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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文 作者及内容简介

正文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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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1）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2）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3）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4）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5）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6）

正文 后记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1）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2）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3）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4）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5）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6）

正文 二十一条（1）

正文 二十一条（2）

正文 二十一条（3）

正文 二十一条（4）

正文 二十一条（5）

正文 二十一条（6）

正文 二十一条（7）

正文 二十一条（8）

正文 二十一条（9）

正文 二十一条（10）

正文 西原借款（1）

正文 西原借款（2）

正文 西原借款（3）

正文 西原借款（4）

正文 西原借款（5）

正文 西原借款（6）

正文 西原借款（7）

正文 西原借款（8）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1）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2）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3）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4）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5）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6）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7）

正文 皖系「帝国」（1）

正文 皖系「帝国」（2）

正文 皖系「帝国」（3）

正文 皖系「帝国」（4）

正文 皖系「帝国」（5）

正文 皖系「帝国」（6）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1）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2）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3）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4）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5）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6）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7）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8）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1）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2）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3）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4）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5）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6）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7）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8）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9）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1）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2）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3）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4）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5）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6）

正文 学生与军警（1）

正文 学生与军警（2）

正文 学生与军警（3）

正文 学生与军警（4）

正文 学生与军警（5）

正文 学生与军警（6）

正文 学生与军警（7）

正文 学生与军警（8）

正文 学生与军警（9）

正文 学生与军警（10）

正文 学生与军警（11）

正文 学生与军警（12）

正文 学生与军警（13）

正文 学生与军警（14）

前言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 张鸣 著 ]

书籍介绍:

　　一个军人集团的裂变，一个少为人知的五四。

　　五四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标志事件，还是政治史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场域。学生运动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汹涌的，是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军阀政治--各个军阀和政坛派系都在捣鼓五四，而五四最终对于民国政治的走向，起着扳道工的作用。

　　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其实，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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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作者及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窦文涛评道：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一生坎坷无数，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张鸣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angming1

◎ 内容简介

一个军人集团的裂变，一个少为人知的五四。

五四不仅是思想史上的标志事件，还是政治史中的一个巨大事件场域。学生运动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汹涌的，是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军阀政治--各个军阀和政坛派系都在捣鼓五四，而五四最终对于民国政治的走向，起着扳道工的作用。

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其实，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

正文 编辑推荐

卖点

1．易中天、吴思、李零、秦晖、陈丹青、梁文道等名家，联袂推荐。历史抛洒了多少热血，国人勿忘，值得深思。

2．聚焦军阀，重审五四，当代最牛学者张鸣研读北洋民国，继《历史的坏脾气》与《历史的底稿》之后，再登新高，2010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推 “民国历史系列”，掀起辛亥百年纪念波。

3．所谓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早早退出竞争舞台，《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重点关注冯国璋、段祺瑞直皖之争，以及北洋第三代吴佩孚势力崛起，太阳底下上演大戏。

4．附录48位北洋人物群像，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等人，以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施肇基、徐世昌、唐绍仪、梁士诒、林长民等人，纷纷登场。这是用散文书写的现代中国政治史，从新视角切开的五四，张鸣说史，活脱脱一个当代唐德刚。

正文 目录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

第一幕：斑驳的武人背影

山东和青岛问题

二十一条

西原借款

日元背景里的两件大事

皖系“帝国”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

第二幕：被遗忘的角落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学生与军警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悲情制造

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第三幕：五四运动好玩的零碎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洋人下毒的魔咒

租界里的镇压事件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三个卖国贼

在亲日与卖国之间

第四幕：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

五四运动里的军人声音

直皖之间：由裂痕到沟壑

中国的火药桶湖南

吴佩孚与湖南的“驱张”运动

吴佩孚和他幕僚的两种趋时

吴佩孚变脸：文戏与武戏

后记

写书始终是个令人遗憾的事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1）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是的确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

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大陆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大陆找人，大陆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摸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伙，但打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我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2）

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还好，一些喜欢历史的学生，帮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练，还是得你自己，一点点做。心情时好时坏，干劲时小时大。就这样，陆陆续续做了4年，直到2009年岁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热，好在民间还是小热了一回。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建构中国式的宪政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 [ 怀宁 ] 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 [ 1937-1945 ] 。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那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 [ 1945-1946 ] ，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 [ 1887-1939 ] 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战后的几年 [ 1946-1949 ] ，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1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是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最终革命闹起来，而且成功，中间有着太多的因素，五四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已经通过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从结构上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知书达理的精英，几乎被扫荡干净，剩余的也斯文扫地。让1949年前的余英时先生写古文的农村环境，如果不能说完全荡然无存，也所存无几。中国社会，读过“老书”[ 某些传统犹存的农村，对文言文的说法 ] 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孑孓无存。严格地讲，尽管五四后白话文的教育开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还都是读过老书的。令传统真正失落的，还是革命和后来的政治运动。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3）

当然，尽管在有些人后来看来，五四运动尽管作为政治事件，对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干扰，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其实相当的大。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运动之后，这场文化运动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2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小，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 [ 曹汝霖后来的续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 ] 。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还是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的贡献要大得多。

说也奇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倒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在孔府门前大言孔子的糗事《子见南子》，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的校长怎么样了。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来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才在国学的名目下挣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4）

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国民党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欷歔不已。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命运将会怎样？

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一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原来的那块砧板上的肉。所谓战胜国，无非担了空名。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的确也有可罪之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

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运动走向胜利，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就那么巧，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想要寻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 [ 掠去的实在太多了 ] 。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陈炯明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出于群众运动的缘故，转向了社会改造。我们看到，无论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层。教授做俗文化、底层文化的研究。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走到平民夜校。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引进新村主义，办工读互助团，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这样的尝试，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

就这样，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也可以说，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却没什么过错，说到底，自古以来，只要国家有了这样危难 [ 至少当时人认为，山东丢给了日本，中国也就亡了。他们当时忘记了，山东在日本人手里，已经有好几年了 ] ，学生都会这样做的。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他们的精神，古代时称之为什么，实在不好说，而在五四时期和现在，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5）

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最终，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造的结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

当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遗憾。五四期间上海十几万工人的罢工，我明知道不是由于学生鼓动的结果。而且，我还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3虽然，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帮会正在分化整合过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却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帮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层次之分，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帮，虽然分属各个不同的帮伙，但不在帮就很难立足。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共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得借助帮会的帮助，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也在五四期间筹备工会的露脸名单上，看到了诸如闻兰亭、卢达夫、刘聘卿这样的知名帮会中人的名字。也在后来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这些“工人团体”中发现后来露脸的何长发、王小福以及陆兰亭、杨金荣、汪根生、李桂标这样一些帮会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帮会里同姓名的人。尽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点。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上海，跟这些工人团体有过接触。其中我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他还在里面做过短时间的总干事。他说，这个协会号称有过万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时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因同帮的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4如果这些大名头的工人组织，是帮会办的，那么，这些组织应该只是些招幌，真正组织动员工人机制是什么？帮会在罢工中是怎样工作的？海外汉学著作《上海罢工》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好些罢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组织者，也是杜月笙。那么，当初五四的罢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罢工的预演？

我也知道，帮会尽管属于第三社会，但却一直热衷于洗白自己。不仅在经营产业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历次涉及民族大义的场合，一向都有不错的表现。五四之后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淞沪抗战，无役不从。曹汝霖自己回忆，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青帮三巨头见了他，但却把他带来的警卫的四支好枪给吞了。5可见有意刁难。在帮会请人写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开首就是“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

正文 写在前面的话（6）

6帮会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强大的动机。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么说，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我没有弄清楚，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希望以后的年轻学人们，会有兴趣做这个题目。

写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谓的学术专著一样，我都是希望写成一个散文体的东西。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即使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按学界的惯例，先来学术史爬梳，再写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论预设。我就是一个事一个事地写下来了，说完这个说那个，虽然里面有个线索和脉络，但外表看，就是一个一个的事。为了跟我以往的历史文化随笔相区别，我加了注释，以示言有所本。其实，我的随笔也一样言有所本，断没有这个胆量胡说乱道。但是，我只是个学界的小人物，写随笔，随便一点也就罢了，这本书从开始我就是按学术书来写的，所以，非加注释不可。说白了，就是让注释给我做个证明，说明我没有乱说。我也知道，这样写，也许两面不讨好，学界认为我胡闹，而一般的阅读界又觉得过于啰嗦。但以我现在的心境，也只能这样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功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1　何俊编：《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第3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　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5。以及《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第75页，上海，学林

出版社，1997。

3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08、3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4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7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95-19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6　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正文 后记

后记

拖了4年，才把书写出来，对于当时约稿的香港中大出版社的编辑，还有后来等着我出书的大陆诸位出版界的朋友，都是一种遗憾。我知道，他们原本是期待我能赶上五四90周年的档期的。无论在哪里出书，赶上时机，对于书的销售大有好处。可惜，我写不出来。

我这个人写东西，向有快手之称。很多约稿，甚至约稿者说完了，回到家，我的稿子已经到了。因此，也有人批评我的东西粗。快，就难免粗，但是，如果能慢一点，我还是乐意慢的。磨得好一点，少一些不必要的瑕疵，谁不想呢？可是，我就是这个毛病，一般的情况下，写东西犯急，答应了就得马上写，能在一两个钟头写出来的，磨上一两个月，也那个样，好不了多少。但是，写得快，关键是要有心情。

我是个干粗活出身的人，写字这个活计，跟干粗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干粗活没心情也能干，无论割豆子还是扛麻袋，反正机械地做就是。一般情况下，任凭连长、指导员怎样鼓动，也难以心情愉快，但任务却都能完成。可是，写字这活，没心情无论如何都干不了。别人怎样我不知道，如果让我硬干，肯定一塌糊涂。就跟我下围棋似的，高兴的时候可以杀败高手，没心情之际逮谁输谁。

不幸的是，这4年，我心情好的时候不多，于是，活就这么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严格地说，还是有些部分实际上没做完。也就只能这样交差了。非常感谢张彦丽和张广生夫妇，为我提供了有关日文材料。感谢田仲勋、张楠迪扬、任智勇、胡其柱、付金柱等同学，为我寻找资料。这本小书能够完成，没有他们的帮助，难以想象。我的女儿张心远，也审阅了部分书稿，帮我做了修改。同时也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刘瑞琳和曹凌志，以及另一位出版圈里的好朋友尚红科，如果没有他们的督催，也许这本书现在还出不来。当然，最该感谢的是现在为香港中华书局的编辑黎耀强先生，如果没有他，我根本不会有写这本书的念头。

写书始终是个令人遗憾的事，什么时候不交稿，什么时候觉得还需要修改。等到变成铅字，肯定还会发现很多毛病。但是写出来了，就交给读者了。为喜欢自己文字的人写东西，一向是我的心愿，但愿，这本小书，不会让喜欢我的读者失望。

是为后记。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1）

山东和青岛问题

青岛，一个好美的海滨城市。事实上，在中国的北方，没有一个港口比它更优良，也没有一座城市比它更美。可是，这座美丽的城市，曾经却是中国的一块心腹的隐疾，一个碰不得的隐痛，一发作，举国为之震颤。从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就是青岛这块隐疾的一次大发作。

当中国人被海上来的西方人拖着进入海洋时代的时候，青岛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这个小渔村所在的胶州湾，作为中国北方最优良的港口，并没有进入当政者的视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看中的是它北面的约百里之遥的刘公岛。不过，在甲午战前的1891年，对海岸日益重视的国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总兵，移驻胶澳，建了一个兵营。可惜，这个据点的中国军队，在不久到来的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战后，当1898年德国人看上这块地方之后，处在战后惊弓之鸟境地的中国政府，一枪没放，就把这块宝地，中国北方的最佳良港，让给了德国人。从此，德国人，在中国首都柔软的腹下，有了一点、一线，一点是青岛，一线是他们自行修建的胶济铁路。

德国占据青岛，将中国的腹地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相较此前英国和法国人数次军事行动，属于更加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实施。德国人是欧洲列强中的后来者，当它崛起的时候，地球上天空下的陆地空间，已经不多了。因此，当德国皇帝转向东方，注视中国的时候，选择了用直接而粗暴的手段，在中国的腹地，打下一颗钉子，以便在将来的瓜分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青岛和胶州湾，虽然在条约上说是说租借，99年的期限，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永久吞并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过渡。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出征的海军致词的时候，很是赤裸裸，他说：“愿每一个至那辽远地带的人都能知道，德国的天使长已经把德国鹰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便永远给予一切要求保护的人以保护。”1从这个意义上，把德国人抢占青岛，视为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当然是有道理的。青岛，或者说山东问题，从德国人把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牵动国人生死存亡之念的心腹之患，成为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敏感的软肋。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2）

16年后，刺激中国人的，又换成了对中国人更不友善，而且更加看不起中国人但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以为已经消化掉了甲午战争猎物的日本，感到机会来了。在日本人看来，欧洲列强打成一团，实在是日本国运的一个“天佑”之机。2日本很快就借口英日同盟，加入协约国阵营，瞄准的是德国占据的胶州湾，但打的却是独占中国的主意。首选的目标，就是青岛，且聚集重兵，要从德国人手中抢下青岛。显然，对于孤悬海外，被英国人封锁在孤岛里，而兵微将寡的德国人来说，面对5万多日英联军，不足1万人的守军，又多为海军，不仅陆战经验少，连陆战武器都不足。战事的胜败，不问可知，德奥同盟跟协约国争的是欧洲，对原本就势单力薄的远东，没有多少期待。面对汹汹而来的日本人，即使心高气傲的德皇也只是期望他的守军，能多坚持几天就多坚持几天，实在不行，大可以体面地投降。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把用利爪抓着自己软腹的那只德国鹰，换成近在咫尺的日本狼，无疑更是危险，两害相权，倒宁可德国人不走。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当时中国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施肇基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地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3因此，在战事初开的时候，即使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迟不肯仿照日俄战争的旧例，把山东划为战区，严守“中立”。当时身为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应德国驻华武官之请，冒很大的风险，偷偷给缺乏陆战枪械的德国青岛守军，送去了两千支带着子弹的步枪。4中国政府对在华的德奥军人向青岛集中，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虽说普鲁士的陆军天下独步，但此时青岛的守军却多为海军，以及后勤和后备役人员，在战前，青岛守军跟德国本土的补给就已经中断，国内的支援显然指望不上，即使急来抱佛脚，德国当局紧急把当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军事人员都集中到青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德国海军虽然说不上很糟，但用于陆地上打仗，显然力不从心，连武器都不凑手，得从中国人手里商借。这样一支杂凑起来不足万人的守军，在日英联军 [ 基本上是日军 ] 5万多人的围攻下，表现还算不错，居然守了两个月。最后实在守不住了，1914年11月14日，德国守军举白旗投降了。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3）

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和德国争青岛，谁都没把中国当回事，就跟晚清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开战一样。在丛林时代，弱国不仅无外交，无地位，而且就是强国争斗中的鱼肉。中国自从甲午败给日本，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就变得很不值钱了，经过庚子义和团一闹，就愈发贬值，虽然没有变成哪个国家的殖民地，但实际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殖民地还不如。一个首都周围都驻扎外国军队的国家，一个主要财政收入的关税和盐税都要用来支付赔款的国家，其“主权”还剩下来什么，在国际事务中还能有多少分量，可想而知。用美国人马士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国家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数的属性的地步”。5这种状况，尽管经过国体的变更，在制度上大步向西方靠拢，也没有多大改善，显然，人家不看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并为此根据国际公法，特地公布24条中立条规。第一条就说：“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如有违反，则“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之时为止”，6书生气十足。谁都知道，就当时的中国，对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违反条规，都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制止扣押人家的军事人员。因此，这是一个照国际法抄出来的官样文章，但即使官样文章，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愿。因为，之所以如此这般说起来，心里担心的其实是青岛和山东。就像老太太烧香一样，有用没用，祷告几句，也是个安慰。

可惜，这种祷告，列强根本不加理会，不过中国人却不能没有期待。为了让自己的祷告多少有几分效果，中国政府还向日美两国，提出由中、美、日三国联合向欧战双方提出建议，把战争限制在欧洲，从而确保东亚和平。当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个建议时，当即遭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断然拒绝，不仅拒绝，而且明白告诉中国人，日本肯定要跟青岛的德国人有一战。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还打上门来，到中国外务部兴师问罪，说是这等提议，为何中国不跟日本商量，直接就跟美国人提出，云云。7结结实实地给了祷告做梦的中国政府，一个巴掌，直截了当，一点起码的面子都没给。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4）

由于有日本的趁火打劫，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德国和奥匈，就更加显底气不足。因此，感到对中国有所求的德国人，对中国人突然客气了许多，一面强迫住在青岛的中国人给他们修工事，一面却放出风来，说要把青岛归还给中国--反正也保不住，不如送个便宜的人情。这个风，引得日本人火冒三丈，连忙对中国施加压力，说是如此这般，中国定会有“重大危险”，云云。当然，中国人也知道，德国放这个风，无非是火烧眉毛之际的权宜之计，拿中国来为自家挡枪子。8因此，也就没敢接这个茬。

接下来，日本人开始安排战事了。在日本人的作战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直到大兵在山东龙口登陆，才由日本公使告知中国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划出战区，供他们的蹂躏。袁世凯紧急召集政府会议，据顾维钧回忆，会上几个留学英美的专家，都认为根据国际公法，日本此举，属于侵害中立国权益的侵略行为，但陆军总长段祺瑞告诉袁世凯，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只能抵抗日军48小时。于是，踌躇半晌，袁世凯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按照日军的进军路线，将龙口莱州湾和胶州湾一带划为战区。9唯一提出的一点可怜的补充是说，由于胶济铁路是德华共有，而且铁路上没有德军，所以铁路由中国方面照管保护即可，要求日军不要越出战区边界，接管铁路。但是，日本根本连理都不理，估计连照会都没工夫看。日军自潍县而青州，而济南，出兵将胶济铁路全线占领接管，所过之处强征粮草，杀伤人命，占领警局，擅发军用票，在平度的日军还贴出布告：“一，妨碍我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线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该犯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一人之犯，该村人民尽处斩刑。”10虽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我们毕竟没有见到当年日军布告的原件，只有山东地方的报告，这种动辄要屠村的宣示，也许有地方上添油加醋的成分。即便是添油加醋，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强横和中国人的某种惊恐，某种特别的担心。其实，话说回来，自甲午以来，一直特别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皇军”，即使没有把中国作为敌手，做出点过分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5）

总而言之，德国抢占青岛和胶济线，已经做得相当的强横，而日本的攘夺，更是变本加厉。只是他们的强横霸蛮，都对着中国。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使得中国人的青岛之痛，又加剧了几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是一个已经割去了台湾、控制了南满和福建的强邻，由这个强邻占据中国的腹地山东，显然，更令中国人感到害怕。更何况，当初中国政府跟德国人已经草签了胶济路的延长线，高徐和济顺路的修筑权，如果这两项路权也一并为日本“继承”，那么，在中国人看来，不劳日本出手逐鹿中原，中原就已经属于他们了。需要一提的是，五四运动的两个前台人物，曹汝霖和陆宗舆在这个过程中，都露面了，陆时为驻日公使，而曹则是负责对日交涉的外务部次长。在多年整理中日交涉史料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看来，至少，在对日交涉中，他们两个都过分地软弱。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日军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越来越感到恐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因此中国各地向我送来大批请愿书和声明，这使我了解到这种忧虑是多么的普遍。这些抗议声明中，有一些是请愿者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11五四运动期间学生编的小册子《青岛潮》上，是这样写的：

青岛形如拱璧，海水环其中，四时均可出入船舰，为最良之军港。东与朝鲜隔海相望，南有段派新订之高徐路约 [ 高密至徐州 ] ，可胁苏皖。西有胶济铁道，扼津浦路之腰脊；又与日人订立济顺路约 [ 济南至顺德 ] ，将来更可横贯北部，制京汉路之死命。北则按约有烟潍铁道，烟台与旅顺相接，旅顺乃日本海军重要根据地，一旦有事，可以直封渤海海口，而北京成死囚，南北之气脉断矣。故青岛之被占于日本，与被占于德国，其祸害之相较，不可以以道里计。德人虽狡焉思逞，然欧亚悬绝数万里，军事之布置接济，终不易易。日人则与我隔一衣带水，素抱大亚细亚政策，久有吞并我国野心，且欲移都朝鲜以临我，若再据青岛，握我山东，入我堂奥，直心腹大患，其危险实万倍于德。故曰，青岛亡，中国必亡。12

应该说，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国人对于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的极大的焦虑之情。

正文 山东和青岛问题（6）

但是，占据山东和青岛，仅仅日本行动的第一步，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一战对于日本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当时日本朝野的共识，是他们所谓的“天佑”之机。所谓机会，其实也就是体现在如何扩张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上。关于这一点，日本很多股势力，都有很多想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政界很有势力的黑龙会，在1914年10月提出的一份解决中国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他们提出跟中国建立所谓同盟关系的十项条款，后来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比较特别的是，备忘录认为还应该在中国建立一个跟日本政体类似的君主共和制政体，未来的中国君主可以考虑在清废帝溥仪、宗社党中人和革命党中选一个。13

就这样，山东和青岛问题，牵扯出来令中国人痛彻心脾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及最后的签订，日本表现出来的那种跋扈专横、咄咄逼人，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就范，使得国人的青岛和山东之痛，更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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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二册，第468、459页。

3（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在中国二十五年》，第70-7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4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当时日本和在华的英国人中，均有中国接济德军武器的传闻。日本人还查出，确有一门大炮，从济南运抵青岛。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上册，第15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85-386页。

6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35、3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7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39-40页。

8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43-44页。

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30-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61页。

11（美）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3　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9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正文 二十一条（1）

二十一条

1914年对于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1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刚刚进入1915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归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 [ 意思是除日本以外 ] 。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1

正文 二十一条（2）

二十一条，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从条文上看，的确名副其实。别的不讲，单就条款提出的口气，就好像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样，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简直似以朝鲜视我”。2要这个，要那个，都直截了当命令式的，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跟你商量的意思。

最先看到二十一条的中国人，是袁世凯。这样一个要将中国一口吞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面，仅仅把他们的公使召回国内，然后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晋见中国国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递给袁世凯，连个特使都不屑于派。这种违反外交常规之举，跟二十一条的条文口吻一样，体现了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极度轻蔑和蛮横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没有睡觉的袁世凯，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条批阅。兹事体大，第二天一早，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并且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这个“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按曹汝霖回忆，当时日本方面就明确告知属于“希望条款”，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坚持的。但据王芸生的研究，其实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出之际，并没有言明第五号的性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始终逼迫中国承认”。曹汝霖亲自拟定的二十一条交涉对策“说帖”上，仅仅提到第五号在文字形式上，与其他各条有异，并未指明这是所谓“希望条款”。直到当年的2月9日，在曹汝霖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国，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可见，在交涉的当时，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强逼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部接受的，只是为了留有退路，才预留了字体形式上的一点不同。3

正文 二十一条（3）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感觉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都和颜悦色地跟日本人纠缠，尽量把话题扯远，让问题复杂化。据顾维钧回忆，为了更好地贯彻“拖”字方针，陆徵祥还想出了若干“小招”。比如减少会谈次数，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陆说只能谈一次，因为他的事务繁忙，还要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还要参加内阁会议，等等，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徵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4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然而，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交涉开始之前，就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欧美背景的陆徵祥，而陆徵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5

顾维钧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交往。据他自己说，在征得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每次在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当晚，最迟第二天，他就会把情况通报给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6芮恩施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话表明，美国人在了解谈判进程方面具有主动性：“当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风闻后，便立刻提醒中国人：由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密切影响到美国在华的权利，我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以便我的政府按照有关中国独立的条约和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维护它的利益。中国人当然是满口答应照我的要求办的。我同中国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并不限于正式的会见和宴会。我们曾多次相互拜访，免掉了种种官场客套，谈至深夜。”7

正文 二十一条（4）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但是，《泰晤士报》的社论，显然让希冀英国人“主持公道”的中国人失望了，居然半个屁股坐在日本人一边，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既非苛刻，亦非不公允，且并未侵及中国领土之完全、机会均等，及开放门户各主义”，而且“深信日本之志愿与英国相同，无非欲借此时机以求明定中日间之地位及巩固远东之平和而已”。只是在社论的末尾，半吞半吐地提道，日本所开列的条件，有数款“不免欲将中国归日本保护，此与英国在中国主张门户开放之政策不符”。显然，英国由于正在陷于欧战，而且跟日本有英日同盟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出来主持公道。2月18日，才有署名文章提出，认为日本的要求，与英日同盟相背，要求将二十一条全文从速公布。8日本人当然知道中国人不会真的会为他们保密，在第二次会谈时，他们就发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外国报纸，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日本代表还为此质问中国代表。只是，中国方面一推六二五，日本人也没辙。9

其实，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跟美国公使芮恩施一样，从中日交涉的第一天开始，就知晓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 虽然1月22日他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但不代表他此前一无所知。10不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背后下手的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却显然不打算有所作为。相对而言，英国人的绥靖意图更明显些，正在忙于欧洲战事的英国人，此时显然需要日本这个远东的盟友，不打算为了中国，或者在为中国的枝节利益，得罪日本。只要日本不能独占中国，英国人一切都好商量。英国人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所做的，只是请驻日大使见了一次日本外相，装模作样地“劝说”了一下而已，唯一像样一点的表示，就是在日本最后摊牌的前夕，英国人告知日本方面，“如斥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11相对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要积极一点，义愤一点，但也远没有到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的程度。美国公使芮恩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而且在驻华公使中，也属于少见的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的义愤，也只是义愤而已，除了迭次电告美国总统，中日两边劝说，“亦无善策”。最后，美国政府给中日双方一个照会，说是中日两国的交涉和今后签订的条约，如有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完整者，“美国政府决不承认”。12

正文 二十一条（5）

在二十一条的交涉期间，有一位在华资深的记者，跟美国公使说：“当我们在这儿欢乐的时候，中国的主权却像一朵云向东方飘去了。朝鲜的戏剧又重演了。”13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这朵云，终于快要飘到东京了。5月7日，丧失了耐性的日本人，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5月9日午后6时为限，作出答复，否则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即武力解决。

第二天，袁世凯把在京所有的有全权和挂名政治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决策会议。显然，他心里有数，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他而言，只有接受一条路可走，但他不想承受一个 “卖国”的罪名，即使要承担，也要大家来做个见证。在会上，参与交涉的人员，详尽地汇报了整个交涉过程，然后袁世凯让大家拿意见。据参加会议的曹汝霖回忆，在会上，后来被人骂为亲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应该拒绝签字，力主抵抗。他认为，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4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道，在这个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屈膝投降将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它将使政府丧失一切权力和公众的支持，而抵抗则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日本固然可以占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却无法合法拥有这些土地，日本这样做，会遭致世界的谴责，而且，等到欧战结束，欧美列强就会出面干涉。15持这种主张的人中，不止段祺瑞一个，时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和总统英文秘书的蔡廷干，也这样主张，宁可跟日本人打游击，也不屈服。这位留美幼童，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因受伤被抓到日本的海军将领，当年就以坚贞不屈赢得过日本人的尊重，此时依然强项如旧。16不仅如此，在交涉期间，当日本在中国的南满和山东频繁调动军队，为谈判施加压力之际，段祺瑞也暗中调动军队，以至于得到消息的英国公使朱尔典十分担心，双方会擦枪走火。

此时的欧洲列强驻华使节，全体一致力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英国公使朱尔典据说还亲自面见袁世凯，以30年老朋友的身份，劝说袁世凯屈服，说是埋头建设10年，再来说话。17美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并不打算为中国出头，芮恩施也只好徒呼负负。至于俄国则只关心他们在北满的利益有没有受到伤害，法国则只要日本方面尊重1907年跟日本签订的条约，根本不打算多嘴，相对于中国，他们更看重的是跟日本的关系，因欧战正胶着，犯不着跟日本翻脸。况且，在丛林时代，长獠牙的，只尊重长獠牙的同类。18

正文 二十一条（6）

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为此，他们还特意央求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日本人贺长雄，回国去跟日本元老疏通，希望日本方面，不再坚持第五号。据曹汝霖回忆，说是贺长雄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知晓有第五号这回事。19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也提到自大隈内阁上台之后，其外相加藤破坏了1898年以来，向元老传阅外交文书的惯例，而代之以事后简单的汇报。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没有跟元老商议，甚至连具体条文都没能给元老们看。20看来，曹的回忆有点根据。当然，即便是专横的日本大隈内阁，也并没有指望中国政府会接受第五号，因此，提出的时候，就是用特殊的字体单列的，如果能迫使中国人认账算捡着。只是，参与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待久了，骄横之气日长，立功心切，谈着谈着，似乎就忘记了第五号原本是“劝告”条款。在交涉之前，日本公使日置益特意为谈判递呈长篇条陈，提出要采取利诱和威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具体开列的利诱手段有四：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二，保证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三，取缔在日本保护下的革命党、宗社党和留学生及日本浪人针对中国政府捣乱行为。四，收买袁世凯和政府各部部长的个人。此外，还可以考虑同意修改关税税率。而威压手段则是调动山东的日军以武力威胁，及利用革命党和宗社党人颠覆中国政府。而丝毫没有提到第五号可以考虑放弃，作为谈判的底线。21

必须说明的是，经过中国政府走后面的运作，日本的最后通牒里，不再坚持第五号，而中国政府也就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城下之盟”，二十一条除了第五号之外，至多做了一点细微的技术上的修改，全部接受，而且留下来一个尾巴：第五号容后商议。即便是日本这么一点不是让步的让步，中国方面也他们留足了面子。对此，当时参与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即使在许多年后，依然感到有那么一丝欣慰。而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甚至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没有以日本不坚持第五号为己功，说明了他的低调。22

不过，此时作为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心情可是相当的糟。5月14日，袁世凯对自己的文武百官，下了一道密谕，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要大家一定发愤，“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卧薪尝胆。言语不可谓不沉痛，最后说道，如果经此事变，国人再不奋起，世界将视中国人无做人类之资格。即后来我们常说的，被开除球籍。而中国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5月9日，从此变成法定的“国耻日”。只是，这样的国耻日，以后越来越多。

正文 二十一条（7）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白鼻子的人物，大陆和台湾编写的近代史自不必说，就连西方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比如徐中约的书，里面的袁世凯，也是一副丑角形象。但是，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说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但却真真切切地把袁世凯毁了大半。当时的日本其实未必不知道，尽管他们觉得一战是个扩张他们在中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但真的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是有点蛇吞象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变中国为朝鲜的第五号单独列出，实在不行就退回来的原因。但是，明知道对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自己这方面也不打算用武力压迫对方接受，还是要将这些条款提出来，最大的效应，就是可以混淆视听，中国政府只要最终签字认账，在外面看来，就等于签了包括第五号在内的卖身契。当时的对外交涉，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无从知晓真相，卖国的帽子，想不戴势所不能。

当然，也可以说，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从历史上看，袁世凯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最初，日本人还吃了袁世凯的亏，当时就结了怨。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说是革命之后，由孙中山当总统，没什么说的，因为孙没当过清朝的大官，一直主张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恩，又是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23其实，这种说法，即便真的是日本人的体己的私房话，也说明不了他们是否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真的有所偏好。如果说，日本人更不喜欢袁世凯一点，那么恰是因为袁世凯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像是一个强人。显然，日本不乐意革命后的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乘欧战方酣之际，也乘这个强人羽翼未丰之时，弄出这么一个二十一条来，除了已经吃下的山东之外，无论最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只要袁世凯最后妥协了，其在国人中的合法性一定会因此而大大降低。在社会上流传的二十一条，肯定是包括第五号的，而且因此造成的国势之危，注定是要被夸张了的。这一点，在日后的岁月中，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显现出来。山东问题，从一开始，就跟二十一条密不可分，人们此后的相关联想，是这样展开的，一提到山东问题，就会想到二十一条，想到二十一条，就会想到亡国灭种。

正文 二十一条（8）

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持续动荡，四分五裂，这样一个局面，显然最符合日本的利益。

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国际形势变化情势下，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23年3月被正式废除。当然，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的实际上的特殊地位，并未因此而受到削弱。但毕竟在名义和心理上，中国人得到了某种补偿。

但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二十一条还是刺激中国人，尤其成为中国各界精英神经上的一个亡国灭种的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二十一条带给中国人的国耻的一种延后的爆发。1915年6月，北京的街市上流传着一份抵制日货的告同胞书，是用白话文写的，这份五四前4年的文告，如果不加以特意说明，人们根本无从辨别它到底是出于1919年还是1915年。对亡国危险的警告，亡国之痛的描述，抵制日货的号召，甚至对不响应抵制之人的唾骂，都跟五四时期一模一样：

列位同胞：

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就要瓜分了，就要亡国了，祸到临头，大家尚不设法挽救，到了亡国之时，自己再有多少钱，也用不成，再有多少福也享不成。为他人之奴隶，变他人之牛马，受各种之凌辱，经百般之压制，亡国奴之惨状，笔所难言。列位岂不闻波兰、印度两国乎，国亡之后，家中不得集有数金，不得藏有寸铁。呼马应马，呼牛应牛，到了那时，如梦初醒，虽想恢复，已经在他人制下，万不能动了。大家要知道，若将来失悔于后，不如预防于先。列位可知我们中国，什么为瓜分，什么为亡国奴，现在日本借欧洲战争为名，说是维持东亚和平，明是欺压我们中国，割我国之土地，夺我国之国权。当初攻青岛之时，说取回即还中国，如今已取得了，不特不还我们，反另生枝节，要求中国二十一条款，此二十一条中，即是要中国的这一省，又要某几条铁路，又要某几处矿山，中国的精华之地，几乎为他要遍了。

正文 二十一条（9）

更可恨者，中国之财权、政权、兵权及各种权，均要掌握在他的手中。中国无论何省，随便日人营业，随便日人居住，随便日人购买土地，就是掀 [ 喧 ] 宾夺主之意。又要我们中国人人都要学日本话，即是并吞中国了。列位切勿存这种苟安思想，以为日本并吞中国，总不要我们死，那时虽不得要我们死，然而比死还难过。列位都知道，日本灭了朝鲜之后，当时殁收其财产，搜检其兵器，使两家共用一把菜刀，寸铁不准存有，防其死灰复燃，所生男女小孩，不准学习朝鲜文字，种种虐待，不胜枚举。我们中国此时如不赶紧设法挽救，渐渐就要到了这步田地，大家要设个抵制之法才好。抵制之法，先从文明上抵制，大家齐心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使其受制于我。况日本的货并不精美，并不便宜，何必定要去买他的，即使便宜，如今中国与日本不共戴天之仇，中国人民真无天良，真无廉耻，以至于此耶？你看日本的货，西洋人那看在眼上，独有专卖中国。每年计算，日本输入中国的货，至少几千万。此几千万之利权，由中国而转移于日本。考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国内，现在又富起来了。他拿中国的钱，去练兵，去制造，来打我们中国同胞。同胞何不大众齐心，坚意抵制。自今以往，至死不用日货，大家要想到亡国之惨，万万要相持到底，切不可虎头蛇尾，切不可私自贩卖，希图得利，丧心害良，贻笑外人。若有人再买日货者，即凉血动物，人人得而唾骂之。今用文明抵制于先，如到了开战的时候，中国四万万同胞，只好拼一个死，岂有廿一行省之大国，竟亡于区区三岛之日本，吾不信也。到头来不过打得你死我亡，同归于尽，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同胞努力，同胞努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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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75-7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2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0页。

3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74、82-83、112页。

4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32-33页。

6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34页。

7（美）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上册，第159-16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9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98页。

10（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04页。

11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234-235页

正文 二十一条（10）

12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258-259页。

13（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04页。

1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00页。

15（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15页。

16.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287页。

1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9页。

18.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75、424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19.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7-98页。

20（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二册，第468、4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1.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2-17页。

22.陆宗舆：《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77页。

23.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02页。

2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第324-32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正文 西原借款（1）

西原借款

一战以来，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一战是日本鲸吞中国天赐良机的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突然变了调子，高唱起日中亲善来，而且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个中原由，从表明上看，是日本内阁换人，大隈换成了寺内。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大隈内阁想借一战之机，把中国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张开了，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国反弹强烈，西方也对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怀不满。结果呢，日本的元老们，不高兴了，于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由于大隈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签订后，日美关系恶化，日英关系也出现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连亲日派都不大亲日了。结果，这些元老们，尤其是山县有朋对大隈表示不满。其实，在日本知识界，大隈名声一直就不佳。哲学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机商”，人们提到大隈，往往称之为“肥后之俗物” [ 肥后是大隈的故乡 ] 。1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支持的军人寺内上台组阁，一改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压迫的策略，寻找合适的对象，加以扶植。因此，他们选择了段祺瑞。2扶植段祺瑞的具体政策的实施，就是借给了段政府大量的金钱，让段的北京政府硬起来。同时供给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编练一支“中央军”。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大隈还算是一个有理论的政客。他曾经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明治以来坚定的西化论者。在他看来，在东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基于此，日本学者认为，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3显然，从所谓的“支那保全论”到趁一战之机独吞中国，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这样的投机，在当时的日本朝野，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但这种投机的具体操作，效果却相当不好。

正文 西原借款（2）

虽然自甲午之后，日本的国势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战之际，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一口吞下中国，依然属于蛇吞象的妄想。因为，对于日本这个小国来说，中国实在太大，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吞下中国，还是力不从心。况且，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唯一的机会是，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中国的内乱，趁乱下嘴，使得中国分裂。然后，再一块块吞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获取利益并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朝鲜。否则，最为露骨的第五号条款，不会是所谓的建议条款。但是，这种不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的条款，却堂而皇之地提出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制造混乱，只要袁世凯政府答应了其他条款，在舆论看来，就等于答应了所有的条款。因为是秘密谈判，袁世凯政府也无法很好地澄清。因此，这一招一出，就会使在日本人看来有强人面目的袁世凯政权，丧失合法性，统治不下去，产生内乱。当然，内乱真的还是出现了。只是，内乱没有日本预料，在二十一条签订之时发生，而是在洪宪帝制之际出现了。因为袁世凯非常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和他的策士如杨度之流，误以为称帝可以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结果是反而给了反对者以对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适的借口--反倒退，这个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来来源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性，使得袁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丧失，最终导致袁世凯的垮台。而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在洪宪帝制的酝酿期间，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为，然后又随着西方列强，抵制袁世凯的帝制。在洪宪帝制期间，中国如日本所愿，再次陷于动荡，在动荡中，成心捣乱的日本人则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4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组合拳”。

正文 西原借款（3）

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并没有如日本所愿，陷入内战无从自拔，反而各方很快达成妥协，在恢复临时约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体恢复了秩序。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陷入大的混乱，以当时日本的国力，依旧是不大可能一口将中国吞下的。日本人急于求成，四下点火挑衅的行为，却激起中国人普遍的恶感和敌视，民间对日本人恶感陡然增加。这使得日本自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来表现出来的“善意”，荡然无存。但比较起来，社会的上层，包括政界人士，对日本的恶感更甚，连中国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都对日本表现出敌意和警惕。据西原自己后来回忆，他第一次见曹汝霖的时候，一向亲日的曹对日本的做法很不满。更重要的是，尽管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但是，西方世界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国，那就意味着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整个东方，几乎都变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这绝对不是西方所乐意见到的。因为这就等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的巨无霸，一直以来的世界均势就完全被破坏了。所以，自二十一条事件之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英法舆论也对日本相当不满。一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陷于两难，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难受。而且随着欧洲的逐渐明朗化，战事接近尾声，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对于日本相当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连当时在华的日本人，意见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主张怀柔，“宋襄之仁”，一种则为“强横蛮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国算了。5而在日本的政界，对华政策的僵局，演变成政潮，大隈内阁的屁股开始有点坐不稳了，日本政坛势力很大的政友会元老，越来越对大隈看不顺眼。看准这个机会，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龟三，来到中国收集大隈内阁的“黑材料”，写成革命骚乱实情调查书，回国在议员聚会的场所演讲，引起“大骚动”，然后各派议员决定到中国实地调查，向元老和宫廷报告。6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不仅徒增中国人的敌意，顺带导致日本与英美之间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

正文 西原借款（4）

英美，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欧战期间固然可以小动作不断，但是一旦动作太大，等到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可以腾出手来的时候，日本的处境，将十分不利。中国问题处理不好，即便没有趁火打劫的寺内正毅等人，大隈内阁也做不下去。换人，势必改变政策。按日本人思维习惯，刚的一手碰到阻碍，势必转到柔的一面来，因此，比起此前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来，改变了的政策有了一点怀柔的味道，而这味道的体现者，主要是一个人，他就是西原龟三，怀柔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西原借款。

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他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在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 [ 即财政部长 ] 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个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却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主意特别正，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原，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会走向何方，真有点说不清。恰是这个在野人士，给这个改变定了调。这个改变，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改变大隈政府支持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而这种政策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借款上。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7

正文 西原借款（5）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一共有8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1日元等于1银元，折合银两，则1两等于1.5日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8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已经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 [ 包括日本 ] 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经手人曹汝霖说，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达数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数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至今分文未还”，以至于“变成了一笔大滥账。日本政府不得已乃发行债劵归还银行以为救济”，导致政策执行者，后来在日本国内被骂得臭死。9一直研究中日关系的老报人王芸生也认为，西原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虽然对中国来说，是“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10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北京政府毫无信誉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等于没有。

正文 西原借款（6）

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 左宗棠西征借款 ] ，11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12清朝最后一年，清廷邮传部跟日本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13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14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后来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细数西原借款，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交通银行借款，属于稳定中国政府的金融体系，扶植以曹汝霖 [ 时任交通总长 ] 为代表的亲日派。关于东北的几项借款，无非是借以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山东济顺、徐高铁路借款，目的是把他们在胶济铁路的势力，延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参战和军械借款 [ 其中的电信借款，据西原后来讲，也是军事借款，用于帮助段祺瑞政府编练嫡系武力的 ] ，实际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在中国接受借款的过程中，日本在山东的存驻，得到了充分的加强。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时代尚且宣称要还给中国政府行政权的青岛，设置了民政署。胶济铁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在德国控制的时代，铁路的巡警队还是由中国人承担，德国人只做顾问和教练，但日本人来了以后，则要求不仅做教练，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挥，实际上胶济铁路的巡警队，变成了日本在中国的雇佣军。15不仅如此，曹汝霖还代表中国政府，跟西原达成协议，允许日本在济南保留“驻扎少数兵员”，16但实际上，沿线的日本军队，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依然非常扎眼地驻扎着，人数一点都不少。也许，曹汝霖他们签订这样的协议，依照过去对外交涉的惯例，是在日军占领的既成事实下，一种企图约束日军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中国官方的认可，毕竟给日本在山东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据。况且，通过借款，在理论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济顺路 [ 济南到河南的顺德 ] 和徐高路 [ 高密到徐州 ] ，把手伸到了当时中国的两大铁路动脉，京浦路和京汉路，虽然借款谈判规定了修建这两条铁路参与者的民间性质。但事实上只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难以让国人放心。

正文 西原借款（7）

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间。这一节，恰是五四运动中，中国人特别感到激愤的。至于插手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以武力威胁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日元，有的内容也都实现了，段祺瑞编练的参战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练。借款的另一个重大目标，是扶植亲日派把持的交通银行，由这个银行主导，推行中国的货币改变，建立跟日元密切联系的金本位中国货币体系。17此计划，由于比较复杂，直皖战后，亲日的皖系政府倒台，最终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愿实施的话，那么，中国真的要变成朝鲜了。至于在五四运动中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如果没有西原借款以来的北京政府亲日氛围，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中日亲善的气氛，使得日本人在实际上得以步步推进。

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大借款背后的问题，因此，跟曹汝霖齐名的亲日派陆宗舆，从一开始就对经手借款心怀疑虑，缩手缩脚，很是不安，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签备忘录的时候，战战兢兢的。18

事实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钱式的“怀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战以来，虽然日本名义上也参战，但除了趁火打劫占了青岛之外，没有动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岛和山东，属于代价很小、获利巨大的买卖。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19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不过，这种政治上的收获，最终激起了中国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弹。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反弹的大爆发。而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暴露了日本真实用心，给了这种反弹，一个展示的机会。

正文 西原借款（8）

1 （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の形成》之第八章“成立期日本帝国主义の政治构造”和结语“日本帝国主义の确立とその诸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及其诸矛盾），第317-400页，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11月7日第1版。

3（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11页。

4.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21页。

5.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17页

6.胜田主计：《确定对中国借款方针》，《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09页。

7.参见西原提交给寺内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18-120页。

8.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237-240页。《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69-172页。

9.周书廉编：《西原借款》所引曹汝霖外交回忆录，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205-2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

11《清代外债史资料》，上册，第3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印，内部资料，1988。

12 《清代外债史资料》，上册，第300页。

13 《清代外债史资料》，下册，第18、20页。

14.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2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15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67页。

16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63页。

17 《胜田家文书》，《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68页。

18 《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53页。

19 《胜田家文书》，《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4页。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1）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

当段祺瑞扫荡了张勋的辫子军，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原来的国会已经被黎元洪解散了，而黎元洪也退位回到了天津租界做他的寓公。所有的障碍荡然无存，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做小兄弟，不再有任何阻碍。于是，顺顺当当地，北京政府对德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除了对德奥在中国的官方人士做象征性的圈禁，总税务司暂时停止了对德奥两国庚子赔款的支付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据当时管理德国战俘营的人回忆说，当时收拢了近百名所谓的德国战俘，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日三餐西餐，“用餐时摆的排面像大餐馆一样讲究”。想要外出，也敬随尊便。1参战与否，跟各地军阀没关系，跟北京政府似乎也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某些地方，比如山东地方的老百姓有点关系——大批活不下去的青壮年劳工，通过当时英国控制的威海，被半骗半收买地装上了轮船，送到欧洲战场去挖战壕，修工事，送弹药，一不小心，就做了炮灰。这种事在中国宣战之前已经有了，宣战，给了这种变相贩卖“猪仔”的行为，一个最好的合法借口。

原本就没有打算出一兵一卒的北京政府，却要编练参战军。讨伐张勋的经历，让段祺瑞痛感手头没有嫡系武力的难堪。有了参战的借口，用日本人的钱和武器，编练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装，再好不过。于是，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复任不久，就主动退下来做了参战督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都顶着这个“督办”的头衔，只不过一战结束后，参战督办变成了边防督办。这个督办，名义上直属于总统，但期间的先后两任总统，冯国璋和徐世昌都管不了。徐世昌自不必说，他是段祺瑞一手捧上去的。冯国璋按理说应该是个有实力的军阀，有长江三督，江苏的李纯、江西的陈光远和湖北的王占元做后盾。但是，蹲在南京做副总统的冯国璋，拥兵东南，势延长江，可以不时地弄出点动静来，让段祺瑞难堪，但进了北京代替黎元洪做了总统，尽管也带了一师人马自卫，但在北京这个段祺瑞的势力范围里，大体上却像进了笼子的鸟，不劳段祺瑞出马，一个小徐就把他控制得死死的，基本上是要东则东，要西则西。长江三督，只有李纯比较忠心，也远水不解近渴，其实也不敢前来给老主公送水。冯国璋自己，虽然事事都被老把弟段祺瑞牵着鼻子走，但绝无决裂的胆量。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2）

毕竟，北洋派一体的神话，那时候还在维持。实在被逼急了，冯国璋也乘车南逃过一次，但是到了安徽，就被接到命令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截了下来，死活不让总统过去。手上有一旅卫队的大总统，硬是不敢冲出一条血路，杀将过去，只好乖乖地回来，依旧在中南海做傀儡。因此，段祺瑞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他有权给内阁各部下指令，而各部大小事务，包括总理，在禀报总统的同时，也得禀报督办，各地上报公文，第一位写总统，第二位就是督办。

督办虽然在1917年底就位，但参战军的筹备，却一直拖到1918年的8月才启动。由于筹建参战军的经费，日本方面允诺提供，这大半年的时间，都耗费在中日之间相关的交涉上。等到参战军开始编练，那边的欧战，已经进入尾声，地球人都知道仗快打完了。好在，参战军本来就不是为了参战的，欧洲那边战事告终，中国这边却紧锣密鼓地编练军队，一丁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1919年1月，3个师的参战军正式成立，第一师驻北京北苑，师长曲同丰，第二师驻济南，师长马良，第三师驻北京南苑，师长陈文运。其中，第二师的师长马良，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大大的反面角色。跟湖南督军张敬尧一样，都属于给段祺瑞添乱抹黑的主儿。

参战军的编练，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来的，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2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一时期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像参战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特意强调，新编练的参战军，“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3意思就是说，参战军以后就是中国的中央军。当时，皖系即中央，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段祺瑞的私军。参战军队一个旅长在队列讲话里说：“军队就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4当然，参战军的主人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理所当然，就是段祺瑞。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3）

参战军编练成军之后，由于仗早打完了，还叫参战军不太好意思，段祺瑞遂将之改成边防军，自己依旧做着督办，即边防督办。不仅如此，还让小徐另编了西北边防军4个混成旅。段祺瑞一跃成为中国军阀中嫡系武力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一位，而且把持中央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极大地刺激了他久已有之的武力统一的野心，更加坚定了他原本已经在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决心。

尽管段祺瑞是武人，但也深知，在政治舞台上演戏，有武戏也要有文戏，武人唱武戏，文人唱文戏，文戏就是选举新的国会。张勋复辟，经黎元洪之手解散了第一届国会，罪名虽然由张勋和黎元洪两人来担，但最大的得益者，却是段祺瑞。没有了国会的掣肘，背后有武力靠山而且掌握了内阁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挡住他意志的施行，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黎元洪做总统的冯国璋并非像黎元洪那样无权无勇，却根本不是段祺瑞对手，只能乖乖地做俘虏的缘故。解决张勋之后，段祺瑞跟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合作，组成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代议机构，但是，根本的解决，是选出一个听话的国会。

段祺瑞想要一个听话的国会，而研究系想要在未来的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两下同床异梦，但从表面上看，却是同一个梦。后者设计选举方案，前者下本钱操办。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皖系另起炉灶，第二届国会选举开锣。具体操办者，是段祺瑞门下第一号谋士兼大将徐树铮。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在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小徐很早就跟着段祺瑞为记事 [ 幕僚的一种 ] ，很得段的赏识。段自家做了统制 [ 师长 ] 之后，特意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学成回国，成为国内还算比较稀罕的日本士官生的一员，遂成段祺瑞的第一号谋士兼大将，段祺瑞对他言听计从。皖系参战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回忆说，在段祺瑞当家的那段时间，有什么事，向段请示，段总会说：“找又铮去。”只要徐树铮这个关口过不去，什么事也办不成。5不过，得到段祺瑞如此信任的小徐，的确有才。客观地说，小徐在民国诸将领中，文才无人能及。他跟当时名儒柯劭忞 [ 《清史稿》的主力编纂者，《新元史》的作者 ] 、姚永朴 [ 近代诗人 ] 、林纾 [ 即林琴南，近代西方小说的头号翻译大师 ] ，都有交情。他喜欢昆曲，谈不上顾曲周郎，但也喜欢唱一口。徐一士 [ 徐致靖侄子，近代有名的文人 ] 说他“有儒将之风”，“其文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6《近现代词纪事会评》收录他《金盏子》词一首：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4）

风雨龙飞，望蓟门烟树，九边雄阔，鹅鸭起军声，偏无道民心，老僧能说。那知画里功名，早客空飘忽。休更问，金陵大功坊畔，柳花如雪。 销歇。吊勋阀，揩倦眼，纵横王气竭。无人愿骑战马，难重遇、天生病虎侠骨。坐看万里江山，只春风鹈　。泉寒悄，谁管细雨侵帘，燕子愁绝？7

读起来，还是很有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前，北大新文化运动诸将跟林琴南打笔仗，林老先生气不过，写小说《荆生》，希望一个伟丈夫出面，把北大的这些“妖魔鬼怪”都干掉。人们都说，林笔下的这个伟丈夫，意中者就是徐树铮。但是徐树铮并没有应老友的呼吁，出来插上一脚。当时人回忆说，其实徐树铮不是一个蛮横跋扈的人，见人满面春风，彬彬有礼，从不当面让人下不来台。8

有文采，而且毕业于当时相当稀罕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徐树铮，自视甚高，周围的人和他自己都觉得他徐树铮就是文武全才，根本没把南北的军人政客巨头放在眼里。当年皖系诸将，除了靳云鹏之外，都挺佩服他。陈文运说他是在北洋时期唯一见到的可以“五官并用”的人，他亲眼所见，徐树铮“可以一面跟他说话，一面批公事”。打电话的时候，从来不用查号码，都记在他脑子里。9只是，当年日本的士官学校，教的仅仅为士官的本事，即具体指挥班排规模的战斗的事务，毕业生能有多少军事才能，相当可疑。落到小徐头上，我们看到，他的文韬武略，用在政治上是权术，用在军事上也是权术，纵横捭阖这一套，而且玩得心狠手辣，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提到。只有在编练西北边防军的时候，练兵还有点自己的想法，可惜时间太短，好像还没落到实处，西北边防军就随着皖系的失败而被人缴械了。

组织新国会，在段祺瑞和徐树铮来看，就是要搞一个自己能控制的立法机构。一改以往国会跟政府作对的局面，用徐树铮的话来说就是：“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10但是，选举得要钱，一方面选举本身需要经费，一方面想要操纵选举，收买选票，也得出钱。显然，就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而言，用于后者的钱应该占大头。这个钱，大部分也来自西原借款。那时公开报道说财政部和交通部各出70万，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用的。当时就有消息说，西原借款中2000万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有1700余万被用在了国会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上。11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5）

段祺瑞的另一个核心幕僚曾毓隽 [ 曾云沛 ] 也说，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每月津贴，每人300元，是徐树铮从陆军部截留过来的。12正因为有了大笔资金的投入，为了选举才临时纠合起来的“安福俱乐部”，居然能够大败当时风头正劲的研究系，吞掉了新国会绝大多数议席，因此，人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精明的日本人，对于这样大的用款破绽，应该不会没有觉察，但却一声不响，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头。

安福俱乐部是徐树铮一手操办起来的一个政治组织，说它是政党，又有点不大像，没有纲领，没有组织结构，就是这么一伙人，出于单纯利益的需求，听命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团体，称为俱乐部比较恰当。安福俱乐部名称的来由，一说是因为这些人在安福胡同梁宅 [ 以一个临时参议会议员名义顶下来的大宅子 ] 活动，一说是因为俱乐部的首领王揖唐和曾云沛两人，一为安徽人，一为福建人，各取一字，合起来成为安福。所谓安福俱乐部，是外人给他们这些人的称呼。但是也有人说，是他们自己先同意这样称呼的。13这样的俱乐部，确实是个梁宅 [ 杜甫诗“醉舞梁园夜”，以及俗语“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的那个意义上的梁宅 ] ，可以吹牛聊天，打牌叫妓喝花酒。根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意识的徐树铮，当时能够想到的，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纯然以利聚合的团体。在他看来，只要给钱 [ 每月定期的津贴300元 ] ，给好处，白玩白嫖，政客就会听他的话。这一手的确奏效，安福俱乐部当时收罗了相当多的来自原进步党和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许多人就是第一届国会的议员。看在钱的面上，基本上都能听招呼，徐树铮就是凭借这么一个酒肉集团，控制了一个国会。当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徐树铮想让国会选曹锟做副总统，但由于事先没加发补贴，就落空了。而且，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有安福俱乐部的人，出面对政府提出弹劾案，成心捣乱。

说起来，对新国会的选举，梁启超和他领导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气。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系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过来的，在各地颇有根基。张勋复辟，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很大的支持，连梁启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随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蜜月期开始了。平乱之后的临时参议院，也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弄起来的。段祺瑞再造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新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设计的。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6）

研究系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张勋复辟之后，原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势力，已经不成形了，残余势力，多南下去了广东。新旧交通系固然财力雄厚，但不像一个政党，也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国内能够称得上是政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有望在新国会的选举中，独占鳌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林长民曾对张国淦说过，他们此番动作，就是为了在选举中争多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一直对段祺瑞迁就姑息。14在选举中，研究系也多方活动，筹钱，拉人，联络各方势力，开展了强力的竞选活动。

然而，对于新国会，徐树铮却根本不打算让研究系置喙，连分杯羹的余地都不肯留这些在他看起来根本没用的文人们。徐树铮用了属于传统权术的两手，很轻易地就把研究系击垮了。一是金钱收买，一是利用他能控制的督军强行干预。据张朋园先生根据徐树铮电稿研究，在选举期间，跟徐树铮密电往来的各地实力派北洋军人，至少有16人，参加选举的17省中，徐树铮能够影响的占13个省。“换言之，除了江西、浙江、江苏3省，地方首长几乎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在多数情况下，徐树铮甚至直接把他要其当选的名单发给各省督军，让他们照单接受，这些督军也就真的照单接受，选出来的人，就是名单上的货色，一丝不差。15至于贿选，徐树铮称之为花钱“买鱼”。由于此次选举，是复选制，即选区选出额定的初选当选人，然后由这些当选人互选出议员。初选时的票，比较便宜，只要把地方领袖如乡董、族长之类收买了，大批的票就到手。初选买了，复选更得买。所以在复选的时候，买票特别明显，也特别放肆。凡参加选举的省份，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凡是地方军阀“辅选”不力的地方，徐树铮的贿选的力度就大一点。买票卖票交易所在地，市面都热闹起来，“尤以茶楼、酒馆、妓院为利市数倍”。保定原来娼业萧条，“一等妓院只余三家，近自选举盛行，忽又添六家”。16

就这样，经过瘦身之后的国会，安福俱乐部大获全胜，拢共两院472议席，安福系获得335席，占71％，研究系仅得21席，不足5％，另有交通系5席。17但交通系并无在议会争风的志向，只要能把持铁路这块禁脔便知足。因此，可以说，有心在新国会上有所斩获的研究系，大败亏输，只剩下条底裤。中国政治虽然号称黑幕，但其实很透风，研究系中人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在心灰意冷之余，对皖系失望之极。自张勋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从此分道扬镳，种下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之际，梁、林等人明里暗里给皖系政府捣乱的根苗。显然，虽然说文人没有武人那么有力量，但文人也有文人的用处。

正文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7）

接下来，安福系当家的国会，又按照段祺瑞的意思，选出来一直属于北洋团体中人的老官僚徐世昌做总统。这个徐世昌，由于跟袁世凯的关系至深，在北洋资格甚老，小站时代已经进来，加上在晚清官当得足够大，为人足够地圆滑，因此，为各方所能接受。至此，在国会、政府和总统几个方面，都是皖系的自家人。在制度层面，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段祺瑞的意志了，他此时的意志，就是武力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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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岳超：《北洋宪兵纪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36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66页。

3.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之言，见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85页。

4.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70页

5.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2页。

6.徐一士：《一士类稿》，见《近代稗海》，第二辑，第19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严迪昌编著：《近现代词纪事会评》，第381页，合肥，黄山书社，1995。

8.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2页。

9.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2—793页。

10.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21页。

11.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近代稗海》，第四辑，第390—391页。

12.曾毓隽：《忆语随笔》，《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74页。

13.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60页。

14.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21页。

15.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149—150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

16.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近代稗海》，第四辑，第361页。

17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148页。

正文 皖系「帝国」（1）

皖系「帝国」

治近代史者，一般人们都把1916年到1920年视为皖系统治时期。一个简单的分法，北洋军阀几个大头各占四年：袁世凯四年 [ 1912—1916 ] ；段祺瑞四年 [ 1916—1920 ] ；曹锟、吴佩孚四年 [ 1920—1924 ] ；张作霖四年 [ 1924—1928 ] 。不过，严格地说，1916年在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的段祺瑞，至少在最初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而且没有参与洪宪帝制，据说还颇有微词，此时上台执政，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西南方面也表示认可，甚至原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段祺瑞。

当然，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除了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政治上没有野心，也没有多大作为之外，段、冯二位，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形成各自的小圈子。靠近段的，人称皖系，靠近冯的，人称直系。这种事，在中国政坛，从来难以避免，有皇帝在的时候，无论怎样打击朋党，朋党都存在，更何况没有皇帝了。但是，虽然直皖这样的分际有了，彼此之间，却绝非视同水火，泾渭分明。跟过去的朋党一样，说是这个党那个党，但界限并不清晰。北洋系的将领，虽说在一部分人出现了跟冯走得近一点还是跟段更亲昵的分别，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分别，跟两边的关系还都可以。像曹锟这样人，虽说籍贯上为“直” [ 保定人 ] ，但在段祺瑞秉政之初，在冯、段之间，却没有明确的归向，很难说他到底是属于直系还是皖系。至少在他派吴佩孚进入湖南，一口气为段祺瑞打到衡阳之前，没有这样的归向。显然，曹锟虽然有傻子之名，却并非有命令就服从的“傻子”。

真正作为一个庞大的军政体系的皖系，实际上是安福国会成立之后的事情。这期间，完成这个过程，要经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安福国会选举三件大事。

正文 皖系「帝国」（2）

所谓府院之争，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也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争。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是临时约法规定的民元体制，介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和议会责任内阁制之间，一种相对权力关系比较模糊的制度形式。这种仓促形成的制度，本是当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之际，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安排的权宜之计。这种体制在袁世凯当家的时候，已经被实际上改成了总统独裁制，无论是总理还是后来不伦不类的国务卿，都是挂名的。段祺瑞之所以同意回归临时约法的体制，首先是出于反袁势力的压力，这个压力让老袁众叛亲离，老命不保，继任的他，不打算继承袁世凯的负资产，因此只有改弦更张，回到民元体制，大家都能接受。其次，也因为他对民元体制的看法，并不认为那是半总统制，而只当它是责任内阁制，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理实权在握，而总统只是一个幌子。借此抬出向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做总统，并不耽误他对实权的掌控。尽管让一向为他看不起的黎元洪摆在他的上面 [ 论在清朝的资历，黎元洪远不如他，他当军长的时候，黎元洪才是一个小旅长 ] ，但在实权和虚名之间，他还是选择前者。其三，向民元体制回归，也是对前阶段袁世凯作为的一种修补，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迷信，却是一种大趋势，段祺瑞也不能例外，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

然而，遗憾的是，真的操作起来，段祺瑞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在他眼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总统府那里，则是半总统制。身为国务院的秘书长小徐 [ 树铮 ] ，视总统为盖章机器，“指挥黎氏画诺”。1虽说跋扈了一点，但如果真的是责任内阁体制，倒也不太离谱。但总统府方面却受不了，性子柔和的老官僚张国淦做总统府秘书长时，还能勉强维持“和局”，换了出身报界的参议员丁世峄，双方立即剑拔弩张，斗了起来。双方的秘书长各自草拟有关府院权限的条例，骨子里无非是责任内阁制和半总统制的制度分歧。按道理，这个从临时约法就留下来的问题，本可以通过议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议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

正文 皖系「帝国」（3）

不张罗修改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下，因府院之争，议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是议会的参与，却更多的是意气之争，帮同吵架。这种参与，使得府院之争更趋复杂化。开始的时候，部分议员很热衷于左袒右袒，居中取势，经常把在议会中的表现，作为进入行政部门做官的契机。在当时，人们还是按照清朝的旧习惯，认为做官才是正经事，所以，借机弄个一官半职，才是议员们真正的追求。但议员做了官之后，非但不会使国会和内阁关系改善，而且往往会因权力斗争牵扯两边的关系，使关系更加恶化。自从前国民党系统的议员领袖孙洪伊入阁，做了内务部长，并跟小徐以及段祺瑞发生激烈的权力之争以后，段祺瑞跟国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起来。

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段祺瑞发现，每当他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他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

只是这仅限于日常事务，到了重大决策的关头，“徒恃法律上名义建立于北洋派之上”的总统，2依靠国会的配合，还是能给北洋派领袖段祺瑞造成巨大的麻烦。最明显的事件，发生在对德宣战问题上。

时间进入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4年，交战双方德奥同盟和英法协约两大集团，像两个缠斗已久的巨人，已经精疲力竭。似乎这个时候，外面只要来一个人，手指一捅，一方就会倒下。当时的世界，有这个力量的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日本不乐劳师远征，更喜欢呆在家里卖军火。最后解决问题，眼见得只有靠美国。跟英国血浓于水的美国，如果参战，选择帮谁，不问可知。但是，已经加入协约国的日本，和即将加入协约国的美国，却都特别想把中国拉进来，让中国给他们出兵，出劳力。但是两家又各有怀抱，都想让中国走自己的路线参战。显然，它们着眼的，不止是参战本身，还有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份额。

正文 皖系「帝国」（4）

显然，日本人下的功夫比美国人大得多。自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内阁上台以来，作为寺内的私人代表西原的说项，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好感大增，西原的第三次来华，主要目的就是游说中国走日本路线参战。终于，在日本的利诱下，1917年初，中国接受日本参战援助，走日本路线参加欧战。切实行动，把身子靠在了日本人身上。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美日在五四运动前后暗中较劲的伏笔。

然而，就当时而言，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国内一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押宝似的选择一方参战，然后搭便车提高中国国家的地位。段祺瑞和一些亲英美派的政客，就是这种意见，只是段祺瑞和这些政客选择的路线不一样。另一种是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由于英法在中国势力比较大，因此可以选择稍微偏向英法协约一方，比如跟德国断交，但不参战，留有余地，万一德奥同盟胜利，也可以免于尴尬。由于中国在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德国一直是样板之一，军人崇德者不在少数，徐树铮就是一个。所以，持后一种意见者，在军政各界，不在少数。而日本的活动，反而增加了这些人的疑虑，用西原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国会在外交上丧失自主权，更害怕日本会借口加强中国沿海的防御而侵犯中国的领土”。3待在总统府的黎元洪，就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脾气很好，一般情况下，很少跟人发生冲突，面对强势的段祺瑞，更是如此。但对于中国的参战，他视为事关国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肯妥协。

就这样，在最后参战问题上，府院之争走向了决裂，而国会站在了总统一边。段祺瑞为了能让对德参战案得以通过，动员了督军团施压没有用，采取了下三烂的公民团包围国会这样袁世凯的故伎，由于玩得过于拙劣，最终不但没能成功，反而惹翻了多数的议员，闹得沸反滔天，北京政局大乱。最后，黎元洪不顾督军团的反对，以不太合法的方式，罢免了段祺瑞，段祺瑞负气出走天津，天下更乱了。

罢免了段祺瑞的黎元洪发现，采取如此决绝的办法跟北洋派闹翻，结果是得罪了所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的人，各地军阀反声震天，杀气腾腾，自家的地位岌岌可危。免了段祺瑞之后，居然在北京找不到一个人肯出面组织政府，接替段祺瑞。按当时的情形，他自家的性命，也随时可能被随便一个什么武人提一旅之师就给灭了。无奈之下，病笃乱投医的黎元洪，只好接受辫帅张勋的进京调停。作为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散其实是支持他的国会，可是，签署解散命令，都没有人附署，最后还是步兵统领江朝宗出来给他解了围。

正文 皖系「帝国」（5）

各地的军阀，明明知道张勋这个前清的孤臣孽子，来北京多半是要拉出小朝廷复辟的，但却纷纷纵容这个脑后拖着辫子的江西老表出头为他们火中取栗，只有在天津的段祺瑞，声音不大地警告张勋不要复辟，但也很快就淹没在各地武夫一片叫好声里。

当张勋率领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之后，一头扎进了宫里。复辟大戏开锣，遗老遗少粉墨登场。迟钝的黎元洪，这时才发现自己上了当。赶紧躲入日本使馆，发表两项命令，托人带到天津拍发。一项是委托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一项是重新委任段祺瑞为总理，主持讨逆。

接到命令，段祺瑞忸怩了半日，虽然有点不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委任。接受全权委托的段祺瑞，知道这等于黎元洪向自己递出了降书降表，府院之争从此画上句号。但在得意之余，却发现自己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调遣，也没有一分钱可以供支配。显然，在那个时候，钱有时候比兵更有用，有钱，不愁买不来兵供他调遣。此时，亲日的曹汝霖为他雪中送炭，从日本三菱公司北京分公司借来了100万日元，随后又弄到了盐余款50万。4有了钱之后，段祺瑞先用钱收买了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的小老婆，然后靠这妇人的枕边风，说动了这位国军精锐师的师长，随后，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和第三师曹锟部也响应讨逆，陆续聚拢四五万人，对付5000辫子军，已经绰绰有余。于是，段祺瑞于1917年7月3日于天津马厂誓师，兴师讨逆。此时，过去跟张勋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各省军阀，呼啦一下全部变了脸，5000辫子兵，当然守不住小朝廷，害得张勋复辟未成，连自己的老窝徐州并辫子军都丢了，从军阀盟主，变成复辟元凶，而段祺瑞，则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从此，中国政局进入了段祺瑞的全盛时期。

正文 皖系「帝国」（6）

全盛期的段祺瑞，名副其实地可以称为皖系首领。第一，派系的界限清晰了，自家不仅有了嫡系，而且在“北洋团体”中，也有了亲疏之分。第二，不止身边若干追随者和幕僚，而是有了一大队的文臣武将。严格地说，此时的皖系，有两个东西是标志性的，一是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有了亲自掌握的嫡系武装。二是建构了一个听话的代议机构安福国会，有了一大群听招呼的议员。

编练嫡系武力，兹事体大，由他亲自抓，具体由他的两员哼哈二将之一的靳云鹏来操办。而操办国会，则由他的哼哈二将的另一员徐树铮出面。这样两件费钱的大事，背后的支撑者是日本，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讲过的西原借款。由于日本方面金钱橄榄枝的舞动，在北洋时期历届民国政府中，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是最亲日的。用日本人的钱建构了一个自己的帝国，却也因为这来自日本的钱，最后还是让这个帝国变成了泥足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这两件事，让他得罪了原来自家盟友，文的方面是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武的则是曹锟、吴佩孚，甚至还有东北的奉系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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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一），第9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张国淦语，见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3页。

3.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38页。

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1）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

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人当政的时期。袁世凯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练兵之后，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确武人面目更多一些。虽然当政之后，袁世凯有心完成从军人政治向文治的转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锅，死后，他所不乐见的“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局面自然无可避免。

从大形势上讲，武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乱治交替的中国政治周期中，乱世的难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和德国，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晚清以来，兴办新军，派人留学日本以及开办军校讲武堂的结果，一大批受过新式训练和教育的军人，成为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挎东洋刀的人中，也混杂了一些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但这一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大人物，多数都是军事现代化的产儿。

在所谓北洋团体中，主要军官，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最土的冯玉祥，也是新军出身，进过学兵连的。各省军阀，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云南的唐继尧，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至于他们的部下，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训练和教育，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辛亥的时候动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场仗，武汉三镇，攻下来两个，就收兵谈判了。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2）

蔡锷的护国之役，更多是政治战，护国军斩获不大，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从后来看，所谓的护国战争，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多少带有游戏性质，被外国人讥讽为，主要靠烟土和银元在打。拥有大军的军阀们，作战威力实在有限，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绑了票，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这一时期，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比如冯玉祥、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总而言之，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新式军队还没有学会怎样打仗，也无心打仗，他们手里的枪，只是催税的工具。即使是内战，也得到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人自己打起来了之后，才一天天像模像样起来。

手里没有会打仗军队的武人们，自家穿长衫的时候，远比着戎装多，坐轿的时候比骑马多，睡觉和抽大烟的时候比扛枪训练多，但却习惯于对政治问题用武力来解决。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就是这种“不良习惯”的突出表现。

即使在袁世凯时代，西南地区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对于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只能做到名义上归服。西南方面，袁世凯仅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个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军，而广东，听他话的龙济光，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区。护国军起，袁世凯垮台，西南方面，唐继尧几乎囊括了云贵川，而陆荣廷则占据了两广，而且一只脚可以伸到湖南。有实力就有说话的底气，西南势力的壮大，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过去表面臣服实际独立的状态，开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论一论法统，讲一讲道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将国民党变成一个小帮会，迅速丧失了影响力，幸好，孙中山及时回头，重拾国民党的旗帜，虽然支离破碎，但毕竟还有力量，不仅有第一届国会的政治势力，在广东、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挂在国民党名下的武装存在。在军事上，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西南军阀的小兄弟，但在政治上，却是老大哥。孙中山跟西南军阀的合作，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3）

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没有恢复国会，而是重起炉灶，成立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国会。孙中山以此为借口，扯起护法 [ 护临时约法，维护第一届国会 ] 旗帜，在广州另组政府，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毕竟，第一届国会，不是老段给解散的，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实在令人看它不起。

护法的号召当然护不了法，但却激起了中国西南、西北地方一系列的战争。原本在四川、湖南、陕西汉中这些南北交界之处，各种势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中，护法的发动，打破了所有的平衡，当地各派军阀、国民党势力、北洋势力，乃至原进步党人的势力，分分合合，打成一锅粥。孙中山理由牵强的护法，也给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一个很好的口实，实行武力统一。这个口实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满心不希望段祺瑞成功的冯国璋，总是捣乱，却始终都阻止不了皖系的用兵。对湖南的前后两拨攻势，打前锋的，大部分居然都是非皖系嫡系的部队，甚至连滑头的阎锡山，也不得不派出一旅军队参战。也只有这些军队发现自己成了段祺瑞政策的炮灰，白白被消耗时，他们在前线直接的抵制，才使得武力统一的推行受挫。前有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前线通电主和，后有吴佩孚在衡阳前线擅自停战呼吁和平。

由护法引发的南北战争，焦点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个仅仅祖籍是湖南，但却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僚傅良佐强行派到湖南做督军，原来的督军谭延闿改做省长，等于被挂起来。据说，谭延闿原打算抵抗，陆荣廷和唐继尧都表示支持，认为湖南是西南的门户，决不能让北人占了。1但是，谭延闿在湖南，虽然身为督军，却是文人底子，跟军队没有渊源，仗着脾气好，人称“谭婆婆”，周旋于湘中各派军阀之间。谭要抵抗，但湖南内部却难得意见一致，谭延闿本来决心就不大，见此只好辞职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来了一个人，身后还带着大队的北军。自晚清以来，湖南军绅，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力者位置和势力范围早就划好了，现在大批的北人北军到来，明摆着是要抢地盘。尽管大家手里的家伙，原来并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没有办法，南人该急还是会急的。这年的9月，受到撤换威胁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自主”，宣布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4）

在整个北洋时期，地方对中央政府不满，宣布独立或者自主，大到数省，小到几个县，属于家常便饭。独立也罢，自主也罢，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要自立为国家，仅仅是说，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实，各地军阀，本来就是各自为政，不独立，不过是表面上对北京政府还保持着隶属关系，一旦宣布独立，连这点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当然，北京政府也不会兴兵声讨，大不了彼此打几圈电报战，然后情势变化，地方独立取消，一切照旧。

然而，这回不一样。段祺瑞刚刚“讨逆”成功，变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别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凯的一半，但自视甚高。不好色，不贪财，也不染赌和毒的他，唯一的爱好，是围棋，而且自以为独步天下，因此韬略非凡。他的志向比袁世凯还大，而且刚愎自用，意志坚定，打定了主意，九牛拉不回。直皖战后，他既不出国，也不躲进租界，生挺着在北京不走，等着吴佩孚来抓，吴佩孚还就真的不敢动手。显然，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独立，这边要打，多少还会有点顾虑，但两个残缺不全、枪械不完的旅发难，宣布自主，抗命中央，给了段祺瑞一个动武、杀鸡儆猴的机会。先期开到湖南的北洋军两个师，也乐于以强凌弱，仗，就这么打起来了。

一开仗，显然过于弱小的湘军顶不住，湖南中部的宝庆、衡山相继失陷，湘军退往湘南与两广交界之地。但是，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的广西王陆荣廷，派出了大队人马，驰援湖南，桂军的加入，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桂湘联军攻势凌厉，原来作壁上观的湘军各部，纷纷加入联军一边。北洋军虽然也派来了增援部队，两个师的北洋军，加上曹锟的一个旅，阎锡山的一个旅，甚至张勋旧部安武军的二十个营也被派到了前线。但由于乐于玩真格的武人不多，北军却渐显不支。

其实，当时的湘军不是用来打仗的，北洋军也一样。不真打，比划比划吓唬一下人还可以，来真的了，前线的北洋军也萎了。段祺瑞派到前线打仗的军队，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慷他人之慨，借战争消耗异己，这是古已有之的老权术，老术翻新，大家彼此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前线的军队，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个师是主力。这两个人，很多著述上都说他们是直系，其实，他们不是段的亲信倒是可能，说是直系也不见得，因为，对于多数北洋将领来说，那时候直皖的分野还不那么清晰。这些军人，肯听差遣，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湖南是个富裕的地方，跟着督军上任，一方面能领到大笔的开拔费 [ 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北京政府的军费宽裕了起来 ] ，一方面可以在这个富裕的地方获得新的机会，做一回镇守使，就是一方小诸侯。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5）

然而，动真格的打仗，白白消耗自家的实力，这种只赔不赚的买卖，这些将领是绝对不干的。在前线的北洋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打算干了，于是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通电主和，呼吁南北和平。随即自行停战撤兵，一溜烟向北跑。督军傅良佐跑得比这两位还快，这边通电一发，他马上溜出长沙，恨得段祺瑞牙根痒痒，马上下令将他撤职查办。可是，兵败如山，湖南丢了，第一波的武力统一，就这样速生速灭。

前方兵败，段祺瑞为此下台，主和的冯国璋甚至一度重新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但是，段祺瑞的实力并没有受损，虽然不在台上，却依然可以操控政局，日本人也依然只信任他一个，主持对中国借款的西原龟三，对冯国璋一点好感都没有，在他看来，冯是一个对日本怀有敌意、喜欢玩阴谋的人。段祺瑞下台后，西原特地来华，对段表示支持，给了段一笔2000万日元的“电信贷款”，由当时作为段祺瑞亲信的曹汝霖掌握。2在短暂的喘息之后，段祺瑞居然以更大的势头反扑过来。再次出山的段祺瑞，做的是参战督办。我在上节讲过，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内阁之上的太上皇。有钱、有靠山更有决心的段祺瑞，其麾下谋士小徐，居然靠截取军火给奉系的方式，争取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同时策动了由直隶督军曹锟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十三省督军，在天津开会，成立一个比当年徐州会议更大的段祺瑞的督军后援团，一致决议，要求对南方用兵。这里，曹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在北洋军里，出了名的憨，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老实听话，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在那时候的军队里，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看起来很憨的曹锟，其实并不真的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还是相当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当然，这种人要论带兵打仗，确实没多少本事，用人也尽是自家子弟。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麾下，偏偏有一员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将吴佩孚。说起来，吴佩孚为曹所用，还有点传奇色彩。那还是在汤芗铭主政湖南时期，曹锟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人称马弁头，是个伺候长官的活儿。一次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汤邀请曹锟来做演讲。曹锟哪里做得来这个，就让吴佩孚代表他去。结果吴佩孚去了以后，在会上讲得特别精彩。回过头来，汤芗铭就向曹锟“借赵云”，意思是既然这个人才放在你这里不重用，我来用。曹锟自家虽然不识货，但人家来抢了，也知道此人应该是个人才，与其便宜了别个，不如我自己用，于是吴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长，此后，逐渐地，凡是第三师训练、作战方面的事情，概由吴佩孚包办。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6）

到北军政府用兵湖南之际，吴佩孚已经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一般来说，升为一省督军的军阀，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但是，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就把第三师让给了吴佩孚，而吴也对曹忠心不贰。这跟吴佩孚的性格与为人有关，我以后还要提到。

第二波对南用兵，段祺瑞和徐树铮安排了三路大军，一路张敬尧，一路张怀芝，一路曹锟。三路人马都是北洋军的精锐部队，张怀芝所辖北洋军第五师，张敬尧第七师，曹锟第三师，其中前两路统帅，还是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夹袋人物。只有曹锟，在地缘上，跟皖系关系不大，即非皖人，也没在安徽生活过。

然而，人之有用无用，跟亲近与否关系不大。三路大军，前两路一到前线，就吃了败仗，只有曹锟麾下的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一路从湘鄂边界的羊楼司打过去，连克岳州、长沙、衡山，直至衡阳。战况，又回到了第一波攻击刚发动时的状态。桂军退回来广西，而败退的湘军，游动在粤桂边界一带。

当时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部队，是他当年做土匪的底子，原来就是土匪中能征善战的佼佼者。这样的军队，在当时军队整体上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枪法准，敢玩命，比较能打。不仅陆荣廷的部队如此，东北张作霖的部队也如此。说起来他们属于晚清面临淘汰的巡防营系统，但新军见了他们却畏惧不止三分。此番桂军入湘，统帅谭浩明，就是陆荣廷做土匪时的老兄弟兼妻舅，不旋踵即打垮了北洋军4个师，显示出能战的实力。但是这样有实力的桂军，在人数上，也超过第三师，装备也不差 [ 广西和云南的军队，都可以通过越南从法国进口武器 ] ，居然被吴佩孚打得迅速溃败，望风而逃。1个月之内，就把处于胜利巅峰的桂军，赶回了老家。吴佩孚一战成名。

其实，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准来看，吴佩孚都不能算是一个杰出的战将。相比之下，他的军队的确比较训练有素，也比较能吃苦耐劳。他本人也有些韬略，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动攻击。据说，在他做营长的时候，就有吴小鬼的外号，说的是有鬼点子，善于用兵，尽管那时的用兵，无非是打土匪。他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当时其他的军队都很差的基础上。从冷兵器时代过来没有多久的中国新式军队，对现代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都成问题，炮兵不会间接射击，机枪手不懂得排除简单的故障，很多军队一打仗，当官的坐着轿子上前线，一进入阵地，指挥军队打着大旗往上冲，冲不上去，再来，几个回合下来，冲垮对方阵地就算赢，冲不垮，就轮到自己溃败，丢下八抬大轿逃命。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7）

最要命的是，士兵大都不耐战，基础训练很差，仅仅是会放枪而已。从晚清传下来的积习，一接战，就拼命地放枪，大多不知道瞄准射击，放枪就类似于从前的擂鼓助威，给自己壮胆。等子弹打光了，敌人还没有退，就该轮着自己退了。这种战争水平，只要有支军队训练好一点，沉着一些，耐战一点，差不多就能获胜。这一时期几位中生代将领，吴佩孚、冯玉祥和孙传芳的部队，就是这样的比较耐战的军队，因此胜率相当大，恰巧，他们后来都成了直系或者后直系的人。

此番入湘作战，吴佩孚大获全胜，不仅因为他的部队能打，而且对手也恰好出了问题。湘桂联军在患难之时，尚可联手作战，到了驱逐北军得到胜利之时，两下就开始闹纠纷，都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甚至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样湘桂联军，当然不能很好地配合作战，以至于很轻易地被吴佩孚看出缝隙，各个击破。那时的湘桂军，也跟其他军队一样，战术战法都很落后，每仗只能一鼓作气，一仗打败了，就一溃千里。

不管怎么样，吴佩孚赢了，而且赢得漂亮，不到一月，全部收复失地。无论在北京政府，还是在社会舆论，都觉得吴佩孚是打赢了一场很艰难的仗，尤其是在其他两路北军都吃败仗的情形下，这场胜利的光环，格外地光彩照人。

然而，光彩照人，给皖系政府挽回了面子的吴佩孚，论功行赏，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湖南督军居然落到了那个饭桶将军张敬尧头上。以今日看来，皖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段祺瑞不识人。皖系的干将，饭桶多，名声坏的多，而张敬尧两者兼而有之。当年护国之役，第三师和第七师同被派到四川抵挡蔡锷，吴佩孚见识过张敬尧的无能以及部下的淫掠，湖南督军不给他也就罢了，居然给了一个这么一个饭桶，这口恶气，放在谁身上，也难以咽下，何况烈性子的吴佩孚。于是，打到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在衡阳按兵不动，半步也不往前走了。无论好一点的军阀，还是差一点的军阀，地盘都是命根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真的想开。

在此之前，差不多跟吴佩孚齐名，同样善于吃苦练兵的中生代名将冯玉祥，在南下途中到了武穴，也干了一件很令段祺瑞和徐树铮难堪的事。事情是这样的，在护法运动中，坐落在广州的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跟实际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虽然名义上联合，但里面摩擦不断。为了防止自己唯一的一支嫡系武力陈炯明的部队被桂系吃掉，孙中山让陈炯明向福建发展。于是，陈炯明的粤军进入福建，福建督军李厚基向北京政府求援。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固然想扫平西南军阀，但最想搞掉的其实是“另立中央”、开非常国会、做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于是，北京政府命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援闽，意图开辟对南用兵的第二战场，直接打击孙中山。

正文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8）

就在援闽途中，冯玉祥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说民国已历七载，内战也见了三次，“而最无意识无情理者，莫过于南北此次之战争。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又无非我族类之公怨，兄弟阋墙，全球腾笑”。批评段政府不顾日本在山东的存在，设立民署侵犯中国权益，不顾德俄媾和对中国的威胁，一意孤行，对内开战，造成人民死于战乱，军费开支大增，“公私交困，借债生活”。3冯玉祥此举，背后有一个北洋宿将陆建章的策动。4陆建章是冯玉祥的亲戚，也是提拔冯的恩主，他是老资格的北洋宿将，地位仅比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稍逊一点。在袁世凯时代，做过北京的执法处长，人称屠夫，后来为陕西督军，护国讨袁的时候，被部下陈树藩赶了出来。此后，由于早年跟段祺瑞有夙怨，一直得不到复起。所以，反段的意向很强。当然，冯玉祥武穴主和，确有陆建章的活动，但冯玉祥作为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军人，的确也对这场战争没有好感。冯玉祥的通电发出之后，据他自己讲，当时刚刚攻下岳州的吴佩孚，马上给他发了一个电报，希望冯玉祥坚持到底。5

武穴吁和，由于没有得到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响应，最后不了了之，北京政府开始打算撤掉冯的职务，让其部下接任 [ 只是北洋政府的惯用伎俩，让部下出于自身利益，取而代之 ] ，但冯部相当团结，无果。最后只好给了冯玉祥一个撤职留任的所谓“处分” [ 不久就取消处分，开复原职 ] ，在曹锟的调停下，冯玉祥没有去援闽，转道去了湖南的常德，归入曹锟的序列。后来在南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拣便宜做上了常德镇守使，也算是加入了对南用兵的队伍，北京政府得以下了台阶，而冯算是有了块地盘，可以暂时栖身。但此时的冯玉祥，已非池中之物，一个小小的常德，根本不足以填他的牙缝，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基本的队伍，因为湖南的战事，走到一起了。

最后，我们都知道，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是以吴佩孚撤防北上、直皖决裂并开战而告终。段祺瑞用钱堆出来的嫡系武力参战军，经过直皖之战，灰飞烟灭，皖系作为一个军阀派系寿终正寝。此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短暂地出山，做过一段空头的执政，然后就从政坛上消失了。晚年的段祺瑞，一个迷信武力的武夫，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遗嘱，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国事，但却特意强调，在他的丧礼上，“无以荤腥馈祭”。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对当初自己主导的内战中，无数殒命的生灵的一种交代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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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仇鳌：《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8卷，66—67页。

2.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51—152页，第160页。

3.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6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参见刘序东：《陆建章被徐树铮诱杀经过》，杨文恺：《陆建章之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

5.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27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段祺瑞年谱》，《近代稗海》，第四辑，第697页。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1）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那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糊糊涂涂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在一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一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能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一战的主战场是陆战，在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而虽然没有留英、出身海军有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 [ 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 ] ，却意见跟段祺瑞相左。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试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整个国家的后果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2）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2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3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3）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4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其实，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14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14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说不的意思。但这个意思背后的故事，却很难说清。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来的强国，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的角度，采取一种比较得人心的姿态，其实也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威尔逊，不仅在落后国家声望如日中天，在协约国，也很有群众，威尔逊在会前访问这些国家，受到了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民众“几乎是成群结队地围着他欢呼”。5然而，仅仅这个姿态，已经让当时主导世界的5强中的其他4强感觉很是不爽，在和会的运作中，成了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的空论。据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汇报，威尔逊的14点声明，连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都强烈地表示异议。6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4）

现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5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一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7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8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5）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9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10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11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6）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不给好脸。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会上，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显然，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5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事实上，否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的14点声明，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 12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而且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最后，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力。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

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13

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秘笈录存》，同一份电文，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

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14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7）

显然，即使是《秘笈录存》版本的电报，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威尔逊的安慰，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这样的空头支票，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提出了14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导致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去为中国说话。这个借口没有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总是会有的。只是，在14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不经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可惜，强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15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16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梁敬錞连夜送往《晨报》刊布，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17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18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缺乏情报，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好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19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8）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关于山东问题，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中国代表几番努力，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但都被拒绝了，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了，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运动一起来，代表团代表们，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传谣，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20国内汹涌的民情，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仅吞掉了曹、章、陆，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 [ Guur ] 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 [ relative deprivation ] 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2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正文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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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

4.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1页。

5（美）R·R·帕尔默著，董正华等译：《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第59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6 《秘笈录存》，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 《秘笈存录》，第71页。

8 《秘笈存录》，第67-68页，《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三章第一节，北京，中华书局，1997。

9《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45-46页。

10《秘笈存录》，第72-76页。

11《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54页。

12.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第128页，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13.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07页。

14《秘笈存录》，第132页。

15《秘笈存录》，第133页。

1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94-19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17.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上），第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8.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156、158页。

1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1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0《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57页。

21.Gurr,Ted,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1）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开始人们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2）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 [ 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 ] 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

打仗自然导致紧张，局势紧张，关系紧张，不仅南北紧张，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而北洋派内部裂痕也随之加大。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三杰之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竞争。段、冯二人地位相当，段比冯，升官考试差点劲，指挥作战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有点头脸的，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总监 [ 校长 ] 都是段祺瑞。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实力，不仅有江苏的地盘，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两人就貌合神离，袁世凯死后，实际的继位统率整个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冯国璋则积不相能，因此，冯段矛盾开始突出。坊间传出皖、直分野，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占据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占上风，得到多数北洋系军阀的拥戴，但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没钱不打仗的时候，所谓的直皖分野，并不明显，两家的分野，也并非严格按籍贯来的。很多皖人，比如陆建章，就对段祺瑞很不感冒，到处煽动军人反段，而身为保定人的曹锟，在战争开始阶段，很听段祺瑞的话，冯段之间，一直到冯接任总统，都没撕破脸皮。但是，钱和战争却激化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统一的当口，冯系总是时不时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让长江三督，尤其是跟冯最贴心的李纯来唱。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3）

参加战事的北洋军人，也会因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赃不均而产生新的矛盾，吴佩孚与张敬尧的湘督之争，冯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后来奉系与小徐之间的不和，都跟借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冯玉祥武穴吁和时的第一份通电强调，他是军人，而且是北洋军人，“维系团体，夫岂无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1此后的第二份通电 [ 巧电 ] ，则撕破了脸皮，“既以北洋派为辞，北方不乏明达优秀之士，用人惟贤，当无歧视。反观所为，大谬不然，异己则排斥，同恶则相济，是则彼辈之所谓北洋派者，不过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义以战，不惟无以服南人，亦且难以服北人”。2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作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于在第二国会选举中被有意识地排挤，原来作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由于留日学生被重用，导致失落，此时更加深了对于政府的不满。但是，更可畏惧的是，基于利益的纷争，跟基于道义的质疑，纠结在一起，让后者显得格外的有力度。

事实上，自打西原借款滚滚东来，外界总是质疑这里面是否有猫腻，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权益是否在秘密交易被出卖。钱来得太容易，按以往的经验，包括人生的日常经验，怎么都让人放心不下。早在西原借款成立之初，中日合办汇业银行的动议，就被报界质疑为出卖中国财权，指名道姓，批曹汝霖与陆宗舆，说他们为一己之私，出卖主权。33000万的吉林森林抵押借款，不仅吉林人感觉到自己的家园被卖，请愿要求“政府为吉留一线生路”，而且一些报人也忧虑，借款成立之后，“不出数年，向之树木参天浓荫蔽日者，皆将一变而为牛山之濯濯”。因此，此借款等于是拿30000万来换3000万。显然，这种质疑，让段祺瑞大为光火，当时报纸的标题是：“段合肥又大发怒。”4尽管脾气大的段祺瑞很恼火，但这种质疑却并没有止息的意思。1918年5月25日，即在次年五四游行差不多整整1年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科学校等2000余学生，听闻中日签订密约之后 [ 即中日共同防敌条约 ] ，出于对政府卖国之担忧，齐聚新华门总统府示威请愿。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4）

据次日的报道，在示威请愿过程中，也有一个学生，名叫张传琦，慷慨演说，当场断指，“血凝讲坛，为状至惨，呼声雷动”。而且在游行请愿中，学生也强调，切莫让外人笑话，五分钟热血。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还出来接见了学生代表，“词色和蔼”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日条约要秘密签订，主要因为是军事条约，为了保密起见。整个过程，几乎像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5所有过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游行，高度相似。

显然，总统冯国璋出面的解释，并没有真的打消国人的疑虑。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同年6月8日，留日学生代表9人，来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学胡同，当面请愿。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双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日本能否借出兵，行假途灭虢之实。第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三，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于西原借款的忧虑。留学生们特别强调，他们游学日本多年，“深悉彼国上下，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谓维持东亚平和，保全支那领土，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大隈取强压政策，寺内用笼络手段，异趣同归。此次藉词共同出兵，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断无卖国之理。而且，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现在跟日本友善，是因为“日本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6

显然，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反复解释，但国人的疑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日见加深。这样的疑虑，不仅学生有，一些军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驻华武官斋藤，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并声称这一意见，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7这个消息，经当时的英文版的《京报》披露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显然，这个消息，触动了人们有关二十一条的神经。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京报》，8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真是很难说。按情理来讲，日本的军方，野心都要大一点，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长期以来，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日本政府方面出面解释，依然难以让人放心。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刚刚传出，江苏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就来电质问，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宣称：“吾人对于中 [ 此 ] 等问题，岂忍坐视，且为保持内阁威信，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徐树铮赶紧解释，断无此事。9但能否真正释疑，却很难说。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

《申报》载，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此固不免，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万事受人干涉，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吾国人其猛省！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10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5）

已经不仅是质疑了，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在北洋派内部，这样疑虑，出于利益的纷争，往往更加彰显，因此，北洋派分裂的迹象，到了1918年底，更加明显。此前，冯玉祥的反叛行为，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冯玉祥的呼吁，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而且吴佩孚的呼吁，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声音越来越大。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促进国家的分裂。11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 [ 同年8月7日 ] 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12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13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14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15

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 [ 校长 ] ，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

正文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6）

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于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来自学界和报界，甚至还来自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势力，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针对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是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一个积蓄很久的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把山东拱手让人，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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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6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70页。

3.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05页。

4.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218页。

5.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100—101页。

6.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138—139页。

7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26页。

8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30页。

9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27—128页。

10 《胡景翼日记》，1918年11月13日，第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1.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503—50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1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第136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

13.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430、438、441页。

14.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437页。

15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505—506页。

正文 学生与军警（1）

学生与军警

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正处于裂变时期，当家的段祺瑞和他的亲信们，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激化了国内包括北洋团体内部的所有矛盾，危机四伏。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固然此番国会选举，遭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相关人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张作霖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军阀也如此，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家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脆败的由头。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以及脆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

正文 学生与军警（2）

同时，五四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接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 [ 士兵 ] 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面对上街的学生和市民，就非常尴尬。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矛头指向的就是皖系政府，北京学生声讨曹、章、陆，实际上是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来的，到了上海，示威者就直接指名道姓地要段祺瑞、徐树铮下台，毫不留情地将真正的主政者放在了对立面。因此，仅仅出于自保的需要，他们也要将运动平息下去。另一方面，运动高调的爱国道德诉求，以及大得民心的情势，以及大体合法的抗争形式，又使得他们缩手缩脚，无法镇压，一上手，就处于根本丧失话语权的境地，多数禁止学生上街的政府命令，都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热情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既然如此，镇压就谈不上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北洋系的分裂随之日益清晰，地方军阀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不满皖系统治的军阀借对学生的声援，表达对皖系的不满，陷于孤家寡人的皖系，只能偃旗息鼓，步步退让。

正文 学生与军警（3）

特想镇压，又不敢镇压，内部态度不统一，只伸出半只手，还要遭到痛批和痛打，这就是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窘境。5月4日那天的逮捕，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镇压。学生烧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几十个带枪的警察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几个小时之后，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的军警才赶到，抓了些掉队的学生交差。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警察都是会毫不犹豫地抓人甚至开枪的。在整个事件中，即使不是站在曹汝霖的角度，从纯粹社会治安的立场，警察实际上也是失职的。事后曹汝霖的抱怨，不能说没道理。当然，我们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警察在整个事件中，从一开始就不是很“积极”。甚至，事后取证，在现场的派给曹宅的警察“保安队员”，包括在事件中受了轻伤的人，居然没有一个出来指证学生的，每个人都说，当时很乱，他们谁也没看清，不知道是哪个放火打人。当时青青白日，朗朗乾坤，怎么可能看不清呢？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似乎没有人统一操控。办理此案的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无奈地在报告里说：“五月十二日复传案内受伤之保安队李昌言等十四名来案，分别验明受伤属实。讯据该队兵等均称，我们所受之伤究竟被何人所殴，因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1

虽然有消息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北京政府一度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有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曹汝霖回忆说，火烧赵家楼之后，徐世昌将他安置在北海团城保护起来，还给了他和章宗祥一人5万元 [ 虽然他没接受 ] 。他到团城第二天，段祺瑞即来慰问，言明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竟连累了你们。”又嘱咐曹汝霖不要辞职，“看东海 [ 徐世昌 ] 如何处置？”恨恨之情，溢于言表。2对于徐世昌的不满，也溢于言表。段祺瑞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此时虽然不做总理，转为参战督办，但他这个督办，却是可以给内阁行文下命令的督办，即使从形式上看，也是太上皇，他不高兴，政府的压力自然很大。于是，政府态度趋于强硬。5月5日，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议解救学生，他们一起去见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以及警察总监，要求释放学生。但只有吴炳湘冷冷地见了他们，其他的人都拒而不见。

正文 学生与军警（4）

3这样不给大学校长面子的事，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5月6日，徐世昌下大总统令，一边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边要求他严加防范，“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法办，勿稍疏弛。”4但是，被捕学生的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的舆论一致声讨，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北京政府，一边倒地谴责政府，声援学生，有消息说，“北洋团体”内的亲冯国璋的人士，也开始思有所为。即使安福国会内部，也有人对内阁表示不满。5内阁里，也有不同声音，教育总长傅增湘屡次请辞。原本就滑头的老官僚徐世昌，见势不妙，又把头缩了回去。第二天，即5月7日，就将被捕学生交保释放，由点起五四这把火的林长民和他两个外交委员会的同事，汪大燮和王宠惠保了出去。然后择机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意思是把事件交由法律解决，化解危机。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

就在这个当口，徐世昌换掉了李长泰，让自己的旧部王怀庆由帮办升为步兵统领，这个涉及京师治安的人事任免，也许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府强化镇压功能。事实证明，后来的王怀庆，并没有如人诟病的那样成为屠夫，反倒跟他的前任一样软弱，对学生下不了手。看来，王怀庆的上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徐为了自己考虑的，让他这个光杆傀儡总统，在军人的众多指挥刀面前，多个保镖，稍微感到踏实一点。尽管政府软了下来，但对于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而言，应学生的要求，把曹、章、陆免了，显然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们都知道，曹、章、陆做的事，背后其实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是段祺瑞力主的亲日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世昌也是这个政策的得利者，没有西原借款，第二届国会 [ 安福国会 ] 选举就没戏，自然他老徐也就当不上这个总统。但是，作为晚清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臣，北洋团体的老人，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即使在北洋三杰这等武夫面前，也有点老资格可摆，因此，他不肯规规矩矩地做傀儡，他要利用直皖之间的空隙，做点文章，利用矛盾，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此时也不肯乖乖地为段祺瑞做打手，在巴黎和会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逆风而上，严惩学生。最佳的方案，就是两边应付，尽量模棱。但是，首先要顾及的还是段祺瑞和皖系的面子。

正文 学生与军警（5）

因此，作为站在台前的政府机关，面对汹汹的学潮，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现第二次火烧赵家楼事件，否则段督办那边没法交代。于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连发表两个大总统令，措辞严厉地谴责学生，批评下属弹压不力，其实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许学生再上街。甚至，连5月7日外交协会一干名流张罗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取缔。对保释学生的审判，也如期进行。最让学生和舆论难以接受的是，曹、章、陆三人的辞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来自徐世昌的抚慰。其中对曹汝霖辞呈的批复，说曹“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而且强调，此番事件，系曹“因公受累”。6同时给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各5万元，秘密安排曹到北海团城静养。7

虽然说，这种安抚和慰留，并未脱出旧时官僚对下属态度的窠臼，也未必显示出徐世昌对三人格外优待。但是在那个情势下，却足以引发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人们更关心的是，在这安抚背后皖系军阀的动向，显然，他们的动向，很是令人不安。躲在北海团城的曹汝霖说，眼看着上街的学生越来越少，事情大有平息之势，可是林长民的煽惑，又令风潮再起。8其实根本不对，真正让运动再火起来的，主要是政府的暧昧，以及这种暧昧背后皖系军阀种种强硬的表态和人们的猜测。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言纷起，说政府“徇武人之请，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更换各校校长”。段祺瑞的大将段芝贵也被扯了进来，说就是他说的，“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9还有说法是，段芝贵的严厉主张，是在军警会议上提出来的。10此公当年卷入名伶杨翠喜案，名声本来就不好，借他说事，不由得人们不信。在次年的直皖大战中，段芝贵有上佳的表演，以前敌总指挥之贵，仗还没怎么打呢，就做了吴佩孚的俘虏。此时看来就有预兆。更多的流言，都集中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说是政府压教育总长傅增湘，要他撤换蔡元培，连替换人选都定了，命令已发，送交印铸局盖印去了。甚至传说有某上将，要用往年对付陆建章的手段来对付蔡元培，也就是说杀掉他。最离谱的是说曹、章等人以300万收买刺客，刺杀蔡元培，还要派人焚烧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11这些流言，有的有影，有的没影，但流长飞短，一时间却导致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候，蔡元培留下一封至今仍旧费人猜度“杀君马者道旁儿”的信，辞职南下。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原本就不安的校园，再度沸腾。北京学生全体罢课，不让上街游行示威，就分头宣传。这下，军警又有事干了。

出来演讲的学生，组织形式是五四时期具有特色的十人团，10人一队 [ 有时也不一定10人 ] ，四出演讲，散发传单，查抄日货。机动灵活，十分便利。这种运动方式跟北京学生的罢课，很快传染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做一样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军人，开始是阻拦，看见就拦，拦不住只好听之任之。

正文 学生与军警（6）

这一阶段档案中的警察报告，只是汇报学生如何演讲，如何散发传单，而警察则“加派长警劝谕”，“委长和平劝解”，“长警等用婉言劝谕”，无奈之状，溢于纸面。12进入5月底，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当局有点着急，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动手抓人。5月22日内务部的训令，口气还相当和缓，承认学生的爱国热诚，“原为国民朝气”，学生“集众演说、散布传单等情事”，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若长此纷纭，人心将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搀入其中，乘机鼓煽，难保不别生事端”。13然而到了第二天，内务部的训令，就变得有些杀气了：“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14接下来，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总统令，强调对于上街的学生，如果制止不了，“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5学生根本不理，依旧上街演讲和查抄日货，直到进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开始动手抓人。由于学生非常多，每个学校每天都会派出十队八队的十人团，“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胜抓，抓多了也没有地方关，于是就把北京大学法科占了，改做临时拘留所，关押被捕的学生。没想到学生越抓越多，法科装不下了，最后临时拘留所又扩张到了北大理科。16

即使政府已经开始抓人，但主动进攻的一方，依然是学生。虽然有传说，被捕的学生可能被枪毙，被抓进去的清华学生李先闻，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里都有点感到有点没底。17但是，这点担忧，并没有减弱学生的冲劲。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其实军警对抓人并不积极，即使被抓了，好像也无所谓。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主动找军警来抓他们。据时人回忆，6月1日运动中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从6月2日起分队外出演讲，如果2日外出的学生都被捕了，那么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则4日全体出动。18 6月2日的一份北京警察报告，很有意思：

为报告事。窃本月二日有北京大学学生因卖国货，不听劝解，在职署顽赖不肯走去等情，业经电禀，奉谕送厅办理在案。谨将情形禀陈钧阅。先是于前几日间即每日有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在职区界内各处分起售卖牙粉、仁丹及零星货物，均经职署婉言劝解，每一起至动须劝导、辩论许久始去。

正文 学生与军警（7）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校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不可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一名蔡鬯贤，一名王汝楠，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执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送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五名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查该学生等蓄意顽赖，本无足计较，惟分起相继而来，实于警察公务上大有妨碍。除已电陈外，理合报告鉴核。谨票。19

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后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刘仁静，还有一个也是中共创始人，但更为有名的张国焘，这两位都是当年的特别能战斗的五四青年。几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们，就指责警察违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无论自称“职等”的警察怎样劝，都不行，非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罢休。匡互生回忆说，到了6月4日，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再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20都说警察抓学生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学生是猫，警察才是老鼠。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看到军警被学生的演讲和行为感动的场面。当时编的《五四》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21

正文 学生与军警（8）

当时的场景，学生的说词有没有这样的文绉绉我们不得而知，但学生对于军警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反“劝阻”，而且劝说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忆中，就多次提及军警被学生所感动，不仅外面抓人的军警被感动，连负责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22

在上海，这样的场景也所处可见。跟其他地方的军警一样，他们对于学生都比较客气，不敢轻易动手动脚，要动粗，也只冲着市民。但是，学生跟北京一样，主动出击。复旦大学的学生整队入城，确定战略为：“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设有非法苛待，吾等数百人当肃然跪对国旗，勿作一语。”23面对这种架势，即使警察有心抓学生，都会打退堂鼓。事实上，上海的军警，基本策略对学生是不抓的。复旦的学生出来，沿途军警就像没看见一样。24凡是被抓的学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学生主动“找抓”，甚至“欺负”到警察门上去找事。《时报》报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学生来到上海警察厅，“摇铃演说，言政府如何野蛮，欺压同胞，谄媚日人。警厅派出巡士多名，劝阻驱散。各学生不听，于是用强迫手段拘拿，各学生态度文明，既不抗拒，又不走散，口中大呼同胞看看，当被拘住数人，带入厅中，各学生全体随之入门。嗣上海县知事沈宝昌闻信到厅，与徐厅长晤商之下，立将各学生释出”。25所谓“同胞看看”，就是大喊大叫：“看哪，警察抓人啦！”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学生手持白旗一面，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 [ 徐国梁即上海警察厅厅长 ] ，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因阻碍交通之由，将之带到警察厅。骂人骂到警察头子头上了，这位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徐厅长也没有因为骂了他，把这位学生怎么样，随即释放。“该生还复自由后，仍与同学照旧进行演说”。26学生出来演讲，警察如果干涉，就非要警察带入警署，然后警察再给他们放出来，有被拘三、四次，“被释三、四次者”。27就这样，报纸还是满天报道，学生被捕，遭到迫害，云云。

正文 学生与军警（9）

跟在北京一样，上海也有被学生感动的军警。据《申报》报道，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警察厅周围演讲，“大讲段、徐、曹、陆等卖国之情形，警兵旁立倾听，非特不拘人，且多颔首称是。”28进入南洋公学的士兵，据说也在学生“告以大义”之后，“为之惶愧而去”。29上海的学生比起北京的同辈来，对付警察，还会调侃。据当时人讲，学生在送食物给自己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士兵在“荷枪守备”，遂将“特制馒头数百枚，以飨各士兵”，一边说着风凉话，说是感谢他们“帮同救国”，结果士兵“颊顿飞红，坚不肯受”。30

武汉的军警，也同样对学生缩手缩脚，也同样容易被感动。运动初起，因执行北京政府禁令，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防堵学生相当卖力。这个滑头军阀，名列直系的长江三督，但却经常首鼠两端。由于段政府南征，很多部队要过境湖北，也不容他不听话。只是，对于在防堵中抓的学生，他却没有为难。据当时的报道，武汉私立政法学校的学生，因外出演讲，被逮至某团兵营，“后旋由该团三营营长贾万兴 [ 河南人 ] 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敝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讲演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屏息倾听。至于各警署捕去之学生，虽云亦甚优待，然究不若该营长之特色云。”31

尽量不碰学生，似乎成了当政者的某种禁忌。手握参战军一个师的重兵，身为济南镇守使的马良，是回民，脾气火爆。作为段祺瑞爱将，他在五四运动中，自然要站在主公一边，即使出于报恩，也得表现一下。相对而言，由于济南作为五四运动由头的发生地，运动的火爆程度也非同一般，据当时人讲，在群众大会上，会议主席想要致辞，说得不对学生口味，都被哄下。与会的群众上街游行，不仅砸了倾向政府的《昌言报》报社，而且把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捆起来，前胸后背贴上卖国贼和汉奸字样，背插亡命旗游街示众，在这个过程中，主编和经理不断地挨打受折磨。到了这个地步，学生和市民还意犹未尽，径直将人押到省长公署，逼省长表态。32即便如此，马良的“表现”，也对学生没有多少办法，据说只打了两个学生的手板。33却找了一些回族市民的霉头，说是我自己抓自己人，别人总不好说什么。抓了几个领头的回民领袖，杀一儆百，杀了其中的三人，制造了五四运动中，最大一次镇压事件。这个事件，在山东督军张树元向北京的电报中，变成了“莠民假借学生名义”做的，干脆跟学生一点干系都没有了。34尽管如此，学生却没有因此而放过马良，山东和天津两地的学生一拨一拨地上北京请愿告状，声讨马良，造谣说马良主张中日合并，云云。35

正文 学生与军警（10）

碰到学生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军警要围堵学生不令上街，无论军警如何客气，只要学生执意要冲，也难免磕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麾下军警，就摊上了这样的事。6月1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大门口，有学生受伤了，报界哄传，军警镇压，武昌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流血事件。对于事件，武昌高师学生的通电是这样说的：

自外交失败，各界呼号，生等曾洒一掬热血，通电中外，警惕国人，纯以爱国为主，并无越轨情事。不图六月一日，正值星期，晨光未曙，校外遍围军警，声势汹涌，阻止出入，生等念身居校内，横遭囚禁，不胜骇异，群集校门与之理论。该军士不惟置若罔闻，反而用刺刀乱刺。陈君开泰退避不及，身中数刀，立即晕倒，血流满地，生死未卜，其余受伤者十数人。该军士后欲开枪射击，幸将二门紧闭，未令屠杀。举校痛哭，惨状难言。36

王占元在给北京的电报上，则是这样说的：

因有北京学生代表来鄂，各学生拟在消岔宝通寺开会欢迎，定期旧历五月一、二两日举行露天演说。各学校学生悉数齐集，往军、省两署及各衙署繁盛街市派人讲演，印发抵制日货传单，情形极为激烈。并探闻汉口匪人有乘机混杂，希图扰乱情事。当时传谕各校长积力劝阻，非得校长允许，无事不令各学生出门。一面令饬警察在各校门首附近严密调查，不许外来代表入校煽惑。复据警务处长崔振魁面禀，以警察不敷分布，请派军警巡视弹压，复令卫戍司令派兵士数排游行照料，一日无事。次日午后……国立师范有学生数十人，因警察防止不便，各持木棍、石块向警察痛击，警察无力抵御，遂邀同附近军队往劝解，因群持木棒，势甚汹涌，不得已用枪托搪抵，致有一生误触刺刀，伤及腿部，现已送院调治。37

两造都说对方来势“汹涌”，看来至少冲突比较激烈。督军说学生各持木棍，显然属于夸张，但军警是堵，学生在冲，论势头，应该是学生更足，但军警手里有家伙，混乱中，刺刀虽说未必是像督军说的那样，被“误触”，但也未必像学生所说，军警用刺刀“乱刺”。后来记者探视受伤的陈开泰，明显倾向学生的报道，也是说陈的伤在腿，倒的确很重，刺刀由左腿穿透到右腿。38说明伤人的军士，刺刀是向下的，应该还是有所节制，并非“身中数刀”。显然，就像督军渲染学生手持木棍、石块如何凶悍一样，学生所说的军士欲开枪屠杀，也不大可能，真要开枪的话，学校的门是挡不住的。自然，学生所说另外受伤的几十人，后来也没了下文，最大的可能，是当时张大其辞的渲染。

正文 学生与军警（11）

虽然受伤者很快就伤愈出院，但事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一致声讨，要求罢免王占元，连人称安福国会的国会议员，都提出质询案，几十人联署。39迫于压力，王占元不仅随即派人去医院慰问伤者，送了50块钱 [ 这对于一向有吝啬之名的王占元来说，真难为他了 ] ，而且还督促湖北警察厅长何佩　将直接负责的警务处督察长撤差，将警务处长一并记过。40看来，伤到了学生，事情还真就是不小，连割据一方的军阀，也得让上不止三分。

运动中，抓学生并将之送上法庭，最后一次“公演”，是天津的警察头子杨以德扮演反面角色。天津是直隶的地盘，直隶督军是曹锟，省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锐。一般来讲，凡属于跟段祺瑞走得比较近的人，对于执行中央政府禁令，弹压学生相对积极一点。曹锟当然不算是皖系人物，但是，在此前一段时间里，跟冯国璋也走得也不近，远远不及长江三督 [ 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 ] ，基本属于在尚未界限分明的直皖之间骑墙的人物。在段祺瑞第二次对南方用兵之际，由于许愿给曹锟一个副总统，所以，曹锟对于南征一度相当积极，手下参战的大将吴佩孚战绩也特好，一直打到了衡阳。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曹锟的副总统飞了，而且湖南督军也没给吴佩孚，因此，曹锟集团跟段祺瑞已经离心离德，曹锟和曹锐尚未撕破脸皮，但是，吴佩孚已经公开叫骂了。因此，在直隶的地界上，按道理对于学生运动，军警是没有弹压的积极性的，只是天津这个地方例外，一方面它是北方第一大商埠，对外口岸，日本势力很大，另一方面它离北京很近，直隶首府保定对它的影响，远不及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天津警方一直直接听命于北京，因此，才有1920年初对学生的逮捕。

逮捕学生的起因，是魁发成事件 [ 事件详情，参见《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一章 ] 。魁发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冲突中，也有日本人参与。加上刚刚发生了福州抵货学生跟日本人的冲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别担心在京畿之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作为天津警察头子的杨以德，更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大动干戈，抓了学生。虽然学生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违法了，按说被逮也不为过。但抓了人的杨以德，却心虚得紧，不断跟被捕的学生套近乎，强调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许，他跟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关系怎样好，对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的父辈怎样有交情，他跟学生没有私仇，他自己过去怎样爱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不含糊，他这个人怎样仗义。41到被捕学生移送检察厅之后，坐监的学生，在拘押期间，居然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有游戏，有演说，快乐得很，并且吃了些茶点”。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矩不能喝酒，学生了发了脾气，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42哪里是在坐监，分明属于度假。最后，上了法庭，一场官司，学生在法庭内外，慷慨陈词，扬眉吐气，最后法官草草审完，匆匆开释。凡是坐了监的学生，都成了英雄，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

正文 学生与军警（12）

当然，看当时人编的资料，也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后来的事件进行就知道，这种说法，多为宣传的需要，众多被打受伤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进了医院，更看不到对伤员慰问方面的报道。比如武昌高师事件，学生方面说伤了几十人，但真正在医院里接受各方慰问的，只有陈开泰一人。而且据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运动已经被抬到天上的情况下，军警的残暴，如果真有的话，按情理，应该大肆渲染的，却恰恰没有这种渲染。相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城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结果让学生涌了进去。43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军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学生。44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45

上海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卢永祥从山东带来的老乡，跟上海护军使的军队一样，都是当年的庄稼汉。维持秩序，当然是警察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徐厅长担心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五四运动，使得这些山东乡亲组成的警察们受到“煽惑”，军心动摇，一方面，又要让警察们尽量克制，别跟学生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在这样缩手缩脚的方针下，警察能做点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

正文 学生与军警（13）

上海如此，别的地方也差不太多。

五四发生的时代，是个军人当家的年月。按理说，但凡军人政权，都有几分强横，但是，当时当家的段祺瑞更多以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凯来，他更乐意尊重民主体制的一些规矩，在议会不听话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废掉它，而是另起炉灶。因此，尽管段祺瑞推动了武力统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凯时代相比，毕竟是个弱势政府，武力统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钱购买，钱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军头，有钱的主儿，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盘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锟、吴佩孚这样别有怀抱的主儿，非常少。到了前线，个个都要饷积极，打仗消极，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拥戴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卖国的帽子。但是，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难免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战中，自己先失一局。

因此，尽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各地军头皮里阳秋，首鼠两端，而且个个都积极地跟曹、章、陆划清界限。所以，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拦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为嫡系的嫡系的参战军师长马良，有了一点强硬镇压的表示，也很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被诬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不得不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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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3页。

2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

3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8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上册，第184-185页。

5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7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6　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第495-496页。

7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

8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156页。

正文 学生与军警（14）

9.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70页。

10 《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五四爱国运动》（上），第515页。

11.蔡晓舟等：《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0-461页。

12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0-192页。

1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4页。

1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5-196页。

15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97页。

16 《学界风潮纪》，《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80-382页。

17.李先闻：《李先闻自传》第1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18.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12页。

19 《北京档案史料》，第31页，1994年第2期。

20.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14页。

21.蔡晓舟等：《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6页。

22.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13、314、315页。

23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02页。

24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03页。

25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7页。

26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13页。

27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8页。

28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9-400页。

29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8页。

30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01页。

31 《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10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32.方传桂等：《砸昌言报馆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05-708页。

33.李澄之：《五四运动在山东》，《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60页。

34.张树元1919年7月22日致北京急电，《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9页。

35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62页。

36.张影辉等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116页。

37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4-225页。

38.张影辉等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第114页。

39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7-228页。

4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29页。

41.周恩来：《警厅拘留记》，《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2-28页。

42.周飞飞：《检厅日录》，《五四爱国运动》（上），第67页，75页。

43张公制等：《山东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70页。

44隋灵璧等：《五四失去济南女师学生运动片段》，《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84-685页。

45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下），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