FAMILY
FURNISHINGS
SELECTED STORIES, 1995—2014

ALICE
MUNRO

传家之物
艾丽丝·门罗
自选集

[加] 艾丽丝·门罗 著 李玉瑶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Family furnishings: selected stories, 1995—2014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2014 by Alice Munr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ver illustration © 2017 by Jody Hewgill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家之物 : 艾丽丝·门罗自选集 / （加） 艾丽丝·门罗著 ; 李玉瑶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598-0264-4

Ⅰ. ①传… Ⅱ. ①艾… ②李…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5158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雷韵

特约编辑：张亦非

封面插图：Jody Hewgill

装帧设计：山川 @ Gabryl Duke Workshop

内文制作：陈基胜

好女人的爱情

雅加达

孩子们留下

我母亲的梦

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

传家之物

荨麻

熊从山那边来

逃离

马上

激情

石城远望

挣光景

雇佣女工

回家

多重空间

木头

孩子的游戏

幸福过了头

抵达日本

阿蒙森

火车

眼睛

亲爱的生活

梁柱结构

好女人的爱情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过去二十几年间，瓦利曾有一家博物馆，专门收藏照片、搅乳器、马具、旧式牙医用椅、笨重的苹果削皮器这类什物，还有一些稀奇玩意儿，比如一种用在电线杆上的精巧玻璃瓷绝缘器。

藏品中还有一只红箱子，印有“验光师D. M. 威伦斯”字样，并附说明，上书：“验光师器材箱。年代虽非久远，然于本地意义甚巨，盖因其主D. M. 威伦斯先生1951年溺亡于佩里格林河。此箱于事故中幸存，匿名捐赠者盖亦寻获者，将其遣至敝馆，成其特藏。”

眼膜曲率镜让人想起雪人。特别是上半部分，是块镶在中空手柄上的大圆片，上面摞着另一块小些的圆片。大圆片上有个透视孔，供更换不同度数的镜片时查看。手柄沉甸甸的，电池还装在里面。如果取出电池，把一根两端带圆片的配套金属棒装进手柄，就可以插电使用。不过用得上这仪器的地方，并不是都有电源的。

检影镜看上去要复杂些。圆形前额夹下那部分像个小精灵的脑袋，扁平的圆形脸孔上扣了一顶尖尖的金属帽。它朝着一根细柱呈四十五度倾斜，柱里有盏小灯，应该能从顶上发光。扁脸由玻璃制成，像一面黑色镜子。

整套仪器都是黑的，但那只是涂料的颜色。在那些想必是验光师最常摩挲的部位，涂料已经剥落，一小块闪亮的银色金属清晰可见。

一 日德兰

此地被称为日德兰。有过一座磨坊和几个小村落，但都在上世纪末悉数消失，从没成过什么气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场著名的海战 [1] ，但事实上早在那次战役爆发前多年，这里就荒废殆尽了。

1951年早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三个男孩来到这里，他们跟大多数孩子一样，相信这个地名源自几块从河岸直伸出去的老旧木板，还有一排直立在浅滩上的厚木板，它们构成一道参差不齐的栅栏 [2] （其实这是一座水坝的遗迹，建于水泥发明之前）。几块木板、一堆基石、一丛紫丁香、几棵害黑节疤病而变形的硕大苹果树，以及每年夏天都爬满荨麻的磨坊水渠浅沟，作为其他几样仅存的痕迹，揭示着这里的过去。

有一条道，确切地说是条小径，从镇上的大路通到这里，不过路面上从没铺过碎石，在地图上不过是条虚线，以示规划待修。夏季开车去河里游泳的人和夜里想找个地方停车的情侣们常走这条道。快到浅沟那儿有个掉头的地方，不过在雨水丰沛的年头，荨麻、白芷和木茎野毒芹会覆满这一整块区域，汽车有时不得不一路倒回大路上去。

那个春日的早晨，有两道车辙通向水边，清晰可辨，但这些男孩谁都没留意，他们满脑子只想着游泳。至少他们管那叫游泳；回到镇上，他们会说地上的雪还没化尽，他们就在日德兰游过泳了。

上游这儿比靠近镇子的河滩冷一些。岸边的树木尚未抽芽，目之所及的唯一绿色，是地上小片小片的韭葱和菠菜般鲜嫩的驴蹄草，散布在每条入河的小溪沿岸。在对岸，几棵雪松树下，他们发现了自己着意搜寻的目标——一段绵长、低矮、结实的河岸，积着雪，石头般灰蒙蒙的。

雪还没化尽呢。

这下他们可以跳入水中，感觉寒意像冰刃一般刺进身体。冰刃仿佛扎穿他们的眼窝，从里面直戳天灵盖。他们可以挥几下胳膊蹬几下腿就爬上岸，浑身哆嗦，牙齿格格作响；他们会把麻木的四肢塞进衣服里，忍受惊吓过度后血液重回身体的痛楚，同时如释重负地想，总算没人能说他们吹牛了。

他们不曾注意到的车辙直直地穿过浅沟延伸至此。这会儿沟里什么也没长，只倒伏着上年遗留的黄色枯草。车辙穿过浅沟，一路通向河里，毫无试图掉头的迹象。男孩们从上面踩过。不过，此时他们离河水很近了，这才注意到那个比车辙更不寻常的东西。

水里有一片淡蓝色光泽，并非天空的倒影。那是一辆完整的汽车，斜栽在水塘里，前轮和车鼻子陷进河底的淤泥当中，后保险杠几乎要冲出水面。当时的汽车里，淡蓝的颜色并不多见，而其圆鼓的形状亦非一般。他们当即认了出来。是那辆英国小汽车，奥斯汀牌，绝对是全县唯一的一部。车主是验光师威伦斯先生。他开车的模样活像个卡通人物，因为他矮矮壮壮的，肩膀厚实，脑袋硕大。他总像是被人塞进自己的小车里，仿佛穿了一身快撑爆的衣服。

车顶有扇天窗，天气暖和的日子，威伦斯先生会打开它。这会儿天窗开着。车里的情形他们看不太清楚。车身的颜色突出了它在水中的轮廓，然而河水确实有点浑浊，模糊了色彩不够明亮的部分。男孩们先是蹲在河岸上，后来索性趴在地上，乌龟一样探出脑袋，想看个明白。水下有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像某种大型动物的尾巴，从车顶的天窗伸出来，缓缓摇曳着。没多久他们就辨认出，那是一条胳膊，套在袖子里，是一件厚毛料质地的深色外套。车里似乎有具男尸，一定是威伦斯先生了，姿态诡异。水流的力量——即便这池塘只是个磨坊贮水池，每年此时，水流也颇有力道——不知怎地把他从座位上托起，左推右搡，令他一侧肩膀顶住车顶，一条胳膊伸出天窗。他的头部想必被推向下方，抵着驾驶座那一侧的门窗。一侧前轮相比另一侧在河底陷得更深，这意味着车子不仅前倾后翘，而且左右不平。事实上，身体卡成这种姿势，说明车窗应该开着，脑袋则探出车窗。不过他们想不到这些。他们凭记忆拼凑出威伦斯先生的模样——一张大方脸，经常夸张地皱着眉头，不过从不真正令人生畏。头发稀疏拳曲，头顶处呈红棕色或黄铜色，斜梳过额头。眉毛颜色比头发深，又浓又杂，仿佛眼睛上顶着两条毛毛虫。就像很多大人的脸一样，这张脸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古怪了，溺水的样子倒也并不会更吓人。但此刻他们只看得见那条胳膊和他苍白的手。待他们适应了透过水去看东西，那只手就显得颇为真切了。它颤抖而迟疑地挥动着，好似一片羽毛，却又像面团一样结实。而且只要你完全习惯了它的存在，就会感到它如此寻常。每片指甲宛如一张张洁净的小脸，机智地显出平日招呼人的模样，与其处境格格不入。

“好家伙！”这些男孩们脱口而出。体力正在恢复，语气还带着深深的敬意，乃至感激之情。“好家伙。”

这是他们今年第一回出门。他们来时穿过了佩里格林河大桥，这座单车道双拱桥被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抑或“死亡陷阱”。其实，桥南端的急转弯才是危险所在，跟桥本身没多大关系。

桥上有条普通人行道，可他们没走。印象中他们从没走过这条道。或许很多年前走过，那时他们还小，得由大人牵着。但那些日子对他们而言早已烟消云散；哪怕看到快照中的证据，或者被迫听家人谈话时提及，他们也拒绝承认。

他们走的是人行道对面的铁架，宽约二十厘米，高出桥面约三十厘米的样子。佩里格林河正把积攒一冬、已趋融化的大片冰雪往休伦湖冲去。年年泛滥的洪水把平地灌成湖泊，冲倒小树，冲垮沿途所有的船和棚屋，如今水位仍未回落。细流从田野里淌来，泥土搅浑了河水，在苍白的日光下，水面宛如沸腾的奶油布丁。不过，如果谁跌入水中，它就会冻住这个人的血液，带他冲入湖中，或者一头撞上河堤。

汽车冲他们按喇叭，以示警告或责备。不过他们并不理会。他们排成一路纵队，像梦游者一样若无其事。在桥的北端，他们下到河滩，寻找去年走过的小路。洪水余威尚在，小路依稀可辨。一路上，你得钻过冲垮的灌木丛，从一块沾满泥巴的草丘跳上另一块。有时他们一跳，会不小心落进泥潭，或掉进洪水留下的水洼里。而一旦脚湿了，也就无所谓落脚点了，索性大步流星踏入泥浆，踩进水塘，弄得泥水从胶靴口灌进去。风暖洋洋的，把云扯成一缕缕旧羊毛絮，河鸥和乌鸦在河面上聒噪着滑翔而过。秃鹰在他们头顶盘旋，虎视眈眈；知更鸟刚飞回这里，红翅膀的黑鹂鸟成对地来回穿梭，鲜艳夺目，仿佛刚浸过颜料。

“该带把点22口径的来。”

“该带把点12口径的。”

他们已经过了举着树枝、口里发出砰砰声的年纪。他们带着漫不经心的遗憾口气，就跟真有枪似的。

他们爬上北岸，来到一片裸露的沙地。据说海龟会在这儿的沙里产卵。不过还不到时候，况且海龟蛋其实也是多年前的传说了——这些男孩们没谁见过。然而他们还是在沙地里踢来踩去，以防万一。接着他们开始四下寻找一个地方，他们中有一个人和朋友去年在那里捡到一根牛髋骨，应该是被洪水从哪个屠宰场冲下来的。河流每年必定要把大量惊人、笨重、奇特或寻常的东西卷起，沉积到别处。有成卷的电线、整段完好的楼梯、弯折的铲子、爆米花锅等等。牛髋骨当时正卡在一根漆树的树枝上——看着挺配，因为这树枝相当平滑，时而带些毛糙的锥形尖儿，恰似牛角或鹿茸。

他们四下折腾了一番，切切·弗恩斯还把那根树枝指给大伙看，可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那回找到骨头的是切切·弗恩斯和拉尔夫·迪勒。切切·弗恩斯被问及骨头的去向时回答道：“拉尔夫拿走啦。”这会儿跟他一起的两个男孩——吉米·博克斯和巴德·索尔特——明白个中缘由。切切从不带任何东西回家，除非那东西小巧易藏，不会被他爸发现。

他们聊起过去几年可能发现或已经发现的各种有用之物。栅栏木可以做成小筏子，零散的木头可以集中起来，设法建一间棚屋或一艘小船。要是找到些散架的捕麝鼠夹，那才叫运气。简直可以做上生意啦。多捡些木材做绷板，再偷几把剥皮的刀子。他们知道有间空棚子，在原先马场后头的一条死胡同里，于是讨论起如何占用它。门上有把扣锁，但你说不定可以从窗户钻进去，趁夜卸下窗板，白天再装回去。干活时你可以打手电。不，还是用盏灯吧。剥下麝鼠皮，把皮绷紧，能卖一大笔钱。

计划越说越真，他们已经开始操心把值钱的皮子整天留在棚子里的问题了。得有一个人留下来看守，其他人则出去检查布下的捕鼠夹。（没人提上学的事。）

他们一路聊着，出了镇子。他们说话的模样，好像自己完全是逍遥自在的，或是基本自由的，仿佛自己不用上学，没有家人同住，也不用遭受他们这个年纪不得不忍受的种种羞辱。而且，仿佛这整片地区和别人的工作，都会为他们的事业和探险活动提供一切所需，他们只管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们对话中还有一个变化是：彼此已不再以姓名相称。他们本来也不怎么用对方的真名，就连“小子”这类家里人喊的绰号也不例外。不过，在学校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有个别名，有些根据他们的相貌或说话的特点而来，比如“暴眼”或“话唠”，还有一些，像“烂饭桶”或“傻屌”，则源自得名者及其兄弟、父辈、叔伯或实或虚的人生经历——这类外号往往会沿用好几十年。来到树林里、河滩上时，他们也不用这些称谓。互相招呼时，他们只简单地喊一声“嘿”。那些低级的、猥亵的、大人们可能闻所未闻的绰号，一喊出来就会破坏此刻的感觉，一种全然不介意彼此的相貌、习惯、出身和过去的感觉。

然而，他们并不把对方看作朋友。他们不会认为某人是最好的朋友，或者第二好的朋友，也不会把人在这些位置上摆来摆去，就像女孩子们那样。这三个男孩中，随便选一个，用至少一打男孩中的任意一个替换，剩下的两个男孩也会分毫不差地给予他同等待遇。他们差不多都在九到十二岁之间，已经过了乖乖待在院子里、家门口的年纪，却还不能去工作——哪怕在商店门口扫人行道，或者骑自行车送杂货也不行。他们大多住小镇北面，这意味着一到年龄，就会有人指望他们去接手这类活计，而且也不会有谁送他们去上爱普比学院 [3] 或者加拿大学院 [4] 。他们当中没谁住破房子，也都没有坐牢的亲戚。尽管如此，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以及所肩负的期望，仍不尽相同。不过，一旦他们走得够远，远得看不到县监狱、谷仓升降机、教堂的尖顶，也听不到法院大楼的钟声时，这些差别便冰消瓦解了。

回去的路上他们走得很快。有时迈着疾步，不过并没有奔跑。蹦跳、戏耍、溅水，全都没有了，来时一路的怪叫和嚷嚷也偃旗息鼓。看到潮水冲来的意外之物，他们只是留了心，不再去捡。事实上，他们走得像大人一样，步速均匀，只走大路，心里沉甸甸地压着个问题：该去哪儿，该做什么？像好多大人一样，他们面前拦着件事，眼前有一幅画面，把他们和现实世界隔开。池塘、汽车、胳膊、手。他们隐隐觉得，到了某个临界点，自己就会忍不住喊出声来。他们会叫喊着冲到镇上，到处嚷嚷这个消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他们照例从铁架上过桥。不过已经失去了冒着风险、鼓起勇气或若无其事的感觉。跟走人行道没什么两样。

他们没走通向港口和广场那条带急弯的路，而是沿铁路车棚附近的一条小路径直爬上河岸。这时，每过一刻钟就会报时的大钟敲响了。十二点一刻。

这会儿正是人们走回家吃午饭的时候。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下午休息。但在商店工作的人得照常上班，星期六晚上商店一直要开到夜里十点或十一点。

大多数人回家都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货真价实的饭。猪排、香肠、烧牛肉，或者农家肉卷。当然还有土豆，要么做成土豆泥，要么是薯条，以及冬天窖藏的根茎类蔬菜、卷心菜或奶油洋葱（少数几个主妇，或手头宽裕或不太会过日子，会开一听豌豆或利马豆罐头）。面包、松饼、腌菜、馅饼。无家可归者或有家不肯回的人，也买这类食物果腹，他们通常在坎伯兰公爵酒吧或者麦钱特酒店坐下来，或少花些钱去舍威尔乳品吧雾蒙蒙的玻璃窗后面找个位置。

往家赶的大多是男人。女人们已经在家了——她们永远在家。但是，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迫不得已去商店或办公室工作，她们要么丈夫已故，要么丈夫生病，要么干脆没有过丈夫。她们和这些男孩的妈妈是朋友，哪怕隔着马路，也会大声招呼男孩们（其中要数巴德·索尔特最倒霉，她们都喊他“小家伙” [5] ），语调快活或揶揄，让男孩们顿时想起，她们对自家的情况，还有自己遥远婴儿时期的破事，全都门儿清。

前来打招呼的男人则不会费心去叫男孩们的名字，就算熟识也不叫。他们会叫他们“男孩”或“年轻人”，偶尔也叫“先生们”。

“你们好啊，先生们。”

“你们几个男孩这是要回家吗？”

“你们这几个年轻人今天早上搞什么鬼名堂去啦？”

所有这些问候多少都带着打趣的意味，但其中还是有差别的。比起喊他们“男孩”的人，管他们叫“年轻人”的人态度更和善些——或者希望显得更和善。“男孩”或许只是开场白，接下来该是一顿训斥，针对某种不详或具体的冒犯。“年轻人”暗示说话者自己也年轻过。“先生们”则明摆着是嘲弄和蔑视，好在不会成为任何责骂的前奏，因为说话者根本不屑为之。

回话时，男孩们的视线不会超过女士的拎包或男士的喉结。他们利落地回答“你好”，不然没准儿会惹上麻烦，回答询问时他们则说“是的先生”、“不先生”和“没干什么”。即便在这样一个日子，这些跟他们搭话的声音仍然使他们警惕、令他们困惑，他们像平时一样谨慎回话。

在某个拐角处，一行人得分手了。切切·弗恩斯向来最急于回家，率先脱队。他说：“饭后见。”

巴德·索尔特说：“嗯。到时候咱们得去趟镇上。”

那意思他们都心领神会，是“去趟镇上的警察局”。看来，他们无需商量就达成了一套新的行动计划，一个更稳妥地通报消息的方案。然而他们并没说好是不是在家也要守口如瓶。巴德·索尔特或吉米·博克斯没什么理由保持沉默。

切切·弗恩斯不论大小事情从不跟家里说。

切切·弗恩斯是家中独子。他父母的年纪比大多数男孩的爸妈要大些，但也可能只是显老，因为他们一起过着一种折磨人的生活。切切跟两个男孩告别后就一路快走，最后一个街区他通常都是快步经过。不是因为他渴望回家，或觉得早点到家就能让事情好转。他也许只想让时间过得快些，因为在最后这个街区，他总是感到忧心忡忡。

他妈妈在厨房。很好。她虽然还穿着睡衣，但好歹下了床。他爸爸不在家，也是件好事。他爸爸在谷仓升降机那儿干活，星期六下午不上班，这会儿要不在家，可能就是直接去了坎伯兰。这意味着当天迟些时候他们才需要应付他。

切切他爸的名字也叫切切·弗恩斯。这是个在瓦利家喻户晓的名字，一般人都对它满怀感情、心知肚明。就算三四十年后，有人讲故事提到此名，大家仍会默认是在讲父亲，而非儿子。假如有相对晚近才搬来镇上的人说：“那听起来不像切切呀。”他会被告知，没人说的是那个切切。

“不是他，咱们说的是他家老头子。”

众人谈论着那次切切·弗恩斯去医院——或是被送去医院——治肺炎，还是治别的什么重病，护士用湿毛巾还是湿床单裹住他，让他退烧。他出了身汗，烧倒是退了，所有的毛巾和床单都变成了棕黄色。是他体内的尼古丁。护士们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形。切切则兴高采烈的。他宣称自己打十岁起就开始抽烟喝酒了。

还有他上教堂那回。很难想象他怎么会去，不过那是浸信会教堂，他老婆是浸信会的，可能是为了讨好她吧，但那才更叫人不可思议。他去的那个星期天，教堂正在供应圣餐。在浸信会教堂，面包还是面包，葡萄酒却换成了葡萄汁。“什么玩意儿？”切切·弗恩斯大声嚷嚷，“这要是羔羊的血，它肯定得了他妈的贫血病。”

弗恩斯家的厨房正在准备午餐。一条切好的面包搁在桌上，一个甜菜丁罐头已经打开。几片香肠在煎鸡蛋之前就已经煎好了，放在炉顶保温。顺序应该倒过来才对。切切妈妈刚把鸡蛋下锅。她伏身于炉子上方，一手拿着煎蛋锅铲，一手捂在肚子上，正忍着痛。

切切从她手里接过铲子，把电炉关小，火开得太大了。他不得不把煎锅抬离炉子，等炉温降低，以免把蛋白煎得太硬或把蛋的边缘烧焦。他没来得及擦去锅里的旧油渍，就丢了一小块新猪油进去。他妈妈从不擦掉旧油渍，任它留在锅里，从上一顿用到下一顿，实在不行了才添一点新猪油。

他等炉子达到满意的温度，才把煎锅放回去，慢慢调整边缘七歪八扭的鸡蛋，煎成光滑的圆形。他找了把干净汤匙，舀了点滚热的猪油淋在蛋黄上，让它们定型。他和妈妈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不过他妈妈经常煎不好。他爸爸喜欢吃双面煎的鸡蛋，翻面后像煎饼一样压扁，要煎得像皮鞋一样硬邦邦，让胡椒弄得黑乎乎的。切切也会煎他喜欢吃的那种。

别的男孩对他的娴熟厨艺一无所知，同样也不晓得他还弄了个藏物所，就在家门口，餐厅窗外那丛日本伏牛花后头的死角里。

他忙着把蛋煎完，他妈妈则坐在窗边椅子上，留意着街上。他爸爸仍有可能回来找东西吃。他或许还没喝醉。话说回来，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总是取决于醉酒的程度。倘若他这会儿走进厨房，大概会吩咐切切给他也煎几个蛋。接着，他会问儿子怎么没系围裙，会说他都够给人当个像样的老婆了。这是他心情好时的言行。假如换种心情，就会先是死瞪着切切——也就是用一种虚张声势、不近情理的威胁眼神盯着他看——然后警告他小心点。

“你自以为很聪明，是不是？哼，奉劝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这种时候，若是切切瞪回去，或者不看他，或者铲子脱了手、搁下铲子时发出一点声音，或者哪怕他小心翼翼，不掉下任何东西、也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爸爸还是动不动就会龇着牙，像狗一样嚎叫起来。这模样或许显得可笑——也确实可笑，不过他可是来真的。顷刻间，食物和盘子就扔到了地上，桌子椅子都掀了个底朝天，他会撵着切切满屋子跑，一边吼叫着，说这回可要好好修理他，把他的脸按扁在热炉子上，感觉会怎样？你会笃定他已经疯了。然而，这时若传来敲门声——比方说，哪个朋友过来接他——眨眼间，他的表情就会恢复如常，他会打开门，风趣地大声招呼朋友：“马上来。本来该请你进来，可老婆又在摔盘子啦。”

他没指望别人相信。这么说无非是想把家里发生的事变成一句笑话。

切切妈妈问他，天气有没有变暖和，早上上哪儿去了。

“有啊，”他回答，又补充道，“去河滩了。”

她说她就觉得能从他身上闻到风的味道。

“知道吃完饭我要干啥吗？”她说，“我要抱个热水瓶，回床上休息。这样说不定就能养好精神，有点动力干活。”

她几乎每回都说要这么做，但每次都好像刚起这个念头，憧憬不已。

巴德·索尔特有两个姐姐，要不是被妈妈逼着，她们是从不干正经事的。而且，她们到处摆弄头发、涂指甲油、擦鞋、化妆，甚至换衣服，在自己的卧室或浴室之外也毫不避讳。她们的梳子、卷发棒、扑面粉、指甲油和鞋油在家里丢得到处都是。另外，每个椅背上都搭满她们刚熨好的裙子和衣服，地板上每一块可利用的空间都铺着毛巾，摊着她们待干的毛衣。（只要你走近这些放衣服的地方，她们便会对你放声尖叫。）在所有镜子面前她们都要驻足一番——大厅衣帽架上的镜子、餐厅餐具柜上的镜子，还有厨房门边的镜子，下面的架子永远被安全别针、发夹、硬币、纽扣、铅笔头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她们中的一个会在一面镜子前一站就是二十分钟左右，从各种角度打量自己，检查牙齿，把头发朝后拢，再抖到前面。最后，她终于看上去心满意足地走开了，或者至少是照完镜子了，可才走到下一间房间，看到下一面镜子，她就会把这一套全部再做一遍，好像刚换了颗新脑袋。

这会儿，他的大姐，算是长得好看的那个，正站在厨房镜子前，摘头发上的夹子。她满头都是闪闪发亮的发卷儿，像爬满了一只只蜗牛。另一个姐姐则奉母命正在捣土豆泥。五岁的弟弟已经在餐桌边就位，拿着刀叉上下乱敲，嚷嚷着：“服务员，服务员呢？”

这是跟他们的爸爸学的，他曾经开玩笑地这么做过。

巴德经过弟弟的椅子背后，悄声说：“看，她又在往土豆泥里掺块块了。”

他让弟弟相信，土豆泥里的块块是另外加进去的，碗橱里就有，就像把葡萄干加进米布丁里。

弟弟这下子不喊了，开始抱怨。

“要是她加了块块，我一口也不吃，妈妈，她要是加块块，我一口也不吃啦。”

“哎哟，别傻了。”巴德的妈妈说。她忙着煎配猪排的苹果片和洋葱圈。“别像个奶娃似的嚷个没完。”

“是巴德惹他的，”大姐报告，“巴德跑去说她正在加块块。巴德老这么骗他，他还真信。”

“该把巴德的脸打开花。”多丽丝，也就是正在捣土豆泥的姐姐说道。她可不只是这般不痛不痒地撂话，有一回她愣是在巴德一侧脸颊上抓出一道伤疤。

巴德朝碗柜走过去，上面搁着一个待冷却的大黄馅饼。他拿了一把叉子开始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戳，馅饼释放出诱人的蒸汽，充满柔和的肉桂香。他试着拨开饼面上的一个口子，想尝尝里面的馅儿。弟弟看到他在干的事，不过什么都不敢说。弟弟被宠坏了，而且总受到两个姐姐的维护——全家上下他唯一敬畏的就是巴德。

“服务员。”他继续说，不过声调换成了一种若有所思的低喃。

多丽丝朝碗柜走来，打算拿碗盛土豆泥。巴德一惊，把馅饼弄塌一块。

“现在他来破坏馅饼了，”多丽丝说，“妈妈——他在破坏你的馅饼了。”

“闭上你的狗嘴。”巴德说。

“不准碰馅饼，”巴德的妈妈用一种熟练的、不怒自威的口吻说，“不准说脏话。不准打小报告。都成熟点。”

吉米·博克斯坐在一张拥挤的桌边吃午餐。他、父母、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妹妹，都跟外婆、玛丽姨婆还有单身汉舅舅一起，住在外婆的房子里。他爸在房后的棚子里开了个自行车修车铺，他妈在霍内克百货商店上班。

吉米的爸爸是个瘸子——二十二岁得脊髓灰质炎的后果。他走起路来从髋关节开始上半身前倾，拄着一根拐杖。他在修车铺干活时，这毛病倒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正好需要经常弯腰。而走在街上时，他的确显得十分怪异，不过没人给他起外号或学他的样子。他一度是镇上著名的冰球手和棒球手，昔日的优雅和勇猛至今尚存，令人对他的现状心怀恻隐，只将其看作他正经历的一个阶段（尽管是最后一个阶段了）。他讲无厘头的笑话，语调积极爽朗，还否认叫他眼窝深陷、常常夜不能寐的痛楚，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此外，与切切·弗恩斯的爸爸不同，他走进自家房门时不会换上另一副腔调。

不过，当然了，这并不是他的房子。老婆是在他瘸了之后嫁给他的，尽管订婚时他还很健康。而搬去跟她妈妈同住似乎顺理成章，这样他们有孩子以后，老婆出去工作，她妈妈可以帮忙照料。对丈母娘来说，再接纳一个家庭似乎也天经地义。同样天经地义的，还有她妹妹玛丽失明后搬来同住，以及她那极度羞涩的儿子弗雷德，除非找到更中意的去处，否则就要一直在家里住下去。这家人对各种重负照单全收，比接受坏天气还要泰然自若。事实上，他们没人会把吉米爸爸的处境、玛丽姨婆的视力、弗雷德的内向说成是负担或麻烦。缺陷、逆境和健康、顺境，他们全都一视同仁，好像它们十分稀松平常。

这家人有一个传统信念，他们相信吉米的外婆厨艺一流，这可能一度是事实，但最近几年她的手艺已大不如前。他们厉行节约，即便现在已经大可不必。吉米的妈妈和舅舅收入都不错，玛丽姨婆有养老金，修车铺的生意也相当兴隆，但他们家仍旧在该用三个鸡蛋时只用一个，在肉馅糕里总是多加一杯燕麦，又试图通过多加辣醋酱汁、在蛋奶糊上多撒肉蔻粉来作为补偿。不过大家毫无怨言。所有人都赞不绝口。在这家里，抱怨犹如球形闪电般百年难遇。人人都把“对不起”挂在嘴边，就连两个小妹妹不小心撞上对方时，也会说“对不起”。在餐桌上，人人边传递食物边说“请”、“谢谢你”，仿佛每天都有客人在场。这就是他们共处一室的方式——所有人挨挨挤挤地塞满这幢房子，每个钩子都挂满层层衣服，每条栏杆总搭着一堆外套，餐厅里永远搭着给吉米和他舅舅的帆布床，碗柜隐身于厚厚一叠待熨烫缝补的衣服下面。没人把楼梯踩得咚咚响，没人摔门，也没人大声放收音机，或说刺耳的话。

这是否能解释那个星期六午餐时吉米为何一言不发？他们全都缄口不提此事，三个男孩都一样。切切的情形不难理解。他爸爸根本不可能相信切切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他会理所当然地骂切切是个骗子。他妈妈对一切事物的判断标准是他爸会有什么反应，她会认为，哪怕他只是去警察局报告，家里也会闹翻天（这点她是对的），因此八成会拜托他保持沉默。不过，另外两个男孩的家人都算得上通情达理，他俩本该开口才对。吉米家会有一阵惊恐和非难，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承认，这不是吉米的错。

巴德的姐姐们会问他是不是疯了。她们还会反咬一口，说像他这种人，一定是因为那些个恶习才会碰上死人。然而他爸爸是个明事理、有耐心的男人，他在火车站当货运经纪人，不知听了多少又臭又长的诡异故事。他会叫巴德的姐姐们闭嘴，经过一番严肃的恳谈，确定巴德说的话句句属实，并无夸大，然后致电警察局。

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在于，各自家里都是琐事繁杂，人人忙得不可开交。那两个男孩家如此。切切家也差不离，因为就算他爸不在，也还总能感受到他癫狂时带来的威胁和留下的记忆。

“你讲了没？”

“你呢？”

“我也没。”

他们走到镇上，却完全没去想往哪里走。一行人拐上希普卡大街，不知不觉间从威伦斯夫妇居住的灰泥平房前走过，认出这间房子时已经在它正前方了。大门两旁各有一扇小飘窗，最上面的台阶宽得够放两把椅子，这会儿椅子不在，不过夏天的晚上，威伦斯先生和太太总会坐在那儿。房子一侧加盖了一间平房，也有一扇朝街开的门，从另一条小径通向大街。那门旁的标牌上写着：“验光师D. M. 威伦斯。”这几个男孩都没来过这家诊所，但是吉米的姨婆玛丽定期来这儿开眼药水，他外婆是在这儿配的眼镜。巴德·索尔特的妈妈也一样。

外墙上的灰泥呈灰粉色，门和窗框漆成了褐色。防风窗尚未卸下，镇上的房子大多如此。这栋房子毫无特殊之处，但它种满花的前院却远近皆知。威伦斯太太是位有声望的园丁，她并不像吉米的外婆和巴德的妈妈那样，沿菜园边缘种几长排花。她把花种在圆形和月牙形的花床里，铺满整个园子，树下的花则围成一圈一圈的。不出两周，草坪上就该开满水仙花了。不过此刻唯一盛开的只有屋角的一丛连翘，长得几乎有屋檐那么高，宛如喷泉涌水般让四周的空气里弥漫着亮眼的黄。

连翘丛有点动静，不是风吹的缘故，一个弯着腰的棕色身影从里面钻了出来。那是身穿旧园艺衣的威伦斯太太，她是个矮胖的女人，身着宽松的裤子和有点扯破了的外套，戴着一顶可能是她丈夫的鸭舌帽——帽檐滑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她手里还抓着一把大剪刀。

他们立即放慢脚步——否则只能撒腿狂奔了。或许他们以为这样便不会引起她注意，可以蒙混过关。可她已经看到他们了，这才匆匆钻出来。

“我看你们几个，傻盯着我的连翘花看，”威伦斯太太说，“要不要带一些回家？”

他们傻盯着的可不是什么连翘花，而是面前的整个场景——房子模样依旧，诊所门口的招牌、透光的窗帘。没有空无的气息，没有不祥的意味，没有一丝迹象显示威伦斯先生不在屋里，或者他的汽车没停在诊所后的停车场，而是在日德兰的池塘中。跟大伙料想的一样——镇上人人都这么说——雪才刚融，威伦斯太太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了。她用人们熟悉的嘶哑烟嗓喊话，语气鲁莽、咄咄逼人，却并无敌意——就算隔了半个街区，或者在任何一家商店里响起，这声音也能让人辨识出来。

“等等，”她说，“等一下，我这就给剪一些你们。”

她随即挑出开满明黄色小花的枝条利落挥剪，待剪得差不多了，便抱着一大捆把脸都挡住的花枝朝他们走来。

“拿着，”她说，“把这些带回去给你们的妈妈。连翘看着就是舒服，它们是春天里最先开的呢。”她把那堆花枝分给他们。“就像高卢一样，”她说，“整个高卢分为三部分 [6] 。你们要是上拉丁语课，肯定知道这个。”

“我们还没上高中。”吉米说。他的家庭环境让他比另外两个男孩更擅长跟女士搭话。

“是吗？”她说，“那么，你们可有盼头啦。跟你们的妈妈说，把它们放在温水里。噢，我相信她们已经知道这个了。我也给你们剪了些花没全开的枝条，这样它们可以开很久。”

他们说了谢谢——吉米带的头，另两个学的样。他们抱着满怀的花，朝镇中心走去。他们可不打算调头把花送回家，他们算准她不清楚他们住在哪儿。等走过半个街区，他们偷偷回望，想知道她有没有盯着他们看。

她没有。再说人行道边的一幢大房子已经把视线完全屏蔽了。

连翘花让他们脑筋转了起来。抱着花挺难为情，如何脱手则是个问题。要不是这花，让他们伤脑筋的就是威伦斯先生和太太了。她在院子里忙活，他则淹死在车里，这是怎么回事？她是知道他的下落，还是不知道？看她的样子是不知情。她到底知不知道他出门？从她的举止来看，没什么不对劲，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他们三个站在她面前时，感到似乎真是如此。他们此前的所知所见，好像都被她的茫然无觉驱散击溃了。

两个女孩骑车绕过街角。其中一个是巴德的姐姐多丽丝。两个女孩立刻开始按车铃，大呼小叫起来。

“哎呀，看看这些花儿！”她们高喊，“婚礼是在哪里举行呀？瞅瞅这些漂亮的伴娘哟！”

巴德喊出他能想到的恶毒至极的话予以反击。

“你一屁股都是血。”

她当然没有一屁股血，但这之前确实发生过——她放学回家时，裙子上有血迹。每个人都看到了，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他确信她回家后要告他的状，但她始终没吭声。那事让她觉得太丢脸了，就算是为了找他的麻烦，她也难以启齿。

他们意识到这花非得赶快扔掉不可，于是干脆往停着的一辆车底下一塞了事。他们一边掸掉身上的零星花瓣，一边拐向广场。

那时候，星期六仍是个大日子。村民们在那天会到镇上来。广场周围和小巷边已经停满了车。大些的乡下少男少女，以及小一点的城里孩子和农下孩子纷纷奔向电影场。

在第一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霍内克百货商店。吉米在某个通透的橱窗里看到了自己的妈妈。她已经回到岗位上，正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到一个假人女模特头上，调整面纱，摆弄连衣裙的肩部。她是个矮个儿的女人，得踮起脚才能帮模特穿戴整齐。为了在橱窗内的地毯上走动，她脱掉了鞋子。两团圆滚滚的玫瑰色脚后跟透过丝袜清晰可见；使劲踮脚时，膝盖窝便从裙子开叉处露了出来。之上是一个宽臀，但凹凸有形，透出内裤或腰带的轮廓。吉米可以听见自己脑中响起她轻声嘟囔的声音；也嗅得到她丝袜的气味，她常常一回家就脱掉它们以免抽丝。丝袜和内裤，即便是洁净的女士内裤，都泛着一股子淡淡的、私密的气味，既迷人，又恶心。

他巴望两件事。一是身边这两个男生没注意到她（他们当然注意到了，只不过一个当妈的每天穿戴得漂漂亮亮，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在他们眼里太过古怪，叫他们没法评论，唯有视而不见），二是她不要，千万不要，转过身来看到他。万一她发现了他，准会敲着玻璃，做出打招呼的嘴型。她上班时，在家的寡言持重与刻意的温婉就不见了踪影，和善亲切的态度也变得俏皮起来。他原本很喜欢她这另一面，她的这种活泼，一如他喜欢霍内克百货商店长长的玻璃柜台、上了清漆的木头表面、楼梯顶端的大镜子。拾级而上前往二楼女装部时，他总能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

“我的小淘气来了。”他妈会这么说，有时还偷偷塞个十分钱的硬币给他。但他没法在那儿待超过一分钟。霍内克先生或者太太说不定正盯梢呢。

小淘气。

这称呼从前听起来像叮当响的十分硬币和五分镍币一样悦耳，现在已经悄然成为了一种耻辱。

他们安全通过。

接下来这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坎伯兰公爵酒吧，切切倒并不担心。倘若他爸午饭时间没回家，就意味着他还会在这待上好几个小时。不过“坎伯兰”三个字总让他心事沉重。还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时候，它就会让他的情绪悲伤地急转直下，好像砝码掉进幽暗的水里，直沉下去。

坎伯兰与市政厅之间是一条没铺路面的小巷，市政厅后面就是警察局。三人拐进小巷，很快一阵新的嘈杂灌入耳中，压过了方才街上的动静。这嘈杂并非来自坎伯兰——啤酒吧只有那种又小又高的窗子，类似公共厕所的那种，声音都给蒙住了。它来自警察局。通往警察局的大门，只要天气暖和就会敞着，就算在小巷里都能闻到烟斗里的烟草和雪茄的味道。坐在那里的不仅仅是警察，尤其是星期六的下午，冬日炉火暖洋洋，夏天电扇凉飕飕，遇上今天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就敞着门，放进令人舒坦的空气。博克斯上校在那儿——他们其实早就听见他的喘气声，他有哮喘，大笑过后总会这样呼哧呼哧上好一阵子。他是吉米的亲戚，不过和他家关系疏远，因为他不赞同吉米爸爸的婚事。他每次认出吉米，讲起话来总带着讶异而嘲讽的腔调。“万一他主动给你个25美分硬币或别的什么，你就说你不要。”吉米妈妈曾这样叮嘱他。不过博克斯上校从没说要给他东西。

还有，刚从药店退休的波洛克先生应该也在。以及弗格斯·索利，他人不傻，却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过毒气，变成一副呆相。这帮人成天打牌、抽烟、胡侃，喝的咖啡都是镇里买单（照巴德他爸爸的说法）。任何人想来投诉或报警，这几位都看在眼里，说不定还听得清清楚楚。

像要穿越枪林弹雨。

男孩们走在那扇敞开的大门前几乎停下了脚步。没人注意到他们。博克斯上校正说：“我还没死呢。”是在重复某个故事的最后一句。三人低垂着头慢吞吞地走过门口，踢着路面上的石子。走过大楼拐角，他们加快了速度。公共男厕入口旁的墙上有一团不久前刚留下的疙疙瘩瘩的呕吐物，砾石路上丢了两三个空瓶子。他们不得不走在垃圾桶和市政秘书办公室高高的瞭望窗之间，然后走下砾石路，回到广场。

“我有钱。”切切说。这句据实相告的话让他们好生宽慰。切切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响。他洗好碟子，到前卧室去告诉妈妈自己要出门时，妈妈给了他这钱。“自己从梳妆台上拿五毛钱吧。”她说。她有时会有点钱，尽管他从没见过爸爸给她钱。每次她说“自己拿点”或者给他几枚硬币时，切切都心知肚明，她为自己家过的这种日子感到羞愧，愧对他，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这种时候他不愿看她（尽管他很高兴有钱拿），尤其是当她说，他是个乖孩子，不要觉得她不感激他的努力时。

他们走上通向港口的街道。帕凯特加油站旁有一个售货亭，帕凯特太太在那儿卖热狗、冰激凌、糖果和香烟。她曾拒绝卖香烟给他们，哪怕吉米说是买给舅舅弗雷德的也无济于事。不过她并没有因为他们撒谎就对他们抱有成见。她是个胖嘟嘟的漂亮女人，法裔加拿大人。

他们买了黑色和红色的甘草糖，还打算等午饭消化得差不多、肚子没那么撑时，再买点冰激凌。他们走向一棵绿荫蔽日的大树，树下的篱笆旁立着两张旧汽车座椅。他们分享了甘草糖。

泰尔维特船长坐在另一张座椅上。

泰尔维特船长曾是位货真价实的船长，在湖船上干了很多年。他现在干上了特勤巡警。他负责在学校前拦住车辆，让孩子们过马路，冬天则防止孩子们在小巷里滑雪橇。他会一边吹哨子，一边举起一只大手，手上戴着白手套，像是小丑戴的那种。尽管年迈白头，他却仍旧高大挺拔，肩膀宽阔。他一声令下，车辆都乖乖听话，孩子们也一样。

夜里，他巡查所有商店的大门，看是否上好了锁，确保没人在店里偷东西。白天他常在公共场所打盹。天气不好时，他就睡在图书馆里，天气好的话，他会挑把露天的椅子。他不怎么泡在警察局里，可能是因为重听，没戴助听器就跟不上谈话，而他又跟许多重听者一样讨厌用助听器。而且，他曾旷日持久地从湖船船艄向外眺望，想必早已习惯了独处。

他眼睛闭着，脑袋仰着，让阳光晒到脸上。他们走过去跟他讲话（他们做这决定前没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交换了一个听天由命、模棱两可的眼神），还得把他弄醒。泰尔维特船长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身在何处、是为何时、来者何人。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老式怀表，俨然认定孩子们想问现在几点。可他们继续跟他说个没完，表情既激动又有点害臊。他们七嘴八舌说着“威伦斯先生在日德兰池塘里”，以及“我们看到车了”，还有“淹死了”。他不得不抬起一只手，示意他们安静，另一只手在裤袋深处摸索，掏出他的助听器。他严肃地点点头，带着鼓励的表情，仿佛在说，耐心点，耐心点，一边把那玩意儿塞进耳朵。在调试助听器时，他双手都举了起来——安静、安静。最后他终于又点点头，表情比刚才轻快多了，用一本正经的声音——不过他的严肃在一定程度上是玩笑性质的——说：“继续吧。”

三个男孩当中最沉默的切切——吉米最有礼貌，巴德最大嘴巴——扭转了整个局面。

“你裤子拉链没拉。”他说。

他们随即大叫着跑开了。

他们这股兴奋劲儿一时没有消退。不过这无法分享也无法明说：他们得分道扬镳了。

切切回家去修缮他的藏物所。纸板做的底板过冬时结了冰，现在湿透了得换新的。吉米爬进车库阁楼，他最近在那里发现了一盒曾经属于舅舅弗雷德的《野蛮博士》 [7] 旧杂志。巴德回家后，发现只有妈妈在，她正给餐厅地板打蜡。他看了一小时左右的漫画书，然后把事情和盘托出。他以为妈妈没见过世面，出了这房子就毫无权威，只有给他爸爸打过电话后，她才会知道该怎么做。出乎他意料的是，她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然后才打给他爸。有人去接来了切切和吉米。

一辆警车从镇区道路开往日德兰，一切都得到了确认。一个警察和一位圣公会牧师上门拜访威伦斯太太。

“我没打算麻烦你们的，”据报道威伦斯太太如是说，“我原本想等他到天黑的。”

她告诉他们，威伦斯先生昨天下午开车去乡下，给一位眼瞎的老人送眼药水。有时候他会被事情耽搁，她说。他可能去看看谁，要不就是车坏了。

他有没有情绪低落，或者类似的表现？警方问她。

“哦，当然没有，”牧师说，“他可是唱诗班的台柱子。”

“他可不懂什么叫情绪低落。”威伦斯太太说。

对于这几个男孩乖乖在家坐下来吃午饭，半点口风也没露，之后又去买甘草糖的行为，自有一套说法。一个新绰号——“傻棍儿” [8] ——横空出世，安到他们三个人头上。吉米和巴德一直到离开这个镇子才摆脱这个称呼，而切切——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干起开升降机的活儿——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继承了这绰号。那时已经没人记得其中的典故了。

他们作弄泰尔维特船长的事始终不为人知。

下一次他们三个不得不走过他高举的胳膊，穿过马路去学校时，他们都以为他会想起点什么，会因为受辱或者出于责备，高高在上地睥睨他们。可他举着手，上面戴着那只贵气的、小丑似的白手套，慈祥沉稳如常。他示意放行。

继续走吧。

二 心力衰竭

“肾小球性肾炎。”伊妮德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头一回碰到这样的病例。实际上，奎因太太的肾脏正在衰竭，已回天乏力。她的肾脏不断干萎，变成坚硬而无用的颗粒状肿块。目前她的尿量少而浑浊，呼吸和皮肤散发出一股刺鼻的不祥气味。还隐约有种烂水果味，伊妮德觉得它应该跟病人体表冒出的淡紫棕色斑点有关。她的双腿因为阵阵突如其来的剧痛而痉挛，皮肤奇痒无比，伊妮德只得用冰块给她擦身。她把冰块裹在毛巾里，压住痒处。

“一个人究竟怎么会染上那种病呢？”奎因太太的大姑子问。她是格林太太。奥利芙·格林。 [9] （她解释说，这名字听起来是什么样子，自己结婚前从没细想，婚后忽然发现人人都开始拿这个取笑她。）她住在几公里外的农场，就在公路旁。每隔几天，她会来拿床单、毛巾和睡衣回去洗。孩子们的衣服也是她在清洗，送回来时，所有衣服都熨烫一新，折叠整齐。就连睡衣上的缎带也熨得平平整整。伊妮德对她心怀感激——在有的病人家里，她得自己洗衣服，或者更糟，得堆到妈妈那里，由妈妈在镇上付钱请人洗。她明白格林太太这问题的指向，又不想得罪对方，只得回答：“这很难讲。”

“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格林太太说，“有人说，有的女人会吃一些药。要是月经推迟了，就可以吃那药，如果是为了调理好身体，完全按照医嘱吃，那就没事。可假如出于什么不纯的目的，吃多了，那她们的肾脏就给毁了。我说得对吗？”

“我从来没碰到过那样的病例。”伊妮德说。

格林太太是个高大结实的女人。跟她弟弟鲁珀特，即奎因太太的丈夫一样，长了一只圆滚滚的又短又扁的鼻子，脸上布满讨人喜欢的皱纹——伊妮德的妈妈称之为“土豆似的爱尔兰脸”。但鲁珀特表面的好脾气之下是谨慎和克制。格林太太则怀揣着一颗渴盼的心。伊妮德不知她在渴盼什么。即便只是最简单的交谈，格林太太也兴致勃勃。或许她只是在渴盼什么消息，指望出点大事。称得上事件的那种。

当然，大事就要发生了，至少对这个家来说是桩重大的事。奎因太太就要死了，年仅二十七岁。（她自称是这个岁数——伊妮德觉得应该再加个几岁，只不过病情恶化到这地步，要看出真实年龄就很难了。）等她的肾脏完全停止运转，心脏衰竭，她就会死。医生对伊妮德说过：“这能让你干到夏天，不过你可能在暑热过去之前就能休上假。”

“鲁珀特去北部时认识了她，”格林太太说，“他独自一个人去的，在那儿的林子里干活。她在一家旅馆里做一份活。我也不清楚是干什么的。当女服务员吧。但她不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她说她是在蒙特利尔一家孤儿院长大的。对于这一点，她也做不了主。你会觉得她应该能讲法语，不过就算她会，也从没讲过。” [10]

伊妮德说：“她这辈子挺有意思的。”

“一点没错。”

“她这辈子挺有意思的。”伊妮德又说了一遍。有时她管不住自己——在玩笑话几乎无望奏效的情况下调侃几句。她挑起眉毛摆出鼓励的神情，格林太太还是展现了笑颜。

但这是否意味着她觉得受伤呢？那笑容正是鲁珀特在高中时，为避开某些可能的嘲弄而做出的表情。

“认识她之前，他根本没交过女朋友。”格林太太说。

伊妮德和鲁珀特曾是同班同学，不过她没对格林太太提过。她感觉有点尴尬，因为他曾经是她和女友们取笑、捉弄的几个男孩之一——老实说，是主要的捉弄对象。按她们以前的说法，是“被挑中的”。她们找鲁珀特的茬儿，尾随他走到街上，大声喊：“哈罗，鲁珀特。哈罗，鲁——珀特。”这让他苦恼，脖子涨得通红。“鲁珀特得猩红热喽，”她们会说，“鲁珀特，你该被隔离起来吧。”她们会假装她们中有人——伊妮德、琼·麦考利夫、玛丽安·丹尼——对他有意思。“她想跟你说说话呢，鲁珀特。你怎么都不约她出去？你起码该给她打个电话啊。她想要跟你说话都想疯了。”

她们并不认为他对这些三催四请会真的有所回应。然而要是他有回应，该多欢乐啊。他会被当场拒绝，而糗事会传遍全校。为什么？她们怎会如此对他，一心想羞辱他？很简单，就因为她们乐意。

他不可能忘了这些。但是他对待伊妮德就仿佛初识一般，仿佛她只是他妻子的看护，完全不知她从何方来到他家。伊妮德也效仿他的态度。

事情安排得出奇妥帖，为她省去了额外的操劳。鲁珀特睡在格林太太家，饭也在那里吃。两个小女孩本来也可以住过去，但那样一来她们就得转学了——离学校放暑假只剩不到一个月了。

鲁珀特傍晚会回到家里，跟孩子们聊聊天。

“你们乖不乖？”他问。

“给爸爸看看你们搭的积木，”伊妮德说，“给爸爸看看你们画在彩画本里的画。”

积木、蜡笔、彩画本，都是伊妮德带来的。她打了电话给妈妈，请她去旧箱子里看看能找到些什么。妈妈照办了，还带来一本夹了很多剪纸娃娃的书，不知以前从谁那里弄来的——里面有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 [11] ，以及各式各样的服饰搭配。伊妮德把这些东西都搁到高架上，对小女孩儿们宣称只要不说谢谢，就不把东西拿下来，这才叫她们开口道了谢。七岁的洛伊丝和六岁的西尔维，跟谷仓里的小野猫似的不听管教。

鲁珀特没问这些玩具是从哪儿来的。他告诉女儿们要乖乖的，并问伊妮德需不需要他从镇上买东西。之前她对他提过，她换掉了地下室走道的灯泡，他可以买几个灯泡备用。

“该我来换的。”他说。

“我换灯泡很在行，”伊妮德说，“换保险丝、钉钉子我都行。长久以来，妈妈和我身边都没有男人，都是我们自己来。”她本想借此逗个乐来示好，不过没有奏效。

最后，鲁珀特会问到妻子，伊妮德会回答，她血压降下来点了，或者她晚餐时咽下一点煎蛋卷，还好没吐，或者是冰敷似乎缓解了她皮肤的瘙痒，她睡得安稳些了。鲁珀特会说，如果她睡着了，他最好别进去了。

伊妮德说：“哪儿的话。”见见丈夫，对女人的好处肯定比打个小盹儿强。她带孩子们上楼睡觉，给他们夫妻留出独处的时间。只是鲁珀特待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待伊妮德回到楼下，走进前厅——现在是病房——帮病人准备就寝时，奎因太太总是仰面靠在枕头上，看上去激动却也并无不满。

“他在这儿待不久，是不？”奎因太太会问，“真让我想笑。哈哈哈，你好吗？哈哈哈，我们走了。我们为什么不把她弄出去，往粪堆上一丢？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她当死猫一样扔出去？他就是那样想的，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伊妮德说着拿来脸盆和毛巾，还有擦拭用的酒精和婴儿爽身粉。

“我觉得不是。”奎因太太恶狠狠地重复道，不过她配合地任伊妮德脱掉自己的睡衣，把头发从脸前往后梳，拿毛巾垫在她的屁股下面。伊妮德习惯了人们对赤身裸体大惊小怪的模样，即使他们老得不行或病得很重也一样。有时她不得不戏弄他们，惹恼他们，好让他们清醒点。“你以为我以前没看过人家下面？”她会说，“下面的，上面的，看多了就腻味了。要知道，老天造出来的不就那两个样子。”但奎因太太没有半点羞涩，双腿张开，还自个儿抬起一点，方便伊妮德工作。她是一个娇小而骨架纤细的女人，此时身形怪异，腹部和四肢肿胀，乳房萎缩成两只小小的布袋，葡萄干似的乳头。

“肿得跟猪一样，”奎因太太说，“就是奶头不肿，它们向来也没什么用处。我不像你，奶子从来就没大过。你看我这模样就不会觉得恶心吗？等我死了，你难道不会高兴吗？”

“我要是那么想，就不会在这儿了。”伊妮德回答。

“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奎因太太说，“你们肯定都会这么讲。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我对他是一点儿用途都没了，不是吗？我对任何男人都毫无用处了。他每天晚上都从这儿走出去，就去找女人了，不是吗？”

“据我所知，他是去他姐姐家。”

“据你所知。可你知道个啥。”

伊妮德以为自己明白个中含义，这种怨愤和恶意，这种专门用来寻事拌嘴的力气。奎因太太正四处发起攻击，要树立一个敌人。生病的人会逐渐怨恨起健康的人，有时夫妻，甚至母子之间也无法幸免。就奎因太太的情况而言，丈夫和孩子都成了目标。一个星期六早晨，洛伊丝和西尔维在门廊下做游戏，伊妮德招呼她们来看看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样子。奎因太太早上才洗漱完毕，穿了件干净的睡衣，稀疏的金色细发梳理过了，用一条蓝色缎带系在脑后。（伊妮德若是去照顾女病人，总会随身带上一些这样的缎带——外加一瓶古龙香水和一块香皂。）她确实漂亮——或者你至少能看得出来，她漂亮过：宽阔的额头和高高的颧骨（只是颧骨现在凸得像陶瓷门把手，几乎要戳破皮肤），还有绿莹莹的大眼睛和稚气透亮的牙齿，以及倔强的小下巴。

孩子们乖乖地走进房间，但提不起多大兴趣。

奎因太太说：“别让她们靠近我的床，她们脏兮兮的。”

“她们只是想看看你。”伊妮德说。

“喏，她们这不是看到了，”奎因太太说，“她们现在可以走了。”

这番行径好像并没让孩子们感到意外或失望。她们看着伊妮德，伊妮德说：“好吧，这会儿，你们的妈妈该休息休息了。”她们跑了出去，砰地摔上了厨房的门。

“你可不可以叫她们别这么摔门？”奎因太太说，“她们每次这么摔门，都像一块砖头砸在我胸口上。”

你会以为这两个女儿是吵闹不休的孤儿，被硬塞给她，无期限地借住于此。但有些人在接受自己濒死的事实前，就是这副样子，有时甚至到死前那一刻依然如此。那些比奎因太太脾性温和的人——表面来看如此——会表示，他们很清楚一直以来自己的兄弟姐妹、丈夫、妻子或孩子有多恨他们；别人对他们何等失望，他们又对别人何等心寒；大家看到他们死了，会有多开心。他们很可能是在平静充实的人生终点，身边有满怀爱意的家人环绕时，忽然没来由冒出这通感慨。通常感慨阶段会过去。但往往就在生命将尽的最后几个星期甚至几天里，他们会反复回首前仇旧恨，或为七十年前遭受的某次不公啜泣一番。有一回，有个女人请伊妮德帮她从碗橱拿来一个印着垂柳图案的浅盘，伊妮德以为她是想看这件漂亮的收藏品最后一眼，寻点安慰。岂知她竟用最后那惊人的力气，把它砸碎在床柱上。

“这下我可以确定，我妹妹休想染指它了。”她说。

病人们往往宣称，来探病的人只是想幸灾乐祸一番，而医生则该为他们遭的罪负责。他们看到伊妮德就讨厌，因为她不眠不休耐力惊人，因为她有双不厌其烦的手，因为生命的甘露在她体内流淌不息，达成绝佳的平衡。伊妮德对此习以为常，她能理解他们承受的痛苦、濒死的痛苦，以及有时令死亡也相形见绌的生之痛苦。

但她难以理解奎因太太。

问题不仅在她没法让病人舒服点，还因为她没法心甘情愿地去这么做。她无法抑制自己对这个死到临头、痛苦不堪的年轻女人的厌恶之情。她厌恶自己不得不擦洗、扑粉，用冰块和酒精擦拭、安抚这具躯体。她这下理解人们说厌恶疾病和病体是什么意思了。她理解了为什么有的女人对她说“真不晓得你怎么能干得下去，我绝对当不了护理员，我绝对干不了这种事”。这具身体让她尤为讨厌，她讨厌它特有的一切病痛迹象。它难闻的气味和褪去的颜色，长相邪恶的小奶头和雪貂样的可怜牙齿。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甘堕落的表现。她跟格林太太一样居心不良，能嗅出猖獗的罪恶气息。尽管她是个明悉事理的护理员，尽管慈悲为怀乃是职责所在——肯定也符合她的天性。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不知何故，奎因太太让她想起高中时认识的一些女生——穿廉价衣服，病怏怏的模样，毫无前程可言，却一脸不可理喻的沾沾自喜。她们一般活跃不了一两年——怀了孕，大多数都结了婚。几年后，伊妮德照料过在家分娩的几位，发现她们的自信一去不返，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变成绵羊般的温驯，甚或虔敬。她替她们难过，虽说仍记得当年她们一意孤行时曾是何等毅然。

奎因太太的情况就更棘手了。奎因太太会崩溃再崩溃，但整个人只剩下阴郁乖戾的一面，除了骨子里的腐朽之外再无其他。

伊妮德怀着厌恶之情，已经够难堪了，更难堪的是，奎因太太对此一清二楚。无论伊妮德努力表现得多么耐心、温柔、愉快，也无法阻止奎因太太探知真相。奎因太太因为知情而完全占了上风。

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

伊妮德二十岁那年，即将完成护士培训时，她爸爸卧病瓦利医院，来日无多。就是这个时候，他对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愿意让你干这一行。我不希望你在这种地方工作。”

伊妮德对他俯下身，问，他认为自己身处何种地方呢。“这不就是瓦利医院嘛。”她说。

“这我当然知道，”她爸爸说，语气一贯沉稳明理（他以前是保险和房地产代理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跟我保证你不会。”

“跟你保证什么？”伊妮德问。

“你不会做这种工作。”她爸爸说。她再怎么问，他也不肯再多做解释。他紧抿着嘴，仿佛她的追问让他讨厌。他只肯说两个字：“保证”。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伊妮德问她妈妈。她妈妈说：“哦，就照着做吧。去跟他保证吧。那有什么差别吗？”

伊妮德觉得这么说令人震惊，不过她未做评论。她妈妈看待事物向来是这态度。

“我自己都不理解的事，我没法保证，”她说，“反正我今后大概也不会保证什么。可你要是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该告诉我才是。”

“无非就是他才起的一个念头呗，”她妈妈说，“他认为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得不清白。”

伊妮德说：“不清白。”

她妈妈说，她爸爸反对护理工作的部分原因在于，护士们对男人的身体了如指掌。她爸爸认为——断定——这种了如指掌会改变一个姑娘，进而会改变男人对这个姑娘的看法。这会毁掉她的机遇，给她招来很多的霉运。有的男人会对她失去兴趣，另一些人则会对她产生不正当的兴趣。

“我想这跟他希望你嫁人的意愿也掺和到一起了。”她妈妈说。

“真那样的话，可太糟了。”伊妮德说。

但她最终还是做出了保证。她妈妈说：“好了，但愿这下你满意啦。”不是“他满意”，是“你 ”。仿佛她比伊妮德更早知道这个保证的诱惑力。对临终之人做保证，这种自我否定，这份彻头彻尾的牺牲。越荒谬越好。她正是屈服于此。并非出于对父亲的爱（她妈妈暗示过），而是因为陶醉。纯粹而高贵的倔强。

“倘若他要求你放弃的事你都不大在乎，你八成就会说办不到，”她妈妈说，“好比，如果他叫你以后别涂口红。你恐怕还照涂不误。”

伊妮德听这话时表现得耐心坚忍。

“你为这事祈祷过吗？”她妈妈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伊妮德回答说是的。

她从护理学校退了学；待在家里，成日里忙个不停。家里钱很够用，用不着她去上班。实际上，她妈妈本来就不希望伊妮德学护理，声称只有穷人家的女孩才做那事，父母养不起她们，或者供不起她们上大学，她们只有这条出路。她这话自相矛盾，但伊妮德没有点破。她粉刷了篱笆，缚牢玫瑰丛准备过冬。她学会了烘焙、打桥牌，在每周她妈妈与隔壁威伦斯夫妇的牌局上，她顶替了她爸爸的位置。须臾间她就成了——如威伦斯先生所说——一个高明得引起公愤的玩家。他开始带着巧克力或者粉色玫瑰出现，送给她，以弥补自己作为搭档却牌艺不精的过错。

冬日傍晚，她去溜冰。她还打羽毛球。

她从来没缺过朋友，如今亦然。她高中最后一年的同学们，现在大多要大学毕业了，要么已经在远一点的地方上班，当了老师、护士或注册会计师。但她又交了一些别的朋友，他们都没读到高年级就辍学就业，在银行、商店、办公室工作，或当上水管工、女帽商。照她们私底下的说法，这群人中的女孩子犹如中拍的苍蝇急速坠落——纷纷坠入婚姻。伊妮德成了新娘送礼会的操办者，嫁妆展示茶会 [12] 上的好帮手。没两年，就轮到了施洗礼，她是人见人爱的教母人选。和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们，长大后都叫她姨妈。她早就成了她妈妈一辈或更年长的女性的干女儿，也是唯一一个有时间参加读书俱乐部和园艺协会的年轻女性。就这样，尽管年纪轻轻，她却不费吹灰之力，迅速地成为这样一个不可或缺却又相当孤独的核心人物。

不过，事实上她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这种角色。高中她一直担任班级委员，或者班级活动组织者。她备受欢迎，个性开朗，打扮得宜，容貌姣好，只是总有点特立独行。她不乏男性朋友，却从来没有男朋友。她应该不是刻意为之，不过她对此事也并不担忧。她的心思都扑在自己的雄心上——在某个尴尬的阶段，她想成为传教士，之后则是护士。她从没把护理工作当成婚前过渡性的工作。她的愿望是当好人、做好事，未必要循规蹈矩地成为一位传统的妻子。

她在新年去参加市政厅的舞会。一直请她共舞并护送她回家，还按着她的手道晚安的那位男士是乳制品厂的经理——已过不惑之年，单身至今，舞跳得很棒，对很难找到舞伴的女孩来说，得算长一辈的朋友了。没女人把他当回事。

“也许你该去读个商科，”她妈妈说，“或者，干吗不去上大学呢？”

大学里的男人或许能更欣赏伊妮德这种人，她肯定如是琢磨。

“我太老了。”伊妮德回答。

她妈妈大笑起来。“这话只能表明你还是多么年轻。”她说。发现自己女儿到底还有些她这个年纪的蠢念头，她似乎还挺欣慰的——伊妮德居然认为二十一岁跟十八岁天差地别。

“我才不要和一堆高中毕业生凑热闹，”伊妮德说，“我是认真的。再说你干吗非要把我赶出门呢？我在这儿待得好好的。”这种不大乐意，或者说针锋相对的反应，似乎也让她妈妈既高兴又宽慰。然而，没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等你意识到时间一年年过得有多快，肯定会吓一跳。”

那年八月，出了麻疹病疫情，同时还有一些小儿麻痹症患者。曾经照拂过伊妮德父亲的医生观察到她在医院里驾轻就熟，便问她是否愿意来帮一阵子忙，照顾在家休养的病人。她说会考虑。

“你是说要去祈祷吗？”她妈妈问。伊妮德脸上浮现出一种固执倔强、神神秘秘的表情，若是别的女孩这番模样，八成是因为要跟男友约会。

“那个保证，”她第二天对妈妈说，“是关于在医院工作，对吧？”

她妈妈说她是这样理解的，没错。

“还关于护校毕业和注册护士？”

没错，没错。

那么，假如有人负担不起去医院的费用或不想去医院，患病在家，需要照护，假如伊妮德不是以注册护士的身份，而是作为所谓的实习护士，去这种病人家里护理他们，那她根本就没违背自己的承诺，是吗？再说，需要她照顾的对象大多是孩子、产妇或垂死的老人，她也就没多大风险会变得不清白了，不是吗？

“假如你要去看护的男人都是永远下不了床的那种，你说的倒也在理。”她妈妈说道。

不过她忍不住补充说，这一切意味着，伊妮德决定放弃在医院做体面工作的机会，就为了到潦倒简陋的人家里，揽下能把腰都累断的苦活儿，挣着聊胜于无的薪水。伊妮德会发现自己要从污染的井里泵水，冬天要敲碎洗脸盆里的冰块，夏天要与苍蝇作战，还得使用露天厕所。只能用洗衣板和煤油灯而不是洗衣机和电灯。她要在这种条件下照拂病人，还要料理家务，对付穷苦难缠的小孩子。

“可是，倘若这就是你的人生追求，”她说，“我看得出来，我把它说得越不堪，你越会铁下心去做。我只想说一点——我也要你答应我两件事。保证喝煮沸过的水。保证不嫁给农夫。”

伊妮德说：“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起初那几年，大家愈来愈穷。去不起医院的人愈来愈多，伊妮德去照顾的人家往往穷困潦倒到了如她妈妈形容的那般田地。洗衣机不是坏了没法修，就是电源被切断，或者根本就没供过电，床单和尿布都得在家手洗。伊妮德并非无偿工作，否则会对从事同类护理工作却不像她那样能进能退的女性有妨碍。但她会通过给孩子们买鞋子和冬季外套、带他们去看牙医、买圣诞玩具，改头换面地把大部分酬劳还回去。

她妈妈则四处向朋友打听，搜寻旧婴儿床、儿童椅、毯子和旧床单。她会亲手把旧床单撕成条，缝边以后做成尿布。所有人都说，她一定很以伊妮德为荣。她说是啊，当然以她为荣。

“可是活儿常常多得累死人，”她说，“当个圣人的妈可真不容易。”

战争随后爆发，医护人员大量短缺，伊妮德变得前所未有地抢手。战后出现婴儿潮，伊妮德的盛况又延续了一阵子。只是到了如今，医院扩建，许多农场兴旺富裕起来，她才落得去照料那些患了怪病、绝症之人，或者脾气太糟，被医院踢出来的病人。

这年夏天，每隔几天就来一场倾盆大雨，雨后露脸的阳光格外毒辣，在湿漉漉的树叶和青草上闪耀。清晨浓雾弥漫——这里离河边近，雾尤其重——即便浓雾散尽，无论往哪个方向看去，也看不远，因为夏天茂盛浓密的植物挡住了视线。枝叶稀疏的大树，与野葡萄藤和爬山虎缠绕在一起的灌木丛，茂盛的玉米、大麦、小麦和干草。这正应了人们说的，所有东西都长过了头。干草六月就可以收割了，鲁珀特不得不赶在它们被大雨淋坏前，仓仓促促地把它们搬进谷仓。

白天有多长，他便劳作多久，回家的时间也愈来愈迟。有一晚他是摸着黑进门的，屋里只有厨房桌子上点着根蜡烛。

伊妮德连忙过来打开纱门的钩环。

“停电了？”鲁珀特问。

“嘘。”伊妮德道。她轻声告诉他，她让孩子们睡在楼下，因为楼上的房间太热了。她把椅子推到一起拼成床，铺上被子摆上枕头。她理所当然得把灯关掉，这样孩子们才好入睡。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蜡烛，可以就着烛光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她们永远忘不了在这里睡过觉，”她说，“小时候要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过夜，你会记上一辈子。”

他放下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给病房用的吊扇。他去瓦利城里买的。他还买了份报纸，递给伊妮德。

“我想，你可能会乐意知道世界上发生着哪些事。”他说。

她把报纸摊开，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旁。报上有一张两只狗在喷泉里玩耍的图片。

“说是有一波热浪，”她说，“能知道这些事，不是很好吗？”

鲁珀特小心翼翼地把吊扇从盒子里取出。

“太棒了，”她说，“这会儿房间里凉快了些，不过明天，有吊扇会让她舒服不少。”

“我明天会早点过来装。”他说。接着他问起他妻子当天状况如何。

伊妮德说，她腿部的疼痛有所减轻，医生给她开的新药似乎能让她睡得好一些了。

“唯一的问题是，她入睡太快，”她说，“你要见到她就更不容易了。”

“她多休息更重要。”鲁珀特回答。

这样轻声细语的交谈，让伊妮德回忆起高中时代的对话，那时他们俩都升到了高年级，早先的戏弄，或者说无情的挑逗，或者随便什么，都早已过去。最后整整一学年，鲁珀特都坐在她后面，两人常常简短地说上几句话，总是直奔主题。你有擦墨水的橡皮吗？你知道“归罪于”怎么拼吗？第勒尼安海 [13] 在哪里？通常都是伊妮德挑起这些对话，她从座位上半转过身，不用看，能只凭感觉就确定鲁珀特离她如此之近。她的确要借橡皮，她真心想获取信息，但也想要表示友善。她想做点补偿——她为自己和朋友们过去待他的态度而羞愧。道歉肯定无济于事——只会让他再次陷入窘迫。他只有坐在她身后，知道她看不到他的脸时才觉得自在。倘若两人在街上相遇，他会转移目光，直到最后一刻才正面对视，然后用若有若无的声音嘟囔一句问候。而她则欣然高呼：“哈罗，鲁珀特！”还带着一丝她恨不得彻底拭去的曾折磨他的声调。

但是，当他把一根手指置于她的肩膀，轻敲几下引她回头，或者当他俯身向前，几乎碰到，或许确实碰到了——她也不确定——她那浓密的头发，即使剪成了齐耳短发也仍旧乱作一团，那时她便感觉得到了宽恕。甚至颇为荣幸。重拾诚恳与尊重。

第勒尼安海在哪儿，究竟在哪儿？

她纳闷，这会儿他是否还记得那些前尘往事。

她把报纸前后两部分分开。玛格丽特·杜鲁门 [14] 正在访问英国，向皇室行了屈膝礼。御医正尝试用维生素E治疗国王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她把前半部分递给鲁珀特。“我打算看看填字游戏，”她说，“我喜欢做填字游戏——在一天结束后放松放松。”

鲁珀特坐下来看起了报纸，她问他要不要喝杯茶。他当然回以不用麻烦，她明了这个回答在农村人交谈时相当于“是的”，所以还是去泡了茶。

“以南美为主题，”她一边盯着填字游戏一边说，“以拉丁美洲为主题。横一是一种动听的……服装。一种动听的服装？服装。有好多字母呢。噢，噢，今天我真走运。是合恩角 [15] ！”

“你明白它们有多可笑，这类玩意儿。”她说着起身去倒茶。

倘若他的确记得，那他是否曾对她有看法呢？或许她高中最后一年中漫不经心的示好，在他看来仍旧惹人反感、依然盛气凌人，和之前对他的嘲弄并无二致？

她在这幢房子里初见他时，觉得他没怎么变。他曾经是个高大结实的圆脸男孩，现在成了高大敦实的圆脸男人。头发剪得很短，始终如此，虽说现在发量稀疏了些，颜色也从浅灰变成棕灰，差别却并不明显。永久性晒斑取代了昔日脸上的红晕。无论他操心什么，脸上流露出什么神情，原因说不定都一如既往——怎样在世界上占个位置、有个为人知的名字、做个受待见的人。

她回忆起他们坐在高年级教室里的情景。那时只有一个小班——五年中，不爱学习、游手好闲和不求上进的学生都被淘汰掉了，剩下这些发育过快、严肃温顺的孩子们还在学三角学，学拉丁语。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怎样的人生做准备呢？他们觉得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她的眼前依稀浮现出那本深绿色、封皮磨软的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史》。是本二手书，可能已转手十次——从来没人买新课本。历任主人都在书里留名，有些已是中年家庭主妇或镇上的生意人。你无法想象他们学过这些，或用红笔在“南特敕令” [16] 下划线，在空白处写上“重点”两字。

南特敕令。这些毫无用处、充满异国风味的玩意儿充斥了那些书和那些学生们的大脑，充斥了她自己和鲁珀特的大脑，这让伊妮德心头涌起一股温情，一阵讶异。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未酬壮志。不是那回事。除了在农场种地，鲁珀特不可能指望过别的前程。这是一片好农场，他又是独子。她自己到头来所做的，也正可谓得偿所愿。你不能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人生，或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或没看清自己的选择。只不过，他们没料到，时光飞逝，他们非但没能超越昔日的自己，或许还落得不如当初。

“‘亚马孙的主食’，”她念道，“‘亚马孙的主食’？”

鲁珀特说：“树薯？” [17]

伊妮德数了一下，“七个字母，”她说，“七个。”

他说：“木薯？” [18]

“木薯？里面是两个‘s’吗？木薯。”

奎因太太对食物一日比一日任性反复。有时她说想吃烤面包，或浇上牛奶的香蕉。一天，她还说想吃花生酱饼干。伊妮德全数一一备妥——反正孩子们会吃——而做好以后，奎因太太又受不了它们的样子或味道。就连果冻也有种她嫌恶的气味。

有些日子，她讨厌起一切声响来。甚至连电扇都不让开。还有些日子，她却要开着收音机，她想听的那个台播报生日愿望和周年纪念日心愿，还打电话让听众回答问题。你若答对了，就可以赢得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旅行、一罐汽油、一堆杂货，或几张电影票。

“全是事先安排好的，”奎因太太说，“他们假装给随便一个人打电话——其实人就在隔壁，答案早告诉过他们了。我以前认识在电台干活的人，真的是这样。”

这样的日子里，她脉搏急促。她讲起话来速度飞快，声音轻浅，上气不接下气。“你妈买的是什么车？”

“一辆绛紫色的车。”伊妮德回答。

“我是问什么牌子？”奎因太太追问。

伊妮德说她不晓得，这是事实。她原本知道的，但后来忘了。

“她买的是新车吗？”

“没错，”伊妮德说，“是的，不过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她是住在威伦斯家隔壁的大石头房子里，对吧？”

对的，伊妮德回答。

“那房子有多少个房间？十六个？”

“没那么多。”

“威伦斯先生淹死后，他的葬礼你参加了吗？”

伊妮德说没有。“我不太喜欢参加葬礼。”

“我本来要去的。我那时候还没病得太厉害，准备跟赫维夫妇一起去的，他们就住公路旁边，他们说我可以搭他们的车。结果她妈妈和妹妹都要去，后座就坐不下了。后来克莱夫和奥利芙也开卡车去了，我本可以在前座跟他们挤一下，可他们都没想到问我一声。你觉得他是自杀吗？”

伊妮德想起威伦斯先生递玫瑰花给她的情景。他故作风趣的殷勤让她牙神经隐隐作痛，那感觉就像糖吃多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是。”

“他和威伦斯太太处得好吗？”

“据我所知，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哦，是这样吗？”奎因太太道，试图模仿伊妮德内敛的语调，“融——洽。”

伊妮德睡在奎因太太房间里的沙发上。奎因太太那令人抓狂的瘙痒已差不多消失，尿频的症状也几乎不再出现。她能安睡大半个夜晚，不过还是会出现一阵阵沙哑且愤懑的呼吸声。把伊妮德惊醒并阻止她再次入睡的是她自己的心事。她做起很不堪的梦来，跟从前做过的梦截然不同。她过去以为，噩梦不外乎发现自己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房间变幻不停，总有更多的活让她力不从心，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其实都还没做，数不清的事情让她分心。然后，她当然也做过自认浪漫的梦，梦里有男人伸出胳膊环抱着她，甚或拥她入怀。要么是陌生人，要么是她认识的男人——有时是个往那方面想想都觉得可笑的男人。这些梦让她左思右想或怅然若失，然而了解到自己也会有这类情感，这多少令她宽慰。这些梦可能让她难为情，而跟她当下做的梦比起来，它们彻头彻尾地不值一提。如今的梦里，她与绝对禁忌的、完全不可思议的对象交欢，或者交欢未遂（有时被闯入者打断，或被环境变化阻止）。对象包括肥胖扭动的婴儿、缠满绷带的病人，还有她自己的妈妈。她因欲望而湿润，被它掏空，饥渴地呻吟，她会粗鲁地动起来，带着一种不良的实用主义态度。“没错，只能这样了，”她对自己说，“假如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样也行。”这种心底的寒意，这种十足的堕行，只是让她的欲望更加肆无忌惮。她醒来时毫无悔意，浑身濡湿，精疲力竭，瘫软着像一具尸体，直到她的自我、她的耻辱和置疑劈头涌来。皮肤上的汗水冷却下来。她躺在温暖的黑夜里颤抖，只觉得恶心和羞耻。她不敢再次入睡。她渐渐习惯了黑暗，习惯了盈满微光的纱窗形成的一个个长形方块。病妇发出刺耳而怨愤的呼吸声，然后这气息又几乎消逝殆尽了。

她思量着，倘若她是天主教徒，会在忏悔时把此事和盘托出吗？这件事就算是私下祷告她也不会坦白。除了正式场合，她已经不太祈祷了。把她刚才的体验告诉上帝似乎无济于事，有失虔敬。上帝会为之蒙羞。她的想法也令她自己蒙羞。她的宗教是充满希望、理智实在的，容不下此类低劣的戏码，比如恶魔入侵了她的睡眠。她思想当中的那些污秽在她的体内，没必要对它过分渲染，当它是什么重要的事。当然没必要。它什么都算不上，只是心灵的垃圾。

在房子与河岸之间的那一小片草地上养着些母牛。她听得见它们夜里吃草时咀嚼和互相挨挤的声音。她想象着它们温和的庞大身躯行走于猿麝香和菊苣之间，那鲜花盛开的草地，她想，它们的生活真惬意啊，这些母牛们。

当然，这种日子终结于屠宰场。结局是场灾难。

然而，对每个人来说，也都一样。邪恶趁我们沉睡之际攫住我们，痛苦和分崩离析埋伏着伺机而动。动物性的恐惧，比你料想的更糟糕。床铺的舒适，母牛的呼吸，夜空中星星的排布——这一切都会在瞬间颠覆。而她，伊妮德，假装世界并非如此，任韶华在工作中逝去。努力抚慰别人。努力为善。她妈妈曾说过，她是一个仁慈的天使。日来月往，她妈妈语气中的讥讽之意越来越淡。病人和医生也这么说她。

而一直以来，有多少人觉得她根本就是个傻瓜呢？她不辞辛苦照料的那些人没准暗地里还看不起她。认为若是换了他们，绝对不会像她这样。绝不会这么傻。绝不会。

重罪之人。这话涌入她脑海。重罪之人。

悔改者求主悦纳。 [19]

因此她爬起来干活。这是她自认最佳的悔过方式。她不声不响、不急不躁地干了一整夜活：擦洗碗橱里灰扑扑的杯子、黏糊糊的盘子，使之前所未有地整齐有序。前所未有。茶杯摆在番茄酱和芥末酱之间，卫生纸搁在一桶蜂蜜上。架子上别说没垫蜡纸，就连报纸也没垫一张。袋子里的红糖硬得像石头。最近几个月每况愈下的情形倒是可以理解的，可这里看起来像是从没有人打理过，从来不存在条理。所有的纱窗都被烟熏得发灰，窗玻璃也油腻不堪。罐子里的最后一点果酱已经长毛，壶里的花束不知放了几百年，水都发了臭也从没人倒掉。但这房子本身还不错，擦洗粉刷一番就能回复原貌。

只是不久前才胡乱涂在前厅地板上那难看的褐色油漆，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那天下午她得了一会儿空，就拔掉了长在鲁珀特妈妈花床里的杂草，挖掉牛蒡和茅草，它们把坚韧的多年生植物都覆盖住了。

她教两个孩子该怎么拿调羹，怎么做饭前祷告。

感谢您赐予甜美的世界

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

她教她们刷牙，之后做祷告。

“上帝保佑妈妈、爸爸、伊妮德、奥利芙姑妈、克莱夫姑父、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在这之后她们再加上对方的名字。她们这样祷告了好一阵子，然后西尔维问：“这是什么意思？”

伊妮德说：“什么是什么意思？”

“‘上帝保佑’是什么意思？”

伊妮德做了蛋奶酒，什么调味料也没加，连香草都没放，用调羹喂给奎因太太吃。蛋奶酒很浓，伊妮德一次只给她喂一点点，一小口一小口喂的话，奎因太太能咽下一点。如果她连这个也咽不下，伊妮德就用调羹喂她微温的跑了气的淡姜酒。

对奎因太太来说，阳光，或任何光线，现在都像噪音一样可憎。就算百叶窗都放下来也没用，伊妮德不得不在窗前挂上厚被子挡光。电扇依奎因太太的要求关掉了，屋子里变得格外闷热，伊妮德俯身照料病人时，汗水从额头滴落。奎因太太一阵阵发颤，永远都觉得不够暖和。

“这是在硬撑，”医生说，“一定是你喂她的那些奶昔，让她拖到现在。”

“是蛋奶酒。”伊妮德道，好像这很要紧似的。

如今奎因太太经常过于疲劳或虚弱，说不出话。有时她昏迷不醒，气若游丝，脉搏若有若无，经验比伊妮德匮乏的人会认为她已经死了。可是，有时她又有所好转，想要收音机开着，不一会儿又要关掉。她仍然相当清楚自己是谁，伊妮德又是谁，有时她望向伊妮德，眼中仿佛带着一种揣摩或探究的神色。她脸上，甚至嘴唇上，早已没什么血色，不过双眸倒是比过去更绿了——一种混浊、朦胧的绿。伊妮德试图回应这盯着自己的眼神。

“你想让我找位神父来跟你聊聊吗？”

奎因太太露出唾弃的表情。

“我长得像个爱尔兰佬 [20] ？”她反问。

“那找位牧师来？”伊妮德道。她知道自己问得没错，但她问这问题时居心不良——冷漠且略带恶意。

不。这不是奎因太太想要的。她不悦地嘟哝着。她体内尚有精力，伊妮德感觉她是在有目的地积攒力量。“你想跟孩子们讲讲话吗？”她问，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充满同情和鼓励，“你是想要这个吗？”

不。

“想要你的丈夫过来？你丈夫待会儿就来了。”

伊妮德对此也拿不准。鲁珀特有时夜深了才到，那时奎因太太已经服下最后一批药片睡着了。他便和伊妮德一起坐会儿。他总是带报纸给她看。他问她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注意到有两本笔记本——她告诉他说，一本是给医生看的，记录血压、脉搏和体温，记录饮食、呕吐、排泄、服药情况，以及对病人状况的一些大致总结。另一本是给她自己的，记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没写得那么精准，不过她详尽补充了天气状况和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外加值得一记的事。

“好比说，我前些天记了点东西，”她说，“洛伊丝说的几句话。格林太太正在这儿讲到浆果丛如何沿小巷生长，延伸越过路面的时候，洛伊丝和西尔维进来了，洛伊丝说‘就像《睡美人》里那样’。因为我才给她们读过这个故事。我就把这记下来了。”

鲁珀特说：“我得去找到那些浆果藤，把它们砍断。”

伊妮德的感觉是洛伊丝说的这话以及她记下这事都让他很欢喜，只是他怎么也不可能把这说出来。

一天夜里，他跟她说要出两天门，去牲口拍卖会。他先问过医生是否可行，医生说可以去。

那晚，他在奎恩太太吃最后一次药之前就到了，伊妮德猜测他是刻意为之，好在短时离家前看看清醒状态的妻子。她让他直接去奎因太太房里，他便进去了，随手关上了门。伊妮德拿起报纸，想上楼去看，但孩子们八成还没睡着。她们会找借口叫她进房。她也可以出去到门廊上，只是这个点外面全是蚊子，特别是像那天下午那种大雨之后。

她害怕会不小心听见什么亲密或争吵的动静，然后不得不在他出来时面对他。奎因太太一直在积攒力量，蓄势待发——伊妮德很确定这一点。结果在她想好往哪儿去之前，倒真的听到了点儿什么。不是互相指责，也不是互诉情衷（假如这还有可能的话），更不是她以为可能会有的哭泣，而是笑声。她听到奎因太太虚弱地笑着，那笑声中夹带着伊妮德曾听到过的嘲讽和快意，却也有某种她一生中从未听到过的东西——某种蓄意的刻毒。她应该走开的，却一动不动，僵立在桌边，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时，她仍僵立着，愣愣望着房门。他没回避她的眼神——她也没回避他的。她做不到。但是她不确定他是否有看到她。他只是看向她，随后往门外走去。他看起来好像触到了电线，为自己的身体被这个愚蠢的灾难击垮而祈求原谅——谁的原谅？

第二天，奎因太太的精力涨潮般回升，伊妮德曾在其他病人身上看到过一两次这种具有欺骗性的反常表现。奎因太太想靠着枕头坐起身来，还想打开电扇。

伊妮德说：“好主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肯定不信的事。”奎因太太说。

“大家告诉我的事儿可多了。”伊妮德说。

“当然了。谎言嘛，”奎因太太说，“我打赌全是谎言。你知道威伦斯先生那会儿就在这间屋子里吗？”

三 错误

奎因太太坐在摇椅上，让威伦斯先生检查眼睛。威伦斯先生从前方向她挨近，拿仪器对着她的眼睛，他们两个人都没听见鲁珀特进来，因为他本该在河边伐木。但他溜了回来。他从厨房溜了进来，没弄出半点声响——他必定是在进门前就看到了威伦斯先生的车停在外面——接着，他轻轻推开这房间的门，看到威伦斯先生跪着，一只手拿着仪器凑近她的眼睛，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维持平衡。他抓住她的大腿来稳住重心，她裙子被撩到上面，腿裸露在外，但既然已经如此了，她也做不了什么，只得专心保持不动。

鲁珀特就这样进了屋，没让他们俩听见，然后他便如闪电般一跃向前，扑到了威伦斯先生身上，威伦斯先生还来不及起身或转头，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鲁珀特抓起他的头狠狠地往地上撞，一下又一下，撞到没气为止，她则跳了起来，动作过猛，把椅子都弄翻了，还撞翻了威伦斯先生装检测仪器的箱子，里面的东西全飞了出来。威伦斯先生究竟是被鲁珀特打死的，还是撞上了炉子腿，她也搞不清了。她想着，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只是她没法绕过他们逃离房间。随即她看出鲁珀特根本没打算对付她。他气喘吁吁，扶起椅子，一屁股坐下。她去到威伦斯先生身边，拽着他沉重的身子，翻过身来，仰面朝上。他的眼睛微睁未闭，嘴里流出某种液体。但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伤口或青紫——或许淤青还没来得及泛上来。他嘴里流出来的东西甚至不怎么像血。粉红粉红的，硬要说的话，倒是很像煮草莓做果酱时起的沫。鲜艳的粉红。鲁珀特把他脸朝下放倒之后，这玩意儿淌了他一脸。她把他翻转过来时，他发出某种声音。咕噜 —咕噜。只有这声音。咕噜 —咕噜，他像块石头般倒在那里。

鲁珀特猛地从椅子上跃起，弄得椅子晃荡不停，他动手拾起所有的仪器，一一照原样放回威伦斯先生的箱子里，东西原本在哪儿就放哪儿。如此行事费时颇长。这个特制的箱子衬着红绒布，每样仪器各有其位，你得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位，否则箱子没法合上。鲁珀特一一放妥，盖好盖子，然后又在椅子上坐下，捶起膝盖来。

桌上铺着块没什么用处的布，是鲁珀特的父母北上去看迪翁五胞胎 [21] 带回来的纪念品。她扯下它，裹住威伦斯先生的头，把那粉色玩意儿吸掉点，也免得他们要一直看着他这副尊荣。

鲁珀特不住地用扁平的大手拍着膝盖。她说，鲁珀特，我们得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鲁珀特只望着她，像在问，为什么？

她说，可以把他埋在地窖里，地窖是泥土地面。

“没错，”鲁珀特说，“那我们要把他的车埋在哪里呢？”

她说可以把它藏进谷仓，用干草整个盖起来。

他说太多人会到谷仓周围闲逛了。

于是她又想，把他丢到河里。她想象他坐在自己车里，没入水中。这像一幅画似的在她脑海中浮现。起初，鲁珀特不置一词，她遂去厨房打了点水来，把威伦斯先生擦洗干净，免得他身上滴下什么东西。那种粘液没再从他嘴里涌出。她从他口袋里拿了钥匙。透过他长裤的布料，她感觉得到他腿上的脂肪仍是温热的。

她对鲁珀特说，快动手吧。

他接过钥匙。

他们把威伦斯先生抬了起来，她抓着他的脚，鲁珀特托住他的头，他简直有一吨重，像个铅块。然而她抬着他时，他的一只鞋似乎还踢在她两腿之间。她暗想，看看你，你还在干这事，你这老色鬼。连他死翘的老脚都还在戳她。她其实从没让他得逞过，但他只要有机会总要揩把油。比如给她检查眼睛时，抓她裙子下的大腿，她没办法阻止他，鲁珀特又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进来，整个想歪了。

一路越过门槛，穿过厨房，经过门廊，走下门廊台阶。都没人。不过那天风很大，头一下就刮走了她包在威伦斯先生头上的那块布。

所幸他们家的院子从马路上看不到。只看得见房顶尖儿和楼上的窗户。威伦斯先生的车是不会被看见的。

鲁珀特已经想好了后续该怎么办。把他带去日德兰，那儿水很深，小路又一直通到最里面，那样会像是他自己从大路上开进来，结果搞错了方向。好似他在日德兰路上打算掉头，或许天太黑，辨不清自个儿身在何处，直接开进了河里。好比是他犯了个错误。

是的。威伦斯先生确实是犯了个错误。

麻烦在于，这意味着要开出他们家门前的小巷，沿着大路一直开到日德兰路口。好在那一带无人居住，而且打日德兰路口再往下，只有一条死路。只剩八百米左右的路途，你得祈祷不要遇上什么人。然后鲁珀特会把威伦斯先生弄到驾驶座上，连人带车推下岸去，沉进水中。把这一切推进池塘里。这么做要颇费一番工夫，不过起码鲁珀特是条壮汉。若不是他这么壮，他们一开始也不至于陷入这场混乱当中。

鲁珀特发动汽车费了点儿周折，因为他从没开过那种车，不过终究顺利发动，掉头，开出小巷，威伦斯先生倒在他身上。他给威伦斯先生戴上了帽子——那顶帽子一直摆在车座上。

他为什么要在进屋前摘掉帽子？应该不单是出于礼貌，而是这样他就能更方便地抓住她亲她。要是那也叫亲嘴——一手拎着箱子往她身上蹭，另一只手攫住她，直淌口水的老嘴吮吸着她，吮吸啮咬她的嘴唇和舌头，身体紧贴着她，箱子的一角在她身后抵着她、戳她的身体。她猝不及防，而他抓得如此之紧，她不知如何挣脱。推搡着，吮吸着，口水滴答着，戳向她的身体，令她疼痛不已，所有这一切同时进行着。他这个下流的老畜生。

五胞胎桌布被风刮到篱笆上去了，她去捡了回来。她非常仔细地检查台阶上是否有血迹，门廊和厨房是否脏乱，结果她只在前厅发现了一些，还有就是她自己的鞋子上。她擦掉了前厅地板上的血迹，又把鞋脱下来擦干净，等到忙完这些，她才发现自己胸前就有一块血渍。这是怎么沾上的？就在看到它的同时，她听到了一些声音，这声音近乎将她石化。她听到汽车的声响，一辆她不认识的车正沿小巷开进来。

她透过纱门看出去，心里有了数。汽车看上去很新，墨绿色。她胸前有血渍，脱了鞋，地板湿漉漉的。她退到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却想不出该藏身何处。车停住，一扇车门打开，不过发动机还轰鸣着。她听见车门关上，汽车随即调头，沿小巷开走了。她听见洛伊丝和西尔维的声音从门廊传来。

是她们老师男朋友的车。他每星期五下午去接老师，今天就是星期五。所以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么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吧，她们年纪最小，住得也最远，而且天又要下雨的样子。

也的确下雨了。是在鲁珀特到家的时候下起来的，他沿河岸一路走了回来。她说，好事情，这下你推车下去的痕迹就都变成一片泥泞了。他说自己是脱了鞋，穿着袜子推的。这么说你脑子总算又灵光起来了，她说。

她没有把纪念桌布和自己穿的上衣泡进水里，也没有试图洗干净，而是决定把这两样都塞进炉子烧掉。它们烧出一股可怕的味道，让她直犯恶心。她就是在这会儿落下的病根。这个味道，还有油漆。她把地板彻底清理干净后，还是觉得看得到污渍，便拿来了鲁珀特粉刷台阶剩下的褐色油漆，把地板整个漆了一遍。俯身在油漆上，呼吸着油漆的味道，这让她开始呕吐。还有她的背疼——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她漆完地板，几乎不再进前厅一步。可是有一天，她想到最好还是在那张桌子上再铺块别的桌布。这样更有一切如常的感觉。要是不铺的话，大姑子肯定会来东窥西探，说，爸妈上回去看五胞胎带回来的那块桌布呢？若另铺上一块，便可理直气壮地回答，哦，我就想换换花样。不过没有桌布会显得很奇怪。

于是她找了一块鲁珀特妈妈手绣的花篮图样的桌布，拿进前厅，她仍能闻到那股怪味儿。桌上搁着那个深红色箱子，里面装着威伦斯先生的仪器，箱子上有他的名字，它就这么一直搁在那儿。她完全不记得是自己把它放在那里的，还是鲁珀特把它放在那里的。她早把它忘得九霄云外。

她拿着那个箱子，藏在某处，后来又换了个地方藏。她从没透露过藏在哪里，也不打算透露。她或许可以把箱子砸烂，可里面所有那些玩意儿你怎么砸得烂呢？那些做检查用的仪器。哦，太太，想让我给您检查一下眼睛吗？只要在这儿坐好，您放松，您闭上一只眼睛，睁大另一只。睁大另一只，睁大。每次都像是同样的游戏，她不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起疑心，他拿出仪器给她看眼睛时，没让她脱内裤，这个下流的老家伙一边喘气，一边把手指滑进去，再喘气。而她则应当保持沉默，直到他住手，把仪器收回箱子，然后她才该问：“噢，威伦斯先生，今天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这一句就是给他的信号，他可以把她放倒，像头老公羊一样撞击她。就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下下撞击她，试图把她碾成碎片。他的那话儿宛如一把喷火枪。

这么多你看行吗？

随后就是报上的新闻了。发现威伦斯先生溺亡。

他们说他的头在方向盘上撞坏了。又说他落水时还活着。真是笑死人了。

四 谎言

伊妮德彻夜未眠——她甚至没有尝试入睡。她无法在奎因太太的房间里躺下。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厨房里。对她来说，任何动作，即便只是沏杯茶或去洗手间，都成了一桩难事。移动身体会搅乱她正在脑海中力图理清并消化的信息。她没脱衣服，没解开头发，刷牙让她感觉费力而陌生。月光从厨房窗子透进来——她坐在黑暗中——她注视着一块光亮穿透夜色，在油毡地毯上挪动，然后消失。它的消失和随后醒来的鸟儿令她吃了一惊，新的一天开始了。夜晚看似漫长，又过于短暂，因为一切都尚无定论。

她僵硬地起身，打开门锁，坐到晨曦中的门廊上。就这么个动作又让她的思绪纷乱繁杂。她不得不再次整理，把事情分成两半。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她被告知已经发生的——放一边。该拿它怎么办放另一边。该拿它怎么办——那就是她仍未理清头绪的问题。

房子与河岸之间有片小草地，母牛已被驱走。若愿意，她可以打开大门，朝那个方向走去。她明知该回去看看奎因太太了，却发现自己拉开了大门的门闩。

牛群没啃掉所有的杂草。湿漉漉的草刮擦着她的丝袜。然而，岸边树下的小路倒是干干净净，高大的柳树上，野葡萄藤如猴子毛茸茸的胳膊似的攀爬着。雾气冉冉上升，几乎看不到河。你得定睛去看，全神贯注，才能辨认出一小片水面，静得像罐子里的水。河水必定是流动着的，只是她看不出。

之后她看到什么东西在动，不是水里的。是一艘船在动。一艘拴在树枝上的普普通通的旧划艇，极其轻微地起伏，抬起又落下。她发现这小船，便一直紧盯着看，仿佛它会对她说些什么。它确实在说。它温和却决绝地说着什么。

你知道了。你知道了。

孩子们醒来时，发现她格外精神，刚洗过澡，换了衣服，头发披散着。她已经做好了塞满水果馅的果冻，是准备给她们中午吃的。她正搅着做饼干的蛋奶糊，在气温升得太高，没法再用烤箱之前她就能烤好它们了。

“那是你们爸爸的船吗？”她问，“河里那艘？”

洛伊丝说是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在上面玩，”她接着说，“你若和我们一起去就行的。”她们立刻捕捉到这个日子可能带来宠溺，具有成为节日的潜质，也捕捉到伊妮德那不同寻常的复杂状态：倦怠疲乏又劲头十足。

“再看吧。”伊妮德说。她想让这一天成为她们一个特殊的日子，事实固然摆在眼前——对此她已经几乎确定无疑——这一天会是她们母亲的祭日。无论将要发生什么，她想要她们在脑海中记住，这段时光里还有一丝可取之处。换言之，记得她身上还有一丝可取之处，不论她对她们往后的人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那天早上，奎因太太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她显然连抬头或睁眼的气力都没了。跟前一天判若云泥，不过伊妮德并不意外。她早知道，昨天那迸发的精力，那场刻毒的滔滔倾诉，该是最后一次了。她舀了一汤匙水送到奎因太太唇边，奎因太太抿了一点。她发出一记好似猫叫的声音——无疑是她最后一点怨愤之辞了。伊妮德没给医生打电话，因为他当天迟些时候肯定会来，或许下午早早地就能到。

她在一个罐子里调了点肥皂水，掰弯一根电线，又掰弯一根，做成吹泡泡的棒子。她向孩子们示范怎么吹泡泡，稳稳地、小心翼翼地吹气，在电线上颤巍巍地吹出一个尽可能大的亮闪闪的泡泡，然后再轻巧地甩出去。她们满院子追泡泡，让它们一直飘，直到被风攥住，再被挂上树梢或者门廊的屋檐。这时，泡泡被下方的钦佩喊声、欢乐叫声托着，显得充满生命力。伊妮德没制止她们欢呼叫喊，肥皂水用完后，她又调了一些。

医生打来电话时，她正在安排孩子们吃午饭——果冻和一盘撒了彩色糖粒的点心，以及她搅拌了巧克力糖浆的牛奶。医生说，有一个小孩从树上摔下来，他被耽搁了，可能晚饭前都赶不过来了。伊妮德轻声说：“我觉得她大概不行了。”

“嗯，尽量让她舒服些，”医生说，“该怎么做，你跟我一样清楚。”

伊妮德没打电话给格林太太。她知道鲁珀特去拍卖会一时还回不来，她认为倘若奎因太太还能有片刻清醒，估计也不愿看到或听到她的大姑子在自己房里。看起来也不想见到自己的孩子们。她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好值得她们记住的。

她不再费心给奎因太太测血压或量体温——只是用海绵擦拭脸部和胳膊，还有喂水，但她已经没反应了。她打开奎因太太总是嫌吵不让开的电扇。从那具身体泛起的气味似乎在变化，渐渐褪去刺鼻的氨味，转变为寻常的死亡气息。

她走出门，坐在台阶上。她脱去鞋袜，在阳光下伸直双腿。孩子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缠着她，问她能不能带她们去河边，可不可以去船上坐坐，她们若能找到船桨，她会不会带她们划船。她明白，一走了之也不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过她问孩子们，想不想要一个游泳池？两个呢？她拿出两个洗衣盆，放在草地上，用水泵从蓄水池打水灌满。孩子们脱得只剩短裤，懒洋洋地泡在水里，扮起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

“你们说说看，”伊妮德说，她仰着头闭着眼坐在草地上，“你们说说看，如果有人做了很坏的事，他们是不是必须受惩罚呢？”

“是的，”洛伊丝立马回答，“一定要揍他们一顿。”

“是谁做了很坏的事？”西尔维问。

“随便想个人吧，”伊妮德说，“眼下，如果有一件很坏的事，但没人知道是他们干的，那怎么办？他们应该坦白交代并接受惩罚吗？”

西尔维说：“有人做坏事的话，我会知道。”

“才怪，”洛伊斯反驳，“你怎么会知道？”

“我会‘刊’到他们的。”

“才怪。”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应该受罚吗？”伊妮德说，“因为他们会感觉非常糟糕，在他们内心。就算没人看到他们做坏事，根本没人知道，也一样。若是你做了很坏很坏的事，却没受罚，你会感觉更加糟糕，比受了罚要糟糕得多。”

“洛伊丝‘兜’了把绿梳子。”西尔维说。

“我没有。”洛伊丝说。

“我希望你们俩记住这一点。”伊妮德说。

洛伊丝说：“它就躺在路边上嘛。”

伊妮德每隔半小时左右就走进病房，用湿布擦拭奎因太太的脸和手。她没再跟病人说话，也没再碰她的手，只是用布擦。以前照料垂死之人时，她从没如此疏离。约摸五点半，她打开门，意识到屋里的生命逝去了。她抽掉床单，奎因太太的脑袋从一侧床边耷拉下来，伊妮德并没将这情景记录下来，也没对任何人提起。她在医生到来之前，已把尸体摆正，清洁干净，整理好了床铺。孩子们仍在院子里玩耍。

7月5日。清早有雨。洛与西在门廊下玩。电扇开开关关，抱怨太吵。一次半杯蛋奶酒，汤匙喂食。血压上升，脉搏加快，未抱怨疼痛。雨后降温幅度不大。鲁·奎傍晚来过。干草收毕。

7月6日。天热，极闷。试开电扇，遭拒。常用海绵擦拭。鲁·奎傍晚来过。明日开始收麦。所有庄稼早成熟一到两周，因炎热和雨水。

7月7日。炎热持续。拒喝蛋奶酒。汤匙喂食淡姜酒。极虚弱。昨夜大雨，刮风。鲁·奎无法收割，多处庄稼倒伏。

7月8日。拒喝蛋奶酒。喝淡姜酒。上午呕吐，更加警醒。鲁·奎要去牲口拍卖会，去两天。医生允许。

7月9日。极其激动。可怕的谈话。

7月10日。病人鲁珀特·（珍妮特）·奎因太太约于今日下午五时去世。尿毒症（肾小球性肾炎）致心力衰竭。

伊妮德从不等着参加她照料之人的葬礼。她觉得尽早不失体面地离开方为上策。她在场只会让人不禁想起濒死的时光，那很可能沉闷无比、充满肉体之痛。而眼下却要用仪式、款待、鲜花和糕点粉饰。

再说，通常会有一些女性亲属来全盘接手家里的事，伊妮德眨眼间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

葬礼承办人到达之前，格林太太其实就已赶到奎因家。鲁珀特那时还没回来，医生则在厨房喝茶，跟伊妮德谈着她可以接手的下一个病例，反正这里的事情了结了。伊妮德没正面回答，只说想休息一阵子。孩子们在楼上。她们被告知妈妈已经去了天堂，对她们而言，这多彩离奇的一天以这一难以超越的事件结束了。

医生离开之前，格林太太一直很羞怯。她站在窗前，看着他把汽车调头、开走。然后她开口道：“这话我也许不该现在提，可该说的还得说。我很高兴这事是发生在此刻，而没拖到夏天结束她们要回学校去的时候，这下我就有时间让她们适应适应住我们家，慢慢接受她们要去上新的学校了。鲁珀特也一样，他也得适应这个状况。”

伊妮德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格林太太意欲把孩子们带去跟她一起生活，而不仅仅是暂住。格林太太殷切盼望着这场搬迁，或许已经期待了一阵子。她大有可能已经布置好了孩子们的房间，买来布料，要给她们做新衣服。她有一幢大房子，但膝下无儿无女。

“想必你也很想回自己家了吧。”她对伊妮德说。家里只要还有一个女人，就像有了一个竞争对手，可能会让她弟弟更难理解让孩子们彻底搬走的必要性。“鲁珀特回来后可以送你回去。”

伊妮德说，没必要，她妈妈会来接她。

“哦，把你妈妈忘了，”格林太太说，“她和她那辆漂亮的小汽车。”

她容光焕发起来，逐一打开碗橱门，检查玻璃杯和茶杯——够不够干净，能用在葬礼上吗？

“有人很勤快呀。”她说，立马彻底消除了对伊妮德的戒心，换上一副赞许的态度。

格林先生带着格林家的狗——“将军”——在外面的卡车里等着。格林太太朝楼上喊洛伊丝和西尔维，她俩拿着装了衣服的牛皮纸袋飞奔下楼。她们冲过厨房，砰一声摔上门，对伊妮德视若无睹。

“这真得改一改。”格林太太指的是摔门。伊妮德可以听到孩子们大声唤着“将军”，“将军”则报以兴奋的吠叫。

两天之后，伊妮德回来了，自己开着妈妈的车。她下午晚些时候来的，葬礼早已结束。屋外没停别的车，这意味着厨房里帮忙的女人们全都已经回家了，带走了属于她们教堂的多余椅子、茶杯和大咖啡壶。草地上遍布车辙，还有被碾碎的落花。

现在她得敲门了。得等着屋里的人请她进去。

她听到鲁珀特沉重平稳的脚步声。他隔着纱门站在她对面，她跟他打了招呼，但她没去看他的脸。他身着长袖衬衫，不过仍穿着西装长裤。他拉开门钩。

“我不确定这里会不会有人，”伊妮德说，“我以为你或许还在谷仓里呢。”

鲁珀特说：“他们都帮着把活儿干了。”

她在他讲话间嗅到威士忌的味儿，可他的声音里没有醉意。

“我还以为你是那些女人里的谁，回来拿自己落下的东西。”他说。

伊妮德说：“我没落下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孩子们好不好？”

“她们很好。在奥利芙家。”

搞不清楚他是否打算邀她进屋。他没这么做并非出于敌意，而是因为困惑。她不曾料到谈话伊始会如此尴尬。为了不必看他，她打量起天空来。

“感觉得到夜晚变短了，”她说，“尽管一年中最长的那天才过了不到一个月。”

“没错。”鲁珀特接腔。他这才打开门，侧身让她进屋。桌上摆着一只茶杯，没配茶碟。她坐下来，隔着桌子与他相对。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真丝绉纱连衣裙，脚蹬相配的翻茸皮鞋。穿这套行头的时候，她想过，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穿衣打扮，也可能是此生穿的最后一套衣服。她把头发编成了法式辫，脸上扑了粉。她的这番用心、这点虚荣，看似傻气，对她却必不可少。她迄今已经连续三夜未眠，一分钟也没合过眼，什么都吃不下，哪怕为了骗过她妈妈也办不到。

“是这一回特别困难吗？”妈妈问。她讨厌谈论生老病死这些，可是居然主动问起，足见伊妮德的焦躁有多明显。

“是你喜欢上了那些孩子吗？”她说，“可怜的小淘气们。”

伊妮德说，这次病人拖的时间很长，结束后有点难以回到正常生活，而且是一位明知没救的病人，压力特别大。白天，她都在妈妈的房子里足不出户，但到晚上，只要确定不会碰到人，不需要开口讲话，她就会出去散步。她不知不觉地走过县监狱的围墙。她知道围墙之内是监狱的院子，一度是施绞刑的地方。不过已经好多好多年没再用于此途。现如今要是非用绞刑不可，必是到大型的中央监狱执行。这个社区已经很久没人犯如是重罪了。

她隔着桌子坐在鲁珀特对面，正对奎因太太的房门。她差点儿忘了她的借口，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她摸着搁在膝盖上的小包，包里的照相机沉甸甸的——这提醒了她。

“有件事想麻烦你，”她说，“我想还是现在说比较好，因为以后或许就没机会了。”

鲁珀特问：“什么事？”

“我知道你有一艘小船。我想请你载我一程，划到河中央，让我拍张照片。我想拍张河岸的照片。那里风景很美，沿岸都是垂柳。”

“没问题。”鲁珀特说，表现出一种刻意的镇定，乡下人常常以此掩盖对客人的无聊行为甚或无礼之举的讶异。

那就是她现在的身份——客人。

她的计划是等他们划到河心，就跟他说自己不会游泳。她要先问他觉得河水大概多深——他应该会说，这阵子下了不少雨，准有两米，甚至三米深了。接下来她再告诉他自己不会游泳。此话不假。她自幼在瓦利湖边长大，小时候每年夏天都去湖滩玩耍。她是个健壮的女孩，擅长运动，但她怕水。无论怎样劝说、示范，甚至羞辱，都对她不起作用——她一直没学游泳。

他只消用船桨推她一把，让她跌入水中，任她没顶。他可以把船留在河上，自己游回岸边，把衣服换掉，宣称才从谷仓出来，或者刚散步回来，发现她的车停在那儿，但她人呢？万一后来还找到她的照相机，事情就更合情理了。她划船去拍照，不知怎地掉进了河里。

一旦他明白自己占上风，她就会对他直言。她会问，那一切都是真的吗？

倘若不是真的，他会因为这样的发问而痛恨她。倘若是真的——她不是一直都相信这是真的吗？——他会以另一种更加险恶的方式痛恨她。哪怕她即刻补上一句——而且是认真的，说到做到——绝不会说出去。

她会始终压低嗓门，谨记夏夜里声响会沿水面飘出去很远。

我不会说出去，可是你会。你不可能守着那样的秘密过一辈子。

你不可能扛着这样一个重负苟活于世。你将无法承受生命之重。

要是她能推进到此，而他既没否认她说的，也没推她下水，伊妮德就会知道自己赌赢了这一把。还需要进一步沟通，更多异常坚定却心平气和的劝说，直到他开始动手把船往岸边划。

或者，他会不知所措，他会问，我该怎么办？那么她就会一步一步引导他：第一步，划回去。

漫长而可怕旅程中的第一步。她会告诉他每一步怎么做，会尽可能多地陪他。现在把船拴好。走上河岸。穿过草地。打开大门。她会走在他身后，或身前，看他觉得怎样更好。穿过院子，走上门廊，进入厨房。

他们会道别，钻进各自的车，然后他去哪里就是他自个儿的事了。她第二天也不会打电话报警。她将等着，等警察打给她，她会去监狱看他。每天都去，或者照规定的次数去，她会在监狱里和他对坐聊天，还会给他写信。倘若他们把他转到别的监狱，她就跟着去；就算只准一个月探望他一次，她也会就近待着。还有出庭时——没错，每个出庭的日子，她都会坐在他看得见的地方。

她不觉得有谁会因为这样杀人而被判死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场意外，也肯定是一时冲动犯的罪，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显露出来，在她意识到这些自我奉献的画面——这种类似爱情又超越爱情的情感——变得有失体面时，她清醒了过来。

此刻，箭已离弦。因为她请他带她去河上，佯称拍照。她和鲁珀特双双起身，她正好面向病房房门——现在又成前厅了——门是关着的。

她冒出一句蠢话。

“挂在窗上的被子取下来没有？”

有一会儿他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随后他说：“那些被子。对。我想是奥利芙把它们取下了吧。就是在那里出的殡。”

“我只是突然想到。一直晒太阳，它们会褪色的。”

他推开门，而她绕过桌子走去，两人就那么站着望向里面。他说：“你愿意的话可以进去。没关系的。进去吧。”

床当然已经搬走了。家具全部推到墙边。房间的中央，他们之前为举行葬礼而摆放椅子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朝北的两扇窗当中的那块地方也空着——必定是摆过棺材。伊妮德原先放水盆、布片、脱脂棉、汤匙、药品的桌子塞在一个角落里，上面摆了一束飞燕草。高高的窗户采光仍然相当好。

奎因太太在这屋里说过的所有话中，此刻唯有“谎言”一词在伊妮德耳边回响。谎言。我打赌全是谎言。

一个人能编出如此详尽、如此邪恶的谎言吗？答案是肯定的。病人的脑海里、垂死之人的脑海里，可能充满各式各样的无稽之谈，还能把这些编排得活灵活现。伊妮德睡在这房间里的时候，她自己的脑海中也充斥过淫秽不堪的念头。那种谎言如同倒挂的蝙蝠，盘踞于一个人思想的角落里，一旦黑暗降临便伺机而动，无论何种黑暗。你永远无法断言这种谎言谁也编不出来。看看梦境吧，它们是何等繁复，层层叠叠的，以至于你能记住并诉之言语的仅是冰山一角。

还是四五岁的时候，伊妮德有一次告诉妈妈，她去了父亲的办公室，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后头，一个女人坐在他腿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她对这女人的唯一印象便是她戴了一顶缀着无数花朵、带面纱的帽子（这帽子即使在那个年代也过时了），上衣或裙子的扣子解开，一只乳房光溜溜地露在外面，乳房前端没入伊妮德父亲的嘴里。她言之凿凿地告诉妈妈自己所见的这一幕。她说：“她前面有一边塞在爸爸嘴里。”她那时还不知道乳房这个单词，倒是知道它们是一对。

妈妈说：“得了，伊妮德。你在胡扯些什么呀？‘前面一边’到底是什么？”

“就像个冰淇淋蛋筒。”伊妮德说。

她确实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仍这么觉得。饼干颜色的蛋筒塞着一大团香草冰淇淋，倒扣在那女人的胸脯上，另一头反塞在她爸爸嘴里。

于是妈妈做了一个极其出人意料的举动。她解开裙子，掏出一个肤色灰暗、摊满手掌的东西。“像这个？”她问。

伊妮德说不是。“是像冰淇淋蛋筒那样。”她说。

“那肯定是一个梦，”妈妈说，“有时候梦境愚蠢透顶。别跟爸爸提这事。这可太傻了。”

伊妮德并没有立马相信妈妈的话，然而过了一年左右，她明白了这种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冰淇淋蛋筒不可能那样倒扣在女士的胸脯上，也绝不可能那么大。等她再长大一点，她意识到那顶帽子肯定来自她看到的某幅图画。

谎言。

她还没问他，她还没开口。让她张口的契机尚未出现。目前一切仍是原样。威伦斯先生依旧是自己开车栽进了日德兰池塘，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意外之举。所有人依旧这么认为，在鲁珀特看来，伊妮德也不例外。而只要大家都这样相信，这个房间，这幢屋子，以及她的人生，就都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彻底区别于她过去这几天沉湎其中（或沉醉其中——随便你怎么形容）的可能性。这种迥异的可能性正离她越来越近，她只需保持缄默，顺其自然地让它来临。经由她的缄默，经由她无言的合作，将会绽放出何等的恩泽啊。为其他人，也为她自己。

这是个大多数人早就明白的道理。很简单的一件事，她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有了它，人们才在这个世界上相安无事。

她哭了起来。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因为一股她不曾意识到自己在寻求的强烈的解脱感。她这才望向鲁珀特的脸，看见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眼周的皮肤又皱又干，也才哭过一般。

他说：“她这辈子倒霉啊。”

伊妮德道了声歉，走开去取自己的手帕，在她搁于桌上的小包里。这会儿，她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奔赴如此矫情的命运而盛装打扮，不由羞愧起来。

“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她说，“我没法穿着这样的鞋子走到河边去的。”

鲁珀特关上前厅的门。

“你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的，”他说，“家里应该有你能穿的胶靴。”

可别是她的，伊妮德暗自盼望。不会。她的未免太小了。

鲁珀特来到紧挨厨房门外的柴房里，打开一只箱子。伊妮德从来没有查看过那只箱子。她原以为它是装柴火的，那年夏天她显然用不着。鲁珀特拎出好几只单只胶靴，连雪地靴都有，试图拼凑出一双。

“这两只看起来可以穿，”他说，“可能是我妈的。搞不好还是我脚长定型之前穿的。”

他拽出看起来像顶帐篷的东西，又拉着一根断掉的带子，扯出一个旧书包。

“我都忘了这里面有些什么了。”他说，放手让这堆东西掉回箱子里，又把没用到的靴子扔在上面。他放下箱盖，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满怀伤感又郑重其事。

一个家庭在这样一幢房子里住了这么久，过去这些年都不曾认真收拾，自然会有很多箱子、抽屉、层架、行李箱、储物箱，以及屋顶下、地板下的空间，塞满各种东西，得靠伊妮德来分类整理，一些存放起来、贴上标签，一些修好了再用，剩下的成箱成箱丢到垃圾堆。假如她有机会这么做，她动起手来会毫不犹豫。她会让这幢房子对她而言毫无秘密，其中所有秩序都由她来定。

趁她弯腰解开鞋扣之际，他把靴子放到她的面前。透过威士忌的气味，她闻到一股苦涩的呼吸，说明他一夜未眠，又度过了一个漫长难挨的白天；她闻到奋力干活的男人皮肤上那种被汗水浸透的味道，无论如何清洗——至少他所进行的那些清洗——都不可能把这种味道除尽。没有哪种体味——甚至是精液的味道——让她感到陌生，然而一个如此明显不受她控制、不由她照料的身体所散发的味道，还是包含着一些新鲜的、咄咄逼人的东西。

那让她心向往之。

“看看好不好走。”他说。

好走的。她走在他前面，来到大门口。他俯身从她肩膀上方为她推开门。她等他闩好门，站到一旁，让他先走，因为他从柴房拿了把小斧头，用来开路。

“母牛理应多吃点草，草就不会这么高了，”他说，“可这里有些草牛不吃。”

她说：“我只来过这里一次。一大清早。”

那会儿的孤绝心情，此刻在她看来真是幼稚。

鲁珀特一边走一边劈砍高大肥厚的蓟草。太阳在前方的一大片树丛中洒下平稳的、漫着尘埃的光。空气有时非常清澈，然后突然间，你会闯进一团飞舞的小虫子当中。它们比灰尘大不了多少，聚成一团嗡嗡飞舞，还总是能一会儿排成柱状，一会儿聚成云形。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们是怎么选择各自位置，确保队形万无一失的？一定是跟食物相关。只是它们静止的时间不够长，似乎还不够进食啊。

她和鲁珀特走在夏叶织就的绿冠之下，已近黄昏，快入夜了。你得小心翼翼，才不会被突出路面的树根绊倒，或是一头撞上垂落下来、硬得吓人的藤条。随后，一抹水面的亮光闪现于黑色的枝丫当中。河对面近岸的水面泛着亮光，那边的树木仍点缀在暮色中。而在这一侧——他们正穿过柳树林，走下河岸——河水呈茶色，却清澈依然。

船等待着，在暗影中起伏，一如既往。

“船桨藏起来了。”鲁珀特说。他走进柳树丛去找船桨。他一下子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了。她朝水边走近，靴子微微陷进泥中，增加了她行进的阻力。假如她努力倾听，还是能听到鲁珀特在灌木丛里的动静。然而，倘若她全神贯注于船的起伏，那种细微的、隐秘的起伏，就可以感觉到，仿佛从周遭至远处的万物都已销声匿迹。

[1] 即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大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日德兰”英文原文为“Jutland”。“jut”有突出、伸出之意，“land”有土地之意。故有此说。

[3] Appleby College，建校于1911年，加拿大一所私立学校，招收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4] Upper Canada College，建校于1829年，加拿大公认排名第一的私立高中男校。

[5] 巴德（Bud）的昵称巴迪（Buddy），意即“小家伙”。

[6] 此语出自拉丁典籍《高卢战记》，其中开篇即言：“整个高卢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

[7] 创刊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科幻杂志。

[8] 原文为“Deadman”，与“死人”同音。

[9] 原文为“Olive Green”。“Olive”意为“橄榄”，“Green”意为“绿色”；“Olive Green”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绿橄榄”，故听起来有些可笑。

[10] 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属于法语区，故有此说。

[11] 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长女和次女，长女后成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12] 为新娘母亲的邻居和亲属举办的茶会，一般会在茶会上展示新娘的嫁妆。

[13] Tyrrhenian Sea，地中海的一部分，位于亚平宁半岛西面。

[14] Margaret Truman（1924—2008），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和传记作家，被誉为“美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美国前总统哈里·S. 杜鲁门的独生女。

[15] 合恩角是南美洲智利火地群岛南端的陆岬，被广泛认为是南美洲的最南端。“合恩角”英文为“Cape Horn”，其中“cape”一意为“海角”，另一意为“披风”。“horn”则兼有“海角”与“号角”之意。

[16] 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给胡格诺派教徒以政治平等权的法令，1685年废除。

[17] 英文为“manioc”。

[18] 英文为“cassava”。

[19] 上述两句引自基督教公祷书早晚祷文的总认罪书。

[20] 神父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而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信奉天主教，故有此说。

[21] 1934年5月2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是当时世界上已知唯一存活的五胞胎，并被顺利抚养成人。童年时期的她们一度成为安大略省的观光资产。

雅加达
Jakarta

一

卡特和索尼耶在海滩上辟了一处自己的地方，隐身于几根大圆木后。她们选中这里，一来是因为偶尔会有刺骨的海风袭来，她们又带着卡特的宝宝，这堆木头可以挡风；二来，还因为她们不想看到那群每天都来这片海滩的女人。她们把那帮女人称为“莫妮卡们”。

莫妮卡们每人都带着二至四个孩子不等。莫妮卡本人是她们的头儿，她初次见着卡特、索尼耶和宝宝，便沿着海滩，走上前来自我介绍。她邀请她们加入队伍。

她俩一人一边提起婴儿提篮，跟着她走。不然她们还能如何？然而从那时起，她俩就潜伏在了大圆木后面。

莫妮卡们的营地配备了遮阳伞、毛巾、尿布包、野餐篮、充气筏和充气鲸鱼、玩具、乳液、备用衣物、遮阳帽、装咖啡的保温瓶、纸杯纸盘，还有装着她们带来的自制果汁冰棒的保温箱。

这群女人要么大大方方地挺个肚子，要么看上去犹如孕妇，因为她们的身材全都走了样。她们艰难地走到水边，高声喊着孩子的名字，而孩子们正在大圆木或充气鲸鱼上爬上摔下。

“你的帽子呢？你的球呢？你在那玩意儿上玩得够久了，换桑迪玩一会儿。”

就算是互相交谈，她们都得提高音量，好盖过孩子们的大呼小叫。

“伍德沃德 [1] 家的牛肉馅卖得跟汉堡肉饼一样便宜。”

“我试过氧化锌软膏，但不顶用。”

“眼下他腹股沟那儿长了个脓包。”

“你不能用发酵粉，得用苏打粉。”

这些女人没比卡特和索尼耶年长多少。但是她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令卡特和索尼耶畏惧的人生阶段。她们将整片海滩变成一个舞台。她们的重负、养儿育女给她们带来的心劳体虚和行动受限以及为人母的权威，足以使这明朗的海面和风光迤逦的小海湾灰飞烟灭。在高峻岩石当中，还歪歪扭扭地生长着红枝杨梅树和雪松。现在同样身为母亲，卡特对她们带来的威胁尤其敏感。给孩子喂奶时，她常读些书，有时也抽根烟，以免陷入纯动物性机能的泥淖。此外喂奶也能让她子宫收缩、收紧小腹，而非仅为给宝宝——诺埃勒——提供宝贵的母源抗体。

卡特和索尼耶自个儿也带了装咖啡的保暖壶，还多备了几条毛巾，她们用这些毛巾给诺埃勒搭起一个简易的避风所。她们各自带了香烟和书。索尼耶带的是一本霍华德·法斯特 [2] 的作品。她丈夫跟她说，要是非读小说不可，就当读此人的。卡特读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3] 和D. H. 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这段日子以来，索尼耶养成了一个习惯，她搁下自己的书，随便捡起哪本卡特没在读的书就看。她限定自己每次只能看一个短篇，然后就回过头去读霍华德·法斯特。

她俩要是饿了，其中一个就会费力地爬上一段长长的木梯。在松树和雪松之下的岩石上头，有一圈小屋依海湾而建。早在狮门大桥 [4] 建成前，这些小屋就被用作夏季避暑之所，那时候人们从温哥华跨海前来度假。有些小木屋——像卡特和索尼耶住的那种——仍然十分简朴，租金也很便宜；还有些小屋——像莫妮卡本人住的那种——条件已大为改进。然而没人打算在此久住，大家都盘算着搬去一幢像样的房子。索尼耶和她丈夫除外，他们的规划似乎比其他人的都要难以捉摸。

一条尚未铺砌的新月形土路串起小屋，两端都可以通到滨海大道。圈出的半圆区域中遍布高大的树木，树下是茂密的各类蕨类植物和覆盆子丛，其间还交错着蜿蜒的小径。经这些小径可以抄近路去到滨海大道上的商店。卡特和索尼耶一般会在店里买外带薯条当午餐。通常都是卡特去跑腿，于她而言这是美差一桩，她能借机在树下走走——推着婴儿车的时候她可没这机会。

她刚搬来时，诺埃勒还没出生，她几乎天天都在林间散步，从没想过这是一种自由。有一天她与索尼耶相遇。她俩之前不久都就职于温哥华公共图书馆，但所属部门不同，也从没说过话。卡特怀孕六个月时，应图书馆要求辞了职，仿佛他们生怕读者们见到孕妇会扫兴。而索尼耶辞职则因为一桩丑闻。

至少可以说是因为一则见了报的新闻。她的丈夫，科塔尔，给一本卡特从未听说过的杂志当记者，曾去过一趟中国内地。报上称他为左翼作家。索尼耶的照片就印在他的旁边，并指明她在图书馆任职。有人担心她会借职务之便推广宣扬共产主义著作，影响来图书馆的孩童，把他们变成共产党员。没人说她已经这么做了——只是说存在这个危险。况且从加拿大去中国也不违法。可是，最后人们发现科塔尔和索尼耶其实都是美国人，这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让人担忧，似乎更加动机不纯。

“我认识那女的，”卡特在报上看到索尼耶的照片时，对丈夫肯特说，“至少我见到她时能认出来。她看上去总是有点羞涩。这下她可要难堪了。”

“不，她不会的，”肯特说，“这种人喜欢被迫害的感觉。他们就为这活着。”

据报道，图书馆馆长声称索尼耶根本没机会挑选图书或是带坏年轻人——她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打图书目录上了。

“这可真好笑。” 索尼耶对卡特说，这时她俩已经遇见又相认，并在小路上聊了有大概半个小时了。好笑之处在于索尼耶完全不会打字。

她并没有被炒鱿鱼，却自己主动辞了职。她觉得辞了工作也无妨，因为她和科塔尔要为他们的未来做些改变。

卡特想知道的是，其中一个改变会不会是要孩子呢。于她而言，完成学业后，她的人生就像是走过一场又一场层层递进的考试，得将它们通通考过。第一场考试是结婚。倘若到了二十五岁还未出嫁，这场考试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属惨败。（她总是带着如释重负和些许欢欣的感觉签下“肯特·梅伯里夫人”一名。）接下来就要考虑生第一个孩子。婚后一年怀孕是个不错的想法。等上两年就有点过于慎重了，没有那个必要。过了三年，大家就要开始纳闷了。随后就得考虑生第二个孩子。这一系列事情之后进程便不再那么一清二楚了，很难断定你会在何时到达何地。

索尼耶不是这样的朋友，她不会告诉你她想要个孩子，为此已经试了多久，又用了何种手段。她从不用那种方式来聊性、聊月经、聊她身体的种种反应——虽然她马上就要告诉卡特的那些事儿，在大多数人看来更令人惊骇。她自有一派优雅气质——她曾一心要成为芭蕾舞者，只是后来个头长得太高未能如愿，这份遗憾始终萦绕于她的心头，直至遇见科塔尔。科塔尔评论道：“哦，又一个期望变成垂死天鹅的布尔乔亚小姑娘。”她的脸平展、沉静，粉色肌肤——她从不化妆，科塔尔不让化妆。浓密的金发用发夹盘成一个蓬松的髻。卡特觉得她长相甚美——兼具清纯与智慧。

卡特和索尼耶在海滩上一边吃薯条，一边讨论正在阅读的短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怎么会没有女人爱斯坦利·伯内尔 [5] ？斯坦利其人到底如何？他简直像个孩子，在感情上咄咄逼人、在餐桌上贪得无厌，又那么妄自尊大。反观乔纳森·特劳特——噢，斯坦利的妻子琳达本该嫁给乔纳森·特劳特，乔纳森悠游水中时，斯坦利只会弄得水花四溅，哼哼唧唧。“您好，我天仙般的桃美人。”乔纳森用丝绒般的男低音说道。他满怀讥讽，敏感而意志消沉。“人生苦短，人生苦短啊。”他说。而斯坦利那个自以为是的世界土崩瓦解，让他无地自容。

卡特怀有心事。她没法提，也不敢去想。肯特是否有点像斯坦利呢？

一天，她俩起了口角。卡特和索尼耶就D. H. 劳伦斯的一则短篇小说出乎意料地争辩了起来，颇不愉快。小说叫《狐》。

小说的最后，那对恋人——一名士兵和一个叫玛奇的女子——坐于海崖之上，面朝大西洋，远眺他们未来在加拿大的家。二人打算离开英格兰，开始新生活。他们彼此许下承诺，但他们并不是真的幸福。现在还不是。

士兵心里明白，只有女方将自己的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交托于他，他们才会真正幸福。玛奇对他仍有抵触，试图让自己独立于他，努力保有身为女性的灵魂和心智，这让他俩都莫名痛苦。她必须停止这一切——她必须停止思考，停止欲求，放任自己的意识下坠，直至淹没于他的意志当中。犹如水面下舞动的芦苇。低头看，低头看呐——看芦苇如何随波舞动，它们生机盎然，却从不破水而出。她的女性本质也应当那样寄居于他的男性本质中。她会因此幸福快乐，而他会因此坚强满足。直到那时他们才能实现真正的结合。

卡特说，她觉得这真是愚蠢透顶。

她开始自证其理。“他在谈论性，是吗？”

“不止是性，”索尼耶说，“而是关于他们生活的全部。”

“对，但说的就是性。性让你怀孕。我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这样玛奇有了一个孩子。说不定还不止一个孩子。她得照料他们。如果你的心智在海面下随波逐浪，你要怎么照料孩子呢？”

“你这是在死抠字眼儿。”索尼耶说话时语气略带高人一等的意味。

“你要么是有思想、能自己做决定，要么就是不能，”卡特说，“例如——宝宝要去拿一片剃须刀刀片，你要怎么办呢？难道你只会说，哦，我想我还是在这儿漂一会儿，等老公回家，他会判断孩子能不能这么干，他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决定？”

索尼耶说：“你这也太极端了。”

她俩的声音都变得强硬起来。卡特的语气轻快中带着不屑，索尼耶则是严峻又执拗。

“劳伦斯不想要孩子，”卡特说，“他嫉妒弗里达在上一段婚姻中生下的那些孩子。”

索尼耶低头看向双膝之间，任沙子从指缝间洒落。

“我只是觉得那会很美，”她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能做到那点的话，一定会很美。”

卡特清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她自己的想法有纰漏。她怎么会如此愤怒，如此激动不安呢？她为什么要突然谈到宝宝，把话题转到孩子上呢？难道因为她有宝宝，而索尼耶没有？她那样说劳伦斯和弗里达，是否因为她觉得科塔尔和索尼耶的关系也有点像那种情况呢？

一旦你以孩子或者以女人不得不照顾孩子来立论，你就撇清了，也不该受到指摘。可卡特这样做，是在打掩护。她忍受不了关于芦苇和水的理论，反对之辞却前后不一，让她觉得胀气、窒息。她想到的其实是自己，而不是什么孩子。她自己正是劳伦斯痛斥的这种女人。她无法将此事坦白，因为这会让索尼耶怀疑——或许也会让卡特自己怀疑——卡特的生活中存在着一种贫瘠。

在另一场令人不安的谈话中，索尼耶曾说过：“我的幸福要靠科塔尔。”

我的幸福要靠科塔尔。

这句声明震惊了卡特。她从不会这样形容肯特。她不希望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变为现实。

但她也不希望索尼耶认为她是个错失爱情的女人。一个没想过为爱屈服，也不曾让别人为爱屈服的女人。

二

肯特还记得科塔尔和索尼耶搬去的那个俄勒冈小镇叫什么名字。也可说是索尼耶那年夏末搬去的那个小镇。她去那里照料科塔尔的母亲，科塔尔则又一次出公差去了远东跑新闻。中国之行后，科塔尔回美国似乎总会出点状况，可能是真有问题，也可能是想太多了。他计划下次回来后，跟索尼耶在加拿大碰面，可能把他母亲也接过去。

如今，索尼耶已不大可能还住在镇上。科塔尔的母亲在那儿的可能也微乎其微。肯特说不值得特地跑一趟，可黛博拉说，为什么不呢？去看看她们人还在不在不也挺有意思？他们在邮局问到了怎么走。

肯特和黛博拉驾着车，穿越重重的沙丘地，出了小镇——这段漫长而从容的旅程，大多数时候都由黛博拉驾车。他们看望了肯特住在多伦多的女儿诺埃勒，还去看了他第二任妻子帕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住在蒙特利尔，另一个在马里兰。他们跟肯特与帕特的几位老友一起待了些时日，这些人目前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封闭式社区里，还去了黛博拉的父母在圣巴巴拉的家里小住。她的父母都和肯特年纪相当。此刻，他俩正前往西海岸，回温哥华的家，只是他们每天开车都不慌不忙，免得把肯特累坏。

沙丘上野草丛生。看起来像寻常的小山，但偶尔裸露的一段沙土山肩在眼前乍现，让这片景致妙趣横生。像是孩子们搭建的，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

他们要找的房子就在路的尽头。错不了。有块招牌——太平洋舞蹈学校。以及索尼耶的名字，下面还有一块写有“待售”字样的牌子。花园里一个老妇人正在修剪一丛灌木。

所以科塔尔的母亲还健在喽。但是，肯特这会儿记起，科塔尔的母亲双目失明。因而科塔尔的父亲过世后，得有人过来跟她一起生活。

既然她眼前一抹黑，那她还拿着大剪刀乱舞什么呢？

他犯了个常见的错误，没有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头——好几十年了。若是科塔尔的母亲眼下还活着，那可真是人瑞了。他忘了索尼耶现在该有多大年纪，也忘了自己的年龄。因为那就是索尼耶，而且她起先同样没认出他来。她俯身把剪刀插进土里，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他似乎感受到了她动作的僵硬，这种感同身受传遍他的每一处关节。她白发苍苍，稀疏的发丝在一路穿越重重沙丘而来的轻柔海风中拂动。原本覆盖于骨架之上的紧实肌肉已经没了踪影。她胸部从来就一马平川，只不过腰没这么纤细。宽背大脸的典型北欧女孩。然而她的名字并非源自这一血统——他记得她之所以得名索尼耶，是因为她母亲喜爱索尼娅·赫尼 [6] 的电影。她自己改了拼写，对妈妈这种浅薄无知的行径不屑一顾。彼时的他们都基于某些事情而鄙视自己的父母。

强烈的阳光让他看不太清楚她的脸，倒是看到几处发亮的银白斑点，八成是切除过皮肤癌的部位。

“哎呀，肯特，”她说，“好荒唐啊。我还以为你是来买我房子的人呢。这位是诺埃勒？”

这样一来，她也搞错了。

黛博拉其实比诺埃勒还小一岁。但她身上毫无娇妻的做派。肯特在第一次手术后结识了她。她是一位理疗师，未婚，而他是一个鳏夫。黛博拉是位娴静沉稳的女子，毫不理会时尚和嘲讽——她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垂在后背。她引荐他练瑜伽以及各种指定的训练，眼下她还让他服用维生素和人参。她行事老练得体，对外界不闻不问，心若止水。大概她这一代的女性认为，有一段历经沧桑、无法言说的过往是理所当然的吧。

索尼耶邀请他们进屋。黛博拉说让他们好好聊会儿——她想去找家健康食品商店（索尼耶告诉了她商店所在），再去海滩散散步。

虽是夏季，阳光明媚，可屋子里却是冷飕飕的，肯特一来便注意到了这一点。话说回来，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房子很少像它们看起来的那般暖和——一旦没了阳光，立马感觉到湿冷的气息。雾气和冬季阴雨不断的严寒想必毫无阻碍地常年侵袭而入。这是一栋木质的大平房，有长廊和天窗，摇摇欲坠却并不简陋。在肯特目前居住的温哥华西部曾有大量类似的房子，可大多已经卖掉并拆除改造了。

两间相通的宽敞前厅里，除了一台立式钢琴外空无他物。房间中央的地板被磨成了灰色，各个角落打了深色的蜡。一面墙前装了一排栏杆，对面则是一大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他从镜中望见走过两个瘦骨嶙峋的白发人。索尼耶说她正想办法卖掉这地方——嗯，他从待售的牌子能看出来——还说既然这部分当初是按舞蹈教室建的，不妨就保留原样吧。

“别人拿它还能做点像样的事儿。”她说。据她所言，她们是1960年前后开办这所学校的，在她们得知科塔尔的死讯之后没多久。科塔尔的母亲——迪莉娅——负责弹钢琴。她一直弹到将近九十岁，失去意识为止。（“恕我直言，”索尼耶说，“只是你确实对这些事情都等闲视之了。”）索尼耶不得不把她送进养老院，每天去给她喂饭，纵然迪莉娅已经认不出她来。她重新雇了人来弹钢琴，却没有取得什么好成效。她自己亦是如此，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无法给学生们示范什么，只能口头告诉她们怎么做。因此她明白是时候收手了。

曾经的她是如此高傲，不那么随和，实际上不是很友好，至少他感觉如此。而现在她却像孤单太久的人一样忙进忙出，喋喋不休。

“刚开始，学校办得还不赖，那个时候小姑娘们都对芭蕾有兴趣，后来所有这类东西全过时了，你是知道的，太过生硬刻板。但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接着到了八十年代，年轻的家庭搬来这里，他们看似都家财万贯，他们哪来那么多钱？本应有机会重整旗鼓的，可我有心无力了。”

她说，她婆婆去世的时候，自己那股子干劲儿或说那种需求一并偃旗息鼓了。

“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她说，“从来都是。”

厨房又是很大的一间，碗橱和厨具都没法摆满厨房。地面铺着灰色和黑色的瓷砖——没准儿是黑色和白色的瓷砖，只是白瓷砖被擦地的脏水染成了灰色。他们穿过一条排放着书架的走廊，高耸到天花板的书架上塞满了书和破破烂烂的杂志，可能连报纸都有。有股子纸张年头太长变脆的陈味。这里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剑麻垫子，一直铺到一处侧廊，在那儿，他终于能有个地方坐下来了。藤椅和长靠椅，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若不是快散架了，或许还能值点钱。竹百叶窗也破破烂烂的，或是卷起，或是放了一半，窗外的灌木生长得过于茂盛，直抵窗口。肯特叫得出名字的植物不多，但他认出这种灌木常见于沙质土壤。它们的叶片硬朗、发亮——绿得仿佛浸在油里般。

经过厨房时，索尼耶把水壶烧上准备沏茶。眼下，她瘫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也因为能气定神闲地坐下来而心生宽慰。她举起自己那双指节分明的脏手。

“我过会儿就去洗干净，”她说道，“刚刚没问你是不是想喝茶。我也可以煮咖啡的。或者你喜欢的话，我可以略过茶和咖啡，直接调点杜松子酒。我为什么不直接动手呢？这点子听着不错呢。”

电话铃响起。老式电话刺耳而响亮的铃声。那声音像是从外面的前厅传来的，可索尼耶却匆匆赶回了厨房。

她讲了一会儿电话，这时水壶里的水煮沸，发出啸声，她便停下来把水壶拎开。他听见她说“这会儿有客人”，他但愿她不是搪塞了想来看房子的什么人。她那种局促不安的语调让他觉得这不是一通日常联络的电话，八成跟钱有牵涉。他极力控制自己不再偷听下去。

堆在前厅的书籍和报纸，令他想起索尼耶和科塔尔在海滩上住过的小屋。其实，所有不适、漠然的感觉都让他忆起当年。那间客厅被一侧的石头壁炉烤得暖暖的，虽然生着火——他就去过那里一次——以前的陈灰还在往外飘，夹杂着烧焦的橘子皮和垃圾碎片。屋里书和小册子无处不在。没有沙发，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简易床——坐的时候你要不就得把脚放在地上，背后无所凭靠，要不就得往后挪，靠到墙上，把腿盘起来。卡特和索尼耶就这么坐着。她们完全不参与任何交谈。肯特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拿开了原本放在椅子上的一本封面很无趣的书，书名为《法兰西内战》。他们现在这么称呼法国大革命吗？他心想。随即他看到了作者的名字，卡尔·马克思。此前他早已体会到屋子里的敌意和审判的意味。仿佛身处一间摆满福音书、挂满骑驴耶稣、加利利海上的耶稣画像的房间里一样，感受到审判的降临。不只是来自书报，也来自脏乱的壁炉、花纹模糊的小地毯和粗麻布窗帘。肯特的衬衫和领带也不搭调。从卡特之前打量他这身打扮时的眼神中他就有所觉察，可他既然都穿上了，无论如何只能穿着了。她穿着一件他的旧衬衫，盖在牛仔裤之外，用一串安全别针扣着。他原本认为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些邋遢，但又断定她大概只穿得进这套衣服吧。

那时诺埃勒即将出生。

科塔尔在做饭。是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很是美味。他们喝的是啤酒。科塔尔三十多岁了，比索尼耶、卡特和肯特都要年长。他高个头、窄肩膀，光秃秃的高前额，鬓角稀稀疏疏的。说起话来有点急促，轻声细语，开诚布公。

还有一对更为年长的夫妇也在场，太太胸部下垂，花白的头发挽于颈后，先生身形矮小，坐相端正，虽然衣衫褴褛、不修边幅，但待人接物的气度、字正腔圆的腔调和双手指尖相合成规整方形的习惯动作都让他不失文雅。另外还有个红发青年，肿胀的眼睛泪汪汪的，脸上长满雀斑。他半工半读，靠开卡车给报童派发报纸包来养活自己。他显然刚开始干这活，年长的男人认识他，拿他送这样一份丢丑的报纸开涮。资产阶级的走狗、精英阶层的传声筒。

就算这半是调侃，肯特也看不下去了。他心想，与其再等下去，不如现在发声。他说自己没看出那份报纸有什么不妥。

这正中他们的下怀。年长男士打探出肯特是药剂师，在一家连锁药店工作。那个青年已经在问：“你会被提升到管理层吧？”他说话的方式暗示出别人都会把这当作笑话，但肯特并没有。肯特回答他希望如此。

咖喱菜端了上来。他们吃着，又喝了更多啤酒，炉火添新柴，春季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越过布拉德内湾，可见波因特格瑞灯火阑珊。肯特主动担起了重任来捍卫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核武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7] 及处决罗森伯格夫妇 [8] 等等——不论其他人抛来什么问题他都照单全收。他对美国公司劝说非洲母亲不喂母乳改买配方奶粉的说法冷嘲热讽，对认为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待印第安人行为凶残的观点鄙夷不屑，对科塔尔的电话可能已遭窃听这一看法更是嗤之以鼻。他引述《时代》杂志所登内容，并明说自己在引用。

那青年拍着膝盖，头摆得像拨浪鼓，难以置信地大笑。

“我不相信这家伙。你们能相信这家伙吗？我可不能。”

科塔尔继续发起争论，极力控制住恼怒之情，因为他自诩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年长男士开始故弄玄虚地转移话题，胸部下垂的女士则以令人厌恶的礼貌口气突然插话。

“为什么当局一出讨喜的风头，你就上赶着要帮它说话呢？”

肯特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驱使他这么做。他甚至没有郑重其事地把这些人当作敌手。他们在现实生活的边缘徘徊不定，慷慨陈词、唯我独尊，无论哪一类狂热分子都是如此。若把他们同与肯特共事的人相比，他们一点儿都不实在。在肯特所从事的工作中，错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每时每刻都要担起职权，你不会有时间到处鬼混，纠结开连锁药店到底是不是个坏主意，也不会沉湎于对药品公司的妄自揣测中。那才是真实的世界，他每天都要置身其中，肩负着他和卡特的未来。他全然接受这一切，甚至引以为傲，他才不打算向满屋子无病呻吟的人道歉。

“不管你们说什么，日子正渐入佳境，”他对他们说，“只需看看周遭的一切就有数了。”

此刻的他同年轻时的自己并无分歧。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有点傲慢无礼，但并没有做错。然而他纳闷的是屋子里的那股愤怒，那些所向披靡的力量，后来怎么样了？

索尼耶讲完了电话。她从厨房里对他喊：“我决定不泡茶了，直接弄点杜松子酒。”

她把酒端来时，他问她科塔尔去世多久了，她告诉他已有三十余年。他倒吸一口凉气，摇了摇头。这么久了？

“他染上了某种热带病菌，迅速失去了生命，”索尼耶说，“是在雅加达出的事。我连他患病都还不知道，他们就把他给埋了。雅加达以前叫巴达维亚 [9] ，你知道吧？”

肯特回答：“不太清楚。”

“我还记得你家的样子，”她说，“客厅其实是个门廊，横跨整个房子的前半部分，跟我们家一样。百叶帘是雨篷布做的，绿棕色条纹。卡特喜欢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她说那是有丛林风味的光。你们管那房子叫荣耀小屋。但凡你们提起它都这么叫它。荣耀小屋。”

“房子靠柱子撑着，柱子插在混凝土里，”肯特说，“柱子都烂了。房子居然没倒，真是个奇迹。”

“你和卡特以前总是出门看房子，”索尼耶说，“休假的时候，你们会用婴儿车推着诺埃勒，在这个或那个小区附近转悠。你们把所有的新房子都看了个遍。你知道当时的那些小区都是什么模样。完全没有人行道，因为大家好像都不必再走路了，他们把树也全都砍了，房子就那么挨在一块儿，透过落地长窗面面相觑。”

肯特说：“一开始，谁还能买得起别的？”

“我懂，我懂。可你会问，‘你喜欢哪一幢？’卡特从来不回话。最后你就恼了，说，不管在哪儿，她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房子呢，她回答，‘荣耀小屋’。”

肯特不记得有过这事。但他想应该确有其事。无论如何，卡特是这么告诉索尼耶的。

三

在科塔尔出发去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或管他去哪儿之前，索尼耶即将去俄勒冈照顾他母亲，科塔尔和索尼耶准备办一个告别派对。他们邀请了住在海滩一带的每一个人——既然派对将在户外举办，那这就成了唯一明智的做法。索尼耶和科塔尔在公社的邻居也受到了邀请，搬到海滩以前，他俩跟这些人生活过，外加科塔尔认识的几个记者，以及索尼耶从前在图书馆的同事。

“就是请了所有人。”卡特说。而肯特高兴地说：“又有别的左派分子了？”她说她不晓得，只知道请了所有人。

正牌莫妮卡家里长期雇有保姆，所有的孩子都被送去她家，家长们分摊费用。天开始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卡特用婴儿提篮把诺埃勒也送了过去。她跟保姆说自己午夜之前就会回来，那应该是诺埃勒醒来要吃奶的时候。她本可以把家里准备好的备用奶瓶带来，但她没有。她对派对的状况心里没底，想着自己或许会乐意有个脱身的借口。

她和索尼耶始终没谈过在索尼耶家吃的那顿晚餐，当时肯特跟满屋子人唇枪舌剑。那是索尼耶头一回见到肯特，事后她只说了句，他真的长得很帅。卡特听来却只觉得长得帅是不痛不痒的搪塞之词。

那晚她靠墙而坐，抱个垫子抵在腹部。她习惯了用垫子挡着宝宝爱踢的部位。垫子已经褪色，落满尘埃，索尼耶家的所有东西都是如此（她和科塔尔租下小屋时，家具都是现成的）。垫子上的蓝色花叶褪成了银灰色。当他们对肯特群起而攻之，而他本人却浑然不知之时，卡特只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图案。那青年跟他讲话时，带着儿子对老子说话时那种夸张的怒意，科塔尔用的则是耐心快消耗殆尽的老师对学生讲话的口吻。年长男士被彻底逗乐了，而年长女士则是满脸道貌岸然的反感，仿佛广岛事件、亚裔女孩活活烧死于大门紧锁的工厂里，以及所有乱七八糟的谎言和自吹自擂的惺惺作态全都是肯特其人的错。就卡特看来，肯特大半是自讨苦吃。她看到他的衬衫和领带，便舍弃了好看得体的孕妇裙穿上了牛仔裤，当时她就是担心会出这种事。既来之则安之，她这般或那般地拧着垫子，捕捉它发出的银色光芒。

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对一切都充满信念。他们停下来喘口气时，也只是为了从一股永无止境的、流淌着纯净美德和纯粹信念的溪流中汲取能量。

或许除了索尼耶。索尼耶什么也没说。不过索尼耶仰仗着科塔尔。他就是她的信念。她站起来继续给大家盛咖喱菜，在一阵愠怒的短暂沉默中，她开口插话。

“好像没谁想吃椰肉嘛。”

“噢，索尼耶，你是想成为那种老道的女主人吗？”年长女士说，“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的某个人物？”

看起来连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吃不开。有太多事卡特都搞不懂。好在至少她清楚自己哪里不懂，她并不打算把它们都当成荒唐至极的事。

然而，她还是盼望自己的羊水会破掉。只要是可以让她分娩的招数都行。倘若她把局面搅乱，当着他们的面弄得一地的羊水，他们总该消停了吧。

肯特后来似乎并没有因为那晚的经历而心烦意乱。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赢了。“他们全是左派分子，非得那样说话不可，”他说，“他们只能这么做。”

卡特恨不得马上终止关于政治的讨论，所以她话锋一转，告诉他那对年长夫妇曾与索尼耶和科塔尔同住公社。那里还住过另一对夫妇，后来搬走了。而且那里有组织地举办性伴侣交换活动。年长男士在外面有女人，有时那个女人也参与交换活动。

肯特说：“你是说，年轻小伙要跟那个老女人上床？她都快五十岁了。”

卡特说：“科塔尔也三十八岁了。”

“即使如此，”肯特说，“也够恶心的。”

可是卡特发觉那些规定的义务性交虽然恶心，却又令人兴奋。你清清白白地把自己乖乖送到哪个名单上列出的人跟前——这简直像宗教卖淫活动。肉欲成为你的职责所在。心念至此，深深的、下流的兴奋感油然而生。

这却从不曾让索尼耶兴奋过。她未曾体验过性释放。她回到科塔尔身边时，他会问她有没有，她只能回答没有。他大失所望，她则因为他的失望而失望。他对她解释，说她过于专一，过于拘泥性的所有权，她知道他说的没错。

“我知道，他觉得若是我足够爱他，我一定会做得更好，”她说，“但我真的爱他啊，悲痛万分地爱着。”

纵使满脑子都是这些撩人的遐思，卡特依旧相信自己这辈子只会跟肯特做爱。性爱就像是他俩自己的发明。跟别人尝试这事，就等于更换电路——整个生活都将在她面前毁于一旦。然而，她却无法宣称自己悲痛万分地爱着肯特。

当她从莫妮卡家沿着海滩往索尼耶家走时，一路可见等着派对开始的人们。他们或零零散散站成一圈，或坐在大圆木上观赏夕阳最后的一缕余晖。大伙儿喝着啤酒。科塔尔和一个男人在清洗垃圾桶，预备用来装调制潘趣酒。图书馆馆长坎波小姐孤身一人坐于一根大圆木之上。卡特使劲对她挥挥手，但没走过去陪她坐。眼下你要是跟某个人搭讪，肯定会被逮着不放。那么从头到尾都是孤零零的两个人。倒不如加入一个三四人的团队，哪怕你发现谈话的内容远远看去貌似热闹活跃，实则乏味至极。然而朝坎波小姐挥手之后，她没法马上这么干。她得假装正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因此她没有停下脚步，从正跟莫妮卡的丈夫讨论锯开一根海滩上的大圆木要花多长时间的肯特身边经过。她拾级而上，走到索尼耶家，进入厨房。

索尼耶在搅拌一大锅红辣椒，公社来的年长女士在把黑麦面包片、香肠及奶酪摆放于大盘子上。她依旧是吃咖喱晚餐时的一身装束——一条宽松的裙子，一件土黄色的紧身毛衣，紧裹着的一对乳房几乎直垂腰际。这八成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卡特心想。科塔尔就喜欢索尼耶不戴胸罩、不穿丝袜、不抹口红。这想必也跟随心所欲、豁达大度的性有关，虽然年过半百，她强烈的性欲也未见衰减。

图书馆的一个女孩也在厨房里，切着青椒和西红柿。还有一个卡特不认识的女人正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抽着烟。

“我们都对你很有意见，”图书馆的女孩对卡特说，“我们在职的所有人。听说你生了个超级可爱的宝宝，居然不带来给我们看看。她现在人呢？”

卡特回答：“但愿是在睡觉。”

这女孩叫洛兰，不过索尼耶和卡特回想之前在图书馆的那段时光时，都把她叫成黛比·雷诺兹 [10] 。她是个活力四射的姑娘。

“哈！”洛兰说。

胸部下垂的女士意味深长地瞅了她和卡特一眼，满是厌恶。

卡特打开一瓶啤酒递给索尼耶，索尼耶说：“噢，谢了，我一心扑在搅拌辣椒上面了，都忘了我也可以来一杯。”她很焦虑，因为厨艺没有科塔尔好。

“好在你不是打算自己喝，”图书馆的女孩对卡特说，“你还在给宝宝喂奶，喝酒可是大忌。”

“我当初喂奶的时候，还不是一直大喝特喝啤酒，”高脚凳上的女人说，“我觉得这还是可取的。反正大部分都尿掉了。”

那女人的眼睛用黑色眼线笔描了一圈，并从眼角延伸出去，眼睛与两道油亮的黑眉间都抹着蓝紫色的眼影。脸上剩余的其他地方白得出奇，也可能是这种妆容让她看上去如此，嘴唇上是极浅的粉色，简直像白色。卡特之前见过这样的脸，但也仅限于杂志上而已。

“这是埃米，”索尼耶介绍，“埃米，这是卡特。对不起，之前没帮你们介绍。”

“索尼耶，你怎么一直在说对不起。”年长女士说。

埃米拿起一块刚切好的奶酪，吃掉。

埃米就是那个情妇的名字。年长女士丈夫的情妇。突然间，卡特很想认识她、跟她交朋友，一如她曾企盼与索尼耶为友。

暮色四合，海滩上围成一小圈的人群隐隐约约看不见了。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朝一个方向一拥而上。水边的女人们已经脱了鞋子，穿长袜的抬起腿，把长袜也拽下来了，她们脚尖点着水。大部分人放下啤酒，改喝潘趣酒，而潘趣酒的成分也开始跟着变换。起初主要是朗姆酒和菠萝汁，现在又加进了另外几种果汁、苏打水、伏特加和葡萄酒。

有人撺掇那些脱了鞋的人再多脱一些。有人穿着衣服就冲进水里，然后再脱下衣服，扔给岸上的人接着。另一些人就地脱光了，相互打着气，说反正天黑什么也看不清。事实上你还是看得见光着身子的人们在漆黑的海水中嬉戏、奔跑和摔倒。莫妮卡从家里拿来一大堆毛巾，大声叫唤着，提醒所有人一上岸就把自己裹上，免得患上要命的感冒。

月亮从岩石顶端黑黝黝的树丛中升起，看起来如此庞大、庄严、令人望而生畏，现场惊叹声一片。那是什么？尽管后来月亮在夜空中爬得更高了，缩成比较正常的大小，大伙儿仍旧不时提及，说着“秋分的满月”或“你看没看到它刚升起来时的样子？”

“其实我以为是个超大的气球呢。”

“简直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我觉得月亮绝不可能那么大。”

卡特在海边跟那位中年男士聊天，方才在索尼耶的厨房里她同时见到了他的妻子和情妇。他妻子眼下正在游泳，离尖叫嬉水的人群有一点远。那位男士说，在另一种生活中，他曾是一位牧师。

“‘信仰的海洋也曾经一度汪洋恣肆，’”他风趣地说道，“‘贴着大地的涯岸，如一条环抱全球的光辉腰带’ [11] ——我那时娶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女子。”

他感叹唏嘘，卡特以为他是在回想接下去的诗句。

“‘但现在我只听见，’”她接道，“‘它那退潮的呼啸抑郁而悠长，不断地退却，向拂动的夜风退去，落向世界的广阔阴沉的边沿，落向光赤赤的砾石。’”她中道而止，因为继续往下背“哦，亲爱的，我们要彼此忠诚……”似乎有点过头了。

他妻子朝他们游来，在水刚好没过膝盖的地方立起了身。她的乳房朝两侧晃来晃去，在她蹚水而过时，往周围甩出串串水珠。

她丈夫张开双臂，唤道：“欧罗巴 [12] 。”那口吻如欢迎同志般。

“那你就成了宙斯喽。”卡特冷不丁地回了一句。那一刻她渴望这样一个男人来吻她。一个她几乎不认识，也不在意的男人。而他当真吻了她，冰冰凉的舌头在她嘴里来回翻动。

“设想一下，一块以母牛来命名的大陆。”他说。他妻子站在他俩近前，游完泳，挥洒完汗水之后神采奕奕地喘着气。她靠得如此之近，卡特生怕她那长长的深色乳头或那团黑色阴毛蹭到自己。

有人生起了一堆篝火，水里的人都上了岸，裹着毯子或毛巾，或者蜷在大圆木后面，艰难地穿上衣服。

然后音乐响了起来。莫妮卡的隔壁邻居有个船坞和船库。有人带来了电唱机，大伙儿跳起舞来，在船坞上，在沙滩上，只是在沙滩上很难跳。甚至在大圆木顶上，有人也会舞上一两步，接着再颤颤巍巍地跌下来或直接跳下。重新穿好衣服的女人，从头至尾就没脱过衣服的女人，坐立不安、不愿就这样待在一个地方的女人——比如卡特——沿着水边迈起了步子（再没人游泳了，游泳已彻底翻篇，被抛在脑后了），就着音乐，她们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姿态走着。煞费苦心地、打趣地摆动着，随后更恣意妄为起来，如同电影当中的美女们。

坎波小姐仍坐在原地，嫣然笑着。

卡特和索尼耶口中的“黛比·雷诺兹”坐在沙滩上，背靠一根大圆木，抽泣着。她对卡特微微一笑，说：“别以为我在伤心。”

她丈夫大学期间曾是橄榄球运动员，现在经营一家修车行。他来图书馆接妻子时，看上去总是一副正规橄榄球运动员的模样，隐隐约约有些愤世嫉俗。但是此时此刻，他跪在她身旁，拨弄着她的头发。

“没关系的，”他说，“她总会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对不对，亲爱的？”

“对，就是这么回事。”她说。

卡特看见索尼耶在篝火周围晃荡，分发着棉花糖。有些人会把它们串在签子上烤，另一些人则扔来扔去，棉花糖落到沙地上不见了。

“黛比·雷诺兹在哭呢，”卡特说，“可没什么事。她很开心。”

她俩大笑起来，相互拥抱，把棉花糖袋子夹在她们当中。

“噢，我会想你的，”索尼耶说，“噢，我会想念我们的友谊的。”

“当然，当然。”卡特说。她俩各自抓起一颗冰凉的棉花糖吃，相视而笑，满怀甜蜜与凄绝。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13] ，”卡特说，“你是我最真心最坦诚的朋友。”

“你也是我最真心最坦诚的朋友，”索尼耶说，“科塔尔说他今天晚上想跟埃米睡。”

“别由着他呀，”卡特说，“倘若这让你难过，就别由着他。”

“唉，这不是由不由着他的问题。”索尼耶英勇地说。她大声叫唤着：“有谁要吃辣椒？科塔尔在那边盛辣椒了。要辣椒吗？辣椒要吗？”

科塔尔已经把装辣椒的锅搬下台阶，置于沙地之上，

“当心这锅，”他用父亲般的口吻不停提醒着，“小心锅，它很烫。”

他蹲着给大家盛辣椒，身上只包着条敞开了的毛巾。埃米在他身边帮忙发碗。

卡特在科塔尔面前将双手拢成碗状。

“求您啦，大人，”她说，“我不配用碗。”

科塔尔一跃而起，放下勺子，把双手放到她头上。

“保佑你，我的孩子，‘在后的将要在前’ [14] 。”他吻了吻她低垂的脖子。

“哈。”埃米叫道，仿佛她才是那个被吻或吻了卡特的人似的。

卡特抬头，朝科塔尔后方望去。

“我也想抹那样的口红。”她说。

埃米道：“跟我来。”她放下碗，手轻搭在卡特的腰上，把她推向台阶。

“上去吧，”她说，“我们一股脑全帮你把妆上了。”

科塔尔和索尼耶的卧室后面有间很小的浴室，在这儿埃米摊开一堆小瓶瓶罐罐还有化妆笔。除了摊在马桶盖上，她没别的地方可放。卡特只得坐于浴缸边缘，脸差不多就挨着埃米的肚子。埃米先在她的脸上抹了某种液体，又在她眼皮上刷了什么膏，然后给她扑粉。她把卡特的眉毛又刷又涂的，还上了三层睫毛膏。嘴唇则先勾唇线，再抹口红，抿开后再抹一层。她托起卡特的脸，迎着光仔细端详着。

有人敲了敲门，接着竟晃起门来。

“等一下。”埃米大喊。随即又道：“你这人怎么回事，就不能去圆木后头解决一下吗？”

等她全部化完了，她才让卡特照镜子。

“别笑哦，”她说，“笑了效果就不好啦。”

卡特耷拉着嘴，闷闷不乐地盯着镜中的映像。她的嘴唇一如饱满的花瓣，百合花瓣。埃米把她拉开。“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最好别照镜子，一眼也别试着去看，你看着很漂亮。”

“管住你那没用的膀胱，我们马上就出来！”她朝外面捶门的人大叫，可能还是刚才那位，也可能换了一位。她把化妆用品统统归进袋子，塞到浴缸下面。她呼唤卡特：“来吧，美人。”

埃米和卡特在船坞上跳舞，一边大笑一边互相抬杠。男人们试图插进她们当中，但有好一会儿她们都没让他们得手。后来她们放弃抵抗，被分开了。她们发觉两人被隔开，各自被拽进某个舞伴的舞步中，故而摆出沮丧的表情，像刚着陆的鸟儿一样舞动着双臂。

卡特在和一个这一整晚她都不记得是否见过的男人跳舞。他看上去跟科塔尔年龄相仿。他个头很高，腰部厚实柔软，长着浓密的深色鬈发，因放纵而眼周泛着青色。

“我搞不好要摔下去，”卡特说，“我头晕眼花的。我好像要摔下船坞，跌进水里了。”

他说：“我会抓住你的。”

“我头是晕，可我没醉。”她说。

他笑笑，她心想，喝醉的人不就总说这话。

“真没醉。”她重申，的确如此，因为她连一瓶啤酒都没喝完，也没碰过潘趣酒。

“除非酒直接渗进了我皮肤里，”她说，“渗透作用。”

他没答话，只是把她拉近，又放开，牢牢盯着她的眼睛。

卡特和肯特之间的性爱热切而激烈，同时却又有所保留。他俩不曾主动撩拨对方，而是在不经意间就陷入了亲密的氛围，或者说是他们自认的亲密氛围当中，并逗留于此。倘若你一生只有唯一一个伴侣，那就没必要标新立异——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已经赤裸相对过，可即使在那些时刻，除非凑巧，他们从没对视过。

眼下卡特跟她这位素不相识的舞伴却一直在这么做。两人有进有退，转圈闪身，全心全意地为对方翩翩起舞，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宣告着，假如他们愿意，就能够设法安排一场激烈的翻云覆雨，与之相比，这场表演其实微不足道。

然而这不过是个玩笑。他们刚一有所接触，就急匆匆地放开彼此。凑近时，他们张开嘴，挑逗地用舌头滑过嘴唇，又立马佯装怠惰地后退。

卡特穿的是一件短袖拉绒毛衣，V形领口开得很低，胸前有一排纽扣，方便哺乳。

他们再次贴近时，她的舞伴像要自我保护般抬起一只胳膊，让他的手背、赤裸的手腕和前臂掠过她起静电的毛衣，以及毛衣下坚挺的乳房。这使得二人趔趄起来，差点坏了他们的舞步。但两人继续跳——卡特绵软无力，跌跌撞撞。

她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梅伯里夫人。梅伯里夫人。

是保姆，她站在莫妮卡家的台阶中央呼喊。

“你的宝宝。你的宝宝醒了。你能来喂她吗？”

卡特停了下来。她摇摇晃晃地穿过其他的舞者。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她跳下船坞，磕磕绊绊地在沙地上走着。她知道舞伴就在身后，她听见他跟着她跳了下来。她蓄势待发，要对他献上自己的嘴或喉咙。可他一把抓住她的臀部，让她转过身来，双膝着地自个儿跪下，隔着棉布短裤吻她的私处。接着他站起来，对如此魁梧的一个人来说可谓动作轻巧，两人一齐从彼此身边转身离去。卡特急匆匆地跑进灯光中，登上通往莫妮卡家的台阶。她上气不接下气，像个老太太似的拽着扶手，拖着自己往上爬。

保姆在厨房里。

“喔，你先生，”她说，“你先生刚带着奶瓶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安排，否则我哪用得着大呼小叫的。”

卡特径直走进莫妮卡家的客厅。尽管只有过道和厨房亮着灯，她仍看得出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客厅，不像她家和索尼耶家客厅是由门廊改装的。房间里摆了一张丹麦式现代咖啡桌、一些有垫衬的家具，还有落地窗帘。

肯特正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端着备用奶瓶喂诺埃勒。

“嗨。”他说，哪怕诺埃勒正吸得起劲，毫无睡意，但他还轻言轻语。

“嗨。”卡特一边说着，一边在沙发上坐下。

“我就想着这会是个好主意，”他说，“万一你喝了酒的话。”

卡特答道：“我没喝。一直没喝。”她举起一只手触碰乳房，看奶水是否充盈，但羊毛的拂动令她受到如此强烈的欲望的冲击，没法再压抑了。

“嗯，你要想喂奶，现在就可以。”肯特说。

她就坐在沙发边上，探身向前，很想问他，他是从屋前还是从屋后的路过来的？换句话说，是沿大路来的，还是沿沙滩来的？假如他走的是沙滩，那几乎肯定看到他们跳舞了。只是此刻在船坞上跳舞的人相当多，因此他说不定不会特别注意到谁。

尽管如此，还有保姆看到她。他可能听到保姆喊她，喊她的名字。然后他应该会循着保姆喊的那个方向望过去。

假设他是沿沙滩过来的，那么情况大抵如此。假设他沿大路而来，从前厅而非厨房进屋，就根本看不到那群跳舞的人。

“你听见她喊我了？”卡特问，“所以你才回家去拿奶瓶的？”

“原本我就考虑这么办，”他说，“我想差不多了吧。”他举起奶瓶，看看诺埃勒喝了多少。

“饿坏了呢。”他说。

她附和道：“是啊。”

“那么现在你的机会来啦，如果你想喝个痛快的话。”

“你是说你自己吗？喝了个痛快？”

“我稍稍喝了一点罢了，”他说，“你要是想喝，就去吧。玩得开心哦。”

她觉得他那趾高气扬的语气又可悲又做作。他一定是看见她跳舞了。否则他肯定会问：“你把自己的脸怎么啦？”

“我宁可等你。”她说。

他朝宝宝蹙了一下眉，翘起奶瓶。

“快喝完了，”他说，“你偏要等我的话，那好吧。”

“我得去下洗手间。”卡特说。洗手间里，纸巾绰绰有余，跟她期待中莫妮卡的家并无二致。她开了热水，把纸巾浸湿，擦脸，再浸湿再擦，时不时把染成黑紫色的纸团扔进抽水马桶冲掉。

四

第二杯酒喝到一半，肯特正谈论着温哥华西部近来高到骇人听闻、简直令人发指的房价，这时索尼耶接上话茬：“你知道吗，我有个推测。”

“我们以前住的那些地方，”他说，“早就荡然无存了。跟现在比，真像白捡的一样。现如今，我都不清楚干吗要买房子。只是为了那块地，为了把房子拆掉。”

她有什么推测？是关于房价吗？

不，是关于科塔尔。对于他的死，她难以置信。

“哦，刚开始我是相信的，”她说，“我从没想过要对此心怀疑虑。可后来我突然清醒过来，明白这未必就是事实。它根本不必是事实。”

想想那些细节，她说。一位医生写信给她。来自雅加达的信件。写信者自称医生。他说科塔尔死了，解释了他因何而死，他用的医学术语她眼下已经忘了。反正是一种传染病。可她怎么知道这人确实是一位医生呢？更甚者，就算认定他是位医生，她又如何确定他讲的是实情？科塔尔要结识一位医生毫无难度。成为朋友也易如反掌。科塔尔形形色色的朋友都有。

“甚至是付了钱给他，”她说，“那也并非绝无可能。”

肯特问：“他为什么做那种事呢？”

“他肯定不是头一个做那种事的医生。说不定他需要这钱来维持给穷人看病的诊所，我们如何得知呢？也保不准他单单只想中饱私囊。医生又不是圣人。”

“不是的，”肯特说，“我指的是科塔尔。科塔尔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再说他有钱吗？”

“没有。他自己一文不名，不过——我不清楚。反正这只是一种假设。他付钱这事。再说我人在这儿，你知道。我在这儿照顾他母亲。他真的很关心自己的母亲。他明白我绝不会丢下她不管。那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的确没有后顾之忧了，”她又说，“我很喜欢迪莉娅，也没觉得照顾她是个负担。搞不好我真的更适合照顾她而非嫁给科塔尔。要知道，有件事挺玄乎的。关于科塔尔，迪莉娅的想法跟我的如出一辙。她也持有相同的怀疑。她从没对我提及。我也从没对她提及。我俩都担心这会伤了对方的心。接着有一天晚上，在她不得不离开之前不久，我正在给她读一个悬疑故事，故事发生在香港，然后她说：‘科塔尔说不定就在那儿呢。香港。’

“她说但愿这话没让我伤心。于是我跟她讲了一直盘桓于胸的念头，她笑了。我们俩都笑了。你会以为，年迈的老母亲谈起唯一的儿子出逃，丢下自己不管不顾，会悲痛欲绝，然而并非如此。老人大抵并非如此。那些真正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不会再感到悲痛欲绝了。他们想必觉得不足介意。”

“他笃定我会照顾她的，只是他大概不知道我会照顾多久，”她说，“我真想把那医生的信给你看看，不过我把它扔掉了。那么做愚蠢至极，但我那时失张失智。我不知道要如何熬过余生。我没想过该怎样穷追不舍，查明他的身份，或索要死亡证明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想到的，可当时已经没有地址了。我不能写信给美国大使馆，因为科塔尔最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又不是加拿大公民。他甚至可能还有别的名字。他可以悄然换个假身份。用伪造的证件。他以前常常提起这种事。对我来说，他的些许魅力就在于此。”

“有的可能只是自吹自擂吧，”肯特说，“难道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索尼耶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保险吗？”

“别傻了。”

“如果有保险，他们会查明真相的。”

“是啊，但没保险，”索尼耶说，“事已至此。我打算自己去查出真相。”

她说有件事自己始终不曾对婆婆提过。待她孑然一身之后，她要踏上追寻之程。她要去寻找科塔尔，或寻求真相。

“我想，你会觉得我异想天开吧？”她问。

精神失常了，肯特思忖着，诧异之余满是不快。他这趟旅途所做的每一次探访，都会有那么一刻令他感到极其失望。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谈话的对象，这个他铁了心要找到的人，并不打算让他称心如意。他到亚利桑那州去看望的老友住的明明是安保设施完备的昂贵小区，却执迷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危险。他朋友的老伴，已经年过七旬，却要给他看她本人和其他几个老太太打扮成克朗代克 [15] 舞厅女郎模样参加音乐剧表演的照片。他成年的子女都为各自的生活所牵绊。对他，这些都稀松平常，并不意外。令他意外的是他们的生活，他的子女所过的生活，似乎都故步自封，一眼望得到头。就连那些变数，或是出自他的预知，或是从别人口中获悉——诺埃勒就快离开第二任丈夫了——也都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关于这件事，他对黛博拉绝口不提——甚至自己也不愿多想——但事实就是这样。眼下让他失望的是索尼耶了。他从前不是特别喜欢、还有点小心提防，但始终参不透故而心生敬重那个索尼耶——连她也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而且暗藏着神经不对头的迹象。

而他来看她，是事出有因的，这通关于科塔尔的夸夸其谈跟他的来意背道而驰。

“坦白讲，”他说，“听起来不像明智之举啊，我打开天窗说亮话。”

“大海捞针。”索尼耶的语调倒是欢快。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他可能确实死了。”

“没错。”

“而且他有可能去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生活。假如你的推测成立的话。”

“没错。”

“那么唯一的指望就是他当时真的死了，你的推测不正确，然后你就能知道最后的结果，只是比起你现在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

“哦，我觉得会有进展的。”

“你不妨就留在这里，写几封信去打听。”

索尼耶说，她不同意他的想法。她说这种事你是没办法走官方渠道的。

“得让街头巷尾都知道你。”

雅加达的街头巷尾——那是她意欲启动之地。像雅加达这类地方，大家不会守口如瓶。人们就生活于大街小巷，无所不晓。店家消息灵通，总会有人认识其他什么人，层层推进。她东寻西问，她在雅加达的消息就会人尽皆知。科塔尔那种人不会只是过眼云烟。即便时过境迁，也还留存着些许的记忆。五花八门的消息。有些消息代价不菲，并非所有都真实可靠。然而这都无所谓。

肯特琢磨着要问问她，她打算用什么办法弄到钱。她是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遗产？他似乎记得，她结婚时父母就跟她断绝了关系。说不定她以为能卖掉这房子，拿到一大笔钱。机会渺茫，但或许她是对的。

就算是这样，用不着两个月她就会把钱挥霍一空。她在雅加达的消息一定会人尽皆知的，就这样吧。

“那些城市瞬息万变。”他只是说。

“我可没忘了那些正规渠道，”她说，“我会尽我所能，向所有人打听。大使馆、殡葬记录、病历，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的话。其实，我已经写过信了。但他们只会拿话搪塞你。你得亲自去找到他们面谈。你人得到场。亲自到场。不停地打听，让他们拿你没辙，找出他们的软肋，必要时偷偷塞点好处给他们。我可没幻想过这会手到擒来。

“举例来说，我认为那里一定热得要命。雅加达——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根本不像什么好地方。到处都是沼泽和洼地。我也不笨。我会打预防针，会采取所有预防措施。我会带着我的维生素，再说雅加达是荷兰人创建的，应该少不了杜松子酒。荷属东印度。它不算是历史悠久的城市，你懂的。我想它建于17世纪的某个年代吧。等一下，我有各种各样的——我拿来给你看——我有——”

她放下杯子——杯子已经空了好一会儿了，她快速起身，走了没两步，脚在破损的剑麻地毯上绊了一下，身子往前一倾。幸亏她抓住门框，稳住了身体，总算没跌倒。“真该把这旧垫子扔了。”她一边嘀咕一边飞快走进房间。

他听见她使劲拉开卡住的抽屉，接着是一堆纸掉落在地上，从头至尾她都跟他说个没完，半疯半癫、言之凿凿的腔调，好像生怕失去你的关注。他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或者说，他根本没费心去听。他借此机会，吞下一粒药丸——方才这半小时他一直想着这事。药丸很小，不需要用水送服——他的杯子也空了——他本可以趁索尼耶没注意到他在干什么的时候就把药送进嘴里。但或许出于难为情，或许出于迷信，他没这么做。他不介意黛博拉对他的健康走势洞若观火，他的子女们当然也得知晓，但要透露给他的同辈人似乎是种禁忌。

这药吃得恰逢其时。一股眩晕、不适的热流、浑身要散架的感觉从下半身向上蔓延，汗珠从他的太阳穴处淋漓而下。有那么几分钟，他感觉这燥热在体内涌动，但他强自镇定，调匀呼吸，舒展四肢，把它按捺了下去。就在这当儿，索尼耶捧着一叠纸再次出现——有地图，也有复印件，想必是从图书馆复印的。她坐下时，有几张纸从她手中滑落，散在剑麻地毯上。

“喏，他们称之为老巴达维亚的地方，”她说，“是严格按几何图形规划的。颇具荷兰风情。有处郊区名为‘维特瑞登 [16] ’。意思是‘称心如意’。倘若我发现他住在那里，岂不是个大笑话吗？那儿还有座葡萄牙古教堂。建于17世纪晚期。当然这是个伊斯兰国家。他们那儿有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库克船长 [17] 曾在那里因修船而短暂停留，他对造船厂赞不绝口。不过他说沼泽里的水沟又脏又臭。恐怕现在依旧如此。科塔尔看起来从来都没有特别强健，却比你认为的更会照顾自己。他不会去有瘴气的沼泽里瞎逛，也不会从街边小贩那里买饮料。当然了，若是他眼下在那里，我想一定已经完全适应了那边的水土。我也不知道还能指望什么。我可以想象他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当地人，或者安了家落了户，被他棕色皮肤的小女人侍候得满面春风。在泳池旁吃着水果。保不准他还会为穷苦大众四处募捐。”

其实，有件事肯特还记着。海滩派对的那天晚上，科塔尔几乎一丝不挂，裹着一条勉强蔽体的毛巾来到他跟前，问他这个当药剂师的对热带疾病了解多少。

但那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头。任何要去那种地方的人都可能问同样的问题。

“你想象的是印度吧。”他对索尼耶说。

他的状况现在平稳了，药丸让他重新把控了身体内部的运作，止住了那种近乎骨髓在涌动的痛感。

“你可知道，我觉得他没死是有原因的，”索尼耶说，“我没梦到过他。我会梦到死去的人。我老是梦到我婆婆。”

“我不做梦的。”肯特说。

“谁不做梦呀，”索尼耶说，“只是你不记得了。”

他摇摇头。

卡特还在世。她住在安大略省。在哈利伯顿区，离多伦多不算远。

“你母亲知道我在这儿吗？”他问诺埃勒。她答道：“噢，我觉得她知道。肯定知道。”

然而始终无人登门造访。当黛博拉问他想不想绕道去看看，他说：“我们别大费周章了。不值得。”

卡特在一个小湖边独居。她本有位同居多年的男伴，当年他俩一起打造了那幢湖畔小屋，但他已过世。不过诺埃勒说，她有朋友，生活还不错。

在之前的谈话当中，索尼耶提到卡特的名字时，他既感到温暖又觉得岌岌可危：这两个女人仍保持着联系。他觉得危机四伏，接下来或许会听到一些他不想知道的事；他又同时怀有荒唐的愿望，希望索尼耶会跟卡特汇报，他有多帅（他坚信自己确实如此，因为体重一直相当稳定，又在西南部把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他的婚姻有多美满。类似的话诺埃勒可能说过，不过索尼耶的话多少比诺埃勒的更有分量。他等着索尼耶再次提到卡特。

可是索尼耶没那么做。相反，她谈论的只有科塔尔、那些糊涂账，以及雅加达。

眼下外面有阵骚动——不在他体内，而是在窗外，风一直在搅动着灌木丛，渐渐转猛，开始大力摇撼起来。这些可不是那种枝条长而散漫、随风飘摇的灌木。它们枝干坚韧，叶片也有足够的分量，因而每棵灌木都在被连根摇晃。阳光随之在绿油油的叶片上跃动。太阳还在闪着金光，风还没将云朵聚在一起，并没有下雨的征兆。

“再来一杯？”索尼耶问，“酒少放点？”

不了。吃了药丸后，他不能喝酒。

除非一切几近停滞，不然一切都是十万火急。他们驱车行进时，他悬悬而望，就等着黛博拉到达下一个镇子。然后又怎样呢？无济于事。然而间或会出现那么一刻，万事万物仿佛都在向你传递着某种讯息。晃动的灌木，耀眼的阳光。一切都如风驰电掣，让你应接不暇。你正想着概括总结，却只得到潦草而愚蠢的印象，好似一趟有趣的旅程所获。于是你就起了错误的念头，谬以千里的念头。相信某个死去的人可能还活着，他在雅加达。

不过，当你明知某人还活着，大可以径直开车到其门前时，你却让机会白白溜走。

什么会让你觉得不值得呢？是发现她像个陌生人，令他无法相信自己曾与她共结连理，还是发现她从来就不曾陌生，只是莫名其妙地疏离了？

“他们离开了，”他说，“他们两个。”

索尼耶任腿上的那堆文件滑落，跌入地板上其他的纸片当中。

“科塔尔和卡特。”他说。

“几乎天天如此，”她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天天都这样，这风在向晚时分乍起。”

言谈间，她脸上的小圆斑映着光，仿佛用镜子发出的信号。

“你妻子已经离开很久了，”她说，“说来荒唐，不过年轻人于我已经无关紧要。哪怕他们从地球上消失，也无关痛痒。”

“恰恰相反，”肯特说，“你说的正是我们。我们才是如此。”

药丸起效，他的思绪延展得横无际涯、薄如蝉翼，犹如水汽的尾迹一般蒸腾而起。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掠过：任风将沙丘上的沙子吹起，他就待在这儿，听索尼耶将雅加达的事娓娓道来。

不必继续、不必回家的念头。

[1] 1892年创建于温哥华的加拿大连锁百货商店。

[2] Howard Fast（1914—2003），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斯巴达克斯》为其代表作。

[3] 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短篇小说家，现代主义文体的开拓者，被誉为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4] Lions’ Gate Bridge，位于加拿大卑诗省内的一座悬索吊桥，横越布拉德内湾，连接温哥华市中心及北岸市镇。因桥头一对狮子塑像而命名，始建于1938年，是该地区内的一条重要交通动脉，亦是温哥华市的主要地标之一。

[5] 斯坦利·伯内尔，以及下文中的乔纳森·特劳特和琳达都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序曲》和《在海湾》里的人物。

[6] Sonja Henie（1912—1969），挪威籍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和电影明星。三次奥运会、十次世锦赛冠军得主，1936年成为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签约演员，获得很大成功，跻身好莱坞明星行列。

[7] 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8] 1951年，美国在冷战期间处死的一对苏联间谍，当时这份判决曾引起争议。

[9] 1619年，荷兰殖民者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

[10] Debbie Reynolds（1932—2016），好莱坞著名女星，曾主演歌舞片《雨中曲》等。

[11] 引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名诗《多佛海滩》（“Dover Beach”），此处选用了屠岸先生的译文，下同。

[12] Europa，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爱慕她的宙斯化身为一头公牛，将她诱拐并带往另一块大陆，后来这块大陆取名为欧罗巴，也就是现今的欧洲。

[13] 出自《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九节。此处及下文所引圣经，如无特别说明，均采用新译本（CNV Simplified）。

[14] 出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六节。

[15] 指位于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克朗代克河。19世纪末期这里曾兴起淘金热，建有豪华欧式歌舞厅。

[16] 原文为荷兰语。

[17] 即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人称库克船长，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和探险家，他曾经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有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

孩子们留下
The Children Stay

三十年前，有家人在温哥华岛的东海岸度假。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小女儿，同行的还有一对老夫妇，是丈夫的父母亲。

天气棒极了。每个早晨，每个早晨都是如此，从高耸的枝丫间倾泻而下的第一道纯净的阳光，驱散了乔治亚海峡漂浮在那片岑静海面上的水雾。潮水退去，露出一大片空荡荡的沙滩，地还很潮却不难走，就像即将干透的水泥地。潮水其实退得越来越浅了；每个早晨，沙地都在缩小，不过看起来仍足够开阔。别人都不大在意海潮的变化，只有爷爷兴致勃勃。

年轻的妈妈保利娜倒没那么喜欢海滩，更称她心意的是这一片小木屋后面的那条小路，它向北延伸约一千六百米，一直通到那条入海的小河岸边。

要不是因为潮起潮落，你可能很难想起这是大海。越过水面，眺望对面陆地上的群山，连绵的山脉筑成北美大陆的西部壁垒。此刻，透过水雾，这些山脉的驼峰和山顶逐渐清晰起来，保利娜推着女儿的婴儿车沿着小路行进时，不时可从树丛中瞥见那山景。对此爷爷也很感兴趣。他儿子布赖恩，就是保利娜的丈夫，也有此好。这两个男人始终想确定哪儿是哪儿。这些个山形，哪些是真正的大陆山脉，哪些只是矗立在海岸前海拔异常的岛屿呢？它们排列得如此扑朔迷离，加之日光变幻，让其中的一些显得远近不定，要分辨清楚实属不易。

不过有一张压于玻璃板之下的地图支在这片小木屋与海滩之间。你可以站在那里，看看地图，抬头看看前方，再低头看看地图，直至把各处一一对应。爷爷和布赖恩每天都这么干，他们总是为此争论——尽管你会觉得地图就摆在眼前，没什么可争的。布赖恩认为地图不够精准。他父亲则容不得他人批评此地一个字，哪方面都不行，这可是他挑选的度假地。这地图，跟这里的食宿和天气一样，完美无缺。

布赖恩的母亲不看地图。说地图让她头昏脑胀的。男人们笑话她，认定她头脑不清。她丈夫认为这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布赖恩则觉得这是因为她是他母亲。她操心的永远都是有没有谁饿了或是渴了，孩子们是不是戴了太阳帽、抹了防晒霜。还有凯特琳手臂上那个看起来不像蚊子叮咬的奇怪蜇痕到底是什么？她让丈夫戴上了一顶软塌塌的棉布帽，觉得布赖恩也该戴一顶——她提醒他，他小时候，他们有年夏天去奥卡诺根，他被太阳晒得多难受啊。布赖恩有时会对她说：“哦，闭嘴吧，妈妈。”说这话时，他的语调大多很亲昵，但他父亲会责问他，他是否觉得如今可以用这副腔调跟自己的母亲讲话。

“她不会介意的。”布赖恩说。

“你怎么知道？”他父亲问。

“哦天啊，都住嘴吧。”他母亲说。

保利娜每天早上一醒来，就从布赖恩身边爬开，悄悄溜下床。这时候布赖恩仍睡意蒙眬，长胳膊长腿四处乱伸。唤醒她的是婴儿玛拉的第一阵尖叫和呢喃，紧接着小床又咯吱咯吱响起，这个时候玛拉——她现在十六个月大，就快脱离婴儿期了——抓着床的扶手，自己站了起来。保利娜抱她出来时，她还在奶声奶气地轻声咕哝着。凯特琳，快五岁了，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她翻了翻身，但还没醒。保利娜把咕哝个不停的玛拉抱进厨房，放在地板上换尿布。随后，她被放进婴儿车，手里拿着一块饼干和一瓶苹果汁，保利娜则穿上太阳裙和凉鞋，上洗手间，梳理头发——这一切尽可能以最快速度最小动静来完成。她们离开小木屋，经过其他的屋子，走向一条坑坑洼洼、尚未铺砌的小路，小路多半还笼罩在清晨的暗影里，笼罩在冷杉和雪松的树影里，像一条隧道。

爷爷也是个早起的人，他从他住的小屋门廊那儿望见她们母女，保利娜也看见了他。但他们只需朝对方挥挥手。他和保利娜对彼此从来无须多言。（虽然，每当布赖恩无休无止地哗众取宠，奶奶满怀歉意却执意小题大做时，他俩常常会产生一份共鸣；他们心领神会地不看对方，以免流露出沮丧之情，令他人蒙羞。）

这个假期中，保利娜忙里偷闲挤出时间独处——带着玛拉一起跟独处几乎没什么两样。一大清早的散步，近午时分洗晒尿布的时候，她都是一个人。下午玛拉午睡时，她还可以再挤出一个小时左右。不过布赖恩在海滩上支起了一个小棚，每天都把婴儿护栏带过去，玛拉可以在那边睡觉，保利娜就不必找借口脱身了。他说，要是她总开溜，他爸妈会不高兴的。保利娜九月回维多利亚市 [1] 之后，就要登台演戏了，她确实需要一些时间熟悉台词，对此他倒并无异议。

保利娜不是演员。这是场业余演出，而她连业余演员也算不上。她并没参加过角色试演，但这部戏她倒是碰巧读过。让·阿努伊 [2] 的《欧律狄刻》。那阵子，保利娜各种类型的东西都看。

在六月的一次烤肉聚会上，有个男人问她想不想演这出戏。参加烤肉聚会的大多是教师和他们的配偶——地点在布赖恩任教的高中的校长家里。

法语老师是个寡妇——她带来了自己成年的儿子，他来这儿陪她度夏，在市中心一家旅馆做夜间接待员。她告诉所有人，儿子在华盛顿州西部的一所大学谋到一份教职，秋天就去赴任。

他叫杰弗里·图穆。“没有‘b’ [3] 哦。”他说，好像这个老掉牙的玩笑伤害过他。他跟母亲的姓氏不同，因为她两次丧夫，而杰弗里是她首任丈夫的儿子。关于工作，他的说法是：“不保证能持久，任期只有一年。”

他要教什么呢？

“戏——剧。”他把这个词拖得老长，饱含嘲弄。

他提到自己目前的这份工作时也大肆鄙薄。

“那地方乱得一塌糊涂，”他说，“搞不好你们都听说过——有个妓女去年冬天在那儿被杀了。我们的房客都是一堆窝囊废，不是在这里嗑药嗑过头，就是自己抹脖子。”

大伙儿对这种谈话方式都有点不知所措，纷纷从他身边离开。唯独保利娜例外。

“我正在考虑排一出戏，”他说，“你愿意参演吗？”他问她有没有听说过《欧律狄刻》这部戏。

保利娜问：“你是说阿努伊的那部？”他一惊非小。随即又说，能不能排出来他还没数。“我只是想看看，在诺埃尔·科沃德 [4] 的地盘上做点不一样的东西，说不定会很有意思。”

保利娜想不起来维多利亚市什么时候上演过诺埃尔·科沃德的戏，不过她猜应该演过几出吧。她说道：“去年冬天我们在大学里看过《马尔菲公爵夫人》 [5] 。小剧场演过《回荡的铃声》 [6] ，但我们没去看。”

“这样啊。哦。”他说着，脸红了。她原先以为他年纪比她大，至少跟布赖恩差不多（布赖恩三十岁，只是大家都说他行事不像三十岁的人），可他一开口跟她讲话，语气简慢而不屑一顾，又一刻也不直视她的眼睛，她便猜测他应该比自己表现出来的要年轻。这会儿她见到那涨红的脸，就更确定了。

后来发现，他还比她小一岁。二十五岁。

她推说演不了欧律狄刻；她不会演戏。可布赖恩凑了过来，想听听他们在聊什么，他立马说她一定得试一试。

“她就是要有人从后面推一把，”布赖恩对杰弗里说，“她就像头小骡子，要让她开动起来着实不易。不，说正经的，她是太过谦虚了。我一直这么跟她说。她特别聪明。其实她比我聪明得多。”

杰弗里听了这话，终于径直望向保利娜的眼睛——莽撞地、透彻地——这下脸红的成了她。

因为她的样貌，他立马选定由她饰演他的欧律狄刻。倒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我从不找美女来演这角色，”他说，“我好像从没选用美女扮演过任何角色。那没必要。会让人心猿意马。”

那么他所谓的“她的样貌”到底指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她的头发，又长又黑又浓密（在当时并不流行），还有她苍白的肤色（“今年夏天别晒太阳”），最主要还是因为她的眉毛。

“我从来不喜欢这些。”保利娜说，但这不完全是真心话。她的眉毛很平，又黑又浓，成了她整张脸的主角。跟她的头发一样，它们也不符合潮流。然而，倘若她真不喜欢这两道眉毛，为啥不把它们拔掉呢？

杰弗里似乎没听到她说些什么。“它们让你看起来怒气冲冲，不招人待见，”他说，“你的下巴也有点宽，有几分像希腊人。若我是拍电影，给你个特写镜头，效果肯定更好。按套路，演欧律狄刻的都会是看上去宛若天仙的女孩。我就不想要仙女。”

保利娜推着玛拉沿小路行进时，确实在背台词。让她伤脑筋的是最后一段独白。她一边推着婴儿车颠簸前进，一边反复默背着：“‘你真可怕，你知道，你像天使一样可怕。你以为所有人都在前进，跟你一样英勇无畏、内心光明——哦，请别看我，亲爱的，不要看我——或许我的模样让你失望，可我就在这儿，我是温暖的、善良的，我是爱你的。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幸福。别看我。不要看。让我活吧。’”

她漏掉了几个字。“‘或许我的模样让你失望，可你能感觉得到我就在这儿，不是吗？我是温暖的、善良的……’”

她告诉过杰弗里，她觉得这出戏很美。

他说：“真的？”她的话并没有让他欣喜或诧异——他似乎觉得这是意料之中、无须赘言的。他永远不会如此形容一出戏。他更愿意把它描述为一个必须跨越的障碍。同时还是一份向诸多敌手投出的战书。投向他口中那帮排演了《马尔菲公爵夫人》的学术败类；投向他口中那群盘踞在小剧场的愚蠢之辈。他自命为局外人，扛着自己的重负，正面对抗这些家伙，无惧他们的蔑视与反对，排演他的戏——他称之为“他的”戏。一开始，保利娜认为他是胡思乱想，人家极有可能对他一无所知。随后，发生了一些事，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预备上演这戏的教堂大厅要整修，没法使用了。印刷广告海报的成本意外上涨。她发现自己开始从他的角度看事情了。倘若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多了，那你基本上非得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不可——与他争论既冒险又耗费气力。

“这些狗娘养的，”杰弗里咬牙切齿地说道，语气中却又带着些许心满意足，“我可不讶异。”

他们在菲斯加德大街的一幢老房子楼上排练。星期天下午是所有人能凑齐在此的唯一时间，不过一周当中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排练。扮演亨利先生的是位退了休的港口引航员，他每次排练都能来，而且对其他所有人的台词都熟到让人恼火。但是那位理发师——她只演过吉尔伯特和沙利文 [7] 的剧，现在却要演欧律狄刻的母亲——除了星期天下午，其他时间都不能离店太久。扮演母亲情人的是位公交车司机，每天都要上班；扮演俄耳甫斯的服务生（他是他们当中唯一有志成为职业演员的人）也是一样。保利娜有时不得不找那些不靠谱的高中生兼职照看小孩——夏季的头六个星期，布赖恩忙着教暑期班——而杰弗里本人每晚八点都得到旅馆上班。但是，星期天下午他们会全员到齐。那个时段，其他人都在忒提斯湖里游泳，或挤在比肯希尔公园里，在树下散步、喂鸭子，或开车远离市区，到太平洋的海滩享受悠闲，杰弗里和他的剧组成员们却在菲斯加德大街那间满是灰尘、棚顶很高的房间里辛苦排练。窗顶是圆弧形，像一些朴实庄严的教堂里的那样，因为天热，窗子用随便什么能找到的东西撑开——上世纪20年代在楼下营业的帽店的账本，或是某位艺术家做画框剩下的木料，而他的油画抵着一面墙摞着，显然是见弃于人。玻璃肮脏不堪，然而窗外，阳光折射到人行道上、空旷的砾石铺砌的停车场上和低矮的灰泥房屋上，洋溢着星期日特有的明朗气象。市区的大街上几乎无人来往。除了偶尔看到一家袖珍咖啡馆或污迹斑斑的便利店之外，再无店铺开张。

保利娜在休息的间隙出去买饮料和咖啡。对于这出戏以及排练的情况，她发表的意见最少——哪怕唯独她早就读过剧本——因为只有她毫无表演经验。所以她主动请缨去买饮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享受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这短暂的步行——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都市人，疏离而孤绝，活在一个远大梦想的光芒中。有时她会想起在家里的布赖恩，他在花园里忙活，还要留心照看孩子们。说不定他会带她们去达拉斯路——她记得他答应过孩子们——到池塘里划船。那种生活跟排练厅发生的种种——数小时的凝心聚力、聚精会神、尖锐交锋、大汗淋漓、神经紧绷——比较起来，显得蹩脚而枯燥。尽管咖啡滚烫，味道又苦涩，但几乎每个人都选它，而非从冰柜里取出的更清爽或许也更健康的饮料，就连这一现象仿佛也让她感到满意。她喜欢看商店的橱窗。这条街不是港口周边那类装饰亮丽的大街，这条街道上满是修鞋修车铺以及亚麻织品折扣店，橱窗里的衣物和家具因摆放的时间过于久远，纵然是新品，看着也像二手货。一些玻璃橱窗里铺展着金色塑料布，又脆又皱的，就像老旧的玻璃纸，为的是保护商品不被阳光晒坏。这些店铺不过仅此一天空余此处，却看似被静止于时光之中，一如岩洞壁画和沙漠下的废墟。

当她提出她得离开两周去度假的时候，杰弗里那表情宛如五雷轰顶，仿佛他从未想象过她生活里也会发生度假这种事。然后他变得阴沉、略带嘲讽，好似这只不过是他意料之中的又一次打击而已。保利娜解释说，她只会缺席一次周日排演——也就是夹在两周之间的那次——她和布赖恩会在星期一上午开车去岛上，在第二个星期天上午返回。她保证会及时赶回来参加排练。暗地里她也不确定能不能赶得回来——打包、出发，这些总比你预料的要更耗费时间。她在考虑能不能一个人搭早班车先回来。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过分。她只字未提。

她问不出口，他在乎的是否只是那出戏，只是因为她彩排缺席一次才那么震怒。按照当时的情形来看，很有可能是这样。排练时，他跟她说话的口气一如往常，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的差别可能是他对她，对她的表演，没有对别人的期望那么高。这点谁都能理解。她是唯一一个临时拍板决定的演员，纯粹因为她的样貌——别人都是看到他张贴于全市的咖啡馆和书店的海报而来参加试演的。他似乎希望她表现得僵硬或笨拙，他对其他人的期待可不像这样。保不准这是因为在戏的后半场她得演个死人。

然而她认为大家都知情，尽管杰弗里态度简慢、粗鲁又无礼，但其他演员对于正在上演的戏码全都心知肚明。他们知道，等他们所有人稀稀拉拉地回了家，他会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楼梯间的门闩上。（起初，保利娜还假装跟其他人一起离去，甚至钻进汽车，绕街区兜上一圈，可后来这种把戏看似不仅是对她自己和杰弗里的侮辱，对其他这些演员亦然——她确信他们绝不会出卖她，这出戏像个短暂却强大的魔咒，把他们牢牢拴到了一块儿。）

杰弗里穿过房间，闩上门。每次他都像是做了什么必须要做的新决定。等门闩上后，她才会看他。门闩推上时，金属相互撞击发出不祥的、宿命般的响声，这让她惊得无力抵抗。但她寸步难移，等着他回到身边，每当这时，他脸上一下午的劳烦之色都不见踪影，那种惯有的淡然而又失望的神情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蓬勃的活力，这经常让她诧异不已。

“那么，跟我们说说，你这出戏讲的是什么，”布赖恩的父亲问，“是会在舞台上脱衣服的那种吗？”

“好了，可别取笑她。”布赖恩的母亲说。

布赖恩和保利娜把孩子们安顿上床后，晚上便一起去布赖恩父母的小屋喝上几杯。落日的余晖照在他们身后，照在温哥华岛的森林后方，而前方的群山上，不再有人头攒动，群山在天空中投下明晰的剪影，发出粉红色的光芒。几处内陆高山上顶着粉色的夏季积雪。

“没人会脱衣服，爸爸，”布赖恩用起他在教室惯用的浑厚的嗓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打一开始就没穿衣服。这可是最新风尚。他们即将推出全裸版的《哈姆雷特》，全裸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乖乖，你想想那幕阳台戏，罗密欧正爬上棚架，却困在了玫瑰丛中……”

“噢，布赖恩。”他母亲说。

“讲的是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欧律狄刻死了，”保利娜说，“俄耳甫斯下到冥界想把她救回来。他可以如愿把她带回，但前提是他得保证不看她。绝不可以回头看她。她就跟在他身后……”

“十二步，”布赖恩说，“只能这么做。”

“这是一个希腊故事，却被设定在了现代，”保利娜说，“至少这个版本是如此。多少算现代吧。俄耳甫斯是一个音乐家，跟父亲一起四处巡游——他们都是音乐家——欧律狄刻是个女演员。故事发生在法国。”

“是翻译的？”布赖恩的父亲问。

“不是，”布赖恩说，“但是不用担心，不是法语的。是用特兰西瓦尼亚语写的。”

“要弄明白可真是太难了，”布赖恩的母亲面带苦恼地笑道，“实在太难了，布赖恩老在这儿捣乱。”

“是英语的。”保利娜说。

“你演那个——叫什么来着？”

她说：“我演欧律狄刻。”

“他把你救回来了吗？”

“没有，”她说，“他回头看了我，然后我就得一直装死。”

“噢，不幸的结局。”布赖恩的母亲说。

“你就那么美丽动人？”布赖恩的父亲半信半疑地问道，“他就不能忍住不回头看吗？”

“不是那样啦。”保利娜说。不过话说到这儿，她觉得她公公又得逞了，他达成所愿。几乎每次跟他交谈，他都是这样。让她解释，而在她不情不愿地耐着性子解释后，再用一个看似无心的小问题打破这个解释，将它击溃。长久以来，他一直这样给她带来危险。今晚他算是客气的了。

布赖恩对此却毫不知情。他还在琢磨着怎么给她解围。

“保利娜确实美丽动人嘛。”布赖恩说。

“是呀，没错。”他母亲附和。

“要是她找发型师把头发做一做，或许有可能。”他父亲说。不过他老是找保利娜一头长发的茬，以至于这成了家里的笑话。就连保利娜听到这话也大笑起来。她说：“除非我们先把阳台的屋顶修好，否则我可没钱去做头发。”布赖恩聒噪地放声大笑，她能把这一切当成玩笑让他着实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常劝她的。

“你也反过来开他的玩笑嘛，”他说，“就得这么对付他。”

“是啊，嗯，假如你们买的是像样点的房子。”他父亲说。可这一如保利娜的头发，也是大家见怪不怪的心病，无人受触动。布赖恩和保利娜在维多利亚市买了一幢房子，虽然漂亮但状况堪忧，而且同一条大街上那些旧楼纷纷被改造成了粗制滥造的公寓楼。在布赖恩的父亲看来，这房子，这条街，乱七八糟的老奥里根白栎，以及房子下面居然没挖地下室，这些都是骇人景象。布赖恩常跟父亲唱和一气，甚至说得更过分些。倘若父亲指着隔壁纵横交错着黑色太平梯的房子，问那里住的都是些什么邻居，布赖恩就会回答：“一贫如洗的人啊，爸爸。一群嗑药的。”倘若父亲想了解房子如何取暖，他会回答：“用煤炉。如今这些玩意都要绝迹了，煤可真便宜。当然了，它又脏又难闻。”

所以，他父亲这会儿提到像样的房子，保不准是某种和解的信号。或者不妨如是认为。

布赖恩是独生子。他是数学教师。他父亲是土木工程师，也是一家承包公司的合伙人。说不定他也曾盼着儿子能当个工程师，能加入这家公司，但他一个字也没提过。保利娜问过布赖恩，他是否认为，父亲之所以对他们的房子、她的头发和她读的书不停地找茬儿，是为了掩饰这个巨大的失望。但布赖恩回答：“不是的。我们家的人总是想抱怨什么就抱怨。我们可不绕弯子，夫人。”

每当听到他母亲谈起教师应当是世上最受尊崇的人，而他们远未得到应有的称颂，她真不知道布赖恩是如何日复一日承受这一切的，在这种时候，保利娜仍旧心怀疑虑。这时他父亲可能会说：“说得一点不错。”要不就是：“我敢这么跟你们说，我绝对不想干这个。给钱我都不干。”

“别担心，爸爸，”布赖恩会说，“他们给不了你多少钱的。”

平日里布赖恩比杰弗里要夸张得多。课堂上，他通过不断地耍宝搞笑来烘托课堂气氛，在保利娜看来，这其实就是延伸了他在父母面前演的那一套。他会装傻充愣，会故作委屈又从中振作精神，还会对骂回去。他是个善良的无赖——一个花招迭出的、开朗乐观的、打不死的无赖。

“你家小朋友在我们这儿可算混出名堂了，”校长对保利娜说，“他不仅留了下来，这本身就很不容易了。而且他表现出众。”

你家小朋友。

布赖恩管他的学生们叫傻瓜蛋。语气里满是关爱，又带着听天由命的意味。他说他父亲是“俗人之王”，一个浑然天成的野蛮人。而他母亲则像一块抹布，性情虽好，却被消磨殆尽。然而，不论他如何嫌弃这些人，生活里却又不能长时间少了他们。他会带学生去露营旅行。他也无法想象哪个夏天能缺了这种举家休假。每一年，他最怕的就是保利娜会拒绝同行。要不就是同意一起前往，却一肚子不痛快，为他父亲说的什么话而愠怒，为花了太多时间陪他母亲而抱怨，还因为他们俩没法独处而生闷气。或许他还担心她会整天待在他们自己的小屋里读书，佯称晒伤而不愿出门。

所有这些状况在以前的假期当中都出现过。可今年她的这些状况有所缓解。他对她说，这些他都看在眼里，并为此心怀感激。

“我知道这不容易，”他说，“对我来说这不一样。他们是我父母，我都习惯了，不会跟他们较真。”

在保利娜家，大家事事都过于较真，因此最后她的父母只能以离婚收场。她母亲已经去世。她与父亲和两个年长很多的姐姐保持着一种友好却疏远的关系。她说他们之间毫无共同点。她明白布赖恩无法理解这算哪门子理由。她看得出，今年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这给了他多大的宽慰。她原先以为他没有打破这种安排是因为懒或不敢，但她现在意识到他对这事其实挺上心的。他想让他的妻子、父母和孩子们像这样牢牢拴在一起，他要让保利娜走进他和他父母的生活，也要他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她——哪怕他父亲的认可总是闪烁其词、虚与委蛇，而他母亲的认可又毫不吝惜，得来全不费功夫，没什么分量。他还希望保利娜，也希望孩子们能“参与”他的童年——他希望这些假期能与他儿时的假期串联起来，与那些或好或坏的天气、那些汽车故障或驾驶记录、划船留下的恐慌、蜜蜂的蜇痕，以及没完没了的大富翁游戏串联起来，与所有那些他对母亲抱怨说听腻了的事情串联起来。他希望拍一堆这个夏季的照片，好放进母亲的相簿，成为所有那些一经提起他就要叫苦不迭的照片的续篇。

只有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才能聊聊天。他们确实会聊聊，比平时在家聊得多，平时布赖恩总是累得倒头就睡。而白天，因为他的插科打诨，跟他说句正经话都难上加难。她看到他在开玩笑时，双眼闪烁着光芒。（他的色调跟她的很像——深色头发、白皮肤、灰眼睛，只是她的目光黯淡混浊，他的却很明亮，宛如石上清澈的水流。）她看到玩笑就在他的嘴角抽动着，他会在你的话语里搜寻，以期逮住一个说双关语或一句韵文的机会——任何会让谈话跑题，陷于荒谬的东西。他个头很高，身板不结实，干瘦得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他整个身体扭动着，很有喜感。嫁给他之前，保利娜有个朋友叫格雷西，那女孩一副脾气相当暴躁的模样，对男人不屑一顾。布赖恩觉得要给这姑娘振奋下精神，因此在她面前更加卖力地逗笑。格雷西对保利娜说：“你是怎么忍受这种无休无止的卖弄的？”

“那不是真正的布赖恩，”保利娜说，“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回首往昔，她不由纳闷这话有几分是真。她这么说，是否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正如下定决心嫁人时会做的那样呢？

因此，在黑暗中交谈，多少是因为如此一来她看不到他的脸。他也知道她看不到。

但即便窗户对着这陌生的漆黑静谧的夜敞开着，他仍不忘略作调侃。他非要叫杰弗里为导演大人 [8] ，这一叫，使得这出戏，这样一出法国戏略显可笑。没准儿他想调侃的是杰弗里本人，以及杰弗里对这出戏的较真吧。

保利娜不在乎。于她而言，提到杰弗里的名字，就是莫大的欣喜与宽慰。

多数时候她都不提及他，她跟这欣喜兜圈子。她倒是介绍了其他所有人：理发师、港口引航员、服务生和那个自称演过广播剧的老头。老头饰演俄耳甫斯的父亲，他最让杰弗里伤脑筋，因为他对于表演自有一套顽固不化的观念。

饰演中年剧院经理人迪拉克先生的是一位旅行社员工，年仅二十四。而欧律狄刻的前男友，马赛厄斯，本应该是个跟她年纪相当的人，最后由一位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鞋店经理出演。

布赖恩想知道导演大人为什么没有让这两人的角色对调。

“他行事就是如此，”保利娜说，“我们身上有些东西唯有他能慧眼识珠。”

例如，她说，服务生把俄耳甫斯演得很笨拙。

“他只有十九岁，很害羞，杰弗里只得一直盯着他。杰弗里跟他说别演得像跟自己的祖母做爱似的。杰弗里只好告诉他该怎么做。再多拥抱她一会儿，轻轻抚摸她这里。我真不晓得这会不会管用——我只能相信杰弗里，相信他心里有数。”

“‘轻轻抚摸她这里’？”布赖恩问道。“搞不好我应该过去，盯着点这些排练。”

复述杰弗里的话时，保利娜感觉子宫内部或胃的底部一阵无力，一股震颤怪异地向上蹿来，似乎击到了她的声带。她赶紧低吼一声来掩饰声带的震颤，假装是在模仿杰弗里（尽管杰弗里绝不会以任何夸张的方式低吼、咆哮或争执）。

“话说回来，他这么单纯，也是他的优势，”她赶紧说道，“没那么多肉欲。有些笨笨的。”她开始讲述戏里的俄耳甫斯，而不再是那个服务生。俄耳甫斯对爱也好，对现实也罢，看法都有点问题。俄耳甫斯无法忍受一丁点的不完美。他想要一种超越尘世的爱情。他想要一个完美的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则更为实际。她跟马赛厄斯和迪拉克先生都保持着关系。她在母亲和母亲的情人身边周旋。她知道人是什么样儿的。可她是爱俄耳甫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爱他比他爱她要多。她更爱他，因为她不是他那样的傻子。她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他。”

“但她跟别的男人们上床。”布赖恩说。

“嗯，跟迪拉克先生她是身不由己，她脱不了身。她一开始也不想，可说不定过了一阵子，她便开始享受，因为过了某道槛，她就会情不自禁乐在其中。”

所以是俄耳甫斯的错，保利娜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是故意回头看欧律狄刻的，是为了杀死她，除掉她，因为她不再完美。他让她死了两次。

布赖恩仰面平躺，双目圆睁（她听他的语气就能知道）地说：“可他不也死了吗？”

“没错，是他自己的选择。”

“那么如此一来他们又聚首了？”

“对的。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俄耳甫斯最后终于跟欧律狄刻在一起了。那是亨利先生的台词。是这出戏的最后一句。结局便是如此。”保利娜翻身侧卧，用自己的脸庞去触碰布赖恩的肩膀——不为撩起遐想，而是要强调她接下来的话：“从一个方面看，这出戏很唯美。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荒唐至极。它其实完全不同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这结果并不是运气差或者环境造成的。它是故意为之。这样他们就不必继续过日子、结婚、生子、买幢老房子、装修一番，然后……”

“然后搞搞外遇，”布赖恩接茬道，“毕竟，他们是法国人嘛。”

接着他又说：“像我父母那样。”

保利娜大笑起来。“他们有过外遇吗？我倒是想象得出来。”

“哦当然，”布赖恩说，“我指的是，像他们这样过日子。

“理论上，我可以理解人自杀是为了不走上父母的老路，”布赖恩说，“我只是不相信有谁会这么干。”

“人人都有选择，”保利娜略带睡意地说，“欧律狄刻的母亲和俄耳甫斯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卑鄙的，可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犯不着走他们的老路。他们没有自甘堕落。不能因为她和那些男人上床，就断定她堕落了。她那个时候还没坠入爱河，还没遇到俄耳甫斯。戏里有段台词，是俄耳甫斯跟她说，她永远无法抹去她过去的所作所为，这话真让人反感。她对他撒过的谎。那些男人。这些都会纠缠她一辈子。随后，肯定少不了的，亨利先生也来火上浇油。他告诉俄耳甫斯，他会变得跟自己一样坏，会有那么一天，他跟欧律狄刻走在街上时，就像个一心想把狗甩掉的男人。”

让她吃惊的是，布赖恩笑了。

“不，”她说，“这就是不讲道理的地方。不一定会这样。根本不一定会这样。”

两人继续思考，畅快地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他们虽不常如此，但这种状态于他们也并非全然陌生。他们也曾经这么交流过，结婚以后隔很长一段时间就会来这么一次——用半个晚上讨论上帝啊、对死亡的恐惧啊、应当怎样教育孩子啊、金钱是否重要啊这类话题。直到彼此都累得无法思考了，两个人就以战友一般的姿势躺在一起，安然入梦。

这天终于下雨了。布赖恩和父母要开车去坎贝尔里弗，买些食物和杜松子酒，顺便把布赖恩父亲的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这车从纳奈莫开过来时出了故障。是个比较轻微的故障，但这辆新车尚在保修期内，所以布赖恩的父亲想尽快检修。布赖恩只好开自己的车一并前往，怕万一父亲的车得留在修理厂。保利娜说玛拉在睡午觉，自己得留在家中。

她把凯特琳也哄上床——她准许凯特琳带着音乐盒上床，只要玩的时候小声点就行。然后，保利娜把剧本摊在厨房桌上，边喝着咖啡，边过着戏里的台词。戏里俄耳甫斯说，他再也无法忍受像这样活在两副皮囊、两个封套里，白白让各自沸腾的鲜血和鲜活的喘息被孤独禁锢。欧律狄刻让他住嘴。

“别说话。别思考。就放任你的手去漫游，让它自得其乐吧。”

你的手就是我的幸福，欧律狄刻说。接受吧。接受你的幸福吧。

当然，他说他办不到。

凯特琳不停地唤她，问几点了。她调大了音乐盒的音量。保利娜赶紧冲到卧室门口，压着嗓门叫她把音量调小，不要吵醒玛拉。

“要是你再放那么大声，我就把音乐盒拿走了，听到没有？”

可是，婴儿床里，玛拉已经有了动静，接下来几分钟，又传来凯特琳轻柔的怂恿声，她是存心想彻底弄醒妹妹。音乐声也被迅速调大再调小。随后玛拉开始摇晃小床的栏杆，试着自己站起来，把奶瓶扔到地上，发出嘤嘤的哭声，哭声越来越凄惨，直到妈妈现身为止。

“我没弄醒她喔，”凯特琳说，“她可是自己醒过来的。雨没再下了。我们可以去海滩吗？”

她说得没错。雨停了。保利娜给玛拉换了尿布，叫凯特琳换上游泳衣，找出自己的小沙桶。她自己也换了泳衣，再在外面套条短裤，以防家人在她去海滩的时候回来。（“他爸爸不喜欢女人直接穿着泳装出门，”布赖恩的母亲交代过她，“也许我和他真是不同时代的人。”）她拿起剧本想随身带着，转念又放了下来。她害怕自己看得太入神，没心思照看孩子。

那些关于杰弗里的种种念想袭上心头，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念想——说是她体内发生的变化更为贴切。当她坐在海滩上时（她按照杰弗里的嘱咐，尽量待在灌木丛的阴凉处，好让自己的脸色保持苍白），当她拧干尿布时，或当她和布赖恩去看他父母时，她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玩大富翁游戏、字谜游戏，以及打牌的时候。她正聊着天、听他们说话、干着活儿、看着孩子们，这时她会突然想起自己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某些片断，犹如一场辐射大爆炸撼动着她。随即一份实实在在的暖意生发而出，安全感填满了她所有的空虚。然而好景不长，这安全感渐渐流失，她就像个发了横财又突然一无所有的守财奴，相信好运不可能再次降临了。想念牢牢纠缠着她，她开始数着日子过。有时她甚至会把一天分成几段，好更精确地计算到底过去了多久。

她想找个什么借口去坎贝尔里弗，这样她就能找个电话亭打电话给他。小木屋里都没电话——唯一的公用电话在门房大厅里。可她没有杰弗里打工的那家旅馆的电话号码。再说，她也绝无可能晚上溜去坎贝尔里弗。她怕白天打去他家，会是他那位当法语老师的母亲接电话。他说过他母亲夏天几乎不出门。只有一回，她搭轮渡去了温哥华一天。杰弗里打电话给保利娜，邀她去相会。布赖恩那时在上课，凯特琳在参加小组游戏。

保利娜说：“我去不了。我得看着玛拉。”

杰弗里说：“谁？哦，抱歉。”然后他又说：“你不能带她一起来吗？”

她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不能带点什么玩具让她自己玩吗？”

不行，保利娜说，“我做不到，”她回答，“我就是做不到。”她不能推着宝宝踏上如此罪恶的路途，这对她而言太过危险了。要去的房子里，清洁剂没有高居架上，种种药丸和咳嗽糖浆、香烟和纽扣也没有安全无虞地放在够不着的地方，就算玛拉逃过中毒或窒息之灾，也可能在心里埋下定时炸弹——她可能想起自己待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就被这么莫名其妙地置于事外，还有一扇紧闭的门、门那边传来阵阵声响。

“我就想要你，”杰弗里说，“我就想要你在我床上。”

她再次无力地答道：“不行。”

他说的这几个字一直不停地在她脑海中浮现。我就想要你在我床上。他的语气里有半开玩笑的逼迫，但又坚决而认真，仿佛“在我床上”有更深的含义，他所谓的床代表的是更宽泛更抽象的空间。

她就那样拒绝，是不是犯了大错？这是不是提醒了他，她其实饱受束缚，饱受别人口中她“真实生活”的束缚呢？

海滩差不多空无一人——人们已经接受了今天下雨的事实。沙子很重，凯特琳搭不起城堡，也挖不了灌溉系统——反正她也只跟爸爸玩儿这些，因为她能感觉到他是真心对它们感兴趣，而保利娜却不是。她孤零零地在水边晃来晃去。她可能在想念其他孩子们，那些不知道名字、临时玩在一起的朋友们，还有那些偶尔遇上的砸石子、踢水花的“对手”们，那些尖叫、水花和哄然的大笑。离海滩稍远的地方有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显然也是一个人，正站在齐膝深的水里。要是这两个孩子能凑到一块玩儿，那就好了；海滩又将充满乐趣。凯特琳朝水里冲去，踏得水花四溅，保利娜没法断定她是不是要引他注意，也无法确定男孩这会儿看她的眼神是带着兴味还是鄙夷。

玛拉不需要人陪，至少目前不要。她跌跌撞撞地朝水里走，感受着脚下的海水，又变卦停下，四下环顾，发现了保利娜。“保，保。”她认出了妈妈，开心地喊着。她叫保利娜“保”，而不是“妈妈”或“妈咪”。扭头张望让她失去了平衡——她一半身子跌坐在沙里，另一半浸于水中，这让她发出一声惊呼，随后变成一声宣告，接着她坚决而又显笨拙地挪动身子，努力用双手撑着地面，摇摇晃晃、得意扬扬地站了起来。她学会走路已有半年时间，但在沙地上走动对她仍是个挑战。这会儿她朝着保利娜走回来，用自己的语言随心所欲、合情合理地谈论着什么。

“沙，”保利娜说，她抓起一小捧，“看看，玛拉。沙。”

玛拉纠正了她，称它为别的什么——听上去像是“哗”。她的塑料短裤里塞着厚厚的尿布，再加上毛巾布料的连身衣，使她的屁股滚圆滚圆的，再配上她胖嘟嘟的脸颊和肩膀，以及她斜眼看人那副认真的表情，让她看似一个古灵精怪的主妇。

保利娜觉察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已经喊了两三声了，她先前没听出来，因为那个声音很是陌生。她站起身挥手。是门厅商店的女店员。她把身子探出阳台，高喊着：“基廷夫人。基廷夫人？电话，基廷夫人。”

保利娜把玛拉抱起来架在腰间，唤着凯特琳。她和那个小男孩眼下已经注意到彼此——他们都从水底捡石头，再扔进远处的水里。起初她没听见保利娜叫她，或是假装没听见。

“商店，”保利娜喊道，“凯特琳，商店。”等确定凯特琳会跟上来——是“商店”这个词起了作用，那是门厅里的一家小店铺，卖些冰淇淋、糖果、香烟和汽水——她开始艰难地穿过沙滩，攀上建于沙地和沙龙白珠树丛上方的木制阶梯。半道上她停了下来，念叨：“玛拉，你可真沉啊。”说着把宝宝换到另一侧抱着。凯特琳拿了根棍子敲着栏杆。

“我可以吃一根脆皮巧克力冰棒吗，妈妈？可以吗？”

“再说吧。”

“求求你，就让我吃一根脆皮巧克力冰棒吧？”

“等会看。”

公用电话在大厅另一头的布告栏旁边，正对着餐厅门。因为下雨，餐厅里正在玩宾果游戏。

“但愿他还没挂。”女店员喊道。这会儿她人在柜台后面，整个给挡住了。

保利娜一手还抱着玛拉，一手抓起在半空晃悠的话筒，气喘吁吁地说：“喂？”她以为是布赖恩，跟她说有事在坎贝尔里弗耽误了，或是问她要他在药房买什么药。因为只要买一样东西——炉甘石洗剂——他就没用笔记下来。

“保利娜，”杰弗里的声音，“是我。”

玛拉在保利娜身上又撞又挠，迫不及待想下去。凯特琳一路沿着大厅进了商店，拖着一串黏着沙的湿脚印。保利娜说：“等等，等一下。”她让玛拉滑落下来，又匆忙关上通往阶梯的门。她不记得自己跟杰弗里说过这个地方的名字，只是曾大概告诉过他所在的位置。她听见那个女店员在对凯特琳说话，语气尖刻，她对待父母在边上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

“你忘了在水龙头底下冲冲脚了呀？”

“我人在这儿，”杰弗里说，“没你在，我过不好。我根本过不下去。”

玛拉朝餐厅走去，似乎把里面传出的男声说的“在N下面……”直接当成了对她的邀请。

“这儿。你是说哪儿？”保利娜问。

她看着钉在电话旁边的布告栏上的告示。

十四岁以下无成人陪护的儿童禁止登船或独木舟。

钓鱼大赛。

烘焙食品与手工艺品特卖会，圣巴托罗缪教堂。

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手相和纸牌占卜。价格公道，保证灵验。请致电克莱尔。

“一家汽车旅馆。在坎贝尔里弗。”

保利娜还没睁眼就已然知晓自己身处何方。她毫不意外。她的确睡了，但没睡沉到人事不知的地步。

她带着孩子们一起在门房停车场等布赖恩回来，还问他要了车钥匙。她当着他父母的面跟他说，要去坎贝尔里弗再买点其他她需要的东西。他问，什么东西？身上带了钱吗？

“就买点东西，”她说，这样他就会以为她是去买卫生巾或者避孕用品之类不好明说的东西，“钱我当然带了。”

“好吧，可你得去加点油了。”他说道。

事后，她不得不跟他通电话。杰弗里说这电话非她打不可。

“因为我说的话他不会听的。他会以为我绑架了你或是怎么的。他不会信的。”

但那天最怪的事情莫过于布赖恩好像立马就信了这事。就站在不久前她站过的地方，在门房大厅的公共走道上——宾果游戏结束了，但那里仍然人来人往，她在电话里能听到，人们晚饭后纷纷从餐厅走了出来——他说：“哦。哦。哦。好的。”那语调本该是迅速控制下来的，却似乎因为听天由命或先见之明而压制得过了头。

仿佛他一直都知道，一直都知道她会做什么。

“好，”他说，“车怎么办？”

他又说了些别的，一些难以想象的事，然后挂了电话。她走出了坎贝尔里弗加油站旁的电话亭。

“很快嘛，”杰弗里说，“比你预想的容易吧。”

保利娜说：“我不知道。”

“说不定他潜意识里已经察觉到了。人是有感觉的。”

她摇摇头，示意他别再说了，他说：“对不起。”两人沿街一路走去，没有肢体接触，也没有话语交谈。

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没有电话，他们只好出门去找电话亭。到了清晨这会儿，保利娜不慌不忙地四下打量——这是进房间以来，她第一次真正感到从容，或说是自在——她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就只有破烂的梳妆台、无床头板的床、一把有衬垫没扶手的椅子，窗前虽然装了百叶窗，板条却断了；橘色的塑料窗帘，倒不如说是纱窗，它不需缝边，只需在底部一剪就可以了。屋里还装着一台嘈杂的空调——杰弗里夜里把空调关了，挂上保险链把门敞着，因为窗户被封死了。现在门是关着的。想必是他夜里起来关的。

这就是她拥有的一切。无论布赖恩在那小木屋里是睡着还是醒着，那屋子已经跟她没关系了，还有那幢彰显了她与布赖恩理想生活方式的房子，那也跟她没关系了。她什么家当也没有了。她斩断了自己与曾经购置的那些又大又结实的物品间的关系，像是洗衣机、烘干机、橡木桌子、重新抛光的衣柜，还有那盏仿制的大吊灯，原型是在维米尔 [9] 的某幅油画中；同样跟她断了关系的还有那些专属于她的东西——她一直在收集的压制玻璃杯，以及肯定不是正品但很美丽的祈祷毯。特别是和这类东西没了关系。就连她的书恐怕也不属于她了。甚至她的衣服。她为了这趟坎贝尔里弗之旅而穿上的裙子、衬衫和凉鞋极有可能是目前她名下所有的一切了。她绝不会回去要任何东西。如果布赖恩联系她，问她的东西该怎么处理，她会请他自便——要是他愿意的话，都扔进垃圾袋，倒进垃圾场也行。（其实她心里有数，他很可能会打包装箱，果不其然，他不仅把她的冬季大衣和靴子，还有诸如她只在婚礼上用过一次的束腰之类的东西全都一个不落地寄了过来，最上面压着祈祷毯，如同他最后的慷慨，不论这是出于真心，抑或另有图谋。）

她相信自己再也不会在意住哪种房间，穿哪类衣服。她不会再想方设法向世人表明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也不会。只消看她的行动就足够了，那将说明一切。

她要按着她听说过或读过的那样去做。安娜·卡列尼娜这样做过，包法利夫人也曾想这样做。布赖恩的学校里有位老师就这么干过，对象是学校的秘书。他同她私奔了。人们就是这样说的。私奔。远走高飞。语气当中有不屑，有调侃，有艳羡。它比通奸还要过分。会这么干的人几乎肯定早就有了外遇，私下往来相当一段时间后，最终变得不顾一切或者足够勇敢，迈出了这一步。或许会有一对男女宣称他们在爱情面前守身如玉，并绝对纯洁无瑕，这种情况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可在大家眼里——假如真有人相信的话——他们不仅严肃认真、情操高洁，而且愚不可及，跟甘愿舍弃一切、冒险跑到危机四伏的贫困国家去工作的那些家伙实属一类。

其他人，通奸之人，则被视为不负责、不成熟、自私，甚或是残忍。但也同样幸运。幸运之处在于，他们在停着的汽车里、高高的草丛间、彼此被玷污的婚床上，更多是在像这样的汽车旅馆中享受性爱，肯定是让人欲仙欲死的。否则他们绝对不会不惜代价地渴求对方的陪伴，也绝对不会坚信他们共同的未来会比过往的生活更加美好，二者之间判若云泥。

判若云泥。此刻保利娜必须怀抱这一信念——相信在生活中、婚姻中以及人与人的结合中，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相信有些差异是必然的、注定的，有些则不然。当然，一年前的她也会说同样的话。大家都会这么说，他们似乎都相信，相信自己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独树一帜的，即便谁都看得出这并非实情，这些人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曾经的保利娜就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房间里太热了。杰弗里的身体太热了。他的身体似乎释放着信念和好辩，就算睡着了也是如此。他的体格比布赖恩的壮；腰更粗一些。骨架上肉更多一点，摸上去却并不松垮。整体来看，他不算很帅——她很确定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也不过分讲究。床上的布赖恩一点异味都没有。而每次跟杰弗里在一起，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烘焙的油味儿或坚果味儿。他昨晚没洗澡——可话说回来，她也没洗。没时间洗。他不会连牙刷也随身携带了吧？她没带。她可没想到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

她和杰弗里在这儿碰上面时，她心底还盘桓着要编个怎样的弥天大谎，以便回家后能有所交代。她——他俩——得动作快点。当杰弗里对她说，他下定决心要和她一起生活，她得跟他去华盛顿州，那出戏他们只能就此罢手了，因为他们在维多利亚市会举步维艰时，她看着他，一脸茫然，那模样就像一个人突遇地震般。她想好了一堆理由，想告诉他为何这是行不通的，她还以为自己就要把这些理由说给他听，然而她的人生从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漂泊。对她而言，再回到以前的生活如同当头一棒。

她只说了一句：“你确定？”

他回答：“确定。”他情真意切地说：“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那不像他会讲的话。她紧接着意识到他是在引用戏里的台词，说不定还带着挖苦。俄耳甫斯在车站餐厅初识欧律狄刻没多久就对她说了这话。

于是她的生活朝前倒去；她正在变成私奔者的一员。一个令众人震惊且不解的放弃一切的女人。为了爱情嘛，旁观者语带嘲讽。意即，为了性。要不是为了性，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可话说回来，这有很大的差别吗？不论你听到的是怎样，爱与性的流程并无多大变化。皮肤、动作、触摸、反应。保利娜不是那种难以取悦的女人。布赖恩就做到过。搞不好谁都做得到，只要他不是太愚笨或道德太败坏。

然而，一切都不一样了，确实如此。跟布赖恩在一起——尤其是跟布赖恩，她曾为他奉上一种出于私心的好意，曾和他一同度过婚姻生活——永远不可能有这种剥离，这种不可避免的魂飞天外，这种感觉她不必奋力争取，只需卸下心防，仿佛呼吸或死亡一般。她相信，这种感觉只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她与杰弗里肌肤相亲，那动作由杰弗里做出，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里蕴藏着杰弗里的心，还有他的习惯、思想、个性、雄心和孤寂（就她所知，应该大多源于他的年少经历）。

就她所知。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他喜欢吃什么、爱听哪类音乐、他母亲在他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无疑是神秘却重要的，就像布赖恩的父母一样），对于这些她都一无所知。只有一件事她确信无虞——无论偏爱什么、忌讳什么，他都泾渭分明。

她从杰弗里的怀里轻轻抽身，钻出被单，那被单散发着刺鼻的漂白水味。她溜下床，站在堆着床罩的地板上，匆忙地用那块黄绿色的破绳绒布裹住自己。她不希望他睁眼时看到她的背影，注意到她下垂的臀部。他以前看过赤身裸体的她，不过那时多少还看得下去。

她漱了漱口，洗了个澡，用的肥皂大概有两片薄巧克力大小，硬得像石头。两腿之间经过多次激战，肿胀起来，还发出异味。小便有些费力，而且似乎还便秘。昨晚他们出去买汉堡，她什么都吃不下去。想必，她得重新学习做所有这些事，而这些事会在她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归位。此刻，她仿佛无力分心。

她钱包里有点钱。她得出去买牙刷、牙膏、除臭剂、洗发水。还有阴道凝胶。昨晚他们头两次用了避孕套，但第三次什么都没用。

她来时没戴手表，而杰弗里是不戴手表的。当然房间里也没有钟。她觉得时间还早——天气虽热，可看光线，应该还早。商店八成还没开门，但总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买到咖啡。

杰弗里翻身到另一侧。她必定是在某一刻弄醒了他。

他们会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家。他会去上班。她会去自助洗衣店。她或许也会去工作。卖卖东西、端端盘子、教教学生。她懂法语和拉丁语——美国高中教法语和拉丁语的吧？不是美国人，也找得到工作吗？杰弗里就不是美国人呀。

她把房间钥匙留给了他。她再回房时，就得叫醒他了。没有可以写便条的笔，纸什么的也没有。

确实还早。这家汽车旅馆在小镇北端的公路上，旁边就是桥。路上还没车。她在三叶杨树下拖拖沓沓地走了好一会儿，才有一辆不知什么类型的车轰隆轰隆地开过大桥——不过昨晚直到深夜桥上的车辆还把他们的床震得直晃。

有什么东西迎面而来。一辆卡车。但不只是卡车——一个巨大的、冷酷的事实正朝她逼近。它并不是冷不丁冒出来的——它一直静候着，从她醒来，甚或是过去的整整一夜，都无情地戳捅着她。

凯特琳和玛拉。

昨晚在电话里，布赖恩一开始的语气如此平静、克制，还算令人愉悦——他似乎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一点儿也不震惊，也没有表示反对，更没有哀求——之后他突然爆发了。满怀着不屑和盛怒，也不再在乎会被谁听见，他问道：“那么——那么小孩怎么办？”

贴着保利娜耳朵的话筒颤抖起来。

她说：“我们来商量……”他却仿佛没听见她的话。

“孩子们。”他说，声音同样颤抖着，流露出以牙还牙的意味。把“小孩”一词换为“孩子们”，就像拿着一块木板对她劈头砸下——这一威胁沉重、正式、而且正当。

“孩子们留下，”布赖恩说，“保利娜，你听到我说的话没？”

“不，”保利娜说，“是的，我听到了，可……”

“那好。你既然听清楚了。记住。孩子们留下。”

他只能这么做。让她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终结什么，要是她不知悔改，这就是对她的惩罚。没人会怪他。或许她可以花言巧语，或许她可以讨价还价，也肯定要低声下气，但似乎有一块冷冰冰的圆石头卡在她的喉咙口，仿佛一颗炮弹。除非她彻底反转心意，否则它会一直卡在那里。孩子们留下。

他们的车——她和布赖恩的那辆——还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布赖恩势必得麻烦他父亲或母亲今天载他过来取车。钥匙在她的钱包里。有备用钥匙——他一定会带着。她打开车门，把自己那串钥匙扔在座位上，从车里锁上门，关上。

这下她无路可退了。她不能钻进车里，开车回去，说自己精神错乱了。倘若她真那样做，他会原谅她的，却绝不会将此事抛诸脑后，她也不会。但他们会继续过下去，像其他人一样。

她走出停车场，沿人行道一路走到镇上。

就在昨天，她还能感受到玛拉压在她胯部的重量。还能看见凯特琳留在地板上的脚印。

保、保。

她用不着钥匙，也用不着那车，就能回到她们身边。她可以在路上请求搭车。退一步，再退一步，不惜一切代价回到她们身边，她怎么可以不回去呢？

布袋当头套下，一片漆黑。

一个流动的选择，对幻想的选择，被倾倒于地，瞬时凝结，成为无法改变的形状。

这是剧痛。之后会转为长久的痛。长久意味着它是持续的，却不一定始终发作；还意味着你不会因此丧命。这种痛，你摆脱不掉，但也要不了你的命。你不会每时每刻都觉得痛，但没有这痛你会熬不过漫长的年岁。你会学到一些缓解或消除这剧痛的诀窍，努力不去摧毁你不惜承受这痛而获取的东西。这不是他的错。他仍天真无知，或说原始野蛮，他不了解世上有这样一种永无止境的痛。不妨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你都是要失去她们的。她们会长大成人。做母亲的，私底下总会有这种略显荒唐的孤寂候在眼前。就算她们忘了这次，以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你断绝关系。又或者，她们在你身侧徘徊，直到你不知该拿她们怎么办才好，布赖恩就是这样子。

话说回来，这是何等的痛啊。一辈子扛下去，去习惯它，直到它化作令她唏嘘的过往，而非任何可能的现在。

她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她们并不恨她，不恨她一走了之，不恨她不回来。她们也没原谅她。也许她们怎么都不会原谅她，但原因可能有所不同。

凯特琳只隐约记得一点那年夏天发生在度假小屋的事，玛拉则完全没有印象。一天，凯特琳跟保利娜主动提起，称之为“爷爷奶奶住过的那个地方”。

“你一走了之时我们待的那个地方，”她说，“只不过我们后来才知道你是跟俄耳甫斯走了。”

保利娜说：“不是俄耳甫斯。”

“不是俄耳甫斯？爸爸以前老是这么说。他讲：‘然后你们的妈妈跟俄耳甫斯跑了。’”

“他是在开玩笑。”保利娜说。

“我一直以为是俄耳甫斯。那么是另有其人啰。”

“是另一个跟这戏有关的人。我跟他生活了一阵子。”

“不是俄耳甫斯？”

“不是。从来就不是。”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位于温哥华岛的最南端。

[2] Jean Anouilh（1910—1987），法国戏剧家，代表作有《安提戈涅》等。

[3] “图穆”原文为“Toom”，发音与“tomb” （意为“坟墓”）近似，但后者的拼写中有“b”。

[4] 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歌唱家、作曲家、剧作家、演员，1943年获得奥斯卡杰出成就奖。

[5] The Duchess of Malfi ，英国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约1580—约1634）的作品，剧本出版于1623年。

[6] A Resounding Tinkle ，英国剧作家诺曼·弗里德里克·辛普森（Norman Frederick Simpson，1919—2011）的作品。

[7] 即英国剧作家、文学家、诗人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836—1911）和作曲家亚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1842—1900），是维多利亚时期一对歌剧创作搭档，1871—1896年间合作了十四部喜剧歌剧，在英语国家流行多年。

[8] 原文为法语。

[9] 应为荷兰画家扬·维米尔（Jan Vermeer，1632—1675），代表作有《花边少女》、《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

我母亲的梦
My Mother’s Dream

那一晚——又或是在她睡去的那会儿——一场大雪悄然而至。

我母亲透过那扇大拱窗向外张望，你可以在大府邸或老式公共建筑里看到这种大拱窗。下方的草坪、灌木、树篱、花园、大树上全都银装素裹，跌宕起伏的形状丝毫未被风刮平或吹乱。那雪白不是阳光下雪地里刺眼的白，而是黎明前清澈天空下映衬的白。虽然没有歌谣中的星光，但此情此景就像《小镇伯利恒》 [1] 里唱的那样万籁俱寂。

然而，这一切有些异样。这幕场景有点问题。所有的树、灌木和其他植被都繁茂如盛夏。其下，左一块右一块未被白雪覆盖的草地依旧郁郁葱葱。大雪一夜之间在盛夏降临。季节的更迭无从解释，难以预料。加之，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了——尽管她想不起来“所有人”都是谁——只剩我母亲孤零零置身于这高大宽敞的宅邸，像模像样的树木和花园将房子环绕。

她以为很快就会有人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没有人来。电话没响；花园大门的门闩没被拉起。她听不到任何行人与车马的声音，她甚至不知道这是哪条街——如果她是在乡下，这又是哪条路。她得走出这房子，这里的空气太过窒闷压抑。

她走出来后便想了起来。她想起来，大雪降下之前，自己把宝宝丢在了外面什么地方。是下雪之前很久的事了。这记忆，这种确定感，令她战栗不已，仿佛如梦初醒。于是她从梦中之梦惊醒了，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犯下的过错。她把自己的宝宝丢在外面一整夜了，并彻底忘记了这事儿。就像丢掉一个玩腻了的洋娃娃，宝宝被她丢在外面任凭风吹雨打。搞不好并非昨晚，而是一个星期，甚或一个月前她就这么干了。还有可能是一整季或若干个春夏秋冬之前她就这么把自己的宝宝丢在外面了。她心有旁骛。她甚至外出旅游刚刚返回，浑然不知自己是要回哪儿去。

她来到树篱和阔叶树丛下四处搜寻。她仿佛能看到宝宝缩成一团。宝宝可能已经断了气，蜷缩起来，身体发乌，脑袋像枚坚果，在宝宝萎缩的小脸上，表情不是难过，而是丧亲之痛，一种持久而又隐忍的悲伤。这脸上并没显示出任何对她——自己亲生母亲的谴责，只有隐忍、无助的表情，带着这种表情，宝宝等待着救赎或命运的裁决。

悲痛袭上我母亲的心头，宝宝一直在等她，而她竟一无所知；她是宝宝唯一的希望，她却把宝宝抛在脑后。宝宝才刚出生，那么弱小，连扭头避开大雪都不会啊。她伤心得透不过气来。整个人什么也容不下了。除了想着自己的恶行，她再也没有别的念想。

所以发现她的宝宝正睡在自己的小床上，这对她是何等宽慰呀。宝宝正趴着睡呢，脑袋转向一侧，皮肤如雪花一般晶莹剔透，头上的软发如朝霞一般绯红。跟她一样的红发，长在安全无虞的宝宝脑袋上。绝对是她的亲生骨肉。她觉得自己得到了宽恕，颇感慰藉。

大雪、绿阴扶疏的花园和陌生的房子全都消失不见了。小床上的毯子是唯一残留的白色。质地轻盈的白色婴儿羊毛毯皱巴巴地盖住了宝宝的半个背。在热浪中，在名副其实的酷暑里，宝宝只裹着尿布，套了一条塑料短裤，免得尿湿床单。短裤上还印着蝴蝶图案。

我母亲，这会儿依然确信下了大雪，想着随之而来的严寒，她把毯子朝上拉，盖住宝宝不着一物的背部和肩膀，还有长着红色软发的小脑袋。

这事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于清晨。时值1945年7月。若是在其他某日，到了早晨的这个点，宝宝都会要求吃当天的第一顿了，可她还睡着。这位母亲，尽管人站着，眼睛睁着，依旧浓重的睡意却让她无力思考。一场漫长的战役使得宝宝和母亲都精疲力竭，可母亲此刻甚至连这一点也忘得一干二净。大脑有些短路，一种沉寂占据了她和宝宝的大脑，毫不退让。这位母亲——我的母亲——完全没感觉到光线时刻都在增强。她杵在那儿，旭日正在东升，她却什么都不明白。她对于前一天，或午夜时发生过什么毫无记忆，因而没有被惊扰到。宝宝柔软地侧着身，心满意足地睡着，她将毯子朝上拉，连宝宝的头一起盖住。她蹑手蹑脚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立刻又不省人事。

发生这一切的房子，跟梦里的房子截然不同。这是栋一层半的白色木屋，逼仄却不失体面，门廊离人行道不过几米远，餐厅的凸窗正对着树篱环绕的小院。房子坐落于小镇的一条后街，小镇位于休伦湖畔一度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区，在外地人看来，它与处于同一地区彼此相距十五到二十五千米的众多其他小镇如出一辙。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姐姐在这栋房子里长大，我母亲搬进来时，他的姐姐和母亲依然住在这里——同时来的还有我，那时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长大，活泼好动——这是我父亲在欧洲战场的最后几周牺牲之后的事。

那天天气晴朗，在下午迟些时候，我母亲吉尔正站在餐桌旁。房子里满满当当都是人，大家在教堂追悼仪式后受邀回到这里。他们喝着茶或咖啡，设法用手指夹起迷你三明治、香蕉面包片、坚果面包、奶油蛋糕。奶油蛋挞和葡萄蛋挞表皮松脆，理应用小瓷碟盛着，用甜品叉叉着吃，小瓷碟上的紫罗兰是吉尔的婆婆当年出嫁时亲手所绘。可不管是什么，吉尔都直接上手。点心的碎屑散落下来，有颗葡萄干也掉了下来，粘在她的绿色天鹅绒连衣裙上。这天穿这条裙子太热了，而且它根本不是什么孕妇装，而是一件为独奏会而备的宽松礼服，她偶尔在公开表演小提琴时穿一穿。因为肚子里有我，礼服前襟高高凸起。但这是她拥有的唯一一件足够肥大、品质又足够上乘，能够穿着参加丈夫追悼仪式的衣服了。

怎么能吃成这样呢？大家没法视而不见。“是两个人在吃呢。”艾尔萨对一群宾客解释道，如此一来，无论他们对她弟媳说三道四抑或隐忍不发，都不会让她难堪。

吉尔一整天都恶心想吐，直到在教堂里，正想着风琴怎么如此难听时，她突然发觉，转瞬间，自己已经饿得像头狼。整首《哦，勇敢的心》期间，她满脑子都是淌着肉汁和融化的蛋黄酱的肥美汉堡，而此刻她正试图寻找某种替代品，也许是核桃、葡萄干和红糖的组合，也许是甜得掉牙的椰子糖霜，也许是整整一口令人舒心的香蕉面包或蛋挞。当然，任何替代物都不管用，但她仍在继续搜寻。纵使实实在在的饥饿感已经被满足，她意念当中的饥饿仍蠢动不已，甚至郁积成了焦躁，几近恐慌，让她往嘴里填塞已经不知其味的食物。她无法形容这种焦躁，只能说感觉毛毛的，又憋闷。窗外阳光下的伏牛花树篱茂密多刺，天鹅绒的连衣裙紧贴着她潮湿的腋窝，跟蛋挞里的葡萄干同样颜色的一绺绺鬈发聚拢在大姑子艾尔萨的头上，甚至还有画在盘子上、像疮痂一样仿佛可以揭起的紫罗兰，这一切的一切，在她眼里分外骇人、窒塞，哪怕她明知这些都再寻常不过。它们似乎承载着某种讯息，关乎她突如其来的新生活。

为什么说是突如其来？她知道我的存在已有一段日子了，也知道乔治·柯卡姆有命丧沙场的可能。毕竟他加入的是空军。（这天下午在柯卡姆家，她周围的人都在说——虽然没有当着她这位遗孀的面，也没有当着他姐姐们的面——他是那种你早知道会英年早逝的人。他们的意思是，他一表人才、朝气蓬勃，集家族的荣耀与希望于一身。）对此她心知肚明，却继续过着自己平凡的生活，在晦暗的冬日清晨，使劲把小提琴拖上有轨电车，一路来到音乐学院，在校园回荡的人声乐声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练琴，她孤身一人在一间又暗又脏的琴房里，唯有暖气片的噪声为伴，起初冻得通红的手，到了干燥的暖气房里又烘得发干。她仍住在租来的小屋里，窗户没装好，夏天进苍蝇，冬天进一窗台雪。她幻想着——在不感到恶心时——香肠、肉饼和大块大块的黑巧克力。在音乐学院，人们对她怀孕一事都颇为识趣，好似那是个肿瘤。反正很长时间都不明显，骨盆宽大、身材魁梧的女孩初次怀孕通常都不大看得出来。哪怕我在她肚子里翻着跟头，她照旧公开演出。她身形壮硕，浓密的红色长发垂在肩头，一张大脸神采奕奕，表情专注而忧郁，在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场演奏会上独奏一曲。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她也多少关心一下世事——她知道仗快打完了。她以为乔治在我出生后不久就会回来。届时她就不能再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得和他一起住在什么地方。她知道我也会跟他们在一起，然而她把我的出生视为某种终结而非开始。对她肚子一侧酸痛不已的某处的踢打会停止；起身时，血液下涌到私处的疼痛也将消失（那感觉就像在那里贴了块发烫的膏药）。乳头不再肿大、发黑，疙疙瘩瘩；也无需每天早晨起床前在青筋暴突的双腿上裹上绷带。再也不用每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小便，她的脚也会消肿，可以穿回正常尺码的鞋子。她认为我一旦出生，就不会再给她添这么多麻烦了。

得知乔治再也回不来后，她想过让我跟着她在那间小屋里生活一阵子。她找来了一本育儿书。她买来我需要的一些基本用品。楼里有位老太太可以在她练琴时照看我。她会得到一笔战争遗孀的抚恤金，再过六个月她就能从音乐学院毕业了。

就在这时，艾尔萨乘火车来接她。艾尔萨说：“我们可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大家都在纳闷乔治出国打仗时，你怎么没出现。现在是你过来的时候了。”

“我家里人都是疯子，”乔治曾经对吉尔说过，“艾奥娜神经过敏，艾尔萨真该去当个军士长。我母亲嘛，是老糊涂了。”

他还说：“艾尔萨遗传到了头脑，只是我父亲去世后，她不得不辍学去邮局工作。我遗传到了长相，而可怜的老艾奥娜什么都没遗传到，只有糟糕的皮肤和脆弱的神经。”

他的姐姐们到多伦多给乔治送行时，吉尔才第一次见到她们。两星期前的婚礼她们没来参加。当时除了乔治、吉尔、牧师和牧师妻子，还有被请来做第二见证人的邻居外，再无其他人。我也在场，已经藏在吉尔的肚子里，不过他们并不是因为有了我才决定结婚的，当时也没人知道我的存在。礼成后，乔治坚持要和吉尔到自助拍照亭拍几张一本正经的结婚照。他一直眉飞色舞的。“这下可以搞定她们了。”他看着照片说。吉尔纳闷的是，他所谓的搞定是否特指什么人呢，艾尔萨？还是那些漂亮姑娘们，对他紧追不舍、给他写多愁善感的情书、为他织菱形花纹袜的那些机灵、活泼的姑娘们？他只要有机会就会穿这些袜子，礼物也纳入囊中，还在酒吧大声朗读这些情书来取乐。

婚礼前吉尔什么早餐都没吃，婚礼过程中，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煎饼和培根。

两个姐姐的长相，比她想象中的还要普通。乔治遗传到了好相貌倒是事实。他深金色的头发有丝绸般的波浪，眼里闪现着坚定的欣喜，五官轮廓清晰得令人妒忌。他唯一的缺点是个头不算高。只差不多到跟吉尔平视的高度。也正好适合做个空军飞行员。

“他们不想要高个子做飞行员，”他说，“我就这样打败他们了。那些瘦竹竿似的杂种们。很多演电影的个头都不高。他们要站在箱子上拍那些吻戏。”

（看电影时，乔治会很聒噪。他会对吻戏发出嘘声。在现实生活中，他对接吻的兴致也不高。他会说，我们直接上吧。）

两个姐姐也挺矮的。她们的名字都是苏格兰地名，家道中落之前，他们的父母曾去那儿度蜜月。艾尔萨年长乔治十二岁，艾奥娜则比他大九岁。在联合火车站的人潮中，她们看上去矮胖、茫然。她俩都戴着新帽，穿着新衣，好像她们才是新婚的人。两个人都心烦意乱的，因为艾奥娜刚把一副好手套落在了火车上。艾奥娜肤况的确很糟，尽管眼下没什么问题，或许长粉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皮肤上昔日的疤痕坑坑洼洼，在粉色香粉之下显得脏兮兮的。几绺头发无精打采地从帽檐底下滑出，眼里噙着泪水，不是因为艾尔萨的斥责，就是因为弟弟即将奔赴沙场。艾尔萨的头发则烫成了一串串紧密的小卷，帽子压在上面。她的眼睛颜色浅淡，目光敏锐，戴着金边眼镜，双颊圆润粉红，下巴上有个小窝。她和艾奥娜都身材窈窕——胸部高耸、细腰翘臀——但是对于艾奥娜，这身材仿佛是她选错的什么东西似的，她只能弓着肩，双手抱胸来试图遮掩。艾尔萨则设法让自己的凹凸有致显得决绝，而非挑逗，仿佛她是一尊硬实的陶土像。她俩都有跟乔治一样的深金色头发，只是少了他的光泽。她俩似乎也少了他的幽默感。

“好，那我走了，”乔治说，“我要去帕森达勒 [2] 做战死沙场的英雄了。”艾奥娜回答：“哦，别说那种话。别这么说。”艾尔萨把紫红色的嘴唇一撇。

“从这儿我能看到失物招领的牌子，”她说，“可我不晓得那是指在车站丢的东西，还是他们在车上捡到的东西？帕森达勒可是一战的事了。”

“是吗？你确定？我来不及了吗？”乔治边说边用手捶胸。

没几个月，他在爱尔兰海上方的一次飞行训练中化为一团火焰。

艾尔萨始终保持着微笑。她说：“我当然觉得自豪。我是自豪。但失去亲人的不止我一个。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有人对她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感到有点震惊。另外一些人则叹道：“可怜的艾尔萨。”全心全意地对待乔治，省吃俭用供他读法学院，然而他就这么辜负了她——他报名参军，远走高飞，在战场上送了命。他如此迫不及待。

姐姐们放弃了学业。甚至放弃了整牙——连这样的牺牲都做出来了。艾奥娜倒是上了护校，可从结果来看，整牙对她应该会更有裨益。事到如今，她和艾尔萨以收获一位英雄收尾。大家公认的——一位英雄。在场的年轻人都觉得家里出了一位英雄很了不起。他们以为这一刻的非凡意义将会长存，并永远伴随着艾尔萨和艾奥娜。《哦，勇敢的心》将永远响彻在她们左右。而那些年长一点的，他们尚铭记着上一场战争，懂得她们只不过收获了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因为那位遗孀，那个正大吃特吃的姑娘，将得到那笔抚恤金。

艾尔萨情绪亢奋，部分原因是她忙于打扫卫生，已经连着两夜没合眼。不是说这房子此前不体面干净。可她就是觉得有必要清洗每一个盘子、罐子和装饰品；擦亮每个画框的玻璃；冰箱得拖出来，把它的背面刷洗干净；地窖的楼梯要冲洗；垃圾桶里要倒进漂白剂。餐厅桌子上方唯一的一盏灯也必须拆下，把所有零件浸入肥皂水里，再漂洗、擦干，重新装上。因为邮局的工作，艾尔萨晚饭后才能开始干这些活。她现在可是邮局局长，给自己放一天假不成问题，但身为艾尔萨，她是绝不会如此行事的。

这会儿，她的脸在脂粉下发烫，穿着带花边领的深蓝色绉绸裙的身体也焦躁不安。她一刻也消停不下来。她把盛食物的盘子重新装满，四下传递，为客人的茶水可能已经冷掉了而深感痛惜，急忙重沏一壶。她以客人们的舒适为己任，询问他们的风湿病或其他小痛小病，笑着面对自己的不幸，一遍遍重复着很多人都遭遇了她这种损失，说有这么多人同舟共济，她绝不该怨天尤人，还说乔治不会希望朋友们为他悲伤，而应该感谢众人同心协力终结了战争。她用的一直都是高亢坚定的语气，带着愉悦的嗔怪，是大家在邮局里听惯的那种调调。所以人们反而惶恐不安起来，担心自己是否说错了话，就像在邮局里他们可能被告知笔迹潦草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者包裹没包严实一样。

艾尔萨明白自己的声音太过响亮，微笑过于频繁，还不停地给那些说不再需要的客人加茶。在厨房里温茶壶时，她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简直紧张无比。”

她说话的对象是后院对门的邻居尚茨医生。

“马上就会过去的，”他说，“你想要来一针镇静剂吗？”

随着餐厅门打开，他的声调也一变。“镇静剂”一词出口时已经换上专业而坚定的口吻。

艾尔萨的声调也变了，从绝望无助变成勇敢坚毅。她说：“哦，不用了，谢谢你。我会努力自己挺过去的。”

艾奥娜的职责是照看她们的母亲，以防她把茶泼出来——这可不是因为她笨手笨脚，而是因为健忘——以及万一她抽噎哭泣起来，就把她带离。然而，实际上柯卡姆太太的举止大多数时候都优雅得体，她比艾尔萨更能让客人们轻松自在。她时不时地清醒个一刻钟——或貌似如此——她果敢中肯地倾诉，虽然她会永远怀念儿子，但也庆幸还有女儿们的陪伴：艾尔萨是这样能干可靠，一直以来就是个奇迹；艾奥娜又是如此心地善良。她甚至不忘提到自己的新媳妇，不过跟大多数同龄女性不同，她竟在有男性在场的社交场合谈论着不该提及的事情，隐隐透露出出格的苗头。她一边望向怀着我的吉尔，一边说：“况且，我们的慰藉马上就要降临了。”

接下来，在房间与房间、宾客与宾客之间来回穿梭时，她的记忆又荡然无存，她四下打量自己的家，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在庆祝什么？”弄明白大家都为乔治而来后，她又问：“是乔治的婚礼吗？”等她了解情况之后，还是没能判断出个大概。“这总不会是你的婚礼，对吧？”她问艾奥娜。“不会。我想不是。你从来没交过男朋友，不是吗？”她声音里流露出一种让我们面对现实，败者为寇的意思。待瞥见吉尔，她大笑起来。

“那不会是新娘吧？哦，哦，这下我们可算清楚了。”

然而，事实又回到了她的脑海，她的记性就是这样来得急去得快。

“有什么消息吗？”她嚷道，“乔治有什么消息吗？”旋即她涕泗横流，艾尔萨怕的就是这个。

“要是她开始当众出洋相，就把她弄走。”艾尔萨曾叮嘱过。

艾奥娜可没法子把母亲弄走——她这辈子从来就无法对任何人施威——好在尚茨医生的妻子一把挽住了老夫人的胳膊。

“乔治死了吗？”柯卡姆太太惊恐地问。尚茨太太回答：“没错，他死了。可你要知道，他妻子怀着宝宝呢。”

柯卡姆太太倚靠在她身上，几近崩溃，柔声问道：“我可以喝口茶吗？”

在那幢房子里，我母亲不管转向哪儿，似乎都会看见我父亲的照片。他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他的遗照，是他穿着制服照的，就搁在餐厅凸窗台上合着的缝纫机的绣花罩子上。艾奥娜在照片周围放上了鲜花，但艾尔萨把花拿走了。她说，摆花让他看起来太像天主教圣人了。楼梯上方挂着他六岁时在人行道上拍的照片，当时他跪立在儿童车里。吉尔睡觉的房间里有一张照片，是乔治背着《自由通讯》的报纸袋站在自行车旁。柯卡姆太太的房间里有一张他头戴金色硬纸皇冠，为八年级歌剧表演盛装打扮的照片。他唱歌总是跑调，演不了主角，然而理所当然地被挑中担任最好的龙套角色，国王。

挂在碗橱上的手工着色艺术照展示的是他三岁时的样子，一个面容模糊的金发孩童拽着破布娃娃的一条腿。艾尔萨考虑过取下那张照片，因为它似乎过于伤感，但最终还是把照片留在原处，免得墙纸上出现一块显眼的印记。除了尚茨太太，谁也没对照片发表任何意见。尚茨太太停在照片前，重复了之前说过的一些话，并没有痛哭流涕，反而隐隐带着一丝顽皮的欣赏。

“啊——克里斯托弗·罗宾 [3] 。”

对于尚茨太太的话，大家都习惯了不去太在意。

在所有照片里，乔治都神采飞扬的。除非是戴着军帽或顶着王冠，他的额前总垂着一绺阳光般的金发。即便他还只是个小宝宝时，似乎就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活蹦乱跳、古灵精怪、魅力四射的家伙。那种从不冷落别人，总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的家伙。他偶尔拿自己开涮，但通常都是开别人的玩笑。吉尔记得他总是喝酒，却似乎从没醉过，热衷于让喝醉的人对他坦白他们的恐惧、推诿、坚贞或不忠，然后把这些都编成笑话或令人难堪的外号，对此受害者也佯装享受的样子。他有众多追随者和朋友，他们对他俯首帖耳，或是出于畏惧，或只是因为，恰如人们对他的一贯评价，他会活跃气氛。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焦点，他周遭的气氛生动起来，弥漫着风险与欢愉。

吉尔自己怎么看这样一个恋人呢？他们相遇时她不过十九岁，之前还没有人追求过她。她不清楚自己哪里吸引了他，也看得出来别人同样无法理解。对大多数同龄人而言，她是一个谜，还是个无趣的谜。一个把人生交付于小提琴的学习当中、再无其他爱好的女孩。

事实倒也不尽然。她会蜷缩在破被子里幻想自己的爱人。可绝不会是乔治这种爱出风头的闪亮人物。她想到的是某个温暖的熊一般的家伙，要不就是比自己大上十岁的音乐家，拥有狂野力量的传奇人物。她对爱的理念是歌剧式的，尽管歌剧并非她最欣赏的音乐类型。而乔治在做爱时都会玩笑不停；完事后还在她房间里四处蹦跶；他会发出粗鲁幼稚的声音。他的兴奋出场几乎给不了她任何快感，那种快感她自慰时体验过，然而她也的确未感失望。

更贴切地说，是她对事态进展之神速感到目眩神迷。她也希望能在满脑子考虑物质与社会现实之余，感到快乐——感恩并快乐着。乔治给予的关爱，以及她的婚姻——这些都像是她生命的华美延伸。像一个个房间被点亮，绽放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华彩。随后降临的是爆炸、飓风或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灾难打击，整个延伸的部分消失不见。炸得粉碎，化为乌有，徒留她守在原地，拥有与过去同样的选择。她失去了些什么，这毋庸置疑。可那并非她真正拥有过的东西，更像是某种假想的未来规划。

这会儿她吃够了。双腿因为站立良久而酸痛。在她身旁的尚茨太太说：“你有机会认识过乔治在这儿的朋友吗？”

她指的是大厅门廊处凑在一块儿的那些年轻人。两个长相俊俏的女孩，一个仍穿着海军军装的年轻人，还有其他几个。望着他们，吉尔想明白了一件事：没人真的在伤心。艾尔萨或许是，但她自有原因。没人真的为乔治之死伤心。甚至那个在教堂里哭泣，看上去还没哭够的女孩也一样。这会儿，那个女孩大可回想她爱过乔治，认为乔治也爱过她——不论真相如何——再也不必担心他以任何言行来证明并非如此。而且他们谁也用不着纳闷，当簇拥在乔治周围的那群人大笑起来时，大家取笑的对象到底是谁，或者乔治到底告诉了他们什么。没有人再需要绷紧神经跟上乔治的节奏，或挖空心思地琢磨如何才能继续被他眷顾。

她从没想过，倘若乔治还活着，他或许会变成另外一种人，因为她自己从不想变成不一样的人。

她说：“没有。”她的冷淡使得尚茨太太又说：“我懂。结识新朋友并非易事。特别是——要我是你，我也宁可去躺着。”

吉尔差不多确信，她当时是准备说“宁可去喝一杯”。但这儿只供应茶和咖啡，其他什么都没有。反正吉尔几乎不喝酒。然而，她能闻出别人口中的酒味，她觉得尚茨太太身上就有。

“你为什么不去躺着呢？”尚茨太太提议，“这些事最费神了。我会告诉艾尔萨的。快去吧。”

尚茨太太身材小巧，有一头漂亮的灰发，双眸炯炯有神，尖尖的脸上爬满皱纹。每到冬天她都独自前往佛罗里达待上一个月。她是有钱人。她和丈夫自己建的房子就在柯卡姆家的后面，那房子绵长、低矮、白得耀眼，弧形拐角，成片的玻璃砖。尚茨医生比她年轻二十到二十五岁——是个体格强壮、活力四射、面容和蔼的男人，高高的额头平整光滑，顶着一头金色鬈发。他俩没有孩子。大家都认为她是有孩子的，跟前夫生的，可这些孩子没来看过她。其实，传闻尚茨医生是她儿子的朋友，上大学时被她儿子带回家，然后他爱上了朋友的母亲，她爱上了儿子的朋友，然后她就离婚了，现在他们结了婚，远走他乡，锦衣玉食，绝口不提过往。

吉尔确实闻到了威士忌的味道。尚茨太太但凡参加——用她的话说——毫无生气的聚会，总是随身带个小酒壶。喝酒并不会让她笑得无法自制、胡言乱语、惹是生非，或见人就抱。事实或许是她始终保持着微醺，却从未真正大醉。她习惯让酒精适量地、舒缓地进入身体，这样她的脑细胞从不会被浸透，也不至于干涸。唯一露馅儿的是气味（在这个禁酒的小镇里，众人都认为这气味来自一种她非服用不可的药物，甚至说是她用来按摩胸部的药膏）。除了那酒味，或许还有她刻意为之的说话方式，似乎总是一字一顿的。当然她说的一些事情，生于斯长于斯的女人绝不会提及。她会说些发生在自个儿身上的事情。她说，她常常会被误认作她丈夫的妈妈。她说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弄错了之后，都会惊慌失措、窘迫不堪。但有些女人——比如，女服务员——会狠狠瞪着尚茨太太，仿佛在说：为什么要把他糟蹋在你身上？

尚茨太太就会对她们说：“我知道。这不公平。可人生就是不公平的，你还是认了吧。”

这天下午，她实在没法找出空档来好好喝上几口。厨房，甚至厨房后面狭小的储藏室都随时会有女人进进出出。她只好去楼上的洗手间，但又不能去得太频繁。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吉尔离开后没多久，她又去了楼上的洗手间，却发现门锁上了。她思忖着是不是溜进一间卧室，正琢磨哪间没人，吉尔又在哪间。接着她便听见吉尔的声音从洗手间里传出来，说着“稍等”或诸如此类的话。内容相当平常，可语气听起来紧张惶恐。

尚茨太太逮住遭遇突发状况的借口，就在走廊里迅速咽下一口酒。

“是吉尔吗？你还好吧？能让我进来吗？”

吉尔双膝跪地，双手正试图擦掉洗手间地上的一摊水。她读过关于羊水破裂和关于宫缩、见红、过渡期、胎盘的内容——然而，突然涌出的温热液体还是把她吓了一大跳。她不得不用厕纸清理，因为艾尔萨把所有平时用的毛巾都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块一小块柔顺的刺绣亚麻布，被称之为客用毛巾。

她抓着浴缸边缘将自己撑了起来。她打开门闩，随之袭来的第一波痛楚令她震惊。她经历的不单单是一次轻微的阵痛，也不是生产前兆或常规的第一产程；这直接就是开足马力、撕心裂肺的分娩过程。

“放轻松，”尚茨太太说，尽全力支撑住她，“告诉我你的房间在哪儿，我们先让你躺下来。”

她们还没到床边，吉尔的手指便深深扼进了尚茨太太细瘦的手臂，掐得它青一块紫一块。

“哦，这也太快了，”尚茨太太感慨道，“作为头胎宝宝可真是雷厉风行！我去找我丈夫来。”

就这样我在这幢房子里诞生了，早产了十天，倘若吉尔计算的日子可靠的话。艾尔萨根本没时间把客人请出家门，满屋子就响彻了吉尔发出的各种声音，她那难以置信的惨叫，继之而来是肆无忌惮的大声呻吟。

当时，即便一位母亲意外在家分娩，事后通常也要把母子送去医院。但那年夏天镇上流感肆虐，医院里挤满了重症患者，因此尚茨医生决定，我和吉尔还是留在家里为好。何况，艾奥娜也完成了一部分护理课程，这会儿她可以休两星期的期，来照顾我们。

吉尔对于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她在孤儿院长大。六岁到十六岁期间她都睡在宿舍里。灯是定时开关的，锅炉从不会早开也不会晚关。长条桌上铺着油布，他们就在这儿吃饭、写作业，对街就是一家工厂。乔治觉得那听起来不错。他说这样的生活让女孩变得坚强。会让她变得沉稳、强悍而独立。会让她不再期待什么无聊的浪漫。然而，孤儿院并不如他认为的那样冷酷无情，管理孤儿院的人也并非不慷慨。十二岁时，吉尔和其他几个孩子被带去听音乐会，就是那时，她下定决心非学小提琴不可。她在孤儿院里已经摸索过一阵钢琴。有人对她还算关心，给她弄来一把品质非常一般的二手小提琴，安排她去上课，这最终让她得到了音乐学院的奖学金。接着为资助者和董事们举办了一场独奏会，那可是一次盛装出场、有果子酒、演讲和蛋糕的派对。吉尔自己也得进行简短发言，表达感激之情，只不过，她其实觉得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她确信，自己和小提琴天生注定相系，即便没有人为的帮助，也必然聚首。

在宿舍里她也有朋友，但他们早早就去了工厂和办事处上班，她也把他们淡忘了。在孤儿们上学的那所高中，有位老师跟她进行过一场谈话，“正常”和“全面发展”这样的字眼在其间频繁出现。这位老师仿佛认为，吉尔在借音乐逃避或替代什么东西。比如兄弟姐妹、朋友和约会。她建议吉尔多花点精力干别的，不要只专注于一件事。放松点，打打排球，倘若一心喜欢音乐，也可以参加学校的乐队。

吉尔从此对这位老师避而不见，宁愿爬楼或绕路，以免跟她讲话。同样，只要哪页纸上有“全面发展”或“受欢迎的”这一类词跃入眼帘，她就索性不往下读了。

在音乐学院日子就好过多了。她遇到的都是跟她一样没有全面发展、执迷不悟的同路人。她也建立了一些漫不经心又互相竞争的友情。她有个朋友的哥哥是空军，这位仁兄恰好被乔治·柯卡姆取笑过，但也是他的崇拜者。周日晚上的一次家庭聚餐上，吉尔是客人，他和乔治恰好回来。他们打算去什么地方大醉一场的，顺便回趟家。就这样，乔治遇到了吉尔。我父亲遇到了我母亲。

家里必须全天有人照看柯卡姆太太。所以，艾奥娜在面包房上晚班。她的工作是装饰蛋糕——甚至那些最华美的婚礼蛋糕——清晨五点，她的第一批面包就出炉了。她那双颤抖得厉害、连给人端杯茶都端不成的手，在独自干活时，却变得有力、灵巧、稳定，甚至富有创意。

一天早上，艾尔萨出门上班后——这是在吉尔来到这个家，我还没出生的那段短暂的时期——吉尔走过艾奥娜的卧室时，艾奥娜从房里发出嘘声向她示意。有什么秘密似的。可这会儿要对家里的谁保密呢？不可能是柯卡姆太太吧。

艾奥娜用力将一个卡住了的梳妆台抽屉打开。“该死的，”她咯咯地笑道，“该死的。你瞧！”

抽屉里满是婴儿的衣服——不是吉尔在多伦多二手商店和残次品店买的那种普通款的婴儿汗衫和睡衣，而是针织帽、毛衣、毛线鞋、羊毛尿裤和手工缝制的睡衣。这些衣物穷尽了各种色彩及其颜色的搭配——并不拘泥于粉色和蓝色——而且都用钩针锁过边，上面绣着精美的花朵、小鸟和羊羔的图案。吉尔都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衣服。倘若她在婴儿用品店好好做过功课，或是细细打量过街上的婴儿车，她应该会知道的；可她并没有。

“当然，我不知道你都有了些什么，”艾奥娜说，“你可能早就买过这些东西了，也可能不喜欢手工缝制的衣服。我也不知道——”她的笑声既像是说话时断句用的标点，又像是抱歉语气的后缀。她的每句话，她的每个表情和姿态，都像是被堵住了一样，仿佛被如同蜂蜜一样浓稠或鼻涕一样黏糊糊的歉意包裹着，吉尔对此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真的很好。”她干巴巴地说。

“哦，不，我都不知道你想不想要。我都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很可爱。”

“不都是我做的，我也买了一部分。我到教会和医院辅助会办的集市上买的。我觉得它们不错。但如果你不喜欢或不需要，我可以把它们捐给教会。”

“我真用得着它们，”吉尔说，“我还没有这样的衣服呢。”

“你没有吗？我做的那些并不是很好，但教会和辅助会的女士们，她们做的，你没准儿会觉得还不错。”

乔治提起过艾奥娜神经过敏的事情，他指的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吗？（据艾尔萨说，艾奥娜在护士学校的那次精神崩溃是因为她脸皮太薄，导师又对她严厉过头。）你也许会以为她在拼命寻求安慰，但不管你怎么安慰都是不够的，她似乎都无动于衷。吉尔觉得艾奥娜的言语、笑声、吸鼻子的声音、黏糊糊的表情（她的手肯定也是黏糊糊的）都像是爬在身上试图钻进她——吉尔——皮肤里的小虫似的。

好在吉尔已经适时地习惯了，或许艾奥娜也收敛了许多。每天早上，大门在艾尔萨身后一关，她和艾奥娜都会感到一阵轻松——好像老师走出了教室。柯卡姆夫人洗碗的时候，她们愿意再喝一杯咖啡。她洗得非常慢——到处寻找摆放每件餐具的抽屉或架子——偶尔还会出错。但她也有一些从不遗漏的固定程序，比如将咖啡渣洒到厨房门旁的灌木丛上。

“她认为咖啡促进植物生长，”艾奥娜小声地说，“哪怕她是把咖啡渣撒在叶子上而不是根部。我们每天都得接上水管把那冲干净。”

吉尔觉得艾奥娜的腔调像孤儿院中那群最常被挑刺儿的姑娘们，她们也总喜欢挑别人的刺儿。不过你一旦习惯了艾奥娜无休止的道歉与无足轻重的指责（“当然有关店里的事情他们总是最后才来问我”、“当然艾尔萨不会听我的意见”、“当然乔治会毫不掩饰地对我嗤之以鼻”），她是可以说出些相当有趣的事情的。她告诉吉尔，祖父曾经有一幢房子，现在成了医院主楼；她还告诉吉尔那些让父亲砸了饭碗的肮脏交易以及面包房里两个已婚人士的风流韵事。她还对吉尔提到了传说中尚茨夫妇的过往，甚至还提及了艾尔萨对尚茨医生的爱慕之情。艾奥娜精神崩溃后所接受的电击疗法似乎在她的判断力上击出了一个大洞，透过这漏洞传来的声音——一旦褪去那些毫无价值的伪装——恶毒而狡诈。

吉尔干脆就把时间花在聊天上——眼下她的手指已经太过肿胀，拉不了小提琴了。

接着我出生了，万事俱变，尤其对艾奥娜来说。

吉尔不得不卧床一周，在起床后也像个老太太一样行动迟缓，每次坐下的时候就连喘气都格外小心。她浑身都被痛苦缝合在一起，腹部与胸部像木乃伊一样被紧绑着——当时的习俗就是如此。她的奶水充足，都从束身衣渗到了被单上。艾奥娜帮她把束身衣解开，试图把母亲的乳头塞进我的嘴里。但我不要。我不肯吸母乳，还大哭大闹。这巨大僵硬的胸部就像一个长鼻子的怪兽在我脸上东寻西找。艾奥娜抱着我，喂了我一点温开水，我安静了下来。我越来越瘦，毕竟不能靠水过活。艾奥娜冲调奶粉，将啼哭不止、身体僵直的我从吉尔的怀里抱开，摇着我让我安定下来，并用橡胶奶嘴触碰我的脸颊，结果这倒是我能接受的。我贪婪地喝着配方奶，不再哭闹。艾奥娜的怀抱和她掌管着的奶嘴成了我选中的温床。吉尔的胸部被绑得更紧了，她还不得不停止进食流质（别忘了这可是炎热的夏天），并在乳汁干涸之前忍受一切疼痛。

“真是个小捣蛋，小捣蛋哟，”艾奥娜柔声低吟，“你这个小捣蛋，妈妈那么好的奶水你都不吃。”

很快我就长得又胖又壮，我的哭声更嘹亮了。除了艾奥娜之外的任何人抱我，我都会哭。我不要艾尔萨，也不要尚茨医生那双温柔体贴的手，但我对吉尔的反感才最引人瞩目。

有一次吉尔起床后，艾奥娜扶她坐在了平日喂我时常坐的椅子上，把自己的罩衫围在吉尔的肩头，并让她拿着奶瓶。

没有用，我没有被糊弄。我用双颊去顶开奶瓶，双腿绷直，肚子鼓得像个球。我不接受这样的替代。我大声啼哭，决不妥协。

我仍然用新生婴儿的细嗓门哭闹，但已经打扰到了房子里的其他人，而艾奥娜是唯一有本事让哭声停止的人。任何非艾奥娜者接触我或与我说话，我就哭。非艾奥娜者哄我入睡，我会哭得精疲力竭然后昏睡十分钟，醒来继续哭。我没有安静的时段和哭闹的时段，我只有“艾奥娜时段”和“非艾奥娜的时段”，有时候会变成更糟糕的“他人的时段”，大多数是指“吉尔的时段”。

在这种情况下艾奥娜怎么能在两周的假期结束后就回去工作呢？绝对不可能。这是毋庸置疑的。面包房不得不另外请人。在这个家里，艾奥娜的地位从最微不足道一举进阶为最举足轻重；她挺身而出，使家人免于此起彼伏的冲突与无济于事的抱怨。她必须时刻警醒着，以换取家中的安宁。尚茨医生很担心她；连艾尔萨也担心起来。

“艾奥娜，可别把自己累垮了。”

然而，华丽的变身开始上演。艾奥娜苍白依旧却容光焕发，好像终于走出了青春期。她敢于直视任何人了。不再颤抖，不再傻笑，声音当中也没有了虚伪的奉承，她慢慢变得跟艾尔萨一样强悍，也更加欢欣。（她批评我对吉尔的态度时更是格外欢欣。）

“艾奥娜开心得上了七重天——她太爱那个宝宝了。”艾尔萨告诉大家。但事实上艾奥娜对宝宝的爱心之举太过嚣张。为了平息我的哭闹，她不惜制造更大的动静。她震耳欲聋地上楼梯，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来了，来了，再忍耐一下！”她把我随意地搭在肩头，单手抱着我走来走去，另一只手忙着打点我的活儿。她主宰了厨房，征用了炉子作为消毒器，征用了桌子来调配方奶，征用了水槽来洗婴儿物品。要是她把物品放错了地方或洒了什么东西，她会畅快地骂上几句，哪怕艾尔萨在场。

她很清楚，当我释放出哭喊的最初征兆时，自己是唯一不退缩、不觉大难终将临头之人。与此相反，大权在握的快感以及感激之情让她心跳加速，快乐得想起舞。

吉尔一脱下束身衣，看到自己腹部重回平坦，就马上看了看自己的手。肿胀似乎已经消退。她来到楼下，从壁橱里取出小提琴，掀开罩子。她跃跃欲试，准备拉几个音阶。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艾奥娜在午睡，一只耳朵还留意着我是否哭闹。柯卡姆夫人也躺下了。艾尔萨在厨房里涂指甲油。吉尔开始为小提琴调音。

我父亲及其家人都对音乐毫无兴趣。他们对此不甚了解。他们相信自己对某种音乐类型的厌恶甚或敌意（从他们说“古典音乐”一词时的腔调中亦可见一斑）是基于个性力量、正直和不想被愚弄的决心。好像从一个简单的曲调发展而来的音乐说到底是在试图控制你，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可有些人——一些装腔作势、不朴素诚实的人——打死也不会承认这一点。附庸风雅加上姑息纵容催生出了令人昏昏欲睡的交响乐、歌剧、芭蕾和音乐会。

小镇上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吉尔不是生长于斯，她无法理解这种根深蒂固、理所当然的心态。我父亲从没大肆宣扬过，也不觉得这是种美德，因为他压根儿不崇尚美德。他因吉尔是个音乐家而欢喜——不是因为音乐本身，是因为这代表吉尔足够怪异，就像她的衣着、生活方式和一头乱发一样古怪。选择了她就等于昭告世人，他对他们的看法。让那些试图勾引他的姑娘们瞧瞧。让艾尔萨瞧瞧。

吉尔把客厅带帘幕的玻璃门关上，极其轻柔地演奏起来。也许什么声音都没传出去。纵然艾尔萨在厨房中听到了点什么动静，她也以为是外面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的声音。

吉尔开始练习音阶了。她的手指是消肿了，但仍旧僵硬。她的整个身体都非常僵硬，站姿不太自然，小提琴没有默契地压在她身上。但无所谓，她还是要练音阶。她以前肯定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在感冒过后，在练习过度、精疲力竭之时，甚至有的时候毫无缘由。

我醒来时没有发出一丁点不满的呜咽。没有预警，没有递进。单纯的尖叫，如瀑布般对着屋子当头冲下，这是我之前从未发出过的声音。新一轮突如其来的痛苦之洪倾泻而出，悲痛如石浪般汹涌席卷着整个世界，哀伤一阵阵袭来，连击炮似的从酷刑室的窗口万箭齐发。

艾奥娜倏地起身，头一遭因我的声音而惊恐，大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艾尔萨一边东奔西跑地去关窗，一边叫道：“是小提琴，小提琴。”她把客厅的门猛地推开。

“吉尔，吉尔！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你没听见宝宝的声音吗？”

她得把客厅窗户下的纱窗拽出来才能把窗户关上。她之前一直穿着和服式睡衣坐在那儿涂指甲油，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正好路过，往里面看时瞅见了她敞开的睡衣之下的衬裙。

“我的天哪。”她说。她从未如此方寸大乱过。“你能把那玩意儿拿开吗？”

吉尔放下小提琴。

艾尔萨又冲到走廊对艾奥娜大喊。

“今天是星期天。你能不能让她消停会儿？”

吉尔一言不发，沉着地走到厨房，柯卡姆夫人脚上只穿着袜子，倚着厨房台面。

“艾尔萨怎么了？”她问，“艾奥娜做错什么了？”

吉尔出门，在后门的阶梯上坐下。她看到了对面尚茨家的白色屋子，后墙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光彩夺目。四周环绕着别人家被阳光炙烤的后花园与墙壁。住在里面的人们对彼此的模样、名字和过往都十分熟悉。从这里往东走三个街区，或向西走五个街区，或朝南走六个街区，或向北走十个街区，你会看见夏日里茁壮成长、茂密如墙的农作物，篱笆围起来的干草、小麦与玉米。丰饶的乡村。处处都弥漫着拔尖儿的庄稼、谷仓和推推搡搡进食的动物们的浓烈气味。远处的林地看上去是能遮风避雨的安宁港湾，实际上却是虫子沸反盈天的场所。

我怎么解释吉尔心中音乐的意义呢？忘了风景、视野或对话吧。我要说，音乐更像是一个需要她悉心大胆解决的问题，一个此生的责任。现在解决问题的工具被收走了。问题依旧气势汹汹，其他人都在极力支撑，只是吉尔感受不到了。对她来说，只剩下了后门的阶梯、闪亮的墙和我的哭闹声。我的哭闹声如一把利刃，将所有无用的东西从她的生活中割裂。对我来说无用的东西。

“进来吧，”艾尔萨在纱门里说，“进来吧。我不该对你大喊大叫的。进来吧，别人会看见的。”

到了傍晚，整个篇章已被轻巧地翻了过去。“今天你们一定听到了从我们家传出的鬼哭狼嚎声吧。”艾尔萨对尚茨夫妇说。艾奥娜哄我睡觉的当儿，他们邀请了艾尔萨到院里小坐。

“很明显这孩子不喜欢小提琴，不像她妈妈。”

就连尚茨夫人都笑了。

“这品味需要培养。”

吉尔听到了他们的话。至少听到了他们的笑声，猜想他们在笑什么。她躺在床上看那本自己从书架上找到的《圣路易斯雷大桥》 [4] ，她没有意识到应该征得艾尔萨的同意。常常读着读着，故事变成空白一片，耳边传来尚茨家院子里的欢声笑语，接着是艾奥娜在隔壁房间喋喋不休地表达着对我的喜爱，这又让吉尔一身冷汗。在童话故事里，她应该像年轻力壮的女巨人一样从床上跃起，把房子掀翻并掐死吵闹的人们。

我快六周大的时候，艾尔萨和艾奥娜得带她们的母亲去圭尔夫探亲，她们每年都会跟其他表亲一起住上一晚。艾奥娜想把我也带上。但艾尔萨把尚茨医生搬出来，让她明白，如此炎热的天气带这么小一个婴儿做这种旅行可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的话艾奥娜就想留在家里。

“我不可能一面开车一面照看母亲。”艾尔萨说。

她说艾奥娜对我的事情太大包大揽了，让吉尔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天半天，也不是太难为她。

“是吧，吉尔？”

吉尔说对。

艾奥娜极力掩饰自己是想跟我待在一起。她说大热天开车会让她晕车。

“你不用开车，你只需要坐在那儿就可以了，”艾尔萨说，“我又如何？我不是为了好玩才去的，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盼着我们去呀。”

艾奥娜得坐在车的后排，她声称这更会让她晕车。艾尔萨说总不能把母亲放在后排吧。柯卡姆夫人说她没关系。艾尔萨说不行。艾尔萨发动汽车时，艾奥娜把车窗摇了下来。她的目光紧盯楼上房间的窗户，早上给我洗好澡喂过奶后，她便在那里哄我入睡。艾尔萨向门口站着的吉尔挥手道别。

“拜拜，小妈妈。”她喊道，那欢快而挑衅的语气不知怎么让吉尔想起乔治。能够远离这房子和房子里搞破坏的新威胁，似乎让艾尔萨兴致高昂。又或者是艾奥娜的归位让她心情舒畅，倍感慰藉。

她们在上午十点左右离开，这一天接下来的时光将成为吉尔最漫长最煎熬的经历。即便是生我那天梦魇般的分娩经历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车还没开到下一个小镇，我已经在痛苦中醒来，仿佛能感知到艾奥娜正在渐行渐远。艾奥娜不久之前刚喂过我，吉尔认为我不可能是饿了。但她发现我尿湿了，虽然她曾读到过不需要一发现婴儿的尿布湿了就换掉，而且通常婴儿不会为此而哭，她还是决定帮我把尿布换了。她并不是第一次给我换尿布，但每一次都颇费周折。事实上艾奥娜总是会接过手来将其完成。我竭尽所能让这个过程艰难无比——手脚胡乱挥舞，弓起背，力图翻身，当然哭声一直在持续。吉尔双手发抖，扣不上尿布的别针。她强作镇定，试图跟我说话，学艾奥娜哄婴儿的腔调，但都无济于事。这笨拙的哄骗让我更加愤怒。帮我换好尿布后她把我抱了起来，想让我伏在她的胸前肩头，但我绷紧全身，仿佛她遍体都是火烫的针头。她一会儿坐下来摇着我，一会儿又站起来掂着我。她给我唱甜蜜醉人的摇篮曲，颤抖的歌声里充斥着她的恼怒、她的愤慨，以及足以称为痛恨的情绪。

对彼此来说我们都是洪水猛兽，吉尔和我。

她终于把我放下，动作之轻柔绝非她所愿，我安静了下来，因为远离吉尔而宽了心。她蹑手蹑脚地离开房间。但很快我卷土重来。

就这样周而复始。我并不是一直在哭，我会休息个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她喂我奶的时候我接受了那个奶瓶，僵硬地躺在她的怀里，警告似的吸着鼻子。半瓶奶下肚后我又开始大肆进攻。最终我几乎是在痛哭中心不在焉地喝完了奶。我沉沉睡去，她将我放了下来。吉尔爬下楼梯，在走廊里站着，仿佛必须判断走哪条路才安全。刚才的折磨与夏日的炎热让她大汗淋漓。在这珍贵的短暂宁静中她来到了厨房，大着胆子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

还没等她把咖啡煮好，我杀猪般的哭号便盘旋在她头顶。

她明白过来自己忘了什么。她忘记喂完奶后帮我拍嗝。她坚定地上楼，抱起愤怒的我，一边走动一边拍揉我的背，过了一会我把嗝打出来了，但还是哭个不停。她放弃了，把我放到床上。

婴儿的哭声到底具有怎样的力量，能将你赖以生存的外在与内在秩序彻底摧毁？它像一阵风暴——不依不饶，急骤狂猛，又纯一不杂而自然天成。它充满指责而非祈求——源于一股无法安抚的怒气，这是一股与生俱来的怒气，不受爱和怜悯的牵绊，足以碾压你头颅里的大脑。

吉尔唯一能做的就是四处走。在客厅地毯上踱来踱去，绕着餐桌一圈一圈地转，或是来到厨房让时钟告诉她什么叫度日如年。除了偶尔喝一口咖啡，她完全停不下来。饿的时候她不能停下来做个三明治，而只能边走边抓玉米片吃，玉米片洒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仿佛置身于暴风雨当中，在飘摇的小船上或房梁被狂风刮变形的危房中，吃喝这些寻常事也变得危机重重。你不敢不时时刻刻关注着这场风暴，否则它会击溃你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保持清醒，你将注意力集中于周围环境中某个令人镇定的细节上，但是这风暴的声响——我的哭声——能够占据每一个靠垫、地毯上的每一个图案或玻璃窗上每个小漩涡。我让你无可遁形。

这房子紧闭得像一个盒子。艾尔萨的羞愧感多少影响到了吉尔，甚至某种羞愧感也从她的心底油然而生。一个无法安抚自己孩子的母亲——这还不够无地自容吗？她将门窗紧闭。她没有打开那台便携式落地电风扇，其实是她忘了电风扇的存在。她也不再考虑任何实际安慰的可能了。她不曾想到，这个星期天是这年夏季最热的几天之一，我或许就是因为燥热难当才哭闹不停。有经验或直觉灵敏的母亲肯定会给我通风透气，而不是任我耍赖。她脑子里该出现的是痱子，而非无穷无尽的绝望。

到了下午，吉尔做了个愚蠢或说走投无路的决定。她没有丢下我一走了之。她深陷于我一手筑就的牢笼，想为自己辟一方天地，好躲避其间。她把小提琴拿了出来，自从那天音阶练习后她就没碰过小提琴，那次尝试被艾尔萨和艾奥娜编成了一则家庭笑话。她的琴声不可能吵醒我，因为我无比清醒，而且琴声怎么可能让我比现在更愤怒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她终于给予了我一点尊重。我再也不需要听到她惺惺作态地安慰我，虚情假意地给我唱摇篮曲，或关心我肚子是否疼痛，问“怎么尿湿了我的小宝贝”。相反，她将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那首她在演奏会上拉过的曲子。她还必须在考试中再演奏一次，以获得毕业证书。

她选择门德尔松——而不是她更倾心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是因为她相信门德尔松能让她得到更高分。她认为自己能够——已经——充分掌握了这首曲子；她胸有成竹，相信自己能在考场上脱颖而出，毫不怯场，让考官印象深刻。她自忖这不是一首需要倾其一生琢磨的曲子；不需要她为了证明自己而鞠躬尽瘁。

她不再多想，开始拉琴。

她调好弦，试了几个音阶，努力把我的声音驱逐出境。她知道自己还很僵硬，但这次她已有所准备。她希望自己能够融入音乐，问题也会消失。

她开始拉小提琴，她就这样拉了又拉，一直拉了下去，直到整首曲子结束。她的演奏实在太烂，如同一场折磨。她坚持不懈，相信这必会改进，她能改进，但事与愿违。所有的音都不在调子上，简直像杰克·本尼 [5] 的某场拙劣表演。这把小提琴一定是被下了咒，它恨她。它要歪曲她对音乐的一切理解。没什么能比这更糟了——即便她揽镜自照，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脸突然变得憔悴凹陷、眼歪嘴斜，都不会比这更糟。她觉得自己像中了什么邪，这让她难以置信，所以她试图往别处看，再看回来，往别处看，再看回来，周而复始，去而复来，希望能恢复正常，但并没有。她就这样继续演奏，祈祷一切能恢复如初。事态没有好转，还愈演愈烈。她挥汗如雨，汗顺着脸、手臂、身体两侧淌下，她的手开始打滑——她的琴技之差不断跌破下限。

完了。她彻底完了。她数月前就已掌握，练得完美无缺，练到没有任何难点，甚至不需要任何技巧的曲子，已经将她彻底打败。它让她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了、被捣毁了、一夜之间被劫掠一空了。

她并没罢手。她出了下下策。在绝望中她重新开始演奏，这一次她要试试贝多芬。当然这也于事无补，琴技每况愈下，她的内心在狂吼在翻腾。她把小提琴和琴弓丢到客厅沙发上，再把它们拿起来塞到沙发底下，眼不见为净，因为在她脑海里浮现了这样令人作呕的戏剧性的一幕：她把琴狠狠地砸在椅背上，砸得稀巴烂。

在这整段时间我都未曾消停。大敌当前，我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吉尔在硬邦邦的天蓝色绸缎沙发上躺下，通常没人会在无人做伴的情况下躺或坐在那个沙发上，其实她是睡着了。天晓得她睡了多久才醒过来，通红的脸压在绸缎上，印出了布面的花纹，她淌的一些口水留在了天蓝色绸缎上。我的吵闹声依旧或再度起起伏伏，像没完没了的头痛。她确实也觉得头痛。她爬起来排除万难——至少她这么觉得——穿过热浪去厨房的橱柜里找艾尔萨放在那儿的止痛药。滞稠的空气让她觉得臭气熏天。谁说不是呢？她睡着的时候，我排泄了，捂出的气味已经渐渐充斥了整个屋子。

吃药。再热一瓶奶。上楼。她甚至没把我抱起来，直接在摇篮里帮我换尿布。尿布和床单被弄得一团糟。止痛药还没起作用，她的头痛在弯腰时更加强烈。她先把脏衣物丢了出去，把我身上弄脏的地方洗干净，换上干净的尿布，把脏尿布和床单拿进卫生间冲洗，然后放进消毒桶里，消毒桶已经要放不下了，因为婴儿物品每日例行的清洗工作今天还没有进行。然后她把奶瓶递给我。我又安静了下来，开始吮吸。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还有力气喝奶。但我确实有。喂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确饿了——但或许也因为赌气——加上积了一肚子的愤愤不平。我用力吸，喝完了整瓶奶，然后精疲力竭地睡着了，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吉尔的头痛有所缓解。她昏昏沉沉地洗完了我的尿布、上衣、睡衣和被单。揉搓、冲洗，甚至沸煮尿布，防止我起疹子（我很容易生疹子）。她用手将所有衣物拧干并晾在屋里，因为第二天是星期日，等艾尔萨回来，她可不想看到星期日屋外还晾着衣物。更何况现在暮色正浓，邻居们都在屋外纳凉，吉尔才不想这时候出门。想到他们必定听到了今天这屋里的动静，她就害怕被邻居看见——即使只是友善的尚茨夫妇的问候。

今天似乎永远也结束不了。漫长的白天和黄昏迟迟才作别，炙热的高温终于出现一点松动，透出几丝宜人的凉意。好像是在一瞬之间，星星成群结队地现身了，树木则像云朵一般四处伸展，洒落一地静谧。但这静谧不会长久，也不属于吉尔。夜未深，又传来一声细微的哭声——不能说是小心翼翼的哭声，但至少不响亮，是实验性地哭，仿佛我已失去了大哭的本事，虽然白天曾反复练习。又或者我确实在掂量是否值得大哭。我小憩了一会，假装暂时休息或放弃。然后新一轮不折不扣、怒不可遏、绝不宽恕的哭声卷土重来。这时候吉尔正在煮咖啡，希望咖啡能缓解残余的头痛。她还以为也许这次她能在桌旁坐下，喝点咖啡。

这下她只好把灶头的火关掉。

差不多到了这天最后一次喂奶的时间了。如果上一次喂奶的时间没被延后的话，我现在应该嗷嗷待哺了。也许我是饿了？趁热奶的时间，吉尔想再吃两片止痛药。她转念又想，或许这也没用；她需要药效更猛的药。她在浴室的橱柜里只找到胃药、泻药、浴足粉和一些她不会去碰的处方药。可她知道艾尔萨痛经的时候会吃些强效镇痛药。她来到艾尔萨的房间翻箱倒柜，果然找到一瓶镇痛药，非常合理地被放在了一叠卫生巾的上面。这也是处方药，但标签上写明了它的用法。她拿了两粒药，回到厨房，发现锅里用来热奶的水已经沸腾，奶热过了头。

她把奶瓶放到水龙头下面冲，让它降温——我的哭声从楼上向她压来，仿佛聒噪的鸟群在潺潺河流上觅食——她看着厨房料理台上放着的两片药，心想，是时候了。她拿出一把刀，从药片上刮下一些粉末来，拧下奶嘴，用刀刃铲起药末——就那么一抹白色粉屑——撒进奶里。然后她自己吞下一又八分之七，或一又十二分之十一或一又十六分之十五的药片，再带着奶瓶上了楼。她将我立刻绷紧的身体抱了起来，把奶嘴塞进我挑剔的嘴里。对我来说，奶仍然有点烫，我先将奶都吐了出来。过了一会我觉得温度可以了，便一口气喝下了整瓶奶。

艾奥娜在尖叫。吉尔醒来，整个房间充斥着刺眼的光亮和艾奥娜的尖叫。

原计划是这样的：艾尔萨、艾奥娜以及她们的母亲到圭尔夫走亲戚，傍晚时分归来，这样就能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开车。但早饭过后艾奥娜就开始焦躁不安。她想回到家中宝宝的身边，她说自己担心得几乎整夜没合眼。跟她在亲戚面前不停争吵太丢脸，所以艾尔萨妥协了。她们临近中午的时候到了家，打开门，屋里岑寂无声。

艾尔萨说：“唷。难道家里一直都是这味道，只是我们闻习惯了都不当回事？”

艾奥娜掠过她身边，冲上楼。

眼下她在尖叫。

死了。死了。谋杀犯。

她对药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为什么她要大叫“谋杀犯”呢？是因为毯子。她看见我的头都被毯子盖住了。窒息而亡，而非投毒。她没花多久，半秒都不到，就从“死了”过渡到“谋杀犯”。这是个不假思索的飞越。她把我从摇篮里抱出来，我身上还裹着死亡之毯，然后紧抱着包裹严实的我，尖叫着从我的房间冲进吉尔的房间。

在睡了十二三个小时之后，吉尔还昏昏沉沉，正挣扎着起床。

“你杀了我的宝宝。”艾奥娜冲着吉尔尖叫。

吉尔没有纠正她——她并没有说，是我的。艾奥娜原本是要给吉尔看看我的样子，并控诉她的所作所为，但吉尔还没来得及看我一眼艾奥娜就把我抢回去了。艾奥娜一边哀嚎，一边弓起身子，仿佛腹部中枪一样。她抱着我踉踉跄跄地下楼，撞上正在上楼的艾尔萨。艾尔萨差点被撞翻，多亏她抓住了栏杆，而艾奥娜对此浑然不觉；她紧抱着裹在毯子里的我，仿佛要将我塞入她身体里一个新开的可怕的洞中。几个单词从她的哀嚎中冒了出来，清晰可辨。

宝宝。我爱的。亲爱的。呜。哦。去叫。窒息。毯子。宝宝。警察。

吉尔没盖被子，没换睡衣，就这么睡了过去。她还穿着昨天的短裤和背心。她搞不清楚自己是睡了一夜还是只打了个盹。她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现为何时。艾奥娜在说什么？她从温柔乡中挣扎着起来，与其说听见，不如说是看见艾奥娜在尖叫，那就像红色的闪光，她眼睑内灼热的血管。她沉浸在迷糊劲儿中不愿醒来，但她意识到她已经了解。她知道这尖叫与我有关。

但吉尔认为艾奥娜弄错了。艾奥娜错误地进入了一段已经结束的梦。

宝宝没事。吉尔把她照顾得很好。她出门找到了宝宝，然后给她盖好了毯子。一切都好。

在楼下的走廊里，艾奥娜努力将单词拼凑成句子，叫道：“她把毯子一直盖到宝宝的头。她把她闷死了。”

艾尔萨抓着楼梯的扶手下了楼。

“把孩子放下，”她说，“放下。”

艾奥娜抱紧我哀嚎了起来。然后她把我举给艾尔萨看，说：“看看，看看。”

艾尔萨将头转向一边。“我不看，”她说，“我不看。”艾奥娜走近艾尔萨，把我举到艾尔萨脸前——我还被裹在毯子里，但艾尔萨不知道，艾奥娜也没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毫不在乎。

现在换艾尔萨尖叫了。她边叫边跑到餐桌另一头。“把孩子放下。放下。我不要看一具尸体！”

柯卡姆夫人从厨房出来，说道：“姑娘们，哦，姑娘们，你们俩怎么回事？我可受不了这个，你们知道的。”

“你看看。”艾奥娜说。她将艾尔萨抛诸脑后，绕过餐桌把我抱给她母亲看。

艾尔萨来到走廊电话旁，请接线员接尚茨医生。

“哦，小宝宝。”柯卡姆夫人说着将毯子掀到一边。

“她把宝宝闷死了。”艾奥娜说。

“哦，不。”柯卡姆夫人说。

艾尔萨在电话中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尚茨医生请他立刻过来。她挂掉电话，转身看着艾奥娜，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说：“你安静，不要吵。”

艾奥娜用肆无忌惮的尖声惊叫以示抗议，奔跑着离开了她，穿过走廊跑进客厅，怀里还抱着我。

吉尔来到楼梯顶上。艾尔萨看到了她。

她说：“快下来。”

她完全不知道吉尔下楼后该怎么待她，或对她说什么。她看上去想甩吉尔一耳光。“这会儿歇斯底里可不好。”她说。

吉尔的挂脖背心系带扯歪了，大半个乳房露在外面。

“把自己收拾收拾吧，”艾尔萨说，“你穿着这身衣服就睡了？看上去像喝醉了。”

吉尔觉得自己还走在那雪白的梦里。但是很多疯狂的人闯进了这个梦里。

艾尔萨这会儿已经在思忖接下来该采取的行动。不论发生了什么，这绝不是谋杀。婴儿在睡梦中是会莫名其妙死掉。她之前也听说过这种事。警察并不会上门诘问，也不需要解剖验尸——只要一个伤感、低调的小葬礼。棘手的是艾奥娜。尚茨医生现在可以给她打一针，让她睡上一觉。但他不可能每天都给她打针。

必须把艾奥娜送去莫里斯维尔。这是家医治精神错乱的医院，以前被称为疯人院，以后会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或精神卫生所。但大多数人就把它叫成附近一个村庄的名字，莫里斯维尔。

去莫里斯维尔，他们都这么讲。他们把她送进莫里斯维尔。再这么下去，到头来你准会进莫里斯维尔。

艾奥娜以前就进过莫里斯维尔，她可以再去一次。尚茨医生能安排她入院，在她被诊断可以出院前莫里斯维尔都会给她留一席之地。孩子的死刺激了艾奥娜。幻觉不断。一旦确诊，她就构不成什么威胁。没人会听她的话。她会被说成已经彻底崩溃。这貌似快变成事实了——大声哭喊，东奔西跑，她看上去已几近崩溃了。她也许会一直崩溃下去，也许不会。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有药物能让她镇定下来，如果抹掉某些记忆对她有益还可以选择电击，必要时还可以对积重难返、头脑不清、痛不欲生的病人进行手术。他们不在莫里斯维尔做手术——他们得把病人送到城里。

所有这些念头在艾尔萨脑里一闪而过。她必得仰仗尚茨医生。他必须理解她的苦衷而不寻根究底。但任何了解她不幸经历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应该都不难。她为这个家族的荣辱尽心尽力，从她父亲事业上的败绩，到时好时疯的母亲，再到艾奥娜在护士学校的崩溃，然后是乔治的战死沙场。承受了这一切的艾尔萨难道还该遭受一次公开羞辱吗？——弟妹被审判，甚至可能身陷囹圄的社会新闻？

尚茨医生不会这么认为。不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友善的邻居，他能从自己的观察中想到这些理由；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明白颜面尽失而苟且度日之人迟早会自尝恶果。

他一路唤着艾尔萨的名字跑进后门穿过厨房，他决意帮助艾尔萨的理由在这声音里彰显无遗。

站在楼梯底部的吉尔话音刚落：“宝宝什么事情都没有。”

艾尔萨说：“在我告诉你该说什么之前，你保持安静。”

柯卡姆夫人站在厨房与走廊之间的门口，挡住了尚茨医生的去路。

“真高兴能看到你，”她说，“艾尔萨和艾奥娜在互相闹脾气呢。艾奥娜在门口发现了一个婴儿，现在她说那孩子已经死了。”

尚茨医生将柯卡姆夫人扶到一边。他又开始呼唤“艾尔萨”并伸出了双臂，但最终只是将手牢牢地按住了艾尔萨的肩膀。

艾奥娜两手空空，从客厅走了出来。

吉尔问：“你把孩子怎么了？”

“藏起来了。”艾奥娜傲慢地说，对她做了个鬼脸——那种吓破胆的人做出的鬼脸，故意装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尚茨医生会给你打一针，”艾尔萨说，“这样你就消停了。”

现在场面十分滑稽：艾奥娜到处乱跑，冲向前门——艾尔萨跳起来拦住她——接着尚茨医生在楼梯处抓住了艾奥娜，跨坐在她身上，按住她的胳膊，嘴里说着：“好了，好了，艾奥娜。放轻松。一会儿就没事了。”艾奥娜的喊叫慢慢变成呜咽，然后悄然不闻。仿佛她的哭喊、狂奔和逃跑企图都是演戏。好似——尽管穷尽最后一点理智——她发现自己毫无可能对抗艾尔萨和尚茨医生，只能装疯卖傻。但事情现在更明朗了——也许这才是她的真实意图——她根本没在对抗他们，只是彻底崩溃了。崩溃得如此难堪，如此不合时宜，艾尔萨对她吼道：“你真该为自己感到恶心。”

尚茨医生一边打针一边说：“这才是好姑娘呢，艾奥娜。没事了。”

他转头对艾尔萨说：“照顾一下你母亲。扶她坐下吧。”

柯卡姆夫人正在用手抹泪。“我没事，亲爱的，”她对艾尔萨说，“我就是希望你们别吵了。你该告诉我艾奥娜有个孩子的。你应该让她把孩子留下。”

尚茨夫人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和服，从厨房进到屋子里。

“大家都没事吧？”她大声说。

她看见厨房料理台上有一把刀。她觉得还是把刀收进抽屉比较妥当。吵闹成这样，决不能让他们随手就能拿到刀。

这一片混乱中，吉尔觉得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声。她笨手笨脚地从楼梯扶手上翻了过去，绕开艾奥娜和尚茨医生踩到地板上，刚才艾奥娜往楼梯这边冲来的时候，她往楼上跑到一半。她穿过双开门进到客厅，在那儿一开始没发现我。但微弱的哭声又响了起来，她顺着声音来到了沙发边，然后往沙发下面看。

我就在那儿，被塞在小提琴旁边。

从走廊到客厅的短暂路程中，吉尔想起了所有的事情，她突然害怕得无法呼吸，然后又一阵窃喜，感觉重获新生，就像在梦中她找到了一个活着的孩子，而不是一具全身干瘪、头部僵硬的尸体。她把我抱了起来。我没有全身僵硬、乱踢腿或弓起背。牛奶里的镇定剂已经让我睡了一个晚上加半个白天了，此刻我睡意仍浓。再多一点剂量——或许不用多多少——说不定我就真的一命呜呼了。

问题根本不在毯子。任何人只要仔细看过那张毯子都会发现它质地轻薄、编织松散，根本无法阻止我呼吸到所需的空气。透过毯子呼吸就跟透过渔网呼吸一样轻松自如。

精疲力竭大概是原因之一。一整天的哭嚎，一腔急于表达的愤怒或许都把我的力气耗尽了。再加上放进我牛奶里的白色粉末，我就这样陷入了深沉的睡眠当中，呼吸声过于轻微，以至于艾奥娜没有发觉。你会想她应该注意到了我的身体没有冰凉；或是艾奥娜的喊叫和奔跑应该早就会吵醒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发生。我想她没注意到我还活着是因为她过于惊恐，在见到我之前她就精神不太稳定了。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哭出声。说不定我哭过，但慌乱中没人听见。又或者艾奥娜听到了我的哭声，看了看我，就把我塞到了沙发底下，因为那时一切已经乱了套。

然后吉尔听到了。吉尔是听见我的那个人。

艾奥娜也被安置在了那张沙发上。艾尔萨帮她脱了鞋子，以防沙发被弄脏。尚茨夫人到楼上拿了条薄被盖在艾奥娜身上。

“我知道她不需要被子保暖，”她说，“但我觉得她醒来时看到有被子盖在身上会感觉好点。”

在此之前，当然，所有人已经围观了还活着的我。艾尔萨自责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这件事。她不情愿地坦承自己不敢面对死婴。

“艾奥娜的神经质还真的会传染，”她说，“我绝对应该早点发觉的。”

她看着吉尔，仿佛要提醒她在背心外面穿件罩衫。她随即想起来自己曾对吉尔口出不逊，现在看来那毫无道理，所以艾尔萨什么也没说。她甚至都没有试图纠正她母亲，告诉她艾奥娜没有孩子。她只是压低了声音对尚茨夫人说：“这下可好，本世纪惊天大八卦由此问世。”

“真高兴什么坏事都没发生，”柯卡姆夫人说，“我有一刻还在担心艾奥娜把孩子处理掉了。艾尔萨，你千万别责备你妹妹。”

“我没责备她，妈妈，”艾尔萨说，“我们去厨房坐坐吧。”

还有一瓶冲好的配方奶，按理说那天早上我早就该要人喂奶了。吉尔一边热奶，一边始终把我抱在怀里。

她进厨房的时候曾一度寻找那把刀，却惊觉刀不见了。好在她能辨认出料理台上哪怕一点点残留的药粉——或者说她觉得自己能够。她徒手将药粉抹去，然后打开水龙头，放热牛奶的水。

尚茨夫人忙着煮咖啡。趁过滤咖啡的时候，她把消毒器放到了炉子上，清洗了昨天用过的奶瓶。她做起事来利落能干，只是力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这整场灾难和混乱当中有什么东西让她心情大好。

“我猜艾奥娜的确太迷恋那孩子了，”她说，“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的。”

说最后几个字时她从炉子转向她丈夫和艾尔萨，看见尚茨医生将艾尔萨抱住头的手从头部的两侧拉了下来。他抽回自己的手，动作过于迅速、过于心虚了。倘若不是如此，说不定看上去倒是像一个正常的安慰病人的场景。医生当然有安抚病人的权利。

“你知道吗，艾尔萨，我想你母亲也该躺下休息，”尚茨夫人关心备至地说，一刻不得停，“我要去劝劝她。要是她能睡一觉，没准儿就能忘了这些事。艾奥娜也是，要是我们运气好的话。”

柯卡姆夫人几乎刚进了厨房又晃了出去。尚茨夫人发现她在客厅照看艾奥娜，摆弄她的被子，确保艾奥娜被盖得严严实实。柯卡姆夫人其实无意小睡。她希望有人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给她听——她知道自己的解释不尽合理。她希望别人像往常那样跟她说话，而不是以现在这种异常温柔、自以为是的方式与她交谈。不过，出于习惯性的礼貌以及自知在家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她还是由着尚茨夫人将她带到了楼上。

吉尔在研究婴儿配方奶的调制说明。说明被印在了玉米糖浆罐头的罐身上。听到上楼的脚步声时，她觉得有件事最好趁她有机会赶紧做完。她把我抱进客厅，放在一把椅子上。

“待在那儿，”她低声细语，像有什么秘密似的，“不许动。”

她跪下来，将小提琴从其藏身之处轻轻地拖拉出来。她还找到了小提琴的套子和盒子，将琴小心地装好。我一动没动——当时也还没有能力翻身——一声没吭。

在厨房里独处的尚茨医生与艾尔萨大概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相拥，他们只是凝望着对方。彼此心照不宣，没有许诺，没有绝望。

艾奥娜承认自己当时没有摸过脉搏，也从没说过我浑身冰凉。她说我抱上去很僵硬。然后她又说不是僵硬，是重。非常重，她说，立刻觉得我不可能还活着。我只是一团死肉，毫无生气的重物。

我觉得她说的也不无道理。不是说我当时已经死了，或是后来起死回生，而是说我似乎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回得来，也可能回不来。结果悬而未决，取决于意志的力量。这取决于我，我的意思是，得看我选择哪条路。

艾奥娜的爱，固然是我这辈子得到过的最全心全意的爱，但它无法左右我的命运。不论是她的眼泪还是紧紧的拥抱都对我没用，最终也无法打动我。因为我不得不勉强自己去接受的那个人不是艾奥娜。（我难道已经知道——莫非我真的知道，到头来，对我最好的不是艾奥娜？）而是吉尔。我必须勉强自己去接受吉尔以及我能从她那儿索取到的东西，哪怕那只是聊胜于无。

对我来说，似乎那一刻，我才变成一个女性。我知道早在出生之前这件事就板上钉钉了，出生之后别人对这件事也毫无疑义。但在我看来，只有在我决定回归的此刻，在我放弃与母亲斗争的此刻（这场斗争母亲必然全盘皆输），在我选择生存放弃胜利的此刻（所谓胜利就是死亡），我才具有了女性的特质。

某种程度上，吉尔也具有了女性特质。她现在清醒理智、心怀感恩，都不敢假想自己侥幸逃脱的灾难，她开始爱我了，因为不爱我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尚茨医生有所疑虑，但并没深究。他问吉尔我头一天情况如何。烦躁不安？她说是的，非常烦躁。他说早产儿，哪怕只是早产了一点点，都很容易受惊，要小心对待。他建议让我一直仰睡。

艾奥娜不必接受电击疗法。尚茨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他说她为了照顾我已经耗尽了心力。那个接替她在面包房工作的女人想辞职——她不喜欢上夜班。于是艾奥娜重回面包房工作。

我六七岁的时候，暑假去看望姑妈们，记得最清晰的就是这个了。我在半夜这个通常不准外出的反常时间点被带到面包房，看着艾奥娜戴着白色的帽子，系着白色的围裙，揉着那一大块白色面团，它千变万化，还会起泡，仿佛有生命一般。她还会切饼干，边角料给我吃。碰上特殊情况，她还会做结婚蛋糕。窗外夜色弥漫，这个巨大的厨房是如此明亮雪白。我把做结婚蛋糕用的糖霜从碗里刮了出来——那滑溜溜的、撩人的、无法拒绝的糖。

艾尔萨觉得我不该这么晚不去睡觉，也不该吃那么多甜食。但她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她说她不知道我母亲会怎么说——仿佛吉尔才是掌权的人，而不是她。艾尔萨有一些我在家不用遵守的规矩——外套得挂起来，擦干玻璃杯之前应该冲洗一遍，不然杯子上会留下印子——不过我从未见过吉尔记忆里那个苛刻、给人压迫感的艾尔萨。

再也没人对吉尔的音乐之路有任何轻慢之辞。不管怎么说，她用音乐养活了我们母女俩。她最终没被门德尔松打败。她取得了学位证书，从音乐学院毕了业。她剪短了头发，瘦了身。在多伦多，她已经有条件在高地公园附近租了套复式公寓，并雇了一个兼职保姆照顾我，因为她能领取战争遗孀的抚恤金。然后她找到了一份广播乐团的工作。她将来会因为整个职业生涯都作为音乐家被聘用，从来不必沦落到去教课而自豪。她说她知道自己不是什么伟大的小提琴家，没有天赋异禀的才华或天降的鸿运，但她至少能靠自己的爱好维持生计。即便在她嫁给我的继父并带着我一起搬到埃德蒙顿后（他是一名地质学家），她也继续在当地交响乐团演奏。在我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出生前一周，她都还在演奏。她很幸运，她说——她的丈夫从未表示反对。

艾奥娜后来还复发过几次，较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我十二岁左右时。她被送去莫里斯维尔待了数周。我觉得她在那儿被注射了胰岛素——回来后她发胖了，人也变得唠叨了起来。她被送走的那会儿，我回来探望，吉尔陪我一起回的，还带着刚出生不久的第一个妹妹。从母亲与艾尔萨的对话中我得知，如果艾奥娜在家里，就不宜带婴儿过来，那没准儿会“刺激她”。我不知道那次害她进了莫里斯维尔的事件是否跟婴儿有关。

我觉得此次拜访大家都对我视若无睹。吉尔和艾尔萨都开始抽烟了。她们一坐就坐到深夜，在厨房桌边喝咖啡、抽香烟，等到一点钟给孩子喂奶。（母亲用母乳喂养妹妹——我高兴地得知自己当初并没享用过这带着体温的私密餐食。）我记得自己因为睡不着觉而满心不悦地到楼下来，随即打开了话匣子，讲些不着边际、虚张声势的事情，试图加入她们的交谈。我知道她们在谈一些不愿意让我知道的事情。她们莫名其妙地成了好朋友。

我伸手想拿一根香烟。我母亲说：“去去去，别碰这玩意儿。我们在说话呢。”艾尔萨叫我从冰箱里拿点喝的，可乐或姜味汽水。我也的确拿了，但没上楼而是出了门。

我坐在后门的阶梯上，但她们马上压低嗓门，无论是轻声的悔恨或是安慰，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清楚。于是我在后院逡巡，走到了纱门透出的那片光影之外。

那所绵长雪白、带着玻璃砖墙角的房子已有了新主人。尚茨夫妇搬走了，现在常年生活在佛罗里达。他们给我姑妈们寄来了橙子，艾尔萨说吃过这些橙子你就再也看不上加拿大买得到的那些橙子。新邻居建了游泳池，他们两个女儿青春妙龄，经常在游泳池里游泳——如果在街上遇到，她们对我视而不见——她们的男朋友们也是。我姑妈们的后院与他们的后院之间的灌木已经长得老高，但我还是能看到他们在游泳池边互相追逐，将对方推进泳池，尖叫声中水花四溅。我看不起他们的滑稽做派，因为我严肃认真地过着日子，对爱有着更崇高更细腻的理解。但我同样也想被他们关注。我希望他们中的哪个看到穿着浅色睡衣在黑暗中走动的我，以为见到了鬼，死命尖叫起来。

[1] 创作于19世纪60年代的圣诞颂歌，流行至今。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一场拉锯战，围绕比利时的帕森达勒展开，从1917年7月31日延续到11月10日，战况异常惨烈，双方伤亡人数均超过二十万，最后以协约国军队攻占帕森达勒结束。

[3] 《小熊维尼》中的主人公。

[4] 美国作家、剧作家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的作品，出版于1927年，为他赢得当年的普利策小说奖。

[5] Jack Benny（1894—1974），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广播剧演员。

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多年前，那时火车还驰骋于繁多的铁路支线上，一位女士走进火车站询问运送家具的事宜。她高高的额头缀有雀斑，一头浅红色鬈发。

车站工作人员经常跟女性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特别是跟那些相貌平平者，她们似乎还乐在其中。

“家具？”他问，就好像从来没人会有这种想法，“好吧，那么，咱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家具呢？”

一张餐桌和六把椅子、一整套卧室家具、沙发、咖啡桌、一组茶几、落地灯。还有一个瓷器陈列柜和一个碗橱。

“哎哟。你是说一屋子家具。”

“那可算不上，”她说，“没有厨房家具，也就是一居室用的家具。”

她的牙齿都簇拥到了嘴的前部，仿佛有一场辩论蓄势待发。

“你得用到大卡车。”他说。

“不。我想用火车运输。家具要送往西部，送到萨斯喀彻温。”

她扯着嗓门跟他说话，好似他是个聋子或傻子。而且她的发音方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有口音。他觉得是荷兰口音——这一带都是荷兰来的移民——可她又没有荷兰女性的大块头、白里透红的漂亮皮肤和金黄的头发。她也许还不到四十岁，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是大美人，从来都不是。

他认起真来。

“首先你得找辆卡车把家具从它们的所在地运到这里。而且咱们得看看火车有没有通过萨斯喀彻温的什么地方。否则你还得安排，比如说在里贾纳，让人帮你提取家具。”

“格丁尼亚，”她说，“火车经过那里。”

他拿下一本挂在钉子上的列车时刻表，封面满是油污，问她那个地名怎么写。她兀自拿起也系着绳子的铅笔，从自己的手提包里翻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格丁尼亚。”

“那儿都有哪些国家的人？”

她说她不知道。

他取回铅笔，逐条铁路线查找。

“那儿的大部分地区都住着捷克人、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他说。这么说着，他突然意识到她或许正是其中之一。但那又怎样呢，他不过是在陈述事实。

“在这儿，没错，它在铁路线上。”

“是的，”她说，“我想星期五运走家具——能行吗？”

“我们可以送走，但我无法保证它们哪天能到，”他说，“这完全取决于货物的优先级别。家具运来时会有人照看吧？”

“有的。”

“星期五有一趟客货混合列车，下午两点十八分发车。卡车星期五上午会去把家具装车运来。你住在镇上吗？”

她点点头，写下地址。展览路106号。

直到最近，镇上的房子才有了门牌号码，尽管他知道展览路在哪儿，却想不起来106号是什么样子。如果她当时就说出麦考利的名字，他也许会更感兴趣，而事态发展可能也会截然不同。那里都是新房子，虽在战后开建，却都被称为“战时家园”。他以为她的住所肯定是其中之一。

“托送时付费。”他告诉她。

“我还想给自己买一张同列火车的车票。星期五下午的。”

“去同一个地方？”

“没错。”

“你可以搭同一列火车到多伦多，不过接下来你得乘横贯大陆的列车，夜里十点三十分发车。你是要卧铺还是硬座？卧铺的话有个地方躺一躺，硬座的话就得在车厢里坐着了。”

她说她要硬座。

“你要在萨德伯里等蒙特利尔来的列车，但不用在那儿下车，他们只是调个轨，把你的车厢挂到蒙特利尔的车后面。然后到阿瑟港，接着是凯诺拉。到里贾纳之前你都不用下车。而到了里贾纳之后，你得下车去搭支线火车。”

她点头，似乎觉得他接着就该把票给她了。

他放慢语速，说：“但是我不能保证你到达时你的家具也会到，我觉得它们起码得过一两天才到。要看优先级别。会有人来接你吧？”

“有的。”

“那就好。因为那个站很可能算不上什么像样的火车站。那里的城镇可不像这儿。那些地方大多只有最基础的设施。”

她的手提包里有个布袋，里面塞了一卷钞票，她抽出几张支付了乘客票的费用。像个老妇人。她也数零钱。但数钱的样子和老妇人不同——她把钱摊在手里，只扫了一眼，可你看得出来一分钱都没逃过她的法眼。然后她突然转身离开，连句再见也没说。

“星期五见。”他喊道。

在这个温暖的九月天里，她穿着一件土褐色的长外套，脚上是笨重的系带鞋和短袜。

当她折回来，轻敲服务窗口时，他正从保温瓶里倒咖啡。

“我托运的家具，”她说，“都是上等货，差不多都是新的。我不希望家具被刮擦、撞击或遭受其他的损伤。我也不想让家具沾上牲口味。”

“哦，好的，”他说，“这条铁路经常运输货物的。他们不会用运生猪的车厢来运家具的。”

“我要它们到达时，模样跟出发时一样完好。”

“嗯，你要知道，你买家具的时候，这些家具是在店里，对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是怎样到店里去的？家具不是在商店里制造的，对不对？没错，它们是在某地某家工厂里做的，然后被运到店里，而这很可能就是用火车运输的。既然如此，这是否足以说明铁路运输知道如何善待这些家具？”

她依旧盯着他，没有笑，丝毫没有为自己那种女性的无知而羞愧。

“但愿如此，”她说，“但愿他们知道。”

车站工作人员本会不假思索地说，他认识镇里的每个人。其实也就是说他认识镇里一半的人。而且他认识的绝大部分都是核心人物，是实实在在“扎根于此”的人，就是说他们不是昨天才搬来的，也不打算明天就搬走。这位要前往萨斯喀彻温的女士，由于没有去过他去的教堂，没有在学校教过他的孩子，也不在他去过的任何商店、餐厅和办事处工作，因此他并不认识。她也不是他在麋鹿酒吧、怪人酒吧、名流俱乐部和军团酒吧结识的任何男人的妻子。她掏钱时，他看到了她的左手，由此获悉——他并不惊讶——她至今还是单身。穿着那样的鞋，穿着短袜而非长袜，下午时分没戴帽子和手套，说明她可能是位农妇。不过她不像农妇那样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她待人接物不像乡下人——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待人接物。她对待他的态度，仿佛只当他是一台问询机。再者，她留的是镇上的地址——展览路。她真正让他想起的是他曾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一位穿便衣的修女，讲述着自己在热带丛林某处从事传教工作——在那儿不穿修女装可能是因为跋山涉水会更方便。这位修女时不时地微笑，以此表明她信仰的宗教会让人们获得幸福，但大部分时间她看观众的样子，就好似她相信世上其他人基本都是给她发号施令用的。

约翰娜还有件事要做，这事她已经耽搁一阵子了。她得去一家名为“米拉蒂”的服装店给自己买身套装。她从未进过那家店——要是不得不买些诸如短袜之类的衣物，她会去“卡拉汉男士妇女儿童服装店”。她从威利茨太太那里继承了很多衣服，身上这件永远都穿不烂的外套就是其中之一。而萨比莎——她在麦考利先生家照看的女孩——也有一大堆表姐们给的半新不旧的衣服，件件都价格不菲。

在“米拉蒂”的橱窗里，两个假人模特穿着超短裙和直筒短上衣的套装。一套是锈金色，一套是柔和的深绿色。大片艳丽的纸制枫叶散落在模特的脚边，橱窗里也张贴得东一片西一片的。每年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把叶子耙拢焚烧，而在这儿，枫叶是甄选之品。一句用流畅的黑字书写的广告语沿对角线贴在玻璃上：简约优雅，秋之时尚。

她推门而入。

她正前方刚好立着一面穿衣镜，镜中的她穿着威利茨太太给的高档长外套，松沓得没了款型，短袜之上还露着一小段疙疙瘩瘩的光腿。

店家当然是刻意为之。他们将镜子立在那里，能让你立刻知道自己的穿着打扮有多糟糕，然后——他们希望——你会当即决定，得买点什么来改变这副衰样。如果她不是对自己要买的东西心中有数才坚定地走进来，如此昭然若揭的招数早就让她摔门而出了。

沿墙有一排晚礼服，都是给舞会上的头号美女度身定制的，那些纱网，塔夫绸的质地，梦幻般的色彩。再过去是一个玻璃柜，里面挂着半打婚纱礼服，玻璃柜阻隔了不洁手指的触碰：纯白的泡泡纱，香草色的缎子，象牙色的蕾丝，上面装饰着银珠和小粒珍珠。小巧玲珑的紧身胸衣，月牙边的领口，奢华的裙摆。即便在更年轻的时候她也不曾有过这种奢望，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在她眼里，怀有这种期待、盼着无端天赐福佑、憧憬乌鸦变凤凰，都是荒谬可笑的。

过了两三分钟都没人前来迎客。大概店里有窥视孔，人家正在从那里打量她，认定她不是他们的目标顾客，巴不得她离开。

但她不会走。她从镜子里自己的映像前移步——从门前的油地毡踏上了长毛绒地毯——终于，服装店后部的帘布掀开了，米拉蒂本人走了出来。她身着饰有闪亮纽扣的黑色套装，高跟鞋衬着纤细的脚踝，腰带系得太紧，导致尼龙裤袜摩擦得沙沙作响。金黄色的头发服帖地拢在脑后，露出妆饰的面容。

“我想试试橱窗里的那套衣服，”约翰娜用反复练习过的声调说，“绿色的那套。”

“哦，那是很漂亮的一套衣服，”那个女人回应，“橱窗里的那套不巧是十号的。您看上去应该穿——大概是十四号？”

她沙沙响着走在约翰娜前面，来到商店后部，在那儿挂着便装、西装和日间礼服。

“您运气真好，这儿正好有十四号。”

约翰娜做的第一件事是看价签。轻轻松松就是她预计的两倍，而她并不打算装作不在意。

“够贵的。”

“这是上好的羊毛。”那妇人翻来覆去终于找到了标签，把材质描述念给她听，而约翰娜并没有认真在听，因为她正在研究衣服的褶边，以检查做工如何。

“它摸起来轻若蚕丝，穿起来却挺括有型。您看得到，整件衣服都加了衬里，是蚕丝和人造丝做的上等衬里。坐下来时您不会看见它松垮隆起，像那些便宜货一样走形。看看天鹅绒的袖口、领口，还有袖子上天鹅绒的小纽扣。”

“我看见了。”

“就是这些细节之处决定了衣服的价格，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爱这天鹅绒的手感。要知道只有绿色的这套才有——杏黄色的那套可没有，哪怕它们的价格完全一样。”

在约翰娜看来，确实正是天鹅绒的领口和袖口让这套衣服有了微妙的华贵感，使她渴望拥有它。但她可不打算坦白相告。

“我最好还是试穿一下吧。”

毕竟，她就是为此有备而来的：她穿着干净的内衣，腋下刚擦了爽身粉。

在明晃晃的试衣间里，那个女人相当识趣地留下她一个人。约翰娜对镜子唯恐避之不及，直到她拉正裙子，穿好上衣。

最初，她只看衣服。衣服还不错，很合身——裙子比她习惯穿着的要短，不过那些都不是这种款式。衣服无可挑剔。有问题的是露在衣服外的部分：她的脖子，她的脸，她的头发，她的大手和粗腿。

“您穿得怎么样？介意我看一眼吗？”

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约翰娜想。恰如你马上就会看到的，乌鸦变不成凤凰。

那个女人从一侧转到另一侧，仔细打量。

“对了，您还得配上尼龙袜和高跟鞋。感觉如何？舒适吗？”

“衣服感觉很好，”约翰娜说，“完全不是衣服的问题。”

镜子里，那个女人的脸色骤然一变。她不再微笑，看上去失望、倦怠，但和善了一些。

“有时候就是这样。除非试穿，否则谁都不知道上身效果。事实上，”她说，这时她的语调一变，更加温和，但听起来确信无疑，“事实上您有一副好身材，不过有些强壮。您的骨架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精致小巧的天鹅绒包扣不适合您。别纠结了，脱下来就好。”

等约翰娜脱得只剩内衣时，外面有人轻轻叩门，把手伸进了帘子。

“试试这个看，穿着玩。”

一条棕色的羊毛连衣裙，有内衬，宽松的裙身打着雅致的褶皱，衣袖有七分长，领口呈简洁的圆弧形。整条裙子素净到底，除了一条金色的窄腰带。没之前那套那么贵，可考虑到衣服本身样式简单，依旧价格不菲。

但至少裙子的长度更加得体，裙摆落在她腿边也更显高贵。她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望向镜子。

这一回她看上去不再像被捉弄而硬塞进衣服里。

那个女人走过来，站在她身边，笑了，却是如释重负的笑。

“这衣服和您眼睛的颜色一样。您不需要穿天鹅绒，您已经有天鹅绒般的眼睛。”

换作往时，这种恭维约翰娜必定会嗤之以鼻，而此刻这话却显得相当真切。她的眼睛不大，若要描述它们的颜色，她会说：“我想它们是某种棕色。”可现在它们看上去无疑是深棕色，柔和而闪亮。

并非她突然开始觉得自己美丽动人什么的。只是她眼睛的颜色漂亮，布料做成这种颜色肯定好看。

“好了，我打赌您不常穿礼服鞋，”那女人说，“可要是您穿上尼龙长袜和那种稍微带点跟的浅口鞋——我打赌您也不戴珠宝，您做得很对，有那条腰带您不需要戴任何珠宝。”

为了打断这滔滔不绝的推销，约翰娜说：“既然如此，我最好把它脱下来，给你包装。”失去了裙子的柔软分量和束在腰间的雅致金腰带，她怅然若失。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愚蠢的感觉：穿在身上的衣服让自己更有魅力。

“我真希望你是为了某个特殊场合买这条裙子的，” 那个女人大声说这话的时候，约翰娜迅速换上了自己的衣服，那身衣服现在更显普普通通、黯淡无光。

“很可能是我的结婚典礼。”约翰娜说。

此话一出口，她自己都感到诧异。这不是什么大错——那个女人不知道她是谁，也不太可能跟认识她的任何人有所交流。但她原本打算只字不提的。她肯定是觉得自己亏欠这个人什么——她们并肩经历了试穿绿色套装的灾难，又共同发现了这条棕色裙子，这就是她们之间的纽带。纯属胡说八道。那女人在卖衣服，而她刚刚成功地卖出去了。

“噢！”那女人惊呼起来，“噢，那真是可喜可贺！”

嗯，或许是吧，约翰娜心想，但也或许不是。她可能嫁给任何人。某个寒碜的农夫，想找个吃苦耐劳的女汉子；或是某个苟延残喘、半瘸半拐的老头，一心想找个看护。这个女人不知道约翰娜在守候什么样的男人。话又说回来，这压根儿不关她的事。

“看得出来你们是两情相悦修成正果，”那女人说，仿佛她洞晓了约翰娜脑中闪过的悲惨念头，“这不正是你的眼睛在镜子里闪闪发光的原因么。我拿薄纸把衣服都包好了，你只需要把它拿出来，挂起来，这种材质就会漂亮地垂落。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轻轻地压一压，不过很可能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接下来就是付钱事宜。她们俩都假装没看钱，可实际上都看得一清二楚。

“它值这个价，”那个女人说，“你只结一次婚。当然，这话也不一定对——”

“就我来说，它完全正确。”约翰娜说。她的脸红得发烫，因为事实上结婚一事尚未提上日程。哪怕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也没有。她跟这个女人透露的是她所期待发生的事情，但这样做可能有些不明智。

“你在哪儿认识他的？”那个女人问，依旧是愉悦中带着伤感的口吻，“你们的第一次约会怎么样？”

“家人介绍的。”约翰娜据实相告。她不想多说，可却情不自禁。“在伦敦 [1] 的西部博览会上。”

“西部博览会，”那个女人说，“在伦敦。”她本可以提到“城堡球游戏” [2] 。

“他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跟我们在一起。”约翰娜说，心想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萨比莎、伊迪丝与她，约翰娜在一起。

“喏，我得说我这一天可没白过。我给一位即将成为幸福新娘的女士提供了嫁衣。这足以彰显我存在的意义。”那女人在装衣服的盒子上系了一条粉色细缎带，打了一个巨大而多余的蝴蝶结，然后用剪刀利索地剪断。

“我整天待在店里，”她说，“有时我真不明白自己知不知道在做什么。我扪心自问，你认为你在这儿干吗呢？我重新布置了橱窗，又做这做那的，就是想吸引顾客上门，但有好些天——好些好些天 ——我都等不到一个人走进店门。我知道——大家觉得这些衣服太贵了——可它们都是上等货。全都是上好的衣服。如果你想要品质好，你就得出这个价。”

“他们想要那样的衣服时就会走进来，”约翰娜望向那些晚礼服说道，“否则他们还能去哪儿？”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就是不来。他们去城里——那才是他们去的地方。他们宁可驱车八十上百公里，一点不在意汽油费，自称买到了比我这里更好的衣服。而他们并没有。品质不见得更好，也没那么多选择，一无是处。只是他们羞于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镇上买的结婚礼服。或者他们会进来，试穿几件，然后说他们得考虑考虑。我会再来的，他们说。我就想，哦，当我傻啊，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说这话就表示他们会去伦敦或基奇纳找出更便宜的同款，就算不便宜，他们也就在那儿买了，毕竟他们一路开去，挑来选去也折腾累了。”

“我搞不懂，”她说，“我要是个本地人，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吧。我发现，这里非常排外。你也不是本地人，对吧？”

约翰娜说：“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排外？”

排外？

“外地人要融入非常难，我是说。”

“我习惯独来独往。”约翰娜说。

“可你找到了另一半。你不会再孤身一人了，那不是很好吗？有时候我觉得嫁人、待在家里该多棒啊。当然，我结过婚，不管怎么说，那时我也没丢下工作。唉，谁知道呢。也许月中仙人某天会走进来，爱上我，到时候我就熬到头了！”

约翰娜得抓紧时间了——求“聊”若渴的店家耽搁了她。她匆忙往回赶，萨比莎放学回家之前，她要藏好刚买下的衣服。

接着她转念想起萨比莎不会在家。萨比莎周末已经被她母亲的表妹，罗克珊姨妈，接到多伦多，去过富家千金的体面生活，上私立女校了。不过她依旧步履匆匆——走得太快，以至于倚在药店墙外的某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冲她大喊：“火烧屁股了吗？”她略略放慢了一点速度，不想引人注意。

衣服的包装盒让她不知所措——她哪儿知道这家服装店竟有独家定制的粉色纸板盒，盒子上还有手写体的紫色的“米拉蒂”三个字呢？一切都彰显无遗。

她因为提到婚礼而自感愚蠢，尤其是他尚未提及此事，而她本该记住这点。就此前所言，或者说所写的款款深情和热切表白来看，结婚一事不过是粗心漏提而已。就像尽管早上起床没说要吃早饭，但实际上你当然会吃。

尽管如此，她还是应该三缄其口。

她看见麦考利先生在街道另一侧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这正好——就算跟她迎面碰上，他也绝不会注意到她拎着的盒子。要是他认出了面前是他的管家，就会抬起手，用手指碰碰帽檐，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也有可能完全没注意她是谁。而他现在满腹心事，人们只知道他看这座城镇的眼光跟大家不一样。每个工作日——有的节假日和星期日，他也会忘了放假——他都穿着西装三件套，外加轻便外套或厚大衣，头戴灰色软呢帽，足蹬铮亮的皮鞋，从住宅区的展览路步行到他依旧坚持营业的事务所，事务所楼下以前是个卖马具和箱包的老店。据称这是一家保险事务所，尽管他主动推销保险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偶尔有人上楼来见他，可能是讨教一些保单的问题，更有可能是问他一些关于建筑用地范围、镇上房产或者镇外的乡下农场经历过哪些变迁之类的问题。他的事务所里堆满了或新或旧的地图，他最热衷的事情莫过于将地图摊开，然后开始跟来访者展开讨论，哪怕讨论的内容跟所提的问题早就风马牛不相及了。他每天都在这条街上露面三四次，沿街而行，就像现在这样。战争时期，他还把他那辆麦克劳林别克用砖块垫起来，闲置在谷仓里，去哪儿都靠步行，试图给世人树立个榜样。十五年过去了，他似乎依旧是个楷模。他背起双手，在身后相握，就像一个在视察自己房产的业主，或是一个心满意足地观察自己教徒的传道士。当然了，在街上跟他打照面的人中，半数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小镇经历了很多变迁，即便是约翰娜来了之后这段时间里都变化不小。小镇外的公路两侧是新兴的商业贸易区，集中于此的有新折扣店、“加拿大轮胎”连锁零售店，还有一家带休息室的汽车旅馆，里面有袒胸露乳的脱衣舞女郎。镇上旧商业区的店铺纷纷尝试用粉色、紫红、橄榄绿等醒目的涂料刷墙以美化一番，但油漆早已在斑驳的砖墙上起了毛边，残破不堪，甚至一些店铺都已人去楼空了。几乎可以肯定，“米拉蒂”迟早也会步它们的后尘。

如果这家店主换作约翰娜的话，她会怎么做呢？首先，她才不会进购这么多精致的晚礼服呢。改卖什么呢？如果转而定位于廉价服装，那就等于要和“卡拉汉男士妇女儿童服装店”以及其他一些折扣店打价格战，并且很有可能店里的销售额根本无法满足资金周转。所以呢，何不卖些精致漂亮的婴儿和儿童服装，尝试吸引那些有钱又愿意把钱花在这上面的奶奶婆姨辈进门？别再想着从妈妈们那里捞钱了，她们更穷也更会过日子，宁肯去“卡拉汉男士妇女儿童服装店”。

可倘若真是她——约翰娜——来打理的话，她十有八九一个人都招揽不来。她对该采取什么措施以及怎样实施才能把店经营好都了然于胸，也懂得组织并监督别人将这些措施一一落实到位，但她就是不可能去讨好、去招徕顾客购买。她的态度很可能就是“爱买不买，不买拉倒”。毋庸置疑，顾客们都会选择拉倒。

几乎没什么人喜欢她，她早就察觉到这一点。萨比莎跟她告别时一滴眼泪都没掉——尽管在她亲妈死后，约翰娜可算是她身边最近似于母亲的角色了。麦考利先生倒是会为她的离去而烦心，因为她将他家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十分周到，就是打着灯笼也再难找到这样的管家了。但他烦心的也仅限于这一点，再无其他。他和他的孙女都是被宠坏了的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至于邻居们，他们毫无疑问会为她的离去而欣喜不已。约翰娜跟左邻右舍都起过冲突。跟一侧邻居闹翻是因为邻居家的狗老是跑来她院子里刨坑，将它的肉骨头一会儿埋进去一会儿又翻出来，它本该在自家院子里弄这茬儿的。跟另一侧是因为那棵黑樱桃树，树本身是在麦考利先生的院内，但结樱桃的大部分枝丫都伸到了邻院。她为这两件事和邻居大吵了一架，还都吵赢了。一侧的邻居将他们的狗拴了起来，另一侧的邻居也不再偷摘樱桃。她搭个梯子就可以轻易摘到伸入邻院的樱桃，不过，邻居也不再驱赶啄食樱桃的鸟儿，这给收成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而麦考利先生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则是：爱摘摘去，爱刨刨吧，爱占便宜就占好了。他持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左邻右舍都是新搬来的人，住在他们的新房子里，所以他宁愿不去关注这些人。曾有段时期，展览路上只有三四幢大宅。宅子对面就是露天市场，秋季集市就在那里举办（官方用语是“农产品展览会”，“展览路”也因此得名），大宅之间是果树和小草坪。十二三年前，那一整片土地被划成一块块标准大小的土地卖了出去，并建起了一栋栋房屋——样式不一的小房屋，有的两层，有的一层。其中一些房屋看起来已经相当破败了。

只有少数几栋房子的主人是麦考利先生认识并保持友好往来的——教师胡德小姐和她母亲，以及经营修鞋铺的舒尔茨一家。舒尔茨夫妇的女儿，伊迪丝，是或者说一度是萨比莎最好的朋友。这也没什么奇怪，她俩在学校里是同级生——至少去年萨比莎留级的时候，她们同级——并且她们两家住得又近。麦考利先生没怎么在意——他可能是想着萨比莎不久就要去往多伦多过另一种生活了。约翰娜就不会选伊迪丝做萨比莎的朋友。尽管这姑娘从来都彬彬有礼，来家里玩的时候也从未闹出过什么乱子。而且她也不蠢。这或许就是症结所在——她很聪明，萨比莎则不然。受她影响，萨比莎也学贼了。

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如今罗克珊表姨——休伯夫人——出现了，这位舒尔茨家的女孩也就成了萨比莎幼稚过往中的区区一页。

一旦货运人员准备好来搬运，我就会立即安排将您所有的家具都通过火车运送给您；一旦他们告诉我运费是多少，我就会立刻预付。我想着您一定急需这些家具。我很想来帮助您，我想您应该不会介意我随同家具一起去给您帮忙吧？想必您不会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到意外。

在去往火车站安排运送家具之前，她去邮局寄出了这封信。这是她直接寄给他的第一封信。之前的都是夹在她让萨比莎给他写的信中。而他写给她的信也是这么寄来的，写给她的那页纸总是折得整整齐齐，背面打着她的名字，约翰娜，以免弄错。这样不会让邮局的人抓住什么把柄，再说了，省点邮票总是好事。当然，萨比莎可能会告诉外公，甚至可能将他写给约翰娜的信读给外公听，但对于跟老人聊天和写信收信，萨比莎都没什么兴趣。

家具都收放在谷仓里，并非真正意义上那种圈养了牲口、存放了粮食的谷仓，仅仅是一个镇上的仓库。大约一年前，当约翰娜第一次看到这批家具的时候，发现上面布满了灰尘，鸽粪溅得到处都是。零散的家具杂乱无章地堆叠在一起，没有任何遮盖。那时候，她将她能拖得动的东西都搬到了院子里，好给那些她挪不动的大件家具腾出空间——沙发、碗橱、瓷器陈列柜和餐桌。至于床架，她是拆卸了再搬出来的。她先用柔软的抹布将这些木制家具都擦拭了一遍，然后涂上柠檬油。等她完工时，这些家具都闪着糖果般的光泽。如枫糖般——因为这些都是鸟眼枫木制的家具。在她眼里，它们具有如此迷人的色泽，如同丝质床单般光滑，如同金发般闪耀。迷人又时髦，跟她在麦考利先生家打理的那些颜色深暗、雕工老气的家具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彼时，她把它们视为“他的”家具，这个星期三再次将它们搬出来的时候，她依旧这么想。当初她在底下那层家具上垫了旧被子，免得它们被堆上去的家具压坏，还在顶层家具上盖了床单，以免被溅上鸟粪；如今这些措施使这些家具只沾有薄薄一层灰。不过，她又将所有家具都擦洗了一遍，再次涂上一层柠檬油，然后放回仓库，依旧像上次一样存放好，等待周五的卡车来运。

亲爱的麦考利先生：

今天（星期五）下午我将乘火车离开。我知道这是不辞而别，但我会放弃我的最后一份薪水，到下个星期一就是三周的工资了。在炉子上的双层蒸锅里有炖牛肉，只需要热一下。足够吃三顿的，也许还能撑到第四顿。一热好，取出您想吃的量，再盖好盖子，放进冰箱。记住，一定要立刻盖上盖子，千万别让牛肉坏掉。向您和萨比莎问好。等我安顿下来后可能会联络你们的。

约翰娜·帕里

附：我已经把布德罗先生的家具托运给他，以防他有需要。记住加热时要确保双层蒸锅的底部有足够的水。

麦考利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查明约翰娜买的票是前往萨斯喀彻温省的格丁尼亚。他是打电话问车站工作人员的。他想不出如何描绘约翰娜——她看上去年老还是年轻，瘦弱还是偏胖，她的外套是什么颜色？不过他一提到家具，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他打来电话的时候，车站里有几个人正在等晚班列车。起初工作人员试图压低声音，可当他听说家具被盗时一下子兴奋起来（实际上麦考利先生的原话是：“我认为她带走了一部分家具”）。他发誓说如果他事先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要密谋些什么，他绝不会让她登上列车的。大家都听说、复述并相信了这一声明，没有人质疑他如何能阻止一位已经购买车票的成年妇女，除非他掌握了她做贼的确切证据。大多数复述他原话的人相信他办得到，相信他会拦下她的——他们相信车站工作人员的权威，还有像麦考利先生这样穿着三件套、挺直腰杆走路的年长绅士的权威。

炖牛肉很鲜美，约翰娜一向厨艺精良，可麦考利先生发现自己食不下咽。他罔顾盖盖子的提醒，敞着锅在炉子上加热，直到把锅底的水烧干，闻到冒着烟的金属味他才反应过来，关了火。

这是背信弃义的气味。

他自我劝慰，谢天谢地，至少萨比莎有人照看，他不必为此担忧。他的外甥女——其实是他妻子的表亲，罗克珊——已经写信告诉他，从萨比莎夏日里的锡姆科湖之旅中可见，这个女孩需要一些调教。

“坦白地说，我认为当男孩蜂拥而至时，无论是你还是你雇用的那个女人都无法应对。”

她没有更过分地问他是不是想让玛赛勒的悲剧在他身边重演，但那意思不言自明。她说她会让萨比莎进一所好学校，在那里她至少能学会如何举止得体。

他打开电视，想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毫无用处。

让他满腔愤懑的是那些家具。是肯·布德罗。

事实上就在三天前——就是约翰娜购买车票的那天，这一点车站工作人员已经告诉了他——麦考利先生收到了肯·布德罗的一封信，要求预支出售属于他（肯·布德罗）和他的亡妻玛赛勒的家具款项，这些家具目前存放于麦考利先生的谷仓里，或者，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就把家具给卖了，能卖多少是多少，并尽快把钱给他，好让他去萨斯喀彻温。只字未提之前作为女婿向岳父举过的债，都是以这些家具为抵押，而且早已远超其可能的售价。难道肯·布德罗把所有这些都忘了吗？或者他只是单纯地希望——这种可能性更大——他的岳父大人会忘记？

他现在似乎是一家旅馆的老板。但他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前任所有者的冷嘲热讽，这个人曾在各个方面误导过他。

“如果我能渡过眼前这个难关，”他说，“我确信自己还是能够获得成功的。”然而是什么样的难关？亟需用钱，可他没说到底是欠前任老板、银行、私人抵押放贷者还是什么。又是老一套——绝望的连哄带骗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些傲慢、一些他被亏欠的感觉，因为玛赛勒给他造成了伤害、让他承受了耻辱。

尽管疑虑重重，但想到肯·布德罗毕竟是自己的女婿，曾经打过仗，经历了婚姻当中的天知道什么麻烦，麦考利先生还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信，说对于那些家具如何卖得一个好价钱他没有概念，要他想出方法也很难，他随信附上了一张支票，他会将其算作完完全全的私人借款。他指望着自己的女婿能够心存感激，并记住之前几次类似的借款的数目——他相信，那早已超过家具的价值。他把记有日期和借款数额的清单也附在了信里。除了差不多两年前还的五十加币（以及保证后续定期偿还的许诺）外，他颗粒无收。他的女婿肯定心知肚明，这些借款既不收利息，又未偿清，已经影响了麦考利先生的收入，否则他完全可以用这些钱进行投资。

他原本想加上一句“我可不像你以为的那么蠢”，可转念一想还是没加，这样反而会暴露自己的恼怒，甚至还有自己的弱点。

看看现在吧。这个老男人跳着脚拿起枪，把约翰娜也加入了他的追杀名单——他总是有能力解决女人的，他会攥牢支票，还有家具。车站工作人员说她是自己付的托运费。那些华而不实的现代枫木家具在既成的交易中已经被高估，他们从中获不了多少利，尤其是考虑到铁路方面的要价。如果他们能更聪明一点，就会直接从家里拿走一些东西：一个旧柜子，或是客厅里的长沙发，虽然坐着不舒服，却是上个世纪的古董了。当然，那可就是赤裸裸的盗窃了。但他们所做的也相差不远了。

他上床时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独自在房间里醒来，没有咖啡和早餐的香味从厨房传来——相反，空气中弥漫的依旧是锅烧糊的味儿。秋天的寒意驻足于所有这些高天花板的房间里，屋里很是凄凉。昨晚、前几夜都还很温暖——炉子还没有打开，等麦考利先生把炉子打开，一股夹杂着浓厚的地下室湿气以及霉味、泥土味、腐烂味的温暖气流扑面而来。他慢慢地洗漱、穿戴，时不时因为忘了什么而停下，在一片面包上抹了些花生酱权作早餐。在他的那个时代据说有的男人连开水都不会烧，他就属于那些男人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赛马场另一侧的树木淹没于晨雾当中，雾气似乎还在一往无前，想吞噬赛道，不合时宜却丝毫没有消退的意思。在雾气当中，他仿佛看到昔日的展览广场上耸立的建筑——简单温馨、空旷宽敞，像巨大的谷仓。它们年复一年地废弃于此 ——经历了整场战争 ——他都忘了最后它们结局如何。是被拆了，还是塌了？他痛恨现在举办的赛马，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和夏季周日里毁灭性的喧嚣。每当他想起这些，他就会想起自己可怜的女儿玛赛勒，她总是坐在游廊台阶上跟那些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同学打招呼，他们刚停好车下来，正匆匆赶去看比赛。她制造的喧闹，她回到镇上表现出的欢快，跟人们左拥右抱，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喋喋不休地回忆童年时光以及她有多怀念大家。她说，生活唯一的不完美就是丈夫不在身边，因为工作关系，她的丈夫肯留在了西部。

她穿着丝质睡衣出了门，染成金色的头发未经梳理，零散蓬乱。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纤细，可她的脸却有些浮肿，而她宣称是晒黑的皮肤看起来像是种病态的褐色，绝非晒出来的。也许是黄疸。

孩子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卡通片，她无疑已经年纪太大，不适合看了。

他不清楚哪里不对劲，甚至都不确定是否真有什么不对劲。玛赛勒去了趟伦敦，做了个什么女性手术，然后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知她丈夫时，肯·布德罗说：“她割掉了什么？”

如果玛赛勒的母亲还在世，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事实是，她的母亲还在世时，也跟他一样茫然无措。当他们那个被关在房间里的十几岁女儿爬出窗口，顺着廊顶滑下，被男孩们团团簇拥时，她坐在厨房里哭泣。

屋子里充斥着无情的荒芜感，还有欺骗感。他和他妻子绝对是好父母，却被玛赛勒逼得走投无路。她跟一个飞行员私奔后，他们希望她能最终安定下来。他们对女儿女婿就像对体面的年轻夫妇一般慷慨大方。可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他对约翰娜·帕里也一样慷慨大方，却也眼睁睁看着她跟自己作对。

他来到市中心，走进一家饭店吃早餐。女侍者说：“今天您可真早。”

她还在给他倒着咖啡，他已经开始对她倾诉自己的管家如何毫无预兆地不告而别，不仅没有提前辞工，还带走了一大批家具，这些家具曾经是他女儿的，现在照理应归他女婿所有，可并非如此，因为是用女儿结婚的钱买的。他告诉她自己的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而这个外表英俊、貌似正经的飞行员根本不值得托付。

“对不起，”女侍者说，“我很乐意聊天，可别人还在等着我给他们上早餐。对不起——”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办公桌上铺展着旧地图，昨天他还在研究郡里的第一块墓地究竟在什么方位（他相信这块墓地在1839年已被废弃）。他打开灯坐下，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神。女侍者的责备——或者说他将之视为责备——让他对早餐食不下咽，咖啡也品而无味。他决定出去走一走，平复一下心绪。

然而他没有像往常那般散步，跟人们打个招呼，简单交谈几句，而是发觉自己突然变得口若悬河。这天早上，但凡有人向他问好，他都会以不同以往，甚至有些丢人的方式开始倾诉自己的悲惨境遇。但如女侍者一般，这些人都有事在身，他们点点头，支支吾吾，找借口脱身。这个早晨似乎不会像平日浓雾弥漫的早晨那般暖和起来；他的外套有些单薄，所以他走进商店取暖。

最错愕的是那些认识他时间最长的人。他从来都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彬彬有礼的绅士，心系其他时代，凭借礼数周到而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这有点像个玩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自己的记忆中，而其他人不得而知）。他绝不应该是个逢人便诉苦或寻求同情的人——他妻子去世时，他没有如此；甚至他女儿去世时也没有——然而，现在他却正是如此，他拿出某封信，说这个家伙一次又一次地问他要钱，尤其是现在当他再次对这个家伙施以援手时，他却勾结管家偷走家具，此番行径难道不可耻吗？有些人误认为他说的是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先生家里被洗劫一空。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没用，”他说，“你能指望石头开花吗？”

他走进修鞋铺，跟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你帮我换过鞋底的那双靴子吗？我在英格兰买的那双。你四五年前换的鞋底。”

修鞋铺宛若洞穴一般，昏暗的灯光照射着不同的工作台。这里密不透风，可其中属于男人的味道——胶水、皮革、黑鞋油、刚裁剪好的鞋底、烂了的旧鞋底——却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服。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灰头土脸、技术高超、戴着眼镜的手艺人，弓着肩膀，一年四季忙个不停——钉铁钉，敲弯钉头，用弯刀将皮革切割成想要的形状，就像是用一把迷你圆锯切割出来的。抛光轮发出嚓嚓的声响，砂纸轮发出沙沙的声音，金刚砂石在工具的边缘引吭高歌，仿佛一只机械昆虫；缝纫机以热情洋溢的工业节奏扎进皮革里。多年来，麦考利先生对这里所有的声音、气味和精准行为都了然于胸，之前却从来没有认同或思考过。此刻，赫尔曼穿着污黑的皮围裙，手里拿着一只靴子，直起身子，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由此看见了这个人在这个洞穴里度过的一生。他意欲表达同情、钦佩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某种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那是双好靴子。”

“上等的靴子。要知道我是蜜月旅行时买的那双鞋。我在英格兰买的。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是在哪儿买的，反正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跟我讲过。”

“你修得真不赖。那双鞋现在还很好穿。修得好，赫尔曼。你干得不错，做得很认真。”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瞄了一眼手中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这人想继续干活，但他可不想结束谈话。

“我刚才大跌眼镜。震惊不已。”

“是吗？”

老先生掏出信，开始大声读起其中的片断，时不时发出无奈的笑声。

“支气管炎。他说他得了支气管炎。他不知道向何处求助。我不知该向何人求救。但事实上，他总是知道向谁求助。等他把所有人都求过一遍了，他就来求我了。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他苦苦哀求我，同时却串通我的管家。你知道吗？她偷了一大批家具，逃去了西部。他们狼狈为奸。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这个人摆脱困境。从来没有一个子儿的回报。不，不，我得实事求是，他确实还过五十加币。这只是好几百、好几千加币中的五十而已。他战时在空军服役，你要知道。那些矮个的家伙，通常都是空军的。他们趾高气扬地到处晃荡，自以为是战斗英雄。嗯，我想我可能不应该这么说，可我确实认为战争把一些男孩子毁了，他们永远都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但这远不能成为借口，对吧？我不可能因为战争永远姑息他。”

“你当然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知道他靠不住。这是最诡异的地方。我心知肚明，却一直由着他欺来骗去。就是有这样的人。就因为他们是骗子，你才可怜他们。我在那边给他谋了一份保险的工作，我有一些关系。当然，他把工作弄得一团糟。坏蛋啊，有些人就是坏蛋。”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她会在收银台，把鞋子收进来，拿给丈夫看，再把他的话反馈回去，做个传声筒，还负责开单子，在顾客来取鞋时收钱。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里做了个什么手术。

“你太太今天不在？她还好吧？”

“她觉得自己今天最好休息一下。我让我女儿来了。”

赫尔曼·舒尔茨朝收银台右边的货架那儿点了点头，那里放着一双双修好的鞋。麦考利先生扭头看到了他的女儿伊迪丝，他进来时都没注意到她。一个瘦小的女孩，满身稚气，一头顺直的黑发，一直背对着他，在整理鞋子。她看上去就跟作为萨比莎的朋友来他家玩时一样，溜进溜出的，你总是来不及好好看她一眼。

“你现在就开始帮你爸爸干活了？”麦考利先生问，“你不上学了吗？”

“今天是周六。” 伊迪丝回答，她半侧过身子，浅浅一笑。

“是哦。不错，无论如何，给爸爸帮点忙是好事。你一定要好好照顾父母亲。他们工作辛苦，都是好人。”麦考利先生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歉意，仿佛知道自己是在说教，“要孝敬父母，使你在—— [3] ”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并非说给麦考利先生听的。她说：“在修鞋铺里。”

“我占用你的时间，给你添麻烦了，”麦考利先生忧伤地说，“你还有活要做呢。”

“你没必要这么冷嘲热讽的。”老先生走后，伊迪丝的爸爸对她说。

晚餐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一股脑儿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很反常，”他说，“让什么给拿住了。”

“也许是稍微有点中风。”她说。自从动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对于他人的苦痛也能平淡处之，还显出一丝满足。

现在萨比莎离开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等待她的生活里，她又退回到萨比莎出现之前的那个状态。“少年老成”，勤奋，吹毛求疵。高中才上了三个星期，她就知道自己在所有的新学科上都会很出色——拉丁文、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会被认可并被称道，远大前程会她的面前展开。过去一年里与萨比莎一起犯蠢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然而，当她想起约翰娜去了西部时，她也回想起自己的过去，接着一阵恐慌朝她袭来，让她不寒而栗。她试图遏制这种情绪，可它难以平息。

一洗完碗，她就马上带着文学课规定要看的书回到房间。《大卫·科波菲尔》。

她是那种从来没被父母严厉批评过的孩子——相比同龄人，她的父母年纪偏大，据说正因如此，她才会少年老成——然而事实上她对境遇不顺的大卫感同身受。她觉得自己就跟他一样，可能也是一个孤儿，因为等真相大白于天下，她的过去阻断她的未来时，或许她也将逃离、隐姓埋名、自生自灭。

一切都始于萨比莎在上学路上的一句话：“我们要顺道去下邮局。我得给我爸爸寄封信。”

她们每天一起上下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或倒着走。有时遇到人她们就用不知道什么语言叽叽咕咕低声说个不停，好迷惑人。好主意大多是伊迪丝出的。萨比莎出过的唯一一个点子就是写下自己和一个男生的名字，剔除其中重复的字母，计算剩下多少字母，然后一边掰手指数一边说“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数到最后一个数，你就会知道你和那个男生之间会有什么结果。

“这信挺厚的啊。” 伊迪丝说。她物物入眼，事事上心，能用别的孩子觉得可怕的方法快速记住课本上整页整页的内容。“你有那么多事情要写给你爸爸吗？”她惊讶地问，因为她无法相信——至少她不相信萨比莎会把事情都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掂量着信说。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啊哈什么？”

“我打赌她还放了别的什么进去。约翰娜放的。”

结果她们没有直接把信送到邮局，而是把它留了下来，放学后带到伊迪丝家用蒸汽把它拆开了。她们之所以能在伊迪丝家这么做，是因为她妈妈整天都在修鞋铺忙活。

亲爱的肯·布德罗先生，

我就是觉得我应该给您写信说声谢谢，多亏您在给女儿的信里把我说得那么好。您不必担心我会离开。您说我是个可以信任的人。我接受您的好意，而且我知道这是实话。您能这么说我很感激，因为别人都觉得像我这样一个背景不详的人是局外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您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出生于格拉斯哥，但我妈妈在结婚前夕不得不抛弃了我。五岁时，我被带到了孤儿院。我一直盼着她回来，可她没有，我慢慢适应了那里，那里的人还不坏。十一岁时，我因为一个项目被带到加拿大，跟迪克森一家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菜园里工作。上学也是项目的一部分，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冬天我在屋子里为太太干活，可那里的环境不好，我想离开，然后因为我年轻力壮个头大就到了一个养老院照顾老人。我对于这份工作本身倒不怎么介意，但还是离开去了一家扫帚厂工作，因为那边薪水更高。那家工厂是威利茨先生的，他年迈的母亲会来厂里视察工作，她跟我还有点投机。厂里的空气让我呼吸不畅，于是她建议我去为她工作，我同意了。我跟着她在北方一个叫哀鸠湖的地方住了十二年。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自己就可以把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照顾得妥妥当当，甚至还学会了开汽艇和汽车。她的视力越来越差，而且她喜欢听我念书，于是我学会了读书。她九十六岁时去世。您可能会说，一个年轻人怎么能过这样的生活，可是我很开心。我们每顿饭都一起吃，最后的那一年半我都睡在她的房间里。不过她去世后，她家里人给我一周的时间让我收拾东西走人。她留给我一些钱，我觉得他们对此不太乐意。她希望我用那些钱接受教育，但那样我就得跟小孩子们一起上学了。所以当我看到麦考利先生在《环球邮报》上登的广告时，我就去探听情况了。我需要工作来抵抗对威利茨太太的思念。就是这样，我想我大概用了太长的时间讲我的故事来烦扰您了，您放心我已经讲到当下了。感谢您好心的建议，邀我一起去了博览会。虽然我不喜欢旅途劳顿，不贪图美食，但受邀依旧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您的朋友，约翰娜·帕里

伊迪丝大声朗读着约翰娜的信，配上哀求的口吻和满脸的愁容。

“我出生于格拉斯哥，但是我妈妈看了我一眼就不得不抛弃了我——”

“快停下，”萨比莎说，“我要笑死了。”

“她怎么能瞒着你就把自己的信夹在你的信里寄出去呢？”

“她只是从我那儿把信拿走，把它放进信封里，然后在外面写上地址，因为她觉得我的字写得不够好看。”

伊迪丝用了透明胶带才把信封的封盖粘牢，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黏性了。“她爱上他了。”她说。

“噢，呸呸，”萨比莎一边揉着肚子一边说，“她怎么可能，老约翰娜啊。”

“他到底是怎么说她的啊？”

“就是说我应该尊重她，如果她离开就太糟糕了，我们有她照料是很幸运的，他没有给我一个家，而外公也不可能独自照顾一个女孩，等等等等。他说她是位淑女。他说他看得出来。”

“所以她就坠入爱河啦。”

她们把信用透明胶带封好，在伊迪丝那儿放了一夜，以免约翰娜发现它没有寄出去。她们第二天早上才拿去邮局。

“现在我们就要看看他会如何回信了。注意着点。”伊迪丝说。

很久都没有信来。等好不容易收到信的时候，也很让人失望。她们在伊迪丝家打开信，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写给约翰娜的东西。

亲爱的萨比莎，

今年的圣诞节我手头拮据，真的很抱歉，能寄给你的钱也就剩两加币了。但是我希望你能身体健康，过个快乐的圣诞节，学习进步。我身体一直不舒服，支气管炎犯了，尽管每逢冬季都会发病，但这还是第一次圣诞节前就让我卧床不起。你也看到了，我又换了个新地址。这个公寓在特别喧闹的地方，太多的人来来往往，来看有没有派对。这是个提供食宿的地方，很适合我，我从来都不擅长自己买东西做饭。

圣诞快乐！

爱你的爸爸

“可怜的约翰娜，”伊迪丝说，“她的心会碎掉的。”

萨比莎说：“谁在乎啊？”

“除非我们来做。”伊迪丝说。

“做什么？”

“回复她。”

她们需要把信打出来，因为约翰娜会发觉那不是萨比莎爸爸的笔迹。不过打字一点儿都不难。正好伊迪丝家里有一台打字机，放在前厅的牌桌上。她妈妈在结婚之前曾在办公室工作，现在她有时还会靠给别人打那种正式的信件来挣点小钱。她教过伊迪丝最基本的打字方法，希望伊迪丝以后也能找份办公室的工作。

“亲爱的约翰娜，”萨比莎说，“实在对不起，我不可能爱上你，因为你满脸都是难看的麻点子。”

“我是认真的，”伊迪丝说，“所以闭嘴。”

她打到：“我很高兴收到——”她大声地念出自己所打出的内容，不时停手考虑接下去该写些什么，她的声音变得愈来愈郑重而温柔。萨比莎趴在沙发上傻笑。突然她打开了电视，但是伊迪丝说：“拜——托。放着那些狗屁东西，我怎么可能集中感情写信呢？”

伊迪丝和萨比莎单独在一起时，她们会说出“狗屁”、“贱人”和“我去”之类的粗话。

亲爱的约翰娜，

我很高兴收到随萨比莎的信一同寄来的你的邮件，并从中了解到你的人生。尽管你遇上了像威利茨夫人这样的贵人，可你的生活一定常常陷于悲伤和孤寂。你始终任劳任怨，我必须要说我对你钦佩有加。我自己的人生漂泊不定，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安定下来。我不知道为何我的内心如此躁动不安和孤独寂寞，这似乎是命中注定。我结识很多人，跟他们交谈，但我常常扪心自问谁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然后，你在来信的结尾写到，“你的朋友”。所以我想，她真是那样想的吗？如果约翰娜真愿意说我是她的朋友，那简直是我收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了。也许你只是觉得那是一种不错的结尾方式，也许你觉得自己对我还不够了解。无论如何，祝圣诞快乐。

你的朋友，肯·布德罗

这封信被带回家给了约翰娜。写给萨比莎的那封信也被打了一遍，因为谁会一封信手写而另一封打印呢？这次她们没用那么多蒸汽，非常小心地把信拆开了，这样就不需要用透明胶带，不怕露出马脚了。

“为什么我们不重新打一份信封？他如果打了信难道不打信封么？”萨比莎说，自以为聪明了一回。

“因为新的信封上不会有邮戳。傻不傻。”

“万一她回复了呢？”

“我们会读的。”

“啊，万一她回复并且直接寄给了他怎么办？”

伊迪丝不想表现出自己没有想到这一层。

“她不会的。她挺狡猾的。不管怎么样，你立即给他回信，让她觉得可以把信塞在你的信封里。”

“我讨厌写这种傻不拉叽的信。”

“快点写。又不会杀了你。你就不想看看她会说些什么吗？”

亲爱的朋友，

你问我是否足够了解你，可以做你的朋友，我的答案是我觉得我足够了解。我一生中只有过一个朋友，就是我挚爱的威利茨太太，她对我是那么好，但她已经过世了。她比我年长许多，忘年交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比你先走。她年纪太大了，有的时候她会对着我叫别人的名字。不过我倒是不介意的。

我要告诉你件奇怪的事情。你让博览会摄影师拍的那张照片，有萨比莎、她的朋友伊迪丝、我和你的那张，我把它放大了，裱起来，放在客厅了。那算不上一张太好的照片，他肯定赚足了你的钱，但是总比什么都没留下好。因此，前天在给它除尘的时候，我就想象我可以听到你在向我问好。你好，你说，我看着你的脸，仿佛照片里的你也能看到我，然后我就想，我一定是疯了。抑或这是你会来信的预兆。我开玩笑的，我是不相信那种事情的。可是昨天确有信来。所以你看，让我做你的朋友真的不是过分的事情。我当然能让自己忙个不停，但一个真正的朋友总该另当别论。

你的朋友，约翰娜·帕里

当然，这是不可能放到信封里的。文中提到的那封信他从来就没写过，这肯定会让萨比莎的爸爸生疑。约翰娜的信被撕碎，从伊迪丝家的下水道冲走了。

等再有信来说起有关旅馆的事情，都是好几个月之后了。时值夏季。非常走运的是，信是萨比莎取到的，而之前的三周她都不在家，住在她的表姨罗克珊和姨父克拉克位于锡姆科湖边的别墅里。

萨比莎进到伊迪丝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嗝嗝，这个地方真臭。”

“嗝嗝”是她从她的表亲那里学到的一种表达方式。

伊迪丝闻了闻。“我没闻到什么啊。”

“就像你爸爸店铺里的味儿，但没那么严重。一定是他们沾到衣服上带回来的。”

伊迪丝弄了蒸汽，然后拆开了信。从邮局来的路上，萨比莎在面包店买了两个巧克力泡芙。她躺在沙发上吃她的那个。

“就一封信。给你的，”伊迪丝说，“可怜的老约翰娜。当然了，他也不可能真收到她的信。”

“给我念念，”萨比莎顺从地说，“我满手都是黏糊糊的东西。”

伊迪丝用公事公办的语速读着信，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好吧，萨比莎，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恰如你所见，我现在不在布兰登，而是到了一个叫格丁尼亚的地方。我也不再为之前的雇主工作了。因为肺部的毛病，我熬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冬天，而且我之前的雇主觉得我可能有传播肺炎的危险，应该走人，这让我们起了争执，最后彻底闹翻了。然而好运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家旅馆。这当中的来龙去脉解释起来实在太麻烦，但是如果你外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告诉他是之前欠我钱的一个人没有能力偿还，就用这家旅馆抵了债。所以现在我从膳食公寓的一个房间搬到了一栋有十二间客房的楼房里，从睡觉的床都不属于自己变成了一下子拥有好几个床位。一大早醒来发现自己在给自己打工的感觉特别美好。我有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要做，事实上是很多，天气一暖和起来我就着手干。我需要雇一些人来帮忙，之后我还要雇个好厨子开餐馆，还有饮品店。也许应该开家烤饼店，这里没有类似的店。希望你好好的，用心做功课，养成好习惯。

爱你，你的爸爸

萨比莎说：“你喝过咖啡吗？”

“速溶的那种，”伊迪丝说，“怎么了？”

萨比莎说，在别墅里，人人都喝冰咖啡，人人都非它不可。她也超级喜欢。她起身，在厨房里忙活，把水烧开了，加入咖啡、牛奶、冰块搅拌。“我们真该吃香草冰淇淋，”她说，“哎哟，我的神啊，不会有比它更好的了。你不想吃你的巧克力泡芙？”

哎哟，我的神啊。

“吃的，都要吃。”伊迪丝刻薄地说。

萨比莎的所有变化就发生在三个星期当中——就是伊迪丝的妈妈做了手术需要在家康复，而她在店里帮忙的那段时间。萨比莎的皮肤呈现出那种诱人的金棕色，她的头发剪得更短了，松松地贴在脸上。是她的表亲帮她剪的，还给她烫过。她穿了一条连体裤，下身的短裤剪裁成裙子的版型，扣子一排扣到底，肩膀处的褶边是十分映衬的蓝色。她变得丰满了，当她俯身去拿她那杯放在地上的冰咖啡时，露出了圆润深陷的乳沟。

胸部。一定是在她离开之前就开始发育了，只是伊迪丝没有注意到。也许它们也属于那种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东西。也许不是。

不管怎么样，胸是已经有了，而且她好像毫不费力就有了这种优势，所以显得有些不公平。

萨比莎不停地说着她的表亲和别墅的生活。她会说：“听着，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太滑稽了——”然后开始漫谈在发生争执时，罗克珊姨妈跟克拉克姨父说了什么，玛丽·乔怎么无照驾驶，把斯坦的车（斯坦是谁？）开翻了，还带他们去了一家汽车餐厅——至于到底哪里滑稽或故事的重点究竟是什么，根本没讲清楚。

但是过了一会儿，另一些事儿她倒是讲清楚了。夏日里真正的探险。大一点的女孩——包括萨比莎——睡在船屋的上层。有的时候她们会相互挠痒打闹——她们会联合起来攻击某个人，然后挠她痒痒，直到她尖声求饶，同意脱下睡裤给她们看自己是不是长了阴毛。她们还讲关于寄宿学校的女生用梳子把手、牙刷把手自慰的事情。嗝嗝。有一次，两个表姐妹还表演了一下——一个女孩压在另一个女孩的身上假装男孩子，她们的腿相互缠绕，呻吟地喘着粗气，做着动作。

克拉克姨父的妹妹和她的丈夫也到那里度蜜月，有人看见他把手伸进了她的泳衣。

“他们爱得死去活来，从早到晚都在干那事。”萨比莎说。她抱了一个靠垫在怀里。“要是那样相爱，谁都会情不自禁的。”

其中一个表亲已经跟一个男孩做过了。是跟夏季来度假区花园里帮忙的男孩之一，度假区沿着大路下去就是。他用船带她出去，然后逼她做那事，还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推她下去。因此错不在她。

“她不会游泳吗？”伊迪丝问。

萨比莎把靠垫塞到两腿当中。“嚯，”她说，“这真舒服。”

伊迪丝完全了解萨比莎这种喜忧交杂的感受，但让她震惊的是竟然有人可以公开说出来。她自己则彻底被这种感觉吓到了。几年前，当她还懵懂无知时，她也曾经把毯子夹在两腿之间睡觉。她妈妈发现了，然后跟她讲有个女孩也这么做，这个女孩她也认识，还说她整天都在干这事儿，最终通过手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们朝她身上泼冷水，可没有治好她，” 她妈妈当时说，“所以就给她开刀了。”

否则，她的器官会堵塞，她会死的。

“行了。”她对萨比莎说，但是萨比莎故意呻吟着说：“这没什么。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啊。你没有用过靠垫？”

伊迪丝起身走进厨房，往她的空咖啡杯里加满凉水。等她再回来时，萨比莎正躺在沙发上大笑，靠垫被扔在地上。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她问，“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开玩笑？”

“我就是渴了。”伊迪丝说。

“你刚喝了满满一杯冰咖啡。”

“我口渴想喝水。”

“跟你什么玩笑都开不起来，”萨比莎站起来，“如果你那么渴，为什么不喝了它？”

她们默不作声地坐着，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最后还是萨比莎开了口，以一种寻求和解却沮丧的口吻说道：“我们不是应该再给约翰娜写封信吗？我们来给她写封情意绵绵的信吧。”

伊迪丝早就失去了写信的兴致，不过她很高兴萨比莎还没有。尽管萨比莎拥有锡姆科湖和美胸，但此前在她面前的某种优势又回来了。就好像勉为其难似的，她叹息着站起身，摘掉打字机的罩子。

“我最亲爱的约翰娜——”萨比莎说。

“不行。那太恶心了。”

“她不会觉得的。”

“她会的。”伊迪丝说。

她琢磨着是否应该告诉萨比莎性器官堵塞的危险。她决定还是不说。一则，那条信息感觉是从她妈妈那里收到的一种警告，永远真假难辨。从可信度上看，这件事尽管还没有假到无稽之谈的程度，像在屋里穿橡胶鞋会损坏视力之类的，但也不值得说出来——也许有天会值得。

再则——萨比莎就只会笑。她嘲笑一切警告——就连你告诉她巧克力泡芙会让她发胖，她也会笑。

“你的上一封信让我很高兴——”

“你的上一封信让我满心狂喜——”萨比莎说。

“——让我很高兴，觉得在这世上我终于有了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你——”

“我整夜无法入眠，因为想要把你紧紧搂在怀里——”萨比莎用手臂环抱住自己，前后摇摆。

“不行。尽管置身人群之中，可我还是经常感觉孤独，不知找谁倾诉——”

“‘人群之中’是什么意思？她不会懂那是什么意思的。”

“她会懂的。”

那让萨比莎闭了嘴，可能也伤害了她的感情。所以在结尾时，伊迪丝念道：“我必须要说再见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象你读着这封信，脸色绯红——你还有什么要加的吗？”

“你躺在床上穿着睡衣读着信，”萨比莎说，她的心情总是能马上恢复，“想着我是如何拥你在怀，亲吻你的酥胸——”

我亲爱的约翰娜，

你的上一封信让我很高兴，觉得在这世上我终于有了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你。尽管置身人群之中，可我还是经常感觉孤独，不知找谁倾诉。

当然，我曾在给萨比莎的信里说过我的好运气，以及我将投身的旅馆业务。而事实上，我并没有告诉她，去年冬天我到底病得有多重，因为我不希望让她担心。我也实在不想让你担心，亲爱的约翰娜，只是想告诉你我是多么地想念你，渴望看到你亲切可爱的脸庞。在我发烧的时候，我想我真的看到你的脸就在眼前，听到你对我说我就快好起来了，感到你温柔的手在照拂我。我那时住在膳食公寓，烧退之后，受到了很多的调侃，大家问谁是约翰娜啊？只是当我醒来之时发现你没有在那儿，我心感伤悲。虽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真想你能飞到这里来和我在一起。相信我，相信我，你会比最美丽的影星更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你，你和我说的其他事也都让我感到甜蜜和亲切，虽然这么说可能让你觉得尴尬。我实在不想结束这封信，因为它让我感到拥你于怀，在我们幽暗、隐秘的房间里私语，但是我必须要说再见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象你读着这封信，脸色绯红。如果你是躺在床上穿着睡衣读这封信，还想着我有多么渴望紧紧拥抱你，那就太美好了。

爱你的，肯·布德罗

多少有点让人惊讶的是，她们没有收到回信。萨比莎一写完自己那半页信，约翰娜就把它放进信封，写上了地址，就是那样。

约翰娜下车后，没有人在那儿接她。她没有担心——毕竟，她确实想过她的信可能不会比她先到。（事实上，它到了，躺在邮局里，无人来取，因为肯·布德罗虽然去年没有生大病，现在却真的患上了支气管炎，已经好几天没来取信了。这一天，信箱里又多了一封信，里面装着麦考利先生的支票。不过支票已经被止付。）

她更关注的是，那里看上去根本不算一个城镇。车站就是一个封闭的遮挡，墙边摆了几条长凳，售票处窗口的木制百叶窗放了下来。还有一个货棚——她认为那应该是个货棚——但货棚的推拉门动不了。她从木板间的缝隙朝里窥探，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之后，她发现那里空无一物，满地尘土。里面没有装箱的家具。她大声喊：“有人吗？有人吗？”叫了好几声，不过她也不指望得到任何回应。

她站在站台上，尽量保持着端庄的仪态。

大约八百米外有个小山丘，山顶上长满了树，所以一眼就能望见。她走上一条沙砾小道，之前从火车上看，以为那是一条通往农田的僻静小路——肯定就是马路了。现在她看见了遍布树丛各处的低矮建筑——以及水塔，从这个距离望去就好像一个玩具，一个锡制的长腿士兵。

她拎起自己的行李箱——不会太困难，毕竟她一直拎着它从展览路到另一头的火车站——然后才启程。

虽然有风吹过，但这是挺热的一天，比她离开的安大略省要热，风感觉也是热的。在新衣服的外面，她还是穿着那件旧大衣，这件大衣放在行李箱里总是很占地方。她满怀希望地看着前面小镇的阴凉处，但是她每每走过去，都发现那些树要么是云杉，长得太窄太密，给不了什么阴凉，要么就是棉白杨，窄窄的叶子长得稀稀拉拉，风一吹阳光就透下来了。

令人沮丧的是，这个地方缺少规划，没有任何管理。没有人行道，没有铺好的路面，没有宏伟的建筑，除了一个看似砖砌谷仓样的大教堂。大门上有幅画，画的是面色如土却瞪着蓝眼睛的圣家庭 [4] 。以一个根本没听说过的圣徒命名——圣道博 [5] 。

房屋看上去也不像是经过仔细考量或精心设计的。它们面向街道的角度各异，绝大多数都东一个西一个地凿着小家子气的窗户，挡雪的门廊就像箱子一样围在门周围。没有人在院子里，当然他们干吗要出来呢？院子里什么都没有种，只有一丛丛的枯草，之前或许长势喜人的大黄也凋谢了。

主干道，如果那可以称为主干道的话，只在一侧铺设有木质走道，旁边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建筑，看上去还开着的有一家杂货店（邮局建在店里），还有一个车库。有一栋两层的建筑，她觉得兴许是那家旅馆，但却是家银行，还关门了。

她看见的第一个人——尽管有两条狗在对她咆哮——是一个站在车库前的男人，正忙着往他的卡车上装链条。

“旅馆？”他说，“你走过了。”

他告诉她，旅馆就在车站一下来的地方，沿着铁轨往另外一边走一点，被刷成蓝色了，你不可能错过的。

她放下行李箱，倒不是因为受到了打击，而是需要休息一下。

他说他可以把她载到那边去，如果她愿意等一会儿的话。尽管对她而言接受这样的邀请可是件新鲜事儿，但不一会儿她就身处炎热、油腻的卡车驾驶室中，颠簸在刚刚走过来的土路上，链条在车后发出令人绝望的喧嚣。

“那么——这股热风从哪儿把你吹来的啊？”他说。

她说安大略，这话听起来像是要就此打住的意思。

“安大略，”他遗憾地说，“行吧。这就是了。你的旅馆。”他一只手离开方向盘，挥手指向一栋平顶二层建筑的时候，整辆卡车都跟着颠了一下。那栋建筑约翰娜确实注意过，在来时的火车上就看见过。当时她觉得那是一栋几乎要被废弃的大建筑，也许是已经被遗弃的民居。现在，在她看过镇上其他的房子之后，她明白自己不应该那么轻易地忽略它。这房子的外墙上糊着锡纸，压成砖块的形状，漆成了浅蓝色。门口有霓虹灯管拼成的“旅馆”字样，早就不亮了。

“我真笨啊。”她说，然后给那个男人一加币作为车费。

他笑了。“留好你的钱。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它。”

一辆看着相当不错的普利茅斯停在旅馆外面。车很脏，但是在这种路上开怎么会不脏呢？

门上有某个香烟品牌的广告，也有啤酒的。她一直等到卡车拐过弯去才敲门——敲门是因为这个地方看上去不像在开门营业。然后，她试着推了推门，看是不是没锁，接着走进一间布满灰尘、带楼梯的小屋子，随后是一个昏暗的大房间，摆着一张台球桌，散发着难闻的啤酒味，地板未曾清扫过。走进一个侧间，她能看到反射微光的镜子、空货架和柜台。这些房间的百叶窗都紧紧地拉下来。她所见的唯一光线来自两扇小圆窗户，是镶在双开门上的。她穿过这些房间来到厨房。厨房光线好一些，因为对面的墙上有一排高高的、脏脏的窗户，没有被遮上。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有人生活的痕迹——有人在桌边吃过东西，留下了一个盘子，上面粘着已经干了的番茄酱，还有半杯冰冷的黑咖啡。

厨房的一扇门通向室外——这一扇上锁了，一扇通向食品储藏室，那里有几罐头吃的，一扇通往杂物室，还有一扇通向封闭的楼梯间。她爬上楼梯，行李箱在她前面一路磕磕碰碰，因为空间实在太窄了。她上到二楼，正对着的是一个座圈被抬起来的马桶。

走廊的尽头是卧室，门开着，在那儿她见到了肯·布德罗。

还未见其人，她就先看见了他的衣服。他的夹克搭在门角上，他的长裤挂在门把手上，拖在地上。她的第一反应是好衣服绝不能这样糟蹋，所以她大着胆子走进了房间——行李箱留在了走廊——想着要把衣服挂好。

他躺在床上，身上就盖了条被单。毛毯和衬衣散落在地板上。他就像刚要睡醒一样不安地呼吸着，于是她说：“上午好。噢下午。”

明亮的阳光透过窗户几乎全照在他脸上。窗户是关着的，空气特别污浊——就是他用来当床头柜的椅子上那个烟灰缸发出的恶臭。

他有个坏习惯——他在床上抽烟。

他没有因为她的声音而醒过来——或者说，他只醒过来一点。他开始咳嗽。

她意识到这是很严重的咳嗽，一个病人的咳嗽。他挣扎着起身，依然闭着眼，她走到床边扶住他。她想找块手绢或是找盒纸巾，可什么也没看到，所以伸手拿了丢在地上的衬衣，反正她会清洗的。她想仔细看看他吐出了些什么。

等他咳够了，又叽叽咕咕嘟囔着躺下，喘息着，那张她记忆中原本富有魅力、自信满满的脸因为恶心都皱在了一起。触碰之后，她知道他在发烧。

他咳出来的东西是黄绿色的——没有血丝。她把衬衣拿到洗手池那里，在那儿相当惊讶地发现了一块肥皂。她把衬衣洗好晾在门钩上，然后彻底洗了手。她不得不在新买的棕色裙子上擦干手。她几个小时前才在另一个小洗手间——火车上的女洗手间里把它换上的。她当时还纠结是不是应该化化妆。

在走廊的柜子里，她找到了一卷卫生纸。她把这卷卫生纸放到他的房间里，以便下次咳嗽时使用。她捡起毛毯，给他盖好，把百叶窗放到窗台的高度，把紧闭的窗户往上推了几厘米，用她已经清空的烟灰缸支撑着。然后她在走廊里把棕色的裙子换成了行李箱里的旧衣服。这会儿还穿着漂亮裙子、化着妆，终究还是太华而不实了。

她不确定他病得有多重，但她曾经照顾过威利茨夫人——也是个抽烟很凶的人——帮她挺过了几次支气管炎的发作，所以她觉得自己可以应付，暂时没必要叫医生。在同一个走廊柜子里有一堆干净的毛巾，尽管又破旧又褪色的。她弄湿了一条，擦拭他的胳膊和腿，试图降低他的体温。他这时半醒过来又开始咳嗽。她把他扶起来，让他把痰吐在卫生纸上，观察了一下它的成色，然后扔进马桶里，洗了手。约翰娜现在有了条毛巾来擦干手。她下楼，在厨房里找到一个玻璃杯，还有一个以前装姜汁汽水的大空瓶子，她往瓶里装满水。这回她试图让他喝点水。他喝了一点就不想喝了，她让他躺下。约摸五分钟后，她又试了一次。她一直这么做，直到确信他喝下足够多的水而不会吐出来。

他不住地咳嗽，约翰娜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撑着他，另一只手轻拍他的后背，以减轻他肺部的压力。他几次睁开眼睛，似乎没有因为她的存在而感到恐慌或惊讶——或是感谢。她又给他擦拭了一次，细心地用毛毯立刻盖好刚凉下来的部位。

她注意到天开始黑了，她下楼到厨房，找到电灯开关。灯和旧电炉子还是能用的。她打开一罐带米饭的鸡汤加热，拿到楼上叫醒他。他用勺子吃了一点。她趁着他足够清醒的一小会儿，问他有没有阿司匹林。他点头说有，但是想告诉她在哪儿的时候又开始迷糊了。“在废纸篓里。”他说。

“不，不，”她说，“你想说的不是废纸篓。”

“在——在——”

他试图用手比划什么东西。泪水涌上他的双眼。

“没事，”约翰娜说，“没事。”

他的烧总算是退了。他睡了一个小时左右没咳嗽。然后他又烧了起来。那个时候她已经找到了阿司匹林——它们在厨房的一个抽屉里，跟一把螺丝刀、一些灯泡和一个线球混在一起——她给他喂了几片。很快他就剧烈地咳嗽起来，但是她认为没有把药吐出来。等他躺下，她把耳朵贴到他胸前听了听喘息声。她先前要寻点芥子酱做膏药，可是那里显然没有。她又下楼，烧了些水，用盆端上楼。她试图让他俯在热水上方，用毛巾覆盖住他，这样就可以吸一些蒸气。他只会配合一小会儿，但这或许还是有效果的——他咳出大量的痰。

他的烧又退了，睡得也更安稳了。她拖进来一把在别的房间找到的靠背椅，自己也睡了，但时睡时醒，醒来也不知自己身处何方，接着记忆慢慢跟上，起身，摸摸他——他的体温似乎一直没升高——蜷在毛毯里。她自己盖的是那件相当老旧的粗花呢大衣，为此她还要感谢威利茨太太。

他醒过来。已经日上三竿。“你在这儿干什么？”他用嘶哑虚弱的声音问。

“我昨天到的，”她说，“我带来了你的家具。它们还没到，但已经在路上了。我到的时候你就病着，晚上一直不舒服。现在你感觉如何？”

他说：“好多了。”然后他又开始咳嗽。不用她扶他，他就自己坐了起来，不过她走到床边拍了拍他的背。等他咳完，他说：“谢谢。”

他的皮肤此刻已经跟她的一样凉。也平滑了——没有粗糙的痣，身上没有脂肪。她能摸到他的肋骨。他就像个纤弱的小病孩。他闻上去像玉米。

“你把痰咽回去了，”她说，“别那样做，对你不好。这是卫生纸，你要把它吐出来。咽了它，你的肾会受损害。”

“我从来不知道这事儿，”他说，“你能找到咖啡吗？”

咖啡滤壶里都是黑的。她尽其所能地清洗干净，把咖啡放进去。然后她又把自己清洗收拾干净，琢磨着该给他吃点什么东西。在食品储藏室里有一盒饼干混合料。起初她以为只能用水来调和，不过她又找到了一罐奶粉。等咖啡准备就绪，她还用烤箱做了一盘饼干。

他一听到她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就起身去了厕所。他比自己以为的还要虚弱——他不得不俯身用一只手撑着水池。接着他在走廊柜子的最底层找到了些内衣裤，那本是他放干净衣服的地方。他现在意识到这个女人是谁了。她说她带来了他的家具，但是他没有让她或是任何人那样做——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家具的事，就只说了钱。他应该知道她的名字的，但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打开了放在走廊地板上行李箱旁边的手提包。包的内层缝了一个名牌。

约翰娜·帕里，还有他岳父的地址，展览路。

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个放有几张纸钞的布袋。二十七加币。另一个包里是零钱，他没费那个闲心去数。一个宝蓝色的存折。他不假思索地打开了它，并不期待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几个星期前，约翰娜终于得以把从威利茨太太那里继承来的所有财产转至自己的银行账户，里面还有她自己存下来的钱。她对银行经理解释说她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用得上。

金额不是那么惊人，但也确实不少。这让她有了点资产。在肯·布德罗的心里，这给约翰娜·帕里这个名字加上了一个亮闪闪的光环。

“你之前是穿着一条棕色的裙子吗？”当她端着咖啡进来时，他问。

“没错，是的。在我刚到这儿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做了个梦。原来真是你。”

“就像你其他的梦一样。”约翰娜说，她满是斑点的额头变得火热。他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也没有气力追究。可能是她在的时候，他半夜从梦中醒来过——一个他自己现在完全不记得的梦。他又咳了起来，不过这回要好点儿了。她递给了他一些卫生纸。

“现在，”她说，“你打算把咖啡放哪儿？”为了更方便照顾他，她之前把一把木头椅子放在他床边，现在她把它往前推了一点。“好嘞。”她说。她用胳膊把他夹住抬起，在他背后塞了个枕头。一个没有枕套的脏枕头，不过她昨天晚上铺了条毛巾在上面。

“你能不能下楼看看有没有烟？”

她摇了摇头，但是又说：“我会去看看。我在烤箱里烤了饼干。”

肯·布德罗有借钱给别人的习惯，当然也喜欢借别人的钱。他遇上的众多麻烦——或换言之，他曾陷入的众多麻烦——就是因为无法对朋友说不。忠心耿耿。和平时期，他没有被空军开除军籍，却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主动退役，这位朋友在一次军人派对中因为侮辱指挥官而被停职。这不公平，因为在军人派对里，所有事情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也不会有谁介意。他丢了肥料公司的工作，因为一个周日他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开着公司的卡车过了美国边境，只为接一个打了架害怕被抓和被罚的哥们儿。

这种对朋友不可或缺的忠诚成了跟老板们合不来的原因。他承认他发现自己很难屈服。“是，先生”和“不是，先生”在他的字典里并不常用。他不是被那个保险公司给开除的，只是他有太多次想要升职，但都被拒绝，好像是故意激他，看他敢不敢主动辞职，他最终也是这么做的。

不得不承认，酗酒也是部分原因。还有就是他始终认为，人生应该是项比现在看来更英勇伟大的事业。

他爱跟人家说这家旅馆是他打扑克赢来的。他并非特别上瘾的赌徒，可女人们喜欢听这种故事。他不想承认自己看也没看就同意让人拿它抵债了。甚至在他看到这家旅馆之后，他还告诉自己这里可以废物利用。为自己工作的想法让他沉迷。他不觉得有人会来这儿住——可能秋天来的猎人除外。他将其视为酒馆和餐厅。如果他能找到个好厨子的话。然而，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得先投钱。事情都要做——虽然他做起事来也够麻利，但是工作有点多，他一个人可能做不来。如果他在这个冬季里把自己能做的做了，证明他的诚意，也许能够从银行贷到一笔款。不过他需要一小笔钱来度过这个冬天，因此他想到了自己的岳父。他倒是宁愿去求别人，可是再没有人会如此轻易地借钱给他。

他认为以建议出售家具的形式来提出要求是个不错的主意，他知道老人家自己永远不会主动这么做。他知道自己还有一大笔钱欠在那里没还，但具体是多少已经忘记了——但他觉得自己有权使用那些钱，因为他需要钱帮助玛赛勒度过那段恣意妄为的日子（那时是她恣意妄为，他本人还没有开始），以及在尚有疑虑的情况下接受了萨比莎是自己孩子一事。同时，麦考利先生是他认识的唯一在世且还能挣那么多钱的人。

我带来了你的家具。

此刻，他说不上来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太累了。当她拿着饼干（没有烟）进来时，相比吃饭，他更想睡觉。为了让她满意，他吃了半片。随后他沉沉地睡去了。她先把他翻向一侧，再翻向另一侧，把脏床单从他身下抽出再换上新床单让他翻滚回去，这期间他都只是半醒的状态，整个过程他完全不用下床或是醒过来。

“我找到了一条干净的床单，可只有一块窄布条，”她说，“闻上去也不太好，所以我把它晾了一会儿。”

后来他意识到，他在梦里听了好久的声音真的是洗衣机的声音。他好奇那是怎么回事——热水池已经不能用了。她一定是在炉子上烧了很多桶热水。再之后，他确信是听到了自己的车发动并驶离的声音。她应该是在他的裤兜里拿到的钥匙。

她可能开走了他唯一值钱的东西，弃他于不顾，他甚至没办法打电话让警察抓住她。就算能够到电话，它也是被掐断了的。

总是有可能的——失窃加抛弃——然而他在新换的床单上翻了个身，那床单闻着就像大草原上风拂过青草的味道，接着他又睡着了，他确信她只是离开去买牛奶、鸡蛋、黄油、面包和其他必需品——甚或香烟——那些正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然后她会回来在楼下忙碌，她干活的声音就像一张网托住他，无疑是上天恩赐的奖赏。

这会儿，他的生活中正闹女人问题。事实上是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就是说，一个是跟他差不多的年纪），她们知道彼此的存在，而且已经准备好要厮打起来。他最近能从她们那里得到的就是嚎叫和抱怨，时不时还满腔愤懑、信誓旦旦地宣称她们是爱他的。

也许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已经出现了。

在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约翰娜听到了火车的声音；开车回旅馆的时候，她看见一辆车停在火车站。她还没有停好肯·布德罗的车就看见装家具的箱子堆在站台上。她跟列车员说话——停在那儿的是列车员的车——出现这么多大箱子，他感到异常惊讶和烦恼。她从他那里打听到有卡车的人的名字——得是一辆干净的卡车，她坚持——那人住在三十公里开外，偶尔做做运输。她用车站的电话打给那个人，威逼利诱地让他立马过来。然后她再三嘱咐列车员，让他务必看着家具直到卡车到达。晚饭时分卡车来了，那人和他的儿子把所有的家具卸下，搬进了旅馆的主厅。

第二天她好好地四处转了转。她拿定了主意。

第三天，她估计肯·布德罗可以坐起来听她说话，便说道：“这就是个赔钱的地方。这个小镇就要寿终正寝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变现。我说的不是那些托运来的家具，我说的是台球桌，还有厨房炉灶。接着我们应该把这栋楼卖给某个会把墙上的锡纸扯下来，把它变废为宝的人。那些你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总是能变成点什么东西。然后——在你得到这家旅馆之前，本来是想做什么的？”

他说，他本来想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6] ，去萨蒙阿姆 [7] ，在那儿他有个朋友之前说过他可以去管理果园。但是他没有去成，因为车需要新胎，还需要做些修补，完了之后才能开始一段长途旅行，他的钱仅够维持生计。然后旅馆就从天而降了。

“就像一吨砖头砸中你，”她说，“比起陷在这个鬼地方，换轮胎和修车算是明智的投资了。在下雪之前离开这儿会是个不错的主意。还是用火车来运送家具，到了那边再好好利用它们。置一个家所需的一切我们都有了。”

“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她说：“我知道。不过一切会好的。”

他明白她确实知道，不论过去还是将来，一切都还好。你可以说，像他这种情况恰恰对了她的路数。

并不是说他没有心存感激。不过他已经领悟到，感谢之情不应是一种负担，而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在对方并没提出要求的情况下。

重新开始的想法开始萌生。这就是我需要的改变。这话他之前曾说过，但无疑只有这次有可能成真。温和的冬日，常绿林和熟苹果的气息。这是我们安家所需的一切。

他有他的自尊，她想。这是应该考虑到的。或许永远不要提及那些他对她敞开心扉的信比较好。在她来之前，她就已经毁了它们。事实上，每次一读到烂熟于心后她就会把信毁了，而读熟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但有件事她绝不愿意看到，那就是信落入小萨比莎和她机灵的小伙伴的手里。尤其是最后一封，当中提到了她的睡衣和躺在床上。这样的事情并非不会发生，但把这些诉之笔墨可能会让人觉得低俗、傻气，或遭到调侃。

她怀疑他们是不是得经常跟萨比莎见面。但她是不会阻止他的，如果这是他所希望的。

这种膨胀的轻松感和责任感她并非头一次体会到。她在威利茨太太那里有过同样的感受——她也是个漂亮又任性的人，同样需要照顾和料理。事实证明，肯·布德罗任性的程度有点超出了她的预想，一个男人不可能跟你预料的一模一样，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关于他，万事皆在她的掌握之中。

威利茨太太过世后，她心如止水，她觉得也许就一直这样下去了。然而现在又有了一场如此热烈的骚动，如此喧嚣的爱。

约翰娜离开后两年左右，麦考利先生去世了。他是最后一个在圣公会教堂举办葬礼的人。出席者众多。萨比莎是跟她母亲的表亲一起来的，也就是那位多伦多妇人。萨比莎现在已出落得稳重矜持、秀丽漂亮、引人注目，还出奇苗条。她戴着一顶精致的黑帽子，不同任何人讲话，除非别人先开口。即便如此，她看上去也不像是记得他们。

报纸上的讣告说麦考利先生的后代有外孙女萨比莎·布德罗、女婿肯·布德罗和布德罗先生的夫人约翰娜，以及他们襁褓中的儿子奥马尔，出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萨蒙阿姆。

伊迪丝的妈妈把这些读了出来——伊迪丝自己从来不看当地的报纸。当然，这桩婚事对她们俩也不是什么新闻——对伊迪丝的爸爸也不是，他当时正在客厅的角落里看电视。消息早就传回来过。唯一的新消息是奥马尔。

“她有了个孩子。”伊迪丝的妈妈说。

伊迪丝正在厨房的桌子上做拉丁文翻译。Tu ne quaesieris，scire nefas，quem mihi，quem tibi [8] ——

在教堂里，她小心控制着自己在萨比莎主动说话之前，不要先跟萨比莎搭讪。

她真的已经不再害怕被发现了——虽然她始终难以明白为什么她们不曾害怕过。在某种程度上，不把以前胡作非为的她跟现在的她联系起来，似乎是唯一恰当的做法——更别提一旦她从这个小镇抽身，远离所有那些自以为了解她的人，她所指望的那个真实的自我就将接管一切。令她惊愕的是整件事的转折——看上去虽然荒诞，却很无趣。也很侮辱人，像某种玩笑或无用的警告，试图引她上钩。在她有生之年计划完成之事的清单上，又有哪里提到过她要为一个叫奥马尔的人的诞生负责呢？

她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写道：“你不能问，我们不得了解——”

她停下来，咬着铅笔，然后打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冷战，写下结尾：“——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或等着你——”

[1] London，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座城市。

[2] 一种游戏，要求两队用呼啦圈垒出稳定的结构，然后想办法让对方的呼啦圈先倒下。

[3] 出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基督徒要遵守的“十诫”。接下去应为“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

[4] 圣家庭，指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玛利亚的丈夫约瑟。

[5] Saint Voytech（约956—997），又称布拉格的圣道博，布拉格主教和传教士，在向波罗的海的普鲁士人传教时殉道。他后来成为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的主保圣人。

[6]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西部濒临太平洋的一省，省府为维多利亚。

[7] 萨蒙阿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休闲旅游热点城市之一。

[8] 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歌》第一卷第十一首，大意为“你不要去问，知道便是罪，对于我对于你”。

传家之物
Family Furnishings

阿尔菲达。我父亲管她叫弗雷迪。他们俩是嫡亲的表兄妹，住在毗邻的两个农场，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同一屋檐下。有一天他们在收割后的茬地里跟我父亲的狗一起玩耍，那条狗名叫麦克。那天阳光灿烂，但还没有融化犁沟里的冰。他们在冰上跺着脚，享受着冰在脚底下噼里啪啦碎裂的过程。

她怎么会记得这么一件事儿呢？我父亲说道。是她瞎编的，他说。

“我可没有。”她说。

“你就是编的。”

“我没有。”

突然间，他们听到钟声当当，汽笛呜呜。那是小镇和教堂的钟在鸣响。在四千米之外的小镇上，工厂拉响了汽笛。全世界迸发出一片欢乐。麦克冲到大路上，它知道游行队伍肯定就要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每周有三次，我们会在报纸上看到阿尔菲达的大名。但没有姓仅有名——阿尔菲达。是用手写体印刷的，看上去像是用自来水笔写出来的线条流畅的签名。“同阿尔菲达一起，到小镇探幽寻宝。”这里所说的小镇不是我们旁边那个镇，而是南面的一个城市。她在那个城市居住，我们家差不多两三年会去那里一次。

现在是时候了！所有六月待嫁的新娘快来瓷器店挑选你们心仪的东西吧，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如果我是个准新娘——哎呀可惜我不是——我可不会要带图案的餐具，不管它们有多精致，我会选珍珠般亮白的超现代罗森塔尔陶瓷……

美容的效果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芳汀沙龙的面膜绝对保证——新娘们请注意了——让你们的肌肤像橙花一样鲜嫩娇艳。并且保证让新娘的母亲以及姑姨们，据我所知还有祖母，也都感觉如沐青春之泉……

你绝对想不到阿尔菲达会是这样的行文风格，她平时说话可不是这样子。

她还是以弗洛拉·辛普森的名义为“弗洛拉·辛普森家庭主妇专栏”撰稿的人之一。这一带的乡下女人们都认为她们是在给一个白发拳曲、面露宽厚微笑、体态丰满的女人写信，她的照片就印在专栏的顶端。但是实际上——当然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出现在她们每一封信后面的简短回复均出自阿尔菲达和一个男人之手，她管他叫“霍尔瑟·亨利”，他除此之外还撰写讣告。写信的女人会给自己起诸如晨星、山谷百合、绿手指、小安妮·鲁尼和洗碗布女王之类的名字。有些名字非常抢手，用的人太多，只好给它们编上号——金发姑娘1号、金发姑娘2号、金发姑娘3号。

阿尔菲达或霍尔瑟·亨利会这样写：

亲爱的晨星，湿疹真是烦人，在眼下这种火热的天气里尤其如此，但愿发面苏打粉能管点儿用。在家里自己医治当然值得一试，但求助医生是绝不会有什么坏处的。听说你丈夫又能起床走动了，这真是个好消息。要是你们俩都抱恙，生活肯定是没什么乐趣可言了……

在安大略那个地区的所有小镇，加入了“弗洛拉·辛普森俱乐部”的家庭主妇们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夏季野餐会。弗洛拉·辛普森总会特地发来贺信，但解释说应酬太多，她无法全都一一亲临，而且她也不想厚此薄彼。阿尔菲达说，曾有人提议让霍尔瑟·亨利戴上假发和枕垫假胸装扮一番出席野餐会；或者她自己去，涂了口红的嘴唇上叼着根烟卷儿，打扮得像个眼神狐媚的“巴比伦女巫”（在我父母的餐桌上，就连她都不能原原本本引用圣经里的典故说出 “妓女”这个词）。但是，噢，她说，报社会杀了我们的。不管怎么说，那样也未免太下作了。

她总是管香烟叫烟卷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她从桌子对面俯过身子问我：“你也来一根烟卷儿吧，怎么样？”那时已经吃完了饭，我的弟弟和妹妹已经离席。父亲摇了摇头。他已经开始卷自己的烟了。

我说了声谢谢，让阿尔菲达把烟点上，生平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抽起了烟。

他们假装以为我是在开个出格的玩笑。

“啊，你能看看你女儿吗？”母亲对父亲说道。她翻了个白眼，双手拍着胸口，用造作、无力的声音说：“我要晕倒了。”

“得去把马鞭拿出来了。”父亲说着从椅子上半站起身。

这一刻太令人惊叹，仿佛阿尔菲达让我们都变了个人似的。平常的时候，我母亲会说她不喜欢看到女人抽烟。她没有说那很粗俗，或很不淑女——只说她不喜欢。当她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不喜欢什么的时候，似乎并不是在毫无缘由地抱怨，而是施展了她的个人智慧，这种智慧无懈可击且几近神圣。每当她这般拿腔捏调，同时伴以一副倾听内心声音的表情时，我就特别讨厌她。

至于我父亲，他是揍过我的，就在这个房间里，用的不是马鞭而是他的皮带，因为我违反了母亲的规定伤害了她的感情，还因为顶嘴。而此时此刻，貌似这种打骂只可能发生于另一重宇宙。

我父母被阿尔菲达——还有我——弄得很是尴尬，但是他们的反应如此勇敢决断，如此优雅得体，看上去真的好像我们三个人——父亲、母亲和我自己——都已经升华到了一个从容、淡定的新境界一样。那一刻，我发现他们——尤其是我母亲——也是能够这样轻松快乐的，这在平素是何其难得一睹。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阿尔菲达。

旁人提到阿尔菲达时，总说她是个职场女强人。这让她看上去显得比我父母年轻，尽管我们知道她和他们年龄相仿。大家还说她是城里人。这时他们口中的城里，指的是她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但是也有其他的含意——不仅仅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人行道和电车轨道，甚至也不仅仅是指熙熙攘攘的人群；它还意味着某种可以被不断重复的、更加抽象的东西，某种如同蜜蜂巢箱一样的东西，纷繁骚动却又井然有序，虽说不上全然无用或让人大失所望，但令人烦扰不堪，有时还危机四伏。这样的地方人们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离开时无不欢欣。然而，有些人却被它所吸引——很早以前的阿尔菲达应该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我也是如此，一边吸着烟，一边试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夹着烟卷，纵然它在我手指间仿佛已经变得像棒球棒那么大。

我们家没有通常所说的社交生活——没人来家里吃饭，更别说开派对了。或许，这是个社会阶层的问题。在餐桌这一幕上演五年之后，我的公公婆婆会邀请同他们不沾亲带故的人来家里吃晚饭，也会去参加那些午后派对，他们提及时都不经意地把那称之为鸡尾酒会。那种生活我只在杂志文章里读到过，在我看来，我的公婆就像生活在小说中的上流社会里。

而我们家的做法则是，一年有两三次在饭厅支起餐桌，招待我的祖母和姑妈们——我父亲的姐姐——以及她们的丈夫。圣诞节或感恩节时，只要轮到我们家做东，或者有外地亲戚来家做客时，我们就会这么做。来的客人总是类似姑妈和她们的丈夫那样的人，跟阿尔菲达截然不同。

母亲和我会提前几天就开始为这样的大餐进行准备。我们把跟被子一样厚实的上乘桌布熨烫平整，刷洗那些一直闲置在瓷器柜里落灰的上等餐具，擦拭饭厅的椅子腿，还要做好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这些是搭配主菜烤火鸡或烤火腿以及那一碗又一碗蔬菜所必需的佐食。要准备得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大家在餐桌上聊的大都是饭菜——客人不停夸赞真好吃，一边被劝着多吃一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大发慈悲，又再多吃一些，而姑妈们则只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吃了，肚子都快要撑爆了。

接着还要上甜点。

几乎不会有人想着要交谈一番，实际上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如果谈话超出心照不宣的限度，就可能会是一种破坏，一种炫耀。我母亲对这种限度的认知很不透彻，有时人家话音未落她就接过话茬，或者不顾别人反感穷追不舍。这么一来，一旦有人说：“昨天在街上看见哈利了。”她很有可能会说：“你认为像哈利那样的人铁定会打光棍吗？或许他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好像你一提起看见了谁，你就肯定会讲出更多的一些事情来，一些八卦的事情。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陷入一阵沉默，并非是因为餐桌旁的人有意这样不讲礼数，而是他们感到窘困失措。最后我父亲会尴尬地、隐含责备地说：“他自个儿好像也过得挺好的。”

如果他的亲戚们不在场，他很可能会换成“他自己”。

大家便继续在光洁如新的崭新桌布上切肉、舀汤、吞咽，明媚的阳光透过刚擦洗干净的窗子倾泻而入。这样的餐宴通常都是放在中午。

来吃饭的人都相当健谈。在厨房洗刷和擦干餐具时，姑妈们会谈起谁长了肿瘤，谁喉咙感染化脓了，谁长了乱七八糟一堆疖子。她们会讲起自己的消化系统、肾脏、神经系统是如何各司其职的。聊起私密的身体问题似乎无伤大雅，也不会令人生疑，就像是谈及从杂志上读到的什么内容或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般——总之，关注那些远在天边的东西才是不合时宜的。与此同时，姑父们在门廊上休息或是走上几步去看庄稼时，会交流一些信息，比如谁跟银行摊上大麻烦事啦，或者谁买了很贵的机器还欠着钱啦，或者谁买了一头干活很不怎么样的公牛啦。

他们很可能是被餐厅礼节，以及眼前这许许多多盛放黄油面包的盘碟和吃甜点用的勺子给钳制住了；若按照平常的习惯，用面包擦干净餐盘后，直接把馅饼放到盘子上就行了。（不过，若不按照恰当的方式摆放就是一种不敬。在他们自己家里，遇到类似的场合时，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招待客人的。）或许，吃饭是一回事，而聊天又是另一回事了。

阿尔菲达来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上好的桌布照样会铺开，上好的餐具也会摆出来。母亲还是会煞费苦心准备食物，并为最终结果而忐忑不安——她很可能一改平常的填料火鸡和土豆泥那老套路，改做鸡丁沙拉，周围是一圈饭团，配上剁碎的红笼椒。接着还有一道用明胶、蛋白和掼奶油做成的餐后甜点，做起来很伤脑筋，要花好长时间，因为我们家没有冰箱，只得放在地窖的地板上冷却。不过，饭桌上的那种拘束和乏味都彻底没有了。阿尔菲达吃完不但会接受第二份饭菜，而且还是她自己张口要的。她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要再来一份，也同样心不在焉地说些恭维话，就好像食物、品尝食物纵然很令人愉悦，但那都是次要的。她在那里的真正目的就是交谈，也让其他人开口说话，任何你想说的事情——几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聊。

她总是夏季来访，通常穿一件条纹丝绸背心裙那样的衣服，领口系着吊带，把后背裸露了出来。她的背并不漂亮，零零落落长着些小黑痣，双肩骨感，胸部几乎一马平川。父亲总是说她那么能吃竟然还是那么瘦。或者正话反说，讲她的胃口一如既往那么挑剔，可还是肥了。（在我们家，说人肥或瘦、脸色苍白或红润、头秃不秃等等，都不是什么出格的事。）

她那深色的头发在额头和脸颊两侧扎成了一个个发卷，那是当时很时髦的发型。她的皮肤呈褐色，细纹纵横交错；嘴很大，下嘴唇特别厚实，几乎要垂下来，上面涂着浓厚的口红，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一道印子。她张大嘴的时候——不管是说话还是大笑，她几乎都是这样——可以看到里面有几颗大牙给拔掉了。没有人会说她长得漂亮——在我看来，任何女人一过二十五岁，就都不可能漂亮了，或者至少失去了漂亮的权利，也许连保持漂亮的意愿也丧失殆尽了——但是她热情洋溢，时髦新潮。我父亲经过一番思索，说她很有活力。

阿尔菲达跟我父亲谈论天下大事，还谈论政治。父亲读报、听收音机，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却少有机会谈论。姑父们也都各有己见，可他们的思想既简单，又千篇一律，总是对一切公众人物——尤其是外国人——都抱有一成不变的质疑，所以大多数时候从他们那里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几声表示排斥的咕哝而已。祖母聋了——没有人说得清她了解多少，也不知道她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姑妈们对那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或概不关心，还颇感自豪。母亲曾当过老师，她能很轻松地在地图上指出所有的欧洲国家，但她对一切事物都抱有个人的成见，于她而言只有大英帝国和皇室家族的威严屹然耸立，而其他一切被通通贬低，扔进杂物堆里，这样她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阿尔菲达的观点其实和姑父们差别并不大。或者起码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她不发牢骚，也不转移话题，而是哈哈大笑，讲述历任总理、美国总统、约翰·L. 刘易斯 [1] 以及蒙特利尔市长的逸事——这些逸事当中，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她也讲一些皇家轶闻，但是她把好人和坏人全都区分开来，好人如国王、王后和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坏人如温莎一家和老国王埃迪，这个国王——据她说——得了一种什么病，想掐死自己妻子，结果在她脖子上留下了伤痕，所以她总是得戴着珍珠项链遮挡。这种善恶划分与我母亲的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她不怎么说而已，因而也没有表示反对——尽管提到梅毒把她吓了一跳。

我心领神会地微微一笑，保持着无知无畏的镇定。

阿尔菲达给俄罗斯人起可笑的名字：米高扬 [2] “司机”。乔大叔“司机”。她认为俄罗斯人正在蒙骗世人，联合国是个胡闹的地方，绝对起不了任何作用，日本将重新崛起，有机会就应该把它彻底灭掉。她也不相信魁北克，不相信教皇。她跟麦卡锡议员之间也有点问题——她本来是愿意支持他的，可他天主教徒的身份成为了巨大的障碍。她把教皇称为狗屎 [3] 。想到世界上的所有骗子和无赖都将被揭穿老底，她就觉得非常开心。

有时她看起来就像在故弄玄虚，在炫耀，也许是为了逗弄我父亲。试图激怒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惹他上火。但这绝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或者是想让他不自在。恰恰相反，她很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学校里的小女生折磨男生那样，那种时候，斗嘴对双方都是一种别样的乐趣，侮辱会被当成是讨好巴结。父亲总是平和而坚定地同她争论，不过很明显他意图诱使她继续争论下去。有时他会来个彻底大反转，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在报社工作，消息肯定比他灵通。“你纠正了我的错误，”他会说，“如果我还有点脑子的话，就应该感激你。”而她会说：“别跟我扯那种鬼话。”

“你们两个啊。”母亲则会故作绝望地说，或许也真的是累了。阿尔菲达就让她去躺一会儿，她做了这么一顿丰盛的饭菜，该歇歇了。她和我会来收拾碗碟。母亲的右胳膊得了震颤病，手指僵硬，她觉得过度疲劳的时候就会犯病。

在厨房干活的时候，阿尔菲达和我聊起了一些名人——曾经在她生活的那个城市登台露面的一些演员，甚至有些二线影星。她把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但仍会不时地间杂几声放肆无礼的大笑，给我讲一些他们举止失范的野闻逸事，这些隐私丑闻的流言压根儿就没有被杂志曝光过。她谈到了同性恋、人造乳房、三人行家庭——所有这些事情我在阅读时隐隐能看出一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还是感觉头晕目眩，哪怕这都是些三手或四手的传闻了。

阿尔菲达的牙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所以即使是在聊这些秘闻，我有时都会走神，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她前排剩下的牙齿，每颗颜色都有细微的差异，没有哪两颗是一样的。有些牙齿长着坚硬的釉质，呈深象牙色，其他牙齿都是乳白色的，隐隐透出淡紫色，闪出一圈游鱼般的银光，偶尔还闪过一丝金光。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牙齿可不像现在这般结实、美观，除非是假牙。但是阿尔菲达这些牙齿每一颗都不同寻常，间隔分明，尺寸很大。当阿尔菲达发出某种故意的特别恣肆的讥讽声时，它们仿佛宫廷卫兵或情绪高昂的持矛步兵一样跳上前来。

“她的牙齿的确老是出问题，”姑妈们说，“她得过脓肿，你们还记得吧，毒性已经传遍她全身了。”

也就她们能说出这种话，我想，总是把阿尔菲达的智慧和风尚弃之不顾，而偏偏盯着她的牙齿，把那当作一个人见人怜的毛病。

“她怎么不把牙齿全都拔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她们说。

“可能她负担不起那个费用吧。”祖母说。她的话让大家都吃了一惊，她时常如此，表明自己把大伙儿的交谈从头至尾都听得真真切切。

同样让我吃惊的是祖母的话让我对阿尔菲达的日常生活又有了新的认识。我原来认为她算是富裕的——至少跟家里其他人比起来是富裕的。她住公寓我从没见过，但在我看来这至少意味着一种非常文明的生活；她穿的衣服不是手工粗制的，她穿的鞋子不是我所认识的成年妇女几乎都在穿的那种牛津鞋——而是一种用鲜亮的新式塑料带做的凉鞋。我揣测不出祖母那么说，是因为她一直只是生活在过去的年代，那时安装假牙是人生中一件郑重其事且花费巨大的事情，还是因为她真的了解阿尔菲达的生活境况，这种生活我是永远无从猜测的。

阿尔菲达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其他亲戚从不在场。她当然是会去看我祖母的，也就是她姨妈，她母亲的姐姐。祖母不再住在她自己的房子里，而是轮流在姑妈们家里住。祖母当时住在谁家，阿尔菲达就去谁家，但不会去其他姑妈家，虽然她们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她的表亲。她也从来不和她们一起吃饭。通常她先来我们家待一会儿，然后打起精神，似乎勉为其难地去姑妈家看祖母。等她稍后回来，我们便坐下来吃饭，她不会口无遮拦地说出任何贬损姑妈和姑父们的话，当然也没有任何对我祖母的不敬之词。事实上，是阿尔菲达提及我祖母时的那个样子——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肃很关切，甚至有一丝丝忧虑（她血压怎么样了？她最近去看过医生吗？医生怎么说？）——让我感觉到了差异，感觉到了她探问起其他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以及或许不太友好的克制。接着母亲作答时也带有类似的克制，而父亲的回答则格外凝重——可以这么说，凝重得都有些滑稽了——以此表明他们对某些不宜明言的事情有着如此一致的看法。

我抽烟那天，阿尔菲达决定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萨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话多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仿佛一想起这个姑父的絮叨就会把大家压垮了似的。

“确实，”他说，“他确实还是老样子。”

这时我逮着了说话的机会。

“好像蛔虫进了猪肚子里，”我说，“没错儿。”

除了“没错儿”几个字，那句话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饭桌旁，当时他要不是觉得非常有必要打破沉默，就是想告诉大家他脑袋里突然冒出的什么要事。我说这话的语气，完全仿照了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抱怨和纯真直率的严肃。

阿尔菲达认可地大笑起来，露出她那颇有喜感的牙齿。“就是这样的，她学得太像他了。”

父亲俯身趴到盘子上，似乎是要掩饰他也在笑，但当然不是真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住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巨大的胜利。他们没说要让我规矩一点什么的，也没有对我的“尖刻”和“机灵”（他们有时是这么说的）提出斥责。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意思也许是聪颖，但用得相当勉强——“哦，在有些方面她还是很机灵的”——要不就是用来说我爱出风头、哗众取宠、令人厌恶。别太机灵了。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真是个毒舌。”

有时则是父亲对我非常反感，这种情况要糟糕得多。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诋毁体面人？”

今天类似的事情没有发生——我像客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阿尔菲达一样自由自在，由着自己的性子尽兴发挥。

但是，隔阂即将产生。而那回也许是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阿尔菲达坐在我们家的饭桌旁。我们还是会互寄圣诞节贺卡，甚至还有信件来往——只要母亲还能动笔写字——我们仍然在报纸上读到阿尔菲达的名字，但我记不得我在家的那最后几年中她是否还来过。

也许阿尔菲达曾问过能不能带朋友到我家里来，得到的回答是不能。要是她当时已经跟他同居了，那么这会是她遭到拒绝的原因之一；如果他就是后来跟她在一起的那位，那么他已婚的事实便构成了另一个原因。我父母在这一点上立场是一致的。母亲极其痛恨不正当的或招摇过市的性关系——也可以说是任何性关系，因为她对合法婚姻内的性关系都不认可——父亲在他当时那个人生阶段对待这类问题也十分严格。也许，他还对能把阿尔菲达搞到手的男人特别反感。

很可能在我父母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都能想象得到他们俩都在这么说。她没必要这么跌自己的份儿。

不过她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应该心里有数，不会去问这种问题。在她早先来访的那段快活日子里，她的生活中可能还没有男人；等到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就彻底转移了。她那时可能已经变了样，后来更是变得判若两人。

或许她是察觉到了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氛围，病人的病情只会每况愈下，根本不会好转。我母亲就是这样，她数症齐发，情况急转直下，困扰和不便成了她的全部命运。

“可怜的人啊。”姑妈们说。

当我母亲的角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中一个病怏怏的患者，家里其他那些女人们，从前曾大受我母亲的风头压制，如今却似乎获得了些许活力，处事能力也增强了一些。祖母给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谁也不可能会向她提出这种建议的。有一个姑父——不是阿萨，而是叫欧文的那个——去世了，嫁给他的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在一家服装店谋了一个修改衣服的活计，也不再戴发网了。

她们打电话说要来看望母亲，见到的情景总是一样——原先那个比她们漂亮的、时时让她们记住她是老师的那个人，逐月变得动作迟缓，四肢僵硬，说话含混不清，死乞白赖，她已经无药可救了。

她们嘱咐我要好好照顾她。

“她可是你母亲啊。”她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阿尔菲达是不可能说那样的话的。要是站在她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不来看我们，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不想有人来。我没时间招呼他们，我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熨，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让我们家不要那么丢脸（母亲恶化的病情仿佛成了一种特殊的耻辱，让我们所有人都受了影响）。我做这些是为了表现出我与父母、弟弟、妹妹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每当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他们就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于是他们就会怜悯我们。这种事是我无法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再待在家里照料母亲、打点其他家务。我离家去上大学。大学就在阿尔菲达生活的那个城市。几个月之后，她邀请我过去吃晚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要打工。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打工，两个图书馆都是九点钟关门。过了一段时间，到冬天的时候，阿尔菲达又邀请我，这次约的是星期天。我告诉她我去不了，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哦——约会呀？”她说。我说是的，但当时这并非事实。我常和另外一个或两三个女生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只是想找点事打发时间，还怀抱一丝渺茫的希望，希望能在那儿认识些男生。

“唔，那你得找个时间带他来呀，”阿尔菲达说，“我太想见见他了。”

到了年底，我确实是有人可带了，而且我确实是在音乐会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乐会上看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约我跟他出去。但我绝不会带他去见阿尔菲达。我绝不会带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见她。我的新朋友聊的都是这种话题：“你读过《天使望故乡》 [4] 吗？哦，你必须得读一下那本书。你读过《布登勃洛克一家》 [5] 吗？”我常和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协会引进的《禁忌游戏》和《天堂的孩子》 [6] 。当时和我交往、后来跟我订婚的男孩带我去过音乐厅，午餐时间你可以在那里听唱片。通过他我知道了古诺，因为古诺我爱上了歌剧，因为歌剧，我又爱上了莫扎特。

阿尔菲达给我的寄宿公寓留言，让我回电话，我没有回。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她还在为报纸撰稿——我偶尔匆匆扫一眼她狂热赞美皇家道尔顿小雕像、进口姜汁饼干或女式蜜月睡衣的文章。很有可能她还在回复“弗洛拉·辛普森俱乐部”那些家庭主妇的来信，还在嘲笑她们。现在既已身处这个城市，我便很少看这份报纸了，以前它对我而言就是这个城市生活的中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九十多公里以外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像阿尔菲达和霍尔瑟·亨利那种人的笑话，还有他们无法自拔的虚伪，现在都让我感觉俗不可耐且无聊乏味。

即便是在这个并不大的城市里，我也不担心会碰到她。我从来不去她在专栏里提到过的商店。我也没有什么理由需要路过报社大楼，而且她的住处离我的寄宿公寓也很远，是在城南某个地方。

我也不认为阿尔菲达是那种会去图书馆的人。光是“图书馆”这三个字，就很可能会让她撇撇大嘴，拙劣地模仿出惊愕的样子，就像她过去看到我们家书架上那些书时的表情——那些书买来已经有些年月了，有些是我父母十几岁时获得的学校奖品（书上有母亲签写的娘家姓，她那漂亮的字迹再也难见着了）；那些书在我看来根本不像是从书店里买来的，倒像是房子里的一种存在，正如窗外的树木不是植物而是扎根于土地的一种存在一样。《弗罗斯河上的磨坊》《野性的呼唤》《密得洛西恩监狱》。“那里还真有不少名家著作呢，”阿尔菲达说，“我敢打赌你们也没怎么读吧。”父亲回答说是的，随声应和着她那亲热熟络却又带着排斥甚或轻蔑的语调；某种程度上他是在撒谎，因为他一有空，还真的是会看一看这些书的。

对于我真正看重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必说那种谎言，我希望再也不必显露出那种轻蔑。为了不再有这样的谎言和轻蔑，我还是远离那些旧相识为好。

第二个学年结束时，我要离开大学了——我的奖学金只够在校读两年。这没关系——反正我盘算着当个作家。而且我要嫁人了。

阿尔菲达听说了这事儿，她再次联系了我。

“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了，没空打电话给我，要不就是没人把我的留言转给你。”她说。

我说可能是我那会儿在忙，要不就是他们没转。

这次我答应去看她。看她一次也不会给我惹上什么事，反正我将来不打算在这个城市生活。我挑了个星期天，那时我刚好考完期末考试，我的未婚夫要到渥太华去参加工作面试。那天阳光灿烂——大概是五月初。我决定步行去。我几乎从来没有去过邓达斯街以南或阿德莱德以东，因此这个城市还有些地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北面街道种的遮阴树刚刚长出叶子，丁香、观赏性欧洲苹果树、郁金香花圃都已经鲜花绽放，草坪如同新铺的地毯。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却发现自己走着的街道已经没有遮阴树了，房屋和人行道之间距离还不足一臂远，在长有丁香的地方——丁香到处都可生长——花朵暗淡无光，仿佛被太阳晒褪了颜色，也没有什么香气传来。在这些街道上，除了一幢幢房屋，还有一些窄窄的公寓楼，只有两三层高——有些在门框外嵌上一圈实用的装饰砖；有些把窗户抬高了，窗帘软绵绵地耷拉到窗台外。

阿尔菲达住在独栋的房子里，而不是公寓楼。房子的整个楼上部分都是她的。楼下，至少是楼下的前半部分，已经改作一个店铺，现在关着门，因为是星期天。那是一家二手货商店——从肮脏的前窗望去，我能看见许多无可名状的家具，到处堆放着一摞摞旧碗碟和器皿。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蜂蜜桶，极像我六七岁时带午餐去学校用的那个，上面画着蓝色天空和金色蜂巢的图案。我还记得一遍又一遍地念它侧面的那几个字：

所有的纯蜂蜜都会结晶。

我那时不知道“结晶”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它的发音。听上去又奢华又美味。

走到那里花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长，我很热。我并没指望阿尔菲达请我吃的午饭会像过去家里周末的晚餐那样丰盛，但当我爬上屋外的楼梯时，闻到的是熟肉和蔬菜的香味。

“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她在上面喊道，“我正要组织救援队去找你呢。”

她没穿背心裙，而是穿了一件粉色衬衫，衣领上系着个松垮的蝴蝶结，下摆掖进棕色的百褶裙里。她的头发没有再弄成一个个光滑的波浪卷儿，而是剪短了，卷卷地贴在脸颊周围，从前的深棕色现在染成了亮眼的红色。她的脸，我记得很瘦削且被夏天太阳晒得黑黑的，现在变得更加丰满了，稍微有点儿松弛。她化的妆映衬着皮肤，十分突兀，就像正午阳光下的橙粉色油彩一样扎眼。

但最大的变化是她装了假牙，颜色统一，在嘴里稍微有点暴突出来，给她原先那匆忙急切的表情平添了几分焦虑不安。

“哦——你这是长胖了嘛，”她说，“你以前多瘦呀。”

她说的是事实，可我不爱听。和寄宿公寓里的其他女孩子一样，我净吃便宜的东西——经常是分量很足的卡夫快餐和一包包果酱夹心饼干。我的未婚夫坚定不移、全盘照收地喜欢我的一切，他说他喜欢丰满圆润的女人，说我让他想起了简·拉塞尔 [7] 。我并不介意他那样说，但是当别人对我的外表品头论足时，我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尤其是像阿尔菲达这样的人——一个在我生活中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审视我，也没有资格对我形成什么看法，更别提把他们的看法说出口了。

这幢房子前部很狭窄，但前后纵深很长。客厅的天花板往四周倾斜，窗子俯瞰着街道；过道一样的饭厅连一扇窗户都没有，紧挨着开着天窗的卧室；还有一间厨房，旁边的浴室同样也没有窗，只能透过门上嵌的磨砂玻璃来采光；房子的整个后部是个用玻璃圈起来的阳光房。

倾斜的天花板让这些房间看起来像是临时将就着用的，好像另有他用，反正不是住人的。但是房间里挤满了正儿八经的家具——餐厅桌椅、厨房桌椅、客厅沙发和靠椅——全都适宜摆在更大更体面的房间里。桌子上的小桌巾，用来保护沙发、椅子靠背与扶手的白色刺绣方布，窗户上薄透的帘子和窗边沉重的花饰帷帘——这里的一切如此像某个姑妈的家，超乎我的想象。在饭厅的墙上——不是在浴室或卧室，而是在饭厅——挂着一张女孩的剪影，她身穿由粉色缎带做成的蓬蓬裙。

饭厅地板上铺着一条结实的油地毡，就在从厨房到客厅的过道上。

阿尔菲达似乎猜到了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我这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她说，“可这些都是我父母留下的东西。是传家的家具，我不能扔啊。”

我从没想过她也是有父母的。她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她是由我祖母——也就是她姨妈——抚养成人的。

“我父亲和母亲的家具，”她说，“我父亲离开后，你祖母把它们留了下来，因为她说等我长大后，这些东西应该归我，所以它们现在就到这儿来了。当初她费了那么大劲，我没法儿拒绝。”

现在我想起来了——想起阿尔菲达的生活中我已经遗忘的那部分。她父亲再婚了。他离开农场，在铁路上找了份差事。他又生了几个孩子，一家人从这个镇搬到那个镇的。阿尔菲达从前有时会提到他们，开玩笑地说一些诸如他有多少个孩子、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生得有多密、搬了多少次家之类的事儿。

“来见见比尔吧。”她说。

比尔在屋外阳光房里。他仿佛在等候召唤似的，坐在一张铺着棕色方格毯子的低矮沙发或躺椅上。毯子皱巴巴的，他刚刚一定是在上面躺过。百叶窗都放到了窗台的位置。屋里的光线——炙热的阳光透过雨渍斑斑的黄色百叶窗照射进来——以及皱巴巴的粗陋的毯子，褪了色的凹陷下去的垫子，甚至毯子和男人拖鞋的气味，还有那磨损得变形走样的旧拖鞋，都让我想起姑妈们的家。刚才里屋的小桌巾和精雕细琢的家具，还有墙上的缎带女孩都给我带来类似的感觉。在姑妈们的家里，你也能发现这样一个邋遢男人的藏身之处，散发出遮遮掩掩而挥之不去的气味，显露出羞愧而倔强的模样，与女性领地迥然不同。

不过比尔站起身来和我握了握手，而我的姑父们对陌生姑娘，或对任何姑娘，是从来不这样的。他们不这么做，倒不是因为无礼，只不过是怕显得太过隆重了。

他个子很高，头发灰白、闪亮，呈波浪形，面颊光滑，但不再年轻。一个英俊的男人，但是他那魅力四射的俊逸面容不知怎么被消磨掉了——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或运气欠佳，或性格懦弱。但他仍然还保有一丝礼貌，向面前的女性俯身问好，这表示此次见面是一件愉快的事，对她和他都是这样。

阿尔菲达把我们领到没有窗户的饭厅，在这样艳阳高照的大中午都开着灯。我感觉这饭菜已经做好有一段时间了，我的晚到已经耽搁了他们正常用餐。比尔给大家上烤鸡和调料，阿尔菲达上蔬菜。阿尔菲达对比尔说：“亲爱的，你看你盘子旁边那是什么？”这时他才想起来拿起他的餐巾。

他话不多。他递过来肉汁，询问诸如我是要芥末调料还是盐和胡椒粉之类的问题，他一会儿把头转向阿尔菲达，一会儿转向我，以此来跟上我们的谈话。他不时地从齿缝间发出细微的口哨声，那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表示友好和欣赏，起初我还以为那是准备要开口说话的前奏呢。然而并不是，而且阿尔菲达也从不因此而打住。我后来见过的戒酒成功的酒鬼，就跟他这举动有点儿像——可以愉快地参与谈话，但无法推进拓展谈话，只能无力地全神贯注地倾听。我不知道比尔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他看上去的确像是背负着一段失败的历史，一段饱经困扰、教训深刻的历史。但无论是步入歧途还是错失良机，他都有一种无所畏惧、泰然自若的神情。

这些是冷冻豌豆和胡萝卜，阿尔菲达说。冷冻蔬菜在当时还真是个新鲜事儿呢。

“它们比罐装的好，”她说，“几乎跟新鲜的一样好。”

接下来比尔作了一次完整的讲话。他说它们比新鲜的还要更好一些。色泽、味道，什么都比新鲜的好。他说人们现在竟已能做到这样，而且将来还要利用冷冻技术大有作为，真是了不起。

阿尔菲达倾身向前，微笑着。她好像几乎屏住了呼吸，仿佛他是她的孩子，开始没人搀扶自己迈步走路了，或是第一次晃晃悠悠地独自骑自行车了。

他们用某种方法给鸡注射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这种新工艺可以让每只鸡都长得一样，又肥又好吃。再也不必担心会买到劣质的鸡了。

“比尔的研究领域是化学。”阿尔菲达说。

眼看我对此也没什么可说的，她又补充道：“他在古德汉姆工作。”

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

“那家酿酒厂，”她说，“古德汉姆威士忌酿酒厂。”

我无话可说，并不是因为我无礼或厌烦（或者说，不比我那时理应表现得更加无礼，也不比我原先预料中更加厌烦），而是因为我不懂当时是应该问些问题的——几乎问任何问题都行，这样就能把一个羞涩的男人拉入谈话中，把他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唤醒，为他树立一个拥有某种权威的男人形象，进而成为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阿尔菲达那样看着他，满脸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微笑。作为一个女人，听从自己的男人，并且满心期待他能出人头地，让自己引以为傲——我在这方面的所有体验，是等到后来才有的。那时我对夫妻关系唯一的了解，就是我的姑父姑妈们和我父母，那一对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似乎很疏远，很形式化，没有明显的相互依赖。

比尔继续吃着，仿佛没有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和雇主似的，然后阿尔菲达开始问起我的课业情况。她仍然微笑着，不过这微笑已经有所变化。里面含有一丝不耐烦和不愉快的意味，好像她只是在等着我赶紧说完，好让她这么说——她的确说了——“你给我一百万我都不会去读那些玩意儿。”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碰上那种什么书都读过的人。英语成绩优秀。哲学成绩优秀。你都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写的东西一文不值。我跟你说过的，对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起头看着她，温顺地笑着。

她结束了这个话题。

“那么你都有些什么娱乐活动呢？”她说。

当时《欲望号街车》 [8] 正在多伦多的一家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了演出。

阿尔菲达“吧嗒”一声把刀叉拍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大叫起来。她的脸猛地向我冲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随后她稍稍平复，却仍带着充满敌意的不快，接着说道：“你们大老远跑到多伦多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点，比尔趁机说想失陪一下。他向阿尔菲达告退，然后朝我微微鞠了一躬，向我告退。他回到阳光房，没过一会儿我们闻到了他抽烟的味道。阿尔菲达看着他离开，似乎把我和那部戏剧的事都忘了。她脸上满是饱经风霜的柔情，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是要跟着他过去呢。但她只是去取她的香烟。

她把烟递向我，我拿了一支，她故作欢快地说：“看来我带给你的坏习惯还在嘛。”她或许已经想起来，我不再是个小孩子了，我不是非得要待在她家里的，以我为敌毫无意义。而且我也不和她争辩——我不在乎阿尔菲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有什么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事，”阿尔菲达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然后她又加上一句：“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从她的语气来看，她这话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承认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或是“很快你就要过起循规蹈矩的生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我们在厨房桌子、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挤挤挨挨地忙活着，很快就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有序与和谐：刮去残屑，摞放碗碟，把吃剩的食物拨到小碗里存放，往洗涤池里倒进热肥皂水，迅速拿起没有用过的餐具然后放进饭厅餐具柜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停下手里的活儿，煞有介事地吸口烟提提神。女人像这样一起干活时，会达成一致，或互相较劲——比如说，是可以抽烟呢，还是最好不抽以免烟灰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桌子上每件东西不管用没用过是不是全都要洗呢——结果阿尔菲达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一想到洗刷收拾完后我就可以走了，我就觉得更加轻松，更加宽心。我已经说过下午得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略泛黄，有一圈蓝色花边。

“哦——这些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阿尔菲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大好事。她把我母亲的所有餐具都收拾起来，存放得好好的，直到我用得着的时候。珍妮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些东西。要是落到那帮家伙手里，根本就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帮家伙。她继母和她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

“你知道的，是吧？”阿尔菲达说，“你知道我母亲的事吧？”

我当然知道。阿尔菲达的母亲死于手中一盏爆炸的油灯——也就是说，油灯在她手里爆炸了，她死于烧伤——姑妈们和我母亲经常说起这事。关于阿尔菲达的父母没什么可说的，关于阿尔菲达本人可说的也不多——要不是把那个死亡事件扯进来作为谈资的话。阿尔菲达的父亲因为此事而离开农场一走了之（他的离去在道德上永远都是一件颇为下作的事情，如果在经济上还不算是的话）。也是因为此事，大家都知道了使用煤油时要极其小心，也因此对电的出现感恩戴德，花多少钱都值。无论如何，对于阿尔菲达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这真是件可怕的事儿。（换而言之——无论她此后做了些什么，可能都会受到这件事对她的潜在影响。）

要不是因为那场雷雨，她是绝不会大下午点煤油灯的。

她挺过了当天晚上，还有第二天白天和晚上。要是没熬这么久的话，对她来说该是最好不过的了。

就在出事的第二年，他们那条街通了电，他们再也用不着点煤油灯了。

姑妈们和我母亲对任何事都很少有一致的看法，但在这个故事上，她们的感受是相同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起阿尔菲达母亲的名字，她们的声音里就会流露出这种共同的感受。这个故事在她们看来似乎是一份令人心惊肉跳的财富，是我们家族专有而他人无权觊觎的什么珍宝，是一种绝不能放弃的殊荣。每每听她们谈起来，总是让我感觉好像内中有某种猥亵恶心的合谋在暗波涌动，或是在对恐怖或灾难乐此不疲地把玩。她们的声音像一只只蠕虫般，在我整个身体里面蜿蜒蠕动。

以我的了解，男人们可不会像这样。他们对可怕的事情会尽快地躲得远远的，说话行事都是一副既已过去就无需再旧事重提或思来想去的样子。他们不想搅扰得自己不安宁，也不想搅扰得别人不安宁。

我暗忖，阿尔菲达要是打算说这事的话，我未婚夫没来真是明智之举。他不必知晓我母亲、我们家亲戚的事情，不必知晓我们家徒四壁的境况，更不必听到阿尔菲达母亲的故事，这真是太好了。虽然他热爱歌剧和劳伦斯·奥利弗 [9] 主演的《哈姆雷特》，但是他没时间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去关注悲剧中困顿惨烈的一面。他的父母身体康健、相貌堂堂、生活富足（尽管他当然也会说他们很乏味），他似乎不必去了解任何一个没有生活在阳光地带的人。生活中的失败——时运不济、病痛缠身、穷困潦倒——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种种堕落；他对我自是坚定不移地喜爱，但并未爱屋及乌而对我如此不堪的家庭背景也全盘接纳。

“在医院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她。”阿尔菲达说。她说这话时至少声音还是正常的，并没有故意显示出任何特殊的虔敬，也没有油腔滑调的激动。“嗯，如果我是他们，我也很可能不会让自己进去的。我不知道她当时变成什么模样了。可能全身上下包缠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如果当时并没有，她也应当如此。事发时我不在，我在学校。天色变得非常暗，老师打开了灯——我们学校是有电灯的——我们要待在那里等雷雨过去后才能回家。后来我姨妈莉莉——对，也就是你祖母——她来接我，把我带到了她家。我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我母亲。”

我以为她要说的就这些了，但是过了片刻，她又接着说了起来，声音竟已变得欢快了一些，好像就要笑出来似的。

“我喊呀喊，拼命地喊叫着我要见她。我不停地叫嚷着，最后，因为他们没法让我消停下来，你祖母便对我说：‘你最好还是别见她。你要是知道她现在什么样子的话，你是不会想见她的。你可不会想记住她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记得说的那句话。我说，但是她想要见我。她想要见我。”

然后她真的笑了，或者说是鼻子哼了一声，那声音含糊而轻蔑。

“我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是不是？她想要见我。”

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从未听说过。

就在我听到这些的一刹那，有件事情发生了。仿佛某个陷阱机关“啪嗒”一声关上了，把这些话锁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并不太清楚它们将来对我会有什么用。我只知道它们是如何瞬息间让我震惊，让我解脱，一下呼吸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息，这种气息唯我独有。

她想要见我。

多年以后，我才写出包含这句话的故事。直到那时，对于是谁最先给了我这个灵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谢过阿尔菲达，说我得走了。她去叫比尔过来跟我道别，但是回来说他已经睡着了。

“等他醒了一定会后悔死的，”她说，“他很高兴见到你。”

她摘下围裙，一直陪我走下外面的台阶。台阶下来是一条通向人行道的碎石路。碎石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她穿着薄底家居便鞋蹒跚地走着。

她叫道：“哎哟！见鬼。”然后抓住了我的肩膀。

“你父亲怎么样？”她说。

“他很好。”

“他工作太辛苦了。”

我说：“他也是没办法。”

“哦，我知道。那你母亲呢？”

“她还是老样子。”

她转过脸朝商店窗子望去。

“他们觉得还会有谁来买这些垃圾货呢？你看那个蜂蜜桶。你父亲和我以前带午饭去学校就是用的那种小桶。”

“我也是。”我说。

“是吗？”她轻轻地捏了下我的手，“告诉你家里人我想他们，好吗？”

阿尔菲达没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不想见到我。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把对我的成见公开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父亲是知道的。有一次我回家看他，得知阿尔菲达就住在不远处，在我祖母的房子里，事实上，她最终继承了那幢房子。我提议去看看她。当时正值我前后两次婚姻当中的混乱期，我情绪高涨，刚刚解脱出来，能跟任何愿意联络的人来往。

父亲说：“嗯，你知道，阿尔菲达有点儿不高兴。”

他现在管她叫阿尔菲达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叫的呢？

起先，我完全想不出来她会因为什么而不高兴。父亲不得不提醒我，是因为几年前发表的那篇小说。想到阿尔菲达居然会为一件现在看来跟她没多大关系的事情而感到不快，我十分惊讶，甚至不耐烦，还有点儿生气。

“那写的根本就不是阿尔菲达，”我对父亲说，“我改动了，我写的时候连想都没想到她。那就是个小说人物。谁都看得出来。”

但事实上小说中还写了爆炸的煤油灯，裹尸布里的母亲，失去亲人的坚强孩子。

“唉。”父亲说。总的来说他对我成为了一个作家很是欣慰，但是对我所谓的“小说人物”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对我出于个人原因——也就是不守妇道——而结束婚姻这个事实，以及我到处为自己开脱（或许，他本来会说这是在“逃避责任”），他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事他再也管不着了。

我问父亲他是怎么知道阿尔菲达这么想的。

他说：“一封信。”

一封信，可他们住得并不远啊。对于我的考虑不周，甚至是做下的错事，却要让他来承受压力，想到这个我确实觉得很难过。还有，想到他和阿尔菲达现在的关系似乎变得如此疏远，我也很难过。我不知道他省去了什么细节没告诉我。他是不是觉得必须要在阿尔菲达面前为我辩解呢，就像他得在其他人面前为我写作这事进行辩解一样？他现在是会那么做的，尽管那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在艰难地辩解的时候，也许说了些难听的话。

因为我的缘故，他内外交困。

每当踏进家门我就会面临一种危险。那是一种要透过别人的眼光，而非我自己的眼光，来看我的生活的危险。从他们的眼光看来，我的生活简直就是一长串不断增加的词语，有如带刺铁丝网，错综复杂、迷乱难解、困顿不安——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截然相反，她们的生活满是生产劳作的硕果：食物、花朵，还有手织外套。越来越难说写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到底值不值得。

或许，对我来说是值得的，但是对于别人呢？

父亲说过阿尔菲达现在是自己一个人过了。我问他比尔怎么样了。他说那一切他都管不着。但是他认为阿尔菲达一定曾经试图挽救过。

“挽回比尔吗？怎么回事？因为谁呢？”

“唔，我觉得他是有妻子的。”

“我在阿尔菲达那儿见过他。我喜欢他。”

“人人都喜欢他。女人都喜欢他。”

我必须得想想，父亲和阿尔菲达两人关系的决裂应该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吧。我继母把父亲带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去打保龄球，玩冰壶，经常去蒂姆·霍顿家跟其他夫妇一起喝咖啡、吃炸面圈。她在嫁给父亲之前守寡多年，她以前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成了父亲的新朋友。他和阿尔菲达之间的事可能只不过是新生活带来的诸多变化之一吧，过往情谊的耗竭，在这一点上我自己深有体会，不过我没有料到这样的事情竟会发生在老一辈人身上——更确切地说，还是发生在家里老一辈人身上。

继母比父亲去世得稍微早一点。在他们短暂而幸福的婚姻之后，两人被分别送往各自的墓地安葬，躺在了自己那烦人的原配旁边。在他俩都还健在时，阿尔菲达搬回了城里。她并没有把房子卖掉，只是扔下它就走了。父亲给我写信说：“那么做事真是很可笑。”

父亲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很多人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穿过墓地的草坪来和我说话——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必定是我继母的朋友。后来我才看出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比我大了几岁。矮胖的身材、灰暗的金色鬈发和印花夹克让她看着比较显老。

“我看过你的照片，所以认出了你，”她说，“阿尔菲达过去总是夸耀你呢。”

我说：“阿尔菲达没有去世吗？”

“哦，没有。”那女人说，接着告诉我阿尔菲达在多伦多北部一个小镇的疗养院里。

“我把她送到那里去的，这样我好照看她。”

现在明显可以看出——光听声音就知道——她和我是同辈人，我想到她很可能是那一家的，是阿尔菲达同父异母的妹妹，出生时阿尔菲达差不多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当然跟阿尔菲达的姓不同——她一定是结婚了。在我记忆中，阿尔菲达不曾提到过她父亲再婚后那一家任何人的名字。

我问她阿尔菲达怎么样了。那女人说她视力很差，基本上算是瞎了。而且她有严重的肾病，一周要透析两次。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她说着笑了起来。我暗想，没错，一定是她妹妹，因为我听着那肆无忌惮、干脆利落的笑声倒是有几分像阿尔菲达。

“所以她行动不太方便，”她说，“要不然的话我就会带她来了。她还订这个地方的报纸，有时我读给她听。我就是在报纸上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我一阵冲动，把心里所想大声地问了出来，我可不可以去疗养院看她。葬礼的情绪——父亲寿终正寝让我心里生出一种温暖、释然、和解的情感——让我不由提出了这个想法。但这是很难实现的。我和我的第二任丈夫只在这里待两天，然后就要飞去欧洲度假，我们的假期已经被耽搁了。

“我不知道你去看她能有什么收获，”那女人说，“她有时状态好，有时状态差。你永远都料不到她哪天好哪天差。有时我都觉得她是故意假装的。比如，她会一整天坐在那里，不管谁跟她说什么，她都只念叨着同一句话。身体倍儿棒，准备恋爱。她整天就说这个。身体倍儿棒，准备恋爱。她能把人搞疯。然后有时候，她又能正常回答问题。”

她的声音和大笑——这次颇为收敛了一些——再一次让我想起了阿尔菲达，于是我说：“你知道吧，我一定见过你，我记得有一回，阿尔菲达的继母和父亲顺路到家里来，或者也可能只是她父亲和几个孩子来的——”

“哦，那不是我，”那女人说，“你以为我是阿尔菲达的妹妹格洛里吧？我一定是看起来很老了。”

我便解释说我没太看清楚她，这倒也是事实。十月的午后太阳很低沉，阳光直照进我眼里。女人背光站着，所以很难看清楚她的容貌和表情。

她神经兮兮而自命不凡地扭动肩膀。她说：“阿尔菲达是我的亲生母亲。”

妈妈。母亲。

接着她简明扼要地给我讲了那个故事，她一定是经常讲，因为那是她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是她独自经历的一次冒险。她被安大略东部一个家庭收养；他们是她唯一认识的家人（“我很爱他们”），然后她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后，她很想找到自己的生母。这并不太容易，因为过去的档案记录保存得不完善，加之此事又十分隐秘（“她生下我这件事可是个百分之百的秘密啊”），然而几年前她终于一路追寻，找到了阿尔菲达。

“时机刚好，”她说，“我的意思是，那时正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我也尽自己的心吧。”

我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当然啦。在过去那个时候，我猜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我开始四处寻找的时候，大家警告我，说我这样冒出来会吓着人家。对于老人来说，这仍然会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不过，我觉得她不会介意的。要是再早一些，没准儿会。”

她浮现出一种胜利的神情，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你有什么会让别人吃惊的事情要说，你说出来了，也的确让人大吃了一惊，那么这一刻你自会感到欣慰，仿佛大权在握。这个故事把我彻底惊呆了，她甚至觉得应该对我表达歉意。

“很抱歉，我光顾着讲自己的事，都忘了对你父亲表示哀悼了。”

我对她表示了感谢。

“你知道吗，阿尔菲达告诉我，你父亲和她有一天放学回家，那是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不能一路上都走在一起，因为你知道的，那个时候，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绝对会被别人开那种过分的玩笑。所以，如果他先出来，他就会在镇外大路拐进他们回家小路的分岔口那里等；如果她先出来，也是一样。有一天他们一起走着，听见所有的钟都响了起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过那个故事。

“只是我原以为他们当时还只是小孩子。”

“倘若只是小孩子的话，他们怎么能从高中放学回家？”

我说我以为他们是出门来到田野里玩耍的。“他们带着我父亲的狗。它叫麦克。”

“也许是有狗没错。也许狗是去接他们呢。我相信她不会搞混给我讲的这些事情。她对任何跟你父亲有关的事都记得相当清楚。”

现在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父亲出生于1902年，阿尔菲达跟他差不多同岁。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高中放学后回家，而不是在田野里玩耍，很奇怪我以前竟然从没想到过这个。也许他们是说过在田野，那是说经过田野走回家。也许他们从来都没说过是在“玩耍”。

此外，我刚才从这个女人身上感受到的歉意和友好，那种丝毫不带任何恶意的感觉，眼下都荡然无存了。

我说：“事事都在千变万化啊。”

“没错，”那女人说，“事情都是被人为改变的。你想知道阿尔菲达怎么说你的吗？”

来了。我早就知道它会来的。

“她怎么说？”

“她说你很机灵，但是并没有你自以为的那么机灵。”

我让自己继续盯着这张阴暗背光的脸。

机灵，太机灵，不够机灵。

我说：“就这些？”

“她说你有点冷冰冰的。那是她说的，不是我。我对你可没有一点成见。”

那个星期天，在阿尔菲达家吃过午饭后，我便开始一路走回寄宿公寓去。我估摸着，如果来回都是步行的话，能走上大概十六公里，这应该能抵消掉我吃的这一顿饭了。我感觉堵得慌，不仅是因为吃得太撑，还有那个公寓里的所见所感也让我感觉憋闷。满满当当的老式家具。比尔的沉默。阿尔菲达的爱，那爱有如雪泥一样难缠，不合时宜且无可救药，依我之见，光从年龄这一点来看就是如此。

走了一会儿，我的胃感觉没那么沉重了。我发誓二十四小时内不再吃任何东西了。我一会儿朝北，一会儿又拐向西，在整洁的四四方方的小镇街道上走着。星期天下午，除了主干道以外，街上几乎没什么车辆。有时我的路线恰巧和公交车在这几个街区的行经路线一样。有公交车驶过，上边或许也不过两三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何其幸运啊。

我撒谎了，我并没有朋友要见。我的朋友大多回家了。我的未婚夫要第二天才回来——他正在从渥太华回家的途中，要去看望住在科堡的父母。等我回到寄宿公寓，也不会有人在——我不必费神去跟任何人攀谈或听人说话。我无事一身轻。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有一家杂货店开着。我进去喝了杯咖啡。咖啡是重新加热的，清咖，很苦——味道像药一样，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感到轻松，现在更是开始感到快乐。多么快乐啊，像这样独处；像这样看着午后灼热的阳光照在屋外的人行道上，有一棵树的枝条刚开始长出叶子，投下斑驳的树影；像这样听着从商店里屋传来的球赛的声音，刚才为我上咖啡的男人正在听收音机。我没去想我将要写的关于阿尔菲达的故事——没有特意去想这个——而是想到了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凭空抓物，而不是架构故事。人声的鼎沸如同沉重的心跳般传了过来，充满哀伤。这阵阵动听的一本正经的声波，蕴含着冷漠的、几乎不近人情的赞许和悲叹。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觉得我必须关注的，这就是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呈现的模样。

[1] 约翰·L. 刘易斯（John L. Lewis，1880—1969），美国劳工领袖。

[2] 即阿那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1895—1978），前苏联政治家。

[3] 原文中教皇（Pope）一词与狗屎（poop）一词拼写接近，读音相似。

[4] 《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 ）是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处女作。

[5] 《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

[6] 《禁忌游戏》（Forbidden Games ）和《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 ）均为20世纪中期上映的法国影片。

[7] 简·拉塞尔（Jane Russell，1921—2011），美国著名女影星，在20世纪中期曾是好莱坞的性感标杆。

[8]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代表作品。

[9] 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1907—1989）英国导演、制片人、演员。

荨麻
Nettles

1979年夏天，我走进朋友珊妮家的厨房——在安大略省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那个家，看到一个男人正站在操作台旁给自己做番茄酱三明治。

后来我驱车把多伦多东北部的山区转了个遍，和我的丈夫一起——第二任丈夫，不是那年夏天我离开的那位——我懒懒散散但还算坚持地找寻着那座房子，试图找出它所在的道路，但总是徒劳。很可能房子已被拆除。我拜访过他们几年后，珊妮和她的丈夫把那所房子卖掉了。因为那里距离他们生活的渥太华太远，作为避暑之地不太方便。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更是不愿去那儿。此外，约翰斯顿也需要做太多的修缮工作。约翰斯顿是珊妮的丈夫，他喜欢周末的时候打打高尔夫。

我找到了那个高尔夫球场——我觉得就是那个球场，尽管原本参差不齐的边界已被修整清理，会所装修得也更加奢华。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水井到了夏天经常干涸。大约每隔五六年就会因为雨量不足而出现这种现象。这些水井都是挖在地下的洞。我们家的井比大部分人家的井要深一些。即使如此，我们家因为父亲饲养了很多银狐和水貂，需要大量的水供应。因此，有一天，钻井人带着他那惹眼的钻井设备来了。水井的洞向下延伸、延伸，一直延伸到地下岩石里的水源。从那时起，不管是一年当中的什么时候，不管天有多干，我们家的水井都可以抽出纯净冰凉的水。这很让人感到自豪。水泵旁边挂了一个锡制的大杯子，每当我在炙热的夏天拿起这个杯子喝水时，都会想起地下黝黑的岩石，水流如宝石般汩汩流出，闪闪发光。

钻井人——有时候也被称为挖井人，好像大家都不愿意费心去找一个确切的称呼，以前的称呼总是听着更顺耳——是一个名叫迈克·麦卡勒姆的男人。他住在我们农场附近的镇子里，但他在那儿没有房子。他住在克拉克旅馆——从春天起就住在那里，把在这附近能找到的活儿都干完后，才会搬到其他地方继续找活儿。

迈克·麦卡勒姆比我的父亲年轻，但他有一个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的儿子。这个男孩与他的父亲一起住旅馆，或寄宿在他父亲干活的地方，就近学校上学。他的名字也叫迈克·麦卡勒姆。

我之所以对他的年龄记得如此精确，是因为孩子们就是通过年龄快速建立关系的，这是他们确定是否可以成为朋友的一个关键因素。他那年九岁，我八岁。他的生日在四月，我的在六月。他和他的父亲来到我家时，正值暑假。

他的父亲开一辆暗红色的卡车，车身上不是沾满污泥，就是布满灰尘。遇到下雨天，迈克和我会爬到驾驶室里。我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父亲是去我们家的厨房吸烟喝茶了，还是站在树下，或是正在干活。我只记得雨水顺着驾驶室的窗户往下淌，声音大得就像石块儿砸在车顶上。驾驶室里充满了男人的气味——他们的工作服、工具、烟草、脏兮兮的靴子，还有发出酸奶酪气味的袜子。以及湿答答的长毛狗的味道，因为兰杰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对于兰杰，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已经习惯它跟在我后面到处跑，有时我会无缘无故地命令它待在家里，到谷仓去，不要跟着我。但是迈克很喜欢它，总是亲切地唤它的名字，告诉它我们的计划，如果它跑去做某件狗该做的事儿——比如追土拨鼠或兔子，他会等着它。像他跟着父亲过的那种生活，是永远不可能养一条自己的狗的。

一天，兰杰跟着我们出去时，跑去追一只臭鼬，那只臭鼬转过身朝兰杰喷气。迈克和我多少应该为此负责。我母亲不得不放下手上的活，开车去镇里买了几大罐番茄汁。迈克把兰杰引到浴盆里，我们把番茄汁倒在它身上，把汁液梳到它的毛发上。看起来好像在用血给它洗澡一样。我们很好奇，得需要多少人才能凑够那一大盆血啊？多少匹马？多少头大象？

我比迈克见过更多鲜血淋漓和屠杀动物的场景。我把他带到靠近仓院大门的一个牧场角落，指给他看我父亲射杀、屠宰马匹的地方，马肉用来喂银狐和水貂。那里的地面被踩得光秃秃的，上面看起来有一层厚厚的血迹，如同铁红色的铸件。然后我领他去看仓院里的储肉房，马的尸体挂在那里，等着被绞磨成饲料。储肉房只是一个棚子，四周有铁丝网围成的墙，墙上黑压压地趴满了苍蝇，在腐肉的气味中酩酊大醉。我们用木瓦板把苍蝇拍死。

我们的农场不大，只有三万六千平方米。小得让我足以走遍农场的每个角落，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外表和个性，我无法诉诸文字。像那个用钩子残忍地挂着长长的灰白色马尸的铁丝棚子，或者那片浸满鲜血的地面，把活马变成肉饲料，被踩得光秃秃的，很容易看出来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谷仓坡道两侧的石头，尽管那里从未发生过值得纪念的事，但对我来说，它们同样异乎寻常，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坡道的一边，有一块光滑的白色大石头，突出来，傲视着其他石头，所以那一边对我来说有种宽广辽阔的感觉，我总是选择爬那一边，而不会选择另一边，因为另一边的石头颜色更深，都挤在一起，感觉非常狭隘小气。同样，这个牧场上的每一棵树也具有独特的姿态和风采——榆树看起来宁静安详，橡树盛气凌人，枫树平易友好，山楂树老迈暴躁。甚至河滩上的坑也拥有截然不同的个性。我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廉价处理了坑里的砂砾。春天退潮时，坑里会装满水，可能那个时候最容易看出它们的特点。有一个坑小、圆、深而完美，有一个像尾巴一样摊在那里，有一个坑很宽，没有确定的形状，因为水太浅，总是露出一道小小的水岭。

迈克看待这一切的角度与我完全不同。因为我与他在一起，我的视角也改变了。我既从他的角度也从我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些东西，我看问题的方式本质上难以言传，所以只能缄默不语。而他总是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坡道一边的灰白大石头是向下跳的垫脚石，奋力小跑几步，然后从大石头上跳到空中，越过下面斜坡上的小石头，降落在马厩门口结实的泥地上。所有的树都是用来爬的，尤其是房屋旁边的那棵枫树，可以爬到它的树枝上，然后跳到阳台的顶上。那些砂砾坑功能更加简单。我们像动物扑向猎物般大吼着，在深草丛中猛跑一阵，然后跳进坑里。迈克说，要是再早几个月，这些坑里有更多的水时，我们可以造一个筏子。

我们研究了一番这个计划，把河考虑了进去。但是八月份的河，与其说是一条水道，倒不如说是一条石路。我们根本没法坐到筏上沿河水漂流，或者在河里游泳，而只需脱掉鞋子涉水过去——从一块露出水面雪白光滑的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在水面下满是水垢的石头上滑步而行，从一簇簇扁平叶荷花和其他水生植物中间奋力开路行进。关于其他水生植物，我要么想不起来它们的名字，要么干脆不知道它们的名字。（野生欧洲防风草？水毒芹？）它们长得如此稠密，好似扎根在小岛上或者陆地上，但实际上，它们是从河道的淤泥里长出来的，它们像蛇一样弯曲盘绕，总是绊住我们的腿。

这条河也流经会镇上，沿着这条河向上游走，可以看到那座双跨的公路桥。我一个人或只带着兰杰的时候，从没走到公路桥那么远的地方，因为那里一般都会有镇里的人。他们在河边钓鱼，当河水涨得足够高时，男孩子会从桥上的栏杆向下跳。这会儿他们没法跳水玩，但很可能有一些会在桥底下玩水，弄得桥下水花四溅——他们会大吼大叫，恶声恶气，镇里的孩子总是那样。

另一种可能性是那里会有流浪汉。但我没对迈克说这些，他在我前面走，好像公路桥只是一个普通的目的地，那里不存在任何不快或禁忌。声音传过来了，就像我预期的一样，是男孩子们的喊叫声——这让你觉得那座桥是他们的。兰杰一直跟着我们走了那么远，一路上都无精打采的，但这会儿它突然朝岸边转过去。彼时它已是一只上了岁数的老狗，它从不随意地喜欢小孩子。

有一个人在那里钓鱼，不是坐在桥上，而是在岸边。兰杰从水里出来时弄出了些动静，那个人对此骂了几句脏话。他问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那条烂狗关在家里。迈克径直向前走，好像那个人只是对我们吹了声口哨，然后，我们从桥荫下经过，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走到那里。

桥面就在我们的头顶，光线从厚板之间的缝隙里洒下来。正好当时有一辆汽车从上面驶过，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光线也被挡住了。这期间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抬着头向上看。桥下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不只是河流的短暂延伸。那辆汽车过去之后，太阳光又从缝隙里照射下来，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泛起许多艳异的光泡泡，反射到水泥桥墩上。迈克大喊了一声，看看有没有回声，我也学着他喊了一声，但没他声音洪亮，因为岸边的男孩子和桥那边的陌生人让我恐惧，更甚于流浪汉。

我读书的学校在乡下，远在农场之外。注册上学的人严重缩水，以至于我所在的班级里只有我一个孩子。但迈克从春天开始就在镇里的学校上学，所以这些男孩子对他来说不是陌生人。如果他的父亲没有想着工作的时候把他带在身边，好时不时地看着他，迈克很可能是在跟那些男孩子一起玩，而不是跟我在一起。

那些镇里的男孩子和迈克之间一定说了几句打招呼的话。

嗨。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跟你一起的是谁呀？

不是谁。就是她。

呐呀呐呀。就是她。

当时他们正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占据了每一个人的全副精力。每一个人，包括河岸更远处专注做事的几个女孩子。尽管我们所有人早已过了孩童的年纪，那时男孩女孩一起玩是多么稀松平常啊。她们可能是跟着那些男孩子从镇里出来的——假装不是跟随他们来的——或者也有可能是男孩子想要骚扰她们，一路跟着她们来的。不管怎样，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游戏已经初具雏形，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所以男孩女孩之间平日里的拘束就被打破了。这个游戏，玩的人越多越有意思，所以迈克自然也参与进去，而且把我也拉进去一起玩。

这是一个模拟战争的游戏。男孩子们分成两支队伍进行战斗，他们躲在用树枝简单搭设的防御工事后面、粗糙锋利的草丛里、比我们还高的芦苇和水草里。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用黏土捏成的泥球，约有棒球那么大。正好有一处地方可以专门提供黏土，那是一个挖空的灰色泥坑，被水草半掩着，泥坑有一部分在河岸上（可能正是因为发现了它，他们才想起来玩这个游戏）。女孩子们就在这里为男孩子们准备“弹药”。把黏土捏成一个球状物，用力拍得尽可能紧实——里面可能掺了砂砾，或用草、叶子、随手捡的小树枝来加固，但绝不会故意放石头进去——必须要做很多这样的球，因为它们只能扔一次。不可能把没有击中目标的球捡起来重新捏到一块再用。

战争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如果被球击中头、脸或躯干——球的官方名称是“炮弹”，就必须倒下“死去”。如果被击中的是胳膊或者腿，也必须倒下，但只是“受伤”。这时候，女孩们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爬到战场上，把受伤的士兵拖到踩平当作医院的地方。她们把树叶敷在“伤口”上，“伤员”应该躺着不动，直到从一数到一百，然后他们才可以起来继续战斗。“牺牲”的士兵直到战争结束才能起来。当一方所有士兵都“阵亡”的时候，战争结束。

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也分为两方。但因为女孩子的人数没有男孩子的多，所以不可能每个女孩只为一个士兵供应弹药、当护士。所以女孩子中间同样也有联盟。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一堆炮弹，为特定的几个士兵提供保障，当一个士兵受伤倒下时，他会喊一个女孩的名字，这样她就可以尽快把他拖走，并包扎好“伤口”。我为迈克制造武器，他喊的也是我的名字。当时那里闹哄哄的——不停地有人喊“你死了”，语气要么是胜利欢呼的，要么是义愤填膺的（义愤填膺当然是因为本来应该“死”的人总是企图偷偷跑回去继续战斗），此外还有狗叫声，不是兰杰，它不知怎么也加入了战斗——各种声音非常杂乱，所以必须时刻留心侦听那个喊你名字的男孩的声音。当听到声音传来时，全身肌肉立马紧张，好像电流疾驰而过，内心顿生一种迫不及待想要献身的感觉。（至少我是这种感觉，我和其他女孩儿不同，因为我只为一个士兵提供服务。）

我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跟这么多人一起玩过。身为奋力拼搏的庞大集体中的一员，却在众多成员中被挑出来，誓为一个战士效命，这种感觉真是美妙。当迈克“受伤”的时候，他一直紧闭双眼，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我用黏糊糊的大叶子敷在他的额头上和脖子上——还要把他的衬衫掀起来——拍在他那白白嫩嫩的肚皮上，肚皮上还能看到他可爱娇弱的肚脐眼。

这种战争很难分出胜负。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游戏因为争论和大量的“死者复活”而自行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平躺在河水里，想把身上的泥土洗掉。我们的短裤和衬衫被弄得脏兮兮，不停向下滴水。

那时已近黄昏，迈克的父亲准备收工离开了。

“老天。”他说。

我们家有屠宰动物或其他额外的活儿要做时，都会找一个临时工来帮我父亲。这个临时工看起来像一个老顽童，呼吸喘促。他喜欢抓住我，挠我痒痒，直到我感觉自己笑得都快窒息了才放开。没人阻止他这么做。我母亲不喜欢他这样，可我父亲告诉她那只是闹着玩儿。

他在院子里，给迈克的父亲打下手。

“你们两个在泥地里打滚了，”他说，“这下你俩可得结婚了。”

站在纱门后面的母亲听见了他说的话。（倘若那两个人知道我母亲在那里，谁都不会说出上面那样的话。）我母亲走出来，在评论我和迈克的模样之前，先用一种压低的、责备的声音对那个临时工说了几句话。

我听到了只言片语。

像兄妹一样。

那个临时工盯着自己的靴子，无奈地笑笑。

她错了。其实那个临时工说的更接近事实。我们不像兄妹，至少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兄妹。我只有一个弟弟，那时候他还是个婴儿，因而我不知道有个哥哥是什么感觉。但我们也并不像我知道的那些夫妻。首先，他们年龄更大；其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几乎都认不出对方。我和迈克就像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我们对彼此的爱意已经不需要太多外在的表示。至少对我来说，那是神圣庄严又让人心动的。

我知道那个临时工是在暗示说我们做爱了，尽管我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做爱”这个词。因为这，我更加恨他，比往常更甚。但严格来说，他错了。我们没有各种示爱、各种爱抚和各种越轨的亲昵行为——所以没有费劲寻找隐蔽之地，也没有互相抚摸获得快感或者遭遇挫败，更没有接踵而来的赤裸裸的羞愧感。这样的场景曾发生在我和一个堂兄以及几个稍微比我大一些的姐姐之间，她们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以前就不喜欢那几个伙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就更不喜欢了，甚至在我自己的意识里，都气呼呼地否认这些事曾经发生过。这些胡作非为，不可能发生在我喜欢或者尊重的人身上——只会是那些让我讨厌的人，就像身上那些让我憎恶却抑制不住笑出来的痒痒一样讨厌。

我对迈克的感觉已经从淡淡的喜欢，转变成了布满全身各处、令人感到刺激的兴奋和柔情，另一个人的存在让我赏心悦目，心满意足，激动不已。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我就迫切渴望见到他，渴望听到钻井人的卡车在我家车道上颠簸而行的咔嗒声。我爱慕他的后颈，他的头形，他紧蹙的双眉，他长长的光脚趾，他脏兮兮的胳膊肘，他洪亮自信的声音，还有他的气味，但我丝毫没有流露出来。我欣然甚至虔诚地，接受了我们之间形成的这种无须解释、不必强求的关系——我帮助他，仰慕他，而他指导我，时刻准备保护我。

有一天早上，卡车没来。当然，那天早上一切工作都已结束，水井上加了盖子，水泵重新启用，大家对清澈的井水惊叹不已。那天午饭的时候，桌边少了两把椅子。老迈克和小迈克一直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小迈克和我从不说话，也不怎么看对方。他喜欢把番茄酱涂到面包上。他父亲跟我父亲谈话，内容大都关于水井、事故和地下水位。我父亲说迈克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眼里只有工作。不过，他——迈克的父亲——几乎每次说完话都会哈哈大笑一声。笑声听起来孤寂深沉，好像他还在井底一样。

他们没有来。工作已经干完了，他们没理由再来。原来在我家的这份工作，是钻井人在我们村接到的最后一份活儿。在其他地方还有活儿等着他去做，他想趁着天气好，尽早把它们干完。像他那样住在旅馆的人，只需要把行李打包，提包走人即可。他恰恰是这么干的。

为什么我当时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呢？是因为没有告别？是因为那天下午迈克爬到卡车上时我没有意识到他将永远离开？还是因为那天满载所有设备的卡车在车道上最后一次蹒跚而行时没有挥手，也没有向我回头——就算回头也没看？当井水涌流出来的时候——我至今都记得当时大家都围过来品尝新出的井水——为什么我就没有反应过来，对我来说，这一切已然终结？我现在想，当初是不是仔细思量过，打算不把分别这件事看得太重，不进行告别，这样我——或者我们——就不会太伤心苦恼。

在那个年代，似乎人们不太会顾及小孩子的感受。不管是痛苦或是压抑，都由孩子们自己承受。

我没有从此苦恼不堪。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没让任何人发觉我有任何异常。那个临时工每回看到我都会揶揄我（“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把你甩啦？”），但我无动于衷。

我肯定早就明白迈克迟早有一天会离开。就像我知道兰杰已经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一样。我可以接受未来的别离——只是直到迈克消失，我才真正明白别离的滋味。我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仿佛经历了一场山体滑坡，所有的一切都被冲刷掩埋，而我，只知道迈克离开了。从此以后，每次看到过道上的那块白色大石，我都会想起他，所以我开始讨厌看到那块大石。同样，我也讨厌看到那棵枫树的树枝。后来我父亲因为树枝离房子太近将其砍断，看到留下的那个树疤，我也讨厌。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穿着秋天的大衣，正站在一家鞋店的门口，我母亲当时在店里试穿鞋子。我听到一个妇女喊“迈克”。她从鞋店门口跑过去，嘴里喊着“迈克”。我顿时非常确信这个我不认识的妇女就是迈克的母亲——虽然迈克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知道他的母亲没有死，而是跟他父亲分开了——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又回到了镇上。我没有考虑他们这次回来是短暂停留还是永久定居，而是冲出了鞋店，这样我马上就能看到迈克了。

那妇女追上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他在鞋店隔壁食品杂货店前，从人行道上放着的一筐苹果里拿出一个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我停下脚步，一脸怀疑地盯着这个小孩，好像刚刚目睹了一场荒诞离奇的魔法。

很常见的名字。只是一个脸扁扁的、顶着一头脏兮兮的金发的笨小孩。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胸腔里仿佛发出阵阵嚎叫。

珊妮到阿克斯布里奇的汽车站接我。她身材高挑，肤色亮丽，银棕色的鬈发用不对称的发梳卡子从脸颊两侧推到脑后。即使发胖——这次见她的确比上次胖了——她看起来也不像发福的家庭主妇，依然像一个端庄的少女。

她一如既往地用她的生活席卷了我。她跟我说本来以为来接我会迟到，因为那天早上，克莱尔的耳朵里进了一只虫子，所以必须把她送到医院把虫子冲洗出来。然后她家的狗在厨房的台阶上吐了，很可能是因为它讨厌这趟旅行，讨厌现在的家和乡下。当她——姗妮——开车来接我时，约翰斯顿正指挥儿子们把狗的呕吐物清理干净，因为是他们坚持要养狗的；而克莱尔仍在不停地抱怨她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

“要不我们找个安静优美的地方，一醉方休，再也不回去了？”她说，“不过，我们还是得回去。约翰斯顿邀请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朋友的妻子和孩子都去了爱尔兰。他们想去打高尔夫。”

珊妮和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就是朋友。我们的孕期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两个可以穿同一套孕妇装。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找一天，在我家厨房或她家厨房里聚一下。期间，总有孩子来捣乱，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睡眠不足而头脑发昏，我们一边喝着浓浓的咖啡，抽着香烟，给自己提神，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争吵、个人的不足、那些有意思但不光彩的初衷，以及我们曾经的理想抱负。我们同时在读荣格的著作，并尝试解释我们的梦。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本应该整天忙着生儿育女，本应该处于一种母爱泛滥、孕傻迷糊的状态，但我们仍然强迫彼此讨论西蒙娜·德·波伏瓦、阿瑟·库斯勒 [1] 和《鸡尾酒会》 [2] 。

我们的丈夫完全没有这种心境。当我们试图与他们谈论这类话题时，他们会说，“哦，不就是文学嘛”或者“你听起来像‘哲学101问’”。

如今，我们都搬离了温哥华。只不过珊妮是以常规的方式离开的，她的丈夫、孩子和家具同她一起搬走，原因很寻常——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而我，离开的原因则是标新立异的，只在某些特殊的圈子里获得过大力支持，但没能长久存留，而是转瞬即逝——离开丈夫和房子，以及结婚后获得的所有东西（当然孩子们除外，她们需要时不时被送到我身边），希冀过上一种不需要虚伪、不剥夺自我和不感到羞耻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多伦多市一幢房子的二楼。楼下住着房东一家，他们十二年前从特立尼达搬到这里。那条街上上下下都是老旧的砖房，这种房子都有阳台，窗户又高又窄，这里以前住着卫理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他们都叫亨德森、格里沙姆和麦卡利斯特之类的名字。如今，房子里住满了黄褐色或者棕褐色皮肤的人，他们说的英语我很不熟悉，我甚至无法确定他们说的是不是英语。空气中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他们又辣又甜的烹饪味。我对所有这些都很满意——因为这让我感觉自己做了真正的改变，这是从婚姻的枷锁里逃脱出来必经的漫长旅途。然而，要让我十岁和十二岁的女儿对此有同感，就太强人所难了。我离开温哥华的时候是春天，我的女儿们一放暑假就到我这里来了，本打算待满两个月。但街上的气味让她们作呕，嘈杂的声音令她们心生恐惧。当时天很热，即使晚上吹着我买的电扇，她们还是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而后院的派对常常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

即便我带她们去科技中心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去博物馆和动物园，在百货商场有冷气的饭店请她们吃饭，泛舟游玩多伦多岛，也无法弥补她们在这里没有朋友的缺憾，无法让她们接受我努力提供给她们的不完整的家。她们想念她们的猫，想回到自己的房间，渴望有个让她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居住环境，享受在家无所事事悠闲自在的时光。

刚开始她们并没有抱怨。我曾听到大女儿对小女儿说：“得让妈妈觉得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难过的。”

但后来还是爆发了。指责，痛苦的坦白（我甚至觉得，她们为了我夸大了境遇的悲惨）。小女儿大声哭着说：“你为什么就不能住在家里呢？”大女儿怨恨地告诉她：“因为她讨厌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问出了几乎同样的问题，然后他自己给出了几乎同样的答案。我把她们的机票改签，帮她们打包行李，送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都在玩大女儿教给我们的一个傻乎乎的游戏。首先必须选一个数字——27或42——然后从车窗望出去，数着看到的男人，第27或第42个男人，就是你必须要嫁的男人。我一个人从机场回来以后，开始整理所有能让我想起她们的东西——小女儿画的漫画，大女儿买的《魅力》杂志，还有各种各样她们在多伦多才穿戴但在家不会碰的首饰和衣服——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垃圾袋。以后每次想到她们的时候，我都差不多做同样的事——我将我的心牢牢锁住。有些悲痛我可以忍受——那些跟男人有关的悲痛。但有些悲痛——跟孩子有关的悲痛——我忍受不了。

我恢复到她们来之前的生活模式。早上不再做早饭，而是每天都到意大利便利店喝咖啡，吃新鲜出炉的面包卷。一想到这种可以不用做家务的生活，我就十分陶醉。对于那些每日清晨坐在窗后的凳子上或是人行道摆放的桌子旁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精美绝伦的，而只是孤单落寞、陈腐无味罢了，从他们脸上的神情，我能觉察得到，这是我之前从未留意过的。

回到家，我会坐在一张木桌前连续写作几个小时。桌子摆在窗户底下，那里以前是阳光房，现在临时当厨房用。我一直都希望能够靠写作为生。太阳很快把这个小房间照得很热，我的大腿后侧——我都是穿着短裤——会粘到椅子上。我能闻到我的塑料拖鞋因为吸收脚汗而发出的香甜的化学怪味。我喜欢这味道——这是我辛勤劳动的味道，我还希望，也是我文学成就的味道。我现在写的东西，并不比以前写得好多少，那时经常是一边煮着土豆或者听着洗衣机砰砰旋转，一边写东西。只不过，现在写的东西比那时候多，而且也没有更糟——仅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然后很有可能跟某个女性朋友约着见见面。我们会去皇后大街，或者鲍德温街，或者不伦瑞克街，坐在小餐馆前面人行道上摆的桌子边，一边喝着酒，一边聊我们的生活——主要是聊我们的情人，但我们感觉说“情人”怪不自在的，索性把他们称为“和我们关系密切的男人”。有时候，我会去见和我关系密切的那个男人。两个孩子住在我那里的时候，他被赶走了，尽管我曾两次打破惯例，把女儿们留在冷气很足的电影院，自己跑去找他。

我离婚之前就认识这个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在他面前——在其他所有人面前——装出一副事实并非如此的样子。我和他见面时，努力让自己无忧无虑，让精神自由自在。我们会交换轶闻——我保证自己有料——我们为此开怀大笑，然后到山涧散步，但我真正的目的就是引诱他跟我做爱，因为我当时认为性爱的狂热激情可以把人们最好的自我融成一体。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实在愚钝无知，甚至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幽会之后，有时我会非常快乐——冲昏了头脑，同时又安全感十足——但其他时候，我会像石头一样沉沉地躺在那里，疑虑不安。他离开之后，我能感觉到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涌出。这可能是因为我瞥见他的某个背影，或者因为他的逢场作戏，或者他拐弯抹角给我的警告。窗外夜幕降临，这时后院的派对就会开始，起初是各种音乐声、呼喊声和挑衅声，后面可能会变成打架的声音。我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这些声音咄咄逼人，而是因为一种虚无感。

在这种心境下，我给珊妮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去乡下过周末。

“这儿景色优美。”我说。

但是开车驶过的乡村景色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小山不过是一连串的绿色隆起物，有些山上还有奶牛。杂草丛生的溪流上架着低矮的水泥桥。这里的干草用新式方法收割，卷起来，堆在地里。

“等会儿你看到房子就知道了，”珊妮说，“这里很脏。管道里曾有一只老鼠。死的。我们的洗澡水里总会有些小毛毛。现在已经弄出来了，但谁知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她没有问我的新生活——是因为世故练达还是不尽认同？或许她只是不知如何开口，觉得难以想象。就算她问了，我也不会说实话，或不全是实话。做这个决断很艰难，但我必须这么做。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们，但这或许就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正在学着给男人自由，也让自己自由。我也在学着不把性看得那么认真，这对我来说不容易，因为我起初并非如此，而且我也不年轻了，但我正在学习。

一个周末，我想。但感觉非常漫长。

房子砖墙上还留着走廊被拆掉的痕迹。珊妮的儿子们正在院子里撒欢跑着。

“马克把球弄丢了。”大儿子格雷戈里喊道。

珊妮让他跟我打个招呼。

“你好。马克把球扔过棚子了，我们找不到球了。”

一个三岁的女孩从厨房里面跑了出来，我上次见到珊妮的时候她刚出生。然后她突然停住，看到陌生人有点吃惊。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告诉我说：“有一只虫虫在我的头里面飞呢。”

珊妮抱起她的女儿，我提起装着过夜要用的行李袋，我们一起走进厨房，厨房里迈克·麦卡勒姆正在往一片面包上抹番茄酱。

“是你。”我们几乎同时脱口而出。我们笑起来，我跑向他，他走向我。我们握了握手。

“我以为是你父亲呢。”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到了那个钻井人。我当时想的是，那个看起来很面熟的男人是谁？一个男人身形如此轻巧，从井里爬进爬出时如履平地。整齐的短发已经开始变灰，深邃的眼窝，浅色的眼睛，精瘦的脸颊，看起来脾气不坏，但神色严峻。习惯性的拘谨，但并不惹人讨厌。

“不可能了，”他说，“爸爸已经过世了。”

约翰斯顿拎着高尔夫球袋走进了厨房，跟我打招呼，催促迈克动作快点。珊妮对他说：“亲爱的，他们两个认识。他们以前就认识。非常熟悉。”

“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迈克说。

约翰斯顿说：“真的吗？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们异口同声说出他打算说的话。

“世界真小。”

迈克和我仍然看着对方，笑着——我们似乎要向对方证明，珊妮和约翰斯顿认为不可思议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好运大爆棚，我们自己也喜出望外。

两个男人不在的整个下午，我一直幸福感十足。我为晚餐准备了一个蜜桃派，给克莱尔读书，好让她消停下来睡午觉。这期间珊妮带着男孩子们去满是浮渣的小溪里钓鱼，但一无所获。然后，她和我坐在前厅的地板上，重新做回旧时好友，一边喝酒，一边聊书，而不是聊生活。

迈克的记忆跟我的记忆内容各不相同。他记得曾在某个狭窄的旧水泥地基顶上四处游走，假装那是最高的建筑物，如果失足掉下去，我们会摔死的。我说那一定是其他地方，接着我想起有一个浇筑好的车库的地基，但那个车库一直没建起来，位置就在我家的车道和大路相接的地方。我们在那上面走过吗？

走过。

我记得想在桥下大声喊，但又害怕镇里的孩子。他不记得有什么桥。

但我们都记得泥土炮弹，和那场战争游戏。

我们一起洗碗，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情聊天而不至失礼。

他告诉我他父亲是怎么去世的。他从班克罗夫特干完活儿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

“你的父母都还健在吗？”

我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已经再婚。

在某个时刻，我告诉他，我和我的丈夫分开了，如今住在多伦多。我还告诉他，我的孩子们过去和我住了一段时间，眼下和她们的父亲一起过暑假。

他告诉我他住在金斯顿，但刚搬去不久。他是最近通过工作认识的约翰斯顿。他和约翰斯顿一样也是土木工程师。他的妻子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出生，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在加拿大工作，是一名护士。现在她回爱尔兰的娘家了，在克莱尔郡。孩子们也跟她回去了。

“几个孩子？”

“三个。”

洗完碗碟之后，我们回到前厅，提出和男孩子们一起玩拼字游戏，这样珊妮和约翰斯顿就可以出去散步。玩了一局后，到了约定的睡觉时间。但是他们说服我们再来一局，所以他们的父母回来时，我们还在玩。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约翰斯顿说。

“还是那一局，”格雷戈里说，“你说的我们可以玩完那一局，而那一局还没结束。”

“我打赌是的。”珊妮说。

她说那个夜晚非常美丽，她和约翰斯顿都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有住家保姆帮他们看孩子。

“昨天晚上我们甚至去看电影了，迈克在家照看孩子们。一部老片子。《桂河桥上》。”

“是《桂河大桥》。”约翰斯顿说。

迈克说：“反正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了。好几年前看的。”

“这个电影超赞，”珊妮说，“只是结局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结尾不该如此。当亚历克·吉尼斯 [3] 看到水里的引线时，还是早上，他就能意识到有人要炸桥？然后他变得非常狂暴，一切都变得如此复杂，每一个人都要死，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我觉得他本应该看到引线，知道会发生什么，待在桥上，和桥同归于尽。我觉得这样才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这样的话会更有戏剧效果。”

“不，我觉得不会，”约翰斯顿说，语气好像此前进行过这样争论一样，“那样的话，哪里还有悬念？”

“我与珊妮看法一致，”我说，“我也记得看完后觉得结局太复杂。”

“迈克呢？”约翰斯顿说。

“我觉得很好，”迈克说，“原本的剧情很好。”

“男人对女人，”约翰斯顿说，“男人赢。”

然后他让男孩子们把拼字游戏收拾起来，他们照做了。但格雷戈里想去看星星。“只有这里才能看到星星，”他说，“在家里，只能看到灯光和垃圾。”

“说话注意！”他父亲说。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就五分钟。我们都走到外面，仰望星空。我们寻找领航星，紧挨着北斗七星斗柄处的第二颗星。如果你能看到那颗星，约翰斯顿说，那说明你的视力非常好，能够进空军，至少二战期间可以。

珊妮说：“我能看到，可那是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它在那儿。”

迈克说他也一样。

“我能看见它，”格雷戈里不屑一顾地说，“不管我知不知道它在那里，我都能看见。”

“我也能看见。”马克说。

迈克站在我前面一点，我们站在同一边。他其实离珊妮比离我近。我们后面没有人了，我想碰一下他——只是假装无意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或者肩膀。如果他没有闪开——出于礼貌，以为我真是不小心碰到的——我就会用一根手指摸一下他露在外面的脖子。如果我俩互换位置，他会不会也这么做？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专注于此而非星星？

然而，我有种感觉，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会自我克制。

因为这个原因，那晚他当然也一定不会到我的床上来。因为风险太大，所以无论如何可能性都为零。楼上有三间卧室——客房和主卧都通向那间孩子们睡的大卧室。任何人想要进入两间小卧室，都必须经过孩子们的房间。迈克昨天晚上睡在客房，今晚他搬到楼下前厅的折叠沙发床上睡。珊妮给他拿了干净床单，把他昨晚睡过的床直接留给我用了，她没有把他睡过的床单撤下来，也没有给我拿新床单再铺上。

“他很干净，”她说，“再说你们还是老朋友。”

躺在他躺过的床单上，我晚上也没有睡得多么安稳。我在梦里总能闻到床单上的水草味、河泥味和烈日下的芦苇味。但现实中并没有这些味道。

我知道，不管风险多小，他都不会到我这里来。这么做确实太低级庸俗，尤其是在朋友家里，这些朋友将来——如果现在还不是的话——也会成为他妻子的朋友。再说，他怎么能确定那就是我想要的？或者那就是他想要的？即便我自己也不能确定。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在特定时间内对跟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忠贞不贰的女人。

我睡得很浅，不断地做情欲横流的梦，中间穿插着让人气愤、不愉快的片段。有时候迈克都准备好要配合了，但我们却遇到了各种障碍。有时候他又偏离了正常轨道，比如他说他给我买了一件礼物，却放错了地方，对他来说，找到这份礼物意义非凡。我告诉他不用在意，我不在乎礼物，因为他本人就是我的礼物，他就是我过去爱而且一直爱的人。我就是这么说的。但他还是一门心思要找礼物。有时候，他还责备我。

整个晚上——或者至少是每次我醒来的时候，我不断地醒来——我都能听到窗户外面蟋蟀的歌声。起先我以为是鸟叫，不知疲倦的夜鸟合唱的声音。我在城市里住得太久了，都忘了蟋蟀也可以发出瀑布般完美的叫声。

有一点也必须记录下来，有时候我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异常清醒。你到底对这个男人了解多少？他又了解你多少？他喜欢什么音乐？他的政见是什么？他渴望什么样的女人？

“你们俩睡得好吗？”珊妮问。

迈克说：“躺下就睡了。”

我说：“不错，还好。”

那天早上，有个家里有泳池的邻居邀请所有人到他家吃早午饭。迈克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更想到高尔夫球场去。

珊妮说：“当然可以。”然后看着我。我说：“嗯，我不知道我——”然后迈克说：“你不打高尔夫，对吧？”

“不打。”

“不过你可以来当我的球童。”

“我可以来当你的球童。”格雷戈里说。他已经准备好不管我们去哪里都跟着我们，因为跟我们在一起比跟他父母在一起更自由更有趣。

珊妮不同意。“你跟着我们。你不是想去泳池吗？”

“所有的小孩都在那个池子里撒尿。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我们出发前，约翰斯顿提醒我们天气预报说有雨。迈克说我们碰碰运气。我喜欢他说“我们”，我喜欢和他一起开车出去，坐在妻子坐的副驾驶座位上。一想到我们是一对儿，我就很开心——我知道这种开心就像青春期少女的开心一样让人飘飘欲仙。为人妻的想法对我充满了诱惑，好像我从没做过妻子一样。与我现在真正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难道我真的能与真爱一起安定下来，以某种方式除却与自己不搭调的部分，而感到幸福快乐？

但当我们两个人独处时，还是有点拘谨。

“这里的乡村景色还是很漂亮的吧？”我说。那天我是真心这么想的。满天白云映衬下的小山，比昨天耀眼日光照射下的看起来更加柔和。夏末的树叶渐次凋零，很多树叶的边缘已经开始泛黄，有些已经变成了褐色或红色。现在我已经认得不同树的叶子了。“橡树。”我说。

“这里是沙质土壤，”迈克说，“这一带都是——他们称之为橡树岭。”

我说爱尔兰应该很漂亮。

“有些地方却很荒芜。都是光秃秃的石头。”

“你的妻子是在那里长大的吗？她有没有可爱的爱尔兰口音？”

“如果你听到她说话，应该会觉得她有。但她回去后，大家都说她的口音已经变了。他们说她听起来就像美国人。他们总是说美国人——似乎都不屑于说加拿大人。”

“你的孩子呢？我猜他们完全没有爱尔兰口音吧？”

“没有。”

“那他们是——儿子还是女儿呢？”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讲述我生活里的矛盾、忧伤和需求。我说：“我想念我的孩子们。”

但他什么也没说。没有同情的话，没有鼓励的话。或许他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谈论我们的伴侣或孩子不太合适。

不久之后，我们把车停在了俱乐部旁的停车场，他非常大声地说——好像是为了缓和刚才的不自然——“看来雨把星期天来打高尔夫的人都吓回家了。”停车场只有一辆车。

他下车，到售票厅买了票。

我从没到过高尔夫球场。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两场高尔夫球赛，但都不是我主动要看的。我只记得有些高尔夫球杆被叫作铁杆，或者说铁杆就是指球杆，有一种被称为九号铁杆，球场也有自己专门的名称。当我告诉他这些时，迈克说：“你或许会无聊。”

“如果感觉无聊，我就到处走走。”

这话似乎让他很高兴。他把暖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会有机会散步的。”

我的无知并没有多大影响——当然我也不是真的非得要给他捡球——而且，我也没觉得无聊。我需要做的就是跟着他走来走去，看他打球。我甚至都不需要看他。我可以看着球场四周的树——树很高，树冠枝叶茂盛，树干纤细修长，我不确定树的名字——洋槐？树叶偶尔随风飘动，但我们在下面根本感觉不到有风。那里还有成群的鸟，画眉或欧椋鸟，所有鸟飞过时都很匆忙，但只是从一个树梢飞到另一个树梢。我想起来鸟的确有这个习惯。在八月份，甚至七月底的时候，它们就开始齐聚一堂，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为南下过冬做准备。

迈克时不时地说句话，但几乎不是对我说的。我也没有必要回答他，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回答。不过我觉得他那天说的话比他一个人打球时说的话要多。他没头没脑的话是对自己的责备、低调的祝贺或警告，甚至有时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话——只是发出某种可以传达意思的声音。如果两个人长期亲密生活在一起的话，这种声音的确可以在这亲密无间中传情达意。

这就是我那时该做的——给他一种更宽广更开阔的自我观念。可以说是一种让人更加舒服的观念，安心地让人填满他的孤寂。如果把我换作另外一个男人，或是他感觉跟他没什么既定关系的女人，他不会期望以这种方式获得这种观念，或者像现在这么自然这么轻易地提出要求。

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感到了无尽的幸福。晚上给我阵阵疼痛的情欲，那时候都被抑制了，被削减成了一簇纯净的火焰，异常专注，如妻子一般。我跟着他放球、选球、考量、眯眼和挥杆，看着球飞行的轨迹，飞向我们挑战的下一站，飞向我们不远的未来。我每次都觉得他打得非常好，但他老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途中，我们几乎不说话。会下雨吗？我们说。你有没有感觉到雨滴？我似乎感觉到了雨滴，可能不是。这不是在专门讨论天气——而是在打球这个大背景下的谈话。我们能不能打完这一局？

结果是不能。开始是一个雨点，绝对是雨点，接着又是一个，然后雨花飞溅。迈克沿着球场望去，原来的白云变成了深蓝色。他说：“该来的还是来了。”语气中没有什么特别的警示，也没有大失所望。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他的包，并将其扣紧。

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距离俱乐部最远的地方。鸟儿们的动静更大了，在空中焦躁不安犹豫不决地盘旋。树梢在摇摆，而且有一种声音——仿佛就在我们头顶上方——听起来就像浪潮满卷着石块拍打着海滩。迈克说：“好吧。我们最好躲一躲。”他拉起我的手，匆匆穿过一片已经修剪过的草地，跑进球场和小河之间的灌木丛和高高的野草丛中。

与野草相邻的灌木叶子是深色的，看上去工工整整的，好像被人专门设作篱笆似的。但它们仍连成一丛，肆意生长。看起来好像密密匝匝，无法从中穿过，但靠近仔细看，能发现有一些小的空隙，可能是动物或者过来找高尔夫球的人踩出的小路。地面稍微向下倾斜，一旦穿过不规则的灌木墙，就能看到一条河——门口的招牌其实就源自这条河，招牌上写着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河畔高尔夫球俱乐部。河水呈青灰色，看似在翻滚，而不像池塘里的水，即便在这骤然变化的天气里也只会露出一道小小的水岭。在河水与我们之间，有一片野草地，所有的草看起来都在开花。秋麒麟草，长着红黄钟状花冠的凤仙花，开着一簇簇粉紫色小花的荨麻（我觉得是），还有野生的紫菀。那里还有葡萄藤，牢牢攀附着一切它够得着的东西，在脚底下乱作一团。土壤松软，不是太黏。哪怕是根茎最脆弱、看起来最弱不禁风的草，也长得几乎跟我们一般高或者比我们还高。当我们停下来从这些草丛中抬头看时，能看到远处的树像一束束花一样在摇曳。有东西要从午夜般的云朵那边过来了。真的下雨了，紧随着打在我们身上的雨花而来，看起来不只是雨，好像大片的天空在自我拉扯，向地面压下来，匆忙而坚决地压出一个难以辨认又活灵活现的形状。在前面开路的是一道道雨帘——不是雨纱，而是厚实、猛烈拍击的帘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些雨帘，尽管我们身上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轻盈慵懒的雨滴。感觉就好像我们在透过一扇窗户向外看，直到风雨一起席卷而来扑向我们，我们才相信窗户上的玻璃会破碎。我的头发被吹起来，像扇子一样在我头上扫来扫去。我感觉接下来我的皮肤可能也会如此。

然后，我试图转过身去——我急不可待地想冲出灌木丛，奔向俱乐部，这种感觉前所未有。但我动不了。站稳都很困难——在空旷的野外，狂风随时能把人掀倒。

迈克猫着腰，头抵着野草，迎着风，挪到我前头，这期间一直抓着我的胳膊。然后，他面向我，将身体挡在我和暴风雨之间。但效果就像根牙签般微不足道。他正对着我说什么，但我听不见。他大喊了几声，我还是什么也听不见。他抓住我的双臂，两手慢慢滑向我的手腕，紧紧地握住。他把我往下拉——我们刚想改变姿势，两个人都摇晃起来——所以我们只能靠着地面蹲伏下来。我们两个挨得太近了，几乎无法看着对方。我们只能向下看，看暴雨形成的小涓流冲刷着我们脚周围的土地、被压倒的草和我们湿透的鞋子。即便这些，也必须透过从我们脸上飞奔而下的瀑布才看得到。

迈克松开我的手腕，搂住我的肩膀。他的触摸仍旧比较拘谨，而不是放松安慰式的拥抱。

我们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一直到风停住。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可能也就两三分钟。雨还在下，但只是普通的大雨了。他把他的双手拿开，我们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我们的衬衣和宽松的长裤都紧紧地贴在身上。我的头发散在脸上，好像巫婆长长的鬈发，他的头发也都平贴在额头上，像又短又黑的尾巴。我们尝试笑一笑，却几乎使不上一点儿力气。然后我们简短地拥抱和亲吻了下对方。这只是庆祝劫后余生的一种仪式，而不是我们身体本身的渴望。我们的唇轻轻滑过，光滑且冰冷，拥抱的压力让我们感到轻微战栗，身上的雨水从衣服里挤压出来。

雨渐渐地小了。我们踉踉跄跄地穿过野草丛，半数的草都被压平了，然后经过茂密却湿透了的灌木丛。整个高尔夫球场上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大树枝。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任何一根这样的树枝都可能把我们砸死。

我们在空旷的户外走着，绕开落在地上的树枝而行。雨基本上停了，天空亮堂起来。我低着头走——这样头发里的水可以直接滴到地上而不是我的脸上——我感觉到了阳光照射到我肩膀上的热量，然后抬头望向那欢畅的日光。

我静静地站着，深吸一口气，把头发从脸上甩开。是时候了。我们虽全身湿透，但还安然无恙，还能沐浴着阳光。是时候说点什么了。

“有件事我没有跟你提过。”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吃惊，就像刚才的太阳一样。不过，是一种相反的格调。他的声音有些沉重，像是一种警告——毅然决然里夹杂着一丝歉意。

“是关于我们的小儿子的，”他说，“我们的小儿子去年夏天死了。”

哦。

“他是被车轧死的，”他说，“我就是那个开车轧死他的人。从车道上往外倒车时。”

我又停下来。他跟我一起停住。我们两个都直视前方。

“他的名字叫布赖恩。他才三岁。

“当时我以为他在楼上睡觉。其他人都还没睡，但他已经上床了。然后他又起来了。

“可是，我应该看一看的。我该更仔细地看一看的。”

我脑海里想象的是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刻。他一定发出了那样的惨叫。还有孩子的母亲从房子里跑出来的那一刻。这不是他，他不在这里，这不可能发生。

在楼上睡觉。

他又走了起来，走进了停车场。我在他后面一点走。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句富于同情的、通常该说的、无能为力的话。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这些。

他没有说诸如此类的话：这是我的错，我永远无法释怀，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我已竭尽全力。

或者，我妻子原谅我了，但她也永远无法释怀。这样的话，他也没说。

这些我都知道。我知道他是一个曾跌落到谷底的人。一个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也不了解——到底谷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经历了谷底，这把他们绑在一起，发生这样的事，两个人要么会分开，要么会一辈子绑在一起。并不是说他们会一直在谷底过活。但是，他们对谷底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那个冰冷、空虚、封闭的核心地带。

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是的。但是，看起来却不是那样。有时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有时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好像他们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专门挑选出来的一样，一次挑选一个。

我说：“这不公平。”我指的是这些没有理由的惩罚，这样的打击足以让人失魂落魄，从此一蹶不振。或许，这类的遭遇，比经历众多灾难、战争和种种天灾更让人痛苦不堪。最糟糕的是，一个人因为他的行为，很可能是不经意的行为，便要独自且永久地为此负责。

这就是我所说的，但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不公平。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如此蛮横不讲理的抗议看起来几乎天真无辜，来自于那么一个原始的自我核心。天真无辜，的确如此，如果你是说这话的人，而且没有让其他人听见。

“嗯。”他温柔地说。公平与否无关紧要。

“珊妮和约翰斯顿不知道这事儿，”他说，“我们搬家以后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好像这样对我们更好。甚至对我们的其他孩子也更好——他们几乎不提起他。从未提他的名字。”

我不是他们搬家后认识的人。他们在这些人中努力开始崭新的、艰难的、正常的生活。我只是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仅此而已。一个他单方面认识而知道此事的人。

“很奇怪。”他说。他看了看四周，打开汽车后备箱，将高尔夫球袋收好放进去。

“之前在这里停车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不是看见还有一辆车停在这里吗？但我在球场上没看见其他人。我想起来了。你呢？”

我说没有。

“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又说了一遍“嗯” [4] 。

这个词我过去经常听到，是用同一种口吻说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个字就像一座桥，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联结，或是一句结语，或是无法把一件事说得更明白之时用这个词先来说点什么，或是在思考时，用上这个词。

“井是地上挖的一个洞。”那时候会这样开玩笑地接话。

这场暴风雨提前结束了泳池派对。在那里的人太多了，屋里容不下所有人，所以有孩子的人大部分都选择回家。

开车回去的路上，迈克和我都注意到，并向对方说起，我们露在外面的前臂上、手背上和脚踝周围，都有一种刺痛、发痒、灼烧的感觉。这些都是我们蹲在野草丛里时衣服遮不到的地方。我想起了荨麻。

坐在珊妮农舍的厨房里，换上干衣服，我们讲述了刚才的冒险经历，给他们看我们的疹子。

珊妮知道怎么处理。昨天她带克莱尔去当地医院的急诊室，那已经不是他们家第一次去那家医院了。早些时候的某个周末，男孩子们跑到了谷仓后面长满杂草的泥地里，回来后身上到处都是伤痕和红斑。医生说他们一定是跑进了荨麻丛里。原话是这么说的：一定是在里面打滚了。医生让冷敷，开了抗组胺涂搽的药水和一些药片。瓶子里现在还有一些药水没用完，药片也剩了一些，因为马克和格雷戈里很快就好了。

我们不想吃药——我们的情况看起来没那么糟糕。

珊妮说她曾在公路上和给她汽车加油的一个女人聊天，这个女人说有一种植物的叶子可以捣碎做成药糊，治疗荨麻疹非常有效。你们根本不需要吃药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女人说。那种植物的名字好像是牛蹄。还是冷蹄？那个女人告诉她可以在某个桥边的路堑周围找到。

她急着要那么做，她喜欢民间的偏方。我们不得不指出有现成的药水，而且已经花了钱。

珊妮很享受伺候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困境让这一家子人心情很好，将他们从浑身湿透和计划取消的无聊中解脱出来。我们两个选择一起出去，又经历了这样一场冒险——一场在我们身体上留下证据的冒险——似乎让珊妮和约翰斯顿感到格外激动。他脸上挂着逗趣的表情，她脸上则是生气勃勃的热望。如果我们带回来真正乱搞的证据——臀部的伤痕，大腿和肚子上的红疹子——他们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愉快和慈悲。

孩子们看着我们坐在那里，脚泡在盆子里，胳膊和手上笨拙地缠着厚厚的布，感到非常好笑。克莱尔看到我们光着傻乎乎的大脚丫子尤其感到高兴。迈克对着她扭动他长长的脚趾头，引发她一阵阵略带惊恐的大笑。

嗯。见或不见，结局都是一样。爱不是巧取豪夺，它知其进退。（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它总是畏首畏尾，害怕被人耻笑，害怕心力交瘁。）不危及任何东西，却似涓涓细流，若地下源泉，绵长悠远。它将安然地封存于此，历久弥新。

随后的岁月里，我和珊妮渐行渐远。我从未向珊妮打听过他的消息，她也从未主动向我提起。

那些开着粉紫色花朵的植物不是荨麻。我后来发现它们的名字叫紫泽兰。让我们过敏的所谓荨麻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其貌不扬的植物，紫色花朵的颜色更浅，它的茎上暗藏着细小锋利、能够刺穿皮肤引发炎症的毒刺，邪恶地伸展着。当时在那片生意盎然的荒草地上，肯定也有这种植物，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1] 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籍作家。

[2] The Cocktail Party ，英国作家T. S. 艾略特的喜剧剧本。

[3] Alec Guinness（1914—2000），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演员，有“影坛千面人”之称。在《桂河大桥》中饰演英国上校尼克尔森一角，并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4] 原文为“well”，也有“井”的意思。故有下文的玩笑。

熊从山那边来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菲奥娜住在自己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那个小镇上。那是幢有飘窗的大房子，在格兰特眼中，它既豪华又凌乱，地板上的地毯高低不平，杯底在桌面的清漆上印出了一个个圈纹。她母亲是冰岛人——这位强势的老太太长着一头蓬松的白发，在政治立场上是个愤愤不平的极左派。她父亲是位知名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内外备受尊崇，而在家里，却甘心俯首帖耳，总是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倾听种种怪异激愤的长篇大论。发表此类长篇大论的人形形色色，他们或阔绰或寒酸，在她家进进出出，言辞激烈高谈阔论，偶尔还有操着外国口音者。菲奥娜自己有辆小轿车，羊绒套头衫也有一大堆，但她并没有参加什么女生联谊会，原因可能就在于她家里的这些活动。

对此她倒也不在意。于她而言，女生联谊会很是可笑，政治也是一样，不过她喜欢在留声机上播放《四个叛将》，如果她觉得自己能把某位客人搅得心神不宁，有时还会把《国际歌》放得震天响。当时有个神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追求她——她说他简直就是个西哥特人——另外还有两三个体面而拘谨的年轻实习医生也对她示爱。她总爱拿那几个男人来打趣，对格兰特也是如此。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一些他那小乡镇上的土话。当她说要跟他结婚时，他觉得可能也是在开玩笑，那是个寒冷的晴日，他们在斯坦利港的海滩上，风沙把他们的脸打得阵阵生疼，海浪翻卷起一层层小沙砾冲刷到他们脚下。

“你会觉得有意思吗——”菲奥娜高声喊道，“你会不会觉得有意思，要是我们结婚的话？”

他当即就接过她的话头儿，大声喊着好呀。他真想永远都不离开她。她身上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出门前，菲奥娜发现厨房地板上有一块污印。是她那天稍早时候穿的那双廉价黑色便鞋留下来的。

“我还以为那双鞋不会再弄脏地板呢。”她一边用平常那种烦恼与茫然的语气说道，一边使劲地擦着那块看上去像是油性蜡笔涂抹的灰色污渍。

她说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种活儿了，因为她不会把这双鞋带去。

“看来以后我整日里都得穿戴整齐了，”她说，“至少也得大体上过得去。就像是住酒店那样。”

她把刚用过的抹布冲洗干净，晾在水槽下方门背后的架子上。接着她穿上那件金褐色的毛领滑雪夹克，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色高翻领毛衣和一条量身定做的浅黄褐色长裤。她是个个头高挑、肩膀窄小的女人，七十岁了，身形却依然挺直苗条，腿脚修长，手腕、脚踝纤细精致，小巧的耳朵看上去有点滑稽。她那马利筋草绒毛般轻柔的头发，已经从浅金色变成一片银白，连格兰特都没注意到究竟是何时变成这样的。她仍然留着披肩长发，就像过去她母亲那样。（这曾是让格兰特的母亲很惶恐的一件事情，她是个寡妇，住在小乡镇上，在一位医生那儿做接待员。母亲的白色长发，甚至比他们家气派的豪宅更能向菲奥娜传达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态度和政治倾向。）

然而除此之外，有着纤美身形和蓝宝石般小眼晴的菲奥娜就跟她母亲再无相似之处了。此刻她涂着红色唇膏，这使她原本有点翘的嘴唇更显突出——涂口红是她出门前的最后准备。她一如平日——直率又有些茫然，和蔼甜美却又带点儿冷嘲的意味。

一年多以来，格兰特已经注意到家里到处都贴着许多黄色小纸条。贴字条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菲奥娜总爱把事情写下来——或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本书名，或是那天她计划要完成的工作。哪怕连早上惯常的事儿她都要写下来——这样的精确让他觉得神秘又心动。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叫格兰特吃早餐。

新贴的字条有些不同。她把它们贴到了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布、刀。她一拉开抽屉不就看到里面是什么了吗？他想起一个关于战时德国兵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巡逻的故事。有个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犬都挂着标牌，上面写着“狗” [1] 字。这是为什么呢？捷克人问道。德国人回答说，因为那是一条“狗”嘛。

他本想把这个故事说给菲奥娜听，但想了想觉得还是别说了。他俩的笑点总是很一致，可万一这回她不觉得好笑呢？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镇上时从电话亭给格兰特打了电话，问他开车回家该怎么走。她出去散步，穿过田野进入树林，可回来时却沿着围栏走——绕了很大一圈路。她解释说她觉得这些围栏总是能把你带到什么地方的。

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她说到围栏时就像是在讲笑话似的，而且她毫不费劲就能记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觉得自己只是有点犯迷糊而已。”

他问她是不是一直在服用安眠药。

“就算吃了我也记不得。”她说。紧接着又说她很抱歉，自己话说得太冒失了。

“我肯定什么药也没吃。也许我还真该吃点什么呢。比如维生素什么的。”

维生素也没用。她会站在大门口，拼命想自己这是要去哪儿。她烧菜时忘记开炉火，煮咖啡时忘了往咖啡壶里加水。她还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进这幢房子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她说：“太让人震惊了。”

“她一直就有点儿这副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有一回她把毛皮大衣落在储藏室里，然后就忘记这茬儿了。从那时起，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后来她说自己原本就打算把大衣放去储藏室，只不过后来刚好又忘了，她说这就像是把一宗罪过扔在了身后一样。毛皮大衣让她有种负罪感。”

他想进一步解释，到头来却只是徒劳——他想说明，菲奥娜对这些事所表现出的惊讶和歉意，不知怎的，竟像是例行公事般的礼貌客套，却并不能真正掩藏她心底隐秘的快意。仿佛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冒险活动，或是在玩她希望他能心领神会的什么游戏。他们总会玩些两人间的游戏——胡乱说些土话啦，扮演一些他们杜撰的人物啦。菲奥娜自己造出了一些声音，或是叽叽喳喳或是腻声腻气的声音（他自然不会跟医生说这些了），那是她在怪里怪气地模仿那些跟他有过关系，而她却从未谋面也不了解的女人们。

“这样啊，嗯，”医生说，“这种事起初可能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吃不准，对吧？在看到她有恶化的征兆之前，我们真没法判断。”

短期内，无法做出明确的诊断倒也关系不大。菲奥娜现在已经不再独自外出购物了，有次在超市，格兰特一转身的工夫，她就跑没影了。一名警察发现她时，她正走在几个街区之外的马路当中。警察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张口就答了上来。然后，他又问她国家总理叫什么名字。

“我说年轻人，要是你连这都不知道，你可真不能干这么责任重大的工作。”

他哈哈大笑起来。但接下来她却犯了个错，她问他有没有看见鲍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两条俄罗斯猎狼犬，几年前她为了帮朋友的忙而收养下来，倾心尽力养到它们去世。她之所以接管它们，没准儿与发现自己似乎无法生育有关。她体内一个什么管子堵塞或扭曲了——格兰特现在也记不清了。他总是避免去细想女性器官。或者也是由于她母亲刚去世。她带着两条犬在外面遛弯的时候，它们修长的腿和丝绸般的毛发，它们那窄长、温和而坚毅的脸，跟她甚是相配。那段时间，格兰特在大学里获得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且不论他岳父有何政治污点，他的财势在那里还是很管用的）。在有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出于另外某种奇思妙想才会挑中格兰特，并对他悉心照料，爱护有加。幸运的是，他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了解到这一点。

在超市走丢的那天，吃晚饭时，她对他说：“你知道该把我怎么办了，是不是？你要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了。是叫沙洛湖？”

格兰特说：“是梅多湖。咱们还没到那一步呢。”

“沙洛湖，傻冒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有趣的猜词比赛，“傻冒湖。就是傻冒湖。”

他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抱住了头。他说即使他们真要考虑这么做的话，也绝不是让她永远待在那儿。就当是试验性治疗吧。休养疗法。

有这么一条规定：十二月份不接收病人入院。节日期间容易产生巨大的情绪波动。因此他们等到一月份，才开车前去“梅多湖”。到“梅多湖”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在开上公路之前，他们走的是条乡村小路，小路向下伸展，穿过一片已经完全冻住的沼泽洼地。沼泽地里橡树和枫树的影子像栅栏条一样交叉投映在明晃晃的积雪上。

菲奥娜说：“哦，我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正想着那件事呢。”

“只不过那次是在月色之下。”她说。

她说的是有一回他们晚上出来，在满月的清辉下来到这片映着黑色树影条纹的雪地上滑雪的事；其时就在此地，这个只有隆冬季节才进得来的地方。他们听到了树枝在严寒中断折的声音。

如果连这她都记得如此生动准确，那她还能真有这么大的问题吗？

他也只能强自忍住，没有把车子掉转头开回家去。

院长还对他讲明了另一条规定。入院头三十天内不得探视。大多数人都需要有这样一段时间让自己安顿下来。这项规定实施之前，总会有入院者哀求、哭闹或者大发脾气的情况发生，就连那些自愿入院的人也难免如此。入院三四天左右，他们就开始后悔，求着家人来把他们接回家去。有些家属心软了，于是有些人又被车子拉回家去，可是他们回去后，情况也并未改善。六个月，有时不过几周之后，这一整出折磨人的闹心事儿又得重演一遍。

“然而我们发现，”院长说，“我们发现要是把他们独自留在这儿而不加理会，他们反而会愉快平静地接受现实。后来，你要是想让他们坐巴士进一趟城，还得想方设法哄骗引诱他们才行。让他们回趟家也是如此。到了那时带他们回家已经完全没问题了，但待上一两个小时后，反倒是他们自个儿要急着按点儿赶回来吃晚饭了。那时候，‘梅多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这对二楼的那些人可不适用，我们不能让他们外出。那太难办了，况且他们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住到二楼去的。”格兰特说。

“不会的，”院长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过是想把话都先说清楚罢了。”

几年前他们也去过几次“梅多湖”，去探望法夸尔先生。那是他们的老邻居，是个单身老农。他独自住在一所到处透风的砖房里，除了添置过一台电冰箱和一台电视机，那房子从本世纪初起就没什么变化。他总是隔上一段恰当的时间就不期而至来造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他喜欢聊聊当地轶事，谈谈近期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极地探险或火器发展史等等。但自从进了“梅多湖”，他就只谈些那儿的日常。他们渐渐感觉到，法夸尔先生虽然感激他们的来访，却也因此有所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那里弥漫着的尿骚味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光线幽暗、顶棚低矮的走廊上那些壁龛里随意乱扎的塑料花束。

如今那幢老楼早已拆除了，尽管那只是五十年代的建筑，却也如法夸尔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华而不实的“城堡”，一些从多伦多来此度周末的人会住在那儿。新建的“梅多湖”是一幢通风良好的圆拱顶建筑，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宜人的淡松木香。品种丰富、货真价实的绿色植物，在巨大的陶盆里吐芽抽条，生机勃勃。

尽管如此，在无法与菲奥娜相见的那难熬、漫长的一个月中，格兰特时常想象菲奥娜就生活在“梅多湖”的旧楼里。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漫长的一个月，他是这么觉得的——简直比他十三岁时跟着母亲到拉纳克郡去走亲戚的那个月还要漫长，比他跟雅基·亚当斯刚好上那阵，她跟家人去度假的那一个月也更漫长。他每天都往“梅多湖”打电话，希望能和那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通上话。她似乎觉得他这股不依不饶的劲儿有点儿好笑，但不管怎样，相比其他护士，她就菲奥娜的情况给出的汇报更为详尽。

菲奥娜患了一场感冒，不过对刚入院的人来说这很寻常。

“就跟你的孩子刚开始上学时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接触到大量新细菌，所以有一阵子总是会染上这种或那种毛病。”

后来感冒好些了。她不必再用抗生素了，看起来也不像刚来时那么困惑了。（格兰特头一回听到“抗生素”和 “困惑”这事儿。）她胃口相当好，似乎很喜欢在阳光房里坐坐。她好像还挺爱看电视的。

在“梅多湖”原来那栋老楼里，最让人受不了的事情之一就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儿，吵闹的电视声都会打断你的思考，淹没你的谈话。有些“犯人”（那时他和菲奥娜就这么称呼他们，而不是管他们叫病人）会抬眼盯着电视，有些人还跟电视对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在那儿温顺地忍受着它的侵犯。在他的印象当中，新楼的电视被放在单独的起居室，或各个卧室里。想怎么看悉听尊便。

这样一来，菲奥娜就得拿个主意了。看什么呢？

他们住进这房子这么多年来，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节目。他们曾窥探过摄影机镜头所能拍摄到的每一种野兽、爬行动物、昆虫和海洋生物的生活，也曾追过几十部剧，剧情类似大同小异的19世纪经典小说。他们还一度沉迷于一部英国喜剧，讲的是百货公司里的故事，这部剧他们看了许多遍重播，连台词都倒背如流了。如果剧中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去世，或是离开剧组转行干别的了，他们会为此伤心；可剧中人物新生后，他们又会为那批演员的回归欢欣鼓舞。他们看着那位百货公司巡视员的头发从乌黑变成灰白，最后又从灰白变回乌黑，那些粗制滥造的布景从来没什么变化。但这些都在日渐褪去色彩；终于那些布景和最黑的头发也都变得暗淡了，仿佛伦敦街头的尘土正从电梯门底下慢慢钻进来一般，由此带来的悲伤似乎深深地触动了格兰特和菲奥娜，其影响远超过《经典剧场》 [2] 上演的任何一出悲剧，因此，不等到大结局，他们就弃剧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上了几个朋友。她无疑是在从自己的壳里往外钻呢。

什么壳呢？格兰特想问，可又忍住了，还是不要破坏克里斯蒂的一番好意吧。

要是有人来电话，他就让他们在电话里留言。与他们偶有来往的不是左邻右舍，而是住在乡间的朋友。这些人跟他们一样已经退休，而且经常招呼也不打一声就上外地去了。格兰特和菲奥娜搬过来的头几年，都是在家里过的冬。乡间过冬是一种新体验，要做的事情也不少，他们得对房子进行修缮。后来他们觉得，趁自己还走得动也应该去外面周游一番，他们去了希腊，去了澳大利亚，去了哥斯达黎加。说不定这会儿别人还以为他们是去哪儿旅游了呢。

他靠滑雪锻炼身体，但从不会滑到太远去，最远也就是到沼泽洼地那儿。傍晚时分他在屋后田野里一圈又一圈地滑雪，夕阳西下，把天空渲染得一片粉红，天空穹盖之下的乡野，仿佛被边缘泛着蓝光的冰浪所环绕。他在野地里滑够圈数，便回到光线渐渐幽暗的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打开电视看新闻。以前他们都是一起做晚饭的。一个人弄喝的，另一个人生火，两人或讨论他写的文稿（他当时正在撰写一篇研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狼群传说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在世界末日吞吃掉奥丁 [3] 的巨兽芬里厄 [4] ），或聊聊菲奥娜在读的书，或交流下他们在这既亲密共处又各自忙活的一天里产生的想法。这是他们俩最欢快的亲密时光，当然，还有他们上床后那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肌肤之亲——这种亲热倒也未必经常会使他们做爱，却能让他们确信性生活尚未终结。

有一回在梦中，格兰特将一封信拿给他曾视为朋友的一个同事看。信是他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的室友写来的，要不是这封信他早就忘了这么个人。那封信充满了伪善和敌意，用一种哀怨的方式对他进行威胁——他觉得写信的这位私下里是个女同性恋者。他早跟那个女孩好聚好散了，她应该不太可能自寻烦恼，更别说试图自杀了，而那封信显然是煞费苦心地要让他产生这样的错觉。

他那位同事虽已娶妻生子，却是最先丢开、夜不归家的那类人。他夜夜跟一个迷人的年轻情妇在地板垫褥上厮混，然后衣冠不整、带着满身毒品和香水气味就来上班或是讲课，不过眼下这人对此类胡闹也兴味索然了。格兰特记得他还跟其中一个情妇结了婚，这女人举办晚宴、生儿育女，俨然一个良家主妇。

“我可笑不出来，”他对格兰特说，但格兰特没觉着自己笑了，“我是你的话，我会先在菲奥娜那儿备个案。”

于是格兰特去了“梅多湖”找菲奥娜——去的是“梅多湖”那幢旧楼——可他却走进了一间阶梯教室。所有人都在那儿等着他上课。坐在后面最高那一排的，是一群眼神冷漠的年轻女子，个个身穿黑袍，都在服着丧，她们怨恨的目光片刻不曾离开过他，而且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她们对他的讲课内容不做笔记，也毫不关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没有受到干扰。她把这个阶梯教室改成了她在派对上喜欢待着的角落，在这远离纷扰的一隅，她喝着兑矿泉水的酒，吸着便宜的香烟，讲着她那两条狗的趣事。她与聊得投机的人一起远离人群，待在那儿抵抗着潮流，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和幽暗阳台所上演的戏码，不过是些幼稚的喜剧罢了。仿佛贞洁是一种雅致的时尚，而缄默则是一种神赐的幸福。

“哦，呸，”菲奥娜说，“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总是满世界地跟人说要寻死觅活的。”

可她的话并不能使他心安——实际上，这让他觉得心头冷飕飕的。他生怕她说错了，生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看到了她看不见的东西——房间顶部环绕着黑色套索，它缠住他的气管，不断地变粗、收紧。

他拼命把自己从梦境中拽了出来，让真实慢慢地从虚幻中剥离。

信确实是有过一封，在他办公室的门上也出现过黑色油漆写的“无耻之徒”几个字，而菲奥娜呢，在得知有个女孩因为耽溺地迷恋上他而受到伤害之后，也说过跟梦中那句类似的话。那位同事没掺和进来，他的教室里也从未出现过那些黑袍女人，根本没人自杀过。格兰特并没因此颜面扫地，事实上他是轻松脱身了，要是再晚一两年的话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事。然而，流言四起。人们明显对他冷淡了很多。几乎没人再邀请他们一起欢庆圣诞节，连跨年夜也是他们自己过的。尽管没人劝酒，格兰特还是喝醉了——还有，谢天谢地，他多亏没对菲奥娜坦白，否则就铸成大错了——他只是向她保证要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

那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被人愚弄的羞辱，是一种未能觉察事态变化的羞辱。这种羞辱不仅来自于某个女人。过去也曾发生过变化，那时有那么多女人突然之间都变得唾手可得了——或者，他自认为是这样——可是，眼下又有了这样的新变化，现在她们却说以前的一切根本不是她们的本意。她们那时之所以与他苟且是因为孤弱无助、一时鬼迷心窍，她们在整个事件中受到了伤害，而不是得到了快乐。哪怕当初是她们主动求好，那也只是由于形势对她们不利。

不论到哪儿都不会有人认为，这样一个玩弄女性的男人（要是格兰特必须如此自称的话——其实他乱搞过的女人和风流的经历，连梦中指责他的那个男人的一半都不到呢），他的生活能与仁慈、慷慨甚或是牺牲等行为搭上边儿。或许起初还不至于如此，但至少当事态继续发展时，可能就会这样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迎合一个女人的自尊，迎合她的脆弱，他曾付出更多的感情，或者说是更强烈的激情，这样的付出甚至远多于他所感受到的爱意。尽管如此，却仍有人指责他伤害、玩弄和摧毁了别人的自尊心，指责他欺骗了菲奥娜——事实上他确实欺骗了她——但倘若他也像别的男人那样跟妻子坦言，然后离开她，果真就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尽管他在别的女人那里寻欢，却也一直保持着与菲奥娜的性生活。他从未夜不归宿，也从没为了周末想去旧金山度假或是去马尼图林岛野营而编造过精心设计的谎言。他不嗑药，少喝酒，还在继续发表论文，在各种委员会中任职，在事业上不断进展。他从未想过要抛弃工作与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养蜂。

可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他只得提前退休，没能领取足额的养老金。那位心脏病专家已经去世，他最后在那幢大房子里孤独地度过了一段困惑混乱又隐忍淡泊的日子。菲奥娜继承了房产，还有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一个农场，那是她父亲自小长大的地方。菲奥娜辞了工作，当时她在一家医院担任志愿服务协调员（她的说法是，在那个庸常的尘世，除了毒品、性以及文人相轻等问题，人们也会面临其他各种烦恼）。要开始新生活，就得有新生活的样子。

在这之前，鲍里斯和娜塔莎早已过世。其中一只先染病身亡——格兰特忘了是哪一只——接着，另外那只也死了，多半是由于情深思切追随而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进行了整修。他们弄来了越野滑雪板。他们不大喜欢跟人打交道，却也逐渐交上了几个朋友。现在再也没有让人脸红耳热的调情了。再也没有女人会在晚宴时把赤裸的脚趾伸进男士的裤腿里往上爬了。再也没有那样放荡的人妻了。

幸好脱身及时，格兰特这样想着，此时他心中那种遭际不公的感觉渐渐消退。那些女权主义者，也许还有那个伤心的傻姑娘自己，以及他那些胆小如鼠的所谓朋友们，及时将他推了出来。他们让他脱离了一种确实不值得为之深陷烦扰的生活。不然到头来，他可能当真会失去菲奥娜的。

在要回“梅多湖”去第一次探望妻子的那天早晨，格兰特醒得很早。他心里充盈着一种庄重的兴奋，如同以往他计划好跟某个初识的女人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那种感觉并非完全源于性。（到后来，当幽会成为惯常，那就全是为了性了）。那里面有着一种对探秘之旅的期盼，几乎可以算作一次心灵的开拓了。同样，里面也还掺杂了胆怯、谦卑和惊慌。

他从家里出发得太早了。下午两点之前是不准探视的。他可不想在停车场里坐着傻等，因此就掉转车头朝别的方向开去。

前些日子冰雪融化了一些。积雪仍然不少，但早先那种炫目的严冬景象已经不再。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积雪因为部分消融而布满了麻麻点点的孔洞，仿佛是田野上的垃圾。

在“梅多湖”附近一个小镇上，他看到有家花店，便去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没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给其他人送过。他走进大楼时感觉自己很像漫画当中无望的情人或愧疚的丈夫。

“哇。水仙花这么早就开啦，”克里斯蒂说，“你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她领着他穿过前厅，吧嗒一声打开了一个储藏室，或者是个什么厨房的灯，在里面翻找花瓶。她是个很胖的年轻女人，除了一头秀发，身上其余地方都不修边幅。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异常浓密，蓬松又高耸，很是奢华，极有鸡尾酒女服务员或是脱衣舞娘的派头，然而头发之下的脸庞和身材却平庸无奇。

“在那边，去吧，”她说道，点头示意他朝大厅那边走，“门上写了名字。”

果不其然，画了蓝知更鸟图案的姓名牌上写有名字。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敲门，但还是敲了，接着便推开门，叫着她的名字。

她不在里面。壁橱的门关着，床铺得平平整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舒洁纸巾和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连一张照片或者图画都没有，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是要求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到橱柜里去吧。

他走回护士站，或许那地方是叫接待处，或者管它是什么地方。克里斯蒂说：“不在？”她显出些惊讶，而他觉得那不过是种敷衍。

他有些迟疑，手里还捧着花。她说：“好吧，好吧——先把花放在这儿吧。”她叹了一口气，仿佛他是个头一天上学的智障儿童似的，她领着他沿着大厅，走进有着大教堂风格穹顶的宽敞的中心区域，来到那巨大天窗的光亮之下。有些人挨着墙坐在安乐椅里，还有一些人围坐在房间中央的几张桌子旁，房间里铺了地毯。他们看上去都不算太糟糕。年纪是老了——有几个行动不便者必须坐轮椅了——不过都还算体面。以前他和菲奥娜来探望法夸尔先生时总会看到一些让人崩溃的景象。老太太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有人的眼睛鼓凸得像个烂李子。有口角流涎的，有脑袋抖个不停的，还有心神错乱喋喋不休的。而现在，那些情况最糟的病人似乎都被弄走了。要不然就是对他们用了药物或做了外科手术，或许还使用了一些治疗容貌残畸、失语或其他失禁的新方法——前几年都还没有这些方法呢。

然而，还是有个郁郁寡欢的女人坐在钢琴前，用一根手指拨弄着琴键，却怎么也弹不成一个曲调。另一个女人，站在咖啡壶和一撂塑料杯的后面朝外瞪视着，看上去无聊之极。但她肯定是个工作人员——她穿着一套跟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工作衣裤。

“看到没？”克里斯蒂声音更加轻柔地说，“你上前跟她打个招呼吧，可别吓着她。你得记住她保不齐会不——算了。过去就是了。”

他看到了菲奥娜的侧影，她紧挨一张牌桌坐着，却并没在打牌。她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一边面颊上松弛的肉把嘴角都挡住了，这可是从没有过的。她正在看离她最近的那个男人打牌。他把手里的牌侧过来一些好让她能看见。当格兰特走近牌桌时她抬起头来。大家都抬起头来——牌桌上所有人都抬起了头，面露不悦。不过他们立马便低下头去看牌了，好似要避开任何干扰。

但菲奥娜露出了她那有点偏斜、局促、狡黠而又可爱的微笑，她把椅子往后推了推，起身朝他走了过来，一边把手指竖在自己的嘴前。

“桥牌，”她轻声说，“玩得可认真了。他们都快玩疯了。”她拉着他向咖啡桌那边靠过去，嘴里嘟囔个不停。“我还记得上大学时有阵子也是这样。我和几个朋友翘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像一群凶狠的杀人犯似的边抽烟边玩牌。有个朋友名字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几个叫什么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脑子里浮现出那个胸部凹陷的黑眼睛小姑娘，没准儿她如今已经去世了呢。烟雾缭绕中，菲奥娜、菲比还有另外那几个人，一个个玩得如女巫般痴迷。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一边说着，一边微笑地转向那个表情呆滞的女人，“要不要我给你取杯什么喝的来？来杯茶？这儿的咖啡可不怎么样。”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无法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尽管她的声音和笑容一如往昔，但里面却好像隐含着些什么，令人觉得她似乎不想让那些玩牌的人甚至是那个管咖啡的妇女受到他的干扰，同样，也免得他们的不快影响到他，这些暗含的意味使他无法伸手拥抱她。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花，”他说，“我想这能让你的房间有些生气。我去过你的房间了，可你不在那儿。”

“嗯，是不在，”她说，“我在这儿呢。”

格兰特说：“你交了新朋友。”他冲着她方才挨着坐的那个男人点了点头。就在这一刻，那男人抬头朝菲奥娜看了过来，而她恰巧也转过头去，不知是因为格兰特的话，还是因为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不就是奥布里嘛，”她说，“有意思的是我好多好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当时在店里干活，就是我爷爷常去买东西的那家五金店。我俩常在一块儿闹着玩，可他总也鼓不起勇气约我出去。直到最后那个周末他约我去看了一场球赛。但球赛结束时，我爷爷开车来把我接回去了。我是暑假去看他们的。看望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住在一个农场里。”

“菲奥娜。我知道你爷爷奶奶住在哪儿。我们也住那儿。以前。”

“真的吗？”她说，不过有些心不在焉，因为那个打牌的男人正向她投来目光，目光里不是带着祈求而是在下命令。他与格兰特年纪相仿，或许还稍大一点儿。他那又浓密又粗糙的白发耷拉在前额上，皮肤如皮革般坚韧，但却苍白泛黄，就像只皱巴巴的小山羊皮旧手套似的。他那张长脸威严而忧郁，有一种强健却失意的老马之美。但菲奥娜的关注点并未让他沮丧。

“我还是回去吧，”菲奥娜说，新近变胖了的脸上泛起一片绯红，“要是我不坐在那儿，他就觉得玩不下去了。说来可笑，我几乎一点儿都不记得怎么打牌了。看来我只好先走了。”

“你们很快就会打完的吧？”

“哦，应该是。也说不准。看到那位一脸严肃的女士了吗，你要是跟她好好说说，她会给你倒杯茶喝的。”

“不用担心我。”格兰特说。

“那我就先过去了，你能招呼好自己吧？你肯定觉得这儿很奇怪，但你一定很快就能适应，快到你自己都不敢想象。你会认识这儿的每一个人。除了有那么几位高冷又不合群的，你懂的——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

她溜回到椅子上去，在奥布里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用手指在他的手背上拍了拍。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厅里碰见了她。她正推着一辆车子，上面放着一壶壶苹果汁和葡萄汁。

“稍等，”她一边对他说着，一边把头探进一扇门里，“要来点儿苹果汁吗？葡萄汁？饼干呢？”

她倒满两只塑料杯端进房间去。他等在那儿。接着她又回来取了两块竹芋饼干放到纸盘子上。

“怎么样？”她说，“看到她参与活动，还有这一切，你开心吧？”

格兰特问：“她还认得出我是谁吗？”

他无法确定。她没准儿是在开玩笑呢。这倒是她的风格。她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简直像是在跟一个新入院的人说话，正是这最后的伪装让她露了馅儿。

但愿她是假装如此。但愿那是假装的。

可玩笑开完了，难道她不该追上来对他嘲笑一番吗？她肯定不会就那么回去看打牌，假装已经忘了他。那样做太残忍了。

克里斯蒂说：“你刚好赶上她状态不好的时候。正迷上打牌的时候。”

“她压根儿就没打牌呀。”他说。

“哦，但她的朋友在打啊。奥布里。”

“奥布里又是谁呢？”

“就是那个人。奥布里。她的朋友。你想来杯果汁吗？”

格兰特摇了摇头。

“哦，听着，”克里斯蒂说，“他们感情可好了。已经有一阵子了。像铁哥们似的。也是适应这里的一个阶段。”

“你是说她可能真不认识我了？”

“有可能。她今天认不出你。那明天呢——谁也说不准，对吧？情况总是忽好忽坏反复变化，对此谁都无能为力。你来的次数多了，也就明白了。慢慢就知道不用那么较真儿了。一天一天也就适应了。”

一天又一天。情况却没什么反复变化，他也没习惯他们现在的状况。倒是菲奥娜似乎渐渐习惯了他，但也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个经常来的，对她特别感兴趣的访客罢了。甚至可能是当成了一个讨厌鬼，按照她过去的处事习惯，一旦发现他是这种人，一定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她总是以一种心不在焉、彬彬有礼的和善态度来对待他，这态度成功地使他没法问出那个最显而易见又最不可回避的问题。他没法问她到底记不记得他这个结婚近五十年的丈夫。他觉得要是这样问了，她一定会相当尴尬——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他感到尴尬。她会不安地笑笑，用礼貌又困惑的态度来羞辱他，然后不知怎么的，最后也没能回答个“是”或“不是”。要不然就是随随便便答上一句，但结果根本无法让他满意。

克里斯蒂是唯一一个他可与之诉说的护士。有些人把这整件事情当成一个笑话。有个粗鲁的老家伙居然当面笑话他。“那个奥布里跟那个菲奥娜？他们真是自得其乐，对吧？”

克里斯蒂告诉他，奥布里原先是一家公司在本地的代理人，那家公司向农民出售除草剂——“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人挺好。”她这样说，但格兰特不明白她所说的好是指奥布里为人诚实正直、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还是指他谈吐和衣着得体、开的车也气派呢。可能兼而有之吧。

在他年纪还不是很大，甚至都还没退休的时候——她接着说——他受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伤害。

“他平常都是由妻子照顾的。她在家里照料他。她只是暂时把他送到这里看护，好让自己也休息一下。她妹妹想让她去佛罗里达。知道吗，她真的很不容易，你绝对无法想象会有人像他这样——他们不过是去什么地方度了个假，偏巧就不知道一个啥东西，大概是虫子什么的吧，让他发了可怕的高烧。而且一度让他昏迷不醒，后来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向她打听这儿的住客之间的感情问题。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他现在已经学会用一种放任的语气交谈，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别人对他长篇大论地说教。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了。”她说。她一边在记录本上不停地写着，一边在考虑着怎么回答他。她写完后，抬起头来对他坦诚地笑了笑。

“我们这里所遇到的麻烦，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是经常会有人彼此水火不容。他们可能甚至不会去互相了解，除了，比方说，这人是男是女之外，其他都一无所知。你总以为是那些老头儿想往老太太的床上爬吧，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老太太追着老头儿跑。兴许是她们的精力还没有耗尽吧。”

这时她敛住了笑容，仿佛是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或是说得太麻木不仁了。

“可别误解我的意思，”她说，“我不是指菲奥娜。菲奥娜是个淑女。”

那么，奥布里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格兰特差点就脱口而出了。可他想起奥布里是坐着轮椅的。

“她是位真正的淑女。”克里斯蒂说，语气是那样肯定和令人信服，这反倒让格兰特疑虑难消。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场景，菲奥娜穿着带网眼花边和蓝色缎带的长睡袍，顽皮地掀开了一个老男人床上的被子。

“呃，我有时在想——”他说。

克里斯蒂急声说道：“想什么？”

“我在想她会不会是在玩猜谜游戏。”

“玩儿什么？”克里斯蒂说。

多数下午都能见到这一对儿搭档坐在牌桌旁。奥布里手很大，手指粗壮。他理起牌来相当费劲。菲奥娜帮他洗牌、发牌，有时眼看有牌就快要从他手里滑落时，她会敏捷地出手把牌扶正。格兰特从房间的另一头看着她飞快地出手，又迅速微笑着表达歉意。他能看到当她的一缕头发拂过奥布里面颊时，奥布里还像个丈夫似的皱了皱眉头。每当她紧挨着待在他身边时，奥布里反倒对她一副爱理不睬的样子。

然而，要是她微笑着跟格兰特打招呼，要是她往后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请格兰特喝茶——这些表明她认为格兰特也有权利在那儿，说不定还认为自己对格兰特是要负些许责任的——这时奥布里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阴郁的惊恐之色。他会让纸牌从手指间滑落到地上，把这局牌搅黄。

于是菲奥娜只得手忙脚乱去摆平乱局。

他们要是没在打桥牌，就可能是在沿着大厅散步，奥布里一只手紧扶住栏杆，另一只手抓住菲奥娜的胳膊或肩膀。护士们觉得这真是个奇迹，她竟有办法让他离开轮椅。不过，如果要走更远一点的路——比如说要去大楼一头的阳光房或是另一头的电视房——还是得要轮椅。

电视似乎总是固定在体育频道，奥布里什么体育比赛都看，但他最喜欢看的显然是高尔夫球。格兰特跟着他们一起，看什么都无所谓。他在隔着几把椅子之外的地方坐着。大屏幕上，一小群观众和解说员在那片宁静草坪上追随着几个运动员，在适当的时候会报以一阵恰如其分的鼓掌喝彩。但当运动员挥杆一击，那只小球孤独地在空中划过既定路线时，周遭寂静一片。奥布里、菲奥娜和格兰特也许还有其他人坐在那里屏息静气，然后奥布里第一个突然大喊出声，表达满意或是失望之情。接着菲奥娜也应和着他做出反应，像是以相同的音调加入到合奏中来似的。

在阳光房里就不会如此安静了。这一对儿搭档会在最葱翠最茂密的热带风情植物中间找个地方坐下——树荫下，如果你喜欢这么称呼的话。格兰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挤进去。在树叶沙沙和流水潺潺的声响之间，隐隐夹杂着菲奥娜的柔声低语和欢快大笑的声音。

随后传来一阵咯咯咯的声音。这又是他俩中的谁呢？

也许不是他们，也许是住在角落鸟笼里的某只鲁莽、艳俗的鸟儿。

奥布里说得出话，尽管声音可能不像从前。他这会儿好像是在说着什么——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当心。他在这儿。亲爱的。

在喷水池的蓝色池底，散落着一些许愿的硬币。格兰特从没看到过谁真的往里面扔钱。他盯着这些五分、十分和二十五分的硬币，心想它们是不是被贴在瓷砖上的呢——是这地方又一个吸引人的特色装饰吧。

他们是观看棒球比赛的少年，坐在露天看台的顶层，离那男孩的朋友们远远的。他们之间是几厘米高没刷漆的木头，暮色四合，夏末的黄昏时分很快就变得凉意袭人。他们挥着手，扭着腰，目光始终没离开球场。如果他穿着夹克，他会脱下来，披在她窄小的肩膀上。这样，他就能把她拉得靠自己更近一些，用张开的手指压在她柔软的手臂上。

可不像现在似的，哪一个男孩在初次约会时，都恨不得把手伸到人家女孩子的裤子里去。

菲奥娜的手臂纤细柔软。在灯光照耀着的尘土飞扬的球场之外，夜色愈浓。此刻，少女的情欲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一下子点燃了她年轻纤柔的身躯里的每一根神经。

“梅多湖”那儿没安什么镜子，因此他倒也不必看到自己潜行和跟踪时的样子。但他间或也会想到自己这样偷偷摸摸到处盯着菲奥娜和奥布里，看上去得有多么愚蠢，多么可悲，甚至都有些精神错乱了。但他又总是运气不佳，总不能当面撞上她，或是他。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权在场却又无法自拔。哪怕在家，当他趴在书桌上工作、打扫房间或铲雪时，他脑子里也总有个滴答作响的节拍器让他执念于“梅多湖”，执念于下一次探视。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执拗的毛头小伙子，进行着一场毫无指望的追求，有时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媛的可怜虫，深信有一天这些女人会转过身来接受他们的爱。

他拼命抑制住自己，将探视的次数减少到星期三和星期六两次。同时，他又强迫着自己去观察这个地方的其他事情，仿佛自己是个普通的探访者，是个过来进行视察或是做社会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种假日里喧闹而紧张的气氛。一个又一个家庭成群结队地前来。一般都是做母亲的来张罗，她们像既欢快又尽职的牧羊犬一样把男人和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只有年龄最小的孩子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立刻注意到了大厅地面上铺的绿色和白色的方形瓷砖，然后就会选择一种颜色在上面走，而另外那种则是要跳过去的。有些胆子大一点的，会试着攀在轮椅后面玩搭便车的游戏。要是一些孩子不顾训斥，死活就是要玩这些把戏，那就得被撵回车里去了。这时稍大点的孩子或父亲会喜出望外，欣然承担这项任务，从而从这探访中脱身。

多亏这些主妇们，谈话才得以进行。男人们似乎被这情形吓呆了，那些十来岁的小青年则像是遭到了侮辱。那些被探望的老人，或是坐着轮椅让人推行，或是拄着拐杖跌跌绊绊，或是不用搀扶，自己僵直地走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因为这么多人来探视而得意洋洋，但也因此而倍感压力，他们的眼神有点迷茫，嘴里拼命地嘟囔个不停。此刻，在形形色色“局外人”的包围之下，这些“局内人”终究显得有别于常人。那些妇女下巴上的胡须茬会给刮得干干净净，那些眼睛有问题的肯定用眼罩或墨镜遮住了，那些人的怪诞言行没准儿也被药物控制住了；但有些人的目光依然呆滞，眼神里有种挥之不去的僵硬——仿佛他们早已自足地沉浸于自己的记忆中，定格为遗照里的那个形象。

格兰特现在更能体会到法夸尔先生当时的感受了。这儿的人——哪怕是那些没参加任何活动，只是散坐于四处注视着门口或是望向窗外的人——在头脑里都过着一种忙乱的生活（更别提他们的身体了，肠胃里有种征兆不祥的蠕动，从头到脚全身各处都有刺痛和剧痛），而这种臆想的生活，在多数情况下既无法在探望者面前细说也无法隐晦地提及。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坐着轮椅或是自己走着到处逛逛，但愿能碰上些什么值得让大家看一看或聊一聊的。

那个阳光房倒是可以炫耀一番的，当然还有那个大屏幕电视。父亲们觉得那还真是相当不错呢。母亲们则说这些蕨类绿植长得真丰茂啊。很快，大家便围着小桌子坐了下来，吃起了冰淇淋——只有那些十来岁的小青年们不肯吃，他们觉得快要恶心死了。主妇们把滴下的汁水从颤巍巍的下巴上擦掉，男人们则移开视线朝别处看去。

这样的仪式中必定是有些什么能给人带来某种满足的，就连那些小青年没准儿有一天也会为自己曾经来过这儿而高兴。格兰特对跟家庭有关的事情着实摸不着头脑。

没有子女或孙辈来这儿探望奥布里，而且由于他们没法打牌了——牌桌被占用来举办冰淇淋派对了——他和菲奥娜就躲开了星期六的探亲盛会。阳光房里人满为患，根本不适合他们亲密交谈。

当然，在菲奥娜关上了门的房间里，那些亲密交谈可能还在进行。格兰特纠结了半天也没敲门，他站在门前好一会儿了，瞪视着那些迪斯尼风格的小鸟图案，满怀强烈而真切的憎恶。

或者他们也可能待在奥布里的房间。但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儿。他对这个地方的探究越是深入，便越发现这里的回廊、安设座椅的场所和坡道真是太多了，当他在这儿闲逛时还是很容易迷路。他会以某幅画或某把椅子为标志物，可等到下个星期，他选好的那个标志物就好像被挪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愿跟克里斯蒂说这件事，免得她以为他自己也精神紊乱了。他猜想这样不停地变来动去和重新安排可能是为了那些疗养人员——为了让他们的日常锻炼更有趣味一些。

还有一件事他也没有提，有时他看到远处有个女人，会觉得那是菲奥娜，但转念又觉得不可能，因为那女人的衣着不是菲奥娜的风格。菲奥娜何时喜欢过鲜亮的印花衬衫和铁蓝色长裤呢？有个星期六，他从窗户向外张望，看见菲奥娜——那肯定是她——正推着奥布里的轮椅，沿着一条已经清扫干净了冰雪的铺砌小道往前走，而她竟然戴着一顶样子特傻的羊毛帽，穿着一件印有蓝色和紫色螺旋纹图案的夹克，他曾在超市里见过那些本地妇女穿着这种衣服。

实际上这一定是因为工作人员懒得把那些身材相仿的女人的衣服一一区分开来。他们觉得反正那些女人也认不出自己的衣服了。

他们还给她理了发。他们竟把她头上那轮天使的光环给剪掉了。一个星期三，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运转，打牌又在进行着；工艺室里女人们正在做绢花或是穿衣娃娃，并没有谁在一旁打扰或夸赞她们；此时奥布里和菲奥娜又很是惹眼了，这倒给了格兰特一个机会，他跟自己的妻子进行了一次简短、友好却又让人崩溃的谈话，他对她说：“他们为什么剪掉了你的头发？”

菲奥娜抬起手，摸了摸头。

“什么——我没剪头啊。”她说。

他觉得自己应该去了解一下二楼是什么情况，依克里斯蒂所言，那儿住着的，是完全丧失了神智的人。至于在楼下到处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或是向路过的人抛出古怪问题（“我的套头衫是落在教堂里了吗？”）的那些人呢，显然是仅仅部分地丧失了神智。

还没资格上二楼。

确实有几处楼梯，但上头的门是锁着的，只有工作人员才有钥匙。你也进不去电梯，除非哪个工作人员在办公桌后面按电钮打开电梯门。

那些人丧失了神智后都做些什么呢？

“有的就只是呆呆坐着，”克里斯蒂说，“有的坐在那儿哭。有的想把房子喊塌。你不会真的想知道这些的。”

有时候他们又会突然恢复过来。

“你就算一年到头上他们房间去，他们也认不得你。然后有一天，他们说话了——嘿，我们什么时候回家。突然之间，他们头脑完全恢复正常了。”

可那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你还想呢，哇，恢复正常了。谁知接着他们又现回原形了，”她啪地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他曾工作过的那个小镇上有一家书店，他和菲奥娜每年都会去上个一两回。这次他是自己一个人上那儿去的。他本来没想买什么，但还是列了一个书单，选了单子上的几本，然后又买了一本他偶然发现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一本19世纪的水彩画册，作者是一位游历过冰岛的女旅行家。

菲奥娜从没学过她母亲的语言，也从没对这种语言留存下来的故事表现出过多少关注——而这些故事，恰恰是格兰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所讲授和著述过的，且他至今仍笔耕不辍。她把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叫成“老尼雅尔”和“老斯诺里” [5] 。不过近几年来她对这个国家本身倒逐渐产生了兴趣，还翻看过旅游指南。她读了一些威廉·莫里斯 [6] 的游记，还有奥登的。她并非真的打算去那儿旅行。她说那里的气候太让人受不了。而且——她还说——应该有那么一个地方，你惦记它，了解它，甚至对它心驰神往，却永远不会真的去实地看看。

格兰特刚开始教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文学时，他班上还都是些常规的学生。可几年后，他发现有了变化。已婚妇女开始重返学校了。她们倒不是想给自己充充电，好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或是随便能找到个什么工作，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她们仅仅是想让自己在平常的家务和爱好之外，还能找到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来思考，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没准儿还能顺其自然地发展，使这些教她们课的男老师成为这种多彩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老师在她们眼中更具神秘色彩、更加令人渴慕，是她们为之做饭与之睡觉的那些男人难以比拟的。

她们所选的课程通常是心理学、文化史或英国文学。有时也有人会选考古学或语言学，但后来发现很难学下去，也就放弃了。选修格兰特课程的人可能都有斯堪的纳维亚的背景，就像菲奥娜一样，或是从瓦格纳或历史小说那里对北欧神话有所了解。还有几个人以为他教的是凯尔特语，对她们来说任何与凯尔特民族有关的东西都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他站在讲台前很不客气地对这些抱负不凡的学生说：

“如果你们想学一门优美的语言，就去学西班牙语。你们要是去墨西哥的话就能派上用场了。”

有些人听从他的告诫离去了。另外一些人似乎反倒被他严苛的语气打动了。她们意志顽强地努力学习，将她们那种成熟女性的依顺、那种对于获得认可的迫切期盼，像令人惊叹的盛放的鲜花一样，带进了他的办公室，带进了他那有条不紊的美满生活。

他看上了一个叫雅基·亚当斯的女子。她和菲奥娜截然相反——娇小，温顺，眼睛乌黑，热情奔放。她从不会对人冷嘲热讽。他们的私情持续了一年，直到她丈夫调往别地。当他们在她的车里告别的时候，她竟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犹如得了低温症一样。她给他写过几封信，可他发现她信中的语气过于紧张，便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复。他拖着拖着，再回信也已不相宜了；而在此期间，他居然又像变戏法般出乎意料地跟另一个女孩纠缠上了，那女孩年轻得都可以当他女儿了。

就在他跟雅基打得火热之时，更加让人眩晕的情形发生了。一个个长发披肩、足蹬凉鞋的年轻女孩上办公室来找他，恨不得大声宣布自己可以随时向他献身。与雅基交往时所需要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接近，那些微妙的感情暗示，全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恰如一阵旋风击中了他，就像击中其他许多人一样，愿望立刻就发展成了行动，其燎原之势让他不禁暗自疑虑是否有什么错漏。可谁还有空去懊悔呢？他听说过一些多角恋情，还有那种原始和冒险的艳遇。众多丑闻败露于世，到处上演着狂躁而痛苦的戏码，但同时也让人觉得，这种结局总归要好一些。他们也会遭到报应——比如开除职务。不过那些人被开除后便转身离去，到一些规模较小、更加宽容的院校或是“开放学习中心”去教书，而许多被弃之一旁的妻子也从创伤中慢慢复原，并开始喜欢上那些曾勾引她们男人的女孩们的衣着打扮和性开放做派。学术派对，过去曾那么呆板老套，现在却成了一片雷区。一种流行病突然爆发了，像西班牙流感那样迅速传播开来。只不过这一回人们都趋之若鹜，巴不得患病，小到十六岁老到六十岁，似乎没有谁愿意被落下。

然而菲奥娜好像甘愿远离这种潮流似的。她母亲奄奄一息；她自己由于在医院里的丰富工作经验，离开挂号处的日常工作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格兰特倒也没做得太过头，至少跟周围有些人比起来是这样。他从未再让其他女人像过去雅基那样跟自己走得那么近。他所感受到的主要是身心康乐方面的巨大提升。他从十二岁以来便一直都有的发胖趋势消失了。他可以一步跨两级台阶那样跑上楼。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站在办公室窗前欣赏云卷云舒与冬日夕阳交相辉映的美丽景象，从未像现在这样欣赏从邻居家客厅窗帘缝间透出光来的古董灯具的魅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薄暮时分在公园里欣赏孩子们由于不肯离开玩雪橇的小山坡而发出的哭闹声。夏日来临，他认得了一些花儿的名字。在接受自己那几乎发不出声音来的岳母（她患的是咽喉癌）的辅导之后，他在班上壮着胆子背诵并翻译了那首宏大而又血腥的颂诗《赎头》（Hofuolausn ）。诗的作者是被国王——血斧埃里克 [7] ——判了死刑的一位吟唱诗人，他写下此诗来歌颂埃里克国王（后来，诗人又被这位国王——也是得益于这首诗歌的力量——释放了）。所有人都鼓掌喝彩，甚至包括班里的那些反战分子，他早先还曾开玩笑奚落过这些人，问他们能不能别上课，去大厅那里待着。那天，也可能是另一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荒诞可笑且亵渎神明的引句，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如此他的智慧与声望——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8]

当时他为此觉得困窘不安，并感到一阵迷信般的寒战。至今也还会如此。不过，只要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什么不正常。

下次去“梅多湖”探望时，他把那本书带了过去。那是个星期三。他去牌桌边寻找菲奥娜，却没见着她。

一个女人冲他大喊道：“她不在这儿。她病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满是炫耀和兴奋——她很是洋洋自得，她认出了他，而他对她却一无所知。也许她的得意也是因为她知道菲奥娜的一切，了解菲奥娜在这儿的生活，觉得自己说不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

“他也不在这儿。”她说。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

“没什么，真的，”当他问起菲奥娜出了什么状况时，她回答道，“她不过是今天想在床上待着罢了，就是有点儿心烦。”

菲奥娜直挺挺地在床上坐着。这房间他没进来过几次，他以前没注意到这床原来是医院用的病床，是可以用曲柄摇起来的。她穿了自己的一件少女式高领睡袍，脸色苍白，不像粉艳的樱桃花，却更像是面粉糊。

奥布里坐在轮椅里，靠在她旁边，他把轮椅推得尽量挨近她的床。他穿着夹克，打了领带，而不是像平常那样胡乱穿件开领衬衣。他那顶整洁的粗花呢帽子搁在床上。他看起来像是刚出去办过什么重要事情似的。

去见他的律师？银行经理？还是去跟殡葬司仪安排后事了？

不管是去办了什么事，反正他看上去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的脸色也很阴郁。

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格兰特，满脸呆滞和悲伤的忧惧之色；当发现他是谁时，他们虽然没有感到高兴，却也都如释重负。

不是他们担忧着要来的那个人。

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没有松开。

床上搁着帽子。夹克和领带。

奥布里没出过门。不是他去过什么地方或是去见过什么人的问题。而是他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格兰特把书放在菲奥娜空着的手那一侧的床上。

“关于冰岛的，”他说，“我寻思说不定你会想看看。”

“噢，谢谢你。”菲奥娜说。她看都没看书一眼。他拉起她的手放到那本书上。

“冰岛。”他说。

她说：“冰—岛。”第一个音节还算显示出了一丝兴趣，可是第二个音节就变得平淡无奇了。无论如何，她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回到奥布里身上去，后者正把自己那只厚实的大手从她的手中抽离。

“怎么了？”她说，“怎么了，亲爱的心肝宝贝？”

格兰特以前可从没听过她这么花里胡哨的说话腔调。

“哦，好了好了，”她说，“哦，拿着。”她从床边的纸盒里抽出一大把纸巾。

奥布里竟然哭了起来。他哭得涕泗横流，他极不愿让自己这样可怜兮兮地出洋相，特别是在格兰特面前。

“给你，拿着。”菲奥娜说。她原本打算替他擦掉鼻涕和眼泪的——要是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的话，他会让她这么做的。但格兰特在，奥布里就不肯如此了。他勉力抓过一些舒洁纸巾，笨拙地在脸上胡乱抹着，碰巧也还擦到了几下。

在他忙着擦脸的时候，菲奥娜转向格兰特。

“你会不会碰巧在这个地方有点儿门路？”她轻声说，“我见过你跟他们说话——”

奥布里发出一种声音，表示抗议、厌烦或憎恶。接着他把上身向前探，像是要朝她扑过去一样。她移身过去，一半身子都探到了床外，抓住他并牢牢撑住。格兰特似乎也不便过去帮忙，但如果他觉得奥布里会跌到地上去的话，他当然也会出手相助的。

“嘘，”菲奥娜在说着，“哦，宝贝儿。别哭了。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必须得见面。我会去看你。你也会来看我的。”

奥布里把脸埋在她的胸前，又发出那种声音来；格兰特一时手足无措，只得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我真希望他妻子能快点赶到这儿来，”克里斯蒂说，“我希望她把他从这儿弄出去，赶紧结束这痛苦。我们马上就要开晚饭了，他要是还在这儿待着，我们哪还能让她咽下一口东西？”

格兰特问：“我该留下来吗？”

“留下来干什么呢？她没生病，你知道的。”

“陪陪她。”他说。

克里斯蒂摇了摇头。

“他们必须独自了结这些事。他们一般记性都很差。这倒也并非总是坏事。”

克里斯蒂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在结识她的这段时间，格兰特也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上哪儿去了，但觉得他可能是在艾伯塔。她小儿子患有很严重的哮喘，一月份有天夜里要不是她及时把他送到急诊室的话，肯定已经发病身亡了。他没有吸食任何非法毒品，但他哥哥怎么样她就不敢打保票了。

在她眼里，格兰特和菲奥娜还有奥布里肯定都算是幸运的了。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多波折，顺顺当当度过了一生。如今到老了不得不经受这一切，可那几乎都不算什么事儿。

格兰特没有再回菲奥娜的房间就走了。他注意到那天的风其实已经很暖和了，群鸦不停地嘶叫。停车场上，有个穿花格子长裤的妇女正将一辆折叠轮椅从汽车后备厢里取出来。

他开车途经的那条街叫黑鹰巷。这一带所有街道都是用昔日全国曲棍球联赛中的那些球队命名的。这条街位于“梅多湖”附近一个小镇的边远地带。他和菲奥娜以前定期来这小镇购物，但除了主街之外，他对小镇其他地方都不熟悉。

这儿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同一时期建成的，大概是在三四十年前吧。这儿街道宽阔蜿蜒，没有人行道——让人回想起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认为有了汽车，谁也用不着再走那么多路了。格兰特和菲奥娜有些朋友有了孩子后，就搬到类似这样的地方来住了。对此他们起先还觉得不好意思，称之为“出城去‘烧烤场’了”。

年轻的家庭仍然住在这儿。车库门上方安装了篮球筐，车道上停放着三轮童车。但是，也有些房子的状态每况愈下，已经不像原本用于家庭居住的那种房子了。院子里到处是车轮碾压的印痕，窗子上贴着锡箔纸，或悬挂着褪了色的旗子。

住宅出租。租客都是些年轻男性——要么是一直未婚，要么是失去配偶重返单身的。

有少数房产像是一直被悉心保养着的，他们在房子全新时就搬了进去——这些人没什么钱或者可能觉得没必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灌木长得郁郁葱葱，色彩柔和的塑料护墙板省去了重新刷漆的麻烦。栅栏或树篱整洁有序，表明这些房子里的孩子们都已长大离开，他们的父母认为不再需要用通道把各家院子连成一片，让孩子们在邻近自由玩耍了。

电话簿上登记的属于奥布里和他妻子的房子就是这其中的一幢。屋前的步道铺有石板，步道两旁种着粉色与蓝色相间的风信子，像瓷制假花般直直挺立着。

菲奥娜还没从她的忧伤中恢复过来。进餐时她什么都不吃，虽然她假装在吃，却将食物藏进了餐巾。他们每天要给她补充两次营养液——有人站在一旁看着她咽下去。她也会起床，穿衣服，但之后就只想呆坐在自己房间里。她根本不愿进行任何锻炼，除非克里斯蒂或别的护士，或是来探视的格兰特，陪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走，或带她上外面去。

春天的阳光下，她坐在墙边一张长凳上，无力地哭泣。她仍然彬彬有礼——她为自己落泪而表示歉意，别人建议什么她也从不反对，问她什么问题也从没拒不回答。可她一直哭。哭泣让她双眼又红肿又昏花。她的开襟羊毛衫——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纽扣总是扣得歪扭不齐。她眼下还没有到头发不梳、指甲不剪这一步，但没准儿也快了。

克里斯蒂说她的肌肉正在萎缩，要是她不能尽快改善的话，他们就要让她用助行架了。“可你要知道，他们一旦用上助行架，就会对它形成依赖，从此自己就不会再多走路了，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走动一下。”

“你得在她身上多下点功夫，”她对格兰特说，“想办法鼓励她。”

可格兰特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奥娜似乎不喜欢他了，尽管她试图掩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每次见到他，便会让她想起跟奥布里告别的那最后几分钟吧，当时她请他帮忙，可他却置之不理。

他觉得眼下再提他们是夫妻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她不愿再穿过大厅到牌桌那儿去，那儿主要还是以前那帮人在打牌。她也不想去电视房或阳光房。

她说自己不喜欢大屏幕，她的眼睛会难受。鸟雀的啁啾声也令她恼火，她还希望他们能隔一段时间就把喷泉关一关。

就格兰特所知，她从来都没看过一眼那本关于冰岛的书，也没看过一眼她从家带来的其他书——她带来的书本就少得可怜。这儿有一间阅览室，她会过来坐下休息一会儿，选中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这里少有人来，如果他从书架取下一本书，她也会愿意让他念给她听。格兰特怀疑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他的陪伴变得更容易接受些——她便可以闭上眼睛，重新沉浸于自己的忧伤之中。要是她放下忧伤，哪怕只有一分钟，那么当她重新触及时，是会受创愈深的。有时候他也寻思，她闭上双眼是为掩藏自己那种会表露内心绝望的目光，她觉得若让他看出这种绝望来是很不好的。

因此他坐下来，从那些讲述高雅贞洁的爱情和失而复得的财富的旧小说中，抽出一本来念给她听；这些书或许是某个古老村庄或主日学校的图书馆里废弃的。显然，尽管这幢楼里的大多数其他东西都整饬一新，却没有人想着把阅读室的藏书更新一下。

这些书的封皮很软，如同天鹅绒一般，上面压印着叶子和花卉的图案，这使它们有点像是首饰盒或巧克力盒。这样女士们——他猜想应该是女士们——就会把它们当宝贝似的带回家去了。

院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她说菲奥娜没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转起来。

“尽管给她添加了营养，她的体重还在持续下降。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治疗她。”

格兰特说他知道他们确实尽了力。

“情况是这样，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在一楼是没有延时床位护理的。如果谁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临时性地提供这种服务；但要是病人身体太弱而无法走动和自理的话，我们只好考虑把他们转到楼上去了。”

他说他觉得菲奥娜还不至于老是卧床不起。

“是还没有。可如果她无法继续保持体力的话，她就会的。眼下她正处于临界线上。”

他说他原以为二楼是给神智完全失常的人住的。

“还有她这种情况的人。”她说。

他对奥布里的妻子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在停车场见到她身穿一套花格子衣服。她弯腰钻进车子里的时候，夹克下摆掀了起来。他感觉她腰身很苗条，臀部很宽大。

她今天没穿那套花格子衣服，而是穿着棕色束带长裤和粉红色套头衫。他对她腰身的印象是对的——勒得紧紧的腰带表明她在有意突显自己的细腰。若是腰带没系这么紧，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而现在腰带以上和以下都勒得鼓凸出来了。

她可能比她丈夫小十到十二岁。她头发短短的，波浪卷，染成了红色。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比菲奥娜的要浅一些，犹如单调暗淡的知更鸟蛋或是绿松石的颜色——因为轻微浮肿而显得有点歪斜。胡桃木色的妆容使得她脸上密集的皱纹更加明显了。也许是在佛罗里达晒黑了。

他说有些不知该如何跟她介绍自己。

“我在‘梅多湖’见过你的丈夫。我常去那儿探望家人。”

“嗯。”奥布里的妻子说，下巴挑衅似的扬起。

“你丈夫怎么样，还好么？”

“还好么”是最后一刻加上去的。正常情况下，他本来会说“你丈夫怎么样？”

“他很好。”她说。

“我妻子和他在那儿处成了很亲密的朋友。”

“我略有耳闻。”

“是这样的。如果你能抽出一丁点时间，我有点儿事想跟你谈谈。”

“我丈夫可没想跟你妻子有什么牵扯，如果你是想谈这个的话，”她说，“他绝对没骚扰过她。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绝不会那么做。我听说，情况倒是恰恰相反的。”

格兰特说：“不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到这儿来并不是想对任何事情表示什么不满。”

“哦，”她说，“这样啊，那对不起了。我原以为你是为此而来的呢。”

她没再说更多抱歉的话。而且她语气里也没什么抱歉的意思。听上去她反倒有些失望和困惑。

“你还是进来吧，”她说，“穿堂风吹着挺冷的。今天外面也没看上去那么暖和。”

这么看来，对他来说，能进她家门也好歹算是个胜利了。他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难办。他本以为她会是另一副模样——一个受宠若惊的家庭妇女，因客人突然登门造访而倍感欣喜，因客人要跟自己谈谈心里话而倍感荣幸。

她带他穿过门廊进入客厅，她说：“我们只能坐在厨房里了，这样我能听到奥布里的动静。”格兰特看见正面窗户上挂着两层窗帘，都是蓝色的，一层很薄透，另一层是丝质的。房间里有一张配套的蓝色沙发，一块令人却步的灰白色地毯，还有各种各样明晃晃的镜子和装饰品。

菲奥娜对这类窗帘曾有个专门的叫法——尽管被她提及的那些妇女在这些帘子上颇费心思，她的叫法却像个笑话似的。菲奥娜经手布置的每个房间都不着装饰，宽敞明亮。她若是见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塞在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定会十分惊讶。他想不起那个词是什么了。

他能听到厨房隔壁的一个房间传来电视的声音，那应该是个阳面房间，然而放下的百叶窗却遮住了午后的亮光。

奥布里。菲奥娜祈望的那人就坐在那几米之外的地方，听起来像是在看什么球赛。他妻子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她说：“你还好吧？”接着就把门虚掩了起来。

“你还是喝一杯咖啡吧。”她对格兰特说。

他说：“谢谢了。”

“我儿子去年圣诞节时让他看上了体育频道，要是没有这个频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厨房案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器物和用具——咖啡壶、食品加工机、磨刀器什么的，还有些格兰特叫不上名字或说不出用途的东西。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新也很贵，像刚拆掉包装取出来似的，要不就是每天都擦拭保养过的。

他觉得或许自己该就这些器具恭维一番。于是他夸她用着的那个咖啡壶很好，还说他和菲奥娜一直都想买一个这样的咖啡壶。这绝对是瞎说——菲奥娜一直钟爱一种欧洲产的新玩意儿，那东西每次只能煮出两杯咖啡。

“是人家送的，”她说，“我儿子和儿媳送的。他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太多东西，我们简直都应付不过来。其实他们还不如省下这些钱，当作路费过来看看我们呢。”

格兰特有些深沉地说：“我想他们自己过得也很忙碌吧。”

“他们倒是忙，去年冬天还去夏威夷玩儿了。要是我们近旁还有其他家人，倒也没什么。可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

咖啡煮好了。她从桌上一个陶瓷树架的两段截短的树枝上取下两只棕绿双色的陶瓷大杯，将咖啡倒进了杯子里。

“人啊，确实会感到孤独。”格兰特说。他觉得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要是不让他们与喜欢的人相见，他们必定会觉得很悲伤。比方说，菲奥娜，我妻子，就是这样。”

“我记得你说过你常去看她的。”

“确实没错，”他说，“但问题不在这儿。”

接着，他终于不再踌躇，决然提出了那个请求，那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她是否能考虑一下，送奥布里回“梅多湖”看看呢——哪怕每周一天也好。不过是几公里的车程而已，想必应该不会太困难吧。或者，如果她不愿耗费这时间的话——格兰特之前根本没这样的想法，因此提出这个主意时他自己也相当沮丧——那么他可以亲自送奥布里过去，他完全不介意这样做。他相信自己能搞得定。如此一来，她也能抽空歇口气。

他说话的时候，她蠕动着紧闭的嘴唇和藏于其间的舌头，仿佛在努力辨清某种说不清的味道似的。她取了些牛奶给他加到咖啡里，还端来一碟姜汁曲奇饼干。

“自家做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碟子放下。她语气很冲，毫无待客的热情。她默然不语，坐下来，把牛奶加到她的咖啡里，搅了搅。

随后她开口拒绝了。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理由是，我不想再扰乱他的心神了。”

“那样会扰乱他的心神吗？”格兰特认真地问道。

“是的，会的。当然会了。决不能那么做。把他接回家又送回去。这样来来去去的，只会把他弄懵了。”

“难道他不明白那仅仅是一次探视吗？难道他不能适应下来吗？”

“他明白得很。”她说道，好像他刚才的话侮辱了奥布里一样。“但再怎么说，那都会对他造成干扰。况且我还得帮他打点好一切，然后把他弄进汽车。他那么大块头，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搞定。我得费好大劲儿才能把他摆弄进汽车，将他的轮椅折起来带去，而这一切图的又是什么呢？如果得这么折腾的话，我还不如带他去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呢。”

“我来做这些呢？那样也不行吗？”格兰特问道，仍然保持着期盼和商量的语气，“没错，你没必要费这劲儿。”

“你弄不了的，”她语气断然，“你不了解他。你应付不了他。你就算做了他也受不了。费这么大劲儿，他又图个什么呢？”

格兰特觉得自己不该再提菲奥娜了。

“带他去商场逛逛都比这好，”她说，“在那儿他还能看看小孩儿，看看这样那样的东西。可又怕这让他想起两个从未见过的孙子，感到伤心。或者去湖边也好，现在湖上的小船又开起来了，去那儿看看划船，他心情也会不错的。”

她站起身，从水槽上方的窗台上把她的香烟和打火机拿了过来。

“你抽烟吗？”她问。

他说不抽，谢了，尽管他不知道若真有一支烟递到他跟前会如何。

“你是从来不抽？还是戒了？”

“戒了。”他说。

“戒了多久了？”

他想了想。

“三十年吧。不——还要更久一些。”

他是在和雅基刚好上那会儿决定戒烟的。但他不记得，自己到底是先戒了烟，想着戒烟后就会有好运来补偿呢，还是因为已经有了这样一份恋情，转移了他对烟的热情，觉得是时候把烟戒掉了。

“我已经不想着戒烟了，”她说着点燃了烟，“就是下了个决心，不再想着戒烟了，仅此而已。”

也许这就是为何她脸上长了那么多皱纹吧。曾经有人——一个女人——告诉过他，抽烟的女人脸上会长出一些特殊的细纹。不过那也可能是太阳晒的，或者她的肤质本就如此——她脖子上也同样明显长了皱纹。尽管脖子布满皱纹，她的乳房却像年轻女人一样丰满挺拔。女人到她这个年纪，一般都是这样一个矛盾体。缺点和优点，基因上的幸与不幸，全都糅杂显现。极少有人能像菲奥娜一样完整地保持她们的美，即便那种美不过是从前的影子。

也许事实未必如此。也许他之所以会这么想，只是因为他在菲奥娜年轻时就认识了她。也许，只有在一个女人年轻时就认识她，才会得出这样的印象。

那么，当奥布里注视着自己妻子时，他所看到的是否还是当初那个目中无人、出言不逊高中女生呢？他还记得她那双知更鸟蛋般蓝色的眼睛迷人地斜着时的模样，记得她撅起圆润的嘴唇，叼着一根被禁的香烟的模样吗？

“这么说你妻子的情绪很低落？”奥布里的妻子说，“你妻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菲奥娜。”

“菲奥娜。那你叫什么呢？你似乎还没告诉过我。”

格兰特说：“我叫格兰特。”

她出人意料地把手从桌子对面伸了过来。

“你好，格兰特。我叫玛丽安。”

“好了，眼下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了，”她说，“我也就直言相告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依然痴迷地想见到你的——见到菲奥娜。没准不是呢。我不会问他，他也不会告诉我。兴许那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我不想送他回去，万一整出别的什么事儿来呢。我担不起这个风险。我不想他没管没收的。我也不想他心烦意乱又来瞎闹折腾。他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够我忙活的了。也没谁能帮我。家里就我一个人。里里外外都得靠我自己。”

“你有没有考虑过——当然这对你来说很是艰难——”格兰特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他送去那里长住呢？”

他放低了声音，几近成了耳语，而她却似乎觉得没必要压低声音。

“没有，”她说，“我要让他住在家里。”

格兰特说：“哦。你真是善良又高尚啊。”

他希望“高尚”这个词听起来并没有讥讽之意。他本来也没这个意思。

“你这么觉得？”她说，“我可没想过什么高尚。”

“但这么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但我只能这么办，我没有别的选择。要是我把他送到那里去住，就只好卖掉房子，不然我根本付不起这笔费用。可这房子是我们的全部家当。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明年就能领养老金了，那样我就能拿到我和他两个人的养老金，可即便如此，我也没那么多钱既能送他去那儿又能保住房子。这房子对我太重要了。”

“这房子真不错，”格兰特说。

“嗯，还行吧。我为这房子可费了不少心血。各种修理维护。”

“我肯定你花了不少心血。真的。”

“我不想失去它。”

“那是自然的。”

“我不能失去它。”

“我懂你的意思了。”

“他那家公司害得我们孤苦无助，”她说，“我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总之就是他被扫地出门了。最后，他们竟然还说他欠着他们的钱；而当我要去查查怎么回事时，他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那与我无关。我觉得他准是干了什么愚蠢透顶的事儿。可既然我不该过问，我也就不闻不问了。你结过婚，也有妻子，自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在我快理出个头绪来的时候，我们又被安排着跟这些人一起去旅行，然后就脱不了身了。路途中他染上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病毒，陷入了昏迷。这倒是把他从那一堆麻烦中解脱了出来。”

格兰特说：“真不走运。”

“我倒不是说他是故意染上病的。那纯属是碰巧了。他再也不会对我生气了，我也不生他的气了。生活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你赢不了生活。”

她像猫那样有条有理地用舌头轻舔自己的上唇，把沾着的饼干碎屑都舔进嘴里。“我听起来都像个哲学家了，是吧？那儿有人告诉我你以前是个大学教授。”

“很久以前的事了。”格兰特说。

“我没什么文化。”她说。

“其实我也不见得就有多少文化。”

“但我很清楚自己心意已定。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绝不会放弃房子。我要让他留在家里，我也不想让他的脑子里生出想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的念头。当初我就不该为了去佛罗里达把他送进那儿；但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所以只好送他过去。现在我知道该怎样做才更好。”

她又从烟盒里抖出一支烟来。

“我敢打赌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她说，“你在想，这些人可真是唯利是图。”

“我并没做出这种评判。这是你的生活。”

“说得对。”

他觉得他们该以一种更平和的调子结束这次谈话。于是他问她，她丈夫上学时有没有在暑假期间去一家五金店打过工。

“我从没听说过这事儿，”她说，“我不是在这儿长大的。”

驾车回家时，他注意到原先白雪覆盖、树影斑驳的那片沼泽洼地，如今仿佛让臭菘点燃了生机一般焕发起来。它们那看上去鲜嫩可食的叶子舒展得犹如大浅盘子。花朵像蜡烛火焰般笔直地升腾而起，丛簇繁多，纯黄鲜亮，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恰如一片光焰从地里喷薄而出。菲奥娜曾告诉过他，这些花自身也能产生热量。她在某个隐藏的知识库里搜寻一番之后说道，你把手伸到蜷缩的花瓣深处就能感觉到那种热。她说她曾经试过，但却不确定她感觉到的到底是真的热还是只是她自己的想象。那种热会引来许多小虫子。

“大自然可不只会傻乎乎地装饰人间。”

他没能成功说服奥布里的妻子。他没能说服玛丽安。他也曾预想到自己可能会失败，但丝毫没想过会是这个原因。他曾以为自己需要化解的全部难题乃是女人生来的性嫉妒——或是她的怨恨，因性嫉妒而产生的难以消除的怨恨。

他根本没料到她会以那种方式考虑问题。令人郁闷的是，他对这种交谈并不陌生。这让他想起，他与自己老家人谈话时也是如此。他的叔伯、亲戚，也许甚至包括他的母亲，也都像玛丽安这样考虑问题。他们都认为，人要是不这么想问题就是在拿自己开玩笑——这些人或是生活轻松又有保障，或是受了太多教育，他们生活在空中楼阁里，变得愚蠢了。他们已经脱离了实际生活。受过教育的人、文人、某些有钱人（譬如格兰特岳父母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已经脱离了实际生活。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是获得了一大笔不该归其所有的横财，要么是天生就那么傻气。至于格兰特，他猜想，他们必然认定他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毫无疑问，玛丽安肯定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傻冒，满脑子都是些无聊乏味的学问，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无需承受现实生活的压力。他用不着为保住自己的房产而担忧，还可以四处游逛来思考他那些复杂难懂的想法。闲来无聊，就空想出一些精良慷慨的计划来，还自认为那样的计划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真是个傻瓜，她此刻一定这样想着。

面对她那样一个人，他深感无望、恼怒，最后几近凄凉。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自信能在那个人面前坚守自我？还是因为他害怕到头来事实证明他们那些人的想法竟是对的？菲奥娜是绝不会有这样的疑虑的。她年轻时，没人能击败她、压制她。她曾为他那种教育成长背景而感到好笑，也能认识到那种现实严酷的理念是多么离奇。

不过，说起那些人呢，他们也自有其道理。（他仿佛听到自己在跟什么人争辩着。是跟菲奥娜吗？）他们那种目光短浅的态度自有其好处。若遇上紧要关头，玛丽安很可能会安然无恙。他们这类人适于生存，既能放下身段乞食谋生，也能安之若素地取走街上死人脚上的鞋子。

想要弄懂菲奥娜总是件令人郁闷沮丧的事。那如同追寻海市蜃楼一般。不——简直就是生活在海市蜃楼当中。而与玛丽安亲密相处，则会带来迥然不同的问题。那仿佛是在咬食一枚荔枝干。它的果肉有股很不自然的奇怪诱惑力，散发着化学制剂的味道和香气，只薄薄一层，裹住了那粒硕大的种子、那颗核。

他本来是可能跟她结婚的。想想看吧。要是他一直待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他是很可能跟像她那样的某个姑娘结婚的。她倒也挺招人欢喜的，还有一对非常棒的乳房。她当时也可能是在卖弄风情呢。她在厨房椅子上挪动臀部时的夸张动作，她撅起的嘴巴，有几分佯装威胁的意味——那就是此次小镇调情那略显天真的俗气余波了。

她选中奥布里的时候，肯定是怀有一些希望的。他英俊的相貌，推销员的工作，有望进入白领阶层的大好前程。她曾经一定深信自己最终会拥有一个更加富裕美满的人生，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这种事情，也往往会发生在那些实用主义的人身上。尽管他们精打细算，尽管他们有生存的本能，但他们却可能走不到自己合理期望的那么远。毫无疑问这是很不公平的。

他走进厨房时第一眼就看见了电话留言机上闪烁的指示灯。他想到了时时刻刻挂在心头的那件事。菲奥娜。

他外套也没脱，就按下了按键。

“你好。格兰特。我希望我找对了人。我刚想起了一件事。星期六晚上镇上退伍军人协会有一场为单身者举办的舞会，我是晚餐委员会的委员，也就是说我可以带一个客人免费参加。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刚好有兴趣参加呢？有空时给我回个电话吧。”

一个女人的声音报了个本地电话号码。然后是嘟的一声，同一个声音又开始讲话。

“我刚想起，自己忘了说我是谁了。当然，你可能也听出我的声音来了。我是玛丽安。我还是不太习惯用这种机器。我想说的是，我知道你不是单身，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不是，不过偶尔出去放松一下也没什么要紧的吧。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说清楚了，我也真心希望听我语音留言的人是你。那机器里听着像是你的声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没兴趣就不必麻烦了。我只是想着你或许会希望有这么个机会出来乐呵一下。我是玛丽安。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好吧，那就这样。再见。”

留言机里她的声音跟他不久之前在她家里听到的不一样。在第一段留言里听着还只是稍有差别，第二段差别就大多了。那声音里包含着一阵神经紧张的震颤，一种故意装出来的若无其事，还有一种既急于把话说完又不舍得挂断电话的矛盾心理。

似乎发生了些什么。是何时发生的呢？如果就在会面当时，那么在他们俩相对而处的整段时间里，她隐藏得可真是太好了。更可能的情况是，她后来逐渐有了变化，或许就是在他离开之后。她倒也未必是被他的魅力所俘获，可能仅仅觉得他会是一种可能，一个没有羁绊的男人。或者说几乎算是一个没什么羁绊的男人吧。一种可以让她继续一试的可能。

她走出这第一步的时候依然是战战兢兢的。她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地。这会给她带来多大风险，他此刻也说不清。一般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事态的发展，女性的弱点会日益增加。你所能知道的就是，如果现在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之一角，那么以后会越露越多。

他倒也得到了某种满足——何必否认呢？自己竟然引发了她心里的这份躁动。还激起了一道微光，一片朦胧，浮现于她内心的外壳之上。从她那急切而又浓重的元音中他也听出了这微弱的渴求。

他准备好鸡蛋和蘑菇，给自己做了一份煎蛋卷。接着他又想，不妨喝上一杯吧。

一切皆有可能。真的吗——一切皆有可能吗？比如说，要是他愿意，他可以让她服服帖帖，让她听从他的意见，把奥布里送回菲奥娜身边去吗？不仅是去探视，而是让奥布里有生之年都待在那里。那样的震颤会把他们引向何方？引向一次彻底颠覆，引向她自我保护的终结？引向菲奥娜的幸福？

那将是一次挑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功绩。同时还是一个绝对无法对任何人透露的笑话——试想一下，他居然用自己的卑劣行径来为菲奥娜谋取幸福。

但他不会当真考虑这事儿的。倘若他真这么考虑了，他就必须得盘算好，在他把奥布里送到菲奥娜身边去之后，自己与玛丽安的结局又会如何。那样是行不通的——除非他能得到比预期更多的满足，能在她的厚实果肉内找到那枚无可厚非的利己之心的核。

你永远也无法洞悉这种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许你能料到个八九不离十，但却永远无法确定。

此刻她应该会坐在自己家里，等着他的电话。或者也可能并没有坐着，而是做着什么事情好让自己忙活起来。她看着就是个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女人。她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自然是她不停不歇悉心操持的结果。况且还有奥布里呢——她必须得像往常一样照顾他。她可能已经让他早早地吃过晚饭了——按“梅多湖”的时间表安排他的三餐，以便晚上早些把他安顿好，也让自己摆脱这一整日例行的操劳。（她要是去参加舞会，该怎么安顿他呢？是把他独自留在家中还是请临时护工？她会告诉他自己要去哪里，并给他介绍她的同伴吗？她的同伴是不是该支付临时护工的费用呢？）

她可能在格兰特买蘑菇和开车回家的那会儿就给奥布里吃过饭了。也许她正准备让他上床睡觉呢。但这段时间里她一直都会留心着电话，留心着缄默的电话。也许她已计算过格兰特开车回到家里需要多长时间。她可以从他在电话簿上的地址大致估摸出他住在哪里。她会计算路上的时间，再加上可能去买点晚餐食材的时间（考虑到独居男人可能每天都得去买点东西）。然后他抽空一条条听电话留言也得花上一定的时间。要是电话还不响，她就会琢磨着该是还有其他事情了。没准他回家之前还得去办点儿别的什么事呀。要不就可能是在外面吃晚饭，约见了什么人，那样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在晚饭时间到家了。

她会待到很晚都不睡，清理清理厨房碗柜，看看电视，一边暗自嘀咕着是否还有机会呢。

他自个儿瞎想什么呢。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人，这是她最为突出的特点。她会在惯常时间上床，心里想着他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个很会跳舞的人。太木讷，太书呆子气。

他还待在电话边，翻看杂志，当电话再次响起时，他并没有去接。

“格兰特。我是玛丽安。我刚才在地下室把洗好的衣服放到烘干机里，我听到电话响了，可等我上楼来时打电话的人已经挂断了，所以我想还是该跟你说一声我是在的。如果是你打的电话，如果你正好在家的话。很明显我家没安留言机，你也没法留口信。我只是想告诉你。想让你知道罢了。

“再见。”

十点二十五分。

再见。

他会说他才刚到家。没必要让她脑中浮现出这么一个画面：他坐在这里，反复权衡利弊，犹疑不决。

帷布。这应该就是菲奥娜用来形容那些蓝色窗帘的词——帷布。这又有何不可呢。他想到那些姜汁曲奇饼干，一个个都那么圆，她还得特地说明那是自家做的，还有那挂在陶瓷树架上的陶瓷咖啡杯子。那块长条的塑料地垫，他敢肯定，是用来保护门厅地毯的。这光鲜夺目的精确性和实用性，就连他母亲都从未做到，但却会为之钦羡不已——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他感觉到了这种不可靠的怪异感情带来的阵阵刺痛吗？还是因为他喝完第一杯酒后又多喝了两杯？

她脸颊和颈部那胡桃木般的日晒肤色——他现在认为那就是日光晒成的颜色——极有可能一直延伸到她的乳沟。那里必定是深沟高壑，肤如绉绸，别有幽香，温热诱人。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拨起了此前抄录的电话号码。他想着这些，想着她那像猫一样的舌头饱蕴着的实实在在的肉欲。还有她那宝石般的眼睛。

菲奥娜在她房间里，却没躺在床上。她坐在敞开的窗前，身上穿着一条正合时令的裙子，但那裙子又短又艳，着实古怪。从窗外飘进来一阵盛开的丁香花那温暖醉人的香气和田地里施春肥的气味。

她的膝头放着一本摊开的书。

她说：“瞧瞧这本漂亮的书，我找到的，是关于冰岛的呢。想不到他们竟会把这么好的书在屋子里到处乱放。住在这儿的人可未必都那么老实。而且我觉得他们把衣服全弄混了。我从来不穿黄色。”

“菲奥娜……”他说。

“你已经离开很久了。咱们出院手续都办完了吗？”

“菲奥娜，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你还记得奥布里吗？”

她盯着他凝视了片刻，仿佛有一阵又一阵风吹过来打在了她脸上似的。风吹进了她的脸，吹进了她的大脑，把一切都撕成了碎片。

“我记不住人的名字了。”她冷冰冰地说。

接着这种表情又消失了，她努力恢复了一点那种戏谑俏皮的优雅风度。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下，站起身来，抬起胳膊抱住了他。不知是她的皮肤还是她的呼吸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陌生的味道，他感觉那像是切花的枝梗浸泡在水中太长时间而发出的气味。

“见到你真高兴。”她说，一边还扯了扯他的耳垂。

“你本来可以开车一走了之的，”她说，“开车一走了之，在这个世界了无牵挂，抛弃掉我。抛弃我。弃之不理。”

他把脸紧紧贴着她的白发，贴着她粉色的头皮，贴着她那匀称可爱的脑袋。他说，绝对不会的。

[1] 原文为德语。

[2]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从1971年开始播放的戏剧选编电视剧，广受欢迎。

[3]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

[4]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被诸神用魔绳系住的狼形怪物。

[5] 尼雅尔和斯诺里都是冰岛萨迦当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6] 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艺术家、作家。

[7] 古挪威国王，931—933年在位。

[8] 出自《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引用时略有改动。

逃离
Runaway

卡拉听到汽车开来的声音时，车子还没翻过小山包，在这一带，他们都把路上这种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包。是她，卡拉心想。是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了。卡拉站在马厩门后靠里的地方，这样就不会一下子被人发现，然后朝贾米森太太驾车的必经之路望去。贾米森太太的家与克拉克和卡拉家顺路，不过要远上一千米的路程。

要是来人打算拐进他们家，这会儿车子就该减速了。可卡拉依然期望着。但愿不是她。

确实是她。贾米森太太是把头转过来一次，但只一眨眼工夫就转了回去——她得集中全副精力绕过雨后砾石路上的车辙和水坑——可是她并没有从方向盘上抬手示意。她没看见卡拉。卡拉瞥见贾米森夫人裸露至肩的黝黑手臂，她把头发染成了更浅的颜色，比起原本的银金色，现在发色更近乎白色，还有她那一脸决绝而愠怒、又为自己这么气急败坏而好笑的神情——这是贾米森太太在跟这样的路况较劲时惯有的表情。转头那会儿，她脸上仿佛似乎闪过一道明亮的光——带着询问，带着希冀——这不禁让卡拉往后一缩。

她真的回来了。

克拉克可能还不知道。要是他坐在电脑前，就肯定是背朝着窗户和这条路。

但是贾米森太太可能还会开车出门。她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可能并没有去杂货店买东西——得先回到家里，看好需要买些什么再去。那时克拉克或许会看见她。况且天黑后，她家里也会亮起灯。不过现在是七月，天要很晚才黑。要是她太累了，也许懒得开灯就早早睡下了。

话说回来，她可能会来电话。从现在起，随时可能。

这个夏天，雨下得无止无休。你一早起来就能听见雨水声，噼里啪啦地敲在移动房的屋顶上。小路泥泞不堪，长草泡在水里，头顶的树叶也不时落下阵雨，即便雨停了云散了也不停歇。每次外出，卡拉都要戴上一顶澳大利亚老式宽沿儿高帽，并把她又长又粗的辫子掖进衬衫里。

没人来练习骑马，尽管克拉克和卡拉在附近都跑了一圈，将海报贴遍野营地、咖啡馆、旅游局广告牌，以及他俩能想到的任何地方。只有少数学生来上课，那都是些老学员，而不是假期里一车一车蜂拥而至前来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去年夏天他俩就是靠了他们才支撑过来的。就连他们寄予厚望的老学员也因假期旅行缩减了上课时间，有的仅因为天气太差就取消了课程。倘若他们电话打得太迟，克拉克就会照常按时间收费。有几个学员为此抱怨了几句，最后干脆退了课。

他们从寄养在这儿的三匹马身上还能赚些钱。那三匹马，加上他们自己的四匹，眼下正在野外树下的草地上闲转。雨暂时停歇了下来，但它们似乎懒得理会，因为雨水常会在下午消停片刻。然而也只是片刻，短得刚好足够勾起你的希望——云朵白了稀了，透出些许光晕，却总也不成气候，没法痛快地洒下阳光，不待晚饭前就消散殆尽了。

卡拉已经把马厩清理干净。她打扫得不急不忙。她喜欢做日常家务时的节奏，喜欢畜棚高高的房顶下那开阔的空间，以及里面的气味。这会儿她来到环形训练跑道上，想看看地面够不够干，保不准五点那班的学生会来上课。

多数时候，阵雨下得都不会特别大，也很少伴有风，可是上星期突然变了天，接着狂风刮过树梢，然后一场让人睁不开眼的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这场暴雨持续了不过一刻钟。但路上落满枝丫，高压电线被吹断了，连训练跑道上方的一大块塑料房顶也被风给扯松脱落了。跑道尽头处，积水汇了个小湖般大的水洼。克拉克只得挖条排水渠，为此他一直忙到晚上。

房顶至今还没修好。克拉克只好拉起围栏铁丝，以防马匹跑进泥坑里去；卡拉则标示出了一条稍短的跑道。

克拉克此刻正在网上查找该去哪儿买修补房顶的材料。有没有某个清仓处理的折扣店，开的价是他们承受得起的，或是有没有人要处理这类的二手货。他再也不去镇里那家海－罗伯特·巴克利建材商店了，他管那家店叫公路－抢劫·鸡奸犯 [1] 商店。他在那儿赊了太多账，而且还跟那儿的人打过一架。

克拉克不单跟他欠了钱的人动手。他前一刻还表现得很友好，甚至相当热烈，却会说翻脸就翻脸。因为吵过架，有些地方他自己都不进去了，总是叫卡拉去。药店就是其中之一。之前有一位老妇人在他前面插队——其实她是去取忘买的东西，只不过回来时又站回到他前面，而没去队尾重新排队，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起来。收银员对他说：“她有肺气肿呢。”卡拉克却说：“就这点儿毛病？我还浑身都有毛病呢。”后来经理也被叫了出来，经理说他小题大做。还有一回，他去公路边上一家咖啡店吃东西，由于时间过了十一点，店员拒绝按照广告承诺的给他早餐优惠。克拉克就跟他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咖啡摔在地上。据在场的人说，那咖啡差一丁点儿就泼到婴儿车里的孩子身上。他却说那孩子离他足足有八百米远，况且他没拿住杯子是因为店员没给他杯套。店员说他根本就没说要杯套。他狡辩这种事还用特意说么。

“你这脾气也太爆了。”卡拉说道。

“那才叫爷们儿。”

她还没提他和乔伊·塔克吵架的事儿呢。乔伊·塔克是镇上的女图书管理员。她把自己的马寄养在他们这里。那是一匹脾气暴躁的栗色小母马，名叫利齐——乔伊·塔克有时会玩笑着叫它利齐·博登 [2] 。昨天她来骑马，正赶上她心情差，就抱怨说棚顶怎么还没修好，又说利齐的状态看上去糟透了，可能着了凉。

实际上利齐没什么事儿。克拉克倒是尽力想要息事宁人——这对他来说已属不易。可乔伊·塔克却发了火，指责他们这儿就是个垃圾场，利齐值得有更好的去处。克拉克回道：“随你的便吧。”然而乔伊没有，或是说还没有，带走利齐。卡拉本以为她会。尽管之前克拉克把利齐当作自己的小宠物，那天之后他却不愿与那匹小母马再有任何的瓜葛。结果，利齐心里也很受伤——在练习时总不配合。每天他们都要给利齐清理马蹄，以防它的马蹄感染细菌，现在利齐在清理蹄子时也乱踢乱蹬。卡拉总得提防着，免得被它咬上一口。

然而，最让卡拉糟心的要数不知所踪的弗洛拉了。弗洛拉是只白色小山羊，无论是在畜棚还是田野，它总是跟在马匹周围。已经两天没见着它的踪影了。卡拉担心它被野狗或土狼叼了去，也没准儿是被熊抓走了。

昨晚和前晚她都梦到了弗洛拉。第一个梦里，弗洛拉嘴里衔着一个红苹果，径直走上了她的床。但在第二个梦里——就是昨晚的梦里——它一见到卡拉就跑开了。它有一条腿像是受了伤，但它还是跑开了。它把卡拉引到一道铁丝网跟前，像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铁丝网。紧接着，它钻了过去，那条受伤的腿连同整个身子，像一条白鳗鱼般哧溜一下钻了过去，消失不见了。

那些马看到卡拉穿过去上了环形跑道，便都聚到了栏杆边上，好让她走回来的时候能注意到自己。尽管披着新西兰毛毯，它们却浑身沾着泥，看上去脏兮兮的。她轻声和它们说着话，为自己空手而来表示抱歉。她摸摸它们的脖子，揉揉它们的鼻子，问它们知不知道弗洛拉的下落。

格蕾丝和朱尼珀哼了一声，凑过鼻子来蹭她，仿佛它们听出了这名字，也跟她一样担忧似的。可这时利齐从它们中间挤了进来，把格蕾丝的头从卡拉手下顶开。它轻轻咬了一口卡拉的手，卡拉只好又用了些时间来训斥它。

直到三年前，卡拉还从没留意过移动式房屋。她也不那么叫。她跟她的父母一样，都觉得称“移动房屋”有些炫耀的成分。还有些人住在拖车里，其实都是那么一回事儿。这辆拖车跟那辆拖车之间并没什么差别。而当卡拉住进这儿，选择跟克拉克一起过日子，她看事物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那之后她也开始用“移动房屋”这个叫法，并留意关注起别人如何收拾房子：挂何种窗帘，如何刷漆上色，如何配出大气的平台、天井或其他房间。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自家房子上进行这些改良。

有那么一段时间，克拉克倒还顺从她的想法。他把台阶修葺一新，还费了很多时间寻了个旧的熟铁栏杆来搭配。对于花在厨房浴室漆料和窗帘料子上的钱他也不曾有过半句怨言。她涂漆料涂得不算好——她那会儿还不知道要先把橱柜门的合页卸下来。她也不清楚该给窗帘做衬里，现在那些窗帘早已褪了色。

让克拉克有些犹豫的是要不要换掉地毯。原先他们每间屋子的地毯都是同款样式，这是卡拉最想换掉的东西。地毯分成若干棕色小方块，每一块都是些由暗棕色、铁锈色和浅褐色组成的线条和图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她以为每个方块里的线条和图案都一样，排列方式也相同。后来她有了大把的时间去仔细观察它们，就发现原来大方块是由四个图案不一的小方块拼接而成的。有时她轻易就能分辨出来，有时却要费一番功夫。

赶上外面下雨，克拉克心情低落，连带整个屋子里都气氛沉重，他不想操心任何事，只想对着电脑屏幕，这时候，卡拉就盯着地毯。可对她而言，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上厩棚去为自己找点儿事，或是想点什么杂活来干干。赶上她心情不好时，马儿都不会抬头看她一眼，可那只从来不拴的弗洛拉就会走过来蹭蹭她，抬头用一种算不上是悲悯的眼神看着她，那双黄绿色眼睛中闪烁着的更像是密友般的嘲讽。

弗洛拉被克拉克带回来时，还是只半大的小羊羔，那时克拉克本是去那农场买马具的。那农场里的人不打算过乡下日子了，至少是不打算畜牧了——他们把马都卖了，山羊却没卖出去。克拉克听说山羊能安定、抚慰马群，因此也想试一试。他们本打算日后用它繁殖几只小羊羔，却没见它有任何发情的迹象。

起初，它简直像是克拉克的小宠物，跟在他后面到处走，又蹦又跳地想引起他的注意。它像小猫一般敏捷、优雅、主动，又仿佛一个坠入爱河的天真少女，常常逗得他俩哈哈大笑。长大一些后，它似乎更亲近卡拉了，这种亲近似乎使它变得更明智，不再那么轻佻了——相反它仿佛更加内敛沉静，具有讽刺性的幽默。卡拉对马匹的态度温柔，却也更加严厉，像是母亲对待孩子一般。这与她和弗洛拉的关系截然不同，她无法从弗洛拉身上获得一丝一毫的优越感。

“还没有弗洛拉的消息吗？”她问道，一边脱下她去畜棚时穿的工靴。克拉克已经在网上传了一张寻羊启事。

“目前还没有。”他心事重重但还算友善地说。他又表示，弗洛拉可能只是跑出去找公山羊了。这话他不是头一回说了。

他对贾米森太太只字未提。卡拉烧上水。克拉克像往常一样在电脑前哼着小曲儿。

有时，他还会跟电脑掰扯两句。扯淡！要是遇到什么不顺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说。再不就是哈哈大笑——可事后她问及他大笑的原因时，他又想不起来了。

卡拉喊道：“你要喝点儿茶吗？”她没想到他竟起身走进了厨房。

“来了，”他说道，“终于来了，卡拉。”

“什么？”

“她来电话了。”

“谁？”

“女王陛下。西尔维亚女王。她刚回来了。”

“我没听到车声。”

“我没问你听没听到车声。”

“她打来有什么事儿？”

“她要你去帮忙打扫下房子。她就说了这个，明天。”

“你怎么回答她的？”

“我说当然可以。但你最好亲自打个电话跟她确认一下。”

卡拉说：“我觉得没必要，反正你都答应她了。”她倒了两杯茶。“她离家之前我清洁过一遍了。这才没过多久，我看没什么好打扫的。”

“或许她不在的时候有几只浣熊钻了进去，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这谁也说不准。”

“我用不着现在就打，”她说，“我想先喝点儿茶，然后再冲个澡。”

“越早打越好。”

卡拉端着茶进了浴室，往回喊了一句：“我们该去趟自助洗衣店了。毛巾干了还有一股子霉味儿。”

“别转移话题，卡拉。”

她进了浴室洗澡，他却还站在门外大声对她喊着话。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脱身的，卡拉。”

她以为自己出来时他还会站在那儿，却发现他早就坐回到电脑跟前去了。她穿得跟要去镇上似的——她希望他们能走出家门，到自助洗衣店去，再去外带两杯卡布奇诺。这样一来他们也许能换种说话的口气，多少缓和下气氛。她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客厅，从身后环抱住他。可她刚做好这个动作就被一股悲伤吞噬——肯定是洗澡的水太热，她才忍不住一下子哭了出来——她俯身抱住他，情绪崩溃地痛哭起来。

他把手从键盘上拿开，但依然坐着没动。

“别冲我发火嘛。”她说。

“我没发火。我就是讨厌你那副样子，仅此而已。”

“我就是因为你发了火才这样的。”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你简直要勒死我了。做晚饭去吧。”

她就去做了。已经这会儿了，显然五点钟那班的学员是不会来了。她拿出土豆，开始削皮，可眼泪却止不住，弄得她看不清楚手里的活儿。她用厨房纸擦了擦脸，又多扯了张新的带在身上，然后出门走进雨中。她没去马厩，弗洛拉不在了，她去那儿只会徒增伤感。她沿着小道走回树林，马儿们在另一块地里。它们都聚在围栏那儿看她，只有利齐除外，它在旁边跳了跳，用鼻子哼了哼，仿佛知道她心有旁骛。

事情是从他们读到讣告开始的，是贾米森先生的讣告。讣告登在市报上，他的照片也登上了晚间新闻。此前的一年里，他们还只把贾米森夫妇当成不爱搭理人的邻居。贾米森太太是植物学老师，任教的大学离这儿有六十多公里远，所以许多时间都花在路上。贾米森先生则是位诗人。

大家知道的也仅限于此。但贾米森先生似乎总忙着干别的。作为一位诗人，一个老人家——可能要比贾米森太太年长二十岁——他算是比较粗犷和活跃的了。他自己动手改善了自家的排水系统，清理了阴沟，周围还砌了石头。他自己辟出个小园子，围上篱笆，在里面种上些蔬菜，又在树林里开出一条小径，还负责修理房屋。

这栋房子是他和几个朋友多年前在一座破败的陈旧农舍的基础上建成的，样式呈怪异的三角形。在外人看来，他的那些朋友就是些所谓的嬉皮士——不过即便当时，在贾米森太太出现之前，贾米森先生也肯定是老了点儿，已经不太适合这个称谓。据说那时候他们在树林里种了大麻来卖，挣来的钱就放在密封的玻璃罐子里，然后埋在房子周围的什么地方了。克拉克在镇上认识些人，这都是他从他们那里听来的。他说这纯属扯淡。

“肯定早就有人闯进他家掘地三尺了，哪会等到现在？早会有人想方设法逼他说出埋钱的地点了。”

卡拉和克拉克直到读了讣告才知道，原来利昂·贾米森在五年前得到过一笔数额颇丰的奖金。是项诗歌奖。从没听人提起过这事儿。似乎人们更愿意相信埋在地下的玻璃罐里装着卖毒品赚来的钱，却不相信他靠写诗也能赚到奖金。

那之后不久，克拉克就说：“我们该让他付出代价。”

卡拉立马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但她只当是个笑话。

“太迟了，”她说，“人都死了还怎么付出代价。”

“他是不能了，但她可以。”

“她去了希腊。”

“她又不会一直待在希腊。”

“她毫不知情。”卡拉慎重了起来。

“我没说她知道。”

“她压根儿跟这事儿没关系。”

“总会有办法的。”

卡拉说：“不，不行。”

克拉克把卡拉的话当耳旁风，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们就说要起诉。大家总能因为这种事拿到钱的。”

“这怎么可能？你没法告一个死人。”

“就威胁说要见报。他可是名声在外的诗人。媒体就吃这一套。我们只要稍作威胁，她就会上钩的。”

“你这是异想天开，”卡拉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不，”克拉克说道，“说真的，我可没开玩笑。”

卡拉说她不想再谈这件事了，他说好。

可第二天他们又聊到了这件事，然后第三天、第四天也谈到了。有时他总会有像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可能是违法的。他会越说越兴奋，接着——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突然之间他绝口不提这事儿了。要是雨停了，要是这个夏天又变得像往年那样寻常，他或许会将它抛诸脑后，像对待许多别的事情一样。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上个月他又喋喋不休地谈起那个计划，仿佛一切筹备完美，切实可行，不过是要价多少的问题。要的太少，那女的可能不会把他们当回事儿，以为他们在吓唬她。要的太多，可能会逼得她孤注一掷，顽强抵抗。

卡拉不再说那是句玩笑了。相反，她告诉他这计划根本行不通。首先，人们会觉得诗人就是那般行事的，也就不值得花钱去掩饰。

他却说只要恰当推进就能成功。卡拉要装作情绪崩溃的样子，去告诉贾米森太太事情的经过。然后克拉克登场，故作吃惊，仿佛刚刚知晓这件事。接着他会勃然大怒，誓要把此事公之于众。他要让贾米森太太自己主动提出给钱的事儿。

“你受到了伤害，受到了骚扰和侮辱，也就使我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因为你是我老婆。这是个尊严问题。”

他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这样说。她试图扯开话题，但他却不为所动。

“靠谱，”他说，“绝对靠谱。”

这一切的起因，是她告诉过他的一些事情，那些话她再也无法收回、无法否认。

有时他像是对我有意思？

那个老家伙？

有时他趁她不在家时把我叫进他屋里去。

是吧。

在她得出去买东西而护士又不在那儿的时候。

这不过是她的突发奇想，却立马让他来了兴致。

那你是怎么做的？你进屋了吗？

她做出害羞的样子。

有时候。

他叫你进屋。然后呢？卡拉，然后又怎样？

我会进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

那他需要什么？

这些问答都是他们悄声说的，即使周围没人在听，即使是在他们床上的永无乡里。这是他们的睡前故事，所有细节都很重要，每次还要再添油加醋一番，加上一些令人信服的抵抗、羞涩、嬉笑，下流，真是下流。不止是他心焦又感切地想说这些故事。她自己亦是如此。她急切地想要讨好他，让他兴奋，也让自己兴奋起来。幸好，每回都如她所愿。

她内心甚至都有些相信事情的确发生过，她见过那个色眯眯的老头子，以及他床单下的凸起物。他常年卧床，几乎说不了话，但手语却很熟练。他暗示出自己的欲望，暗示他是多么想要推推她，捅捅她，想让她顺从自己，跟他发生亲昵的关系。（毋庸置疑，她一定是拒绝的，但奇怪的是，克拉克却为此莫名地有些小失望。）

但她时不时地还要击碎脑海中的另一幅画面，以防它搅了兴致。她会想到那真实而模糊不清的病体，裹在床单里面，躺在医院租来的病床上打针，日渐萎缩下去。其实她只瞥见过几次，是在贾米森太太或护士忘关门的时候。她本人从没更近距离地接触过他。

她其实挺怕去贾米森家的，但她需要那笔钱。她很同情贾米森太太，那女人魂不守舍的，仿佛在梦游。有一两回，卡拉不得不说些堪称愚蠢的话或做些堪称可笑的举动来缓和气氛。每当那些笨拙、恐惧的新骑手感到受挫时她就会这么做。以前，克拉克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也会这么做。如今这招对他已经不灵了。但显然那些关于贾米森先生的故事还屡试不爽。

小路上都是水坑，两旁是泡在水里的高高的草，还有那些刚开了花的野生胡萝卜，这些根本绕都绕不开。可是天气很暖和，她并不觉得冷。她的衣服都湿透了，就像是让她自己的汗给打湿的，或是混着蒙蒙细雨从脸上流下的泪水把它浸透了。她渐渐停止了哭泣。她没有能用来擤鼻涕的东西——厨房纸都湿透了——她只好弯下身子使劲儿把鼻涕甩到水坑里。

她抬起头，吹起了长长的、带着颤音的口哨，那是她以及克拉克专门用来唤弗洛拉的信号。她等了几分钟，接着便喊起弗洛拉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吹口哨、喊名字，吹口哨、喊名字。

弗洛拉没有回应。

然而，她松了一口气。如果只是单纯的失去弗洛拉的痛苦，哪怕是永远失去弗洛拉，也比现在跟贾米森太太的麻烦要好，比她与克拉克之间的悲惨关系要好。至少，弗洛拉的离去不是因为她卡拉的错。

在家，西尔维亚除了开窗通风，并没什么好做。再不就是想想自己还要多久才能见到卡拉，带着一股令人不安却也并不真叫她诧异的急切感。

所有跟疾病有关的物品全都撤走了。那房间本是西尔维亚和她丈夫的卧室，后来成了他临终的病房。如今病房已经被清理一新，里面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从送贾米森先生去火葬场到贾米森太太动身去希腊那混乱的短短几天，卡拉来帮忙把这一切办妥了。利昂的每件衣服——穿过和没穿过的，包括他的姐妹们送的从未拆封的衣服，全都被堆在车后座上，直接送到了旧货店。他的药，剃须用品，没开罐的用以尽可能延续他生命的营养饮品，没开箱的芝麻脆饼（他曾经一吃就是十几块），好几塑料瓶缓解他背部不适的药水，垫在他身子底下的羊皮垫子——所有这些都被扔进塑料袋，当成垃圾处理掉了。卡拉没有提出过一点疑义。她从没说过“这个没准谁还能用”，或是指出那成箱的罐头都还没开封呢。西尔维亚说：“我真希望我没把那些衣服拉到镇上去。我真该当时把它们全都塞进焚化炉烧得干干净净。”即便听到她这么说，卡拉也没露出丝毫的惊异。

她们清理了炉灶，擦洗了碗柜，又把墙和窗户从上到下彻底擦了一遍。一天，西尔维亚坐在客厅里，读完她收到的全部吊唁信。（他并没有留下什么积存的文稿或笔记，你可能觉得，一个作家总该留下些未竟之作，或是草稿之类的。但他几个月前就告诉过她，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死而无憾了。）

房子倾斜的南墙有几扇大窗户。西尔维亚抬眼看去，流水般倾溢而出的阳光让她很是吃惊——抑或她是被卡拉的影子惊到的。卡拉赤着腿，光着胳膊，站在梯子顶端，她神情坚决，脸旁是一圈蒲公英般的鬈发，那些碎发太短了，扎不到辫子里。她正活力满满地一边喷水一边擦玻璃。她注意到西尔维亚的目光，便停下手上的活儿，张开双臂，如同被挂在那儿似的，还做出个傻傻的滴水兽的表情。她俩都笑了起来。西尔维亚觉得这笑声仿佛欢腾的小溪流遍了她的周身。卡拉接着打扫，她也继续读信。她觉得，所有这些安慰的话——不论是真心实意还是敷衍客套，不论是表达赞颂还是表示遗憾——都该跟羊皮垫子和脆饼一道扔进垃圾桶。

当她听到卡拉放下梯子，听到靴子走在阳台的脚步声后，她蓦地不好意思起来。卡拉进屋，从她身后走过，去厨房把水桶和抹布放回水槽下面时，她坐在原地，垂下了头。卡拉几乎一刻不停，动作麻利得像只鸟，但还是匆匆地在西尔维亚低垂的头上落下一个吻。接着她又自顾自地吹起了口哨。

这个吻自此一直印在西尔维亚的心上。它并没什么特殊的含义。可能是说开心点儿吧。也可能是说就快结束了。这一吻表明她们是一起摆平了许多难缠活儿的好朋友。或者，那仅仅意味着太阳出来了，意味着卡拉想回家去照看她的马儿了。尽管如此，西尔维亚将其视为娇艳的花朵，它的花瓣在她内心绽放，带着骚动，带着热量，犹如一股更年期的潮热。

她植物学的课堂上不时会出现一位特别的女学生——她聪明、刻苦、笨拙而自负的模样，对自然所怀有的纯真热情，都让她忆起年轻时的自己。这样一些女学生簇拥在她身边，崇拜着她，期待某种——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想象的亲密关系。然而很快，她们就会让她心劳意攘。

卡拉与她们截然不同。倘若非要说她像西尔维亚过往人生当中的什么人，那一定是她高中认识的那班女生了——她们聪明却不过头，擅长运动却不好胜，愉悦却不聒噪。生性快乐。

“我去的地方，是个小村庄，我和两个老朋友一起住在这个迷你小村庄里。难得有旅游巴士停靠，仿佛迷路了似的。游客下车往周围一看，都会很困惑，因为这儿根本不是什么景点，也没什么东西好买的。”

西尔维亚谈到了她的希腊之旅。卡拉坐在几米开外的地方。这个大手大脚、浑身不自在、让人头晕目眩的姑娘终于坐定，坐在了这个曾充盈着对她的思念的房间里。她微微地笑着，点起头来却总是慢半拍。

“一开始，”西尔维亚说道，“一开始我也很茫然。天气太热了。但阳光确实很好。很明媚。后来我就琢磨出来可以做些什么了。那都不过是些简单的事情，却足以打发一整天。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沿路走上八百米去买些油，然后朝另一个方向走上八百米去买面包和酒。中午你在树下吃午餐，午饭后天气太热了，什么都干不了，只好放下百叶窗，躺在床上，或者读读书。起初你还能读点儿什么，到了后来你干脆书也懒得读了。看什么书呀？之后你会注意到影子变长了，然后你就起床去游个泳。

“哦，”她自己突然停了下来，“哦，我都给忘了。”

她跳起身，取来她带回的礼物，其实她根本没忘记这回事儿。她只是不想一来就把礼物给卡拉，想等个更加自然的好时机。说话时，她已经提前想好可以聊到大海，聊起游泳。然后，就是她正说的这句：“说到游泳我才突然想起礼物这事儿。这是一个缩小复制品。你瞧，这是他们在海底发现的一匹青铜铸马的复制品，他们最终把它打捞了上来。据说那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物。”

卡拉走进来看有什么活儿要干的时候，西尔维亚就说：“哦，先坐一会儿吧，自打我回来，都没个人说说话。请坐呀。”于是卡拉坐在了一张椅子边上，双腿叉开，双手放在两膝之间，显得有点孤苦伶仃的样子。似乎是为了稍微不那么失礼，她问道：“希腊怎么样？”

西尔维亚正站在那儿，手里拿着薄纱纸包着的青铜马。她还没把纸全都拆开。

“据说这雕像是想表现一匹赛马，”西尔维亚介绍道，“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在比赛中的最后一搏。你看，那个骑手也是，那个男孩儿正奋力驱使马儿拼尽全力呢。”

她并没提起当时看到那男孩儿时自己想到了卡拉，原因到现在她也解释不清。男孩儿大约十或十一岁。想必是他那只紧拉着缰绳的胳膊所呈现的健美有力之姿，不然就是他那孩子气的额头上的纹路，那份专注、那份全情投入，与春天时擦大玻璃窗的卡拉不无相似。那时她穿着短裤，露出健壮的双腿，她的肩膀宽厚，擦玻璃时动作幅度大，还有她张开四肢搞怪的样子，简直让西尔维亚忍俊不禁。

“是能看得出来，”卡拉说，这会儿她正认真地打量着这个铜绿色的小雕像，“真是太感谢了。”

“别客气。我们一起喝点儿咖啡吧？我刚煮了些。希腊的咖啡太浓了，比我爱喝的浓了些，但那儿的面包可真是绝了。还有熟透的无花果，实在太好吃了。请再坐一会儿吧，就坐一会儿。你不该让我一直这么喋喋不休。说说这儿吧。这儿怎么样，日子过得还好吗？”

“这儿差不多一直在下雨。”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确实如此。”西尔维亚从大房间最里面的厨房角喊道。倒咖啡的时候，她决定不提给卡拉带的另一件礼物了。那东西一分钱没花（那赛马倒是很贵，估计卡拉根本想不到会有那么贵），只是她在路边捡的一块粉白色的漂亮小石头。

“这是要送给卡拉的，”她对当时并肩走在一起的朋友玛吉说，“我知道这么做有点傻，但我就是想给她带点儿这片土地上的东西。”

她之前跟玛吉，还有另一位同行的朋友莎拉雅提过卡拉。她告诉她们，这个姑娘的存在对她来说越来越重要，她们之间似乎建立起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纽带，这支撑抚慰她熬过了春季那可怕的几个月。

“其实就是看到那么一个人——如此清新、充满活力的一个人来到家里。”

玛吉和莎拉雅笑了，那笑容友好却又让人恼怒。

“总会有那么个年轻女孩儿。”莎拉雅说着，一边闲散地伸展着她粗壮黝黑的双臂。玛吉也说：“讲不准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迷恋上某个年轻姑娘。”

迷恋 ——这老土的说法隐约把西尔维亚激恼了。

“或许是因为利昂和我没有孩子吧，”她这样回道，“真够蠢的。错位的母爱。”

她的朋友们同时开了腔，说法略有不同，但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蠢归蠢，可那毕竟也是爱。

然而今天的这个姑娘，却与西尔维亚记忆中的卡拉大相径庭，根本不是在希腊时让她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沉静聪慧的精灵、那个无忧无虑、豪爽大方的年轻女孩儿了。

她对西尔维亚带回来的礼物几乎毫无兴趣，就连伸手拿咖啡杯时都有些阴郁。

“那边有样东西，我想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西尔维亚兴奋地说，“是山羊。那儿的山羊就算成了年体型也很小。有些身上有斑点，有些是纯白的。它们在石头上蹦来跳去的，就像——就像是那片土地上的精灵。”她假惺惺地大笑着，简直没法控制自己。“就算它们的羊角挂着花环，我也不会惊讶的。你的那只小山羊怎么样了？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

卡拉答道：“它叫弗洛拉。”

“弗洛拉。”

“它不在了。”

“不在了？你们把它卖了吗？”

“它不见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哦，真可惜。真是太可惜了。但它还是有可能回来的，不是吗？”

卡拉没回答。西尔维亚径直看向卡拉，此前她一直无法直视这个女孩儿。她的眼中充盈着泪水，脸上有些污迹——看起来脏兮兮的——她似乎浸渍于痛苦当中。

她丝毫没有回避西尔维亚的注视。她紧抿着嘴，闭着眼睛，身体前后摇摆，仿佛在无声地哭泣，随即，让人震惊的是，她真的号啕大哭了起来。她叫喊着，哭泣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涕泗交流，她疯狂地看向四周，想要找些东西来擦擦。西尔维亚赶紧跑去拿来一大把纸巾。

“别担心，给，给你，没事儿的。”她这样安慰道，心想着也许自己该抱抱她。但她一点儿也不想这么做，这么做反而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说不定卡拉会发觉西尔维亚很不情愿抱自己，而且已经被这喧闹的情感爆发给吓着了。

卡拉说了些什么，不断重复同样的几句话。

“讨厌，”她说道，“真讨厌。”

“不，没什么讨厌的。我们都会有想哭的时候。没事儿了，别担心。”

“真是太讨厌了。”

卡拉每多展现出一分苦恼，西尔维亚就不禁觉得这女孩儿愈发平凡无奇，觉得她跟自己办公室里那群痛哭流涕的女学生愈发相似了。她们有的哭着求她考试多给几分，但通常只是做做样子，牵强地抽抽搭搭地啜泣几声了事。真正声泪俱下的大多是因为失恋、父母或意外怀孕这些事。

“你哭成这样，不是因为羊丢了，对吧？”

“对，不是。”

“你最好来杯水。”西尔维亚说道。

她花了些时间把水晾凉，试图厘清自己还应该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等她端着水回来时，卡拉已经平复下来了。

“好了，好了，”西尔维亚一边看着卡拉把水喝下，一边说道，“好些了吗？”

“好些了。”

“不是因为羊，那是因为什么？”

卡拉答道：“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受不了什么？

原来她在说她丈夫。

他总是对她发火，仿佛打心眼儿里憎恶她一样。她做什么，说什么都是错。跟他生活简直要把她逼疯了。有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有时她又觉得疯的是他。

“卡拉，他对你动粗吗？”

不。他没在身体上伤害她。但他恨她。他鄙视她。他一看她哭就烦，而她又忍不住哭泣，因为他如此狂躁。

她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没准儿知道该怎么办。”西尔维亚说。

“出走吗？要是能走我早就走了，”卡拉说着又痛哭起来，“只要能离开，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我根本跑不了。我身无分文。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个我可以投奔的地方。”

“嗯，再好好想想。真像你说的那样吗？”西尔维亚尽力劝慰她，“你不是还有父母吗？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从小在金斯敦长大？你还有家人在那儿吗？”

她的父母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了。他们讨厌克拉克。他们根本不想管她的死活。

那兄弟姐妹呢？

有个大她九岁的哥哥，已婚，住在多伦多。他也不会管她的。他不喜欢克拉克。他的妻子是个势利眼。

“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妇女保护机构？”

“可他们只接收遭受了家暴的女人。况且还会弄得人尽皆知，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

西尔维亚温柔地笑了一下。

“你还有心思想生意？”

卡拉听后扑哧一声笑了。“我知道，”她说，“我简直疯了。”

“听着，”西尔维亚说，“听我说。要是你有路费，你会离开吗？你打算去哪儿？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要去多伦多，”卡拉相当热切地说，“但我不会去投奔我哥哥。我要找一家汽车旅馆什么的住下，到哪个驯马场去找份工作。”

“你觉得自己做得到吗？”

“我有年夏天在驯马场工作过，我就是那会儿遇见克拉克的。眼下我的经验比那时更丰富。丰富得多。”

“听上去你早就打算好了。”西尔维亚若有所思地说道。

卡拉回答：“我现在是考虑好了。”

“要是能走，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现在。就今天。立刻马上。”

“那么你差的只是钱？”

卡拉深吸了一口气。“我就只差钱。”她说道。

“那好，”西尔维亚说，“现在来听听我的想法吧。我觉得你不用去汽车旅馆。你可以坐巴士到多伦多，住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去。她叫鲁思·斯泰尔斯。她有一幢大房子，独居，她不会介意有人一块儿住的。找到工作之前你可以一直住在那儿。我会接济你些钱。多伦多附近的驯马场肯定多了去了。”

“一定有很多。”

“那你怎么想？需要我帮你打电话问问巴士几点开吗？”

卡拉回答说好。她浑身都在颤抖，双手在大腿上来回搓着，头也大幅度地左右摇晃。

“真不敢相信，”她这样说道，“我会把钱还给你的。我是说，谢谢你。钱我会还的。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说这话时，西尔维亚已经在给汽车站打电话了。

“嘘，我在听班车时间呢。”她说。她听完后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你会还的。那么你是同意住到鲁思那儿去了？我会跟她打好招呼的。不过，还有个问题，”她挑剔地打量着卡拉身上的短裤和T恤，“你总不能穿着这一身衣服走吧。”

“我不能回家取东西，”卡拉惊慌地说，“就这样可以的。”

“车上有空调，你会冻坏的。我有些衣服，你应该能穿。我俩身高差不多吧？”

“你比我可瘦得不止一点半点。”

“我以前可不瘦。”

最后，她们选了一件几乎全新的棕色亚麻夹克——西尔维亚觉得这衣服式样太张扬，她穿不合适——又挑了一条剪裁考究的茶色裤子和一件淡黄色的真丝衬衫。尽管有些不伦不类，但卡拉只能穿自己的帆布鞋来配这身行头，因为她的脚要比西尔维亚的大上两个码。

卡拉去冲澡——那天早上她根本没心思洗澡——西尔维亚给鲁思打电话。鲁思当晚要出门开个会，但她会把门钥匙放在楼上的房客那儿。卡拉到他们那儿取就行。

“不过，她得在汽车站拦辆出租车过来。我想她能自己搞定这个吧？”鲁思问道。

西尔维亚大笑。“她又不是只跛鸭 [3] ，不用担心。她只是陷入了困境，人生在世，总归难免。”

“那就好。我是说她决定抽身就好。”

“绝对不是只跛鸭。”西尔维亚说道，她想着卡拉穿上那条做工讲究的裤子和亚麻夹克的样子。年轻人应该能迅速地走出绝望，那姑娘穿上这身衣服应该也很俊俏。

巴士下午两点二十分停靠本镇。西尔维亚决定做点儿煎蛋饼当午餐。她铺好深蓝色桌布，取下水晶玻璃杯，还开了一瓶红酒。

“你该饿了吧，能吃下东西吗？”她问。这时，卡拉穿着借来的衣服走出来，整个人干净又夺目。洗过澡后，她长着浅浅雀斑的皮肤红红的，她把辫子散开了，头发湿答答的，发色也显得深了一些，可爱的鬈发眼下平贴在头上。她说她很饿了，然而当她试图把一满叉子煎蛋饼送到嘴边时，双手却不住地颤抖，根本做不到。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抖得这么厉害，”她说道，“一定是太激动了。我没想过事情竟会这么容易。”

“也很突然，”西尔维亚说，“看似不太真实。”

“但，这都是真的。现在一切都那么真实。正如在此之前我一片茫然一样。”

“也许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打定主意时，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就该有这种感觉。”

“只要你还有一个朋友，”卡拉说话时带着一抹扭捏的笑意，脸一直红到了额头，“只要你还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就像你一样。”她放下刀叉，双手笨拙地举起酒杯，说：“为真正的朋友干杯。”说这话时，她的语气有些不自然。“也许我一口酒都不该喝，但这杯我一定要喝。”

“我也是。”西尔维亚强颜欢笑地说。她喝了酒，却又不合时宜地问：“你要给他打电话吗？或是用其他什么方法告诉他一声？他也该知道这事。你到时候不回家，至少该告诉他你在哪儿。”

“不能打电话，”卡拉慌张地说，“我不敢打电话。你能不能——”

“不，”西尔维亚说，“不行。”

“是不行，那简直太蠢了。我不该说这话的。我头昏脑胀、思路混乱。或许我该在信箱里给他留张字条。可我又不想让他太早发现。我甚至不想在去镇上时经过那里，我想走后面的路。所以，要是我给他留字条——要是留字条的话，能不能请你回来时把它塞进信箱？”

西尔维亚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同意了。

她拿来笔和纸。她又倒了点儿酒。卡拉坐在一旁，想了一会儿，写下了几个字。

我走了。我会没是的。

从汽车站回来的路上，西尔维亚展开字条，看到的就是这么几个字。她确信卡拉是分得清“事”和“是”的。她肯定是激动得发昏了，又一直在说“要是留字条”，所以才写错了字。她恐怕比西尔维亚感觉到的要慌乱得多。她们喝了酒，卡拉说了很多，但却没有表现得特别悲伤或沮丧。她谈到之前干活儿的马棚，她就是在那儿遇到了克拉克，当时她只有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她父母想让她继续念大学，她说要是能当兽医她就继续读。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真正的愿望就是住在乡下，与动物为伍。读高中那会儿，她就被当成那种蠢女孩儿，是别人恶言嘲笑的对象，但她不在乎。

克拉克是那里最好的骑术老师，备受女性的追捧。她们愿意专门为了他去上骑马课程。卡拉取笑他有女人缘，起初他似乎很受用，后来就有些恼火了。她向他道歉，作为弥补，她让他聊聊自己的梦想——准确地说，是他的打算——在乡下办所马术学校，有间自己的马厩。然后有一天，她走进马厩，看见他在挂马鞍，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

现在，她觉得那只是情欲。那可能只是一时性冲动。

秋天到了，她本该辞掉工作去圭尔夫念大学。但她拒绝了，声称自己要休学一年。

克拉克很聪明，却连中学都没耐着性子读完。他跟家里人彻底断了联系。他觉得家人就像是血液中的毒药。他在精神病院做过护工，在艾伯塔省莱斯布里奇的一家电台当过混音师，在桑德贝附近当过修路工，当过理发店学徒，还在军用商店里当过售货员。这些还只是他跟她提到过的。

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吉卜赛流浪汉”，这名字出自她母亲总哼唱的一首老歌。如今她在家里一直哼着这首歌，她母亲便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昨晚她睡在羽绒床上

盖着真丝被子

今晚她只能睡冰冷的硬地板——

身边挨着她的吉卜赛情——郎

她母亲说：“他会伤透你的心，准会这样。”她那个当工程师的继父，干脆觉得他连让她伤心的本事都没有。“废物一个，”他说道，“一个流浪汉。”在他眼中，克拉克不过是他衣服上的一只小飞虫，随手一掸就能把他掸飞。

卡拉听后，就说：“流浪汉能攒够钱买农场吗？而他已经攒够了这笔钱！”她继父却说：“我懒得跟你吵。”他又说，反正她又不是他亲生的闺女，仿佛这才是问题所在。

事已至此，卡拉只好跟着克拉克出走了。实际上是父母的所作所为将卡拉逼迫至此。

“你在多伦多落下脚后会联系你的父母吗？”西尔维亚问。

卡拉抬起眉毛，嘟起嘴，摆出了一个轻佻的O形。她说：“不。”

她显然是有些醉了。

西尔维亚把条子塞到了信箱里。回家后，她着手收拾起仍旧摊在桌上的盘碟，清洗擦拭了煎锅，把蓝色的餐巾和桌布丢进洗衣篓里，又开了窗。做这些事情时，她莫名感到悔恨和烦躁。她刚才给卡拉新拿了一块苹果香的沐浴皂，现在屋子里还徘徊着这股香气，就像方才盘旋在她汽车里的气息一样。

雨暂且歇了下来。她有些坐不住，于是出门沿着小路散步。这是利昂辟出的小路。他堆在低洼处的石头大多被冲走了。以前他们每年春天都会来这里散步，搜寻野兰花。她教给他各种野花的名字——他全记不住，只记得一种，就是延龄草。他以前总是说她是他的多萝西·华兹华斯 [4] 。

春天时，她还来这儿给他采了一小捧犬齿紫罗兰。但他看它们时无精打采、不以为然的，那神情一如他有时看她的样子。

她一直目送卡拉上车。卡拉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但几乎已经很随意了，跟她挥手告别时也很欢快。已经把得救视为天经地义了。

西尔维亚六点左右回到家，给多伦多的鲁思打了个电话，她知道卡拉那时应该还没到。她听到的是电话留言机的声音。

“鲁思，”西尔维亚留言道，“我是西尔维亚。我打来是想说说我送到你那儿去的那个姑娘。我希望她不会给你添麻烦。但愿一切都好。她看起来可能有些自以为是。但毕竟她还太年轻。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好吗？”

上床前她又打了一次电话，但再次转到了电话留言机，于是她又留言道：“又是我，西尔维亚。只是想确认下卡拉到了没。”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现在是晚上九点多钟，天还没全黑。鲁思肯定还在外面，卡拉可能不太想在生人家里接别人的电话。她努力回想鲁思楼上的房客叫什么名字。他们肯定还没歇息。但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倒也正好。要是真给他们打电话反而显得自己有些大惊小怪、急不可耐，有点过头了。

她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她披着一床薄被去客厅的沙发上躺着。利昂去世前的三个月她都睡在这儿。但她觉得自己在沙发上也睡不着——那排窗户没有挂窗帘，虽然看不到月亮，但她能从天色知道月亮已经升起。

接着，她发现自己坐上了一辆公交车——是在哪儿呢？希腊吗？那车上有许多陌生人，车子的引擎不断发出刺耳的敲击声。她从梦中惊醒，原来是有人在敲她家的门。

卡拉？

卡拉在巴士开出镇子之前一直低着头。车上安的是有色车窗，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里面，可她得让自己忍住别往外看。万一克拉克突然出现呢。说不定他刚从某家商店出来或正等着过马路，全然不知自己要抛下他的事，还以为这不过是个平常的下午呢。不，他肯定在想着当天下午他们的计谋——他的计谋——就要付诸行动了，迫切地想知道她进展如何。

车子刚出镇子，她就抬头深吸了一口气，探头去看窗外的田野。透过窗户玻璃，田野像被染成了淡紫色。在贾米森太太身边时，她感到无比安全又清醒，让她觉得逃跑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对于身处卡拉这般境况的人而言，其实也只有出逃才能维护自己的自尊。卡拉当时觉得自己仿佛重拾了早已陌生的自信，甚至还有了一种成熟的幽默感。她觉得只要自己那般跟贾米森太太诉苦就一定能博得同情，然而一切又显得颇为讽刺，而且相当真诚。她在讲话时故意有所侧重，觉得这样能对上贾米森太太——或者该说是西尔维亚——的胃口。之前她确实担心自己有可能会使贾米森太太失望，这位太太在她眼里是个非常敏锐缜密之人，可她后来一想，自己还不至于有这种危险。

只要不在她身边待上太久。

阳光绚烂，这样的好天气已经持续好一会儿了。她们坐着吃午饭时，阳光就照得酒杯熠熠生辉。从清晨开始就没下过雨。风却很大，仿佛要把路旁的野花野草连根拔起似的。乌云散去，朵朵夏云掠过天际。整个乡野焕然一新，舒展着迎向七月里真正的明媚。巴士飞速向前疾驰，她看着沿路的景象，几乎不见近日的阴郁——田里没有种子被冲走后留下的大水坑，也不见可怜的玉米秃杆或是东倒西歪的谷物。

卡拉突然想到得把这些告诉克拉克——或许当初他们莫名其妙地选了一处潮湿又荒凉的旮旯，要是选了其他地方，他们没准儿早就发达了。

还有机会吗？

忽然，她又想到自己再不用告诉克拉克什么了。永远不用了。她不用再担心他遇上了什么事儿，不用再操心格蕾丝、迈克、朱尼珀还有布莱克贝里、利齐·博登那些马儿们了。就算万一弗洛拉回来了，她也无从得知了。

这是她第二次抛下一切离开。第一次的情形，正如甲壳虫乐队在一首老歌 [5] 里唱的那样——她在桌上留了张字条，清晨五点钟偷溜出家，在街道那头教堂的停车场跟克拉克会合。事实上，他们驾着那辆咔嗒作响的破车离开那会儿，她真的哼着那首歌。她正离开家，拜 ——拜。她想起那时的情景，太阳在他们身后升起，她看着克拉克握在方向盘上的双手，看着他结实的前臂上的深色汗毛，呼吸着卡车里混合着汽油、金属、工具和马厩的那股气息。秋日清晨的凉风从卡车生了锈的缝隙间吹来。她家根本没人会坐这种破车，就连她住的街道上也几乎看不见这种车。

那天早上，克拉克全神贯注于路况（他们已经上了401公路），他担心卡车抛锚，问他话他也只是草草地应付几句，他紧眯着双眼，对她表现出的欣喜若狂也有些不耐烦——这些都让卡拉沉迷不已。她同样醉心于他以往不羁的生活，他坦言的寂寞，他对马匹的温柔，以及对她的柔情。她情愿追随他去过两人未来的生活，甘心做他的俘虏，她服从他，彻彻底底，心甘情愿。

“你不明白自己抛弃了什么。”她母亲在信里写道，那是她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她一直都没回信。然而，尽管她对前程的确一片茫然，但在清晨逃离的时候，在那些让人不禁颤抖的分分秒秒里，她相当清楚自己抛弃了什么。她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他们的房子、后院、相册；看不上他们的度假方式、他们的厨具、卫生间、步入式衣柜，还有他们草坪的地下喷水系统。她在留给他们的简短字条里用了“真实”这样的字眼。

我一直想过更真实的生活。这一点我知道你们都永远不会懂。

车子在途经的第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就停在一家加油站。她和克拉克刚在一起时常来这儿买廉价汽油。那时候，左近乡村当中的几个小镇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他们常像游客一样到卫生条件很差的旅馆酒吧尝尝特色菜，猪脚啦、酸泡菜啦、土豆饼啦，还有啤酒。酒足饭饱后，两个人就像疯癫的乡巴佬似的一路高歌开车回家。

可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所有的外出都被视为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那样的事都是在人们看清生活的现实之前才会去干的。

她哭了起来，泪水不自觉地溢满了眼眶。她强迫自己去想想多伦多，想想她即将迈出的第一步。她想到出租车，想到那所她从未见过的房子，想到要独自去睡的那张陌生的床。明天，她还得翻遍电话簿，找到些马场的地址，再不论远近地上门去讨一份工作。

她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搭乘地铁或电车，照料新的马匹，跟生疏的人谈话，每天都生活在一群陌生的人当中，没有克拉克。

一种生活，一个地方，选择它们仅仅出于一个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将克拉克排除在外。

她渐渐明白，正在迫近的未来的怪异与可怕之处，就在于那未来不属于她。她不过是个过客，张嘴，说话，做这做那。她不会真正属于那个地方。奇怪的是，她眼下所做的一切，她坐上这辆巴士，却是为了找回自我。就像贾米森太太说的那样——也像她自己满怀希望所说的那样——把握自己的人生。再没人能对她怒目而视，再不用悲惨地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可除了这些她还能在乎什么呢？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否还真实地活着？

这一刻，她的确逃离了克拉克，可他却依然占据着她的生活。但当她结束逃离，开始新生活后，又能拿什么取代他的位置？还有什么事、什么人能如此鲜活生动地不断吸引着她去挑战？

她好容易克制住了哭泣，身子却开始颤抖。她感觉糟糕极了，她得控制，管住她自己。要是克拉克经过房间，看到她在里面蜷成一团，拼命忍着不哭时，就会跟她说：“管住你自己。”她确实该管住自己。

他们又在另一个镇子上停了下来。这已经是她上车后经过的第三个镇子了，也就是说她根本没察觉到他们是何时经过第二个镇子的。在第二个镇子的时候，司机肯定也停了车，报了站名，但她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她整个人都深陷于惊恐不安之中。他们很快就要上高速公路，直奔多伦多驶去。

随后，她便会迷失了。

她会迷失的。打车到一个新的地方，一早起床，刷牙，在陌生的世界里闯荡，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干吗要找工作，往嘴里胡乱塞点儿吃的，搭公共交通跑东跑西呢？

此刻，她的双脚似乎远离了身体。她的双腿，在陌生挺括的裤子里，变得如铅般沉重。她像是一匹挨了揍的马，跌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又有几名在这一站候车的乘客带着他们的大包小包上了车。一个女人和她婴儿车里的宝宝正跟什么人挥手告别。他们身后的建筑，就是那个充当车站的咖啡馆也在渐行渐远。一股气流冲进砖块和窗子，仿佛要将它们吹化。在她人生的这个紧要关头，卡拉拼命站了起来，拖着她那庞大的身躯和沉重的双腿，一边踉踉跄跄地向前冲，一边喊着：“让我下车。”

司机刹住车，烦躁地喝道：“你不是去多伦多吗？”车上的其他乘客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没人明白她正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我要在这儿下车。”

“车尾有厕所。”

“不，不是。我得下车。”

“我可不等人。你知道吗？你有行李在下面车货厢里吗？”

“没有。是的。没有。”

“没有行李？”

车里突然有人说：“幽闭恐惧症。她肯定有这种毛病。”

“你不舒服吗？”那司机问道。

“不，没有。我就想下车。”

“好吧，好吧。我无所谓。”

“过来接我。求你了。来接我回去。”

“我来了。”

西尔维亚忘了锁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会儿该去把门上锁，而不是打开。然而太迟了，她已经开了门。

门外没人。

然而，她非常、非常肯定，刚刚绝对有敲门声。

她关上了门，这次她上了锁。

窗户墙那边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仿佛有人故意在开玩笑一般。她打开了灯，却什么也没看到，就又把灯关了。难道是什么动物在作祟——或许是只松鼠？内院窗户间那扇法式双扇玻璃门也没锁。准确地说，只是虚掩着。她本想稍留个两厘米左右的缝儿好给屋子透透气。她赶快去把门关上，却忽然听到有人在笑，那声音听上去很近，简直像是那人就在这屋里一样。

“是我，”一个男声传来，“我吓到你了吗？”

他贴着玻璃，紧挨着她。

“是克拉克，”他接着说，“家住路那头的克拉克。”

她不想他进门，也不敢当他的面把门关上。不等她把门关上，他就能一把把门拽住。她也不想开灯。她只穿了件长T恤。她该把沙发上的被子拉过来裹在身上的，可现在也迟了。

“你要先披件衣服吗？”他问道，“说不定你正好用得上我带来的东西。”

他把手里拎着的购物袋塞了过来，却并没趁机挤进门。

“这是什么？”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不是什么炸弹。给，拿着。”

她没有去看，而是伸手摸了摸袋子里的东西。东西很软。紧接着她突然摸出了那件夹克上的纽扣，摸到了那件丝质衬衫，还有那条裤子上的皮带。

“我觉着你还是把东西拿回去的好，”他说，“这都是你的东西，没错吧？”

她咬紧了牙关，免得牙齿打战。她突然感到嘴巴和喉咙里一阵可怕的干渴。

“我很清楚这都是你的东西。”他轻声说道。

她的舌头无力得像是一团羊毛。她费力地挤出一句话：“卡拉在哪儿？”

“你说指我老婆卡拉吗？”

现在她把他的脸看得愈加清楚。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自得的神态。

“我老婆卡拉在家睡觉呢。在床上。她自己家里。”

论长相，他看上去既英俊却又傻气。他很高，很瘦，体格健硕，但总像是懒散不羁，故意摆出一副不好惹的模样。他额前有一簇黑发，鼻下特意蓄着一撇小胡子，眼里流露出既明亮又嘲讽的神色，那抹孩子似的笑容似乎下一秒就会被愠怒取代。

一直以来，她都不愿意见到他——她跟利昂谈过这事儿，利昂却说克拉克不过是摸不准分寸，表现得过于殷勤罢了。

然而此刻，他没有分寸这点正让她觉得危险。

“她累坏了，”他说道，“在经历了这次小小的冒险之后。你真该瞧瞧自己那副样子——真该瞧瞧你认出这些衣服时的表情。你以为怎么了？以为我把她杀了？”

“我很吃惊。”西尔维亚说。

“我想你一定会。毕竟你那么大费周章地帮她逃跑。”

“我帮她——”西尔维亚用了些力气才把话说出来，“我是看她太痛苦才会帮她的。”

“痛苦，”他说，仿佛在玩味这词里的意思，“我想她确实挺痛苦的。她跳下车，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她回来时可真是痛苦。她哭得很厉害，我差点都没听清她在说些什么。”

“是她自己要回来的？”

“哦，当然。当然是她想回来的。她发疯似的想回来。她是那种情绪波动很大的女孩儿，但你肯定没我那么了解她。”

“她走的时候倒是非常高兴的样子。”

“真的？你说是就是吧。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西尔维亚没吭声。

“我来是想告诉你，别掺和我和我老婆的家事。”

“她是个人，”西尔维亚说，尽管她清楚这时候最好保持沉默，“除了是你妻子之外，她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上帝啊，真的吗？我老婆还是个人？真的？我可真得谢谢你提醒。但是，你少在我面前耍聪明。西尔维亚。”

“我没耍聪明。”

“很好。我很高兴你没耍聪明。我不想发火，只不过有几件重要的事提醒你一下。首先，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别多管我和我老婆的闲事。其次，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她来这边干活儿了。我肯定她自己也绝对不会想来的。她现在对你印象可不太好。以后这屋子你还是自己学着打扫吧。”

“好了，”他接着说，“我把话都讲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

“嗯，但愿的确如此，但愿如此。”

西尔维亚应声道：“没错。”

“知道我还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觉得你欠了我些东西。”

“欠你什么？”

“我觉得你欠我——可能是——你欠我一句道歉。”

西尔维亚说：“好吧。要是你这么觉得的话。我很抱歉。”

他动了动，大概只是想把手拿出来，可他身子一动，她就尖叫了起来。

他大笑，把手拦在门框上以防她关门。

“那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他反问道，仿佛她在耍什么没用的把戏。紧接着他看到窗子上映出了什么东西，他扭头去看。

房子不远处是一片开阔的浅洼地，每年这时节的夜晚总会弥漫着雾气。今晚那儿也一直飘着雾。不料现在却有了些变化。雾更浓了，化成长而尖的形状，闪着些许光芒。它起初像是个向前翻滚的蒲公英球，紧接着又缩成某个不存在于尘世的生灵，它通体纯白，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像是一只巨型独角兽，向他们奔来。

“我的上帝啊。”克拉克低声说道，语气虔诚。他一把拽住西尔维亚的肩膀。西尔维亚并未因克拉克的触碰而受到惊吓——她觉得这一举动不是为了保护她，就是为了让他自己镇定下来，便没有抗拒。

接着，那独角兽的影像破碎了。雾中穿来晃眼的光亮，一辆车正沿着后边的路行驶，像是在找停车位。从这雾中，从这光亮中，一只白色的山羊走了出来。那是一只白色的小山羊，一蹦一跳地，体型几乎没比牧羊犬大多少。

克拉克松开了她的肩膀。他说：“上帝啊，你是从哪儿跑出来的？”

“你们的山羊，”西尔维亚说，“这不是你们的山羊吗？”

“弗洛拉，”他说道，“它叫弗洛拉。”

那山羊在离他们一码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看上去有些羞怯地低下了头。

“弗洛拉，”克拉克唤道，“你从哪个鬼地方跑出来的？你简直吓坏我们了。”

我们。

弗洛拉又凑近了些，但还是低着头。它往克拉克的腿上撞了撞。

“这该死的蠢货，”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从哪儿来的？”

“它迷路了。”西尔维亚说。

“可不是嘛。我们还真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

弗洛拉抬起了头。月光下它的双眼闪闪发光。

“吓坏我们了，”克拉克对它说，“你跑出去找伴儿了吗？真把我们吓坏了。是不是？我们还当你是鬼呢。”

“是因为雾。”西尔维亚说。她已经从门里走了出来，到了院子里。她觉得很安全。

“对。”

“还有车灯。”

“简直像个幽灵。”他说着渐渐回过神来，一边为自己能想到这个词而得意。

“没错。”

“外星羊。对，你就是只外星羊。你这该死的外太空来的山羊。”他一边说着，一边拍拍弗洛拉。可当西尔维亚伸出空着的那只手——她另一只手还拎着那只口袋，里面装着卡拉穿过的衣服——也想摸摸它的时候，弗洛拉立刻低头，做出要攻击她的样子。

“山羊的脾气很难捉摸，”克拉克说道，“它们看着温顺，其实不一定。尤其是它们长大之后。”

“它是只成羊吗？看起来可真小。”

“它就只能长到这么大了。”

他们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山羊，仿佛期望着从羊身上找到更多可聊的事情。但显然行不通。这一瞬间他们进退两难。西尔维亚觉得自己仿佛从他的脸上看到一丝遗憾掠过。

而他接下来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很晚了。”

“我想是的。”西尔维亚答道，似乎这不过是邻里间一次平常的串门。

“好啦，弗洛拉。我们该回家啦。”

“以后要是需要帮工，我会找别人来的，”她说，“反正，目前应该是不需要了。”随后她笑着补充道：“我不会插手你们的事了。”

“那好，”他说，“你最好进屋去。会着凉的。”

“以前人们都觉得夜里起雾很危险。”

“这我还是头回听说。”

“那么晚安了，”她说，“晚安了，弗洛拉。”

接着，电话铃响了。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他摆了摆手，转身走了。“晚安。”

是鲁思打来的电话。

“啊，”西尔维亚说道，“计划有变。”

她没睡，一直想着那只小山羊，越想越觉得它从雾里出现的样子很是神奇。她甚至有些怀疑是利昂在冥冥中操纵着什么。她要是诗人，一定会以此为题材写一首诗的。然而，据她以往的经验来看，但凡是她觉得诗人该写的主题，利昂都不屑一顾。

卡拉没听见克拉克出门的声音，她醒来时却刚好遇上克拉克进门。他解释说自己只不过去马厩看看一切是否正常。

“刚才路上有车子经过，我想去看看他们来这儿做什么。我没法安心睡觉，必须得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事儿。”

“那一切都好吧？”

“依我看没什么事儿。”

“我起来的时候，”他又接着说，“觉得最好去路那头一趟。我把衣服还回去了。”

卡拉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没把她吵醒吧？”

“她醒着。没什么事儿。我们聊了会儿。”

“哦。”

“没什么事儿。”

“你没提起那事儿吧？”

“我没提。”

“那真的都是编的。真的。你要相信我。那都是我编的。”

“好吧。”

“你千万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就是了。”

“那都是我胡乱编的。”

“知道了。”

他上了床躺下。

“你的脚可真凉，”她说，“好像湿了似的。”

“露很重。

“来我怀里，”他说，“读到字条那会儿，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真的。要是你真走了，我真不知道还能剩下些什么。”

好天气还在持续。街上、商店里、邮局里，人们彼此招呼时都说夏天总算到了。牧场上的草，还有那可怜的、被打蔫了的庄稼都抬起了头。水坑干了，泥化为尘。暖风轻柔和煦，所有人又找回了干劲儿。来电不断。有来打听骑乘的，也有来打听马术课的。人们纷纷取消了博物馆之旅，打算来场夏令营。一辆辆小面包车载着活力满满的孩子们来到这儿。马儿们脱去了毛毯，沿着围栏跳跃欢腾。

克拉克总算买到了一块价格便宜又足够大的屋顶材料。“逃离日”（他们这样称呼卡拉的巴士之旅）的第二天，他花了一整天修好了环形跑道的顶。

连着几天，他们都会在各自去干活的时候挥手告别。赶上从他身边经过，周围又没人时，卡拉还会隔着他薄薄的夏季衬衫去亲吻他的肩膀。

“要是你再从我身边逃跑，看我不狠狠揍你一顿。”他对她说。她回问道：“你会吗？ ”

“什么？”

“狠狠揍我一顿？”

“绝对。”他情绪高涨，如同初识那会儿般让人无法抗拒。

鸟儿到处都是。红翅画眉、知更鸟，还有一对鸽子总是天刚亮就开始唧唧喳喳地唱起来。此外，还有许多乌鸦，在湖上侦查飞行的海鸥，以及在八百米外那棵死橡树的枝干上栖息着的大秃鹰。起初，它们不过是蹲坐在上面，晾晾宽大的翅膀，偶尔再拍拍翅膀试飞一下，绕上几圈，然后摆好姿势迎接阳光和温暖气流的沐浴。过个一两天，等它们恢复了元气，就会振翅高飞，在上空盘旋，再俯冲向地面，消失在树林里，只在休息时才回到熟悉的秃树上。

利齐的主人——乔伊·塔克——又出现了，她的皮肤晒黑了些，表现得也很友善。之前，她实在厌倦了没完没了的阴雨天，于是去落基山脉徒步旅行去了。这两天她刚好度假回来。

“真会挑时间呀。”克拉克说。很快，他跟乔伊·塔克就开起了玩笑，好像两人间从未发生任何的不愉快。

“利齐看上去不错，”她说，“它那个小伙伴呢？叫什么名字来着——弗洛拉吗？”

“不见了，”克拉克回答，“没准儿是去了落基山脉呢。”

“那儿有很多野山羊，都长着美丽的犄角。”

“我也听人这么讲过。”

有那么三四天，他们忙得没时间去查看信箱。有天，卡拉打开信箱时，发现有张电话缴费单，有些小广告，说订阅杂志就有机会赢百万大奖，还有一封贾米森太太的来信。

亲爱的卡拉：

我一直在想前几天的事（那可真够有戏剧性的）。我发现自己总在自言自语，实际上是在对你诉说，这样的情形太频繁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谈谈，哪怕现在只能通过写信这样的方式。别担心——我并不奢求你的回信。

贾米森太太接着在信中提到她恐怕过多地干预了卡拉的生活，误把她的幸福和自由混为一谈。她全心全意关心着卡拉的幸福，不过现在来看，卡拉一定已经在这段婚姻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她只希望卡拉的出走和她起伏不定的感情能帮助她直面内心的真实感受，或许也能让她的丈夫理解他自己的真实感受。

她表示就算以后卡拉不愿再见自己，她也完全能够理解，但她会始终感谢卡拉陪自己度过了人生中那一段艰难岁月。

这一连串事情当中，最奇妙的就是弗洛拉的出现。那简直像个奇迹。它之前去了哪儿？怎么会刚好在那个时候回来？你丈夫肯定已经告诉过你了。当时我们正在门口说话，我面朝着外面，因此首先看见那团白色物体在夜幕中从天而降。当然，那不过是浓雾的缘故，但却着实惊悚。我当时一定吓得大叫了出来。说真的，我这辈子还没那么害怕过。我承认，我真被吓坏了。我们两个大人就在那儿，一动都不敢动，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弗洛拉那头走丢的小山羊从雾里走了出来。

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弗洛拉无疑只是只普通的小山羊，之前可能因为发情跑了出去。它回不回来跟我们这些人并没什么关系。但在那一刻，它的出现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和你的丈夫。那种感觉就像是，当两个敌人都因为同一个幽灵而困惑或者说是惊恐时，他们之间就会建立起某种纽带，命运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我只能说，那就像是把他们人性中某些共同的东西联系了起来。最后我们像朋友那样分手告别了。所以说弗洛拉就像是我人生中的天使，也可能是你丈夫和你人生中的天使。

致以衷心的祝福

西尔维亚·贾米森

卡拉一读完信就把它揉作一团，然后扔到水槽里烧了。火苗嗖地蹿上来，她打开水龙头把它浇灭，然后把那又黑又软、令人作呕的东西铲了出来，扔进马桶冲走了。她本该直接这样做，而不该拆信来读。

那天烧完信后，卡拉一直很忙，接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那几天她得带着两队人马去骑乘，得给孩子们上课，有一对一辅导，还有大班上课。到了夜里，克拉克会把她揽入怀中——尽管他现在很忙，却不再疲惫，不再发火——她觉得跟他相处似乎并没那么困难。

但她还是觉得难受，仿佛肺里扎进了一根致命的针。她一呼一吸都要格外小心，以回避它的存在。然而当她偶尔不得不深吸口气时，就会发现，针依然扎在那里。

西尔维亚在她教书的大学城里租了套公寓。原来住的房子并未出售——至少门前没有出售牌。利昂·贾米森被追授了一个什么奖，这消息报纸上有登。但这次却没提到任何奖金的事。

干燥的金秋来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丰收季节。卡拉发现自己已渐渐习惯了扎根在体内的那份刺痛。它不再那么尖锐，事实上，也不再让她感到惊异。如今，她的心底栖居着一个几乎算得上诱人的想法，那是一种无时不在的、隐隐的诱惑。

她只需抬眼朝一个方向望去，便知道自己会想往哪里去。干完自己一天的活儿后，她会在傍晚散散步。往树林边，就是集结着成群的秃鹰的枯树那边。

在那儿，她会看到草地上那堆肮脏细碎的骨头。那个头骨，似乎还连着血淋淋的皮。那样的头骨，她能像握茶杯一样单手捏住。只需一握，她就能知道。

但也许不是这样。也许那里什么都没有。

也有别的可能。没准儿他把弗洛拉赶走了，或是把它绑到卡车后面，拖到远处放生。再不然就是把它送回他们最初买下它的地方了。他只是不想把它留在身边，勾起他们的回忆。

它大概已经自由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拉并没有靠近那一带。她抵住了那份诱惑。

[1] 原文为“Highway Robbers Buggery”，与店名“Hy and Robert Buckley”押头韵。

[2] Lizzie Borden（1860—1927），1892年发生于美国加州一桩命案的嫌疑人。她的父亲和继母被人砍几十斧而丧命。尽管利齐·博登因为嫌疑重大而被逮捕，但历经一年多的侦讯审判，司法做出了无罪开释的结论。然而大众对她的偏见根深蒂固，她的名字成了残酷杀手的代名词。

[3] 跛鸭（lame duck），形容不中用的人。

[4] Dorothy Wordsworth（1771—1855），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著有日记多种，显示出其出众的才华，但未能在生前出版。

[5] 指甲壳虫乐队于1967年发布的歌曲《她正离开家》（“She’s Leaving Home”）。

马上
Soon

两个侧影彼此相对：其一是一头纯白色的母牛，表情格外温顺；其二是一位面色发绿，不老也不年轻的男人。他看上去像个小公务员，没准儿是邮差一类的，因为他戴着那样的帽子。他的嘴唇发白，眼白发亮。画面下缘伸出一只手——可能就是那个男人伸上来的——手里拿着东西，不知是一株小树苗还是一段枝叶繁茂的树枝，上面结满了珠宝。

画面上缘是片片乌云，乌云下方立着几幢摇摇欲坠的小房子、一座迷你小教堂和顶上的小十字架，均坐落在圆弧状的地面上。一个身形短小的男人（但在画面上的尺寸却比建筑物还要大）沿着这凸起的路面坚定地前行，肩上扛着一把镰刀，另一个身形与他相仿的女人似乎是在等他，却是倒立着的。

画上还有其他的元素，比如，在母牛的脸颊上有一个给奶牛挤奶的女孩。

朱丽叶当即决定买下这幅画，作为送给父母的圣诞礼物。

“因为这幅画让我想到了他们。”她对克里斯塔说。克里斯塔是朱丽叶的朋友，随她一路从鲸湾跑到这儿来购物。她们俩现在在温哥华美术馆的礼品屋内。

克里斯塔笑了。“就这绿脸人和奶牛？他们一定会受宠若惊的。”

克里斯塔一开始遇事总是漫不经心的，非得开开玩笑。朱丽叶倒也不在意。她怀孕三个月了，怀的就是日后的佩内洛普，怀孕初期的恶心感到这会儿突然烟消云散，因此——抑或出于其他原因——她沉浸在一阵一阵的喜悦中。她一直想吃东西，刚才还瞧见了一家小吃店，差点就不想来这家礼品屋了。

朱丽叶喜欢这幅画里的所有内容，但尤其喜欢画面上方的小人和摇摇晃晃的建筑。扛着镰刀的男人和倒立的女人。

她找到了这幅画的题目：《我与村庄》。

精妙而贴切。

“夏加尔。我喜欢夏加尔，”克里斯塔说，“毕加索啥都不是。”

朱丽叶没注意克里斯塔在说什么，她还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中。

“你知道据传毕加索说过什么吗？夏加尔的画是为女店员创作的，”克里斯塔接着说，“女店员怎么了？夏加尔应该回敬一句，毕加索的画就是为那些长相滑稽的人创作的。”

“我的意思是，这幅画让我想到了他们的生活，”朱丽叶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的确如此。”

她已经跟克里斯塔讲过她父母的一些事情——比如他们如何生活在一种怪异却又不甚无趣的离群索居状态之中，尽管她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老师。他们的生活之所以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一方面是因为萨拉的心脏有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他们订阅的杂志周围无人会看，他们收听的国家广播电台节目周围亦无人会听；萨拉亲自动手缝制衣物——尽管有时显得不伦不类——样式取自《时尚》杂志，而非巴特里克的出版物；他们甚至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某些精神风貌，与朱丽叶同学父母臃肿懒散的形象截然不同。朱丽叶说自己长得像父亲萨姆——长脖子，凸下巴，浅褐色的头发松松软软。而母亲萨拉则是一位面容苍白、身材纤弱而不修边幅的金发美女。

佩内洛普十三个月大时，朱丽叶带着她飞往多伦多，去那里搭乘火车。这是1969年。她在一个小镇下了车，这里离她长大的地方大约三十公里远，萨姆和萨拉一直住在那里。但显然火车已经不在那里停靠了。

朱丽叶有些失望：在这个不熟悉的车站下车，没能立即看到记忆中的树木、人行道和房屋，也没能马上看到自己家的房子，萨姆和萨拉的房子。他们的房子宽敞却普通，一定还粉刷着同样的白漆，墙面破旧起泡，立在一棵繁盛的枫树背后。

这是她第一次在这座小镇上见到萨姆和萨拉。他们微笑着，但看上去有些焦虑和脆弱。

萨拉轻轻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古怪，仿佛是被什么啄了一下，引得站台上的一些路人纷纷侧目。

显然，她只是有些激动罢了。

“我们俩一长一短，不过还是很配。”她说。

一开始朱丽叶没听懂这句话，不过之后她就明白了——萨拉穿着一条过膝的黑色亚麻长裙，上身是配套的夹克，夹克领口和袖口处翠绿色的衣料熠熠发光，上面点缀着黑色波卡圆点。一条相同材质的绿色头巾裹住她的头发。看样子，她一定是自己裁制了这套衣服，或是找裁缝专门为她定制的。颜色并不衬她的肤色，看上去就像粉笔灰洒了一身。

朱丽叶则穿了一身黑色超短连衣裙。

“我之前还在琢磨你看见我会怎么想，大夏天穿了一身黑，就跟在服丧一样，”萨拉说，“可你也是一样的穿搭，看起来实在是时髦。我一直喜欢这类短款的连衣裙。”

“还有长发，”萨姆说道，“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嬉皮士。”他弯下腰查看婴儿的脸蛋。“你好啊，佩内洛普。”

萨拉说：“真是个可人儿。”

她伸出手想抱一抱佩内洛普——但从她袖管里伸出的双臂弱不禁风，根本承受不起这种重负。事实上它们也无需承受，因为佩内洛普一听到外祖母的声音就紧张了起来，现在更是别过头，脸埋进母亲的颈窝里，号啕大哭起来。

萨拉笑出了声：“难道我这么像稻草人吗？”她的声音再一次失控，变得很尖锐，然后又慢慢减弱，引得众人瞩目。这有点不同以往——但也不是完全不同。朱丽叶觉得萨拉谈笑的样子也许经常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以往人们关注的是其中的喜乐感，那种女孩子气而充满魅力的声音（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他们会说萨拉总是想故意出风头）。

朱丽叶解释道：“她太累了。”

萨姆向朱丽叶介绍了一下站在他们身后的一位年轻女士，她似乎刻意与大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免别人以为她是与他们一起的。事实上，朱丽叶还真没觉得她是。

“朱丽叶，这位是艾琳。艾琳·埃弗里。”

朱丽叶一手抱着佩内洛普和尿布包，尽力伸出另一只手来，然而艾琳分明没有握手的打算——或许她都没注意到朱丽叶的意图——朱丽叶便投以微笑，艾琳也没有任何回应。艾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却给人一种想马上逃走的感觉。

“你好。”朱丽叶说。

“很高兴见到你。”艾琳回答道，声音清晰，却面无表情。

“艾琳可是我们的小仙女呢！”萨拉说罢，艾琳脸色为之一变。她稍微皱了一下眉，显然是觉得尴尬。

朱丽叶是高个子，艾琳比她矮一些，但艾琳的肩膀和臀部更宽，胳膊粗壮，下巴厚实。她波浪状的浓密黑发在脑后束成一个短马尾。两道眉毛也是又黑又密，显得有点凶，皮肤似乎很容易晒黑。她的眼睛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泛着一种令人惊异的浅色，与肤色形成鲜明对比，眼神深邃，难以看透。而且她的头微微低下，脸也扭向一边，这份刻意为之的警戒感便更加强烈了。

“对于一位仙女来讲，她干的活可真是够多的，”萨姆一边说一边咧开大嘴笑，笑得意味深长，“我会告诉全世界，她真是太勤快了。”

这会儿，朱丽叶想起来他们在信中曾经提到过某个女人，信中说她是来帮忙的，因为萨拉的体力下降得厉害。朱丽叶原以为是位年纪更大的女士。艾琳显然还没有她大。

车子还是萨姆约莫十年前购入的那辆二手庞蒂克。车身上最初的蓝漆已经脱落得只剩下一条一条的了，大部分褪成了灰色，车身的边缘上还有大冬天撒在路上的盐巴留下的锈迹。

“还是这辆老灰驴。”萨拉说。走出车站月台，才几步路的工夫，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它居然还能开。”朱丽叶说这话时带着赞许的语气，像是为了应和。然而她已经忘了他们一直是这么称呼这辆车的，而且这名字还是当年她起的。

“它可不会垮掉，永远都不会，”萨拉在艾琳的帮助下坐到了车后座，“我们也永远不会抛弃它。”

朱丽叶坐在前排，佩内洛普又开始抽泣，朱丽叶哄着她。尽管车子停在车站仅有的几棵白杨树阴下，车窗也没有关上，但车里温度依旧高得出奇。

“其实我在想——”萨姆一边倒车一边说，“我在想不如拿它换辆卡车。”

“他不是当真的。”萨拉尖叫道。

“我是为生意着想，”萨姆接着说，“这样就会方便许多，而且每次开车上街，单靠车门上的名字就能做不少广告呢！”

“他在说笑，”萨拉说，“我怎么可能坐着一辆写着‘新鲜蔬菜’的卡车大街小巷地跑？难道我是个南瓜？是颗卷心菜？”

“你就消停消停吧，太太，要不然到家的时候你该喘不上气了。”萨姆说。

萨姆在县里的公立学校教了快三十年书，最后那所学校他待了十年，之后他突然决定辞职，开始一门心思全职做起了蔬菜生意。萨姆以前就总是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耕耕种种，他有一大块菜园子，也种覆盆子，多余的农产品就卖给镇里镇外的人。但现在这显然成了他的谋生之道：把农产品卖给商店，没准最后还能在前门摆个摊位。

“你是认真的吗？”朱丽叶平静地问。

“可不是嘛。”

“你就不会怀念教书的日子？”

“绝不会。我已经教够了，再也不想教书了。”

有一点是真的：这么多年来，没有一所学校肯让他当校长。朱丽叶猜这才是让萨姆感到厌倦的真正原因。他教学业绩突出，他那滑稽的腔调和充沛的精力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他的六年级课程对于学生来讲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但他还是一次次地落选，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方法威胁到了那些教学权威。所以你能想象出权威人士如何说他不是管事的料，说他如果做老师的话危害还能小一些。

萨姆喜欢户外工作，他擅长跟别人打交道，或许卖蔬菜也能卖得很好。

但萨拉并不喜欢。

朱丽叶也不喜欢。可若是让她选的话，她会站在萨姆一边。毕竟她不想把自己归为势利小人。

实际上，她一直把自己——自己、萨姆和萨拉，但尤其是自己和萨姆——视为那种特立独行的人，比身边其他人都高一等。所以卖蔬菜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萨姆悄声说话，甚至有些鬼鬼祟祟的。

“她叫什么名字？”

他指的是朱丽叶怀里的孩子。

“佩内洛普，我们可不会叫她佩妮。就是佩内洛普。”

“不，我是问——我问她姓什么。”

“哦。嗯，姓亨德森－波蒂厄斯，或者是波蒂厄斯－亨德森。但她已经叫佩内洛普了，如果再加上这个岂不是太拗口了吗？我们知道名字长了点，但我们只想用佩内洛普。日后我们会想办法定下来的。”

“那么说，孩子是跟他姓，”萨姆说，“嗯，那还是能说明问题的。我是说这是件好事。”

朱丽叶一时有点吃惊，但马上就回过神来了。

“当然跟他姓，”她回答道，装出一副困惑不解又觉得可笑的表情，“这是他的孩子。”

“哦，是的。没错。只不过要考虑具体的情况。”

“我不记得什么情况了，”朱丽叶说，“如果你指我们还没结婚这件事，那就不必担心了。在我们住的地方、认识的人眼里，谁也不会关心这个的。”

“就算不用吧，”萨姆说，“那他跟第一任结婚了么？”

朱丽叶跟他们说过埃里克第一任妻子的事情：她出了车祸，之后的八年，一直是埃里克在照顾她。

“是说安吗？是的。嗯，我不清楚。但没错，我想他们是结了婚的，是的。”

萨拉的声音从后排传了过来：“在这儿停下买个冰淇淋好不好？”

“家里冰箱中有，”萨姆喊了回去，又悄悄地跟朱丽叶说，“无论带她去什么地方吃东西，她都会给你上演一出好戏。”他的声音让人害怕。

车窗没关上，外面的暖风吹进车里。正值盛夏——在朱丽叶看来，这是个从来没有光顾过西海岸的季节。田野远方的边缘处长着一簇一簇阔叶林，形成或蓝或黑的洞穴般的阴影。前方的庄稼和草坪在强烈的光照下，黄绿相接。生机勃勃的嫩小麦、大麦、玉米和豆子，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

萨拉说：“你们在讨论什么？两个人在前面说悄悄话，我们坐在后面都听不见，风太大了。”

萨姆回应道：“没什么，就是问问朱丽叶她的男朋友是不是还在捕虾。”

埃里克靠捕虾为生，他干这行也很长时间了。在这之前他是一名医科学生，他的职业生涯因为一次给朋友（不是女朋友）做流产手术而告终。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最终还是走漏了风声。朱丽叶本想跟父母坦白这件事，也许是想在父母心中塑造他文化人的形象，而不只是一个渔民，毕竟他们还是挺开明的。但现在看来，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连萨姆都已经成了菜贩，而且说不定他们的开明也未必像她想的那么靠谱。

除了新鲜蔬菜和覆盆子外，还有许多其他东西可以拿来出售：果酱，瓶装果汁，调味品，都是自家厨房制作的。朱丽叶到访的第一个早上，他们已经开始制作覆盆子果酱了，由艾琳负责。她的上衣被汗水（要么是水蒸气）打湿，紧贴在两块肩胛骨间的皮肤上。她时不时地瞟一眼电视，电视机已经被推到后厅通往厨房门口的地方，所以想要进房间，就必须紧贴着电视机挤过去。电视里演的是早间儿童节目《飞鼠洛基冒险记》。艾琳时不时被动画里的滑稽动作逗得哈哈大笑，朱丽叶也附和着笑了两声。当然，艾琳并没有去注意她。

朱丽叶先收拾了一下厨房台面，这样她才能给佩内洛普准备早餐，把鸡蛋煮熟后再捣碎，也给自己弄些咖啡和吐司。艾琳问道：“地方够么？”她的语气带着疑虑，仿佛朱丽叶是一位不速之客，总是提一些让人始料不及的要求。

走近看的话，你会发现艾琳的小臂上长着不少细黑的汗毛，耳朵前缘的脸颊上也长了一些。

她用余光观察着朱丽叶的一举一动，看她摆弄炉子上的旋钮（她忘了哪个旋钮是控制哪个灶台的了），看她把鸡蛋从锅里捞起来剥壳（这次有点粘壳，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剥离，而不是大块大块地轻松脱落），看她挑选小茶碟用来在里面捣碎鸡蛋。

“你不会想看到她把这个摔到地上吧，” 她指的是那个瓷碟，“你不给她准备一个塑料碟子吗？”

“我会看着点儿的。”朱丽叶回答道。

后来才知道，艾琳也是一位母亲，她的儿子三岁了，女儿还不到两岁。儿子名叫特雷弗，女儿名叫特蕾西。去年夏天孩子的父亲在他干活的养鸡场意外身亡。艾琳二十二岁，比朱丽叶小三岁。关于她丈夫和孩子的信息是艾琳在回答朱丽叶提问时透露的，而艾琳的年龄则可以根据她之后所讲的内容推算出来。

当朱丽叶说“哦，我真是遗憾”时——因为提及事故，还粗鲁地刺探，而现在表示同情又显得很虚伪——艾琳说：“是的，灾祸正好发生在我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仿佛厄运是某种可以积累的东西，就像手镯上的护身符一样。

佩内洛普勉强把一整只鸡蛋都吃完后，朱丽叶把她抱在一侧腰胯上，把她带上了楼。

走到半路，朱丽叶突然想起来她忘了刷碟子。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安置孩子，她还不会走路，但爬得很快。显然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下，她在厨房连五分钟都不能待——消毒器里滚沸的热水、烫人的果酱和切肉刀都有可能伤到她——让艾琳照看她似乎有些强人所难。萨拉也不行：今天早上佩内洛普一见到萨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拒绝和她做朋友。所以朱丽叶只好把她带到那条只能通向阁楼的封闭楼梯上——朱丽叶先把身后的门关上——然后让她在楼梯上玩耍，自己则去找旧时的婴儿围栏。好在佩内洛普在楼梯上玩得不亦乐乎。

房子有整整两层高，房间的天花板也很高，但却像一个个盒子——至少现在朱丽叶是这样觉得的。屋顶的坡度很大，因此可以在阁楼的中间部分随意走动。当朱丽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这么做。她在阁楼里走了一圈又一圈，给自己复述曾经读过的故事，免不了添油加醋或改头换面。她还为想象中的观众翩翩起舞，而现实中，观众则是那些坏掉或者淘汰的家具、老旧的行李箱、一件巨大无比的野牛皮大衣、一间紫色的紫崖燕鸟舍（是萨姆原来的学生送给他的，不过已经吸引不到紫崖燕了）、萨姆的父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带回来的一顶德军头盔以及一幅无意中创作的业余滑稽画作，画的是“爱尔兰女皇号”在圣劳伦斯湾沉没的场面，画面上满是简笔勾勒出的飞向四面八方的人儿。

而靠墙放着的正是《我与村庄》那幅画。画面朝外，显示并没有人试着把它藏起来。画上也没有积灰，说明它放在那里的时间可能也不长。

朱丽叶找了一阵，终于找到了婴儿围栏。这件家具做工精细，有些分量。它的底板是木制的，侧边安着转轴。她还找到了婴儿车。当初萨姆和萨拉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孩子，故而什么都没丢掉。萨拉至少流产过一次。周日早上从他们卧室中传出的阵阵笑声让朱丽叶觉得，房子里似乎溜进了一位下流败坏的不速之客，对自己极为不利。

婴儿车是可以折叠起来推着走的那种，但朱丽叶早就忘了怎么用，或者原本就不知道。为了把车子展开，她忙得灰头土脸、汗流浃背。这类活儿对她来讲可不轻松，她永远做不到即刻掌握装卸的要领。要不是想起了艾琳，她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拖到楼下，向在菜园里劳作的萨姆求助。艾琳那闪烁无神的双眼并不直视着你，却会偷偷打量你；她很能干，也很谨慎，她的谨慎中有种不完全能称之为轻蔑的神情。朱丽叶也说不上来那该叫什么——就像猫咪一样，态度冷漠却绝不妥协。

朱丽叶最终还是把婴儿车展开了。展开后的婴儿车很笨重，尺寸比她印象中的婴儿车小了一半。当然还有点脏。朱丽叶现在平静了下来，楼梯上的佩内洛普则显得更为镇定。直到这时朱丽叶才注意到佩内洛普的手边有什么东西。一枚钉子。这类东西你以前根本不会去在意，直到你有了一个孩子，她处在会把任何东西放进嘴里的年纪，之后你就会一直提心吊胆。

但朱丽叶此前并没有注意到。这里的一切都在分散她的注意力：滚滚热浪，艾琳，各种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事情。

《我与村庄》。

“噢！”萨拉说道，“我真希望你没看见，别往心里去。”

阳光房现在是萨拉的卧室。所有的窗户上都挂着竹帘，使这间小屋——曾经是阳台的一部分——满溢着黄棕色的光线，温度均衡。萨拉却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羊毛睡衣。昨天在车站时，她描过眉，涂着紫红色唇膏，她的服饰和头巾，在朱丽叶的眼里就像一位年老的法国女人（倒不是说朱丽叶见过多少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但眼下萨拉的白头发一缕一缕旁逸斜出，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眼神明亮却有些焦灼，这时的她看上去更像一个古怪的老孩子。她靠着枕头坐在那里，被子拉到腰部。今早朱丽叶陪她去浴室时发现，尽管天气很热，她在床上时仍旧穿着袜子和拖鞋。

她的床边摆着一把直背椅子，她伸手就能拿到椅子上的东西，比床头桌实用。椅子上摆着药剂、爽身粉、润肤液、一杯喝了一半的奶茶，和一个杯壁上沾着某种暗色补药（可能是补铁剂）的玻璃杯，床头则摆着几份过期的《时尚》和《家庭女报》。

“我没往心里去。”朱丽叶说。

“我们确实把那幅画挂起来了，挂在餐厅门边的后厅了。后来你爸爸把它拿下来了。”

“为什么？”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也没跟我说他打算这么做，突然有一天画就不见了。”

“他干吗要拿下来？”

“呃，他心里自有想法，你知道的。”

“是什么想法？”

“呃，我想——你知道的，可能跟艾琳有关，这幅画可能会让她感到不安。”

“画里又没有裸体，跟波提切利的画可不一样。”

萨姆和莎拉的起居室里确实曾挂着一张《维纳斯的诞生》。前几年，在他们邀请其他老师来共进晚餐时，有人还围绕这幅画开了几个让人不安的玩笑。

“确实是这样。不过这幅画很现代。我想这可能让你爸感到不适，或许他欣赏这幅画时，艾琳的眼光也让他感到不适。他可能担心这会让艾琳——呃，有点蔑视我们。你知道的——我们是挺古怪的。他不想让艾琳认为我们是那种人。”

朱丽叶说：“那种会在家里挂这种画的人？你是说爸爸会这么在意艾琳怎么看我们的画？”

“你是知道你爸的。”

“他不会担心与他人意见相左。那不正是他工作中的麻烦所在？”

“什么？”萨拉说，“噢对，是的，他能提出异议，但有时他很谨慎。还有艾琳，萨姆对艾琳非常谨慎。艾琳，她对我们很重要。”

“莫非他认为艾琳会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幅诡异的画而辞职？”

“我本来想挂上去的，亲爱的。我珍惜你送的每一件东西，只是你爸他……”

朱丽叶什么都没说，从九岁十岁一直到十四岁，她和萨拉对萨姆的共识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你是知道你爸的。”

那一段时间，朱丽叶和萨拉一起过着女人的生活：她的秀发没法打弯儿，萨拉就在家里尝试着帮她烫发；两人一起裁制与众不同的衣裳；萨姆如果在学校开会到很晚，娘俩的晚餐就只吃三明治，里面夹着花生酱、黄油、番茄和蛋黄酱。萨拉一遍遍讲述她和她从前那些男女朋友的故事，讲他们之间开的玩笑、搞的把戏。那时她也还是学校老师，心脏的状况还没有恶化。还有很久之前的故事，那时她因风湿热卧病在床，只好杜撰出两个虚拟的朋友罗洛和马克辛，像童书里的角色那样陪她解开谜团、侦缉凶手。她还会顺带提一下当时萨姆疯狂的追求、借来的车闯下的祸，以及有一次萨姆扮作乞丐出现在她家门口。

那时候，萨拉和朱丽叶会一起做软糖、在衬裙边缘的小孔里穿丝绸带，结果两个人的带子缠在了一起。突然有一天，朱丽叶不想再这么下去了，她想在深夜与萨姆在厨房里谈天论地，向他讨教关于黑洞、冰川世纪和上帝的问题。她厌恶萨拉用那些天真的问题打断他们的谈话，拉低谈话的层次，厌恶她总是想方设法把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就是为何谈话必须放在深夜，萨姆和朱丽叶在这一点上有心照不宣的默契：等我们先摆脱了萨拉再说。当然，只是暂时的。

其间，一个想法一直提醒着朱丽叶：对萨拉好一些，她拼了命才生下你，这一点值得铭记。

“你爸并不介意与强过他的人持不同意见，”萨拉深吸了一口气，“但他怎么对待那些不如他的人，你是知道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对方感到他们与他不同，他只会把自己的身段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

朱丽叶当然是知道的。她知道萨姆如何跟加油站的男孩打交道，也知道他在五金店开的那些玩笑。可是她什么都没说。

“他得拍他们的马屁。”萨拉的语调突然一变，都有点沾上邪恶的边了，虚弱地一笑。

朱丽叶清理了婴儿车，也把佩内洛普和自己收拾干净，推着她一起进城了。她此行的借口是去买某个牌子的温和除菌皂，用来洗尿布——如果用普通肥皂的话，孩子身上会起疹子。当然，她此行另有原因，无法拒斥却又难以言明。

这条路是她上学的路，她走了好多年。即便是她在上大学期间回家探望的时候，她也没有变——依旧是个上学的小姑娘。这个学她永远都上不完吗？有人这么问起萨姆，那时候朱丽叶刚刚在校际拉丁语翻译比赛获奖。他回答：“恐怕是哦。” 他把这个故事说给自己听。上帝既然不允许他炫耀朱丽叶得奖的事情，那就留给萨拉去说——虽然她可能会忘记这到底是个什么奖。

而现在，她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像其他年轻妇女一样，推着自己的孩子，关心的是尿布肥皂之类的事情。这不仅是她的孩子，还是她爱情的结晶。她有时候会这样说佩内洛普，不过只当着埃里克一个人这么说。他当笑话听，她说的时候也像开玩笑似的，因为他们毕竟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还打算一直走下去。据朱丽叶所知，结婚与否对埃里克而言根本无关轻重，她自己也经常忘了这件事情。但偶尔——特别是现在，在家里——自己未婚的状态反而让她突然有了某种成就感，让她心头涌起一阵傻傻的狂喜。

“那么——你今天上街了，”萨姆说（他总是说上街这个词吗？萨拉和朱丽叶会说进城），“见到什么认识的人了吗？”

“我得去药店一趟，”朱丽叶说，“所以我跟查利·利特尔聊了一会儿天。”

他们这番对话是在深夜十一点后的厨房进行的，朱丽叶觉得这会儿给佩内洛普收拾明天要用的瓶子是再好不过了。

“小查利？” [1] 萨姆说。朱丽叶都忘了，他仍旧保留着另外一个习惯，继续用上学时的绰号称呼他人。“他喜欢这孩子么？”

“当然。”

“他当然会喜欢。”

萨姆坐在桌边，喝着黑麦威士忌，抽着烟。他原来不喝威士忌，因为萨拉的父亲是个酒鬼——也不是那种穷困潦倒的酒鬼，他一直有份兽医的工作，但也足够成为家中一害，让他的女儿从此对喝酒一事产生极大的恐惧——至少据朱丽叶所知，萨姆在家几乎不喝酒，顶多喝点啤酒。

朱丽叶去了药店，只有在那里才能买到所需的肥皂。她没想到会碰上查利，尽管这家药店就是他家开的。上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他要成为一名工程师了。今天她还有些冒失地跟他谈起这件事，不过他并不在意，还很愉快地告诉她自己最终并没有成为工程师。他腰腹上多了不少赘肉，头发变得稀疏，也不那么拳曲有光泽了。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朱丽叶，对她和佩内洛普大加奉承，这倒让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以至于跟他说话时，她都一直脸颊脖颈发烫，甚至还有些冒汗。上高中的时候，他无睱注意她——只有正常的寒暄。那时他彬彬有礼，对她和其他人一视同仁。跟他约会外出的都是学校里最吸引人的女孩。他跟她说，最后他跟其中一位结婚了：珍妮·皮尔。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跟佩内洛普年纪相仿，另一个要大一点，他也因此而没有成为工程师。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真诚，仿佛欠了身处如是境地的朱丽叶什么似的。

怪不得他知道怎么逗佩内洛普笑，也以同是为人父母的身份跟朱丽叶聊天，好像两人处境相当。朱丽叶傻傻地听着他的赞美，心里美滋滋的。但他关注的可不止这些——快速地瞟一眼她空无一物的左手手指，拿他自己的婚姻开玩笑，还有其他一些事。他暗暗评判着朱丽叶，没准儿把她看成那种勇尝禁果并敢于展示的女人。所有人中，这么做的偏偏是朱丽叶，这位学者，这个书呆子一样的人物。

“她长得像你吗？”查利一边蹲下去瞧着佩内洛普，一边问道。

“更像她爸爸。”朱丽叶嘴上轻描淡写，内心却充满了自豪，她的上唇沁出了汗滴，像一颗颗珍珠。

“是吗？”查利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神神秘秘地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不过我想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朱丽叶对萨姆说：“查利告诉我说，他认为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件事不怎么光彩。”

“嗯，他是这么说的？你是怎么回应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想表现出来。”

“嗯，不必。”

朱丽叶在桌边坐下。“我想喝一杯，但我不喜欢威士忌。”

“所以你现在也开始喝酒了？”

“喝点葡萄酒。我们自己酿葡萄酒，住在海湾那里的人都这么做。”

接着他给她讲了一个笑话，这样的笑话他以前准不会讲给她听。讲的是一对夫妻去汽车旅馆，结尾是“就像我给主日学校里那些姑娘们讲的那样——你不必喝酒抽烟就可以过得很快活”。

朱丽叶笑了，但她的脸却有些发烫，就像跟查利聊天时那样。

“你为什么辞职了？”朱丽叶问道，“是因为我而被迫辞职的吗？”

“得了吧，”萨姆大笑，“别太有存在感了。我可不是被迫辞职，也不是被解雇的。”

“好吧。你是主动辞职的。”

“我主动辞职。”

“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辞职是因为受够了那种脖子被卡在绳套里的感觉，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好几年了。”

“确实与我无关？”

“好吧，”萨姆说，“我卷入了一场争论当中。有人提及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你没必要知道。”

“不用担心。”片刻之后，他接着说：“他们没有解雇我，也不可能解雇我，有规定在那里。事情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反正我早就想不干了。”

“但你没有意识到，”朱丽叶说，“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愚蠢，你没有意识到生活的这个地方有多肮脏不堪，人们竟会说那种话。你没有意识到要是我告诉他们我知道这事，他们会觉得有多不可思议。仿佛这是一个笑话似的。”

“嗯。不幸的是我和你妈并没有生活在你生活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你的那个男朋友是不是也会把这看成个笑话？今晚我不想讨论这件事了，我要睡觉了，我去看过你妈后就去睡觉了。”

“那列火车——”朱丽叶气势未减，甚至有些轻蔑，“还在这里停靠，是吗？你就是不想让我在这里下车。是不是？”

她的父亲没有回答，径自走出房间。

最后一盏路灯的光照在朱丽叶的床上。那棵巨大的软枫被砍掉了，被萨姆换成了一片大黄。昨天晚上她拉上了窗帘，想挡住光线。但今晚她觉得需要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因此，她只好把枕头换到床脚，跟佩内洛普睡在一起。佩内洛普熟睡时像个天使，脸上布满光芒。

她后悔刚才没喝点威士忌。现在她受挫沮丧，满腔怒火，僵挺挺地躺在床上，构思着写给埃里克的信：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干吗，我根本就不该来这儿！我等不及要回家了！

家。

天还没亮，朱丽叶就被吸尘器的噪声吵醒了。接着萨姆的声音打断了吸尘器的噪声，然后她肯定又睡过去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她觉得那一定是个梦，不然佩内洛普肯定也会被吵醒，然而她并没有醒。

今天早上，厨房凉快了一些，不再充斥着蒸煮水果的气味。艾琳在给果酱瓶准备方格棉布的罩子和预备贴到瓶子上去的标签。

“我好像听到你用吸尘器打扫卫生了，”朱丽叶说，故作愉快状，“我肯定是在做梦，因为那会儿才刚刚五点。”

一开始艾琳一声不吭。她正在全神贯注地写标签，咬着嘴唇。

“是她，”她写完后说道，“她把你父亲吵醒了，他只好起床让她停手。”

这似乎不大可能。除去上厕所，萨拉昨天几乎没下床。

“他告诉我，”艾琳说，“她半夜醒来想要做些什么，他只好起床去制止她。”

“她肯定是一时来了精神。”朱丽叶说。

“是啊。”艾琳接着写下一张标签。写好后，她面朝朱丽叶。

“她就是想弄醒你父亲，引他注意，就是这样。他都累得要死了，还不得不起床照看她。”

朱丽叶把脸转开。她不想把佩内洛普放下——仿佛孩子在这里不安全一样——她一边把孩子搁在一条腿上哄着，一边用汤匙把鸡蛋捞出来，敲破剥皮捣碎。

她在喂佩内洛普时很怕说话，唯恐她的声音会把孩子吓哭。不过，艾琳似乎察觉到了这一点。她压低了嗓音，但还是带着轻蔑的口吻：“那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他们犯起病来就控制不住自己，只想到自己不顾及他人。”

萨拉闭着眼睛，但马上就睁开了。“噢，亲爱的各位，”她像是在嘲笑自己，“我的朱丽叶，我的佩内洛普。”

佩内洛普似乎已经习惯了她，至少今天早上见到萨拉时她没有哭，也没有把脸扭过去。

“来，”萨拉一边说一边拿起一本杂志，“把她放下，让她玩这个。”

佩内洛普犹豫不决地盯着杂志看了一会儿，然后拽过一页，欢快地撕了起来。

“这就对了，”萨拉说，“所有的小宝宝都爱撕杂志。我就记得。”

床边的椅子上摆着一碗奶油麦片粥，几乎没怎么动过。

“你还没吃早饭？”朱丽叶问，“是麦片粥不对胃口吗？”

萨拉盯着那碗麦片粥，似乎在努力思考些什么，但什么都没有想出来。

“我想不起来了。是的，我猜我是不想喝，” 她突然喘着笑了一会儿，“谁知道呢？我突然觉得——她可能在给我下毒。

“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萨拉恢复平静之后说，“但她好凶狠。艾琳。我们不能小瞧了她——艾琳。你看见她胳膊上的毛发了么？”

“就像猫的毛发似的。”朱丽叶说。

“像臭鼬的。”

“但愿一根也别掉进果酱里才好。”

“不要再逗我——发笑了——”

佩内洛普还在专心致志地撕杂志，这样朱丽叶就可以把她单独留在萨拉的房间里一会儿，自己把那碗麦片粥端到厨房去。她二话没说，自顾自地做起了蛋奶酒。艾琳在厨房里进进出出，把一箱箱罐装果酱搬到车上去。萨姆正在屋后的台阶上，用软水管把新挖出的土豆上附着的泥土冲去。他唱起歌来——一开始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他在唱什么。但艾琳出现在台阶上时，他的声音响亮起来：

艾琳，晚上——好，

艾琳，晚上好，

晚上好，艾琳，晚上好，艾琳，

我会在梦中与你相会

艾琳正在厨房里忙活，她转过身来大声叫道：“别唱那首关于我的歌了！”

“什么关于你的歌？”萨姆装出很吃惊的样子，“谁唱关于你的歌了？”

“是你，就是你刚刚唱的。”

“噢——那首歌。那首关于艾琳的歌？歌里的姑娘？噢，天哪！我忘了你也叫这个名字。”

他又开始唱，不过这次是偷偷地低声哼唱。艾琳站在一旁听着，面红耳赤，胸脯一起一伏，再听到哪怕一句她都要借机爆发一下。

“不要再唱关于我的歌了，如果歌里有我的名字，那就是关于我的。”

突然萨姆火力全开，大声唱道：

上周六晚我结婚了

我和夫人安了个家——

“停下！你快停下！”艾琳怒目圆睁，“如果你再不停下，我就出去用那个水管子浇你一身！”

萨姆那天下午把果酱送到下过订单的各家食品店和几家礼品店。他邀请朱丽叶同行。之前他去了五金店一趟，给佩内洛普买了一把全新的汽车婴儿座椅。

“这件东西咱家阁楼里可没有，”他说，“你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卖这个东西的。不过当时也不要紧。我们那时还没买车。”

“这可真不赖，”朱丽叶说，“我希望没让你太破费。”

“小事一桩。”萨姆弯下腰，把孩子放进车内。

艾琳在田地里采摘更多的覆盆子，用来做馅饼。他们出发前，萨姆鸣笛两次并招手致意，艾琳决定给予回应，她举起一只手臂，那样子像是在驱赶苍蝇。

“她是个好姑娘，”萨姆说，“要是没有她，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挺过来。但我看你似乎觉得她有点凶。”

“我对她知之甚少。”

“不。她很怕你。”

“哪里会。”朱丽叶试着用一些褒扬的（至少是中立的）说法来形容艾琳，同时又问起了她丈夫如何在养鸡场出的事。

“我不知道他到底就是坏人还是少不更事，总之，他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搞些从养鸡场偷鸡的‘副业’。最终他们触发了警报，农场主端着枪跑出来，不管他是不是有意冲她丈夫开枪，反正最后——”

“天哪。”

“艾琳和她丈夫的亲戚一道起诉了那位农场主，但那家伙最后免于刑罚。我想他也是能逃过去的。那段时间艾琳肯定过得很相当艰难，虽然她丈夫看上去也不是那种能托付终身的人。”

朱丽叶一边随声附和，一边问萨姆，艾琳是不是他教过的学生。

“不，不。不。据我了解，她没怎么上过学。”

他说艾琳家在北面亨茨维尔市附近。没错，就是那附近。有一天他们一家几口一起进城，父母带着几个孩子。她父亲告诉她们他要去办点事情，过不久再回来，还告诉了她们再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她们就这样身无分文四处游荡，直到约定的时间。但她父亲再也没有出现。

“他本来就没打算出现。她们就这样被抛弃了，只好靠救济度日。住在乡下的窝棚里，那儿日常开支少。艾琳的姐姐——我推断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比她母亲还要重要——死于阑尾爆裂。没办法送她去城里的医院，下着暴风雪，又没有电话。这事之后艾琳就不想回学校了，因为原先她姐姐还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孩子欺负，现在也没指望了。她现在看起来脸皮挺厚的，但我猜她原来不是这样，她现在这样或许也只是种伪装而已。”

眼下，他说，眼下是艾琳的母亲帮着照看她的一对小儿女，你猜怎么着，她父亲失踪多年之后又出现了，还试着让她母亲回到自己身边。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艾琳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毕竟她不想让那位父亲接近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是很可爱的孩子。小女孩有腭裂的毛病，已经动过一次手术，还需要再做第二次。她会好起来的，但是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朱丽叶究竟怎么了？对艾琳的遭遇，她无法感受到一丝真正的同情。她觉得，当自己面对着这冗长悲惨的故事时，心里充斥着抗拒。实在是太过了。当她听到腭裂那一段时，她只想抱怨。太过了。

她知道她不该这样，但这种感觉就是挥之不去。她不敢再说什么，唯恐一张嘴就暴露了自己的铁石心肠。她怕自己会跟萨姆说：“那么这些灾祸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难道经历过这些她就变成圣人了吗？”或是另一套更加无法原谅的说辞：“我希望你不是有意把我们跟这种人搅在一起。”

“我跟你讲，”萨姆说，“艾琳正是在我走投无路的当儿过来帮忙的。去年秋天，你妈简直就成了个祸患。说她撒手不管家事，当然也不准确。应该说，要是她真的撒手不管家事，真的什么都不做就好了。可她一次次开始干新活，却又无法把它完成，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是说，我总要跟在她屁股后面帮她补漏，照顾她，帮她做家务。我和你都得这样——还记得吗？她永远是那个心脏有问题的甜美姑娘，习惯于让别人伺候她。这么多年来我不止一次觉得她本可以更努力一点。”

“但情况变得太糟糕，”他说，“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回到家，发现洗衣机摆在厨房中央，满地都是湿衣服，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烘烤食品，有的是刚开始烤，有的已经宣告失败，东西在烤箱里焦成了块。我真害怕她把自己点着了，把房子给点着了。我一遍遍告诫她，躺在床上，可她不听，她就要把所有东西搞得一团糟，然后哭哭啼啼。我试着找了许多女孩来帮忙，但她们都搞不定她。这时，艾琳出现了。”

“艾琳，”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老天保佑，我跟你说，真的是老天保佑。”

萨姆说，不过好景不长。艾琳要结婚了，要嫁给一个四五十岁的老鳏夫。他是个农民。应该是有几个钱的。萨姆从她的角度，猜想确有其事。因为那个男人实在没有什么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了。

“凭良心说，他根本一无是处。我看见他嘴里只剩下一颗牙。依我看，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他不去装一副假牙，要么是吝啬，要么是傲慢。想想吧——像她那么端庄的姑娘，得嫁这样的人。”

“他们什么时候结婚？”

“秋天里吧，秋天。”

佩内洛普一直在睡觉——几乎车子一开动她就在自己的座椅里睡着了。前窗摇了下来，朱丽叶可以闻见刚割好的成捆干草的气味——不过已经没有人再去打干草套了。几棵榆树仍孤独地站在那里，令人惊叹。

他们停在一个沿路而建的村落里。路修在一条狭窄的山谷里，山谷两边的山壁上巨石突出——方圆数公里内只有在这里能看到成片的巨石。朱丽叶记得到过这里，那时这里还有一处别致的公园，需要凭票入内。公园里有喷泉，有茶室，里面卖草莓酥饼和冰淇淋——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她想不起来了。岩石里的洞穴是以七个小矮人的名字命名的。萨姆和萨拉在喷泉旁席地而坐，吃着冰淇淋，而朱丽叶则跑在前面去探索洞穴（其实里面没什么东西——洞很浅）。她想让萨姆和萨拉一起来，可萨姆说：“你知道你妈妈爬不了山。”

“你快跑，”萨拉说，“回来跟我们讲讲前面有什么。”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当她坐在草地上时，她的黑色塔夫绸长裙围着她形成一个圈。这叫芭蕾蓬裙。

那一定是个特别的日子。

等萨姆从商店走出来后，朱丽叶向他问起这件事来。一开始他没想起来，后来才想起来。他说当时这儿有一个坑人的商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

朱丽叶沿街一路也都找不到关于喷泉或茶室的任何痕迹。

“她带来了安宁与秩序。”萨姆说。朱丽叶过了片刻才意识到萨姆还在聊艾琳。“她什么事情都会帮忙，无论是割草还是料理花园。她尽力把每一件事都做好，仿佛那是她的荣幸。我对此一直感到十分惊叹。”

那个无忧无虑的场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生日？结婚纪念日？

萨姆喋喋不休地说着，语气甚至郑重起来，声音盖过了车子爬坡时发出的噪声。

“她让我重拾对女性的信心。”

萨姆每冲进一家店铺前都告诉朱丽叶他去去就回，结果每次都很久才回来。他解释说他根本脱不了身。大伙儿都想跟他聊天，攒了不少笑话要和他分享。有几位还跟他一道出来，要看看他的女儿和外孙女。

“这就是那位会说拉丁语的姑娘了。”一位太太说。

“现在都生疏了，”萨姆说，“她现在的活都忙不完。”

“我猜也是，”那位太太伸长脖子看了佩内洛普一眼，“但她们难道不是你天赐的福气吗？哦，小宝贝们。”

朱丽叶本来想跟萨姆说，她打算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论文——尽管现在还只是个设想。他们以前会自然而然地谈起这些话题。跟萨拉在一起就不会。萨拉会说：“来，你得跟我说说你都学了些什么。”朱丽叶就把所学的东西总结一下，萨拉就会接着问她是如何记住这么多希腊人名的。但是萨姆能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上大学的时候她曾提到，她父亲曾给她解释过“thaumaturgy” [2] 一词的意思，她碰到这个词时才十二三岁。有人就问她，她父亲是不是一位学者。

她说：“当然，他教六年级。”

但现在，她觉得萨姆会委婉地低估她。或者不那么委婉，他会用“不切实际 ”这个词来形容她，甚或声称已经忘记了那些在朱丽叶看来他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

但没准他是真的忘记了。他记忆中的房间已经上了锁，窗子也一片漆黑了——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太过无用虚妄，不值得见光。

朱丽叶的语气比她意欲表达的还要刻薄。

“那她想结婚吗？艾琳自己？”

她在沉默了一阵之后，突然用这样的口气、抛出这样的问题，让萨姆吃了一惊。

“我不知道。”他说。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看不出她怎么会愿意。”

“去问她，”朱丽叶说，“你一定想知道，就凭你对她的感觉。”

车子开出去一两公里后萨姆才开口说话，显然是朱丽叶的话冒犯了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说。

“开心果、爱生气、糊涂蛋、瞌睡虫、喷嚏精。”萨拉数着。

“还有万事通。”朱丽叶补充道。

“对，万事通。开心果、喷嚏精、万事通、爱生气、害羞鬼、喷嚏精——不对。喷嚏精、害羞鬼、万事通、爱生气——瞌睡虫、开心果、万事通、害羞鬼——” [3]

萨拉一边掰手指数着一边说：“这不都八个了吗？”

“我们去过那里可不止一次，”萨拉说，“以前我们管那儿叫草莓酥饼圣地——哦，我多想再去一次。”

“唉，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朱丽叶说，“我甚至都找不到它原先的位置。”

“我倒肯定能找到。我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去呢？夏日驾车出游。坐车要费什么力气？你爸爸总说我没那个力气。”

“你都有力气来接我。”

“我是去了，”萨拉说，“可是你爸爸不乐意我去。我不得不发了一通脾气。”

她伸手往后弯想把脑后的枕头拽高一些，可是没能做到，所以朱丽叶帮了她一把。

“见鬼，”萨拉说，“我现在真是百无一用的废物啊。但我想我还是可以自己去洗个澡的。万一有人来拜访呢？”

朱丽叶问她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没有。但万一呢？”

于是朱丽叶扶她进了浴室，佩内洛普在她们后面跟着爬了过去。等水放好，她的外祖母被搀进浴缸后，佩内洛普也非要一起洗不可。朱丽叶就帮她脱了衣服，祖孙俩一起洗起澡来。不过，裸着身子的萨拉看起来不像是老迈的妇女，更像是位年长的姑娘——这么说吧，一位罹患罕见疾病的姑娘，疾病正在不断消耗着榨干着她的躯体。

佩内洛普已经不再对萨拉保持警惕，然而她始终紧紧攥着自己的那块黄色的鸭形肥皂。

这时，萨拉终于鼓起勇气，谨慎小心地问起了埃里克的事儿。

“我敢肯定他是个好男人。”萨拉说。

“有时是的。”朱丽叶漫不经心地说。

“他对他的第一任妻子真好。”

“是唯一的妻子，”朱丽叶纠正她，“目前来说，是唯一的。”

“但我相信你现在跟他有了宝宝——你很快乐，我是说。你一定很快乐。”

“是啊，快乐着，有罪并快乐着。”朱丽叶一边说一边把湿毛巾上的水拧到萨拉抹着香波的头上，把她的母亲吓了一跳。

“我就是这个意思。”萨拉捂着脸躲开朱丽叶，开心地尖叫起来。随后她又说：“朱丽叶？”

“嗯？”

“你知道我不是故意对你爸爸说一些刻薄的话。我知道他爱我，但他过得不快乐。”

朱丽叶梦到自己又变回了小孩子，还是在这座房子里，尽管当时的布局有所不同。她从一间自己不熟悉的房间望向窗外，看到一道弧线般的水流在空气中闪着光芒。这道水流是从水管中奔涌出来的。萨姆背对着她在浇灌菜园。有一个身影在覆盆子丛中走进走出，过了一会儿，她瞧出来了——那是艾琳，却是个更年轻的、温顺快乐的艾琳。她不断躲避着水管里喷出来的水流：她躲起来，又跑出来，每次都很成功，但总是在逃开的一瞬间被水喷到。这场嬉戏本身是轻松愉快的，但朱丽叶从窗户后面望去，却觉得十分恶心。萨姆一直背对着她，但她相信——她不知怎地竟看到 ——萨姆把水管放低了，放在身前，只是来回摆弄水管的喷嘴。

整个梦境里有一种恐惧感如影随形，它没有在你面前张牙舞爪让你毛骨悚然，却流淌于你身体内每个角落，哪怕是最细小的血管。

当她醒来时，这种感觉依旧挥之不去。这个梦让她感到羞耻，也很乏味：只是一种肮脏的自我放纵罢了。

下午过了一半，有人在敲前门。没人用前门——朱丽叶开门的时候觉得门都有点僵住了。

门口的男子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黄色短袖衬衫和棕黄色裤子。他或许比朱丽叶年长几岁，高高的，但看上去相当瘦弱，有点凹胸，打招呼很热情，笑起来却很冷酷。

“我是来找这家的女主人的。”他说。

朱丽叶把他晾在门口，转身进了萨拉的房间。

“门口有个男人，”她说，“可能是来兜售什么东西的。要我赶他走吗？”

萨拉挣扎着起身。“不，不要，”她有点喘不上气来，“能不能帮我梳妆整理一下？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是唐，是我的朋友唐。”

唐已经迈步进了屋子，房门外传来他的脚步声。

“萨拉，不用大费周章。就我一个人。你穿戴整齐了吗？”

萨拉欢喜得跟什么似的，她伸手去够发刷却没能拿到，只好收手，改用手指梳理梳理自己的头发。她喜气洋洋地大声说：“怕是再整齐不过了。进来吧！”

男人进了门，快步走向萨拉，她向他张开双臂。“你身上有夏天的味道，”她说，“这是什么？”她轻抚他的衬衣。“熨烫过的棉布衬衣。天哪，太好了。”

“我自己熨的，”他说，“萨莉去教堂侍弄鲜花了。这份工作挺好的，是吧？”

“真不错，”萨拉说，“但你差点进不来。朱丽叶还以为你是推销员。朱丽叶是我的女儿。我亲爱的女儿。我跟你说过的，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她要来了。唐是我的牧师，朱丽叶。我的朋友兼牧师。”

唐直起身，握住朱丽叶的手。

“你在真是太好了——很高兴见到你。而且事实上，你也没错到哪里去，我的工作确实也是一种推销。”

朱丽叶对牧师的玩笑礼貌地笑了笑。

“你是哪个教会的牧师呢？”

这个问题把萨拉逗乐了。“哦，亲爱的——这样我们的好戏就穿帮了，对不对？”

“我来自三位一体修道会，”唐说，笑容依旧镇定，“既然说穿帮了——我也不是才知道萨拉和萨姆没有加入社区中的任何教会。我只是顺路过来拜访，因为你母亲实在是位很迷人的女士。”

朱丽叶想不起三位一体修道会指的是什么，是圣公会还是联合教会。

“亲爱的，你能给唐拿一把舒服点的椅子吗？”萨拉说，“他就像只鹳似的一直弯腰对着我。来些什么茶点，唐？来杯蛋奶酒怎么样？朱丽叶给我做过这世上最美味的蛋奶酒。不，不行，蛋奶酒口味太重了。你刚刚还在烈日下晒着。茶呢？太烫了。姜啤？果汁？朱丽叶，我们都有什么果汁？”

唐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一杯水就好。”

“确定不喝茶？”萨拉快喘不过气来了，“不过我倒是需要一点。你可以只喝半杯，没问题的。朱丽叶，好吗？”

朱丽叶一个人在厨房——看得见艾琳在花园里，她今天要给豆苗锄草——心想准备茶点或许只是把她支开的一个借口，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悄悄话了。悄悄话，或者是一些祈祷词？这个想法让她心里不太舒服。

虽然初来此地时萨姆跟人提起过他们是德鲁伊特教派的，事实上萨姆和萨拉从未皈依过任何教会。曾有传言称他们所在的教会在镇里未设教堂，这免去了一些人对“他们不信教”的怀疑。朱丽叶曾有一阵子去过圣公会教堂的主日学校，虽然那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圣公会的朋友。萨姆在学校向来都规规矩矩地读圣经，每天早上念主祷文，例行公事从不间断，就像他从不反对唱《天佑女王》 [4] 那样。

“有时候你得出头，有时候则不用，”他这样说道，“你以这样的方式取悦他们，或许就可以告诉孩子们人类进化的事实，同时免去惩罚。”

萨拉曾经一度对巴哈伊教产生了兴趣，但是朱丽叶认为这种热情早已消退。

她煮了够三个人喝的茶，又从食品柜里找出一些消化饼干——还有黄铜托盘，萨拉在重要场合总要拿出这托盘来用。

唐接过一个杯子，将冰水一口饮尽，她记得要给他冰水，但他摇头拒绝了饼干。

“我不需要，谢谢。”

他说这话的语气似乎带着刻意的强调。好像是奉了上帝的旨意。

他问朱丽叶她住在哪儿，西海岸的气候如何，以及她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是捕虾的。但他其实还不是我的丈夫。”朱丽叶客气地说。

唐点头。啊，原来如此。

“那里的海水经常是波涛汹涌吧？”

“有时会。”

“鲸湾，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从此我一定会记住它。你在鲸湾都去哪个教堂？”

“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教堂。”

“是因为附近没有你们想去的教堂吗？”

朱丽叶摇头，同时微微一笑。

“确实没有我们想去的教堂。我们不信上帝。”

唐把杯子放回茶托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声响。他说他很遗憾听到这样的回答。

“听你如此回答，我感到真心遗憾。你有这样的想法多久了？”

“我不知道。从我开始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

“我听你妈妈说你有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是吗？”

朱丽叶回答是，她有一个女儿。

“她从来都没有受过洗礼吗？你打算让她长成一个异教徒吗？”

朱丽叶说她希望佩内洛普以后有一天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

“但是我们希望她成长的路上没有太多宗教干预，就是这样。”

“那太可悲了，”唐默默地说，“对你们也很可悲。你和你的——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你们已经拒绝了上帝的荣光。那就算了，毕竟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你的孩子也要跟着你们拒绝信仰——听着就像是不给她吃有营养的东西。”

朱丽叶觉得她无法再保持淡定了。“但问题是我们并不相信，”她说，“我们不相信有上帝的荣光。这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不让她吃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不过是不希望她在谎言中成长罢了。”

“谎言。全世界数百万人的信仰，你竟然称之为谎言。上帝的存在是个谎言，你这么说不觉得有点放肆了吗？”

“只是有数百万人去教堂而已，并不代表他们信仰上帝，”朱丽叶说，她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他们只是不去思考。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么是上帝给了我头脑，难道他不希望我用头脑自己去做出判断吗？”

“还有，”她说，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还有数百万人信仰不同的东西。比如有人信佛。有几百万人信仰一个宗教，就说明它是真理吗？”

“耶稣是活的，”唐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佛却是死的。”

“这只是一种说法。这有什么意义呢？就目前，从他们自说自唱的内容看，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哪个神活着。”

“你没有看到，但别人看到了。你知道亨利·福特吗——亨利·福特二世 [5] ，他拥有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然而他还是跪下来，每晚向上帝祈祷。”

“亨利·福特？”朱丽叶喊了出来，“亨利·福特？亨利 ·福特跟我有什么关系？”

争论就这么遵循着此类争论必定会走的套路进行着。牧师的声音里，开始时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悲悯——尽管始终表现出不可动摇的信念——现在却一点点变成气急败坏的责备，而朱丽叶呢，她记得一开始她还能有理有据地反驳——冷静、机敏、礼数周全得让人抓狂——而此刻也已陷入了冷漠的愤怒当中。双方拿出来的证据更像是用来侮辱对方而非佐证自己观点的。

整个过程中，萨拉啃着一块消化饼干，没有抬头看他们。她时不时地颤抖，似乎他们的言语让她受到了打击，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场闹剧以佩内洛普的一声大哭收场了。她醒来时尿湿了，开始只是轻声抱怨了一阵，后来不满越发激烈，最后终于愤怒地爆发了。萨拉最先听到她的动静，尝试提醒其他人注意。

“佩内洛普，”她有气无力地说，然后强打精神，“朱丽叶。佩内洛普。” 朱丽叶和牧师都心不在焉地看向她，接下来牧师突然降低声调说：“你的孩子。”

朱丽叶匆匆离开房间。她把佩内洛普抱起来的时候还在颤抖。在换干尿布时她险些让固定尿布的别针戳到孩子。佩内洛普停止了哭泣，倒不是因为她觉得舒服了，而是被这突然的粗鲁对待给吓到了。她含着泪的大眼睛，还有她受惊的眼神，把朱丽叶从此刻的情绪中拽了出来。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说话尽量温柔，然后抱起她的孩子，在二楼过道上来回走动。佩内洛普并没有立即感到宽心，但几分钟过后她便开始全身放松下来了。

朱丽叶自己也有同感。当她觉得自己和孩子在相当程度上都重获控制和安宁之后，她抱着佩内洛普下了楼。

牧师已经从萨拉的房间里出来，在等她。他的声音里似乎有些许懊悔，但事实上却更像是害怕，他说：“真是个漂亮的孩子。”

朱丽叶说：“谢谢。”

她想现在他们或许可以顺便说再见了，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开口。他继续看着她，没有走开。他伸出手，似乎是要去抓住她的肩膀，随后却垂了下去。

“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他说着，然后轻轻摇了摇头。这个“有”字听上去已经难以辨认。

“果子。”他说，然后用手拍打他的喉咙。他朝着厨房的方向挥了挥手。

朱丽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一定喝多了。他的头微微地前后晃动，眼睛里像蒙上了一层什么东西。他是喝醉了来这儿的，还是他口袋里揣了酒瓶子？然后她突然想起来了。一个女孩，小学生，她曾教过她半年。这个女孩患有糖尿病，常常突然犯病，如果长时间不给她食物吃，她的舌头就会变得肥大，开始心烦意乱，走路跌跌撞撞的。

她把佩内洛普架在腰胯上，抓住他的胳膊，让他稳住身体，牵着他往厨房走去。果汁。他们就是喂女孩喝的这个，牧师想说的也是这个。

“等一会儿，就一会儿，你会没事的。”她说。他让自己站直，双手撑着桌面，头耷拉着。

没有橙汁了——她记起来那天早晨把最后的一点橙汁都给了佩内洛普，当时还想着，一定要再买一些。不过有一瓶葡萄苏打水，萨姆和艾琳结束菜园工作回家后就喜欢喝这个。

“来，”她说，设法用一只手——她已经习以为常——倒了一大杯葡萄苏打水，“给你。”他一边喝一边听她说：“不好意思没有果汁了。不过你需要的是糖，对吗？你得摄入一些糖分？”

他把葡萄苏打水喝完，说：“嗯，是糖分，谢谢。”他的声音已经清晰多了。她记得学校里的那个女孩也是的——恢复得如此迅速，看似奇迹。但在他完全恢复正常之前，或者说在他完全成为原来的自我之前，就在他还耷拉着脑袋时，他和她目光相遇了。这似乎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机缘巧合。他的眼神流露出的不是感激也不是宽恕——确切地说它就不属于人类的情感，而仅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动物的本能眼神，不顾一切地寻找栖枝。

几秒钟之后，那双眼睛、那张脸，变回了这个男人、这个牧师应有的样子。他放下手中的杯子，一个字也没再说，逃出了这所房子。

等朱丽叶前去收拾茶杯和托盘时，萨拉不是睡着了就是假装睡着了。萨拉的入睡状态、小憩状态、清醒状态，界限模糊，现在都无法分辨。不管怎样，她还是开口说话了，用低声耳语道：“朱丽叶？”

朱丽叶停在门口。

“你一定以为唐是——是个傻瓜，”萨拉说道，“但他身体不好。他有糖尿病，很严重。”

朱丽叶回答：“我知道。”

“他需要信仰支撑。”

“又来挖坑让我跳。”朱丽叶说，但声音很轻，可能萨拉并没有听到，因为她还在接着讲。

“我的信仰可没那么简单，”萨拉说，她的声音颤抖着（此时此刻，在朱丽叶看来，更像是在精心博取同情），“我无法向你描述。但是它——我只能说——它就是某种存在着的事物，它是一个——很棒的——存在。当我沮丧伤心时，当我伤心沮丧时，你知道我会怎么想吗？我会想，好吧。我会想，马上。马上我就能见到朱丽叶了。”

怕人的（最亲爱的）埃里克：

从何说起呢？我和佩内洛普都很好。让我想想。她现在可以信心十足地绕着萨拉的床走路了，但如果不扶着什么还是会不小心摔倒。和西海岸比起来，这里的夏天热得让人吃惊，即使下着雨也很热。下雨挺好的，因为萨姆将要全身心投入园艺市场开始做生意了。前几天我和他开着那辆老掉牙的汽车四处送货，送的是新鲜的覆盆子和覆盆子酱（是由占据我家厨房的一位年轻的伊尔斯·科赫 [6] 式人物做的），还有新挖出来的当季土豆。他干起活来很卖力。萨拉卧病在床，打打瞌睡或翻翻那些过期的时尚杂志。家里来了一位牧师，他是来看萨拉的。我们像傻瓜似的争论上帝是否存在等热门话题。这次到访还算愉快，虽然……

这是朱丽叶几年后发现的一封信。埃里克一定是不经意地把信保存了下来——这封信对他们的生活并无特殊意义。

她后来又重返过一次她童年时住过的这所房子，这次是为了参加萨拉的葬礼。萨拉就在她写了那封信后几个月去世了。艾琳已经离开，朱丽叶不记得曾问过或被告知艾琳现在在哪儿。很可能她已经结婚了。就跟萨姆一样，几年后他也再婚了。他娶了个同行，也是位老师，心性善良，长相端庄，是个称职的太太。他们住在她的房子里——萨姆把曾经和萨拉一起居住的房子拆除，扩建了菜园。妻子退休后，他们买了房车，开始了冬季长途旅行。他们来鲸湾看过朱丽叶两次。埃里克开自己的船带他们出海。他和萨姆相处得很好。就如萨姆说的，一见如故。

朱丽叶读到信时，蹙了下眉。就像所有瞥见曾经的自己的人一样，觉察出那部分隐秘又窘迫的自我。她惊异于自己轻巧的虚饰，与她痛苦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她想，那时候一定是有什么改变了，只是她记不得了。关于家在何方的想法改变了。不是和埃里克在鲸湾的家，而是在此之前，在她之前的生命中的那个家。

因为只要还有一点能力，你都会竭尽全力保护家里的一切。

但是她并没有保护好萨拉。当萨拉说“马上我就能见到朱丽叶了 ”，朱丽叶找不出应答之辞。难道就真的找不到吗？有那么难吗？只需要给一个肯定的回答而已。这个回答对萨拉来说是多么重要——尽管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可她只是转过身，端着托盘去了厨房，把茶杯和盛过葡萄苏打水的玻璃杯冲洗干净并沥干。她把一切都抛诸脑后。

[1] 查利姓利特尔，原文为“Little”，有“小”的意思。

[2] 拉丁文，意为“奇术”。

[3] 这些都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矮人的名字。

[4] 英国国歌。

[5] Henry Ford（1917—1987），福特汽车公司创建者亨利·福特（1863—1947）的长孙，在祖父去世后接管公司，成为第二任总裁。

[6] Ilse Koch（1906—1967），纳粹集中营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的妻子，也是首先由美国军方进行审判的著名纳粹分子之一。

激情
Passion

不久以前，格蕾丝还去找过位于渥太华河谷的特拉弗斯避暑别墅。她离开那儿已经很多年了，当然现在那里也发生了变化。七号高速公路已经改道，绕过了曾经贯通而过的乡镇，她记忆中的一些弯道，现在也变直了。加拿大地盾这一带有很多小湖泊，多到一般地图都标不下。尽管她已经找到了小萨勃特湖的位置，至少她觉得找到了，但取道乡间小路去湖边仍有无数条路径。当她选好其中一条路，与之相交的铺砌支道又太多了，其中很多条她都叫不出名字。事实上，四十多年以前她来这儿的时候，街道根本没有名字，而且那时也没有人行道，只有一条土路崎岖蜿蜒地环绕在湖边，去湖边只有这条道。

一个村庄映入眼帘。确切地说，可以称之为郊区，因为在这里她看不到邮局，哪怕是最简陋的便利店也看不到。沿湖的住宅形成了四五个街区，小房子都紧紧地挨在一起。有些毋庸置疑是夏日度假的房子——窗户已经用木条封了起来，这是冬日里常见的做法。但也看得出有很多是常年住宅——可以看到人们在院子里摆满了塑料健身器械、户外烧烤架、健身单车或摩托，以及野餐桌。九月的这天，天气仍然暖和，有一些人正坐在桌边吃着午饭、喝着啤酒。还有些房屋住了些不太起眼的人——可能是学生或独居的老嬉皮士——他们会挂起旗子或锡纸，充当窗帘。这边的房子都比较小，但大多整洁便宜，有些可以过冬，有些则不行。

要不是看到了那座八边形的房子，格蕾丝本打算掉头回去了。房子的屋檐上带有回纹装饰，每隔一面墙就有一扇门——这是伍兹家宅。她印象中一直都是八扇门，不过现在看来只有四扇。她从没进去过，不知道里面的房间是怎样的布局，也不知道有没有分隔成单独的房间。她想，特拉弗斯家应该也没人进去过。过去，房子周围有高高的篱笆，还有一圈闪闪发亮的白杨，岸边的风总从树间吹拂而过。那时，伍兹夫妇都已上了年纪——跟格蕾丝现在差不多——似乎没有朋友或孩子来探望。这座曾经古朴典雅的房子，现在却显得荒凉颓败。房子两旁堆满了邻居们的手提式大型录音机、快散架的车子、各类玩具和洗衣用品。

在同一条路上再走大概五百米，格蕾丝就找到了特拉弗斯家的屋子，看到的也是差不多的光景。大道现在从它边上通过，而不是止于屋前了，道路两旁的屋子离宽大的游廊不过几米。

这曾是格蕾丝见过的第一栋建成这样的房子——一层高，主屋屋顶不断往旁边的游廊延展，直至将其全面覆盖。后来在澳大利亚，她看到很多类似的房屋。这样的格局总让人想起炎炎夏日。

以前你可以直接从游廊穿过尘土飞扬的车道尽头，再穿过杂草丛生、长满野草莓的沙地（这也归特拉弗斯家所有），然后跳——不，确切地说是蹚——进湖里。而现在你基本看不到湖了，因为有一栋大宅子建在了那条路上，它是此地为数不多的常规郊区房屋之一，车库能停两辆车。

格蕾丝踏上这次旅程，究竟是想寻找什么呢？或许，找到了自己所追寻的，才是最糟糕的结果。遮蔽的屋檐，装了纱窗的窗户，屋前的湖泊，屋后挺拔的枫树、雪松和胶杨。过去的一切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她却已经历了太多变迁。发现事物已经大不如前，虽然仍有迹可循，却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就像特拉弗斯家宅现在的这副样子，新增了屋顶窗，新喷了亮眼的蓝漆——从长远看来，反倒没那么令人伤感。

如果你发现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了，又会怎样呢？你会小题大做。如果有人来聆听的话，你会感怀逝去的一切。但是，你难道不会因彼时那些困惑和人情债已消失殆尽，而萌生一种解脱之感吗？

这栋房子是特拉弗斯先生建造的——是他请人盖了房子，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特拉弗斯夫人，给她一个惊喜的。格蕾丝第一次见到这房子的时候，它大概有三十年的历史了。特拉弗斯夫人的孩子们年岁相差很大——格蕾琴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已经为人妻母了；莫里二十一岁，上大学四年级。还有尼尔，三十五六岁吧。但尼尔不姓特拉弗斯，他的全名是尼尔·博罗。特拉弗斯夫人之前结过婚，前任丈夫去世了。之后她在一所秘书专科学校教商务英语为生，并抚养孩子。特拉弗斯先生提到妻子遇到他以前的这段经历时，说得她仿佛历尽苦难，就像被罚了苦役似的，哪怕用一生的舒适安逸去弥补也不够，但他很乐意尽力去做。

但特拉弗斯夫人自己完全不这样想。她和尼尔住在一幢分成若干间公寓的老式大宅里，离彭布罗克镇上的铁路线不远。她在晚餐席间讲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那个时候的，有关其他租客和那位法裔房东，她时常模仿房东那口刺耳的法语和混乱的英语。她的故事还会有标题，就像格蕾丝在《美国幽默选集》里读到的瑟伯 [1] 的故事一样，那本集子是她无意间在十年级教室后部的书架上发现的。（架子上还有《最后的伯爵》 [2] 和《桅前两年》 [3] 。）

这些故事的题目有：《克罗马蒂老太太的屋顶之夜》、《邮递员示爱弗劳尔斯小姐》和《吃沙丁鱼的狗》。

特拉弗斯先生从不讲故事，在餐桌上也沉默寡言，但如果他碰巧发现你在看石制壁炉什么的，他可能就会说：“你对岩石感兴趣吗？”然后他会告诉你每块石头的出处，他又是怎样千辛万苦寻获粉色花岗岩的，就因为特拉弗斯夫人有次在路边断岩看到一块类似的石头，曾发出阵阵惊叹。又或者，他会向你展示他本人为房子增加的那些并不算多么与众不同的设计——厨房里向外开门的角柜，飘窗下的储物空间。特拉弗斯先生是个高个子，略驼背，声音轻柔，稀薄油亮的头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洗澡的时候还会穿着浴鞋。尽管他穿一般衣服不显胖，但那时，他一穿上泳裤，上面就露出一截白花花的肉褶子，像一张薄饼。

那个夏天，格蕾丝在贝利瀑布附近那家旅馆工作，就在小萨勃特湖以北。初夏时节，特拉弗斯一家曾到那里吃晚饭。她没留意到他们——因为他们没坐在她服务的桌子上，而且那晚十分忙碌。就在她正为一个新派对摆台时，发现有人等着想跟她说话。

是莫里。他说：“请问你愿不愿意哪天跟我一起出去？”

格蕾丝正在摆放银质餐具，没有抬头。她问道：“你是跟谁打赌了吗？”因为他的声音洪亮又紧张，他僵直地站着，就像在强迫自己这么做似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那群度假村来的年轻男子会打赌，看谁敢约女服务员出去。这倒也并不完全是个玩笑——如果对方答应了，他们确实会出现，不过有时候他们只是带你上公园走走，并不是请你去看电影，甚至连咖啡都不请你喝一杯。所以女孩要是答应，会被认为是蛮羞辱、蛮难为情的一件事。

“什么？”他有些痛苦地回应，然后格蕾丝停下来看了看他。那一刻她仿佛一眼看穿了他，看清了真正的莫里：害怕、勇猛、率真、坚定。

“好吧。”她飞快地说。她本来可能只想说“好吧，冷静点，我知道你不是在打赌，我知道你不会干这种事”，也可能是“好吧，那我和你去”。她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哪个意思。不过他就当她是答应了，接着马上决定——没有降低音量，也没有留意到餐厅里的顾客向他投来的目光——他第二天晚上会来接她下班。

他确实带她去看了电影。他们看了《新岳父大人》。格蕾丝不喜欢这片子。她讨厌像伊丽莎白·泰勒饰演的那种被宠坏的富家女，她们从来不需要付出什么，只会一味地欺哄与索求。莫里说那不过是一部喜剧片，但她觉得这不是重点，尽管她自己也搞不清楚重点在哪儿。谁都会觉得这是因为她自己不过是个服务员，又没钱上大学，如果她想要那样的婚礼，她得节衣缩食攒好些年的钱，自己来埋单。（莫里确实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对她肃然起敬，几乎带着崇拜。）

她自己解释不清，也没完全弄明白，其实她真的不是在嫉妒，而是气愤。不是因为她买不起那些东西，或者不能穿得像电影里的人那样，而是因为她对女孩就应该是那样的成见非常不屑。男人——一般人，所有人——都觉得女孩就该那样：美丽，被呵护着，被娇惯着，自私自利，头脑浅薄。那就是一个女孩应有的样子，那样才会有人爱上她。接着，她们就该成为母亲，全身心投入到照料孩子上。不再自私了，却还是一如既往头脑浅薄。永永远远。

格蕾丝想着这些，怒火中烧，身边的男孩却已经爱上了她。他立刻就被她思想和灵魂的正直与独特所折服，还把她的贫困看作加诸其上的浪漫光环。（他看出她的贫困，不仅是因为她的工作，也因为她明显的渥太华河谷口音，而格蕾丝对此却浑然不知。）

他尊重她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实际上，在听完她愤怒的解释后，他也试着对她说了一番话。他说，他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女性特质，比如嫉妒之类的东西。他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他看重的，是她不愿流于轻浮，也不安于像大多数女孩那样泯然众人。她不同凡响。

格蕾丝始终记得自己那天晚上的穿着。深蓝色的芭蕾舞短裙，白色衬衣，透过衬衣褶边的孔眼可以看到胸部上方，配一条玫瑰色的弹性宽腰带。毫无疑问，在她表现出的样子和她希望别人看到的样子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她的风格并不像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那样讲究、精致或优雅。她衣服上磨损的边角和最廉价的镀银手镯，还有做侍应时不得不捆在发网里的一头毫不驯服的深色长卷发，让她带有一些吉卜赛的风情。

她不同凡响。

莫里把她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妈妈，然后他妈妈说：“你一定要带你的这位格蕾丝来家里吃饭。”

这一切经历都是崭新的，令人愉悦。实际上，她喜欢上了特拉弗斯夫人，正如莫里喜欢上她一样。当然，她的本性并没有让她像莫里那样盲目崇拜一个人。

格蕾丝是由她的叔叔婶婶带大的，确切说是叔公叔婆。在她三岁的时候，她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搬去了萨斯喀彻温省，组建了新的家庭。她的养父养母待人友好，尽管常对她不知所措，却也很以她为傲，不过他们都沉默寡言。养父以编藤椅为生，他还教格蕾丝怎样编，这样一来她便可以帮他的忙，他的视力渐渐衰退了，她最终可以继承他的手艺。不过，格蕾丝在贝利瀑布找到了暑期工作，虽然让格蕾丝离开对于他和她养母来说都不容易，但他们都觉得格蕾丝在安定下来以前，确实有必要多体验一下生活。

她二十岁了，刚高中毕业。其实她本来一年前就可以完成学业了，不过她做了个奇怪的决定。在她住的这个小小镇上——离特拉弗斯夫人住的彭布罗克并不远——有所高中，开设了五个年级，毕业可以参加政府组织的考试，然后参加那时称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选拔。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得学，在格蕾丝入学第一年末的时候——那本该是她的最后一学年，十三年级——她考了历史、植物学、动物学、英语、拉丁语、法语，都得了高分，却并无大用。但九月份的时候，她又回来了，想学习物理、化学、三角学、几何学和代数，尽管对于女孩子而言，这些学科被普遍认为是非常难的。那学年结束，她已经学完了十三年级的所有学科，只剩下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因为这些学科都没有老师教。她在数学的三门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上都表现得十分出色，尽管她的成绩没有前一年那么亮眼了。她甚至还想自学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备战来年的那些考试。但学校的校长找她谈了谈，说她这样也没什么意义，说她反正也上不了大学，而且大学里也没有哪个专业要求这么多学科的成绩。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格蕾丝说，她只是想趁还没开始编藤椅，尽可能多接受些免费的教育。

校长认识小旅馆的经理，于是跟她说，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可以打个招呼，帮她谋份夏季服务员的工作。他也提到体验生活之类的话。

看来，就连学校里掌管了一切教学事宜的人，也不觉得学习和生活有关。每当格蕾丝告诉别人自己做了什么——她这么做是为了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迟才从高中毕业——没有一个人不对她说：你一定是疯了。

只有特拉弗斯夫人不这么说，她本人也没有上真正的大学，而是去了商学院，因为人们跟她说要学以致用，而据她自己所说，如今她倒觉得，还不如让无用的东西填满自己的脑袋，或者至少先学些无用的东西。

“但你确实需要谋生，”特拉弗斯夫人说，“编藤椅似乎真是种有用的技能，我们走着瞧吧。”

看什么呢？格蕾丝完全不想往前看。她只希望生活就照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她和另一个女孩换了班，周日早餐之后能有一整天的休息时间。也就是说，她周六都得工作到很晚。换句话说，格蕾丝用与莫里单独相处的时间交换了与他的家人相处的时间。现在他们不能一起看电影，没有像样的约会了。但他会在十一点左右来接她下班，然后他们会一起开车兜兜风，停车买个冰淇淋或者汉堡——莫里很谨慎，不会带她进酒吧，因为她还未满二十一岁——然后他们就把车停在某个地方。

停车的时间有时会到凌晨一两点。对格蕾丝而言，这些停车期间的记忆片段，比起与特拉弗斯一家人坐在圆桌旁一起吃饭的记忆，要模糊很多；她记忆犹新的，还有吃完饭，大家终于起身，活动身体，喝杯咖啡或新鲜的饮料，坐在房间另一头的黄褐色皮沙发上、吊椅上或是带靠垫的柳条椅上的那些时刻。（大家也不用担心清洗餐具或清洁厨房这种琐事——有位被特拉弗斯夫人称为“我能干的朋友埃布尔夫人”第二天早上会过来处理。）

莫里常常是抓个靠垫放在地毯上坐着。格蕾琴从来只穿牛仔裤或军裤来吃晚饭，然后交叉双腿坐在宽椅上。她和莫里都是大个头，宽肩膀，继承了他们母亲的优点——她焦糖色的波浪式头发，还有柔和的淡褐色眼睛。莫里甚至还有个小酒窝。其他的服务员用“性感 ”来形容莫里。她们轻轻地吹起口哨，帅呆了。特拉弗斯夫人还不到一米五，在鲜艳的穆穆袍 [4] 的映衬下，她并不显胖，而是略显圆润，就像一个还没完全长开的孩子。而她眼中闪烁的光华、专注和随时可能迸发出快乐的神情，却没有或者说无法被模仿或遗传。还有她脸颊上几乎可以算是疹子的粗糙红晕。这或许是因为她不管什么天气出门都不考虑保护皮肤，就像她的身材和穆穆袍一样，凸显出她的独立。

在这些周日的晚上，有时候除了特拉弗斯一家人还会有别的客人。一对夫妇，或是一位单身客人，都与特拉弗斯夫妇年纪相仿，也跟特拉弗斯夫妇很像：女的殷切、聪慧，男的沉默、迟缓、有耐心。大家说着有意思的故事，通常都是自嘲。（格蕾丝之前一直话很多，现在她自己都有点厌恶自己了，她都想不起来这些饭桌谈话到底有什么新颖的了。在她的故乡，很多别有风趣的谈话都围绕一些荤段子展开，当然她的养父母是不会牵涉其中的。在少有的几次邀人做客的场合，话题多半是赞扬饭菜可口或自谦，谈论天气，还有巴望这一餐能早点结束的热切心情。）

在特拉弗斯家吃完晚饭后，如果傍晚足够凉快，特拉弗斯先生会点起篝火。他们会玩特拉弗斯夫人称为“愚人字谜”的游戏，玩这个游戏时需要大家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尽管他们有时候会想出些挺傻的谜底。这种时候，往往在餐桌上比较安静的人就可以大展身手了。要是出现太离谱的字谜，就免不了引来揶揄和争论。让特拉弗斯夫人和莫里都很高兴的是，不仅格蕾琴的丈夫沃特猜中了，格蕾丝也猜中了。（莫里喊道：“看到了吗？我跟你们说过，她很聪明的。”这话逗乐了所有人，除了格蕾丝自己。）特拉弗斯夫人会带头玩这个先想一个词，然后竭力激辩的游戏，以确保气氛不会变得太严肃，玩的人不会太紧张。

只有一次大家玩都不太开心，是特拉弗斯夫人的儿媳妇梅维斯过来吃饭的那次，她嫁的是特拉弗斯夫人的儿子尼尔。梅维斯和她的两个孩子住在她父母家里，离得不是很远，就在湖那边。大家本指望梅维斯和尼尔带上孩子一起来的，所以那天晚上只有家里人，以及格蕾丝。可梅维斯却自己一个人来了——尼尔是一名医生，那个周末他在渥太华有事，太忙了过不来。特拉弗斯夫人很失望，但她很快恢复了，故作愉悦地嗔怪道：“但孩子们没有留在渥太华，对吧？”

“嗯，可惜确实没有，”梅维斯说，“不过他们不太乖。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大喊大叫，把晚餐搞砸的。小的那个是因为生了痱子，天知道米凯伊是怎么回事。”

她是个瘦小的女人，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穿着一条紫色长裙，用一条相配的紫色宽发带把深色头发系在脑后。她长得很好看，但略微松垂的嘴角隐藏着一丝厌倦和不屑一顾。她基本没碰晚餐，解释说对咖喱过敏。

“哦，梅维斯，真是遗憾，”特拉弗斯夫人说，“是刚得的吗？”

“啊不。我早就过敏，以前我吃都是出于礼貌，但我后来受够了大半夜起来呕吐的日子。”

“你真该告诉我——那我们给你准备什么吃的呢？”

“不用麻烦了，我没事儿。天气这么热，当妈又这么累，我也没有胃口吃东西。”

她点了一根香烟。

之后，玩游戏时，她跟沃特就他定义的一个词发生了争执，他们查了词典，发现这个定义没问题时，她便说：“噢，真是抱歉。我真是自愧弗如了。”而下一轮开始前，每个人开始交写着自己那个词的小纸条时，她笑着摇摇头。

“我没写。”

“噢，梅维斯，”特拉弗斯夫人说道，“来吧，梅维斯，随便哪个老词儿都行。”

“可我想不出什么老词儿。不好意思。我今晚脑子太笨了。你们就别带我玩了。”

他们确实没带她玩。大家都装作相安无事，而梅维斯抽着烟，继续强作欢笑，是那种强挤出的、看起来甜美又受伤的、不开心的笑。不一会儿，她起身说她很累了，而且不能再麻烦外公外婆看着孩子们了，还说今天的来访非常愉悦，让她很长见识，不过她现在得回去了。

“下个圣诞节我会送你们一本牛津词典的。”她出门时苦笑着说，没具体针对任何人。

沃特刚才用的特拉弗斯家的字典是美国版的。

梅维斯走了之后，大家谁都没看彼此。特拉弗斯夫人说：“格蕾琴，你还有力气给大家泡壶咖啡吗？”格蕾琴朝厨房走去，喃喃自语道：“真有意思。耶稣哭了。” [5]

“好吧，她过得不容易，”特拉弗斯夫人说，“带着两个小的。”

格蕾丝每周有一天在早餐后晚餐前有一段空闲。特拉弗斯夫人得知后，就驾车到贝利瀑布去接她，带她到湖边度过这几个小时。莫里那时候在工作——这个夏天他在道路维修部帮忙维护七号公路——沃特会在渥太华的办公室，格蕾琴则带着孩子们游泳或去湖上划船。往往在这种时候，特拉弗斯夫人就会说自己要去购物，或是要准备晚餐，或是要写信，然后会把格蕾丝一个人留在那个宽敞阴凉的客厅兼餐厅里，那里有一张永远坑坑洼洼的皮沙发和几个满满当当的书架。

“你想读点什么都行，”特拉弗斯夫人说，“或者你要是愿意，蜷着睡会儿觉。你的工作很辛苦，肯定累了。我会确保你准时回去上班的。”

格蕾丝从来不睡。她会读书。她坐下后基本不动，短裤下裸露的双腿渐渐出汗，粘在皮沙发上。或许这是因为阅读能给她带来快感。很多时候，格蕾丝都看不到特拉弗斯夫人，到点了，她就会出现，开车送自己回去上班。

在格蕾丝的思绪还没从她刚读的书里抽离出来之前，特拉弗斯夫人不会和她说话。开口的时候，她会说这本书她也读过，再分享她的读后感——她总是以一种深思熟虑却又轻描淡写的方式谈起这些。比如说，当她提起《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她说：“我不知道读了几遍了，但我记得一开始认同基蒂，接着是安娜——天哪，居然认同安娜，太可怕了——而现在，我最为感同身受的角色居然是多丽。多丽带着所有那些孩子到了乡下，她自己还得学会怎么洗衣服，洗衣盆还有问题——大概随着年岁增长，人的共鸣也会随之变化吧。一个洗衣盆都会折煞你的激情。不管怎么样，你不用在意我的话。你不在意的，对吧？”

“我想我不会在意谁的话，”格蕾丝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很诧异，然后想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显得自欺欺人或很幼稚，“可我喜欢听你说话。”

特拉弗斯夫人笑了。“我也喜欢听自己说话。”

这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莫里开始谈论起他们结婚的事儿来。当然短期内还不会——要到他取得资格，成为工程师之后才有可能——但他提起这事时，就好像格蕾丝和他都该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等我们结了婚，他会这么说。格蕾丝倒没有质疑或反对他，反而是饶有兴致地听他说。

等他们结了婚，他们会在小萨勃特湖边住下。离他父母既不要太远也不会太近，当然，那只是他们避暑的地方。其余时间他们会住在莫里作为一个工程师工作的地方。哪儿都有可能——秘鲁、伊拉克或是加拿大西北部。比起听莫里满怀骄傲地说“我们家 ”，格蕾丝反而对旅居世界各地这个想法更感兴趣。所有的一切对她而言都太不真实了，不过话说回来，回到她出生成长的镇子，回到那所房子，一辈子待在那里，帮养父的忙，继承他编藤椅的手艺并以此为生，这一切对她而言也都不太真实。

莫里一直问她是怎样向她养父母介绍自己的，她什么时候带他回家见他们。莫里口中自然而然的一个“家”字似乎扰乱了格蕾丝内心的平静，尽管她自己也用过这个字，但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我养父母家”。

实际上，她在每周写回家的短信里基本没说什么，除了提到她“这个夏天和一个在这一带工作的男生约会”。这也许给人一种这个男生就在旅馆里工作的错觉。

倒也不是说她从来没想过结婚。这种可能性——有一半的必然性——和编藤椅的生活，早就在她的考量中了。尽管从没有人追求过她，但她觉得早晚总会有的，而且那个人一定会像这样，立马下定决心。他会来找她——也许带着一把要修的椅子——反复来找她，然后就会喜欢上她了。他会像莫里一样帅，也像他一样充满激情。随之而来的则是令人愉悦的亲密接触。

然而那最后一步并未发生。不管是在莫里的车里还是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她都心甘情愿。莫里也准备好了，却不愿为之。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她。她轻易的献身让他不知所措。有可能，是他察觉到了其中的冷淡。那样的投怀送抱是他所无法理解的，与她在他心中的形象也完全不相符合。格蕾丝自己却并不明白自己有多冷淡——她相信她表现出来的热切会帮她得到期待中的快乐，像在孤独中和想象中那样快乐，她想让莫里来主导这种快乐。但他拒绝这么做。

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较劲让他们彼此感到困惑，甚至有点生气和羞愧，他们在互道晚安的时候，不停地亲吻、拥抱、说亲密的话，以尽量弥补对方。当格蕾丝一个人的时候，她放松下来，在宿舍里躺在床上，把前几个小时的不愉快统统抛在脑后。她想，对于独自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的莫里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这样他就可以重树他心目中的格蕾丝，以便更加全心全意地爱她。

大部分的女服务员都会在劳动节 [6] 过后回到学校或大学，但有少量员工会一直待到旅馆感恩节 [7] 歇业的时候——格蕾丝是其中之一。据说旅馆今年在十二月初会有个冬季营业期，或起码在圣诞节假期时营业，但在厨房或餐厅的职员没有人能确定这个消息。格蕾丝给养父养母写信时却把圣诞节营业这件事说得十分确凿。事实上，她完全没有提及旅馆会歇业的消息，说至少要过了新年再说了，所以他们不用等她。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她并没有其他计划。她告诉过莫里她打算明年回去帮养父一年，也许会帮着找其他人来学编藤椅，而莫里则会完成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格蕾丝甚至答应让莫里在圣诞节的时候拜访她家，让他见见她的家人。他说，他觉得圣诞节是正式订婚的好时机。他已经攒了一夏天的工资来给她买钻戒。

她也在攒自己的工资。这样她就可以坐大巴到金斯顿，在他上学的时候去看他。

她说得轻轻松松，也答应得轻轻松松。但是，她真的相信，甚至希望这些会发生吗？

“莫里是个非常优秀的人，”特拉弗斯夫人说，“你自己也看得到。他会成为一个可亲可敬又不世故的男人，就像他的父亲。而不像他的哥哥。他哥哥尼尔太聪明了。我不是说莫里不聪明，要成为一名工程师你首先得有头脑，但尼尔是——他很深沉。”她自嘲地笑了。“深不可测的海熊洞穴 [8] ——我在说些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尼尔两人相依为命，所以我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我不是说他不幽默，但有时候最会开玩笑的人反而最忧郁，不是吗？你会对他们充满好奇。但为已经成年的孩子瞎操心有什么意义呢？可我确实有一点担心尼尔，至于莫里则只有一点点担心，而格蕾琴我就压根儿不担心，因为女人总能自己解决问题，然后继续生活，对吧？但男人可没这本事。”

特拉弗斯一家会在避暑别墅待到感恩节前，之后，格蕾琴和孩子们要回到渥太华，因为孩子们还要上学。莫里的工作结束了，也得回到金斯顿。特拉弗斯先生只会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不过特拉弗斯夫人告诉格蕾丝，通常情况下她一直都在，有时候会有客人，有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

后来，她的计划变了。她在九月份随特拉弗斯先生一起回了渥太华。走得有点突然——连周末的晚餐也取消了。

莫里说他母亲的神经时不时会有点问题。“她得休息一下，”他说，“得去医院待几周，让医生们帮她稳定情绪。等她出来，一切都好起来了。”

格蕾丝说，这种事会发生在他的母亲身上，是她意想不到的。

“是因为什么缘故？”

“我不觉得他们诊断得出是什么原因。”莫里说。

但片刻之后，他又说：“唉，有可能是因为她的丈夫。我是指她的前夫，尼尔的父亲。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之类的。”

事实是，尼尔的父亲是自杀的。

“他的情绪不稳定，我想。”

“但也很可能不是这样，”他接着说，“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都会有的毛病。但没什么大事——他们很快会帮她恢复的，用药物治疗。他们有很好的药。不用担心。”

正如莫里所料，到了感恩节，特拉弗斯夫人果然出院了，恢复得很好。感恩节聚餐跟往常一样在湖边进行。也如往常一样放在周日，这样周一就可以用来打包行李、封窗锁门了。对格蕾丝也很合适，她依然周日休假。

特拉弗斯一家都会在那儿。没有客人——除非你认为格蕾丝算一个。尼尔、梅维斯和他们的孩子们会住在梅维斯父母那里，周一在那边聚餐，周日就和特拉弗斯家一起过。

莫里周日上午把格蕾丝接到湖边的时候，火鸡已经在烤箱里了。因为有孩子们在，所以晚饭会吃得很早，五点左右吧。馅饼摆在厨房料理台上——南瓜馅的、苹果馅的、野莓馅的。格蕾琴是主厨，她这个大厨的协调性就跟她当运动员那会儿一样好。特拉弗斯夫人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着咖啡，和格蕾琴的小女儿达娜玩着拼图。

“啊，格蕾丝。”她说着，突然起身想给她一个拥抱——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做——结果手一抖，弄散了拼图。

达娜哭喊了一声“外婆 ”，她的姐姐珍妮刚才一直在旁边专注地看着，这会儿收拾起了拼图。

“我们可以再把它们放回去，”她说，“外婆不是故意的。”

“你把红莓酱放哪儿了？”格蕾琴问。

“橱柜里。”特拉弗斯夫人一边答道，一边还抓着格蕾丝的手臂，完全忽略了被破坏的拼图。

“橱柜哪儿？”

“啊，红莓酱，”特拉弗斯夫人说，“嗯——我会自己做。首先我把红莓放进少量的水里，然后小火烧煮——不，可能得先泡一泡——”

“嗯，我没那么多时间做这些，”格蕾琴说，“难道你没有罐装的吗？”

“怕是没有。肯定是没有，因为我都是自己做的。”

“那我只好让人去买点来。”

“或许可以问问伍兹夫人？”

“不要。我都没怎么跟她说过话，我不敢。得找个人去趟商店。”

“亲爱的——现在是感恩节，”特拉弗斯夫人柔声说，“没有商店会开门的。”

“高速路边的那个地方总是会开的，”格蕾琴提高了音量，“沃特在哪儿？”

“他在外面划船。”梅维斯从后面的卧室喊道。她说话的声音就像是在警告，因为她在哄她的小宝宝睡觉。“他把米凯伊带出去划船了。”

梅维斯是自己开车带着米凯伊和小宝宝来的。尼尔会晚些到——他还要打几个电话。

特拉弗斯先生去打高尔夫了。

“我就是想找个人去下商店而已。”格蕾琴说。她等着，但卧室那边没人主动请缨。于是她对格蕾丝抬了抬眉毛。

“你不会开车，对吗？”

格蕾丝说不会。

特拉弗斯夫人环顾四周找她的椅子，尔后便坐下，满意地叹了口气。

“好吧，”格蕾琴接着说，“莫里会开车，莫里呢？”

莫里在前面的卧室里找他的泳裤，虽然大家都跟他说水太冷了，不适合游泳。他说商店不会开门的。

“会的，”格蕾琴说，“他们还卖汽油。如果商店没开的话，离珀斯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家，你知道的，就是卖蛋筒冰淇淋的那一家——”

莫里想让格蕾丝跟他一起去，但两个小姑娘，珍妮和达娜，拉着她去看外公在房子边上那棵挪威枫树上挂起来的秋千。

下台阶的时候，格蕾丝发现自己凉鞋上有一根带子断了。她把两只鞋都脱了，步履轻松地踩在沙地里压平的车前草上，踩在许多卷曲的落叶上。

一开始，她推孩子们荡秋千，然后她们再来推她。当她光脚从秋千上跳下来的时候，她的一条腿崴了一下，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问题不是她的腿，而是脚。疼痛来自于她的左脚脚底，被蛤壳尖锐的边缘划伤了。

“这些蛤壳是达娜找来的，”珍妮说，“她想给她的蜗牛盖房子。”

“但它逃跑了。”达娜说。

格蕾琴、特拉弗斯夫人，甚至连梅维斯都从屋里跑了出来，以为刚刚的惨叫是哪个孩子发出的。

“她的脚上全是血，”达娜说，“满地都是血。”

珍妮说：“她的脚被蛤壳划破了。是达娜把那些壳放在这儿的，她想给伊万搭屋子，就是她的蜗牛伊万。”

有人端来了一盆水，用来清洗伤口，还有一条毛巾，周围的人都在问她疼不疼。

“不是很严重。”格蕾丝说，一瘸一拐地走向台阶，两个小女孩争着扶她，却反而有点妨碍到她了。

“啊，真是糟糕，”格蕾琴说，“可你怎么没穿鞋子呢？”

“她鞋带断了。”达娜和珍妮一起回答道，就在这时，一辆酒红色的敞篷汽车利落地在停车的地方转了个弯，无声无息。

“哟，这就是我说的机缘巧合，”特拉弗斯夫人说，“我们需要的人来了，医生。”

来的是尼尔，这是格蕾丝头一次见到他。他高且瘦，行动迅捷。

“你的医药包呢，”特拉弗斯夫人高兴地喊起来，“我们这儿有个病人等你来医。”

“你那辆车挺不错的，”格蕾琴说，“新的？”

尼尔说：“徒有其表罢了。”

“好了，这下小宝宝醒了。”梅维斯顾自埋怨了一句，又回到屋里去了。

珍妮很严肃地说：“宝宝不醒着，你就啥都做不了。”

“你最好安静一点。”格蕾琴说。

“可别告诉我你没带。”特拉弗斯夫人说。但尼尔手一挥，从车后座取出一个医用包，她便说：“啊，你带着，太好了，未雨绸缪总是没错。”

“你就是病人吗？”尼尔对达娜说，“怎么了，是吞了一只癞蛤蟆吗？”

“是她，”达娜一本正经地说，“是格蕾丝。”

“我懂了，是她吞了只癞蛤蟆。”

“她扎到脚了，血一直流啊流的。”

“踩到蛤壳了。”珍妮说。

于是尼尔让外甥女们走开一些，坐到了格蕾丝下面一级台阶上，小心翼翼抬起她的脚，说：“把那块布还是什么的给我。”然后他轻手轻脚地把血迹清干净，查看伤口。现在他和格蕾丝挨得很近，她闻到一股气味，是她这个夏天在旅馆干活时学会分辨的气味——薄荷味的酒气。

“确实如此，”他说，“血还在流啊流的。但这是件好事，能把伤口处理干净。疼吗？”

格蕾丝说：“有点儿。”

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着什么，不过很短暂，可能是在想她是否闻到了那股气味，又会作何感想。

“我想也是。看到那个伤口了吗？我们要清理到这一层，确保里面是干净的，然后我再给你缝上一两针。我会上些药，所以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痛，”他抬头看了下格蕾琴，“嘿，把围在这里的观众们都请走吧。”

他到现在都还没跟自己的母亲说过一句话，而特拉弗斯夫人却反复说，他能及时出现，实在是太好了。

“童子军，”他说，“时刻准备着。”

他的手不像酗酒之人的，他的眼睛也不像。现在的他看起来不像是刚刚和孩子们说话时装出的快乐大舅，或是想在格蕾丝面前充当的、净会安慰人的角色。他的额头又高又白，一头紧密灰黑的卷发，明亮的灰色眼睛，宽宽的薄唇似乎一撅便容易显得很不耐烦、充满欲望或是感到疼痛。

他们就在台阶上包扎了伤口——格蕾琴让孩子们跟着她回厨房了，但特拉弗斯夫人留在那里关切地看着，她的双唇紧抿着，像是保证绝对不会打扰他们——尼尔说他认为最好送格蕾丝去镇上的医院。

“打一针破伤风。”

“没那么严重。”格蕾丝说。

尼尔说：“这不是理由。”

“我同意，”特拉弗斯夫人说，“破伤风——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去去就回，”他说，“来，是格蕾丝吧？格蕾丝，我扶你去车上。”他搀着她的一只胳膊。她穿上了一只凉鞋，然后努力把脚趾塞进另一只，以便能拖拽着走。绷带扎得服帖紧实。

等她在车里坐定，尼尔说：“我得进去一下，道个歉。”

给格蕾琴？是梅维斯。

特拉弗斯夫人从走廊下来，神情中隐约带着一种热切，在她身上却又显得自然而然，一副按捺不住的样子，就在这一天。她把她的手放在车门上。

“太好了，”她说，“实在是太好了。格蕾丝，你真是个天使。你今天得负责让他别沾酒，好吗？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格蕾丝听到了她的话，不过也没上心多想。特拉弗斯夫人的变化让她太错愕了：她的身体仿佛膨胀了，动作也变得僵硬了，慈爱中带着一丝随意和疯狂，眼中流露出带着泪光的喜悦。嘴角还有淡淡的碎屑，像是糖霜。

医院就在五千米以外的卡尔顿普莱斯。那时，铁路线上方有条高速路，他们取此道而过，开得飞快，格蕾丝觉得最快时车身甚至离开了路面，他们仿佛飞了起来。路上基本没有什么车辆，她也不害怕，反正她什么也做不了。

尼尔认识急诊室的当班护士，他填完表格后，让护士顺带看了眼格蕾丝的脚（“干得漂亮。”她不带感情地说），然后他就可以接着往下干，亲自给格蕾丝打了一针破伤风。（“这个现在不会疼的，过后可能有点。”）等他打完，那个护士回到小隔间说：“有个人在候诊室说要带她回家。”

她转向格蕾丝说：“他说他是你未婚夫。”

“跟他说她还没准备好，”尼尔说，“不，跟他说我们已经走了。”

“我已经说了你们在这儿。”

“但你回来发现，”尼尔说，“我们已经走了。”

“他说你是他哥哥，难道他不会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吗？”

“我停在了后面，医生专用的那边。”

“挺狡猾的啊。”护士耸耸肩膀说。

尼尔对格蕾丝说：“你也还不想回家，是吧？”

“不想。”格蕾丝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就好像这个词就写在她面前，写在墙上，好像她在做视力测试一般。

她又一次被扶着上了车，脚趾上的带子松了，凉鞋滑了下来，落到了奶白色的垫衬上。他们从后街开出了停车场，走了一条不熟悉的出城路。她知道他们不会碰到莫里。她不需要想他。更不用想梅维斯。

后来，每当说起这段旅程，提起她生命中的这次转折，格蕾丝会说——她也确实说过——那感觉就像一扇大门啪地在她身后关闭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关门声并不存在，她就那样全身心地默许了这件事，轻易勾销了那些被遗留下来的人的权益。

她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一天的种种细节，尽管每次重复那些她最钟意的部分时，都会有些许出入。

她甚至有可能连那些细节也搞错了。

一开始，他们沿着七号公路往西开。在格蕾丝的记忆中，路上没有别的车，他们过立交桥的时候快得近乎飞起。不过这很可能不是真的，一路上肯定还有其他人，周末早上赶回家过感恩节的人们，或许还有去教堂或从教堂回家的人们。在穿过村庄、途经小镇时，或是开上弯道密集的旧公路时，尼尔一定也减速了。她还不太适应坐在敞篷汽车里，风灌满了她的眼睛，吹乱了她的头发。那给了她持续高速、贴地飞行的错觉——并不疯狂，但很不可思议，一片宁静。

虽然她现在把莫里、梅维斯和家里的其他人都从脑海里抹去了，特拉弗斯夫人的一些痕迹却仍顽固地在她脑中徘徊，怪诞又惭愧地笑着，小声传达着她最后的消息。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格蕾丝和尼尔自然没有说话。她记得，你得大声喊出来，对方才能听得到。而且说实话，她所记得的，与那时她心目中、想象中的性爱相差无几。偶然的相遇、沉默而有力的信号、安静的行驶在她看来多少有点诱拐的意味。一种轻率的束手就擒，肉体已完全陷于欲望的洪流之中。

终于，他们把车停在了卡拉达，然后进了一家旅店——这家老旅店现在还在那里。尼尔牵着她的手，与她十指交扣，放慢速度跟上她不规律的步伐。尼尔把她带进了酒吧。她认为那是一家酒吧，虽然她自己从没去过酒吧。（贝利瀑布旅馆还没有获得卖酒许可——人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喝酒，或是到马路对面一家相当脏乱的夜总会去喝。）而这里正像她所设想的那样——一间不透风的大黑屋子，桌椅在草草清理后随意摆放着，有一股来苏尔消毒液的味道，却还是没有能够掩盖住啤酒、威士忌、雪茄、水烟和男人们的气味。

里面没有人——或许要到下午才开门，但现在难道不是下午吗？她的时间概念似乎错乱了。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进来，和尼尔说话。他说：“嘿，你好啊，医生。”然后走到吧台后面。

格蕾丝就知道会是这样——不管他们去哪，都有尼尔认识的人。

“你知道今天是周日吧，”那人提高了声音，语气严厉，几乎是喊出来的，就好像希望停车场的人也能听到一样，“周日我可没有什么能卖给你或她的。她甚至都不该出现在这儿，你明白吗？”

“哎，是的，先生，你说的很对，先生，”尼尔说，“我打心底里同意。”

就在两人说话的当儿，吧台后面那个男人从一个暗藏的柜子里拿出了一瓶威士忌，然后倒进玻璃杯里，推给吧台另一侧的尼尔。

“你渴吗？”他对格蕾丝说，他已经开了一瓶可乐，直接递给了她，杯子也没给。

尼尔把酒钱放在柜台上，那人推回给他。

“我跟你说过了，”他说，“不卖。”

“那可乐呢？”尼尔问。

“也不卖。”

那人收走酒瓶子，尼尔把杯子里余下的酒很快喝完。“你是个好人，”他说，“遵纪守法。”

“把可乐带上，她越快离开我越高兴。”

“没问题，”尼尔说，“她是个好女孩。我弟媳，未来的弟媳，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真的吗？”

他们没有回到七号公路。而是朝北开去，虽然那边的路还没铺过，但是够宽敞，路况也还不错。刚刚尼尔喝的那点酒，在他身上似乎起到了不同寻常的反作用。他放慢了速度，慢得似乎在这条路的限速内，几乎到了谨慎的地步。

“你不介意吧？”他说。

格蕾丝说：“介意什么？”

“被随便拉去一些地方。”

“不会。”

“我需要你的陪伴。你的脚怎样了？”

“还好。”

“肯定很疼。”

“不算疼，还好。”

他抬起格蕾丝那只没有拿着可乐的手，把她的手掌按在唇上，舔了一下，然后就放开了。

“你觉不觉得我是在诱拐你堕落？”

“没有。”格蕾丝撒谎说，想着那个词多像是他母亲说的。堕落。

“有一会儿，你想的可能是对的，”他说，好像她刚才给出的是肯定回答，“但今天不会。我不会这么做。今天你会像在教堂一样安全。”

他的音调变了，变得亲密、坦率和安静。他的唇紧贴着她的皮肤，他的舌头拂过她皮肤的感觉，对格蕾丝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只能听到他说的一个个单词，而不明白整句话的意思。她能感受到他的舌头一遍又一遍地拂过她的身体，跳起祈求的舞蹈。但她想了想，回了一句：“教堂也不都是安全的。”

“的确，的确如此。”

“还有，我不是你的弟媳。”

“未来的弟媳，我不是说了未来的吗？”

“那也不是。”

“噢，好吧。其实我并不惊讶。嗯，不惊讶。”

然后他的声音又变了，变得一本正经。

“我在找一个右拐的岔道。应该有条我能认出来的路。你对这片乡村熟悉吗？

“不太熟悉这一带。”

“不认识弗劳尔站？呣，波兰呢？斯诺路呢？”

她都没听说过。

“我想去见个人。”

他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着，向右拐了个弯。没有路标，道路更窄也更颠簸了，路上有一条单车道的木板桥。阔叶树林里的树木在他们头顶上伸出枝丫，今年因为天气异常暖和，树叶很晚才变黄，所以这些枝杈还是绿色的，只有个别变了颜色的枝丫突兀地伸出来，像旗帜一样。有种进入避难所的感觉。尼尔和格蕾丝都沉默着，已经驶过好几公里了，树林也一路延展开去，没有中断，看不到尽头。然后，尼尔打破了沉默。

他说：“你会开车吗？”在格蕾丝回答不会之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学一下。”

他是说，现在就学。于是他停了车，从车里走出来，走到她的那侧车门，她不得不坐到方向盘那侧。

“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要是路上出现了什么东西呢？”

“不会的。真有的话，我们也能应付。我就是为了这个才选的这条直道。不用担心，你只需要用到右脚。”

他们停在树荫形成的一条长隧道前，地上洒满斑驳的阳光。他并没有费心向她解释车子是怎么运作的——他只是告诉她应该把脚放在哪里，带她练习换挡，然后就说：“好了，开吧，还有，照我说的做。”

车子第一次加速时，她吓了一跳。她换挡停下，还以为他会立刻结束课程，不过他只是笑了，说道：“哇，慢点，慢点，继续前进。”她照做了。他没有评价她的转向，也没有评论她在转向时忘了自己还踩着油门，他只是说：“继续，继续开，不要让发动机熄火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停呢？”她问。

“我说停才能停。”

他让她继续开，直到他们出了树荫隧道，然后又教她怎么刹车。一等她停稳，她立马打开车门，打算和他换座位，但他说：“不，现在只是牛刀小试，你慢慢会喜欢上开车的。”等他们又重新上路后，格蕾丝渐渐觉得他说得可能是对的。她短暂爆棚的自信差点儿让他们一起栽进阴沟里。而他呢，只是笑着掰正方向盘，然后继续教她开车。

他们似乎开出了好几公里，甚至还慢慢过了几个弯道之后，他才让她停下来，说最好换他来开，因为他握着方向盘时才有方向感。

他问她现在感觉如何，她虽然浑身哆嗦着，但还是说：“还好。”

他捏了捏她的肩膀，手又滑到她的肘部，说：“真是个骗子。”但此外，他没有再碰触她，没有再让她的任何一寸肌肤接触他的嘴唇。

开了几公里后，他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一定是终于又找回了方向感。他向左转弯，沿路的树木渐渐稀少。他们上了一条崎岖的小道，翻过一座缓坡，再开了几公里后，到了一座村庄，或者说是一个分布在道路两旁的建筑群。有一座教堂、一家商店，都没有开门，没做本来的用途，不过可能都有人住在里面，因为门外有汽车，还有看起来很寒碜的窗帘。好几栋屋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其中一家后面有个破落的农场，黑黢黢的老干草堆从梁椽裂缝里伸了出来，就像膨胀的内脏。

尼尔看到这个地方时忍不住惊呼起来，但并没有停下。

“真是自在，”他说，“真是——自——在呀。现在我懂了，谢谢你！”

“谢我？”

“谢谢你让我教你开车，让我冷静了很多。”

“让你冷静了？”格蕾丝问，“真的吗？”

“千真万确。”尼尔笑着说，但没有看她。开过村庄后，他忙着左右顾盼，看道路两旁的田地。他就像在自言自语一样。

“到了。一定是这里。可算找到了。”

他说着类似这样的话，直到他们拐上一条小道，不是笔直的，而是弯弯曲曲绕着田地，避开了岩石和成片的杜松。小道的尽头是一座房子，光景并不比村庄里的那些好多少。

“就是这个地方，”他说，“这里我就不带你进去了。我五分钟就回来。”

实际上不止。

她坐在车里，车停在屋子的阴影里。那所房子的大门开着，纱门却关着，纱门上打着补丁，新旧金属丝缠绕在一起。没有人出来招呼她，连一条狗都没有。现在车停了，周围奇异地静了下来。奇异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你本该听到草地上满是昆虫的嗡鸣响叫。虽然你看不见它们，但它们的声音似乎从大地上的各种植物间升腾而起，直达天际。但现在时节已晚，可能连雁群南飞时的叫声都听不到了。不管怎么说，她反正什么都没听到。

他们仿佛处在世界的最顶端，或者是顶端之一。田地铺向四面八方，林木也因长在低处，只有部分可见。

他在这儿认识谁呢？谁又住在这间屋子里呢？一个女人？但看起来又不太像，他不像会喜欢住在这种地方的女人。但是今天格蕾丝遇到的怪事已经够多了，无休无止。

看得出来这里曾是砖房，但有人把砖墙推倒了。木墙光秃秃的，露出了下半截，曾用来覆盖它的砖块被随意堆在院子里，也许是要出售的。墙上仅剩的那些砖形成一条斜线，呈楼梯的形状。格蕾丝百无聊赖，只好放下座椅，靠在上面，数起砖块来。她这么做的时候，半是傻里傻气，半是一本正经，就像你从一朵花上掰着花瓣那样，但没有说像“他爱我，他不爱我 ”这样露骨的话。

幸运，不幸，幸运，不幸。她只敢说这些。

她发现，很难数清楚这些之字形排列的砖块，尤其是靠近门边的那条线已经变平了。

她心里清楚。这还能是什么地方呢？肯定是私酒贩子的家。她想象住在家里的私酒贩子——一个衰老瘦弱的男人，孤僻又多疑。万圣节的晚上，他应该会带着他的散弹枪，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他还在门前的木柴棒子上涂了数字，这样他就知道有没有被偷。她想象着一个私酒贩子——或者就是住在那座房子的那位——在这样的热天，会在他肮脏但井然有序的房间打盹儿（这她是从沙门上的补丁看出来的）。他会从他老旧的行军床上或沙发上起身，盖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家里的女亲戚给他做的被褥。被褥上污渍斑斑，而那女人很可能已经过世了。

倒不是说她曾经进过私酒贩子的屋子，不过在她长大的地方，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而言，体面和不体面的营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她知道情况该是什么样的。

她纳闷之前怎么会想着嫁给莫里。那会是一种背叛。对她自己的背叛。但和尼尔一起驾车倒不是背叛，因为他的一些想法也和她类似。在这一路上，她也越来越了解他。

现在，望着门边，她似乎可以看见自己的养父，驼着背，困惑地看着她，好像她已经离开多年了，好像她早就答应要回家，但又忘记了，而这么多年，他本来很可能已经离开人世了，但却还没有。

她竭力想和他说话，但他不见了。她逐渐醒了，动了动。她又和尼尔一起开车上路了。她睡着的时候张着嘴巴，所以口很渴。他转头看了她一会儿，她察觉到了。即使他们身边有风吹过，她仍能闻到一股新的威士忌味。

所以是真的。

“你醒了？我出来的时候，你睡得很沉，”他说，“不好意思——我得跟人聊会儿天。你需要解手吗？”

其实早在他们停在那座房子门外的时候，她就在想这个问题了。她看到屋后有一个厕所，但是又不好意思从车里出来走过去。

他说：“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说罢停下车。她下车，走进了一片开放着的秋麒麟和野星草的地方，然后蹲了下来。他背对着她站在公路另一边同样的花丛中。等她回到车里，她看到脚边有一瓶酒，三分之一已经没了。

他看到了她的表情。

“别担心，”他说，“我只是倒了一点过来，”他拿出一个长颈瓶来，“好开车的时候喝。”

地上还有一瓶可口可乐。他让她在储物箱里找开瓶器。

“是冰的。”她惊讶地说。

“因为放在冰盒里了。他们冬天在结冰的湖里切割冰块，存放在木屑里。他把冰储藏在地下室。”

“我以为我在那间屋子门口看到了我的养父，”她说，“但我肯定是在做梦。”

“你可以和我说说你的养父，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的工作，什么都行。我就是喜欢听你说话。”

他的声音里有了一股新的生气，脸色也变了，倒不是因为喝了酒才神采奕奕。就好像他之前一直在生病——不严重，只是小毛病，在这样的天气里——现在他想让你相信他已经好多了。他把长颈瓶盖上，放下，然后把手伸向她的手。他轻轻握着她的手，友好地握着。

“他年纪很大了，”格蕾丝说，“他其实是我的叔公。他是编藤椅的——我的意思是他以编藤椅为生。我很难说明白，但是如果有一张椅子，我可以给你示范怎么编。”

“我看没有。”

她笑了，然后说：“那很无聊，真的。”

“那就告诉我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对什么感兴趣？”

她说：“你。”

“噢，你对我哪里感兴趣？”他把手移开了。

“你现在做的事情，”格蕾丝坚定地说，“为什么。”

“你是说喝酒吗？我为什么喝酒？”他又打开了瓶盖，“为什么之前你没问我？”

“因为我知道你会怎么说。”

“说什么？我会说什么？”

“你会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或者一些类似的话。”

“那倒是真的，”他说，“我可能会这么说。嗯，然后你会告诉我，为什么我做得不对。”

“不，”格蕾丝说，“我不会的。”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她感到冰冷。她一开始觉得自己是认真的，但现在她发现自己不过是想用这些回答来打动他，试图表现得跟他一样世故，但在这个过程中，她渐渐发觉了一个冷冰冰的事实——一种真切、合理又恒久的无望。

尼尔说：“你不会吗？是的，你确实不会。真令人宽慰，格蕾丝。”

过了一会，他说：“你知道吗——我困了。待会儿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要停车睡一会儿，就一小会，你不介意吧？”

“不会，我觉得你是有必要睡会儿。”

“你会看着我吗？”

“是的。”

“很好。”

他找的地方是一个名叫“福琼”的小镇。郊外的河边有个公园，还有个铺了碎石的停车场。他调好座椅，马上就睡着了。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天暗了下来，确实不是夏日了。不久前才刚有人在这儿举行过感恩节野炊——户外的壁炉还冒着烟，空气中还残存着一股汉堡包的味道。这个味道并没有让格蕾丝感到饥饿，却让她想起其他那些饥饿的时刻。

他很快就沉沉睡去，于是她下了车。学车的时候开开停停，因此她的身上落了些灰尘。她在户外一处水龙头那儿好好洗了洗手臂、手和脸。然后拖着伤脚慢慢走到河边，看到湖里的水很浅，长出来的水草都伸出了水面。一个标志牌提醒人们，在这个地方禁止使用肤浅、猥亵、庸俗的言语，否则会受惩罚。

朝西的方向有个秋千，她坐了上去，把自己荡得高高的，望向清澈的天空——天空呈淡绿色，渐变成金色，在地平线处有一片酡红。天已经开始转凉了。

她以为他们会有身体接触。嘴巴、肌肤、身体，交缠在一起。躁动，激情。但这些注定不会发生在他们之间。跟她对他的了解相比，那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她现在已经看到了他的内心。

也已经看到了结局。就像她站在一处无限延伸的水边，水面漆黑，冰冷、平整。水面是如此漆黑、冰冷、平整，望着它，她就知道一切就只能这样了。

不是因为他喝了酒。无论如何，结果都一样，反反复复。喝着酒，想喝酒——都不过是种逃避，跟其他做法没有区别。

她回到车上，试图弄醒他。他动了下，但没有醒。于是她继续来回走动着保暖，也做最简单的动作来活动脚——她知道她很快又要工作了，在早上服侍别人吃早餐。

她又尝试着叫醒他，急切地和他说话。他口齿不清地承诺了些什么，然后又睡着了。等到天色真的暗下来了，她放弃了。在夜晚的寒意中，她的思路更清晰了。他们不能一直待在这儿，毕竟他们还有个现实世界要面对，毕竟她必须要回到贝利瀑布。

她有些吃力地把他弄到副驾座位。如果这样都弄不醒他，就真没别的办法了。她花了一阵子弄明白怎么打开车头灯，然后她慢慢开车，颠簸着缓缓回到了路上。

她完全不知道方向，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她只是一直朝与小镇相反的方向开去，然后很幸运地，有一个路标指向贝利瀑布。只有十四千米。

她的时速从没超过五十千米，沿着双车道公路开着。路上没什么车辆。偶尔有一两辆车超过她时会鸣喇叭，为数不多的几辆迎面而来的车也都鸣了喇叭。有一次可能是因为她实在开得太慢了，还有一次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调暗灯光。无所谓了，她不能停下来，否则就会再无勇气重新上路。她只能继续前行，就像他说过的那样。一直前行。

从这样一个不熟悉的方向来，弄得她一开始没认出贝利瀑布。等她认出来了，她反而害怕起来，比前面十四千米途中都要害怕。在毫不熟悉的道路上驾驶，和在熟悉的旅馆前面停下车，完全是两回事。

她在停车场被指挥停下的时候，他醒了。他对他们的所在之处毫不吃惊，对她做的事情也毫不惊讶。事实上，他告诉她，之前汽车的喇叭声早就把他惊醒了，但是他一直假装睡着，因为他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惊扰她。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知道她可以做到的。

她问他现在清醒到可以开车了吗。

“非常清醒，不能再清醒了。”

他让她把凉鞋脱下来，这里摸摸，那里按按，然后说：“太好了，没有发热，也没有红肿。你的手臂疼吗？应该不会。”他把她送到门口，感谢她的陪伴。她仍然在为他们能够安全抵达感到不可思议。她还没意识到是时候说再见了。

实际上，到如今她也不确定那个时候是否说了告别的话，又或者他是否只是拉住了她，用双臂环绕着她，紧紧抱住她，一直变换着姿势，仿佛两只手臂远不够用。她被他完完全全抱住了，他的身体既强壮又轻盈，既有所需求又有所抵触，就好像是在对她说，放弃他是不对的，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后来证明她并没有错，他只是为了给她留段记忆，然后便离开了。

一大清早，旅馆经理敲了格蕾丝的宿舍门。

“有人打电话找你，”他说，“不过没关系，他们只是想知道你在不在，我说我会来看看，现在没事儿了。”

她想应该是莫里。或者是他们家的谁。但莫里是最有可能的。现在她不得不面对莫里了。

当她下楼招待客人吃早餐时——穿着她的帆布鞋——她听说了那场交通事故。一辆车在去小萨勃特湖的半路上撞上了桥墩，正面撞上，汽车撞碎了，烧了起来。没有殃及其他车辆，也没有乘客。只能用牙医记录确认司机的身份。现在可能已经确认了。

“真是见鬼，”经理说，“这样死还不如割喉呢。”

“很可能是意外，”厨师说，他凡事总往好处想，“很有可能只是睡着了。”

“嗯，当然有可能。”

她的手臂现在开始疼了，好像被重击了一下。她端不稳手中的托盘，但又不得不端着，所以只能用双手捧着。

她不需要面对面跟莫里摊牌。他给她写了个条子。

就说是他逼你这么做的。就说你本来不想去的。

她回了五个字，我确实想去。本来还想加一句“我很抱歉 ”，但她管住了自己。

特拉弗斯先生来旅馆看过她。他很有礼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坚定、严肃，但不失仁慈。她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他终于能顶门立户了。他有权自己做主，可以把问题处理好。他说这件事很让人伤心，他们一家人都很伤心，但是酗酒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等特拉弗斯夫人好点之后，他会带她去旅行，去度假，去个暖和的地方。

然后他说他得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与她握手道别时，他把一个信封塞到她的手里。

“我俩都希望你可以好好利用它。”他说。

信封里是张一千加元的支票。她的第一反应是把它送回去或者撕了它，现在回想起来，她仍觉得当初如果那样做的话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当然，最后她还是做不到。因为在那个时候，那笔钱足够让她开始新的生活了。

[1] 应为美国著名幽默作家和漫画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1961）。

[2] The Last of the Barons ，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 的历史小说，出版于1843年。

[3]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美国律师、政治家、作家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 Jr., 1815—1882）的回忆录，出版于1840年。

[4] 一种色彩鲜艳的女式宽大长袍，最初是夏威夷女子的穿着，现流行于全美国。

[5] 可能是指游戏中引起争论的那个词。“耶稣哭了”（Jesus wept.）出自《约翰福音》，作为钦定版（KJV）圣经中最短的句子而广为人知，然而在其他一些版本中却不是最短的。

[6] 加拿大的劳动节为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7] 加拿大的感恩节为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8] 出自英国著名墓畔派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的《墓园挽歌》，引用时略有改动。

石城远望
The View From Castle Rock

安德鲁十岁那年，第一次到爱丁堡。他和父亲还有其他一些人，顺着湿滑、阴暗的街道往上爬。那时正下着雨，城市弥漫着一股烟熏的味道。客栈的门敞着，可以看见里面的灯火。他浑身都淋透了。他特别希望父亲他们能带他进去歇歇。但他们没进去，而是去了别处。当天下午早些时候，他们去过类似客栈的地方。那些房间，与其说是客栈，倒更像凹室，像在墙上掏的洞，里面铺着木板，有些瓶瓶罐罐，还有几枚硬币散落在地上。安德鲁一路被挤着出了客栈，被挤到街上，又被挤到水坑里。水坑里的水都是从入口通道上方的窗台滴下来的。为了避免被挤，他哈着腰低着头穿梭在身穿斗篷和皮衣的人群中，挤进喝着酒的男人中间，在他们举着酒瓶的胳膊下前行。

安德鲁没想到父亲在爱丁堡竟然认识这么多人。要是以为酒馆里的都是陌生人，那可就错了。在那些争吵声和语气激动又奇怪的吵闹声中，父亲的嗓门最高。美洲，他说，用手拍打木板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就像在家做的那样。早在安德鲁知道“美洲”是大洋彼岸的一个地方前，就听父亲说起过这个词。父亲说起“美洲”的语气总是一成不变。他把它说成一个挑战、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可当父亲不在时，“美洲”就被当做讽刺或笑话。要是安德鲁的哥哥中有谁穿了花格呢衣服，去干赶羊进圈这样的苦活儿，其他人就会问：“你这是要去美洲吗？”或者，他们有谁想在吵架时愚弄另一方时，就会问：“你怎么还没去美洲？”

安德鲁太熟悉父亲说起这个词和发表后面长篇大论时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了，烟雾中他双眼渐渐模糊，很快就站着睡着了。他醒的时候，正看到几个人挤在一起走出酒馆，父亲也在其中。他们中有人说：“这小家伙是你家的还是混进来的小扒手？”父亲笑着牵起安德鲁的手。他们开始往上爬。有个男的绊倒了，另一个人摔在他身上，紧跟着咒骂起来。几个妇女用篮子打他们，面露极度鄙视的神情，用他们不熟悉的语言说着什么。安德鲁只听出了“体面人”和“公共步道”两个词。

安德鲁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让到一旁，上了一条更宽阔的街道。实际上，这不是街道，而是铺了很多大石块的庭院。此时，父亲转过头看着安德鲁。

“伙计，知道自己在哪儿吗？你在城堡院子里。爱丁堡城堡在这儿屹立了一万年了，未来的一万年它还会立在这。这里曾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这儿的石头上都流淌过鲜血。你知道这些吗？”他扬起头，这样他们都能听清他的话。

“詹姆斯国王邀请年轻的道格拉斯家族共进晚餐。他们入座后，国王却说：‘哦，别费心给他们准备晚餐了，直接把他们拖到院子里砍头。’砍头的地点就是我们站着的地方。”

“不过这位詹姆斯国王最后得麻风病死了。”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接着又发出一声呻吟。一时间所有人都静立在那，感慨命运的安排。

接着，他摇了摇头。

“哦，不对，不是詹姆斯国王，死于麻风病的是罗伯特·布鲁斯国王。他是位了不起的国王，却也是个麻风病人。”

除了巨大的石墙、设围栏的大门和来回巡逻的红衣士兵，安德鲁什么也没看到。父亲也没给留他多少时间，不一会儿就推着他往前走，穿过拱门时，父亲说道：“当心你的头，伙计们，那时候的人个头可不高。他们全都是矮个子。法国人也都是瘦巴巴的，这些小个子打的仗可不少。”

石阶崎岖不平，有的高至安德鲁的膝盖。有时他不得不手脚并用。到里面后，他依稀辨认出那是个无顶的塔。他父亲喊道：“都跟上了吗？都来跟我一起爬了吗？”身后稀稀落落的有几声回应。安德鲁觉得此时跟在身后的人比在街上时少了。

他们沿着迂回的阶梯向上爬了很远，最后，他们爬上了一个光秃秃的大石台，那下面是个陡坡。雨暂时停了。

“啊，那儿，”安德鲁的父亲说，“跟在我们后面的人都哪去了？”

有个刚登顶的人说：“有两三个人去看芒斯蒙哥炮了。”

“兵器，”安德鲁的父亲说，“他们只对兵器感兴趣。他们最好当心点，别去那边，免得把自己炸飞了。”

“主要是大部分人都不想爬阶梯了。”另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说。第一个人高兴地说：“他们可不敢一路爬到这儿，他们都害怕从台阶上跌下去。”

第三个人——一共就上来了这么几个人——像是故意的一样，踉踉跄跄地从石阶那儿过来。

“在哪儿？”他抱怨道，“我们已经爬到亚瑟王宝座了吗？”

“还没到呢，”安德鲁的父亲说，“往远处看。”

太阳出来了，照在石屋上、街道上、塔尖不高的教堂上、一些小树和田野上，又照在一片宽阔的银色水面上。越过水面，是一片淡绿和灰蓝色的土地，那里光影交错，轻如薄雾，与天空融为一体。

“我没告诉过你吗？”安德鲁的父亲说，“那就是美洲。只能看到一点点，只有海岸那里。在美洲，每个人都很富有，连乞丐都坐着马车溜达。”

“这海可没我想的那么宽阔，”那个起先脚步踉跄的人说，他现在站稳了，“看上去根本花不了几周就能过去。”

“那是错觉，是因为我们站得高，”另一个男人说，“我们站得高，所以海面看上去没那么宽阔。”

“我们运气不错，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安德鲁的父亲说，“很多时候你爬到这儿，也只能看到雾茫茫的一片。”

他转过身去叫安德鲁。

“嘿，伙计，在这儿，你就算是和美洲遥遥相望啦，”他说，“愿上帝保佑你有天能亲自在近处看看美洲。”

那次之后，安德鲁跟着埃特里克的一群小伙子们又去过一次城堡。那些小伙子都想去看芒斯蒙哥大炮。那儿的一切似乎都变了，他找不到当初爬上石台的路。一些地方立起了告示牌，禁止通行。可能当时他们走的路也被禁行了。他并没有试着窥探这些路，也无意告诉同伴自己在寻找什么。尽管当时才十岁，他也知道跟父亲一起的都是醉汉。就算他没看出父亲喝醉了——他当时步履稳健，方向明确，指挥得当——也清楚事情有些不对劲。他知道自己看到的不是美洲。等后来他能看懂地图时，才知道当时望见的是法夫。

然而，他依然不清楚酒馆里的人是不是装糊涂来嘲弄他父亲，又或者是父亲在耍弄他们。

父亲老詹姆斯、安德鲁、沃尔特、他们的姐姐玛丽、安德鲁的妻子阿格尼丝，和安德鲁不满两岁的儿子詹姆斯。

1818年6月4日，他们在利斯港第一次坐上轮船。

老詹姆斯向正在核对名字的船员说着这事。

“第一次，先生，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坐船。我们从埃特里克来，那是个内陆的地方。”

船员说了句什么，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语，但却听懂了。往前走。他在他们的名字上划了一笔。他们往前走，或者说是被推着往前，玛丽把小詹姆斯背在胯上。

“这是什么？”老詹姆斯说，望着甲板上的人群，“我们睡在哪儿？这些杂七杂八的人都是哪儿来的？瞧瞧那些脸——他们是黑人吗？”

“更像是黑皮肤的英格兰高地人。”他儿子沃尔特说。这是句玩笑，他的声音很低，免得叫父亲听见——老詹姆斯瞧不起那些英格兰高地人。

“人太多了，”他父亲继续说道，“船会沉的。”

“不会的，”沃尔特说这会儿大声说，“船很少因为人太多就沉了。刚才那人就是查人数的。”

刚一上船，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就摆起架子跟父亲顶嘴。要不是此时老詹姆斯又疲惫又惊奇，身上又穿着厚重的大衣，肯定要扇他一巴掌。

上船前，全家人都提前了解了船上生活的相关事项。实际上，是老詹姆斯亲自跟他们说的。只有他才知道船上的食宿情况，以及在船上可能遇见什么人。船上应该都是苏格兰人，体面人。没有苏格兰高地人，也没什么爱尔兰人。

但现在，他却大叫着说这些人活像一群蜜蜂，绕着雄狮的尸体嗡嗡飞。

“倒霉，真倒霉。噢，真不该离开家乡。”

“我们还没离开呢，”安德鲁说，“现在还看得见利斯。我们最好赶紧到下面去，找个睡觉的地方。”

下面的情况更让人沮丧。床铺很窄，就是一块硬木板，上面铺层又硬又扎的马毛垫子。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安德鲁说。

“唉，我老想着带大家来这儿，可这儿竟然是个漂着的坟墓。”

谁来让他闭嘴？阿格尼丝暗想。他会一直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像个传道士或犯病的疯子似的。她可受不了听他唠叨。他绝对想不到这让她多痛苦。

“好啦，我们就在这儿还是再换个地方？”她说。

有的人把花格子呢披肩和披巾挂起来，为家人隔出个半私密的空间。她走上前，脱下外套，也把它挂了起来。

她肚子里的孩子翻跟头似的很不老实。她的脸像炭火一样烫，两腿抽痛，腿间那个肿胀的部位——孩子很快就会从那儿出来——灼痛难忍。她母亲会知道这时候该怎么办，她知道哪些叶子能够捣碎做成镇痛膏。

一想起母亲，她感到更加痛苦，恨不得踢谁一脚。

安德鲁把他的披风叠起来，好让父亲能舒舒服服地坐着。老詹姆斯坐了下来，抱怨着，一边举起双手拢在嘴边，这样他讲话时就有回响。

“我看不下去了。我可不想听他们刺耳又邪恶的声音。看到美洲的海岸之前我一口肉、一粒米都不吃。”

我们其他人更受不了，阿格尼丝很想这样说。

安德鲁怎么就不能直截了当跟他父亲说，提醒他这是谁的主意，是谁大谈特谈，又是借钱，又是乞求，非把他们拉来的？然而，安德鲁不会这么做，沃尔特只会开开玩笑，至于玛丽，她在父亲面前几乎声儿都不敢吱。

阿格尼丝出身于霍伊克一个大纺织家族，现在家族里的人在工厂干活儿，但以前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家里做工。在那儿，他们学会相互打压，相互争吵，学会怎样在近身争斗中生存下来。丈夫一家人行事死板、他们的百依百顺和沉默寡言都让她感到惊讶。她从一开始就觉得他们是群怪异的人，现在她的想法也没有改变。他们跟她娘家一样穷，却自视不凡。他们有什么骄傲的资本呢？数年来，老詹姆斯一直是酒坊间的传奇人物。他有个堂兄，是个衣着破烂、谎话连篇的诗人。此人后来被迫移居到尼思河谷，在埃特里克没人愿意找他看羊群了。他俩是被三个懂巫术的阿姨抚养长大的。阿姨们很怕男人，一有男人路过，只要不是亲戚，她们就要跑着躲进羊圈。

就跟一看到她们就该跑开的不是那些男人似的。

沃尔特回来了，他刚把较重的行李搬到船的下层。

“你保准儿没见过像那样堆积如山的盒子、箱子，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和土豆，”他兴奋地说，“人必须翻过去才能接水。每个人都免不了在回来的时候把水洒在地上，这样一来，麻袋就潮了，里面的食物就会腐烂。”

“他们根本没必要带这些吃的来，”安德鲁说，“船票里不是包饭吗？”

“包，”老人说，“但那些食物能合我们胃口吗？”

“幸亏我带了些蛋糕。”沃尔特说，他还有心情开开玩笑。他用脚敲了敲装满燕麦蛋糕的金属盒，盒子是温热的。这些蛋糕是姑妈们特别送给他的礼物。他是家里老幺，姑妈们还把他当成没妈的小可怜。

“等我们挨饿的时候，你就有的高兴了。”阿格尼斯说。在她看来，沃尔特几乎跟老爷子一样，也是个麻烦。她知道他们不太可能会挨饿，因为尽管安德鲁看上去有些不耐烦，却没有露出担心的神色。当然了，要让安德鲁担心可不容易。安德鲁显然是不会担心她的，刚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给父亲弄个舒服的座位。

玛丽把小詹姆斯带回到甲板上。她能感到小詹姆斯害怕待在下面那种昏暗的地方。他不用哭或是抱怨——他刚刚一直用膝盖顶她，她知道他在害怕。

船帆被牢牢地收拢起来。“你看那上面！瞧那儿！”玛丽说道，指向一个在高处忙活收帆缆的水手。胯上的小詹姆斯发出他看见鸟儿时才有的声音。“水手——吱吱叫，水手——吱吱叫。”她说，“水手”是个正式词汇，“吱吱叫”则是小詹姆斯对小鸟的叫法。他们一直用这种半正式的儿童语言交流——一半是她教他的，另一半是他发明的。她认为他是这世上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大，唯一的女儿，她照看过所有的弟弟，也都曾一度为他们自豪，但她从没见过像小詹姆斯这样的孩子。别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多有创造力，多有主见，多聪明。男人们对这么小的孩子毫无兴趣，而他妈妈阿格尼丝，对他总是不耐烦。

“好好说话。”阿格尼丝对他说，要是他说不好，就会挨打。“你到底是什么？”她说，“是人还是小精灵？”

玛丽忌惮着阿格尼丝的火爆脾气，但不怪她。她觉得像阿格尼丝这样的女人——为人妻，为人母——日子都不好过。丈夫对她们不好——哪怕像安德鲁这样的好人——孩子们又总不让她们省心，她们总得发泄下情绪。她永远忘不了母亲卧病在床的情形，整个人烧得神志不清，连人都认不出了，沃尔特出生才三天，她就死了。她冲着火炉上挂着的黑水壶尖叫，认为里面装满了魔鬼。

弟弟们叫她“可怜的玛丽”，实际上他们家族中大多数女人特有的软弱与怯懦使“可怜”这个词与她们在洗礼时被赐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些名字大多没什么意义也谈不上优雅。伊莎贝尔被叫成“可怜的蒂比”；玛格丽特是“可怜的玛吉”；简是“可怜的珍妮”。在埃特里克，人们都觉得只有男人才长得又高又俊。

玛丽身高不足一米五，小脸紧绷，下巴突出，患有严重的皮疹，要很久才消得下去。别人一跟她说话，她就嘴角抽搐，说出的话就像跟口水和一口歪牙搅在一起似的，含混不清。她吃力回答时，嘴边淌着口水，声音微弱，言语混乱，很难不让人觉得她是弱智。她几乎不敢直视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家人。只有对着背在自己窄胯上的小詹姆斯时，她才能连贯、明确地表达想法——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对他才能如此。

这时，有人对她说了什么。这人几乎和她一样矮小——他有着棕色的皮肤，是个水手，一嘴灰白的络腮胡，满口牙全掉光了。他直直地看着玛丽，又看了一眼詹姆斯，然后目光又回到玛丽身上——他正站在或相互推搡、或游荡闲逛、或无所事事、或闲聊八卦的人群中。起初，玛丽以为他在说外国话，但后来她听出“cu”的音。她发现自己也用同样的语言回答，水手笑了，挥舞着手臂，指向船后方远处的地方，又指了指詹姆斯，再次大笑起来。他是让她带小詹姆斯去看什么东西。她只得说“好，好”，省得他说个不停，然后朝着他指的方向走去，以免他失望。

她好奇他来自于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接着她意识到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跟陌生人讲话。除了难以理解他在说什么，她觉得这比在埃特里克跟邻居打交道、或和她父亲交流都容易。

她先是听见了母牛的嚎叫声。人群朝她和詹姆斯围过来，有些人像道墙似的挡她身前，有些从后面挤她。之后，她听到上空传来嚎叫声，抬头望去，只见那棕色的牲畜正悬在空中，五花大绑地关在笼子里，发疯似的又踢又吼。它被起吊车钩子钩着，正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周围的人叫着，拍着手。一个孩子用她听得懂的话大嚷大叫，想知道那头母牛会不会被丢进海里。一个男人告诉他不会，母牛会跟他们一起上船。

“那么，他们要给她挤奶吗？”

“对。别乱动。他们会给她挤奶的。”那个人责备道。这时另一个人的声音吵吵嚷嚷地传来。

“他们先挤出牛奶，接着一锤敲死它，这样你晚餐就有血布丁吃了。”

紧接着被吊在空中的是母鸡，它们被塞进板条箱里，拍着翅膀咯咯大叫，一有机会就对啄。鸡毛飞出鸡笼，飘了下来。母鸡之后是一头猪，像母牛一样被捆着，像人一样痛苦地嚎叫，野蛮地在半空中拉屎，下面的人群中同时响起一阵咒骂和大笑，“骂”还是“笑”就在于他们是自己淋到猪粪，还是看别人淋猪粪。

詹姆斯也哈哈大笑起来，他认得粪便，用自己的叫法大喊：“便便！”

也许有一天他会想起这事儿。我见过一头牛和一头猪在天上飞。他也许会怀疑这只是个梦。没人——包括她——会告诉他这不是梦，而是船上发生的事情。有人会告诉他，说他小时候坐过船，但他这辈子可能再也看不到这样一艘船了。她不知道他们抵达另一个海岸后要去哪里，但她觉得那一定是个内陆地区，群山环抱，像埃特里克一样。

无论他们要去哪里，她认为自己都活不长了。她不分冬夏咳个不停，一咳嗽胸口就疼。她有针眼和胃痉挛，她月经不调，很少来例假，但有时候一来就一个月都不停。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在小詹姆斯长大前，自己还能背背他，在他还需要她照顾的时候，自己先不要死。这还有段时间。她很清楚，总有那么一天小詹姆斯会远离她，就像她的弟弟们一样，以她为耻。她告诉自己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但如同那些陷入爱情的人一样，她不愿相信。

离家前，沃尔特在去皮布尔斯的旅途中给自己买了个本子来写写东西，然而一连几天，让他感到新奇的事物太多，甲板上足够大又安静的地方却太少，那个本子他连翻都没翻开过。他还有一小瓶墨水，装在皮袋子里，贴身挂在胸前。这是他们的诗人表亲，杰米·霍格在尼思河谷替人看羊时惯用的小把戏。每当他灵光一闪，就从裤兜里拿出一小块纸，拔出皮袋塞子，挤点墨水（他胸口的温度能防止墨水凝固），然后把诗写下来。不论在哪儿，天气如何，他都一如既往这么做。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沃尔特早就想亲自试一试这个法子了。但是面对一群人可不像面对一群羊那么简单。再说海上的风可比尼思河谷的风猛多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得避开家人的视线。安德鲁可能只会善意地嘲笑他一番，阿格尼丝则会明目张胆地嘲讽他，只要别人想的做的不称她心意，她就会大怒。玛丽，当然什么都不会说，但是她身上那娇惯宠坏了的孩子估计会一把抓过纸笔毁掉。更别说父亲会怎么干涉自己了。

在对甲板周边一番勘查后，他找了处理想的地点。他那个本子的封面很硬，根本用不着桌子。墨水在他胸前捂着，没有凝固，出水顺畅，有如热血。

我们是6月4日上船的，5日、6日、7日、8日在利斯港锚地停留了四天，又坐船到我们这儿，等着9日起航。我们途径法夫郡角，平安无事，不值一提，直到13日这天早上，我们被一阵叫喊声惊醒，是约翰·奥格罗特家的人。我们已经平安驶过彭特兰湾，一路顺风顺水，就像我们此前听说的那样，毫无危险。原来是他家的小孩死了，名叫奥米斯顿，尸体和一大块煤一起缝进块帆布袋里，扔到海里去了。

他停下笔，想着重帆布袋沉入水里的情景。海水颜色越变越深，水面像头顶的夜空，微微泛着亮光。煤块管用吗，能让袋子一直沉到海底吗？或者，它会不会在海流强大的作用力之下，上下飘浮，被冲到一边，一直到冲到遥远的格陵兰，或是往南冲到野草丛生的热带水域，到马尾藻海？再不然，在袋子还在上层水域中光照得到的地方时，一些残忍的鱼群就可能尾随而至，撕碎布袋，饱餐一顿。

他见过一些图片，画着大如骏马的鱼，那些鱼长着犄角，一排排牙齿像皮革商的刀锋一样锐利。当中有些鱼表面光滑，微笑着，像在阴险地嘲讽，它们长着女人的胸部，身体其他部位与正常的鱼类无异。男人一看到它们的胸部就会被勾起无限遐想。这些都是他从皮布尔斯会员图书馆里一本有故事和版画插图的书上看到的。

这些想法并没使他沮丧。他总是坚持认真思考，看是否能把那些不为人喜、骇人听闻的东西精准地刻画出来，这样它们对他自己的影响就会小很多。就像现在，他想象着那孩子被吃掉的情景。不是像约拿那样被整个吞掉，而是一点一点被吃掉，就像他咬下一块美味的熟羊肉，一点一点嚼碎。然而，还有灵魂的问题。人死的一刹那，灵魂就离开了肉体。但灵魂是从身体的哪个部位离开的呢，死前又具体寄居在身体哪个部位？最合理的猜测似乎是：灵魂藏在心和肺之间的某处，随着最后一口气被呼出体外。不过，沃尔特听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埃特里克老人，肮脏不堪，死的时候，灵魂是放屁放出来的，据说是个响屁，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牧师们可能很愿意讲这类的传闻——当然他们不会说“屁”、“放屁”这样的词，却会说明生前灵魂的居所和离开肉体的正确出口。然而他们对灵魂的问题讳莫如深。他们解释不了——至少他本人没听过——灵魂离开肉体后将以何种形式存续到审判日，每个灵魂又如何认出自己的肉体，与之结合？要知道，那时候肉身可能连骨架都不剩，复归尘土了。肯定有人深入研究过，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但也有些人——他最近了解到——在学习、研读、思考后得出了“灵魂并不存在”的结论。没人愿意谈论这些人，他们的想法也实在可怕。要是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人又怎么能在这种担忧——不，是确信不疑中度日呢？

还真有这么个人，他来自贝里克郡，别人叫他胖戴维。他实在太胖了，吃饭时要砍掉饭桌才坐得下去。他在爱丁堡去世，在当地他算位学者，死的时候，人们站在他屋子外面的街上，等着看魔鬼会不会来把他带走。有人专门为此在埃特里克举行过一次布道，就沃尔特的理解，牧师的说法是魔鬼不会大张旗鼓地在人前将他带走，只有迷信、鄙俗的人或是天主教徒才会抱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与魔鬼的拥抱更加可怕，会带来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折磨。

上船第三天，老詹姆斯开始下地四处溜达。现在他几乎走个不停。要是遇到看上去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他就停下来。他会说自己叫什么，来自埃特里克，那儿有山谷，有森林，过去曾是苏格兰老国王们狩猎的地方。

“在弗洛登战场那儿，”他说，“据说，弗洛登战役结束后，你能在满地的伏尸中找出埃特里克的战士，因为他们最高大、最强壮、最英俊。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又高又壮，但现在只有两个儿子还留在我身边。我有个儿子在新斯科舍，他跟我同名，上次联系时，他正在一个叫伊科诺米的地方，之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是生是死。我大儿子去苏格兰高地干活了，四儿子也决定去那儿干活，这辈子都见不着啦。五个儿子，真是上帝保佑，全都长大成人了，然而上帝却没把他们留在我身边。他们母亲生完小儿子就死了。她发了高烧，之后就再没下过床。人这辈子满是悲伤。我还有个女儿，是家里的老大，矮得像侏儒似的。她母亲怀她的时候，曾经被一只公羊追着跑。我有三个姐姐，也都矮得像侏儒。”

他的声音盖过了船上其他各种吵闹喧哗声，他儿子们一听见他的声音，就极其尴尬地往别的方向走。

14日下午，北方刮来一股风，船开始摇晃，甲板都要跟着散架了。人们的呕吐物从桶里溢了出来，流得甲板上到处都是。船上的工作人员让所有人都到下层去，但许多人靠在栏杆上就吐，根本不管会不会被溅到。不过，我们家没人晕船恶心。现在，风势减弱了，太阳也出来了，那些刚才还不在乎自己是否会死在污秽中的人很快站起来，挣扎着到有水的地方洗了洗，水手们正拎着水桶，把整个甲板冲一遍。女人们也忙着洗净、拧干所有的脏衣服。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悲惨又恢复得最快的场景。

一个十一二岁大的小姑娘站在那儿看沃尔特写作。她穿着讲究，头戴一顶软礼帽，长着一头淡棕色的卷发，那张脸不算漂亮却俏丽动人。

“你住在客舱吗？”她说。

沃尔特说：“不，我不住那儿。”

“我就知道你不住在那儿。只有四间船舱：爸爸和我一间，船长一间，船长妈妈一间——她从没从里面出来过，剩下的一间住了两位女士。非客舱乘客是不能来这边的。”

“哦，我可不知道这个。”沃尔特说，但并不忙着离开。

“我之前就见过你在这儿写东西。”

“可我没见过你。”

“对。那时你正写东西呢，所以没注意。”

“好吧，”沃尔特说，“我现在就走，反正我已经写好了。”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你在这儿。”她漫不经心地说，仿佛说不说全看她的选择，而她随时可能变卦。

就在那天，大约一个小时后，从船的左舷边传来大喊声：最后来看一眼苏格兰吧。沃尔特和安德鲁去了，玛丽背着小詹姆斯去了，还有好多人也都去了。老詹姆斯和阿格尼丝没有去——前者纯粹是性情古怪，后者则是身子不便，不愿走动。老詹姆斯的儿子都劝他去看看，他却说：“没什么好看的，我已经看了埃特里克最后一眼，就等于看过苏格兰最后一眼了。”

结果表明，现在道别还为时尚早——那一圈灰色的陆地轮廓还得几个小时才会完全消失。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会厌倦——它不过是一块陆地，并没什么特别——有些人则会一直站在栏杆边，直到它随着最后一抹日光的逝去，彻底消失在视野里，无迹可寻。

“你该去跟故乡道个别，也跟父母最后道个别，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老詹姆斯对阿格尼丝说，“你还有更坏的事要承受，没错，你身上还受着夏娃的诅咒。”他说这话的语气活像个传教士。阿格尼丝心里暗骂了一声“老屎包”，可她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

老屎包。跟你的故乡一起滚吧。

沃尔特在结尾写了一句话。

1818年，今夜，别了，苏格兰。

在他看来这话很庄严。从中他感受到了庄严、肃穆，认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

16日大风。风来自英国南威尔士，海浪滔天。狂风将船上的帆杆刮断了。当天，我们的姐妹阿格尼丝被带进了船舱。

“姐妹 ”。他用了这个词，好像在他看来她和可怜的玛丽都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阿格尼丝是个身高体壮的姑娘，头发浓密、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很深。脸红时，她一边脸上会悄然泛起一个手印大小的浅棕色斑点。这是胎记，很多人为她可惜，要不是脸上的胎记，她会很美。沃尔特简直不忍去看它，不是它丑，而是因为他总想摸一摸它，想用指尖轻轻碰一碰它。它看上去不同于一般的皮肤，而像鹿身上的绒毛。他为自己对她的感觉而烦恼不已，所以他要么不跟她说话，说起话来就出口伤人。而她对他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

阿格尼丝觉得自己仿佛身在水中，海浪把她高高抛起，又重重拍下。海浪拍得一次比一次重，她也随之沉得更远、更深。还没等她有喘息的机会，浪又汇聚起全部力量再次向她袭来。

有时，她又清楚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床很奇怪，柔软异常，但这反而更糟：因为床太软，她一沉下去就没有了支撑，无法抵着硬处缓解疼痛。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水里，人们总是不停地在她面前跑来跑去。这些人只能看到侧脸，有的人看上去像是透明的虚影，他们说话很快，她听不清楚，他们都对她不理不睬。她看见安德鲁也在他们之中，还有他两三个兄弟。其中几个女的她也认识——是她过去在霍伊克一起玩耍的朋友。此刻，他们全都无视她的痛苦。

她冲着他们大喊，让他们都走开，可根本没人理她，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穿墙而来，她从没想过自己竟有这么多敌人。他们折磨着她，还装作不自知。她简直要被他们给折磨死了。

她母亲俯身靠向她，用一种缓慢、冷冰冰而又死气沉沉的声音说：“你怎么不没使劲儿，孩子。使劲儿！”她母亲一身盛装，谈吐优雅，像是位爱丁堡贵妇。

恶心的东西被灌进她嘴里。她想把它吐出来，她知道那是毒药。

我得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她想。她开始努力使自己的身体放松，仿佛她的身体是一块着了火的破布。

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正下着什么指示。

“抓住她。”他说。接着，她被人抻开，她仿佛看到了世界，看到了火。

“啊——啊——啊。”那个男人说，他气喘吁吁，好像正在赛跑似的。

然后，一头很重的母牛，流着乳汁，哞哞大叫，后腿直立，一屁股坐在了阿格尼丝的肚子上。

“出来了，出来了。”那个男人说，他呻吟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它拽了出来。

蠢东西，蠢东西！当初就不该怀上它！

直到18日生完女儿，她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们船上有一名外科医生，生产过程很顺利。一切都安然无恙。22日，我们迎来了出海以来最恶劣的天气。帆杆又被风刮坏了。没什么值得一说的。阿格尼丝的身体还在恢复中。然后29日，我们看到一大群海豚，30日（昨天）波涛汹涌，西风劲吹，我们的船寸步难行……

“在埃特里克，有一幢号称是整个苏格兰最高的房子，”詹姆斯说，“可我祖父住的房子比那座房子还要高。那地方的名字是法霍普——人们叫它法普。我祖父名叫威尔·奥法普，五十年前，在福斯南部和争议地北部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

除非能堵住自己耳朵，不然除了听他讲还能干什么呢？沃尔特暗想。有人不愿碰上老爷子，也有人欣然接受这种“打扰”。

他在讲威尔和他赛马的事，说多少人在他身上押赌注，还有其他沃尔特听不下去的蠢事。

“后来，他娶了个名叫贝西·斯科特的女人，他们有个儿子叫罗伯特，也就是我父亲。是的，我父亲。然后，就有了站在你们前面的我。

“只要轻松一跃，威尔就能跳过埃特里克河，那地方现在被标了出来。”

头两三天，小詹姆斯根本不愿意离开玛丽的胯上。他没那么认生了，前提是一定要在玛丽身边。晚上他就睡在她的披风里，缩在她身边。她醒来后，左侧身子一阵疼痛，因为她整夜都不敢动弹，生怕惊醒他。然后，某天早上开始，他一下地就到处乱跑，她一要抱他起来，他就踢她。

船上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甚至在夜里，他也要从她身上翻过去，在黑暗中四处乱跑。因此，她醒来时周身疼痛，一方面是不敢动弹，另一方面是缺觉。有天晚上，她睡着了，小家伙没人看管，想要跑出去玩儿，所幸在企图逃跑时绊倒在他父亲身上。那以后，安德鲁坚持每天晚上将他绑住。为此，他大声哭嚎，安德鲁又是摇又是拍，小家伙这才哭着哭着睡着了。玛丽躺在他身边，轻声说这都是为了他好，是怕他从船上摔进海里。这时，他就把她看成敌人，要是她伸手摸他的脸，他就咬她的手。每天晚上他都气呼呼地睡去。到了早上玛丽会给他解绑，那时他还半睡半醒，安静又甜美，他在朦胧中偎依到她怀里，每当这时，她的心中就会升起无限爱意。

事实上，他哭嚎、生气、踢打、咬人的模样都让玛丽喜欢得不得了。不论他干净还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她都一样喜欢。当他睡醒了，睁着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着她看时，那眼中充满了智慧和专横，玛丽觉得仿佛是上帝在看自己。（尽管，她的信仰告诉她个人意志来自地狱，而不是天堂。）她也曾很爱她的弟弟们，那时他们可爱、不受约束，她得保护他们不被烫伤，但却不像现在爱小詹姆斯那样强烈。

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她正排队接水，一转身，他就没了踪影。她不过跟前排的女人聊了几句，说了说阿格尼丝和婴儿的情况，孩子叫伊莎贝尔，她刚说完，他就不见了。在说这个名字——伊莎贝尔——时，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渴望抱抱这个新生的、娇小的婴儿。她冲出队伍去找詹姆斯，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她的“不忠”，借消失来惩罚自己。

霎时间，一切都乱套了。整个世界崩塌了。她跑东跑西，呼喊着詹姆斯的名字。她跑去问陌生人，问水手们，却遭到他们的嘲笑。“你们看见一个小男孩吗？你们见过一个小男孩吗？大概这么高，蓝眼睛的小男孩？”

“刚过去的五分钟里，我看见过五六十个那样的小男孩。”一个男人对她说。有个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友善些的女人安慰说他一会儿就会回来，不用太担心，他可能正和其他几个孩子玩耍哩。几个女人甚至四下张望，好像要帮她一起找似的，但她们显然没法帮忙，她们还有自己的事儿呢。

在她惊慌失措的那段时间，她忽然明白：虽然她觉得全世界都崩塌了，但这不过是个假象，对其他人而言，世界依旧照常运转，这一点不会改变，即便詹姆斯真走丢了，即便他真的翻过了船栏杆——那些他可能落水的地方，她统统找了一遍——被大海吞没。

对她来说，这是最残忍、最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在其他许多人看来，这无非是件悲伤却平常的不幸。他们根本不懂她的感受。

上帝也不懂。上帝每创造出一个罕见、杰出、又漂亮的孩子时，不总是特别着急地把它召回身边吗？仿佛这个世界根本不配拥有它。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停地向上帝祈祷。开始，她只是呼唤主的名字。后来，她搜索得更细致，去的地方更偏角旮旯——她掀开人们用来保护隐私的自制挡帘，不管是否会给别人造成不便，她揭开箱盖、掀开床褥，对他们的咒骂不管不顾——与此同时，她的祷告也愈加复杂、大胆。她想拿出点什么，作为换回小詹姆斯的代价。可她有什么？她自己一无所有——没有健康，没有前途，没有任何人的关心。她没有好运、甚至没有希望可以用来交换。她只有詹姆斯。

她怎么能拿詹姆斯换詹姆斯呢？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

拿她对小詹姆斯的爱来换吗？她那极端的爱，甚至可能有些崇拜的、罪恶的爱。她要用这爱来换，她乐意放弃它，只要他没丢，只要找得到他。只要他没死。

现在，她回想起自己发的誓。一两个小时前，有人发现了小詹姆斯，他躲在空木桶里，听见外面的吵闹声，就从木桶往外偷看。她马上收回了自己的誓言。她抓住他，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啜泣不止。而他拼命地想从她怀里挣脱出来。

她对上帝的理解肤浅而多变。事实上，除了像刚刚那样极度恐惧的情况，她并不在乎上帝。她总觉得，相比于其他人，自己离上帝、甚至是他的教条都要远得多。按理说她应该怕死后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但她并不害怕，原因她自己也不清楚。她身上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固执和冷漠。实际上，大家都认为她在私下里一定是个虔诚的信徒，毕竟除了宗教她也没什么好做的了。他们都错了，现在她把詹姆斯找回来了，她并不感谢上帝，而是想着自己之前多么愚蠢，她宁可心跳停止也不能放弃对小詹姆斯的爱。

从那以后，安德鲁执意要把詹姆斯拴住，不仅晚上，白天也要拴在床铺上或甲板的晾衣绳上。玛丽想把他绑在自己身上，安德鲁却说这么个孩子能把她整个人踢碎。安德鲁把这个捣蛋鬼狠狠揍了一顿，但从詹姆斯的眼神能看出，他的捣蛋还远没有结束。

爱丁堡的那次攀登，当时彼岸的景象，安德鲁甚至没对自己的亲兄弟讲过——美洲已经惹了不少心酸事。他大哥，罗伯特，刚成年就去了高地，他是晚上走的，连个道别都没有，当时他父亲正在蒂比希尔酒馆喝酒。他坦言自己这么做，就是不想任由父亲安排。紧接着，二哥詹姆斯执意独自前往美洲，说去那儿之后，至少不用再听父亲唠唠叨叨地大谈美洲。最后威尔，这个年纪比安德鲁小，却最爱跟父亲对着干的家伙也离家投奔罗伯特去了。这样就剩下沃尔特了，他仍旧幼稚地幻想着各种探险——小时候他就吹嘘自己将来要跟法国人打仗，或许现在他该想着去打印第安人了吧。

还有安德鲁自己。登上石台那天起，他就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种感觉让他困惑不已，更像是一种悲哀。

后来，安德鲁觉得自己对家里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对他脾气暴躁的年轻妻子（他又让她受苦了）、对他的兄弟们（不论是身在远方的，还是留在身边的）、对可怜的姐姐，以及他无暇顾及的孩子。这是他的包袱——他从未觉得这是爱。

阿格尼丝一直说想要盐，直到他们开始担心她会急得发烧。照顾她的是同船的两位爱丁堡贵妇，她们是船舱里的乘客，来照顾她纯粹出于好心。

“你就待着别动了，”她们对她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多幸运，能在船上遇上苏特先生。”

她们告诉她，婴儿的胎位不正，她们都担心苏特先生会给她剖腹生产，那她可能就没命了。但他还是想方设法把胎位转正，让她顺产把孩子接生了下来。

“我得在母乳里放点儿盐。”阿格尼丝说，她可不会屈服于她们的责备和爱丁堡口音。她们反正就是几个白痴。她不得不向她们解释得在婴儿的第一口奶水里放点盐，就用手指沾上一点，然后挤上一两滴奶水，等孩子吃完这口后再让她吸母乳。不这样做的话，孩子将来很可能会长成弱智。

“她真的是一名基督徒吗？”她们其中一个问另一个人说。

“我跟你们一样虔诚。”阿格尼丝说。但让她吃惊和羞愧的是，自己竟然大哭了起来。那婴儿也跟着哭嚎起来，不知是同情她还是肚子饿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没给她喂奶。

苏特先生进来查看她的情况。他问这一大一小为何哭得这么伤心，她们就跟他说了她要盐的事。

“给新生儿喂盐——她从哪儿听来的？”

他说：“给她点盐。”他站在那儿看着她把奶挤到沾了盐的手指上，接着把手指放到婴儿嘴上，之后才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

他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告诉了他。

“那么，这法子每次都好用吗？”

她告诉他——没想到他虽然为人友善，但也和她们一样愚蠢无知——这招简直百试不爽。

“那么，你们那儿的人都这么干吗？这样所有女孩都长得像你一样健壮漂亮吗？”

她说她也不知道。

有时候，城里来的、上过学的年轻小伙们来找她和她的朋友们，赞美她们，试图搭讪。而她始终认为，哪怕这男的很帅，愿意接腔的女孩也都是傻瓜。苏特先生远算不上英俊——他太瘦了，一脸麻子，所以起初她把他当成了一个老头。但他嗓音很好听，就算他开她玩笑，听上去也没什么恶意。没有哪个男人见过女人袒胸露乳、不着一物后还能如此自然地与她们交往。

“你还觉得酸痛吗？”他问道。她看到他那张麻子脸上有些阴影，稍稍泛红。她说还好，他点点头，拿起她的手腕，用力把着她的脉。

“像匹赛马似的活力满满。”他说，双手仍然放在她的手上，就像不知道接下来该把双手放在哪里似的。末了，他把她的头发拢到后面，用手按她的太阳穴，又按了按耳朵后面。

许多年后，她还会怀着鄙视和渴望的情感，记起这次触摸，这好奇的、温柔的、使人震颤的触碰。

“很好，”他说，“看样子没发烧。”

孩子在吃奶，他就在那看了一会儿。

“现在你一切正常，”他叹了口气说，“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她一生都可以跟人说自己是在海上出生的。”

之后安德鲁来了，站在床脚那儿。他第一次见她躺在这样一张床上（一张标准床，尽管被固定到了墙上）。看着夫人们端着脸盆进来给妻子擦洗，他羞得脸红了。

“就是它，是吗？”他说，对着她身边的包裹点了点头，看都不看一眼。

她略微恼火地笑了笑，问道，他以为除了孩子那还能是什么？她的回答足以让他身形不稳，把他故作轻松的样子一举击溃。此刻，他身子僵直，一张脸红得像火。不仅是她所说的话，而是眼前的整个场景——空气中夹杂着这婴儿、奶水、血液、特别是洗脸盆和衣服的味道，还有站在一旁的那两个女人，她们的表情充满着对一个男人的责备和嘲笑。

他想不到要说什么，所以她不得不带着冷酷的悲悯对他说，快走吧，这里还有活要干。

一些女孩说过，当你最终决定委身于一个男人——即使知道他不是你的首选——这个选择也会让你感到无助，同时却也平静又甜蜜。对安德鲁，阿格尼丝却没有这种感觉。她只知道，他是个老实人，正适合做她丈夫，她也不用担心他逃跑或是抛弃她。

沃尔特依然去那个秘密的地方写东西，没人发现他。当然，除了那个女孩。但现在他也不用担心那个女孩了。有一天，他到那儿时发现她已经在那儿了，正在用一条红饰带跳绳。她看见他后，停下不跳了，气喘吁吁的。她呼吸还没平稳，又开始咳嗽，过了好几分钟才能说话。她坐下，靠在挡着那地方的帆布堆上，满脸通红，两眼由于咳嗽泛起晶莹的泪花。他站在那儿，望着她，有些惊慌失措，又不知该做什么。

“你想让我找位夫人过来给你看看吗？”

因为阿格尼丝的关系，他现在还会跟那些爱丁堡贵妇说上两句。她们对妈妈、宝宝、玛丽和小詹姆斯很感兴趣，觉得老爷子很滑稽。她们还觉得安德鲁和沃尔特腼腆的模样很逗。沃尔特不像安德鲁那样话都说不出来，但女人生孩子这种事（尽管他看惯了母羊产仔）还是让沃尔特十分惊慌，甚至是恶心。生产后，阿格尼丝看着也没之前有魅力了。（她生完小詹姆斯的时候也像这样。但她逐渐又恢复了火爆的脾气。他以为她再难恢复到以前了。他现在也算见过不少世面，在船上见识了更多的女人。）

那女孩咳嗽着狠狠地摇了摇她满是卷发的头。

“别叫她们，”她说，总算能喘着说出些话了，“我从没告诉过别人你在这儿的事。所以，你也不要跟别人说起我。”

“但你完全不用偷偷摸摸地来这儿。”

她又摇摇头，示意他等她顺口气再说。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见我跳绳了。我父亲把跳绳藏了起来，但我又给找到了——他还不知道这事儿。”

“今天又不是安息日，”沃尔特分析道，“你跳跳绳怎么啦？”

“我怎么知道？”她说，恢复了她一贯的调皮劲儿，“也许他觉得我大了，不能再玩儿跳绳了。你能发誓不告诉任何人吗？”她抬起食指划了一个十字。这手势很纯洁，他却很惊讶，他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怎么看。

不过他说自己愿意起誓。

“我也发誓，”她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来这里。”

她正儿八经地说完后，做了个鬼脸。

“反正我根本不会跟他们谈到你的。”

真是个奇怪又自以为是的小家伙，沃尔特想。她只提过她父亲，所以他觉得她可能没有兄弟姐妹，而且——像他一样——没有母亲。这使她既娇惯又孤独。

发过誓之后，女孩——她的名字叫内蒂——成了沃尔特写作时的常客。她总是说自己不想打扰他，然而，她只能勉强安静五分钟，然后就要打断他，问问他的生活、说说自己的事情。她果真没有母亲，是个独女，没上过学。她谈得最多的是她的几个宠物——有些死了，有些养在爱丁堡的家里。她也会谈到一位安德森小姐，这位安德森小姐以前常陪她旅行，教她认字。看得出，她很高兴摆脱了那女人，安德森小姐显然也乐得离开，她受够了内蒂那些恶作剧——内蒂往她靴子里放活青蛙，把逼真的羊毛老鼠塞到她床上。内蒂还会把不喜欢的书踩在脚下，背诵拼写练习做得不耐烦了，就跟她装聋作哑。

内蒂往返过美洲三次。她父亲是一个葡萄酒商人，生意做到了蒙特利尔。

她想知道沃尔特和他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她的那些问题在旁人看来很没礼貌。但沃尔特并不介意——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根本没机会命令、教导、嘲笑比自己小的人，他反而觉得现在这样很有意思。

在他的世界里，从没有人像内蒂一样，敢这么冒冒失失、直截了当、刨根问底。沃尔特家里晚餐都吃些什么，他们怎么睡觉？家里养动物吗？他们给羊取名字吗？牧羊犬的名字呢，它们能当宠物养吗？为什么不能？学者们怎么上课，板书往哪儿写，老师们严厉吗？他讲的那些她听不懂的话都是什么意思，那儿的人都这么说话吗？

“哦，对，”沃尔特说，“公爵陛下也这么说话，巴克卢公爵。”

她哈哈地笑了，随手一拳头打在他肩膀上。

“啊，你在逗我玩儿。没错，你逗我呢。我知道不能称公爵为陛下。他们可不是什么陛下。”

有一天，她带着纸和画笔来了。她说这样自己就有事可做，不会打扰他了。她还说要是他想学画画的话，自己可以教他。但他画得太差了，逗得她大笑不止，后来他故意越画越差，直到她笑得犯了咳嗽。（现在他不怎么担心她咳嗽了，因为他知道她总能缓过来的。）然后，她说要在他笔记本的背面画几幅画，他一看到它们，就会想起这趟旅行。她画了高高扬起的船帆，一只母鸡不知怎么从笼子里跑了出来、企图像海鸟一样飞过水面。她照着记忆画出了她那只死掉的狗——派罗特。起初，她说狗的名字叫沃尔特，后来她承认自己说了谎。她还画了张画，是比房子还要高的冰山，之前她和父亲坐船时见过。落日的余晖照耀在这几座冰山上，用她的话说，它们看上去像座黄金城堡。玫瑰色和金色的城堡。

“要是我把颜料盒带来就好了。这样就能涂上颜色给你看。但我不知道它被收在哪里了。不过我的油画水平也不太好，我比较擅长素描。”

她的画，包括冰山在内，看上去率真又讽刺，都与她本人相得益彰。

“那天，我给你们讲了我祖父威尔·奥法普的事，不过他的故事可比我讲的多得多。我没跟你们说，他可是全苏格兰最后一个跟精灵讲过话的人。我从没听说过，他同时代的人也好，之后的人也好，还有谁跟精灵说过话。”

沃尔特只得全神贯注地听着。当然，这故事他听过好多遍了，却都不是从父亲的口中。他坐在一个角落里，那儿有几个水手在修补破帆。他们时不时地地聊着——说的可能是英语，但沃尔特听不太懂——偶尔他们还会听听老詹姆斯在讲什么。从应和的声音判断，沃尔特能够猜出，视线外的听众大多是女人。

这时，沃尔特看到一位衣着考究的高个男士——显然是位船舱乘客——也驻足聆听。他身子的另一侧紧挨着一个人，在听故事过程中，这人偷偷看向沃尔特，原来是内蒂。她似乎要大笑起来，于是赶紧把手指放到嘴上，仿佛是在警告自己还有沃尔特别出声儿。

那男人肯定就是她父亲了。他们两个人站在那儿静静地听着，直到故事结束。

尔后，那个男人转过身，用熟悉又礼貌的口吻直接对沃尔特说。

“故事没交代那个家伙的绵羊后来怎么了。希望精灵们没捉到它们。”

沃尔特一下子警惕起来，不知说什么好。然而，内蒂面带一丝微笑，一脸平静淡定地看着他，然后垂下眼睛，等在她父亲身旁，像位矜持的小姐。

“你把有用的东西记下来了？”男人问，对着沃尔特的笔记本点了点头。

“我在写航海日志。”沃尔特生硬地回答。

“这可真有趣。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也在写这次的航海日记。我很好奇我们有没有记下相同的、值得记的东西。”

“我只是记录下发生的事情。”沃尔特说，想要表明写日志是他的工作，而非无聊的消遣。他想到了一个更正当的理由。“我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航程结束后就能给家里寄封信了。”

男人的声音更加柔和，举止更加和蔼，沃尔特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优待。他简直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了。或者内蒂的父亲可能是那种四处与人结交的人，为的是让你拿钱进行某项无聊的投资。

而沃尔特，不论是从相貌或衣着来看，都不像个潜在的“客户”。

“所以，你不描述自己的见闻？而只是——就像你说的——写那些正在发生的？”

沃尔特正要说不，却改口说是的。因为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写有阵狂风，就不算是描述吗？跟这种人说话可得格外谨慎小心。

“你没在写我们刚才听到的故事？”

“没有。”

“它可能值得一写。现在有些人走遍苏格兰去打听当地的逸闻趣事，把乡村老人说的话都写下来。他们觉得有必要记录下那些正在消失的古老歌谣和故事。我不懂那些东西——这都与我无关。但要是有谁说这麻烦值得费，我也不奇怪——我是说，有钱挣呢。”

内蒂忽然说了一句。

“哦，嘘，爸爸。老爷子又开始讲啦。”

在沃尔特看来，这可不是个女儿该对父亲说的话，但男人似乎要被逗笑了，满脸欢喜地低头看着她。

“我就再问一句，”他说，“你怎么看这些精灵？”

“我觉得这都是瞎编的。”沃尔特说。

“老人已经开始啦！”内蒂不悦地说。

的确，他们说话的当儿，老詹姆斯正讲着故事，他不时停下来，责备地看着他的听众。有些人早就听得不耐烦，想自己聊聊天了。

“……又有一次，在一个漫长的夏日，山上天色已晚，但夜幕未完全降临……”

高个子男人点了点头，看上去还有什么想再问沃尔特。内蒂举起手，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告诉你们，我用生命发誓，威尔不会说谎。他年轻的时候去教堂找过托马斯·波士顿牧师。托马斯·波士顿把对主的敬畏，像刀子一样插进了所有人的体内，不论男女，直到他们死的那天。不，从不。他不会说谎。”

“这么说，这都是胡乱编的？”高个子男人轻轻地说道，他确信故事已经讲完了，“好吧，可能你说的对。你不相信精灵什么的是吧？”

沃尔特说是的，他不信，比之前说的更坚决。父亲正滔滔不绝地讲着、其他人也都爱听的这些故事，他都听过，从小听到大，奇怪的是，上船之前，他从没听自己父亲讲过。直到不久以前，他还以为父亲是绝不可能讲这些的，因为他觉得它们毫无用处。

“我们住在一个可怕的地方，”他父亲曾说，“这里的人谎话连篇，一身坏毛病，就连我们的羊毛都差得卖不掉。这里的路崎岖难走，马一个小时也走不了六七公里路。再说犁地吧，他们现在用的还是铁锹或老式苏格兰犁，而别处五十年前就有更好的犁了。‘噢，对，对，’他们总是这样回答，‘噢，对，但这一带地势太陡了，土也太硬。’

“生在埃特里克就等于生在一个穷乡僻壤，”他总是说，“那儿的人都相信传说，相信鬼魂，我告诉你，只有受诅咒的人才会生在埃特里克。”

接下来，话题很可能转到美洲去，那里人们应用现代发明，造福社会、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听听现在他都在讲些什么。

“我不相信那些是精灵。”内蒂说。

“那么你认为他们一直是他的邻居吗？”她的爸爸说，“你觉得他们在捉弄他吗？”

沃尔特从来没听过一个父亲如此溺爱地跟女儿说话。随着他越来越喜欢内蒂，他不赞同这种溺爱。这只会让内蒂觉得，除了自己，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值一听。

“不，我不这么想。”内蒂说。

“所以你觉得？”她爸爸问。

“我认为那些是死人。”

“你对死人又了解多少呢？”她父亲问她，语气终于严峻起来，“死人直到审判之日才能爬出来。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有的没的。”

“我没有瞎说。”内蒂满不在乎地说。

水手们在船帆那儿爬上爬下，远远指向西面的天空。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沃尔特大着胆子问：“他们是英国人吗？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中有些是英国人，但他们那儿的方言听上去就像外国话。还有些是葡萄牙人。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不过我想他们是在说发现扁脚海雀了。水手们的眼睛都很敏锐。”

沃尔特觉得自己的眼睛也同样敏锐，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这些鸟，它们肯定就是扁脚海雀了。成群的海鸟在头顶上盘旋、飞舞，只能看到空中一片黑压压的斑点。

“你可一定得在航海日记中记下那些鸟，”内蒂的父亲说，“我以前坐这班船的时候就见过。它们以鱼为食，这里是它们捕食的好地方。你很快会看到渔民。但天上那些扁脚海雀，是我们抵达纽芬兰大浅滩的第一个信号。

“你一定要到甲板上来和我们聊聊，”他说，准备跟沃尔特道别了，“我忙于生意，没什么时间陪女儿。我又不许她到处乱跑，她冬天患的伤风还没完全恢复，但她喜欢坐下来和人谈话。”

“按规定，我好像不能去那儿。”沃尔特有些困惑地说。

“不，不，那不是问题。我女儿很孤独。她喜欢看书画画，但也喜欢有人陪。如果你想学，她可以教你画画。这样你还可以给日志配些插图。”

此时就算沃尔特脸红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内蒂则显得相当沉静。

那以后，他们就光明正大地坐在甲板上画画写作。或者，她大声给他朗读《苏格兰首领》，那是她最喜欢的书。他已经知道了故事的大部分内容——谁不知道威廉·华莱士呢？但她读得很流畅，语速适中，语气时而严肃，时而恐怖，时而好笑，因此很快他就像她一样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住了。尽管，照她说的，她本人已经把这本书读过十二遍了。

他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她会有那么多问题要问他了。他和他的家人使她想起了书里的那些人物，那些古时候住在山上和峡谷里的人。如果她知道，那个老爷子、那个到处在船上讲故事的老爷子，他像牧羊犬赶羊似的把船上的乘客聚在一起听他讲故事——如果她知道，他是沃尔特的父亲，她会怎么想？

她会很高兴，可能会对沃尔特的家庭更好奇。她不会瞧不起他们，除非是在不能自已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7月12日，我们抵达纽芬兰大浅滩。19日，我们看到了陆地，那景色很美。那是纽芬兰的一部分。我们在纽芬兰与圣保罗岛之间航行，18日和19日两天，顺风顺水，20日早上，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驶入河流，北美大陆就在眼前。我们是凌晨一点左右被吵醒的，四点的时候，大概所有的乘客都起床来看这片陆地了。这里覆满了树林，那可真是新奇的景象。这是新斯科舍的一部分，是个美丽的山区。今天我们看见了几头鲸鱼，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生物。

这天满是惊喜。这片陆地被树林覆盖，犹如头上长着浓密的头发。船的后方，旭日初升，阳光洒向树梢。此时晴空无云，亮如瓷盘，微风吹拂，水波荡漾。之前的雾气一扫而散，空气中弥漫着树脂味。海鸟在船帆上空飞翔，金光闪闪，宛若天国的造物，但水手们开了几枪，防止它们触碰帆缆。

玛丽抱起小詹姆斯，以便他能够记住这大陆的第一眼，这里将是他永远的家。她跟他说起它的名字——新斯科舍。

“它的意思是新苏格兰。”她说。

阿格尼丝听到了她说的话，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叫新苏格兰呢？”

玛丽说：“我想可能是拉丁语吧。”

阿格尼丝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婴儿一早被那阵喧闹声和庆祝声吵醒了，这会儿可惨了，她总想要奶吃，阿格尼丝刚要把她放下，她就立马哭起来。小詹姆斯留心看着这一切，企图去吃另一个奶头，结果被阿格尼丝狠狠一打，站都站不稳了。

“讨厌鬼。”阿格尼丝冲他叫道。他尖叫了几声，然后爬到她身后去拧婴儿的脚趾。

又是一阵猛打。

“你个小坏蛋，坏蛋！”他母亲说，“有人一直宠着你，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吗？”

玛丽一直觉得阿格尼丝的大嗓门是对自己的重重一击。

老詹姆斯和他们一起坐在甲板上，但对家里这场小骚动视而不见。

“您要来看看这个地方吗，父亲？”玛丽不确定地问道，“在栏杆这边看到的景色更好些。”

“在这儿看就够了。”老詹姆斯说。听他的语气，周围的景色丝毫没让他高兴。

“过去，埃特里克也覆满树林，”他说，“起初是有僧侣住在那儿，后来成了皇家森林。它属于国王，那里种着山毛榉树、栎树、花楸树。”

“和这里的树一样多吗？”玛丽问，这新奇、壮美的景色让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那儿的树更好，更古老。埃特里克皇家森林在全苏格兰都享有盛名。”

“詹姆斯弟弟就在新斯科舍。”玛丽继续说。

“谁知道他在不在。在这儿死了也许都没人知道。他可能早就被野兽吃了。”

“你再靠近妹妹我就剥了你的皮。”阿格尼丝冲小詹姆斯说。他一直围着她和孩子转圈圈，假装她们看不见自己。

阿格尼丝心想，那人被野兽吃了也是活该，当初他一声不吭就走了。但她还是希望有一天他会出现，看到她嫁给了他弟弟。他会因此诧异。他会明白自己最终错过了她。

玛丽心里惊诧，父亲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说自己的儿子被野兽吃了。难道就像老歌里唱的那样，沧桑岁月把人都变成了铁石心肠吗？如果是这样，父亲又会带着怎样的冷漠和鄙视说起她，这个连儿子们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的女儿呢？

有人拿着把提琴到甲板上演奏。之前人们还是靠在栏杆上、互相指着自己看到的景物，不断重复着“新斯科舍”这个如今众所周知的名字。现在他们被音乐声分了神，准备跳起舞来。他们报着舞曲的名字，想让提琴手拉。场地清出来了，一对对人排好队站齐，在几声让人不安的尖锐的琴声和不耐烦的叫嚷声后，音乐奏响全场，舞会开始了。

早上七点，跳舞。

安德鲁从下面上来提他们的供给水。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叫玛丽去跳舞，把玛丽弄了个措手不及。

“那谁来看孩子？”阿格尼丝立即说，“我可不想现在起床，再到处撵着他跑。”她喜欢跳舞，但现在却不能跳，她得照看婴儿，况且她也还没从生产带来的损伤中恢复过来。

玛丽正准备推辞，说自己不能去，可安德鲁却说：“我们可以用绳子把他拴上。”

“不，不，”玛丽说，“我不需要跳舞。”她相信安德鲁是想起了她过去明明跑得快、跳得好，但还是在学校活动中和在舞场上被冷落的情形，他是在同情自己。安德鲁是唯一会这样关心她的弟弟，但她宁愿他和其他兄弟一样，一直对她不屑一顾。他的怜悯让她恼火。

小詹姆斯听到“拴”字，开始大声抱怨。

“你给我安静，”他父亲说，“安静，否则我就揍你。”

这时，老詹姆斯突然关注起他的孙子来，这一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你，小家伙。你坐到我身边来。”

“啊，他不会老老实实地坐下的，”玛丽说，“他会跑开，让你追都追不上，父亲，还是我待在这儿吧。”

“他会的。”老詹姆斯说。

“好吧，快决定吧，”阿格尼丝对玛丽说，“去还是不去。”

小詹姆斯看看玛丽又看看爷爷，谨慎地吸着鼻子。

“难道他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懂吗？”老詹姆斯说，“坐下，孩子，坐这儿。”

“他都听得懂，”玛丽说，“他连‘艏斜帆桁’都知道。”

小詹姆斯重复道：“艏斜帆桁。”

“住嘴，坐下！”老詹姆斯说。小詹姆斯一脸不情愿地坐到了爷爷指定的地方。

“好了，去吧。”老詹姆斯对玛丽说。玛丽带着不解，被领了出去，眼睛里的泪水都在打着转儿。

“看看她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了！”阿格尼丝说，当然不是对她公公说，而是对着空气。她讲得很冷淡，一边用乳头逗弄着婴儿的脸蛋。

人们跳着、跳着，不仅是里尔舞的队形，甲板上到处都有他们跳舞的身影。他们随手抓住个人就开始旋转。如果抓得住，他们甚至要一把抓过水手来一起跳。男人和女人跳，男人和男人跳，女人和女人跳，孩子们或一起跳，或一个人跳，完全是胡跳一通。他们挡着道儿——但无所谓，反正每个人都在挡别人的道儿。有些孩子在一个地方跳，举起手转圈圈，直到头晕乎乎地倒地。但两秒之后他们又站起来，恢复了精力，再次开始旋转。

玛丽握着安德鲁的手，被他拉着旋转，然后转给其他人，其他人转向她，拉住她矮小的身体乱跳一气。小詹姆斯不在她的视野当中，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跟爷爷待在一起。她跳起舞来跟个孩子差不多，但她却没那么勇敢和不顾后果。在密集的人群中，她很无助，却不能停下来——她必须踩着乐曲的节奏旋转，否则就会被撞倒。

“现在，你听着，我告诉你，”老詹姆斯说，“这个老头儿，威尔·奥法普，我的爷爷——他是我爷爷，而我是你爷爷——威尔·奥法普晚上坐在他的屋子外面，自个儿休息，当时是夏天，天气很温和。他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有三个几乎还没你大的小孩来到威尔家房屋的角落。他们对他说了晚上好。‘晚上好，威尔·奥法普，’他们说。

“‘啊，你们晚上好啊，孩子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你能给我们一张床过夜，或者能给个让我们躺下睡觉的地方吗？’他们说。‘能，当然能，’他回答说，‘我想，给你们三个这么大的小孩找间屋子住应该不难。’于是，他把他们带进了一个房间。然后他们问：‘对了，你能把钥匙也给我们吗？就是那把银色的大钥匙？’好吧，威尔四下看了看，寻找着他们说的那把钥匙，突然他想到，他们说的是什么钥匙？他转身问他们那是什么钥匙？他可从来没有这么把钥匙。不论是大钥匙，还是银色钥匙，他都没有。‘你们说的是什么钥匙？’他转过身子，他们却不见了。他走出屋子，找遍屋子，又朝公路上看去，但连他们人影都没见到；他又朝山上看去，依然是影踪全无。

“于是，威尔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小孩子。啊，什么小孩子，根本就不是。”

小詹姆斯一声都没出。他背后是拥挤吵闹的跳舞人墙，另一边是他母亲和那个咬住她身体的小爪子野兽。而面前则是老爷子，声音低沉，急促却微弱，一阵阵呼吸困难。他也像孩子一样感到委屈，认为自己无比重要。他生性饥渴、狡诈、嚣张。小詹姆斯第一次意识到遇上跟他一样极端自我的人。

他几乎无法集中思想，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沮丧。

“钥匙，”他说，“钥匙？”

阿格尼丝看着跳舞的人群。她发现了安德鲁，他脸色泛红、脚步沉重，与各式各样的欢快愉悦的女人相互挽臂而舞。这会儿他们跳的是“剥柳舞”。然而那些姑娘的长相和舞姿没一个能让阿格尼丝感到不安。安德鲁从不会让她担心。她看到玛丽摇来摆去，双颊甚至泛着一抹红——她很羞涩，个子很矮，因此很难直视任何人。她还看见一个牙齿都快掉光的老巫婆，那女人在她生产一周后也生了，而她此时正和她双颊凹陷的丈夫跳着舞。她浑身一点儿也不疼。她一定顺顺利利地把孩子生了下来，仿佛生的不过是只小老鼠似的，然后就撒手丢给和她一样瘦巴巴的女儿照顾了。

她看见苏特先生，那个外科医生，气喘吁吁地拨开想抓住他的女人，低头穿过跳舞的人群过来向她打招呼。

她希望他不是来和她打招呼的。否则，他就会认识她公公，可能还得被迫听那个老傻瓜喋喋不休。他会看到他们破旧的、现在连整洁都算不上的农村衣服。他要看到她的本来面目了。

“你也在这儿呢，”他说，“还带着你的宝。”

阿格尼丝从没听过有人说孩子是个“宝”。他对她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对一个熟人、一位女士，而不是一个医生对患者说话。这样的行为让她很尴尬，她不知如何回答。

“孩子还好吗？”他说，语气愈加诚恳朴实。他还没从刚才的舞蹈中喘过气来，他的脸虽然没红，但也沁满了一层细汗。

“还好。”

“你自己呢？你恢复力气了？”

她轻轻耸了耸肩，以防把孩子从胸前晃下来。

“不管怎么说，你的气色很好。这可是一个好迹象。”

她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叹气，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病了，他的脸色在晨光下显现出苍白的病态。

然后，他问是否允许他坐下来聊上几分钟，她又一次被他的礼节弄得不知所措，但却对他说，只要愿意，就坐下来谈吧。

她公公向外科医生——也向她——投来一道鄙视的目光，不过，苏特先生没有注意到，他也许都没有意识到这位老爷子和面朝他坐得直挺挺的金发男孩跟阿格尼丝有关系。

“舞会很有趣，”他说，“你都来不及决定跟谁跳舞，就被各种人推来推去。”然后他又问：“你们要在加拿大西部做什么？”

她觉得这似乎是个再蠢不过的问题。她摇摇头——能说什么呢？她得洗衣、缝纫、做饭，几乎可以肯定，还要养育更多的孩子。在哪儿不重要。反正是在一幢房子里，一幢不算好的房子。

她现在知道了，这个男人喜欢她。她想起了他的手指在她皮肤上的感觉。不过，这对于一个胸前还趴着孩子的女人有什么用呢？

她觉得有必要稍稍向他表示友好。

“你以后怎么打算？”她说。

他笑了一下，说自己可能会继续做他的老本行，他听说——美国需要很多医生和外科医生，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

“不过我不打算一直待在某个城市。至少我想去到密西西比河那么远的地方。以前，密西西比河那边的一切都是法国的，可现在它属于美国。那里很辽阔，任何人都可以去，但你也许会撞上印第安人。我才不在乎呢。那儿正在与印第安人打仗，更需要外科医生。”

她对那条密西西比河一无所知，但她清楚苏特先生不像是名战士——看上去他甚至打不过一群霍伊克小伙子，更别提那些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了。

两个跳舞的人摇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他们带起的风扑到了他们的脸上。这是个年轻姑娘，准确来说是个女孩子，她的裙子飘了起来——跟她跳舞的正是阿格尼丝的小叔子沃尔特。沃尔特傻里傻气地向阿格尼丝、外科医生和他父亲鞠了个躬，那姑娘推了推他，他转了个身，朝她哈哈大笑。她穿得像个年轻贵妇似的，头发上扎了个蝴蝶结。她满脸喜悦，脸颊像是点了灯笼一样光彩照人，她表现得跟沃尔特很熟似的，仿佛后者是她手里的大玩具。

“那小伙子是你朋友？”苏特先生说。

“不。他是我丈夫的弟弟。”

当那女孩和沃尔特——由于她的冒失——险些在舞池里撞到另一对舞者时，她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她笑得无法自持，沃尔特不得不扶着她。然后，她看上去不是在笑，而是在咳嗽。每当她差不多要停下咳嗽的时候，大笑又引得她咳嗽起来。沃尔特让她靠着自己，把她半撑到栏杆上。

“那个姑娘没机会喂孩子奶喝了，”苏特先生说着，两只眼睛瞟了瞟那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继而重新注视着那个姑娘，“我怀疑她是否还有时间好好看看美洲。就没有谁来照顾她吗？怎么能让她跳舞呢？”

他站了起来，以便沃尔特将她扶到栏杆旁边时，他也能一直看见她。

“好了，她不咳嗽了，”他说，“没咳出血，至少这次没有。”

阿格尼丝很少注意别人，却能察觉到任何男人对她的好感，她看得出他很满意自己给小女孩下的诊断。她明白这肯定是出于他自身的状况——他一定在想，相比之下自己也没有那么糟糕。

这时，栏杆旁传来一声叫喊，跟那姑娘和沃尔特无关。接着，又是一声叫喊，许多人停下来，冲过去看着水面。苏特先生站起来，跟着人流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又返了回来。

“一头鲸鱼，”他说，“他们说在船边看见了一头鲸鱼。”

“你待在这儿别动！”阿格尼丝生气地说，他惊讶地看向她。不过他发现她是在对小詹姆斯说话，后者已经站了起来。

“那么这是你的孩子？”苏特先生说，仿佛这是个重大发现似的，“我可以抱他过去看看吗？”

玛丽——碰巧在一大群乘客中抬起头——看见小詹姆斯满脸惊愕地被一个陌生人抱在怀里，急匆匆地穿过甲板，那人皮肤白皙，神色坚定，看上去礼貌却狡猾，他一头深色头发，显然是个外国人，一个偷孩子，或是杀孩子的人。他正朝着栏杆走去。

她发出一声发疯似的尖叫声，任何人都会以为是她自己落入了魔掌，人们像躲疯狗似的纷纷给她让路。

“站住，小偷！站住，小偷！”她大喊道，“把孩子放下。抓住他。詹姆斯！詹姆斯！跳下来！”

她向前猛扑过去，抓住孩子的脚，猛拉一把，孩子恐惧又愤怒地尖叫。那个男人抱着他差点儿摔倒，但没有放开他。他不松手，用脚推挤玛丽。

“抓住她的胳膊！”他对周围的人大声喊道。他呼吸困难。“她这是犯了疯病。”

安德鲁挤过人群，有些人还在跳舞，有些则停下来看着这场好戏。他设法抓住玛丽和小詹姆斯，这才弄清楚，一个是他儿子，另一个是他姐姐，根本不是什么犯疯病。小詹姆斯抛开父亲奔向玛丽，接着又踢打着要下地。

苏特先生立刻礼貌地对一切做出了解释和道歉——期间小詹姆斯恢复过来，不停地喊着要看鲸鱼。他不停地喊着，就像真的知道鲸鱼是什么似的。

安德鲁警告他要是继续胡闹，会有什么后果。

“我刚跟你妻子聊了几分钟，问她身体是否还好，”医生说，“我还没来得及跟她道别，麻烦你一定替我跟她说一声。”

鲸鱼很多，足够小詹姆斯看上一整天，也够让所有人看看谁会那么闲。大家已经看得不耐烦了。

“只有大流氓才会坐下来和一个袒胸露乳的女人聊天。”老詹姆斯对着天空说。

然后他引用了一段圣经里关于鲸鱼的描述。

“那里有船只往来航行，有你所造的大鱼 [1] ，在海里嬉戏。那曲行的蛇，海中的大龙。”

但是，他却不会起身亲自去瞧一瞧。

玛丽依然不相信医生的说辞。他当然会对阿格尼丝说是带孩子去看鲸鱼了。但他说的可不一定是事实。一想到那个穷凶极恶的男人抱着小詹姆斯的情景，她就觉得胸中有股力量让她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叫。她既震惊又欢喜。她坚信是她救了小詹姆斯。

内蒂的爸爸名叫卡伯特先生。有时，他坐着听内蒂读书或跟沃尔特谈话。那天所有的欢庆和舞蹈都结束后，很多人情绪不佳，有的是因为极度疲劳，有的是因为喝了威士忌酒，几乎没人去看海岸，他找到沃尔特，想跟他谈一谈。

“内蒂很喜欢你，”卡伯特先生说，“她甚至想要你跟我们一起去蒙特利尔。”

他抱歉地笑笑，沃尔特也笑了。

“那她肯定是以为蒙特利尔在加拿大西部。”沃尔特说。

“不，不。我不是在开玩笑。我特意趁她不在的时候找你说这事儿。你是她的好伙伴，和你在一起她很快乐。而且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有头脑，很适合做我这行。”

“我跟父亲和哥哥一起来的，”沃尔特说，他此时无比震惊，声音中都透出了孩子似的叫喊，“我们会有新的土地。”

“好吧。但你父亲不止你一个儿子。那里也许没有那么多好地给你们全家人来种。你可不想一辈子当农民吧。”

沃尔特暗想，这话倒是真的。

“我女儿，你觉得她多大了？”

沃尔特猜不出来。他摇了摇头。

“她十四岁，就快十五岁了，”内蒂的父亲说，“你没想到，对吧？不过没关系，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不是你和内蒂的关系，或是几年后你们之间的某种可能。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是几年后的事。但我想让你跟我们走，陪在她身边，让她做个快乐的孩子，就像现在一样。然后我自然会乐意报答你，还会给你份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你就等着高升吧。”

这时他们两个发现内蒂正朝他们走来。她朝沃尔特吐了下舌头，动作很快，她父亲显然没注意到。

“先不说了。好好考虑一下，找个时间告诉我，”她父亲说，“越早越好。”

21、22日，无风，我们被迫停航。23日，风稍大了些。但当天下午，一阵飑风夹着电闪雷鸣刮来，非常可怕，我们刚修好的一个主帆又被风刮成了碎片。飑风大约持续了八到十分钟。24日顺风，我们一路驶向那条河，河道变得更狭窄了，因此可以看到河两岸的陆地。但随后我们又停航了，直到31日起风，但那阵微风只持续了两小时……

沃尔特没过多久就做了决定。他先礼貌地谢过了卡伯特先生，但推辞说自己没想在城市工作，或是做任何室内的工作。他要和家人在一起，直到他们盖起房子种上地。等他们不那么需要自己的时候，他想当名商人、去做印第安人的生意，像个探险家似的。再不然就去挖金矿。

“如你所愿吧。”卡伯特先生说。他们肩并肩地一起走了几步。“我得说，我本以为你会更严肃地考虑我的提议。幸亏我没把这事告诉内蒂。”

但内蒂还是知道了。她一直缠着父亲，最后他不得不告诉她事情的经过。然后她去找了沃尔特。

“从现在起，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她说。她说话的口吻比任何时候都像个大人，他从没听她用这样的口吻话说。“不是因为我生气了，但如果我继续和你聊天，我会不停地想到自己很快就要跟你分别。要是我现在就不理你了，我就算已经跟你告别了，那么，一切就能早点儿结束。”

剩下的日子里，她穿上自己最美的衣服和父亲安静地散步。

每次见到她，沃尔特都很难过——她似乎沉迷于这些女士的穿戴，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个孩子，更加趾高气扬——然而，他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看不见她的时候，他很少想起她。

多年之后，她会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到时候，他会发现她是自己快乐的源泉，直到死前一直带给他快乐。有时，他甚至会自得其乐地想，假如他接受了那个提议会怎样。私下里，他会想象内蒂出落成身材高挑、身姿美好的女人，想象着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画面。一个男人的心底可能埋着这样愚蠢的想法。

从陆地驶来了几艘船，上面载着鱼、朗姆酒、活羊和烟草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高价卖给乘客。8月1日，微风。2日早上我们经过了奥尔良群岛，大约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魁北克。我们的身体跟离开苏格兰时一样好。我们准备明天坐汽船到蒙特利尔……

我弟弟沃尔特在信的前面写了很长的航海日志，我打算挑重点总结一下。这次航行很顺利，大家也都健康如初。三百名乘客中只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在离开家乡时健康状况就不好，另一个是出生在船上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在船上跟在苏格兰时一样健康。有关这个国家的情况我们还说不出什么。虽然来这儿的人很多，但这儿的工资还是很不错的。我既不能建议大家来这儿，也不能劝你们不要来。这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我们看到的土地几乎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而且都还是未经开垦、植被覆盖的处女地。我们一安顿下来就会再给你们写信。

安德鲁加了这段话后，劝老詹姆斯在信上签了名字，然后才把它封好并从魁北克寄回苏格兰。他不愿再写别的，说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里不可能成为我的家。我会死在这儿，除此之外，这地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们都会死在这儿，”安德鲁说，“但到那时，我们会觉得这里才更像是家。”

“我可活不到那时候了。”

“你身体还好吗，父亲？”

“好，又不好。”

小詹姆斯现在偶尔会关注老爷子了，有时候他会停在他面前，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固执地对他重复一个词，仿佛这样他俩就能谈话了。

他每次都选同一个词。钥匙。

“他烦死人了，”老詹姆斯说，“我不喜欢他的莽撞。他会一直这样下去，彻底忘了他的出生地苏格兰，忘了乘船到这儿的事。有些人到英格兰之后口音全变了，他也会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比他们说得糟糕。他看着我，仿佛在说他知道我和我的时代已经过去。”

“他会记得很多事情的。”玛丽说。自从经历了甲板跳舞和苏特先生事件以来，她更敢于在家人面前说话了。

“他也不是故意让自己显得莽撞的，”她说，“他只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而已。他能听懂你的话，懂得比你以为的多。他听着每件事情，然后他会思考。他将来或许会是个牧师。”

尽管她自己对宗教的认识死板又冷淡，但那依然是她能想到的一个男人最高贵的职业。

她的双眼充满了热忱的泪水，而其他人都满脸怀疑地低头看着那孩子。

小詹姆斯站在他们中间——他眼睛明亮，漂亮又率真。此刻他有点儿得意，有点儿警觉，带着不自然的严肃，仿佛的确感到未来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似的。

那一刻，大人们也无比惊讶，仿佛过去的六个星期他们不是坐船，而是乘着巨浪而来。巨浪猛地把他们冲上岸。这里到处充斥着法国口音，海鸥阵阵鸣叫，夹杂着天主教堂的钟声，相互交织汇总成一股别样的喧哗。

玛丽觉得自己可以一把拉住小詹姆斯，跑到陌生的魁北克城，找份纺织女工的工作（她在船上听说这种工作很缺人手），然后像母亲一样独自将他养大。

安德鲁想象着自己要是个自由人，在这儿生活会怎样？没有妻子、父亲、姐姐或孩子，肩上没有一点负担，那你能做什么呢？他告诉自己，这样的想法根本是无稽之谈。

阿格尼丝听船上几个女人说过，在这里，街上的军官简直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现在她觉得此话不假。在他们面前女人们可得当心。她还听说这里男人比女人多十倍或二十倍。这意味着你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你想要的。婚姻。你能嫁个大款，他会让你有钱坐马车，有钱买化妆品遮住脸上的胎记，有钱给你母亲送礼物。当然，前提是你还没结婚，没有两个拖油瓶拖着你。

沃尔特想，他哥哥很壮实，阿格尼丝也身强体壮——她能帮他种地，而玛丽可以来照看孩子。谁说他非得当个农民？等他们到了蒙特利尔，他要去哈德森湾公司工作，他们会把他派往前线，在那儿，他可以寻找财宝，也可以冒险。

老詹姆斯感到了他们的背叛，于是当众抱怨起来。

“我们怎么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唱圣歌呢？”

但他最终恢复了常态。大概一年多后，在这个新世界——新约克镇——即后来的多伦多，他给大儿子罗伯特写了一封信。

……这儿的人英语说得非常好，但我们说的很多苏格兰词汇他们根本听不懂，他们过的日子比乔治国王时更自主……有一条路，从约克镇一直向北延伸八十公里远。农场的房子几乎都是两层楼。一些人家里有十二头牛、四五匹马。除了一点微乎其微的小数目，他们几乎不用交税，还能像贵族一样驾着两轮或四轮马车……目前小镇里还没有长老会牧师，倒是有一个很大的英国教堂和卫理公会教堂……英国牧师每天早上带着大家做祷告，每次结束时都会高喊“仁慈的主拯救我们”，卫理公会派教徒用最大的声音进行祷告，人们都跪在地上，高喊“阿门”，你很难听清牧师到底在说些什么。我还见过有人向上跳起来，仿佛要让身体和灵魂一同进入天堂一样，然而他们污浊的身体是个阻碍，他们总是掉回地上，高喊：“哦，耶稣！哦，耶稣！”仿佛他就在楼厢，准备带他们升入天堂一样……罗伯特，我不强求你过来，你完全可以遵照自己的意愿。你当初没有和我们一起来，我就没指望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愿上帝保佑你……如果我当初知道你会抛下我们，我根本不会来这，我来美洲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跟你们所有人在一起，然而人的愿望总是会被击个粉碎，如今你远在苏格兰，我也无能为力了……不多说什么了，只愿雅各的神永远保佑你，指引你，你的父亲会一直为你祈福，直到死神来临那一天……

他还写了些别的——这封信经霍格同意，全文刊登在了《黑森林杂志》上，至今仍能查阅。

那次写完信过了很久，他又写了一封信，寄给《殖民倡导者》的编辑，那家报纸发表了他的信。那时，全家人已经定居在加拿大西部的埃斯奎星镇。

这儿的苏格兰人都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但我想他们都未曾想过当死亡来临，他们的日子结束时，灵魂将何去何从？他们总会有死的那一天，现在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威士忌的东西，很多人喝得像头牛或像坨屎一样烂醉如泥……先生，我可以给您讲些故事，但我担心您会把我的名字刊登在《殖民倡导者》上，我不想让自己的名字见报。我曾给我在苏格兰的儿子罗伯特写过信。我的诗人好友詹姆斯·霍格把它发表在《黑森林杂志》上了，这使我在北美家喻户晓，而我本人甚至还不知道信已经邮到了家中……可怜的霍格一辈子都在扯谎，要是我记得没错，圣经上说撒谎的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要在湖里饱受烈火和石灰的焚烧之苦，但我想他们可能认为说谎有利可图。我相信霍格和沃尔特·斯科特靠扯谎赚的钱要比老波士顿和厄斯金一家写布道训诫挣的所有钱还要多……

我肯定就是老爷子所指的骗子之一，我笔下有关航程的一切都是谎言，除了沃尔特的日记和这些信，其余都是我杜撰的。

从石城上远望法夫的事情，是霍格告诉我的，所以肯定是真的。

这些旅行者——除了一个人——都被埋葬在霍尔顿县埃斯奎星镇波士顿教堂的墓地中。那里几乎看得见米尔顿北面的401高速公路，听得见公路上繁忙嘈杂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它也许算是加拿大最繁忙的公路了。

那个教堂——建在安德鲁·莱德劳的旧农场上——当然是以托马斯·波士顿命名的。它由黑色石灰岩建造而成，前墙比建筑的其他部分要高，确切地说，是旧式主街道装饰墙的风格。教堂顶部是个拱门，而不是塔，上面放着教堂大钟。

老詹姆斯就在这儿。实际上，他被埋在这儿两次了，至少他的名字在这里出现过两次，连同他妻子的名字一起。老詹姆斯的妻子闺名叫海伦·斯科特，1800年逝世，埋在埃特里克。他们与安德鲁和阿格尼丝夫妇的名字都刻在同一块墓碑上。但奇怪的是，另一块墓碑上也刻有他们的名字，这块墓碑比墓地里的其他墓碑看上去年代更久远——一块漆黑斑驳的石板，这样的墓碑更常见于不列颠群岛的墓园中。任何想弄清楚这块墓碑来历的人，都会不禁猜测，他们当初是否带着刻有母亲名字的墓碑一路漂洋过海，直到老詹姆斯去世，再把他的名字加上去。那可真是个累赘，他们得把它用麻袋装起来，用粗绳捆着，由沃尔特背到船上。

为何有人又要多此一举，把老詹姆斯夫妇的名字加在安德鲁和阿格尼丝的墓碑上呢？

或许对于这样一位父亲，他的去世和葬礼理应被悼念两次。

不远处，小个子玛丽的墓地紧挨着父亲、弟弟安德鲁和弟妹阿格尼丝的墓穴。她最终还是结婚了，就葬在丈夫罗伯特·默里旁边。在这个新国家里，女人稀少而珍贵。她和罗伯特没有孩子，玛丽早逝后，他又娶了一个女人，生了四个儿子，他们都葬在这里，分别死于两岁、三岁、四岁和十三岁。第二任妻子也葬在这里。她的墓碑上写着“妈妈”，而玛丽的墓碑上写着“妻子”。

这边是弟弟詹姆斯的墓地，他没有失踪，而是从加拿大新斯科舍出发与他们会合了，先是在约克，然后又到了埃斯奎星，他和安德鲁一起做农活。他带来了妻子，或者说是在社区找了一位。他妻子在有自己的孩子之前，可能一直帮着阿格尼丝照顾孩子。阿格尼丝多次怀孕并养了很多孩子。在寄给远在苏格兰的罗伯特和威廉的一封信中，安德鲁告知了父亲的死讯，那是1829年（他死于癌症，直到临终前都没有太大的痛苦，虽然病痛使他的脸颊和下巴消瘦了许多）。在信中安德鲁提到妻子过去三年一直感觉身体不适。这也许是在含蓄地暗指她在那三年里生了他们第六、第七和第八个孩子。但她的身体一定又有所好转，因为她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教堂所在的这块地，是安德鲁捐赠的。也许是他卖掉的。虔诚和商业两者很难一概而论。他似乎是发迹了，尽管没有沃尔特那么成功。沃尔特娶了纽约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个美国姑娘。她十八岁时嫁给他，生了第九个孩子后在三十三岁时去世。沃尔特没有再婚，他把农场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用心教育他的几个儿子，一心致力于这片土地，他给政府写过几封信，投诉税收不合理的情况，也反对镇里参与铁路规划建设——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他说，为的只是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利益。

尽管如此，沃尔特和安德鲁却支持代表那些资本家利益的英国总督弗朗西斯·邦德先生，一起打压由他们苏格兰同乡威廉·莱昂·麦肯齐在1837年领导的起义。他们给英国总督写了封恭维信，语气言辞极尽卑屈之态。他们的一些后代甚至可能希望这信是编造的，然而他人无权干涉亲人们的政治活动，无论亲人是否健在。

沃尔特有幸回过苏格兰一趟，他穿着一件方格子呢衣服，手拿一束蓟花照了张相。

在纪念安德鲁和阿格尼丝的石碑上（还有老詹姆斯和海伦），也有他们的女儿伊莎贝尔的名字。她像她的母亲一样长寿，她结了婚，跟了夫姓。石碑上却没有更多关于她丈夫的信息。

生于大海。

这里，也有安德鲁和阿格尼丝的第一个孩子，伊莎贝尔的哥哥的名字，以及他的生卒年。

全家人到魁北克不足一月小詹姆斯就死了。他的名字虽然刻在这里，但却葬在别处。他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土地，甚至还没见过这个地方。他也许被埋在从蒙特利尔到约克沿路的某个地方，又或者是在哪个肺结核病盛行的新城镇里。也许那是个临时埋葬地，现在已经铺成了路；也许是在一个教堂墓地里，连块墓碑都没有，然后某天，会有别的尸体埋在他上面。他可能是在约克川流不息的街道上遭遇事故死去，也许是发烧，或者痢疾——或者其他任何一点小病或事故。那个年代，这些都是小孩子们最常见的死因。

[1] 在其他版本的圣经中，“大鱼”也作“水怪”、“鳄鱼”等。——编者注

挣光景
Working for a Living

父亲十二岁时，从村里的学校毕了业，去镇上参加了一场考试。这场考试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作“中学入学测试”，但人们统称其为“入学考试”。字面上来讲，入学意味着进入高中，但还有一层未言明的意味，就是入行，进入诸如医学、法律、工程设计或者教育之类的各行各业。一战之前的那些年，乡下孩子入行的确比他们之后的那代人容易。那时正值休伦郡的经济繁荣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期。那是1913年，建国尚不满五十年。

父亲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入学考试，考进了布莱斯的中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四年高中课程，但没有高年级，或者叫五年级——要读的话，你得去一个更大的城市。看上去，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在中等学校的第一个星期，他听老师念了如下一首诗。

莉莎·盖曼，奥利·米纳斯。

我们可以搞瞎伊丽莎。

安迪走了，李·比黑纳斯。

芬王子对神祈愿时。 [1]

他曾把这首诗当笑话背给我们听，但事实上，他第一次听这首诗时，可没把它当笑话来听。大约也在那个时候，他走进一家文具店，要买珊丝·斯诺牌的纸。

珊丝 ·斯诺牌的纸。

科学课用的稿纸。 [2]

不久以后，他看见黑板上写着那首诗的原文，不觉一惊。

伟人的一生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亦可辉煌。

最后，在辞世之际，

留一串自己的脚印

在时间的沙地上。 [3]

他没料到会有这么清楚明白的阐释，更是做梦也没想过请人解释。他一直很乐意让学校里那帮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怪语言和怪逻辑。他并不要求他们的言行在自己这儿也讲得通。他还有一点儿自尊，可能表现出来更像谦卑，这让他既胆小又敏感，总是毕恭毕敬的。那种感觉，我很清楚。在那里，他是谜一般的存在，身上有一套与人格格不入的习惯和不为人知的秘密，一点也不食人间烟火。他总感觉到周围人的恶意嘲弄，他总是太把竞争当回事儿。那时影响他的还有他家人的提醒，以及乡下人的智慧：少掺和。

那时，城里人普遍认为乡下人比他们愚笨、口拙，乡下人不文明，力气虽大，却多少会比城里人温顺一些。而庄稼汉们则认为城里人过着安逸的生活，若身处需要人坚忍不拔、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环境，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工厂或商店里上班的人们劳动时间长，报酬又低；尽管城里的许多房子还没装上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通电。但城里人有周六或周三下午的半天休假，再加上周日可以休息一整天，这就足以让他们放松。庄稼汉们一辈子也没休过假。甚至连那些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们也从不休假；奶牛可不懂什么安息日。

乡下人进城购物或做礼拜时，总显得拘谨、羞涩腼腆，而城里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举止也可以是优越感的体现。一种我才不会让他们把我当成傻子的举止。即使有了钱，也没有多大变化。在那些他们可以拿钱招来呼去的城里人面前，庄稼汉们还是保持着自尊、警觉和矜持。

后来，父亲总说他上中等学校时，年纪还太小，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还说他应该留下来，让自己学有所成。不过，他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不放在心上。当时他也并不是一碰到不懂的事情就立刻逃回了家。他从来都没弄清楚自己究竟在那所学校待了多久。三年级读完，又读了一段时间四年级？二年级读完，又读了一段时间三年级？他也不是突然间就退了学——不是那种头一天来学校，第二天就不来了，从此不再露面。只不过他待在树林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他的父母就决定，再送他去更大的城市读五年级也没有多大意义，更没有希望进大学或入行了。他们其实负担得起——虽然并不轻松——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这也并没让他们感到大失所望。他是他们的独生子，唯一的孩子。他将继承农场。

那时，休伦郡的荒野并不比现在多。可能更少。1830年至1860年，休伦湖一带开放之后，人们开垦农场，便将荒地清空，而且是彻底清空。人们疏通了许多溪流。比较先进的做法是，将河道改直，使它们如运河般在田间平缓流过。早期的农民喜欢开阔的平地，见不得地面上有树。男人们管理土地的方式粗暴、专横。只有女人可以偶尔去关注风景，而不顾如何征服土地、提高产能。举个例子，我祖母拯救了路边的一排银枫树的事迹就很出名。这些树长在一块庄稼地旁边，越长越大，渐成老树——它们的根茎影响到耕作，浓荫又遮蔽了阳光，使很大一片作物得不到日照。一天早晨，我的祖父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砍掉其中一棵。祖母从厨房窗口看见了他们要干什么，围裙都没来得及脱，就立刻飞奔出去，气势汹汹地讲了一堆道理，又把他俩一顿好骂。终于，他们收起斧头和横切锯，灰溜溜地离开了。那些树留了下来，而长在边缘的庄稼则遭了殃，直到1935年冬天，可怕的天气才将树彻底毁掉了。

不过，迫于法律规定，农民总会在农场后面留出一片林地。从那片林子里砍下的树，既可以供他们自用，也可以出售。木材当然是他们最直接的收获——美洲榆用来造船，白松用来造桅杆，直到后来再也没剩多少美洲榆和白松了。如今，尚存的白杨、梣树、枫树、橡树和山毛榉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条叫布莱斯的小溪穿过祖父家农场背后那片人称小灌木丛的林子。早在农场初建时，小溪就得到了疏浚。当时清理出来的淤泥堆积成一个高高的圆丘状土堤，上面长满一丛丛茂密的香柏。就在这里，父亲开始了捕猎。他悄然离开了学堂，开始了自己的毛皮猎人生涯。他可以沿着布莱斯溪向上游或者下游走上好几千米，一直走到小溪的源头格雷镇，或是溪流汇入梅特兰河的地方，这条河最终注入休伦湖。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布莱斯村——小溪会流经一片开阔地带，清晰可见，但在大部分河段，它从农场背面流过，夹在灌木丛中，因此沿着溪流走可以完全感受不到农场、开垦地、笔直的马路和篱笆的存在——你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正身处一百年以前，甚至是更久之前的大森林。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读了不少书，有家里找出来的书，也有从布莱斯图书馆和主日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他已经读过费尼莫尔·库珀 [4] 的书，了解了那些虚构或半真半假的关于荒野的故事，而他身边的大多数乡下小伙对这些故事都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很少读书。那些和他一样被书本激发出想象力的小伙子大多生活在城市。这种小伙子假如足够富有，每年夏天就会和家人一起到北方旅行，去划独木舟，然后再垂钓和打猎。如果家里真的很有钱，他们会雇请印第安导游，一起去北疆的河道上航行。那些渴望体验荒野的人，在经过我们这一带时，往往直接驱车穿越，不做丝毫逗留，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也有一小片荒野。

然而，休伦郡的农家小伙们，对广袤荒僻的前寒武纪地盾和原生态河流一无所知。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时仍会被溪流沿岸的条带状灌木林吸引，去那里钓鱼、狩猎、造筏子、设陷阱玩儿。即使从未读过关于野外生活的文字，他们还是会去荒野探险。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再去林中嬉耍，而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一个农民的劳碌生涯。

当时的农民和现在的农民区别之一在于，那时大家并不认为消遣在务农生活中必不可少。

我的父亲，虽是农家子弟，却有着一般农家子弟所没有的灵感和浪漫情怀（他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词汇）。读费尼莫尔·库珀的书培养出来的对荒野的渴望，使他在十八九岁、二十岁时依然不肯放弃少年时期的消遣活动。他不但没有舍弃丛林，反而去得愈加规律、愈加认真。人们谈起他、想起他时，也开始把他当做一名猎人，而不是农民。在别人眼中，他虽不让人生嫌或害怕，也总归是个独来独往、有点孤僻的年轻人。他悄悄地远离了农民的生活，一如他从前悄悄远离了接受教育然后成为职业人士的人生设想。他正慢慢靠近一种生活，一种他大概还无法清楚预见的生活，因为他总是更了解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

在丛林中度过一生，远离城镇，徘徊于农场边缘——这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即便在这里，在这个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会选择接受宿命安排的地方，还是有些人做到了。即便在这个日子平淡的乡下地方，还是有那么几个离群索居的人，继承了农场却不好好打理，而有些则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非法居住者。他们钓鱼、狩猎、四处游荡，有时走了还回来，有时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不像一般农民们，出个门总会坐马车，乘雪橇，如今更常见的是开车，去特定的地方办实实在在的事儿。

他设的那些陷阱开始为他带来收入了。有些毛皮卖出去可以赚来打谷场两个星期的盈利。所以家里人也找不到理由抱怨了。他不但向家里交生活费，必要时还会帮他父亲干活。他和他父亲从不交谈。他们可以一起在林子里砍一上午的木头，却不说一句话，即使讲话，话题也仅限于手头的活儿。他父亲对丛林毫无兴致，只对林子里的木材感兴趣。对他而言，那片树林和一块燕麦地毫无二致，只不过地里的庄稼换成了木柴。

他的母亲则更有好奇心。周日下午，她会走回到树林里。她是个高挑而挺拔的女人，十分端庄，可走起路来还是像个假小子。她常把裙子撩起来拧作一团，然后动作十分娴熟地一跷腿跨过栅栏。她认识许多野花和浆果，凭叫声即可说出各种鸟类的名字。

他带她看自己设的渔网。这让她很不安，因为渔网在礼拜日也有可能捕到鱼，与其他的日子没有差别。她严格恪守长老会的一切教义和教规，而这份恪守的由来说来奇怪。她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并非长老会派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她都在圣公会，也称作英国国教教会，过得自由自在。那一带没有多少圣公会教徒，人们有时把他们想得和天主教徒差不多——也和自由思想家差不多。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宗教就是下跪和应答，布道简短，解说浅显，牧师世俗，浮夸而轻佻。这样的宗教符合她父亲的口味，他是个乐呵呵的爱尔兰人，爱讲故事，爱喝酒。但祖母婚后一心投身于丈夫的长老会教派中，笃信程度胜过众多从小信奉长老会教派长大的人。她生来是圣公会教徒，后来全身心投入长老会教徒那场互相攀比谁更正直的竞赛中，一如她本是个假小子，却一门心思扑在了农场主妇之间的比拼上。人们可能会想，她是为爱才这么做的吗？

我父亲和那些了解她的人可不这么看。虽然她和祖父很少闹矛盾，但他们并不般配。他深思而沉静；她活泼，爱交际。不，她这么做，不是为了爱，为的是她的自尊。她决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决不能忍受别人的指摘。也决不愿听别人说她后悔当初的选择，说她贪慕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撇开那些礼拜日捕来的鱼不谈，她和儿子还是朋友，只不过她绝不会把那些鱼烹饪成菜。她对他展示的动物皮毛颇感兴趣，也乐意听他讲这些皮毛卖了多少钱。她为他洗净臭熏熏的衣服。他的衣服混杂着鱼饵、皮毛和内脏的气味。她常常生他的气，但又对他百般忍让，好像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在她眼里他确实还没长大吧，因为他还在小河边设陷阱、蹚水呢，而且，他不爱社交。他从未追求过女孩子，也和那些忙着谈情说爱的儿时伙伴日渐疏远。她不在乎。他的行为也许缓解了她的遗憾与失望，她本希望他能深造，成为一名医生或是牧师。或许，她还可以装作相信他仍有可能做到，从前的规划——她为他设想的人生规划——他并未遗忘，只是暂且搁置了。至少，他没有变得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沉闷的农民。

祖父呢，他不发表意见，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他仍保持着克制自律、与世无争的做派。他生于莫里斯，后迁入此地定居务农，是加拿大自由党党员，长老会教徒。他生来反对英国国教、家族盟约、寄宿学校，还有酒吧；支持普选权（妇女除外）、自由学校、责任政府、主日联盟。生活中他严格遵守起居作息，从不放纵自己。

祖父曾稍稍背离了这清规戒律——他学会了拉小提琴，还娶了一个眼睛有两种颜色的高个子、暴脾气的爱尔兰姑娘。在此之后，他便退出江湖，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他还爱读书。冬天，他把所有活儿干完——而且是漂漂亮亮地干完之后，就开始读书。他从不和人谈起他读的书，不过全村人都知道他在阅读，并因此对他敬佩有加。真是怪事——有一个女人也爱读书，她一直从图书馆借书，人们却一点也不敬重她。人们说起她来，总是说，她床下积了多少灰啊，她丈夫晚上只能吃冷冰冰的饭啊。也许是因为她读的是小说、故事书，而我祖父读的是大部头书。大家都记得那些书有多么厚，只是那些书的名字没人记得起来了。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那时图书馆里有布莱克斯通 [5] 、麦考利 [6] 、卡莱尔 [7] 、洛克 [8] ，还有休谟 [9] 的《英格兰史》。还有《人类理解研究》吗？也有伏尔泰？卡尔·马克思？有可能。

好啦——假设那个床下灰积成堆的女人读了大部头的书，她就会得到谅解吗？我不信。对她评头论足的是女人，女人评价女人，比评价男人要苛刻得多。此外，必须记住，我的祖父可是先做完了他该做的活儿——他的木柴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马厩打扫得整洁干净。从各方面来讲，他的读书行为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

说起祖父，人们还会提一件事，就是他发达了。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理解与今天不同。我还记得祖母说过：“我们需要办事的时候——像你父亲要去布莱斯上学，需要买书，买新衣服什么的时候——我就跟你爷爷说，我们最好再养头牛或者别的什么，增加点收入。”就好像他们既然知道怎么创收，那么从一开始起就可以很有钱。

由此说来，他们平时本可以赚更多钱。他们并未将潜能发挥到极致。他们不把赚钱看作生活的全部。也不像他们的爱尔兰邻居那样，认为人应该省点力气来享乐。

那么，在他们眼中，生活到底该怎么过呢？我相信，在他们看来，生活大概是循规蹈矩的吧。春播秋收，一成不变，就像家务那样。努力赚更多钱，以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舒适度，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人生观。

这样的人生观已经与当时那个前往伊利诺伊拓荒的男人有所不同。或许，那次挫折，还影响着他更加懦弱多虑的后人。

这样的生活，一定就是父亲当时眼中的未来——这样的生活，祖母虽然已经接受，但眼看父亲逃开，她也并不十分难过。

这里存在一处矛盾。在写真人事迹时，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莫里斯的八号公路上跑的第一辆汽车，就是我祖父买的。那是一辆格雷－多特车。父亲少年时代就有了一台令所有男孩子向往的矿石收音机。当然了，他可能是用自己的钱买的。

他可能是用自己捕猎赚的钱买的。

父亲捕到的动物有麝鼠、水貂、岩貂，偶尔还有山猫。外加水獭、鼬鼠、狐狸。他在春季捕麝鼠，因为麝鼠的毛皮在四月底之前是最好的。其他动物的毛皮则在十月底至冬季处于最佳状态。白鼬鼠直到十二月十日左右皮色才达到洁白无瑕的状态。他穿着雪鞋去捕猎。他搭起一堆树枝作为陷阱，采用“4”形触发结构，木板和枝条会倒在麝鼠或水貂身上。他把捕鼬鼠的器具钉在树上。他还把木板钉在一起，钉成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状陷阱，这和树木堆陷阱的工作原理相仿，也不易被其他猎人发现。捕麝鼠的钢制夹子是倾斜的，系在木桩上，能让麝鼠自己淹死在雪松木围栏的末端。耐心、远见、狡猾是猎人必备的品质。为食草动物，他准备好可口的小块苹果和欧洲防风根；为食肉动物，比如水貂，他亲手调制美味的鱼饵，并放在一个罐子里埋入地下催熟。他为狐狸准备类似鱼饵的肉类混合物，在六七月间埋入地下，秋天再挖出；狐狸们想方设法将其找出，在上面打滚，沉醉于腐肉的气味中。

他对狐狸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一路尾随它们，从小河边一直跟到灌木丛与草地之间偶尔得见的小沙丘——它们最喜欢夜晚的沙丘了。他学会用水加软枫木树皮煮捕兽器，以祛除金属的气味。煮过的捕兽器放在野外，用一层细沙覆盖着。

怎样宰杀落入陷阱的狐狸？不能一枪打死，因为伤口会在毛皮上留下痕迹，血腥气会使捕兽器无法再使用。

应该用一条长而结实的木棍，把狐狸一棒打昏，然后用脚踩住它的心脏。

野生狐狸通常是红色的。偶尔它们中间会出现一只黑狐，那是自然变异体。他从没捉到过黑狐。但他知道其他地方有人捉到过，然后通过选择性繁殖的方式逐步扩大其背部和尾部的白色毛发区。然后它们就称得上银狐了。当时，加拿大的银狐养殖业刚刚起步。

1925年，我父亲买了一对银狐，雌雄各一只。他在谷仓旁为它们搭建窝棚。一开始，它们看起来不过是农场里养殖的又一种动物，比鸡、猪，甚或是矮脚鸡更奇特些，和孔雀一样稀有、艳丽、引人注目。在父亲买回银狐并给它们搭棚建窝的时候，人们甚至已将这看作他决意留下务农的表现，虽然和大多数农民有些许不同，但本质上还是个农民。

第一窝幼崽诞生了，他又建起更多窝棚。他拍了一张他母亲抱着三只幼崽的照片。她看上去忧心忡忡，但颇有风度。三只幼崽，两只公，一只母。到了秋天，毛皮最丰美的时候，他宰杀了两只雄狐，毛皮卖了好价钱。渐渐地，比起这些圈养的动物，那些捕兽夹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一位年轻姑娘来家里做客。她是爱尔兰那边的一个表姐，在学校当老师，活泼、执着、漂亮，比他年长几岁。她立刻表现出对狐狸的兴趣，而且不是像他母亲想的那样，装作对狐狸感兴趣来勾引他。（他母亲和这位来客之间，几乎是立刻有了敌意，尽管他俩是表姐弟。）她来自一个贫寒得多的家庭，她家的农场也更贫瘠，成为学校老师全凭自己拼命奋斗。她的奋斗之所以止于此，是因为在她的阅历中，当老师是女人的最佳出路。她是个兢兢业业的老师，深受学生欢迎，但她明白自己的一些才能尚无用武之地。她在投机冒险、赚钱方面有天赋。这些才能，在我父亲家，和在她自己家一样，显得格格不入，为人们所不齿，尽管建设我们国家靠的正是这样的才能（人们提到更多的是辛勤劳作和坚持不懈）。她看着狐狸，看到的不是这群动物身上的浪漫色彩；她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产业，赚钱的可能。她有一小笔积蓄，可以买一方场地，真刀真枪地干起狐狸养殖来。她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当我想起他们尚未成为我父母的那段时光，也就是他们已经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但还未缔结婚姻，一切尚可改变的那段日子，就会觉得他们被命运辜负，不仅动人而无助，而且比他们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更富魅力。就好似，那时一切顺风顺水，他们还不曾遇到过挫败，人生依然充满可能。好似，在互相盟誓之前，他们享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当然，那肯定不是真的——他们肯定已经感到了焦虑——我的母亲已经为自己年近三十尚待字闺中而焦躁不安。他们一定已经尝过失败的滋味，很可能是相互有所保留地走到一起，而不是如我想象的那般乐观。但我的确是这样想象的，我们大家肯定都乐意这样去想象，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认为自己出自一段缺乏爱意的婚姻，或是敷衍潦草的房事的产物。我想，他们来到休伦郡特恩贝里镇温厄姆以西，决定在此度过一生的那天，一定是个晴朗的春日，他们开着一辆轿车，在干燥的路面上飞驰，而他们心地善良，容貌漂亮，身体健壮，并坚信自己的运气。

不久以前，我和丈夫驱车行驶在位于休伦郡东北方向的格雷郡乡村小道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处，我们经过了一个空置的乡村商店。商店有着老式的窗户，窗格狭长。商店门口设有一个加油站，但油泵早已不在。旁边是一个长满漆木和交错藤条的土丘，乱七八糟扔满垃圾。漆木轻轻敲打着我的回忆，我又多看了商店一眼。我仿佛曾经来过这里，此情此景勾起了某次失望、沮丧经历的回忆。成年以后我从来没有开车经过此地，小时候应该也没来过这里。这里离家太远了。我们一家开车出镇主要是去布莱斯的祖父母家——他们卖掉农场后，搬到那里养老。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开车去一次戈德里奇湖畔。但是，甚至就在我向丈夫讲述这一切时，那失望感依然挥之不去。冰淇淋。接着，我全部都想起来了——1941年，我和父亲一起去马斯科卡，母亲已经在那里，那时她在格雷文赫斯特北面的松树酒店做毛皮生意。

我父亲把车停在一家乡村商店加油，然后又给我买了一支蛋筒冰淇淋。那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地方，冰淇淋一定在冰桶里放了很久。期间估计还融化掉了一部分，然后又重新冻住。冰淇淋里面有碎冰片，真正无色无味的冰，口感也令人失望，完全没了冰淇淋的味道。连蛋筒也软塌塌的，走了味。

“可是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我丈夫问道，“他不是应该沿着九号国道，再北上走十一号高速吗？”

他说得对。我怀疑自己可能记错了。我们可能是在另一个十字路口的另一家商店加油、买冰淇淋。

太阳已经落山，夜幕还未完全降临，我们开车往西，翻越绵延的山脉，向布鲁斯郡和二十一号高速前进。一路上，我与丈夫谈起，过去任何一次长途汽车旅行——任何一次路程超过十五公里的旅行——在我们一家人看来，都是多么艰辛、充满不确定性。丈夫来自一个更加务实的家庭，他们一家自认为经济实力不够，于是没买车。我向他描述，汽车发出的声响和路上的颠簸，每一次上下摇晃，每一次格格发响，引擎所承受的压力，换挡时发出的嘎吱声，这一切都使坐在车里的每一个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艰辛。会不会爆胎？散热器会不会因沸溢而漏水？车子会不会崩溃？用“崩溃”这个词，使得车听起来似乎非常破旧、不稳定，带有几分神秘，几乎和血肉之躯一般脆弱。

当然了，我说，车但凡新一点，或者你有钱好好保养它，就不会如此这般了。

我忽然想起为什么我们去马斯科卡走的是乡村小道了。我终究还是没有记错。我父亲肯定是在时刻警惕着，以防把车开进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城镇，或开上主要高速公路。那辆车有太多不对劲的地方。它本来该被禁止上路的。有时候他甚至没钱去店里维修，那次的情况一定也差不多。他尽其所能自己动手修车，确保车正常运行。有时会有邻居帮忙修车。我记得父亲说“那人是个机械天才”，我不禁怀疑，父亲自己不就是个机械天才吗？

如今，我才明白，为何一种惊险、恐惧的感觉总混杂在我对土路（那些路有时连碎石子都没铺——有些路面凹凸呈棱纹状，我父亲戏称为“搓衣板路”）和单行木板桥的记忆之中。往事纷至沓来，我记起父亲告诉我他身上的钱只够我们去母亲所在的松树酒店，假如她身上也没钱的话，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这话他当时没和我讲。他还买来蛋筒冰淇淋让我吃，还吩咐我汽车上坡时推一推仪表盘，我也照做了，虽然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惯例，一个笑话，我早已不相信推推仪表盘能够起什么作用了。父亲似乎还挺开心的。

多年后，他才告诉我那一路上的情形。那是在我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忆起与母亲曾经共同度过的岁月。

母亲卖给美国游客（我们总是说起美国游客，这相当于承认，只有美国游客才吃我们那一套）的毛皮不是天然毛皮，而是已鞣制加工过的。有些毛皮被剪开，再一条条缝起来，做成披肩；有些则是一整张皮做成所谓的“围巾”。一条狸皮围巾需要一整张皮，一条貂皮围巾则需要两三张皮。动物的头部被保留下来，装上亮闪闪的金褐色玻璃眼珠子，还有人造假颚。爪部缝上纽扣。我相信，穿戴貂皮时是将尾巴扣到嘴巴上。狸皮围巾则是把爪部系在一起，狸皮披肩有时为了达到装饰效果，把狐狸脑袋完全错位地缝在背部中间。

三十年后，这些毛皮都进了二手服装店，人们为了搞笑才会买来穿。在所有那些陈旧而骇人的昔日时尚中，这样堂而皇之地直接把动物皮披在身上的做法，是最令人咋舌、最为野蛮的。

根据白毛的数量，也就是毛皮上有多少“银”，我母亲把狸皮围巾的售价定为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十加元不等。披肩则要五十、七十五，或一百加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父亲开始养殖狐狸和水貂，但她卖的貂皮围巾不多，我也记不得她要价多少了。或许，我们最终将它们保本处理给了蒙特利尔的毛皮商。

狐狸圈在我们农场占据了很大一块地盘。从谷仓后面一直延伸到高耸于河滩之上的堤岸。父亲最早搭建的狐狸圈有顶棚，四周以杉木杆为围栏，围上细金属丝做墙。圈里是泥土地。后来建成的狐狸圈则有了抬高的金属丝网状地面。所有的狐狸圈并列排在交错纵横的“街”上，组成一个小镇，小镇周围是高高的护栏。每个圈内都有个小屋——就是一个大大的木盒子，有通风孔，配有斜屋顶，或者一个可以掀起的盖子。狐狸圈一侧还设有木质斜坡，供狐狸活动。由于狐狸圈是在不同时期分批建成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全盘规划好，因此它和一座真正的小镇一样错落有致——街道或宽或窄，有宽敞的、泥地面的老式圈舍，也有紧凑一点的、金属丝地板的新式圈舍。新式圈舍就算再干净卫生，看起来还是不够协调。有两列长长的公寓楼，叫作“小屋”。“新小屋”在两排相邻的圈舍之间搭起一条带顶走道，有倾斜的木屋顶，高悬的金属丝网状地面。“旧小屋”则仅仅是一小排毗连的圈舍，十分简陋地拼凑在一起。“新小屋”是个嘈杂无比的地方，关满了待剥皮的幼崽——绝大多数——都要赶在满周岁以前剥皮。“旧小屋”堪比贫民窟，住在那里的有始终不孕的种狐，最多再养一年就要被宰杀，还有偶尔出现在狐群中的瘸腿狐狸，甚至，有段时间，还有一只火红的雌狐，很招人喜欢，被当作宠物养了起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又或许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毛色，其他狐狸都避开它，而且它有一个名字——它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叫“老处女”。我不知道它是哪来的。是一窝狐狸崽中的一只？还是一只打洞打错了方向，结果误入了防护栅的野狐狸？

地里的干草收割之后，一部分铺在圈舍的顶棚上，为狐狸遮阳，防止它们的毛皮变成褐色。反正，夏天它们看上去脏兮兮的——旧毛脱落，新皮刚刚长出。到了十一月，它们的毛色华美丰泽，尾巴末梢洁白如雪，背部毛发乌黑闪亮，覆盖一层银色光泽，它们已经长到了时候，可以宰杀了——只有种狐才会被留下来。它们的毛皮将被延展、清洗，送去鞣制加工，然后再送去拍卖。

直到这个时候，除了一些疫病和交配繁殖时的偶然性无法把握之外，一切都还在我父亲的掌控之中。所有东西都是他亲手造的——圈舍；圈内供狐狸藏身和交配用的小屋；由铁皮罐头改造而成的饮水碟子，焊接在圈舍外面，每天换两次净水；被推着走过狐狸小镇大街小巷的水箱，用来运送水泵抽上来的水；谷仓里的食槽，在那里，饲料、水和碾碎的马肉被掺在一起做成狐狸的美食；用来宰杀狐狸的箱子，狐狸头卡在里面，吸入氯仿。接着，等到毛皮风干、清洗完毕，再从拉伸板上撕下来，事情就脱离他的掌控了。毛皮平平展展地铺在装运箱里，被运往蒙特利尔，接着就无事可做了，只等毛皮被评分定价，再到拍卖会上竞拍。一整年的收入、吃饭的账单、银行贷款、他从寡母那里借的钱，都得靠这笔收入来出。有几年，毛皮价格不菲，有几年，也不算太坏，还有几年，简直糟糕透顶。虽然当时还没有人看得明白，但事实真相是，他入行太晚了，错失了商机，最开始的几年，利润丰厚的时候，他没有足够的本金把生意做大。他生意刚有起色，大萧条就来了。大萧条对他的生意的影响是不定的，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全部是负面影响。有些年份，他的收入要比当初务农略好，但总的来说收入差的年份要比好的年头多。战争打响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事实上，1940年的毛皮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大萧条时期，低价还好接受——他可以看看周围，大家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但现在，战争带来了不少工作岗位，国家又越来越繁荣昌盛了，像他这么努力干活，收入却寥寥无几，心里确实不好受。

他跟我母亲讲，他在考虑要不要去参军。他想把剩下的狐狸都剥皮、卖掉，然后以商人的身份参军。他去参军还不算太老，而且他还有些手艺，可以派上用场。他可以当个木匠——家里的狐狸圈都是他亲手建的。或者他可以当个屠夫——他宰杀过很多老马，切成小块后喂给狐狸。

我母亲则另有打算。她建议他们自己留下最好的毛皮，不送去竞拍，而是送去鞣制加工，剪裁装饰——也就是说，做成围巾和披肩，装上假眼珠子和爪子——然后把它们拿出去卖。现在人们手头上都开始有了点钱。身边有些女人手上有钱，也想打扮打扮。还有游客。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太过偏远，很少有游客，但她听说过他们，听说过马斯科卡的景区酒店住满了游客。他们从底特律和芝加哥一路北上来到这里，揣了钞票，来买英国的骨瓷、设得兰的羊绒衫、哈得孙湾的毛毯。那么，为什么不再买点银狐皮呢？

在变化，或入侵和剧变面前，有两种人。假使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要穿过他们的前院，有的人会觉得受到冒犯，他们会哀叹隐私丧尽，不能再种牡丹和丁香花了，属于个人的空间也没有了。另一种人则发现了机遇——他们会摆摊卖热狗，弄到快餐特许经营权，开一家汽车旅馆。我妈妈属于第二种人。一想到揣着美钞的游客成群涌向北地的森林，她就浑身充满活力。

然后，到了夏天，也就是1941年的夏天，她就载着一车毛皮去了马斯科卡。我祖母来接替母亲照料家务。她仍是个挺拔、好看的妇人，她踏入母亲的地盘准备大展手脚，给人不祥的预感。她厌恶母亲在做的事情。贩卖毛皮。她说，想到美国游客，她只希望他们都离她远远的，永远别靠近她。她和我母亲在同一屋檐下待了一天，那一整天，祖母都脸色阴沉，爱理不理。我母亲当时太激动了，根本没发觉。但母亲走后，祖母一个人全权掌管家务才一天，整个人就松了下来，变得和蔼可亲。她决定暂时原谅父亲找了这么个妻子，干了这么份工作，又落得这么个失败的下场，我父亲也决定把他还欠着她钱这个丢人的事实抛在脑后。她烘焙蛋糕、馅饼，再靠院子里种的蔬菜、新鲜鸡蛋、泽西奶牛源源不断产出的牛奶和制成的奶油，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我们虽然没钱，但一直吃得不差。）她把橱柜内壁擦拭一新，还把平底锅底部的黑垢彻底刮干净，之前我们一直以为这黑垢是永远弄不掉了。她搜罗出一大堆需要缝补的东西。傍晚，她挑着一桶又一桶水去给花境和番茄秧苗浇水。接着我父亲忙完谷仓和狐狸圈里的活儿，也回来了，于是我们搬出椅子，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浓密的大树下。

我家的九亩农场——在祖母看来，根本算不上农场——位置奇特。农场东边是小镇，待树上叶子全部凋落，便可以看见教堂的塔顶和镇政府的塔楼。我家农场和镇上大街之间相距大约一公里路，在这一公里路上，房屋越来越多，泥土路逐渐变为人行道，渐渐出现一盏孤零零的街灯，于是可以说我家算是在小镇的最边缘，然而论地界，已经不属于小镇辖区。农场西边只看得见一家农舍，与我家相距极远，坐落在一座山的山巅，那山几乎横在西边地平线的正中间。我们总说那是罗利·格兰的家，但谁是罗利·格兰，哪条路通往他家，我从未问起过，也不曾做过想象。它太过遥远，首先，要越过一大片玉米地或燕麦田，然后是树林和河滩，向下倾斜，延伸至一条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弯弯的大河，再到远处叠翠的山峦，有些光秃秃的，有些则植被茂密。在我们这一带人口密集的农耕区，这么一大片引人遐想的空旷荒野，的确非常少见。

我们坐着远眺风景时，父亲会卷根烟抽，他和祖母聊起从前在农场的时光，他们的老邻居，还有发生过的趣事——也就是那些稀奇古怪又好笑的事情。母亲不在，家里的氛围变得平和起来——不仅仅在他们母子俩之间，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得到。所有人都从之前警醒戒备、拼命干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之前的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又或是一种不满足感消失了。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消失的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假使这消失是件好事，它对我而言，将是怎样的损失而非解脱。

我的弟弟和妹妹缠着祖母要看她的“窗户”。祖母的眼睛是浅褐色的，但其中一只眼睛里有一大块斑点，占虹膜至少三分之一的面积，颜色是天蓝色。所以人们都说她的眼睛有两种不同的颜色，尽管这么说不完全确切。我们管她眼睛里的蓝色斑点叫她的“窗户”。有人要求看她的“窗户”，她会假装生气，低下头，伸手去打退那些要往她的“窗户”里看的人。或者她会紧紧闭上眼，再慢慢把那只纯褐色的眼睛眯开一条缝，看看是否还有人在盯着她。到最后，她总被逮住，乖乖坐着睁大眼睛让人看。蓝色蓝得纯净清澈，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衬着周围的褐黄色，如同夏季蔚蓝的天空在朵朵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明澈。

父亲把车开进酒店车道时，已近傍晚时分。我们驶过两旁是石门柱的车道，就看到了它——一座很长的石砌建筑，有山形墙和白色游廊。吊篮里花团锦簇。我们错过了停车场入口，只好沿着半圆形的车道继续行驶，结果驶过游廊前面，经过一群坐在秋千和摇椅上的人，父亲说他们除了看我们无事可做。

除了傻看，无事可做。

我们发现了那个不显眼的指示牌，找到了网球场旁通往碎石路面停车场的路。我们下了车。车子上覆满灰尘，和停车场里的其他车子一比，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闯入者。

一路上，我们都把车窗敞开着，热风迎面扑来，把我的头发吹得蓬乱毛躁。父亲看看我，感觉不对劲，于是问我有没有梳子。我回到车里找梳子，最后发现它卡在了椅背的缝隙里。梳子脏兮兮的，还缺了几根齿。我试了试，他也试了试，最后他说：“要不你就把头发掖到耳朵后边吧。”然后他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弯腰去照后视镜，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他皱了皱眉头。我们穿过停车场，父亲大声叨咕着，说我们究竟应该走前门还是后门。他似乎以为我对此会有什么建设性的主意、有个他从未想到的点子。我说，我们应该试试前门，因为我还想再瞧瞧那个被车道环绕的半圆形草坪上的莲花池。那儿有一尊露肩的少女雕像，女孩身上的裙袍沿胸部收紧，再自然下垂，她肩上顶着坛子——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优雅的事物。

“好，准备上阵。”父亲轻声说。我们走上台阶，穿过游廊中那些假装没有在看我们的人群。我们走进大厅，里面光线暗淡，于是开了许多盏小灯。这些磨砂玻璃球小灯高悬在深色铮亮的木质墙面上。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大厅的一侧是餐厅。晚餐结束后收拾得整洁干净，每张桌子都罩上了白色台布。另一侧，大门敞开着，通向一间长方形木制房间，房间尽头有一巨大的石砌壁炉，地板上铺着一张熊皮。

“你看那个，”父亲说，“她一定就在这里某个地方。”

他看见的是大厅角落里一个齐腰高的展示橱。玻璃橱窗里，一件银狐皮披肩优雅地摆在一块白色丝绒上。橱窗顶上有一块标牌，底板是黑色的，上面用银白两色的漆料以浮夸的字体写着：银狐，来自加拿大的奢华。

“就在这里某个地方。”我父亲重复道。我们朝那间装有壁炉的房间里窥望。一个坐在办公桌前写字的女人抬起头来，用和气但冷淡的语气说：“你们要是按门铃的话，会有人来的。”

在我看来，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和你讲话，似乎是件怪事。

我们退了出来，穿过大厅，来到餐厅门口。越过一大片摆着整齐的银餐具、倒放的玻璃杯、一束束鲜花和折成拱顶状的餐巾纸的白色餐桌，我们看见两个人，两位女士，坐在靠近厨房门的一张餐桌上，正在吃夜宵，或是享用晚茶。父亲转了转门把手，她俩抬头张望。其中一名女士站起身，穿过一排排餐桌，朝我们走来。

确实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我没有反应过来朝我们走来的女士就是我母亲。我眼前的女人，穿着一条我从没见过的裙子，一条乳白底红色小碎花裙。这是条百褶裙，随走动发出沙沙声，面料挺括，像桌布一样在有深色墙裙的房间里熠熠生辉。穿着这条裙子的女人显得干练而优雅，乌黑的头发中分，编成辫子，用发夹固定成一个整齐的冠状发髻。甚至在我得知这是我的母亲后，当她伸出双臂环抱我，亲吻我，我依然觉得她像一个陌生人，她浑身散发着我不习惯的香水味，也不像平常那样匆忙、爱抱怨，挑剔我的外表、我的个性。看来她毫不费力就融入了宾馆的世界，而父亲和我还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而她却好像一直就生活在这里。我先是感到吃惊，然后有种被背叛的感觉，继而兴奋，满怀期待，我开始构想自己在这个新环境里可以得到的好处。

刚才一直在和我母亲聊天的女人原来是餐厅的女服务员——一个皮肤晒黑、脸色憔悴的女人，涂着深红色口红和指甲油。后来我才知道她常向母亲讲些遇到的麻烦事。她立刻表现出友好的样子。我加入大人们的聊天，告诉他们路上吃的那个冰淇淋怎样结了冰凌，味道如何糟糕。她走进厨房，给我端出一大份香草口味的冰淇淋，上面涂着一层巧克力酱，还缀着一颗樱桃。

“那是圣代吗？”我问道。它看上去像我在广告里见过的圣代，我从没吃过这样的冰淇淋，所以想在吃前弄清楚它的名字。

“我想应该是，”她说，“就是圣代。”

没有人责备我，事实上，我的父母还笑了，接着那女人又给我父亲端来热茶和某种三明治。

“我就不打扰你们聊天了。”她说完就离开了，把我们三人留在那间安静又华丽的房间里。我的父母在谈着什么，但我没有注意听他们的谈话。我时不时地插嘴，告诉母亲一路上的见闻或家里发生的事。我给她看蜜蜂在我腿上蜇的包。他俩都没有责令我住嘴——而是高兴而有耐心地回复我。母亲说晚上我们都可以睡在她的小木屋里。酒店后边若干小木屋的其中一间。她还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享用早餐。

她说等我吃完圣代，应该跑出去看看莲花池。

那一定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对父亲是如释重负——对母亲，则是胜利。她干得很不错，带来的东西基本售罄，这次冒险很成功。她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拯救。父亲一定在想着亟待处理的事，是先把车送到这附近的修车行修理，还是再冒次险，把它顺小路开回家，送去家里的修车行，那里他认识人。哪些账单得马上还清，哪些可以分期偿还。母亲一定在做长远打算，盘算着怎样做大，还可以在哪些酒店试试，明年还应多做多少条披肩和围巾，这个能不能发展成全年的生意。

她没能预见的是，不久之后，美国人就卷入了二战，他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汽油配给制也限制了旅游度假行业。她也没能预见自己体内积聚的灾难将怎样击垮她的身体。

之后的很多年，她都会时常念叨起自己在那年夏天取得的成功。她是如何推销有道，不能太过强求，仿佛向顾客展示毛皮是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与金钱无关。她似乎不是一心想着把货卖出去。重要的是要让运营酒店的人看到，她不会让他们苦心经营的体面打折，她不会让人们觉得她只是一个小贩。她是位真正的淑女，她囊中的宝物将让他们更显与众不同。她不仅要成为顾客的朋友，还得与酒店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保持友好关系。

这对她而言并非难事。她生来就知道怎样将交友与做生意完美结合，所有优秀的销售人员都拥有这样的天赋。她从不需要费尽心思去盘算自己的优势，然后再死板地依此行事。她所做的一切都毫不做作，自然得很。她真心热爱着所做的事业。她，一个与婆婆和丈夫的家人相处困难的女人，一个邻里眼中高傲自大的女人，一个镇上教会里其他女人眼中一意孤行的女人，却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一切，随着年龄渐长，越发令我反感。人怎么能那样作践自己，完全看他人的脸色度日，奉承话说得熟练、自然到自己都不觉得是奉承话了呢？而这一切只为了钱。我鄙视这样的做法，觉得它丢人至极。当然，祖母也这么认为。虽然父亲从没表露过态度，但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也是这么看的。我信奉的是——或者说，我认为自己信奉的是——辛勤劳动，自尊自重，不在意物质上的贫乏，而且确实还有一点点瞧不起那些过着安逸生活的人。

那时，我的确对不能再养狐狸深感遗憾。倒不是遗憾生意没法做了，而是为失去了那些有着美丽尾巴和愤怒金眼睛的动物而悲伤。随着我慢慢长大，与乡野习俗、乡村生活渐行渐远，我第一次开始质疑猎捕狐狸的正当性，为捕杀它们换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感到遗憾。（我从未对水貂抱有类似情感，水貂在我看来像老鼠般猥琐，因此觉得它们死得其所。）我明白怀有这样的情感是奢侈的，几年后，我向父亲提起此事时，总是用轻松调侃的语气。父亲也开玩笑地回应说，印度有一种宗教，认为所有动物死后都能进天堂。想想看，他说，如果那是真的——他将在天堂遇见一大群愤怒咆哮着的狐狸，更别提其他那些他猎捕过的毛皮动物了，还有水貂，还有一大群吼声如雷的马群，他宰杀过它们，用它们的肉喂狐狸。

然后他又说，语气严肃起来：“你会从事起一个行当，知道吗。而你大概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

直到多年以后，母亲已不在人世，父亲才谈起她做销售的那段往事，和她怎样解救了我们全家。他说，假如那次旅途结束时，发现母亲也没挣到钱，那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她赚了，”他说，“她赚到钱了。”他说这话的语气使我相信，他从未像祖母和我那样对母亲贩卖毛皮持有异议。或者是，即使他曾经有过异议，也早已毅然决然地收起了那份廉耻。

绕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最后，这份廉耻却变成了我的耻辱。

1949年一个春日的傍晚——事实上，这将是我在家生活的最后一个春天，也是最后一个季度——我骑着自行车去铸造厂，给父亲捎口信。我已经很少骑车了。有一段时间，大概整个五十年代，人们认为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穿胸罩的年龄），再骑车的话，就比较怪异。但去铸造厂我可以走乡间小道，不用经过镇上。

父亲从1947年开始在铸造厂上班。前一年，市场行情明显已经很不乐观，不单是我们的狐狸农场，整个毛皮产业都在急速下滑。要是我们当初多养些水貂，或许还能靠它渡过难关；要是我们没有欠饲料公司、欠祖母和银行那么多钱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撑过去的。结果是，水貂也救不了我们。那时，父亲犯了许多养狐人都犯过的错误。当时人们相信可以靠“白金”，一种毛色更浅的新品种扭转乾坤。于是父亲借钱买来两只雄性种狐，一只是几乎通体雪白的挪威白金狐，另一只是珍珠白金，毛色呈漂亮的蓝灰色。人们已经厌倦了银狐，但有了这些美丽的狐狸，市场一定可以复兴。

当然了，虽然有了新雄狐，但它的配种能力如何，多少幼崽能遗传到它的毛色，这些都无法估计。我总觉得这两只雄狐都不大对劲，虽然母亲不许我们提问题，也不许在家里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一只雄狐生性冷淡，另一只产出的尽是毛色偏深的幼崽。不过，这不重要，因为长毛皮草统统过时了。

父亲开始四处求职，他需要找一份上夜班的工作，因为白天他还得忙着把生意脱手。他得把所有的狐狸剥了皮，再把毛皮卖出，价钱再低也得卖。他还得拆除护栏、旧小屋和新小屋，以及所有的狐狸圈。我觉得他没必要急着做这些，但他一定是想要销毁养狐狸的一切痕迹吧。

他在铸造厂找到一份巡夜的工作，工作时间是下午五点至晚上十点。做巡夜人是赚不到多少钱的，但好在他可以同时兼做另一份工作。这份额外的活儿就是“擦地板”。每次他的巡夜工作结束后，擦地板的工作还做不完。有时，他要到午夜以后才回家。

我要给父亲捎去的口信算不上大事，但对家里却很要紧。只是提醒他不管多晚，下班后一定记得去祖母那儿一趟。祖母已经跟她妹妹一起搬到了我们镇上，这样就可以帮衬我们。她烤蛋糕、松饼，还帮我们缝补衣裳，帮父亲和我弟弟补破袜子。父亲下班后本应绕道去她在镇上的房子，去取这些东西，再陪她喝杯茶，但他总是忘记。她就会熬夜等他，边织毛衣，边在灯下打盹，边听收音机，一直到午夜时分加拿大广播电台结束播报，她开始听起了来自远方的新闻报道，还有美国爵士乐。她会一直等呀等呀，可就是等不到父亲。昨晚又是这样，所以今天晚饭时，她打来电话，语气颇为伤心，拐弯抹角地问道：“你爸爸是该今天晚上，还是昨天晚上来呀？”

“我不知道。”我说。

每次听见祖母的声音，我都会觉得有什么事情没做对，或者根本就没有做。我感到我们一家人辜负了她。她依旧精力充沛，不但料理家务，收拾庭院，还能把摇椅搬上楼，而且她还有我的姨奶奶做伴，但她需要的不止这些——她还需要比从前更多的感激与顺从。

“好吧，我昨晚一直没睡，就等他来，可他没来。”

“那他今晚肯定会来的。”我不想多花时间和她讲话，因为我正在准备十三年级考试，这关乎我的前途。（即便到了现在，当我在凉爽明净、新芽初发的春日夜晚，想起这次考试，依然激动万分，犹如新剑出鞘般满怀壮志、跃跃欲试。）

我把通话的内容告诉母亲，她说：“哦，那你最好骑车过去，提醒你爸爸一下，要不就麻烦了。”

每次需要应对祖母敏感易怒的情绪时，母亲都显得格外精神，好像她找回了某种能力和在家里的重要地位。她得了帕金森症。她得这个病有一段时间了，起初是各种奇怪的症状，最近才确诊为不治之症。恶化的病情占据了她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她再也无法正常走路、吃饭和说话了——她的身体僵硬，无法自控。但她还得苟活很久。

每当她像这次一样，讲到和祖母相处的情况——不论她讲了什么，但凡表现出她还关心其他人，甚至是家务事，我都会感觉自己对她心软起来。但当她讲到最后，又回到自己，就像这次一样（这会让我心烦），我的心又硬起来，对她的自暴自弃感到愤怒，对她的顾影自怜感到厌恶。这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父亲在铸造厂工作的两年间，我从没去过那里，也不知道哪里能够找到他。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不会在男人的工作场所闲逛。假如她们那么做了，假如她们独自沿着铁道或河边散步，或者孤身一人骑行在乡间小道上（后边这两样我都做过），那么有时人们会说她们是自找麻烦。

反正我对父亲在铸造厂里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我从没指望过养狐狸能使我们家致富，但至少它使我们感到自己是独特而自主的。我总觉得父亲是受了重大打击才会到铸造厂工作。我母亲也这么认为。你爸爸干这个可惜了，她总是这么说。可我非但不肯认同她的观点，还要与她争辩一二，暗中影射其实是她自己不甘心当一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她是一个势利鬼。

母亲最讨厌收到铸造厂装满水果、坚果和糖果的圣诞果篮。她无法忍受自己成为这类东西的受施者，而不是施予者。第一次收到慰问品时，我们不得不按照她的意思，把篮子放到车里，然后开车把它送去一家她选定为合适接受者的人家。第二年圣诞，她在家中没那么有权威了，我拆开篮子，宣称我们也和别人一样需要接受款待。她听着我强硬的语气暗自垂泪，但我还是吃掉了巧克力，它并不新鲜，碎成了几块，颜色也变得灰扑扑的。

铸造厂大楼没有一丝光亮。窗户内侧涂成蓝色——可能是为了遮光。办公楼在长方形主楼的尽头，是一栋老式砖房。我看见办公楼的一扇威尼斯百叶窗里透出灯光，以为是经理或者某位职员在加班。或许我可以敲门问问去哪儿找父亲。但当我透过门上的小窗查看时，发现里面的人正是父亲。他一个人，正在擦洗地板。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每晚擦洗办公室地板也是巡夜人的职责之一。（不是父亲故意隐瞒不讲——可能是我没注意听。）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没见过他干这种活儿。家务活。母亲病了，家务活就落在了我身上。他从没时间做家务。何况，男人有男人的活儿，女人有女人的活儿。我一直这么认为，而且我认识的所有人也都这么认为。

父亲擦洗地板的工具和人们家中所用的完全不同。一个装着滚轮的台面上放两只大桶，两侧挂满各式拖把和刷子。他擦洗起地板来，力道大，效率高——不像女人那般不情不愿、应付敷衍。他似乎心情不错。

他得走过来，开门放我进去。

看见是我，他脸色一变。

“家里没事吧？”

我说没事，他松了口气。“我还以为来的是汤姆。”

汤姆是工厂经理。所有人都直呼其名。

“好吧。那你是来视察我干活喽？”

我跟他说了祖母的事，他摇摇头。

“晓得了。我忘了。”

我坐在桌子的一角，跷起腿给他让道。他说这儿的活儿差不多干完了，要是我愿意等他，他可以带我参观整个铸造厂。我说我愿意等。

我说他在这里心情不错，意思并不是说他在家就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牢骚满腹。但此时此刻的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快活劲儿，这样的快活并不适合家里。在这里，他看上去确实有如释重负的轻快感。

待地板擦洗得终于达到了他的标准，他把拖把钩在平台一侧，再将清洗装置推到连接工厂主楼和办公楼的倾斜走道上。他打开一扇门，门上有个标志。

管理员。

“我的地盘。”

他把桶里的水全部倒进铁盆里，再将铁盆冲洗、倒空、刷干净。铁盆上面是一排架子，堆满工具、橡胶管、保险丝和闲置的窗玻璃。这其中还有他的午餐盒，是我每天放学后帮他打包好的。我在热水瓶里灌满浓浓的红茶，再装进一个涂满黄油和果酱的糠麸饼，如果家里有馅饼的话，再放进一个馅饼，还有三大块夹有烤肉和番茄酱的三明治。肉是农家肉卷的碎肉或大香肠，都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肉。

他领着我进了工厂主楼。那里的灯很像街灯——也就是说，灯光只照亮走廊的交叉口，而不是整座楼的内部。整座楼又高又大，让我误以为自己身处黑暗密林，又或是高楼林立的城镇。父亲打开了更多的灯，眼前的事物便缩小了几分。现在还可以看见砖墙，内壁已经变黑，窗户不仅涂过颜色，还用黑铁丝网罩了起来。走道两侧堆满垃圾箱，一箱摞在另一箱上，摞得比我头顶还高，还有精致的、一模一样的金属托盘。

我们来到一块空地，地板上有一大堆金属块，全都奇形怪状，形似树瘤，又像是藤壶。

“铸件，”父亲解释说，“还没有清理好。他们把铸件放进一个叫作带式喷丸清理机的奇妙装置里，它会向铸件喷射弹丸，把铸件上的疙瘩弄掉。”

然后是一堆黑灰，像是黑色的细沙。

“那看上去像煤灰，但你知道他们叫它什么吗？青沙。”

“青沙？”

“浇铸用的。这种沙子含有黏合剂，和黏土一样。有时用的是亚麻籽油。你对这些有兴趣吗？”

我说有，部分是出于自尊心。我不想被当成傻姑娘。何况，我确实有兴趣，但感兴趣的不是父亲开始给我讲的各种具体细节，而是总体印象——幽暗的光线，空气中的纤尘，想象全国各地，每一个镇，每一座城都有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窗户都涂了色。你开车，或乘火车路过，根本无意去猜想里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有些人做了一辈子的事。一道道无止无尽、反反复复、花费人们精力、耗费人们生命的工序。

“这里面就像个坟墓。”父亲说道，他似乎捕捉到了我的部分想法。

但他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说跟白天比的话。白天的喧闹，你无法想象。他们试图让工人们戴上耳塞，可他们不肯戴。”

“为什么不肯？”

“我不知道。不受约束惯了。他们也不肯穿防火围裙。看这儿。他们管这个叫圆顶化铁炉。”

这是一根黑色巨管，顶部的确有圆顶炉。他指给我看工人们在哪里生火，还有钢水包，工人们用它把熔融的金属倒入模具。他还给我看形状古怪似残肢的大块金属，告诉我那些是铸件孔隙的形状。缝隙里的空气留下的形状。他向我讲述这一切时，声音里一直带有满足感，仿佛他所展示的东西能够带给他确凿的快乐。

我们转过一个弯，遇到两个正在干活儿的工人，衣服脱得只剩裤头和背心。

“喏，两个工作勤奋的家伙，”父亲说，“认识费尔格吗？认识乔迪吗？”

我的确认识他们，至少知道他们是谁。乔迪·霍尔是送面包的，但因为孩子多，不得不晚上在铸造厂做兼职多赚点钱。有个笑话是说他老婆逼着他晚上工作，是想让他离她远点。费尔格是个年轻些的小伙子，你经常可以在镇上看到他。他找不到女朋友，因为脸上长了一个瘤。

“她来看看我们干活儿的是怎么过的。”父亲解释说，调侃的语气中带着歉意。替我向他们道歉，也替他们向我道歉——对谁都略带歉意。这是他的风格。

两个人小心翼翼地配合着，用结实的长钩子，把很重的铸件从一盒沙里吊出。

“那东西非常烫，”父亲说，“今天才铸好的。接下来他们就该把青沙弄好，为下一轮铸造做准备了。然后又是一轮。这是计件的活儿，你知道的。铸多少件，得多少钱。”

我们走开了。

“他们俩在一块儿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说，“他们总是结成对子干活儿。我一直是一个人单干。这是厂里最重的活儿。我花了好一阵子才适应，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

没过多久，我就忘了那晚见到的大部分事物。化铁炉、手动起落式钢水包、致命的粉尘。（确实致命——小镇周边，整洁小楼的门廊上，总能看见几个黄脸硬汉，坐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得了铸造厂要命的职业病——尘肺。）许多特定的技术，连同其所带的危险都将一并消失。许多日常的风险，连同莽撞、自傲和不经意间的聪明机智、随机应变，也将消失。我所目睹的工序，可能更接近中世纪的工序，而不是现代工序。

我想象着，随着工序的改变，这些在铸造厂工作的工人也将改变。他们会变得和工厂里的工人、和做其他工作的人们相差无几。在我刚才讲述的那个年代，他们看上去还比其他工厂的工人强壮、粗粝得多；他们更骄傲，由于工作环境更脏、工作风险更大，也更爱自吹自擂、装腔作势。他们不屑于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来防范风险。事实上，听我父亲说，他们对提供给他们的保护措施，甚至是嗤之以鼻的。据说他们骄傲到连工会都没成立。

然而，他们会从厂里偷东西。

“给你讲一件乔迪的事儿吧。”我们边走，父亲边说。他正在进行“例行巡视”，要在大楼不同区域停下来打钟。接着他就要开始着手做自己擦地板的工作了。“乔迪喜欢顺点木材啊什么的回家。板条箱什么的，凡是他觉得修葺房子、搭建后院小屋用得上的东西他都往家搬。一天晚上，他抱了一堆东西，天黑以后出去，放进车后座，这样他收工后就可以带回家。可他不知道当时汤姆就在办公室，而且正好站在窗户边看着他呢。汤姆没开车，他老婆在用，她开着车去别处了。汤姆刚刚步行来厂里处理一些公务，要不就是取忘在办公室的什么东西。反正他看出了乔迪想干什么，于是等到乔迪收工后，就走出办公室把他叫住了。他说，嗨，能不能开车载我回家，我的车老婆用着呢。他们坐进乔迪的车，别的伙计们站在周围起哄，乔迪急得满头大汗，汤姆却一言不发。他坐在车里吹着口哨，看乔迪拿车钥匙发动引擎。他就这么让乔迪载他回家，一字不提。自始至终也没扭头看一眼后座。他也没打算这么做。他就这么让乔迪急出一身汗。第二天又把这事告诉了厂里所有人。”

这个故事容易被过分解读，进而推想管理层与工人们之间相处得融洽亲密，互相包容，甚至喜欢互相捉弄。可能确实有点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没有那些敌意、冷漠和欺骗。不过，玩笑对他们很重要。上夜班的工人们常常聚在父亲的小房间，就是巡夜人的值班室里，多数天气是这样——要是赶上天气炎热的夜晚，他们则聚在大门外——抽抽烟，聊聊天，忙里偷闲。他们会讲起最近或是多年以前的笑话。他们还会讲起早已作古之人生前捉弄人或被捉弄的趣事。有时他们也会讨论严肃的话题。他们争辩鬼魂是否存在，还说谁谁谁就宣称自己看见过鬼。他们谈钱——谁有钱，谁没钱，谁想赚钱却赚不到，人们都把钱藏在哪儿。父亲多年以后才跟我讲起这些谈话。

一天晚上，有人问，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

有人说，是孩提时代，那时可以整天无忧无虑地玩耍。夏天去河边戏水，冬天在路上打曲棍球。除了到处游耍、尽情享受，什么也不用考虑。

不然就是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天大地大，完全不负任何责任。

再不然就是新婚燕尔时，与新娘情意正浓，还有稍晚一点，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到处跑着玩耍，性格中的缺点还未显现出来。

父亲站出来说：“现在。我想也许是现在。”

他们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现在自己还不老，病痛还没摧垮身体，却又足够成熟、洞达人生中的许多企求都注定无法圆满。很难解释这种情况哪里能让人感到幸福，但他认为有些时候就是挺幸福的。

对我讲这些时，他说：“我想我喜欢的是他们的陪伴。那之前，我一直独来独往的。他们可能算不上什么社会精英，但他们却是我遇见的最好的人。”

他还告诉我，刚到铸造厂工作那会儿，有一晚，他快到半夜才下班，却发现外面下着暴风雪。路上已覆满积雪，劲风裹挟着大雪扑面而来，铲雪机要到早上才能开出来。他不得不把车留在原处——就算他把积雪铲除，把车开出来，也摸不清路。他开始朝着家走。大约有三公里的距离。地上都是积雪，西风迎面吹来，他走得很艰难。那天晚上，他一共打扫了好几层楼的地板，对于这份工作，正一点点习惯起来。他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军用大衣，是我们的一位邻居送的，反正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也用不上了。父亲也不是经常穿。他通常只穿一件风衣。那天晚上，他穿了军大衣，一定是因为当天的气温降到了冬日正常气温以下，而他的车里又没有装暖气。

他拖着身子顶着暴风雪前行。在离家大约有四百米的地方，他感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他站在雪堆中央，再也挪不动双腿。他被风吹得几乎站不住了，精疲力竭。他觉得自己可能心脏衰竭了。他想到了死亡。

他要是死了，会留下一个几乎无法自理的生病的瘸腿妻子，一个满心失望的母亲，一个身体娇弱的小女儿，一个大女儿，虽然健康聪明，但常常比较自我，又总是莫名其妙地表现得很无能，还有一个小儿子，虽然有希望长成一个聪明又可靠的人，但年纪还小。他要是死了，债务尚未还清，甚至连狐狸圈都还没拆完。它们会一直留在那里——铁丝线垂挂在杉木杆上，那杉木还是他1927年从奥斯汀湿地砍来的——向世人昭示着他事业的失败。

“当时你心里就只想着这些吗？”在他跟我讲起这些时，我问道。

“这些还不够吗？”他答道，接着向我讲述他怎样把一条腿拔出雪堆，再接着拔出另一条腿：他从雪堆中逃了出来，之后再没有那么深的雪堆了。很快，他躲进松林的背风处，那排松树是我出生那年他亲手栽种的。他到家了。

但我的意思是，难道他没有想过自己吗，那个在布莱斯溪沿岸捕猎，那个走进文具店买珊丝·斯诺牌纸的男孩呢？难道他不为自己而努力吗？我的意思是，难道他现在都只是为别人而活吗？

父亲常说，去铸造厂工作后，他才真正成熟。以前他从不愿意讲起狐狸农场和毛皮生意。岁数大了以后，他几乎无话不说，不再觉得难为情。而瘫痪愈加严重的母亲，却总是乐于回忆松树酒店，和她在那里交的朋友、赚的钱。

事实证明，还有另一份职业在等待着父亲。我说的可不是养火鸡，他在铸造厂的工作结束之后干的就是这个，而且一干就干到七十多岁。养火鸡可能损害了他的心脏。那些火鸡重达二十几公斤，而他总得拖着、拽着这些巨鸟。放弃了这份工作之后，他才提笔写作。他开始写回忆录，并把其中一些片段改写成小故事，发表在一份地方刊物上，那刊物质量不错，但没多久就停刊了。在他过世前不久，他完成了一部关于拓荒者生活的小说：《麦格雷戈一家》。

他告诉我，写这本书带给他惊喜。他惊喜于自己竟然可以写作，而且写作竟可以带给他快乐。他仿佛在写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下面是父亲《祖父》这篇文章的节选，里面提到了他的祖父托马斯·莱德劳，那个十七岁来到莫里斯，被指派到棚户区做炊事员的托马斯。

他是一位身形羸弱的老人，有着长而稀疏的银发和苍白的皮肤。因为贫血，他的肤色比常人更显苍白。他一直服用维他矿，一款广告推荐的专利药品。这药想必有效，因为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我第一次知道他时，他已退休还乡，把农场租给了我父亲。他时常来看看农场，或是像我以为的那样，来看看我，我也会去看望他。我们一起散步。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他比父亲讲话随便，但我也不记得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向我解释事物时的语气，就像是他自己也刚刚发现这些事物似的。或许，他是在以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

他从不厉声呵责，从不说“快从篱笆上下来”或“注意看着点水坑”之类的话。他更喜欢一切顺其自然，我也可以自然成长。我既然行动自由，就必须学会小心谨慎。一旦受伤，也无人过多同情。

他走不快，所以散步时，我们的步子缓慢、沉着。我们一起搜集含有远古奇特生物化石的石头，这一带的砾质土壤里可能有这种石头。我们每人收藏了一套。他去世时，我继承了他那一套。两套藏品，我都保留了很多年。它们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我舍不得扔。

我们沿附近的铁路轨道散步，一直走到大河边的巨大路堤，在那里，铁轨与另一条铁路相交，跨过一条溪流。一道巨型料石水泥拱状结构横跨路堤。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数十米之下的铁道。最近我故地重游。路堤奇怪地缩小了很多；铁路也已经不再经过此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列车还在下面穿行，但相隔的距离似乎没那么远了，溪流也明显变小了……

我们去附近的刨削车间，看着铁锯在眼前飞转，听着它在耳边轰鸣。当时正流行用各种花哨的木制品装饰屋檐、游廊和任何可以加以修饰的地方。这里有带着各式各样有趣图案的废料，可以随便带回家。

傍晚，我们来到车站，也就是伦敦人称作旧大干线铁路或“黄油鸡蛋”的地方。把耳朵贴近铁轨，可以听见远处火车的隆隆声。接着，远方传来一声汽笛，空气顿时变得紧张，凝聚着期待。汽笛声渐近，一声比一声响亮。终于，火车闯入了视野。大地震颤，天幕几近撕裂，一头巨型怪兽咆哮着滑行而来，然后伴随着痛苦的刹车声，渐渐停住……

我们来这里买晚报看。有两份伦敦的报纸：《自由通讯》和《广告报》。《广告报》是自由党的报纸，《自由通讯》则是保守党的报纸。

在这一点上毫无折中的可能。要么对，要么错。祖父是一个坚定的乔治·布朗派自由党人，他买的是《广告报》，于是我也成了自由党人，直到现在还是……于是，在这世上最好的政治体系里，政府是由达到选举年龄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投票选举出来的……

列车长按步骤握住扳手。他大叫一声“啵！”并挥手示意。蒸汽喷薄而出，车轮咔嗒作响，列车向前驶去，越来越快，越过料场，穿过拱门，像远去的星系，越来越小，直至渐渐从视野中消失，消失在北方未知的世界……

曾经有一位客人，从多伦多而来，他与我同名，是祖父的表兄。这个大人物据说是个百万富翁，但他很令人失望，并无过人之处，只是比祖父穿得好一点、举止文雅一点而已。两个老头一块儿坐在我家门前的枫树下聊天。他们大概和其他老人家一样，在聊从前的事情吧。我悄悄躲在一边听。祖父虽没直接说什么，但也隐隐约约地暗示，小孩子只能看不宜听。

有时他们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苏格兰老家方言交谈。不是那种我们从歌手和搞笑艺人口中听来的带小舌音的苏格兰语，而是颇为柔糯、凄楚，又像威尔士语和瑞典语那般，带着些轻快的调子。

我想最好收笔，让他们定格在此处——父亲还是一个小男孩，不敢凑近偷听，老人们一人一把木椅，于一个夏日的午后，在曾经荫蔽着我祖父母家农舍的大榆树下，坐上整整一下午。在那里，他们讲着儿时的乡音——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再也没讲过——而他们的子孙们则一句也听不懂。

[1] 原文为：Liza Grayman Ollie Minus. / We can make Eliza blind. / Andy Parting, Lee Beehinus. / Foo Prince in the Sansa Time. 应是学校老师有口音，后注有正确的原文。

[2] 此处“珊丝·斯诺牌的纸”原文为“Signs Snow Paper”，与“科学课用的稿纸（science notepaper）”谐音。

[3] 原文为：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该诗选自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 W. Longfellow，1807—1882）的《人生礼赞》（A Psalm of Life ）。

[4]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作家，主要因其描写印第安人和边疆居民的作品《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 ）而受到推崇。

[5] 应为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学家、法官。主要著作为《英国法释义》。

[6] 应为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主要著作为《英国史》。

[7] 应为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为《法国大革命》和《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8] 应为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他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论宽容》和《人类理解论》等。

[9]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所著的《英格兰史》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人类理解研究》亦是他的著名作品。

雇佣女工
Hired Girl

蒙乔夫人正在向我演示该怎么收锅盘。有些我没放对位置。

她说她最讨厌乱糟糟的橱柜。

“这会让你浪费更多时间，”她说，“不把东西放回原处，你下回就得花更多时间去找它。”

“我们家雇来的那些女工就是这样，”我说，“她们刚来那几天老是乱放东西，弄得我们找都找不到。”

“我们管女仆叫雇佣女工，”我补充道，“我们在家就是这么叫的。”

“是吗？”她说完，沉默了片刻，“滤锅要放在那边的挂钩上。”

我为什么会说起这些呢？家里雇女工的事有什么好提的呢？

原因众所周知。我无非是想跟她套点近乎，就像这样做真能有什么用似的。仿佛只有聊聊我自己和我家，才能引起她的兴趣和重视。

不过，雇佣女工的事倒是真的。我小时候，家里雇过的女工可以站成一排。其中有一个叫奥利芙的女孩子，性格绵软，死气沉沉的。她不喜欢我，因为我叫她“奥丽薇” [1] 。后来，我不得不向她道了歉，可她还是不喜欢我。可能我们几个她都不怎么喜欢吧，她是个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因此不怎么信任人，对人也冷淡。以前，她洗碗我擦碗时，她会唱上几句。在基列有那疗伤的药膏…… 可我一试着跟她一起唱，她就打住了。

然后是珍妮。她长得漂亮，而且每晚做卷发时，也会用发夹给我卷头发，我很喜欢她。她把跟她约会过的男孩子列了一张清单，还在他们的名字后边标上奇怪的符号：XXXOO**。可惜她干的时间不长。

还有多萝西，她也干得不长。多萝西在绳上晾晒衣服的方式很是奇怪——只夹住领口，或一只袖子，或一条腿。她还常把灰尘扫到一个角落，再支起扫帚遮起来。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再雇女工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如从前了，还是因为我已经长大，可以帮忙做家务了。也许两方面原因都有吧。

现在我十七岁，也可以出去给人做女工了。不过，我只在暑假做，因为还有一年高中要念。我妹妹十二岁，可以接手家务了。

蒙乔夫人到巴里角火车站接到我，然后驾一艘尾挂机艇，载我回岛上。这份工是巴里角商店里的女店员介绍给我的。她是我母亲的老朋友——她们从前一起在学校教书。蒙乔夫人问她是否认识什么乡下姑娘，做过家务，而且暑期有空，于是她想，这不正是为我准备的吗？我也这么认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多见见世面。

蒙乔夫人穿着卡其色短裤，衬衫掖进裤子里。一头短发被阳光晒成了浅色，别在了耳后。她像个男孩子一样跳上船，猛拉了一下马达，我们便如离弦之箭般疾驰在乔治亚湾傍晚时分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约莫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路闪躲着海上的小岛，那些小岛或岩石密布，或茂林丛生。岛上孤零零地立着些小屋，码头上停泊的船只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着。松树横七竖八地伸出来，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我紧紧抓住船舷，隔着薄衫，瑟瑟发抖。

“有点犯恶心吗？”蒙乔夫人淡淡一笑，问道。她笑得极轻浅，像是迫于情势，将笑而未笑。一口大白牙，衬着她晒成古铜色的长脸，似乎使她的表情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几分毫不掩饰的不耐烦。她大概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害怕，而不是恶心，于是抛出这个问题，好给我——还有她——找个台阶下。

这一点已经与我所习惯的世界有所不同。在我的世界里，害怕很平常，至少对女性而言是这样。你可以怕蛇，怕雷雨，怕深水，怕高，怕公牛，怕一个人过沼泽地，没人会因此小看你。在蒙乔夫人的世界里，害怕却是件丢人的事，必须克服。

我们要去的海岛有个名字——瑙西卡 [2] 。这名字就写在码头尽头的一块木板上。我念出声来，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在，并做出一副默默欣赏的样子。蒙乔夫人略感意外地说：“噢，是的，爸爸买下这座岛时，它就叫这个名字了。是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命名的。”

我张口连连说不，不，不是莎剧，并告诉她瑙西卡是那个海滩上的女孩儿，与伙伴玩球时，让一觉醒来的尤利西斯给吓着了。那会儿我已经知道，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对这类信息都不怎么感兴趣，即使学校老师问起，我也很可能保持沉默。但我相信见过世面——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会不一样。在蒙乔夫人说“莎剧中的某个人物”时，我及时识别出了她语气中的尖刻与讽刺，这说明，瑙西卡啦，莎翁啦，以及我的看法，对她而言，都理应是可有可无的。

我报到那天穿的那条连衣裙是我自己用粉白相间的条纹棉布做的。布料很便宜，因为它原本是用来做衬衫或睡衣的，而不是连衣裙。再加上我没选好款式——我选择了当时流行的大裙摆收腰款，于是我走路时，裙摆总在两腿间皱成一团，我得不停地把它扯平。那天是我头一次穿这条裙子，还以为这个问题只是暂时的——只要用力扯，那块布料一定可以变得平平展展。但我脱下腰带时，却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天气炎热，我坐火车一路上大汗淋漓，而那条宽宽的松紧带又是深紫红色的，还掉了色。于是，连衣裙的腰部染上了一圈草莓红。

我是在船屋的阁楼脱衣服时发现这个问题的。蒙乔夫人十岁的女儿玛丽·安妮将和我共用这间阁楼。

“你的裙子怎么了？”玛丽·安妮说，“你经常出汗吗？那可太糟了。”

我说反正那是条旧裙子，我也没打算穿什么好衣服坐火车。

玛丽·安妮有一头金发，长着雀斑，脸和她妈妈一样长。不过，她可不像她妈那样，似乎一眼能把人看穿。她的表情温和而严肃，戴着高度数眼镜，坐在床上也不摘掉。不久后，她告诉我她的眼睛做过手术，但即便如此她视力依然很差。

“我遗传了爸爸的眼睛，”她说，“我还遗传了他的智商，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孩。”

又是一处差别。在我们那里，人们通常认为女孩子应该聪明些，男孩聪明却令人生疑，不过，聪明不论对于哪个性别，都算不上什么优势。女孩子毕业之后可以当老师，这没什么问题——尽管她们常常成了老处女——但男孩学历高则意味着个性会比较娘。

这里整晚都可以听见海水拍打船屋壁板的声音。天很早就亮了。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家乡以北很远的地方，太阳才升得比较早。我起身向窗外望去。从前窗往外看，只见海面平滑如丝，底部幽暗，水面则倒映着天光。小海湾里的岩岸、泊船，远处开阔的海峡，其他海岛上的小丘，更远处的海岸、峡道……一切尽收眼底。我想，单凭我自己，肯定永远也找不到返回大陆的路。

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女仆不必操心认路的事。哪里有活儿要干，女仆就只能待在哪里。那些指挥别人干活儿的人才能来去自由。

从后窗往外看，可见一块灰色的岩石，像一面倾斜的墙，墙壁上的凹槽和裂缝为小松树、雪松、蓝莓树丛提供了立足之地。墙脚下是一条小径，穿林而过，通向蒙乔夫人家。后来我每天都会踩着这条小径去她家。这里的一切都潮湿、阴暗，几乎没有光线。不过，假如你伸长脖子，就可以透过岩石顶部的树丛窥见一角发白的天空。林中的树木几乎都是常青树，齐齐整整，散发着芬芳，树枝繁密，使得地面上鲜有其他植物——没有家乡的阔叶林中常见的那些丛生的葡萄藤、荆棘和小树苗。前一天，我坐在火车上向窗外观望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所说的丛林在这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森林，褪尽铅华，毫不含混，再看不出四季更迭的痕迹。在我看来，这片真正的森林属于有钱人——虽然有些阴郁，却是有钱人的游乐场——还有印第安人，他们给有钱人做向导，是有钱人具有异域风情的侍从，他们生活在我们看不见也想不到的地方，生活在那些火车无法抵达的地方。

不过，那天早上，我是真的满怀期待地观赏着窗外的景致，就好像这里即将成为我生活的地方，我会慢慢熟悉这里的一切。我的确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一切，至少对我工作的地方，还有我该去的地方了如指掌。但却始终存在一道壁垒。或许壁垒这个词用得有点重了——因为这是毫无征兆的，空气中一闪微光也没有，毫无暗示。不是给你的。这种事情不需要明说。也不用写在标牌上。

不是给你的。尽管我感觉得到，可还是不愿承认这道壁垒确实存在。我不愿承认自己感到低人一等，感到孤单寂寞，不愿承认自己是个仆人。但我已不再幻想着远离小路，去林中探索。要是有人看见我，我还得解释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 ——比如蒙乔夫人——会不高兴。

说实话，这里和家那边的情况没什么区别，不切实际地留心户外的事物，或在大自然中漫步——甚至于使用大自然这个词——都会遭人嘲笑。

夜里，我们躺在各自的小床上时，玛丽·安妮总爱和我聊天。她告诉我，她最爱读的书是《孤筏重洋》 [3] ；她还告诉我，她不相信上帝或天堂。

“我姐姐死了，”她说，“我不相信此刻她正穿着白色的睡衣在某处游荡。她就是死了，没了。”

“我姐姐很漂亮，”她说，“反正比我漂亮。妈妈从来没漂亮过，爸爸长得很难看。玛格丽特姨妈曾经很漂亮，但现在发福了，外婆以前也漂亮，但现在老了。我的好朋友海伦挺漂亮的，可我的另一位朋友苏珊一点也不漂亮。你也挺漂亮的，不过不算数，因为你只是个女仆。我这么讲没伤到你吧？”

我说没有。

“我也就是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做做女仆。”

我不是岛上唯一的仆人。有一对夫妻，亨利和科里，也在岛上做用人。他们并不因为这份工作而自感低人一等，反而心怀感激。数年前，他们从荷兰来到加拿大，被福利夫妇，也就是蒙乔夫人的爸妈雇来干活儿。这座岛的主人其实是福利夫妇，他们就住在位于全岛最高点的白色平房里，那房子很大，还带有遮阳棚和游廊。亨利负责修剪草坪、照料网球场、给草坪上的椅子重新上漆、为福利先生开船、清路，还有维修码头。科里负责做家务、做饭，还有照顾福利夫人。

每个晴朗的早晨，福利夫人都会坐在屋外的一把折叠式躺椅上，双腿伸得老长，晒着太阳。椅子上还绑着遮阳篷来保护她的头部。科里从屋里出来，按照太阳方位的变化，为她调整位置，还会侍候她洗澡，给她端上茶水和冰咖啡。这些是我从蒙乔夫人家到福利夫妇家跑腿时看到的，或是去她家取、送些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时看到的。当时，家用冰箱还是件新奇的奢侈品，蒙乔家的小别墅里还没有。

“你不会又要吸这些冰块吧？”我听见科里这么跟福利夫人说着话。显然，福利夫人根本不理睬她，而是继续吸食冰块。接着科里又说：“不好。别。快吐出来。就吐在科里的手心里。不好。你真不听科里的话。”

有时科里会从后边赶上我，一起进屋时，她会对我说：“我跟他们说过这么吸冰块会把她呛死的。但福利先生总是说，让她吃，她不过是想和别人一样喝点冷饮。所以我一遍遍叮嘱她。不要吸着吃冰块。可她就是不听我的话。”

有时我会被派去帮科里擦洗家具和地板。她做事极为认真。厨房台面她不只是擦——而是用力去刷。她的每个动作都注满了力量与专注，如逆水行舟，她的每句话都像是迎着疾风大声吼出来的。她拧抹布的样子就像在拧一只鸡的头。我思量着如果能让她开口讲讲战争应该是件趣事，可她只说当时人们都在忍饥挨饿，他们还把土豆皮省下来做汤喝。

“没用的，”她说，“讲那些事情都没用的。”

她更愿意谈未来。她和亨利正在攒钱，准备做生意。他们打算开家养老院。“有很多她这样的人，”她边干活儿，边向后甩甩头，示意我她说的就是屋外草坪上的福利夫人，“很快会越来越多的。他们给这些人吃了药之后，这些人的寿命就变长了。到时谁来照顾他们呢？”

有一天我穿过草坪时，被福利夫人叫住了。

“喂，你匆匆忙忙地要上哪儿去？”她说，“来，坐我旁边歇一歇。”

她的一头白发掖在一顶松垮垮的草帽里。她探身向前时，阳光从草帽上的小洞里透进来，点点光斑洒落在她布满浅褐色老年斑的粉色脸颊上。她瞳色极淡，我几乎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她身体的形状也十分奇特——胸部狭窄而扁平，腹部在一层层松垮垮的浅色衣物下高高隆起。她伸展在阳光里的双腿亮闪闪的，晒得褪了色，布满细小的裂纹。

“抱歉，我没穿袜子，”她说，“我今天怕是有些懒散。话说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亨利没帮你把食品杂货从码头拎回来吗？”

蒙乔夫人向我们挥挥手。她正赶去网球场给玛丽·安妮上课。她每天上午给玛丽·安妮上一节网球课，然后吃午饭时再一起讨论玛丽·安妮哪里做得不对。

“她就是那个常来打球的女人，”福利夫人这么说自己的女儿，“她每天都来，所以我想也没关系。要是她自己家没有网球场，我家的她尽管用。”

后来蒙乔夫人问我：“是福利夫人让你过去坐在草地上的？”

我说，是的。“她以为我是来送食品杂货的。”

“之前是有一个开船来送杂货的女孩子。不过已经有几年没人来送杂货了。福利夫人确实偶尔会搞错。”

“她说你是来打网球的女人。”

“她真这么说？”蒙乔夫人问道。

这里的活儿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会烤糕点，会熨衣服，会清洗烤箱。没人把满腿污泥带进厨房，也没有男人笨重的工作服需要放进绞拧机用力拧干。我要做的只是把所有东西归位，还有就是大量的擦洗工作。擦洗炉灶的边沿，每次用完都必须擦洗一次，擦洗水龙头，擦洗通向码头的玻璃门，一直擦洗到玻璃亮得好似不存在，让人有一头撞上去的危险。

蒙乔夫人的房子很现代，屋顶是平的，还有个延伸至水边的露台，窗户也多。蒙乔夫人喜欢看到窗户擦得跟那扇玻璃门一样亮。

“不过我还是得现实点，”她说，“我知道要是做到这点，你就没时间再做其他活儿了。”她绝不是个奴隶主。尽管她对我的语气总是坚定而略不耐烦，但她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语气。蒙乔夫人每时每刻都在注意着别人开小差的行为或做得不足的地方，这都是她深恶痛绝的。“马大哈”是她教训人时最喜欢用的词儿。其他词儿还有“空洞无聊”和“多此一举”。别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多此一举，有些事情同时也是空洞无聊的。其他人还可能会用诸如“附庸风雅”、“聪明”或“宽容”之类的词汇。蒙乔夫人则全然不顾其间的差别。

我独自一人吃饭，吃饭时间是伺候人在露台上或餐厅用餐的空当。这一点上，我差点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第一天午饭时间，我端着三个盘子大摇大摆地向露台走去，准备享受第一顿午餐，不巧被蒙乔夫人撞上了，她说：“那边用得着三个盘子吗？哦，对的，露台上需要两盘，这还有你的一盘。对吗？”

我一般边吃饭边看书。我在杂物间里面找到了一叠旧杂志——有《生活》《样子》《时代》和《科利尔》。看得出蒙乔夫人不喜欢我坐在那里边吃午饭边看杂志，可我不大理解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边看书边吃饭不合礼节，还是因为我没有征求过她的许可？更有可能的是她认为我对工作之外的事情感兴趣是很厚脸皮的表现。多此一举。

不过她只说了句：“那些旧杂志肯定落了好些灰吧。”

我回答说我都擦干净了。

有时会有位客人来吃午饭，是从邻近小岛上来的一位女性友人。我听见蒙乔夫人说：“……得让小女工们干得开心，不然她们转头就到酒店或港口去了。她们在那里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事情做。现在可不比从前了。”

另一个女人说：“说得极是。”

“所以你得体谅她们，”蒙乔夫人说，“尽可能对她们好点。”过了好一阵我才反应过来她们谈论的是谁。就是我。“小女工们”指的就是我这样的女孩子。然后，我就在想，她是如何让我干得开心的。是指她到岸上去采买物资时，时不时会把我也带上，来一次惊心动魄的乘船游？还是我可以穿短裤和衬衫，甚至是吊带，而不用穿着衣领和袖口都是白色的制服？

还有她们说的是哪家酒店、哪个港口呢？

“你最拿手的是什么？”玛丽·安妮说，“哪项运动？”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排球。”在学校里我们都得打排球。虽然我打得不是很好，但它确实是我最擅长的了，因为我只会这么一项运动。

“哦，我不是说团队运动，”玛丽·安妮说，“我是说，你个人最拿手的是什么。比如网球。或者游泳、骑马之类的。我最最拿手的是骑马，因为骑马不需要视力好。玛格丽特姨妈之前最拿手的是网球，外婆也是。外公一直是帆船高手，爸爸是游泳吧，我猜。斯图尔特舅舅最拿手的是高尔夫和帆船。妈妈是高尔夫、游泳、帆船、网球样样在行，但网球可能更擅长一点吧。要是我姐姐简还在世，我不知道她会最擅长哪个。可能是游泳，因为她那时才三岁，就已经会游泳了。”

我从没进过网球场，而且驾着帆船出海或是骑在马上，想想就觉得害怕。我会游泳，但游得不太好。高尔夫球对于我来说就是动画片里那些看上去傻不拉几的人干的事情。我认识的成年人从来不玩耗费体力的游戏。他们不工作时就坐下来休息，但这种时候很少。不过冬日的晚上他们会玩玩牌。尤客牌。失踪的嗣子。都是些蒙乔夫人从来不玩的牌。

“我认识的人工作都太辛苦了，没精力做运动，”我说，“我们镇上连网球场都没有，也没有高尔夫球场。（其实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镇上以前都有，只是大萧条时期没钱维护，那之后就再也没修复。）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一个拥有帆船的。”

我没提我们镇上倒有一个曲棍球场和一个棒球场。

“真的？”玛丽·安妮若有所思地说，“那他们都干些什么？”

“工作。可他们一辈子都没什么钱。”

然后，我又告诉她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见过抽水马桶，除了在公共建筑里。有时，老人（年龄大，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整个冬天都得待在被窝里取暖。霜降之前，为了省着穿皮鞋，小孩子们都打赤脚走路。小孩子会腹痛而死，其实是得了阑尾炎，只因他们的父母没钱请医生看病。有时，人们晚饭只吃蒲公英叶子。

这些话都不假，包括蒲公英叶子的事。这些事情我都有所耳闻。关于抽水马桶那句可能最接近事实，但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乡下人而不是镇里人身上，而且那些人大多是我上一辈的人。可是，我和玛丽·安妮讲着讲着，所有这些道听途说来的个例和奇闻都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我几乎都要相信是我自己光着冻得发青的脚丫在冰冷的泥地上行走了。事实上，我受过鱼肝油的滋养，打过疫苗，上学时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暖和得要命，饿着肚子上床也只是因为我拒绝吃干酪、面包布丁、炸猪肝之类的食物。我给她造成错误的印象也是有苦衷的，就仿佛我那些夸大或近乎谎言的说辞，能替代一些我无法解释清楚的事。

比方说，该怎么解释蒙乔夫人家的厨房和我家厨房之间的差别呢。仅仅对比个别的差异是没法解释清楚的，比如一家厨房的地板清洁无暇、闪闪发亮，而另一家厨房里有破旧的油毯，一家厨房从水箱向水池抽取软水，另一家厨房水龙头里流出的却是冷热水之类。你得说，一家的厨房完全是最时兴的厨房该有的样子，而另一家的厨房呢，它偶尔会根据使用情况和主人的一时之兴改变，但在许多方面都保持了原貌，它完全属于一个家庭，也属于这个家庭数年甚至数十年来的生活。当我想起那个厨房，想起我用裹面包的蜡纸一遍遍擦拭过的组合木和电炉，想起橱里放置多年、边缘已经生锈的黑乎乎的香料铁罐，想起门旁边挂着的在谷仓里干活儿穿的衣服，我就感觉自己似乎有义务保护它，让它不致遭人白眼——就像是我有义务保护一种虽然并不愉悦，却珍贵而亲切的生活方式，让它也不至于遭人白眼。白眼，在我的想象中，一直在等待着我，挂在电线上来回摆动，藏在蒙乔夫人这类人的外表之下、观念之中。

“那不公平，”玛丽·安妮说，“太可怕了。我都不知道人还能吃蒲公英叶子。”但是接着她又面露喜色。“他们为什么不去钓点鱼呢？”

“因为那些根本不需要鱼的人已经把鱼钓走了啊。那些有钱人。为了寻开心。”

当然，老家有些人一有时间也会去钓鱼，不过，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觉得从我们河里钓来的鱼不肥。但我觉得这么说能堵住玛丽·安妮的嘴，尤其是我知道蒙乔先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钓鱼。

她不停地琢磨这件事。“他们就不能去找救世军吗？”

“他们自尊心都很强。”

“那么，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她说，“真心遗憾，但我认为这样很傻。那些小宝宝和小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应该为这些人考虑考虑。难道小孩子们自尊心也很强吗？”

“每个人的自尊心都很强。”

蒙乔先生周末来岛上时，总会带来一片喧哗和欢腾。这喧腾一部分是乘船前来游泳、喝酒和观赏帆船比赛的客人带来的，但大部分是蒙乔先生本人造成的。他声如洪钟，爱吵闹，身材敦实，皮肤怎么晒也晒不黑。每周末，他的皮肤因日晒而变红，尔后晒过的皮肤会慢慢脱落，让他一身粉红，再加上满身斑点而显得脏兮兮的，准备再次迎接阳光的暴晒。他摘掉眼镜，一只眼睛看上去十分敏锐，有点斜视，另一只眼睛是醒目的蓝，但略显无助，仿佛陷入了困境。

他常常因为错放、摔掉或无意中撞上了东西而咆哮。“他妈的，那个什么哪儿去了？”他常说，或者是“你没看到那个什么吗？”所以就好像是他连自己要找的东西叫什么都记不得或理解不了似的 [4] 。为了抚慰自己，他会抓起一把花生、脆饼干，或是手边的任何食物，一把接一把地吃，直到吃得精光。然后盯着空碗发呆，就好像这也令他吃惊。

一天早上，我听到他说：“见鬼了，哪儿去了，那个什么？”他在屋外的露台上急得团团转。

“你的书吗？”蒙乔夫人用欢快而有把握的语气说。她正在享用上午的咖啡。

“我还以为把它放在这外面了，”他说，“我那会儿正在读呢。”

“是那本当月最佳作品吗？”她说，“我想你是把它留在客厅里了。”

她说对了。我正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片刻之前，我刚刚从沙发底下拾起一本半摊开的书。《哥特故事七则》 [5] ，这个书名让我很想打开一读，甚至在无意中听到蒙乔夫妇的对话时，我还在读着这本书。我一手拿着书读，一手推着吸尘器。他们从露台上看不见我。

“不，我这话是发自内心的，”米拉说，“长久以来，我试图去了解上帝的旨意。而今，我已与他成为挚友。若真心爱他，你必须拥抱改变，还得有幽默感，这些都是他内心真正喜欢的。”

“啊，原来在这儿。”蒙乔先生说。真是奇迹，他进来时竟然没有像平时那样磕磕绊绊——至少我没听见任何响动。“好姑娘，你找到了我的书。现在我记起来了。昨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这本书来着。”

“它掉在地上了，”我说，“我刚把它捡起来。”

他肯定看见我读书了。他说：“这是本奇怪的书，但有时人就是想读点与众不同的书。”

“我实在是读不懂，”蒙乔夫人端着咖啡盘走进来说，“我们得让开点，出去吧，让她继续把卫生打扫完。”

当天傍晚，蒙乔先生就回了大陆上，去了城里。他是一名银行主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哪一家银行上班。他走后第二天，我在屋子里上上下下找了个遍，万一他把那本书落下了呢。我在椅子下、在窗帘后边都仔细瞧过，可怎么也找不到。

“我一直觉得，像你们这样，一年四季都住在这儿，挺好的。”福利夫人说。她肯定又把我当成送货的姑娘了。过了些日子，她又说：“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那个新来的女孩，帮荷兰女人做厨房里的活儿。不过实在抱歉，我就是想不起你的名字。”还有些日子，我从她身边走过，她连招呼也不打，对我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

“我以前冬天来过这儿，”她说，“海湾结了冰，冰面上会有一条横跨海湾的路。我们那时穿着雪鞋在冰上走。如今没人这么做了。是吗？穿着雪鞋走路？”

她并不等我回答。她侧身靠向我。“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她尴尬地说，声音低得像耳语，“你能不能告诉我简去哪儿了？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见着她在这里跑着玩了。”

我说我不知道。她微微一笑，好像我在戏弄她似的，并伸出一只手摸摸我的脸。我一直弯着腰听她讲话，这会儿我直起腰来，于是她的手转而摩挲起我的胸口。那天天气炎热，我穿着一件吊带，所以她的手触摸到了我的肌肤。她的手像刨花一样轻而干燥，不过她的指甲刮了我一下。

“我相信没事的。”她说。

自那以后，她再和我说话，我就只挥一下手，然后赶紧走开。

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蒙乔夫妇举办了一场鸡尾酒派对。派对是为和他们一起度周末的朋友——哈蒙德夫妇举办的。为了迎接这次盛事，一大批精致的银制餐叉和调羹都得洗净擦亮，于是蒙乔夫人决定干脆把家里所有的银器一道拿出来清洗。我清洗的时候，她就站在我旁边，监督我干活。

派对当天，人们驾着摩托艇和帆船前来。有些人游完泳，就穿着泳装随意坐在礁石上，或躺在码头上晒太阳。有些人一游完就立刻进屋，到客厅里或露台上喝酒、聊天。有些小孩是和父母一起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就自己开船来。没有跟玛丽·安妮同龄的孩子——于是她被送到另一座海岛上，和她的朋友苏珊做伴。有几个非常年幼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还带来了折叠婴儿床和护栏。但大多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他们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水，大喊大叫着跳水，比赛看谁先游到救生艇那里。

蒙乔夫人和我整个上午都忙个不停，准备各种食物，这会儿，我们又忙着把它们装盘，端给客人们。准备这些吃的真是繁琐得让人抓狂的工作。把各种馅料塞进蘑菇伞头，把一小片食物粘在另一小片食物上，再精确地摆放在一小片吐司或面包上。所有食物的形状必须完美——完美的三角形、完美的圆形和方形、完美的菱形。

哈蒙德夫人来了厨房好几次，看我们做事，并连连称赞。

“看上去全都棒极了，”她说，“你也发现我没主动要求搭把手吧。在这种事情上我笨到没救。”

我喜欢她说话的方式。我笨到没救。我羡慕她沙哑的嗓音，略显疲惫但愉快的口气，那样子好像在说这种几何形状的小块食物根本没必要，甚至有点傻。我希望自己是她，穿着一身丝滑的黑色泳衣，皮肤晒成蜜色，像烤焦的吐司一般，留着一头乌黑顺滑的齐肩长发，涂着淡紫色口红。

倒不是说她看上去很开心。但她那郁郁寡欢的神情和喋喋不休的抱怨，在我眼中也富有魅力，她脸上喜怒无常的迹象多么令人艳羡。她和她丈夫与蒙乔夫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有钱人。他们更接近我在杂志和《广告员》 [6] 之类的书里读到的有钱人形象——酗酒，搞外遇，还会去看心理医生。

她叫卡罗尔，她丈夫叫伊万。瞧，我想起他们时，已经在心里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了——对蒙乔夫妇，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欲望。

蒙乔夫人要求我穿上裙装，所以我就穿了那条粉白条纹的棉布裙，腰部弄脏的部分藏在松紧腰带下。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短裤和泳装打扮。我穿行在人群中，为客人们呈上食物。我不清楚该怎么做。有时，人们谈笑得正起劲，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我真怕他们夸张的手势会把盘子上的食物打飞。所以我提高嗓门，用非常坚定，甚至有些责备的语气问：“请问——您想来点这个吗？”然后，他们会吃惊而饶有兴味地望着我，我感到我的打扰一定成了他们的又一个笑料。

“传菜就到此为止吧。”蒙乔夫人说。她揽起一些玻璃杯，吩咐我把它们洗干净。“人们从不会留意自己用过的杯子后来去哪儿了，”她说，“干脆洗净再端来干净的杯子，更省事。是时候把冰箱里的肉丸拿出来加热了。你能做一下吗？盯着点烤箱——很快就好了。”

我正在厨房里忙时，听见哈蒙德夫人喊：“伊万！伊万！”她正漫步穿过屋子后面的房间。但哈蒙德先生从厨房通向树林的那道门走进来。他站在那里，也不搭理她。他走到灶台，往自己的玻璃杯里倒了点杜松子酒。

“哦，伊万，你在这儿呢。”哈蒙德夫人说着从客厅走进来。

“我在这儿。”哈蒙德先生说。

“我也要。”说着她把自己的玻璃杯顺着灶台推向他。

他没去拿，而是把杜松子酒瓶推给她，转而和我攀谈起来：“玩得开心吗，米妮？”

哈蒙德夫人尖声大笑着。“米妮？你从哪儿知道她叫米妮的？”

“米妮。”哈蒙德先生，也就是伊万，说道。声音做作而迷离。“你玩得开心吗，米妮？”

“哦，很开心。”我也故意用一种跟他一样做作的声音答道。我正忙着把烤箱里的瑞典小肉丸往外取，不想哈蒙德夫妇围着我碍手碍脚的，万一掉了些丸子在地上呢。他们肯定会把这当作大笑话，还极有可能去蒙乔夫人跟前告我的状。然后蒙乔夫人就会责令我扔掉那些掉地上的肉丸，还会为这点浪费生气。假如这种情况发生时只有我一人在场，我就可以直接把丸子从地上铲起来了事。

哈蒙德先生说：“很好。”

“我游过了岬角，”哈蒙德夫人说，“我下次准备环游整座海岛。”

“恭喜啊。”哈蒙德先生说，口吻和说“很好”一样。

我希望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没有那么活泼，那么傻气。我希望自己的语气和他的一样成熟世故而充满怀疑。

“那好吧，”哈蒙德夫人，也就是卡罗尔说，“你忙吧。”

我开始拿牙签串肉丸，再把它们摆在盘子里。伊万问：“需要帮忙吗？”然后，他试着照葫芦画瓢。只是他的牙签老扎不住肉丸，弄得肉丸乱飞到灶台上。

“呃。”他说。但他似乎忘了自己要说什么，所以他转过脸，又喝了杯酒。“好吧，米妮。”

我知道些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哈蒙德夫妇之所以来这里度假，是因为哈蒙德先生丢了工作。是玛丽·安妮告诉我的。“他因为这件事心情很低落，”她说，“不过他们不会受穷的。卡罗尔阿姨很有钱。”

在我看来，他并没有心情低落。他只是有点不耐烦——主要是对哈蒙德夫人不耐烦——但总体来说，他挺怡然自得的。他又瘦又高，一头黑发从额头齐齐向后梳，唇上的一撇胡子颇具嘲讽意味。和我说话时，他身子前倾。之前，我看见他和客厅里的女宾讲话时，也是这种姿势。当时，我就在想，用“殷勤”一词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

“你都去什么地方游泳啊，米妮？你游泳吗？”

“游啊，”我说，“我常到船屋下边游。”我决定把他称呼我为米妮这件事看作我俩之间的一个玩笑。

“那地方还不错吧？”

“挺好的。”对我而言，是挺好的，因为我不喜欢离码头太远。这个暑假之前，我从没在踩不到底的水里游过泳。

“你有没有裸游过？”

我说：“没有。”

“你该尝试一下。”

蒙乔夫人从客厅走进来，问肉丸好了没。

“真是群饿鬼，”她说，“一定是游了泳的缘故。你玩得怎么样，伊万？卡罗尔刚刚在找你呢。”

“她来过这儿。”哈蒙德先生说。

蒙乔夫人在肉丸上撒上欧芹。“现在，”她对我说，“这边你要做的大概都做完了。剩下的我应该可以搞定了。不如现在给你自己做一个三明治，然后回船屋吧？”

我说我不饿。哈蒙德先生又给自己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冰块，然后就到客厅里去了。

“好吧。你最好吃点东西，”蒙乔夫人说，“你待会儿会饿的。”

她的意思是叫我待会儿别再回来。

在去船屋的路上我遇到两个客人——和我同龄的姑娘，赤着脚，穿着湿漉漉的泳装，笑得喘不过气来。她俩可能是在环游了海岛半圈后，在船屋附近从水里爬上岸。现在她们正准备偷溜回去吓唬别人。她们礼貌地让到一边，怕水滴到我身上，仍旧笑个不停。她们虽然给我让了路，却不正眼瞧我一下。

她们就是那种女孩，假如我是一条狗或是一只猫，她们一定会兴奋地尖叫，对我大惊小怪。

派对上的吵闹声越来越大。我和衣躺在我的小床上。从一早开始就忙个不停，我感到很疲劳。但还是无法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起床换上泳衣，去游泳。像往常一样，我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下到水里——我总觉得如果直接跳进水里的话，肯定会一沉到底，再也起不来的——我在船屋的影子下游来游去。海水冲刷着我的四肢，让我想起哈蒙德先生的话。我慢慢解开泳衣的肩带，终于把两条胳膊挨个儿抽出，让双乳在水中自由浮动。我就这样游着，海水轻柔地抚弄着我的乳头……

我思量着，要说哈蒙德先生会来找我，也不无可能。我想象他抚摸我。（我并不清楚他是怎么进入水里的——我并不在乎他是怎么脱光衣服的。或许，他会蹲在露台上，而我会游到他身旁。）他的手指如同光带一般轻抚我裸露的肌肤。被那么老（四十还是四十五？）的男人抚摸、垂涎，想想就有点恶心，可我知道我会从中获得快感，就如同你们会喜欢被一只多情而温顺的鳄鱼抚摸一样。哈蒙德先生——伊万——的皮肤可能十分光滑，但年龄、学识和堕落，就如同看不见的瘤和鳞片，附着在他身上。

我十分大胆地半浮出水面，一只手搭在码头平台上。我在水中上下浮动，像人鱼般跃入空中。闪光的瞬间，却无人观赏。

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听见有人走近。我潜入水下，一动不动。

有那么一瞬，我真以为是哈蒙德先生来了，以为自己已经真正进入了那个充满隐秘符号的世界，欲望会突然间悄然而至，袭上心头。我并不急于穿好衣服遮住自己，只是背对码头缩起身子，在那一刻，我浑身无力，既恐惧，又逆来顺受。

船屋里的灯亮了，我在水里悄悄转身，看见来者原来是老福利先生。他还穿戴着参加派对的衣物：白裤子、平顶帽和运动夹克。他留下来喝了几杯酒，和众人解释说，福利夫人的身体经不住劳累，没法见这么多人，但他代她向大家问好。

他在工具架上挪动东西。过了一会儿，要么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要么是把要放的东西放好了，他关上灯，离开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这儿。

我穿好泳衣，从水里出来，爬上楼梯。我的身子似乎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待爬到楼梯顶部时，我已累得气喘吁吁。

鸡尾酒派对上的喧闹声根本停不下来。我得做点什么事情，好排除干扰，于是我开始给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唐娜写信。我用耸人听闻的字句来描述这场鸡尾酒派对——人们俯在露台栏杆上呕吐不止，有一个女人晕倒了，她倒向沙发的姿势，使她的裙子走光，暴露出一只乳头发紫的老女人的乳房（我把这称作放大特效）。我还提到了哈蒙德先生，说他是个色狼，不过，我又补充说他长得很帅。我还说，他在厨房里调戏我，就在我两手都忙着做肉丸的时候，后来，他又尾随我到了船屋，在楼梯上抓着我不放。我狠狠踢了他那地方，让他永远忘不了，他这才撤了。抱头鼠窜，我写道。

“所以，请屏息静待下回吧，”我写道，“题目就叫《厨娘的肮脏历险记》或者《乔治亚海湾礁石遭劫记》。”

我看到自己写的是“遭劫”而不是“被强暴”，想想随它去吧，因为唐娜不会明白其中的差别的。但我意识到，关于哈蒙德先生的那一段，即使是对这样一封信来说，也写得太过了。接着，这整件事情让我充满羞耻感，还让我深感挫败与孤独。我把信揉成一团。写这封信毫无意义，只能自我安慰，让我觉得自己也见过点世面，那些令人兴奋的事——与性有关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可我并没有见什么世面。那些事情也不曾发生。

“福利夫人问过我简在哪儿，”蒙乔夫人和我一起洗银器时——或者应该说她盯着我洗银器时，我问她，“简也是一个暑假在这里做活儿的女孩子吗？”

我一时还以为她不会回答，但她还是回答了。

“简是我的另一个女儿，”她说，“她是玛丽·安妮的姐姐。她死了。”

我说：“哦。我不晓得这件事。哦。我很抱歉。”

“她是得小儿麻痹症死的吗？”我问道。我没有就此打住，是因为我还没有那种意识，或者你可以说是不懂礼数。在那个年代，小孩子们每年夏天还会因小儿麻痹症丧命。

“不是，”蒙乔夫人说，“她是我丈夫在我们的卧室里搬梳妆台时被压死的。他正在找一样东西，以为它掉在了梳妆台后面。他不知道她正在他身边。一只脚轮勾住了地毯，然后整个梳妆台倒下来砸在了她身上。”

当然了，这件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玛丽·安妮已经告诉了我。甚至在福利夫人问我简哪儿去了，还在我胸口抓了一把之前，她就已经告诉了我。

“太可怕了。”我说。

“唉。都过去了。”

装模作样使我感到不自在。我把一个餐叉掉在了地上。

蒙乔夫人把它捡起来。

“记得重洗一遍。”

我并不怀疑自己有权打探、干涉他人的私事，并对此事刨根问底，多么奇怪啊。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我所处的那个社会阶层，人们从不会去隐瞒这种事情，反而会郑重其事地一遍遍重新提起，这样的惨事就像是人们——多数情况下，是女人们——会在身上戴一辈子的徽章。

还可能是因为我在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或至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方面，一向不让步、不妥协，即使是与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也一样。

我可不认为自己天性残忍。我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在与这家人的一切往来中，都无可指摘。这都是因为我年纪尚轻，家境贫寒，还有，知道关于瑙西卡的事。

我可没有那种风度和勇气，去做一个仆人。

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独自待在船屋里，把我的东西打包装进随身带来的行李箱里。那只行李箱曾伴随着我的父母度过他们的蜜月旅行，也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只行李箱。把它从床底抽出打开时，我闻到了家的气息——楼上大厅尽头壁橱的气息，行李箱就放置在那里，紧挨着散发出樟脑丸气味的冬衣和曾经铺在童床上的橡胶床单。但在家时，把它拿出来，总能隐隐约约闻到火车、煤火和城市的气息——旅行的气息。

我听到小径上有脚步声响起，有人跌跌撞撞走进船屋，接着响起了敲墙的声音。是蒙乔先生。

“你在上边吗？你在上边吗？”

他的声音喧闹、快活，就像之前我听过的他喝高时的声音。当然了，这次他又喝高了——因为又有客人来了，来欢庆夏天的结束。我走到楼梯顶部。他用一只手扶住墙，保持身体平衡——航道里有一艘船驶过，激起层层海浪，拍打着船屋。

“听着，”蒙乔先生说，他抬头看我，皱着眉，十分专注的样子，“听着——我刚刚想到，干脆把它带过来给你好了。”

“这本书。”他说。

他手里拿着《七个哥特故事》。

“因为那天看见你在看，”他说，“我想你应该挺感兴趣的。所以，我现在看完了，我想干脆把它给你好了。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

我说：“谢谢。”

“这本书我可能不会读第二遍了，尽管我觉得非常有趣。极其不同寻常的一本书。”

“非常感谢您。”

“没关系的。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

“嗯，我喜欢。”我说。

“那就好。愿你读得开心。”

“谢谢。”

“好，”他说，“再见。”

我说：“谢谢。再见。”

为什么他明明在我离开海岛、坐上火车之前还能见到我，却在此刻道别？可能他的意思是，他赠书给我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不许再泄露或者提及此事。我也的确没有。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喝醉了，忘了之后还会再见到我。无论喝醉与否，此刻我都不再去深究他的初衷。我看着他，斜倚着船屋的墙壁，一个认为我值得他馈赠的人。认为我配得上这本书。

然而那一刻，尽管我不停地道谢，却并没有感到特别开心或感激。实际上我受宠若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尴尬窘迫。我心里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小角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摸透了心思，反而激起恐慌，就像被忽视会激起愤恨一样。蒙乔先生大概是那个暑假遇到的人里面我最不感兴趣的一个，他的尊重在我眼里一文不值。

他离开船屋，我听见他跌跌撞撞地沿小径往回走，回到他妻子和客人们的身边。我把行李箱推到一边，坐在小床上。就像第一次那样，随手翻开一页，读了起来。

这房间的墙壁曾经是鲜红色的，不过，随着时光流逝，色彩渐褪，变得斑驳了，就像玻璃瓶中日渐凋零的玫瑰……

高高的火炉里燃烧着杂物，火炉两边的墙上，海神涅普顿手持三叉戟，驾着他的马队驶过巨浪……

我几乎立刻就把蒙乔先生抛在了脑后。没过多久，我已经开始相信这份礼物本就属于我了。

[1] 动画片《大力水手》中大力水手卜派的女友。

[2] Nausicca，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曾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出场。

[3] 《孤筏重洋》（Kon-Tiki ）是挪威学者托尔·海雅达尔（Thor Heyerdanl）写她和五位挪威、瑞典的同伴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纪实之作。

[4] 在英文原文中，前文的错放、摔掉（misplaced or dropped）与不记得、理解不了（misplaced or failed to grasp）是同义词。

[5] 《哥特故事七则》（Seven Gothic Tales ）是《走出非洲》的作者、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1885—1962）以笔名艾萨克·迪奈森（Isak Dinesen）出版的短篇小说成名作。

[6] 《广告员》（The Hucksters ）是弗雷德里克·瓦克斯曼（Frederic Wakeman, Sr.）的小说。

回家
Home

我去年回了几趟家，每趟都得转两次车，今年也是如此。第一辆坐的是大巴，有空调，车速快，且座椅舒适。乘客们彼此漠然相对。当大巴无比轻快地顺畅前行时，他们都朝外望向路上的车流。出城以后汽车先往西行再朝北拐，行驶约八十公里后，到达一座繁荣的交易和制造业重镇。在这儿我和那些同路的乘客换乘一辆小点的巴士。小巴士早已人满为患，都是从这个镇子启程回家的人们——有年纪太大开不了车的农民；有农民的老妇少妻们；有在护理学校或农学院上学、周末回家的学生；也有由父母和祖父母轮流照看的孩子们。这一地区住着大批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移民，一些老者还说着德语或荷兰语。这段行程当中，你还能看到有人在汽车站递送竹篮或包裹，而接收人正在农场门口候着呢。

这儿离最后一处换乘点只有五十公里，但费的时间却与出城后那八十公里相当甚至更多。我们到那镇上的时候，那些脾气好、大块头的德国后裔和新来的荷兰移民都已下了车。此时天色愈加黯淡，温度也降了下来，农场更显得疏于打理，庄稼在风中起伏。我朝马路对面走去，同行的有一两个在大巴上遇见的人，还有两三个同乘小巴的旅客——我们相视而笑，体会到一种同志般的惺惺相惜，但在刚上车时这种感觉却并不明显。这儿没汽车站，只有辆小巴士停在加油站前面，我们直接上了车。

这是辆老旧的校车，座椅没法儿调，坐起来很不舒服，窗户也被水平的金属框分隔开。车上的人要想将窗外的景色一览无余，要么得半躺着坐，要么就得端端正正坐直伸长脖子张望。这让我很是恼火，因为我最想看的就是这儿的乡村风光——秋日里层林尽染，干涸的田地上麦茬遍野，成群的奶牛涌向谷仓。但我曾经一直以为，这些平淡无奇的乡村景象是自己毕生最不愿看见的。

余下的三十公里路铺得凹凸不平，汽车又横冲直撞开得飞快，颠簸摇晃了一路，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景象也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看见的东西，那一刻甚至会比预料的还要早。

这片乡野交通事故频发。有些男孩年纪小还拿不到驾照，却敢在视野糟糕的山区石子路上把车速开到一百四十公里，这很容易出事儿。还有些人兴奋过度，在深夜开车兜风，车灯也不开，任凭汽车在村落间呼啸而过。大多数成年男子好像都有过至少一回死里逃生的经历，他们要么是开车撞到电线杆，要么在阴沟里翻了车。

回到家后，父亲和继母好像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故。父亲只是提了一下某起可怕的事故，继母进一步发挥，说了些什么身首分离、方向盘轴横插胸腔、脸部被酒瓶碎片割得血肉模糊等种种惨状。

“都是白痴。”我没好气地说道。那些在石子路上酒驾的蠢人激不起我的怜悯之心，但我说这话不仅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觉得继母这种添油加醋还乐在其中的表现会让父亲难堪。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用这个词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继母说道，“都是白痴！他们可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

父亲、继母——艾尔玛——和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着威士忌。他们养了条叫巴斯特的狗，正蜷在艾尔玛的脚边。父亲将黑麦威士忌倒入三个酒杯，每杯只倒满四分之三，剩下的用水填满。母亲在世的时候，家里从未存过烈性酒，就连啤酒和红酒也没有。她在婚前就让父亲保证以后滴酒不沾。母亲这样做不是因为在自家受够了男人喝酒，而是和那时很多自尊心强的女人一样，只是想在嫁人前要一个承诺。

我们在厨房经常用来吃饭的那张木桌，连同几把椅子一起被搬进了谷仓。椅子没有能配成对儿的，它们都用了很久，有两三把应该是所谓的椅子工厂（可能就是间作坊）生产的。工厂建在桑夏恩，但这个村子早在19世纪末就不复存在了。父亲准备以极低的价格卖掉这些椅子，或者如果有人要就白送。在他眼里这些就是废旧品，所以他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些东西，甚至觉得那些嘴上说喜欢的人都是在装模作样。他和艾尔玛买了张新桌子，桌面是塑料质地，仿木的样式，但不会留下印痕，还有四把椅子，椅垫外层也是塑料材质，有黄色印花图案，坐起来确实要比老旧的木椅舒服多了。

现在我住的地方离家只有一百六十公里，每两三个月就能回来一趟。在这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住在约一千六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好多年没能回来看看。我以前以为，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这个地方了，所以回忆起来总是很受触动。我会经常在脑海里想象自己在各个房间里踱着步。这儿的每个房间都很小，和一般的老农舍一样，房子的构造不适合户外消闲，而且即使适合，人们也不愿理会。他们不太会想在休息或乘凉的时间还看着自己不得不耕作的农田，还有那些积雪——只有把它们铲完才能清出道路好去喂养牲畜。有些人毫不掩饰地赞美自然——他们甚至会用到“自然 ”这个词——这些人在别人眼里都有点傻里傻气。

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我还会想起厨房的天花板，长条的榫槽接合板被油烟熏得漆黑；还有厨房里的窗户，窗框在我出生前就被关在屋里的狗咬坏了。我还记得厨房烟囱上有几道裂痕，漏出的油烟将墙纸染得斑驳，留下浅迹污痕。每年春天，只要身体吃得消，母亲都会把油地毡重刷一遍，刷的多是棕色、绿色或藏蓝的暗色漆。刷完后，还会用海绵蘸上亮黄或鲜红色的漆料，在地毡上点出各种花样。

现在那块天花板被一层白色方砖遮住了，原来被咬坏的木制窗框也换上了金属框架。窗玻璃也是新的，从里往外看不会有晕染的痕迹。窗外有什么可看的呢，那闪着金色光芒的灌木没什么可看的，因为没人修剪而蜿蜒覆上了窗台；远在北面的那座果园也没什么可看的，园内除了几棵结痂的苹果树，还有两棵结不出多少果实的梨树。唯一可看的只有饲养火鸡用的畜棚和围栏，那是父亲贱卖了一块地换来的。

客厅用白色墙纸重新裱糊了一遍，墙纸是红色浮雕花纹的样式，颜色亮丽却不失庄重。铺满整个房间的黄绿色地毯也换了下来。父亲和艾尔玛小的时候，家里为了照明到处点着煤油灯，长大后的头些年里也是这样。所以现在他们把客厅弄得灯火通明，安上了吊灯、即插电灯、强光长灯管，还有很多百瓦灯泡。

即使在屋外，红砖墙也要镶上白色的金属壁板，砖块间的灰浆已经开始崩裂，墙面很容易被东风穿透。镶板这事儿父亲想要亲自动手。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所独具特色的房子——厨房这一部分建于19世纪60年代——可能会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座普通舒适的现代化住房。

和以前不同，现在的我已经不为这种损失感到痛惜。但我必须承认红砖墙的颜色既温和又美丽，而且我听说有城里人愿花大价钱买这种老式砖瓦。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迎合父亲。现在在他眼里我已然是个城里人了，而我又何曾务实过呢？（这在以前算是一种缺点，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虽然不符合某些人的期待，但跟我一样不务实的也许大有人在）。父亲很乐意再和我解释一遍东风、燃料的成本和修缮房屋的难处，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我也明白这座正在消失的房子称不上多么精美好看。这不过是座典型的穷人住所——楼梯从墙与墙之间的狭窄空间中盘旋而上，卧室也都挤在一块儿。这座房子已经有一百多年，屋子已经破旧不堪。父亲和艾尔玛的养老金使他们前所未有地富裕，他们完全有能力住得舒服，过“现代化”的生活（他们口中的现代化这个词没打引号，简明扼要，是个褒义词）。如果他们愿意这样过，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不过是没有了几块红砖，损失了一面红砖墙，况且还是一面即将坍塌的红砖墙。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的确想让我提出异议，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向他隐瞒一个事实——于我而言，这座房子远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且我也不在意父亲如何翻新屋子。

“我知道你有多喜欢这里。”父亲对我说道，语气有些歉意，也有些满足。但喜欢与否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想清楚，也就没告诉父亲。我觉得我喜欢的是以前生活在这里的自己——而那个自己早已经消失了。

我现在还没走进客厅，没在钢琴长凳里翻寻老照片和散页乐谱，没去找高中旧课本、以前创作的拉丁诗歌、小说《玛丽娅·夏德莱纳》 [1] ，也没找一九四几年的畅销书。那年母亲加入了“月度最佳书籍”俱乐部；也是在同一年，有关亨利八世妻子们的小说流行起来，三位用笔名出版作品的女性作家火了，解读苏联的书也畅销了起来。母亲在婚前买的几本“经典”读物，我也没有翻开，书本装订用的是软塌的仿皮制品，大理石纹理的扉页上写上了母亲的本姓，是那种老师惯用的优雅字体，写在出版商的祝福语之后：“普通人，我将与你同行，做你的领路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陪伴左右。 ”

母亲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很久，干劲大到让人汗颜，虽然偶尔发些牢骚让人受窘，但也都在情理之中。尽管如此，想要在这里找到些属于她的痕迹并不容易。母亲患的病在当时非常罕见，而且症状也很奇怪，仿佛这种病并不存在，而是母亲任性装病，以便得到别人的关注，顺便给自己找些事情来做。因为在自家人那儿，母亲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会得到关心，虽然不至于不情不愿，但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有时会显得冷漠、不耐烦、缺少温情。所以这种程度的关心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从来不够。

以前，书本会经常在床底下或书桌上，现在艾尔玛把它们摞到一起，塞进客厅的玻璃门书柜。父亲是个忠实的丈夫，他跟妻子坦白说自己有太多事要做，不会有多少时间看书（虽然他的确喜欢看我寄给他的《历史地图集》 [2] ）。艾尔玛不待见读书的人，因为读书不利于交际，而且读到头来有什么用呢？她觉得人们还是打打牌、做做东西更加实在。男人们可以做些木工活，女人们可以补被子、缝地毯或是做刺绣。总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不过艾尔玛对父亲晚年开始写写东西这事儿，还是颇引以为荣。“除非太过疲劳，其余时候他都写得非常好，”她对我说，“但不管怎样，写得都比你好。”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艾尔玛说的是书法。这儿的人说“写”差不多就是“写字”的意思。还有一种含义是“写故事”。不过在她眼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码事。艾尔玛对这些事情都没什么异议。

“这让他的大脑保持运转。”艾尔玛说。

她认为打牌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只是她中午不是总有时间坐下来打两局。

父亲和我谈安装墙板的事，他说：“我需要干这种活儿，好恢复几年前的身材。”

大概十五个月以前，父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

艾尔玛摆出了咖啡马克杯、一碟子苏打饼干和全麦饼干、芝士和黄油、麦麸松饼、发酵甜饼、几块糖衣香料蛋糕。

“没什么吃的，”她说，“我老啦，人也开始变懒了。”

我说怎么可能，她永远不会变懒。

“说出来真难为情，这蛋糕是用蛋糕粉做的。你知道就是买来现成的那种。”

“这很好，”我说道，“有些蛋糕粉还真不错。”

“的确如此。”艾尔玛说道。

哈里·克罗夫顿——他在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火鸡棚做兼职——在第二天的正餐时间过来串门。我们劝他留下来吃饭，几番必不可少且在意料之中的推辞之后，他还是留了下来。饭点是在中午，吃的有牛股肉排（先把肉敲嫩，然后撒上面粉放进烤炉加工）、肉汁土豆泥、煮萝卜、甘蓝沙拉、饼干、葡萄干曲奇、沙果果酱、棉花糖南瓜派，还有黄油面包片、各式点心、速溶咖啡和茶。

哈里这次来也是为了给乔·汤姆斯传个口信。乔的家在河流上游，住的拖车里又没电话，所以让哈里帮忙。哈里说如果父亲路过乔那里时能带给他一袋土豆，他会感激不尽。当然乔是会付钱的。如果可能他其实想亲自来取，但他来不了。

“我就知道他来不了。”艾尔玛讽刺道。

父亲没回应艾尔玛的话，直接对我说：“他的眼睛现在几乎完全看不见了。”

“他连去酒馆的路都找不到。”哈里补充道。

大家哄笑成一团。

“他能闻着找到路。”艾尔玛说道。接着她像往常一样又乐滋滋地说了一遍：“他能闻着找到路！”

艾尔玛长得壮实，脸色红润，头发染成淡棕色还带着卷儿。一双棕色眼睛仍亮晶晶的，富于表情，通常是近于欢闹的喜悦，不然就是焦躁过火的愤恨。她喜欢逗人开心，自己也爱笑。有时候，她会双手叉着腰，探着身子说些狠话，那气势像要吵架似的。艾尔玛是在火车上出生的，又有点爱尔兰血统，所以她不觉得这种举止有多奇怪。

“我是爱尔兰人，你知道，好斗的爱尔兰人。我在行进中的火车上出生。我赶着要出生。说起踢马铁路，你有什么印象？在那儿出生，你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这是事实。”如果听众只是附和性地回应，或是惊慌失措默不做声，艾尔玛就会发出挑衅意味的笑声。

她问哈里：“乔还和那个叫佩吉的女人住一起吗？”

我不知道佩吉，于是我问他们那是谁。

“佩吉你都忘了吗？”哈里用责备的语气回答道。又对艾尔玛说：“当然啦。”

哈里曾在我们家工作过，也在父亲的狐狸养殖场干过活。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他从毛茸茸的口袋里掏出甘草做成的鞭子，想要教我赶马车，还用它戳我的灯笼裤挠我痒痒。

“全名叫佩吉·戈林？”他说，“她和她的兄弟以前住在铁路边上，就在加拿大食品包装生产厂 [3] 那儿，我应该没记错。她有点印第安血统，是休和巴德·戈林的孩子。休以前在乳品厂那儿工作？”

“巴德以前是市政厅的看门人。”父亲插嘴说道。

“现在记起来了没？”艾尔玛问，声音有点刺耳。我忘记老乡的名字又记不起老家的事，她可能以为我是故意的，觉得我不懂礼貌。

我说我想起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休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她说道，“所以巴德把屋子封了，一个人住在后屋。他现在已经拿退休金了，但他太抠门了，肯定舍不得整间屋子都开暖气。”

“他变得有点古怪，”父亲说道，“就跟我们其他人一样。”

“那么说到佩吉，”哈里问道，他对方圆几千米的事了如指掌，什么谣言啊、丑事啦，连哪家有私生子他都一清二楚，“佩吉好像以前就和乔在一起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后来她走了，嫁给别人去北方生活了。没过多久乔也去了北方和她住在了一起，他俩有次大吵了一架，后来乔就往西边去了。”他暗笑道。和往常一样，哈里笑起来没多大声，无非是胸口颤几下、肩膀抖两下罢了，好像打心里瞧不起什么似的。

“他们就是这样，”艾尔玛说，“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后来佩吉也跟着去了西边，”哈里继续说，“在那儿和乔一起住着，但她好像经常被乔毒打，不然末了也不会坐火车回来了。不过那次打得真叫厉害啊，连火车上的人都觉得要中途停车，把佩吉送到医院去。”

“我倒是想看一看，”艾尔玛说道，“我倒想看看哪个男的敢这么对我。”

“好吧，”哈里说道，“但佩吉肯定是搞到了点钱，或是让巴德替她付了房租，否则她也没钱买那辆拖车。也许她是想开着车去旅行吧。但后来乔又出现了，他俩把车开到河边在那儿结婚了。我猜佩吉之前的丈夫肯定是死了。”

“结婚也许只是传言。”艾尔玛说。

“我不清楚，”哈里说，“不过听说乔只要来了兴致还是把她往死里打。”

“要是有人这么对我，”艾尔玛说，“我保准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我要一脚往他那儿踢。你懂我的意思吧。”

“好吧好吧。”父亲假装惊恐地回应道。

“这可能和她的印第安血统有些关系，”哈里答道，“人们说印第安人隔段时间就会打老婆，打了之后反而爱得更深。”

我觉得有必要说两句，便回应道：“是啊，他们就是这样说印第安人的。”但艾尔玛立即从这话中嗅出了某种自视清高的意味，反驳说人们关于印第安人的议论大都是真话，无需怀疑。

“哎呀，这种谈话对我这个老头子来说太过刺激了，”父亲说道，“我想我得到楼上躺会儿。”

父亲上楼的时候慢腾腾的。“他有点不舒服，”艾尔玛说，“他这两天身体都不太好。”

“是吗？”我为没察觉到这点而有些愧疚。现在每当我和艾尔玛同时在场时，他就一直是这样——身体有点颤颤巍巍，样子显得有些忧虑，仿佛必须时刻保持戒备，花费力气帮我们向对方解释，或为一方辩护。

“他觉得不大舒服，”艾尔玛说，“我能看出来。”

她转过身面向哈里，他刚好披上外套准备出门。

“你出门前告诉我点事儿吧，”她把哈里挡在门口说道，“告诉我——把一个女人绑起来要用多长的绳子？”

哈里假装想了会儿，答道：“这要看是哪种身材，是壮硕还是小巧？”

“随便哪种都行。”

“哦，那我可不知道。说不上来。”

“就两个蛋再加十五厘米。”艾尔玛叫道。哈里听了之后似乎很高兴，远远地传来咯咯的笑声。

“艾尔玛，你就和鞑靼人一样野。”

“不错，我是个老鞑靼人，我就是这样。”

我和父亲两人一起坐车，给乔·汤姆斯送土豆。

“你不舒服吗？”

“不是很好。”

“哪里不舒服呢？”

“说不清。就是睡不着觉。我想很可能是得了流感。”

“你要叫医生吗？”

“如果身体还没好转，我会叫医生的。但现在让医生来也只是浪费人家的时间。”

乔·汤姆斯比我大十岁，身体虚弱得不像话，走起路来颤巍巍的。他的细长胳膊青筋毕露，脸上胡子拉碴，两眼黯淡无光，面容受损却仍显英俊。我搞不懂他憔悴成这样怎么揍得了人？乔摸索着给我们开门，拖车里烟雾弥漫，他接过了土豆催我们进去坐坐。

“这些土豆我是要付钱的，”他说，“直接告诉我价格吧。”

“好吧。”父亲回应道。

有个体型高大的女人站在炉子前，正搅拌着锅里的食物。

父亲对她说：“佩吉，这是我的女儿。闻起来好香啊，你在做什么？”

见佩吉没回应，乔·汤姆斯说：“没什么，别人送来只兔子。你跟佩吉说话没用的，她听不见。她聋了我瞎了，这可真是见鬼啊。这不过是只兔子，但我们并不介意。兔子肉吃起来干净。”

我上下打量了一遍，发现这个女人也不是那么高大。她的上臂肿得跟马勃菌 [4] 似的，和身上其他部位不成比例。裙子的袖管被扯掉了，露出毛糙糙的线头在袖口处来回荡着，肿胀的胳膊也露了出来，在烟雾缭绕的幽暗拖车里闪着微弱的光泽。

父亲说：“兔子不错啊，肯定很好吃。”

“没酒给你们喝我很抱歉，”乔说，“屋里没存酒，我们自己也不喝了。”

“老实说，我身体这样也喝不了酒。”

“我们参加住棚节 [5] 之后屋里就一瓶酒也不留了。佩吉和我都参加了。你听别人说起过这事吗？”

“没有，乔，我没听说过。”

“我们那次去了。参加这个节日让我们感到宽慰。”

“哦。”

“我现在发现自己大半辈子都没活出个名堂。佩吉也这样觉得。”

“嗯。”父亲回应道。

“我心里想，自己这样过活，难怪上帝让我失明。但我能看到上帝这样做的旨意，我是能看到的。七月第一个周末之后，家里一滴酒也没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就在七月一号那天。”

他把头凑过来，面对着父亲。

“你看到上帝的旨意了吗？”

“哦，乔，”父亲叹着气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

父亲说这话让我很惊讶，因为他处事向来圆滑，表达不满也不会直说，而是出于好意找些遁词应付。他经常对我说不要惹怒别人，要与人和谐相处，几乎是用警告的语气。

乔·汤姆斯甚至比我还要惊讶。

“你不是有意这样说的。你不是这个意思。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我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你应该读读你的那本圣经了，看看上面都说了什么。”

父亲有些焦躁，啪的一声拍了下膝盖，样子有点不耐烦。

“乔，一个人可以认同也可以否定圣经上的教义，它不过是本书罢了，和别的书没什么区别。”

“你这样说真是罪过。上帝撰写了圣经，然后再设计创造出了这个世界以及这儿的每一个人。”

父亲又拍了几下，反驳道：“这我不知道，乔，我也不了解。说到设计世界的问题，谁又说世界一定是设计出来的呢？”

“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又是谁创造的呢？”

“我不知道答案，我也不在乎这个。”

我发现父亲的脸色已经变了，既不像往常一样和和气气（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这样），也不是生气时的样子，而是流露出一种不带挑衅的固执，一种心绪紧锁不问外界的漠然。在他心里某种东西已经合上了，慢慢地、缓缓地终止了。

去医院的时候是父亲开的车。我坐在他旁边，腿上放着一只褪色的垃圾桶，想着他停车想吐的时候能派上用场。他整晚都没睡着，夜里总要吐，每次吐完后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看《历史地图集》。父亲虽然很少出安大略省，却说得出亚洲的河川、分得清中东地区的国界线。他知道最深的海沟在哪里，认得出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当年的行军路线，还知道哈扎尔人把首都建在了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地方。

父亲说他肩膀疼，背也痛，还有他所谓的宿敌：胃痛。

大概八点的时候，父亲想要上楼睡会儿，艾尔玛和我整个早上都待在厨房里，聊天、抽烟，我们都希望父亲能睡个好觉。

艾尔玛说她以前对异性总有种吸引力，很小的时候就有。以前看游行的时候，就有男人想拐她走，那时她只有九岁。第一次结婚没多久，她听说多伦多的街上有家卖吸尘器零件的店。在街上找这家店的时候，又有一个男人过来搭讪。这个人她完全不认识，他直接对她说：“年轻的女士，我给你点忠告吧。在城里走的时候脸上不要挂着那样的笑容。别人看到会误解的。”

“我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笑的，但我没有任何恶意。与其整天愁眉苦脸，我更喜欢每天都笑眯眯的。我活到这么大还没被那样惊吓过。‘在城里走的时候脸上不要挂着那样的笑容。’”艾尔玛笑着说道。她靠到椅背上，伸出手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真是个尤物，”她说，“自己还不知道。”

艾尔玛把父亲对她说的话转告给我。她说，父亲希望她一直就是他的妻子，而不是我的母亲。

“他就是这样说的，还说我就是适合他的那个人。当初第一次就该跟我结婚的。”

艾尔玛说，这都是实话。

父亲下楼的时候对我们说，他感觉好点了，睡了会儿觉身上也不疼了，至少他觉得不那么疼了。他可以试着吃点东西。艾尔玛递给他一个三明治、一份炒蛋，还有苹果酱和一杯茶。父亲刚抿了口茶又开始干呕，还一直吐苦水。

但是父亲去医院之前，还得把我带去牲口棚，领我看放干草的地方，教我怎么把干草卸下来喂羊。他和艾尔玛养了二十四五只羊。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养羊赚的钱根本不值得他们这么付出。也许只是想养几只动物安安心吧。但他们还有巴斯特，虽然它算不上是农场的牲畜。养羊就意味着农活儿，干不完的活儿，他们一干就是一辈子。

羊群仍然在牧场上放养，但几次霜冻之后，草场已经没有了充足的养分，所以他们必须得备起足够的干草。

在车上的时候，我捧着桶坐在父亲旁边。汽车沿着那条老路线，经斯潘塞街、教堂街、韦克斯福德街、莱迪史密斯街，朝医院驶去。和家里不同，小镇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没翻修也没整改过。但对我来说它已经变了样。我写过这个地方，把能用的素材都用遍了。这里的银行、五金店、杂货店、理发店和市政厅大楼都没怎么变，但它们所有的秘密和信息却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

父亲和我不一样。他一直都在这儿住，没去过其他地方。所以这些事儿他都没忘记。

我送父亲去医院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有点奇怪的事。他们问我父亲多大岁数，我立马答道“五十二”，这是我目前恋人的岁数。我笑了起来，向他们道歉，跑到父亲待的急诊病房，问他今年是七十二还是七十三。父亲看着我，好像也被这问题难住了。为了拖延时间，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再说一遍？”过了会儿他想清楚了，告诉我是七十二岁。这时候父亲全身微微打战，但下巴抖得相当厉害，就和母亲以前一样。他刚进医院没多久就出了问题——他早就知道会这样，所以之前一直不愿意来。护士来量血压的时候，他试着捋起袖子但却没有力气，只好让护士帮忙。

“你可以到外面的房间坐着，”护士对我说，“那儿更舒服。”

还有一件事比较古怪：在急诊病房当班的居然是帕拉库兰医生，他是父亲的私人医生——当地人都管他叫印度医生。不一会儿他进了病房，父亲亲切地和他打着招呼，声音听起来有些吃力。接着我就听见床边的帘子哗的一声拉上了。检查完以后，帕拉库兰医生走出病房，和服务台忙碌的护士交代了几句。

“检查好了。让他住院。安排楼上的病房。”

护士开始打电话，这时医生坐到了我对面。

“没了吗？”护士在电话里说道，“但是医生说让他住楼上的病房。好吧，我会转告他的。”

“他们说病人只能去三号慢性病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

“我不想让他住那里，”医生说——和当地的医生相比，他说这话语气更强硬，可能还带有一丝愤愤不平，“我想让他进加护病房。而且是楼上的加护病房。”

“好吧，那你还是亲自跟他们讲吧，”护士回应道，“你要和他们通话吗？”

护士身材高挑纤瘦，像个人到中年的假小子，她快活爽朗，爱说俚语。她跟帕拉库兰医生说话的口气和我预料的不一样，她说话比较随便，措辞上不够得体，态度也不够尊重。也许是帕拉库兰不是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吧，不然就是那些护士的原因，她们打小在乡村或小镇上长大，思想太过守旧，态度难免专横无所畏惧。

帕拉库兰医生拿起了电话。

“我不想让他进慢性病病房。我想让他住楼上的加护病房。你们就不能——是的我知道。但你们就不能——他的病情比较特殊——我知道。我是说——是。好吧。好吧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对护士说：“让他住下面的三号病房。”护士接过电话开始安排。

“但你想让他住重症监护室啊。”我说道，希望能通过某种方法让父亲得到优先照顾。

“对，我是想让他住那儿，但有些事我也无能为力。”他头一次这样正视着我说话，好像现在他的敌人是我，而非电话另一端的人。仔细一看，帕拉库兰医生也是个优雅的人，他个头不高，皮肤呈棕褐色，一双大眼睛闪着明亮的光泽。

“我已经尽力了，”他说，“你认为我还能做什么？医生算什么？医生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我不知道他认为这该怪谁——护士、医院或是政府——但我很少看到医生会这样勃然大怒，而且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说自己无能为力。这对父亲而言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我不是在怪你——”我说。

“那好，那就别怪我。”

护士打完电话，让我去住院处填些表格。“你带他的医疗卡了吗？”她问我。然后又对医生说：“他们刚抬进来一个患者，人在勒克瑙高速上撞了车。我看了一下，情况不算太糟。”

“好的。好的。”

“你今天可真走运。”

父亲住的病房有四张床，其中有张是空铺。在他旁边是张靠窗的床位，患者是个老人。他瘫睡在床上吸着氧，但还能和人交谈。老人说他这两年来一共动过九次手术。去年他几乎一直都在市里的荣军医院里住着。

“他们把我身上能取的都取走了，然后又一个劲地让我吃药，送我回家让我等死。”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在讲一个屡试不爽的俏皮话似的。

老人有台收音机，刚调到了摇滚音乐台。也许这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也许他觉得这样也不错。

父亲的病床对面也住了位老人，他被人扶下了床，在轮椅上坐着。这位老人有一头浓密的白色短发，脑袋很大，但身体虚弱，像个病怏怏的孩子。他只穿了件短罩衣样式的病号服，两腿叉开坐着，一对干瘪的褐色睾丸露在外面，乱糟糟的挤成一团。轮椅的前面架着一只托盘，就跟高脚儿童座椅上的托盘差不多。他手里摆弄着别人给的毛巾，一会儿卷起来用拳头捶三下，一会儿又把它展开，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擂几下。他几乎每次都敲三下，两端各一次，中间一次。他就这样重复着整套动作，敲打的节奏也都大同小异。

“戴夫·埃勒斯。”父亲压低声音说道。

“你认识他？”

“当然。一个铁路老职工。”

这个铁路老职工迅速地扫了我们一眼，手上还是没闲下来。“哈！”他用一种警告的语气叫道。

“他越来越不行了。”父亲说道，但这话听起来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这个病房里就属你长得最好看，”我对父亲说，“而且穿得也最好看。”

听了这话父亲的确笑了，但只是礼貌性地浅浅一笑。他穿的是紫灰相间的睡衣，是艾尔玛放在包里带过来的。父亲这么穿得到了医院的允许，当作给他的圣诞礼物。

“你摸摸看我发烧了没？”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是有点烫。

“好像有点烧，不过医生会给你开药的，”我凑近了点小声说道，“我觉得你在智力上也比他们强。”

“什么？”他问道，“哦。”他扫了下四周接着说，“我可不一定能保持这种优势。”这时候父亲一脸无助地看着我，好在一天下来我已经有所领会，一把抓起床边桌台上的脸盆，端着让他吐。

父亲吐的时候，那个做过九次手术的老人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倒挂天花板上

从上往下张望

只见人头攒动

只见人群来往 ”

我回家和艾尔玛一起吃晚饭，吃完还要赶回医院。艾尔玛明天过去，父亲和我说过她晚上还是不来比较好。

“等病情有所控制再说吧，”父亲说道，“我不想让她难过。”

“巴斯特跑丢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艾尔玛说，“喊它的名字也没应。不过如果它不回到我身边，也不会往别处去。”

巴斯特实际上是艾尔玛的狗。她嫁给父亲的时候就把它带在身边。这狗有一半德国牧羊犬的血统，一半柯利牧羊犬的血统。它现在已经很老了，身上气味难闻不说，还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不过艾尔玛的话倒是真的——它除了艾尔玛谁也不信。吃饭的时候，她时不时就要起身，走到厨房门口喊狗的名字。

“巴斯特，我在这儿，巴斯特，巴斯特，快回家吧。”

“你想让我出去叫它吗？”

“没用的。它肯定不会搭理。”

在我看来，艾尔玛叫巴斯特的声音要比和人说话的声音更弱，听起来也更沮丧。她又吹着口哨呼唤它，几乎拼尽全力，但依旧没什么力量。

“我敢说，我知道它去了哪儿，”艾尔玛说道，“肯定就在河那边。”

我正在想不管她怎么说，我都得蹬上父亲的那双胶靴出去找巴斯特。她才歇了会儿，我没听到任何声音，她却抬起头，急匆匆地跑到门口大叫道：“这里！巴斯特。瞧，它回来了，它回来啦。赶快进来，快过来巴斯特。你这个老家伙。”

“你去了哪里呀？”她弯下腰抱着狗说道，“你到底去了哪儿，你这老家伙。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去河里洗澡了。”

巴斯特闻起来有股水草的腐败气味。沙发和电视机之间有张垫子，它趴在上面伸了个懒腰。

“它的肠道又出问题了，肯定是这样，难怪它要去河里。它的肠胃烧得火辣辣的，所以想去水里缓解一下。但只有排泄出来才能真正缓解痛苦，这样缓解不了，”她拿了条毛巾擦干巴斯特的身子，搂着她说，“可怜的老家伙。”

和往常一样，她又和我解释一通，说巴斯特在火鸡棚乱翻东西，找到什么吃什么，所以肠道才会出问题。

“老火鸡死了之后羽毛还在上面，巴斯特就这样通通吃了下去，但它又不能像年轻的狗一样排出来。它消化不了，食物都挤在肠道里堵住了，全堵在这儿出不来，所以它很痛苦啊。你单听声音就知道了。”

巴斯特果然在呻吟，它费力地站起来，发出哼哼的声音。

“也许它一整夜都会这样。我不知道。也许永远都拉不出来。我什么忙也帮不了，又很害怕。送它去兽医院吧，但我知道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只会说巴斯特太老了，还要让它安乐死。”

哼。哼。

“都没人扶我到床上去。”铁路工人埃勒斯先生说道。他撑起身子坐起来。他的声音虽然尖锐又高亢，但也没把父亲吵醒。父亲的眼皮打着战，假牙取出后整张嘴都陷了进去，上下唇也要看不见了。父亲睡着的时候脸上一直有种沮丧的神情。

“外面别吵了，”埃勒斯先生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嚷道，“都给我闭嘴，否则你们每个人都要罚180加元。”

“你才要闭嘴，你这个老疯子。”拥有收音机的那个老人说完便打开了收音机。

“180加元。”

父亲睁开了眼睛，想要坐起来。他靠在床上，有点着急地对我说：“我们怎么知道人类是自然的终极产物？”

把你的手从我口袋里拿开 ——

“进化，”父亲自问自答，“我们可能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概念。有些事物在延续在发展，但我们却对它们一无所知。”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是有些烫。

“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爸爸。”

因为我不考虑——我不考虑这些事情。我思考过一次，后来再没有想过了。现在我只会考虑工作，还有男人。

他讲话的力气快要耗尽了。

“也许快要来了——新的黑暗时代 [6] 。”

“你真这么认为吗？”

“在这方面，艾尔玛比咱俩更有先见之明。”

他的声音在我听来满是柔情，但又有些哀伤。他浅浅一笑说了些什么。我猜他说的是——奇迹。

“巴斯特挺过来了。”我回家的时候艾尔玛对我说道。她如释重负，脸上满是欣喜、胜利的神色。

“哦。那就好。”

“就在你去医院后不久，它开始干正事了。你等会儿，我先给你泡杯咖啡。”她给水壶接通电源，在桌上摆出了火腿三明治、芥末腌菜、起司、饼干、深色和浅色蜂蜜。要知道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才刚吃完晚饭。

“它开始发出咕哝声，在垫子上焦虑地踱着步。它着急得都快疯掉了，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大概七点十五的时候我听到了动静。听它发出的声音，我知道它换好了姿势准备使劲儿。还剩了点派，我们没吃完的，你要来点儿吗？”

“不，谢谢。这就够了。”

我拿起一块火腿三明治。

“后来我打开了门想让它出去解决。”

这时候水壶呜呜地响了起来。她给我的速溶咖啡加上了热水。

“稍等片刻，我给你拿点货真价实的奶油——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刚好拉在了垫子上。有这么一大坨。”她握紧拳头比划给我看。“而且还很硬。嗬，好家伙。应该让你也瞧瞧。就跟石头一样。”

“所以我之前说的没错，”她补充道，“那一坨里尽是火鸡的羽毛。”

我搅了搅浑浊的咖啡。

“接着呼的一声，又出来一大坨软便，那气势就跟大坝决口一样。就是你干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巴斯特，巴斯特也抬头望着她，“你把这儿搞得臭气熏天的，就是你干的。但大部分都拉在了垫子上，所以我把它拿到外面用水管冲冲干净，”她这时候又转向了我，“接着我拿来肥皂和板刷，再用水管把垫子浇透。后来我又刷了地板，喷上了来苏水 [7] ，把门开着通通风。现在闻不到味儿了吧，是不是？”

“闻不到了。”

“看到它解脱，我简直太开心了。可怜的老家伙。它要是人的话都有九十四岁了。”

我离婚并搬到东部之后第一次造访父亲和艾尔玛期间，都睡在父母以前的卧室。（现在父亲和艾尔玛睡在我之前的房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梦见过母亲。在梦里，我刚走进这间房间就看见她跪在地上，正在给壁脚板刷黄漆。我对她说，你难道不知道艾尔玛要把这屋子刷成蓝白色吗？是的，我知道，母亲答道，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快点弄好，她就会放手不管，也不会费功夫再上一层新漆了。但是你得帮我，她说，你必须得帮我刷完，因为我只有在她睡着的时候才能开工。

这太像母亲以前的行事风格了——她经常会凭着一股冲劲儿做些事情，这种冲动的后果就是蜂拥而至的疲乏和无助感，所以她接下来会召集所有人给她帮忙。

“要知道，我已经死了，”她解释道，“所以我只能在艾尔玛睡着的时候做这事。”

在这方面，艾尔玛比咱俩更有先见之明。

父亲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说艾尔玛只了解对她有用的事，但却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还是说无论如何她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她从不质疑自己的需求，也不认为自己在感觉上、在说话做事上会有半点差池。

在和一个朋友说起艾尔玛的时候，我是这样描述的——她要是看到街上有死人，都把能他的靴子扯下来带走。当然我后来又补充了一句：“但这有什么错呢？”

……奇迹。

她是个奇迹。

某些过去的事情让我感到羞愧。艾尔玛对我说父亲希望与她厮守一生，说父亲喜欢她胜过母亲，还跟我讲她听到这些话之后的感受。但我只是用冷静审慎的语气——这种文绉绉的语气本身就有股杀伤力——对她说我并不怀疑父亲说过这些话。（我确实不怀疑。父亲和我有一个相同的习惯——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和别人说话时我们总是拣他们爱听的说。）我说我不怀疑父亲说过这话，但我觉得她告诉我这些实在有些没分寸。“分寸 ”，对。我用的就是这个词。

艾尔玛正快然自足，却发现随便哪个人都能这样给她泼冷水，她对此很是讶异。她说如果有什么事是她不能容忍的，大概就是被某些神经过敏的人误解。她这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但父亲下楼的时候，她好像又忘记了自己的委屈——至少是暂时忘了——因为她急切地想要照顾父亲，准备些他能吃的食物。

是因为急切？其实可以说，是因为爱啊。她那时的脸色完全缓和了下来，满脸红扑扑的温柔，充满了爱意。

我给帕拉库兰医生打了通电话。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发烧？”

“他身体某个部位受了感染。”医生没说“显然 ”这个词。

“那他在吃——嗯，我猜他应该在吃抗生素。”

“他各种药都吃。”

我沉默了片刻。

“你认为感染的部位是——”

“我今天要给他做检查。要做血检。还有心电图。”

“你觉得是心脏的问题？”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他的心脏是症结所在。”

周一下午，艾尔玛去了医院。我本来正准备开车送她——她不开车——但是哈里·克罗夫顿开着卡车出现了，艾尔玛就决定搭他的车去，所以我一个人待在了家里。艾尔玛和父亲都觉得家里总要有人守着，不然他们会惶恐不安。

我出了屋子来到牲口棚，放下一大捆干草，砍断了绑着的麻绳，把干草拨开铺平。

来这儿的时候，我通常会从周五晚上待到周日晚上，不会再多留。但现在我已经待到了第二周，原来的节奏被打乱，生活有些失去控制。我不确定这只是一次拜访。来来往往的汽车与我的联系好像也不再那么紧密。

我穿了双露趾凉鞋，是廉价的水牛皮质地。我认识的很多妇女都穿这种鞋，它象征着一种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对简单和自然的信仰。但你要是做我现在做的事，就会发现它一点都不实用。干草和羊粪粒黏在一起，像大颗的黑色葡萄干，掉在脚趾间被踩得粉碎。

羊群跑过来聚集在我周围。它们在夏天剪过羊毛，现在已经长了回来，但还是不够长。刚剪完的时候，它们从远处看和山羊出奇地相像，羊毛不够软也不够浓密。它们的髋骨粗大而突出，挨挨挤挤的时候羊角也撞在了一起。我铺着干草，有些局促地跟它们说着话，又往长饲料槽里倒了些燕麦草。

我认识的人都说这种工作有利于健康，而且也比较体面。但我从小就干这个，所以看法有些不同。时间和空间轻而易举地就能把我困住，好像我从未挣脱过，就在这里度过了一生。长大以后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境，抓也抓不住。我知道自己不会像哈里和艾尔玛一样生活得丰富多彩；也不会如父亲一般为顺应生活改变自己；我更像个格格不入的囚徒，为生活所奴役——一个几乎一无是处、堕落腐朽的独身者——应该离开但未曾离开，也离开不了，所以现在已无处容身。我想象一个人，他在丧母之后，眼看着牛群在冬天活活饿死，不是因悲伤过度而变得麻木不仁，只是嫌麻烦不愿去畜棚喂饲料罢了，而且也没人告诉他必须得这么做。我相信这是真的，也能想象。我能想到，自己人到中年依旧待在家里尽着女儿的孝道，幻想着机会终有一天会降临，醒来之后才发现不过是梦一场。但现在她整夜整夜地读书，有人敲门也不应，出门也只是给羊群喂干草，半睡半醒还一副臭脾气。

我喂完了羊，这时候艾尔玛的侄女康妮把车开进了谷仓里的场院。她那上高中的小儿子刚放学，她接了他回家，顺道来看看我们。

康妮是个寡妇，有两个儿子，在几公里之外还有个小农场。她在医院里工作，是个护工。她不仅是艾尔玛的侄女，也是我的二表姐——我想正是通过她，父亲才得以跟艾尔玛熟起来。和艾尔玛一样，康妮也有双亮晶晶的棕色眼睛，不过多了几分忧虑，少了几分严厉。她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胳膊很结实，就是皮肤干巴巴的，一头黑色短发也渐渐斑白。她的声音和表情有种魅力，走起路来依然像个优雅的舞者。上下班前，她都会搽上口红描起眼影。她明白人生的机遇有限，运气也有用尽的时候。她总是满脸欢喜，脾气温和，显现着人性的善意，虽然这似乎还不足以描述她。

她让小儿子替我关上了门——我之前忘关了——这样羊群就不会溜到低洼地去了。

康妮说她已经去医院看过父亲了，还说父亲今天好多了，不仅烧退了，还把晚饭吃完了。

“你一定很想过回自己的生活吧。”她说道，好像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好像如果她是我的话，就会这样想。我的生活不过是坐在房间里写些东西，偶尔出去见见朋友或情人，但她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不过她就算知道，也可能说我有权这样做。

“我和孩子们可以上楼给艾尔玛姨妈帮忙，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她不想一个人待着我们也可以陪陪她。至少现在我们还是能应付的。你可以打电话过来了解情况，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再来一趟。怎么样？”

“你确定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情况还没那么糟糕，”她说，“通常说来，你得经历过好几次恐慌才会——你知道，才会绝望。反正一般都是这样。”

我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很快就能来这儿。无论如何总能租辆车。

“我每天都能去医院看他，”她说道，“我和他是朋友，他会和我聊天。我保证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有任何变动或其他情况都会让你知道。”

这件事我们打算就这样定了。

我想起了父亲对我说过的话。她让我重拾对女人的信任。

相信女人的直觉。直觉是女人的天性，强烈、活跃又直接，但我缺少这种直觉。我之前以为它受到了抑制，但和康妮聊天的时候我才理解到直觉的更多含义。尽管父亲说的不是康妮，而是艾尔玛。

后来回想起这一切时，我会认出早年那个我，就站在这个厩棚的角落铺干草，在那里恐慌初次朝我袭来，那是我人生中能清晰记起的最早的往事。角落里有一段向上的陡直木梯，上去就是干草棚。在这个场景里，我记得自己坐在第一级或第二级台阶上，看着父亲给黑白花奶牛挤奶。我还记得具体的年份——1935年，花奶牛就是在那年冬天得肺炎死的，就在我童年记忆中最冷的日子里。这样重大的损失我又怎么忘得了。

但现在的奶牛还活着，我穿着羊毛外套和紧身裤，很暖和。挤牛奶的时候天已经暗了——畜棚的墙上挂起了灯笼——所以现在应该是晚秋或初冬时节。或许这还是1934年，我们还未曾受到凛冽寒冬的侵袭。

灯挂在钉子上。花奶牛看起来身材魁梧、引人注目，至少和隔壁牛舍的奶牛相比是这样，那都是些大它几岁的红奶牛或暗红色奶牛。父亲坐在三脚凳上挤牛奶，正好被奶牛挡住坐在了阴影里。我还记得挤牛奶的那种节奏感，每挤一下都会有两股乳汁迸进桶里，但声音已经记不大清了。好像有轻有重，像雹子落地的声响。在牛舍里，除了那一小块儿被灯笼照亮的地方，周围还有塞满干草的食槽，有一只水箱，我的一只小猫几年后淹死在里面，有几扇挂满蜘蛛网的窗户，几把悬在高处的长柄大镰刀、板斧和钉耙。除此之外，还有乡村的黑夜，因为路上鲜有车辆经过，户外也没有灯光。

即使在那时候，寒气一定也在凝集，渐渐地演化成严冬的酷寒，冻死了成片的栗子树和果树林。

[1] Maria Chapdelaine ，法国作家路易·埃蒙所著的小说。

[2] Historical Atlas ，威廉·罗伯特·谢泼德著，于1911年出版，收录的地图涵盖欧陆、西亚、北非、不列颠群岛以及北美地区。

[3] 建于1927年，由多伦多几家主要的肉制品包装公司合并而成，后发展为枫叶食品集团，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猪肉加工生产商。

[4] 一种菌类，子实体一般近球形或梨形，直径从几毫米到一米以上。

[5] 住棚节，又称收藏节，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四十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据《利未记》记载，祭司在圣帐中不允许饮酒。

[6] 黑暗时代，一般指欧洲中世纪早期，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10世纪之间，科学、艺术等出现衰退的时期。

[7] 一种消毒剂。

多重空间
Dimensions

一路上，多琳要倒三趟车：先坐车到金卡丁，从那儿转乘去伦敦的车，再换乘由城区到市郊的巴士。她周日早上九点就动身了，但由于来回倒车候车，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要耗到下午两点才到。坐车也好，等车也罢，她都不介意。她平日里从事的并不是那种一直坐着的工作。

她是蓝叶云杉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工作内容包括清洁卫浴、拆洗和整理床褥、地毯吸尘、擦洗镜子等等。她喜欢这份工作——忙得没空想东想西，累得晚上倒头就睡。尽管几个和她一起共事的女人会讲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多琳自己很少会碰到糟乱不堪的情况。这些比多琳年长的女人都觉得她应该往上爬，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本事，谋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多琳自己很知足，她并不想和人打交道。

和她共事的人都不知道她的过去。或者，即便知道，也避而不谈。她的照片曾经登过报——报上登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里，她怀抱着刚出世的迪米特里，两边分别站着芭芭拉·安和萨沙，他们都一起望着镜头。那时她留着褐色的大波浪长卷发，头发是自然卷，发色也是天然的，正是他喜欢的样子。她的表情透着娇羞和温柔——与其说是她本性使然，倒不如说是为了摆出讨他喜欢的样子。

自那以后，她剪短了头发，做了漂发，又拉直了，整个人瘦了许多。她还改了名字，用起了自己的中间名“弗勒尔”。他们给她找了这份在小镇上的工作，地点离她原来生活的地方很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那里了。前两次去，他都不肯见她。如果这次他还拒绝，她就打算放弃，再也不来见他了。即便他见了她，短期内她可能也不会再来了。她不想太意气用事。她自己心里也确实不知道未来该作何打算。

坐在第一趟车上时，她心里还不是很乱，一路上只是看风景。她自小在海边长大，那里还有春天这一说。而在这儿，冬天一过就一跃到了夏天。一个月前还在下雪，可现在天气热得都可以穿短袖了。阳光从光秃秃的树枝间倾泻而下，田地里一块块的水洼被照得明亮晃眼。

换乘第二趟车后，她开始紧张起来，心里不禁开始猜测，同车的一些女人说不定是和自己去同一个地方的。这些独自出行的女人，通常会费点心思打扮一下，或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去教堂做礼拜。上了年纪的女人看起来像是要去那种严格又老派的教堂，裙子、长筒袜和帽子是必需的装扮，而年轻点的女人则有可能来自更开明的教派，裤装、亮色围巾、耳环和蓬蓬头都能接受。

多琳的打扮两头不沾。在她工作的这一年半时间里，从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上班时穿工装，下了班就穿牛仔衣。她早就不费心化妆了，过去是因为他不许，现在可以化了，她也不化。金色的直发和她瘦削的素颜并不相衬，但这并不重要。

到第三趟车时，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着，开始辨认那些标志牌——广告牌也好，路标也罢，并试图借此来平复心情。她开始玩起了某个把戏，就是不让脑子闲下来。她放眼望去，把自己所见的词都拆成字母，再试着去想从中又能组成多少个新词。比方说，“coffee（咖啡）”可以拆解重组成“fee（小费）”、“foe（敌手）”、“off（关）”和“of（的）”四个单词，“shop（商店）”可以组成“hop（跳）”、“sop（浸）”、“so（如此）”，对了，还有“posh（时髦）”。因为一路会经过很多广告板、大商场和停车场，就连房顶上悬着的广告促销气球上也有词，所以出城路上，多琳看到的词数不胜数。

前两次去见他的事，多琳都瞒着桑兹夫人，这次估计也不会告诉她。她每周一下午都会和桑兹夫人见面。虽然桑兹夫人总是说人要往前看，但也会说慢慢来、事情急也急不来。她宽慰多琳说她做得不错，正一点点地挖掘出自身的力量。

“我知道这些都是陈旧到死的老话，”她说，“但它们说得在理。”

桑兹夫人意识到自己说出“死”这个字，她尴尬得红了脸，但并没有为此道歉，以免让气氛变得更糟。

七年前，多琳十六岁的时候，她每天放学后都去医院探望妈妈。妈妈的背上刚开了刀，还在调养阶段。医生当时说病情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劳埃德是那里的一名护工。他虽然比多琳的妈妈要小上几岁，却跟她有着共同语言——他们都是老嬉皮士。他一有空就会过来和她闲聊，聊起他们都去过的音乐会和参加过的示威游行，聊起过去认识的那些愤青，以及让他们精神恍惚的嗑药体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劳埃德颇受病人欢迎，因为他喜欢开玩笑，为人又沉稳可靠。他长得健壮结实，肩膀宽厚，令人信赖，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医生。（他不喜欢被认作医生——他认为很多药都是唬人的，而且很多医生都是混蛋。）他的皮肤敏感发红，发色偏浅，神色无畏。

他在电梯里亲吻了多琳，说她是沙漠里的一朵花。然后他又自嘲说：“我这人没什么创意吧？”

“你是个诗人，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她说这话是出于礼貌。

某天晚上，多琳的妈妈突然过世，死于血管栓塞。妈妈的很多女性朋友都表示要接多琳过去住——她也的确在其中一家住过一段时间——但多琳更想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一年后，在多琳生日的时候，她怀孕了，之后他们就结了婚。尽管劳埃德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却都下落不明，他以前从没结过婚。反正他的孩子那时候应该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年纪大了，他的人生哲学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笃信婚姻、坚贞，并且反对节育。他觉得赛谢尔特半岛，这个他和多琳一起生活的地方，近来人满为患——都是老朋友、老的生活方式和老情人，这让他不堪其扰。不久，他们横穿整个国家，搬到了一个在地图上选的名为“米尔德梅”的小镇。他们没有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份工作。他们还种了一片花园。劳埃德精通园艺，正如他擅长做木工活、拾掇柴火炉和修理旧车这类事情一样。

萨沙出生了。

“那是很自然的。”桑兹夫人说。

多琳说：“是吗？”

多琳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上。尽管沙发花纹绚丽，还配有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夫人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那边，好让她们说起话来没有阻碍。

“其实我一直希望你那么做，”桑兹夫人说，“我觉得我要是你，大概也会这么做。”

起初，桑兹夫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即使是在一年前，她也会对自己的言辞更谨慎。她明白多琳当时很叛逆，绝不相信任何人、任何活着的人能够和她换位思考。但桑兹夫人知道，现在的多琳会把这种换位思考当作一种尽力去理解的姿态，甚至是一种谦恭的姿态。

桑兹夫人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太一样。她不活跃、不苗条也不漂亮，而且年纪也不算太大。要是多琳的妈妈还活着的话，倒是与她年纪相仿，但桑兹夫人不像是当过嬉皮士的样子。她留着花白的短发，一侧脸颊上长了一颗痣。她平日穿着平底鞋、阔腿裤和花哨的上衣。即便她的上衣大红大绿，她也不像是在意穿着的人——倒更像是有人提醒过她要注意打扮，然后她顺从地去商店挑了几件自己觉得还不错的衣服。她待人亲厚，行事沉着公允，倒是帮她消除了这些衣服招来的所有冒犯。

“事实上，前两次我根本没见到他，”多琳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肯了？他出来见你了？”

“是的，他肯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变老了？”

“或许是吧。我猜可能是瘦了些。还有那些衣服。那些制服。我从没见过他穿那样的衣服。”

“你觉得他看上去像变了个人？”

“是的。”多琳咬着上唇，努力去想他到底哪里不同了。他太安静了。从没见过他那么安静。他甚至都不知道该不该坐到她对面。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坐下吗？”而他回答说：“可以吗？”

“他看上去好像脑子一片空白，”她说，“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或许是让他吃了一些保持镇定的药吧。不过，我也不知道。你们谈话了吗？”

多琳也说不上来那算不算是谈话。她问了一些傻傻的又再平常不过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还凑合。）想散步的话，有地方去吗？（有，但得有人监管着。那儿还算是个去处吧。也可以算是散步吧。）

她说：“你得透透气。”

他说：“的确如此。”

她差点要问他有没有交到朋友，就像大人问小孩在学校的状况一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你就会用那种口吻问他们的。

“没错。我明白。”桑兹夫人边说边用胳膊肘把舒洁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琳倒不需要面纸，她的眼睛很干。可问题是，她的心底却在翻江倒海。

桑兹夫人等着多琳继续说下去，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该插嘴。

后来，好像知道多琳要问什么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偶尔会过来跟他聊天。

“我告诉他，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懂的不比他少。”

多琳觉得，只有这话听起来像是他说的。

探视过程中，她的心一直怦怦地跳。她觉得自己快晕倒了，快死了。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敢看向他，敢把视线放在这个瘦削又苍白、陌生又冷漠、肢体僵硬不协调的男人身上。

她没跟桑兹夫人提起这些。不然，桑兹夫人会迂回地问她怕的到底是谁。是怕她自己？还是怕他？

但多琳并不觉得害怕。

萨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安出生了。等到芭芭拉·安长到两岁，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一块儿起的。后来他们约定，以后生男孩就他起名字，生女孩就她来起。

迪米特里是孩子中第一个患上腹绞痛的。多琳怀疑是不是自己奶水不足或是奶水里营养不够。还是营养太过？总之是哪里不对。劳埃德请来了国际母乳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过来跟她谈。那位女士告诉多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用辅助奶瓶来喂他。一旦开了这个头，事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很快他就不愿意喝母乳了。

她全然不知多琳已经开始用奶瓶喂迪米特里了。他好像确实更喜欢奶嘴——喂母乳时，他越来越闹腾。到三个月大时，他已经完完全全用奶瓶喝奶了，然后便再也瞒不住劳埃德。她告诉他自己奶水没了，只好开始用奶瓶喂奶。劳埃德二话不说就开始挤她的乳房，这边换到那边，发了狂似的坚决，最后终于挤出了几滴可怜的乳汁。他说她骗了他。他们动了手。他骂她跟她妈一样都是婊子。

所有嬉皮士都是婊子，他说。

很快他们又和好了。可每当迪米特里哭闹、得了感冒，或是被萨沙的宠物兔子吓到，或是到了哥哥姐姐会自己走路的年纪还要抓着凳子的时候，没有用母乳喂孩子的事就会被重提。

多琳第一次去桑兹夫人办公室的时候，那里有个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金色和紫色的字母拼成了一段话：“当你无法忍受失去的痛苦时……”内页里有一幅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还有几行纤细的印刷字，多琳没去细读。

多琳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手里还攥着那本册子，开始瑟瑟发抖。桑兹夫人不得不把小册子从她手里拽出来。

“这个是谁给你的？”桑兹夫人问。

多琳边说着“她”，边朝关上的门那边偏了偏脑袋。

“你不想要这个吗？”

“你一倒霉，他们就会来找你。”说完这话，多琳意识到她妈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有几个女人到医院探望她妈妈，也带了类似的东西。“他们以为，你只要跪下祈祷，一切就都会好的。”

桑兹夫人叹了口气。

“好吧，”她说，“的确没那么简单。”

“根本就不可能。”多琳说。

“也许吧。”

那些日子里，她们从不谈劳埃德。多琳尽力不去想他。而想到他时，也只是把他看作自然造物下一个可怕的意外产物。

“即使我信了那些，”多琳说——说的是小册子上印的内容，“也纯粹只是因为……”她本打算说有了这样的信仰，她便可以想象劳埃德在地狱里受煎熬的样子，或是受诸如此类的折磨。但她说不出口，因为那都是些蠢话。由于她像以前一样把话吞了回去，因此感觉有把锤子一直在敲打着她。

劳埃德认为孩子们该在家里接受教育。这倒不是出于宗教原因——教会反对恐龙、穴居原始人、猴子变人之类的说法——只是因为他想让孩子们待在父母身边，在父母悉心又循序渐进的教导下慢慢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一下子被丢进去。“我只是觉得，孩子们是我的，”他说，“我是说，他们是我们的，不是教育部的。”

多琳不确定她是否能做好家庭教育，后来她发现教育部有现成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这些都可以从当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聪明的男孩子，自己学会了认字，而另外两个还太小，还学不了太多东西。到了晚上和周末，劳埃德就教萨沙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还有汽车原理等等，萨沙提问题他就展开去讲。很快，萨沙的学习进度赶超了学校的课程安排。但多琳还是按照学校的课程计划让他按时完成作业，以免违反相关法律。

社区里还有一个妈妈也在家教育孩子。她名叫玛吉，开一辆小面包车。劳埃德要开车上班，而且多琳也没学会开车，所以当玛吉主动提出每周载她去学校交作业和取新的作业时，她非常开心。当然，她们每次都把所有的孩子带上。玛吉有两个儿子。较大的那个对很多东西过敏，所以玛吉必须格外注意他的饮食——这也是她在家教孩子的原因。随后，她觉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带着在家教，反正他也愿意和哥哥待在一块，更何况他还有哮喘病，也不太适合去学校。

那时候，看着自己三个健康的孩子，多琳是多么感恩啊。劳埃德说，那是因为她怀三个孩子的时候还年轻，而玛吉是等到快更年期的时候才生的孩子。对于玛吉的年龄，他有点夸张了，但玛吉也确实是等了些时日的。她是个验光师。她和丈夫过去是合伙人，他们一直等到小有所成、在乡下买了房子后才成了家。

玛吉的头发花白，紧贴着头皮。她高个子，平胸，乐观又有主见。劳埃德管她叫“女同志”，当然只有背着她才这样叫。他一边在电话上跟玛吉开着玩笑，一边用嘴型告诉多琳，来电的是“女同志”。多琳并不介意，因为他管很多女的都叫“女同志”。她只是担心，他的玩笑会不会让玛吉觉得过火，或是侵犯到她，或是浪费时间。

“你找孩子他妈啊？好，我这就换她来接。她正用搓衣板洗衣服呢。是啊，我还真是个奴隶主。是她跟你说的？”

多琳和玛吉渐渐养成了一起去学校取完作业后再去超市购物的习惯。她们有时候会在蒂姆霍顿咖啡店买外带咖啡，带着孩子们去河边公园。萨沙和玛吉的孩子们在周围赛跑或吊在攀爬架子上玩耍，芭芭拉·安在荡秋千，迪米特里在沙地玩沙，而她俩就坐在长凳上聊天。天冷的时候，她们就坐在小车里聊。话题多是关于孩子、烹饪，但聊得多了，多琳了解到玛吉在成为验光师之前曾环游过欧洲，玛吉也了解到多琳年纪轻轻就结了婚。多琳还说自己刚开始怀孩子很容易，现在就难了，劳埃德也为此变得疑神疑鬼，他还去翻她的抽屉看有没有避孕药——他怀疑她在偷偷吃这些药。

“你真的吃了吗？”玛吉问道。

多琳一听吓了一跳。说她可不敢。

“我是说，如果真的服药，不告诉他不太好。只是他翻抽屉去找药倒是搞笑。”

“哦。”玛吉应了一声。

有一次玛吉问她：“你一切都好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琳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但自那之后，她说话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她明白，有些她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别人可能无法理解。劳埃德有他看问题的方式；他就是那样的人。她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护士长是个有点刻板的人，他管她叫“地狱婊”，而不叫她的名字“米切尔夫人”。他说得飞快，你几乎听不出异样。他认为她对一些人偏心，而他不在其列。如今在冰淇淋厂里他也遇到个讨厌的人，他把那人叫作“下流鬼路易”。多琳不知道那个男人的真名。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不是只有女人才会惹到他。

多琳确信这些人没有劳埃德想得那么差劲，但顶撞他没用。或许是男人就得有对头，就像他们得会开玩笑一样。有时候，劳埃德确实爱拿他的对头来开玩笑，就像他在调侃自己一样。只要她不是先笑的那一个，甚至也可以和他一起笑。

她不希望劳埃德那样对待玛吉。有时候她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苗头。他要是不准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和购物，那就是个大麻烦了。更可怕的是她会为此感到羞愧。她会不得不编造一些愚蠢的谎言来为他开脱。但玛吉会看出来的——至少她能看出多琳在撒谎，可能进而意识到多琳的处境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玛吉看问题自有其敏锐的一面。

后来多琳又觉得，自己干吗要介意玛吉怎么想呢。玛吉是个外人，甚至算不上亲近的人。这还是劳埃德说的话，他说得不假。他们之间的真实状况，他们之间的纽带，外人理解不了，也不关外人的事。多琳只要忠于这个家庭就够了。

事态却变得越来越糟。劳埃德虽然没有明言禁止，但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挑玛吉的刺。他有一套说辞，说玛吉小孩的过敏症和哮喘病都是玛吉的错。原因总出在当妈的身上，他说。这种事他过去在医院见得多了。这些当妈的管得太多，书读得太多了。

“有些孩子有先天疾病，”多琳不明智地开口说道，“你不能总赖当妈的。”

“哎哟，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了？”

“我不是说你。也不是说你不能这样说。我是说，难道他们不可能生下来就患病吗？”

“你什么时候成了医学权威了？”

“我没说过我是。”

“你是没说过。你也不是个权威。”

后来事情进一步恶化。他想知道她和玛吉两人都说过些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真没说什么。”

“这可有意思了。两个娘们在一辆车里却没说什么。我可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她就是要拆散我们。”

“谁？你说玛吉？”

“我了解她这种娘们。”

“哪种娘们？”

“就她那种。”

“别犯傻了。”

“管好你的嘴。别说我傻。”

“那她为什么想拆散我们？”

“这我怎么知道？她就是想这样。你等着瞧。她早晚要把你拉到她那边，你会哭着喊着说我是个混蛋。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事实上，一切都被他说中了。至少在劳埃德看来，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有天晚上大约十点的时候，多琳就真的坐在玛吉家的厨房里，一边抽着鼻子抹眼泪，一边喝着花草茶。多琳敲门的时候，隔着门听到玛吉的丈夫说：“真他妈见鬼。”他不认得多琳。他挑着眉，抿着嘴，上下打量她，多琳则抱歉地说：“真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搅你——”然后玛吉过来了。

多琳是一路摸黑到她家的，她先是沿着她和劳埃德住处的那条小石路走，后来又走上了高速公路。一有车靠近，她就躲到沟里，因此耽搁了时间。每辆车过去时她都会瞥上一眼，生怕会是劳埃德。她不想被他发现，至少目前还不想。他什么时候吓清醒了，她才安心。以前她曾吓住过他，又是哭又是喊，甚至还把头往地板上撞，嘴里反复嘟囔着：“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肯定不是真的。”最后他会服软，说：“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亲爱的，冷静。想想孩子们。我相信你，亲爱的。快停下来。”

今天晚上，她刚想再搬出这套法子，却冷静了下来。她穿上外套出门，听到他在后面喊：“别给我来这套。我警告你！”

玛吉的丈夫去睡觉了，离开时一脸的不高兴。多琳在边上不停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大晚上的闯进来。”

“好了，别说了，”玛吉安慰她说，语气友好却像是例行公事，“你要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还是别开这个头了。我给你来杯茶吧。有镇定作用。覆盆子甘菊茶。这次不是因为孩子，对吗？”

“嗯，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给她一卷舒洁牌手纸，让她擦干眼泪鼻涕。“先不用急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等你平静了再说。”

尽管多琳已经平静了些，她还是不愿意将整件事的真相和盘托出，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而且，她更不想向玛吉解释劳埃德的所作所为。不管劳埃德让她多么疲惫，他仍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而且，她觉得如果告诉别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公然背叛他，她的一切都会随之分崩离析。

她告诉玛吉，自己又和劳埃德因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吵起来了。她受够了，只想离家出走。自己会想开的，她说。他们会没事的。

“每对夫妻都时不时会这样。”玛吉说。

电话响了，玛吉接了起来。

“在。她没事。就是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好的，没问题。我明天一早送她回家。一点也不麻烦。晚安。”

“是他，”玛吉说，“我猜你听出来了。”

“他听起来怎么样？没事吧？”

玛吉笑道：“我哪知道他没事时什么样呢，对吧？反正听上去没喝醉。”

“他也不喝酒。我们家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点吐司面包吗？”

第二天一大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出门去上班，就先留在家里看着孩子。

玛吉急着赶回家，于是一边在院子里调转车头一边说道：“再见。如果你想聊聊的话，给我打电话。”

那是一个早春的清晨，天气很冷，地上还铺着雪。而劳埃德就坐在台阶上，身上连件夹克都没穿。

“早上好。”他说，大大的嗓门，礼貌中透着讽刺挖苦。她回了一句早上好，语气上装作没听出他的话锋不对。

他堵在台阶上，没给她让路。

“你不能进门。”他说。

她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说‘请’还不行吗？请让我进去。”

他看着她，却不回答，只是抿嘴笑了笑。

“劳埃德，”她说道，“劳埃德，行吗？”

“你最好别进去。”

“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劳埃德。对不起，我昨天离家出走了。我想，我只是想要透口气。”

“最好别进去。”

“你到底怎么回事？孩子们呢？”

他摇了摇头，就像听到她说一些他不爱听的话时那样。比如当她说出一些不雅的词，像“见鬼”时，他就会这样。

“劳埃德，孩子们呢？”

他稍微挪开了些，想过去就去吧。

迪米特里还在婴儿床里侧躺着。芭芭拉·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看上去是她自己下的床或是被拖下了床。萨沙在厨房门口——他曾试图逃跑。他是唯一一个喉咙上有伤痕的。其他两个孩子都是被枕头闷死的。

“我昨晚打电话那会儿，你知道吧？”劳埃德说，“我打电话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这都是你自己造的孽。”他说。

鉴定结果说他精神失常，免除刑事责任。他是犯罪型精神失常——必须移交给安全机构看管。

多琳夺门而出，跌跌撞撞地在院子附近徘徊，她双手紧紧交叉抱着腹部，仿佛她刚被撕成两半，努力不让自己裂开。这是玛吉折返回来时看到的场景。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她调转车头回去。她开始还以为多琳的腹部被丈夫拳打或是脚踢了。她不明白多琳为何在惨叫。而劳埃德却还坐在台阶上，不发一言，彬彬有礼地让路让玛吉进门。玛吉进屋后明白了多琳的惨叫声为何而来。她报了警。

有段时间，多琳抓着什么都往嘴里塞。先是泥块、草，后来是床单、毛巾甚至是自己的衣服。好似这样她就能遏制住哭号，就能忘记脑中的画面。医院定时给她打针让她镇定下来，的确有用。虽然她得的不是紧张性精神症，但实际上她变得异常安静。医生说她的状况已经稳定了。等她出院以后，社工将她带到这个新地方，由桑兹夫人接管。桑兹夫人给她安排了住处，找了工作，并约定每周找她谈一次话。玛吉本打算来看她的，但她是多琳唯一不想见的人。桑兹夫人说这是正常反应——她是受不了跟过去有关的一切。她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夫人让多琳自己决定还要不要继续探视劳埃德。“你也知道，我不会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你见了他，心里是好受了还是更难受了？”

“我不知道。”

多琳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见到的不像是他本人，倒像是幽灵。他面色苍白，灰不溜秋的衣服松松地套在身上，脚上穿的好像是双拖鞋，走路时悄然无声。她觉得他的头发掉了一些。不再是以前那头浅黄色的浓密卷发。过去她曾依偎在他肩头，那宽厚的肩膀和凹下去的锁骨都不见了。

案发后，他对警察说——报纸把他的原话登了出来——“我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他们受苦。”

受什么苦？

“他们知道自己的妈妈丢下他们离家出走了，肯定很凄惨。”他说。

这句话印在多琳的脑袋里。或许在她决定去探望他时，就打算让他收回这句话。让他了解并承认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你不准我顶撞你，要不我就得滚出去。所以我才出去了。”

“我只是到玛吉那儿待了一个晚上。我本来就打算回来的。我没丢下谁不管。”

那次争吵的起因，她记得清清楚楚。她买了罐通心粉，罐子上有个小坑。也正因如此，商家打折处理，她也为自己的节约感到开心。她当时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明智。但当他追问罐子上怎么有坑时，她并没有说起这件事。不知为何，她觉得还是假装没注意到更好。

谁都会注意到的，他说。我们都可能会中毒。她脑子没坏吧？还是她心里打的就是这算盘？她是打算拿孩子们或拿他来实验吗？

她让他别发疯了。

他说发疯的才不是他。除了疯婆子，谁还会给家人买毒药吃？

孩子们一直躲在前厅的门口那里看着他们。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孩子们还活着。

所以她一直想要的，就只是让他弄明白到底谁是疯子吗？

当她意识到心里有这个想法时，她本该马上下车的。她甚至该像其他几个妇女一样，在大门那儿下车，然后再沿着马路往回走。她本可以走到街对面去等回市里的返程车。或许有人就曾这么做过，他们本打算来探望但临时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会有人这样做。

或许她最好继续前行，去见见他陌生又消瘦的样子。不值得再去怪这么个人。他已经算不上是个人了。他就像是梦里的人物罢了。

她会做梦。有一次，她梦见发现孩子死后便夺门而出，而劳埃德突然像之前那样放声大笑，之后她又听到萨沙也在她身后笑。她脑子里曾经突然冒出过一个奇特的想法，想着他们都只是在跟她开玩笑而已。

“你上次问我，见到他心里是好受还是难受。上次你是这么问的吧？”

“是的。”桑兹夫人答道。

“我说我得想一想。”

“对的。”

“我想过了，去看他让我的心里不好受。所以我再没去过。”

很难搞清桑兹夫人是怎么想的，但她朝多琳点头示意，似乎表示满意或是赞成。

所以当多琳决定要再去的时候，她觉得最好还是瞒着桑兹夫人。但无论发生过什么，闭口不谈总没那么容易——虽然她一向很少说话——于是她给桑兹夫人打电话取消了见面。她推说自己要去休假。夏天就要到了，入夏的时候去度假是很常见的事。和一个朋友一起，她说。

“你穿的不是上个星期那件外套。”

“那不是上个星期。”

“不是吗？”

“那是三个星期前了。现在天已经热起来了。这件外套薄，但其实也穿不着了。现在的天气根本用不着穿外套了。”

他问她的行程如何，一路从米尔德梅过来坐了哪几趟车。

她告诉他，她已经不住那儿了。她说了下现下的住处，又说了一路上坐的三趟车。

“这一路还真是长途跋涉啊。你喜欢住在大地方吗？”

“找工作方便。”

“所以你上班了？”

上次她就已经告诉过他现在住哪、倒几趟车过来以及在哪儿上班了。

“我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打扫房间，”她说道，“我跟你说过。”

“哦，对了。我忘了。抱歉。你想过回去上学吗？读个夜校什么的？”

她告诉他，自己确实有这种想法，但还没有到采取行动的地步。她说她不介意现在的打扫工作。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他说：“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已经不习惯聊天了。”

“那你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我读了不少书。算是反思吧。通俗地讲。”

“哦。”

“谢谢你过来看我。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但你没有义务继续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你想来时再来。如果有别的事，或者是你不想来——我想说的是，你能来，即便就来一次，对我都是厚赐。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回答说她懂，她是这么觉得的。

他说他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不，你没有。”她说。

“这就是你想说的？我以为你刚才好像另有话说。”

实际上，她差点说，她还能有什么生活？

没有，她答，没什么，没什么别的话要说。

“好吧。”

三个星期后，她接到一个电话。是桑兹夫人亲自打来的，不是她办公室的女职员打的。

“多琳，我以为你没回来，还在休假呢。现在已经回来啦？”

“嗯。”多琳一边说，一边心里想着要怎么跟她说她去哪儿度假了。

“那你怎么没跟我再约过来的时间呢？”

“哦，还没来得及。”

“没关系，我只是想确认下你回来了没。你一切都好吧？”

“一切都好。”

“那好，那就好。要是你需要我帮忙或是想跟我聊聊的话，你知道上哪儿找我。”

“嗯。”

“好的，照顾好自己。”

她没提劳埃德，也没问多琳是不是又去看他了。当然，多琳说过他们不打算再见了。但桑兹夫人常对现状有极强的感知能力。不过她也懂得收放自如，她知道问也问不出什么。要是她真的问起，多琳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回答：是遮掩一下撒个谎还是和盘托出？事实上，就在他告诉她来不来都没关系之后的一个周日，她又去了一次。

他感冒了。病因他也不清楚。

他说，也许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就感冒了，所以有点郁闷。

郁闷。这些日子，她基本上不与说这种词的人打交道了。这个词她听起来感到陌生。但他过去总喜欢用一些这样的词，当然之前她也从没觉得听着有什么异样。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变了个人？”他问。

“嗯，你的样子变了，”她小心地回答，“我不也是吗？”

“你看上去很漂亮。”他伤感地说。

她的心在变软。但她在抗拒。

“你觉得自己不一样了吗？”他问，“你觉得自己像是换了个人吗？”

她说不知道。“你呢？”

他说道：“全都不一样了。”

那个星期临近周末的时候，她在当班时收到了一个大信封。信是通过汽车旅馆转寄给她的。信封里装着厚厚几页信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一开始没想到信是他写的——不知为何，她认为看守所里的人是不允许写信的。当然，他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囚徒。他不是个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失常的病人。

信上没写日期，也没有以“亲爱的多琳”开头。多琳还以为是一封传福音的邀请信，因为他在开头直接这样对她写道：

人人都在四处寻求出路，他们的心在胀痛（因为寻找）。周围的一切纷纷扰扰，让他们感到痛苦。在他们的脸上，你可以看到那些伤痕和疼痛。他们深受桎梏，又四处赶路。他们要去购物、洗衣、美发、赚钱或是去领补贴。穷人忙着做这些，富人则费尽心思地想着该怎么好好花钱，这也是种工作。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管都得配上金水龙头。他们得开奥迪，用魔术牙刷和各种新奇的东西，还得装防盗器以防被杀。无论穷人也好，富人也罢，他们的灵魂都无法安宁。我差点把“neither”（无论）写成了“neighbor”（邻居），这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没什么邻居。这里的人至少避开了很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现在和将来有多少财产，吃饭用不着自己买、自己做。连选择都不需要。因为选择权已经作废。

我们在这里能得到的就是思考。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团糨糊。（没写错吧？）脑子里是永不停息的风暴，我把头往水泥墙上撞，希望以此得到解脱。我想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所以他们惩罚了我。用水淋我，用绳子捆我，还往我的血管里打麻醉剂。我不是在抱怨，因为我必须认识到这样做没有丝毫好处。这和在现实世界里人们酗酒行凶没什么不同，都不过是为了消除痛苦罢了。那些人被抓进来，被囚禁起来，但关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让他们从另一个极端里出来。另一个极端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狂，就是彻底的安宁。

安宁。我得到了安宁，大脑还保持着清醒。我想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接下来我就会谈到上帝、耶稣或是佛陀，就好像我已然信教了。不。我不会闭上眼睛，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指引下得到升华。我不太懂这些。我所做的是认识自我。“认识你自己”应该是出自哪里的某种教条，可能是圣经吧。所以从这点看，我应该是皈依了基督教吧。另外，“忠于你自己”这句话好像也出自圣经，所以我也找了一下。但这句话没有指出要忠于哪一个自我——是善的自我还是恶的自我——所以并不能作为道德上的指南。另外，认识自我也和我们所知的道德以及行为并无联系。但行为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已对我做出了正确的审判，我是一个不能判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人。这也是他们把我关在这里的原因。

回到“认识你自己”中的“认识”部分。我完全可以清醒地说，我认识了自己，我认识了自己能有多罪恶，认识到了自己造的孽。全世界都当我是个恶魔，我不想争辩些什么。虽然我完全可以提一句，那些在城市上空投下无数炸弹或是烧毁城市的人，那些让成千上万人挨饿丧命的人，他们通常不会被当作恶魔，奖章和荣誉反而纷至沓来。只有对少数人所犯下的罪恶才会被认为是可怕又邪恶的。这不是我在找借口，只是观察所得。

我在自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恶。这是我获得安慰的秘密。我是说，我认识到了自己极恶的一面。它可能比别人的极恶更加可怕，但实际上我不该考虑或是担忧这个问题。这不是借口。我得到了安宁。我是一个恶魔吗？世界是这样判定的，既然如此我就是吧。但是我要说，世界对我来说没什么真实意义。我就是我的自我，也不可能成为别的我。我可以说我当时是疯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疯狂的。理智的。我就是我。我不能改变当时的那个我，我也不能改变现在的我。

多琳，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有件特别的事我想告诉你，但我不能写下来。等哪天你愿意再来这里时，或许我会告诉你。别认为我无情。并不是我不愿去改变一切，而是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上班的地方，我还记得你住的小镇的名字。所以，我的脑子在某些方面还算正常呢。

她以为下次见面他们一定会谈及这封信，于是她把它反复读了好多遍，却怎么也想不到有什么可说的。其实，她真正想谈的是他说无法写下来的那些东西。可她再见到他时，他表现得好像从来没写过那封信一样。她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话头，告诉他上周一个过气的民谣歌手住过她们旅馆。让她有点意外的是，他对那个人的歌手生涯比她了解得还多。原来他有台电视，或者说能够看到电视。他看过一些节目，当然，也会定期收看新闻。这下，他们便多了一点可以聊的话题。直到最后她忍不住问：“你说等我来这儿见你才会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劳埃德说希望她从没问过这个问题。他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谈论这件事。

她害怕劳埃德要说的是件她无法面对、无法承受的事，比方说，他还爱着她。现在她还不能听到“爱”这个字眼。

“好吧，”她说，“也许我们都还没准备好。”

后来她又说：“不过，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我出去就被车撞了，那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了，你也再没机会告诉我了。”

“也对。”他答道。

“那，到底是什么事？”

“下次吧，下次再说。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我想说，但是突然间就会卡在那儿了。”

多琳，自你离开后我一直在想你，后悔自己让你失望了。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的情绪往往比表面看上去要激动。我在你面前无权流露情绪，你肯定更有权利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你一向自制力很强。所以，我准备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最终认为还是写出来比说出来要好一些。

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天堂是存在的。

这是一种说法，不过并不准确，因为我从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等说法。据我所知，这不过是鬼话连篇。所以，我现在提起这个话题，你听了一定会觉得奇怪。

那我就直说了：我看到孩子们了。

我看见他们了，还和他们说话了。

总算说出来了。你现在在想些什么呢？你想得没错，这个人肯定是疯了。或者，他意识不到那只是个梦，也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差别。可我想告诉你，我确实知道现实与梦境的区别，我知道的是，他们还在。我说他们还在，并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就意味着他们还生活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我说的并不是他们还在这里。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已经不在这重空间里了。但他们确实还在别处，肯定有另外一重空间，或者无数重那样的空间存在，但我知道我闯进了他们所在的那个空间。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我可以颠来倒去地去想事情，我左思右想的就是这些事。所以，在我经受了折磨和孤独之后，某个神明赐予我这种能力。我知道在这个世界看来，我是最不配的。

如果你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了的话，你一定是想知道些什么，比方说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他们很好。很快乐，也很聪明。他们好像没有任何不好的回忆。他们好像比之前要长大了一些，但这很难说。他们更加懂事了。没错，迪米特里学会说话了，以前他还不会。他们的房间我能认出几分。那房子就像我们的房子，但要大得多、好得多。我问他们有没有人照看他们，他们就笑我，说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一类的话。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候他们分别说话，我分不清他们的声音，但能分清谁是谁，而且我得说，他们都很开心。

请不要认为我疯了。这也是我不敢告诉你的原因。我曾经是疯了，但相信我，我已经完全丢掉自己过去的疯狂了，就像熊脱毛，或者，该说是像蛇蜕皮一样。我知道，如果我还没有丢掉所有疯狂的话，我是不可能获得重新见到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的能力的。现在，我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如果说配不配的话，你肯定要比我更配得到这样的机会。但这对你来说有点困难，因为你更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好在至少我可以告诉你这些——真相——我告诉你这些，希望能借此让你的心里好受一些。

多琳想，如果桑兹夫人读了这封信，不知道她会说些什么又作何感想。桑兹夫人当然会小心为上。她会注意说辞，不会直接抛出“他已经疯了”的论断，而是会采取谨慎又善良的方式来引导多琳。

你可能说，她不会引导多琳——她或许只是解开多琳的困惑，让多琳自己得出结论。用桑兹夫人的话来说，多琳得把脑子里那些危险的念头都清空。

这也是多琳不肯跟她亲近的原因。

多琳确实觉得他疯了。他在字里行间还是保留着过去喜欢吹嘘的习惯。她没有回信。日子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一周接着一周地过去了。虽然她的想法没变，但这封信上的内容一直在她脑袋里打转，就像是一个秘密。时不时地，当她往浴室镜子上喷清洁剂或整理床单的时候，心头会袭来一种感觉。这两年来，她都没有留意过那些通常会让人感到幸福的东西：风和日丽的天气、盛开的鲜花或是烤面包的香气。准确来说，她还没恢复那种自发地感受幸福的能力，但她隐约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它与天气和鲜花无关。劳埃德说，是孩子们生活在另一重空间里的这种想法让她心头一暖，而且这是第一次，她感到一丝愉悦，而非痛苦。

自那件事发生之后，一旦有任何与孩子相关的念头，她都会立刻摆脱它们，就像需要立即拔出插在喉咙上的一把刀一样。她连他们的名字都听不得，即使是听到相仿的名字，她都会急忙逃开。就连小孩子的说话声、尖叫声以及他们在旅馆游泳池边跑来跑去的脚步声等都会被她挡在外面，就如同她堵住了耳朵一样。不同的是，她现在有了一个避难所，只要发现有任何危险，她就可以立刻躲在里面。

谁给了她这个避难所？不是桑兹夫人——这点是肯定的。即使每周她都坐在办公桌旁，在那个舒洁纸巾总是触手可及的地方和桑兹夫人谈心。

是劳埃德给了她一个避难所。劳埃德，就是那个可怕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子。

你可能会说他是个疯子，但有没有可能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呢？如果他真从绝对安宁的另一头走出来了呢？谁又能说，一个人在做了这样的事、走过了这样一段旅程之后的视界不会另有深意呢？

这种想法慢慢地进驻她的脑袋，挥之不去。

和这种想法一起出现的是，在所有人中，或许劳埃德才是她该陪伴的人。如果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连倾听都做不到，那她还有什么用处？她曾经对某个人说过这话，好像是桑兹夫人。

我没有说过“原谅”，她在心里默念着告诉桑兹夫人。我永远说不出这个词。我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看，我和他一样，不都是在那件事发生后就被隔离了吗？知道这事的人都避开我。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让人们察觉到我。

但伪装是行不通的。那皇冠一样竖起来的黄色头发看着就让人怜悯。

于是，她又坐上了远行的汽车，一直在高速路上前进。她想起了妈妈刚刚去世时的那些日子，她寄住在妈妈的朋友家，晚上她会编个谎话，说要去哪里，然后偷偷跑出去和劳埃德约会。她还记得她妈妈朋友的名字——劳丽。

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记得孩子们的名字，记得他们眼睛的颜色呢？当桑兹夫人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从未把他们叫作孩子，而是称“你的家人”，把他们几个都放在一起说了。

那些日子里，与劳埃德约会，跟劳丽撒谎，多琳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她只是觉得这是命运使然，她得服从。她曾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了解他的心声。

当然，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候不同了。不一样了。

她坐在司机旁边的前排座位上，透过挡风玻璃望出去，视野清晰。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司机以外，她是车上唯一一个目睹了事故的乘客。那是星期日的清晨，在空荡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卡车突然冲出小路，也没减速，在他们前面东翻西撞，然后一下子翻到了沟里。接着她看到了更奇怪的事情：卡车司机突然腾空飞起，又缓缓飘落，迅疾又缓慢，荒谬又飘逸。他最后落在了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落在人行道旁的碎石路边上。

其他乘客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司机突然踩刹车，让他们猛地向前一扑。刚开始，多琳的脑子里想的全是他怎么会飞出来呢？那个年轻人，或许还只是个男孩，肯定是在开车时打起了瞌睡。他怎么会从卡车里飞出去，又优雅地从空中飘落呢？

“有个家伙在我们车前面。”司机向乘客们解释。他想大声又冷静地告诉大家，但他的声音里有种惊异的颤抖，像是害怕的颤音。“飞过公路，掉沟里了。我们会尽快重新发动车子，同时请大家不要下车。”

多琳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是没听见他说的话，或是享有某种特权似的。他倒没有责怪她。

“这个白痴，”他一边穿过公路一边说，现在他的声音里只有气恼，“这个白痴孩子，你能相信他都干了些什么吗？”

小伙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就像在雪地里摆出天使的姿势。只不过，他的身体四周是碎石而不是雪。他的眼睛半睁着。他那么年轻，胡子都还没长，可已经长得很高了。他可能还没拿到驾照。

司机在打电话。

“贝菲尔德以南一公里多点的样子，在二十一号公路上，在路的东侧。”

男孩的头下边靠近耳朵的地方溢出了一些粉红色泡沫。那颜色看起来不像是血，倒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出来的水沫。

多琳在他身旁蹲下来。她将一只手轻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律动。她又弯腰把耳朵凑过去听。看来他的衬衫是最近刚熨过的——衬衫上还带着那股味道。

没有呼吸了。

但她的手指拂过他嫩滑的脖颈时感到了脉动。

她想起以前有人告诉她的方法。那是劳埃德教她的方法，是以防哪个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出事用的。舌头。如果舌头抵在喉咙口，可能就会阻碍呼吸。她一只手按住男孩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抵住他的下颚。前额向下放，下巴向上抬，以确保清除呼吸道的阻碍。

如果他还不能呼吸，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了。

她捏住鼻孔，深吸了一口气，将双唇贴上他的嘴巴，然后呼气。做完两个人工呼吸后，她就检查下。又做两个人工呼吸，她又检查了一下。

“要不要把毯子垫在他的头下面？”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个男人，不是刚才的司机。看来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停车下来看了。她轻轻摇了摇头。她还记得不能搬动伤者，以防伤到他的脊柱。她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她还反复按压他尚有热气的胸部。她一呼一吸后稍停一停，再一呼一吸后就又等了等。她感觉脸上冒了一层薄薄的汗。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也没抬头看。后来她确信小伙子还活着。有一口气从男孩嘴里逸了出来。她张开双手放在他的胸口上，刚开始由于自己在颤抖，她分不清他的胸口是否有起伏。

是的，有起伏了。

他确实是在呼吸。呼吸道畅通了。他自己能呼吸了。他在呼吸。

“把这个盖在他身上吧，”她冲那个拿着毯子的人说，“让他暖和些。”

“他还活着？”司机俯下身子问她。

她点了点头。她的指尖又触到了他的脉搏。吓人的粉红色泡沫已经不再往外溢了。或许那不是什么大事。那东西不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

“我不能再让一车人等你一个，”司机说道，“我们已经晚点了。”

摩托车手说：“没事。我可以继续看着他。”

安静，安静，她想对他们说。在她看来，安静是必要的。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都得凝聚起来，他才能继续呼吸。

一呼一吸微弱但稳定，胸口也配合着起伏。继续，继续坚持住。

“你听见了吗？这人说他可以待在这看着他，”司机说，“救护车正尽快赶过来。”

“你们继续赶路吧，”多琳答道，“我搭车和他们一起到镇上，晚上再坐你的车回去。”

司机得俯下身才能听清她说些什么。她不经意地说着，连头都没有抬，好像她才是那个费尽力气找回呼吸的人。

“你确定？”他问。

确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了。

木头
Wood

罗伊是一名家具商，也给家具做护理。他也会接一些翻新桌椅的活儿，这些桌椅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已经损坏得没法再用了。现在做这一行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他手上的活儿多到干不完。对此，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曾推脱说雇人帮忙还得走一堆官方的繁琐流程，但真正的原因大概是他早已习惯一个人干活了——从他退伍以后就一直在单干——他简直无法想象有人一直围着他转。要是他和妻子，莉，有个儿子的话，儿子兴许会在潜移默化中对这份活计产生兴趣，等他长大了，就可以到店里帮忙。哪怕有个女儿也好。他曾想培养妻子的侄女黛安娜。黛安娜从小就围在他身边，看他干活，她结婚以后——是闪婚，那时她才十七岁——因为家里缺钱，也会帮罗伊打打下手。但她怀孕了，除漆剂、木材着色剂、亚麻籽油、上光剂、木材烟尘的气味让她犯恶心。反正她是这么跟罗伊说的。她对罗伊的妻子说了实情——她丈夫觉得这不是女人该干的活计。

如今，她有了四个孩子，在一家敬老院的厨房里工作。显然，她丈夫觉得这才是女人该干的活计。

罗伊的工作坊就在房子后面的棚屋里。棚屋靠烧柴火炉取暖。给火炉收集燃料成了他的另一个爱好。这只是他私下里的一点小爱好，却算不上什么秘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没谁知道他把它看得那么重，或者说没谁知道这对他有多重要。

砍柴。

他有一辆四轮驱动的卡车，一把链锯，以及一把三公斤半的利斧。他在树林里砍柴的时间越来越长，结果砍来的柴自己都用不完——后来只好拿去卖掉。现代居室客厅里通常有壁炉，餐厅里也有，家庭活动室里则会摆上一台火炉。大家都希望时时刻刻有火——而不仅仅在开派对、过圣诞节的时候才有。

一开始去树林的时候，莉常会担心他。她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但她也担心他会不会把生意给弄黄了。倒不是说他的手艺会变差，她担心的是时间进度问题。“你不想让人失望吧，”她说，“人们想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那都是有原因的。”

她觉得他的生意是一种责任——是在帮助别人。他抬价时，她会尴尬——其实罗伊也会尴尬——然后想方设法跟大家解释，眼下材料要花去罗伊多少钱。

在她有工作的那会儿，他在她上班后抽空去趟树林倒也不难，只要在她到家之前回到家即可。她在镇上一家牙科诊所做接待员和会计。对她来说这工作不错，她正好喜欢跟人交谈；对牙医来说也不错，因为她出身于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家族，她的亲戚们只愿意让她的老板关照他们的牙。

她的亲戚们，博尔家，耶特尔家，还有普尔一家，过去大都住在她家附近，或是说莉想住在他们当中。这个家族的人倒并非总是享受彼此的陪伴，却也常常聚在一起。二三十人常常挤在一个地方庆祝圣诞节或者感恩节，就连平常的星期天，他们也能召集一帮子人——看电视、聊天、做饭、吃饭。罗伊喜欢看电视，喜欢聊天，喜欢吃东西，但不喜欢一心二用，更别提一心三用了。因此，他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星期天有人在他家聚会时，他起床后就出门去棚屋，用铁木或苹果木生火——随便哪种都行，不过苹果木闻上去尤其香甜怡人。外面空地的架子上放着着色剂和油漆，他总会留一瓶黑麦威士忌在上面。家里也有这种酒，他也毫不吝啬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是，在工棚里一人独酌时，酒的滋味总会更好一些，正如没人在旁边说“这烟还真不错”时，烟的味道也会更好些。修家具或是去树林的时候，他从不喝酒——只在星期天屋里挤满客人的时候。

他这样一个人走开是不会惹麻烦的。亲戚们不会觉得受到怠慢——他们对罗伊这种人不太感兴趣。他不过是娶到了家里的某个人，甚至都没为这个家生个孩子。他跟他们不同。他们体型魁梧、开朗豁达、口若悬河；而他矮小精悍，沉默寡言。总的来说，他妻子是一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她就喜欢罗伊那样的，所以她不会责备罗伊，也不会为他辩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那些被孩子搞得焦头烂额的夫妻，他们俩都觉得他们对彼此更加重要。

去年冬天，莉染上了流感和支气管炎，一直没有痊愈。她觉得大家带到牙科诊室的病菌都传给了她，所以辞了工作——她说反正她也有点厌倦了这份工作，想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做她一直想做的事。

可罗伊一直没弄明白究竟是哪些事。她的体力远不如从前，无法恢复。她的性情似乎也因此大变。家里的访客让她局促不安——她的亲戚最是让她劳神。她筋疲力尽，不愿与人交谈，也不想外出。她依然能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当当的，但她每干一件家务就要休息，所以简单的日常工作就要耗上她一整天。她对电视失去了兴趣，但罗伊开电视时，她也会看。从前她那丰满快活的身形也不见了，变得瘦削而不成形。那种温暖，那种光彩——那些曾让她美艳动人的特质——从她的面颊上、她褐色的双眸中渐渐枯竭殆尽了。

医生给她开了药，可她却不清楚这药对她管不管用。她的一个姐妹带她去看了一个整全疗法的医师，光咨询费就花了三百加元。可她依然说不清这对她管不管用。

罗伊怀念过去的妻子，怀念她开的玩笑，怀念她神采奕奕的模样。他希望她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但却无能为力，只好忍耐这个神情黯淡、百无聊赖的女人。这个女人有时会在自己面前晃手，仿佛被眼前的蜘蛛网搞得心烦意乱，又像是陷入了荆棘丛中。他问她是否视力出了问题，她却声称并无大碍。

她不再开车，对罗伊去树林的事情也不再吭声了。

黛安娜说，也许她会振作起来的。（黛安娜大概是唯一还会来访的人了。）也许，就不会了。

医生差不多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措辞更加谨慎。他说，给她开的药可以防止她情绪过于消沉。要有多消沉才算“过于消沉”，罗伊暗忖，你又该怎么知道呢？

有时，他在树林里会发现被锯木厂工人砍伐过的地方，树冠还留在地上。有时，他会发现一处森林管理人员来过的地方，这些人给一些他们认为应该标出来的树围上布标，因为这些树要么病坏了，要么弯掉了，要么不适合做木材。比如说，铁木就不适合做木材，山楂树、蓝山毛榉也不行。要是他碰到这样的树丛，就会跟农场主联系，跟他们讨价还价，要是达成协议的话，就可以去林子里砍树了。这种事大多发生于晚秋时节——也就是现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初，因为这正是卖柴火的季节，也是最适合开卡车进树林的时间。如今的农场主已经不比当年了，不像当初会自己砍伐、拖运木材，还会在林子里修一条便于通行的小道。人们通常得开车穿过田野，而一年中只有两个时节可以这么做——犁地之前和收割之后。

收割以后相对更好，此时大地由于霜冻而变得坚实。今年秋季，木材的需求比以往更大，罗伊一周要去树林两到三次。

很多人靠树叶或是树木大致的外形、大小来辨识树种，但在叶子掉光了的深林中，罗伊则靠树皮来辨识。铁木，是一种厚重实在的木柴，矮壮的树干上长着粗糙的棕色树皮，但它的树枝末梢很光滑，且明显泛红。樱桃树是林中颜色最黑的，其树皮呈别致的鳞状。绝大多数人都会惊诧于这儿樱桃树的高度——它们一点儿也不像果园里的樱桃树。这里的苹果树倒是更像果园里的苹果树——不算特别高，树皮不像樱桃树那样呈明显的鳞状，颜色也没有那么黑。梣树显出一种军人的风姿，树干上长了类似灯芯绒的罗纹。枫树的树皮呈灰色，表面凹凸不平，投下的阴影形成纵横交错的黑色条纹，时而能交叉成粗略的长方形，时而不成形状。这样的树皮显得稀松平常，与随处可见、平凡无奇的枫树十分相宜。一般人想到树，多半都会想到这种树皮。

山毛榉树、橡树就另当别论了——虽然它们不像现在几近灭绝的大榆树那样形态优美，但却特征鲜明、引人注目。山毛榉光滑的树皮呈灰色，颜色跟大象皮肤差不多，人们往往会选这种树刻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数十年过去，刻下的字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宽，从纤细的刀痕长成大斑点，最终这些字母变得难以辨认，其宽度远超其长度。

树林里的山毛榉能长到三十多米高。在土地开阔处，它们肆意伸展，能长多高就能长多宽，但在树林里，它们径直而迅猛地向上生长，树顶的枝条会突然急转，形似鹿角。不过这种长势嚣张的树可能有个弱点，那就是纹理扭曲，这从树皮的纹路上就看得出来。这种迹象表明这棵山毛榉可能会被疾风吹断或是刮倒。至于橡树，在这个国家就不那么常见了，没有山毛榉常见，但很好认。正如枫树是庭院里司空见惯的树种，橡树总像是出现在故事书里的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这么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树林，”就是长满了橡树的树林。它们的模样得益于黑亮、精致的锯齿形叶子。不过，即使是叶子落光的时候，它们也同样具有传奇色调，此刻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厚实松软的树皮，颜色灰黑，表面错综复杂，其树枝如魔鬼般张牙舞爪、弯弯曲曲。

罗伊觉得，只要懂行，独自砍树也没什么危险。要砍树，首先得找准重心，接着砍一道七十度的楔口，而重心要在楔口正上方。当然，楔口的方向决定了树倒下的方向。然后，你从反方向撂下让树倒下的关键一斧，这一斧不能朝着楔口砍，而要与楔口的最高点齐平。就是说，得把树砍出豁口，在末端留一小块木头，让整棵树的重心落在这里，再从这里下手，就一定能把树放倒。最好不要让树倒在其他树枝中间，但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倘若树倒在了其他树的树枝里，也没法把卡车开进去，用链条把它拖出来，你只能从下面把树干砍成一段一段的，直到上面的部分自己掉下来。如若砍倒的树靠在了自己的枝条上，那么就只好一根一根地把枝条砍断，直到砍断撑住树干的枝条，树干便会落到地上。这些枝干可能承受了重压——弯得像弓——对付这种情况，你得砍断树枝，让树干滚向远离你的方向，免得被树枝砸中。树干安然倒下后，把树干砍成适合炉腔的长度，再用斧头将其一一劈开。

有时也会出现意外情况。有些木块很怪，斧头劈不开，只能把它们侧放在地上，用链锯锯开。锯出来的细条状木屑和锯末要被运走。另外，一些山毛榉或者枫树必须从边上劈开——沿着年轮四周把大圆木切开，差不多切成方块，然后就容易劈开了。有时会碰到腐木，年轮之间长了真菌。通常来说，可想而知的是，作为木材，树干的韧性要比树枝强；长在开阔处、树干粗壮的树要比在林中生长、树干细高的树韧性更强。

意外无处不在。但只要做好准备，这些都能应付。有备而来，危险便不复存在。他曾想过把这一切解释给他的妻子听——砍树的过程、意外的情况、辨认树木的方法。但是，他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才能引起她的兴趣。他多希望自己在黛安娜小的时候就把他知道的传授给她。而今她再也没空听了。

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木头怀有某种不可言说的情感——贪婪，几近痴迷。在其他方面，他向来不是个贪心的人。但他却会连续几宿失眠，想着那株他志在必得的漂亮山毛榉，想知道它会不会像看上去那样让人满意，或者会不会藏着什么瑕疵。他会想到这郡里那些他从未去过的林地，因为它们背靠农场，在私人农田的后头。沿着公路开车时，如果穿过树林，他会左顾右盼，生怕错过什么。连那些他完全用不上的木头，他也感兴趣。比方说，有片蓝山毛榉，太过纤细和瘦弱，根本不值得他惦记。他看见深色棱纹从高处斜斜地延伸到灰白的树干上——他会记下它们的位置。他想在脑海中为所见的每一片树林都绘制一张地图，也许他会列举林地的实际用途，证明这样想合情合理，但那并非真正的原因。

大概在初雪过后的那一两天，他会出门去树林里看看围过布标的树。他已经获准进入这里了——他跟那位名叫苏特的林场主已经打好招呼了。

林子边上有个违建的垃圾场。大家都把垃圾倒在这个隐蔽的地方，而不愿带到镇上的垃圾站去。镇垃圾站的开放时间对他们而言不太方便，位置也不那么便利。罗伊看到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是狗吗？

可接下来，那身影站直了，是个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外套。事实上，那是珀西·马歇尔，在垃圾场里闲荡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在这些地方，过去偶尔能找到价值不菲的旧坛子、瓶子，甚至铜壶，但现在已经不大容易了。珀西反正也不是个识货的拾荒者。他只会去找自己能用的东西——不过，这垃圾场里塑料瓶罐、破烂的纱窗以及露出填充物的床垫堆积成山，很难找到什么东西。

离垃圾场几千米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栋空置的房子，门窗都用木板封上了，珀西独自住在这幢房子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他沿着公路走，沿着溪流走，穿过小镇，自言自语，时而像个愚蠢的流浪汉，时而像个精明的本地人。这种营养不良、满身污垢、惶惶不安的生活，都是他自己选的。他曾试过到郡里的济贫院，可他无法忍受那里的条条框框，也受不了混迹在众多老人当中。很久以前，他刚起步时有个相当不错的农场，但农场主的生活太过单调——因此他开始贩卖私酒，破门盗窃，隔三差五还要蹲一回监狱，搞得自己每况愈下。大概十年前，他有了养老金，生活又有了起色，多少有了点保障。他的照片和报道甚至还上过地方小报呢。

时代最后一人。本地不羁之才的轶事与洞见。

他费力地爬出垃圾堆，似乎觉得有必要谈上一谈。

“你要把这些树运出去？”

罗伊答道：“有可能。”他以为珀西大概想从他这儿讨些柴火。

“那你最好抓紧点时间。”珀西说。

“为什么呢？”

“这整块地方都要签合同了。”

罗伊禁不住问他要签什么合同，这正好遂了他的心意。珀西爱说三道四，但绝不会撒谎。至少，在他真正关心的问题上，他说的都是实话，比如交易、遗产、保险、私闯民宅之类的事，总之全是跟钱有关的事情。一个从来不费心去赚钱的人不会费心去想钱，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那些只把他想成是一个念旧的流浪哲学家的人，会对此颇感意外。尽管必要时他也会信口开河地聊上几句。

“我听说有个家伙，”珀西拖拖拉拉地说道，“那会儿我在镇上。说不好。好像这家伙开了一间锯木厂，他跟河畔旅馆签了合同，整个冬天都要给旅馆供应柴火。一天一捆。他们烧这个。一天一捆。”

罗伊问：“你从哪儿听来的？”

“啤酒馆子。对，我时不时会去趟啤酒馆子。我喝酒从来不会超过一品脱。我不认识那些家伙，但他们也不会醉，也就谈谈林场什么的，说的就是这个林场，苏特家的。”

罗伊上周才和农场主谈过，他还以为这桩生意差不多谈成了，只剩常规的收尾工作。

“那可是一大堆木头。”罗伊随口说道。

“没错。”

“要是他们打算全要的话，那可得有许可证。”

“肯定的。除非有诈。”珀西兴致勃勃地说。

“不关我事。我能做的都做了。”

“当然啦。你肯定尽力了。”

回家路上，罗伊忍不住琢磨这件事儿。他偶尔也会卖柴火给河畔旅馆。但现在他们一定是决定找个固定的供货商，而这差事没落到他头上。

现在，大雪初至，他在想该如何把这么多木头运出来。只能在寒冬来临之前，把木头拉到空旷的田野里。得尽快拉走，堆起来，锯开，然后再劈。把木头弄出来，得先找台推土机，或者至少得是台大型拖拉机。得先辟一条进去的路，然后用链条把木头拖出来。还需要一群人——一两个人干不了这活儿。这是项大工程。

所以，供货商不会是像他这种自营的业余作坊，应该是郡外来的大机构。

罗伊跟埃利奥特·苏特聊天的时候，后者丝毫没提这茬儿。但极有可能是他们谈过之后，才有人找上门来，于是苏特决定不管与罗伊商定的非正式协议，直接让推土机进来。

晚上，罗伊本想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可他转念又想，倘若农场主确实变卦了，他也无计可施。口头协议是不作数的。苏特完全可以叫他走人。

对罗伊而言，最好的做法就是假装从未听过珀西的这番话，也从未听任何人提起过。他应该直接去树林，赶在推土机开进来之前尽快把他能运走的树运走。

当然，也有可能是珀西把整件事搞错了。他不可能只是为了让罗伊不安就胡编乱造，不过，他还是有可能歪曲事实的。

但罗伊越想越觉得确有其事。他脑海中总是闪现推土机、用链条拴着的木头、田野中的木堆，以及手持链锯的人。现如今人们都这么做事。批发经营。

这事对他影响这么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喜欢河畔旅馆。这是一家位于佩里格林河畔的度假旅馆，是在一座老磨坊遗迹的基础上建成的，离珀西·马歇尔住的十字路口不远。事实上，珀西房子所在的那块地以及他住的房子，都归旅馆所有。原本他们计划把房子拆了，但旅馆的客人们无事可做，喜欢顺着大路散步，给这废弃的房子、老旧的耙、房子旁边四脚朝天的马车以及没法再用的抽水泵拍照。要是珀西愿意，他们会把他也拍进去。有的客人还会来这儿写生。他们来自遥远的渥太华或蒙特利尔，深信自己正置身于一片处女地。

当地人去旅馆，是为了吃上一顿特别的午餐或晚餐。莉去过一次，是跟着牙医、牙医的妻子、牙科保健师以及保健师的丈夫一块儿去的。罗伊没去。他说，就算是有人买单，他也不愿花大价钱吃顿饭。可他也不确定他讨厌这家旅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并不全然反对人们花钱享乐的心愿，也不反对别人从那些愿意花钱的人的腰包里赚钱的想法。诚然，翻新重装酒店里的旧玩意儿，是别的工匠做的，不是他——根本没请这儿的人——但是，就算他们来请他，他也可能会拒绝，因为他已经有太多活儿要干了。莉问他酒店有什么不好的，他唯一能想出来的理由就是，黛安娜在那儿申请过服务员的工作，但他们拒绝了她，说她超重。

“哦，她那会儿确实超重了，”莉说，“现在也是。她自己都这么说。”

的确如此。但罗伊仍觉得这些人都是势利小人。贪婪成性的势利小人。他们在盖新楼，像是一家老式商店，还有一座老式剧院，都是为了装装样子。他们烧柴也是为了装样子。一天一捆。因此，某个开推土机的工人眼下就要把树林夷为平地，平得就像麦田。可想而知，这种规划就是这么独断专行，如此强取豪夺，他们也真干得出来。

他把他听到的告诉了莉。他还是会跟她讲一些事——这是习惯——不过，他现在早已习惯她的心不在焉，所以也不会留意她有没有答话。这次她回应了他的话。

“不要紧。反正你有的是活儿了。”

他早该料到会是这样，不论她好没好，都不得要领。可做妻子的不都是这样吗——做丈夫的可能也一样——半数情况均是如此。

第二天上午，他做了会儿折叠桌。他盘算在工棚待上一整天，把那几样早该交工的活儿干完。快中午时，他听到了黛安娜那辆车的消声器轰鸣的声音，于是望向窗外。她想必是来带莉去足疗的——她觉得这对莉有好处，莉也不反对。

但她往工棚来了，没进屋。

“你好。”她说。

“你好。”

“工作辛苦吗？”

“一向辛苦，”罗伊说，“给你派份活儿？”

这样的对话是他们的惯例。

“我有活儿了。听着，我来这儿是想找你帮个忙。我想借你的卡车，明天带虎虎去看兽医。我没办法把它塞进轿车。它体型太大了，车子塞不下。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

罗伊说没事儿。

他觉得，带虎虎看兽医，这可要花他们一大笔钱。

“你用不着卡车吧？”她说，“我是说，你可以用轿车吗？”

假设今天就能把活儿干完的话，明天他肯定是要去树林的。他现在决定改成当天下午就去树林。

“我会帮你把油加满的。”黛安娜说。

这样一来，他还得记得自己去把油加满，免得劳烦她。他刚要说：“你知道吗，我正好想去林子里，因为我总想着一件事……”可她已经走出工棚的门，去找莉了。

她们一离开他的视线，他就立马收拾好东西，钻进卡车开往他头一天去的那个地方。他本来想顺道停一停，再进一步问问珀西，但最终还是觉得没必要。他要是显得太过关心此事，只会让珀西又开始胡诌。他再次想到跟农场主谈谈，但出于跟昨晚一样的原因，他还是决定作罢。

他把卡车停在通往树林的小道上。小道很短，不过他还没走到头就拐了弯。他四处走动，看看树丛，还跟昨天一样，没什么被人恶意损毁的迹象。他拿着链锯和斧子，同时感到时间紧迫，需要赶紧行动。倘若有人来了，倘若有人盘问起他，他会说是经过农场主同意的，至于其他交易，他一无所知。他还会说，除非农场主过来亲自赶他走，否则他还会继续在这儿砍树。真是这样的话，他肯定得走。不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苏特很胖，腰腿又不好，所以他不常在自己的地盘上转悠。

“……不作数……”罗伊像珀西·马歇尔那样自言自语地说，“我要看的是白纸黑字。”

他在对想象中那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说话。

林地通常要比周围的土地更加崎岖不平。罗伊总觉得这是因为树倒下的时候被连根拔起，带出了泥土，然后又原地不动，慢慢腐烂在那里。在树木倒下、腐烂的地方，会形成小土丘，树根拽起泥土的地方则成了窟窿。不过，他在哪里读到过的——就在最近，他真希望自己还记得出处——在很久以前，那时冰河时代刚刚结束，地层之间结了冰，使得泥土拱起，形成了一座座怪异的小山丘，就像如今的北极地区，那里土地还没有被铲平，形成的小山丘还在。

现在发生在罗伊身上的，是最寻常不过，也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任何一个恍恍惚惚地漫步林间、做着白日梦的人，任何一个傻盯着自然美景的度假旅客，任何一个把树林当成公园在里面散步的人，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事情。穿着便鞋没穿靴子的人、没有留心看地面的人，也可能会遇到。罗伊来过树林几百回了，但从没出过这种事，根本没可能。

小雪已经下了有段时间了，地面和落叶都有些湿滑。他一只脚滑了一下，扭伤了，接着另一只脚陷进了积雪覆盖的灌木丛中，远比想象的要深。就是说，他走路太不当心了，差点跌了进去，这种地方总得小心翼翼地探探路，要是发现附近有更好走的路，就根本不该涉足。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怎么样。他并没有狠狠地摔下去，也没有一个踉跄栽进土拨鼠的洞里去。他失去了平衡，但他不情愿地摆动着身体，甚至有些难以置信，然后倒了下来，那只打滑的脚不知怎么被另一只脚压住了。跌倒时，他把锯子伸出去，把斧子也抛了出去。但抛得不够远——斧柄重重地打在了他扭伤的那条腿的膝盖上。他朝锯子的方向跌了过去，好在没直接压在上面。

他觉得自己跌倒的过程几乎像是慢动作，深思熟虑，却又在劫难逃。他本来很可能会把肋骨摔断，但并没有。斧柄可能会飞起来，砸到他的脸上，但是也没有。他还有可能划伤自己的腿。他想到了种种可能，没有即刻如释重负，而是不太确信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这一切的开始——他滑了一下，踩进灌木丛，然后摔倒——是如此愚蠢、笨拙，令人如此难以置信，任何荒唐透顶的结局都有可能发生。

他开始努力往起爬。他双膝都受了伤——一只膝盖被斧柄砸伤，另一只则重重地撞在地上。他抓住一棵小樱桃树的树干——他刚才险些一头撞上去——然后缓缓起身。他试着用一只脚支撑起全身的重量，再用另一只脚轻碰地面——就是那只因滑倒而扭伤又被压在身下的脚。他立刻想试试那只脚能不能用。他弯下腰，捡起锯子，差点又摔了一跤。疼痛从脚底突然袭来，直冲脑门。他不顾锯子了，直起身，不知疼痛从何而来。那只受伤的脚，在他弯腰的时候是不是撑起了全身的重量？他再次感到脚踝处传来的疼痛。他尽可能伸直这条腿，掂量着这条腿的状况，谨小慎微地把脚放到地上，试着去撑起全身的重量。那是一种超乎想象的疼痛。他无法相信痛苦还会继续，会继续把他打倒。脚踝肯定不只是扭到了——一定伤得很重。会不会断了？眼下他穿着靴子，两只脚看上去并无不同。

他清楚自己得忍住痛。他得适应下来，才能走出丛林。他不断尝试，但没有任何进展。他无法将重量压到那条腿上。一定是断了。脚踝断裂——虽然这只是小伤，老太太在冰面上滑倒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算是走运的了。脚踝断裂，不过是小伤。然而，眼下他寸步难行。他走不了路了。

最后他总算明白，要想回到卡车里，他就得丢下斧子和链锯，手杵着地，跪着爬出去。他尽可能轻地俯下身子，拖着身体回到刚才留下靴印的路上。已经有雪覆盖在靴印上面了。他想检查一下装钥匙的那个口袋，确认口袋拉链是拉上的。他把帽子甩到地上——因为帽檐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会儿雪直接落在了他的头上。不过倒也没那么冷。一旦他想到可以爬着出去，情况就没那么糟糕了——也就是说，虽然靠双手和那只没受伤的膝盖匍匐前进很艰难，但并非不可能。他现在万分小心，拖着自己越过灌木丛，穿过小树林，爬过崎岖不平的路面。他爬到一个斜坡，尽管可以顺势滚下去，但他却没敢——他得看好那条受伤的腿。他很庆幸自己没有碰到沼泽地，也很庆幸自己回得及时；雪已经越下越大，他的靴印几乎被大雪完全覆盖了。要是没了足迹可循，匍匐的重心又低，他将很难判断方向是否正确。

起初看上去并不真实的一切，现在却变得愈发自然了。他伏在地面上，用双手、双肘和一只膝盖贴紧地面、匍匐前进，查看木头是否腐烂，再用腹部着地越过木头，他的双手沾满腐烂的树叶、泥土和雪——他不能戴手套，不然抓不紧也感觉不准林地上的东西，只能靠这双冰凉、擦伤了的手——他不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讶。尽管起初他很舍不得斧子和锯子，但现在却不再想它们了。他也几乎没去回想事故本身。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一切已经再寻常、再自然不过了。

前方有个相当陡的坡要爬，到坡脚的时候，他稍微休息了片刻，想到已经爬了那么远了，他便觉得轻松了许多。他把手轮流伸进夹克里取暖。不知怎地，他想到了黛安娜穿着她那件不合身的红色滑雪夹克的样子，接着他决定让她去过她自己的日子，不再瞎操心了。他还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在看电视时假装大笑的模样，想到了她缄默的样子。至少她吃得饱、穿得暖，至少她不是颤颤巍巍走在路上的难民。总归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他想。更糟的。

他开始爬坡，用他的双肘以及那尽管酸痛但还挺得住的膝盖撑着地。他不停地前行。他咬紧牙关，仿佛这么做能让他不滑下去似的。他抓住视力所及的裸露在外的一切树根或是还算结实的树茎。有时他抓的东西断了，人往下滑，不过他会设法停住，继续一厘米一厘米地往上挪。他从头至尾都没抬头去看自己还得爬多远。就当这个坡永无尽头，那么爬到坡顶，就意味着一种馈赠，一份惊喜。

他爬了很久。不过，最后他终于爬到了平地上。透过前方的树和飘落的雪，他看到了自己的卡车。是辆红色的旧马自达，他忠诚的老伙计，奇迹般地等候着他。终于到了平地，这让他重新燃起了期望。他双膝跪地，缓而又缓地挪动那条受伤的腿。凭借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拖动着另一条腿，如醉汉一般踉踉跄跄。他试了一下单脚跳。不太可行——那样他会失去平衡。他试着让那条伤腿承担一部分重量，只是轻轻地，然而他意识到，这样自己会疼得失去知觉。他又换回原来的姿势，匍匐行进。但他没有穿过树林朝卡车的方向爬，而是转了几个弯，朝着他知道的印迹爬去。到了之后，他便开始加速前进，爬过坚硬的车辙，爬过地上的泥——这泥原本已经在日光下融化了，可现在又再次冻结。这对他的膝盖和双手来说，实在是种折磨，但跟之前那条让他头昏眼花的路相比，这条已经轻松太多了。他能看到卡车就在前方，望着他，等着他。

他应该还能开车。幸好受伤的是左腿。现在，他已经克服了最大的苦难，这让他大大地松了口气，可他又想到了接下去一连串的麻烦事。谁去帮他取锯子和斧子呢？他要怎么跟别人说清楚它们的位置？雪多久会把它们盖住？他什么时候才能走路？

徒劳无功。他把这一切抛诸脑后，抬起头，欢欣鼓舞地又看了一眼卡车。他再次停下休息，暖了暖手。现在他可以戴上手套了，但何必毁了它们呢？

一只大鸟从林中飞出，飞到他的一侧，他伸长脖子去看那是什么鸟。他觉得是鹰，但也可能是秃鹫。如果是秃鹫的话，它会不会见他受了伤，就以为自己走了运，一直盯住他？

他等着那只大鸟盘旋回来，这样，他就能从它的空中姿态以及翅膀形态判断出这是什么鸟了。

他就这么等着，一边关注着那只鸟的翅膀——是只秃鹫——一边对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事儿得出了全新的结论。

卡车在前进。它是何时发动的？在他盯着那只鸟的时候？起初只是移动了一点点，车辙在晃动——简直让人以为是幻觉。但他听到了引擎的声音。卡车在往前走。会不会是有人在他分心的时候进了卡车？或是有人一直在车里等着他？他确定自己锁了车门，钥匙也在他身上。他又摸了摸口袋的拉链。有人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偷走了卡车，没用钥匙。他从自己匍匐的位置大声疾呼、不停地挥手——仿佛这样当真有用似的。不过，卡车没有倒进掉头车道开出林地，而是沿着他所在的小路径直朝他颠簸而来。眼下，开车的人按着喇叭，这声音不是警告，而是在跟他打招呼，然后车子减速了。

他明白这个人是谁了。

是唯一有备用钥匙的人。只可能是这个人。是莉。

他挣扎着用一条腿站了起来。莉跳下卡车，跑过来扶住了他。

“我摔了一跤，”他气喘吁吁地告诉她，“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事了。”接着他才想起问她怎么来这儿的。

“哦，反正不是飞来的。”她说。

开轿车来的，她说——她这样说，就好像她根本从未放弃过开车——她是开轿车来的，只不过把车扔在了路边。

“轿车太轻了，不适合上这条路，”她说，“我还怕会陷进泥里。不过看来不会，泥都冻实了。

“我看到了卡车，”她说，“所以就走了过来，然后开了锁，进去坐着。看到开始下雪，我估摸着你很快就会回来。但我绝料不到你是爬回来的。”

许是因为步行，又许是因为严寒，她面色红润，声音也显得尖锐起来。她蹲下身，查看了一下他的脚踝，说他的脚踝肿了。

“算好的了。”他说。

她说这一次自己并没有担心。她本该担心却没有担心的唯一一次。（他不打算跟她说，这几个月以来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担心的样子。）她丝毫没有不祥的预感。

“我来是想告诉你，”她说，“我真是等不及要告诉你，我在做足疗时突然冒出的想法。紧接着我就看到你在爬。我就想，我的天啊。”

什么想法？

“哦，那个嘛，”她说，“哦——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稍后再告诉你。我们得先把你的脚治好。”

什么想法？

她的想法就是，根本就没有珀西听说的那回事儿。珀西确实听到了某些谈话，但不是外人拿到许可证来这儿伐木的事儿。他听到的，其实全是关于罗伊的。

“埃利奥特·苏特就爱夸夸其谈。我认识这家人，他妻子是安妮·普尔的姊妹。起初，他会到处添油加醋地吹嘘他谈成的那桩买卖，诸如此类的事。后来那桩买卖变成了给河畔旅馆提供足量的柴火，一天一百捆。有人在喝啤酒的时候听到别的酒客的闲言碎语，最后传到了你这儿。你已经拿到了生意——我的意思是，你们达成了协议——”

“好吧，听着有些蠢……”罗伊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你想想看……”

“蠢是蠢，不过，五分钟之前，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的确如此。当他抬头看秃鹫的时候，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你也是这么想的，”莉说着，满意地笑了，“但凡跟旅馆有点儿关系的事情，最后都被夸大，变成了赚大钱的故事。”

该是这样，他想。原来他听说的竟是关于自己的事。他再次变得跃跃欲试起来。

秃鹫不会再来，手持链锯的人也不会在此聚集。他保住了梣树、枫树、山毛榉、铁树，还有樱桃树。暂时都保住了。

莉竭力搀扶着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还能说话：“英雄所见略同。”

现在最好先别提起她的变化。就像你不能对还站在梯子上的人表示祝贺一样。

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脚被撞了一下，于是被搀着坐到了卡车的副驾驶座上。他发出呻吟，这和他一个人的时候发出的呻吟截然不同。倒不是他故意夸大自己的疼痛，他只是在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妻子描述这种疼痛。

他甚至想让妻子感受到这种疼痛。她重新焕发活力，他却没有产生预想的感受。他发出的呻吟能够掩饰这种缺憾，或者为它找个借口。显然，他还是小心些为好，因为他不知道她是彻底好了，抑或只是昙花一现。

然而，就算是彻底好了，就算全都好了，依然会有更多的事发生。他蒙受的损失使这样的收获失色不少。他要是还有精力去想，就会羞于承认这些损失。

天色灰暗，白雪皑皑，他最远只看得到眼前第一排树。他曾在同样的时刻来过这里，就在暮色四合的初冬傍晚。而今，他仔细观察周围，才发现从前来树林时曾忽略的东西。树林竟是如此缱绻盘绕，如此茂密，如此隐秘。树林不是一棵树挨着另一棵树，而是所有的树在一起相互帮衬，相互扶持，然后相互交织，浑然一体。它们在你浑然不觉时已悄然脱胎换骨。

这片树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名字在他的脑海里打转，时隐时现，有几次他几乎要想起来了，却又与它失之交臂。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词儿，听起来不太吉利，却也中正贴切。

“我把斧子弄丢了，”他机械地说道，“锯子也弄丢了。”

“丢了又怎样。我们可以找人帮你拿回来。”

“轿车还在这儿呢。不然你开轿车，我开卡车？”

“你疯了吧？”

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她已经准备把车倒进掉头车道了。慢慢地，但又不算太慢，卡车在车辙上颠簸，却一直没跑偏。他不太习惯从这个角度看后视镜，所以摇下了车窗，伸长脖子往后看去，任雪花飘落在他的脸上。他不仅是要看看她怎么倒车，也要给自己醒醒脑，车里的暖气让他晕乎乎的。

“慢慢来，”他说，“就是这样。慢慢来。好了。很好。不错。”

他说这些话时，她的嘴也没闲着，说着医院什么的。

“……让他们给你检查检查。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据他所知，她以前从未开过卡车。

她开得非常好。

森林。就是这个词。这个词一点儿也不生僻，他却可能从来没用到过。对这种文绉绉的词，他一般都敬而远之。

“人迹罕至的森林。”他说道，仿佛在为什么盖棺定论。

孩子的游戏
Child’s Play

我想在那之后，我们家里有过一次对话。

多伤心啊，多惨啊。（我妈说。）

本该有人监督的。辅导员们呢？（我爸说。）

要是我们又经过那栋黄色的宅子，我妈或许会说：“记得不？记不记得你过去有多怕她？可怜的家伙。”

我妈惯于对我遥远婴孩时期的小怪癖念念不忘——甚至珍视不已。

当你还是孩子时，每一年，都会像换了个人。变化通常发生在秋季，当你重返校园，升了一级，将暑假里的浑噩和懒散撇在身后。那便是你对变化最敏锐的时期。打那以后，你对年月的流逝不再敏感，但变化仍在发生，别无二致。有很长一段时光，过往轻而易举地与你渐行渐远，仿佛不受意识的支配，彻底逝去了。过去那些场景虽然并没有消失，却变得无关紧要。随后它们卷土重来，那些已经彻底了结的旧事泛起沉渣，引人注意，甚至让你想做点什么，尽管你显然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

玛琳和查琳。人们还以为我们是双胞胎来着。那些年里流行给双胞胎起押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而且我们——查琳和我——还戴一样的帽子。它叫苦力帽，草编帽锥宽而浅，在下巴这儿打个结或勒条松紧带固定住。本世纪后半叶，人们从电视上关于越南战争的镜头中，熟悉了它。沿西贡的街道骑自行车的男人们戴着，走在路上的女人们也戴着，背景则是轰炸后的村落。

那时候——我是指查琳和我在营地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接受苦力一说，不带冒犯之意。还有黑鬼，或是谈论把价格压到犹太价。我那时应该十来岁，还从未将这个动词与其名词联系起来过。

就这样，我俩叫那样的名字，又戴那样的帽子，第一轮点名时，就让辅导员——是我们喜欢的乐呵呵的梅维斯，尽管我们更喜欢漂亮的保利娜——指着我们喊道：“喂，双胞胎。”然后不等我们否认，便接着点其他的名字去了。

在此之前，我们肯定就注意到了彼此的帽子，并且互相赞赏。否则，我们其中一个，或是我俩，准会把这簇新的帽子给摘了，准备将它们抄到自个儿的床铺底下，宣称是妈妈非要我们戴的、我们自己并不喜欢等等。

我或许赞赏查琳，但并不知道该如何跟她成为朋友。九到十岁的女孩们——虽有几位略大些，但大致都是这个年龄——不像六七岁的女孩儿那样能轻易交到朋友，或是结成对子。我无非是跟着镇上同来的其他女孩儿进了一间屋子，她们谁也算不上我要好的朋友，屋子里头尚有几张没被认领的床铺，然后我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倒在褐色的毯子上。随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身后说：“我可以挨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吗？”

那是查琳，正在同我并不认识的某人说话。宿舍大概容纳了二十多个女生。她问的那个姑娘说“当然”，然后走开了。

查琳的嗓音挺特别。殷勤、戏谑、自嘲，还带着一股吸引人的高兴劲儿，如同铃铛的颤音。事情立见分晓，她比我更有自信。查琳的自信并不只局限于能让另一个姑娘让位，而不是决绝地回答说“我先到的这儿。”（或者——若她是那种缺乏教养的姑娘——的确有一些人是的，她们的开销由狮子会 [1] 或教堂来支付——她或许会说：“你就拉裤子里吧，我是不会让给你的。”）不。查琳的自信，在于能让任何人都乐意照她要求的去做，而不只是表示赞同。她也同样在试探我，因为我也可能说“我才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转身去整理自己的东西。但我当然没这么做。如她所料，我感到受宠若惊，看着她以一种庆祝胜利的架势倾倒出自己行李箱中的物品，弄得好些东西都掉到了地上。

我唯一能想到的话是：“你都晒黑了。”

“我一直很容易晒黑。”她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处差别。我们专心致志地探究彼此间的差异。她容易晒黑，我爱长雀斑。我们两个都是棕色头发，但她的颜色更深。她的头发带波浪，我的则又浓又密。我要高出一厘米，而她的手腕和脚踝要粗些。她的眼睛更绿，我的则偏蓝。我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列举，甚至不放过我们背上的痣和可见斑、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长过大脚趾，而她的则短些）。要不我们就依次列举迄今为止在各自身上发生过的所有疾病和意外，以及我们的身体经历过的修复和切除。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被摘了——那个年代惯常的预防手段——而且我们两个都得过麻疹和百日咳，但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被拔过一颗上犬齿，它长到了其他牙齿上头；而她的大拇指被一扇窗户夹过，指甲上的月牙并不完整。

一归纳完关于身体的所有特征和历史，我们便立即涉足各自家庭的故事：集中在那些戏剧性的或半戏剧性的事件，或是两家的差别上。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则是独生女。我有个姑妈高中时死于小儿麻痹症，而她——查琳——有一个哥哥在当海军。因为正值战时，我们在篝火晚会上会选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不列颠万岁》，有时也唱《永恒的枫叶》。空袭、战斗、沉船，虽然遥远，却是我们生活中横亘不去的背景幕布。每隔一阵子，附近便会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令人惊恐，但又庄严而刺激，就像后来我们镇上还是街道上有个男孩遇难时一样，他住过的房子里虽然没有挂花圈或黑色布帘，却似乎仍凝聚着特别沉重的气氛，在劫难逃的命运压垮了它。不过那房子全然没有特别之处，最多只有一辆外来的汽车停泊在路沿上，显示有亲属或是某位神甫前来探望遭受丧亲之痛的家庭。

营地的一位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未婚夫，还戴着他的表——我们相信那就是他的表——把它别在衬衣上。我们出于扼腕之情想要对她表示关心，可她却嗓音尖利，专横跋扈，甚至连名字也惹人不快。叫阿尔瓦。

我们生活中的另一块背景幕布，也理应在营地得到强调，那就是宗教。但既然加拿大联合教会已经正式掌管一切，围绕这个话题的絮叨就不会像在浸礼会或圣经基督徒会管辖下那样多，举行的正式认教仪式也比罗马天主教或圣公会少。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都从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有人支付开销的女孩有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习惯了它那爽快而世俗化的风格形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消做晚间祷告，在用餐时唱颂歌，并在早餐后进行半小时特别谈话——是为“闲谈”——便可轻易脱身。相对而言，即便在闲谈中我们也不太言及上帝或耶稣，涉及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友爱、和善与纯洁的思想，承诺我们长大后不抽烟喝酒。没有人反对这类事情，或是试图缺勤。我们都习惯了，而且坐在和煦阳光下的沙滩上令人心情舒畅，天还不够暖和，我们都还不想下水。

成年女人们也会做我和查琳做过的事。或许不至于去数对方背上的痦子，或是比较脚趾的长度。但当她们相遇，彼此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觉得有必要罗列重要的信息，那些或公开或私密的重大事件，再填充其间的空白。要是她们感受到了这份热度与渴求，那她们就几乎不可能互相厌倦了。听对方诉说那些最琐碎和愚蠢的事儿，或是当对方袒露出某些惊人的自私、欺骗、刻薄和纯粹的恶意时，她们会开怀大笑。

这么做当然需要非凡的信任，但这份信任可以在须臾之间建立。

我曾观察过这种情形。当我们围坐在营火周围，搅动着木薯粥等东西时，男人们则去了灌木丛里，不得交谈，以免惊扰野物——就是在那些漫长的时光里，信任便开始建立了。（我是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然而水平一般。）我曾观察到，却从未参与到这些女性的交流中。也不尽然。有时候，因为看似必要，我会敷衍一番，但我意欲结交的女士却总能识破我的伪装，继而变得困惑和谨慎起来。

通常来说，在男性身上我较少体会到这种警觉。他们并不期待这类交易，也极少真正感兴趣。

我说的这种亲密无间——女人之间的这种——并无情欲成分，也不是情欲的前奏。青春期之前，我也有过类似体验。接着她们也会分享秘密，像是谎言之类，可能还会为此争先恐后。这会引起某种热辣的短暂兴奋，不论带不带性的挑逗。紧接着则是不适、排斥以及嫌恶。

查琳对我说起过她哥哥，却带着实实在在的厌恶之情。说的是那个在海军服役的哥哥。她到他房间去找自己的猫，撞见他在对他女朋友做那事。他们还不晓得被她看到了。

她说他上下上下的时候，还啪啪直响。

你是说他们在床上扇耳光？我问。

不，她说，是他的那个玩意儿，一进一出的时候啪啪直响。真下作。令人作呕。

而且他光秃秃、白花花的屁股上长着疙瘩。令人作呕。

我跟她讲了韦尔娜的事。

我七岁之前，我父母住在一栋被称为“双房”的房子里。那时候或许“连排房”这个词还不常用，不管怎么说，房子分割得并不均匀。韦尔娜的祖母租了背面的房间，而我们租了正面的。房子高大、毫无遮拦、样貌丑陋，刷成了黄色。我们住的镇子太小了，没有像样的住宅区划分，但我推测，若是有那种划分，那座房子会恰好坐落在体面的小区和破败的小区之间。这是二战前夕，大萧条（这个词，相信我们当时还一无所知）末期的情形。

我那当老师的父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薪水微薄。街道在我们屋后渐渐从那些失业穷人的住所之间消失。韦尔娜的祖母肯定有些小钱，因为她说起那些领救济金的人时，语调轻蔑。我相信我妈妈跟她争论过，说这不是他们的错，却并没争赢。这两个女人并不是什么朋友，但是在晾衣绳的分配问题上，却显得真诚友好。

祖母的名字叫霍姆太太。有个男人间或来看望她。我妈妈说起他时，称之为霍姆太太的朋友。

不准和霍姆太太的朋友说话。

事实上，在他来的时候，我甚至被禁止在外面玩耍，所以并没有什么机会同他说话。我甚至记不得他的模样了，不过倒是记得他的汽车，一辆深蓝色的福特V8。我对汽车特别有兴趣，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车。

然后韦尔娜来了。

霍姆太太说她是自己的孙女，没道理怀疑这不是事实，然而却从未有过中间那代人存在的迹象。我不知道是霍姆太太把她带回来的，还是那位开V8的朋友送她来的。她出现在我上学前的那个夏天。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名字——通常意义上讲，她并不健谈，而我也不记得曾问过她。打一开始，我便对她有种反感，不同于此前对其他任何人的感受。我说我讨厌她，我妈妈就说，你怎么这样呢，她怎么你了？

可怜的家伙。

小孩子用“讨厌”一词来表达许多种意思。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惊吓。并不是指他们感觉到有被攻击的危险——比如有时走在人行道上，会遇到些骑自行车的大男孩，喜欢粗暴地横在你的面前，骇人地嚎叫，那时我就有受到威胁的感觉。对身体受到伤害的恐惧，或是我从韦尔娜身上感到的那种恐惧，并不比对某个诅咒或邪念的恐惧来得强烈。在你极年幼时，你甚至会对某些房屋面和树干，特别是发霉的地窖和深邃的壁橱产生那种感觉。

她要比我高出许多，但我并不知道她长我几岁——两岁，三岁？她瘦得皮包骨头，事实上骨架极窄，配上一个小脑袋，让我想到蛇。细软的黑色头发耷拉在这么个脑袋上，从她的前额垂落下来。她脸上的皮肤在我看来黯淡无光，跟我们旧帆布帐篷上的翻门似的，而她那向外鼓突的脸颊，就像那道翻门被风吹起来时的模样。她总是斜眯着眼睛。

但我相信，她就像别人说的那样，长得也不算特别不顺眼。事实上，我妈妈还说她好看，或者算是好看的（意思是，她没那么糟，算好看的了）。她的行为举止，就我妈的观察，也没什么令人反感的地方。她比实际年龄显小。这是一种婉转但并不确切的说法，意即韦尔娜从未学过阅读、写字、跳绳和拍球，还有她嗓音沙哑、不受控制、断句古怪，仿佛要说的话结成了块，堵在她的喉咙里。

她干扰我、搅乱我的自娱自乐时，采取的是年长姑娘的手法，不是年幼女孩的。但这个年长姑娘既无技巧也无权威，只会煞费苦心，而且意识不到自己不受欢迎。

孩子总是以荒唐的方式遵从习俗，他们会立刻排斥任何偏离中心、紊乱无序、难以掌控的事物。作为独生女，我深受宠溺（也备受斥责）。我笨手笨脚、早熟早慧、羞怯胆小，自己暗中定下满打的规矩，怀揣隐秘的嫌恶之情。我甚至讨厌不断从韦尔娜头发上滑落的赛璐珞发夹，还有她老想着塞给我的带红绿条纹的薄荷糖。事实上，她不止是塞给我；她会努力逮住我，然后将这些糖果捅进我的嘴里，同时用她那磕磕巴巴的方式咯咯直笑。我到今天都不喜欢薄荷口味的糖。还有韦尔娜 [2] 这个名字——我也反感。从这个词里我听不出春天的意味，也感觉不到有青草、花环或穿着薄纱衣裙的姑娘们。它听上去更像是一抹顽固的薄荷味绿色黏液。

我也并不相信我妈真的喜欢韦尔娜。在我看来，她出于天性中的虚伪，或成心让我不痛快，装出一副可怜韦尔娜的样子。她要我与人为善。起初，她说韦尔娜不会待太久，暑假结束时就会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随后，事态明朗起来，韦尔娜无处可回，于是只能指望另一则消息的宽慰，我们自己很快便要搬家了。我只消再与人为善上一小阵子。（事实上，离我们搬家尚有整整一年的光景。）最终，她耐心耗尽，说我让她失望，说她从未想过我如此刻薄。

“她生来就这样，你怎么能怪她呢？难道是她的错吗？”

这话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若是更精于辩论，或许会说我并没有怪韦尔娜，只是想让她别靠近我。当然，我确实是在怪她。我可不怀疑这无论如何都是她的过错。而且不论我妈会怎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那个年代和环境灌输给我的一些心照不宣的论调。就连大人们谈起那些“头脑简单 ”或是“少根筋 ”的人，脸上也会泛起一种微妙的笑意，其中带有难以抑制的得意和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这些我都见到过。并且我相信，我母亲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如此。

我开始上学。韦尔娜也开始上学。她被安排进了特殊班，在学校操场一角一栋专门的楼里。那其实是镇上最早的教学大楼，但当时没人有空关心本地的历史，而且那楼几年之后也被拆毁了。课间休息时，那栋楼里的学生在一处围着栅栏的角落里活动。他们早上比我们晚半小时到校，下午早半小时放学。按理说没人会在课间休息时去打搅他们，但无论常规学校操场上在发生什么，他们都时常趴在栅栏上观望，偶尔会有一拨人，一边呵斥，一边挥舞着棍棒来吓唬他们。我从未靠近过那个角落，也基本没见到过韦尔娜。然而回到家，我还是得应付她。

一开始，她会站在黄色房子的一角，注视着我，而我则装作不知道她在那里。随后，她会晃悠着走进前院，在属于我们家房子的前门台阶上占个位置。如果我想去上厕所或是觉得冷，要进屋子的时候，就不得不几乎擦着她过去，或是冒被她触碰的风险。

她能在一个地点待上许久，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久，而且眼睛只盯着一样东西。通常是我。

我有一架从枫树上垂下来的秋千，所以在荡秋千时，我要么面向房子，要么面向街道。也就是说，我要么脸朝向她，要么心里知道她正盯着我的后背，搞不好还会上前来推我一把。过上一阵子，她就会下定决心这么干。她总是推得我一个踉跄，但这并非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她把手指紧压在我背上。她手指的寒意穿透了我的外套和其他衣物，如同许多只冰冷的猪鼻子。我的另一项活动是用树叶搭房子。那棵挂了秋千的枫树落了叶子，我就把它们用耙子耙拢，满怀满怀地抱着走，倒落下来，用树叶摆弄出一套房屋设计图。这儿是起居室，这儿是厨房，这软蓬蓬的一大堆是卧室里的床铺，诸如此类。这项消遣并不是我发明的——每次课间休息，都会有女生在学校的操场上摆出里里外外都更为奢华的树叶房子，甚至还配齐了家具，直到最后，清洁工将所有的树叶耙个精光，烧个干净。

起初，韦尔娜只是看我在做什么，从她斜视的表情中，我仿佛读到一种高高在上（她怎么能高高在上呢？）的困惑。她随后开始靠近，抱起一捧树叶，动作不知是迟疑还是笨拙，把树叶洒得到处都是。这些树叶并非取自那堆闲置的叶子，而是我屋子的墙壁。她抱起它们，走一小段，然后任由它们落下——倾倒在我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

我喊她住手，但她却弯腰去捡自己洒落在地的那一大堆叶子，又没法抓牢它们，甩得到处都是，待它们铺满一地时，便开始傻兮兮地东踢西踹一气。我仍在喊她住手，但并不奏效，她说不定还当我在鼓励她。所以我埋下脑袋，朝她冲过去，一头撞在她的肚子上。我并没有戴帽子，所以当我的头发触到她穿的羊毛外套或是夹克时，那感觉就好像碰到了一个硬鼓鼓肚皮上的粗短毛茬。我一边抱怨，一边跑上屋子的台阶，我妈妈听了这事，说的话更叫我发疯：“她只不过想玩。她不知道是怎么个玩法。”

在下个秋季到来之前，我们住进了一栋新的平房，我再也无需经过那栋黄色房子了，它老让我想起韦尔娜的许多事，肯定也沾染上了她狭隘诡诈的性情和那威胁人的斜视神态。黄色的油漆仿佛成了代表凌辱的色彩，那扇偏倚的前门更增加了一抹畸形的感觉。

我们的平房距那栋房子仅三个街区，更靠近学校。但照当时对镇子大小和复杂程度的理解，我觉得自己已经彻底逃离了韦尔娜。直到有一天，当我和一个同学在主干大街迎面遇上她时，我才明白这并非事实，完全不是。那天应该是我们中谁的母亲派我俩去跑腿。我并没有抬头看，但我相信当我们经过时，听到了表示致意或招呼的咯咯一笑。

另一个姑娘对我说了句骇人的话。

她说：“我过去以为那是你姐姐呢。”

“什么？”

“嗯，我知道你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所以我想你们肯定是亲戚。像是堂姐妹，或不管别的什么吧。你们不是吗？不是堂姐妹？”

“才不是。”

办特殊班的那栋老房子被充了公，小镇便在工作日里租用了圣经会堂，将学生们转移了过去。圣经会堂恰好位于我和我父母住的平房所在马路对面的一处转角上。韦尔娜去上学有两条路可走，可她偏偏选了那条得经过我们家门前的路。我们的房子离人行道只有一两米，这就意味着，她的影子实际上是可以落到我家台阶上的。若是愿意，她可以将鹅卵石子踢上我们的草坪，而且除非我们放下百叶窗，否则她便可以窥探我们的过道或是前厅。

为了同普通学校的作息时间保持一致，特殊班的上课时间做了变更，至少在早间是如此——特殊班学生们下午仍然更早放学。人们一定觉得，既然他们进了圣经会堂，就没必要在上学路上将他们同其他人隔离开了。这就意味着我现在有可能在人行道上撞见韦尔娜。我总是会朝她可能出现的方向瞅瞅，若是见到了她，我便会谎称自己忘了东西，或鞋子磨脚需要贴块膏药，或头发上的缎带松了，借机躲回屋里去。我现在再也不会蠢到去提及韦尔娜，然后听我妈妈说：“怎么了，你在怕什么，你觉得她能吃了你吗？”

怎么了？她弄脏你了，把病传染给你了？韦尔娜整洁干净，身康体健。她不大可能来攻击或是胖揍我，也不会来扯我的头发。但是也只有成年人才会那么蠢，相信她没啥力气。她有大把的力气，且单单针对我。我是被她盯上的人。或者说，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难以形容、无法摒弃的默契。某种爱意般不离不弃的东西，虽然从我的角度看，这种感受像是十足的嫌恶。

估计我对她的嫌恶，就像有些人厌恶蛇、毛毛虫、老鼠或鼻涕虫。没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她可能造成任何实际的伤害，而是因为她能搅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厌恶自己的人生。

当我跟查琳讲她的事时，我们已经进入到谈话更深的层面了——这场谈话仿佛只有在我们游泳或是睡觉时才会中断。比起查琳哥哥那上下抽动、长着疙瘩的屁股，韦尔娜算不上什么有料的话题，给人的厌恶感也不够生动，而且我记得自己说过，她骇人的样子是我无法形容的。然而后来，我还是描述了她，描述了我对她的感受，我做得应该还不错，因为在为期两周的营地生活临近尾声的一天中午，查琳匆匆忙忙地跑进食堂，她的面庞放着光，交织着恐惧和某种诡异的喜悦。

“她在这儿。她在这儿。那个女生。那个吓人的女生。韦尔娜。她在这儿呢。”

午餐结束。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忙着把我们的餐盘和杯子收到厨房的架子上，等着当天在厨房值日的姑娘们收走清洗。随后，我们会排队去每天一点开门的小卖部。查琳方才是跑回宿舍取钱去了。查琳家境富裕，有个当殡仪师的爸爸，她为人大意，把钱藏在自己的枕头套里。我除了游泳的时候，总是把自个儿的钱贴身带着。我们中所有消费得起的人都会在午餐后去小卖部，想找些东西驱散甜点的味道，我们并不喜欢却总忍不住要尝那些甜点，只想看看它们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难吃。木薯粉布丁，烤苹果糊，黏黏的蛋奶冻。最初看到查琳脸上的表情时，我以为是她的钱被人偷了。但随后想到，这么点小灾小祸不会叫她的表情变得如此扭曲，她脸上的震惊之色是蕴含着喜悦的。

韦尔娜？韦尔娜怎么会在这儿呢？肯定哪儿弄错了。

那肯定是个周五。在营地还要待上两天时间，最后两天了。原来是特殊班的一支小分队——在这儿还是管她们叫特殊生——被带了过来，同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周末。她们人不多，总共也就二十来人，而且不全是来自我们那个小镇，也有的来自临近的镇子。实际上，就在查琳试图向我通报消息的时候，随着一声哨响，辅导员阿尔瓦已经跳上了一条长椅，对着我们讲起话来。

她说她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让这些来访者——这些新的营员——感觉宾至如归的，而且她们带了帐篷，也有自己的辅导员。但是她们会同我们一起吃饭、游泳、游戏、参加晨间的闲谈。她说她确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将此视作结交新朋友的契机，带着那种我们熟悉的警告加责备的语气。

人们花了些时间把帐篷支起来，安顿这些新来的人和她们的物品。有些人显然缺乏兴致，溜达着跑开了，得有人吼住她们，拽她们回来。到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或者说休息时间，我们从小卖部买来巧克力棒、甘草棒糖，或是脆脆焦糖，躺到自个儿的铺位上，享用起来。

查琳继续说着：“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她在这儿。我没法相信。你觉得她是跟着你来的吗？”

“可能是。”我说。

“你觉得我一直这么挡着你行吗？”

我们在小卖部排队的时候，特殊生们被人领着从我们身旁经过，我忽地低下自己的脑袋，让查琳挡在我和特殊生之间。我偷偷瞧了一眼，从背后认出了韦尔娜。她那颗耷拉着的、蛇一样的脑袋。

“咱们得想个法子把你乔装起来。”

从我说的话里，查琳似乎推断出韦尔娜曾主动骚扰过我。我也相信这是事实，只是这种骚扰行径，比起我描述的要更微妙、更隐蔽。我现在任由查琳以她喜好的方式去想，因为这样一来也更刺激。

查琳和我煞费苦心地规避，所以韦尔娜并没有立即发现我，或许也是因为她同多数特殊生一样，看起来实在是晕头转向，正试图弄明白自个儿来这儿是做何为。她们很快便被带去沙滩尽头，上她们的游泳课去了。

晚餐桌前，我们还在唱着歌，她们就排着队进来了。

相聚，相聚，我们相聚的时光越长，

相聚的时光越长，

我们的心情越飞扬。

她们随后被刻意打散，安插到我们中间。她们都佩戴着名牌。坐我对面的那个叫玛丽·埃伦什么的，不是我们镇上的。但我还没来得及为此庆幸，便看到韦尔娜坐在邻桌上了，比她周围的那些人都高出一截，但是感谢老天，她和我面朝着同一个方向，所以用餐期间并不会看到我。

她是她们中最高的，但也不如我记忆中的那么高，那么突兀抢眼。可能是因为我去年蹿了一截，而她则已经完全停止长个子了。

在我们吃完起身拾掇餐盘的时候，我保持着低头弓背的姿势，从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但我却清楚地知道她的视线何时落到了我身上，何时认出了我，何时嘴角耷拉微微一笑，又是何时在喉咙里发出了古怪的咯咯笑声。

“她看到你了，”查琳说，“别看。别看。我会挡在你和她之间的。朝前走。别停。”

“她有朝这儿来了吗？”

“没有。她只是站在那儿。她只是在看你。”

“在笑吗？”

“有点。”

“我不能看她。我会犯恶心的。”

在余下的一天半里，她对我施加了多少迫害？虽然事实上韦尔娜从未靠近过我们，但查琳和我一直在用这个词。迫害。听上去既老练，又带点法律术语的味道。我们总在小心提防着，仿佛我们，或是我，被跟踪了似的。我们试图掌控韦尔娜的动向，由查琳报告她的神态和表情。在查琳说“行了，她现在注意不到的”的时候，我冒险朝她看了两回。

就我所见，韦尔娜看起来有些萎靡，或是愠怒，或是迷茫，同大多数特殊生一样，她仿佛被放逐了，并不十分明白自己身处何地，或是在这儿做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包括她——因为走到了沙滩后方断崖上那片长着松树、杉木和白杨的林子里，或是逛到了通往高速公路的沙路上，引起一阵骚动。在那之后，营地召开过一次会议，要求我们所有人看好新伙伴，她们对这片区域还不如我们熟悉。听到这话，查琳戳了戳我的肋骨。她当然不会注意到眼下这个韦尔娜身上发生过哪些变化，像是自信的退却，甚或是身材的消瘦，她照常汇报着韦尔娜狡黠不善的表情和刻薄的模样。或许她是对的——或许韦尔娜在查琳这个陌生人身上，在我的这位新朋友兼保镖身上，看到眼下一切都已改变，一切都不可预料，这令她愁容满面，虽然我并没看见。

“你从未跟我说过她手的事儿。”查琳说。

“她的手怎么了？”

“她的手指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长的。她可以轻易把手指绕在你的脖子上，然后掐死你。她做得到的。晚上和她待在一个帐篷里是不是挺吓人的？”

我说会的。吓人。

“但是和她一个帐篷的人都太蠢了，注意不到的。”

最后那个周末，营地起了一种变化，出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氛围。倒不是什么激烈的变化。食堂仍在规定时间敲响锣鼓，宣布饭点已到，提供的食物不好不坏。然后是休息时间、游戏时间和游泳时间。小卖部照常营业，我们也如常聚起来闲谈。但是出现了那么一种愈发令人躁动不安、心神涣散的气氛。你甚至能在辅导员身上察觉到，同样的斥责或是鼓励他们不再脱口而出，而是会朝你看上一秒钟，仿佛在努力回想通常说的是什么。而这一切似乎都伴随着特殊生的到来才开始出现。她们的出现改变了营地。这个营地曾经名副其实，有它自己的规矩和赏罚措施，像是学堂或童年时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是种不可避免的事物，然后它的边缘开始崩裂坍塌，暴露出自身是个临时的存在。逢场作戏而已。

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特殊生时会想，要是她们也算营员的话，哪儿还有真正的营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但在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日常规范行将告破，我们会被家长接走，继续过我们的生活，而辅导员们也会做回普通人，甚至都不是教师。我们连同在过去两周内蓬勃兴盛起来的所有友谊、敌对和较量，生活在一处搭建时就注定要解体的舞台上。谁能相信这仅仅维持了两周而已？

没人知道该如何表达这感受，只有一股懒散倦怠在我们中间蔓延，一种厌烦了的戾气，甚至连天气都折射出同样的情绪来。过去两周内，或许并非每天都炎炎炙热、明媚和煦，但我们中多数人在离开时会带着这份印象。而眼下，周日上午，天气骤变。在我们做户外祈祷的时候（我们周日不进行闲谈，而是改成这个），阴云集涌。气温并无变化，若要说有的话，也就是日间的暑气更盛了，但是空气里有了一股被称为暴风雨的味道。仍是一派静默。辅导员们，甚至连同周日里从最近的镇子上驱车前来的牧师，都间或抬头警觉地朝天上瞧瞧。

落了几滴雨，别无其他。仪式结束，暴风雨并未袭来。云层淡了些许，没到晴艳的程度，但也足以保住我们的最后一次游泳活动了。在那之后，不会再有午餐；厨房在早餐后便关闭了。小卖部的卷帘门也不会开启了。中午一过，我们的家长便会陆续抵达，把我们接回家去，大巴则会来接那些特殊生们。我们的大部分物品都已经打好了包，床单已被撤走，那摸上去总是滑腻湿冷、做工不精的褐色毛毯，已经折好了横放在每张便床的床脚上。

就连我们占满了宿舍间，一边叽喳说话一边换泳衣的时候，房间内部仍显出一副临时拼凑的阴郁模样。

海滩的情形也一样。沙子似乎比往常少了，石块多了。仅有的沙子也显得灰茫茫的。海水虽然实际上挺暖和，看上去却是冰冷的。我们对游泳的热情已经消退，多数人只是在水里盲目地踩来踏去。负责游泳的辅导员们——保利娜和那个管特殊生的中年女人——不得不朝着我们拍起手来。

“快点儿，你们在磨蹭什么呢？这可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们中间有些游泳好手，她们通常会立即游向救生筏。所有过得去的游泳者，包括查琳和我，为了证明自己能在水里埋头游上几码远，都得至少游到救生筏边一次，然后再折返。保利娜通常会即刻朝那儿游去，留在深水区里，看有谁遇上了困难，同时确保每个应该游上一回的人都完成了任务。但在那一天，许多人都没按要求完成，保利娜起初喊了几声来助威，还怒斥了几次——仅仅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下水，然后便只是在救生筏周围沉沉浮浮，同坚持完成的游泳能手们一边大笑，一边开着玩笑。我们中多数人仍是在浅水区里踩水，游上几尺或是几码，然后站在水里互相泼水，或是翻过身，脸朝下浮在水面上，仿佛极少有人再对游泳这件事上心了。那个负责特殊班学生的女人站在水勉强及腰的地方——大多数特殊生则停留在水刚过膝盖的地方——她那件印花、带摆裙的泳衣，连上半身都还未打湿。她弯着身子，用手拍打出些许水花，边笑边对她们说，这不是挺有趣嘛。

查琳和我所处的水域大概刚刚及胸。我们在蠢笨的游泳者当中，脸朝下浮在水面上，用仰泳或蛙泳的姿势随处扑腾，也没人叫我们别瞎胡闹了。我们测试自己在水下能睁多久眼睛，还偷偷浮出水面，跳到对方的背上。我们的四周满是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呐喊尖叫着的人，她们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

在这次游泳期间，一些家长和负责接送营员的人早早到了，传话说他们等不及了，所以那些归他们管的营员被从水里召唤了出来。这么一来便造成了一些额外的叫唤和混乱。

“看，看。”查琳说。事实上，她有些语无伦次，因为我把她往水里推，她呛了水，一边吐，一边才浮了起来。

我一看，是韦尔娜正朝着我们进发，戴一顶浅蓝色橡胶泳帽，同时用她纤长的双手击打着水面，笑意吟吟，仿佛她重掌了凌驾于我的权力。

我没有与查琳保持联系。我甚至不记得我们怎么告的别。不记得是否说过再见。我模糊地记得，双方家长几乎在同一时间抵达，我们摸爬着钻进不同的车里，把自个儿交付给了过去的生活。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查琳的父母自然会有一辆好些的汽车，不会跟我父母眼下开的那辆一样寒酸、发出声响、摇摇欲坠，但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永远不会想到要引荐各自的父母。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匆匆忙忙地动身离开了，将一阵阵因为丢没丢财物、见没见到亲人、登没登上巴士而起的喧闹声抛在了身后。

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查琳的结婚照片。人们在那个年代还将结婚照登在报纸上，不只是在小镇上，大城市也有这风俗。当时我正在布卢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等朋友，一边浏览一份多伦多的报刊，在上面看到了照片。

婚礼在圭尔夫举行。新郎是多伦多本地人，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 [3] 的毕业生。他高极了——要么就是查琳变矮了。她勉强够到他的肩膀，这还得算上她当天油光浓密、盘成头盔样式的发型。发式让她的脸显得被压扁了，似乎微不足道，但我却觉出她的眼睛画了厚重的眼线，克娄巴特拉的式样，唇色苍白。这听起来怪诞荒谬，但确是当时盛行的妆容。唯一让我回想起她儿时相貌的，只有她脸颊上滑稽地微微突起的部分。

报上说，她——新娘——从多伦多的圣希尔达学院毕业。

就是说我在多伦多读大学学院的时候，她肯定也在同一个城市里读圣希尔达学院。或许在同一时间，我们曾在校园某条相同的道路或小径上转悠。可是从未相遇。我并不认为她会看到我却不搭理。我不会回避同她说话的。当然，我一旦发现她在念圣希尔达学院，就立即会觉得自己是个更正经的学生。我和朋友们将圣希尔达学院视作女校。

我现在是人类学的硕士生了。我已经决定永不结婚，但并不排除拥有情人。我留一头直直的长发——我和朋友们期望打造出嬉皮士的风格。我对童年的记忆，远比今天看起来更为模糊、凋零、琐碎。

我本可以给查琳写信，请她父母转交，报纸上有他们在圭尔夫的地址。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那时认为，对任何一名女性致以新婚的祝贺都是虚伪的最高境界。

但是她给我写信了，大约十五年后。她写的信由我的出版人代为接收。

“我的老朋友，玛琳，”她写道，“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麦克林》杂志上，我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想到你写了本书，我是多么目眩神迷。我还没有买到，因为我们出门度假去了，但我决心只要有机会就买，也要读。我刚好在浏览我们不在时送来的杂志，然后在里头看到了你的一张醒目的照片和有趣的评论。然后我想一定要写信向你道贺。

“你大概结婚了，但是在用闺名写作？大概有家了？写信来和我说说关于你的一切。可惜的是，我没有孩子，但我一直都在忙着做志愿工作，搞园艺，还同基特（我先生）一起出海。我好像总有许多事情可做。我现在是图书馆委员会成员，如果他们还没订购你的书的话，我会拧他们胳膊的。

“再次祝贺你。我必须要说，我感到惊讶，但并没有太惊讶，因为我总在猜想你会做一些特别的事儿。”

我在那时也没联系她。似乎并没有理由这么做。一开始，我没在意最末的“特别”一词，但在稍后想起时，我为之一颤。但我告诉自己，她这么说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今天仍是这么想。

她提及的那本书，产自我一篇曾遭到劝阻的论文。我着手另写了一篇论文，但自己一有时间，便回到最初的这一篇来，将它当作一项业余爱好来写。从那时起，恰如人们期望的，我还参与协作过两本书，但那本独立完成的著作，是唯一让我在外部世界为自己挣得一小会儿关注度的作品——毋庸讳言，也有来自同事们的一些反对声音。书现在已经绝版了。书名是《蠢材与宠儿》，这个标题虽然抓人眼球，但在今天绝不会轻易过关，即使在当时，我的出版人也为之紧张不安过。

我在书中试图探究各种文化中的人们——没人敢用“原始”一词来形容此类文化——对那些在精神层面或生理层面特殊的人持何种态度。“有缺陷的”、“残疾的”、“弱智的”这些词汇自然也被扔进了垃圾桶，或许这么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并不仅仅因为这些词透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和积久渐成的不近人情，而且因为它们确实不能描述什么。这些词汇将这些人身上非凡卓越，乃至引人惊叹的部分——甚或尤为强大的部分——都撇在了一旁。有趣之处在于，我发现了一定程度的崇敬之情伴随着迫害行径，这要归因于一众被视作神圣、奇特、危险或是具有价值的能力。这倒不完全是错的。在参考过去和当代的研究时，我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将诗歌、虚构文学和宗教习俗纳入了考量之中。我自然受到了来自同行的批评，他们认为我过于呆板，所有的信息都取自书本，但那时我并没有能力到世界各地去；我又没弄到拨款。

我当然领会到了这一联想，我想查琳可能也领会到了。奇怪的是，它似乎已显得相当遥远、无足轻重，只不过是起了个头，如同那时任何一件童年事件在我眼里一样。原因在于自那之后，我有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成年以后也有所成就。我有了安全感。

“闺名。”查琳写道。这种表达方式我已经许久未曾听闻了。和它异曲同工的是“老处女”一词，听上去如此贞洁，又如此可怜。用在我身上显然并不恰当。早在看到查琳结婚照的时候，我就不是处女了——不过我猜她也不是了。不是说我有过成群的情人——我甚至不想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能被称作情人。我跟大多数与我同龄、没有拘泥于一夫一妻制生活的人一样，记得确切人数。十六个。我确信，对许多更年轻的女性而言，在她们还没过二十岁，甚至还没有过完青春期的时候，就达到这个数了。（在我收到查琳的来信时，人数当然还更少些。说真的，我现在可不会为了厘清这个而劳神费心。）他们中有三个人很重要，按时间顺序来看，他们三人都出现在前六位中。我所说的“重要”是指，同他们三人在一起时——不，只有两个，第三位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过我对于他的——那么，同他们二人在一起时，有时候你会想要豁出去，远远不只交付你的身体，还要将你的整个人生稳妥地投到他的那个篮筐里去。

我克制住自己不要那么做，但也只是勉强为之罢了。

由此看来，我对那份安全感并非深信不疑。

不久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是由我退休前授课的学院转递的。我从巴塔哥尼亚旅行回来时，发现有封待启的信。（我已经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旅行者了。）已经超过一月之久。

一封机打的信——写信者一开始就对此表示了歉意。

“我的笔迹太糟糕了。”他写道，随后继续介绍自己是“你的童年伙伴查琳”的丈夫。他说他很抱歉，非常抱歉，给我带来了坏消息。查琳进了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她的癌细胞从肺部扩散到了肝脏。非常遗憾的是，她一生嗜烟。她所剩的时间已屈指可数。她并没有常常提及我，但这些年里，每当提起，总为我的卓越成就感到欣喜。他知道她对我评价很高，眼下，在她生命的尽头，她似乎非常渴望与我见上一面。她要他来联络我。他说，或许是因为童年回忆意义深重的缘故。童年的友爱。影响力无可比拟。

好吧，她此时或许已经过世了，我心忖。

但她若是过世了——这就是我摆脱纠结的方式——如果是的话，我去医院问上一问，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风险。那么我的良心，或是你随便叫什么都可以的东西，就会得到安宁。我可以给他写张字条，说很不幸自己之前出门了，但自己一得空便会前往。

不。最好别写字条。他可能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来感激我。“伙伴”一词令我感到不适。“卓越成就”则令我产生了另一种不适，但效果类似。

玛格丽特公主医院与我的公寓楼只隔了几个街区。一个明媚的春日里，我步行去到那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不是只打个电话。或许我想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总服务台前，我得知查琳仍然在世。当被问到是否想要与她见面时，我几乎没法拒绝。

我搭电梯上楼，同时心想，或许在到达她那层的护士站之前，我还来得及转身离开。或者我可以干脆180度转身，搭下一趟电梯下楼。楼下总台的接待员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离去。事实上，一旦她将注意力转移到队伍中的下一位那里，就不会注意到我离开了，而且即使她注意到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我会觉得羞愧的。并不是为自己缺乏同情心而羞愧，而是为自己不够坚韧。

我去到护士站，得到了房间号码。

那是一间单人房，极小的一间，并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设备、花卉或是气球。起初，我并没看到查琳。有一位护士正俯在床榻上，上面似乎有一堆床单，却看不出人形。我想，那是被放大了的肝脏，同时希望自己在有机会的时候就跑掉了。

护士直起腰，转身，朝我一笑。她是一个体态丰满、棕色皮肤的女人，说话时用一种轻柔温和、令人陶醉的声音，显示她可能来自西印度群岛。

“你就是玛琳吧。”她说道。

这个名字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令她感到愉悦。

“她非常非常希望你来。你可以走近些。”

我照做了，低头看见一具臃肿的身躯，一张尖锐、残败的面孔，一段鸡脖子，让医院的病服袍子显得像是宽出了一公里。一撮卷毛——仍是棕色的——约半厘米长，盖在她的头皮上。没有任何查琳的痕迹。

我过去曾见到过人临终时的面孔。我父母的面孔，甚至是那个我曾经不敢去爱的男人的面孔。我并未感到诧异。

“她正在睡觉，”护士说，“她一直盼望你能来。”

“她没有失去意识吧？”

“没有。她只是睡了。”

是她，我现在看出来了，有一丝查琳的痕迹。是什么呢？或许是一种扭曲的神情，来自她那自信而顽皮地翘起的嘴角。

这位护士正在用她轻柔愉悦的声音对我说话。“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认得你，”她说，“但她是希望你会来的。有些东西要给你。”

“她会醒吗？”

一个耸肩。“为了止痛，我们常常得给她打针。”

她打开床头柜。

“给。就是这个。她叫我把这个给你，如果她来不及见到你的话。她不想让她的先生来转交。现在你来了，她会高兴的。”

一份密封了的信，上面用颤颤巍巍的大写字体写着我的名字。

“不让她先生来转交。”护士说，挤了挤眼睛，随之咧嘴一笑。她是否嗅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女人的秘密，一段旧爱？

“明天再来吧，”她说，“谁知道呢？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会告诉她的。”

我一下到大堂，就开始读那纸留言。查琳设法用一种近乎正常的字迹书写，不像信封上四仰八叉的文字那样粗暴狂野。当然，她或许是先写的纸条，再将它放到了信封里，然后将它密封起来，放到了一边，心想会有机会亲手交给我的。只是后来，她才发现有必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玛琳。我现在写下这些，以防我的情况变得太糟，没法说话了。请按照我的请求去做。请前往圭尔夫的主教座堂，找霍夫施塔特神父。永助圣母教堂。教堂名气很大，你都不需要知道它的名字。霍夫施塔特神父。他会知道怎么做的。这件事我不能要C去做，永远也不想让他知道。霍夫施塔特神父知道的，我已经请求过他了，他说可以帮我的。玛琳，请帮我这个忙，上帝保佑你。此事与你无关。

C应该是她的先生。他并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

霍夫施塔特神父。

与我无关。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它揉成一团，一出到大街上就把它给扔了。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信封扔了，任风将它吹进学府大道的沟槽里。随后，我意识到纸条并不在信封里；它仍在我的口袋里。

我不会再去医院了。我也永远不会去圭尔夫的。

基特是她先生的姓。我现在记起来了。他们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C。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楼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搭电梯去车库，而非向上回自己的公寓去。我还穿着那身衣服，就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开到了大街上，开始朝着加德纳高速公路驶去。

加德纳高速公路，427号高速公路，401号高速公路。眼下是高峰期，不是出城的好时机。我讨厌这种时候开车，很少在这种时间出门，没什么自信。油还剩半箱不到，另外，我还想上厕所。我盘算着可以在米尔顿附近下高速公路，加满油，用下厕所，然后重做打算。我目前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继续开车，向北行驶，然后向西。

我没有离开高速公路。我过了米西索加出口，然后是米尔顿出口。我看到一处高速公路标牌，显示距离圭尔夫还有多少公里，我在脑中将其粗略换算成了英里数，一直以来我都这么做，随后算出汽油是够的。我给自己找了个不在中途停车的理由，说既然我正在驶过那片晴天也会笼罩着城市的阴霾，那么等太阳越沉越低，就会越来越麻烦。

拐上通往圭尔夫的岔道后，我在第一处停靠站下了车，迈着僵硬、战栗的双腿朝女洗手间走去。之后，我给油箱灌满了汽油，在付钱时，我问起去主教座堂的方向。方向并不十分明确，但我被告知，它在一座大山上，到了镇中心，从任何一处都能看到它。

那当然并不确切，虽然我确实在大多数地方都能瞧见它。一组精巧的尖顶竖立在四座雅致的塔楼上。这是一座华美的建筑，尽管我曾经期望看到的是一栋巍峨的大厦。当然，它还算是巍峨的，相对一个小镇而言，是座巍峨而居高的主教座堂（虽然之后有人告诉我，这儿事实上并非主教座堂）。

这里是否有可能是查琳结婚的地方？

不。当然不是。她曾经被送去参加联合教会营地，那营地里可没有信天主教的姑娘，虽然有挺多各类教派的基督徒。后来还有了C不知道的勾当。

她或许在背地里改了信仰。自那以后。

我及时找到了去到主教座堂停车场的路，然后坐在那里纳闷自己该做什么。我穿着宽松的便裤，套一件夹克。我对天主教教堂——一座天主教的主教座堂——要求的礼仪只有极为过时的概念，甚至不确信自己的装束是否无碍。我试图回想参观欧洲大教堂时的经历。得把手臂遮起来吗？头巾，短裙？

攀上此山，高处竟是如此明媚而静谧。四月，树还未有一片抽叶，太阳仍挂于苍穹。低矮处有一片雪泥，灰暗如教堂停车场的路面。

我身上的夹克对傍晚而言，过于轻薄了，或许是这儿比多伦多更冷，风更强劲些。

教堂此时或许已经上锁了，锁了门，空空荡荡的。

宏伟的前门看起来确实如此。我甚至没有费力爬上台阶去试一试，因为我决定跟在两位老妪身后——跟我一样老——她们刚从路旁一段长长的台阶上来，绕了个道，朝建筑一侧的一扇便门走去。

里头的人更多些，约莫有二三十个，但是并没有让人觉得他们是聚在一起做祷告。他们分散坐在各处，有的跪着，有的在交谈。在我前头的两位妇人将自己的双手浸在大理石池子里，却并不看向自己的手，同时打着招呼——几乎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对象是个正在方餐桌上摆篮筐的男人。

“外头实际上比看起来冷多了。”她们中的一人说，然后男人说风几乎能把你的鼻子刮掉。

我认出了那些告解室。像是独立的小村舍，或是大的哥特式儿童游戏室，饰有大量深色木制雕花，装了深棕色的布帘。此外的所有地方都华彩辉煌、令人眼花缭乱。高耸的弧形吊顶呈天蓝色，天花板边缘的弧线部分——与垂直墙面相连的那些——装饰有金漆绘制的圆形浮雕圣像。在一天里的这个时候，阳光穿透彩色玻璃窗，化作一根根雕珠锲宝的光柱。我谨小慎微地走过一条走道，试图看一眼祭坛，但西侧墙体上的高坛过于明亮了，我无法朝里张望。不过，我在窗户上方看到了天使画像。成群结队的天使们，都如光一般鲜活、轻盈、纯粹。

这是一处极为显眼的地方，但是似乎没有人在它面前感到不可思议。正在交谈的女士们继续用轻柔的声音说着话，但并非窃窃私语。而其他人在例行地点头、画十字后，便跪了下来，开始着手自己的日常事务。

我也该着手我的事了。我四处张望着要找出位神甫来，但一个也没看见。神甫和其他人一样，是有工作日的。他们想必也已经开车回家，走进自己的起居室、办公室或是小窝，打开电视，松开自个儿的衣领。抓罐饮料，心里想着晚餐是不是该吃顿好的。他们进教堂都是为公事来的。穿着自己的教士法衣，准备举行仪式。是弥撒吗？

或是来听告解的。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何时会在那儿。他们不都是从一扇秘门走进并离开置有栅格的席位吗？

我得问个人。那个方才分发篮筐的男人显然不是什么引座员，但似乎并不仅仅是由于私人原因才现身此处的。没有人需要引座员。人们爱坐哪儿就坐哪儿，爱跪哪儿就跪哪儿，有时候或许因为受到了太阳那宝石般的耀眼光斑的干扰，决定起身，另选个位置。我同他说话时，出于在教堂时旧有的习惯，小声低语——他不得不要求我再说一遍。因为困惑，或是尴尬，他朝着其中一间告解室颤悠着点了点头。我不得不说得十分详尽，令他信服。

“不，不。我只是想同一位神甫聊聊。有人派我来同一位神甫聊聊。一位叫霍夫施塔特神父的。”

分篮筐的男人消失在远处的一道侧廊一端，片刻后，同一名行动敏捷、矮胖结实、着普通黑色装束的年轻神甫一起走了回来。

他用手示意我去到一间方才并没有留意到的房间里——事实上不是一个房间，我们穿过的是一条拱道，而非门道——位于教堂背后。

“这里可以说话，过来这儿。”他说着，拖出一张椅子给我。

“霍夫施塔特神父——”

“哦，不，我得向你声明，我不是霍夫施塔特神父。霍夫施塔特神父不在这儿。他休假了。”

有那么片刻，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

“有一个女人，”我说，“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有一个垂危的女人——”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

“她要我——我这里有一张她的字条——她想见一见霍夫施塔特神父。”

“她是这片教区的成员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是本地人。是圭尔夫人。她是我许久未曾谋面的朋友。”

“她是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我不得不解释我并未同她说上话，她睡着了，但她给我留了这则字条。

“但是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嘴角上有一处开裂的溃疡。说话时一定很疼。

“我想她是的，但她的丈夫不是，而他并不知道她是。她不想让他知道。”

我这么说，是希望让事态变得更为清晰，虽然我并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我有个感觉，这位神甫会立马失去所有兴趣的。“霍夫施塔特神父想必知道全部情况。”我说。

“你没有跟她说上话？”

我说她当时在接受药物治疗，但她并非一直都如此，而且我确信她会有清醒的时候。这我也做了强调，因为觉得有这个必要。

“如果她想做告解的话，你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是有神甫的。”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我拿出字条，抚平纸张，递给了他。我发现手写的字迹并没有我先前以为的那么优美。只是比信封上的文字清晰可读罢了。

他露出困扰的面容。

“这个C是谁？”

“她的丈夫。”我担心他会询问丈夫的名字，与他取得联系，但他反而是问了查琳的名字。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说。

“查琳·沙利文。”真是奇迹，我竟记得姓氏。有那么片刻我感觉打消了疑虑，因为这名字听上去是属于天主教徒的。当然，这意味着她丈夫是天主教徒。但是这位神甫或许会得出结论，认为丈夫弃教了，这定然会让查琳的秘密行动变得更好理解，让她的留言更显紧迫。

“她找霍夫施塔特神父是为了什么？”

“我想或许是为了什么特别的事。”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别的。”

他开始起身，而我仍坐着不动。他又坐了下来。

“霍夫施塔特神父在休假，但他并没有离开镇子。我可以打电话，问问他这件事。如果你坚持的话。”

“是的。麻烦了。”

“我不想要打搅他。他身体状况不佳。”

我说，如果他身体状况不好，无法自己驾车来多伦多的话，我可以开车载他。

“需要的话，我们会负责他的接送。”

他四处张望，没有看到自己想找的东西。他取下别在口袋上钢笔，随后决定用那字条的背面来写字。

“你能不能帮我确认下，我是否记对了名字。夏洛特——”

“查琳。”

在这整场交涉中，我没有受到过诱惑吗？一次都没有？你可能以为我会突然畅谈起来，在瞥见那浩瀚茫茫却又诡诈复杂的仁慈宽善时，畅谈是明智之举。但是没有。我做不到。做过的事情木已成舟。成群的天使，带血的眼泪，并行不悖。

我坐在车里，虽然眼下冷极了，我也没想到要发动汽车。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换言之，我是知道我能做什么的。找到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径，汇入到驶向多伦多那明亮的、永不止歇的车流中去。如果我感到自己没有力气去开车了，便该找个地方过夜。大多数地方都会提供牙刷，或是给你指一台可以买到牙刷的贩卖机。我知道必须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但是眼下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

湖面上的摩托艇理应停在离湖畔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尤其该远离我们扎营的地方，这样它们引起的水浪就不会干扰我们游泳。但是在最后那个早上，那个周日早晨，其中两台开始了一场竞赛，打着圈朝里头收拢进来——当然并没有像救生筏那么近，但近得足够引起水浪了。救生筏被荡得乱跑，保利娜抬高了嗓门，带着斥责和惊慌叫嚷着。摩托艇制造的噪音太大，驾驶者听不到她的声音，不管怎么说，它们掀起一阵大浪，朝着湖畔翻滚而来，叫我们浅水区里的人要么随之惊跃而起，要么被它掀翻倒地。

查琳和我都没站住脚。因为我们正背对着救生筏，看着韦尔娜朝着我们靠过来。我们站着，水大约到我们的胳肢窝处，听到保利娜叫喊声时，我们像是被推高并抛掷了出去。我们或许跟许多人一样都叫出了声，起初是因为害怕，之后则是因为兴奋，那时我们都已站稳了脚跟，那道浪潮在我们的面前继续向前洗刷。我们发现后来的水浪都没有那么猛烈，以至于可以抵抗它们了。

在我们翻倒时，韦尔娜已经朝着我们扎了过来。当我们身体浮起，脸上湖水横流，双臂乱摆时，她的身体却在水底下铺张开来。四下全是一片惊叫和呼喊，小些的浪潮抵达时，这份骚动加剧了，有些错过了第一道浪潮袭击的人们装出被第二道浪打翻的模样。韦尔娜的脑袋没有破出水面，不过她此刻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从容不迫地转着身，在水中轻盈得如同一只水母。查琳和我的手在她的身上，在她的橡胶帽子上。

这或许是一场意外。像是我们正在试图找回自身的平衡，就近抓到了这一大块橡胶物体，几乎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什么。我把这一切都想好了。我想我们会得到原谅的。年幼的孩子。因为害怕。

是的，是的。几乎不知道她们正在做什么。

无论怎样，这是真相吗？我们起初并未决定去做任何事，在此意义上而言，千真万确。我们并没有看向对方，便决定做那件我们稍后明明白白做了的事情。我们是明白的，因为当韦尔娜的脑袋试图探出水面时，我们曾四目交汇过。她的脑袋像是炖汤里的一只水饺，决意要浮出水面。她身体的其余部分在水下做着迷乱而虚弱的动作，但是脑袋知道应当如何行动。

若不是橡胶帽子凸起的纹饰让它不易滑脱，我们或许会抓不住这颗橡胶脑袋。我能极为精准地回忆起它的颜色来，那浅淡而乏味的蓝色，但我从未辨识出那处纹饰——一条鱼、一头美人鱼，还是一朵花——纹饰的棱线压进我的手掌。

查琳和我始终看着对方，而没有低头看我们的双手正在干什么。她双目圆睁，神情兴奋，我猜自己也是一样。我并不认为当恶行得逞时，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十恶不赦。那感觉更像是，我们只是在做有义务去做的事情，真令人吃惊，仿佛这是在人生中、在成就真我的过程中绝对的高点和顶峰。

我们太过分，已经无法回头了，你或许会这么说。我们没有选择。但我发誓，我们未曾想过其他选择，没有想过。

整个勾当花费的时间或许不超过两分钟。或是三分钟？或是一分半钟？

令人沮丧的阴云恰好在那一刻消散了，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在摩托艇侵入的时候，或是保利娜发出惊叫的时候，或是第一道浪潮袭来的时候，或是我们手下的橡胶物体失去自主意识的时候——阳光铺洒，更多的家长出现在了湖滩上，有人唤我们所有人停止嬉闹，回到岸上。游泳季结束了。就今年夏季而言，对于那些住在湖区或市立游泳馆范围以外的人来，游泳季结束了。私人泳池只出现在电影杂志上。

正如我说过的，到了与查琳分别、钻进自己父母汽车的时候，我的记忆便出了故障。因为这无关紧要了。在那个年纪里，事情这就结束了。你期待事情了结。

我确信，我们从未说过诸如别说出去这般迂腐、无礼和不必要的话。

我可以想象不安的情绪正在出现，但周遭上演了其他的戏码，让它没法像本来应该的那样蔓延得那么快。一个孩子丢了一只拖鞋，最年幼的孩子中有一个正在叫嚷说浪里的沙子跑到她的眼睛里去了。几乎必然地，会有一个孩子正在呕吐，不知是因为在水里太亢奋，还是因为家人到来而兴奋，或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违禁糖果。

很快，但并非立即，焦虑的情绪蔓延开来，有人不见了。

“谁？”

“一个特殊生。”

“哦，讨厌。真搞不懂。”

负责特殊生的那个女人仍穿着她那带花朵图案的泳衣，四下跑动着，奶油冻似的肉在她那粗壮的胳膊和大腿上左摇右颤。她的声音肆意凌乱，带着哭腔。

有人检查林子去了，沿小径向上跑，喊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什么？”

“韦尔娜。”

“等等。”

“什么？”

“那边湖里是不是有什么？”

但是我相信在那之前，我们已经离开了。

[1] 一个全球性慈善服务组织。

[2] 原文为“Verna”，作为人名有“春天的美女”之意。

[3] 加拿大最古老、最有名望的法学院之一。

幸福过了头
Too Much Happiness

许多没研习过数学的人，将它和算术混为一谈，认为数学是门枯燥乏味的学科。而事实上，这门学科要求人具备无穷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 [1]

一

1891年元旦这天，在热那亚的旧公墓里，一个娇小的女子和一个魁梧的男子走在路上。两人都四十上下。女子有一颗孩子气的大脑袋，顶着乱糟糟的黑色鬈发，神情热切，略带恳求。她的容颜初显沧桑。而男士则身形壮硕，体重高达一百三十千克，重量分摊在他庞大的骨架上。他是俄罗斯人，人称大熊或哥萨克人 [2] 。此刻，他正蹲伏在墓碑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着碑铭，对那些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的缩写词冥思苦想，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点古典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他的学识跟他的体形一样宽广，他专攻政府法律，却也能讲授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史、俄罗斯和西方社会的特征差异以及古代帝国的法律及实践。不过，他绝非空谈迂腐之辈。他机智诙谐，颇受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相处自如，并且在哈尔科夫 [3] 一带拥有产业，所以能够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然而，由于信奉自由主义，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

他的名字与他很相称。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姓科瓦列夫斯基。之前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亲，但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着话。

“知道不，我们俩其中一个会死去，”她说，“我们俩其中一个今年会死掉。”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新年第一天就往墓地跑。”

“还真是。”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呢，”她唐突又焦虑地说，“我八岁前就知道这点了。”

“女孩们常和厨娘待在一起，而男孩们多待在马厩——我想所以我才会不知道吧。”

“男孩们在马厩里没听过和死有关的事？”

“听得不多。注意力在其他的事情上。”

那天下着薄雪。他们踏过之处，积雪消融，留下了他们黑色的脚印。

1888年，她跟他初次相遇。那时，他来斯德哥尔摩担任一所社会科学院的基金会顾问。他们国籍相同，还是同姓，哪怕没有特别吸引彼此的地方，这无疑也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她有义务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义务。他们一见如故，仿佛真是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见面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问题，有瞬时的心领神会，用俄语喋喋不休，仿佛西欧的语言都是单薄而拘谨的牢笼，曾让他们长久困顿，也不过是人类真正语言不起眼的替代品。接着，他们的行为也迅速布满斯德哥尔摩的各处场所。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前往他的酒店共进午餐。当他在冰面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洗浴更衣，不仅如此，她还告诉了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自信满满，对他更是如此。她向一位朋友写信描述他，借用了缪塞 [4] 的话：

他极度快活，又异常忧郁——

是讨厌的邻居，也是出色的同伴——

特别轻佻，且格外造作——

有愤世嫉俗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也十足狡猾

在信的末尾，她写道：“同时，他还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那时这样称呼他。

“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写爱情小说。”

还有，“他太占地方了，在椅子上这样，在人心里也是。但凡有他在，我完全想不了其他事情，满脑子都是他。”

那是她本该为准备申请博尔丁奖 [5] 而夜以继日工作的关键时候。“我不仅忘记了我的函数，也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和刚体力学。”她对她的数学家朋友米塔格－莱弗勒 [6] 开玩笑说道，于是后者劝说马克西姆是时候去乌普萨拉 [7] 讲一阵子课了。她把自己从对他的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上，也开始研究如何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来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拼了命工作，但心情愉悦，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底。等他返回时，她精疲力竭，但志得意满。有两件事值得她自得——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牢骚满腹却也喜气洋洋，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且在她看来，已向她明确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博尔丁奖毁了他们。索菲娅坚信不疑。起先是她被博尔丁奖迷惑了，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赞美和祝贺令她头晕目眩，在没完没了的赞叹和吻手礼之下仍是那恼人却难以改变的现实。那就是，他们永远不会为她提供配得上她天分的工作岗位，对她而言，能在一所省立女子高中谋份教职就已经够走运的了。正当她春风得意之时，马克西姆悄悄消失了。当然，对真实理由只字未提——只说他要写论文，需要博略 [8] 的平和与宁静。

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他不是一个习惯被忽视的人，自成年起，他似乎从未在任何沙龙上受到冷落，从未在任何招待酒会上碰过钉子，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在巴黎，情形便有所不同了。倒不是人们对他视而不见，只是在索菲娅的光环下，他相形见绌，成了个普通人。他不过是个家财殷实的男人，声誉马马虎虎，体形硕大，智力不凡，诙谐明快，拥有机敏的男性魅力。而她则令人耳目一新，是个讨人喜爱的怪人，兼具数学天赋和女性的羞怯，相当迷人，在一头鬈发之下有着卓尔不群的思想。

他从博略写来一封冷冰冰、气冲冲的道歉信，拒绝了她一忙完就来看他的提议。他说有位女士跟他在一起，不方便引见给她。这位女士目前情绪低落，需要他的关心。他说，索菲娅应该回瑞典去；她一定很高兴回到她的朋友们身边，他们正等待着她。她的学生应该很需要她，她的小女儿也是。（这是一记猛击，一种她熟悉的暗示，指她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末了，来信以一句可怕的话结尾：

“我要是爱你的话，就不会这么写了。”

一切都结束了。她从巴黎回来，带着她的奖和她离奇璀璨的声望。她回到了朋友身边，而他们在她眼里突然变得招之即来；她回到了学生身边，与他们相处更有意义一些，但那也只是在他们面前，当她变回属于数学的自我时才会如此，神奇的是，这依然办得到。她也回到了被认为疏于照料、其实却无比快乐的小馥馥身边。

斯德哥尔摩的一点一滴都能勾起她的回忆。

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罗的海运过来的，花了一笔犯傻的天价。她面前，还是那张沙发长椅，就在不久前还曾勇敢地支撑过他硕大的身躯；在他娴熟地揽她入怀时，也曾支撑过她的身体。他尽管有那样庞大的身躯，与人亲热时却从未显得笨拙。

还是同样的红色锦缎，曾经有尊贵的或是无名的客人在她失落的旧家中坐过。也许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9] 曾坐在上面，带着那种可悲的神经质，正为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神魂颠倒。当然，还有索菲娅自己，这个不讨母亲喜欢的女儿，向来招人讨厌。

橱柜还是那个老橱柜，是她从巴利比诺的老家运来的，上面镶嵌着陶瓷，是她外祖父母的肖像。

外祖父母舒伯特夫妇。从他们那儿获取不到丝毫的安慰。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透露出荒唐的自鸣得意。索菲娅想，他们是如愿以偿了，但他们对那些不那么如意或没那么幸运的人就只有蔑视。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要不你怎么会是你那行的天才？你那脑瓜子里是不是满是神奇的数字？”

我要是爱你的话。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果酱，请妈妈跟她一起玩儿童纸牌游戏。

“让我静一静。你就不能让我静一静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去夺眶而出的眼泪，恳求女儿的原谅。

好在，索菲娅毕竟不是那种会一蹶不振的人。她忍气吞声，打起精神，给他回复读来轻松愉快的信件，她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再提及俄罗斯和法国政局，这样兴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以让他觉得自己之前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颇费心思地又提议道，到了夏天，等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略。

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也有误解，她这么定义（她后来又及时换了个词，称之为“沟通”）。冷冰冰的魔咒，分手，几近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跌宕起伏的环欧旅行，他们公然以情人身份出现，流言四起。

有时，她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女人。有时，她一个人玩味着不如嫁给那个追求她的德国人的念头。可这个德国人过于刻板，她怀疑他不过想要一个家庭主妇。况且，她也不爱他。每当他一丝不苟地用德语说起情话来，她的血就一点点凉下去。

马克西姆一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就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他说，前提是她对他所提供的条件感到满意。他说这话的时候，假装是在谈钱。对他的钱财满意，这当然只是玩笑话。而要说他给她那不温不火、彬彬有礼的情感是否令她满意，能否让她不再失望，并扫平多是由她挑起的事端，这全然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她用调侃来回避，让马克西姆以为她相信他不是认真的，进而也不需要做什么决定。然而，回到斯德哥尔摩后，她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因此，在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给朱莉娅说，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幸福还是悲伤。她的意思是，她要坦陈自己是认真的，也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过虑了。马克西姆毕竟是位绅士，懂得信守承诺。他们会在春天结婚。有了这个决定后，他们相处起来比初识时更为自在。索菲娅举止得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稳重，但并不是家庭主妇式的端庄稳重。他绝对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或是反对她谈论政治。他一痛风就会变得跟她一样蛮不讲理、令人恼怒、自哀自怜，她也不会不高兴。毕竟，他们是同乡。瑞典人明事理，这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聘用女数学家在新兴大学教书的国家，但他们却让她觉得无聊，对此她很愧疚。瑞典的城市太整洁，他们的生活太规律，他们的聚会也太文雅。他们一旦认为某条路是正道，就会沿着这条路走到黑。彼得堡或巴黎的那些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暗含危险的激辩之夜，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研究，但不包括教学。她有可以全情投入的事情，他也高兴。但她怀疑在他眼里，数学虽不是毫无价值，但也是无关紧要的。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这时尼斯 [10] 的天气已经转暖了。

“我怎么舍得走？我怎么舍得离开这柔和的天气？”

“啊，可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还在等着你。春天一到，你就离不开了。”

“你这么觉得？”

她绝对不能乱想——她绝不能认为这是在委婉地说他其实不想在春天结婚。

她已经给朱莉娅写了信，告诉她自己终会幸福的。会幸福的。会幸福。

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面前斜穿而过。她讨厌猫，尤其是黑猫。但她没有说话，克制住自己不要打战。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他说，要是她同意的话，他想一起坐火车到戛纳。她感激万分，几乎无法回答。又同时感到一阵强烈的哽咽。他瞧不起当众抹眼泪的行为。（他也不觉得自己私下里就该忍受她掉眼泪。）

她强忍住泪水。到达戛纳时，他把她裹进自己精心剪裁的宽大外衣里——外衣上散发着男人的气息——一种混合了动物皮毛和昂贵烟草的味道。他得体地吻了吻她，但用舌尖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暗示着私密的欲望。

她当然没有提醒他，她的研究是关于偏微分方程理论，而且完成已久。平常，与他分开后的头一个钟头左右，她总要花点时间来平衡，用他流露出的爱意消弭他的不耐烦，用他表现出的冷漠冲抵一定程度上令她满意的盛情。

“永远要记住，当一个男人走出房门，他会把里面的一切都抛于身后，”她的朋友玛丽·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一个女人出门时，她会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

至少，她现在有空注意喉咙疼了。要是马克西姆被传染了，希望他别疑心是因为她。他这个单身汉，健健康康且精力充沛，觉得任何轻微的感染对他都是一种侮辱，认为通风不良和口臭是人身攻击。在有些方面，他确实很骄横。

事实上，是骄横且善妒。不久前，他写信给她，说他写的一些文章被归在她的名下了，就因为他们同姓。他收到了巴黎某出版代理人的一封信，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女士”。

哎呀，他说，他都忘了，她不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呢。而他什么也不是，那个巴黎人该多失望啊。他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

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

二

火车上还没点灯，她就睡着了。她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并不愉快。是关于她已故姐姐的丈夫维克托·雅克拉尔的，她打算去巴黎探望他。但其实她真正迫切想见的是她姐姐的儿子，她的小外甥尤里，只不过他跟父亲住在一起。她印象中的小尤里一直是五六岁的模样，一头天使般的金发，信赖他人，讨人喜欢，不过禀性不太像他母亲阿纽塔。

她做了一个混乱的梦，梦见了阿纽塔，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还没有雅克拉尔和尤里。梦里是结婚前的她，一头金发，漂亮而暴躁，在从前巴利比诺的家族庄园里，在自己的塔楼房间挂东正教的肖像，还抱怨说这些宗教制品不适合中世纪的欧洲。她正在读一本布尔沃－利顿 [11] 的小说，她以纱遮面扮演书中黑斯廷斯哈罗德王的情人、有“天鹅脖子”之称的伊迪丝。她打算自己写一本关于伊迪丝的小说，已经花了好几页描写女主人公不得不去辨认自己惨遭杀害的爱人的尸体，凭的是他身上仅为她所知的隐秘标记。

不知怎地，阿纽塔来到了这趟列车上，给索菲娅读她写的这些篇章。索菲娅却无法告诉她，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塔楼里的那些日子早已不复存在。

醒来时，索菲娅想，这一切是多么真实。阿纽塔曾痴迷中世纪，尤其是英国历史；某一天这种痴迷又消失了，面纱什么的都仿佛没存在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严肃的现代人阿纽塔。她写了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某些传统的缘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绝了一位年轻学者，后来他死了；他死后，她才发觉自己爱他，所以别无他法，只好随他殉情。

她悄悄地把这个故事投给了一家杂志，编辑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发表了。

父亲大发雷霆。

“你现在卖的是你的故事，还有多久就要卖你自己了？”

费奥多尔本人也掺和进这场骚乱之中，聚会时他举止糟糕，不过后来私下里打来电话，安抚阿纽塔的母亲，接着又提出求婚。父亲的坚决反对让阿纽塔差一点就打算接受求婚，然后私奔。然而，她终究更喜欢让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可能有不祥的预感，知道要是跟费奥多尔在一起，她在这一点上会做出很大的牺牲。因此，她拒绝了他。他把她写进了《白痴》里，作为一个叫阿格丽娅的人物出现，后来跟一个年轻的速记员结了婚。

索菲娅又打起了瞌睡，滑入另一个梦境。梦见她和阿纽塔都还年轻，不过不像在巴利比诺时那么小。她们同在巴黎。阿纽塔的爱人雅克拉尔——那时还不是阿纽塔的丈夫——挤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罗德王、小说家费奥多尔，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难登大雅之堂（他对自己的佃农背景深感自豪），而且，他从一开始就不忠。他在巴黎城外的某个地方战斗，阿纽塔担心他被人杀害，因为他实在太过英勇了。这会儿，在索菲娅的梦里，阿纽塔去找他了，但是，当她哭喊他的名字时，她走过的街道却并不在巴黎，而在彼得堡。索菲娅则被留在巴黎一家大型医院里，满是死去士兵的尸体和浑身沾满鲜血的平民，其中一个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基米尔。她从这些死伤者旁边逃开，去找马克西姆，他在斯普兰德酒店躲过了战斗。马克西姆会带她远离这一切。

她醒了。外面下着雨，天色阴沉，包厢里不止她一个人。一个邋遢的年轻姑娘坐在门边，怀里抱着一个画箱。索菲娅担心自己可能在梦里哭出了声，但看来应该没有，因为这个姑娘正沉沉睡着。

倘若这个姑娘醒着，索菲娅会跟她说：“抱歉，我梦回1871年，那时我身在巴黎，姐姐跟巴黎公社社员坠入爱河。他被捕了，还可能会被枪毙，或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 [12] ，不过我们想办法救走了他。是我丈夫帮的忙。我的丈夫弗拉基米尔，他根本不是巴黎公社的，他只是想去巴黎植物园看化石。”

姑娘肯定会心生厌烦，虽然可以保持礼貌，但会流露出一种感觉，在她看来，这事儿大概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她甚至可能不是法国人。能坐得起二等车厢旅行的法国姑娘，一般不会孤身出行。难道是美国人？

怪异的是，那些日子弗拉基米尔真的花了些时日逛巴黎植物园。而他被杀害一事却是假的。战乱时期，他正在为自己唯一的、真正的事业打基础——成为一个古生物学者。阿纽塔带索菲娅去医院也是真的。医院里所有的职业护士都被开除了，她们被认定是反革命，取而代之的则是社员的妻子或同志。这些普通女人都诅咒这次大换血，因为她们甚至连绷带都不会扎。于是，不断有伤员死去。但是话说回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无论如何都会离开人世。除了战斗中的伤员需要救治，还需要解决瘟疫，因为据说这里的人们吃的都是狗和老鼠。

雅克拉尔和他的革命战友并肩战斗了十个星期。战败后，他被关进凡尔赛的一间地牢里。几个人因为被错认成他而遭到枪杀。总之报道是这么说的。

那时，阿纽塔和索菲娅的将军父亲从俄罗斯来了，阿纽塔被带去了海德堡，在那儿卧病在床。索菲娅回到柏林继续研究她的数学。不过，弗拉基米尔留在了巴黎，放弃了他的第三纪哺乳动物研究，和将军合谋把雅克拉尔解救了出来。办成这件事靠的是行贿和勇气。雅克拉尔要在一个士兵的押送下转移到巴黎的一所监狱，途中经过一条街道，那里会挤满参加展览的人群。当警卫转移视线的时候——是贿赂他这样做的——弗拉基米尔就把雅克拉尔劫走。然后，在弗拉基米尔的看护下，雅克拉尔要挤过人群去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套为他准备的便装，再把他送到火车站，拿上弗拉基米尔自己的护照，让他逃到瑞士去。

所有的步骤都成功了。

雅克拉尔并没有把护照寄还给弗拉基米尔，直到阿纽塔和他碰头。之后由她归还了护照。没出一分钱作为报答。

索菲娅从她在巴黎的酒店给玛丽·门德尔松和朱尔斯·庞加莱 [13] 送了信。玛丽的女仆回复说女主人在波兰。索菲娅又送了一封信去，说她可能需要朋友的帮助，春日来临之时，请她“帮忙挑选衣服，为了世人所认为的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场合”。她用括弧加了一句，她自己对时尚“仍然没什么概念”。

庞加莱一大清早就来了，一到就开始抱怨起索菲娅的老导师、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 [14] 的所作所为。魏尔斯特拉斯是近期颁发的瑞典国王数学奖的评委之一。庞加莱实际上已经获奖。但魏尔斯特拉斯决定宣布庞加莱的研究结果可能有误，而他，魏尔斯特拉斯，还没有时间做充分的调查验证。他已经给瑞典国王写了封信，提交他做了注解的质疑——好像国王这样的贵人真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似的。而且，他还声称，庞加莱日后的价值将更多地体现在其研究成果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

索菲娅安慰他，说她会去看望魏尔斯特拉斯，跟他说说这件事儿。她装作对此闻所未闻，尽管事实上，她已经去了一封信调侃老导师。

“我相信，因为您的信，国王陛下的龙眠深受干扰。想想看，您是多么严重地打搅了陛下那颗迄今为止对数学一无所知的快乐心灵。您要小心，不要让他对自己的慷慨之举反悔……”

“再说了，”她对朱尔斯说，“你毕竟获了奖，荣誉永远都属于你啊。”

庞加莱表示赞同，补充说，当魏尔斯特拉斯被人遗忘之时，他的大名却仍会闪闪发光。

我们所有人都会被遗忘的。索菲娅这样想到，却没说出口，因为这个节骨眼上的男人——尤其是年轻男人——太敏感了。

中午时分，她别过庞加莱，去探望雅克拉尔和尤里。他们住在城里一个破落的地段，她得穿行在挂满衣服的院子里——雨已经停了，不过天色依旧灰暗——还得爬上门外一段漫长湿滑的楼梯。雅克拉尔从屋里喊着门没锁，她进门后看见他正坐在一个倒扣的箱子上，刷着靴子。他没有起身迎接她。她正要脱斗篷，他却说：“最好别脱。要到晚上才会点炉子。”他给她指了指唯一的扶手椅，破烂而油腻。这比她预想的还要糟糕。尤里不在家，也没有在家里等着见她。

关于尤里，她想知道两件事。他是不是越来越像阿纽塔，还有他的俄罗斯亲人？他长高了吗？去年在敖德萨，十五岁的他看起来却像不到十二岁。

没多久，她发觉情况有变，她的这些关心都没那么重要了。

“尤里呢？”她问。

“他出去了。”

“他在学校里？”

“或许吧。他的事儿我知之甚少。我知道得越多，就越不关心。”

她想安慰他一下，一会儿再提这件事。她问起他——雅克拉尔——的健康状况，他说他的肺出了问题。他说自己一直没从1871年冬天的饥馑和野外露宿中恢复过来。索菲娅不记得战士们也挨过饿——吃是他们的责任，吃饱了才能打仗。不过，她语气和悦，说她之前在火车上也回想起了那段日子。她说，她想到了弗拉基米尔，还有那场简直像是喜剧式歌剧选段的营救。

那可不是喜剧，他说，也不是歌剧。但是，他开始来了精神，说起那时候的事来。他说起那些被当成他击毙的人，还有，5月20日至30日之间的那场恶战。到最后，等他终于被捕时，对革命者的处决已经结束。可是，在荒唐可笑的审判之后，他巴不得死掉算了。只有上帝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是说他相信上帝，他补充道，他每次都这么说。

每一次。每次他讲起这个故事，弗拉基米尔的帮助和老将军提供的金钱在其中的分量都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也从来不提护照的事情。雅克拉尔，他本人的勇敢和机敏，才是关键。不过，他似乎会根据他的听众有意调整自己的话。

他的名字仍被铭记，他的故事仍在传颂。

后来雅克拉尔还说了更多故事，都是老生常谈。他起身，从床底拖出一个保险箱。里面有份珍贵的文件，是俄罗斯驱逐他出境的文书，当时他和阿纽塔居住在彼得堡，巴黎公社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他必定要通读全文。

“尊贵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先生，敬请注意兹有法国公民雅克拉尔，前巴黎公社社员，其人居巴黎期间，与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党代表、犹太人卡尔·门德尔松长期过从甚密，通过其妻在俄境内的社会关系，参与递转门德尔松的信件至华沙，且友从法国众知名激进分子。雅克拉尔还自彼得堡向巴黎发出极端错误有害之新闻，涉俄罗斯各种政治事务、3月1日事件后续及反沙皇企图等，这些信息已超出容忍之极限。鉴于此，吾决意请求阁下将其逐出我帝国。”

朗读的过程中，他重新找回了愉悦感。索菲娅还记得当初的他是多么喜欢开玩笑、调侃，那时她，甚至弗拉基米尔，只要一感觉到被他注意，哪怕只是个听众，都会生出几分自豪。

“哦，太糟糕了，”他说，“太糟糕了，信息都不全。他都没提我是里昂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选出来的，是他们在巴黎的代表。”

就在此刻，尤里进来了。他父亲继续说着。

“当然了，那是个秘密。在官方的名单上，他们把我放在里昂公共安全委员会里。”他当下来回地踱着步，陷入了一种兴奋急切的狂乱中。“我们就是在里昂听说了拿破仑三世被抓。被人涂得像个婊子。”

尤里对小姨点点头，脱下自己的夹克衫——显然，他不觉得冷——在箱子上坐下，接过了父亲擦靴子的活。

没错。他确实像阿纽塔。但像的是阿纽塔后来的模样。下垂的眼睑布满疲惫和忧郁，发卷带着质疑——在他则是蔑视，贴着丰厚的嘴唇。没有那个金发女孩的一丝痕迹，不像她那样渴望冒险和正义的荣光，不像她那样能爆发出一连串不羁的抨击。当然，尤里的记忆里没有那个金发尤物，他只记得一个病恹恹的女人，病得走了样，得了哮喘和癌症，宣称自己盼着早点死。

也许一开始，雅克拉尔也爱过她，但就像他爱任何一个人一样。他注意到她爱自己。在他写给她父亲的那封幼稚或仅仅是大言不惭的信里，他解释了要娶她的原因。他写道，放弃这样一个深爱他的女人似乎太不公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其他女人，甚至在他和阿纽塔刚开始交往、她正为自己发现了他而狂热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当然，在婚姻期间也没放弃。索菲娅猜测，或许对女人们来说，他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他的络腮胡子乱糟糟的，已经花白，说话时若兴奋过度就会变得结结巴巴。他是个斗争到筋疲力尽的英雄，为革命奉献了青春——他大概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倒也不是不具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不假。他有勇武的身体，有他的理想，出身农民，知道被人鄙视的滋味。

而就在刚才，她也在鄙视他。

这屋子很破败，但若仔细看，能发现这已经是尽力打扫之后的样子了。几个烧饭用的罐子挂在墙壁上的钉子上。冷冰冰的炉子擦得亮堂堂的，还有那些罐子底也都擦得亮闪闪的。她突然反应过来，即便是当下，可能还有女人跟他在一起。

他正谈到克列孟梭 [15] ，说他们关系良好。他准备开始吹嘘和这个人的友情了。她本以为他会控诉克列孟梭被英国外交部买通了（尽管她本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她称赞屋子整洁，转移了他的话题。

他环顾四周，讶异于话题的转变，随后缓缓笑了，带着一丝新的邪恶。

“我娶了一个人，是她在照顾我的起居。我很高兴告诉你，她是位法国女士，不像俄罗斯女人那么唠叨和懒惰。她受过教育，以前当过家庭教师，不过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被解雇了。恐怕我无法给你引荐，穷归穷，她却是个体面人，很看重自己的声誉。”

“啊，”索菲娅说着站起身来，“我也要告诉你，我要再婚了。嫁给一位俄罗斯绅士。”

“我只听说你跟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四处逛游。没听说是要结婚。”

在寒冷中坐了这么久，索菲娅冻得直哆嗦。她跟尤里搭话，尽其所能地摆出欢快样。

“你愿意陪你的老姨妈一起走去车站吗？我还没顾得上跟你说说话呢。”

“但愿我没有冒犯到你，”雅克拉尔相当恶毒地说，“我总是坚信人要讲真话。”

“哪儿的话。”

尤里穿上夹克衫，她这会儿看出这件衣服对他来说太大了。也许是在旧货市场买来的。他长高了，不过还没有索菲娅高。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他大概没能吃上该吃的食物。他妈妈是高个子。雅克拉尔也很高。

尽管尤里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想陪她的样子，可楼梯还没下完，他就说了起来。而且，没等她要求，他就立即帮她拿了包。

“他太小气了，连火也不给你生。柴火就在箱子里，她今天早上带来的。她长得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丑，这才是他不想让你见她的原因。”

“你不该这样议论女人。”

“为什么不该，她们不是要男女平等吗？”

“哦，我应该说不能这样‘议论人’。但是，我不想谈她，也不想谈你父亲。我想谈谈你。你的学习怎么样？”

“我讨厌学习。”

“你不可能讨厌所有的课程吧。”

“为什么不能？讨厌所有的课程又不难。”

“你能跟我讲点俄语吗？”

“那是野蛮人的语言。你为什么讲不好法语？他说你的口音像野蛮人。他说我母亲的口音也像野蛮人。俄罗斯人都是野蛮人。”

“那也是他说的？”

“我自己编的。”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巴黎这个季节有点无聊，”索菲娅说，“你还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在塞夫尔 [16] 有多开心吗？我们什么都聊，馥馥还记得你，会提起你。她还记得你当时多想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那是幼稚。那时候我考虑事情不现实。”

“那你现在现实了？你想好这辈子要干什么了？”

“对啊。”

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股奚落人的洋洋自得，她就没再追问他想干什么。他却主动告诉了她。

“我打算当一名公共汽车乘务员，报报站名。圣诞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找了份那样的工作。可他来找我，把我弄回了家。等我再大一岁，他就不能这么做了。”

“说不定你不会一直喜欢报站名的。”

“为什么不喜欢呢？这工作很有用，也是必需的。依我看，数学家就不是必需的。”

她什么也没说。

“倘若我是个数学教授的话，”他说，“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他们正在登上站台。

“就为了没任何人明白、没任何人在乎，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的东西而获奖，得一大笔钱。”

“谢谢你帮我拎包。”

她递给他一些钱，然而没有她最初想给的那么多。他接过钱，不讨喜地咧嘴一笑，好像在说，你以为我太要面子不会拿，对不对？接着，他感谢她，很是草率，似乎情非得已。

她看着他离开，想着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阿纽塔的孩子。说到底，他多像阿纽塔呀。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阿纽塔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几乎毁掉了全家人的每一顿饭。阿纽塔在花园小径上漫步时，满怀对当下生活的不屑一顾，坚信命运将带她去往一个崭新、公平、毫不留情的世界。

尤里保不齐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也难说。他甚至可能对他的索菲娅姨妈还有些许喜爱之情；尽管他也许要到她现在这个年纪才能意识到，而她早已辞世很久很久了。

三

火车出发前半小时索菲娅就到了。她想喝点茶，吃点止咳糖润喉。但她无法承受排长队等候，也不想用法语说话。不论身强体健的时候外语说得多么游刃有余，一旦情绪低落或出现生病征兆，你就会被毫不费力地遣回儿时母语的庇护之下。她在长椅上坐下，耷拉着脑袋。她可以小睡片刻。

不止片刻，站台上的钟显示，十五分钟过去了。此刻，人头攒动，她周围一片喧嚣，行李车来来往往。

当她急匆匆地跑向她的火车时，看见一个戴皮帽子的男人，那帽子很像马克西姆的那顶。是个高大男人，穿一件深色大衣。她看不到他的脸。他正从她旁边走开。但他宽阔的肩膀，有礼却坚定地为自己开路的方式，让她觉得格外像马克西姆。

一辆行李车从他们之间穿过，车上的货物堆得老高。那男人不见了踪影。

当然不会是马克西姆。他在巴黎干什么？他匆匆忙忙地赶什么火车？赴什么约会？她登上火车，在窗边找到座位，心跳开始不悦地加速。马克西姆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女人存在，这是合情合理的。比如，他拒绝邀请索菲娅去博略时，就是因为有一个不能介绍给她的女人。但是，她相信他不是那种喜欢低俗的混乱生活的男人。更不喜欢争风吃醋、女人的眼泪和训斥。早在那一回他就指出过，她对他没有权利，也不能占用他。

那显然意味着他认为她已经开始占有他了，这样他要是欺骗她，会觉得有损尊严。

她想到自己刚才看见他时，才从一场异常的、无益健康的睡眠中醒来。应该是产生幻觉了。

伴随着一贯的嘎吱声、咔嗒声，火车启动了，慢慢地驶离有屋檐的站台。

她过去是多么热爱巴黎。不是公社时期的巴黎，因为那时她生活在阿纽塔亢奋的、时常难以理解的指令之下，她爱的是在那之后，她作为生活自主的成年人游历的巴黎。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那些数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她曾声称，巴黎不会无聊，没有势利，也没有欺骗。

然后，他们把博尔丁奖颁给了她，他们亲吻她的手，在最奢华明亮、最高雅的房间里为她祝辞，给她献上鲜花。但是，当需要给她一份工作时，他们就关上了大门。他们不愿考虑这事儿，雇用她就像雇用一只受过教育的黑猩猩一样。大科学家的太太们都不想与她会面，也不愿请她去家里做客。

太太们是把守路障的哨兵，是触不可及也无法言和的军队。对于她们的禁令，丈夫们悲哀地耸耸肩，但仍表示尊重她们的意见。力图用头脑破除陈规的男人们，依然要受这些女人的支配，而她们只知道得穿紧身胸衣、得带名片，谈话的时候一定会让你的喉咙灌满香雾。

她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抱怨了。斯德哥尔摩的太太们会邀请她去她们家，请她参加最重要的酒会和最亲密的晚餐会。她们赞美她，炫耀她。她们欢迎她的孩子。她在那儿或许是个怪人，但也是她们认可的怪人，就像通晓多种语言的鹦鹉，或是那种能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说出14世纪某一日是星期二的鬼才。

不，这么说不公平。她们尊重的是她的成就，她们中许多人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女性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总有一天会实现的。那么，她为什么会对她们有点厌倦，渴望起深夜时分放肆不羁的畅聊？就算她们穿得像乡村牧师太太或是吉卜赛人，又与她何干？

她还处于震惊之中，由于雅克拉尔，由于尤里，还由于那位不能被介绍给她的尊敬的女士。她喉咙酸痛，微微地打着哆嗦，她无疑是彻底感冒了。

无论如何，她本人即将成为一位太太了，再说，还是嫁给一个富有、聪明、杰出的男人。

茶饮车过来了。茶有益于她的喉咙，虽然她更希望那是俄罗斯茶。火车驶出巴黎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了。眼下，雨点已经变成了雪花。她喜欢雪胜过雨，喜欢白茫茫的田野多过黑乎乎的湿土，这一点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一样。在俄罗斯，只要一下雪，大家就知道冬日来临，会用全副心思、想方设法保持室内暖和。她想到魏尔斯特拉斯的家，当晚她就要住在他家。教授和他的妹妹们说什么也不让她住酒店。

他们家总是舒适安逸，铺着深色的地毯，挂着流苏浓密的窗帘，有柔软深陷的扶手椅。那里的生活自有规则——即献身于研究，特别是数学研究。腼腆的男学生们通常衣着寒酸，一个一个地穿过起居室前往书房。教授那两个未婚的妹妹在他们经过时亲切地问候他们，但不太指望有所回应。她们在忙着手里的编织、缝补或钩毯子的活儿。她们知道哥哥头脑卓越，是个了不起的人，也知道由于他的工作要长期伏案，他每天必须吃一定量的西梅干；知道他不能贴身穿哪怕是最精细的羊毛，否则会起皮疹；更知道有个同事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赞他，伤害了他的感情（虽然他装作不在意，依然在生活中和文章里，小心谨慎地称赞这个忽视了他的人）。

索菲娅头一遭进入他们的起居室，往书房走去的时候，吓着了那两位妹妹——克拉拉和埃莉萨。迎索菲娅进门的仆人还没学会甄别客人，因为这屋子里的人是如此深居简出，而来这儿的学生也通常衣衫褴褛、出言无状，所以大多数体面人家的标准都不适用。尽管如此，女仆在把这个大半张脸藏在黑色帽子之下，畏畏缩缩像个害羞乞丐似的小个子女人迎进门之前，话音里还是有些许迟疑。姐妹俩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不过她们推断——在她准入书房之后——她可能是哪个学生的母亲，来讨价还价要求减免学费的。

“我的天哪，”克拉拉说，她的猜测更有趣，“我的天哪，我们当时想，我们家来的这个人是谁啊，该不会是个夏洛特·科黛 [17] 吧？”

待后来和索菲娅成了朋友，她们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她。埃莉萨还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幸好我们的哥哥没在浴缸里。我们可起不了身去保护他，因为我们让这些没完没了的围巾给包裹住了。”

她们一直在为前线的士兵织围巾。那是1870年，索菲娅和弗拉基米尔还没有启程去巴黎开始求学之旅。那时的他们正深深地沉浸于另一个世界，醉心于过往的那些年代，几乎没有关注过他们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没怎么听说过正在进行的战争。

对于索菲娅的年龄和来访目的，魏尔斯特拉斯跟他的妹妹们一样毫无头绪。事后他告诉她，他还以为她是个受到误导的女家庭教师，欲借他的名头在资格证书里添上数学这一门。他想着一定要训女仆一通，还有他的妹妹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进来打扰他。但他是个礼貌和善的人，并没有马上赶她出去，相反地，他解释说自己只带取得受认可学位的高级别学生，况且目前的学生已经够他忙的了。然而，她站着不走——瑟瑟发抖——就这样站在他面前，那顶可笑的帽子遮挡住她的脸庞，她用双手抓着披肩。他想起一个法子，或说小伎俩，他以前用过一两次，用来吓退不合格的学生。

“你这种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他说，“出几道题让你去解答，一个星期后你再回来找我。若是你的答案让我满意，我们再谈。”

一星期过后，他已经把她彻底忘了。当然，他本指望再也不用见到她了。当她走进书房时，他都没有认出来。也可能是因为她脱掉了隐藏她苗条身材的斗篷。她一定是胆子更大了，或许只是天气变了。他不记得那顶帽子了——他的妹妹们倒是记得——他不太留意这些女人的饰物。不过，等她从包里拿出答卷放到他桌上时，他想起她来了。他叹了口气，戴上眼镜。

他大吃了一惊——后来他告诉了她这个——他看到每一道题都解答出来了，有时用的还是全新的解法。但他还是怀疑她，觉得她呈交的作业是别人代做的，可能是兄弟或情人，出于政治原因隐姓埋名。

“坐吧，”他说，“现在给我解释一遍答题思路，每一步都要解释。”

她开始讲解，她的身体前倾，软塌塌的帽子遮住了眼睛，于是她摘下帽子扔到了地板上。她的鬈发露了出来，还有她明亮的眼睛，她的青春朝气，以及她激动之下的颤抖。

“对，”他说，“对，对，对。”他每次开口，都要经过漫长的思量，尽量掩饰自己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别出心裁有别于他的精彩解法。

她在众多方面都给他带来了冲击。她如此纤弱，如此年轻，如此热切。他觉得自己必须让她平静，小心地约束她，教她学会如何管理脑袋中智慧的火花。

终其一生——他很难把这话说出口，他承认道，对于过度的热情他一向保持警惕——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能追随他的心智结晶，而且有可能超越这些结晶的学生。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表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在一流数学家的脑海里，一定有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出亘古的真理。精确、严谨是必备的素质，正如伟大的诗人一般。

当他最终将所有这些话对索菲娅坦言相告时，他还说，在与数学这门学科发生关联时，有些人对“诗人”这一措词颇为鄙夷。而另外一些人则急不可耐地接受这个概念，为自己思维的混乱和散漫找借口。

正如她早先预料的，越往东走，火车窗外的积雪就越深。这是二等车厢，相比从戛纳来时的列车，显得相当简朴。没有餐车，只有冰冷的圆面包——有些夹着各种辣肠——在推来的茶饮车上就有卖。她买了一个夹奶酪的面包，有半只靴子那么大，她觉得自己永远也吃不完，可实际上她吃光了。接着，她拿出小开本的海涅诗集，帮助自己恢复对德语的感觉。

每回她抬眼望向车窗外时，雪似乎都下得更大了。有时列车放慢，几乎像要停下来。照这速度，半夜能到柏林就算走运了。她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坚持要住酒店，而是去波茨坦街的教授宅邸叨扰。

“你就来住一晚，跟他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会让可怜的卡尔高兴不已的。尽管他老是称赞你的成就，以你的成功为傲，可他还把你看成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姑娘呢。”

实际上，她按响门铃时已过午夜。克拉拉裹着睡衣来开的门，她已经打发仆人去睡了。她哥哥——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被出租车的声音吵醒了，埃莉萨去哄他安睡，告诉他明早就能见到索菲娅。

“哄”字让索菲娅感觉不妙。姐妹俩的信中除了说他相当劳累，别的什么都没提过。而魏尔斯特拉斯本人的信也从来不涉及私事儿，讲的全都是庞加莱，以及他——魏尔斯特拉斯——出于对数学的职责理应对瑞典国王说明情况。

现在，听着老太太提起自己的哥哥，语带宗教般的虔诚，或说是畏惧，闻着那个家里熟悉的、让人安心的气息，在今晚略微散发出一些沉闷的腐味，索菲娅感觉也许她信里的调侃根本不合时宜。被她一起带进这扇门的，不仅有冰冷的新鲜空气，还有成功的喧嚣、四射的活力，或许会让人沮丧和烦恼，这些她之前都没有意识到。从前，总有拥抱和极度的欢快迎她进门，尽管现在她还是受到拥抱的迎接（两姐妹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她们可以既那么活泼轻快，又那么保守传统），但老太太失神的眼睛里噙着泪水，衰老的胳膊也在哆嗦。

好在她房间的水罐里仍有温水，床头柜上放着面包和黄油。

更衣时，她听到在上门厅那儿传来略微激动的低语声。可能是在说哥哥的状况，也可能在说她，又可能是说面包黄油上没有罩子，直到克拉拉领她进房间后才发现这一点。

跟魏尔斯特拉斯一起工作的那会儿，索菲娅住在一间又小又阴森的公寓里，大部分时间和朋友朱莉娅在一起，朱莉娅是研究化学的。她们没去听过音乐会，没看过演出——她们资金有限，全副精力投入工作。朱莉娅在一家私人实验室工作，她在那儿得到了对女性来说很难得的待遇。索菲娅则在写字桌前日复一日地挥洒光阴，常常是不到必须点灯的时刻，她都不会离开椅子。接着，她会舒展身体，走动起来，飞快地从公寓这头走到那头——一段很短的距离——有时她会突然跑起来，大声说着没有意义的话，不像朱莉娅那么了解她的人，会纳闷她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魏尔斯特拉斯的研究方向，现在也是她的，是椭圆函数、阿贝尔函数、解析函数的无穷级数展开定理。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主张任意一个无穷大的有界实数数列至少包含一个收敛子列。她起初跟随他的思路，后来就挑战他，一度还曾跳到他前头，自此，他们从师生关系演化为数学家朋友的关系，她常常是他研究的催化剂。但这样的关系并非一夕形成。每个星期天的晚餐，他们都很自然地叫她一起吃，因为他把星期天下午的时间都给了她。她就像一个年轻的亲戚，一个恳切的女门徒。

朱莉娅若来，她也会受到邀请。他们给两个女孩吃烤肉、乳脂土豆和清淡美味的布丁，这些食物颠覆了她们对德国烹饪的所有成见。饭后，他们坐在火炉边，听埃莉萨大声朗诵。她神采奕奕，表情丰富地朗读瑞士作家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 [18] 的作品。每周一次的文学时间，是对缝缝补补的日常生活的犒劳。

圣诞节时，会有一棵为索菲娅和朱莉娅准备的圣诞树，虽然魏尔斯特拉斯他们一家子已经数年没费过这份心了。圣诞树上挂着用发光的纸包起来的小糖果、水果糕和烤苹果。正如他们所说，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然而，没多久就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意外消息。

意外在于，索菲娅，这个看似极度羞怯青涩的年轻姑娘，居然有位丈夫。她最初去上课那几周，朱莉娅还没来那会儿，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个年轻男人到他们家门口接她，她从来没把他介绍给魏尔斯特拉斯一家，他们就一直当他是个仆人。他是个高个子，不太引人注目，长着稀疏的红色胡须，大鼻子，衣着邋遢。事实上，魏尔斯特拉斯一家但凡多通些人情世故，就会意识到，没有哪个讲究体面的贵族家庭——他们知道索菲娅出身贵族——会用如此蓬头垢面的仆人，因此他必定是位朋友。

后来朱莉娅来了，年轻男人就不再出现。

一段时间之后，索菲娅透露了一些信息，说他叫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她已经跟他结了婚。他虽然已经拥有法律学位，但仍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他还曾经尝试打拼成为俄罗斯的教材出版人。他比索菲娅年长几岁。

同样让他们震惊的是，索菲娅这席话是对魏尔斯特拉斯吐露的，而非那姐妹俩。在这幢房子里，姐妹俩才是跟生活打交道的人——虽然她们的生活不过是管管用人、读读最新出版的小说。然而，索菲娅并不是她妈妈的宠儿，也不是家庭教师得意的门生；她和将军父亲的沟通虽然并非永远畅通无阻，但她尊重他，觉得他可能也是尊重她的。所以，宅中的男主人才是她托付重大秘密的对象。

她意识到，自己一定是让魏尔斯特拉斯难堪了，不是在她告诉他的时候，而是在他得转告妹妹们的时候。因为除了已婚这一事实外，还有其他的信息。从法律意义而言，她确实已婚，但却是白色婚姻——之前他从没听说过什么白色婚姻，他的妹妹们也没听说过。其实就是说，一对夫妻，不但不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他们根本就不会同居。他们结婚不是出于举世公认的理由，而是私下订立誓言，永远不会那样生活，永远不——

“行房？”说这话的大概是克拉拉。她干脆地点破，似乎有点不耐烦，帮他把话说完了。

没错。而且年轻人——年轻女人——要是想出国读书，就得钻进这样的骗局，因为未婚的俄罗斯姑娘未经父母同意，就不能出国。朱莉娅的父母很开明，同意她出国，但是索菲娅的父母不同意。

多野蛮的法律。

嗯。俄罗斯的。但是，有些年轻姑娘，在年轻小伙子的帮助下找到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这些小伙子非常地富有理想和同情心。也许还是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

这个小伙子是索菲娅的姐姐物色的，她和一个朋友一起跟他见了面。多半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知识追求。天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带着索菲娅一起，她对政治没什么热情，也不打算投身任何类似的事业。可是，这个年轻人观察了两个年长的女孩——姐姐阿纽塔再怎么摆出公事公办的态度也掩饰不住她的美貌——然后说不行。不行，我不想跟你们两位尊贵小姐中的任何一个结约。可是，我同意跟你们的妹妹这样做。

“或许他觉得年长的两位会带来麻烦，”这可能是埃莉萨说的，依据她小说阅读获得的经验，“尤其是美女。他爱上我们的小索菲娅啦。”

爱情不应涉足其中，克拉拉也许提醒了她。

索菲娅接受了求婚。弗拉基米尔向将军提亲，请他把小女儿嫁给自己。将军很有礼貌，他明白这个年轻人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纵然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还没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可索菲娅太小了，他说。她甚至不知道你要求婚吧？

知道，索菲娅说，她爱上了他。

将军说，他们不能立刻就凭感觉行事，必须要花点时间考虑清楚，他们要在巴利比诺相处一阵子，增进了解。（那时他们还在彼得堡。）

事情陷入僵局。弗拉基米尔从来都没法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从不费力掩饰自己的激进观点，衣着也不修边幅，似乎有意为之。将军确信索菲娅对求婚者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想嫁给他。

然而，索菲娅自有打算。

一天，她的父母要举办一场重要的晚宴。他们请来一位外交官、几位教授，还有将军本人在炮兵学校的战友。索菲娅趁乱溜了出来。

她独自走上彼得堡的大街，之前如果没有仆人或姐姐的陪伴，她从不独自上街。她来到弗拉基米尔的住处，在城里穷学生住的那一带。门立刻开了，她一进屋便坐下给父亲写信。

“我亲爱的父亲，我来了弗拉基米尔这里，而且会一直待在这里。我求求您，不要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所有人在餐桌就座后才注意到索菲娅不见了。一个仆人发现她的房间空无一人。阿纽塔被问到妹妹去哪儿了，她回答说不知道时脸刷地红了。为了掩饰窘态，她把餐巾弄掉在地上。

有人递给将军一张字条。他致歉离开了餐厅。没多久索菲娅和弗拉基米尔就听见门外传来他愤怒的脚步声。他要求自己那位被祸害了的女儿和她愿意为之丧失名节的年轻人马上跟他回去。他们坐车回家，三个人都一言不发。在餐桌上，将军宣布：“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我未来的女婿，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

事情就这样搞定了。索菲娅大喜过望。不是因为嫁给弗拉基米尔，而是因为阿纽塔对她为俄罗斯妇女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满意极了。他们在巴利比诺举办了传统而盛大的婚礼，新郎新娘随后出发，生活在彼得堡的同一屋檐下。

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就出了国，也不再住在同一屋檐下了。索菲娅先去了海德堡，然后是柏林，弗拉基米尔去了慕尼黑。他有机会就去海德堡看她。但是，阿纽塔和她的朋友然娜抵达之后，再加上朱莉娅——这四个女人理论上都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再也没有空间容得下他了。

魏尔斯特拉斯没有向女人们透露他与将军夫人一直保持着通信。索菲娅从瑞士（实际上是巴黎）返回时，看上去筋疲力尽，脆弱不堪；他担心她的健康，就给将军夫人写了信。做母亲的回信告诉他，女儿的状况应当归咎于巴黎，还有那些险象环生的时刻。只是，她的不安，似乎不是因为女儿们经历了政治剧变，而是因为发现她未婚的那个女儿公开和男人同居，体面结婚的那个却从不和丈夫真正生活在一起。于是他违心地成了这位母亲的知己，甚至在成为她女儿的知己之前。事实上，他直到索菲娅的母亲过世后，才把这事儿告诉索菲娅。

然而，当他最终告知她时，他也跟她说，克拉拉和埃莉萨当时听了立即就问该怎么办。

这或许就是女人的风格，他说，总认为该干点什么。

他的回答相当严厉：“不怎么办。”

早上，索菲娅从她的行李里拿出一件干净但有些皱了的外套——她从来都没学会怎么整洁地打包行李——尽力梳理了她的鬈发，把零散的灰色头发掖起来。她下楼来，听见屋里已经忙活了起来。餐厅只剩她的座位了。埃莉萨端来了咖啡，还有索菲娅在这幢房子里吃过的第一份德国早餐——冷肉切片、奶酪，和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埃莉萨说克拉拉在楼上帮她们的哥哥收拾，准备和索菲娅见面。

“最早我们有上门的理发师，”她说，“不过，后来克拉拉学会了理发，理得很不错。事实证明她像个护士那样能干。幸亏我们自己有一个会护理的人。”

在她说这话之前，索菲娅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缺钱。锦缎窗帘和网眼窗帘都是邋里邋遢的样子，她正在用的银制刀叉最近也没有抛过光。透过起居室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举止粗野的年轻姑娘，她们如今的仆人，正在清理壁炉，扬起漫天的灰尘。埃莉萨看了她一眼，仿佛想请她关上门，随后自己站起来去把门关上了。她回到桌边时脸红了，面容沮丧。索菲娅匆匆地、也许并不礼貌地问，魏尔斯特拉斯先生得了什么病？

“先是心脏衰弱，后来秋天生了肺炎，似乎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另外，生殖器长了个瘤。”埃莉萨说，她压低了声音，但直言坦陈，德国女人都这样。

克拉拉出现在门口。

“他在等你了。”

索菲娅上楼时，想的不是教授，而是这两个生活中处处以他为重的女人。织围巾、修补亚麻制品、做布丁、腌咸菜，永远不放心把这些活儿交给仆人。同她们的哥哥一样，她们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索菲娅看来，这是一种冰冷单调的宗教——但看不出她们有片刻的反抗，或者丝毫的不满。

要我这样，早疯了，她想。

哪怕当上了教授，她想，我也会疯掉的。学生们总的来说都资质平平。他们只记得住最浅显常规的模式。

和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她对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

想到她的幸运，她即将到来的自由，以及她即将拥有的丈夫，她微笑着进了卧室。

“啊哈，你终于来了，”魏尔斯特拉斯说，有些虚弱和费劲，“调皮的孩子，我们以为她抛弃我们了。你是又要去巴黎吗？去找乐子吗？”

“我刚从巴黎来的，”索菲娅回答，“回斯德哥尔摩去。巴黎一点儿都不好玩，要多闷有多闷。”她伸出一只手去让他吻，然后是另一只。

“那么是你的阿纽塔病了？”

“她去世了，mein lieb [19] 教授。”

“她在监狱里去世的？”

“不，不是。去世很久了。她那会儿没坐牢，坐牢的是她丈夫。她死于肺炎，拖了很长时间，遭了不少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

“我的心痛无以平复。不过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件喜事儿。春天我要结婚了。”

“你跟地质学家离婚了？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你早就该离婚了。不过，离婚总归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

“他也去世了。而且他是古生物学家。这是个新领域，很有意思。他们拿化石做研究。”

“哦，我想起来了。我听说过这门学科。那么，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那时不希望他妨碍到你，可说真的，我没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吗？”

“可以说很久。你肯定还记得我离开了他吧？你推荐我去找米塔格－莱弗勒。”

“在斯德哥尔摩，对吧？你离开了他。嗯。就该这样。”

“是的。不过这事早了结了。我要嫁的是另一个男人，他们同姓，不过关系并不近，是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

“那么是个俄罗斯人？也研究化石？”

“完全不是。他是位法学教授。他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当然，除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会带他来见您的，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我们会很高兴接待他，”魏尔斯特拉斯悲伤地说，“结了婚，你的事业就终结了。”

“完全不会，根本不会。他希望我继续。但我就不再教书了，我自由了。我会住在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过得健健康康的，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走着瞧吧。”

“Mein liebe，”她说，“我命令你，我命令你，为我开心。”

“我一定看上去很老了，”他说，“我过着安宁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那么多面。你还写小说，这就够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不喜欢这个主意。”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回忆录。我读得很愉快。”

“那本算不上是小说。你不会喜欢我最近写的这本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写的是一个女孩，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爱情的兴趣。没关系，你用不着读它。俄罗斯的审查制度不会让我出版的，其他国家又不会感兴趣，因为它实在是太俄罗斯了。”

“我不大爱看小说。”

“因为小说是给女人看的？”

“说真的，我常常忘记你是个女人。我以为你是，是……”

“是什么？”

“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只属于我一个人。”

索菲娅俯身，吻了吻他苍白的前额。她强忍住自己的眼泪，直到她跟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这幢房子。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

她觉得，他的脸白得仿佛那天早晨克拉拉垫在他脑后的刚浆洗过的枕头。或许她已经把它拿走，让他靠在底下更柔软、更破旧的枕头上。或许他即刻就睡着了，这么换上换下已经把他精力都耗尽了。他一定也想到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应该明白，她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不知道——这是她的耻辱，她的秘密——她感觉现在是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尽管流着泪，可是，每离开这幢房子一步，都让她更自由一些。

她想，他的生活算得上比他妹妹们的生活更令人满意吗？

他的名字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在教科书里，在数学家当中。假使他更热衷于树立自己的名望，让自己在那个刻苦钻研的精英圈子里始终占据前沿的位置，也许留得会更长久一些。然而他关注工作本身远远超过名望，而他大部分的同僚对这二者却同样重视。

她本不该提及自己的写作。那对他来说轻浮无聊。她写下了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其中洋溢着对逝去的一切的热爱，不管是令人绝望的，还是曾经珍视的。写这本书时她已远离家乡，那个家和姐姐都不复存在。而《虚无主义的女孩》则完全出于祖国之痛，是爱国主义情怀的爆发，也许还有一种她没太注意的情感，因为她平日里太专注于数学研究和生活里的种种烦恼了。

祖国之痛，没错。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她写那个故事是为了纪念阿纽塔。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放弃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只为嫁给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她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善他的生活，减轻对他的刑罚——把流放地从西伯利亚北部变成了南部——这适用于有妻子陪伴的犯人。这个故事会得到那些被放逐的俄罗斯人的赞扬，他们也许能想办法读到这部小说手稿。正如索菲娅所料，俄罗斯会拒绝出版这本书，避免这种赞誉在政治犯中流传。她更喜欢自己的回忆录，《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尽管这是本通过了审查的书，还被一些评论家斥为无病呻吟。

四

她曾经辜负过魏尔斯特拉斯。初获成功时，她辜负过他。这是真的，虽然他绝口不提。她背弃了他和数学，甚至不回他的信。1874年夏天，她回到了巴利比诺的家中，把自己得到的学位放进一方天鹅绒盒子里，搁进了行李箱，一忘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

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息，金色的火热夏季，北俄罗斯漫长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自排的话剧、舞会、生日聚会、老朋友的热忱相邀，以及身边的阿纽塔，还有她一岁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也在。在安逸的夏日氛围当中，借着暖意、美酒以及悠长的欢乐晚餐，载歌载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水到渠成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不再仅仅是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情人。

这么做不是因为她爱他。而是出于感激。她让自己相信，爱这样一种情感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她觉得，顺从他的意愿，会让他们俩都快乐。有一阵子也确实如此。

秋天，他们去了彼得堡。生活一如既往地排满了不可或缺的娱乐。晚餐，戏剧，酒会，可供阅读的报纸和杂志，既有浅薄的，也有正经的。魏尔斯特拉斯写信恳求索菲娅不要荒芜了数学的天地。在他的奔走下，她的博士论文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她却连看都不看。他请她用一星期时间——就一个星期——润色她关于土星光环的文章，好把它也发表了。她不愿意费那力气。她太忙了，她要出席没完没了的各种庆典。那些为命名日、荣获宫廷头衔、新上演的歌剧，还有芭蕾舞举办的庆典。其实，更像是关于生活本身的庆典。

她后知后觉，这时才明白一个身边大部分人自童年起就懂的道理——即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太多的职业都不至于把你累垮。创造舒适生活所需的条件，然后去参加社交和公众娱乐活动，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结束，你会觉得，你做的一切确实能让所有人都高兴，完全没有必要苦恼。

除了一件事儿，如何赚钱。

弗拉基米尔重操出版旧业。凡是能借钱的地方，他们都去借了。索菲娅的父母不久前双双去世，她的遗产投资于一家温室、一家面包房、一家蒸汽洗衣房以及几间公共浴室。他们有过宏大的计划。但天公不作美，彼得堡比往年更冷，冷得连蒸汽浴都无法诱使大家出门。建筑工人，还有其他人都耍了他们，市场变幻不定，他们没能为自己的生活打下稳定的基础，反而在债务里越陷越深。

已有夫妻之实，自然就会有那个通常的昂贵后果。索菲娅生了个女儿。孩子取了外祖母的名字，不过他们都叫她馥馥。馥馥有一个保姆，一个奶妈，还有自己的套房。家里还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仆。弗拉基米尔给索菲娅买时髦的新装，给女儿买最好的礼物。他在耶拿获得学位，设法在彼得堡当上了副教授。但是，这还不够。出版生意几乎一败涂地。

接着，沙皇被暗杀，政治气候令人不安，弗拉基米尔陷入了严重的忧郁。那段时期，他无法工作，也无法思考。

魏尔斯特拉斯听说了索菲娅父母的死讯，为了能给她些许安慰（他是这么说的），他给她送去了自己在积分体系上卓越的全新研究方法。可她并没有回到数学之中，反而开始为报纸写戏剧评论和科普文章。如此发挥才干，不仅更迎合市场，也不会影响旁人，或像数学那样把她自己榨干。

科瓦列夫斯基一家搬到了莫斯科，希望时来运转。

弗拉基米尔康复了，但他自认不能再回去教书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投机机会，一家从石油井里提炼轻油的公司提供了一份工作给他。公司的老板是拉戈津兄弟，他们在伏尔加河畔拥有一家石油精炼厂和一座现代城堡。这份工作需要弗拉基米尔投资一笔钱，他设法筹措到了。

然而这一次，索菲娅预先感知到了麻烦。拉戈津兄弟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他们。弗拉基米尔越来越为他们所摆布。他说，他们是新一代人，他们才不是在异想天开。他变得冷淡、态度粗暴还自视甚高。你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改变世界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除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有个像样点的目标可以投入进去，她们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用自己的自大把事情全给毁了。

这是拉戈津那两兄弟说的吧，索菲娅说。

这会儿，她恢复了跟魏尔斯特拉斯的联系。她把馥馥托付给了老朋友朱莉娅，动身去了德国。她给弗拉基米尔的哥哥亚历山大写信，说弗拉基米尔自觉自愿地上了拉戈津兄弟的钩，挑战命运，让它给他一记新的痛击。无论如何，她还是给丈夫写了信，主动提出要回家去。他回答得不情不愿。

他们还见过一面，是在巴黎。她在那儿过得潦倒，魏尔斯特拉斯正在帮她谋份差事。她再一次沉浸于数学问题当中，她周围的人也都是。弗拉基米尔开始怀疑拉戈津兄弟了，但他已经陷得太深，无法抽身了。他说要去美国。他是去了，不过又回来了。

1882年秋天，他给哥哥写信，说他现在明白了，自己是个彻底没有价值的人。十一月，他汇报了拉戈津兄弟的破产。他害怕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卷进什么刑事诉讼里去。圣诞节，他见到了馥馥，在敖德萨他哥哥家里。他很高兴她还记得自己，而且健康又聪明。之后，他给朱莉娅、他哥哥，还有一些别的朋友写了诀别信，却没有给索菲娅。他还留了一封信给法庭，解释自己在拉戈津案件中的一些行为。

他拖了一段时间。到四月，他用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氯仿自杀了。

远在巴黎的索菲娅拒绝进食，不愿离开自己的房间。她全心全意地绝食，这样她就顾不上自己的感受了。

最后，她被强迫进食，入睡。醒来后，她为自己的行为深感羞愧。她要来纸笔，继续解题。

一文不名。魏尔斯特拉斯给她写信，要她搬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做他的妹妹。但他依然尽力牵线搭桥。终于，他成功了，说动了他身在瑞典的朋友米塔格－莱弗勒，也是他曾经的学生。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愿意成为欧洲第一家接收女数学教授的大学。

索菲娅去到敖德萨接女儿，带她暂时跟朱莉娅一起住。她恨透了拉戈津兄弟。她给弗拉基米尔的哥哥写信，称他们是“狡猾的、剧毒的恶棍”。她说服地方法官去旁听案件，让他宣告所有的证据证明了弗拉基米尔因为轻信而受了骗，但他是诚实的。

随后，她再一次乘上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再从彼得堡到瑞典赴任。在她的新工作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同时，毫无疑问也惹来了不少指摘。她在彼得堡登船走海路。船驶进一片壮美夺目的夕照之中。再不会有蠢事了，她想。我就要过上真正体面的生活。

彼时，她还没有遇见马克西姆，也没有获得博尔丁奖。

五

就在既悲伤又释怀地告别了魏尔斯特拉斯后不久，她于下午早些时候离开了柏林。火车老旧，速度缓慢，但是很干净，暖气也足。德国火车都是这样。

旅程大约过半，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摊开他的报纸，请她挑想看的栏目。

她谢绝了。

他对着窗外细密的风雪点点头。

“啊哈，”他说，“咱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确实。”索菲娅回答。

“你要过罗斯托克 [20] 吗？”

他大概注意到她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德国人。她不介意他的搭讪，也不在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比她年轻一大把，衣着体面，略带恭敬。她觉得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他。这种事儿确实会发生在旅途中。

“我到哥本哈根，”她说，“然后去斯德哥尔摩。在我看来，雪只会越下越大。”

“我到罗斯托克就下了，”他说，也许是为了让她放心，她并不会陷入一场冗长的闲扯，“你喜欢斯德哥尔摩吗？”

“我讨厌这个时节的斯德哥尔摩。我恨它。”

她对自己的这番话颇为讶异。但他愉快地笑了，开始讲俄语。

“不好意思，”他说，“我猜对了。这下在你听来，我说起话来像个外国人了。我曾在俄罗斯学习过。在彼得堡。”

“你听出我的俄罗斯口音了？”

“不是很确定。直到你说到恨斯德哥尔摩才确定。”

“难道所有的俄国人都恨斯德哥尔摩？”

“不，不。但他们喜欢说他们恨。他们恨。他们爱。”

“我本不该说这话的。瑞典人待我很好。教我不少东西——”

这时候他摇着头，笑了。

“真的，”她说，“他们教我滑冰——”

“当然了。你在俄罗斯没学过滑冰？”

“他们不会像瑞典人这么——这么执着地要教人学这学那。”

“在博恩霍尔姆岛 [21] 也不会，”他说，“我现在住博恩霍尔姆岛。丹麦人没这么——执着，是这个词吧。话说回来，在博恩霍尔姆岛我们甚至都不是丹麦人。我们自称不是丹麦人。”

他是个医生，住在博恩霍尔姆岛。她想，若是叫他帮忙看看喉咙，会不会太过分了。她的喉咙现在很疼。最终她还是认为确实有点过分。

他说，越过丹麦的国境线之后，还有一段漫长甚至艰难的轮渡在等着他。

博恩霍尔姆岛的居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丹麦人，他说，而是自认斯堪的纳维亚人，于16世纪被汉萨同盟 [22] 接管。他们有一段凶残的历史，曾经会捉俘虏。她有没有听说过邪恶的博思韦尔伯爵 [23] ？有人说他就死在博恩霍尔姆岛，不过西兰岛人说他死在西兰岛。

“他谋杀了苏格兰女王的丈夫，自己娶了她。不过他死于囹圄，死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说，“那我听说过。”她确实听说过，因为这位苏格兰女王曾是阿纽塔早期着迷的女英雄之一。

“哦，原谅我。我话太多了。”

“原谅你？”索菲娅说，“原谅你什么？”

他脸红了，说：“我知道你是谁。”

一开始他没认出来，他说。可她开讲俄语之后，他就确定了。

“你就是那位女教授。我在杂志上看到过关于你的内容，还有照片，但照片显得比本人老多了。我冒昧打扰了你，只是真心忍不住。”

“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很严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笑，大家就不会信任我了，”索菲娅说，“难道医生没有类似的问题吗？”

“可能是的。我还没法习惯被人拍照呢。”

这会儿，他们之间弥漫着淡淡的局促感；让他放松下来成了她的任务。在他坦陈之前还没这么别扭。她回到了博恩霍尔姆的话题上。那里地势险峻崎岖，他说，不像丹麦那么平缓起伏。人们去博恩霍尔姆，是为了欣赏风景和呼吸新鲜空气。要是她愿意去，那他会很荣幸带她到处转一转。

“那里有最稀有的蓝色岩石，”他说，“被称为蓝色大理石。可以敲碎，磨光，制成女士佩戴的项链。如果你想要一串的话——”

他直说傻话，因为他有话想说，却开不了口。她看得出来。

他们快到罗斯托克了。他变得愈发焦虑不安起来。她担心他会拿出一张纸，或者一本书请她签名。这么做的人少之又少，只是这样的事儿总让她觉得悲哀；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原因。

“请听我说，”他说，“我必须告诉你这个。本来不应该提的。去瑞典的路上，拜托你不要去哥本哈根。你不要害怕，我的神智非常清醒。”

“我没有害怕。”她说。其实她害怕了，一点点。

“你得走其他的路，走丹麦群岛过去。在车站换票。”

“我能问为什么吗？哥本哈根被下了咒？”

她突然确信，他要告诉她的是一个阴谋，一颗炸弹。

难道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本哈根有天花。那种传染性的疫病。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哥本哈根，但当局想压下不报。他们害怕引发恐慌，害怕有人会烧毁政府大楼。是芬兰人的问题，据说是他们带进来的病菌。政府不希望大家起来排斥芬兰难民。也不愿意大家反抗接收芬兰人的当局政府。”

火车停住。索菲娅起身，检查自己的行李。

“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没法走。”

“好的，”索菲娅说，“我答应您。”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之后我得去鲁特根。”

“我答应你。”

他是否让她想起了弗拉基米尔？早年的弗拉基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恳求般的关心。他自始至终谦和、顽固、恳求般地关心着她。

他伸出手，她也伸手跟他相握。可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小片药，说：“你若觉得旅途烦闷，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管事的人问问这场天花疫情，她暗下决心。

但是，她没能这么做。那位换票的男士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很是气恼；倘若她再改主意，他会更加火大。他一开始似乎只理会其他乘客说的丹麦语，不过帮她完成改签后，他用德语问，这条路费时要长得多，她清不清楚这一点？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仍在德国境内，他可能对哥本哈根的事一无所知——她刚才到底在想什么？

他沉闷地补充道，群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小轮渡供暖充足，只不过你得坐在木制长凳上。她想，这样的凳子也许就是他觉得她可能会烦闷的原因，她准备吞下那片药。可转念一想她决定留起来，以防晕船。

她搭乘的当地火车有规范却破旧的二等座。车厢的一头有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善多了，也没那么匆忙。获悉他们确实到了丹麦境内，她便用瑞典语问他，哥本哈根是不是真的有流行病。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他回答说没有，你乘坐的这趟火车也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他似乎只听懂了“火车”和“哥本哈根”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没有包厢，只有两节装有木制长椅的车厢。有的乘客随身自带软垫、毯子和披风，用来裹在自己身上。他们看都没看索菲娅，更没打算跟她说话。就算跟她说话又有什么用呢？她听不懂，也回答不了。

更没有茶饮车。人们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气味浓烈的奶酪，一片片冰凉的熟熏肉，还有人在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着罐头里的泡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想起了俄罗斯。

可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没人喝醉或聒噪，也没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那么生硬，是些自重的路德派脂肪。她对他们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她对俄罗斯农民，对巴利比诺的农民又真正了解吗？他们在那些条件比他们优渥的人面前总是装模作样。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星期天，所有的农奴和他们的主人必须到教堂听解放农奴的通告。之后，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着，哭喊着：“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啊？我们可怜的孩子们可怎么办啊？”将军把她带进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一起在那里吃煎饼庆祝——不过他们的方式还相当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有位老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清扫院子，大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着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那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女家庭教师没多久就现身了，一张脸如乌云般阴沉，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她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善于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至于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救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他觉得他们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文不值的研究里。

泡菜和青鱼的味道让她略微有些恶心。

又开了一段距离，列车停了，他们全被通知要下车。至少，鉴于列车员的咆哮，以及其他人随之纷纷不情愿地起身，她是这么猜的。他们发现自己站在及膝深的雪地里，目之所及，没有城镇，更没有站台，光滑的白色山脉绵延不绝，透过轻轻飘落的雪花若隐若现，包围着他们。列车前方，一群男人在铲着铁道交叉处的积雪。索菲娅来回地走动，以免脚冻僵在轻便的靴子里。这种靴子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足够保暖，但在这里远远不够。其他的乘客都安静地站着，对目前的状态不置一词。

半小时后，或许只不过十五分钟后，铁路清理干净了，旅客们又爬上车。对包括索菲娅在内的所有人来说，为什么开始非要他们下车，而不是在座位上等，一定是个不解之谜。不过当然了，并没有人抱怨。他们不停地前进再前进，穿过黑暗。除了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强劲地打在窗户上，发出凶恶的噼啪声。雨雪交加。

然后出现了某处村庄微弱的灯火，一些乘客起身，井井有条地把衣服裹上身，收好行李，下了火车，消失了。旅程继续。然而，没过一会儿，所有人又被通知全体下车。这回不是因为积雪。他们都被赶上了船，一艘小轮渡载着他们驶上了黑漆漆的水面。这时候，索菲娅的喉咙实在是非常疼，她确定即使需要，自己也没法开口说话了。

她不知道这一回横渡了多远。上岸后，所有人都不得不进到一座三边有围墙的棚子，几乎无遮无挡，也没有长椅。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来了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来的时候，索菲娅觉得谢天谢地，尽管它并不比前一辆火车暖和，而且跟前一辆有着同样的长凳。看来，人对少得可怜的安慰有多感激，取决于此前遭了多少罪。但她想跟人说，这难道不是无聊的说教？

过了一会儿，他们停在了一个大点的镇上。这里有车站小卖部。她实在太累了，无法像别的乘客一样下车，去小卖部带一杯冒热气的咖啡回来。那个吃泡菜的女人倒是买了两杯，事实证明其中一杯是买给索菲娅的。索菲娅面露微笑，尽力表达感激。女人点着头仿佛示意这样大惊小怪非但毫无必要，甚至有失得体。不过，她一直站在那儿，直到索菲娅掏出了票务员找给她的丹麦硬币。这下那女人不满地哼哼两声，用带着潮湿的连指手套的手拣了两枚硬币。很可能就是买咖啡的钱。想着关照她，还有给她带咖啡，都不要钱。似乎理应如此。女人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位新旅客上了车。一个妇女带着个大约四岁的孩子，孩子半边脸上包着纱布，一条手臂吊挂着。遇上了事故，去了趟乡村医院。绷带上有个洞，露出一只悲伤的黑色眼睛。孩子把没受伤的半边脸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展开自己的披肩，把一部分盖在孩子身上。她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轻柔，也没有非常上心，而是带着几分机械。发生了不好的事儿，她得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她，说不准肚子里还有一个。

多可怕啊，索菲娅想。女人的命运多么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位妇女，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性要争取投票权，争取大学里的职位，这个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那就抛弃这个上帝，解放她的思想。她会不会看着她——索菲娅——带着筋疲力尽的神情，以固执的怜悯口吻说：没有上帝，那我们要怎么过这一辈子呢？

他们再次穿越黑漆漆的水面，这回是从一座长长的桥上经过的。火车在另一个村庄停下来，女人和孩子下了车。索菲娅失去了兴趣，没看有没有人在等着接他们。她努力看向站外被火车照亮的大钟。她以为已经快半夜了，可才刚过十点。

她在想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这辈子是否会坐这种火车？她想象自己舒服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尽管事实是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他华丽昂贵的外套，散发着金钱与舒适的气息。他坚信自己有权期望、也有责任维护美好的一切，纵然在自己的祖国，他是个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他那种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她的父亲也有。即使你只是个小女孩，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知到这份确信，明白你一生都会渴望它。要是他们爱你，当然更好，但即使只是一份为了保护你而订立的古老的崇高契约，是签署的一份债券——哪怕不怎么热情洋溢，仅仅是必须遵守的——那也能宽慰人。

倘若有人说他们服帖温顺，他们会不高兴，但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确实服帖温顺。他们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遵从它和随之而来的所有风险、残酷、庞杂的负担和蓄意的欺诈。对女人而言，这些规则中有些能让她们受益，另一些则不能。

现在，他——马克西姆在她心里的形象，不再是试图保护她的人，而是在巴黎的车站上快步前行、有着私密生活的男人。

他那威风凛凛的帽子，他那温文尔雅的确信。

事实并非如此。那不是马克西姆，绝对不是。

弗拉基米尔并不是个懦夫。看看他怎么救雅克拉尔的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这种男子气的果决。这就是他能给予她一些平等，其他男人却不能的原因；也是他永远没法用温暖和安全感包围她的原因。后来，他在拉戈津兄弟的影响下，换了腔调，他孤注一掷，以为模仿别人就可以拯救自己，转而以一种不自信甚至可笑的老爷似的态度对待她。弗拉基米尔给了她一个鄙视他的理由。但是，也许自始至终她都是鄙视他的。不管他是崇拜还是侮辱她，他都不可能让她爱上自己。

不可能像阿纽塔爱雅克拉尔那样。雅克拉尔自私、残忍、不忠，但即使是阿纽塔恨他的时候，也仍然是爱他的。

要是你不用盖子盖住，无论多少丑陋不堪、让人厌恶的想法都会浮现。

当她闭上眼睛，觉得自己看见了他。弗拉基米尔。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但那不是弗拉基米尔，而是博恩霍尔姆的医生。只是她对博恩霍尔姆那个医生的记忆。他一再坚持，惊慌失措地以一种古怪又卑微的方式将自己推入她的生命中。

终于到点了，定是已近午夜，大家总算要永远离开这趟列车了。他们已经到达丹麦边境，赫尔辛格。至少是陆地的边境——她猜真正的边境应该是在卡特加特海峡的某个地方。

最后一班轮渡正等着他们，看上去异常庞大，愉快地亮着无数明灯。来了个行李搬运工，帮她把行李运上船。然后谢过她的丹麦硬币就迅速走开了。接下来，她给船上的职员看她的船票，他对她说的是瑞典语。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和对岸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联系。她肯定用不着在候车室过夜。

“我感觉像是回到了文明世界。”她对他说。他有点狐疑地看着她。她的嗓音还是沙哑的，虽然之前的咖啡让她的喉咙舒服了点。这不过是因为他是个瑞典人，她想。瑞典人之间不一定互相微笑，也不需要交换意见。没有这些也能维持礼仪。

这一回的横渡浪头有点猛，不过她没有晕船。她记得那粒药，但已经用不着了，船上一定是开了暖气的，有人开始脱掉冬装外套。可是她还在发抖，也许发抖是必要的。穿越丹麦的这趟旅行，在她身上汇集了如此多的寒意，都储存在她体内。这会儿可以释放出来了。

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如约等候在繁忙的赫尔辛堡港，相比对岸那个名字相似的地方，这里更大，也有活力得多。瑞典人也许不会对你微笑，但至少会给你提供正确的信息。行李搬运工来帮忙搬她的行李，当她在钱包里搜寻硬币时，他就提着包站着。她掏出一大把硬币放进他手里，想着反正是丹麦的硬币，她再也用不着了。

丹麦货币。他把硬币全还给了她，用瑞典语说：“这个没用。”

“我只有这个。”她大叫起来，同时意识到两件事：她的喉咙好多了；她真的没有瑞典货币。

他把她的包放下，走开了。

法国货币，德国货币，丹麦货币，她唯独忘了带瑞典货币。

火车开始吐蒸汽了，旅客们正在登车，而她还站在那里进退两难。她提不动行李。可要是她不提，就只能把行李丢下了。

她抓住行李上各种各样的带子开始跑。她东倒西歪，气喘吁吁，胸口和胳膊下方一阵阵地疼痛。行李碰撞着她的双腿。要爬台阶了，倘若她停下来喘口气，就赶不及了。她爬上台阶。她眼眶里充盈着自哀自怜的泪水，乞求火车不要开。

火车没开。列车员一手紧抓车门探出身，另一手攥住她的胳膊，又总算是设法拽住了她的行李，全部一起拖了上来，火车这才开动。

一旦得到解脱，她便开始咳嗽。她试图把胸口的什么东西咳出来。那是她胸中的痛楚，是她喉咙的疼痛与紧绷。但她还得跟着列车员去找包厢。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她发出胜利的笑声。列车员往一个包厢里看了看，里面已经坐了些人，然后他一路把她带进了一个空包厢。

“你太好了。帮我上了车，我自己肯定上不来。给你添麻烦了，”她眉开眼笑地说，“我没钱。没有瑞典货币。其他货币都有，就是没有瑞典的。我只能跑，都没想到我能……”

他让她坐下来缓口气。他走开去，很快又端着一杯水回来了。她喝水时，想起了医生给她的药，用最后一口水把药送服了下去。咳嗽缓解了。

“以后别再这样了，”他说，“看你喘的。”

瑞典人非常坦率，也同等地矜持、守时。

“等一下。”她说。

必须要先确定一件事。好像这事儿不确定，火车就没法带她去该去的地方似的。

“等一下。你有没有——有没有听说哥本哈根的天花疫情？”

“我没听说过。”他回答。他郑重却不失谦恭地点点头，离她而去。

“谢谢你，谢谢。”她在他身后喊。

索菲娅这辈子都没喝醉过。每次吃了可能麻痹大脑的药，她都在神智不清前就已经睡着。所以她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比较。现在，她体验到知觉的改变，如同涟漪一般弥漫全身。起初只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傻乎乎的庄严感，仿佛自己受到了眷顾，因为她能自己提着行李，爬上台阶，赶上火车。接下来，她熬过了一阵强烈的咳嗽，以及心脏的压迫感，于是多多少少，不再注意喉咙了。

但还不止这些。她的心脏仿佛在持续地扩张，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之后又持续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活泼，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喷了出去。甚至连哥本哈根的疫情，这会儿也变得如同歌谣里的灾难、一段古老的传说。她自己的人生，遭遇的打击和悲伤，都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幻觉。所有的事件和想法，在一次次的清晰领悟下，在变形玻璃的透射下，变了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一次经历。那是她十二岁时第一次涉猎三角学。在巴利比诺时的邻居特尔托夫教授丢下一本他新写的书，觉得她父亲作为一位有炮兵知识的将军，兴许会感兴趣。她在书房里看见这本书，偶然翻到了光学那一章。她开始阅读这本书，学习里面的图表，没多久，她就相信自己一定能看懂。她从没有听说过正弦和余弦，但她用随意一段弧的弦代替正弦，幸运的是，在小角的情况下，二者是几乎吻合的。就这样，她得以闯入了这门崭新的、令人喜悦的语言。

那时，尽管她非常高兴，但并没有特别诧异。

这样的发现时有发生。数学如同北极光，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独立于世，不该跟论文、奖项、同僚和学位混为一谈。

列车抵达斯德哥尔摩前一刻，列车员叫醒了她。她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五。”

“好。真好，我赶得上讲课了。”

“当心身体，女士。”

两点钟，她站上了讲台。她的讲课十分精彩，一气呵成，没有疼痛，也没有咳嗽。微妙的嗡嗡声在她的体内游走，仿佛在走钢丝，但没有影响她的声音。她的喉咙好像自动痊愈了一般。讲完课，她回家换了衣服，搭乘出租车赶赴一场受邀出席的接待酒会，在古尔登家。她的精神很好，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她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印象，不过没有提及回瑞典的舟车劳顿。接着，她没打招呼就离开了房间，来到了室外。她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热烈而异想天开的念头，没法再和别人说话了。

天色已暗，雪花飘落，没有一丝风。一盏盏街灯大得像一个个圣诞球似的。她四顾着找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看见。一辆小巴士经过，她挥手拦停。司机告诉她这不是车站。

“那你不也停了嘛。”她满不在乎地说。

她很不熟悉斯德哥尔摩的街道，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去错了地方。她笑着向司机解释，他让她下了车。她穿着酒会的礼服，披着轻薄的披风，穿着便鞋，穿行于雪中，走路回家。人行道上极其寂静、洁白。她走了大约有一公里，高兴地发现自己终究是识路的。她的鞋已经泡湿了，但她没觉得冷。她想或许是因为没有风的缘故，还有，她全身心地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着迷状态当中，而且指望今后也必须维持这种状态。说来不免落入窠臼，但这座城市真如童话里的一般。

第二天，她躺在了床上，给同事米塔格-莱弗勒送去了便条，请他派自己的医生来看她，因为她没有医生。他本人也来了。在这场漫长的会面中，她无比兴奋地告诉他自己在计划一项新的数学研究。这项计划跟此前她所有的研究相比，都更有雄心，更重要，也更美。

医生认为是肾的问题，给她留了一些药。

“我忘记问他了。”医生走后，索菲娅说。

“问他什么？”米塔格-莱弗勒问。

“有没有疫病？在哥本哈根？”

“你做梦了吧，” 米塔格-莱弗勒温和地说，“谁告诉你的？”

“一个盲人。”她回答。然后，她说：“不，我是说好心。一个好心人。”她的手挥动来挥动去，仿佛手势要比语言表达得更清楚。“我的瑞典语啊。”她说。

“等你好起来的时候再说吧。”

她笑了，随即又看上去很悲伤。她加强了语气：“我的丈夫。”

“你订婚了？哦，订婚了也还不能算你丈夫呀。我拿你打趣呢。你想叫他来吗？”

然而她摇摇头。她说：“不是他。是博思韦尔。”

“不，不，不，”她又飞快地说，“是另外一个人。”

“你必须休息。”

特雷莎·古尔登和她的女儿埃尔莎来了，还有埃伦·凯。她们轮流照看她。米塔格-莱弗勒离开之后，她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她又侃侃而谈，只是没有再提什么丈夫。她谈起自己的小说，还有她回忆巴利比诺青春时代的那本书。她说她现在能写得更好了，然后开始描述新想出来的故事。她语无伦次，于是笑了，觉得没办法解释清楚。生命中有循环往复，她说，有脉动。她希望这一回的写作能教她发现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些隐藏的东西。是虚构的，但又不是。

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她笑了。

她脑子里全是各种念头，她说，有着全新的广度和价值，但却如此自然和不证自明，让她忍不住笑了出来。

星期天，她的情况恶化了。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却坚持要看馥馥穿一穿她为参加儿童聚会准备的衣服。

那是一身吉卜赛风格的装束。馥馥穿着它在母亲的床前跳舞。

星期一，索菲娅请特雷莎·古尔登照顾馥馥。

当天晚上，她感觉略好些。为了让特雷莎和埃伦休息，请来了一个护士。

凌晨时分，索菲娅醒了。特雷莎和埃伦被从睡梦中叫醒，她们又唤醒了馥馥，让孩子再看一眼妈妈活着的样子。索菲娅只说得出几个字。

特雷莎觉得听到她说：“幸福过了头。”

索菲娅大约四点钟去世。尸体解剖显示，她的肺已经完全被肺炎摧毁，心脏的疾病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正如大家所料，她的脑容量巨大。

博恩霍尔姆的医生在报纸上读到了她的死讯，并不意外。他时有不祥预感，对做他这一行的人是种困扰，而且也不见得可靠。他曾想过，躲过哥本哈根也许就能保住她。他想知道她是不是吃了他给的药，它是不是给她带去了些许安慰，正如在他需要的时候，药物曾给予他安慰一样。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被葬在斯德哥尔摩一处当时被称为新公墓的地方。那是个依然寒冷的日子，下午三点，哀悼的人和旁观的人呼出的气息在凛冽的空气中凝成了浮云。

魏尔斯特拉斯送来了月桂花圈。他之前跟妹妹们说过，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在那之后又活了六年。

马克西姆从博略赶来，她去世前，米塔格-莱弗勒发了电报叫他来。他到的点儿刚好赶上在葬礼上致辞，用的是法语。他谈到索菲娅，更像是谈到一位他熟识的教授。他代表俄罗斯向瑞典致谢，感谢瑞典给了她以数学家身份谋生的机会（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应用她的知识，他说）。

马克西姆终身未娶。一段时间之后，他获准回国，在彼得堡授课。他成立了俄罗斯民主改革党，支持君主立宪制。保皇派认为他太过自由主义。然而，列宁却公开谴责他是个反动派。

馥馥在苏联从医，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去世。她对数学毫无兴趣，她如是言。

人们用索菲娅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1] Sophia Kovalevsky（1850—1891），俄国女数学家、小说家。她是现代欧洲第一位女数学博士，也是俄国第一位科学院女院士。

[2] 哥萨克人是生活在俄罗斯及乌克兰南部的游牧民，以精湛的骑艺和骁勇善战著称。

[3] 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4]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下面的诗句转译自缪塞的长诗《纳慕娜》（“Namouna”）第一章第十三小节。

[5] The Bordin Prize，于1835年由夏尔－洛朗·博尔丁创立。该奖项设五个分奖项，由法兰西研究院（L'Institut de France）下属的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等五个研究院分别颁发。

[6] Mittag-Leffler（1846—1927），瑞典数学家。

[7] Uppsala，瑞典中部城市，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

[8] Beaulieu，法国埃罗省的一个市镇。

[9] 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10] Nice，法国南部港口城市。

[11] Bulwer-Lytton（1803—1873），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以其颇受欢迎的历史小说闻名。

[12] New Caledonia，法国的海外属地之一，位于南回归线附近，处于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岛群。

[13] Jules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

[14] Karl Weierstrass（1815—1897），德国数学家，被誉为“现代分析之父”。

[15] 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做出重要贡献，被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

[16] Sèvres，巴黎市西南城郊的一处公社。

[17] Charlotte Corday（1768—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因刺杀让·保罗·马拉于浴缸之中而被送上断头台。

[18] 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瑞士诗人、小说家。

[19] 德语，意为“我亲爱的”。

[20] Rostock，位于德国北部，是德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大港城之一。

[21] Bornholm，波罗的海岛屿，属丹麦管辖。

[22] 12世纪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

[23] 此处指詹姆斯·赫伯恩（James Hepburn，约1534—1578），苏格兰贵族，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三任丈夫。

抵达日本
To Reach Japan

彼得刚把她的行李箱提到火车上，就急着下车，一副不想碍事的样子。但他并不是要马上离开。他向她解释说，自己只是担心，火车马上就该开了。他站在外面的站台上，仰头望着她们的窗口，不停地挥手。一边微笑，一边挥手。对凯蒂，他笑得非常热烈、阳光，对这世界没有丝毫疑惑，好像坚信他们会一直是彼此的奇迹，直到永远。对他妻子，他的笑容看起来充满希望和信任，并且带着某种决心。那是种难以言表、也的确可能永远不会说出来的东西。就算格蕾塔提起这回事，彼得一定会说，别闹了。她也就不再反驳，觉得朝夕相伴的两个人还解释来解释去的，怪不自然的。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他穿越了重重大山，从苏维埃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那些山的名字，格蕾塔一直没记住。当然，还有其他人同行。彼得的父亲本打算跟他们一起走，但临近秘密离开的日子时，他被送到一家疗养院去了。他原本准备等身体好点再去找他们，却不幸离世。

“我读到过这样的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格蕾塔这些事时，她说。格蕾塔解释说故事会讲到婴儿开始哭闹，于是必须无一例外地被闷死或掐死，如此一来哭闹声便不会危及整个地下团体。

彼得说他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也不肯说他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做出什么举动。

她所做的，是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进修了英语，并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在高中教一门当时称作商务实践的课程。她独自把彼得养大，送他去读大学，他现在是一名工程师。她每次来他们的公寓，还有后来去他们的房子，都是坐在客厅里，从来不进厨房，除非有格蕾塔的邀请。这就是她的行事方式。她把不闻不问发挥到了极致。不闻不问、不干涉、不指手画脚，尽管她无论是哪种家务技能或手艺都要比儿媳妇高超得多。

并且，她卖掉了抚养彼得长大的那个公寓，搬到了一个没有卧室的小公寓里，家里只放得下一张折叠沙发。这样彼得以后就没法回家找妈妈了吧？格蕾塔这样调侃她说，但是她好像被吓到了。开玩笑让她不舒服。可能是语言的问题。可如今英语是她常用的语言，并且其实是彼得懂的唯一一种语言。他学过商务实践——尽管不是他母亲教的——而格蕾塔当时正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接触任何实用的东西，彼得则恰恰相反。

隔着窗玻璃，凯蒂又不停地用力挥着手，他们脸上写满了滑稽，甚或有些疯狂的祝愿，彼此都沉浸其中。格蕾塔想，他长得多英俊啊，而他似乎对这一点浑然不觉。他留着寸头，是时下流行的样式——尤其对从事工程师之类职业的人而言——他的浅色皮肤从来不会像她的那样容易发红，也不会被太阳晒出斑点，无论哪个季节，总是晒成均匀的小麦色。

他的观点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一起看完一部电影后，他从来不想讨论它。他会说这部电影好看、挺好看或者不错。他觉得深究下去就没意义了。看电视或者读书的话差不多也都是这样。他对这些东西非常宽容，认为创作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已经尽了全力了。格蕾塔以前常跟他争论，质问他是不是对一座桥也会有类似的评价，说建桥的人已经尽了全力了，但尽力不等于能把事情做好，结果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这是两码事，他说。

两码事？

是的。

格蕾塔早该认识到，这种放任和包容的态度对她来说是一种福祉，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进行简单积极的解释。

（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情的人——依然叫她女诗人。她交代他别那么叫。除他之外，就没有交代的必要了。她已经远离了过去生活中的亲戚们，在现在认识的人面前又只充当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所以这些人就没必要交代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她会写诗。）

在她后来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就连简单的对错都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能会说，哦，女性主义是不对的。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甚至都不用女性主义这个词。然后，你还要忙不迭地解释，拥有任何严肃的思想都可能被认为是可疑的，别说什么雄心壮志了，连读本真正的书也是，你的孩子得肺炎肯定跟这有关系。在公司聚会上你谈了句政治，就可能导致你丈夫失去晋升机会。这跟你支持哪个政党无关。完全是因为信口开河的是个女人。

人们听到这些解释会大笑着说，啊，你肯定是在开玩笑，你则不得不说，对啊，不过也不都是开玩笑啦。随后她会接着说，不过有一点，如果写诗的话，作为女人要比男人多少安全一些。在这儿，女诗人这个词就派上用场了，像一团棉花糖。彼得按理说不会那么想的，她说，但别忘了他出生在欧洲。不过，他应该懂得那些跟他共事的男人对此会作何感想。

那年夏天，彼得要到伦德接管一个项目，为期一个月或者更久。那里特别远，事实上一直到这片大陆可抵达的最北端。不提供凯蒂和格蕾塔的食宿。

然而，格蕾塔和一个跟她在温哥华图书馆共事过的女孩一直保持着联系，现在这个女孩已经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个夏天她和丈夫要去欧洲度一个月的假——他是一名教师。女孩曾经给格蕾塔写信问能否请她和她的家人帮个忙——她说得非常客气——在他们度假期间去他们多伦多的房子里小住，别让它空着。格蕾塔已经回信告诉她，彼得因为工作无法同行，她和凯蒂愿意接受这个邀约。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此刻会不停地挥手，在站台上挥手，在火车上挥手。

那时多伦多有一本不定期发行的杂志，叫《回声》。格蕾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就投了几首诗过去。其中有两首发表了，结果，去年秋天，这本杂志的编辑来温哥华了，邀请她和一些别的作者一道去参加一个聚会，见见他。聚会地点在一个作家家里，那个作家的名字她简直生来就耳熟能详了。聚会定在傍晚，那时彼得还没下班，她就雇了个保姆，坐上北温哥华巴士出发了，横跨狮门大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之后，她要在哈得孙湾前等一趟去郊外大学城的长途公交，那位作家就住在那儿。她在公交最后一个拐弯处下了车，找到了要去的那条街，一边走一边瞥着门牌号。因为穿着高跟鞋，她走得相当慢。并且，她身上这条黑色连衣裙做工复杂，拉链开在背后，还是收腰的款式，臀部又总有点太紧。这件衣服让她看起来有点滑稽，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日薄西山的下午，形单影只、跌跌撞撞地走在没有人行道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上。这里全是现代风格的房子，大落地窗，随便哪个蒸蒸日上的郊区都是这番光景，这样的街区是她根本料想不到的。她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街道，这倒也没有让她不开心。她可以走回公交站，那里有张长凳。她可以脱掉鞋子，等待那趟孤独漫长的回家之旅。

但当她看到旁边停的车子，看到门牌号，再要返身回去就太迟了。嘈杂声不断从关着的门里钻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那个女人看来在等其他什么人。说迎接并不贴切——这个女人打开门，格蕾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吧。

“不然呢？”那女人一边说着，一边倚在门框上。她一直挡着路，直到她——格蕾塔——说“我能进去吗？”才让开了道，这一动作似乎让她很是痛苦。她没有邀请格蕾塔跟她进去，不过格蕾塔还是进去了。

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话，也没人注意到她，不过没过多久就来了个十来岁的女孩，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摆着几杯看起来像是粉红色柠檬汁的饮料。格蕾塔取了一杯，由于口渴难耐，便一饮而尽了，接着又取了一杯。她谢过这个女孩，想跟她聊聊自己这热烘烘的漫长旅途，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走开了，继续送饮品。

格蕾塔继续寻找机会。她一直保持着微笑。没有人表现出认出了她或是见到她很开心的样子，怎么会有呢？人们向她投去不经意的一瞥，就回到自己的谈话中了。他们开怀大笑。除了格蕾塔以外，每个人身边都围绕着朋友，他们讲着笑话、分享着小秘密，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人欢迎。只有那几个少年绷着脸，在面无表情地分发粉色饮品。

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喝完饮料，她感觉好多了，决定等托盘又端到她跟前的时候就再喝一杯。她观察着那些谈话的人，希望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自己也加入进去。当听到有人提起一些电影的名字时，她好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说的是欧洲电影，当时刚刚在温哥华上映。她听到一个她和彼得一起看过的电影的名字，《四百击》。“噢，我看过那部电影。”她充满热情地大声说道，大家都朝她看过来，其中一个，显然是那个圈子里的发言人，说：“真的吗？ ”

当然，格蕾塔已经醉了。她把飘仙一号和粉红西柚汁一口气灌了下去。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把这种冷落放在心上。她只是继续到处晃悠，知道自己好像有点失态了，却又感到这个房间里有种让人忘乎所以的氛围，让她可以这样做，交不到朋友也不要紧，她可以只是到处转转，发表自己的见解。

拱门处有一群大人物聚在一起。她在人群中看到了聚会的主人，就是那个名字和面容她长久以来都十分熟悉的作家。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语气很兴奋，他和周围的几个人似乎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好像看着你就能把你侮辱一通似的。她开始觉得，自己刚刚试图挤进去的那个圈子就是由他们的妻子组成的。

刚才开门的那个女人不属于任何一拨，她自己也是个作家。有人喊她名字时，格蕾塔看到她转身了。那是发表她作品那本杂志上的一个作者名。有了这些渊源，能不能走过去介绍下自己呢？尽管开门时她态度有点冷淡，但毕竟是一个同类？

可这会儿这个女人正把头耷拉在刚才叫她名字的那个男人肩上，看起来不会愿意被人打扰。

想到这里格蕾塔坐了下来，由于没有椅子，她直接坐到了地板上。她想起一件事。她想起来那时候她和彼得一起去参加一个工程师的聚会，虽然谈话的内容无聊，但气氛是愉悦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至少在当时是有的。但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即便是发表过作品的知名人物，也可能遭到背后的议论。不管是谁，都有点小聪明和神经质的感觉。

而就在这里，她刚才还那么渴望随便谁会来向她抛出哪个老掉牙的话题，想得都快抓狂了。

终于弄明白自己格格不入的原因之后，她觉得释然了，不太在意到底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把鞋脱掉，感觉太舒服了。她背靠墙坐着，把腿伸到聚会通道人少的一边。为了不把手上的酒洒到地毯上，她迅速喝光了它。

一个男人站在她面前，说道：“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那沉重麻木的双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有人邀请她来的。

“我知道。我是问，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路过来的。”但仅仅说走路是不够的，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设法把话说全了。

“我先坐了公交车，然后又走了一段路。”

那个特殊圈子里的一个人正站在这个穿着鞋子的人后边。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看起来准备跟她聊天。

之前的那个人没太理会后来的这个人。他已经找来了格蕾塔的鞋子，但她不愿意穿，说太伤脚了。

“提着你的鞋。要不我就提着了。你能自己站起来吗？”

她想找那个更重要的人物帮她，但那人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她记起来他写过什么作品了。一部关于杜克波尔派 [1] 的舞台剧，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里边的杜克波尔派都不许穿衣服。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杜克波尔派，他们只是演员。毕竟，裸体演出是行不通的。

她试图把这些解释给扶她起来的男人听，但他明摆着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自己不是那种作家，而是一名记者，带着儿子和女儿，也就是这所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来做客。他们——孩子们——在聚会上送饮品。

“贻害无穷，”他说，指的是那些饮品，“罪大恶极。”

他们这会儿来到了室外。她脚蹬长筒袜穿过草坪，差点踏到一摊水渍里。

“有人在这里吐了。”她对护送者说。

“确实。”他说着把她扶进一辆车里。外面的空气改变了她的情绪，从一种起伏不定的欢欣变成了一种近乎尴尬甚至羞耻的东西。

“北温哥华。”他说。她之前一定跟他说过这个地址。“对吧？我们要出发了。狮门大桥。”

她但愿他不要问起自己干吗来参加这个聚会。如果她不得不说自己是个诗人，那么凭她现在的状态，她的醉相，他就会把她看作那种可怕的典型。外边天还没黑，但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前进的方向看起来是正确的，沿着海边走了一段，又穿过一座桥。布拉德街大桥。之后车流密集起来，她每次睁开眼，看到的都是掠过的树，然后眼睛又会不由自主地闭上。车停的时候她知道时间还太短，他们肯定还没到家。没到她的家。

他们头顶的树木高大，枝繁叶茂。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但是一些星星在水面上反着光，就在它们的藏身处和城市灯光之间。

“稍微坐下想一想。”他说。

这个词让她着迷。

“想一想。”

“比如说你打算怎么走进家里。你还能保持端庄吗？那样的话，别做得太过头了。或者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吗？我猜你有丈夫吧。”

“首先我得感谢你开车送我回家，”她说，“那么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自己已经告诉过她了。可能已经说了两遍。不过还是再说一遍吧，也无所谓。哈里斯·贝内特。贝内特。他是聚会举办者的女婿。分送饮料的是他的孩子。他和孩子们从多伦多过来拜访。她满意了吗？

“他们有妈妈吗？”

“他们当然有妈妈。不过她住院了。”

“对不起。”

“不必。那家医院非常好。是为了治疗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情绪问题。”

她赶紧接上话茬，告诉他她的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

“噢，那非常好。”他说，开始倒车上路。

在狮门大桥上，他说：“原谅我刚才那么说话。我之前在考虑是不是要吻你，然后决定还是不要了。”

她想他的意思是自己有些方面不值得被吻。这份屈辱像一记清脆的耳光，让她一下子清醒过来。

“待会儿过了桥是不是要往右拐上滨海大道？”他接着说，“得靠你指路了。”

在接下来的秋天、冬天和春天，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他。就好像一睡着就开始做同一个梦。她会把头倚在沙发的靠枕上，想象着自己躺在他怀里。你可能以为她不会记得他的长相了，但是这张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浮现在她眼前，一张布满皱纹、精疲力竭的脸，略带嘲弄的表情，看起来又像足不出户的样子。他的身体也没有缺席，在她想象中，那个身体有点疲惫但足够健壮，有种独特的吸引力。

她想他想得快哭了。然而每当彼得回到家，所有这些幻想就都消失了，休眠了。然后日常的感情占了上风，像平时一样真实可靠。

这个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温哥华的天气类似——一种忧郁的期待，雨意朦胧的忧伤，和在心头变换的沉重。

那么那个她没得到的吻又怎么说呢，那看起来总是一个无礼的打击了吧？

她直接把这件事从记忆里删掉了。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她的诗呢？一句都没再写过，一个字都没有。完全看不出来她曾经喜欢写诗。

当然，她的这些痴迷都只有等凯蒂午睡了才有机会发作。有时她会大声说出他的名字，她享受着这种痴癫。接下来她会感到一种灼人的羞耻，在这种羞耻中她鄙视自己。确实是痴癫。白痴。

这时，突然出现了转机，伦德那份计划中的工作确定了，加上来自多伦多那所房子的邀约。好像天气突然放晴了，她觉得浑身是胆。

她发现自己在写一封信。这信的开头完全不合常理。没写亲爱的哈里斯。也没写勿忘我。

写这封信就像往漂流瓶里放一张纸条——

并且希望

它能抵达日本。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最像诗的东西了。

她不知道地址。她傻乎乎地大着胆子打电话给举办聚会的人。但当一个女人接起电话，她却一下子口干舌燥，感觉嘴里像有一大片荒漠，只好挂了。之后，她把凯蒂推到公共图书馆，找到一本多伦多市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很多个贝内特，但单单没有哈里斯或H. 贝内特。

她产生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查讣告。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一直等到读图书馆订阅报纸的那个人读完。她一般不看多伦多的报纸，因为得过了桥才能买得到，彼得都是带《温哥华太阳报》回家。她窸窸窣窣翻了一遍，终于在一个专栏顶部看到了他的名字。那么他没死。原来是一家报社的专栏作者。他自然不愿意随便哪个知道他名字的人都往他家里打电话。

他写政治评论，行文看似满腹经纶，但她一点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她把给他的信寄了出去，寄到报社。她不确定拆信的会不会是他本人，觉得在信封上写上“私人信件”字样又完全是自找麻烦，所以除了关于漂流瓶的那几句话，信里只有她的到达日期和列车时刻。没有署名。她想不管谁打开信，都可能会认为写信的是一个喜欢玩文字游戏的年长亲戚。就算是这封奇怪的信真的被送到他家里，出院的妻子将信拆开，也完全不会给他惹麻烦。

凯蒂显然没意识到，彼得站在车厢外面的站台上就意味着他不和她们一起走了。当她和妈妈开始往前移动而他还留在原地、当火车不断加速彻底把他甩在身后，她对离他而去感到特别悲伤。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还跟格蕾塔说，爸爸明天早上就来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格蕾塔有点担忧，但是凯蒂并没有提爸爸没来这件事。格蕾塔问她饿不饿，她说饿了，然后跟她妈妈解释——像格蕾塔上火车前跟她讲的那样——她们现在得换掉睡衣，去另外一个房间吃早餐了。

“你早餐想吃什么？”

“脆豌豆。”意思是脆米花。

“我们去看看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

“现在我们要去找爸爸了吗？”

火车上有个儿童游乐区，但非常小。已经被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占领了——从他们一样的复活节兔子外套可以看出来是兄妹俩。他们玩的游戏是把小汽车开向对方，然后在最后一刻躲开。碰碰车。

“这是凯蒂，”格蕾塔说，“我是她妈妈。你们叫什么名字？”

碰撞变得更猛烈了些，不过他们并没有抬头。

“爸爸不在这儿。”凯蒂说。

格蕾塔觉得她们最好回去，拿上凯蒂那本克里斯托弗·罗宾故事书，到火车的圆顶观光车厢去读。她们应该不会打扰到任何人，因为早餐时间尚未结束，重头戏的山景也还没开始。

问题是刚读完克里斯托弗·罗宾，凯蒂就要求马上再读一遍。第一遍读的时候她很安静，可现在她开始在每句话的结尾跟着念了。接下来她逐字跟读，不过还没准备好自己来。格蕾塔可以想象等观光车厢里挤满了人，再这样会招人讨厌的。像凯蒂这么大的孩子对单调重复是完全无所谓的。实际上，他们喜欢单调重复，可以沉迷其中，把这些熟悉的词当作永远都吃不完的那颗糖一样裹在舌头上一直念。

一对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从楼梯走上来，坐在格蕾塔和凯蒂对面。他们相当愉快地说了早上好，格蕾塔也回应了。凯蒂非常不喜欢妈妈跟他们打招呼，继续盯着书轻轻地吟诵。

从走道对面传来了那个男孩的声音，几乎像凯蒂自己的一样轻：

白金汉宫的士兵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出场 [2] 。

念完这句他又念起另外一句。“‘我不喜欢，我是山姆 [3] 。’”

格蕾塔笑了但凯蒂没有。格蕾塔看得出来她有点震惊。书上的傻话她能理解，但是她不理解一个手上没书的人嘴里怎么会冒出这些傻话。

“不好意思，”男孩对格蕾塔说，“我们是学前班的。那是我们的文学。”他斜倚过来认真地对凯蒂轻声说。

“那是本不错的书，对吧？”

“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作是关于学龄前儿童的，”女孩对格蕾塔说，“尽管有时候我们确实会弄混。”

男孩继续跟凯蒂说话。

“现在我大概能猜出你的名字了。叫什么呢？是鲁弗斯？罗弗？”

凯蒂一直咬着嘴唇，但这时忍不住正言厉色地答话了。

“我不是小狗 [4] 。”她说。

“当然不是了。我不该这么傻的。我是个男孩儿，我的名字叫格雷格。这个女孩儿的名字叫劳丽。”

“他逗你呢，”劳丽说，“要不要我给他一巴掌？”

凯蒂思量了一番，然后说：“不要。”

“‘爱丽丝要嫁给一名警卫，’”格雷格继续背，“‘爱丽丝说，士兵的生活真艰苦。’”

背到第二个爱丽丝时，凯蒂轻轻跟着一起背了起来。

劳丽告诉格蕾塔，他们之前一直到各地的幼儿园演小品。这叫给孩子们做阅读准备。他们实际上是演员。她将在贾斯珀下车，她在那里找了份做服务员的暑期工作，同时还能演一些喜剧。那就不能算阅读准备了。成年人的娱乐，他们这样称呼。

“上帝呀，”她大笑着说，“随遇而安吧。”

格雷格不用工作，他会在萨斯卡通下车。他家在那儿。

两个人都很漂亮，格蕾塔想。身形修长、敏捷，苗条得异乎寻常，男孩长着深色卷发，女孩一头乌发，像圣母一样光彩照人。稍后，当她提到他俩长得有点像时，他们说在安排住宿的时候，有时候还能因此占点便宜呢。伪装成兄妹让事情简单太多了，但他们得记得要两张床，并且保证晚上把两张床都弄乱。

不过现在，他们告诉格蕾塔，现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没有什么要避嫌的了。他们在一起三年了，现在正分手呢。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行过房事了，至少彼此之间没发生过什么。

“现在白金汉宫要靠边站了，”格雷格对凯蒂说，“我做锻炼了。”

格蕾塔以为这意味着他会下楼，或者至少到过道上做点健身操，但没有，他和劳丽一起仰起头，提提嗓，开始学鸟鸣、乌鸦叫，唱起一些怪腔怪调。凯蒂开心起来，把这些当作一份礼物，一场为她做的表演。她表现得也像一个有教养的观众——一直到结束都非常安静，然后哈哈大笑。

有些人本来打算上楼，却在楼梯底下停住了，他们可不像凯蒂那样，对这表演那么着迷，有点进退两难的样子。

“不好意思。”格雷格说，没做任何解释，不过语气是友好亲密的。他向凯蒂伸出一只手来。

“我们去看看这里有没有游戏房吧。”

劳丽和格蕾塔跟在他们后面。格蕾塔希望他不是那种为了展现自己的魅力才跟小孩子打成一片的人，等意识到孩子的热情无止无休时又会感到烦躁无聊。

还不到午餐时间，格蕾塔就知道不必担心这个。事实上，凯蒂的关注并没有让格雷格感到厌烦，并且还有几个别的小孩子也加入到了竞争中，也看不出他有一点厌烦的意思。

他并没有组织竞争。他让那些一开始被他吸引的孩子们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认识彼此上，然后转移到了活泼甚至是狂野的游戏中，但气氛并不暴躁。他们没有勃然大怒。也没有骄纵。根本就没空——眼下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呢。这是一个奇迹，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那么轻松地应付着孩子们的野性。筋疲力尽之后他们下午就会睡个好觉吧。

“他太厉害了。”格蕾塔对劳丽说。

“他基本上都是活在当下，”劳丽说，“毫无保留。你知道吗？很多演员都会保存精力。男演员尤其爱这样。一下台就跟死了似的。”

格蕾塔想，我就是那样的。我大部分时间都有所保留。对凯蒂加着小心，对彼得加着小心。

在两人已经迈入、但格蕾塔却从未留心的十年里，好多精力都耗在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活在当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顺其自然。去付出。有人会付出，有人不大会。要在心中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樊篱。这样才真实。像格蕾塔的诗那样，并非自然流露的东西，疑点重重，贻笑大方。当然她依然故我，大惊小怪，刨根问底，暗自对抗着主流文化，强硬得像颗钉子。但在那个时刻，她的孩子被格雷格和他的所作所为征服了；她心里满是感激。

到了下午，正如格蕾塔所料，孩子们都睡了。有些妈妈也睡着了。另外一些在打牌。劳丽在贾斯珀下车时，格雷格和格蕾塔向她挥手道别。她从站台上向他们飞吻。一个年长些的男人出现了，接过她的手提箱，深情地吻了她，往火车上张望，向格雷格挥手致意。格雷格也向他挥手。

“她的现任男朋友。”他说。

车开动的时候，他们把手挥得更热烈了。然后他和格蕾塔把凯蒂带回包厢，凯蒂在他们之间睡着了，跳着跳着就睡着了。既然现在不用担心孩子会掉下去，他们就打开了包厢的窗帘，换一些新鲜空气进来。

“有孩子太帅了。”格雷格说，“太帅了”是当时的又一个新词，至少对格蕾塔是新的。

“这没什么。”她说。

“你真淡定。下面你该说，‘这就是生活’了。”

“不会的。”格蕾塔说，说罢就眼也不眨地逼视着他，一直到他摇着脑袋大笑起来。

他告诉她，自己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开始接触表演的。他的家庭属于格蕾塔从没听说过的某个基督教教派。信仰这个教派的人不多，但非常富有，或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在大草原的一个镇上建了座带剧院的教堂。他不到十岁就开始在那里演出了。演圣经里的寓言故事，也演当今的生活，演不信这个教的人会遭遇的可怕之事。他的家人很为他骄傲，当然他也为自己骄傲。一些富有的信徒会到教堂去重新宣誓，重注神性，格雷格做梦也没想过把这些事全都告诉家人。不管怎么说，他喜欢被人赞赏，也喜欢表演。

直到一天，他突然发现不用通过教会那个渠道，他也照样可以表演。他试着礼貌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父母却说他是着了魔了。他说，哈哈，我知道我是着了什么。

那就再见。

“我不想让你觉得宗教全是不好的。我依然相信祈祷和所有的一切。但我永远也无法告诉我的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说出一半的实情，他们就能寻死觅活。你知道那种人吗？”

格蕾塔告诉他，当她和彼得刚搬到温哥华时，住在安大略省的祖母帮她联系了一名牧师。牧师来访时格蕾塔表现得非常傲慢。他说会为她祈祷，格蕾塔直接回答，不必麻烦了。那时，她祖母奄奄一息。格蕾塔之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会一边羞愧难当，一边为自己的羞愧而气恼。

彼得并不理解这一切。他母亲从没去过教堂，虽然她带着他翻越万水千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了。他说天主教可能有个好处，一直到临死前都可以皈依。

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想到彼得。

实际上，她和格雷格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这些痛苦却又抚慰人心的话语。格雷格拿出来一瓶茴香酒。她喝得相当谨慎，自从上次作家聚会后，她对喝酒就很小心了，但酒精还是起了些作用。酒力之下他们开始轻抚彼此的手，随后亲吻爱抚起来。这些都不得不在睡着的孩子旁边进行。

“我们最好就此打住，”格蕾塔说，“不然就难堪了。”

“这不是我们，”格雷格说，“是别的人。”

“那么让他们就此打住吧。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我想一下。雷吉。雷吉和多萝西。”

格蕾塔说：“打住，雷吉。我的孩子怎么办？她是无辜的。”

“我们可以去我的铺位。离这里不远。”

“我没有带——”

“我带了。”

“你不会是带在身上吧？”

“当然不是。你以为我是禽兽啊？”

于是他们整理好刚才弄乱了的衣服，悄悄从包厢里溜出来，小心翼翼地扣上了凯蒂铺位上的每个锁扣，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格蕾塔的车厢去他那里。根本没这个必要——他们一个人都没碰见。人们不是在观光车厢里拍连绵不断的群山，就是在有酒吧的车厢里，要么就是在打瞌睡。

他们在格雷格乱糟糟的铺位上继续刚才没完成的动作。地方太小躺不下两个人，不过他们来回翻滚。起初两人一直强忍着笑，然后是惊人的快感，除了睁大眼睛彼此对望，根本无处可看。他们互相咬着对方，以免发出难抑的叫声。

“真好，”格雷格说，“太好了。”

“我得回去了。”

“这么快？”

“待会儿凯蒂可能会醒，而我不在。”

“好吧。好吧。我也得准备待会儿到萨斯卡通下车了。要是我们正做着呢就到了会怎么样？你好妈妈。你好爸爸。不好意思，等我一会儿，我在——哇——吼！”

她把自己收拾妥当就离开了。其实她并不在乎会遇到谁。她弱不禁风，总爱一惊一乍，但还算有活力，像个角斗士刚刚结束了赛场里的一场决斗。她居然想到了这个，便微笑了起来。

反正她是一个人也没碰到。

帘子最下边的纽扣开了。她确定自己是扣上了的。即使没扣，凯蒂也很难钻出去，肯定也不会往外钻。有一回格蕾塔离开凯蒂一小会儿去卫生间，还清清楚楚地跟她交代了千万别在后边跟着，凯蒂当时说“我才不会”，就好像不满当她是小孩子似的。

格蕾塔抓住帘子，把它完全拉开，却发现凯蒂不在。

她要疯了。一下子掀开枕头，好像凯蒂那么大的孩子真能藏在枕头底下似的。她用手捶打着毯子，好像凯蒂能藏到毯子下面。她让自己镇静下来，试着回想刚刚和格雷格在一起时火车在哪一站停靠过，有没有停靠过。要是火车停过，会不会有绑匪趁停车上来设法拐走凯蒂呢？

她站在过道里，试图思考自己怎么做才能让火车停下来。

然后她想，迫使自己去想，那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别扯淡了。凯蒂一定是醒来发现她不在，出去找她了。一个人去找她了。

就在这附近，她一定就在这附近呢。车厢两端的门都太重了，她打不开的。

格蕾塔几乎挪不动步子了。她的整个身体，她的大脑，都一片空白。这一切本可以不发生的。让时光倒流吧，倒流吧，回到她和格雷格一起走之前。停在那里。停下来。

这会儿走道对面有个空位。有人用一件女式毛衣和几本杂志占着座。再远一点，有一个铺位也扣得严严实实的，像她——她们——那个铺位之前那样。她一把就把帘子给拽开了。里面睡着的老头翻过身去，不过并没有醒。他不可能藏着人。

多蠢啊。

新的担心接踵而至。万一凯蒂跑到了车厢的其中一端，并设法打开了门呢。或者是前边有人开了门，她跟着出去了呢。两节车厢之间有一个短短的走道，也就是车厢连接处，人可以从上边走。在那里你能感受到火车那吓人的猛然行进。你身前身后都是沉重的车门，走道两边的金属板叮当作响。下边盖着的就是火车靠站时要放下来的梯子。

你总是迅速穿过这些通道，脚下乒乓作响，摇摇晃晃，提醒着你这些东西连接得好像并不那么牢靠。那种声响和摇晃几乎是随意的，却又那么匆匆忙忙。

车厢尽头的门对格蕾塔来说都有些重。要么就是因为她被恐惧耗尽了气力。她使劲用肩膀挤开了门。

在那里，在两个车厢之间，一块不停乒乓作响的金属板上坐着凯蒂。她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微微张着，一副吃惊的样子，孤零零地坐着。一点儿也没哭，不过一看见妈妈她就哭了起来。

格蕾塔抓住她一把抱起来，磕磕绊绊靠到刚刚打开的门上。

所有的车厢都有名字，用来纪念战役、探险或是杰出的加拿大人。她们那节车厢的名字叫康诺特 [5] 。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名字。

凯蒂毫发无损。她的衣服并没有被来回晃动的锋利的金属板边缘挂住，原本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去找你了。”她说。

什么时候？就在刚刚，还是格蕾塔一离开她就去了？

当然不会太久。要不肯定会有人发现她，领着她去报警。

天气晴好却并不太暖和。她的脸和手都是冰凉的。

“我以为你在楼上呢。”她说。

格蕾塔用铺位上的毯子把凯蒂裹了起来，这时她自己才像发烧似的颤抖起来。她感到恶心，呕吐物已经涌上了喉咙。凯蒂说“别推我”，说着她扭到了一边。

“你闻起来臭臭的。”她说。

格蕾塔把胳膊拿开，平躺下来。

太可怕了，她设想的后果太吓人了。孩子依然生气地抗议着，跟她保持着距离。

当然，一定会有人发现凯蒂的。某个正人君子，而不是坏人，可能会在那里发现她，并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格蕾塔会听到一条让人沮丧的广播，说在火车上找到一个落单的孩子。一个自称凯蒂的孩子。她会把自己尽量收拾得体，从她当时所在的地方冲过去，去认领孩子，并撒谎说她刚刚去卫生间了。她肯定会被吓坏，但就不会看到刚刚那一幕了，不会看到凯蒂坐在嘈杂的车厢之间，那么无助。她不哭不喊，好像要一直在那里坐下去，没人给她任何解释，任何希望。她的眼神怪怪的，目光空洞，嘴巴张着，直到获救那一刻才开始哭泣。直到那时她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重拾受伤和抱怨的权利。

现在她说自己不困，想起床。她问格雷格在哪儿。格蕾塔说他在睡觉，他累了。

她和格蕾塔到观光车厢打发下午剩下的时光。那里几乎没有别人。落基山脉一定把那些拍照的人累坏了。像格雷格说过的，它们在大草原上显得那么低矮。

火车在萨斯卡通停了一小会儿，有几个人下车了。格雷格也在其中。格蕾塔看到一对夫妇来接他，肯定是他父母。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坐轮椅的妇女，可能是他奶奶或姥姥吧，周围还有几个晃来晃去的年轻人，开心又略带尴尬地跟他打招呼。这些人看着都不像某个教派的教徒，也没有一点不苟言笑或是不好相处的迹象。

不过你怎么能仅凭这一点就对任何一个人下定论呢？

格雷格从人群中转过头来，扫视着火车的窗户。格蕾塔从观光车厢里挥着手，他看见了，也冲她挥了挥手。

“格雷格在那儿，”她对凯蒂说，“从这里往下看。他在挥手呢。你也冲他挥个手？”

但是凯蒂觉得他太难找了。或者，她并没有去找。她带着严肃并且有点生气的神情转过身来，而格雷格，在最后一次自讨没趣的挥手之后，也转过身去。格蕾塔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在惩罚他，因为曾被他丢下，她就不愿想念他，甚至不接受他。

好吧，倘若事已至此，那就随它去吧。

“格雷格冲你挥手了。”火车开动时，格蕾塔说。

“我知道。”

那天晚上，凯蒂在她身旁睡觉时，格蕾塔给彼得写了封信。那是一封长信，她试着写得有趣一些，写火车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人都更喜欢透过相机镜头看风景，而不是看真正的风景，如是等等。凯蒂基本上很乖。当然，信里完全没提到凯蒂丢失和受到惊吓的事儿。大草原被远远抛在身后，黑色的云杉连绵不尽，当他们因故停在偏远的小城霍恩佩恩时，她寄出了这封信。

在这几百公里路上，她把所有醒着的时间全投入到了凯蒂身上。她意识到以前她从没在凯蒂身上这么投入过。她的确一直在照顾这个孩子，在彼得去上班、只有她俩在家的时间里，给她穿衣，喂她吃饭，陪她说话。但格蕾塔那时在家里有别的事情要忙，她的关注一阵一阵的，她的柔情也常常出于权宜。

并且不只是因为家务。别的想法太多了，让她顾不得想孩子。甚至在陷入对多伦多那个男人无望的、耗人心力的、白痴般的迷恋之前，也有其他事情要想，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好像都在头脑里作着诗。现在她突然觉得那也是一种背叛——是对凯蒂、对彼得、对生活的背叛。而如今，她头脑中那个画面，那个凯蒂独自坐在哐当作响的两节车厢之间的金属板上的画面让她明白，作为凯蒂的母亲，诗歌创作是她不得不放弃的又一些东西。

罪过啊。她曾如此心不在焉。她曾如此决绝地把注意力放在孩子之外的事情上。罪过啊。

她们到达多伦多时正是上午。天阴沉沉的。是那种夏日典型的电闪雷鸣的天气。凯蒂在西海岸从没见过这种喧嚣景象，但格蕾塔告诉她没什么好怕的，而她看起来也确实不害怕。之前火车在隧道里停下，四周一片漆黑，只剩灯光，她也没有怕。

她说：“晚上了。”

格蕾塔说，没有，不是晚上，她们已经下了火车，现在只要走到隧道的尽头就好了。然后得再上一些台阶，或许会有电梯，之后她们会进到一栋大楼里边，从那出去就可以打出租了。出租车就是汽车，这是最后一程，出租车会带她们去要去的那座房子。那是她们的新住处，她们会在里边住一阵子。她们住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家去找爸爸。

她们走上一个斜坡，那里有一部自动扶梯。凯蒂停了下来，格蕾塔也跟着停下来，人们从她们身旁走到前面去。然后格蕾塔把凯蒂抱起来放在腰间，用另一只胳膊拉着行李箱，弯着腰磕磕绊绊地拖到移动着的电梯台阶上。到了上面，站在多伦多联合车站明亮耀眼的光线中，她把孩子放下来，她们又可以牵着手走了。

走在她们前面的人四散而去，等候的人喊着他们的名字，或径直走上前接过他们的行李箱，把他们接走了。

就像现在有人接过了她们的行李箱那样。接过行李箱，抱住格蕾塔，第一次如此坚定地吻了她，像是在庆祝什么。

是哈里斯。

格蕾塔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内心一阵翻腾，安心落意之感油然而生。

她试图抓住凯蒂，但孩子这时挣脱了，松开了手。

她不是想逃跑。她只是站在那里，等待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1] 杜克波尔派（Doukhobors），基督教一个教派，产生于18世纪的俄国，他们拒绝东正教，不承认上帝之外有任何权威。许多的杜克波尔派教徒后来移居加拿大西部。

[2] 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Alan Alexander Milne，1882—1956）的诗歌《白金汉宫》。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小熊维尼》。

[3] 出自美国20世纪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苏斯博士（Dr. Seuss, 即Theodor Seuss Geisel, 1904—1991）的著名童书《绿鸡蛋和火腿》。

[4] 前文中的鲁弗斯和罗弗都是常见的狗名。

[5] 指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全名阿瑟·威廉·帕特里克·阿尔伯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之子，于1911年至1916年任加拿大总督。

阿蒙森
Amundsen

我在车站外的长椅上坐着等车。站门在列车到达时打开过，不过现在是锁着的。还有个女人坐在长椅的另一端，两膝间夹着一个网兜，网兜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一包包用油纸裹好的东西。是肉——生肉。闻得出来。

铁轨对面停着一辆电车，空荡荡的，静静地候着。

此外就没有别的乘客了，过了一会儿，站长探出头来喊道：“院里 [1] 。”起先，我以为他是在喊人——某个叫约利的男人。而且果真有一个穿着某种制服的人从车站尽头走了过来。他穿过铁轨，上了电车。拎网兜的女人起身跟在他身后，于是我也跟了上去。街对面传来一阵喧哗，一幢黑木瓦的平顶屋大门敞开，放出几个男人，他们往头上扣着帽子，手上拎的饭盒乒乒乓乓地碰在大腿上。他们动静那么大，仿佛电车会随时绝尘而去，甩下他们似的。等到他们在车上落座，却什么也没发生。列车依旧静静泊着，他们相互点着人数，说着谁还没来，告诉司机这会儿还不能走。接着有人又想起那个没来的人今天休假了。车子终于启动了，不过很难说司机有没有在听他们的话，或在不在意。

那帮人在林中的锯木厂下了车——这段路就算步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不久，一片湖泊映入眼帘，湖面覆盖着白雪。湖边有一座狭长的白色木质建筑。那个女人理了理装肉的网兜，站起身，我依旧跟着她照做。司机又大喊了一声“院里”，车门洞开。三三两两的妇女在门外等着上车。她们跟拎着肉的女人寒暄着，她说今天真冷。

我跟在拎肉的女人身后下车，她们都目光躲闪，不愿看我。

这头的终点站显然不用再等什么乘客了。电车砰地关上门，往回开了。

随即四下寂静，气寒如冰。桦树似乎一碰就碎，白色的树皮上长着黑斑，某种矮小杂乱的常青植物像昏昏欲睡的熊一般蜷成一团。湖面冰结，却并不平展，沿着湖岸起起伏伏，似乎是在潮头落下的一刹那冻结成冰。湖的另一边，那栋房子装着一排排精心设计的窗户，两端是玻璃回廊。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质朴，极具北方特色，在云朵掩映的高远苍穹下黑白分明。

待走近看，才发现原来桦树的树皮不是白色的。而是灰黄色、灰蓝色、灰色。

这里像被施了魔法，静谧肃穆、无边无际。

“你要去哪儿？”拎肉的女人朝我喊话，“探视时间三点结束。”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答道，“我是老师。”

“反正他们不会让你从前门进，”那女人说，带着些许自得，“你最好跟我走。你没带行李？”

“车站站长说稍后他会替我拿过来。”

“刚刚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迷路了。”

我说，我是因为如此美景而驻足。

“的确有人这样认为。但那些病怏怏或忙得不可开交的就不这么觉得了。”

我们一路缄默不语，直至走进位于大楼一端的厨房。我已经开始渴求这里的温暖了。不待我把四周打量一番，那女人就注意到了我的靴子。

“你还是把靴子脱掉吧，不要踩脏了地板。”

我踉踉跄跄褪下靴子——没有椅子可坐——把它们放在那女人放靴子的垫子上。

“拎着靴子走吧，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安排到哪里。还有，外套最好也不要脱，衣帽间没暖气。”

没有暖气，没有光线，只有一扇高得够不着的小窗户，透进来些许微光。就像是在学校受罚。关到衣帽间去。是。屋内同样弥漫着冬天里从未干透的衣物的味道，还有被脏袜子和臭脚丫浸染的靴子的味道。

我爬到一张长凳上，还是看不到外面。在扔满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无花果和大枣。想必是有人偷出来，藏在这儿，准备带回家的。饥饿感突然袭来。从早上起我只在北安大略吃过一个干奶酪三明治，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吃。我思量了一下从小偷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但是无花果会塞在牙缝间，以此把我出卖。

我从凳子上下来得正是时候。有人进了衣帽间。不是厨房里的帮佣，而是一个头戴围巾、身穿笨重冬装的女学生。她急匆匆地跑进来——把书本一股脑朝凳子的方向丢来，任其散落一地，而后一把扯下围巾，露出如灌木般四处支棱的头发，与此同时似乎还一只一只地甩掉了靴子，甩到了衣帽间另一侧的地板上。显然，没人抓着她，让她在厨房门口把靴子脱掉。

“嗨，我不是故意想冲你扔东西的，”女孩说，“从外面进来这里一片乌漆抹黑的，你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你是不是都冻僵了？你在等人下班吗？”

“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

“噢你不用等太久了，我刚和他一起从镇上乘车回来。你没有生病，对吧？要是生病，你可不能来这儿，得去镇上找他看病。”

“我是派来的老师。”

“是吗？你从多伦多来？”

“对。”

话语间她明显停顿了一下，大概是出于尊敬吧。

但并不是。她只是在细细打量我的外套。

“衣服真漂亮。领子是什么毛做的？”

“波斯羔羊毛。实际上是人造的。”

“简直能以假乱真。我不知道他们让你待在这儿做什么，这儿能把你的屁股冻掉。对不起我乱讲话。你要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这里的大事小情我都一清二楚，其实自打出生我就住在这儿了。我妈妈是厨房的管事。我叫玛丽。你呢？”

“维维。维维安。”

“如果你是老师，那我是不是应该用敬语，喊你某某老师？你姓什么呢？”

“海德老师。”

“揍人的海德 [2] ，”她说，“不好意思，我想到一出是一出。我很希望你能当我的老师。可是我得去镇里上学。全怪那些愚蠢的规定。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一边为我带路，一边滔滔不绝，穿过衣帽间另一端的一道门，再走过一条典型的医院走廊：打蜡的油布地毡、昏暗的绿色墙面、消毒水的气息。

“既然你来了，或许我能要求红毛让我转学。”

“红毛是谁？”

“红毛狐狸福克斯。源自一本书。我和安娜贝尔从那时起就开始那样叫他。”

“安娜贝尔是谁？”

“现在谁也不是了。她已经死了。”

“哦，真抱歉。”

“没事。在这儿这是常事。今年我上中学了。安娜贝尔从未真正上过学。我刚读小学的时候，红毛拜托镇里的老师允许我尽量待在家里，这样我就能跟她做伴了。”

她停在一扇虚掩的门前，吹了声口哨。

“嗨。我把老师带来了。”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好的，玛丽。你一天已经说得够多了。”

“好吧。听见啦。”

她漫不经心地走开了，留我一人面对一个瘦削的男人，他中等个子，一头金红色头发剪得很短，在走廊灯光的映照下闪着亮亮的光泽。

“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总有一篓子的话跟人说。她不会在你班上，所以你不用担心得天天应付她。这里的人要么十分喜欢她，要么十分讨厌她。”

他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以比我年长的姿态跟我说话。一位心事重重的新雇主。他问起我的旅途，问我的行李怎样安排。他想知道对于将来生活在林中，我作何感想，离开多伦多之后，会不会感到乏味。

绝不会，我说，又补充说这里的风景美极了。

“就像——就像置身于俄罗斯小说当中。”

他第一次如此专注地看着我。

“真的吗？哪本俄罗斯小说？”

他的眼睛是浅色的，明亮的灰蓝色。一道眉毛扬了起来，就像一顶小鸭舌帽。

我并非没读过俄罗斯小说。我通读过一些，还有几本读了部分。但因为那道眉毛，还有他那被逗乐却又咄咄逼人的表情，我一时竟想不起那些书的名字，只能记起《战争与和平》。我本来不想说这本书的，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它。

“《战争与和平》。”

“嗯，我得说，这里只有和平。不过你要是向往战争，恐怕早就当个女兵漂洋过海去了。”

我又羞又恼，因为我确实不是在卖弄。或说不仅仅是在卖弄。我本来想表现出这里的景色让我感到多么震撼。

而他显然是那种会设置问题、制造陷阱、等着你掉下去的人。

“我以为要来的老师会是个刻板的老太太呢，”他带着些许歉意说，“如今年纪尚可又有资质的人几乎都回到了体制当中。你读书不是为了当个老师，对吧？拿到学士学位后，你本打算干什么的？”

“继续读硕士。”我简短答道。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应该挣点钱。”

“明智的决定。虽然你在这里恐怕也挣不到多少钱。不好意思打探了你的私人状况。我只想确定你不会突然跑掉，扔下个烂摊子。也没有结婚的计划，是吗？”

“没错。”

“好。没问题。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打击到你，对吧？”

我把头扭到一边。

“没有。”

“到走廊尽头找护士长办公室，护士长会告诉你所有注意事项。一日三餐你跟护士们一起吃。她会告诉你寝室在哪儿。一定不要受凉感冒。我猜你应该不了解肺结核吧？”

“哦我读过——”

“知道啦。知道啦。你读过《魔山》。”又是一个圈套，他似乎故态复萌。“相比那时候，但愿一切都有了一些进展。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里孩子的资料，以及我提出的一些教学注意事项。有时我宁愿通过文字表达自己。护士长会告诉你详情的。”

我到那儿还没有一个星期，第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已经变得异乎寻常，不像是真的。厨房，还有厨房工作人员用来存放衣物及所偷之物的衣帽间，我再也没见过，大概以后也不会再见了。医生的办公室同样是禁止入内的。只有护士长的办公室能容我去问询、抱怨和进行日常事务安排。护士长身材矮胖，面色红润，戴无框眼镜，总喘着大气。不论你提什么要求，她都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仿佛会给她带来多大困难似的，不过她最终总会帮你把事办妥或帮你弄到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在那儿她会享受到特殊待遇，得到一块额外的干酪，而她的到来总让餐厅变得气氛凝重。多数时候她只待在自己的地盘上。

除护士长外，还有三位注册护士，都比我年长三十岁以上。她们都是退休返聘来的，履行战时义务。其余的是护士助理，都跟我差不多年纪，有的甚至比我还年轻，大多已经结婚或订婚，要么就是正忙着订婚，对象通常都是军人。护士长和护士一不在，她们就会说个不停，对我全然没有半点兴趣。她们并不想知道多伦多是怎样的城市，虽然其中有几个还认识去多伦多度过蜜月的人。她们也不在意我课上得怎么样、在来院里工作之前做过什么。并不是说她们粗俗无礼——她们会为我递黄油（所谓的“黄油”不过是带橙色条纹的人造黄油，在厨房里上的色，那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做法），还警告我别吃土豆牛肉馅饼，说里面有土拨鼠肉。对于那些在她们不了解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或是不知何时发生的事情，她们一概贬低。那些事让她们觉得碍眼，惹她们心烦。收音机一播放新闻，她们就想方设法换成音乐频道。

“和洋娃娃跳着舞，她的袜子上有个洞……”

护士和助理们都厌恶加拿大广播公司，而在我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里，人们相信它是向内地传播文化的媒介。不过她们忌惮福克斯先生，部分原因是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他愿意，就会把人训得体无完肤。

我没搞清楚，她们是不是认为读很多书跟喜欢训人之间有所关联。

通常的教学理念不适用于此处。这些孩子有的会重返这个世界或体系当中，有的则不会。最好不要施加太多压力。即不要搞考试、背诵、划分等级这些没用的玩意。

要彻底摒弃评分这回事。有需要的孩子可以今后再赶上来，赶不上也没关系。实际上只需教授简单的技能、浅显的道理等踏入社会必备的常识。至于所谓的天才儿童呢？真是恶心的叫法。假如在让人置疑的学院派说法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跟上。

不用教什么南美洲的河流，不用教像英国大宪章之类的东西。

教学中最好多用图画、音乐和故事。

可以做游戏，但不要兴奋过头或太过激烈。

把握好压力与无趣之间的尺度。无趣是住院的灾难。

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所需的东西，不妨问问看门人，也许看门人把东西藏在了哪里。

祝一帆风顺 [3] ！

来上课的学生数量总在变化。有时有十五个，有时还会减少到六个。只有上午上课，从九点到中午，包括休息时间。发烧或接受检查的孩子会被隔离起来。课堂上的他们安静、温顺，但对学习没什么兴味。他们早就明白，这个“学校”只是装装样子罢了，这里对他们没有任何学习方面的要求，也不要求他们恪守时间和背诵课文。这种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傲慢放纵，也没有因烦人的课程而让他们觉得枯燥乏味，只有听话和迷糊。他们轻言细语地轮流唱歌。玩井字棋。挫败的阴影弥漫在这间临时的教室里。

我决定照医生说的做。或者起码部分照做，比如不要让无趣成为敌人。

我在逼仄的门卫室里看到一个地球仪，就要了过来。我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大陆、气候。为什么不讲讲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还有，为什么不讲讲南美洲的河流呢？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差不多都忘光了。对于他们，森林、湖泊之外的世界已消失远去。我想这堂课让他们无比高兴，就像和过去的知识重新交了朋友一样。当然，我不会一次性就把所有知识塞给他们，对于那些从未学过这些知识的学生我也不会太过苛求，因为他们老是生病。

不过一切还算顺利。寓教于乐还是可行的。我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用教鞭指来指去，教鞭指到哪儿他们就要大声喊出答案。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游戏时间，不让他们的兴奋持续太长。但有一天，医生刚做完早晨的一台手术，走进教室，我被抓了个现行。我不能冷不丁地就中断游戏，只好努力压低游戏的激烈程度。他坐了下来，看起来有些疲惫，默不做声。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也加入到游戏当中，故意喊出离谱的答案，不光是错的，而且是瞎编的。而后他逐渐降低音调。降低、再降低，先是喃喃自语，而后又窃窃私语，直到什么都听不到。一片静默。就这样，他用这种荒诞的方式，掌控了教室的氛围。班上所有同学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就为了学他的样儿。他们的眼睛都紧盯着他的嘴唇。

突然他发出低沉的吼叫，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见鬼，你们一个个的都看着我干什么？老师是这样教你们的吗？盯着一个没有招惹别人的人看？”

大多数孩子都笑了，但有几个依然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亟待他做出更多好笑的动作。

“你们继续闹。出去，到别的地方胡作非为吧。”

他为解散了学生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做游戏的原因，因为这样才像个学校的样子。

“虽然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压力的想法——”我真诚地说，“我同意你给我的教学指导意见。我只是想——”

“什么指导意见？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的零星想法。并非一成不变的。”

“我是说但凡他们病得不那么厉害——”

“我相信你做得对，我觉得那些不重要。”

“否则他们会没精打采的。”

“不必大惊小怪。”说着，他走出了教室。

然后，他又转身，半心半意地对我道了个歉。

“改天我们可以聊聊。”

改天，我想，那天永远不会到。他显然认为我是个麻烦，是个傻瓜。

午饭时，我从护士助理那儿得知，有个孩子在当天早上的手术中不幸离世。看来我的愤怒有些无理了，因为这个，我更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了。

每天下午都是空闲的。我的学生们都要下楼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有时候我也想这样。但我的房间十分阴冷，这栋楼里处处给人阴冷的感觉，比林荫大道上祖父母那间公寓要冷得多，尽管他们为了支援国家前线还调小了暖气。被子也很单薄——肺结核患者绝对需要比这更厚实舒适的被子。

当然我没有得肺结核。大概他们克扣了像我这样的人的吃穿用度。

我昏昏欲睡，却睡不着。头顶上方不断有病床“隆隆”地被推向室外的回廊，让病孩在下午冰冷的空气中透一透。

这里的楼房、树木、湖泊再也不是我第一天看到它们时的样子了，那时我为它们的神秘和肃穆所吸引。那一天我觉得没人会注意到我。但现在看来，从来不是如此。

老师在那儿。她在干吗？

她盯着湖在看。

为什么？

没别的事情可做。

有些人运气就是好。

我时不时会不去食堂吃午餐，尽管那是含在我薪水里的。我去阿蒙森的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 [4] ，搭配三明治味道最好的是鲑鱼罐头，如果他们还有的话。鸡肉沙拉里，仔细翻找才能找出几块小小的鸡皮和软骨。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更自在，仿佛没人认识我似的。

关于这一点，我可能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士洗手间，上洗手间的话，必须先走到隔壁的旅馆，再穿过一家啤酒店的入口，里面总是黑漆漆的，嘈杂不堪，散发着啤酒和威士忌的味道，不时涌出一团呛人的香烟和雪茄味，几乎要把人熏倒。尽管如此，这里依旧让我感到自在。伐木工人、锯木厂工人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朝你大喊大叫。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寻求女色，而是沉浸在雄性的氛围里，高声讲着自己的故事。实际上，他们可能更想暂时或永远从女人身边逃开。

医生在主干道上开了一家诊所。只是一幢一层的小建筑，所以他不得不住在其他地方。我曾无意间听护士助理说他是单身。在唯一一条岔道上，我发现了一处房子，可能就是他住的地方。灰泥外墙，前门上方开了一扇老虎窗，窗台上摆了一堆书。这个地方虽然单调，但却显得井井有条，显露着一个单身男人——自律的单身男人的持家之道，简洁至极却舒适得恰如其分。

学校就在这条仅有的居住区街道尽头，有两层楼高。一层是一到八年级，二层是九到十二年级。一天下午我在那里偶然看到了玛丽，她正和同学打雪仗。看上去像是女孩对打男孩。看到我后，玛丽大喊一声：“嘿，老师。”接着胡乱扔掉手里的雪球，再悠闲地穿过马路。“明天见。”她回头叫了一句，多少是在警告别人不要跟着她来。

“你是回家去吗？”她说，“我也要回去。以前我跟红毛一起骑车回家。不过他走得太晚了。你怎么走，搭电车回去？”

我说是的，玛丽又说：“我带你走小路，还可以省钱。灌木丛路。”

她带我来到一条狭窄但勉强能够通行的小路上，从这儿可以俯瞰整个小镇，小路穿过树林，经过了锯木厂。

“红毛就走这条路，”她说，“有点坡度，但距离近，一下去就离院里不远了。”

过了锯木厂，我们下方的树林中出现了树木被砍伐后的丑陋木桩，还有几座木屋，门前码着柴堆，架着晾衣绳，有炊烟升起，显然是有人住的。突然，其中一户人家的狼狗蹿了出来，朝我们凶狠地吠叫。

“闭上你的嘴。”玛丽大声呵斥。她麻利地团了一个雪球狠狠砸出去，正中那畜生的眉心。狗原地打着转，她又团好一个准备打狗屁股。这时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要把它砸死啊。”

“把这臭垃圾砸死才大快人心呢。”

“等我老头来收拾你。”

“我等着呢。你老头连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虚张声势地叫着，意图恐吓我们。

“不论什么狗，我都搞得定，不要担心，”玛丽说，“就算是碰到熊，我保证也能摆平。”

“这个时候熊不是在冬眠吗？”

我被那条狗吓坏了，但还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呀，但世事难料。以前就有一只熊提早醒来，闯进院里的垃圾站。我妈妈一转身就发现它在那儿。红毛拿枪把它打死了。

“红毛带我和安娜贝尔坐雪橇出去，有时也带别的孩子，他会一种特别的口哨，能把熊吓跑。那口哨音调很高，人耳听不见。”

“真的吗，你见过喽？”

“不是那种啦。我说的是一种他用嘴吹出来的口哨。”

我想起了课堂上的情形。

“我也不确定，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别害怕才这么说的。她不会骑车，红毛只好把她放在雪橇上拉着。我跟在雪橇后面，偶尔也跳上雪橇，他就说怎么啦，怎么像拉了一吨重的东西。然后他会突然转过身来，想把我抓个正着，但从没抓到过。他于是就问安娜贝尔，怎么突然这么重啦，你早饭吃了什么，安娜贝尔从来不回答。如果还有别的孩子在，我就不会这样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在一起时才是最好的时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一辈子都是。”

“学校里的女生呢？她们不算你的朋友？”

“找不到人的时候才跟她们玩。她们什么都算不上。

“安娜贝尔和我出生于同一个月。六月。十一岁生日时，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划船，教我们游泳。实际上，是教我。他得时刻紧紧抓着安娜贝尔，但这样下去她学不了什么。一次他自己游了出去，我们就往他的鞋里灌满沙子。到了十二岁生日，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到处出去玩了，不过我们去了他家，吃了蛋糕。安娜贝尔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了，于是他开车带我们出去兜风，我们把蛋糕掰碎，丢出窗户喂海鸥。海鸥你争我抢，疯了一样地咕咕叫。我们疯狂地哈哈大笑，他只好停下车，搂着安娜贝尔，防止她笑得太厉害引起出血。

“从那以后，”她说，“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准我去看她了。妈妈一向不喜欢我跟得肺结核的孩子一起玩。但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及时制止。他真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不过她病得太厉害，再也不能玩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她的墓地，可那里什么标记都还没有。红毛跟我约好，等他有空就一起去给她的墓弄上标记。如果我们刚刚直接沿着那条路走，不转到下坡路，可能就走到她所在的墓园了。那里埋葬的都是无人凭吊、没人认领的人。”

说着我们已经下山到了平地，离院里不远了。

她说：“噢，差点忘了。”说着便拿出了一把票。

“情人节演出。我们在学校正排着这出戏，名叫《宾纳福号》 [5] 。这些票是我要卖掉的，你是我第一位客人。我也参演了哦。”

我猜得没错，在阿蒙森看见的那房子的确是医生的住处。他带我去那里吃晚饭。在大厅里碰到时，他邀请了我，多半是一时冲动。大概是因为他不自在地记起自己说过改天要跟我一起讨论讨论教学理念。

他提议的那晚刚好是我买了票要去看《宾纳福号》的那晚。我告诉了他这事，他说：“我也买了票。但那不等于我们非去不可。”

“但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答应了她似的。”

“嗯，你现在可以不答应她了。那演出会很糟糕的，相信我。”

我听了他的话，但没有见到玛丽，并告诉她我不去了。我在他指示的地方等着，就在前门外面的露天回廊上。我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蕾丝领、缀珍珠小扣的暗绿色绉纱长裙，还把脚塞进了一双绒面革高跟鞋，再套上雪地靴。我一直等到约定的时间都过了——我不禁焦虑起来，起初是担心护士长走出办公室看到我，而后担心他早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后他出现了，一边扣上外套，一边道着歉。

“临时总有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处理。”说着，在璀璨的星空下他带我绕过大楼走到他的车旁。“你能走稳吧？”他问，我说能——尽管我对穿高跟鞋走路没什么把握——他也就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扶着。

他的车跟当时大多数车一样，老旧破陋。没有暖气。他说带我去他家，这让我松了口气。我无法想象我们要如何应对旅馆人满为患的情况，我也不希望在咖啡馆里凑合着吃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嘱咐我等房里暖和起来了再脱外套。他立马忙着在炉里生火。

“我是你的看门人、你的厨师和你的用人，”他说，“房间很快就能舒服起来，饭我马上也能做好。不用你帮忙，我喜欢一个人做。你想待在哪儿等？你乐意的话，可以去前厅看看书。穿着外套的话那里还待得住。屋里都有炉子可以供暖，不过闲置的房间我不烧炉子。灯的开关就在门边上。我听听新闻，你不介意吧？我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

我走进前厅，让厨房的门敞在那儿，或多或少有种服从命令的感觉。他走过来关上厨房门，说：“等厨房稍微热乎一点再开门吧。”接着又沉浸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播报最近一年战事的声音中，那声音阴沉忧郁、扣人心弦，近乎虔敬。离开祖父母的公寓之后，我就没能听到那个声音了，我倒希望自己能待在厨房。不过这里有不少书可看。不光书架上，连桌子、椅子和窗台上都摆满了书，甚至都堆到了地板上。翻了其中几本后，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喜欢成批买书，可能加入过好几个读书俱乐部。哈佛经典系列。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 [6] 的历史书——跟我祖父书架上的一模一样。小说和诗歌似乎很少，不过却有几本出乎意料的经典儿童读物。

还有关于美国内战、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尤利乌斯·恺撒征战的书。《探秘亚马孙和北极》。《冰川里的沙克尔顿》。《富兰克林的噩梦》，《当纳聚会》，《消逝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的秘密》。这些书无不显示着主人急切地想要了解并拥有包罗万象的知识。可能没有人的阅读口味是坚定而确切的。

因此那次他问我“哪本俄罗斯小说”时，或许是因为他看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扎实。

他喊了一声“准备吃饭”，我打开了门，怀着这新生的质疑，我仿佛抓住了他的把柄。

我说：“纳夫塔跟塞塔姆布里尼，你认同谁？”

“什么？”

“在《魔山》里，你喜欢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实话说，我认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的人。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人性，而纳夫塔更有趣味。”

“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

“我从来不在学校里读这样的书。”我酷酷地说。

他匆匆瞥了我一眼，挑起了一道眉毛。

“对不起。如果这里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书，请随意。只要你有空，随时都可以来这儿看书。这里有电暖器，我可以把它装上，我猜你大概没用过柴火炉生火吧。你觉得这样可好？我可以给你另配一把钥匙。”

“谢谢。”

晚餐有猪排、土豆泥、罐头豌豆。甜品是从面包店买来的苹果派，要是他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他询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大学里的课程、祖父母的情况。他说他觉得我是在中规中矩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祖父是一位自由派牧师，有保罗·蒂利希 [7] 的风骨。”

“那你呢？自由派基督徒小孙女？”

“不是。”

“爽快 [8] 。我这样是不是很无礼？”

“看情况吧。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在问讯，就很正常。”

“那我就继续问了。有男朋友吗？”

“有。”

“参军去了吧，我想。”

我回答说他在海军。我觉得还是这么回答比较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他身处何方，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来信。我还可以借口说他没有获准休登岸假。

医生起身端来了茶水。

“他在什么军舰上？”

“轻巡洋舰。”又一个绝佳的回答。过一段时间我可以让他被鱼雷炸死，这对巡洋舰是稀松平常的遭遇。

“勇敢的小伙子。茶里加奶还是加糖？”

“什么都不加，谢谢。”

“很好，因为我一样也没有。你知道吗，你看上去像是在说谎，脸都红了。”

即便先前没有脸红，此刻我的脸确实发烫了。羞愧从脚底往上蹿，汗珠从腋窝往下滴。但愿不会毁掉我的裙子。

“我喝茶的时候脸总会发红。”

“喔，了解了。”

状况反正也不会更糟了，所以我决定杀一杀他的威风。我把话题转移到他身上，问他怎么给人做手术的。是像我听说的那样，摘除病人的肺吗？

他本可以带着嘲讽，更居高临下地回答我——也许这就是他对调情的理解——而我也深信，一旦他那样做了，我会立马穿上外套，走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中去。也许他知道我会那样，便开始讲起胸廓成形术，还解释说，这可不像治疗肺萎陷和排气手术那么简单。非常有意思的是甚至希波克拉底 [9] 也知道这一点。当然了，切除肺叶的手术最近挺流行的。

“你没有失手的时候吗？”我问。

他一定是觉得又可以开玩笑了。

“那当然有。他们会溜掉，躲进灌木丛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跳进湖里——或者你的意思是说病人有没有死掉的？有无力回天的。没错。”

他又说，大事将至。他所采用的手术方法即将像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一种新的药物马上要问世了。链霉素。已经开始临床测试了。还有些问题——自然会有问题。它对神经系统有毒副作用。可一定会找到解决之道的。

“要没我们这些开刀的什么事了。”

他洗碗，我把碗擦干。怕弄脏我的裙子，他在我的腰间围了一块擦碗巾。他麻利地把擦碗巾的两端系好，然后把手按压在了我的上背部。他的手掌坚定有力，五指张开——大约他在从专业的角度估量我的身体。那晚躺在床上时，我依然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力量从小指开始，逐渐增强蔓延到有力的大拇指。我沉醉其中，觉得它胜过后来下车前的那一刻，他印在我额头上的那一个吻。他的嘴唇干燥，匆忙又不由分说地给我一吻，简短而正式。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下塞进来的。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用这把钥匙。倘若是别人向我发出这样的邀约，我一定会抓住机会。特别是房里还有取暖器。可只要想起他曾在那些房间里待过，想到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出现，所有稀松平常的舒适感就离我而去，代之以极为紧张不安的欢愉。即便房里不冷，我还是会不停地颤抖，我怀疑自己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我想象着玛丽可能会出现在我面前，责怪我没去看《宾纳福号》。我本想推托说我身体不适，感冒了。但转念我又想起来在这个地方感冒可是件十分严重的事，得要戴口罩、消毒，甚至是隔离。没多久我就意识到，那天去医生家这件事，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那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护士们都肯定心知肚明。她们对此不置一词也许只是因为她们傲慢谨慎惯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们早就对这类轻率之举提不起兴趣了。然而那些助理却拿我打趣。

“那顿晚餐吃得开心吗？”

她们的语调是友好的，似乎都赞赏我跟医生的关系。我个人的古怪似乎也跟医生广为人知且受人尊敬的古怪融为一体了，而且这大有裨益。我的地位提升了。不管我之前是什么身份，起码现在是一个有男伴的女人了。

玛丽一整个星期都没有出现。

“下周六。”说完这三个字他当即就亲了我一下。于是我又来到前门廊等他，这回他没有迟到。开车到家后，我走进前厅，他开始生火。我看到了那个落满灰尘的电暖气。

“没接受我的邀请呀，”他说，“是不是觉得我是开玩笑随口一说的？我说的话从来都是认真的。”

我说因为怕碰到玛丽，所以不想来镇上。

“因为没去看她的演出。”

“难道你要被玛丽牵着鼻子过日子。”他说。

饭菜几乎跟上回一样。猪排、土豆泥，只是豌豆换成了玉米粒。这一回他让我进厨房帮忙，甚至还让我摆好餐桌。

“可以熟悉下用品都放在什么地方。我感觉自己把这里的东西都摆放得很有条理。”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前忙活。那游刃有余的专注、驾轻就熟的动作，让我身陷冰水两重天。

我们刚开始吃饭，这时传来了敲门声。他站起身，拉开门闩，玛丽赫然闯了进来。

她抱着一个纸板箱，把它放到桌上。接着她扯掉外套，露出了里面红、黄两色的演出服。

“晚到的祝福，情人节快乐，”她说，“你们不来音乐会看我表演，那我就把音乐会送上你们的门。我还给你们买了礼物，就在箱子里。”

她出色的平衡感可以让她单脚站着接连踢掉两只靴子。她把挡道的鞋子挪开，接着开始一边绕着餐桌欢蹦乱跳，一边用稚嫩的声音唱着歌，声音忧伤但却有力。

人们都叫我小金凤花，

可怜的小小的金凤花，

虽然我也不知是为何。

但人们仍叫我金凤花，

可怜的小小的金凤花

亲爱的小金凤花，我——

甚至在玛丽开唱之前，医生就站了起来。他站在炉子跟前，忙着擦拭煎过猪排的煎锅。

我鼓掌称赞，说：“多漂亮的演出服装啊！”

那衣服确实好看。红色裙子，浅黄衬裙，飘逸的白色围裙，绣花的紧身上衣。

“妈妈做的。”

“刺绣也是？”

“当然。演出前一夜她熬到四点才做完。”

接下来，她用一系列的旋转、顿足来展示她的衣服。架子上的盘子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我又鼓了鼓掌。我们两人盼望的都是同一件事。希望医生能转过身来，不要再对我们视而不见。哪怕敷衍地说一句客套话都行。

“来看看还有什么，”玛丽说，“送给情人的。”她扯开纸箱，亮出了情人节饼干，都被切成了心形，浇了一层厚厚的红色糖霜。

“太棒了。”我说。玛丽又欢腾了起来。

我是宾纳福号船长，

也是一位优秀的好船长！

希望你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多么棒，

我指挥着一队优秀的好船员。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玛丽朝他敬了个礼。

“行了，”他说，“别唱了。”

玛丽对他的话置之不理。

那么请欢呼三次，再来一次

为我们坚强的宾纳福号船长——

“我说了，不要唱了。”

“‘为我们英勇的宾纳福号船长——’”

“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餐。我没有请你来。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没有请你。”

她终于安静了下来。但只有片刻。

“呸。你不是好人。”

“没有那些饼干你照样可以活得好好的。你能彻底戒了饼干吗？再吃下去要胖成小猪了。”

玛丽的脸涨得通红，仿佛要哭出来了似的，但她没哭，反而说道：“瞧瞧，是谁在胡说。你的一只眼都歪到另一只眼那里了。”

“够了。”

“你就是长的这副德性。”

医生拾起她的靴子，放到她跟前。

“穿上。”

她照做了，眼里噙满了泪珠，鼻涕止不住往下流。她使劲吸着鼻涕。他递来外套，她挥动着手臂穿着外套，找扣子扣，然而他并不打算帮忙。

“这就对了。现在回答我——你怎么来的这儿？”

她不吭声。

“走着来的，对吗？你妈妈在哪儿呢？”

“打牌。”

“好吧，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免得你扑倒在雪堆里，不知自怜地被冻死了。”

我一句话也没说。玛丽连一眼都没看我。那一刻我们都太震惊了，顾不上道别。

听到汽车发动后，我开始清理餐桌。我们还没吃甜品，今天的甜品依旧是苹果派。要么他根本不知道别的甜品，要么面包店只卖这个。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送进嘴里。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的味道，全是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明白自己至少应该说声再见。说声谢谢你。然而那也无关紧要。我说服自己那无关紧要了。那场表演不是为我准备的。或者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我。

他刚刚实在太残忍。残忍得让我吃惊。对一个由衷需要他的人这般残忍。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那样做的。这样他跟我单独相处的时间才不会被夺走。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洋洋自得，而我也因为自己的洋洋自得而羞愧不已。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该对他说些什么。

他什么也不要我说，直接把我带到床上。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或者，就像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惊喜一样，对他而言也同样惊喜？至少，这是我的第一次，而他并没有为此惊讶——他拿来一条毛巾、一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以他最轻柔的方式进行。我的激情似乎让我俩都大吃一惊。原来，作为一种准备，想象力和经验的作用不相上下。

“我真心想要娶你。”他说。

送我回家前，他揉碎了所有的饼干，捣毁了所有的红心，把它们扔到雪地里喂了冬鸟。

总算尘埃落定了。我们突如其来的婚约——虽然他对这个词心怀戒备——是我们私下里确定的。我也不准备写信告诉祖父母。他什么时候能连休几天假，就什么时候办婚礼。一个极简的婚礼，他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他希望这样举办婚礼的缘由在于，假如大操大办，势必得邀请很多人出席，有他平日里看不惯的和对着我们窃窃私语痴笑指点的人，这都是他受不了的。

他也不喜欢钻戒。我告诉他，我从没想要钻戒之类的东西，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一点。他说那就好，就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蠢姑娘。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是为了避人闲言，还因为一张配给卡的肉量也不够两个人吃，我的卡用不了，自从我在院里吃饭那天起，就上交给厨房管事——玛丽的妈妈了。

最好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当然大家多多少少有点起疑了。年长的护士对我热情起来，甚至护士长也对我强颜欢笑。我确实有点沾沾自喜，但并非有意为之。我尽量收敛低调，如天鹅绒般沉静，目光低垂。我全然没想到的是，这些年长的女人们在等着看一场好戏，看这段私情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将我抛弃，她们根本不会有所偏袒。

全心支持我的反而是助理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到了报婚钟。

三月的天气阴沉冷峻，是医院忙得不可开交的时节。助理们说，这是最糟糕的一个月，麻烦很容易找上门。有些病人熬过了严冬的种种侵袭，却不知何故，死于三月。如果有的孩子没来上课，我无从得知他们是突然病重，抑或只是有可能得了感冒，在卧床休息。我领到过一块移动黑板，曾在黑板四周边缘记下了孩子们的名字。现在，要是有孩子要延长休学，我都不必擦掉他们的名字。别的孩子会默默替我擦掉。他们懂得这些我不懂的规矩。

不过，医生终于找到时间安排我们的事情了。他又往我房间的门缝里塞了张纸条，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做好准备。那时候他能设法空出几天时间，除非发生重大危机。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了。

去亨茨维尔——这是我们结婚的暗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已把我的绿色绉纱裙子干洗好，并悉心卷好，放进过夜的旅行袋。卷衣服的技巧是祖母以前教给我的，这样卷好的衣服紧实，而且不像叠起来那么容易产生褶皱。估计我得在什么地方找个洗手间换衣服。一路上我留心搜寻着有没有早开的野花，好采一些做成花束。他会同意我带一束花吗？可这个时节太早了，连金盏花都还未开。道路蜿蜒空旷，除了瘦骨嶙峋的黑云杉、左一块右一块蔓生的杜松及沼泽，什么也看不到。石头杂乱地堆在路上，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场景——血红色的铁矿石和歪斜的花岗岩。

车上开着收音机，正在播放凯旋的音乐，盟军正在一步步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人打头阵。他们会后悔的，他说。

既然离开了阿蒙森，我终于能喊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迄今一起经历的最长一段旅途，他对我的那种男性特有的漫不经心——我知道他能随时反转这种态度——和他随性的驾驶技巧，让我“性”致盎然。他是外科医生，这样的身份令我兴奋不已，不过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此刻我坚信，我愿意为他躺到任何沼泽和肮脏的洞穴里去，或者倘若他想站着来，我也甘愿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路边任何一块石头上。当然我也清楚，这样的冲动不应流露出来。

我开始幻想未来。我希望我们一到亨茨维尔，就能找到一位牧师，然后肩并肩站在一间像祖父母公寓那样质朴文雅的客厅里，总之是我打生下来就熟悉的那种房间。还记得即便祖父退休后，依然有人请他去主持婚礼。每当这个时候，祖母就会在脸颊上轻抹胭脂，拿出深蓝色蕾丝外套，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结婚还有其他的方式，而且我的新郎还有个不为我知的忌讳。他不想跟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的市政厅里，我们填了些表格，确证自己未婚，然后预约了登记，当天晚些时候，会有一位治安法官来为我们主婚。

午饭时间到了。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门外停了下来，这家餐馆简直就是阿蒙森咖啡馆的翻版。

“这家行吗？”

他看透了我脸上的表情，改了主意。

“不行？”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在一众装修考究的房子里选了一家吃午饭，吃饭的前厅冷飕飕的，餐厅挂了鸡肉餐的广告。餐盘透着寒意，没有别的食客，没有放广播音乐，只有我们试图切开又老又柴的鸡肉时刀叉碰撞的叮当声。我料定他一定暗暗思忖着这里也许还不如他提议的第一家餐馆。

尽管如此我依旧鼓足勇气问了洗手间的位置。那里，寒冷的空气比前厅更加让人沮丧，我抖出绿色裙子套在身上，补涂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走出洗手间，阿利斯特起身迎接我，微笑着捏了捏我的手，夸我漂亮。

我们僵硬地走回汽车，手拉着手。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坐定后转动点火器上的钥匙，接着又熄了火。

汽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铲雪用的铁锹正半价出售。橱窗上的告示写着本店可打磨溜冰鞋。

马路对面是一座刷了油亮黄漆的木屋。门前的台阶已经险象环生，台阶之间交叉钉了两块木板。

阿利斯特车前停着的那辆卡车是战前的款式，有踏脚板和边缘生锈的挡泥板。一个穿工装服的男人从五金店走了出来，钻进卡车里。先是一阵发动机怨声载道的轰鸣，接着是一阵咔哒咔哒的声响，车身原地弹蹦了几下，然后才扬长而去。这时，一辆标有五金店名的送货车又开了过来，试图停进刚空出来的位置上。不过地方不够大。司机跳出车门，走过来敲了敲阿利斯特的车窗。阿利斯特吃了一惊——若不是他正在热切地说着话，他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货车司机问我们是不是要进店买东西才在这里停车。如果不是，可以挪开位置吗？

“这就走，”阿利斯特，我身边这个口口声声要娶我、现在却不要我了的男人说，“我们这就走。”

我们。他说我们。有那么一瞬间，我抓住这个词不放。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最后一次包含在他所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我是从他跟司机说话时那种男人之间商量的口气中觉察到的，他那种平静且条理清晰的道歉。我真希望能回到他说那些话之前，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注意到货车正尝试停车。那时尽管他说着残酷的话语，但在他紧握方向盘的动作里、在他的心不在焉里，还有他的声音里，都有痛苦蕴藏其中。不论他说什么、意欲如何，都是发自肺腑的，就像在床上同我说的那样。但现在不是了，在他跟那个男人说话之后就不是了。他摇起车窗，注意力回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倒车，小心挪动，以免擦碰到货车。

过了一会儿，我甚至希望回到他伸出头去看车后的时候。即便那时也比现在好——现在他在开车——一路沿亨茨维尔的主干道开下去，仿佛已经无话可说、无可挽回。

我做不到，他说。

他说他承受不了这一切。

他没法解释。

只说这是个错误。

我觉得以后但凡看到打磨溜冰鞋的S标志，或五金店对面那座黄色房子的台阶之间交叉钉着的X形木板，他的声音一定会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现在送你去车站。我会替你买好回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下午稍晚一点有趟开往多伦多的车。我会编一个合理可信的故事，并找人帮你打包好行李。你需要给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觉得我没有留过。哦，我会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反正你也教不完一个学期了——我还没告诉你，孩子们要挪地方了。一切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他又变了另一种语调，几乎是有些快活的。一种如释重负的口吻。他竭力掩饰自己的欢快，想等我走后再松下这口气。

我望着街道。仿佛在奔赴一场死刑。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不是。

他根本不必问路。我大声地问出了自己的疑惑，他以前是不是也像这样把其他女孩送上火车。

“别这样。”他说。

每一个转弯都在切断残留的念想。

五点钟有一趟火车到多伦多。他让我等在车里，独自去看车次。出来时他手里拿着票，脚步在我看来愈发轻盈。他必定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在走近汽车时重新装作凝重的样子。

“车站里很暖和很舒服。特地开了女士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车门。

“或者你希望我等在这儿好送你走？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块像样的馅饼。午餐吃得太糟糕了。”

这让我打起了精神。我下了车，走到他前面，进了车站。他指给我女士候车室的位置。他冲我挑起一道眉毛，努力开了最后一个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你生命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呢。”

我在女士候车室找了一条长椅坐下，这里能看到车站前门的情形。这样如果他折返回来找我，我就能看见了。他会告诉我这只是个玩笑。或者一次考验，就像中世纪戏剧里的那样。

或者他有可能改变主意了。开车走在高速路上，看着我们刚刚一起看到的场景，惨淡的春光洒在路边的岩石上。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愚蠢，于是半路掉头，一路踩着油门加速返回。

至少还有一个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可似乎根本没有时间了。甚至直到此刻，我依旧期待奇迹的发生。我登上火车，仿佛脚上戴了镣铐般沉重。离站的汽笛声响起，我把脸紧贴车窗，目光扫过站台。即便现在也不晚，我仍旧可以跳下车去。勇敢跳下，穿过车站，跑上街道，而他则刚在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想着不算太晚，但愿还不算太晚。

我要跑去见他，一切都不算太晚。

喧哗一片，喊叫声、抱怨声，不是一个而是一帮迟到的人在座位间磕磕碰碰。身着运动服的高中女生，正为她们惹下的麻烦大声叫嚣着。列车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争抢座位时不停地催促着。

其中的一位，或许是嗓门最大的，正是玛丽。

我扭过头，不再看她们。

可她还是走了过来，喊着我的名字，想知道我这是去了哪儿。

去拜访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一屁股坐在我身旁，跟我讲她们跟亨茨维尔中学打了一场篮球比赛。一场混战。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不是吗？”她用谁都听得出来的欢快口气大喊出来，别的学生或抱怨或咯咯笑着。她提到了比分，的确相当丢脸。

“你可是盛装打扮。”她说。但她也不是那么关心我的穿着，也并不真正在意我刚刚的解释。

我说要去多伦多探望祖父母时，玛丽几乎没有注意到。只附和说他们一定都上了年纪。只字没提阿利斯特。一句微词都没有。她不可能忘记。只是收拾好那些场景，连同过往的自我，一同深埋心底。又或许，她确实是一个没心没肺无所顾忌的孩子。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便当时没能体会到。假如只有我一个人，到阿蒙森后我会做些什么？我恐怕会一跃而起，跳下车去，奔到他家，一定要问个清楚，问个清清楚楚。那会给我留下永恒的耻辱。而实际上，在那里停车的时间太短，球队几乎来不及收拾齐整，也没时间敲打玻璃窗提醒来接站的人。列车员不断地警告，只要动作稍慢，她们就得去多伦多了。

多年来，我一直预感我们会偶遇。我还住在多伦多，一直住在这儿。在我看来，每个人最终都会在多伦多住下，至少会待一段时间。不过，这并不是说只要你想见谁，就一定能见着。

那一天终于来了。穿过人潮涌动、根本没法放慢脚步的街头，我们从相对的两个方向迎面走近。我们同时看到了彼此，饱受时光摧残的脸庞上，惊愕无处遁形。

他大声问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接着又额外加了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话其实只是大致属实。我和丈夫陷入了一场拉锯战，身心俱疲，因为我们得为他的一个孩子偿还拖欠已久的债务。那天下午我去画廊看了一场展览，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他又回了我一句：“那太好了。”

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却似乎依旧能够一起走出人群，转瞬间便能再度聚首。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只会各自前行。我们也的确这样做了。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走上人行道时也没有人把手掌搭在我的肩头。只在那电光火石间，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大了。是左眼，一直是左眼，跟我记忆中一样。它看上去一直是如此陌生、警觉、充满疑虑，似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几乎要把他逗笑了。

而我，又重拾了离开阿蒙森时的心情。列车拖着我前行，我茫然不知所措，心中疑虑重重。

关于爱情，其实一切都不曾改变。

[1] 原文为“San”，是疗养院（sanitarium）的缩写。

[2] 原文为“Tan your hide”，“hide”与“海德（Hyde）”发音相同。

[3] 原文为法语。

[4] 波斯敦（Postum），一种泡煮后很像咖啡，但不含咖啡因的饮品。

[5] Pinafore ，应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合作的两幕喜剧。

[6]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是美国著名学者，曾花了五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文明史》。阿里尔·杜兰特（Ariel Durant，1898—1981）是其妻子。

[7]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20世纪著名神学家、宗教哲学家。

[8] 原文为法语。

[9]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药之父。

火车
Train

这本就是趟慢车，驶过弯道的时候还把速度放得更慢了。车上只剩下杰克逊一个乘客了，离下一站克洛弗还有三十公里左右。之后，火车还会开往里普利、金卡丁，以及湖区。他的机会来了，绝不能错过。他已经把票根从头顶上的票夹里取出来了。

他把自己的包抛了出去，只见它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铁轨间。别无选择了——火车不可能开得更慢了。

他抓住了机会。他是个健硕的年轻人，正处在最矫健的年纪。不过他对自己的起跳和着地还是有点失望。他的动作比自己预想的要僵硬些，弄得他重心前倾，手掌重重地撑在枕木间的砾石上，擦破了皮。真烦人。

火车驶出了视线，他听得出它拐过弯道后稍微提了点速。他朝擦破的手掌吐了口唾沫，把扎进去的碎石子清了出来，然后拾起行囊，朝火车来的方向往回走。要是他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走，晚上就能到克洛弗车站。那他依然可以推说自己在车上睡着了，醒来时犯了糊涂，错以为坐过了站，结果就稀里糊涂地跳下了车，只好一路走过来。

没人会怀疑他。毕竟他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从战场回到家乡，犯点糊涂也正常。还来得及，他还能在午夜前赶到原定目的地。

他虽然心里一直想着这些，却在朝相反的方向走。

他只认得很少几种树。枫树，显然大家都认识。还有松树。别的就叫不出名字了。他先前以为自己跳车的地方是一片森林，但并不是。那些树只种在铁轨两侧，密密匝匝地长在路堤上，他能瞥见树木间闪现的田地。有的绿油油的，有的金灿灿的，有的黄澄澄的，分别是牧场、庄稼和麦茬。他只认出这些。一片八月的景象。

火车的轰隆声完全隐没了，他这才意识到周遭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万籁俱寂。到处是躁动的声响：干枯的秋叶无风而动，神出鬼没的鸟儿叽叽喳喳地斥责着他。

跳车就意味着取消某个行程。你唤醒身体，活动膝盖，跃入另一片天地。你期待的是眼前的虚无一片。到头来，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径直闯入新的环境，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事物，而这些，是你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时无论如何也察觉不到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你感到那些不知名的东西都在盯着你瞧，感到自己打扰了它们。它们正从你意想不到的角度品评你的优劣，想得出个结论。

他过去这几年认识的人似乎都认为，人只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有些特征，只有在城乡结合带住过的人才看得出来。杰克逊自己是水管工的儿子。他这辈子从没进过马棚、放过牛，或是堆过粮食。他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铁轨前行。那道铁轨似乎已不再作运载乘客及运货的日常用途，而重新成为自然的领地，长满野苹果树、带刺的浆果丛和枝枝蔓蔓的葡萄藤，还有栖息在隐蔽巢穴中骂骂咧咧的乌鸦——这种鸟他起码还是认识的。眼下，一条束带蛇正从铁轨间滑过，它笃定他走不快，肯定踩不死自己。他看得出这不是条毒蛇，但它那份泰然自若的神情惹恼了他。

通常，那头叫玛格丽特·罗斯的泽西小奶牛挺靠谱的，一早一晚都会回到畜棚让人挤奶，一天两次。贝尔一般不用特意唤它。可今天早上，它似乎对什么着了迷，也许是下面牧场低洼处的某物，也许是篱笆那边遮住铁轨的树丛里的什么东西。它先是听到了贝尔的口哨，然后是她的叫唤，这才不情不愿地挪了几步。但不一会儿，它又跑了回去，决定再多瞅几眼。

贝尔放下桶和马扎，踏上清晨湿漉漉的草地。

“哞，哞。”

她半带哄劝，半是斥责地唤道。

树丛中有什么动了一下。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没事。

呵，能有什么事啊。难不成以为她会怕他？该害怕是他，那头奶牛可还长着牛角呢。

他翻过铁路栅栏，以一种自以为具有安抚性的姿态挥了挥手。

玛格丽特·罗斯可受不了这个，不得不摆出一副威吓的姿态。它跳来跳去，甩着头上那对淘气的小犄角。这倒不算什么，不过泽西奶牛速度快、脾气暴，不时总能来个出其不意，弄得你措手不及。贝尔大喊一声，作为对它的责骂，也好让他安心。

“它不会伤害你的。别动就行。它有些吓着了。”

这时，她注意到他拎着的那个包。这就是罪魁祸首了。她原以为他只是沿着铁道走走，但他其实是在赶路。

“它害怕你的包。能不能暂时把包放下。我得把它赶回谷仓那边挤奶。”

他照她要求的做了，然后站在原地观望，并不打算挪动一步。

她把玛格丽特·罗斯赶回了谷仓的提桶和马扎那儿。

“你可以把它拣起来了。”她大声说。他走近之后，她的语气也和善了起来。“只要别拿着包在它面前晃就行。你是个当兵的，对吧？你要是能等我给它挤完奶，我就可以给你弄点儿早餐。它叫玛格丽特·罗斯。这名字喊起来真够傻的。”

她是个矮小而结实的女人，一头金色的直发中夹杂着缕缕银丝，留着稚气的刘海。

“这儿都归我管，”她说着，坐定了身子，“我是个保皇党。或者说过去是。我熬了粥，就在炉子里。我一会儿就能挤完奶。不介意的话，你可以绕到谷仓后面它看不见的地方等。抱歉我没有鸡蛋能给你。我们以前养过鸡，可老有狐狸来偷，我们实在受够了。”

我们。我们以前养过鸡。就是说她有个男人，就在附近某处。

“粥就可以了。我很乐意付钱。”

“不用。不过麻烦回避一下。它太关注你了，不肯下奶。”

于是他离开了，绕着谷仓走了走。谷仓破旧不堪。他透过板条的缝隙朝里张望，想看看她有辆什么车，却只能辨认出一辆老旧的轻便马车，另外还有些破破烂烂的机械。

这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还称得上井井有条，但疏于打理。屋墙上的白漆都剥落发灰了。窗上钉着木条，肯定是用来代替碎掉的玻璃的。还有座废弃的鸡舍，就是她刚才说狐狸偷鸡的地方。木板堆成一堆。

这儿要是有个男人，也肯定是残了，要不就是个好吃懒做的。

有条路打这儿经过。房前用篱笆圈出一小片地，还有一条土路。地里有匹看上去相当温顺的花斑马。养奶牛他还能理解，可干吗要养马呢？早在战前，许多农民就不再养马，改用拖拉机了。她看上去也不像那种会享受骑在马背上的乐趣的人。

接着他恍然大悟。谷仓里那辆轻便马车。那不是遗留的旧物，而是她的全部家当。

他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已经响了好一会儿了。那条路通上一座小山丘，从山丘背后传来嗒嗒、嗒嗒的声音。伴着这嗒嗒声，还听得见轻微的叮叮当当的铃声和哨音。

出现了。一辆斗车翻过山丘，由两匹小马拉着。这两匹马比刚才地里的那匹还要小，却有活力得多。斗车里坐了六七个小个子男人，全都一身黑，头戴得体的黑帽。

是他们的声音。是歌声。他们小心翼翼地唱着，调子很高，声音很轻，悦耳无比。他们打他身边经过时，看都没看他一眼。

这令他不寒而栗。相形之下，谷仓里的轻便马车和地里那匹马简直不值一提。

她喊他的时候，他还站在原地东张西望。她立在屋旁，喊了一声：“都弄完了。”

“得打这儿进出，”她说的是后门，“前门去年冬天就卡住了，怎么也打不开，就跟还冻住了似的。”

他们走在木板上，下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窗上的木板条挡住了光亮，让他们置身于一片昏暗之中。屋里冷飕飕的，跟他睡过的那个洞差不多。他那会儿不断被冻醒，蜷缩着身子，想找个保暖的姿势。那女人在这儿却没有发抖——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健康的劳动气息，还带着一种很可能是牛皮的味道。

她把鲜奶倒进盆里，抓起放在旁边的干酪布蒙上，然后带他进了主屋。屋里没挂窗帘，阳光洒了进来。屋里的柴炉依然在用。此外还有个装手摇泵的水槽，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油布有好几处都破得丝丝缕缕的，以及一张沙发，上面铺了条打补丁的旧被子。

还有个漏了不少羽毛的枕头。

目前为止，还不算太糟，尽管有些老旧、简陋，但能看出所有的东西都自有其用处。可一抬眼，你就能看见架子上堆了一叠叠报纸、杂志或别的什么纸，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他可得问问她了，难道她不怕着火吗？比如柴炉烧着了什么的？

“噢，我一直都在。我的意思是，我就睡这儿。外面没地方放这些稿样了。我小心着呢。我都没点过烟囱火。赶上火太旺，我就撒一把发酵粉进去。没事儿的。

“反正我母亲也只能待在这儿，”她说，“别的地方都让她不自在。我把她的小床放这儿。这儿的东西我都看着呢。我也想过把这些纸挪到前屋去，可那屋太潮了，会把它们给毁了。”

接着她又说自己早该说明下的。“我母亲去世了。五月走的。那阵子天气刚刚回暖。她撑到从收音机里听见战争结束的消息才走的。她都能听明白。她早就说不了话了，但还能听懂。我已经习惯她待着不说话了，现在有时我还觉得她就在这屋里，可当然了，她已经不在了。”

杰克逊觉得该说声抱歉。

“哦，没事。那是迟早的事。多亏不是在冬天。”

她给他端来些麦片粥，又沏上茶。

“没有太浓吧？这茶？”

他嘴里塞满吃的，只好摇摇头。

“我从来不在茶上节省。要真到了那个地步，还不如直接喝热开水算了。去年冬天天气太糟糕了，我们倒真是弹尽粮绝了。水断了，收音机没信号，茶也喝完了。我出去挤奶的时候，在身上绑了根绳子，系在后门上。我本来打算把玛格丽特·罗斯牵到后厨去，但我觉得它可能会因风暴狂躁不安，而我根本拉不住。总之它挺过来了。我们都挺过来了。”

趁她停顿的间歇，他问，附近是不是住着一些侏儒？

“那倒没注意过。”

“坐斗车的。”

“噢。是不是还唱着歌？肯定是那些门诺派 [1] 的小伙子们。他们赶着斗车上教堂，一路都唱着歌。女孩们得跟父母一起坐马车，不过男孩们可以坐斗车。”

“他们就跟没看见我似的。”

“他们是真没看见你。我以前跟母亲说，我们住在这条路上真是住对了地方，因为我们还挺像门诺教徒的。我们养马，驾马车，喝没消过毒的牛奶。唯一不同的是，我俩都五音不全。

“母亲去世那会儿，他们送来好多吃的，我足足吃了好几个星期。他们肯定是以为我还得守灵什么的。真是多亏了他们。可后来我私下里想，其实他们也挺走运的。反正他们得行善嘛，而我正好送上门来，显然，正是个行善的好机会。”

他喝完粥，表示要付钱给她，但她对着他掏出的钱连连摆手。

不过，她说有一事相求。他离开之前能不能帮忙修修马食槽。

实际上，这相当于得重新做个马食槽，为此他得四处搜寻，看能找到什么材料和工具，结果这花了他一整天。她给他做了晚餐，煎饼配门诺枫糖浆。她说要是他晚一周再来，她说不定可以拿新鲜果酱招待他。她摘了些铁道沿线的野浆果。

他们在后门外的餐椅上坐着，直到夕阳西沉。她对他说起自己定居于此的始末，他听在耳里，却心不在焉，因为他正四下打量，心想这地方虽然破败不堪，却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只要有人愿意安顿下来好好修缮一下。可能得费点钱，但更费时费力。这想必很有挑战。念及此，他几乎为自己即将离开而心生遗憾了。

他心不在焉还有另一个原因。贝尔——她叫贝尔——一直在跟他讲她自己的生活，而他却并不太能想象这种生活。

据她说，她父亲——她喊他爸爸——当初买下这块地是为了有个避暑去处。后来他决定一家人常年在此居住。他为《多伦多电讯晚报》撰写专栏来养家糊口，因此工作不限地点。邮递员会来取写好的稿子，然后用火车运走。他什么都写。有时候还把贝尔也写进去，称她为“小猫咪”。他偶尔也会提到贝尔的母亲，称她为“卡萨玛西玛公主”，这名字是从一本书里来的 [2] ，她说，那书已经鲜为人知。他们之所以决定常年居住在这儿，可能是为了她母亲。她染上了1918年那场可怕的流感，好多人都因此而丧命，而她病愈后就变了个人。她倒不是完全不说话了，也能蹦出几个词，但语言能力却丧失了大半。或者说，是语言抛弃了她。她不得不重新学习吃饭、上洗手间等等。除了学说话，还得教会她热天也要穿衣服。谁也不想看到她光着身子在城里乱跑，被当成笑柄。

冬天的时候，贝尔都会离家去上学。她就读于斯特罗恩女子中学 [3] 。她很诧异他竟没听说过这所学校。她把名字拼了出来。学校在多伦多，里面全是富家千金，不过也有像她这样靠人资助或继承了遗产的女孩子。在那儿，她学会目中无人，却对自己以后要如何谋生一无所知。

然而，那场事故终结了一切。过去，她父亲常喜欢在夏日傍晚沿着铁轨散步，有一天，他被一列火车给撞了。事故发生时，她和母亲都已上床歇息了，起初贝尔还以为是农场上没拴好的牲畜跑到铁轨上去了，可她母亲却悲痛欲绝，仿佛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在学校交过一个朋友，那女孩有时会写信给她，问她在这种地方究竟有什么可干的，可她们知道什么呀。她得挤奶、烧饭、照顾母亲，那会儿她还养着鸡。她学会了切土豆，怎么给每块都留个芽眼，然后把它们种进地里，来年夏天再挖出来。她没学开车，战争爆发时，她就把爸爸的车卖了。那些门诺派教徒给了她一匹已经犁不动地的马，其中一个人还教会了她怎样套马、驾车。

老朋友罗宾来拜访过她，觉得她过的日子简直可笑。她劝贝尔回多伦多去，可母亲该怎么办呢？那会儿，她母亲比过去安静多了，也总穿着衣服，还喜欢听收音机，特别是星期六下午的歌剧。当然，母亲在多伦多也能听收音机，但贝尔不想挪动她。罗宾说贝尔其实是在说她自己，怕挪窝的是她。于是，她——罗宾——走了，去加入了所谓的女子军团。

严寒逼近，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厨房之外，再腾出个睡觉的地方。他不得不除掉些小家鼠，有些简直是大耗子，天气一转凉，它们都钻了进来。他问她怎么没想过养只猫呢，她的解释简直叫人匪夷所思。她说猫会成天捕杀各种东西，然后拖到她面前给她看，她可不想看那些。他竖起耳朵，等着捕鼠夹啪地一响，趁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去把老鼠处理掉。接着，他念叨起堆在厨房的那些纸，还有防火问题，于是她答应等前屋不那么潮了，就把它们挪过去。这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花钱买了个暖炉，修葺了墙壁，还说服她爬上去拿那些报纸，重读分类，再把它们放到他做好的架子上，这花了她大半个月的时间。

后来，她告诉他，这些纸里有她父亲写的一本书。有时候她说那是本小说。他没想问这事，但有一天她对他说，书里写的是叫玛蒂尔达和斯蒂芬 [4] 这两个人的故事。是本历史小说。

“你还记得历史课上学的东西吗？”

他念完了五年高中，成绩优异，尤其擅长三角学和地理，不过历史却忘得差不多了。反正高中最后一年，你一门心思想的都是自己要去打仗了。

他回答说：“也没全忘光。”

“你要是在斯特罗恩读过书，肯定一点也忘不了。他们会使劲儿把这些往你脑袋里灌。反正英国历史是这样。”

她说斯蒂芬是个英雄。他是个高尚的人，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是人中豪杰，不谋私利，绝不为图省事而背信弃义。他也因此而最终失败。

还有玛蒂尔达。她是威廉一世的直系后裔。可想而知，她残忍又桀骜。当然，也可能有人蠢到替她开脱，就因为她是个女人。

“他要是能写完，那应该会是本非常不错的小说。”

杰克逊当然清楚要有人坐下提笔写作才会有书。书不是凭空出现的。但问题是，图什么呢？这世上已经有不少书了，不计其数。上学时他被要求读过两本。《双城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都是用佶屈聱牙的语言写的，不过各有各的晦涩。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那都是过去的人写的书。

令他费解的是——虽然他不想表现出来——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愿意坐下来再写一本。在现在这种时候。

真是个悲剧，贝尔轻快地说，杰克逊不知道她是指自己的父亲，还是在说那本未完成的书中的人物。

不管怎么说，这间屋子已经收拾停当，他继而琢磨起屋顶来。要是不把屋顶弄好，不出一两年，这屋恐怕又不能住人了，那岂不白修了。他想方设法修补了屋顶，这样她就能多扛两三个冬天，但他不敢保证能撑更久。他还是盘算着要在圣诞节前上路。

近旁农场的门诺派教徒家里，年纪大点的多是女孩，他见到的那些男孩还太小，不够强壮，干不了重活儿。杰克逊受雇为他们干活，帮他们完成秋收。他们带他回家一起吃饭。他惊讶地发现女孩们给他上菜时举止轻佻，根本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沉默寡言。他注意到，那些当妈的都盯着女儿们，而当爹的都盯着他。他很高兴自己的表现在父母双方看来都无可指摘。他们该看得出，他心如止水。安全无虞。

当然，他对贝尔也什么都不用说。她——据他发现——比他大十六岁。提起这茬，即使只开个玩笑，都会大煞风景。她是某类女人，而他是另一类男人。

必要时，他们会去一个叫奥里奥勒的镇上买东西。方向跟他从小长大的镇子正好相反。到了镇上，他把马拴在联合教会的马棚里，因为主街上肯定没有拴马桩了。起初，他对五金店和理发店心怀戒备。可很快他便明白没必要如此，作为一个自小在小镇上长大的人，他早该明白这一点。人们基本都相安无事，只在棒球场、曲棍球场一类的地方，才会有那种狂热的人为对抗。要是在镇上买不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去城里。要是镇上的医生看不了他们的病，他们也会去城里。他没遇上一个熟人，也没人对他好奇，倒是有人会多瞅那匹马两眼。冬天的那几个月里，他们连马都不会多瞧，因为乡道上的雪都还没铲，那些要往乳品店运牛奶、往杂货店运鸡蛋的人都得凑合着用马，就像他和贝尔那样。

贝尔总是会停步，看看在上映什么电影，尽管她并不打算去看。她对电影和影星知之甚多，不过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了，就跟玛蒂尔达和斯蒂芬差不多。比如说，她能说出克拉克·盖博 [5] 在演白瑞德之前，在现实中娶了谁。

没过多久，杰克逊就得剪剪头发了，抽完的烟也得补上。他现在像个农民那样，自己卷烟来抽，也从不在屋里抽。

有一阵子，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二手车，后来终于有新车上市，二手车才重现江湖，那些在战争期间发了财的农民都准备把旧家伙处理掉，他找贝尔商量了一下。天知道“雀斑”这匹马有多大年纪了，它现在什么坡都不肯爬。

他发现车贩子对自己有印象，尽管并没指望他会上门。

“我一直以为你跟你姐都是门诺教徒，只不过属于另一派，穿得不大一样。”车贩子说。

这说法让杰克逊吃了一惊，不过总好过说他俩是夫妻吧。他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间一定苍老了不少，变了许多，从他身上，恐怕已经看不出当年跳下火车时的模样了，他已不再是那个骨瘦如柴、紧张兮兮的士兵了。而贝尔呢，起码在他看来，像是停在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一直是个大孩子。她的谈吐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跨度很大，一会儿说起过去，一会儿又跳回现在，他们上一回去镇上、她最后一次同父母一起看电影或者玛格丽特·罗斯——已经死了——用犄角对着担惊受怕的杰克逊那滑稽的一幕，仿佛她根本不觉得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间隔。

1962年夏天，他们去多伦多时，开的是他们的第二辆车，当然，是辆二手的。他们本来没打算走这么一趟，而且对杰克逊来说，时间也相当尴尬。一方面，他正在帮门诺教徒们建一个新马棚，他们自己都忙着收庄稼；另一方面，他种的蔬菜就快收割了，这些蔬菜已经卖给奥里奥勒的杂货店了。可贝尔身上长了个肿块，她终于听了劝，开始重视起来，她现在被安排去多伦多接受手术。

变化真大啊，贝尔一个劲儿地说。咱们真的还在加拿大吗？

那是在他们驶过基奇纳之前的事。他们一开上新高速路，她就当真紧张起来，求他拐到小路上去，或者掉头回家。他的回应不自觉地有点刺耳——他也没料到路上有这么多车。之后，她全程一言不发，他搞不清她把眼睛闭上是表示放弃，还是在祈祷。他从没见过她祈祷。

就在当天早上，她还试图叫他改变主意，干脆不去。她说那个肿块消下去了，没有变大。她还说，自从全民享有医疗保险之后，人都不干别的了，光往医生那儿跑，一辈子都在上演进医院、做手术的戏码，到头来却一点用没有，不过增加了苟延残喘的时间，给人徒添麻烦。

他们一拐上匝道，真正开进城里时，她立马镇静下来，也高兴起来了。他们来到大街道上，她在感慨沧海桑田之余，每经过一个街区，都会认出点什么。斯特罗恩的一个老师过去就住在那栋公寓楼上。在那儿的地下一层有家商店，卖牛奶、香烟和报纸。她说，要是你进去，发现他们还在卖《电讯晚报》，上面不但有她父亲的署名，还印着他一张秃顶之前照的模糊照片，会不会觉得奇怪？

接着她又惊叫一声，因为她在一条小弄堂里瞥见了她父母结婚的那座教堂——她发誓就是那座教堂。他们带她去那里看过，尽管那不是他们平日去的教堂。他们平日不上教堂，根本不去。这是句玩笑话。她父亲说他们是在地下室里结的婚，而她母亲则声称是在小礼拜堂。

那时候她母亲说话还利索，就像其他人一样。

兴许那会儿还有法律规定，必须在教堂里成婚才算合法。

在埃格林顿，她看见了地铁标志。

“想想看，我还从没搭过地铁呢。”

她说这话时显得又痛惜又骄傲。

“想想看，我还真是没见过世面。”

医院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她来。她依然精力充沛，对他们说自己被车流给吓坏了，还说起了那些变化，问他们现在伊顿商店还有没有圣诞表演了。还有人读《电讯晚报》吗？

“你们该从唐人街开过来，”一位护士说道，“那儿现在挺有看头。”

“我希望回家时能从那儿走一遭，”她笑了，接着说，“要是我能活着回家的话。”

“说什么傻话呢。”

另一位护士在跟杰克逊说该在什么地方停车，告诉他把车挪到哪儿才不会吃罚单。又特别叮嘱他有为城外来的病人亲属准备的住处，那儿要比宾馆便宜得多。

贝尔现在需要卧床休息，他们说。医生会来查看她的病情，杰克逊可以晚点再过来，跟她道晚安。届时他可能会发现她有点昏昏沉沉的。

她听见了，就说她反正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他肯定不会因此大惊小怪。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他离开之前，护士带他去签了些材料。在填“关系”一栏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他写下了“朋友”。

傍晚回来时，他确实觉得贝尔有些不同，尽管他不会称之为昏昏沉沉。他们给她穿上绿色布袋似的衣服，她的脖子和大部分胳膊都裸露在外。他几乎没见过她如此衣不遮体的样子，也几乎没留意过她锁骨和下巴之间那些粗粝的线条。

她因为口干舌燥而气鼓鼓的。

“他们什么也不让我吃，就给我抿了一丁点儿水。”

她想让他去给她买瓶可乐，据他所知，她这辈子还从没尝过那玩意儿。

“走廊那头有台贩卖机——肯定有。我看见来来往往的人手里都拎着个瓶子，看得我快渴死了。”

他说他不能违反医嘱。

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她赌气地别过脸去。

“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能回去了。”

“你去帮我把衣服找来。”

“我可办不到。”

“你不找我自己找。我自己去火车站。”

“到咱们那儿的最后一班客运列车已经走了。”

突然间，她似乎放弃逃跑的打算。不一会儿，她开始回忆起家里的房子，还有他们——或者说主要是他——做的种种修缮。外墙上涂着闪亮的白漆，连后厨都粉刷一新，铺上了木地板。屋顶重新装上了木瓦板，窗户也重现了昔日朴实无华的风格，而其中最了不起的，要数水暖系统了，那在冬天里简直是一种享受。

“要是没你出现，估计我早就落得潦倒不堪了。”

他没吱声，心想她那会儿其实已经潦倒不堪了。

“等过了这一关，我就拟一份遗嘱，”她说，“全都留给你。你下的功夫不会白费。”

这他当然是想过的，尽管他真心实意地期望这一天不要过早到来，但想到这一切将来都归自己所有，他也曾感到一定的心满意足。然而，此刻他却没想这些。这些听起来仿佛都与他无关，远在天边。

她又想起了自己的烦心事。

“噢，真希望我是在那儿，而不是在这儿。”

“做完手术醒来时，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尽管就他目前听到的消息来看，这是个弥天大谎。

突然间，他觉得精疲力竭。

他的话比他猜想的更接近事实。肿块切除后的第三天，在另一间病房里，贝尔坐了起来，迫不及待地招呼他，隔壁床的那个女人在帘子后面呻吟，但这一点也没烦扰到她。她——贝尔——昨天听起来就跟这女人差不多，他简直没法让她睁眼或注意到自己。

“别理她，”贝尔说，“她完全昏了头了。说不定什么都感觉不到呢。她明天就会好了，容光焕发的。也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

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得意的科学权威，一种过来人的漠然。她坐在床上，用方便的可弯折吸管吸着某种颜色鲜亮的橙汁。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与他不久前送进医院的那个女人判若两人。

她想知道他有没有睡足觉，有没有找到爱吃的馆子，散步的话天气会不会太热，有没有抽时间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6] ，她记得自己好像向他推荐过那儿。

但她却没有心思听他的回答。她仿佛处于惊叹之中。有节制的惊叹。

“噢，我得跟你说下，”她说，他正解释自己没去博物馆的原因呢，她就径直打断了他，“噢，别这么紧张。看你这副样子我真想笑啊，那会撕裂我的伤口的。我究竟为什么会想笑呢？这其实是挺可怕、挺悲惨的一件事，就是场悲剧。你知道我父亲吧，我给你讲的那些关于我父亲的事——”

他注意到，她说的是“父亲”，而不是“爸爸”。

“我父亲和我母亲——”

她似乎得要重新组织语言，话说从头。

“房子一度状况良好，比你头一回见时要好。嗯，那是自然。我们把楼梯顶上那间屋子辟为浴室。当然了，我们得把水提上提下的。直到后来，你来那会儿，我才开始用楼下的房间。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放架子的屋子，过去是食品储藏室的那间？”

她怎么忘了正是他把那些架子拆下来放进楼上那间浴室的呢？

“好吧，这有什么关系？”她说着，仿佛在想他之所想。“所以我烧好水，提上楼，准备用海绵擦浴。我脱了衣服。嗯，肯定的。盥洗池上方安了一面大镜子，你瞧，里面还有个盥洗池，跟真正的浴室一样，只不过用完后得拔掉塞子，把水放回桶里。厕所不在那儿。你能想象吧。于是我开始擦身子，自然是赤身裸体的。那应该是晚上九点钟的样子，屋里灯火通明。那会儿是夏天，我说过没？那间小屋朝西。

“接着我听见了脚步声，当然是爸爸。是我父亲。他应该已经照顾母亲睡下了。我听见脚步声朝楼上来了，也注意到那步子听起来很沉重。有些异乎寻常。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或许这都是我事后的印象。人总喜欢在事后添油加醋。他在浴室门口停住了，要说我当时有什么想法，也只是：哦，他肯定累了。我没锁门，因为根本没有门闩。门关着肯定就是有人嘛。

“所以说，他就站在门外，我根本没在意，然后他把门打开了，站在那儿盯着我看。我得说得清楚些。是盯着我的全身看，不只是看脸。我面朝着镜子，他从镜子里看我，也看背后我看不见的地方。那绝对不是正常的眼神。

“跟你说我怎么想的吧。我想，他这是梦游呢。我不知所措，因为不能去惊醒梦游的人嘛。

“可接下来他却说：‘不好意思。’我就知道他不是在梦游了。不过他的语气有点滑稽，我是说，他的声音听上去怪怪的，就跟嫌恶我似的。或者在生我的气，我说不清。然后他门也没关就下到厅里去了。我擦干身子，穿上睡衣，径直上床睡了。早上起来时，浴室的水还没放掉，我根本不想靠近那里，可最后还是去了。

“然而家里看上去一切如常，他已经起来了，不停地打着字。他喊了声早安，然后问我几个词的拼写。他常这么干，因为我的拼写比他好。我告诉了他，又说他要是想当个作家就得学好拼写，他这拼写水平真是没救了。但那天晚些时候，我正洗着碗，他突然走到我身后，我顿时僵住了。他只说了句：‘贝尔，对不起。’我就想，哦，真希望他没那么说。这话吓着我了。我知道他是真的抱歉，可他把事情给挑明了，我没法再装聋作哑。我只好说：‘没事。’但我没法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来，没法摆出真没事的样子。

“我做不到。我得让他知道，他改变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出去倒掉洗碗水，然后回来干我的活，没说一句话。过后，我把母亲从午睡中叫醒，备好晚饭，叫他来吃，但他没来。我跟母亲说，他肯定是去散步了。一般他写东西卡壳时就会去散步。我帮母亲切好食物，可总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一些恶心的事。想的主要是有时他们房间里传来的某种声响，我总是捂住耳朵不去听。我对正坐在那儿吃晚饭的母亲感到好奇，想知道她怎么看，究竟明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他会去哪儿。我侍候母亲睡下，尽管那是他分内的事儿。接着就听见火车开了过来，刺耳的急刹车声，即刻乱成一团，我可能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尽管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何时知道的。

“我跟你说过的。我说过他被火车撞了。

“但现在我跟你说了这个。不是为了让你苦恼。起初，我完全受不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迫使自己相信，他是一边沿铁轨走，一边想着工作，所以没听见火车的声音。这说得通。我不愿认为这件事跟我有关，也不愿去想它的根源。

“性。

“现在我懂了。现在我真正把这事想明白了，这不是谁的错。错的是人不巧在不幸的情境中产生了性欲。我在那样的环境里一天天长大，母亲又是那个样子，而爸爸，很自然地，就成了那个样子。我没错，他也没错。

“我只是想说，这应该得到承认，该有个专给陷于这种境地的人去的地方。他们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和愧疚。你觉得我说的是妓院吧，没错。是指妓女？也没错。你明白吗？”

杰克逊盯着她头顶上方，说他明白。

“我觉得一身轻。不是说我不再把这看作一场悲剧，而是我终于走出了这场悲剧，是这意思。那不过是人性的弱点。看我这么笑着，你肯定觉得我很没同情心吧。我有的是同情心。然而不得不说，我觉得如释重负。不得不说，我还有点高兴。跟你说这些，你不会觉得尴尬吧？”

“不会。”

“你觉得我现在不大正常吧。我也这么觉得。所有事情都一目了然。这让我尤为感激。”

她说话期间，隔壁床的女人始终在有节奏地呻吟。这节奏在杰克逊的脑中挥之不去。

他听见穿着软底鞋的护士们在走廊里走动，暗自希望她们会到这间病房来。她们果真进来了。

护士说她是来送助眠药的。他担心会有人要求自己给贝尔一个晚安吻。他注意到，医院里的人总是吻来吻去的。他很高兴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没人提这茬。

“明天见。”

他早早醒来，决定趁早饭前出去走走。他睡得还不赖，只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呼吸一下医院外的空气。他并不担心贝尔身上的变化。他觉得她今天，或者不出几天，就能变回平时的样子。说不定她根本不记得自己给他讲过这个故事。那就谢天谢地了。

早已日上三竿了，这个季节理当如此，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上都是满满当当的。他先朝南走了一小段，然后向西拐上了邓达斯街，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到了之前听说过的唐人街。人们把一车车蔬菜往店里推，有些他认得，也有好些不认得；一些剥了皮的小动物被挂起来叫卖，显然是用来食用的。路上全是违章停放的车辆，充斥着噪音，不时传来几句急迫的中国话。中文。全是音调高亢的疾呼，听上去像在论战，可也许对他们而言却是稀松平常。不论如何，他想离开这里，于是他进了一家餐馆。餐馆是中国人开的，但广告上说也卖一般的早餐，鸡蛋培根什么的。吃好出来之后，他打算直接掉头，原路返回。

结果他又接着往南去了。他来到一片住宅街区，两侧是又高又窄的砖房。人们在此区域建这些房子时，肯定还不需要考虑车道，甚至还没车。那时汽车还没问世。他一直走，直到看见皇后大街的路牌，这条街他听说过。他又向西拐，走过了几个街区，就没法再往前了。他在一家甜甜圈店门口遇上了一小群人。

一辆救护车倒车上了人行道，挡住了去路，他们都被堵在救护车旁。有些人嫌误事，高声问难道把救护车停在人行道上不算违章吗，另一些人看上去要冷静些，议论着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人说死了人，一些围观者开始猜测是什么人，其他人则说这才能解释救护车怎么能合法地停在这里。

那人终于被抬了出来，被固定在担架上。他肯定还活着，否则他们会把他的脸蒙上。然而他失去了意识，皮肤呈水泥般的灰色。人不是从甜甜圈店里抬出来的，不像有人打趣时推测的那样——讽刺甜甜圈的品质——而是从那栋楼的正门里抬出来的。那是一栋体面的砖砌公寓，有五层楼高，底楼开着一家自助洗衣店和那家甜甜圈店。大门上刻着名字，昭示着其往昔的骄傲与愚蠢。

邦尼·邓迪 [7] 。

最后出来一个没穿急救制服的人。他站在那儿，恼火地看着正欲散去的人群。现在，只等救护车鸣起响亮的警笛，开回街上，迅速开走。

杰克逊属于并不急着走开的人之一。他对这一切，说不上好奇，更像是等着拐上那条期待中的必经街道，好让自己沿着它走回来处。从楼里出来的那个男人走上前来，问他赶不赶时间。

不。不是特别赶。

这人是这栋楼的业主。被抬上救护车的是看门人兼楼管。

“我得上医院一趟，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他昨天还好好的呢。从来不抱怨。据我所知，也没有什么亲近的人能联系。最糟糕的是，钥匙还找不到了。不在他身上，他平时放钥匙的地方也没有。所以我得回趟家取备用钥匙，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在这儿照看一下？我回了家还得去医院。我也可以找那些房客帮忙，但我宁愿找别人，你懂我意思吧。我可不想被他们缠着问到底怎么回事，何况我也不比他们知道得多。”

他又问了一遍杰克逊是否真的不介意，杰克逊说不会，没问题。

“只要盯着点进出的人，让他们出示钥匙就行。跟他们说出了紧急情况，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他正要走，却又回过头来。

“你也可以坐着。”

杰克逊先前没注意到那儿还有把椅子。有人把它折起来移开了，好让救护车停上来。那不过是把普通的帆布椅，不过相当舒服，也挺结实。杰克逊谢过他，然后把椅子打开，摆在不会妨碍行人和房客通行的位置。没人注意到他。他本来想提一句医院，说自己很快也得赶回那儿。可那人匆匆忙忙的，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况且也他强调说会尽快。

杰克逊一坐下，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四处走了太久的路了。

那人告诉过他，需要的话，可以从甜甜圈店要杯咖啡或吃点什么。

“报我名字就行。”

可杰克逊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

业主回来时，道歉说自己回来晚了。被抬上救护车的那个人死了。他得做点安排。还必须配一套新钥匙。瞧，在这儿呢。还得办一场葬礼，得请楼里的老房客出席。可能会有人看了登在报上的讣告而前来吊唁。完事之前，麻烦事儿还多着呢。

要是杰克逊能暂时帮个忙就太好了，那样问题就解决了。只是暂时的。只需要他暂时帮帮忙就行。

杰克逊听见自己说，行，他没问题。

如果杰克逊要花点时间调整，也都好商量。他听见这人——他的新东家——这么说道。葬礼一结束、东西一处理掉，他就可以休几天，去做些准备，再正式搬进来。

不必了，杰克逊说。他都准备好了，东西也都带着呢。

这自然会让人起疑。几天后，杰克逊听说他的新雇主去了趟警察局，倒也不觉得意外。不过显然，一切正常。他不过是个孤僻的人，也许曾以某种方式深陷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未曾触犯法律。

反正看样子也不会有谁找他。

一般而言，杰克逊愿意上了年纪的人来楼里住。一般而言，最好是单身人士。用行尸走肉来形容他们可不恰当。他们都是些爱好广泛的人。有时甚至称得上才华横溢。是那种一度显山露水的才华，他们曾以此谋生，却又不足以维系一生。有个播音员，多年前在战时是广播里的常客，可现在，他的声带彻底坏掉了。兴许大多数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可他就住在这儿的单人套间，关注时事新闻，他还订了《环球邮报》，看完后就拿给杰克逊，觉得也许会有他感兴趣的内容。

有一回真有。

马乔里·伊莎贝拉·特里斯，《多伦多电讯晚报》长期撰稿人威拉德·特里斯及妻子海伦娜·（娘家姓阿博特）·特里斯之女、罗宾·（娘家姓施林汉姆）·福特的终身挚友，在与癌症进行了顽强的搏斗之后去世。烦请奥里奥勒地方报纸转载。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报纸上没提到她此前住在哪里。可能就在多伦多，因为罗宾占了太多篇幅。或许她撑得已经比预料的要久了，她甚至很可能直到临终前都还身体舒适、精神愉悦。她很能适应环境。适应能力可能比他还强。

他并没把时间花在回想自己与她同住的房子或帮她做过的那些修缮上。根本没必要——他常梦见这些，那感觉与其说是怀念，倒不如说是恼怒，就好像他立马就得着手去干一件没干完的活儿似的。

在邦尼·邓迪公寓，房客们基本对一切称得上修缮的工作都不支持，担心会因此抬高房租。他四处游说，毕恭毕敬，帮他们算了笔好账。公寓越变越好，想搬进来的房客都排起了队。业主抱怨说这地方都快成疯子的避难所了。但杰克逊说，他们总归更爱干净，而且年纪也大了，不会有什么不合体统。其中一个女人，曾在多伦多交响乐团演奏；有个发明家，尽管此前的发明都没能成功，却依然满怀希望；还有一位演员，是匈牙利难民，虽然口音很重，但还拍过一个广告，曾在世界某个地方播出。他们都彬彬有礼，且不知怎的，总能拿出钱来去老饕餐厅，讲一下午故事。而且，他们当真有些名人好友，偶尔会前来拜访。不容小觑的是，邦尼·邓迪公寓里还住着一位牧师，尽管他与教会——不管哪个教会——之间关系不大牢靠，但需要主持仪式时一向是随叫随到。

的确形成了一个惯例，人们往往会住到需要请他来主持临终祷告的时候，但这总比欠着房租就跑路要好。

只有那对名叫坎达丝和昆西的年轻情侣例外，他俩从来不交房租，有天半夜悄悄溜了。他们来找房子的时候，当值的恰好是业主，他为自己糟糕的决定开脱，说这地方总归需要一张新鲜的面孔嘛。他说的是坎达丝，而不是她男友。她男友是个混蛋。

一个炎炎夏日，杰克逊在给一张桌子上漆时，打开了楼后的双开门，就是那扇走货的后门，想透透气。桌子挺漂亮的，但上面的漆都掉光了，因此他没花几个钱就弄到手了。他觉得把它放在入口那儿肯定好看，可以用来放信件。

他不必待在办公室，业主正在那儿核对房租。

前门的门铃轻轻响了一声。杰克逊洗着刷子，正准备起身去开门，他觉得业主算账时可能不想被打扰。不过不等他去，他就听到门开了，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不堪，却仍有一种魅力，笃定自己不论说什么，都能征服语音所及的任何听众。

她可能是跟她那个当牧师的父亲学的吧。早在完全感受到那股力量前，杰克逊就这样想着。

这是她女儿留下的最后一个地址了，她说。她在找女儿。她女儿就是坎达丝。她可能在和一个朋友结伴旅行。而她，这位母亲，是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来的。她和女孩的父亲住在基洛纳。

她是伊莱娜。杰克逊敢说那绝对是她的声音。那女人就是伊莱娜。

他听见她问能不能坐下。于是业主拉出了他——杰克逊——的椅子。

尽管她从小在安大略长大，对那儿挺熟，却没想到多伦多会这么热。

她问能不能麻烦给她来杯水。

她想必是把脸埋进了掌心，因为她的声音变模糊了。业主走进大厅，往贩卖机里塞了几个硬币，买了一听七喜。可能他觉得这比可乐更适合女士。

他瞅见杰克逊在拐角处听，便用手势示意他——杰克逊——过来替他，毕竟杰克逊更懂怎么应付心绪不宁的房客。但杰克逊使劲摇了摇头。

不。

她也没有烦乱多久。

她跟业主说了抱歉，他则说天一热人就容易这样。

他们说回坎达丝的事。他们走了不到一个月，可能是三个星期前走的。没留下新地址。

“这种情况一般都不会留。”

她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噢，我当然可以付清——”

她付完钱后，传来嘟哝声和沙沙声。

接着她说：“我想你可能不方便带我去看看他们住过的地方吧——”

“房客这会儿不在。不过即便在，我想他也不会答应。”

“那是当然。我真傻。”

“你还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吗？”

“噢没有。没有了。你人真好。我耽误你的时间了。”

她站起身来，他们往外走去，出了办公室，下了通往前门的几级台阶。接着门开了，街上的喧嚣淹没了她的道别，如果她后来又道别了的话。

不论有多失望，她都会挺过去，无怨无尤。

业主返回办公室时，杰克逊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没想到吧，”业主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们拿到钱了。”

他基本上没什么好奇心，起码不爱打探别人的私事。杰克逊看中的就是这点。

杰克逊当然宁愿刚才见到了她。现在她走了，他简直有些后悔刚才没抓住机会。他绝不会屈尊降格跟业主打听她的发色是不是近乎漆黑的深色；她是不是依然高挑苗条，胸部平坦。他对她女儿没什么印象。那女孩有一头金发，不过很可能是染的。应该不超过二十岁，可这年头也说不准。完全处于她男友的掌控之中。从家里逃出来、逃掉房租、伤父母的心，就为了个成天价绷着脸的男友。

基洛纳在哪儿呢？好像在西部的某处。艾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儿找女儿。那个做母亲的当然是个锲而不舍的女人。积极乐观。也许这一形容依然适用于她。她结了婚。除非女儿不是婚生的，但他觉得不大可能。这一次，她肯定慎之又慎，绝不会重蹈覆辙。女儿也不会。等她受够了，自然会回家。她也许会带个宝宝回去，如今这可没什么稀奇的。

1940年的圣诞节前夕，高中里有人寻衅滋事。连三楼都没能幸免，这里通常都响彻着打字机和计算器的声音，对楼下的喧闹充耳不闻。学校里最年长的女孩们都在三楼——她们去年还在学拉丁语、生物和欧洲历史，现在却得学习打字。

伊莱娜·毕晓普就是其中之一，巧的是，她还真是牧师的女儿，尽管她父亲供职的联合教会里并没有主教 [8] 。伊莱娜是九年级时跟家里人一起搬来的，由于学校有按姓氏音序排座位的传统，她五年来一直坐在杰克逊·亚当斯 [9] 后面。那时，班上的同学早已看惯了杰克逊那种不同寻常的腼腆和沉默，可这对她来说还是新鲜事。接下来的五年里，尽管她没挑明这点，但杰克在她的影响下却变得随和多了。她不时跟他借橡皮、钢笔尖和几何用具，倒不是有意拉近关系，而是她本来就丢三落四。他们互相对答案，互相批改试卷。他俩在街上碰面时会彼此问好，在她听来，他那声“你好”比一声嘀咕好不了多少——有两个音节，一个重音。两人之间仅止于此，不过他们也会互相讲几个笑话。伊莱娜不大腼腆，但她聪明、高傲，并且不很受欢迎，对他也许正好合适。

大家都跑出来，想看出了什么事儿，伊莱娜站在楼梯上，惊讶地发现杰克逊竟是那两个滋事的男生之一。另外一个是比利·瓦茨。一年前这些男生还弓着背伏在书堆上，乖乖地从这个教室换到那个教室，现在却变了样。身上的军装使他们的身型看上去比过去大了一圈儿，飞跑时他们脚上的靴子发出有力的声响。他们大声喊着，说今天不用上课啦，因为大家都要去参军。他们四处撒烟，把烟扔在地上，好让那些连胡子都没长的小男生也能捡上几根。

不拘小节的战士，高声喧哗的入侵者。醉得不能自已。

“我可不是胆小鬼。”他们这样喊着。

校长想把他们请出去。但当时刚开战不久，人们对参军的男孩仍心怀敬畏，格外尊重。因此他也不好不留情面，而一年后情况就变了。

“好了，好了。”他说。

“我可不是胆小鬼。”比利·瓦茨对他说。

杰克逊张嘴刚想说同样的话，却在那一刻迎上了伊莱娜·毕晓普的目光。他在其中读出了某种信息。

伊莱娜·毕晓普知道杰克逊确实醉了，但他更多只是借此撒撒酒疯，还没醉到不省人事的地步。（比利·瓦茨是真的烂醉如泥。）伊莱娜心知肚明地走下楼梯，微笑着，接过一支烟夹在指间，却并不点燃。她一边挽着一位英雄，把他们搀出了学校。

一出校门，他们就点上了烟。

这点后来在伊莱娜父亲的会众中引起了争议。有的说伊莱娜并没真抽，只是装装样子，好安抚那两个男生，有的人则说她肯定抽了。抽烟了。他们牧师的女儿。竟然抽烟。

比利当时搂住了伊莱娜，想吻她，但他一个踉跄，跌坐在学校的台阶上，疼得他像公鸡打鸣般叫唤。

不出两年，他就要死了。

眼下得把他弄回家。杰克逊拉起他，把他的胳膊搭在他们肩上，架着他走。好在他家离学校不远。他们把他放下后，累得瘫倒在台阶上。接着，他俩聊了起来。

杰克逊不想回家。怎么会呢？因为他继母在，他说道。他讨厌他继母。为什么呢？说不上来。

伊莱娜知道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有人偶尔把他的腼腆归结于此。她想，他喝了酒，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她没让他接着说下去。

“好吧，”她说，“你可以来我家住。”

伊莱娜的母亲恰好外出，去照顾伊莱娜生病的外婆了。那段时间，伊莱娜把家里打理得乱糟糟的，还要照顾父亲和两个弟弟。这在有些人看来算是挺悲惨的。倒不是说她母亲会大惊小怪，可她总归会问问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男孩是谁？至少，她会让伊莱娜像往常一样去上学。

一个士兵和一个姑娘，突然这般亲密。而一直以来他们之间除了聊过对数和词形变化，别无其他。

伊莱娜的父亲没留意他们。他更关心战争。教区里有些人觉得作为一个牧师他的关心未免有些过头。不过，家里来了位军人，让他觉得脸上有光。而且，他一直为没能让女儿上大学而耿耿于怀。他得省下钱来，将来供她两个弟弟上大学，让他们自食其力。这使得他对伊莱娜放任无羁。

杰克逊和伊莱娜不去看电影。也不去舞厅。不论天气好坏，他们常在天黑后去散步。偶尔他们也会去餐馆喝个咖啡，但并不会对任何人示好。他们是怎么回事，相爱了吗？散步时，他们的手会轻轻碰到一起，他迫使自己习惯于此。一开始只是不经意的碰触，后来，她开始有意碰他。虽然起初他有点错愕，但后来也就适应了。

他越来越镇定，甚至做好了接吻的准备。

伊莱娜独自到杰克逊家去取他的包。他继母对她露出闪亮的假牙，摆出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

她问他们有何打算。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活儿。”她说。

她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确切地说，是嘴巴不干净。

“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我给他洗过屁股。”她说。

伊莱娜把这话转告了杰克逊，并说自己表现得极有礼貌，甚至有些目中无人，因为她实在受不了那女人。

但杰克逊脸红了，露出窘迫又绝望的神色，正如在学校里被提问时那样。

“我不该提她的，”伊莱娜说，“在牧师家里住久了，就爱嘲弄别人了。”

他说没关系。

结果，那是杰克逊最后一次休假。他们互相通信。伊莱娜在信中说，她学会了打字和速记，在镇委办公室找了份工作。她打定主意要对一切事物冷嘲热讽，比在学校时更变本加厉。也许她觉得战场上的人需要开开玩笑吧。而且她对什么内幕都一清二楚。每次镇委办公室里有人不得不仓促成婚时，她就会提到“处女新娘”。

写到造访牧师宅邸、住在客房的牧师们时，她会说不知道那张床垫会不会让他们做“奇怪的梦”。

他给她讲法兰西岛 [10] 的人群，以及他们如何躲避德国潜艇。到英格兰后，他买了辆自行车，于是给她讲他四下骑车转悠时的所见，当然，那些地方都是非军事禁区。

虽然他的信比她的要乏味些，但落款处总有“爱你”几个字。诺曼底登陆日之后有段时间，他没再写信。用她的话说，那是段痛苦的沉默，但她明白事出有因。他再次来信时，说一切都好，只是不能透露太多细节。

在这封信中，他像她之前那样，谈到了结婚。

终于迎来了欧战胜利日，他启程回家。头顶之上，夏夜的星星如雨点般繁密，他这样写道。

伊莱娜学会了缝纫。为了迎接他，她正着手做一条夏天的新连衣裙，用的是青柠绿的人造丝，做成宽下摆，盖肩袖，配上一条细细的金色仿皮腰带。她还打算用同样的绿色料子在遮阳帽上扎一条丝带。

“我给你说这些，好让你能认出我，免得你跟站台上哪个别的漂亮姑娘跑了。”

他的信是从哈利法克斯寄出来的，信上说他那班火车会在星期六傍晚到。他说自己清晰地记得她的样子，就算那天傍晚站台上挤满了漂亮姑娘，他也不会把她跟别人搞混。

在他离开的前一晚，他们在牧师宅邸的厨房里一直坐到深夜，墙上挂着那年随处可见的乔治六世像。画像底下有段文字：

我对站在新年门前的那人说：“给我一盏灯，好让我安然地踏入未知的领地。”

他却说：“到黑暗中去吧，把你的手交付于上帝之手。那将胜过光火，让你安然无恙，更安于熟悉的路途。” [11]

随后，他们轻手轻脚地上了楼，他回到自己住的客房睡下。她来找他，对此他们彼此本应是心照不宣的，但他却不大明白为何如此。

那简直是场灾难。可从她的表现看，她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这点。情况越糟糕，她反倒越狂热。他根本没法让她停下，或跟她解释。一个女孩竟会如此无知吗？他们最终分开时，仿佛一切顺利。第二天早上，两人当着她父亲和弟弟们的面道了别。不久他们就开始通信了。

在南安普顿的时候，他喝多了，又试了一次。但那女人却说：“得了，小弟弟，你根本没戏。”

他不喜欢女人和姑娘们盛装打扮。手套、帽子、沙沙响的裙子，真是费力又劳神。可她哪儿知道呢？青柠绿。他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颜色。听起来像某种酸。

然后，他很自然地想到，他可以干脆不出现。

她会告诉自己和其他人，说她也许弄错时间了？他宁愿相信，她总会找到什么借口，肯定会的。毕竟，她是那么足智多谋。

她到了外面的街上后，杰克逊才真真切切地想见她。他绝不会去问业主她看上去怎么样，头发是漆黑还是花白，是纤瘦依旧还是发了福。即便她痛苦而焦虑，她的声音却几乎没变，这真不可思议。她的音调悦耳动听，引人注意，仿佛兹事体大，同时又带着歉意。

她的确是远道而来，但她就是这种女人，如此锲而不舍。你的确可以这样说。

她女儿会回去的。惯坏了的孩子离不了家。伊莱娜肯定会娇惯女儿的，会把世界和真相往好的方面想，仿佛没什么能让她一蹶不振。

要是见了面，她会认出他吗？他想会的。不论他如何改头换面。她还会原谅他，没错，当即原谅。她向来都这样坚持自己的想法。

第二天，与伊莱娜擦肩而过带来的一切轻松感都消失了。她知道这里了，很可能会再回来。她也许会住下来，在附近街道上转悠，以期找到女儿留下的蛛丝马迹。她会看似谦卑地用她那恳求而骄纵的声音询问别人。他很可能会在门口碰上她。她只会惊讶片刻，仿佛早就料定会遇见他。她还会提出今后生活的种种可能，仿佛一切正如她所想的那样。

只要下定决心，他可以阻止一切。早在六七岁时，他就阻止了继母的愚弄，继母却称之为逗乐或开玩笑。他在天黑后跑到街上。她把他找了回来，然而她明白要是继续下去，他可能真会离家出走，因此她收敛了起来。她说他没劲，她永远不会承认有人恨她。

他在那栋名为邦尼·邓迪的楼里又待了三晚。他给业主写了份账目，涵盖了每家房客的情况、该何时检修、包含哪些项目。他说有事得走一趟，但没说是什么事，也没说去哪儿。他把银行账户上的钱都取了出来，把仅有的几样东西打了包。黄昏，夜色渐浓时，他上了火车。

夜里，他断断续续地睡了几觉。一次醒来，他看见那些小个子门诺男孩们乘着斗车经过。他听见他们轻轻地唱着歌。

早晨，他在卡普斯卡辛下了车。他能闻到磨坊的味道，凉爽的空气令他振奋。那儿有活儿干，在伐木业兴盛的小镇里，工作肯定有的是。

[1] 门诺派是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个基督教派别。部分门诺派信徒于19到20世纪移居美国和加拿大，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有一些信徒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使用马车而不用汽车。

[2] 应为亨利·詹姆斯1886出版的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

[3] 斯特罗恩女子中学（The Bishop Strachan School）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是北美知名的女子学校。

[4] 指玛蒂尔达皇后（1101—1167），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之女。斯蒂芬是她的表兄弟，曾与她争夺英格兰王位。

[5] 威廉·克拉克·盖博（William Clark Gable，1901—1960），美国国宝级电影男演员，主演了《乱世佳人》，扮演男主角白瑞德。

[6]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是加拿大最大的世界文化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创立于1912年。

[7] “Bonnie Dundee”，1825年沃尔特·司各特写过一首同名诗歌，纪念苏格兰军人、第一代邓迪子爵约翰·格雷厄姆。

[8] 在英语中，伊莱娜的姓氏毕晓普（Bishop）字面意思是“主教”。

[9] 杰克逊·亚当斯（Jackson Adams）姓氏首字母为“A”，伊莱娜·毕晓普（Ileane Bishop）姓氏首字母为“B”。

[10] 法兰西岛（Île de France）是法国本土22个大区之一，以首都巴黎为中心，因此俗称为大巴黎地区。

[11] 出自英国诗人哈金斯（Minnie Louise Haskins）的《新年的门》（“The Gate of the Year”），在二战期间广为传颂。

眼睛
The Eye

我五岁那年，父母突然生下了我弟弟，母亲把这说成是我一直想要的。我不明白她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她煞费苦心地解释了一番，没什么依据，可我很难反驳。

一年后，妹妹出生了。我又烦恼了一阵，但不像前一个孩子出生时那么夸张了。

弟弟出生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同于母亲口中我的感受。那以前，哪怕母亲不在屋里，我依然可以随处感受到她的存在，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她擦的脂粉那不祥的香味。

为什么我会说“不祥”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事实上，母亲可没告诉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在这点上，她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不仅在生弟弟的事情上如此，就连在红河牌麦片上也是，红河牌麦片对身体好，所以我就得爱吃。还有就是我对挂在床脚边那幅画的解读 [1] 。画上画的是耶稣让孩子们来到他身边 [2] 。“让”是以前的意思，跟现在不太一样，但这是题外话。母亲指出了那个半掩身子躲在墙角的小女孩，她想到耶稣身边去，可太害羞了。母亲说那就是我。我想她说得对，但她要是不说，我根本不会这样觉得，我倒希望那女孩不是自己。

我觉得爱丽丝在奇境里显得身形庞大，还被困在了兔子洞里，真是可怜，但母亲似乎很高兴，所以我还是笑了。

然而弟弟出生了，她没完没了地说着他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这种话，于是我开始明白，原来母亲对我的看法和我自己的认知是如此不同。

我想，这些都让我很快接受了前来帮佣的萨迪。母亲要陪着两个小孩，所以很少在屋子里走动。没她在旁边晃来晃去，我反而能看清是非。当然，我清楚这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讲。

萨迪最特别的一点是，她还算个名人，尽管家里没人提起。镇上有一家电台，她在那儿弹吉他，演唱开场曲，曲子还是她自己写的。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半个小时后，又换成“再见，再见，再见，大家再见。”她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别人点播的歌，有时也自己挑些曲子来唱。镇上一些见识广的人会笑她，说镇上那家电台是全加拿大最小的。那些人听一家多伦多电台，它播放当下的流行歌曲，也播放《三只小鱼》这样的民谣，还能听到吉姆·亨特高声播报着丧气的战地新闻。然而农场的人喜欢收听本地的电台，还有萨迪唱的那些歌。她的声音深沉而感伤，唱出了孤寂与悲愁。

倚靠着古旧的栏杆，

在那顶端。

俯望暮色中的小路

那人今在何处——

我们这里的农场大多在一百五十年前左右开始开垦和居住，从几乎任何一座农舍放眼望去，几块田地之外就有另一座农舍。而农民们想听的歌曲唱的却都是孤独的牧牛人、对远方的向往与怅然，还有罪孽深重的罪犯临死前念叨着母亲或上帝。

萨迪唱这些歌的时候，洪亮的女低音里带着悲伤，但在我家工作的时候，她却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她乐于交谈，说的大多是自己的事。她基本上就我这么一个聊天对象。由于工作原因，她很少跟我母亲待在一块儿，不知为何，我觉得她俩也聊不到一块儿。母亲就像我描述的那样，为人严肃，她以前在学校教书，后来才回家带我。或许她很希望也能教教萨迪，让她不要再说“你们们”。但萨迪似乎不需要别人来教，也不愿改变一贯的说话方式。

正餐也就是午餐过后，萨迪和我单独待在厨房里。母亲会趁这功夫打个盹。运气好的话，孩子们也会跟着睡会儿。睡醒后，她会换身衣服，仿佛打算过个闲适的下午，然而事实上，她只会有更多的尿布要换，还要给最小的家伙喂母乳，真希望我能永远避开这个不雅观的场面。

父亲也会小睡一会儿——就在门廊躺上十五分钟的样子，脸上摊着一份《星期六晚间邮报》，之后再回到谷仓去。

萨迪用炉子烧上水，我帮着洗了盘子。她放下百叶窗，好让屋子里凉快点。干完这些活后，她擦地板，我再将地板弄干，我想出了个法子——踩在抹布上，在屋子里一圈圈滑。然后我们取下黏糊糊的黄色粘蝇纸，那是早餐后挂上去的，现在上面已经粘满了苍蝇，有的已经死了，还有些快死的在那儿嗡嗡作响。之后再挂上一卷新的，到吃晚饭的时候，估计上面又会粘满死苍蝇。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萨迪一直在跟我讲她的生活。

那时候我还不太看得出人的年龄，觉得只有小孩和大人之分。在我看来，萨迪是大人。她那时也许十六岁、十八岁或是二十岁。不管多大，她反正不止一次说过不着急嫁人。

她每个周末都去跳舞，一个人去。自己去，自己跳，她说。

她给我讲舞厅的事。有一家在镇上，从主街那儿岔出去，冬天那里是冰球场。一毛钱跳一次，交完钱就可以上场跳舞了。周围到处都有傻盯着你看的人，但她不在意。她总喜欢自己买单，不欠人情。但有时候会有人先过来，问她想不想跳舞。她开口就问，你会吗？你会跳舞吗？她问得很直接。然后他会好笑地看着她，说他会跳，那意思是不然他在这儿干吗？结果他所谓的跳舞，通常不过是拖着两只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一边用肥大的汗手抓着她。有时她干脆挣脱开来，把他丢在那里，自己跳——反正她也喜欢一个人跳。她会跳完已经付过钱的那支舞，要是收钱的想再多坑她一份钱，她就会让他适可而止。她喜欢自己跳舞，随别人笑去好了。

镇外公路那儿还有一家舞厅。交了入场费，就可以跳一整晚，而不是只跳一场。那地方叫皇家T舞厅。在那里她也自己买单。一般来说那儿的人跳得更好些，但她在答应跟他们进场跳舞之前，会想办法先对他们有个大致的了解。他们大多是镇里人，之前那家舞厅里的是乡下人。镇里人舞步更好些，然而，通常要留心的不是脚上的动作，而是他们想把手放在哪儿。有时非得给他们点儿警告，说要是再不住手，她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她会让他们知道，她是自己花钱来跳舞的。再不然她也知道该狠戳哪里，能一下子就让他们老实。有时候碰上跳得好的，她的心情也会很痛快。他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然后她就直接回家。

她不像有些人，她说，她不想被缠住。

被缠住。听她这么说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巨大的金属丝网，它从天而降，一些邪恶的小生物把网一圈圈裹在你身上，困住你，让你再也出不去。萨迪肯定从我脸上读出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她告诉我别怕。

“在这世上没什么好怕的，只要自己当心就行。”

“你跟萨迪真能聊啊。”母亲说。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我得当心，可又不知道她具体是指什么。

“你喜欢她，是吧？”

我说是的。

“你当然会喜欢她。我也一样。”

我希望谈话到此为止，有那么一会儿，我也以为真结束了。

然后她又说：“现在有了小宝宝们，我俩在一块的时间就少了。因为他们，我们都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了，是吧？但我们爱他们，不是吗？”

我马上说是的。

她说：“真的？”

我要是不说“真的”，她就会一直追问下去，于是我说是真的。

母亲在渴求着什么。是想交几个挚友？去认识那种丈夫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自己会打桥牌的女人？不全是，反正也实现不了。是希望我跟以前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让她给我把头发梳成香肠状卷发，并把主日学校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她没空管再那些了。我变得有些叛逆了，但她不知道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在主日学校我并没有交到镇上的朋友。相反，我崇拜萨迪。我听母亲这么跟父亲说过。“她崇拜萨迪。”

父亲说萨迪是上帝派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语气很欢快。也许这意味着他不打算为任何一方说话。

“我希望门前能有条真正的人行道，”母亲说，“也许有条人行道的话，她就能学滑旱冰，再交些朋友了。”

我确实想要一双旱冰鞋。但我知道自己是永远都不会承认的，虽然那时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

之后母亲说什么等上学就好了。好像是说我的情况会好转，不然就是在说跟萨迪有关的什么事会好转。我不想听。

萨迪教我唱她的歌，我知道自己唱歌不太好。我希望这不是那件要么好转、要么就得结束的事。我真的不想就这么结束。

父亲没什么话好说。我归母亲管，除非是日后我太贫嘴，母亲才会让父亲罚我。他在等着弟弟长大，好有个管教对象。男孩没那么麻烦。

弟弟确实不像我这么难缠。他会长成一个不错的男孩。

正值新学期开始。学校前几周就开学了，那会儿叶子还没变红、变黄。现在它们几乎要落光了。我没穿校服，而是穿着一件好大衣，有深色的天鹅绒袖口和领子。母亲穿着她去教堂时的衣服，用头巾裹住了大部分头发。

母亲正开车前往我们要去的什么地方。她不常开车，比起父亲，母亲开起车来更优雅，却不够自信，她每次转弯都要鸣喇叭。

“好了。”她说，但她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把车停好。

“我们到了。”她似乎想在声音里带上一丝鼓励。她碰碰我的手，好让我可以握住她的手。但我假装没注意到，她就把手拿开了。

这栋房子没有车道，连人行道都没有。房子不错，却相当朴素。母亲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敲门，可实际上我们不必敲门。有人给我们开了门。母亲正准备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诸如一切会很快结束，快得超乎你想象之类的——但她没能说完。她和我说话的语气很坚定，令人心安。门一开，她的声音就变小了，语气也柔和了，像是低着头一样。

他们开门是为了让一些人出来，而不单是让我们进去。正往外走的一个女人回过头去高声喊话，根本没打算放低自己的音量。

“是雇她干活的人，还有那个小姑娘。”

接着一个穿戴相当正式的女人走了过来，她和母亲说了几句，帮她褪去外套。然后母亲帮我脱下外套，对那女人说我特别喜欢萨迪。她希望带我过来不会失礼。

“噢，亲爱的小家伙。”那女人说道。母亲轻轻碰了一下我，让我问好。

“萨迪很喜欢孩子，”那个女人说，“真的很喜欢。”

我注意到那里还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我在学校见过他们，一个跟我一起念一年级，另一个大一些。他们从像是厨房的地方往外瞄。那个小一点的孩子滑稽地把一整块饼干塞进嘴里，另外那个大点的孩子摆出了一副厌恶的表情。不是冲着塞饼干的家伙，而是冲着我。毫无疑问，他们讨厌我。男孩子要是在学校外碰见你，不是对你视而不见（在学校里他们也一样对你视而不见），就是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冲你喊些难听的外号。万一不得不靠近某个男生的话，我就会浑身僵直，不知所措。当然，有大人在就不同了。那两个男孩老老实实待着，可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直到有人把他俩拉回了厨房。然后我注意到母亲那尤为温柔、充满同情的声音，甚至比跟她说话的那位女发言人的声音还要淑女。我想那厌恶的表情可能是对她做的。有时候，她在学校喊我的名字，有人就会模仿她说话。

和她说话的女人似乎是负责人，她领我们到了房间某处，那里的沙发上坐着一男一女，他们神色茫然，仿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母亲躬下身来，毕恭毕敬地和他们说话，还把我指给他们。

“她真的特别喜欢萨迪。”她说。我明白自己该说点什么，可还没等我开口，坐在沙发上的女人突然哭号起来。她谁也没看，她的声音就像是被某种动物撕咬时发出的。她拍打着自己的手臂，像是要挣脱什么，却怎么也挣脱不开。她看着我母亲，仿佛母亲该为此做点儿什么。

那个老男人让她安静点。

“这对她打击太大了，”领我们过来的那个女人说，“她控制不住自己。”她把身子弯得更低了，说道：“好了，好了，会吓到小姑娘的。”

“会吓到小姑娘的。”那个老男人附和道。

他话音刚落，那女人就不再弄出声响，她拍着自己满是抓痕的胳膊，仿佛不知道胳膊上的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母亲说：“可怜的女人。”

“还是个独生女。”那个引导我们的女人说。接着她对我说：“别害怕。”

我确实害怕，却不是因为那声哭号。

我知道萨迪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可我不想看见她。其实母亲没有说过我必须看她，可她也没说过我不用看。

萨迪死在了从皇家T舞厅回家的路上。她在舞厅停车场和小镇人行道之间的一小段碎石子路上被车子撞了。她可能是像往常一样急着赶路，笃定司机能看到她，或是觉得自己没理由给他们让路，或是她身后的车突然转弯，或是她不太清楚自己正站在哪里。她是从背后被撞上的。撞她的车当时在给后面的车让道，后面的车正准备在第一个转弯处拐进镇上的街道。舞厅里有人喝酒，尽管里面不卖酒。舞会刚结束那会儿，总有人按喇叭、大声叫嚷，还把车开得飞快。萨迪手电都不打，就匆匆忙忙地赶路，好像每个人都该给她让道似的。

“姑娘家的，没有男朋友，还自己走路去跳舞。”那个女人还在跟母亲说着掏心窝子的话。她声音轻柔，我母亲低声念叨了几句令人惋惜之类的话。

简直是自找麻烦，那个友善的女人更轻声地说道。

在家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些不懂的话。母亲想要做点什么，好像是跟萨迪还有那辆撞她的车子有关的，但父亲让她别管。镇上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他说。我当时并没想去一探究竟，因为我正努力不去想萨迪，更别说去想她死了的事。当我意识到我们是要去萨迪家时，我很不想去，但我根本没法逃避，除非表现得极其无礼。

看到那个老太太情绪爆发后，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转身回家。那样我就永远不必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其实无比害怕死人。

我正想着可能要回家了，却听到母亲跟与她交谈的女人说到我最不想听到的事。

去看萨迪。

是的，母亲说。当然，我们得去看看萨迪。

死了的萨迪。

我一直竭力低垂着眼睛，几乎只能看到那几个个头和我一般高的男孩，还有坐着的老人。但现在母亲却拉着我的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原来房间里一直摆着一口棺木，之前我把它当成了别的。因为我从没见过棺材，所以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它完全可能是个放花的架子，或者是架琴盖合上的钢琴。我们正朝它走去。

也许是围在那东西四周的人掩盖了它真正的大小、形状和用途。而此刻，这些人肃穆地给我们让出了路，与此同时母亲用一种不同以往的语气说话，听上去极其平静。

“过来吧。”她对我说。她温柔的声音在我听来是那么可恨，那么得意洋洋。

她弯下腰来盯着我的脸，她这样做一定是为了防止我像刚刚想到的那样做——紧紧闭上双眼。然后她把视线挪开了，却依然紧握着我的手。她的视线一离开，我就立马垂下了眼睑，但没有完全把眼睛闭上，以免绊倒，或是被人推到我不想去的地方。我隐隐约约看见那些僵硬的花和光亮的木头。

然后我听到母亲吸鼻子，感到她在动。她的钱包“嗒”的一声打开，她得伸手进去取什么东西，所以放松了抓我的手，我趁机摆脱了她的钳制。她抽泣着。她的注意力放在了抽泣、哽咽上，这给了我自由。

我直直地看向棺材里面，看见了萨迪。

车祸没有毁掉她的脖子和脸，但我没有一次看全。我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觉得她似乎没我之前想象中那么可怕。我赶紧闭上眼，却还是忍不住又去看。先是看她脖子下面的小黄垫子，同时也看到了她的喉咙和下巴还有朝向我一边的脸颊。我的诀窍就是每次快速地看一个地方，接着看回小黄垫，然后下次再多看一点你不害怕的地方。之后就是萨迪了，她的全身——至少是在我能看得着的这一边。

有什么动了一下。我看到了，她朝向我这边的眼皮动了一下。不是睁眼或半睁或诸如此类，只是微微一颤，仿佛如果你是她，如果你在她的身体里，就能通过这微微一颤看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仿佛只是为了看看，现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当时没有惊讶，也一点儿不害怕。这一幕瞬时融入了我对萨迪的全部记忆当中，不知何故，也成为属于我自己的特殊经历。我没有想过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一幕与他们无关，是专门为我而发生的。

母亲又拉起我的手，说我们该走了。接着又是几场交谈，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在外面了。

母亲说：“好样的。”她捏了捏我的手说：“好了，都结束了。”她不得不停下来跟赶往那栋房子的人说上几句，之后我们上了车，准备开回家。我觉得她是希望我说点什么，甚至告诉她点什么，但我没有。

之后再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实际上，萨迪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淡去了。学校给我带来了冲击，从那儿，我学会了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去应付这件事，兼具极度惊恐和炫耀卖弄。其实早在九月的头一个星期，当萨迪说要留在自己家里照看父母，不再来我家干活的时候，她对我就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后来母亲发现她是去了一家奶油厂打工。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她，都从没怀疑过那一幕是为我而发生的。很久很久以后，当我对一切超自然现象都失去了兴趣，我心里仍然相信这一幕确实发生过。我就这样轻易相信了，就像你相信并记得自己曾长过另一副牙齿，尽管现在没有了，那时却真的长过。直到某一天，或许当时我也不过十几岁，内心某个模糊的空洞让我知道，现在我再也不相信了。

[1] 应为丹麦画家卡尔·海因里希·布洛赫 （Carl Heinrich Bloch）的画作《基督与孩子们》（Christ and the Children ）。

[2] 见《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原文中的“让”使用了“suffer”一词，在今天已经演变为“受难”之意。

亲爱的生活
Dear Life

小时候，我住在一条路的尽头。那条路漫长无比，但这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从小学开始直至高中，当我放学后走回家时，身后是喧闹的活动、人行道以及天黑后亮起的路灯，可谓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小镇的尽头，是两座横跨梅特兰河的桥：一座是狭窄的铁桥，桥上的汽车时常搞不清楚究竟谁该停下、谁该先行；另一座是供人行的木桥，桥面偶尔会缺一块木板，你一低头就能看见桥下欢快湍急的河水。我很喜欢那感觉，可临了总会有人来把木板补上。

接着是一个小山谷，有几幢摇摇欲坠的房子，每年春天都会遭洪水侵袭，却总有人——形形色色的人——来这儿入住。接着又是一座桥，桥下是磨坊引水槽，水槽虽窄却深得足以淹死人。在这之后，道路分岔了，一条朝南顺山而上，而后再次越过河流，变成一条真正的公路，另一条则绕过陈旧的露天游乐场缓缓向西拐去。

我走的就是那条通往西边的路。

此外，还有一条向北的路，有一段虽短却名副其实的人行道，几幢房子紧紧挨在一块，好像也属于镇上似的。其中一幢房子的窗户上挂着块招牌，写着“萨拉达茶”，表明那儿曾经卖过食品杂货。此外还有一所学校，我在那儿上过两年学，却只希望跟它后会无期。几年后，母亲让父亲在镇上买下一间旧棚屋，以便他能在镇上纳税，而我也能去上镇里的学校。后来发现，她根本无需如此，因为就在我去镇里上学的那一年，就在那个月，加拿大对德国宣战了。同时，以前的那所学校——在那儿，恶霸们抢走我的午饭，威胁要揍我，似乎没谁能在那片骚动之中学到东西——消停了下来，犹如被施了魔法般。没多久，学校就只剩下一间教室和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在休息时甚至连门都不锁。同样还是那些男孩，以前总是振振有词地吓唬我，问我想不想被睡，现在却渴望着工作，正如他们的兄长迫不及待地想参军那样。

我不清楚那时那所学校厕所的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但那里的厕所曾是最不堪的地方。虽然我们在家也不是不用室外厕所，可里面干干净净，地上甚至铺了油毡。而在那所学校里，不知是出于不屑或是什么原因，似乎谁都懒得去对准茅坑。至于镇上的生活，我在许多方面都不太适应，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从一年级就在一起上课了，而且有很多内容我都不曾学过，但看着新学校一尘不染的座椅，听着城里抽水马桶体面的冲水声，我心生安慰。

在第一所学校上学时，我还是交到了一个朋友的。那女孩是在我入校第二年中途插班进来，我叫她黛安娜。她跟我年纪差不多，住的是那种门前就是人行道的房子。一天，她问我会不会跳苏格兰高地舞，我说不会，她主动提出教我。我们惦记着这事儿，放学后就去了她家。她母亲已经去世了，她来这儿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她跟我说，跳苏格兰高地舞要穿踢踏舞鞋，她有，但我显然没有，不过我俩脚差不多大，因此她教我时可以换着穿。最后我们跳得口渴了，于是她外婆给我们端来水喝，但那水是从手挖的浅井里打上来的，很难喝，就像学校的水一样。我解释说，我家喝的水是从用钻头钻出的深井里打上来的，更好喝些。对此，她外婆丝毫没见怪，还说希望他们也能喝上那样的水。

可接下来，没过多久，我母亲就出现在外面了。她去过学校，知晓了我的行踪。她按响车喇叭唤我，甚至对那位外婆的友好挥手视若无睹。母亲不常开车，一开车准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回家路上，她跟我说绝不准再进到那幢房子里去。（事实证明这绝非难事，因为几天后黛安娜就从学校销声匿迹了——她被送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我告诉母亲，黛安娜的妈妈死了，她说没错，她知道。我告诉她关于苏格兰高地舞的事，她说我以后可以系统地学习，但不能是在那幢房子里。

当时我并没发现——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何时才发现的——黛安娜的妈妈生前是妓女，死于某种似乎只有妓女才会患的病。她想葬在家乡，我们镇上教堂的牧师主持了葬礼。他当时引用的经文颇受争议。有些人觉得他应该省略此句，但我母亲坚信他做得没错。

罪的工价就是死。 [1]

母亲很久之后才告诉我这些，或者在我看来是很久之后，在那个成长阶段，我憎恶她说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当她拿出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用颤抖甚至激动过头的声音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时不时会碰到黛安娜的外婆。她总是对我微微一笑。她说我能一直上学真棒，还把黛安娜的情况说给我听，无论身处何方，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在继续读书——尽管不如我上学的时间长。据她外婆说，她后来在多伦多的一家餐馆找了份工作，穿着镶有闪光片的工作服上班。彼时我已经够大，也够刻薄，臆断那地方大概是要把镶闪光片的衣服脱下来的。

黛安娜的外婆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我读书读了很长时间的人。在我来回途经的那条路上，有一些房子相隔甚远，间距比镇上的房屋要大，但在房子周围仍旧没什么空间。其中一幢，位于一座小山之上，归韦特利·斯特里茨所有，他是个独臂的一战老兵。他养了几头羊，有位太太，那些年里我只见过这位太太一回，当时她在用水泵往饮水桶里打水。韦特利爱拿我上学年数长这件事情说笑，说我怎么总是考试不及格，一直毕不了业，真是可惜。我也开玩笑地回应他，假装真是这样。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那么以为。你就是这样与路边的人们相互结识的。你说你好，他们也回你好，再聊几句天气，倘若他们有车而你在步行，他们会捎你一程。这里跟真正的乡下不同，在那里人们通常对每家每户都知根知底，每个人的生计也都相差无几。

我完成高中学业的时间跟其他那些完整读完五个年级的人所花的时间相比并没有更长。但没几个学生上满五年。那个年代没人指望上九年级的学生能全部升上十三年级，毕业时还满脑子的知识和正确的语法。有人去兼职，渐渐地兼职变成了全职。女孩们结婚生子，或是奉子成婚。到十三年级，最初的学生只剩下四分之一左右，班上弥漫着一种学有所成的气氛，一种庄重的成就感，也或许不过是一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淡然感觉，全然不论你今后前途如何。

我感觉自己仿佛跟九年级时认识的大多数人隔了一辈子那么远，更别提同第一所学校认识的那些人了。

每当我拿出伊莱克斯吸尘器清洁地板时，总会被家中餐厅角落里的某样东西吓一跳。我知道那是什么——一个看上去崭新的高尔夫球袋，里面装着高尔夫球杆和球。我想不通的是这玩意在我们家有什么用。我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对那些打高尔夫的人自有看法。他们可不是些像父亲一样会穿工装裤的人，尽管进城去时父亲也会换上好一点的工作裤。打高尔夫球时一定要穿球服，我在某种程度上能想象出母亲穿上的样子，纤细的头发用一条丝巾扎着，随风飘扬。然而她不会当真试着击球入洞。如此赏心乐事显然在她能力之外。

她肯定一度想标新立异。她肯定认为她和父亲会成为另一种人，能变成那种懂得享受闲暇的人。打高尔夫。参加宴会。或许她也曾说服自己相信，并不存在什么界线。她努力打拼让自己从贫瘠的加拿大地盾的一座农场里脱出身来——那是一个比我父亲家的农场更加令人无望的农场——她当上了老师，说话的方式常让周围的亲戚不自在。她或许认为，经过如此一番抗争，她走到哪里都会受欢迎。

父亲的想法却不同。他觉得镇里人或其他任何人未必真的比他过得好。尽管他相信他们大概就是这么以为的。而他宁可永远不给他们显摆的机会。

在高尔夫这件事上，似乎是父亲占理。

他并非满足于按照父母的期望生活，去接管他们那座还算不错的农场。当他和母亲离开亲朋好友，来到这座陌生的小镇，在其某条道路的尽头买下这块地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他们绝对是打算通过养银狐——后来是养水貂——发家致富的。当父亲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发现，比起在农场帮忙或上中学，自己更乐意循着捕兽夹找猎物，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富足。这一想法在他心头涌现，且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他一辈子都在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母亲也把当老师时存下的钱都拿了出来。所有饲养动物所需的畜栏和畜棚都是他一手搭建的，他还架设了铁丝围栏，把他们捕获的动物关在里面。这块四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不大不小，刚好有一片草田和足够的牧场，以供养我们自家的牛和等着喂给狐狸吃的老马。牧场一直延到河边，有十二棵榆树为其遮阴挡阳。

此刻回想起来，宰杀动物在当时可是家常便饭。得杀掉老马做肉食，每年秋天还要屠宰一批毛皮动物，只留下育种的。可我对此见怪不怪，能够易如反掌地熟视无睹。我给自己营造出一个净化后的场景，如同我喜欢的书里所出现的那样，比如《绿山墙的安妮》或《银色森林的芭特》。此外，环绕牧场的榆树、波光粼粼的河水，还有牧场上来自河岸的泉水，都激发着我的想象力。泉水让人惊喜，不仅注定一死的马还有牛都饮用这泉水，我也用自带的锡铁杯子接泉水喝。新鲜粪便俯拾皆是，但我对之视而不见，就像绿山墙的安妮那样。

那段日子里，由于弟弟尚且年幼，所以我常得帮父亲干活。我用水泵打干净的水，在一排排畜栏间走过来走过去，清理动物的饮水罐，再把它们重新装满水。对此我乐在其中。这些工作不仅重要，而且能让我经常独处，我觉得很受用。再后来，我不得不留在屋里帮母亲干活，对此我满心愤恨，言语中也充满了火药味。她管这叫“顶嘴”。她说我伤害了她的感情，结果就是她会到牲口棚那儿向父亲告我的状。接着他就不得不停下手上的活，用皮带抽我一顿。（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惩罚。）挨打后，我扑到床上哭，盘算着要离家出走。但那个阶段也过去了，十几岁时我变得很乖顺，甚至算得上讨喜，大家都知道我能把在镇上和学校里的见闻讲得让人捧腹。

我们家的房子挺大。我们也不清楚房子具体建于何时，但应该不到一百年，因为直到1858年那个叫博德明的地方才迎来它首个定居的移民——如今这地方已经消失了——那人给自己造了一只木筏，沿河而下，到下游砍伐掉树木，清理出一片土地，后来便发展成了一整个村庄。早先的村庄很快就新建了一家锯木厂、一家旅馆、三座教堂和一所学校，也就是让我望而却步的第一所学校。接下来河上又建了一座桥，人们渐渐明白，住在河对岸的高地上会方便很多，于是最初的定居点慢慢缩小，变成了我刚说过的那半座破旧不堪的古怪村落。

我们的房子应该不属于早期建起来的第一批房子，因为它的外墙是砖砌的，而那些最早的房子都是木头的，但它可能也没晚多少。它背向村子，面朝西方，对面是微微倾斜的农田。农田延伸到一道被遮挡的转弯处，河道就在那里转了一个所谓的“大弯”。河那边是一片墨绿色的常青树木，可能是雪松，但距离太远了，无法断定。在更远处的另一座山丘上，还有另外一间房子，远远看去特别小，正对着我们家的房子，我们从来没去拜访过，也无从相识，于我而言，那就像故事里小矮人的房子。可我们知道住在那里的男人叫什么，或者说他一度住在那儿，现在可能已经去世了。他叫罗利·格兰，这名字听起来像故事里的小矮人，除此之外，他在我眼下写的这篇文章里再没有别的作用了，因为这不是故事，只是生活。

母亲在生我之前曾流过两次产，因此1931年我出生的时候，他们肯定多少有点满足。但那是个前景日渐黯淡的年代。实际上，父亲投身毛皮生意的时间有点儿太迟了。要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他还可能如预想的那样成功，那时候毛皮刚刚时兴，人们手头上也有些钱。但他没赶在那个好时候入行。不过，我们还是挺了过来，挺到了战争爆发，挺过了整个战争时期，战争结束时生意肯定还红火过一阵，令人振奋，因为父亲就是在那年夏天整饬了房子，在本来的红砖外面又刷了一层棕色涂料。房子砖块和木板的装配方式有些问题：它们本来是用来御寒的，效果却不怎么样。大家都认为刷一层涂料会有点儿用，我却想不起来这层涂料起过什么作用。此外，我们还新建了一间浴室，没有派上用场的上菜架成了厨房的橱柜，带开放式楼梯的大餐厅改装成了带封闭楼梯的普通房间。不知怎的，这一变化很让我中意。因为以前父亲教训我的一幕总在餐厅上演，痛苦和羞愧让我生不如死。而眼下布置的改变甚至让人难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上中学后，学习一年比一年好，刺绣以及用正确的握笔姿势写字这些都成了过去时，历史课取代了社会研究课，还可以学习拉丁文。

然而，好景不长，重新装修后，我们的生意再次迎来低谷，而这次再也没有好转起来。父亲将所有狐狸都剥了皮，随后是水貂，但换来的钱却少得可怜。后来，他又去铸造厂上五点开始的晚班，白天时就埋头拆毁那些见证了生意兴亡的畜棚。通常他要到深夜十二点前后才能到家。

我一放学回家就给父亲做午饭。煎上两个农家肉卷，淋上厚厚的番茄酱。给他的保温瓶里灌满浓浓的红茶。再装上一块抹了果酱的麦麸松饼，或是一块底料厚实的自制煎饼派。赶上星期六，有时是我做煎饼，有时是母亲做，然而她的手艺越来越靠不住。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比起收入减少，等待着我们的事情更加出乎预料，也更加可怕。是早期帕金森病。当时母亲才不过四十来岁。

起初，情况还不是太糟。她只是偶尔恍惚地往上翻白眼，她嘴边那些因漏口水而长出的一圈软软的茸毛也是刚刚看得见。早晨，她能在别人的帮助下穿上衣服，时不时还能干点家务活儿。在一段长得惊人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精力。

或许你觉得这再糟糕不过了。生意没了，母亲也不再健康。小说里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节。但奇怪的是，我不记得那段日子里有什么不快乐的。家里并没有弥漫着特别绝望的情绪。也许是因为那时我们还未曾想过母亲的身体状况不会好转，只会恶化。至于父亲，他有的是力气，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身强体壮。他很喜欢那些铸造厂的工友，那些人大多跟他一样，生活在某个方面走了下坡路，或是增添了额外的负担。除了上半夜巡夜，他还喜欢干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得把熔化的金属水倒进模具里。铸造厂制造传统的炉具，销往世界各地。这项工作很危险，你得自己当心，父亲是这么说的。而且这工作的报酬很丰厚——这对他是件新鲜事。

我觉得他是乐得抽身，哪怕是去做这种高风险的苦差事。他乐得离开这个家，跟那些各有麻烦却努力生活的工人们在一起。

他一走，我就开始准备晚饭。我会做些自认为富有异国情调的饭菜，比如意大利面或煎蛋饼，只要它们还算便宜。洗好碗后，妹妹得把碗擦干，弟弟要被我唠叨半天才不得不把洗碗水倒到外面漆黑的田野上（我也可以自己干，可我喜欢发号施令）。我坐下来，把脚放进连炉门都没有的温暖炉子里，读我从镇图书馆借来的那些大部头小说：《独立的人们》描写的是冰岛生活，其艰苦程度远超我们，却有一种绝望的伟大；我完全看不懂《追忆似水年华》到底在讲些什么，但并不因此而放弃；《魔山》写的是肺结核，其中有一场高深的论辩，一方似乎倡导生活中振奋而积极的一面，另一方主张生活不仅是阴郁的，还给人以莫名可怕的绝望。我从不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做家庭作业，但考试临近时，我会全力以赴地学习，差不多通宵熬夜，在脑袋里塞满各种我理应掌握的东西。我有惊人的短期记忆能力，这应付考试时颇为有用。

尽管困难重重，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母亲有时候会跟我聊天，大多是回忆她的青葱岁月。彼时，我几乎不再反对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了。

有好多回，她给我讲一个故事，其中出现了一栋房子，现在属于那个名叫韦特利·斯特里茨的老兵——就是那个惊诧于我花了那么长时间完成学业的人。故事本身与他无关，讲的是早于他很久之前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一个叫内特菲尔德夫人的疯老太太。跟我们所有人一样，这位内特菲尔德夫人也会打电话订购食品杂货，然后请人送货上门。母亲说，有一天杂货商忘了把黄油放进去，也许是她自己忘订了，总之，当送货的小伙子打开卡车货箱时，她注意到这一纰漏，生起气来。可以说，她是有备而来的。她随身带着斧子，她把斧子举起来，仿佛要处罚那个小伙子——尽管，这显然不是他的错。那小伙跑到驾驶座上开车就走，急得连货箱门都没关。

这故事里有些内容令人费解，尽管当时我没去细想，母亲也没多想。那位老太太怎么能如此确定黄油没在那一堆食品杂货里呢？在她意识到疏漏之前，为什么要随身带一把斧子呢？难道她一直随身带着斧子，用以对付所有让人恼火的事吗？

据说内特菲尔德夫人年轻时是位名副其实的淑女。

还有一个关于内特菲尔德夫人的故事。于我而言，这个故事更有意思，因为它不仅跟我有关，而且就发生在我家附近。

那是秋日里明媚的一天。我的婴儿车被推到那块新草坪上，而我正在里面睡着觉。那天下午父亲不在家——可能是去老农场帮他父亲的忙了，他时不时就会去帮帮手——母亲正在水槽边洗衣服。为了庆祝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准备了一大堆针织品、蝴蝶结之类的东西，这些都需要在软水里小心翼翼地手洗。她清洗衣物并拧干时使用的水槽边上并没有窗户。要看到外面，必须穿过房间，来到朝北的窗前。从那里可以看到信箱到房子之间的车道。

母亲怎么会想到放下手上的活儿去看一眼车道的？她既没什么要等的人，父亲也没有晚归。或许她叫父亲到杂货店买点做晚饭要用的东西，而她正担心着他能否及时赶回来。彼时，她的厨艺相当精湛——事实上，是精湛过了头，她婆婆和父亲家里的其他女性都认为没那个必要。瞧瞧那花销，她们会这么说。

或许跟晚饭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而是让父亲去买衣服裁剪纸样，也或许是一块她想给自己做新裙子的布料。

事后她从未说过自己为何那么做。

父亲家的人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不仅限于烹饪。他们肯定对她的着装也颇有微词。我想到她过去常在午后穿上连衣裙，哪怕只是要在水槽边洗点儿东西。午餐后她会小睡半个钟头，起来后总是另换上一条不同的裙子。后来我看照片时，总觉得那个时期的流行时尚并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任何人。裙子没有型，波波头也不适合她丰满柔和的脸型。但这不会是父亲那些女亲戚们反感她的原因。她们住得很近，把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问题在于她的衣着打扮与她的身份不符。她看上去不像是在农场长大的，或者说不像是打算一直待在农场里的人。

她没看见父亲的车从小路上开来。相反，她看见了那位老太太，内特菲尔德夫人。她一定是从自家房子那边走过来的。多年后，我就是在那栋房子那儿见到那个取笑我的独臂男人，还在水泵旁瞧见过一次他那剪着波波头的太太。疯老太太就是从那栋房子里跑出来，为黄油的事拿着斧头追赶那个送货的小伙子，而其他关于她的事情都是很久之后我才知晓的。

母亲看见内特菲尔德夫人沿我们家门前的小路走过来，此前一定也见过她很多次。也许她们从没说过话。但也可能说过。对此，母亲或许自有主张，哪怕父亲跟她说过这没有必要。他大概说了，这很可能会招来麻烦。母亲很同情内特菲尔德夫人这类人，前提是他们得是正派人。

不过这会儿母亲想的可不是什么友好或正派。她从厨房门奔出来，一把把我从婴儿车里抱出来。她把婴儿车和毯子丢在原地，抱着我跑回了家，还试图把厨房门反锁上。前门她是用不着担心的——那扇门总是锁着的。

但厨房门却有些毛病。就我所知，这扇门就没正经配过锁。通常我们只会在晚上用一把厨房的椅子抵住门，把椅背卡在门把手下面，这样如果有人推门进来，就会弄出很大的声响。在我看来，这种保障安全的方式是毫无章法的，跟父亲在桌子抽屉里藏一支左轮手枪的做法也不相衬。作为一个需要定期射杀马匹的男人，家里自然少不了一把来复枪和几把猎枪。当然，子弹都没上膛。

母亲在把门把手楔牢后是否想到过武器？她这辈子有没有拿起过枪，或给枪上过膛？

那位老太太或许只是来邻居家串串门，这一念头是否在她脑海中闪现过？我认为没有。老太太走路的样子一定异乎寻常，表现出了某种决心，不像是沿路过来拜访的客人的样子，她沿我们门前的小路走过来时，肯定不怀好意。

也许母亲当时还做了祷告，只是她从没提起过。

她知道婴儿车里的毯子被动过，因为，她放下厨房门上的百叶窗帘时，看见一条毯子被扔到了地上。此后，她再没试图去放下哪扇百叶窗帘，而是抱着我站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死角里。

没有礼貌的敲门声。椅子也没有被推动。没有砰砰声或嘎嘎声。母亲躲在上菜架子旁边，怀着一线希望，但愿这份安静意味着老太太改变了心意，已经回家去了。

但事与愿违。她正绕着房子走，不慌不忙，每经过一楼的一扇窗户，她都要驻足观望。这会儿正是夏季，遮挡风雪的护窗显然都没关上。她可以把脸贴在每块窗玻璃上往里张望。那天天气晴朗，所有百叶窗都被高高地收起。因此那位老太太虽然个头不高，但也不用踮脚探头就能看见里面。

母亲怎么知道这些？她又没抱着我跑来跑去，或是挨个躲在家具后面。她也没一边向外窥视，一边怕得要命，更没撞见那双瞪大的眼睛，听见咧着嘴的怪笑。

她就待在上菜架子旁。她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还有地窖。那儿的窗户很小，没人能爬得进去。但地窖门没有门闩。要是那个女人最后当真闯进房子，沿地窖的台阶下来，那么被困在黑暗当中肯定更可怕。

还有楼上的房间，可要上楼的话，母亲就得穿过那个大餐厅——也就是我长大后挨打的那个房间，然而改装成封闭式楼梯后，那房间里面的恶意也消失了。

我不记得母亲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但在我听来似乎较早的几个版本只说到母亲躲在家里，内特菲尔德夫人把脸和手紧贴在窗玻璃上就结束了。但在后来的版本里，这一动作有了后续。她失去了耐心，或者说怒火中烧，于是响起了嘎嘎声和砰砰声。但她没提过叫喊声。也许是老太太没力气叫喊，也许是她耗尽体力之后，忘了所来为何。

无论如何，她放弃了；她没有再做什么。巡查过所有的门窗之后，她离开了。母亲终于提起勇气在一片静默中四下环顾，然后断定内特菲尔德夫人已经去了别的地方。

然而，直到父亲回到家，她才把椅子从门把手下面挪开。

我并不是有意暗示母亲经常提起这事儿。这通常也不是什么我听了之后觉得会感兴趣的事。我感兴趣的是她如何勉强上到了中学。就是她在艾伯塔教书的那所学校，在那儿孩子们都骑马来上学。还有她在师范学校的朋友们，以及她们幼稚的恶作剧。

尽管在她声音变得不清不楚之后，其他人经常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可我却总能弄明白。我成了她的翻译，当我不得不重复那些繁复的表达或者那些她自认为有趣的话时，我常常痛苦满怀，我看得出来那些停下脚步跟她搭讪的好心人巴不得马上离开。

她从没要求我去谈这件事，她称之为“内特菲尔德老夫人的探望”的这件事。可我知道这件事肯定有很长时间了。我记得什么时候自己曾经问过她，知不知道那位老太太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把她带走了，”她说，“哦，我想是这样的。她没被丢在那儿孤独终老。”

婚后，我搬到了温哥华，但依然能收到我成长的那座小镇出版的周报。我想是有人，也许是父亲和他现在的太太，为我订了这份报纸。通常我看也不看，但有一次，我看报时读到了内特菲尔德这个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目前并没有在镇上生活，它显然是一个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女人的婚前姓，她给报纸写了一封信。这位女士，跟我一样，还订着家乡的报纸。她写了一首诗，描述在家乡度过的童年。

我记得那片青葱的山坡

山脚是清澈的河水

一个宁静而快乐的地方

回忆如此珍贵——

这首诗有好几节，我边读边渐渐明白，她说的就是那片河滩，那片我曾以为只属于我的地方。

“随信附上的诗行写的是我记忆中那座昔日的山坡，”她写道，“贵报历史如此悠久，如蒙刊登，我将不胜感激。”

太阳照耀河面

水光嬉戏不止

对岸缤纷的花儿

开得那样放肆——

那是我们的河岸。我的河岸。另一节写的是一片枫树林，但我觉得她记错了——那些是榆树，后来得了荷兰榆树病，现在都死光了。

信中余下的内容让我厘清了前因后果。这个女人说她的父亲——姓内特菲尔德——于1883年从政府手里买了一块地，就在后来被称为“下镇”的地方。那块地在梅特兰河边。

枫树将树阴铺展在

两岸的鸢尾之间

在河岸润泽的牧场上

白色的鹅群在享用午餐

她没有提及，泉水有时会变得浑浊，周围会被马蹄弄脏。换作我也不会提。当然也不会提到粪便。

事实上，我也曾写过几首诗，跟她的风格非常相似，但眼下已经无处可寻，抑或是我从未诉诸笔端。赞美大自然的诗行总是很难收尾。我写那些诗的日子，大概正是我对母亲极度排斥的时期，那时父亲会狠狠地揍我，好教训我的刻薄。或者，按照当时比较快活的说法，父亲会揍扁我。

这个女人说她出生于1876年。婚前她一直住在父亲家里，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青春年华。那房子坐落于小镇的尽头，在开阔的田野伊始之处。从房子里可以看到夕阳。

那正是我们的房子。

母亲会不会从来不知道这一点，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房子是内特菲尔德一家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位老太太其实是在透过窗户看自己以前的家？

有这个可能。上了年纪之后，我对档案记录产生了兴趣，会不嫌麻烦地做一些枯燥的考据。我发现在内特菲尔德家卖掉房子之后、我父母搬进去之前，有好几户人家买过那座房子。你也许会纳闷那个老太太还有好多年好活，为什么要把房子给卖了。难道她丧了夫，手头拮据？谁知道呢？母亲说后来有人来把她带走了，那人又是谁？也许是她的女儿，正是这位住在俄勒冈还写诗的女人。或许她在婴儿车里寻找的正是那个长大成人、千里之外的女儿。就在母亲把我抱起来之后，诚如她所言，拼了命保我周全。

成年后，我有一段时间住得离那个女儿并不太远。要不是我当时在为自己刚刚组建的家庭和总是令人不满的写作劳烦，我本可以写信给她，或是去拜访她。但母亲才是我那时真正想要交流的对象，可她与我已是天人相隔。

母亲最后一次发病时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去参加她的葬礼。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尚且年幼，而温哥华也没有谁能帮忙照顾他们。我们负担不起路费，我丈夫又对种种仪式甚是鄙夷。但何必怪他呢？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我们会说有些事情不可原谅，或是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我们原谅了——我们一直都在原谅。

[1] 出自《罗马书》第六章。

梁柱结构
Post and Beam

莱昂内尔跟他们讲了他母亲去世的经过。

她要来自己的化妆品。莱昂内尔端着镜子。

“这大约要花一个小时。”她说。

粉底霜、散粉、眉笔、睫毛膏、唇线笔、唇膏、腮红。她动作很慢，颤颤巍巍的，但化得还不错。

“那也花不了你一个小时啊。”莱昂内尔说。

她说，不，她指的不是这个。

她指的，是死亡的过程。

他问她要不要去把他父亲叫来。他父亲，她的丈夫，她的牧师。

她说，何必呢。

按照她自己的预测，她只剩下五分钟可活了。

他们当时坐在房子后面——是洛娜和布伦丹的房子——在一个小露台上，可以眺望布拉德内湾，还能看见波因特格瑞的点点灯火。布伦丹站起来把洒水器挪到了另一片草地上。

洛娜就在几个月前才见过莱昂内尔的母亲。是一位娇小漂亮的白发女人，英气逼人，从落基山脉的一个小镇来到温哥华，就为了看看那部正在巡演的法国喜剧。莱昂内尔邀请洛娜和他们同去。演出结束后，莱昂内尔正帮他母亲展开蓝色天鹅绒斗篷，这时她对洛娜说：“见到我儿子的belle-amie [1] ，我很开心。”

“我们还是别拽法语了，太矫情了。”莱昂内尔说。

洛娜甚至都没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Belle-amie。漂亮的朋友？情妇？

莱昂内尔越过他母亲的头顶，对洛娜皱了皱眉。好像在说，不管她接下来会说什么，都别怪我。

莱昂内尔大学时曾是布伦丹的学生。十六岁，一个尚未开化的天才，是布伦丹见过的最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回过头来看，洛娜不知道布伦丹是否有些夸大其辞，不仅因为他对天赋异禀的学生有种不同寻常的慷慨，还因为后来的事情。布伦丹虽然背弃了那一整套爱尔兰的东西——他的家庭、他的信仰以及那些抒情歌谣——可他听不得悲伤的故事。而且不用说，在轰轰烈烈的起点过后，莱昂内尔经历了某种崩溃，不得不去住院，就此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布伦丹在超市遇见他，才发现他就住在北温哥华，离他们家不到两公里。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数学，在圣公会的出版处工作。

“过来看我们吧。”布伦丹说。在他看来，莱昂内尔气色有些不好，还有点孤单。“来见见我妻子。”

他很开心现在成了家，也爱劝别人成家。

“所以我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莱昂内尔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洛娜时说，“我想着你可能会很糟糕。”

“噢，”洛娜说，“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做妻子的嘛。”

他常常晚上过来看他们，一般在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之后。家庭生活的轻微打扰——比如透过开着的窗户传来的孩子哭声、布伦丹偶尔因为散落在草地上的玩具没有放回沙盒里而不得不责备洛娜的声音、厨房里传出的喊声，问她有没有买做杜松子酒和奎宁要用的青柠——所有这些好像都会让莱昂内尔有些战栗，在他瘦高的身体和急切而疑虑重重的脸上引起一阵紧张。每当这时，就需要一个停顿，回到有意义的人类交流水平上。有一次，他非常轻柔地用《哦，圣诞树》 [2] 的旋律哼唱着：“哦，婚姻生活，哦，婚姻生活。”他浅浅一笑，或者是洛娜以为他在黑暗中微笑了。她觉得那个微笑看起来像她四岁女儿伊丽莎白的笑容，孩子在公众场合悄声向母亲咕哝一些稍有出格的话时，就会露出这样的笑容。一种秘密的浅笑，心满意足，又有点警觉。

莱昂内尔骑着高大的老式自行车上山——这年头除了小孩子几乎没人骑自行车了。他也不会把上班穿的衣服换掉。深色裤子，一件袖口和领口周围看起来总是肮脏破旧的白衬衣，一条不伦不类的领带。他们去看法国喜剧时，他曾在外边加了件斜纹软呢夹克，肩膀太宽，袖子又太短。可能他没有别的衣服了吧。

“我日夜劳作，但收入微薄，”他说，“并且还不是在上帝的葡萄园 [3] 里干活。只不过是在主教的教区。”

他还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活在一部狄更斯小说里。不过有意思的是，我甚至都不喜欢狄更斯。”

他讲话的时候，通常把头歪向一边，眼睛盯着洛娜头顶上方。他说话又轻又快，有时因为紧张兴奋而有点刺耳。他谈起任何事，语气都略带惊讶。他谈到自己工作的办公室，就在大教堂后面的那幢建筑里，谈起又小又高的哥特式窗户和漆木制品（营造出一种宗教感），衣帽架和伞架（这些东西不知为何让他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忧伤），打字员雅尼纳，《宗教新闻》编辑彭福德夫人。还有偶尔现身、神出鬼没又心不在焉的主教。有一场关于茶包的争论悬而未决，雅尼纳喜欢茶包，彭福德夫人不喜欢。每个人都嚼着自己的秘密小零食，从不与人分享。雅尼纳的零食是太妃糖，而莱昂内尔自己喜欢糖衣杏仁。至于彭福德夫人的秘密零食是什么，他和雅尼纳至今还没发现，因为彭福德夫人没有把包装纸扔到废纸篓里。但是她的嘴巴却总在偷偷摸摸地忙活着。

说到秘密零食，他提起了自己曾经在里边治疗过一段时间的那家医院，也提到它跟办公室的类似之处。基本做什么都是偷偷摸摸的。但不同的是，在医院里他们会时不时过来把你绑起来，带你离开，并且如他所说，把你插进照明插座里。

“那挺有意思。实际上非常痛苦。但是我无法描述。这一点很奇怪。我可以回忆起来但却无法描述那种感觉。”

他说，由于医院里的这些事情，他的记忆丧失了不少。忘了许多细节。他喜欢听洛娜讲述她的故事。

她跟他讲了自己嫁给布伦丹之前的生活。关于她成长的那个小镇里并排修建的两座完全相同的房子。房子前面是一条叫染溪的深沟，因为里边流淌的水过去常常被纺织厂的染料染上颜色。房后有一片野草场，是姑娘们不该涉足的地方。一座房子里住着她和她父亲——另一座房子里住着她祖母、她姑姑比阿特丽斯和她表姐波利。

波利没有父亲。他们是这样说的，洛娜也曾信以为真。波利没有父亲，就像曼克斯猫没有尾巴一样。

在祖母的前屋里挂着一幅圣地地图，是用颜色深浅不一的羊毛织成的，上边标着圣经里的地点。她在遗嘱里把这幅地图留给了联合教会主日学校。比阿特丽斯姑姑在她的丑闻平息过后，就再没有参与过跟男人相关的社交生活，并且她的生活准则是如此讲究、如此苛刻，以至于很容易让人认为她怀上波利肯定是圣灵感孕。洛娜只从比阿特丽斯姑姑那里学到了，每次熨衣服一定要压边熨衣裳缝，而不是完全打开去熨，这样就不会留下熨斗印，以及薄而透的女式衬衫不能单穿，要穿上内衬，遮住胸罩。

“噢，是的。是的。”莱昂内尔说。他把腿伸出来，好像赞赏之情一直传到了他的脚趾头上。“现在说说波利。波利在这个蒙昧的家庭里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呢？”

波利很好，洛娜说。精力充沛，善于社交，善良，自信。

“噢，”莱昂内尔说，“再给我讲讲厨房。”

“哪个厨房？”

“没有金丝雀的那个。”

“那就是我家的。”她描述了她怎样用包面包的蜡纸把炉灶擦得亮堂堂的，炉灶后面熏黑的架子上放着煎锅，她讲了水槽以及上方的小镜子，镜子少了一角，下边是个小小的锡槽——她父亲做的——里边总是有一把梳子、一个旧茶杯把和一小罐干掉的胭脂，肯定是她母亲以前的东西。

她把自己仅存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告诉了他。一个冬日，她和母亲去了闹市区。大街两侧的人行道旁积起了雪。她刚学会怎么看时间，抬头看了看邮局的钟，看到她和母亲每天在收音机上听肥皂剧的时间到了。她感到很挂心，不是因为错过了听故事，而是因为她不知道要是收音机没打开、她和她母亲没有听的话，故事里的人会怎么样。她不仅仅是挂心，而是恐惧，想到由于一些不经意的缺席或巧合，事情可能会中断，不再发生。

而即使在那个记忆里，她对母亲的印象也仅仅是厚外套包裹下的腰肢和肩膀。

莱昂内尔说他对父亲的了解也比这多不了多少，尽管他父亲还活着。仅限于一袭华丽的法袍？莱昂内尔和他母亲过去常常打赌，赌他父亲能多久不跟他们说话。他曾经问过他母亲是什么惹得父亲这么生气，母亲回答说她确实不知道。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她说。

莱昂内尔说：“他怎么不另找一份工作呢？”

“也许是他想不出自己会喜欢什么工作。”

然后，莱昂内尔想起母亲带他去博物馆时，他被木乃伊吓到了，她告诉他木乃伊其实没死，等到所有人都回家了，他们就会从柜子里出来。于是他说：“他怎么不去当木乃伊呢？”母亲把木乃伊听成了妈咪 [4] ，之后就老是拿这件事当笑话讲，他感觉实在太沮丧了，都不想去纠正她。小小的年纪，面对巨大的交流问题，太沮丧了。

那是他尚存的记忆之一。

布伦丹笑了——他听了这个故事，比洛娜和莱昂内尔笑得都厉害。布伦丹会陪他们坐一会儿，说：“你俩在叽里呱啦聊些什么呢？”说完便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好像他已经暂时尽到了义务，称自己还有点活要干，就进屋去了。他好像对他们的友谊很满意，不仅早已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这种友谊，并且促成了它——但他们的谈话却令他坐立不安。

“让他来这儿过过正常人的生活挺好的，比他一个人坐在自己房间里好，”他对洛娜说，“当然他垂涎着你呢。可怜的家伙。”

他爱说男人们垂涎洛娜。尤其是在他们去参加部门聚会，而她又是其中最年轻的妻子时。要是让人听到他那么说，她会很尴尬的，怕人家觉得那是有意为之的愚蠢夸耀。但有时，特别是在她喝得微醺时，这说法会让她跟布伦丹一样兴奋，让她认为自己可能确实有这样迷倒众生的魅力。但是她很清楚，在莱昂内尔这儿，事情并非如此，并且她非常希望布伦丹永远不要在他面前暗示这样一件事。洛娜记得他越过他母亲的头顶看她的样子。眼神当中透露着一种否定，一种委婉的警告。

她没有跟布伦丹提起那些诗。大约一周一次，会有一首诗妥妥地封在信封里寄过来。这些信不是匿名的——上边有莱昂内尔的签名。他的签名字迹潦草，很难辨认，但是接下来就会发现他的每一首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这样写的。好在字数从来不多——有时总共只有十几二十个字——并且这些字会在纸上排成奇怪的路径，像鸟儿乱蹦的痕迹。乍一看，洛娜压根儿一个字都认不出来。她发现最好不要用力过猛，只需把纸页放在面前，长久而镇定地盯着，像被催眠了那样。之后，字通常会冒出来。不是所有的字——每首诗总有两三个字她无论如何都认不出来——但那并不要紧。诗里除了破折号就没别的标点符号了。里边的词大都是名词。洛娜对诗歌并不陌生，也不是那种但凡遇到要费脑子的东西就轻易放弃的人。但她对莱昂内尔这些诗的感觉，跟她对诸如佛教之类的事物感觉差不多——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她将来可能会去理解、去研究，但现在还做不到。

收到第一首诗后，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因此感到非常痛苦。得说点表示欣赏又不至于显得太傻的话。她只是说了“谢谢你这首诗”——在布伦丹肯定听不见的时候。她克制着自己没有说：“我喜欢它。”莱昂内尔匆匆点了下头，发了个声，示意他们结束这个话题。诗继续寄来，但再也没人提起过。她开始觉得她可以把这些诗当作礼物，而不是信件了。但这不是爱的礼物——比如说，像布伦丹可能会猜想的那样。里边完全没有莱昂内尔对她的感情，没有任何私人的东西。这些诗让她想到了你有时可能会在春天的人行道上捕捉到的某些模糊的印象——印迹，年前残留的湿叶粘在那儿留下的印迹。

还有另外一件更紧急的事情，她没有跟布伦丹说起。也没对莱昂内尔说。她没有说波利马上要来拜访了。波利，她的表姐，正从家里往这儿赶呢。

波利比洛娜大五岁，自从高中毕业就在当地的银行工作。她之前曾有一次差不多快攒够来这里旅行的钱了，但最后还是决定用来买排水泵。不过，现在，她正坐大巴横穿整个国家。对她来说，这好像是最自然、最该做的事——来拜访她的表妹、她表妹的丈夫，以及她表妹的家人。对布伦丹来说，这几乎肯定是一种侵犯，除非受了邀请，否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他不讨厌来访者——看看莱昂内尔——但是他想自己选择。洛娜每天都在想该怎样跟他说。每天都在试图规避此事。

然而这件事她也不能跟莱昂内尔谈论。你不能跟他谈任何看起来真正成问题的事。谈论问题意味着寻求解决、希望解决。并且那不是件有趣的事，它不能体现人对生活饶有兴致的态度，而更多意味着一种浅薄乏味的期望。庸常的焦虑、单调的情感，都不是他乐意听到的。他更喜欢看到那些扑朔迷离并且难以承受的事情，看到它们就这么始料未及地，甚至是愉快地被人承受了。

她跟他讲过一件事，这么做可能有点冒失。她告诉他自己在结婚那天，乃至整个婚礼过程中哭得有多厉害。但这件事她已经能当笑话讲了，因为她已经可以描述自己怎样试图把被布伦丹紧握着的手抽出来，想去拿手帕，但他就是不放手，于是她只能一直抽着鼻子。而实际上，她不是因为不想结婚或者不爱布伦丹而哭。她哭是因为过去家里的一切在她眼中好像都突然变得如此珍贵——尽管她总是计划着远走高飞——而那里的人对她来说也好像永远都比任何人更亲近，尽管她从来没向他们敞开过心扉。她哭是因为就在前一天，她和波利还在打扫厨房架子以及刷洗油毡时大笑，而她装作自己是在演一出悲伤的戏剧，说着，再见，老油毡，再见，茶壶的裂纹，再见，我过去经常粘口香糖的桌底，再见。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算了吧，波利说。她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她是骄傲的，洛娜自己也是骄傲的，十八岁了，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的男朋友，而如今她要嫁给一个英俊的三十岁男人，一位教授。

然而，她哭了，并且在刚结婚那些日子接到家里来信时又哭了。布伦丹发现了，说：“你很爱你的家人，对吧？”

她觉得他语气里满是同情，就说：“是的。”

他就叹气。“我觉得你爱他们比爱我多。”

她说不是这样的，只是她有时会为家人感到难过。他们日子过得苦，她祖母年复一年地教四年级，尽管她的视力已经很差了，几乎没法在黑板上写字；比阿特丽斯姑姑神经兮兮地抱怨，永远找不到一份工作；而她父亲——洛娜的父亲——在一家甚至不属于自己的五金店工作。

“过得苦？”布伦丹说，“难道他们生活在集中营里，嗯？”

然后他说人生在世需要进取精神。于是，洛娜躺在婚床上，陷入了一场如今她羞于记起的愤怒的哭泣中。过了一会儿，布伦丹过来安慰了她，但依然认为她哭是一种手段，女人在没有别的办法赢得争论时总会这样做。

关于波利的长相，有的细节洛娜已经记不清了。像是她长得有多高，有多长的脖颈和多细的腰肢，还有一个一马平川的胸。她翘起的小下巴，撅着的嘴。她皮肤苍白，浅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像羽毛一样漂亮。她看起来既脆弱又坚强，像一朵长梗上的雏菊。她穿着一件有刺绣的荷叶边牛仔裙。

布伦丹知道她要来已经有四十八小时了。她从卡尔加里打来一个受话人付费的电话，而他接了电话。之后他问了三个问题。声音冷漠，但平静。

她要待多久？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她为什么打受话人付费电话？

“我不知道。”洛娜说。

如今，洛娜一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一边竖起耳朵想听他们彼此会说些什么。布伦丹刚回到家。她没听到他打招呼，但波利的声音很大，充满了危机重重的欢欣。

“所以我确实毫无准备就动身了，布伦丹，你听我说完。我和洛娜从公交站沿着街一路走过来，我说着，噢，天哪，你住的这个社区真高级，洛娜——然后我说，不过你看那儿，是不是建错地方了？我说，那看起来像个谷仓。”

她的开场白不能再差了。布伦丹对他们的房子非常自豪。那是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房子，是按那种所谓梁柱结构的西海岸风格建成的。梁柱结构式样的房子不染漆；理念是要与原始森林融为一体。所以外观简洁而实用，房顶平平的，从墙上伸出来。内部，梁是暴露在外的，所有的木材都无遮掩。屋里的壁炉装在一个直达房顶的石头烟囱里，窗户狭长，并且没有装窗帘。建筑者曾告诉他们，这种建筑从来都是一流的，布伦丹不管向谁第一次介绍这座房子，都会重复这句话，以及 “现代感”那个词。

他懒得跟波利说这个，也没有把那本杂志拿出来，杂志上登了篇文章专门介绍这种风格，带照片——尽管并不是这所房子的照片。

波利从家乡带来了一种习惯，每句话开头都要先叫交谈对象的名字。“洛娜——”她会说，或者“布伦丹”。洛娜已经忘了这种说话方式。现在这种方式对她来说好像显得特别专横粗鲁。波利在餐桌上说的话大部分都以“洛娜——”开头，并且都是关于只有她和波利认识的人。洛娜知道波利不是故意要不讲礼貌，而是在以一种强硬却勇敢的方式努力显得轻松。并且她最初试图让布伦丹也能参与。她和洛娜都这样做了，她们开始解释每个她们谈论到的人——但并不奏效。只在提醒洛娜注意餐桌上需要什么东西，或指出丹尼尔把他的食物碎屑撒到了高脚椅子周围的地板上时，布伦丹才会说话。

在和洛娜一起清理桌子，以及接下来洗碗的时间里，波利一直在说话。洛娜一般都是在洗碗前先给孩子们洗澡，安顿他们上床，但是今晚她太慌乱了——她觉察到波利都快流泪了——所以没法按照正常的顺序做事。她让丹尼尔在地板上爬着，而对社交场合和新人感兴趣的伊丽莎白则在周围晃着听她们说话。这一直持续到丹尼尔把高脚椅子撞倒——幸亏没砸到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害怕地嚎哭起来，布伦丹从客厅出来了。

“睡觉时间好像推迟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儿子从洛娜怀里接过来，“伊丽莎白，去准备洗澡。”

波利的话题从小镇里的人转到了家里的情况上。不好。五金店的老板——洛娜的父亲每每提起这个人，都是更多地把他当成朋友而不是雇主——把店给卖了，此前对自己的打算只字未提，直到交易完成。新店主扩大经营，同时开始面临加拿大轮胎的竞争，老板没有一天不向洛娜的父亲挑起争端。洛娜的父亲从店里下班回来后总是特别沮丧，以至于只愿躺在沙发上。对报纸或者新闻都不感兴趣。他喝小苏打水却不乐意说胃痛的事。

洛娜提到一封她父亲的来信，信里对这些麻烦轻描淡写。

“哦，他肯定会这样，是吧？”波利说，“对你。”

两座房子的维修费，波利说，一直是个噩梦。他们应该都搬到一座房子里，把另一座卖掉，但是现在她们的祖母已经退休了，她不停地找波利母亲的茬儿，而洛娜的父亲一想到要跟她们俩一起生活就觉得无法忍受。波利常常想出走，再也不回去了，但没有她的话，他们怎么过呢？

“你应该过自己的生活。”洛娜说。她觉得这很奇怪，她居然在给波利提建议。

“噢，当然，当然，”波利说，“我应该在情况还好的时候就出走，我想我真该那么做。但哪有这种时候呢？我都不记得情况什么时候特别好过。比如说，我当时觉得必须坚持到你上完中学。”

洛娜用一种遗憾的、恳切的声音说着话，但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没对波利的话予以应有的重视。她对此的反应，就好像这些只涉及一些她认识并且喜欢，但并不用负责的人。她想到父亲晚上躺在沙发上，因为不愿承认的疼痛而服药，隔壁的比阿特丽斯姑姑担心着人家会怎么说她，害怕他们在背后嘲笑她、在墙上写关于她的流言。因为去教堂时露出了肩带而哭泣。想到家让洛娜感到痛苦，但她忍不住会觉得波利是在敲打她，有点想让她屈服，把她卷入某种个人的不幸中。而她决定绝不让步。

瞧你现在。瞧瞧你过的生活。你的不锈钢洗涤槽。你家建筑风格一流的房子。

“如果我现在就这样走了，我想我肯定会觉得太内疚了，”波利说，“我受不了。我会觉得把他们都丢下太内疚了。”

当然有些人从来感觉不到内疚。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感觉。

“你听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布伦丹说，这时他们并排躺在黑暗中。

“这让她不安。”洛娜说。

“别忘了。我们不是百万富翁。”

洛娜吓了一跳。“她不是要钱。”

“是吗？”

“她跟我说这些不是为了钱。”

“别那么肯定。”

她直直地躺着，没有回答。然后她想到了一件可能会让他开心点的事。

“她只在这里待两周。”

轮到他不回答了。

“你不觉得她漂亮吗？”

“不觉得。”

她本想说波利为她做了嫁衣。她曾经打算穿着海军服结婚，而在婚礼前几天，波利说：“这哪行啊。”于是她把自己的高中晚礼服拿出来（波利一直比洛娜更受欢迎，她经常参加舞会），买了白色蕾丝的布料，缝上了白色蕾丝的袖子。因为，她说，新娘礼服没有袖子可不行。

但是他又怎么会关心这些呢？

莱昂内尔出去了一些日子。他父亲退休了，莱昂内尔正帮他从落基山脉的小镇搬到温哥华岛上。在波利到来的第二天，洛娜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不是一首诗——是一封真正的信，尽管非常短。

我梦到我骑自行车载着你。我们骑得飞快。你好像不害怕，虽然按理说你应该害怕。我们绝对没必要对此做过多阐释。

布伦丹早早出门了。他在暑假班上课，他说他会在餐厅吃早饭。他一出门波利就从自己的房间出来了。她没穿那条荷叶边的裙子，而是穿着休闲裤，并且一直在微笑，好像想着一个笑话。她一直微微低着头避开洛娜的眼睛。

“我还是出发去温哥华看看吧，”她说，“因为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来这里了。”

洛娜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些东西，告诉她怎么去，然后说很抱歉不能跟她一起去，不过反正带着孩子去肯定很麻烦，更会扫她的兴。

“噢。噢，不。我没想着要你去。我来这里不是要你整天照顾的。”

伊丽莎白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她说：“为什么我们是麻烦呢？”

洛娜让丹尼尔早早睡了一小觉，等他醒了就把他放进婴儿车里，并且告诉伊丽莎白他们要去游乐场。她所选的游乐场不是旁边公园里那个——而是在山下边，莱昂内尔住的那条街附近。洛娜知道他的地址，虽然她从来没见到过那座房子。但她知道那是一栋独立住房，而不是一座公寓楼。他自己住一个房间，在楼上。

她没用多长时间就到了那儿——尽管回程她必定得多花些时间，因为要推着婴儿车上山。不过她已经走到了北温哥华的老城区，那里的房子普遍没那么宽敞，占地狭小。莱昂内尔住的房子上贴着他的名字，在一个门铃旁，另外一个门铃旁贴着B. 哈奇森。她知道哈奇森夫人是这里的女房东。她按下了那个门铃。

“我知道莱昂内尔不在家，非常抱歉打扰你，”她说，“但是我借了一本书给他，是一本图书馆的书，现在过期了，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到他房间里看看，能不能找到。”

房东说：“噢。”她是一个头上缠着印花大围巾的老妇人，脸上有大块大块的暗斑。

“我和我丈夫是莱昂内尔的朋友。我丈夫是他大学时的教授。”

“教授”这个词总是管用的。洛娜拿到了钥匙。她把婴儿车停到房子阴凉处，并让伊丽莎白待在那儿看着丹尼尔。

“这儿不是游乐场。”伊丽莎白说。

“我去一趟楼上就回来。就等一下下，行吗？”

莱昂内尔房间的尽头有个壁凹，里边装着一个两灶的燃气炉和一个壁橱。没有冰箱，没有洗涤槽，厕所那个除外。窗户上的软百叶窗半放下了来，有一块满是棕色颜料的不辨花色的油毡。空气中略微有点燃气炉的味道，混合着潮湿的厚衣服味儿、汗味儿，以及某种松香的抗鼻塞药味儿，她把这些——不假思索且毫无抵触地——当作莱昂内尔的味道。

除此之外，这里几乎找不出任何别的线索了。她来这儿当然不是要找什么图书馆的书，而是想在他居住的空间里面待一会儿，呼吸他的气息，从他的窗户里往外眺望。这所房子坐落于格劳斯山满是树林的斜坡上，视野内是其他房子，可能也像它本身一样，被隔成了一个个小公寓间。这个房间家徒四壁、籍籍无名，全然不可亲近。床、书桌、餐桌、椅子。只是必需的家具，为的就是打广告时能说房间设施齐全。连那个黄褐色的雪尼尔花线床罩都肯定在他搬进来时就有了。没有画——甚至没有挂历——而最奇怪的是，没有书。

东西肯定是藏在哪儿了。在书桌抽屉里吗？她不能看。不只是因为没时间——她可以听见伊丽莎白正从院子里喊她——而且因为这个毫无个性的房间反而突出了莱昂内尔的气场。不只传达出他的简朴和隐秘，还有一种警觉——就有点像是他设了个陷阱，正等着看她会做些什么。

她真正想做的不再是调查什么，而是坐在地板上，坐到那块油毡中央。坐几个小时，与其说是要看这个房间，不如说要沉浸其中。待在这个没人认识她、没人会向她要任何东西的房间里。在这里待很久，很久，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轻，轻得像一枚针。

周六早上，洛娜、布伦丹和孩子们要开车去彭蒂克顿。一个毕业生邀请他们去参加婚礼。他们周六晚上将住在那里，周日一天和周日晚上也不回，直到周一早上才回家。

“你告诉她了吗？”布伦丹说。

“没关系。她没想着要参加。”

“但是你告诉她了吗？ ”

周四在安布尔赛德海滩度过。洛娜、波利和孩子们坐大巴去的，中途倒了两次车，毛巾、沙滩玩具、尿布、午餐盒以及伊丽莎白的充气海豚把她们累得不轻。她们发现自己体力不支，又看到自己这一行人在其他乘客中激起的愤怒和沮丧，因而产生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反应——一种近乎亢奋的情绪。离开那所把洛娜框在妻子角色中的房子，对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们在乱哄哄的人群中胜利到达海滩，并且搭起了帐篷，轮流出去到水里玩，照看孩子，取用饮料、棒冰和炸薯条。

洛娜晒黑了一点点，波利一点也没有。她把一条腿伸到洛娜旁边，说：“瞧瞧这个。生面团。”

那两座房子里有那么多活要干，再加上她在银行的工作，她说，几乎没有一刻钟可以自由地坐着晒太阳。不过她现在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在进行含沙射影的道德评判和抱怨。某种围绕着她的忧郁气氛——好像破旧的抹布一样——正在消散。她在温哥华自己找到了路，这是她第一次在城里做到这一点。她在公交车站和陌生人说话，问有哪些景点应该看，并接受了某个人的建议，坐缆车去了格劳斯山顶。

她们躺在沙滩上时，洛娜给出了一个解释。

“现在对布伦丹来说是一年中比较糟糕的时段。在暑假班上课确实让人伤脑筋，你得那么快地做那么多工作。”

波利说：“是吗？那么说，不是只针对我？”

“别傻了。当然不是针对你。”

“哦，这让我松了口气。我以为他对我有点恨之入骨。”

她随后说起了家里有个男人想要约她出去。

“他太认真了。他要找个妻子。我猜布伦丹当时也是，不过我猜你是爱上他了。”

“以前是，现在也是。”洛娜说。

“哦，我觉得我没有爱上，”波利把脸埋在臂弯上说，“不过我猜要是你觉得某人还算顺眼，然后跟他出去，并且下定决心只看好的方面，说不定也是可行的。”

“那么哪些是好的方面呢？”洛娜坐了起来，这样她能够看着伊丽莎白骑海豚。

“给我一点时间想想，”波利说着咯咯笑了起来，“不。有很多。只是我有点刻薄了。”

她们把玩具和毛巾收起来时，她说：“我确实不介意明天把这些事再干一遍。”

“我也不介意，”洛娜说，“但我得准备去奥卡诺根了。我们受邀参加婚礼。”她让这听起来像是件无聊差事——一件太讨厌、太过无聊的事，以至于她在此前都懒得提起。

波利说：“噢。嗯，那我可以自己过来。”

“当然。你应该过来。”

“奥卡诺根在哪儿？”

第二天晚上，把孩子们哄睡之后，洛娜去了波利住的房间。她要从衣柜里取行李箱，想着房间里应该没人——她想波利应该还在浴室，在温水和苏打水里泡白天晒伤的皮肤。

但波利在床上，用床单像裹尸一样裹着自己。

“你洗完澡了呀，”洛娜说，好像她觉得所有这些都很正常，“你的晒伤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我挺好的。”波利吸着鼻子说。洛娜马上便知道她哭过了，可能还在哭着。洛娜站在床脚旁，无法离开这个房间。一股失望遍袭全身，像反胃一样，一阵恶心。波利并没有要刻意隐藏，她翻过身，看着窗外，整张脸都皱巴巴的，那么无助，日晒和哭泣让她满脸通红。热泪不断从她的眼里涌出。她成了一座悲伤的土丘，一个实实在在的指控。

“怎么了？”洛娜说。她故作惊讶，故作同情。

“你不想要我。”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洛娜，眼眶里满溢的不只是眼泪、痛苦和对背叛的控诉，还有她荒唐的要求，要求被抱住、摇一摇、安慰一下。

洛娜简直想打她一顿。是谁给了你这种权利，她想说。你想从我这儿榨取什么？谁给了你这种权利？

家庭。是家庭给了波利这种权利。她攒好了钱，计划着逃离，想着洛娜应该接纳她。真的吗——她幻想着待在这儿永远不回去吗？分享洛娜的好运、洛娜的新世界？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洛娜有些刻薄地说，这让她自己都很吃惊。“你觉得我有什么能力吗？他每次给我的钱都不超过二十美元。”

她把行李箱从房间里拖了出去。

她说的话那么言不由衷，那么恶心——那样编造自己的痛苦，来与波利的痛苦相比。每次二十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有一张信用卡，他对她有求必应。

她无法入睡，在心里痛斥着波利。

奥卡诺根的高温使得这里的夏季比沿海地区的更真实。山丘上长着苍白的草，旱地松投下疏疏落落的树阴，这样的情境看起来跟一个充满节日气氛的婚礼自然契合，婚礼上不限量供应着香槟，人们跳着舞，调着情，四周充满了当即缔结的友谊和给出的祝福。洛娜很快就醉了，诧异于用酒精来摆脱精神束缚是多么容易。绝望的雾气消散了。她回到床上时依然醉着，还颇具风情，对布伦丹倒是个福利。甚至连她第二天的宿醉好像都是柔和的，更多是一种净化而非惩罚。她感到虚弱，但是一点也没有对自己不满意，躺在湖岸边看着布伦丹帮助伊丽莎白建沙滩城堡。

“你知道我跟你爸爸是在一场婚礼上认识的吗？”她问。

“不过跟这场并不很像。”布伦丹说。他是说之前他一个朋友的婚礼，非常无聊，那人娶了个姓麦奎格的女孩（麦奎格是洛娜家乡的一个上流家庭）。招待会是在联合教会大厅办的——洛娜是被雇来分发三明治的姑娘之一——祝酒仪式很仓促，地点在停车场。洛娜过去不常闻到男人身上的威士忌味儿，还以为布伦丹肯定是把某种不常见的美发剂上多了。然而，她爱慕他宽阔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他的大笑，还有威严的金棕色眼睛。当得知他是一名数学教师时，她也爱上了他的智慧。一个男人可能拥有的任何她自己一窍不通的知识，都让她感到兴奋。关于汽车维修的知识也会同样奏效。

他同样被她吸引，对她来说这好像带有奇迹的性质。她后来得知他需要一位妻子；他年纪到了，是时候了。他想找个年轻女孩。不是同事，也不是学生，甚至不是那种父母能够送她读大学的女孩。要未经雕琢的。聪明，但是未经雕琢的。一朵野花，刚开始热恋的那段日子里他曾这样称她，甚至现在偶尔也会这样说。

回程路上，基里米奥斯和普林斯顿之间那片炎热的金色原野被他们甩在了身后。但太阳依然闪耀着，洛娜心里只隐隐有些不安，像她视线中的一根头发，可以轻拂到一边，或等它自行飘出视线。

但它的确不停地卷土重来。变得越来越凶险越来越顽固，直到最后突然涌现到她面前，她明白了那到底是什么。

她害怕——她有一半确信了——在他们离家去奥卡诺根期间，波利已经在北温哥华那所房子的厨房里自杀了。

在厨房里。那是洛娜心里一个固定画面。她清楚地看到了波利会怎么做。她会在后门内侧吊死自己。等他们回去，等他们从车库走到房子那里，他们就会发现门锁着呢。他们会打开门锁，并且试图把门推开，但推不开，因为后边有波利的身体挡着。他们会赶紧绕到前门，从那条路进到厨房里，看到波利死去的场面。她会穿着荷叶边牛仔裙和白色束带衬衫——就是她初来时为了试探他们的接受能力而穿的那身大胆的装束。她苍白的大长腿耷拉下来，脑袋悲惨地歪在纤弱的脖颈上。她的身体前面是厨房的椅子，她先是爬到上面去，然后迈了下来或是跳了下来，看着不幸是如何自我终结的。

独自待在不欢迎她的人家里，那里的墙壁、窗户以及她用来喝咖啡的杯子看起来肯定都在鄙视她。

洛娜记起了有一次在她们祖母家，她被单独留给波利，让波利照顾一天。可能她父亲去了商店。但是她仿佛记得他也走了，三个大人都出城去了。那种情况一定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远门买过东西，更别说出门去散心了。一场葬礼——几乎能肯定是一场葬礼。那天是个周六，不用上学。洛娜本来也太小，还不能上学。她的头发太短，还扎不起来马尾。一绺一绺地在脑袋四周飞散，像波利现在的头发这样。

那个阶段，波利迷上了按照她祖母的食谱做糖或随便哪种油腻的小点心。巧克力大枣蛋糕、马卡龙、蛋白奶糖。那天，她正把一些东西往一块掺和，突然发现她需要的一种原料壁橱里没有。她只好骑自行车去居民区，到商店里买。天气很冷，刮着风，地上没有植被——季节肯定是深秋或者早春。离开之前，波利把柴炉的风门推了进去。可她又想起自己听到过的一些故事，故事里母亲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冲出去速速办了点事，就一会儿的工夫，房子着火就把孩子们给烧死了。所以她叫洛娜穿上衣服，把她带到外边，转到厨房和房子主体之间的墙角处，那里风比较小。隔壁的房子肯定是锁着门呢，不然她可以把洛娜送到那儿去。波利告诉她待着别动，然后骑车去了商店。待在那儿，别动，别担心，她说。然后，她亲了洛娜的耳朵。洛娜对她言听计从。大约有十分钟，也可能是十五分钟，她始终蹲在白色丁香花丛后边，研究着房子地基上那些颜色或深或浅的石头的形状。直到波利满眼泪水地回来，把自行车扔到了院子里，喊着她的名字。洛娜，洛娜，波利把那包红糖或是核桃扔开，把她的头亲了个遍。因为她突然想到躲在墙角的洛娜可能会被潜伏的绑匪发现——就是因为那些坏人，女孩们才千万不能到房子后边的地里去。她回来时一路上都在祈祷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确实没发生。她赶紧把洛娜弄进屋里，给她暖暖裸露的膝盖和双手。

噢，可怜的小手手，她说。噢，你害不害怕？洛娜喜欢这种小题大做，低下头任她抚摸着，好像自己是一匹小马驹。

松树林消失了，代之以更茂密的常绿树林，棕色小山包也变成了隆起的青绿色山脉。丹尼尔开始哭，洛娜把他的果汁瓶拿了出来。之后她叫布伦丹停车，这样她可以把孩子放到前排座位上换尿布。她做这些时，布伦丹往远处走了一段，抽了一支烟。“换尿布仪式”总是有点冒犯到他。

洛娜趁机把伊丽莎白的故事书也掏了出来，等到他们又坐好，她开始读书给孩子们听。那是一本休斯博士的书。伊丽莎白知道所有的韵脚，甚至连丹尼尔都有点明白在哪里该用他自己生造的词唱和。

波利不再是那个用自己的双手揉搓洛娜小手的人了，她不再知道所有洛娜不知道的事，也不能在这世上肩负起照顾洛娜的责任。一切都逆转了，并且好像在洛娜结婚之后这些年，波利一直都待在原地。洛娜超过她了。现在洛娜有后座上的孩子们要照顾和疼爱，一个像波利这么大年纪的人再过来索取她的那一份关爱是不合时宜的。

洛娜想这些都没用。她刚厘清这个理论，就几乎体会到了他们试图开门时有身体撞到门上的感觉。死亡之重，发灰的尸体。一无所有的波利的尸体。她在这个家庭里没有找到一点位置，她的生活也无望发生她必定梦想过的改变。

“现在读《玛德琳》吧。”伊丽莎白说。

“我想我没带《玛德琳》，”洛娜说，“是的，我没带。不过没关系，你都已经背得下来了。”

她开始和伊丽莎白一起念。

在巴黎有座爬满葡萄藤的老房子，

住了十二个排成直直两队的小女孩子。

她们排成直直两队分面包

刷过牙齿然后上床睡觉——

这是愚蠢的行为，这是闹剧，这是愧疚。这不可能会发生。

但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有些人失败了，他们没有及时得到帮助。他们完全没有得到帮助。有些人被扔到了黑暗里。

到了夜半时分，

克拉维尔小姐打开灯。

然后说，“有什么不对劲儿——”

“妈咪，”伊丽莎白说，“你怎么停下来了？”

洛娜说：“我得停一会儿。我口干了。”

在霍普，他们吃了汉堡包和奶昔。然后一路开到弗雷泽山谷，孩子们在后排座位上睡着了。还剩下点时间。他们还没到奇利瓦克，他们还没到阿伯茨福德，他们眼前还没出现新威斯敏斯特的丘陵和其他盖满房子的山头，城市的起点。还有要跨越的桥，要拐的弯，要行驶的街道，要经过的街角。所有这些都排在那之前。下次她看到其中的任何东西，都会是在那之后了。

进入斯坦利公园时，她突然想起来要祈祷。这是无耻的，是一个无信仰者伺机而动的祈祷。她胡言乱语着，那——千万——不要——发生，那——千万——不要——发生。那 ——不要 ——已经发生了。

天空依然万里无云。他们从狮门大桥往乔治亚海峡望去。

“今天能看见温哥华岛吗？”布伦丹说，“你看看，我看不见。”

洛娜伸长脖子越过他往外看。

“在远处，”她说，“很模糊但是能看到。”

这些蓝色的小丘逐渐暗淡，最后几乎消融，好像漂浮在海面上，看着这些，她想起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做个交易。相信现在还有可能，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有交易的可能。

必须要认真，一个最坚决最痛苦的承诺或是代价。拿去吧。我承诺。如果那可以不成真，如果那可以不发生。

不能是孩子们。她迅速打消这个念头，好像把他们从一堆火里拽出来。不能是布伦丹，但原因正相反。她对他不够爱。她想说她爱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并且她想要被他所爱，但她的爱中一直有一点点恨的杂音挥之不去，几乎一直都在。所以倘若把他作为筹码的话，她会受谴责——而且也不会起作用。

她自己？她的外貌？她的健康？

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思路可能不对头。在这样的情形下，可能决定权并不在你。你无权设定条件。你见到那些条件时才会知道。你必须兑现你的承诺，在不知道这些条件会是什么的情况下。承诺。

但不能牵涉到孩子们。

沿着卡皮拉诺路走，到了这座城市里属于他们的区域，这个世界上属于他们的角落，在这里，他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他们的行动才有深远的意义。穿过树丛，他们家那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木墙映入眼帘。

“从前门进去好走些，”洛娜说，“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走楼梯了。”

布伦丹说：“走几级楼梯能怎么样呢？”

“我都没见着那座桥，”伊丽莎白叫道，她一下子惊醒过来，感到失望，“你们怎么没叫醒我看那座桥呢？”

没人回答她。

“丹尼尔的一条胳膊都晒伤了。”她用一种不大满意的语调说。

洛娜听到了说话声，她以为那是从隔壁院子里传来的。她跟着布伦丹转到房子的一角。丹尼尔趴在她肩膀上，依然睡得很香。她拎着尿布包和故事书包，布伦丹拎着行李箱。

她明白刚刚听到的说话声是从自家后院里传来的。是波利和莱昂内尔。他们拖了两把草坪躺椅过来，这样就可以在阴凉处坐着了。他们背对着风景。

莱昂内尔。她完全把他给忘了。

他跳起来，跑去开后门。

“这次旅行的全体成员都安全返回了。”他说，用的是一种洛娜确信自己过去从没听到过的声音。里边有种自然的热心，一种随和恰当的自信。这家人的朋友的声音。打开门时，他直视着她的脸——他几乎从未这么做过——给了她一个微笑，剔除了所有微妙、秘密、讽刺性的共谋和神秘的奉献。剔除了所有的纷乱、所有隐秘的信息。

她用自己的声音呼应了他。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周六，”他说，“我忘了你们要出去了。我辛苦地跑过来问好，你们却不在这儿，不过波利在，当然她告诉我了，然后我想起来了。”

“波利告诉你什么了？”波利说着从他身后走来。她并不是真的在问，而是半带调侃，女人在知道自己不论说什么几乎都会被照单全收时都会这样。波利晒伤的皮肤已经变成古铜色，或者至少她额头和脖子上新添了一些红润。

“给我吧，”她对洛娜说，然后把洛娜胳膊上挂的两个包和手里的空果汁瓶接过去，“所有的东西都给我，除了孩子。”

现在莱昂内尔松软的头发与其说是黑色，不如说是棕黑色。当然，她是第一次在充足的阳光下看他。他的皮肤也晒黑了，足以让他的额头不再泛着苍白的光。他穿着平时那条暗色裤子，但他的衬衣却是她不熟悉的。一件黄色的短袖衬衫，用某种熨过很多次的、闪光的便宜材料做的，肩膀处太大了，可能是在教会的旧货摊上买的。

洛娜把丹尼尔抱到了他自己的房间。放到婴儿床上，站在他旁边，发出一些温柔的声音，摩挲着他的背。

她觉得莱昂内尔一定是在惩罚她错误地闯进他房间里。女房东应该已经告诉他了。洛娜早该想到这个，如果说她当时能停下来想想的话。她没有停下来想，可能是因为她当时觉得那没有关系。她甚至可能想着亲自告诉他。

我在去游乐场时路过你家，我只是想到我可以进去，坐在地板中央。我无法解释这件事。好像进到你的房间、坐在地板中央能给我片刻宁静。

她曾以为，或许在那封信之后，他们之间有了某种联系，没法说得很清楚，但是可以托付。然而她错了，她吓到了他。太僭越了。他转身离开，正好遇上波利。由于洛娜的冒犯，他转向了波利。

虽然也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他只是变了而已。她想起了他房间里那种超乎寻常的空荡，四壁的灯。这样的房间，可能会塑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他，眨眼之间，毫不费力地就创造出来了。可能是为了回应某件出了点问题的事，或某件他意识到无法进行到底的事。或根本不是针对什么特定的事——只是眨了眨眼。

等到丹尼尔睡沉了，她下了楼。在浴室里，她发现波利已经把尿布妥妥地洗好放到了桶里，上面浇着蓝色消毒液。她拎起放在厨房地板中间的行李箱，把它搬到楼上，放到大床上，打开，把需要清洗和需要收纳起来的衣服分类。

透过这个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院。她听到了一些声音——伊丽莎白的声音很高，几乎是在尖叫，带着回家的兴奋，还有可能是在努力争取更多观众的关注；布伦丹的声音很强势，但听起来很舒服，讲述着他们的旅行。

她走到窗户那儿往下看。看到布伦丹走到储物间门口，打开门，开始往外拽孩子们的浅水池。门正要弹回去打到他身上时，波利赶紧跑过去撑住。

莱昂内尔站起来，走过去把胶皮管展开。她原本以为他根本不知道胶皮管在哪。

布伦丹对波利说了点什么。感谢她？你会觉得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现在波利值得考虑了，因为她是莱昂内尔的选择。莱昂内尔的自主选择，而不是洛娜强加于人的。

或者只是因为布伦丹更开心了，因为他们刚出去过。他可能暂时放下了保持家中秩序的执念。也许他十分明智地发现，转变后的波利不再是个威胁了。

一个如此普通又让人惊讶的场景，像是用魔法变出来的。皆大欢喜。

布伦丹开始给塑料池子的边缘吹气。伊丽莎白已经脱得只剩内衣了，迫不及待地在周围跳来跳去。布伦丹也没跟她说穿内裤不合适，让她跑去换泳装。莱昂内尔已经打开了水龙头，趁还不必给水池灌水，站在那儿浇旱金莲花，像个一家之主似的。波利跟布伦丹说了点什么，他把充气洞堵上了，把那堆半充气的塑料递给她。

洛娜想起在沙滩上给海豚吹气的是波利。像她自己说的，她气量好。她平稳地吹着，看起来完全不费力。她穿着短裤站在那，裸露的双腿稳稳地分开，皮肤像桦树皮一样闪着光。莱昂内尔看着她。正是我想要的，他可能在想。如此能干又通情达理的女人，柔韧而结实。一个没有自命不凡没有白日做梦没有牢骚满腹的人。很可能就是他将来某天要娶的那种人。一个可以接过担子的妻子。之后他会改变、再改变，可能会再和别的女人相爱，用他自己的方式，但他妻子会忙得没空注意。

很可能会那样。波利和莱昂内尔。或者不会。波利可能会按原计划回家，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任何心碎了。或者只是洛娜这样以为。波利会结婚或不结婚，但不管怎样，让她心碎的都不会是关于男人的事。

很快，浅水池的边缘变得饱满光滑。水池被放到草地上，水管搁进水池里，伊丽莎白在池子里用脚踢着水。她抬头看洛娜，好像早知道她一直就在那里。

“水好凉，”她欢天喜地地喊道，“妈咪——好凉。”

现在布伦丹也抬头看到了洛娜。

“你在楼上干什么呢？”

“收拾行李箱。”

“你又不是非得现在收拾。过来到外边玩吧。”

“好的。等一下。”

自从洛娜进到房子里——实际上自从洛娜开始明白自己听到的声音来自自家后院，是波利和莱昂内尔的声音——她从没想过会看到眼前这一幕，回来的路上，一公里接一公里，她想的都是波利在后门上吊着。现在她对此感到吃惊，就像你有时醒过来很久之后，回想起一个梦，会很吃惊那样。它有梦的力量和梦的耻辱。也有梦的无用。

不完全是当时，而是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她想起了自己的交易。她优柔寡断的、简单粗糙的、神经兮兮的关于交易的概念。

但是她承诺了什么呢？

不能牵涉到孩子们。

是关于她自己的什么吗？

她承诺过，不管是什么不得已的事她都会去做，这时她意识到了那是什么。

那是闪烁其词，一种称不上交易的交易，一份没有任何意义的承诺。

但她掂量了各种可能性。几乎像在编排这个故事，好讲给谁听——现在不是莱昂内尔了——而是某个人，作为一种谈资。

放弃读书。

从贫困家庭和贫穷国家领养弃婴。费尽心力帮他们治愈创伤和被忽视的心灵。

去教堂。同意信仰上帝。

把头发剪短，不再化妆，永远不再把乳房塞进有钢圈的胸罩里。

她在床上坐了下来，被这种游戏、这种牵强的关联给累坏了。

更说得通的是，她理应要完成的交易，就是继续过现在的生活。这是个已经生效的交易。接受已经发生的，并且想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一天天一年年大抵相同，感情也没什么变化，只是孩子们会长大，可能会再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会长大，她和布伦丹将渐渐老去，最终垂暮。

直到现在，到这一刻，她才如此清楚地领悟到自己正指望着发生某件事，某件能改变她生活的事。她把自己的婚姻当作一个大的改变接受了，但并没当作最终的改变。

所以，现在她一无所有，只剩她或任何人都能清晰预见到的东西，那将是她的幸福，那就是她交易的代价。不是什么秘密，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记住这个，她想。她生出了个夸张的念头，想双膝跪地。她是认真的。

伊丽莎白又在喊她：“妈咪。来呀。”然后是其他人——布伦丹、波利和莱昂内尔，一个接一个，在叫她，调侃她。

妈咪。

妈咪。

来呀。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当时他们在北温哥华，住在梁柱结构风格的房子里。那时她才二十四岁，还是做交易的新手。

[1] 法语，意为“漂亮的女友”。

[2] 一首德语圣诞歌。

[3] “上帝的葡萄园”在此泛指神学方面的工作。

[4] 英文中“木乃伊（mummy）”与“妈咪（mommy）”发音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