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卡萨尔斯的巴赫随想

焦元溥

一、一见钟情

很多人说卡萨尔斯“发现”了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这话对，也不对。

这些作品并未失传，许多人也知其存在，只是没有人如卡萨尔斯一般，能从尘埃里识得真价。若说音乐史有何震古烁今的神奇时刻，无论标准多严苛，都一定会有卡萨尔斯与巴赫，当年在巴塞罗那二手乐谱店的相遇。

那一年，他十三岁。

虽然学过钢琴、长笛和小提琴，后者甚至在六岁就能公开演出，但直到遇见大提琴，他才找到一生志业。或许也只有技艺、人格、思想、性格皆如卡萨尔斯者，才足以让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在二十世纪重生，更成为日后所有大提琴家皆须挑战的经典。

巴赫、大提琴、卡萨尔斯，注定是一辈子的爱恋相随。

二、三位一体

很多人认为，信仰虔诚的巴赫，音乐里处处可见宗教密码。以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而言，六组调性依序是G大调、d小调、C大调、降E大调、C小调和D大调；一说认为应两两一组，对应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就和声学观之，第三号C大调和第五号C小调的属音都是G，代表圣父（第一号组曲）掌管圣子和圣灵。而第三号C大调前奏曲开头，旋律正和巴赫清唱剧中一句“耶稣（圣子）在此”相同，刚好符合如此观点。

对我们而言，“巴赫、大提琴、卡萨尔斯”是三位一体；对卡萨尔斯而言，“演奏、音乐、人性”也是三位一体。论技巧，他是了不起的大师，指法运弓都多有创见，力求乐句澄净清晰。但真正让卡萨尔斯不朽的，则是其专注凝练，将个人意志与精神思想完全注入声音，人琴合一的超凡演奏。他的演奏真诚自然，挥洒深沉大气，劲道雄浑又不失优雅节制，音色与音乐更完美融合。

无论喜不喜欢，欣赏音乐，不能错过卡萨尔斯。

三、精益求精

只是或许也别责怪以前的大提琴家对这六曲视而不见，因为它们的确可以当成练习曲，甚至看起来也像练习曲：从第一到第六，技巧难度由低至高。第四号在手指位置困难的降E大调，第五号张力强劲令人咋舌，第六号原本更可能是为五弦乐器谱写，在现代四弦大提琴上演奏，技法更是繁复。卡萨尔斯花了十三年时间钻研，才敢公开演出。又经过三十四年，直到他六十岁，才愿意录制。

戒慎恐惧，如履薄冰，三年后整套组曲方全部录完，离他初见乐谱正好过了半世纪。胸怀绝世才华，却又谦逊慎微，果然是不折不扣的卡萨尔斯。

这是史上第一套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录音。何其有幸，我们有如此伟大的开始。

四、无限可能

但为什么卡萨尔斯要琢磨那么久？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六曲千变万化。依照和声结构，或照音型章法，竟可有不同断句模式。十二个音是三音一组还是四音一组？音群是要二分还是三分？结果天差地别，却又左右逢源。

但演奏当下，却只能自众多选择中挑取一个。

“在巴赫的作品中，我看见上帝的存在。”而卡萨尔斯以行动证明，他有资格这样说。

五、坚持正道

因为关于人生的诸多选择，很多时候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西方和声学徒教会歌唱中归纳心得，认为三全音（音程距离为增四度或减五度）既不和谐，又很难唱，称其为“音乐中的魔鬼”。对作曲家而言，既然三全音被称为魔鬼音程，那么这也就可以代表魔鬼或地狱。在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中，G和D之间可以看成相差四度，C和降E之间则相差（小）三度，C和D则是（大）二度。这是越来越靠近的过程，代表人和上帝越来越接近。而这旅程从四度开始，代表增四度被排队在外，人不能接触魔鬼。

是的，卡萨尔斯也不接触魔鬼。无论局势多么险恶，他也不曾改变坚持。宁可自我放逐，也不向独裁政权低头。就算换来数十年如一日的自苦，他也甘之如饴。

六、倾听人生

关于卡萨尔斯的人生甘苦，选择与坚持，在这本经由访问整理，以第一人称的传记小说中，我们可以见得许多。一如他的音乐，所有人皆可欣赏，这也是一本所有人都可阅读，或许也都该阅读的书。

那里有对艺术与世界，无限的好奇和探索。琴音中熠熠生辉的，是永恒的生命之光。

作者序

起初我跟卡萨尔斯讨论由我来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我心中所想的作品和现在这一本颇为不同。当时我是想用文字和照片来呈现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绘制他作为人以及艺术家的肖像，一幅细腻的当代人物肖像。文字和照片都将出自我之手。

准备写作此书时，我多次随着卡萨尔斯在国内外旅行，参加他的演奏会、大师讲座、他创作的神剧《马槽》的演出，以及他参与的几个音乐节。我还定期去他波多黎各的家中拜访。除了在各种活动中为他拍照，在我们谈话时，我还做了详尽的笔记和录音，这些谈话有时是非正式的闲聊，有时则是有条理的问答，内容都是关于他过去的经历和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为了补足对他早年生活的认知，我前往他在法国莫利雷班的寓所和在西班牙的故居，去查看文件资料和纪念文物。

对卡萨尔斯的认识愈多，我就愈发对此书的最初构想不满意。他的整个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而他戏剧化的一生所具有的意义又是那样丰富且充满人性关怀，这让我渐渐意识到倘若只专注于现在，而不能将现在与过去融合，那会有所不足。此外，卡萨尔斯本人的言语充满色彩和韵律，他个人的回忆与感想具有自然的诗意，让他的声音和他的人生故事难以分开。

有一段时间，我尝试了一种做法，把此书的文字部分集中在我们谈话中的问答，然而结果令人沮丧。这样的形式带有一种机械性，而我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显得多余，还是一种干扰。我逐渐明白，应该让卡萨尔斯的话语单独存在。

在那之后我有了一个主意：把我的提问全部删除，把卡萨尔斯的回忆和评论整理成一个整体，内容包含叙述、心境和主题。我跟卡萨尔斯讨论这种做法，他同意了。渐渐地，这本书成了现在这种样式。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一直以来，卡萨尔斯始终拒绝写作自传。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封给我的信里他这样写——“我不认为我的人生值得用一本自传来纪念，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事。”这与他的个性很相符。因此，我要声明，这本书不该被看成是卡萨尔斯的自传。一本自传当然是一个人的自画像，而此书无可避免地有一部分是我对卡萨尔斯的描绘。再者，书中字句虽是出自卡萨尔斯之口，却是由我来加以组织，而且此书大部分内容也是由我决定。假如由卡萨尔斯来写自己的故事，他所强调的人生面向当然很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这本书是对卡萨尔斯的描绘，是以他的回忆和观察勾勒出轮廓。这些回忆和观察正是我过去这几年里记录下来的，也是由我将其编排成如今的样式。我将重点放在刻画他这个人上，用他自己的话语打造成这部作品。他的一生为他的信念做了明证，即“艺术与人性价值密不可分”。

- 第一章 年迈与青春

- 第二章 耶稣诞生的故事

- 第三章 广大的世界

- 第四章 马德里时光

- 第五章 家乡的土地

- 第六章 新时代的黎明

- 第七章 四海一家

- 第八章 风雨飘摇

- 第九章 音乐在巴塞罗那

- 第十章 诀别

- 第十一章 悲伤的曲调

- 第十二章 流亡，以及流亡以外的

- 第十三章 白鸟之歌

- 第十四章 西班牙琴弓

第一章 年迈与青春

你必须知道，最简单的事物才是最应该看重的。

我上一次过生日是九十三岁。不年轻了，事实上，比九十岁还要老。然而，年龄是相对的。如果你持续工作，汲取身边这个世界的美丽，你会发现年纪大不见得就意味着衰老。至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不是这样。比起从前任何时候，我对许多事物的感受更加强烈，而且对我来说，生活越来越令人着迷。

不久之前，我朋友施奈德带给我一封信，是苏联高加索山区一群乐师写给我的。这封信的文字如下：

亲爱而可敬的大师：

我很荣幸代表乔治亚高加索管弦乐团，邀请您指挥我们的一场音乐会。您将是首位在您这个年纪就获得指挥本乐团之殊荣的音乐家。

自本乐团成立以来，我们还未曾允许未满百岁的人担当指挥。本乐团所有成员都已年过百岁。不过，耳闻您身为指挥家的才华，我们觉得应该为您破例一次，尽管您年纪尚轻。

盼能尽快得到佳音。

我们将会支付您的旅行费用，停留此地期间，我们自然也会为您提供膳宿。

阿斯坦·施拉巴敬上

团长，一百二十三岁

施奈德这个人很幽默，喜欢开玩笑。这封信也是他开的一个玩笑，是他自己写的。不过，我得承认，一开始时我信以为真。为什么呢？因为我并不觉得一个由百岁以上的乐师组成的乐团有什么不合情理。而且我想得没错！信中的这个部分并非玩笑。在高加索山区的确有这样一个乐团。施奈德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读到关于这个乐团的报道，乐团大约有三十位成员，全都一百多岁，他们按时排练，并且定期举办演奏会。他们大多是农民，依旧从事耕作。团员当中年纪最大的是施拉巴，他种植烟草，还训练马匹。他们神采奕奕，显然精力充沛。我很乐意找个时间听他们演奏，事实上，如果有机会，我也很乐意替他们指挥。当然，以我尚不够格的年龄，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允许我这么做。

我们往往能从玩笑中学到一点儿东西，就这件事而言正是如此。尽管年事已高，那些乐师并未失去他们对生活的兴味。这要如何解释？我不认为答案单纯在于他们的体质，或是在于他们居住地的独特气候。答案肯定跟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有关，而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这种能力是由于他们仍在工作。工作能抵抗衰老。拿我来说，我无法想象退休。现在无法想象，将来也无法想象。退休？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很陌生，这个念头不可思议。就我所从事的工作而言，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应该退休，至少当他们尚有精力时不该退休。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我无法将两者分开。“退休”对我来说意味着逐渐死亡。持续工作、从不感到无聊的人永远不老。工作以及对值得关注之事物的兴趣是治疗年老的最佳药物。每一天我都是新生的，每一天我都是重新开始。

过去这八十年来，我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启每一天。这不是一种机械性的例行公事，而是我每日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我走到钢琴前，弹两段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曲。我无法想象以别种方式来开启每一天。这就像是对这屋子的一种祝祷。但对我来说，这并非此事的唯一意义。这是对世界的重新发现，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这让我意识到生命的奇迹，感觉到生而为人这种不可思议的奇妙。这音乐对我来说绝非一成不变，从来不是。每一天它都是一种新的东西，奇异而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巴赫，一如大自然，是个奇迹！

在这一生中，我想我没有一天不是怀着新鲜的惊奇来注视大自然的奇迹。这奇迹无处不在，也许只是山坡上一道光影，或是沾着露水、闪闪发亮的蛛网，或是洒在树叶上的阳光。我一直特别喜欢大海，只要可能，我就住在海边，一如过去这十二年来在波多黎各。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沿着海岸散步，这早已成了我的习惯。没错，我的散步时间要比以前短，但大海的奇妙丝毫不减。大海是多么神秘，又多么美丽！有那么多无穷的变化！大海从不相同，从不，从这一瞬间到下一瞬间就不相同，永远在变化中，一再更新，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

我最早的记忆和大海有关，可以说我在婴儿时期就发现了大海。那是在加泰罗尼亚的地中海海岸，靠近我出生的小镇本德雷尔。我还不满一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带我去附近的滨海小村圣萨尔瓦多。后来她告诉我，她带我去那儿是为了呼吸海边的空气。在圣萨尔瓦多，我们会去一座小教堂。那是座罗马式的古老教堂，光线从窗户透进来，耳边只有大海的呢喃。我最早的记忆或许是从阳光和大海的声音开始的。等到长大一点，我会从那些窗户凝视大海，看上好几个钟头，讶异于大海的无边无际，海浪不断翻涌上岸，云朵在天空变幻形状。那景色总令我着迷。

有个充当管理员的人住在教堂旁边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他是个老水手，个子矮小，满脸风霜，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他的嗓音很高，喜欢跟我讲他在海上的冒险故事。我想他并不识字，可是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他似乎无所不知，尤其是关于大自然的运作。他名叫帕乌，他太太叫仙妲，别人叫他“仙妲的帕乌”。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会带我沿着海滩散步，教会我游泳的人也是他。朋友把他们在圣萨尔瓦多的小屋借给我们使用，那地方平凡无奇，但我们那么喜欢那里！我常跟母亲到那儿去。

我一再尝试写我母亲，想按照她的样子把她记录下来，可是我写的东西总是不对劲。我看着那些字句，说：“不，这不成，我没办法写她。”在这一生里，我认识很多人，包括不凡、杰出的人物，具有特殊能力与才华的男男女女。我认识艺术家、政治家、学者和科学家，还有国王，但我不曾认识任何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她主宰了我儿时和少年时期的记忆，这么多年来，她始终与我同在。在各种情况下，尤其是艰难的时刻，当我必须做出重要决定，就会自问，如果是她，她会怎么做，然后照那样去做。我母亲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但她仍旧引导着我，就连在此刻，她也与我同在。

我母亲生于波多黎各的马亚吉斯。她的双亲来自加泰罗尼亚，出身当地的望族。她刚满十八岁，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外婆带她回西班牙来拜访在本德雷尔的亲戚。那时她父亲已经去世。他热烈拥护民主原则，反对西班牙在波多黎各的高压专制统治。执政者向自由主义人士施加了诸多迫害，而他无法忍受种种折磨，便自杀了。我母亲的一个兄弟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自尽。对波多黎各人来说，那是个苦涩的年代。

我母亲就在本德雷尔认识了我父亲。那时候他二十出头，担任教堂的管风琴手，也教钢琴。我母亲成了他的学生，然后他们恋爱了。他们结婚后，母亲送走她美丽的衣裳，开始穿起便宜的朴素衣物。有一次我去看她，对她说：“母亲，你这么美，应该佩戴一些首饰，或者戴个小小的珍珠别针。请让我送你一个。”她说：“卡萨尔斯，你赚钱了，你会变得富有，但我依旧是穷人的妻子。”她不愿意佩戴首饰。她就是这样的人。

母亲结婚那会儿，本德雷尔没有什么医疗设施。碰到有小孩子出生，当地煤炭商的太太就充当起产婆。那个煤炭商在他那一行无疑是个好人，但是他太太并不很懂接生小孩，许多婴儿由于感染或其他并发症而夭折。我母亲生了十一个孩子，其中七个在出生时死亡，我自己也差点没能活下来。出生时，我被脐带缠住了脖子，脸色发黑，差点窒息而死。虽然我母亲内心温柔，却从不曾谈起丧子带给她的悲伤。

对我母亲来说，最高的法律是一个人的良知。她常说：“原则上，我并不看重法律。”她会说一条法律或许有某些好处，但是另一条就可能全无好处，一个人必须自行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她知道某些法律能为某些人效劳，却同时伤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只对少数人有好处，而伤害了多数人。这份理解来自她内心。她一向按照原则行事，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去做她自认正确的事。我弟弟恩立克十九岁时，依照当时的法律，被征召去西班牙军队服役。他去找母亲，我也在场，那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孩子，”她告诉恩立克，“你不必去杀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杀害你。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走吧……离开这个国家。”于是恩立克逃离西班牙，去了阿根廷。恩立克是她的幺儿，母亲特别怜爱他，而一别之后，她十一年都没有见到他。一直等到那些违反征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对她们的儿子说：“你生来不是为了杀人，也不是为了被人杀害。不要打仗。”这世界上将不会有战争。

当母亲要我弟弟恩立克离开时，对她来说，事情并非只是单纯地救她儿子一命，还在于做正确的事。还有一次，我们那个地区发生霍乱。那是场可怕的灾难。这一刻你还看见某人正常地走路、说话，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那地区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本德雷尔也有许多人死去，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死了。那时我们住在圣萨尔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约十八岁，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尔。他会去死于霍乱的人家里，在夜里把尸体送往墓地。“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他说。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当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险，但她从不曾为此说过一句话，叫他别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说过。在我母亲心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事。不论大事小事，她总是直截了当。

她也不在乎那些琐碎的规定。我年轻时办过许多演奏会，有好几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在巴塞罗那。我习惯把存款凭证交给母亲，她会替我收起来。有一次，银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们给我的一张凭证，我告诉母亲，她便去找，可是没找到。

我跟她说：“亲爱的母亲，他们想要看那张凭证。”

“为什么要看？”她问。

我说：“因为那是规定。”

“规定？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钱是你的吗？”

“他们知道。”

“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给他们凭证。他们知道那钱是你的。你就这样告诉他们。”

我通知银行，说我找不到那张凭证，他们说没有关系，请我忘了这件事。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母亲说，“你看，并没有必要给他们那张凭证。”

她认为流于形式的严格规定很愚蠢，所有的事她都是这样看待。

年幼时，父亲对我说：“卡萨尔斯，等你长大了，你会看见能飞的机器。记住我的话，这事一定会发生。”如今，这似乎一点也不稀奇，喷气式飞机从我家屋子上空飞过，比音速还快，虽然它们发出的声音真够人受的！小孩子则相信自己理所当然很快就能登上月球。可是在我出生时，汽车都尚未发明。我父亲想象力极为丰富，喜欢追根究底，音乐是他的最爱，不过也只是他的众多兴趣之一。他着迷物理学，对科学上的发现尤其感兴趣。他出生于巴塞罗那，成年后的岁月全都在本德雷尔度过，他没有钱去旅行，但他设法拿到外国的期刊，特别是法国期刊，关注科学上的最新发展。他双手灵巧，我觉得他几乎什么东西都能造出来。在我们家里他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那房间总是锁着，而他往往会在里面待上好几个小时。他用木头和其他材料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是个真正的工匠。

有一次，他做了一辆自行车给我，他甚至还用木头做了一座时钟，这座钟还在我圣萨尔瓦多的家里，虽然自从我三十年前开始流亡，就不曾再看见它。他做事非常仔细，是个完美主义者，对任何事都很有耐心。他患有严重的哮喘，但是从来不抱怨。他个性安静温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大声说话。他还具有强烈的信念，是个热情的自由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爆发 “卡洛斯战争”期间，他甚至为了共和体制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险。那是在他与我母亲结婚之前不久。很自然地，他坚定地维护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

父亲的生活以音乐为中心。假如他接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但是他满足于在本德雷尔担任教堂的管风琴手，教授弹奏钢琴和歌唱，满足于谱谱曲子。他在村子里组了一个小型合唱团，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了，而这个乐团如今依然存在。他有时会为村中的庆典和舞蹈演奏音乐，当他这么做时，他会整个人都投入进去。美是他追求的目标，而且他一点儿也不自负。

我年幼时，父亲就看出我有音乐天分，可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音乐家，他觉得他儿子成为音乐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从不会说：“噢，我儿子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或是类似的话。他觉得我在小小年纪就能演奏和作曲没有什么不寻常，对他来说，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我母亲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她也不会谈起我的能力，可是她深信我具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应该竭尽所能加以栽培。父亲不相信我能靠着音乐谋生，他从经验中得知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他认为让我学习一项技能更加实际。

事实上，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跟一个木匠朋友计划好，让我跟着那人当学徒。我一向认为手工是种有创意的工作，并且怀着尊敬和赞叹的心情看待那些用双手工作的人。在我看来，他们的创造力并不亚于一位小提琴家或一位画家，只不过那是一种不同的创造力，如此而已。假如不是母亲坚信我注定会成为职业音乐家，我很可能就成了一个木匠。不过，我不认为自己会是个很好的木匠。不同于我父亲，我毫无制服东西的能力，就连用手做最简单的事都有问题。就在最近，我连一个装乡村乳酪的盒子都打不开！我很恼火，对我可爱的太太玛蒂妲说：“你看，我这双手什么事也做不成！”她指了指我放在角落的大提琴，说我这话不全对。当然，她说得没错，我在音乐方面得到了一些补偿。

第二章 耶稣诞生的故事

关于人生的选择，很多时候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对我来说，耶稣诞生的故事具有特殊意义。

我最早谱写的那些曲子里有一首是跟父亲合作的，那是为剧作《牧羊人的崇拜》写的配乐，我当时六七岁。这出历史剧在本德雷尔的天主教中心上演，我饰演魔鬼一角，想出各种诡计——当然，就像个魔鬼——阻挠牧羊人和东方三博士去往伯利恒。

七十多年后，那时内战已经结束，我离开西班牙过起流亡生活，流亡期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演奏会或音乐节结束时，演奏一首古老的加泰罗尼亚民歌。那其实是一首圣诞歌曲，叫《白鸟之歌》。这段旋律后来变得广为人知——被视为西班牙难民的思乡之曲。如今我在法国比利牛斯山的小村庄莫利雷班有间小屋，小屋靠近温泉大饭店宜人的温泉浴场。这几年，普拉德音乐节[1]期间，我就住在那儿。那家旅馆的老板在当地一座塔里放了一架有十五根管的管钟。我用那管钟录制了《白鸟之歌》，每小时你都能听见低回的旋律在山中回荡。最长的那根管上刻着一段话，说我透过这曲子道出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忧伤和乡愁，还说：“这是一首和平与希望之歌，献给明日的人们。”

十年前，当所谓的“冷战”变得紧张，全球核战争的恐惧，我用我唯一的武器——我的音乐展开了个人的和平圣战。我又一次借助耶稣诞生的故事，写了一出名为《马槽》的神剧。这剧根据关于耶稣诞生的一首诗写成，而诗的作者是我的好友，加泰罗尼亚作家阿拉韦德拉。我开始带着这出神剧到许多国家的首都去演出。透过这音乐，我想引起世人的注意，关注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关注核武战争的危险，以及如果能够和平地像兄弟一样互相合作，人类所能获致的幸福。因此，在这个核时代，耶稣诞生的古老故事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重大意义。

这个故事是多么美丽，多么温柔，带着对生命的崇敬，以及对人的崇敬，人乃是生命最高贵的表现！再想想其象征意义：母与子的象征——诞生与创造的象征；牧人的象征——一般的劳动人民，他们崇敬这个初生的婴儿以及他所允诺的喜乐世界；那个“和平王子”的象征——不是出生在宫殿里，而是诞生在马厩里。何其简单，意义却又那么深刻！

而且在这个故事中带入了多少大自然！在那首加泰罗尼亚民歌《白鸟之歌》里，老鹰和麻雀、夜莺和小鹪鹩对那个婴儿唱起欢迎颂，把他唱成一朵花，这朵花将以其甜蜜的芬芳为世间带来喜悦。画眉鸟和红雀唱着春天来临，树叶舒展、变绿。

在《马槽》里，渔夫唱着：

在流过的河里

我看见那道水流

在闪烁的波光里

我的鱼儿在等我

它的尾巴在舞动

闪烁发亮

纯净鲜艳

如银似金

然而，在耶稣诞生的故事里，有一种对人类苦难的认知——预示着上帝之子有朝一日将要承受的命运。这一点在一个妇人所唱的歌里表现出来，她在织一件尸衣，为了将来充满痛苦与折磨的时光……

最后，天使与牧人合唱：“荣耀归于上帝！和平降临人间！战争将永远消失。全人类共享和平！”

我前面说过，我在七岁时谱写了第一首关于耶稣诞生的曲子，当然，早在那之前我就知道这故事。在我最难以磨灭的最初记忆中，有一段是关于在本德雷尔教堂里的一场圣诞弥撒。那时我五岁，几个月前开始在唱诗班里唱歌。在本德雷尔没有子夜弥撒，我将在圣诞节清晨五点举行的“鸡鸣弥撒”中演唱。前一夜我几乎没睡，当父亲到我房间来告诉我该准备好去望弥撒时，天还一片漆黑。我俩走出屋子，外面又黑又冷，尽管我穿得很多，寒意仍旧透过我的衣服渗进来，走路时我一直发抖，虽然我发抖不只是因为天冷。一切是如此神秘，我感到某件美妙的事情就要发生。高高的天空上还满是星星，我们静静地走着，我抓着父亲的手，感觉他是我的保护者和向导。村子里一片寂静，黑暗的狭窄道路上有人影晃动，朦朦胧胧，好似幽灵，也是安安静静，在星夜里朝着教堂移动。然后，一道光骤然出现，从教堂那敞开的门流淌出来。我们迎向那道光，静静地，跟其他人一起走进教堂。父亲弹奏管风琴，我唱起来，是我的心在唱，我把心中的一切都倾诉出来……

打从婴儿时期开始，我就被音乐围绕。音乐于我，可以说就像一座海洋，而我像条小鱼一样在这海洋里泅游。音乐在我心中，也在我四周，从我能够走路开始，音乐就是我所呼吸的空气。听父亲弹钢琴令我陶醉。两三岁时，他弹琴时我会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把头紧贴着钢琴，以求更完全地吸收那个声音。还无法清楚地说话时我就能以正确的音调唱歌，音符对我来说就跟文字一样熟悉。父亲常常叫我跟弟弟阿图尔站在钢琴后面，我们个子还太矮，无法越过钢琴上端望过去，而他会站在钢琴前面，背对着钢琴，向后伸出双手，张开手指，任意在琴键上弹出和弦。“我刚刚弹了哪几个音符？”他会问，而我们就要说出他刚才所弹的不协和和弦里的每一个音。然后他会再弹一次，再弹一次。阿图尔比我小两岁，他在五岁时死于脑脊髓膜炎。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对于音乐，他的耳朵比我更敏锐。

我四岁时开始弹钢琴。我得说我很庆幸自己一开始学习演奏的是钢琴。对我来说，钢琴是所有乐器当中最棒的，的确如此，尽管我喜爱大提琴。在一架钢琴上，你可以弹奏任何曲子。举例来说，小提琴家能选择的曲目很多，许多小提琴家没有时间，或不愿花时间去学作曲家为其他乐器写的曲子，或是为整个乐团所写的曲子。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许多小提琴家不能算是完全的音乐家。钢琴就不同了，这个乐器包含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打算献身音乐的人都应该懂得弹奏钢琴，不管他是否更偏好另一种乐器。可以说我的钢琴后来弹得很好，虽然现在恐怕不行了，如今我缺乏技巧。但是，每天早晨我还是会弹钢琴。

教我弹钢琴的是我父亲，他还给我上最初的作曲课，教我唱歌。我五岁时成为教堂唱诗班的第二女高音，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身为唱诗班的一员，在我父亲弹奏管风琴时唱歌！每次在教堂仪式中唱歌，我都能领到十分钱作为酬劳，那可以说是我身为音乐家的头一份工作。对我来说，那是一项十分严肃的职责，我自觉不但要为自己的歌唱负责，也要为其他男孩的歌唱负责。在唱诗班里我年纪最小，可是我会说：“小心！注意那个音。”仿佛当时我已经渴望成为指挥家。

有些早晨，我在民谣的歌声中醒来，村民——渔夫和葡萄园里的工人——准备上工时唱着歌；有些傍晚，村民会在广场上跳舞。如果有节庆活动，当中会有人演奏果拉亚（gralla），那是一种簧片乐器，也许是源自于摩尔人，它的样子像双簧管，音色非常尖锐。每天我都会听父亲弹奏钢琴或管风琴，有他写的歌曲、教堂音乐和大师创作的曲子。他带我去参加所有的教堂仪式，格雷果圣歌[2]、合唱曲，以及仪式前后的管风琴独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大自然的美妙声音也总是在那儿，大海的声音、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小鸟悦耳的歌声，还有人声变化无穷的旋律，不仅是在歌曲中，在谈话中也是如此。多么丰富的音乐！它支持着我，也滋养了我。

我对所有的乐器都感到好奇，每一件都想演奏。七岁时我拉小提琴，八岁时在本德雷尔的一场音乐会上表演了一曲独奏。我尤其渴望弹奏管风琴。可是父亲说在我的脚够到踏板之前，我不能去碰那件乐器。我多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一直不高，所以比起其他的孩子，那一天对我来说似乎来得更慢。事实上，那等待仿佛永无止境。我一再尝试，独自坐在教堂里管风琴的凳子上，把脚伸长，可是，唉，那也没能帮助我长得快一点儿。令人振奋的一刻在我九岁时终于来临。我急忙跑去找父亲，对他说：“父亲，我能够到踏板了！”他说：“让我看看。”我伸出双脚，而它们碰到了踏板，勉勉强强，但的确碰到了。父亲说：“好，现在你可以弹管风琴了。”那是件美妙的古老乐器，跟巴赫在莱比锡所用的那一架制造于同一时期。如今这架管风琴还在本德雷尔的教堂里。

没多久，我的管风琴就弹得够好了，足以在父亲生病或忙于其他工作时偶尔代替他。有一次我弹奏完毕，正要离开教堂，父亲的一个鞋匠朋友走过来对我说：“你父亲今天演奏得那么美妙！”在那个年代，我们村里的鞋匠是坐在凳子上，在街上工作。这个人先前坐在教堂外面，一边工作一边聆听。我跟那个鞋匠说父亲身体不太舒服，刚才在弹奏的人是我。起初他不相信，但我向他保证事情真是如此。他把他太太喊来，极其兴奋地告诉她：“刚才弹奏管风琴的不是卡洛斯。你不会相信，可是弹管风琴的人是小卡萨尔斯！”那鞋匠跟他太太把我搂住，亲吻我，然后把我带到他们家去，给我饼干和葡萄酒。

在那个年代，四处演奏的乐师所组成的乐团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靠着村民省下来给他们的钱勉强糊口。他们在街道上表演，也在村中的舞会上演奏。他们往往穿着古怪的服装，演奏各种奇怪的乐器，那通常是他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他们的到来总是让我异常兴奋。有一天，三个像这样的乐师来到本德雷尔，他们自称为“三个降记号”。群众聚集在广场上听他们演奏，我挤到前排，蹲在石子地上，完全被迷住了，演奏者的外貌令我着迷，他们打扮成小丑，而我入神地聆听他们演奏的每一个音符。他们的乐器尤其吸引我，有曼陀林、钟、吉他，甚至还有用厨房用具做成的乐器，比如茶壶、茶杯和玻璃杯，我想这些乐器肯定是如今爵士乐团里所演奏的某些奇特玩意儿的先驱。一个人用装了弦的扫帚柄演奏，样子像个大提琴，虽然当时我还从未见过大提琴，甚至听都没听过。说不上来为什么，那个用扫帚柄做成的乐器最吸引我，也许是我有某种先见之明！我无法把目光从那件乐器上移开，在我听来它的声音非常美妙。等我回到家，我气喘吁吁地跟父亲说起这件乐器。他笑了，可是我说得那么热切，于是他说：“好吧，卡萨尔斯，我会替你做一件像那样的乐器。”他的确做了，而且我得说，只有一根弦，我想你可以说这是我的第一把大提琴。它还在圣萨尔瓦多的家中，我把它保存在一个玻璃匣里，像一件真正的博物馆珍藏。

用这件自制的发明，我学会演奏许多我父亲写的歌曲，还有从外面世界传进我们村子里的流行曲调。许多年后，当我造访附近那座古老的圣十字修道院，遇见一位年迈的旅馆老板，他说他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听到我演奏那件奇怪的乐器，当时我是个九岁的男孩，在修道院的回廊上。我也记得那个夜晚——我在月光下演奏，乐声在阴影中回荡，周围是修道院斑驳的白墙……

我十一岁时就是个艺术家，在这一事实中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我生来具有一种能力，心中有音乐，如此而已。我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我们用上天赋予我们的才华所做的事才是我们唯一能主张的功劳。这就是为什么我常敦促年轻音乐家：“不要因为你刚好有才华而感到虚荣。那不能归功于你，不是你的成就。重要的是你用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你必须珍惜这份礼物，不要贬低或浪费你的天赋。要努力，用不断努力来滋养它。”

当然，最该被珍惜的礼物是生命本身。一个人的工作应该是对生命的礼敬。

[1] 普拉德是法国南部城市，卡萨尔斯曾于西班牙内战期间暂居此地。1950年，普拉德创建卡萨尔斯音乐节，此节日保留至今。

[2] 罗马天主教素歌，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五种拉丁文圣歌之一。

第三章 广大的世界

在巴赫的作品里，我看见上帝的存在。

十一岁时，第一次听到大提琴演奏，我和大提琴之间长久而珍贵的伴侣关系就此展开！一个三重奏团体来到本德雷尔，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一位钢琴家、一位小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家。父亲带我去听那场音乐会，音乐会在天主教中心的小厅里举行，听众是镇上的居民、渔夫和农夫，他们穿上周日的正装——这种场合他们一向如此。那位大提琴家是何塞普·加西亚，他任教于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相貌英俊，高前额，留着长长的八字胡；而他的身材跟他所演奏的乐器似乎很相称。当我看见他的大提琴，便为之着迷，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大提琴。刚听到头几个音，我就被一股澎湃的情绪淹没，仿佛无法呼吸。那个声音非常温柔、非常美、非常具有人性，是的，非常具有人性。我从未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一种光和热盈满我的心。在第一支曲子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乐器。这就是我想演奏的乐器。”

在那场音乐会之后，我一再向父亲提起大提琴，央求他给我一把。那是在八十多年前了，从那时起，我就跟这件乐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将成为我未来生命中的伴侣和朋友。当然，小提琴、钢琴和其他乐器也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对我来说，大提琴是件特别的东西，独一无二。我开始用拿大提琴的方式来演奏小提琴。

母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父亲：“卡萨尔斯对大提琴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忱，一定要让他有好好学习大提琴的机会。本德雷尔没有够格的老师能好好教他，我们得安排他去巴塞罗那的音乐学校。”

我父亲大为吃惊。“你在说些什么？”他问，“卡萨尔斯怎么能去巴塞罗那？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

母亲说：“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会带他去。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家，这是他的天性，他生来就是要做音乐家的。他要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没有别的选择。”

父亲没被说服，事实上，他已经在考虑让我学习做木匠，以便将来能够维持生计。“你幻想过头了。”他对我母亲说。

他们针对此事的讨论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激烈，我十分苦恼。我觉得他们之间意见不合都得怪我，寻思着该如何终止这种情况，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我父亲不情愿地让步了。他写了一封信给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去就读。他还说我需要一把小一号的大提琴，四分之三尺寸的，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哪个乐器师傅能给我造一把。

尽管如此，当学校给了正面答复，随着我前往巴塞罗那的日子逐渐拉近，父亲仍然一再表示怀有疑虑。

“亲爱的卡洛斯，”母亲会对他说，“你可以确定这样做是对的。必须如此，这是卡萨尔斯唯一想做的事。”

父亲则会摇摇头，说：“我不懂，我不懂。”

而母亲会说：“我知道，可是你得有信心。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

这件事实在非比寻常。我母亲受过一点儿音乐训练，她，不是个音乐家，跟父亲不一样。尽管如此，她却知道我的将来会是如何。我相信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仿佛她有某种特殊的敏感，一种奇异的预感。她就是知道。而且她一向根据这份预感行事，带有一种坚定、确信和冷静，对此我一直感到惊讶。不仅我去巴塞罗那求学一事如此，在之后的岁月中，当我面临抉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两个弟弟路易和恩立克也一样，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他们将来会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当我在世界各地举行演奏会，获得了一些成功，她为我感到高兴，但我不会说她深为感动。她早就认定事情将会如此。

在我后来的一生中，我渐渐明白了她所相信的是什么。我渐渐有种感觉，凡是发生的事都是必然。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想变成怎样的人，什么也不用做。我们随时都在变化，这是大自然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持续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我的确相信我们各有各的命运。

我带着错综复杂的心情离开本德雷尔。那是我的家乡，我童年生活之所。我骑着自行车走过的蜿蜒街道，我们住的小屋，客厅是父亲练习弹钢琴和授课的地方，我度过许多欢乐时光的教堂，学校里跟我一起摔跤、玩游戏的同伴，所有这些亲切、熟悉的事物，我不想离开它们。毕竟当时我才十一岁半，即使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那个年纪也不算大。巴塞罗那距离本德雷尔只有大约八十千米，可是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前往另一个国家。那里会是什么样子？我要住在哪里？哪些人会成为我的朋友和老师？当然，我心里也满是兴奋……母亲跟我一起搭火车去，父亲在火车站温柔地拥抱我，跟我说再见，当时我努力回想起有一次我被狗咬了，被送到医院去时，他对我说：“你要告诉自己，男子汉是不哭的。”

就这样，我在八十年前去了巴塞罗那。当年的巴塞罗那就跟现在一样，是个芜乱的大城，有着热闹的街道、人来人往的咖啡馆和博物馆、拥挤的商店、忙碌的码头，来自各国的船只在那里停泊。对我来说，在不止一层意义上，那是通往世界的大门：我注定将在这座城市度过大半人生，将和那些杰出的市民共度许多充满欢乐和创造力的时光，将和这座城市的艺术家和劳工建立起珍贵的情谊，在这座城市里我将深深体会人类的高尚，而且，唉，也将深切感受人类的苦难！半个世纪之后，我将看见这座心爱的城市被法西斯分子包围，头顶上是轰炸的飞机，街道上是民兵和沙包。哪个孩子能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母亲让我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入学，然后她返回本德雷尔，大约一个月之后她又回到巴塞罗那，留下来陪我。她安排我跟她的几个远亲一起住，一个木匠和他的妻子，他们住在城里较老旧的一个城区，邻居多半是劳工阶层。他们为人亲切而温和，待我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个木匠名叫班尼，是个怪人。他个子不高，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独自一个人对抗犯罪。这件事是我有一天发现的，他打开一个抽屉，我发现里面全是刀和手枪，吃了一惊，讶异地问他这些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他才告诉我他这个独特的嗜好。几乎每个晚上，在做完工作、吃过晚餐之后，班尼就会离开屋子，勇闯城里最乱的地方，当年巴塞罗那的犯罪案子很多。他身上只带着一根学生的木棍，但是在他手中，那就是件厉害的武器。拿着那根棍子，并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看见，他勇敢地对抗那些恶名昭彰的歹徒：抢匪、小偷和其他亡命之徒。他会朝一个歹徒走过去，指称对方是坏人，曾经做过哪些坏事，接着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现在把你的手枪交给我。”视情形而定，也可能是要求对方交出刀子。那些歹徒晓得他的名声，对他怀有敬意，通常会听从。当然，碰上有些歹徒不愿意听从，他就会用上他的棍子。有一天夜里，他带着刀伤回家。他耸耸肩膀，对他太太和我说：“别担心，这没什么。明天我会把事情摆平。”第二天夜里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走进屋子，说：“我跟那家伙扯平了。”我想你可以说他像个使徒，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到巴塞罗那之后不久，我去拿父亲请人为我打造的那把小一号的大提琴。那个制造乐器的师傅和蔼可亲，三十出头，名叫迈雷。当他把大提琴交给我时，还给了我一把琴弓。在那之前，我手里不曾拿过大提琴，但我立刻用它奏出了一小段乐曲，迈雷大为惊喜……

在音乐学院里我很用功，学习和声、对位法和作曲，还有大提琴和钢琴。我的大提琴老师就是曾在本德雷尔演奏的何塞普·加西亚，他的演奏对我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出身于知名的加西亚家族，跟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演员兼教师曼努埃尔·加西亚是亲戚。曼努埃尔·加西亚建立了或许是史上最杰出的声乐家族：他女儿是伟大的女高音玛丽亚，他儿子曼努埃尔本身也是个教师，发明了喉头镜。荷西·加西亚是个训练有素的优秀大提琴家，他放在琴弦上的手很美，我从不曾见过比那更美丽的手，而且他是个好老师。他对训练要求很高，尽管他个性温和，有时还是会令学生害怕。在我们上课时，他很少表示赞许。可是偶尔在我演奏时，他会转过身背对我，就那样站着好一会儿，等他再度转过身来面对我时，他脸上会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当时我不懂，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受到了感动。许多年后，那时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他，他已经移居该地。那次重逢是那么令人欢欣！他非常自豪曾经是我的老师，而我非常感激他所教给我的一切，还有他对我的慈祥。我们相拥而泣。

在巴塞罗那求学时，我开始针对当时习以为常的大提琴演奏技巧做了一些改变。的确，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左右，但有些事情就连对小孩子来说都显得不对劲。当年学大提琴的人被教导用僵直的手臂来拉琴，手肘要尽量贴近体侧，事实上，我们在学琴时必须在持弓那只手臂的腋下夹一本书！在我看来，那显然既笨拙又不自然，实在很愚蠢。因此，在家里练习时，我琢磨出一种方法，能让手臂自由，抛弃那种受到限制而且不自然的姿势。我还觉得指法的技巧和左手的动作可以加以改善，那时候拉大提琴的人左手受到限制，在运指时手必须不停地上下移动。我尝试把手张开，扩大并延伸左手能及的范围，发现我不必移动左手就能拉奏四个音，而旧方法只能拉奏三个音。我开始在学校里使用我发明的技法，同学都很惊愕，我的老师起初也吃了一惊，但我已经说过他善解人意，而他渐渐看出我疯狂的表面下是有一种方法的。总之，如今没有人在练习大提琴时夹一本书在腋下了！

在学校里过了六个月，我的演奏技艺就进步到足以让我得到一份工作，就在城郊的一家咖啡馆演奏。那家咖啡馆叫托斯特，以老板托斯特先生命名，是个温馨的家庭式小馆。我每天在那儿演奏。薪资是每天四个比塞塔[1]。我们是三重奏，一把小提琴、一架钢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轻音乐：当时流行的曲调、大家熟悉的歌剧选曲，还有华尔兹。然而，在我年轻的脑子里已经吟唱着那些大师的音乐：巴赫、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贝多芬。没有多久，我开始在节目中引进更好的音乐，而且我大概是用了点儿小聪明，仗着自己年纪小。顾客很喜欢，于是我认为时机到了，便向咖啡馆的经理和三重奏的其他成员提议，每周抽出一个晚上用来演奏古典音乐。那个晚上大获成功。没多久，我开始独奏。话传开了，关于托斯特咖啡馆里的音乐和那个演奏的“小家伙”（大家后来这样称呼我），顾客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家咖啡馆消磨一个晚上。托斯特先生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形，也为我感到骄傲。有时候他会带我去听音乐会，有一次我们去欣赏施特劳斯[2]在歌剧院指挥他自己的几部作品。施特劳斯当时还年轻，正在他事业的开端。那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有一件事让托斯特先生不高兴，就是有时我没能准时抵达他的咖啡馆。我应该九点整到那儿，可是城里有五光十色的东西可看，也有许多新奇的想法让一个年轻男孩思索。我也许会沿着兰布拉大街漫步，那儿有迷人的鸟市和花店，去探索一些我从未去过的街区、读一本新书，或者只是在歌剧院的庭园里做白日梦，所以有时候我上班会迟到。有一次，在我抵达时，托斯特先生面色不悦地站在门口。他伸手到口袋里，拿了一只表给我。“好吧，”他说，“这也许能够教你明白时间的意义。”那是我的第一只表。我想我可以说，随着岁月流逝，我更加明白了时间的意义，开始善加安排、小心地利用时间，虽然有时候玛蒂妲需要提醒我某个约会的时间到了，尤其是当我在练习或研究乐谱时。我认为好好安排时间对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来说极为重要，我常对我的学生重复这句话：“自由——还有秩序！”

在夏天里，学校放假的那几个月，我加入了旅行演奏的乐团。我们搭乘马拉的公车，沿着炎热、灰扑扑的道路，一路穿越加泰罗尼亚的乡村地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市集、舞会和节庆中演出。我们演奏民间音乐和舞曲：华尔兹、马厝卡舞曲、萨达纳舞曲，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曲子，无所不包。我们往往傍晚开始演奏，一直到清晨。农夫和渔夫身强体壮，能够通宵跳舞，说到这个，他们第二天还能再跳上一整天！夏季的那些巡回演出非常辛苦，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可是我十分享受那些演出！在我和那些村民的美妙友谊中，我为他们演奏；在他们和我之间的交流中跳着舞蹈；还有当他们在演出后呼喊喝彩，脸上所有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到一种特殊的快乐。我们通过音乐的语言交谈。自此以后，在我的演出中，不管是在小型独奏会上，还是在大音乐厅里面对大批观众，我从未失去当年那种感觉——在我和我的听众之间那份亲密的默契……

在托斯特咖啡馆演奏了几年之后，我在帕哈利拉（Pajarera）咖啡馆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西班牙文里，帕哈利拉的意思是“鸟笼”，那家咖啡馆是栋有着玻璃墙面的大型圆形建筑，很是壮观。我在那里拿到的酬劳比较高，而且我不再是在一个三人乐团里演奏，而是在一个七人乐团。

十四岁时，我在巴塞罗那举行了第一场真正的音乐会。那是在新潮剧院的一场慈善演出，为了一位知名的老演员，她的名字是帕拉。父亲为此来到巴塞罗那，带我搭电车过去。我紧张得要命。当我们抵达音乐厅，我说：“父亲，我忘记那首曲子的开头了！我连一个音符都想不起来！我该怎么办？”他让我冷静下来。那是八十年前了，但我始终没能克服演出之前那种可怕的紧张，那一直是个严酷的考验。上台之前，我胸口作痛，饱受折磨。想到要公开演出，对我来说，仍旧是个噩梦。

父亲习惯每周一次从本德雷尔来看我。我们会一起散步，偶尔去音乐书店找乐谱，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得踏上归途。在帕哈利拉咖啡馆的表演曲目要比在托斯特咖啡馆来得多，我继续独奏，也就需要更多音乐。有一天，我跟父亲说我需要找一些新的独奏乐曲，好在帕哈利拉咖啡馆演奏，我们便一起出发去找。有两个原因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首先，父亲替我买了第一把标准尺寸的大提琴，能够拥有这件美妙的乐器我十分骄傲！然后我们在港口附近一家老音乐书店驻足，我开始浏览一捆乐谱。突然，我发现一叠破破烂烂的纸张，因为年代久远而褪了色。那是巴赫的无伴奏组曲，专门为大提琴所写的！我惊讶地看着它们：《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心想在这几个字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和神秘？我从未听说这组曲的存在，没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些曲子，包括我的老师在内。我忘了自己到这家店的目的，只是凝视着那些纸张，抚摸它们。那一幕至今不曾变得模糊。即便是今天，当我看着那几首乐曲的封面，我就像又回到那家杂着霉味、淡淡海水气味的老店。我急忙回家，紧紧抓着那组曲，仿佛它们是王冠上的珠宝，一进房间，我就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候我十三岁，而在接下来这八十年里，发现那套乐谱一事越来越令我感到奇妙。那组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开始演奏它们，怀着难以形容的兴奋。这几首曲子成了我最珍爱的音乐，在接下来那十二年里，我每天都研究、练习。是的，过了十二年，在我二十五岁时，我才有勇气在一场音乐会上公开演奏其中一首。在那之前，没有一位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完整演奏过巴赫这套组曲中的一首。他们只会演奏其中一段：一支萨拉邦舞曲、一支加伏特舞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而我演奏的是整套组曲：从前奏曲直到五个舞曲乐章，包含所有的反复，这些反复赋予每一个乐章美妙的整体性、步调和结构，具有完整的构造和艺术性。这些曲子曾被视为机械化而缺少感情的学院派作品。你能想象吗？当它们焕发出空间和诗意的灿烂光芒，居然会有人认为这些曲子没有感情！它们是巴赫的精髓，而巴赫是音乐的精髓。

就在我发现巴赫那套组曲之前不久，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对我的艺术生涯影响深远。当时我还在托斯特咖啡馆演奏，一天晚上，一位重要的访客来到咖啡馆，他是加泰罗尼亚知名的作曲家兼钢琴家阿尔贝尼茨。他和两个朋友同行，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鲁维奥。阿尔贝尼茨听说了那个“小家伙”，那个据说大提琴拉得极好的男孩，他想来亲眼看看。他坐在那儿，专注地聆听。他身材矮胖，大约三十岁，留着八字胡和一把小胡子，抽着长长的雪茄。节目结束时，他走过来拥抱我，说我具有罕见的才华。“你得跟我一起到伦敦去！”他说。他态度活泼，具有感染力。“你得到伦敦来跟我一起工作。”能从一位知名音乐家那儿听到这样的提议，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可是当他向我母亲重复这个提议时，她的反应却相当不同。她说她很感激他的提议，但她完全反对我去。“我的孩子年纪还小，”她告诉阿尔贝尼茨，“要到伦敦去，开始四处旅行，他还太年轻。他得留在巴塞罗那，完成他的学业。要做其他的事，将来有的是时间。”

阿尔贝尼茨看得出来，我母亲的心意不容改变。他说：“好吧，可是你儿子拥有极佳的天赋，我觉得我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他。让我给你一封给墨菲伯爵的介绍信，他住在马德里，人非常好，是艺术的赞助者、杰出音乐家、优秀学者，也是克里斯蒂娜王后的私人顾问。他很有影响力，对卡萨尔斯的职业生涯会有所帮助。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就把这封信带给他。”我母亲同意了，于是阿尔贝尼茨就把那封信留给她。

过了三年，母亲才用到那封信。她留着那封信，等待她认为恰当的时机；等她真的用上那封信，那一刻将成为我音乐生涯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而那一刻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到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后来，阿尔贝尼茨成为我的挚友。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卓越的钢琴家，还是个极不寻常的人。

他是个神童，四岁就在巴塞罗那的罗米亚剧院首次登台弹奏钢琴。七岁时，他写了一首进行曲，被军乐队广泛接受。少年时期，他做了各式各样的狂野冒险。他十三岁时逃家，在欧洲四处游荡，弹奏钢琴，并且疯狂地胡闹。然后他上了一艘船——我想他是个偷渡客——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和印第安人一块冒险，做其他类似的事。他讲了那么惊人的故事！他回到西班牙时还是个年轻人，最后在伦敦安定下来。他具有非凡的音乐天分，从不练习，就连音乐会前也不练习；他的一双手很小，但是出奇有力、柔软。他所作的曲子受到他故乡加泰罗尼亚的影响很大，包括家乡的美丽风景和民谣旋律，以及从某些旋律衍生出来的阿拉伯曲调。他常说：“我是个摩尔人。”他具有罕见的幽默感，而且是个真正放浪不羁的人。我听说他以区区十五比塞塔的价格卖掉了他那首知名的巴望舞曲，那是他很想去看的一场斗牛赛的票价。

墨菲伯爵跟阿尔贝尼茨首次相遇的方式就是这位艺术家人生的典型写照。伯爵搭火车旅行——我想是要去瑞士——他听见在他座位底下有种奇怪的声音。他弯下身子，发现一个男孩躲在下面。那个男孩就是阿尔贝尼茨，而他躲在那里自然是为了逃票。伯爵说：“请问你是什么人？”当时大约十三岁的阿尔贝尼茨答道：“我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这样相识的。

在我整个成年岁月中，我相信人类有接近完美的能力。人类真是奇异，于己，于周边世界，他能做那么奇妙的事！大自然创造出人类，这是何等成就！然而，如果人类身上具有无限的行善能力，他也有无限的作恶能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两种可能性。我很早就认识到我身上有作大恶的潜力——最坏的罪行，一如我身上也有行大善的潜力。我母亲常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有恶，必须做出选择，此一选择才决定了善恶。你必须听从自己心中的善。”

青少年时期，我人生中出现第一个重大危机，而我无法说出这危机的确切原因。我的学业即将结束，但又尚未决定自己的未来。关于我的职业生涯，父母一直意见相左，我为此十分苦恼。他们的意见仍未统一，父亲觉得我想献身音乐过于鲁莽，母亲则坚决认为我应该献身音乐。想到我是这个冲突的起因，我十分痛苦。我只希望这冲突能够结束。同时，我心中满是新主意、新概念和想法，不断探索、搜寻、检视我周围的世界。我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阅读所有能弄到手的东西，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在那之前，我发现了那么多的美，然而如今我看见了那么多的丑陋！多少邪恶！多少痛苦和人类的劳苦！我问自己：人类之所以被创造，是为了活在此等污秽与堕落中吗？我看见了身边的苦难、贫穷、悲惨，看见了人类彼此不人性的对待。我看见有人生活在饥饿中，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喂养他们的小孩。我看见街上的乞丐，也看见贫富之间那历史久远的不平等。我亲眼看到普通百姓在生活中遭受的压迫，亲眼看到严苛的法律和高压措施。不公不义和暴力令我嫌恶，一名军官和他的佩剑令我战栗。我日夜思索这种情况。我走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感到难过，心中充满忧虑。我在一个黑暗的坑洞里，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不希望白昼破晓，夜里在睡眠中寻求逃避。我不明白世上何以会有这样的邪恶，为什么人会彼此相残，也不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有何意义，或是我自己的生命有何意义。自私猖獗蔓延，而我问自己，在何处能找到同情？

我无法再忘我地沉浸于音乐之中。那时我不认为音乐或任何形式的艺术可以提供解答，我也从来没这样想过。音乐必须满足一个目的，必须是某件大于音乐之物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我与今世音乐之争的核心——当今的音乐缺少人性。音乐家也是人，而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这两者不能被分开。

我心中的痛苦到了一种程度，让我觉得能够结束苦恼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的念头开始纠缠我。我没有告诉母亲我有轻生之念，不愿让她为此担忧。然而看着我，她能感觉到我内心的痛苦，她总是能看见我的内心。“怎么回事？”她会对我说，“亲爱的卡萨尔斯，是什么让你这么烦心？”我会说：“没什么，亲爱的母亲。”她会沉默不语，不再细究，但我看得出她眼里的忧虑和痛苦。

我心中的某种东西在与自杀念头相抗，某种内在的求生意志，也许是哲学家柏格森[3]所谓的“生命冲力”。一场战争在我内心掀起。我开始寻找解脱、喘息的其他办法，心想也许能在宗教中寻得慰藉。我向母亲谈起宗教。她在形式上不是虔诚的教徒，从来不去望弥撒。虽然我从没听到她反对其他人的宗教或信仰，但她通常也不会谈起宗教。她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试图影响我。她对我说：“儿子，这是件你得自己去找的东西。你心里什么都有，亲爱的卡萨尔斯，你得自己去找出来。”我求助于宗教的神秘主义，拼命想要寻得安慰，寻得我那些疑问的答案，寻找平静，寻求减轻折磨我的苦恼。我常会离开教堂后，走了几步又急忙走回去。然而那毫无用处。既然无法在人类的天堂梦想中找到答案，那我就在世间梦想里寻找解答吧。我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我朋友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我心想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也许能找到答案，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在其中也发现了一种无法满足我的教条，一种对我来说不真实的乌托邦梦想，充满了企图改变人类和社会的幻想。我问自己，当人类充满了自私和愤世嫉俗，当侵略性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该怎样改变人类？

很难说是什么把我带出了这个深渊。也许是内心的挣扎和对生命的热爱，也许是我心中无法被摧毁的希望。然后，大约在同时，母亲决定该是我离开巴塞罗那的时候了。在我最需要时，她给了我所有的支持。虽然我没有向她透露我深刻的绝望，她却感觉到了。就在那时，她提议让我们到马德里去。“是时候了，”她说，“让我们接受阿尔贝尼茨的建议，拿他的介绍信去找墨菲伯爵。”

母亲和父亲激烈地争执了很久。父亲充满疑虑。母亲要带我两个弟弟同行也是个问题，路易和恩立克都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时出生的。路易当时大约三岁，恩立克还是个婴儿。不过，最后事情决定了，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将一起走。我不知道假如当时没有去马德里，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1] 比塞塔是西班牙及安道尔在2002年欧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货币。

[2] 此处可能是指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

[3] 指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

第四章 马德里时光

我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倾注在大提琴演奏上了。

身为老师，具有重大的责任。老师协助形塑学生的生命，并且为这些生命指明方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严肃？小孩子和年轻人是我们最大的珍宝，当我们想到他们，我们想到世界的未来。想想这些事有多重要：滋养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训练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从事将来要做的工作。我想不出有哪一种职业比教师更重要。一位好教师，一位真正的老师，对他的学生来说像是第二个父亲。这就是墨菲伯爵将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母亲。

墨菲伯爵就像集许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有那么多才华、能力和技艺。他知识渊博，可以说他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多才多艺与世界观。他身兼学者、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王室顾问、作曲家、艺术赞助者和诗人。他的兴趣涵盖了艺术、文学、政治、哲学、科学和社会等领域，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他尤其关心年轻音乐家的工作，和他们当中许多人结为朋友，受他提携的包括阿尔贝尼茨、格拉纳多斯、托马斯·布里顿等人。他和加泰罗尼亚伟大的音乐学家费利佩·佩德雷尔一起促成西班牙音乐的重生。他最热衷的是歌剧。他是现代西班牙歌剧的建立者，他努力把西班牙歌剧从意大利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重建歌剧音乐中真正的民族特色。他那么热爱西班牙音乐，对西班牙音乐又那样了解！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音乐史的重要著作，论及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伟大作曲家，这本书如今仍是研究西班牙音乐的学生教材。他是研究鲁特琴在西班牙发展历史的先驱，事实上，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来研究古代西班牙鲁特琴的记谱法，并写了一本经典巨著《十六世纪西班牙之鲁特琴家》，遗憾的是，这本书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伯爵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私人教师。当我见到他时，他是克里斯蒂娜摄政王后的助手和私人秘书。在宫廷里，贵族称他为“那个音乐家”，带点儿轻蔑意味。当然，他们的态度只显出他们自身的缺陷。

他十分了解西班牙的民族音乐，对西班牙音乐的复兴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背景，有一段有趣的花絮：他的祖先并非西班牙人。他的祖父是个爱尔兰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逐出爱尔兰，流亡在外。墨菲伯爵的姓氏源自“Murphy”！

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有一个我称之为“怀旧厅”的房间，在那里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件我珍藏的物品。那是墨菲伯爵的一张相片，相片上题着几句话：

我请求上主做证

向小卡萨尔斯证明我此言不虚

我乃身处上苍的恩典之中

当此刻我确然主张

此一丑陋的容颜

乃属于他最好的朋友

是的，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赞助人和引导者，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八九四年，我十七岁。在那影响深远的一日，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恩立克、路易抵达马德里。我们立刻到墨菲伯爵位于市郊阿奎洛区的宅邸见他。那是个真正出众的人物的家，是一位在文化和品味上出众的人物。那房子里，每一件家具、古董、地毯和画作都是带着情感细心挑选出来的。当你走进他的客厅，看见他美丽的钢琴和乐谱，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心中的音乐。他的图书室令人欣羡，成百上千的书，你想象得到的各种主题，新旧都有。他年近六十，个头很小，十分整洁，胡子整整齐齐，前额很高，只在脑后有稀疏的头发。他举止亲切，不矫揉造作，非常温和。他很热络地欢迎我们，一读完阿尔贝尼茨的信，他就问我是否带了我所作的任何一首曲子到马德里来。我带来了一叠，包括一首弦乐四重奏，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写的。“你愿意为我演奏吗？”他问，我照办了。当我演奏完毕，他说：“没错，小卡萨尔斯，你是个艺术家。”

伯爵安排我去王宫为伊莎贝拉公主演奏。她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姐姐，对音乐很有兴趣。那次拜会令我难忘，不仅是因为那是我头一次在王宫里演奏，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去王宫。我母亲没法把我两个小弟弟留在别处，所以带着他们一起去了王宫。恩立克还是个婴儿，当我为公主演奏我所作的一首曲子时，他哭了起来。对一个肚子饿的婴儿来说，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算在王宫里也一样。恩立克是个健壮的男婴，他的哭声制造出不小的噪音，和我的音乐此起彼落。我母亲静静地解开她的衣裳，开始喂恩立克吃奶，一点儿也没有小题大做，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我继续演奏……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插曲以前是否在王宫里的音乐表演中发生过，也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宫廷礼节。但是对我母亲来说，这没有什么差别。她会在其他地方喂恩立克吃奶，那么在王宫里为什么不行呢？就算公主就坐在旁边，母亲一点儿也不在意。对她来说，公主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之后不久，伯爵带我们母子去见摄政王后。她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并且安排我在王宫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在那场音乐会上，我既是演奏者，又是作曲者。演出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是我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我演奏大提琴部分。

第二天早上，伯爵给我们母子带来令人兴奋的重大消息。他告诉我们，王后决定给我一笔奖学金，金额是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约等于五十美元。这笔钱在当年不算少，事实上，算得上相当可观。尽管如此，要养活一家四口，这个收入就不算多。我们过得很拮据。

母亲替我们找到一间房间，其实是间阁楼，位于房子的顶层，在昆汀街，面对着王宫。我们的房间俯瞰着王宫的庭园，庭园里有历代国王的雕像。在顶楼还有四间公寓，比我们矮半层的邻居都是劳工阶层，他们是好人，喧闹而友善。对于有一个拉大提琴的年轻人来到他们之间，他们萌生了特别的兴趣，而我一向乐于助人的母亲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我们的邻居当中有一个在王宫担任门卫，他对自己的制服十分自豪，习惯整天穿着，我还猜测他是否睡觉也穿着制服！另外还有一位鞋匠和他的家人，那个可怜人有两个弱智的孩子。还有好几个妇人是做雪茄的。那个地方总是很吵，大孩子跑来跑去，小孩子哭叫，做母亲的则斥责他们，夫妻吵架，叫喊、歌声和争吵一直延续到清晨。那么混乱，又那么喧哗！可是我不让这干扰我练习。事实上，我得承认我在那些声音中又加上了另一种声音，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练习大提琴……

在墨菲伯爵的教导下，我开始了密集的学习。他看出我的教育中有许多缺漏，也看出如果我想作为艺术家走进这个世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每天上午，我会在九点钟到他家，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规律地接受他的教导，就像是通识教育。然后我们会与他太太和继女一起吃午餐。伯爵夫人是个美丽的妇人，本身也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曾经是李斯特的学生，她为我上德文课。午餐之后，伯爵会让我在钢琴上做即兴演奏，并针对我的即兴演奏做评论。他有一句评语我始终记得。当时我很喜欢一些特别错综复杂的和声时，每当我沉浸于这种和声，一向和我同坐在钢琴凳上的他就会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小卡萨尔斯，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好吗？”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没错，对于艺术的目的，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说法吗？的确，如果不能以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那么音乐——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能满足什么目的呢？

如同我所说的，伯爵的教导绝不仅限于音乐科目。他教导我所有能教的，关于人生以及我所生活的世界：语言、文学、艺术、地理、哲学和数学，他不仅教我音乐史，还教我人类历史。伯爵主张，要成为一个发展全面的艺术家，必须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他认为艺术和生活密切相关，这两者密不可分。他不仅具有罕见的天赋，还是个极有智慧的哲学家。

他让我定期参观普拉多美术馆[1]。在我去之前，他会对我说：“小卡萨尔斯，今天你该研究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或者也可能是穆立罗、提香或戈雅[2]的一幅画。在那座宏伟堂皇的建筑里，在那些长廊和大厅里，我会站在那些画作前，审视那位艺术家的技巧，思索他那幅作品的含意。我会自问：“他在说什么？他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然后我会针对那幅画写一篇文章交给伯爵，再一起讨论我所写的东西。

每周一次，他叫我去议会，去参议院或众议院，听政治领导人物和当天的讲者演说、辩论。然后我会就我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写一篇报告给他。

在我学习时，母亲也在学习。她不仅学外语，还研习其他课程。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帮助我的课业，也是为了避免我们母子之间在教育上出现任何鸿沟。

伯爵用来教我的许多课本是他从前用来教导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书。在那些书的页缘，我常会看见国王做的笔记。伯爵常说：“我有两个儿子：阿方索和小卡萨尔斯。”我也开始称呼他为“爸爸”。

他对我满是体谅，满是温柔！住在马德里的初期，我尚未摆脱在巴塞罗那时折磨我的忧郁，午餐时，如果他看见我心事重重或是悲伤，就会说幽默的故事、诙谐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他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往往能把我逗笑。

伯爵对我的个人教导长达两年半。没有人指派他做这件事，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个了不起的好人，我欠他多大的恩情啊！

伯爵教导我的同时，我还在马德里音乐学院学习。伯爵安排我跟布里顿学习作曲，他当时位列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他的歌剧非常受欢迎，伯爵带我去欣赏他的知名作品《帕洛玛圣母狂欢节》的首演。

音乐学院的院长莫纳斯泰里奥是我的室内乐老师。莫纳斯泰里奥是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一个神童，七岁时就得到王室的赞助。他是个伟大的老师，在我音乐生涯的这个发展阶段，不可能遇到比他更好的老师了。可以说，在我人生当中，除了父亲之外，是他给了我音乐上最大的影响。为了打开我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了解音乐真正的内在意义，并且教导我所谓的风格，他做了多少事！我那时已经非常注意音准，这是当时的音乐家不太在意的事，而莫纳斯泰里奥加强了我在这件事上的信念。他还鼓励我练习音乐的重音标示，我对此极为重视。他看待音乐的方式十分严肃。那是“世纪末时期”，艺术家有飞扬的头发、飞扬的领带和飞扬的言辞！精巧的花腔、矫揉造作、夸张的情感在当时蔚为风尚。但是莫纳斯泰里奥不一样，他极为强调音乐的基础原则，从不把音乐视为玩具、一种兴之所至。对他来说，音乐是人类尊严与高贵的一种表现。

我成为他的学生时，莫纳斯泰里奥大约六十岁。他为人体贴，对我十分慈和。课堂上，他有时会谈起音乐的规则——对他来说，音乐是种语言，和语言有着相似的规则，比如重音、音长和持续的变化——或是用他的小提琴来示范说明，这时他会从眼角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有一天，他告诉班上同学，要我们第二天务必到学校来。他说：“我们有一位学生表现优异，王后要颁奖给他。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名字。”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我。从他手里，我接获从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得到的第一枚勋章，她是我的赞助人。那是天主教伊莎贝拉勋章，我当时十八岁。

我常到王宫去。每星期两到三次，我会去演奏大提琴，用钢琴即兴演奏，或是在音乐会中演奏。我渐渐受到王室成员般的对待。克里斯蒂娜王后的钢琴弹得很好，常和我演奏二重奏。我们坐在同一架钢琴前一起弹奏，四手联弹。她是个和蔼、仁慈的妇人，非常亲切。我越来越依恋她。她不仅是我的赞助者，还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亲。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首度认识了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他那时候七岁，是个可爱的男孩！我们渐渐喜欢上彼此，他喜欢我讲故事给他听。他热爱玩具士兵，我们常常一起玩，把他的小小部队排成阵列，让他们行军、演习。我会带邮票给他，而他会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从不曾失去我对王室家族的爱意，也不曾忘记他们对我的恩惠。

不过，这当然是件私人的事，跟我对君主政体或是整体宫廷生活的感觉毫无关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也不喜欢那个世界。在贵族当中有许多人矫揉造作，他们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而且宫廷里总是钩心斗角。我是在普通百姓之中长大的，我仍旧认同他们。在我所受的教育和先天的倾向上，我都拥护共和政体。而且，我是加泰罗尼亚人，并且深以为傲，而出身自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往往瞧不起加泰罗尼亚人。

许多年后，阿方索已是执政的君王，我有一次对他说：“你是国王，我爱你，可是我拥护共和政体。”他说：“你当然是拥护共和政体，我知道。这是你的权利。”而事情怎么可能会有所不同？没错，我是个艺术家，可是从事艺术的同时，我还是个用双手工作的劳动者，终其一生都是。因此，当我必须要在君主政体跟共和政体之间做选择时，我的好感自然是在共和政体那一边。

然而，我跟西班牙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将持续许多年。事实上，最近一次接触是在我首次拜访马德里王宫之后七十多年。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时我去希腊指挥我的和平神剧《马槽》。我在雅典见到了王储卡洛斯[3]，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我庆贺他没有在佛朗哥[4]的政权下接受王位。我告诉他：“我认识西班牙王室五代成员，从伊莎贝拉二世开始。”卡洛斯娶了希腊公主索菲亚，第二天他带着太太一起到我住的饭店来了，还有他们两岁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室的第六代。

卡洛斯最近誓言要继续当佛朗哥的继承人，这多么令人遗憾！而当年流亡的国王，他的祖父，对这个政权的态度是多么不同！

我在马德里待了将近三年，这时我母亲说她认为我在那里学习的时间够久了，是时候做点儿改变了。她认为我现在该专注于拉大提琴，我也认同。她提议我们可以回巴塞罗那去，但伯爵听到后非常反对。他想要我留在马德里，跟着他工作，成为一个作曲家。在歌剧界，他将大力提携我。我母亲的看法十分不同，她对伯爵说：“我相信对卡萨尔斯来说，大提琴要胜过其他一切。他将来要成为作曲家，以后还有的是时间，而他在大提琴上所下的功夫并不会有所妨碍。可是若他现在不专注于这件乐器，将来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缺憾。”他们的争执变得很激烈，两人之间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情势变得十分紧张。王后也反对我们离开。事情的发展令我父亲极为烦恼，他写信给我母亲：“你心里在想什么？这究竟会有什么结果？”但我母亲坚定不移。

最后，他们妥协了。伯爵同意我离开马德里，但有一个条件：他要我去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那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音乐学院，可以在弦乐器和作曲方面提供优异的教学。伯爵说，在那里我可以跟弗朗索瓦·赫法尔特学习作曲，他是音乐学院院长，在音乐界享有盛名，而且是伯爵的老朋友。伯爵告诉我们母子，说他会跟王后安排好，让我于音乐学院就读期间能继续领取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的津贴。事情解决了，我们前往布鲁塞尔，恩立克和路易跟我们一起去。出发之前，伯爵给了我们一封写给弗朗索瓦·赫法尔特的介绍信。

我这一生在布鲁塞尔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但我的首次造访却称不上愉快。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坐在火车上那拥挤的三等车厢穿越法国，那旅程似乎没有尽头，而等我们终于抵达布鲁塞尔——那是我头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眼前所见令我沮丧。那里跟阳光灿烂的加泰罗尼亚非常不同！当时是冬天。我讨厌寒冷，而天气又冷又湿又凄凉。浓雾笼罩着那座城市。

我们直接前往音乐学院去见弗朗索瓦·赫法尔特。他是位著名的音乐学家兼历史学家，人生经历十分曲折有趣。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面包师傅，希望他继承父业，但他的音乐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年纪尚轻时，他便以他所写的教堂音乐和歌剧声名大噪。他旅行到西班牙，成为西班牙音乐的权威。有一段时间他在巴黎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后来转向音乐史研究。他是位杰出的学者，写了许多书，其中《古代音乐史与理论》是部经典之作。他对墨菲伯爵的影响很大，并且鼓励伯爵研究西班牙的鲁特琴历史。在去世之前不久，这个面包师傅之子被比利时国王册封为男爵，表彰他为刚果谱写的国歌。

我把墨菲伯爵的信交给弗朗索瓦·赫法尔特。他年事已高，相当虚弱，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谨慎地慢慢读那封信，我们谈起伯爵、马德里，还有音乐。他要求看我作的一些曲子。我身上带着一首我作的弥撒曲、一首交响诗和一首弦乐四重奏。他对我的技巧表示惊讶。“可是很抱歉，”他说，“我非常抱歉，没办法教你作曲，我实在太老了，而且看了你的作品，我不认为我能教你多少东西。”他又说：“你最需要的是去听音乐，尽你所能地去听，欣赏各种音乐演出。布鲁塞尔无法给你这些，当今的音乐中心是巴黎，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在那里你能听到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的演奏，巴黎有四个乐团：拉穆卢（Lamoureux）、科隆（Colonne）、帕斯德鲁（Pasdeloup）和巴黎音乐学院，你能听到所有的音乐。这才是你需要的。”他又说伯爵信上提到我演奏大提琴的能力。“我想让我们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听你演奏，”他说，“你明天上午能来吗？”

第二天，我出现在班上。我非常紧张，因为这所音乐学院享有盛名，据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弦乐器学校。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那些学生演奏，我得说我并不怎么佩服，我开始觉得不那么紧张了。那堂课结束时，教授向我示意，在那之前，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他注意到我在场。他说：“嗯，我想你就是院长向我提起的西班牙小子。”我不喜欢他的语气。

我说是的，我就是那个人。

“好吧，西班牙小子，”他说，“你似乎是拉大提琴的。你想演奏吗？”

我说我很乐意。

“你都演奏些什么曲子？”

我说我演奏的曲子蛮多的。

他叽里呱啦念出一串作品，每一次都问我能否演奏他所说的那支曲子，而每次我都回答可以，因为我的确能演奏。然后他转身面向班上同学，说：“嗯，这不是很了不起吗？看来我们这位西班牙年轻人什么都会演奏。他一定是真的很厉害。”

那些学生大笑。起初这位教授的态度令我难受，毕竟这仅是我在一个陌生国度的第二天，可是现在我却生他的气，气他嘲弄我。我什么也没说。

“也许，”他说，“我们是否有这个荣幸，请你演奏《温泉之忆》？”那是首炫技的曲子，在这所比利时学校经常被拿出来演奏。

我说我会演奏。

“我相信我们将从这个什么都会演奏的年轻人这儿听见惊人的音乐，”他说，“可是你用什么乐器呢？”

那些学生笑得更厉害了。

我气极了，差点儿就要拂袖而去。可是我想，好吧，不管他想不想听我演奏，他都会听到。我从离我最近的一个学生那儿抢过一把大提琴，开始演奏。教室里安静下来，等我演奏完毕，教室里鸦雀无声。

那位教授瞪着我看，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请你到办公室来好吗？”他说，语气跟先前大不相同。我们一起离开教室，那些学生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

教授关上门，在办公桌后面坐下。“年轻人，”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很有才华。如果你来这里就读，并且同意在我班上，我可以承诺你将在音乐学院拿到头奖。我现在就这样告诉你其实不符合规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告诉他：“先生，你对我很无礼，在你的学生面前嘲弄我。我连一秒钟都不想再待在这里。”

他站起来，脸色灰白，替我打开了门。

隔天，我们出发前往巴黎。一到巴黎，我就写信给墨菲伯爵，把在布鲁塞尔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告诉他我们为什么去了巴黎。他在回信中流露出不悦，说我违背了他的意愿，说我们的协议是让我去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就读，而非到巴黎去。“王后给你的津贴，”他说，“是基于这个协议才成立的。这是王后的要求。除非你回布鲁塞尔，否则你的津贴就会被取消。”我回信说布鲁塞尔实在不是我想待的地方，说我虽然不想违背他的心愿，却还是打算留在巴黎。他的回信显示出他认为我去巴黎是受了我母亲的影响，但事情并非如此。我自己知道返回布鲁塞尔没有意义。

我从王后那儿得到的津贴立刻被取消。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很艰辛！我们之前仰赖那份津贴，现在少了那笔钱，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立刻陷入窘境。我们毫无经济来源，该怎么办？父亲此时当然更加为我们担心，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寄钱给我们。

母亲替我们找到栖身之处，在一个比狗窝好不了多少的地方，靠近圣丹尼门。那是个看了令人难过的街区，举目所见尽是贫穷。母亲开始每天外出，设法赚一点儿钱。她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而她往往带了待缝补的衣物回来。我的两个小弟弟几乎吃不饱。

我自己当然也拼命努力去找工作，终于在香榭丽舍大道一个名叫马里尼的剧院担任第二大提琴手。那是罗特列克[5]在巴黎作画的年代，如今当我看到他的画作，就想起那间音乐厅和跳康康舞的舞者，当时那种舞蹈非常流行。我一天赚四法郎。我背着大提琴徒步前往马里尼剧院，再徒步回家。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可是电车车费是十五生丁（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而我们没有半点儿余钱。

那时是寒冬，最后，工作的辛苦和缺乏食物终于将我压垮。我生病了，病得很重，必须留在家里。母亲比之前更加辛勤工作，让我们有东西吃，替我买药。她缝制衣物直到深夜，可总是愉快开朗，尽一切努力维持我的士气。

有一天，当她回家时，生病的我躺在床上，几乎认不出她来。我明白某件非比寻常的事发生在她身上，我惊慌失措地看着她，她那头乌黑的美丽长发不见了。她的头发现在又短又参差。她卖掉了她的头发，好替我们多换几法郎。

她一笑置之。“别担心，”她说，“别去想这件事。那只是头发罢了，会再长回来的。”

可是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的严酷考验还在继续。终于，我说：“母亲，咱们怎么能这样过下去？我们何不回巴塞罗那？”

“好吧，”她说，“咱们回巴塞罗那。”

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看到我们回来，父亲高兴极了。在我们旅居马德里的那几年里，限于能力，他只来探望过一次。然而，我们运道的转变使他惊慌。我们家微薄的积蓄用尽了。但我并不觉得气馁。母亲为我做了好榜样。

[1] 被认为是世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

[2] 委拉斯开兹是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西班牙画家，代表作《宫娥图》；穆立罗，十七世纪西班牙伟大画家之一，代表作《吃葡萄与甜瓜的少年》；提香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代表作《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戈雅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作《裸体的玛哈》。

[3] 指胡安·卡洛斯，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4] 指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曾发动西班牙内战，并获得胜利，其后独裁统治西班牙三十多年。

[5] 后印象派画家，代表作《红磨坊舞会》。

第五章 家乡的土地

欲飞向天堂，须立足乡土。

加泰罗尼亚的优秀诗人霍安·马拉加利曾写道：“欲飞向天堂，须立足乡土。”加泰罗尼亚是我的故土，我离开了将近三年，归来对我而言是种喜悦。

我这一生去过许多国家，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美，可是加泰罗尼亚之美从我婴儿时期就滋养着我。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圣萨尔瓦多的海洋，锡切斯的滨海村庄、沙滩上的小小渔舟，塔拉戈纳省的葡萄园、橄榄树丛、石榴树、略夫雷加特河和蒙塞拉特山。加泰罗尼亚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爱它就像爱一位母亲……

当然，我是个西班牙公民。虽然我流亡在外已经三十多年，我仍然持有西班牙护照，做梦也不曾想过要跟这本护照分开。有一次，在法国城市佩皮尼昂的西班牙领事馆，有一位官员问我既然决定不回西班牙，为何不放弃护照。我回答：“我为什么要放弃？让佛朗哥放弃他的护照，那时候我就会回去。”但我主要还是自认是个加泰罗尼亚人。由于我将近一百年来都这样觉得，我不认为会有改变。

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有自己的语言，那是一种古老的罗曼语，跟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语完全不同。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萨达纳舞是我们的舞蹈，而且那舞蹈那么迷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历史。早在中古时代，加泰罗尼亚就是个伟大的国家，影响力远及法国和意大利，即使在今天，这两个国家中还有许多人能说加泰罗尼亚语。我们没有国王，由伯爵统治。在我们中古时代的宪法中，加泰罗尼亚的人民向他们的统治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你平等，且我们全体要比你更伟大。”早在十一世纪，加泰罗尼亚就召开了一次大会，呼吁废止世间的战争。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加泰罗尼亚拥有高等文明？

凡是国家都有渐趋没落的时候。几年前，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如今英国还在，但是它的帝国已经不在了。加泰罗尼亚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强大的国家，但这并未贬低其历史，也不能证明别人有权否认它的国家权利。然而，如今加泰罗尼亚等于是西班牙的臣民。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想要跟西班牙的其他人民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而非作为仆人，可是在目前的西班牙政权下，我们就是被视为臣仆。公立学校禁止教授我们的母语，而是教卡斯蒂利亚语。我们的文化受到压制。

我一向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优越——可以说他们不同，没错，但不能比较谁更优越。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自认有权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爱国主义则完全不同。爱乡之情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我想起康帕尼斯之死。我认识康帕尼斯的时候，他是加泰罗尼亚的主席，那是在西班牙共和时期。有些事情我跟他意见相左，但他是个爱国者，是个优秀的律师，支持加泰罗尼亚劳工阶层的奋斗目标。当法西斯分子夺取了政权，康帕尼斯和一些共和党人领袖逃往法国。佛朗哥要求将他遣返，而法国贝当元帅的政府从命了。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将他处决了。面对行刑队，康帕尼斯点燃一根烟，脱掉鞋袜。他死的时候想要脚踩着加泰罗尼亚的土地。

在巴塞罗那，我的运道突然好转。在巴黎那些日子的困苦、匮乏和无常，很快就成为过去。我的老朋友兼老师加西亚刚刚辞掉他在市立音乐学院的教职，准备移居阿根廷。在我还是个十一岁男孩的时候，他让我认识了大提琴的美妙。我受邀去接任他在学校的职位，同时，我也接下教导加西亚私人学生的事务，以及他在教堂仪式中的演奏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被聘请去里塞奥高等音乐学院任教，同时获聘为歌剧院管弦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突然间，我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教育工作如今占去我大部分时间。对于我逐渐成为成熟的音乐家，那是个重要的时期。我从不曾刻意将教与学划分开来。当然，一个教师应该要比学生懂得多，可是对我来说，教就是学。当年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如此，如今仍是如此。

我继续努力修习演奏技巧。我下定决心，不受过去任何成规阻碍——向过去学习，但不要被过去羁绊。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在大提琴演奏上达到最佳效果。我一向认为技巧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个人当然要掌握技巧，但同时也不能被技巧束缚，而必须明白运用技巧的目的在于传达音乐的内在意蕴、音乐的讯息。最完美的技巧就是那种完全不露痕迹的技巧。我一再自问：“做这件事最自然的方式是什么？”我把我在市立音乐学院求学时摸索出的指法和弓法教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放松的重要性。演奏大提琴时，左手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必须不断练习以维持灵活。我示范给学生看，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演奏时可以放松左手和手臂，哪怕只是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在这一切之上，我强调最重要的是尊重音乐，明白艺术家在为一位作曲家的音乐注入生命时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当然，没有什么能取代努力。我自己不断练习，我一生中都是如此。曾有人对我说，我演奏大提琴如小鸟飞翔般轻松。我不知道小鸟在学习飞翔时费了多大的力气，但我很知道我在大提琴上下了多少功夫。演出看来轻松，是因为有台下巨大的付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就像我朋友阿尔贝尼茨，他从来不练习。可是这种例子很少见。熟练几乎源自最大的努力。艺术是苦练的产物。

当夏天来临，我在巴塞罗那的工作减轻了许多。市立音乐学院放假了，其他工作也暂时中止。因此，当我获邀去埃斯品浩的一家赌场演奏时，我欣然接受，那是葡萄牙海岸波多市南边的一个度假地。前往该地会经过马德里，我心想若能再见到墨菲伯爵该有多好。对于前一年我前往巴黎时，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仍然感到遗憾。我写了一封信给伯爵，叙述所有的事，告诉他我将前往埃斯品浩表演，问他在我行经马德里时愿不愿意见我。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回复。他回信说：“尽快来。”他就是这么和气，而且体谅别人。

我一到马德里，就急忙到他家去。他欢迎我就像欢迎自己的儿子。我们聊了又聊，仿佛我们之间从不曾有过任何争执。

在马德里我也见到了克里斯蒂娜王后。她极其和蔼地接待我，要我仔细告诉她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种种遭遇。当我描述母亲跟我在巴黎所受的苦难时，她深受感动，而她很高兴得知我目前在巴塞罗那所做的工作。她请我在王宫里为她演奏。表演结束后，她把我拉到一旁。“卡萨尔斯，”她说，“我想要给你一件东西，让你能永远留着，作为对我的纪念。我希望那是件你能摸得到的东西。”她指着她手上精美的手镯，问我：“这些宝石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颗？”

我感动得几乎答不出话来。“它们全都那么美，陛下。”我告诉她。

“那么我就给你这一颗。”她说着挑出一颗光彩夺目的蓝宝石。

后来，我请人把那颗宝石镶在我的琴弓上，作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纪念那位最亲切的妇人，我总是以怀念之情想起她。

我从马德里前往埃斯品浩。那座赌场装饰华丽，俯视着大海，主要是葡萄牙贵族、富商和其他名流来消磨夏日时光的赌博场所。经营者也许是怕他们输得太多，所以希望用悦耳的音乐让客人保持愉快的心情。当然，客人也会跳舞。我们是个七重奏，就跟托斯特咖啡馆一样，我每周表演一次独奏，演奏地点在临着赌博间的一个咖啡厅。音乐会的消息传开了，喜爱音乐的人从葡萄牙各地来到这座赌场。夏季即将结束时，我意外地接到葡萄牙国王与王后的邀约，请我去王宫。我急忙收拾行李，搭火车前往里斯本。当我抵达王宫时，卡洛斯国王和玛丽亚美莉王后极为诚挚地接待我。“你愿意为我们演奏吗？”他们问。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把大提琴带来！“我很乐意演奏——只不过我没有大提琴。我把琴留在埃斯品浩的饭店了。”看出我的尴尬，他们和气地笑了。第二天我的大提琴送来了，我便为他们演奏。在我的音乐生涯中，那是唯一一次表演时我忘了带琴。

许多年后，我重回里斯本的王宫，和我的钢琴家好友哈罗德·鲍尔一起。我记得他对玛丽亚美莉王后的美丽印象深刻，她是位令人惊艳的女子。他也对她的身高印象深刻，王后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事后他向我提起王后和我的身高差距——我一向就比大提琴高不了多少，我告诉他：“不是我太矮，而是王后太高了。”

夏季结束时，回家途中我又在马德里逗留。那一次，我首度以独奏者的身份跟一个管弦乐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演出爱德华·拉罗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指挥是我以前的老师托马斯·布列东，我在马德里求学期间的许多朋友都前来观赏。我再次拜访墨菲伯爵和克里斯蒂娜王后。王后赠给我一把极佳的加里亚诺大提琴，还颁发一枚勋章给我，这是她赐给我的第二枚勋章，第一枚是我在皇家音乐学院就读时所得。这一次她颁给我卡洛斯三世勋章，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那是极高的荣誉，但我认为那更表现出她个人对我的关爱与信心。

回到巴塞罗那之后，我跟几位音乐家同行组成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开始在瓦伦西亚、马德里和其他城市演奏室内乐。四重奏的另外三位成员是知名的比利时小提琴家马修·克里克布姆，他定居在巴塞罗那，中提琴家加尔韦斯和钢琴家兼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格拉纳多斯和我成为挚友，我在里塞奥歌剧院指挥了他的第一出歌剧《玛丽亚卡门》的预演，而他自己因为过于紧张而无法指挥。我们相遇时，格拉纳多斯不到三十岁，已经被公认为西班牙数一数二的音乐家。身为军官之子，他从莱里达市当地的乐队指挥那儿接受最初的音乐课程，那是他的出生地。后来他跟随知名的音乐学家兼作曲家费利佩·佩德雷尔学习。佩德雷尔重新发掘出前几个世纪的西班牙民间音乐，他和我、墨菲伯爵一起合作，想创造出真正的西班牙歌剧。虽然佩德雷尔对许多年轻的西班牙作曲家影响很大，但是，格拉纳多斯却几乎是自学的，他精致而诗意的乐曲具体表现出西班牙的精神，绝大部分是他自己非凡天分的果实。

他天生是个优秀的钢琴家，而且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在弹奏贝多芬、舒伯特或其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时，不管是哪一位，他会突然决定要即兴演奏，而且会毫不迟疑地弹下去！他为人可亲，样子也很可爱，有大大的深色眼睛，深色的鬈发和一张诗人般的脸。我们的友谊对我而言十分珍贵，这份友谊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后他英年早逝为止。

和格拉纳多斯合奏带给我许多快乐。我一向不太喜欢独奏，偏好奏鸣曲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室内乐。至少我在演奏前不会那么紧张，我可以跟其他人分担责任！而我最喜欢的根本不是演奏，而是担任指挥！

我在那段日子结识了另一位音乐家，就是那位惊人的小提琴家萨拉沙泰。那时他五十多岁，某段时期是西班牙最有名的演奏奇才。其实我们以前就见过。第一次听他演奏时，我还是个在巴塞罗那求学的孩子。我在那家咖啡馆演奏的老板托斯特先生，带我去听萨拉沙泰的一场演出，我被他精彩的演奏震撼了，我从没听过像这样的演奏。后来，我到马德里求学，墨菲伯爵带我去萨拉沙泰下榻的饭店见他。他非常优雅，温文有礼，留着细细的八字胡，黑发飘飘，黑眼睛闪闪发亮。他不停地抽着雪茄，谈话之中，他想请我喝些白兰地。被我婉拒之后，他说：“什么？你打算成为一个艺术家，但你又不喝酒？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萨拉沙泰演奏小提琴的灵巧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演出令人目眩，蔚为奇观，就像烟火！他是个天生的表演者，当他演奏时，他会直视观众，仿佛在说：“看见我的能耐了吗？对，我知道你们被迷住了！”他从来不会为了一场音乐会练习或准备，就只是出场演奏。他是个伟大的小提琴家，虽然不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就艺术家这个字眼的真正意义而言。

他非常逗趣，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总是在说笑话。有时候他会跟他的朋友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鲁维奥，来圣塞巴斯蒂安的赌场停留，夏天里我常在那儿演奏。每天早上，当阿沃斯和鲁维奥去他房间找他时，都会有一场小小的戏弄仪式。

“我给你们看我的新手杖了吗？”萨拉沙泰会说。他收集了很多手杖，这套珍藏是他在旅行世界各地时累积下来的。阿沃斯和鲁维奥会说：“没有，我们还没见过新的那一支。”他会从床上下来，穿着长长的睡衣，大步走到他放那些手杖的架子旁，姿态夸张地从中挑选一根。“就是这根。多么令人赞叹的手杖！仔细观察它。这么坚固，却又这么柔软，怎么拉它都可以，还可以把它弯曲成一个完美的圆圈。”当他用那根手杖比画时，他们会装作惊叹地看着，仿佛他真的正照他所说的去做。“还有一点，”他说，“它对天气状态所起的反应真是很不寻常。气温下降时，你们能在这根手杖上看见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气温上升时，字母就消失了。看，因为今天比较暖和，你们根本看不见那字母！”

这套仪式有各种变化。

一天早上，当阿沃斯和鲁维奥问萨拉沙泰睡得如何，他把双臂往上一挥，恼怒地说：“睡觉？我怎么可能睡得着？”

“怎么说呢？”

“唉，在一个爬满乌龟的房间里，谁睡得着呢？”阿沃斯和鲁维奥点点头表示理解，仿佛他们周围全是乌龟。“啊，是的，这的确是很讨厌……”

同样的仪式持续了好几天。然后一天早上，阿沃斯和鲁维奥又问了同样的问题，问萨拉沙泰睡得可好，又得到了相同的回答，他们说：“你说得没错，你的确应该抱怨。这种情况令人难以忍受。你看！”他们指着房间各处。

当萨拉沙泰望过去时，他看见房间里到处都爬着乌龟！是阿沃斯和鲁维奥在夜里放进来的。

可是萨拉沙泰一点儿也没有露出吃惊的表情，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你们看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在巴塞罗那任教期间，有一段我很珍惜的情谊，后来证明这成为我一生中最持久的一段友谊。我结识了蒙塞拉特修道院的僧侣，开始常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详细讨论音乐、艺术和许多其他事务。可以说那座修道院变得就像我第二个家。

那座修道院是世界上最令人赞叹的寺院，位于巴塞罗那附近，周围的环境很不可思议。它的名字蒙塞拉特（或称“锯齿山”）来自修道院坐落其间的那座山的形状——锯齿形的山峰切进天空，就像一座巍峨大教堂的尖顶。我不曾在其他地方见过比这更令人敬畏、更引人深思的山。那座修道院在靠近山巅的一小片高原上，俯瞰壮阔的峡谷和悬崖，修道院庞大的建筑宛如扎根在岩石上。它创立于一千多年前，九世纪时，人们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座圣母雕像，那雕像是摩尔人入侵加泰罗尼亚时藏在那里的。后来这座修道院成了一个圣地，朝圣者从欧洲各地前来此地向我们的蒙塞拉特圣母致敬，她是加泰罗尼亚的守护神。许多人相信蒙塞拉特还是传说中圣杯的藏匿之处，就在中古时期吟游诗人和抒情诗人的歌曲中所传颂的蒙萨瓦特城堡。

自打修道院创立以来，音乐就是修道院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是宗教音乐，还包括民间音乐。朝圣者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唱歌跳舞，僧侣也会作曲、改编歌曲。早在十四世纪，那些僧侣把一组朝圣歌目编成一本歌曲集，人称《红皮书之歌》，是欧洲复调音乐最早的记录之一。从中古时期以来，僧侣就一直从事重要的工作，不仅是在音乐学上，还包括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这些僧侣中也有过杰出的学者、科学家、诗人和音乐家。我在蒙塞拉特本笃会修士的陪伴下度过了诸多难忘的时光！直到今日，我们都不曾失去联络。

虽然他们把生活奉献给了上帝，蒙塞拉特的僧侣依然深深关切着人间的事务。这座修道院是加泰罗尼亚文化传统的支柱。好几年前，修道院院长埃斯卡瑞神父因为反对佛朗哥政权而被迫离开加泰罗尼亚，移居米兰。他极有智慧，心地仁慈，我们保持定期通信，他在一封信里附上了法国《世界报》对他的一篇访问，篇幅很长，标题是《今日的西班牙不是个基督教国家》。这位修道院院长最近去世了，依照他的遗愿被葬在加泰罗尼亚的蒙塞拉特。

尽管佛朗哥颁布了禁令，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蒙塞拉特的僧侣仍旧继续用加泰罗尼亚语来主持婚礼仪式和弥撒。在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唱我作的歌曲。

多年来，我把我写的宗教乐曲献给这座修道院。我其他的作品几乎都没有发表，但蒙塞拉特的僧侣却发表了我的宗教音乐。他们定期演唱我的弥撒曲，每天演唱我的《玫瑰经》……

不久之前，我跟一位知名的年轻美国音乐家交谈。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具有真正的才华，可是当我提起蒙塞拉特，他不晓得这个名字。“蒙塞拉特？”他说，“他是个法国画家，对吧？”他问的这句话显示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某种不足。凡是音乐家都应该知道蒙塞拉特这个名字。这是过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少了它，当今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从巴黎回到巴塞罗那之后，我避免任何浪费，尽量把钱省下来。我忘不了在巴黎那段日子的艰辛，也忘不了前几年的辛苦。我下定决心要让父母的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儿，他们为了我做了那么大的牺牲。能够为母亲和两个弟弟提供比较舒适的生活，或是让父亲那折磨人的哮喘得到更好的医疗，带给我莫大的喜悦。同时，我存下了一笔钱，让我能够重回巴黎，以弗朗索瓦·赫法尔特设想的方式继续我的音乐生涯。

一八九九年夏天，我准备好了。我跟父母讨论我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是让我重回法国的时候了。当知名的声乐家内华达邀请我去她巴黎附近的家时，我欣然接受。我通过墨菲伯爵与内华达相识，她当时年近四十，人生故事就像一本浪漫小说。内华达不是她的本来姓氏，她父亲是个美国医生，在淘金热的年代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她在采矿小镇内华达附近出生，后来就把这个地名拿来当作艺名。在她出生时，加州还是美国的边疆地带，南北战争开始时她才两三岁。她的童年在淘金者、职业赌徒和保安委员会（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民间保安组织）的怪诞世界里度过。八岁时，父母送她去旧金山附近的一所学校。她展现出罕见的歌唱天分，十五岁随着一个巡回演出团体到了英国。几年之后，她在伦敦首次登台演唱歌剧，大获成功，接下来她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欧洲首都。她结识威尔第，他请她去史卡拉歌剧院演唱，法国作曲家夏尔·古诺成了她的教父。

当我抵达内华达的家时，她正准备应约前往伦敦演唱，她提议让我跟她同行。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受邀在好几场非正式的音乐会上演出，当年的上流阶层会在自己家里举行私人音乐会。也是那一次，我首次在伦敦登台演奏，跟一个管弦乐团演出圣桑的协奏曲，由曼斯指挥，那是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水晶宫”；除音乐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大众娱乐在那儿上演。当音乐会结束，有人把我介绍给艾略特女士，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女。她问我：“你愿意为女王陛下演奏吗？”我说我很乐意。

那场音乐会在奥斯本宫举行，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上的夏宫，是栋漂亮的建筑，有几百年的历史，环绕有修剪整齐的庭园。比起我所熟悉的马德里王宫，这场音乐会的气氛要正式得多。音乐会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举行，有一种肃穆的庄严气氛。开始前，大约三十位宾客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彼此交谈。我被介绍给几位在场的人士，包括威尔士亲王，他即将成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以及约克公爵，未来的国王乔治五世。我对于即将见到的维多利亚女王十分好奇，那时她已八十岁，是位传奇人物。她是个矮壮的妇人，脸颊柔软，布满皱纹，眼睛突出。她戴着一件白色蕾丝头饰，直垂到肩膀。她跟一位英国海军上将聊天，其余的宾客都肃静地站在一旁。一个印度仆人穿着绿色丝质衣裳，裹着黄色头巾，把一张矮凳放在她脚下，她举起一只圆胖的小手，示意音乐会可以开始了。演出的时间不长，钢琴家沃克为我伴奏。我记得三首曲子，其中之一是那首圣桑协奏曲当中的快板乐章。曲子之间无人鼓掌，在音乐会结束时，响起了礼貌的拍手声。

维多利亚女王用法语跟我交谈，恭贺我的演奏，说她从西班牙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听说过我。她祝我有成功的演奏生涯，并赠我好几样礼物。在我离开前，康诺特公爵用西班牙语跟我聊了一下，请我在一本贵宾册上签名。

过了一阵，那时我在马德里，克里斯蒂娜王后发给我一封电报当作礼物，是维多利亚女王在那场音乐会后发给她的。那封电报以德文书写，维多利亚女王说她觉得我的演奏“令人陶醉”。

等我回到巴黎，发生了一件事，成为我音乐生涯的转折点。墨菲伯爵替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知名的法国指挥家拉穆卢，要我去他办公室见他。当我被带进去，拉穆卢正坐在一张写字柜前，俯身在一些纸张上。他热衷于诠释瓦格纳的音乐，曾在拜鲁伊特音乐节[1]上指挥，并且把歌剧《罗恩格林》和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介绍到法国来。此时他正准备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德》在巴黎的首演，正在乐谱上做注记。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没有抬起头来，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表示他知道有另一个人在房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尴尬。终于，我说：“先生，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我只是想把墨菲伯爵的一封信交给您。”拉穆卢猛地抬起头来，他身体有不便，使得他要移动身体或是双腿十分痛苦。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这一年年底前猝然长逝——可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不发一言地把手伸出来，我把伯爵的信交给他。他读了信，然后不多客套地说：“明天上午过来，年轻人，把你的大提琴带着。”

第二天早上我又出现在拉穆卢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前，我猜想他是要替我伴奏。可是，就跟前一天一样，拉穆卢沉浸在他的工作中，当我进来时，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于是我再度站着等待。过了一会儿，他低声嘀咕，说总是有人在他想要专心的时候来打搅他。“先生，我肯定不想打搅您，”我说，“我马上就走。”

他从两道浓眉底下抬起眼睛。“年轻人，”他说，“我喜欢你。给我演奏吧。”说毕，他就继续在写字台的乐谱上忙起来。

我给大提琴调了音，伴奏者跟我开始演奏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才演奏了头几个音符，拉穆卢放下笔，专注地聆听了几秒钟，然后，他开始吃力地在椅子上转动身体，痛苦地站起来，这让我大为吃惊。他一直站着，面向我们，身体微微前倾，直到协奏曲的那个乐章结束。然后他一跛一跛地朝我走过来，伸出双臂搂住了我，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说：“好孩子，你是被选之人。你将在我下个月的第一场音乐会上演奏。”

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随着拉穆卢的这几句话，我成功的道路就此敞开，借由我的音乐而获致的成功。

那年十月，我首次以独奏家的身份在巴黎演出，和拉穆卢管弦乐团在水堡演奏了拉罗的协奏曲，次月我再度和他一起演出。那几场音乐会的成功是我在最美的梦想中都不敢奢望的。

但我的喜悦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无法跟那个竭尽所能来促成此事的人分享这份喜悦。就在几个星期前，墨菲伯爵在瑞士去世。由于宫廷里的某些纠葛，他被迫离开马德里。我后来得知这个丰富了西班牙文化的高尚人物死于贫困之中，我满心悲痛。

我人生的一章就此结束。

[1] 此音乐节是为纪念著名音乐家瓦格纳而设立，每年都在德国拜鲁伊特定期举办，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第六章 新时代的黎明

渴望、期盼良久的新世纪，千千万万人都没能走完前十年。

世纪交接时我二十三岁。那是个充满大胆期待的时代，许多人相信一个新的纪元即将展开，相信二十世纪的来临将成为人类的转折点。他们以最新的科学进展为例，预言未来的社会将有极大进步。他们说，在即将来临的时代里，贫穷和饥饿终将消失。如同世人在新的年度开始时立下殷切的新希望，在新世纪开始时，这个世界似乎决心要朝好的方向改变。谁能预见接下来那几十年会出现恐怖到超乎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和原子弹。

对我来说，未来充满了希望。跟拉穆卢合作演出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广受肯定。音乐会或独奏会的演出邀请多到让我应接不暇。突然之间，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对一个站在事业开端的年轻人来说，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缘际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的确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运。除了与生俱来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拥有与众不同的父母，拥有与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友谊，拥有像墨菲伯爵、莫纳斯泰里奥、布里顿和加西亚这样的教师。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们其中任何一位，我就无法成为今日的我。这话不仅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也一样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心中永远怀着感激，永远记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实证明，巴黎之于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尔特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是“美好时代”，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那座城市是创造力的圣地，多如繁星的文艺人士以巴黎为家，在巴黎工作。这座城市有熙来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卖栗子的小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泽中变得柔和。短短几年之前，我们母子在这里经历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种欢欣的气氛、新的兴趣，还有优秀的男男女女为伴。当然，我的音乐让我跟乐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触。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进许多音乐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和雅克·蒂博、钢琴家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作曲家樊尚·丹第、乔治·埃内斯库、莫里斯·拉威尔、阿诺尔德·勋伯格和圣桑。不过，和我交往的绝非仅限于音乐家。我结识了艺术家埃德加·德加与欧仁·卡里埃、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作家罗曼·罗兰、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们都是颇具魅力的人物，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我觉得跟柏格森的谈话尤其有意思。我们彼此欣赏，那时候我常去见他。起初我不明白这位知名哲学家为何会花时间跟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谈话。我知道写作和在大学授课让他有多么忙碌，而且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那么有限，他却如此博学。可是他向我保证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学到很多。“直觉”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当然，他针对这一主题写过很多文章。他对音乐中的直觉尤为好奇。我一向认为，不管是作曲还是演奏音乐，直觉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技巧和智力当然不可或缺，一个人必须能掌握演奏一件乐器的技巧，以求发挥这件乐器的完整潜力，而且必须运用他的智力来探索音乐的每一个面向，可是，说到最后，直觉最为重要。对我来说，在创造和赋予一件作品生命时，音乐的本能是关键性因素。

我不能说早年在巴黎的那段时光里学到的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人类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随着人类的弱点。巴黎在艺术及学术上绽放光芒，同时那儿也有无知和社会不公的迹象，令人不安。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桩丑闻。由于我跟乔治·皮卡尔上校的友谊，我熟知这个案子。抵达巴黎之后不久我就认识了皮卡尔上校。他是位极不寻常的军官，个子很高，相貌不凡，蓄着灰色的八字胡，非常文雅，温和而有魅力，他多才多艺，是位很优秀的业余钢琴家，而且充满了正义感。他的座右铭是：“在艺术中追求完美，在生活中追求正义。”就是这种对正义的热爱让他卷入“德雷福斯事件”，最后他成了这桩事件中真正的英雄。他过于谦虚，不会以英雄自居，但事实如此。我通过他得知了这桩案子的内幕。

当我抵达巴黎时，这个事件已经喧腾一时，大家都在谈论。你去参加一场私人音乐会，转眼之间，音乐就被拋在脑后，每个人都开始谈论德雷福斯上尉。三四年前，这位犹太裔军官被指控把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人。军事法庭以伪造的证据宣告他有罪，终身监禁在恶名昭彰的恶魔岛上。假如不是皮卡尔上校为他平反，他很可能会死在那座岛上。皮卡尔上校当时是法国国防部官员，他看到一些机密文件，让他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告知了法国参谋总部的成员，而他们命令他搁置此事。别的军官也许会遵命，但皮卡尔上校不会。他继续调查。接下来，他就被调派到非洲一个偏远的军队驻扎地。可是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把他所揭露的资料交给了一位知名律师。这件事在议会中被提起。起初，没有几个人愿意为德雷福斯辩护，而皮卡尔上校自己被控泄露军事机密，遭到监禁。可是随着更多的真相被揭露，这件案子成了一桩全国性的丑闻。作家左拉发表了他有名的公开信《我控诉》，指控政府遮蔽真相。抗议声浪越来越大，当局不得不把德雷福斯带回法国二度审判。新证据包括皮卡尔上校发现的资料，明确地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无辜，这时候上校已经获释。可是军方为了保住颜面，再次认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表示他情有可原，把他的刑期减为十年！没过多久，政府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并未公开承认他的无辜。皮卡尔上校和其他人继续奋斗，以求洗刷他的污名。终于，在好几年之后，德雷福斯被证明完全无罪，恢复了他在军队里的职位。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德雷福斯的敌人仍对他所受的苦难不满意。德雷福斯遭到一名反犹激进分子枪击，受了伤，那人想要暗杀他！

这一切都令我惊骇，令我心生厌恶。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艺术家应该生活在象牙塔里，与其他人的挣扎和苦难隔绝。这个观念我一向无法认同。对人性尊严的冒犯就是对我的冒犯，而抗议不公不义是良知问题。比起对其他人来说，难道人权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比较不重要？难道身为艺术家就免除了身为人的义务？真要说起来，艺术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他被赋予特别的敏感和感知能力，也因为在其他人的声音没被听见的时候，他的声音也许能被听见。的确，谁能比艺术家更在乎捍卫自由和追究真相？这对他本身的创造力如此重要。

对我来说，德雷福斯事件最可怕的一面也许在于许多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反对他。我觉得这在巴黎简直是不可思议，以这座城市所有的文化和提倡人权的高贵传统，在这个被称作“光明之城”的城市，反犹主义居然能够像一场邪恶的瘟疫一样散播开来。日后这种疾病将会感染整个国家，那个国家自认有权屠杀几百万名男女老少，理由是他们的血管里流着“犹太血液”，这种疾病要用什么样的言语来形容？想到这种暴行就令人震惊无言！

单单是仇视犹太人就令我无法理解。我自己的人生由于跟犹太裔艺术家及朋友的亲密情谊而丰富许多。对人类文化贡献方面，犹太人不比哪个民族差！他们当然会是杰出的音乐家，因为他们的心灵如此丰富，对，而且那么有头脑！当指挥时，我告诉乐团成员：“像犹太人一样演奏。”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朋友施奈德有时会对我说：“卡萨尔斯，你知道，你真是个犹太人。”我说我父母是天主教徒，而我是加泰罗尼亚人，但他不听，和气地摇摇头说：“不，你错了。也许你是天主教徒的父母所生，也许你出生在加泰罗尼亚，但你其实是个犹太人。就讲一件事，如果你不是犹太人，就不可能像你这样演奏。”我感谢他的赞美，但是我告诉他，凡事都有例外。

我第一次前往美国是在一九〇一年，与内华达和一位有天分的年轻法国钢琴家莱昂·莫罗同行，进行八十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巡回演出的经纪人姓邓肯，是杰出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女士的哥哥。

我无法预见我的人生会被编织进这片广阔土地的织锦当中，也无法预见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会在这个半球找到我的家，但是那个国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听说过许多关于美国的事，尤其是从内华达的口中，毕竟那是她的故乡，但有些事倘若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理解的。对我来说，美国实在非常特殊。美国跟我所熟悉的欧洲国家有那么惊人的差异！我们造访了几十个市镇和城市，横越了整片大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即便如此，当陆地在我面前展开，辽阔的草原、巍峨的山脉和令人敬畏的沙漠，我知道我所见识到的只是这片无垠土地的一角。在那之前，我从未如此为大自然的壮丽和变化多端感到震撼，也从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无畏的精神，人类闯入了这些空间，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家。你会觉得人类无所不能，为了人类的幸福，在这里没有不可能的事。

“新大陆”对我来说不再只是一个名词。到处都是新东西，你感受到一个国家正在逐渐成形，就像一首仍在排练中的伟大交响曲。

当然，一九〇一年的美国不是今天的美国。当年那里是有大城市，但也有拓荒小镇。有些地区的荒野尚未被征服，有些地方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个拓荒者！就连城市也跟今日的城市相去甚远。当年你还能看得见天空，烟雾和摩天大楼尚未出现，偶尔会碰见一个叫作汽车的奇怪机械。我得承认，如今当我造访纽约或芝加哥，有时我会怀念从前，那时没有计程车在车流中缓慢前进，一辆舒适的马车能够毫不耽搁地将你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那时候，欧洲有些知识分子对美国持有一种轻蔑的态度，说美国缺少文化和艺术成就。可是在我首次造访跟后来前去旅行时，美国人对文化的广泛关注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对音乐。学校里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令我吃惊，学校里有乐队、管弦乐团和合唱团，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和偏远的小镇，他们对音乐以及音乐设施的兴趣往往令我惊讶，当然，这兴趣往往是很粗糙的。

不过，我认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习惯于欧洲的阶级区别，由于所受的教育和信念，我支持共和政体，我一向觉得这种阶级区别荒谬而且令人反感。我一向不认同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区分，也不认为某些人由于出生的巧合或财富的累积就应该享有特权。此刻我感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功绩是根据人格和能力来判断，而不在意还有哪些不平等尚待解决。

对当时二十四岁的我来说，美国是一种解放……

一起巡回演出的莱昂·莫罗胆子很大，随时都想尝试新的冒险。我自己则充满了好奇，我们一点儿也不想把活动范围局限在饭店房间和音乐厅里，想尽可能去看看这个奇怪而令人兴奋的国家。一抵达一个新的市镇，打开了行李，我们就出去探索，常常会有荒诞的经历。

我记得，当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采矿小镇威尔克斯巴里时，我们决定去参观一座矿场。当时已经接近傍晚，但这并未阻止我们前往。我们询问了方向后，就急忙出发了。在矿场，我们被带进矿坑里，那是个神秘而迷人的地方，事实上，当我们探索那些坑道，跟矿工交谈，我们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给忘了。突然，莱昂·莫罗说：“音乐会呢？现在几点了？”那几乎是音乐会开始的时间了！我们无暇回饭店换衣服，直接赶往音乐厅，甚至连手跟脸都没洗。当我们抵达时，我们看起来不像音乐家，更像是矿工！不过，我们尽可能把自己弄干净，然后开始表演。

在当时，蛮荒的西部还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如今当我看到电视上的牛仔节目，就会想起那次巡回演出时我们办过音乐会的一些西部小镇。我们的到来让当地居民兴奋起来，街上会有大条幅宣传音乐会，建筑物外墙上会贴有海报，有时就贴在悬赏捉拿某个歹徒的告示旁边。我们演奏所在的大厅通常盖得很粗糙，但总是观者云集。音乐会在一种欢欣热闹的气氛中进行，中场休息时，带位者会在走道上来来回回，贩卖花生、糖果。有一天，莱昂·莫罗跟我出门，在一个西部小镇上闲晃，逛进了一间酒店。没多久，我们就跟几个牛仔玩起了扑克牌，他们是壮硕的汉子，皮带上有佩枪。我的赌博经验很有限，可是我运气够好，或者应该说运气够差，从开始一直赢钱。当银币在我面前越堆越高，我注意到其他玩家的表情越来越阴沉。一股紧张气氛笼罩了这场牌局。我看着对手身上的左轮手枪，心想我们的巡回音乐会也许会出人意料地骤然结束！大家都在喝威士忌，其中一个牛仔拿了一杯给我。我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说我不在赌博时喝酒，只差没有补上一句，说我不赌博的时候也很少喝酒。那牛仔回嘴说：“在这里我们是边喝酒边赌博的。”终于，手气变了，而我幸运地开始输钱。气氛突然好转，每个人都开始微笑。等到莱昂·莫罗跟我离开那家酒店的时候，我们彼此拥抱，像老朋友一样。

另有一次，火车上一位旅客问我是否去过美国的沙漠。我说没去过，他告诉我：“你实在该去，那将令你毕生难忘。”他说得没错。当我们为了一场演出而在得克萨斯州一个沙漠小镇停留，机会来了。要走进围绕那个小镇的不毛之地，就连莱昂·莫罗都有些疑虑，可是我很坚决。沙漠确实令人惊叹，一旦置身其中，你觉得自己仿佛身在另一个星球。过了一会儿，莱昂·莫罗说：“你不觉得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吗？我们回去吧。”可是就在那时，我看见远处有个东西，像是一间屋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对莱昂·莫罗说，“我想过去看看那是栋什么建筑，马上就回来。”他不想让我一个人走，于是我们又一起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直到抵达那栋建筑。那是间饱经风吹的小木屋，乍看之下似乎无人居住，可是我们在屋里发现了一男一女。我们又热又累，他们给了我们一点儿东西喝。那男子的穿着像个牛仔，可是我注意到他的口音有点奇怪。

“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我对他说。

他回答：“不，我来自大海的另一边。”

“是从哪儿来的呢？”

“噢，是你从没听过的一个地方。”

“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我问。

“它的名字，”他说，“是加泰罗尼亚。”

你看，两个加泰罗尼亚人在美国的沙漠中央！

你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现加泰罗尼亚人，这是个事实。

的确，早在得克萨斯州沙漠那次奇特的邂逅之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其他旅人就在美国留下了足迹。在巴塞罗那，有根柱子俯瞰着港湾，顶端立着一尊哥伦布的纪念雕像，手朝着西方伸出去。在发现新大陆之后，他首先回到巴塞罗那，向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报告此发现。哥伦布留下来的唯一书信不是用意大利文，而是用加泰罗尼亚文写的，上面的签名是Colom，在加泰罗尼亚语中的意思是“鸽子”。第一次去加州，我也知道最早大幅探索此区域的欧洲人是圣方济修会的塞拉修士，他在美国独立战争那一年创立了旧金山教会区。塞拉修士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马洛卡岛……

在旧金山我经历了一件事，不仅让我在美国的第一次巡演骤然终止，也差点儿结束了我的大提琴家生涯。旧金山及其周围的乡间景色令我着迷，当几个新结交的年轻朋友邀我一起去探险，穿过海湾去爬塔玛佩斯山时，我很高兴。我向来喜欢爬山。我们搭乘一艘渡轮横越海湾，那是我见过的最华丽的船，一座名副其实的水上城堡。

意外发生在我们要从塔玛佩斯山下来时。我的一个同伴突然大喊：“卡萨尔斯，小心！”我抬起头，看见一块大圆石从山坡上直朝我滚下来。我把头往旁边闪，幸运地没被砸死，但那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左手，把我的左手压伤了，那是我运指用的手。那些朋友都吓坏了，可是当我看着自己皮开肉绽的手指，我却有种奇怪的反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感谢老天，我再也不必演奏大提琴了！”心理分析学家肯定能对此做出某种深刻的解释。为你所从事的艺术献身，确实让你受到某种奴役，再说，在登台表演之前，我总能感到难熬的焦虑。

我留在旧金山，内华达和莱昂·莫罗则继续巡演。医生预言我将永远无法充分使用我的左手，可是医生有时也会说错。借助持续治疗和运动，四个月之后，我的手完全康复了，我就又开始练习。我爱上了旧金山——谁不爱呢？——同她的这种情谊又保持了多年。我住在艾萨克·斯泰因家里，他是旧金山市缆车公司的总裁，非常有教养，是艺术的赞助者，非常殷勤好客。他家里满是画作、书籍和杂志，各种语言文字都有，家人似乎总是在阅读，还做有大量笔记，谈话也总是离不开艺术。他有个妹妹当时在读医学，一位二十多岁的健壮女子，有张大方、有力的脸。她非常聪明，表达思绪的方式十分生动，名叫格特鲁德。当然，格特鲁德·斯泰因[1]在当时尚未扬名世界。

有一次，我正坐在那儿，受伤的手上打着石膏，格特鲁德说：“你看起来就像埃尔·格列柯[2]的《手抚胸膛的贵族男人》里的那个男人。”

我大笑，告诉她：“就算我不能演奏，我的手指头也要搁在代表着艺术与音乐的那件乐器上。”

后来那些年里，格特鲁德和她的另一个哥哥里欧·斯泰因移居巴黎，我常见到他们。在巴黎她成为文艺界的传奇人物，里欧则成为知名的艺评家。我每次去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小公寓拜访格特鲁德，都能看见她在阅读，里欧在画画。公寓墙上挂满了画作。“这些画，”她对我说，“都是那些无人闻问的年轻画家画的。”那是亨利·马蒂斯、毕加索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我在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见过毕加索，那时他还是巴塞罗那一名学艺术的学生，即便是那时，我也极为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我们从不曾在巴黎相遇……

我首次造访旧金山时，跟一位名叫特蕾莎·赫尔曼的年轻女子建立起一段珍贵的友谊，她父亲是犹太教牧师。她弹钢琴，妹妹拉小提琴，她也参加了那次爬塔玛佩斯山的难忘之旅。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将近七十年。我每次去加州，都会跟她见面，当一九五〇年代在波多黎各首次举办卡萨尔斯音乐节时，她也前来观赏演出。最近她去世了[3]，我很难过。她属于我早年那些朋友中仅存的几个。是的，许多回忆仍在，可是，唉，很多朋友已经离世。

一九〇四年，我第二次前往美国巡回演出。我跟纽约大都会管弦乐团首度同台，演奏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同一季里，理查·施特劳斯首次于纽约演出他的交响诗《堂吉诃德》，我担任大提琴独奏，由那位伟大的作曲家亲自指挥。那场演出颇受好评，可是有些负责宣传的人认为我应该表现得更戏剧化一点儿。当时流行戏剧化的演出，一个人的音乐才华多寡甚至要根据他头发的长短来判断。我的头发一向不长，事实上，我已经开始脱发。经纪人对我说，假如我在演奏时戴顶假发，我在美国的演出就能拿到高出几倍的酬劳……

那次巡演中，我的经纪人让我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在职业生涯中，我尽可能避免处理金钱事务。当然，生活中不得不用到金钱，而且我知道金钱有时是被用来做利他的用途。但我觉得金钱有种可厌之处，不喜欢亲手处理。巡回演出过程中，财务事宜都是由我的经纪人处理。他们会替我收取酬劳，再为我存入账户。第二次美国巡演时，我的经纪人也这么做了。可是那一次，我发现他从我每一场音乐会中收取的报酬，远远超过他告诉我的对方支付给我的酬劳。我非常生气，不是为了那些钱，而是因为那个人不诚实。

等到巡演结束，回到纽约，我给经纪人打电话，请他到我下榻的饭店。他提议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说不，应该到我这儿来。我走到大厅，把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放在饭店入口的旋转门旁边，在那里等他。等他来到，我请他在那儿就座。

他问：“巡回演出怎么样？”

我说：“都很好，除了一件事。”

“什么事？”他问。

“我的经纪人是个小偷。”我说。

他的脸色变白，惨白，眼睛睁得很大。“你说什么！”他说。

“不，”我告诉他，“撒谎没有意义。我很清楚你从我每一场音乐会中拿到多少钱。”

他站起来，张口结舌。

此时我抓住他，按照我的计划，把他扔向旋转门。我尽可能地快速转动那扇门，而他被门拨弄来拨弄去。我十分用力地推那扇门，把门都推坏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沿着街道跑掉了。

当然我得赔偿那扇门，这在我预料之中。我一直没取回他拿走的那些钱，其实我并不在乎。我想给他一个教训。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前往华盛顿为肯尼迪总统演奏，有几家报纸报道那是我首次在白宫演出。事实上，我之前曾在那儿为罗斯福总统演奏，不是小罗斯福，而是老罗斯福，那是在我一九〇四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那场演出是在总统的一场接待会上举行。他生性快活，具有感染力。音乐会结束后，他搂着我的肩膀，带我在宾客中走动，把我介绍给每一位来宾，一直说个不停。他的活力、强壮和自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像美国这个国家的化身。他骑在马上飞奔，或是狩猎大型动物的场景不难想象，那也是他的爱好。

一九六一年，再一次造访白宫时，我被介绍给一位漂亮的白发女士，她告诉我，当年我头一次在白宫演奏时，她也在场，那时她还是个年轻女孩。她的名字是阿丽丝·朗沃斯夫人，她就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女儿。

[1] 美国作家、诗人。

[2]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画家，生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都是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擅长宗教画，代表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

[3] 指一九七○年前后。

第七章 四海一家

美好的艺术永远不会保持沉默。

移居巴黎后，短短几年间，我就熟悉了许多国家。在我心中，加泰罗尼亚仍旧是我的家乡，而在圣彼得堡、圣保罗、费城、布达佩斯、伦敦、威尼斯、斯德哥尔摩、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地方，我也一样自在。以前旅行跟现在不同。如今飞越大西洋只要几个小时，以前我跟内华达和莱昂·莫罗横渡大西洋要花十八天。我走了几万里路。那些年的时光成了一个万花筒，里面装的都是新地方、新朋友和新印象。

我记不清自己一共开过多少场音乐会，只晓得每年往往在两百五十场左右。有时当我行经城市密集的国家，一个月会做三十场以上，周日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那样的行程很累人，但我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演出。尽管我身强力壮，有时仍不免感到筋疲力尽。有一回在柏林，我在演出时晕倒了，不过，稍事休息之后，我还是完成了那场演奏。

我得说那种生活方式不怎么理想。我一向不喜欢收拾行李和打开行李。即使是对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年轻人来说，旅行的兴奋也会逐渐消退。在这里过一夜，在那里过一周，一路奔波，得在音乐会结束后去赶火车——那时你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彻夜旅行，第二天早上还得排练，这渐渐令人疲倦而沮丧。另外，跟新结识的朋友分别也令人难过。不管我的巡回演出有多成功，当演出结束再回到巴黎时，我总是很开心。最令我愉快的则是夏天来临，我得以回加泰罗尼亚去探望父母。

然而，尽管常常思念家乡，我却并未因此而感到寂寞。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总是与我为伴，而在许多巡回演奏会上，我会跟同为音乐家的好友同行，比如钢琴家哈罗德·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弗里茨·克莱斯勒。而且不管身处哪个国家，不管在何处演出，是莫斯科的贵族厅，还是马里兰州一所高中的礼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身处外邦的异乡人。我很感激墨菲伯爵坚持要我学习多种外语，我后来能够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主要是通过我的音乐跟人们沟通。就算母语并不相同，我们却有共同的心灵语言。即便是跨越国界，在陌生的城镇里过夜，你总是能发现这种精神上的同胞之情。

看见众人聚集在一座音乐厅里，这件事对我而言具有象征意义。当我看着他们的脸，一起分享音乐之美，我知道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是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尽管当时国与国之间有着不该有的壁垒，这份认知却从未离开过我，而且它将留在我心中，直到最后。我盼望有一天，世界上各民族能够齐聚一堂，以欢乐、爱与美紧紧相系，如同在一座巨大的音乐厅里！

初次跟拉穆卢管弦乐团同台演出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哈罗德·鲍尔。他当时二十六岁，已经是知名的钢琴家。事实上，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开启音乐生涯的。他年轻英俊，眼眸闪亮，一头浓密的红发。当他还是个住在英国的少年时，有一次，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有这么漂亮的头发，你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钢琴家。”几年之后，鲍尔在巴黎定居，他果然成了钢琴家，而且是技艺杰出的钢琴家！他尤其擅长诠释勃拉姆斯、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我们一见如故，鲍尔提议我们合作演出几场音乐会。当时是一九〇〇年，我们在西班牙和荷兰安排了几场演出，就此展开了一段愉快的维持多年的情谊。在接下来那些年里，我跟鲍尔的合作要多过跟其他演奏者的合作。我们配合得很好，彼此之间有种本能的契合，对音乐的看法也很一致。从一开始就宛如我们已经合奏多年。

鲍尔是个令人愉快的同伴，他聪明、敏锐、观察入微、极有幽默感、模仿力很强。他喜欢读书，无所不读，旅行时总是带着十几本书。当我们乘船旅行时，他也会花几个小时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翻阅、浏览图书，做大量的笔记，一直阅读到深夜。他跟我一样喜欢运动，我们常在船舱里摔跤。他比我高很多，可是那时候我非常强壮，常常能把他扳倒。有时我们发出的声响太大，以至于服务生会到我们的舱房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鲍尔会对他们说：“怎么了？没事。我们只是在做每日的例行运动。”

不过，鲍尔有个令他十分烦心的毛病，他晕船晕得很厉害。他试过所有能想得到的治疗方法，事实上，有一次他甚至戴上某种装置，据说那装置能把胃部肌肉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避免呕吐感。然而什么办法都没有用，那毛病真是要命。

我们早期有一次要到巴西巡演，那是一九〇三年，我第一次前往南美洲。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城市表演。安排该次巡演的人很不寻常，他之前曾安排我去葡萄牙的波多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他名叫莫里亚·德·萨，是那种罕见的全才，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全都做得很好。除了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还是知名学者、优秀数学家、教科书作者、哲学家和艺术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小提琴拉得极好。他跟鲍尔和我一起前往巴西，有几次与我们同台演出。那次巡演结束，在我们即将搭船返回欧洲之前，莫里亚·德·萨来找我和鲍尔，很抱歉地说他无法和我们一起回去。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让他不得不在里约再多待几个星期。然后，他极其兴奋地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他刚刚遇见一个日本漆器专家，这是一门他一直渴望学习的艺术，而那专家表示愿意教他。于是莫里亚·德·萨就留在了巴西！

跟鲍尔一起旅行从不无聊，我们常常一起经历一些趣事。其中一件就发生在我们头一次前往巴西时，在圣保罗市。演出之前，我们在下榻的饭店里排练，没注意到时间已晚，至少是到音乐会快要开始时才发觉。我们急忙换上礼服，我把长裤往上拉时，一只脚卡住了。我气急败坏地用力一蹬，结果竟把裤腿给踹破了！我吓坏了。破掉的地方看起来已经无法修补，整条裤腿的下半部分都裂了。这下该怎么办？这会儿就连鲍尔也说不出什么风趣的话来。我们唤来饭店服务生，把扯破的长裤拿给她看，她急忙跑去拿了针线回来。我们在一旁度秒如年，她把撕破的地方尽可能地缝好。缝补的手艺虽然不算高明，我仍然万分感激，至少我在音乐会上有条长裤可穿。

最近，一位朋友从旧金山寄了一张剪报给我，我才想起这桩往事。一名年轻女子显然是受到坦露上身潮流的影响，在未着衣衫的状态下演奏大提琴，并因此而受审。法官告诉她，他质疑坦露上身演奏大提琴有何好处。他说：“我不认为卡萨尔斯如果不穿长裤演奏会是个更好的大提琴家。”由于我从未在那种情况下开过音乐会，所以无法对那位法官的看法提出异议。将近七十年前，在圣保罗的那一夜，是我最接近没穿长裤演出的一次。不过，我得承认，在波多黎各这儿碰到炎热天气，我有时候的确只穿短裤练习。

一九〇五年，在二度赴美巡演回来后，我开始跟出生于瑞士的钢琴家柯尔托和法国小提琴家蒂博展开音乐上的合作。这段合作关系将持续三十年。我们组成一个三重奏团体开始合奏，我二十八岁，柯尔托二十七岁，蒂博二十四岁，我们当时的年龄加在一起还比我现在的岁数少很多！

我曾说过，比起独奏演出，我更喜欢演奏室内乐，而我们的三重奏给了我绝佳的机会。在音乐中我们默契十足，组成了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团队，不仅是作为一个乐团，作为朋友也一样。我们渐渐养成习惯，每年花一个月的时间一起旅行表演室内乐。我们的三重奏很快就变得广为人知。

我们也一起为留声机灌录了最早期的古典音乐录音，早在一九〇三年左右，我已经在一个滚筒上录制了一些音乐。这些录音中的某些曲目有助于消除许多音乐家早年对留声机所怀的偏见，比如舒伯特的《降B大调弦乐三重奏》，这首曲子的录音长销多年。当然，录音器材当时还处于婴儿期，许多地方尚待改善。说到这个，即使现在，我还是觉得录音远远无法令人完全满意。

柯尔托和蒂博是无比优秀的艺术家。柯尔托无疑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他有无穷的活力和惊人的力量。他也是杰出的音乐学者，他关于钢琴技巧与音乐欣赏的文章在国际上备受推崇。他把贝多芬的作品诠释得极为出色，对瓦格纳也非常欣赏。他二十多岁时，就曾在拜鲁伊特音乐节担任助理指挥，在二十四岁时指挥了瓦格纳歌剧《诸神的黄昏》在巴黎的首演。在他所拥有的东西当中，他最珍惜的也许是雷诺阿所画的一幅瓦格纳肖像。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非常自律，不管是身为音乐家或学者都一样，而且对自己的事业怀有雄心壮志。我想也许就是这份雄心致使他后来遭遇了那些憾事。

蒂博曾受到著名的法国指挥家爱德华·科洛纳提携，被科洛纳发掘时，他是个在巴黎红咖啡馆演奏的少年，科洛纳为他开启了音乐会的演奏生涯。就跟柯尔托一样，蒂博是个完美的器乐家，演奏小提琴的优雅无人能及。可是在许多方面，他跟柯尔托正好相反。他讨厌工作，很少练习。你可以说他缺少责任感，举止像个顽皮的小孩。可是他生性诙谐而且开朗，当我们三个巡回演出时，他总是逗我们开心。他喜欢恶作剧，而且点子层出不穷。

记得有一次，我们要赶一班清晨的火车，准备好要离开饭店时，蒂博突然走到邻近的房间，大声敲门。一个睡意朦胧男子问道：“是谁？”

蒂博说：“我是理发师，先生。”

“理发师？你弄错了，我不需要理发师。”

蒂博说：“先生，对不起。”

几分钟后，他又去敲门。

“什么事？”

“我是理发师，先生。”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需要理发师！”

然后蒂博下楼去跟理发师说那个房间的客人需要他立刻去服务，蒂博说那个客人很不高兴，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就交代过今天一早就需要一名理发师。那个理发师赶紧跑过去了。你可以想象对方会怎么接待他！

有时我们的乐团经理博凯尔会随我们一同旅行，而蒂博总是不停地捉弄他。博凯尔有洁癖，就连玩牌要都戴手套。有一次他玩牌玩到一半时离开房间，把手套留在了桌上，等他回来之后重新戴上手套时，发现手指头从手套末端露了出来。蒂博趁他不在时把手套的指尖给剪掉了！另一次，博凯尔在一场音乐会开始前开始梳头发，赫然发现梳子上涂了一层奶油，那当然又是蒂博的杰作。这类事情自然让博凯尔相当恼怒。

在我开始和柯尔托、蒂博一起演出时，我认识了另一位音乐家，他比我年轻许多，如今是我最老的朋友和搭档。我说的是那位杰出的钢琴家霍佐夫斯基。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个男孩，如今我已经认识他六十多年了，而我们一起演奏也有半个世纪了！他是我唯一在世的老友，只有跟他在一起，我还能聊聊年轻时的同伴和经历。

一八九〇年代初期，霍佐夫斯基生于波兰，是个神童，九岁时初次登台演出，轰动一时。一九〇五年，在他早期的一场巡回演奏中，他和他母亲来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演出。当时我在巴黎，不过我弟弟恩立克去听了他演奏，而且深感兴奋，安排了他们母子去见我母亲。两位母亲一见如故，她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相处愉快。母亲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我。几个月之后，我在意大利见到了霍佐夫斯基。

在一场音乐会之后，有人把他带到我一个朋友的家里来见我。我对那次见面还记忆犹新。他个子很小，非常小，而且很害羞，穿着一套水手服，大白领镶着蕾丝花边，配上短裤。他看起来像是十岁，虽然他跟我说他十三岁。而他肯定没有说错，因为他一向极端精准而且重视细节。他为我演奏，我深感佩服。我知道他极有天分。

两三年之后，他到巴黎来见我，我跟他一起练习，特别是练习巴赫的作品。一战之后，我们在意大利、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办了许多场室内音乐会。后来他替我在巴塞罗那的管弦乐团演奏，也在我于普拉德、波多黎各举行的音乐节上演奏。直到如今，我们还一起合奏。

关于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寻常，即自从我们初次相识以来，在许多方面他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具有极高的音乐才华，他还是非常害羞，极为谦虚而且内向。他的个子还是很小，事实上，比我还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认识任何人像他这么多年来维持不变。如今当我看着他，我仍旧看见一个小男孩，虽然我得说，他放弃了从前的一项爱好。在一战之前，他热爱跑车、赛车，每年夏天常驾驶一辆双人座位的小车，以极高的速度从巴黎开往法国蔚蓝海岸，再驶往意大利。当然，做这种事在当年要比今天困难得多。他告诉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尘很多，而且到处都是钉子，常常刺进他的车轮……

一九〇五年，我首次到俄国演奏。我抵达俄国的时间实在不是巡回演出的良机。虽然我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时还不知道，但是俄国革命已经展开。

刚过俄国边境，我们的火车就在维尔纽斯[1]被拦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车。火车站里一片骚动，行李高高堆起，几十个人走来走去，打着手势，大喊大叫。我听不太懂他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大多数人说的是俄语。在候车室里，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绍自己。他是铁路局的高级官员，也是俄国军队的一位将军，而且似乎对我的工作知之甚详。他说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为一场铁路罢工而堵塞，不过，一列专车将驶往圣彼得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搭这列火车。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里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当我们向北行驶，穿过下雪的俄国乡间时，我心想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一抵达圣彼得堡，我就去见指挥家亚历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通过信，知道他的名声。他年轻时是优秀的钢琴家，曾经先后受教于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崭露头角，成为俄国顶尖的指挥家。当时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管弦乐团担任指挥。席洛第十分热诚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惊，他简直就像李斯特的孪生兄弟，甚至脸上有一颗跟李斯特一样的痣。他坚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间漂亮的宅邸，拥有丰富的音乐藏书。当我告诉他我没能前往莫斯科，他说铁路罢工也给他带来了困扰，他所邀请的一位独奏家无法抵达圣彼得堡。他问我是否愿意代替那位独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场音乐会在十分戏剧化的气氛中举行，城里由于大罢工而停电，音乐厅用烛光照明。观众反响极佳。

我在圣彼得堡停留了两三个礼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系列的音乐会。城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黑夜被枪声划破，让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对岸有动乱，我跟席洛第说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别做傻事。你想遭到枪击吗？”可是一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他让步了。我们叫了一辆马车外出，通过河上的一座桥。在另一侧岸边，我们听见附近有枪声。突然有一个人摇着旗子，从一个街角冲出来，经过我们的马车时，他狂乱地用俄语大喊。我问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么，席洛第说：“他在喊‘沙皇共和国万岁！’”

这就是当时人的心态！俄国人拼命想要结束他们忍受这么久的独裁政治，可是被灌输的思想却让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沙皇做领袖的共和国！

在第二次前往俄国时，我亲身体验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镇压之后的高压措施。在边界，几名沙皇军官质询我，他们是身穿制服的壮汉，待我如某种危险的颠覆势力。我想象不出他们在怀疑些什么。他们用俄语向我吼叫，当我用德语回答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时，他们却不予理会。搜过我的行李之后，又把我从头搜到脚，甚至强迫我脱掉衣服！我气坏了。等我抵达圣彼得堡，我把先前所发生的事告诉席洛第，他比我更为震怒。他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机关，后来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风波只是个不幸的错误，这个解释并未令我释怀。

统治者的铁腕措施有许多明证。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觉得到忧虑、怀疑和恐惧，人人受到监视，门房和守卫得向沙皇警察报告他们工作中发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无处不在。有一段时间，伟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抗议秘密警察监视学生。大家不敢说出任何反对政府的话，常常感觉自己好似身陷监狱。

我曾多次前往俄国演奏，除了圣彼得堡，我还在莫斯科、里加、基辅和其他城市举办过音乐会。而不管是去哪里，我都惊觉那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劳工阶层的贫困凄凉，另一边则是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我深信民众将再度反抗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况，而这只是时间问题。当一九一七年风暴爆发[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同时，我得说随着那场革命而来的不公不义以及迫害行为令我惊骇。我知道在每一场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无可避免，我就曾亲眼看到群众在反叛中做出极端暴力的事。但我无法宽恕有些人以改良社会之名，迫害无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当中有许多也曾为改良社会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无法证明这些革命手段的正当性。

能同众多俄国知名作曲家相识，我很高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凯撒·居伊、葛拉祖诺夫等人。在莫斯科，我经常在拉赫玛尼诺夫的指挥下演奏，他天赋极高！如果明白古典音乐在俄国是以何等惊人的速度兴盛起来，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更加了不起。而且他们待我是那么亲切！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我记忆尤为清晰。那时我在圣彼得堡，席洛第带我去马林斯基剧院观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一部歌剧的演出。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的休息时间，葛拉祖诺夫来到我跟席洛第的包厢，他曾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弟子。他对我说：“我刚才跟老师谈过话，因为你在这里，他很紧张，怕你不喜欢这音乐。”想象一下，此人多么谦虚！当时他六十多岁，事业正达到高峰，而我还不满三十岁。我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请葛拉祖诺夫告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说我非常喜欢这部歌剧。演出结束后我去见他，告诉他我十分喜爱他的音乐，他显得非常感激！

这位伟大的俄国作曲家还是位俄国海军高阶军官，我对此一直很好奇。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穿制服。常穿制服的作曲家是居伊，配上他浓密的白胡子和目光锐利的眼睛，模样迥异。他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位将军，据说是炮兵之类事务的权威。他父亲原是名法国军官，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时留了下来。或许居伊是拿破仑带给俄国的少数好事之一。

在我所见到的俄国作曲家当中，斯克里亚宾无疑给我留下最为戏剧化的印象。他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是个真正的创新者，事实上，他是个发明家，是探索新观念的先驱，不仅在音乐上，在哲学上亦然。他总是用和声与管弦乐法做实验。有趣的是，就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居伊一样，他的事业也是在军中展开。后来他转向音乐，先成为知名的钢琴家，然后才成为作曲家。我们相识时他才三十多岁，相貌英俊，留着抹了蜡的八字胡和一把小胡子。他跟我讨论他的许多想法。他认为我们所知的音乐在很多方面都粗糙而原始，我们的音阶过于受限而且肤浅。他对音乐和色彩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事实上，他认为相对于音阶，也应该发展出针对视觉、味觉和嗅觉等其他感官的“音阶”，对审美感觉的所有可能性加以研究。他断言一个人在听音乐时无可避免地受到演奏环境的影响，声称在黑暗中听音乐，其效果跟在明亮中听音乐相当不同，还说一个人会对色彩的种种变化起反应，就跟对温度变化起反应一样。

他邀请我去他莫斯科的家里，展示他研发的一个仪器给我看，它能够用颜色来表现声音。想来我属于头几个见识这个仪器的人。那仪器实在很了不起，能制造出惊人的效果。他正在谱写一首新的管弦乐曲《普罗米修斯》，其中他为《色光风琴》写了一份分谱，让这首乐曲在演出时，各种颜色能在银幕上映现出来，这是头一次有人做像这样的事。而这个惊人的天才在我们相识几年后去世，我想他享年只有四十三岁。他去世前正在谱写一部巨作，参与演出者将多达两千人，并且将舞蹈、歌曲、演说、色彩，甚至是香水与音乐效果相结合！

我定居巴黎的那几年，曾到欧洲各国首都演出，只有一个国家的首都例外。说也奇怪，这个例外就是在音乐上极为吸引我的城市：维也纳。虽然我很渴望在那里演奏，却鼓不起勇气。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总是避开维也纳，就像一个人唯恐跟他最喜爱的东西靠得太近。那座城市具有传奇般的魅力，就像磁铁吸引着我，可是流连在那里的活鬼魂令我心慌。对我来说，维也纳是音乐的殿堂，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海顿等人的作品仍旧在那里回荡。从我小时候起，他们的精神就萦绕在我心中，然而此刻我犹豫踌躇，不敢踏进他们的家，因为这里是他们生活、爱、工作、受苦和死亡之处。最后，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去维也纳演出的一次邀约。演出前，我从未像那样充满忧虑。我在街上漫步，一颗心怦怦地跳，觉得我随时可能会跟莫扎特或舒伯特相遇，觉得贝多芬可能会突然站到我面前，静静地看着我，带着无尽的悲伤，如同我这些年来在梦中所见到的他。

那场音乐会在爱乐音乐厅举行，座无虚席。我选择演奏的曲目是莫尔的《升C小调协奏曲》。我把琴弓从琴弦上拉过去，奏出头几个音符，突然感觉到琴弓从我的指间滑了出去，这令我大为心慌。我拼命想要重新握住它，可是我的动作太过突然，琴弓从我手中飞了出去，在无助的惊恐中，我看着它从第一排观众的头上飞过去！音乐厅里鸦雀无声。有人拾起那把琴弓，小心翼翼地传了回来，从一个人手中递到另一个人手中，现场仍旧一片寂静。当我入神地注视着那把琴弓缓缓向我这边传过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紧张完全消除了。等琴弓传回我手里，我立刻重新开始演奏那首协奏曲，带着全然的自信。我想那是我演奏得最好的一次。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年都去维也纳演奏。

我曾经说过，我十九岁造访布鲁塞尔那一次不是很愉快，我很高兴自己两天后就离开了。后来，当我身为大提琴家的名声已经确立，我有了另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不过这一次的结局比较幸运。

那次经历发生在一场音乐会的预演过程中，当时我是跟一个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当时有一种惯例，音乐会前的最后那一次预演，会有付了入场费用的观众到场，可是艺术家只能拿到正式音乐会那一场演出的酬劳。我认为这种惯例早已过时，而且这是在利用音乐家。在那一次，我决定设法改变此陋习。于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时，我表现得跟排练时一样，只要演奏中一觉得需要加以修正，我就会停下来，跟指挥详细地讨论。那场排练在坐满观众的礼堂进行，没多久，观众就开始不耐烦。等到那首协奏曲结束，音乐学院院长请我继续演奏巴赫组曲，那首曲子安排在节目表的第二部分。我跟他说：“噢，这没有必要。这首曲子我已经练习够了，现在不需要排练。”他说：“可是你必须演奏，大家都期待你的演奏。”我说，实在很抱歉，可是我不打算这么做。这时大厅里起了一阵骚乱，有些观众开始大喊，问音乐何时能继续下去。最后院长说：“求求你，卡萨尔斯先生，拜托你演奏那首巴赫组曲。就当作是你受邀演出两场音乐会，我会安排让你拿到两场演出的酬劳。”我说，好吧，于是开始演奏。等到那场正式的音乐会结束，我拿到了两份酬劳，但我告诉那位院长我只会留下一份，坚持把另一份当作该乐团的基金。那之后，正式预演时付费观众到场的陋习就没有了。即使是在音乐会的舞台上，也要对不公平的事表示抗议！

不过，当我想起布鲁塞尔，最先想到的倒不是这些插曲。这座城市激起我一些最快乐的回忆，不仅是因为我曾在那儿有过多次令人满意的演出。对我来说，这座城市和两位独一无二之人的名字紧紧相连，他们的人生和我的人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举世无双的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还有高贵的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

在巴黎和拉穆卢管弦乐团首次演出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尤金·伊萨伊。我们携手合开音乐会，我还定期跟他去布鲁塞尔的管弦乐团合奏。他是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家，同时还是出色的指挥家，他的管弦乐团在全欧洲数一数二。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四十出头，比我大二十岁，然而在某一方面，我们之间仿佛并不存在年龄的差距。我俩宛如兄弟，一个小弟，一个大哥。他身材高大有如巨人，但是个优雅的巨人，举止潇洒，威风凛凛的头部和美丽的眼睛让我想起狮子。我从没见过哪个艺术家的舞台风采比他更抢眼，而且他的心灵足可和他的外形匹配。他散发出温暖和宽厚，对生活充满无尽的热忱，把生命活得淋漓尽致。他常说自己是两头烧的蜡烛，而他的音乐反映出他烈火般的精神。听他演奏，你会觉得自己变得高贵。

跟我一样，尤金·伊萨伊的音乐生涯可以说也是在一家咖啡馆展开的。伟大的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在柏林一家咖啡馆里发掘到他，说服他去追求演艺生涯。当然，他的演奏模式跟约阿希姆不同。尤金·伊萨伊把小提琴演奏从过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有些人觉得他处理乐谱的态度太随意，认为他约束不了自己的想象力，但我无法认同这些人的看法。我们必须记得他的艺术才能发展起来的时代背景，记得他克服古典主义的传统限制。的确，他的想象力是他天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他对小提琴艺术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在我眼中，他仍旧是所有小提琴家当中最伟大的。你可以说他发现了这件乐器真正的灵魂。

我最近发现自己好几年前针对尤金·伊萨伊写的几则笔记，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尤金·伊萨伊一出现，就使得同时代所有的小提琴学派和潮流变得过时。

尤金·伊萨伊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不是因为他比同时代的人演奏了更多音符，而是因为他把这些音符演奏得更好。他的影响无人可以忽视，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后代的小提琴家仍然深受他的影响。

尤金·伊萨伊的降临是个启示，不仅是因为他技术高超，还因为他把色彩、重音、温暖、自由和表现力这些品质带进了对音乐的诠释。他是头一个打破德国传统藩篱的小提琴家。

有时候我会去尤金·伊萨伊位于热迪讷[3]的夏日居所拜访他，就在马斯河附近。他喜欢钓鱼，他坐在河畔手握钓竿、口衔烟斗的样子仍在我眼前。他喜欢抽烟斗，少有不叼烟斗的时候，就跟我一样。不过，我不像尤金·伊萨伊那样喜欢钓鱼，即便在儿时，我也不忍心看那些美丽的生物在被抓到时无助地扭动身体……

这个充满活力、性格高尚的人晚年为糖尿病所苦，不得不截肢，缓慢而痛苦地死去，真是悲剧！

我首次见到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王后是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在我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中场休息时，一个信差到后台来，跟我说阿尔贝国王[4]和伊丽莎白王后希望我到他们的包厢去。那一次国王颁给我一枚勋章。伊丽莎白王后当时二十多岁，事实上，我们刚好同龄。从那之后，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每一场音乐会她都会来。

不过，当我谈到伊丽莎白王后，我最先想起的是另一个公开的场合，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让人能真正看出她的个性。此事发生在我们相识数年之后，一次由皇家学会赞助的会议上。会议在一个大厅里进行，法国作家让·谷克多接受表扬，并发表了关于作家科莱特作品的演说。我受邀到王室的包厢。当我到了那里，伊丽莎白王后指着她身边一把空椅子，请我坐下。我明白那是国王的座椅，所以有所犹豫，我知道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都是违反宫廷礼仪。可是她露出微笑，指着那把椅子又说了一次：“卡萨尔斯，请坐下。”于是我坐下了。在那场会议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坐在国王的椅子上。大厅里的人一直往包厢里瞄，后来我得知那个插曲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就是那样的人。“宫廷礼仪有时候是必要的，”有一次她对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个字眼。”

伊丽莎白王后身材娇小，看似柔弱，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当她去做某件事，是因为她相信那是正确的。她想要独立，自己做主，不在意其他人怎么说。在许多方面，她都是我见过最不拘于传统的王室成员。然而在任何方面她都像个王后，有一种内在的高贵。也许有一天会有人写下她一生完整的故事，那会是本启发人心的书。

她生为德国公主，父亲是巴伐利亚的特奥多尔公爵[5]，极有文化素养，宫里常有作家和艺术家来访，他也是位杰出的医生，这一点就很不寻常。通过父亲，伊丽莎白对医学产生兴趣，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她跟父亲一样喜爱艺术，尤其喜爱音乐，而且她的这份热情终生不渝。她小提琴拉得很好，曾跟尤金·伊萨伊学习，后来她在比利时组织了一个国际音乐比赛，亦即伊丽莎白王后音乐大赛。

虽然生为德国人，但是在世纪之交嫁给阿尔贝王子之后，在新国家里，她也许是最受爱戴的公民。她尤其关心劳工阶层的问题，献身各种社会理想，成立了一所医院，亲自在那里教授护理。当一战爆发，德军侵略比利时，她拒绝离开，依然留在布鲁塞尔，直到德军兵临城下。然后她随着比利时军队撤退，当了一名护士。“只要比利时还有一寸自由的土地，”她说，“我就会站在那上面。”当比利时尚未被征服的国土只剩下几平方千米时，她依然坚守，和阿尔贝国王住在滨海小镇的一个小屋，而那个镇遭到猛烈的轰炸，她的生命岌岌可危。她在一间旧旅馆设立了医院，帮助照顾病患和伤者，并且替难民子女设立了一所学校。当德军终于开始撤离时，她跟在撤离的德军后面前进。

在战后那些年里，伊丽莎白王后支持各种自由主义的理想。她的举动有时令贵族震惊，可是她不在乎。她最关切的是世界和平，在二战之后，她致力于支持“斯德哥尔摩和平倡议”，呼吁禁用全部核武器。她关心世界各地发生的事，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四处旅行。八十多岁时，她还去苏联拜访赫鲁晓夫，前往中国与毛泽东会晤。她一向热爱大自然，对花草树木的认知程度可媲美植物学家。她居然找得出时间来研究鸟类，并写了一本博物学的书，名叫《拉肯的鸣禽》[6]。她在序言里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所有的孩子，请他们去倾听身为人类兄弟的鸟类之声。”

这六十多年里，我们一再相遇，从不曾失去联络，尽管我们都历经了人世沧桑，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不论何时，只要我到比利时，就会去拜访她。我会在王宫里为她独奏，有时她会和我一起演奏室内乐，她非常喜欢室内乐，常邀请音乐家来演奏一晚三重奏或四重奏。我流亡普拉德的那段时间，她常写信给我，她的信带给我喜悦和慰藉。后来她来参加我在普拉德的音乐节，等我移居到波多黎各，她也来参加我在圣胡安[7]、美国佛蒙特州的马尔波罗音乐节。在夏季，我和玛蒂妲会作为她王宫里的宾客，去布鲁塞尔拜访伊丽莎白王后。我们最后一次拜访她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几个月之后，这个伟大的灵魂以八十九岁高龄去世。

在遗嘱里，她留给我一件珠宝作为礼物，交代我转赠玛蒂妲。

[1] 立陶宛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2] 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

[3] 比利时城市。

[4] 指阿尔贝一世。

[5] 即茜茜公主的弟弟。

[6] 拉肯是布鲁塞尔一城区，皇室庄园所在地。

[7] 波多黎各首府。

第八章 风雨飘摇

经过多少次苦难的洗礼，才能演奏生命的琴音？

在我移居巴黎那几年里，父亲的哮喘越来越严重。给我的信里他从来不提，等我回家休假，他对自己病情的描述也是轻描淡写，从母亲和医生那儿我才得知他的病有多严重。医生说他一定得搬到另一种气候环境居住，他需要山里的空气，于是我坚持要他遵照医嘱，为他在一个叫博纳斯特的山村买了间房子，让他搬到那儿去住。然而他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

一九〇六年秋天，我在瑞士的巴塞尔参加巴赫《马太受难曲》的演出。当伟大的荷兰声乐家约翰·梅歇特演唱那首作品中最庄严的一段咏叹调时，我正演奏着大提琴部分，突然一种可怕的感觉袭来，那一瞬间，我黯然心知父亲即将去世。表演一结束，我就取消了那次巡回演出的其他行程计划，直奔本德雷尔。抵达后，我才得知父亲正是于我在巴塞尔演出的那一日过世。他被葬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他曾是那座教堂的管风琴手，那里也是儿时的我在他伴奏下歌唱的地方。

父亲去世后，我住进巴黎奥特伊区的住所，在一个叫莫里托别墅的小社区里，那是好几间出租房中的一间。屋子后面有个小院子，我常在清晨时分坐在那儿抽烟。那屋子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场所，几乎每天都会有朋友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下棋、聊天，有时一起演奏音乐。巡回演出结束后，我总是很高兴能回到莫里托别墅。

然而，母亲觉得我应该在加泰罗尼亚有栋自己的房子。有一次夏季返乡时她说：“你经常这样旅行，需要一个能真正好好休息的地方。在巴黎你办不到。你需要在自己的故乡安顿下来，在海边。”父亲过世后不久，她提议在圣萨尔瓦多盖一栋房子。我们在海边买下几亩地，在我消磨了许多童年时光的那片海滩上，她亲自设计出一栋简单而迷人的房子，还安排好关于建造的所有事宜。她监督庭院和果园的建设，指挥农场的各项运作。那些工人对她非常尊敬，觉得她比那些专家懂得多。

每年夏天我会跟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在圣萨尔瓦多度假两三个月，路易和恩立克都还是青少年。路易学习农业，恩立克已经展现出身为小提琴家的非凡天分。对我来说，在那儿生活是种喜悦。我会在清晨起床，沿着沙滩散步，看着太阳从海上升起，停下来跟渔夫聊天。对我来说，这个地方的吸引力不曾毁减半分。一回到这里，我就有种得到解放的感觉。我一向是从大自然中找到无穷的养分，那段时间，圣萨尔瓦多给了我唯一真正能够作曲的机会。

对于我在巴黎的生活，母亲说得没错。密集的活动耗去我许多时间，那儿常有正式和非正式的音乐会、排练和种种其他事务。除此之外，我还关心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的工作，那是我和蒂博、柯尔托共同创设的学校。那段时间我教很多课程。我最有天分的学生当中，有个叫埃森伯格的，我和他建立起长久且弥足珍贵的友谊。总之，当我结束一次巡回演出回到巴黎，我没有什么时间能够放松，事实上，我可能更加忙碌。

某次经历令我印象深刻。我不能说那种事常常发生，幸好类似的事之后没再发生。可是那确实道出了在巴黎可能干扰一位音乐家生活的事实。

我养成一个习惯——参加拉穆卢管弦乐团和科洛纳管弦乐团的年度慈善音乐会。某次音乐会的当天，我正好结束了一次耗时长久的巡回演出，返回巴黎。按照当时的惯例，公开排练的时间定在当天上午，虽然我搭了一夜火车相当疲倦，但还是直接前往音乐厅。指挥家加布里埃尔·皮埃内和我在几星期前讲好我将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快要开始排练之前，加布里埃尔·皮埃内来到我的更衣室，把乐谱复习一遍，并且讨论我对这首作品的处理方式。他的态度让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仿佛他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不过我想他或许是在为别的事情烦心。之后，他突然把乐谱扔到地上，做了个鬼脸，喊道：“多么糟的曲子！” 我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无法想象他会真的这么认为，毕竟他本身也是个作曲家，曾受教于儒勒·马斯奈和法朗克。可是他又加了一句：“这简直不值得演奏，根本算不上是音乐。”他的说话语气显示出他是认真的。

我不可置信地呆望着他。“你疯了吗？”我说，“你怎么能用这种口气来评价这么出色的作品？”我问他是否知道勃拉姆斯认为这是首经典杰作，勃拉姆斯说假如他知道大提琴能有这种效果，他自己也会为大提琴写这样一首协奏曲。

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耸耸肩膀。“那又怎么样？难道勃拉姆斯就不会说错？你自己是个音乐家，应该知道这首曲子有多糟。”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如果你对这部作品是这种感觉，”我说，“那么你显然没有能力指挥这首曲子。因为我正好喜欢这曲子，我不能参与对它的亵渎，我也不会参与。我拒绝演奏。”

乐团成员聚集到我们周围，有人说音乐厅里观众坐满了，该是上台的时候了。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跟我说：“嗯，我们别无选择。你必须演奏。”

“正好相反，”我说，“我要回家了！”

加布里埃尔·皮埃内冲上台，站在那儿，举着双手，头发蓬乱，戏剧化地宣布：“卡萨尔斯今天拒绝为我们演奏！”

音乐厅里掀起一阵大骚动，我想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在那片喧哗声中，我无法让别人听见我说话。观众开始挤向舞台，争论并且抗议，说他们花钱买了票。我看见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1]就站在附近，“去问德彪西，”我对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说，“看他是否认为有哪个艺术家能在这种情况下演出。”

令我吃惊的是，德彪西耸耸肩膀，说：“如果你真想演奏，你就能演奏。”

我回答：“德彪西先生，这或许是你的看法。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不打算这么做。”

我收拾东西，离开了音乐厅。

第二天我收到一张法院传票，我被控违约。拖了好几个星期，这件案子终于上了法庭，检察官自己也说，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他认为我的行为是合理的。不过，在艺术要求和法律约束之间确实有些差异，法官做出了对我不利的判决。我被判罚金三千法郎，以当时的汇率来说，那可不是笔小钱！

我得坦诚，不管有没有法院的判决，换作是今天，我还是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是你相信你在做的事，就是你不相信。音乐是必须诚心诚意以求接近的东西，不能像自来水般任意开关。

在我和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起争端之际，巴黎的报纸批评我好辩易怒。其实和人争吵并非我的天性，我想真实情况正好相反，我对旁人极感兴趣，特别是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不管我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倾向于不跟他们辩论，而是试着从他们那儿学习。至于脾气，这也许复杂得多。我想大多数人都有某些癖性，这无疑就是使他们成为独特个体之处。事实上，在接受访问时，对方往往会请我谈一谈自己的癖好。我不想让提问者失望，我知道他们想听到一些不寻常的事，一些令人惊愕的事。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喜欢玩骨牌、抽烟上了瘾，或是我的眼睛非常敏感，所以我会用伞挡住阳光以保护眼睛，他们是不会满意的。可是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我自认是个很普通的人，我的好恶都很单纯。在音乐中我也寻找单纯，如今这或许可以视为我最大的癖好！

我知道大家普遍认为怪癖是艺术家性情的一部分，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在水管工人和银行家之中也找得到很怪的人，而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能够见到巴赫或莎士比亚，我想我们会惊讶于他们没有怪癖。当然，有些伟大的作曲家极端古怪。例如，我想到瓦格纳，他的朋友、指挥家李希特跟我讲过一些关于他的事，他火爆的脾气、专断的态度、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然而，我不认为这些特质对他的创作天赋有多重要，反而觉得这是他的弱点，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施以包容。值得记住的是他的作品，而非他的怪癖。其实，一个艺术家的怪癖有时会严重妨碍他的工作。我的朋友，出生于匈牙利的作曲家埃马努埃尔·莫尔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眼中，莫尔是不折不扣的天才，是二十世纪真正卓越出众的作曲家。他还是优秀的钢琴家、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发明的东西包括双键盘钢琴和一种机械乐器，包含了从低音大提琴到小提琴的所有音域。然而，由于他的古怪，别人很难接受他的音乐。

我是在很戏剧化的情况下初识莫尔的音乐。我在瑞士洛桑举行音乐会时见到他，当时他住在洛桑。一位名叫布兰杜科夫的俄国大提琴家把他介绍给我，称他为“业余作曲家”。可是我感觉到这个人的不凡之处，从他脸上看得出他的热切。我说想听听他的作品，邀请他到巴黎来。不久之后，他到莫里托别墅来见我，带来的乐谱多到像一座小山。他刚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我就明白他是个天分极高的艺术家。他的音乐令人沉醉。他弹奏了好几首自己的作品，一首接一首，他弹得越久，我就越发深信他是个一流的作曲家。等他停止演奏，我只说了一句：“你是个天才。”他沉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表情激动，眼泪突然夺眶而出，然后开始诉说他的故事。

他开始音乐生涯时本是个钢琴家，在舞台上相当成功。然而，他从小就对作曲充满热情。可是随着岁月流逝，他的作品几乎找不到听众，别人一直说他的音乐没有价值，一再受挫之后，他终于绝望地放弃了，从此不再作曲。那时他三十多岁。他说过去这十年来他没有谱写任何乐曲。“可是这样绝对不行！”我对他说，“你刚才为我弹奏的是绝佳的音乐。你一定要重新开始作曲。”他握住我的手说：“我会的，我会的。”

他的确这么做了，开始每个月定期到巴黎来拜访我，每一次都带来一些新作品。他的产量惊人，作曲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有时他带来一首交响曲，有时是一部歌剧、一组歌曲，或是一首室内乐。不过，这些作品全都带有他特殊天分的印记。我开始把他的音乐介绍给大众，在音乐会上演奏他的作品，也说服我的朋友这样做，包括尤金·伊萨伊、柯尔托、鲍尔、克莱斯勒和其他人。我也在一些音乐会上指挥他的作品，也劝其他指挥家把他的作品纳入演出曲目，可是我一再遭受阻力。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莫尔的古怪。

我从没遇到过比他更会触怒别人、更会树敌的人。他武断、易怒、极端固执己见。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会野蛮地起而攻之，口出恶言。我记得有一次，一位知名的钢琴家到我那儿去，当时莫尔也在。将近黄昏，莫尔一整天都在演奏他的新作品给我听。可是当另一位钢琴家开始演奏，莫尔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怒气。那位钢琴家弹了几首他自己改编的巴赫作品——他以此闻名——莫尔怒目而视，沉默地听着。等到那位钢琴家演奏完毕，他转向莫尔问道：“莫尔先生，你觉得这些曲子如何？”莫尔大叫：“我觉得你是个十足的白痴！”

另一次，我费了一番力气，设法在伦敦古典音乐会协会的一场音乐会中演奏莫尔的作品，当时我们正一起前往英国。为了排练，我们到英国钢琴家伦纳德·博里克的家去，他是位极为优秀的音乐家，曾受教于著名钢琴家兼教师克拉拉·舒曼[2]。在伦纳德·博里克跟我排练音乐会中的一首贝多芬奏鸣曲时，我看出莫尔越来越不高兴。我示意他冷静下来，可是没有用。当我们开始演奏巴赫的一首奏鸣曲时，莫尔突然大步朝钢琴走过来，抓住伦纳德·博里克的肩膀，猛力把他从椅子上推下去，喊道：“让我示范给你看该如何演奏巴赫！”伦纳德·博里克是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十分平静地对莫尔说：“先生，谢谢你。我会尽我所能地演奏。”

显然，这种行为不会让莫尔受到同行喜爱！单单是他的举止，有时就令人困扰。他的餐桌礼仪惹人嫌恶，或者应该说他根本不懂餐桌礼仪。我明白他心里只有音乐，如果他像只饿极了的野兽一样狼吞虎咽，那是因为在夜里音乐在他脑中奔驰，睡眠不足和紧张让他处于一种饥饿状态。我包容莫尔的行为，即便那经常令我尴尬，因为我知道这个可怜人受苦之深。可是其他音乐家不像我这样同情他。他们会对我说：“你怎么可能跟他扯上任何关系？他令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不想看到他。”我会试着解释，但我无法让他们理解。他们对他的反感同样阻碍了对他音乐的认识。

很遗憾，莫尔的作品如今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我不认为这代表了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即便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也曾在某些时期受到忽视。想想巴赫，他的作品其实是在他去世将近一世纪后才被门德尔松发现。我还记得曾有一段时间，莫扎特的作品被看作是悦耳的消遣，被纳入演出曲目也只是为了把节目填满。然而，天才终究会绽放光芒，我确信有朝一日，莫尔的价值会彰显出来。

一九一三年，在柏林的一场音乐会上，我认识了知名的美国艺术歌曲演唱家苏珊·梅特卡夫，演出结束后，她到后台向我表示祝贺。她向我提起对西班牙歌曲的兴趣，我表示愿意帮助她整理一套曲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工作；次年春天，我们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结婚，那是她当时居住的地方。在那之后，由我替她伴奏，我们一起在欧洲和美国举行了好几场音乐会。然而，我们并不适合彼此，这份关系没有维持多久，过了许多年之后才离婚。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不过，当然，这种事不谈也罢。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里，最快乐的回忆是关于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乐聚会。通过那些聚会，我会定期跟朋友见面，纯粹为了自娱而演奏。那些聚会成了我们之间一项珍贵的习惯，你可以称之为一种仪式，虽然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那些聚会跟仪式毫无相似之处。通常我们会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厅里，一般说来会有四五个人。我们这一群包括尤金·伊萨伊、蒂博、克莱斯勒、皮埃尔·蒙都、柯尔托、鲍尔、乔治·安奈斯可，还有我。安奈斯可最年轻，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从罗马尼亚来到巴黎，当时大约二十岁。他是个感觉十分灵敏的年轻人，相貌英俊，具有纤柔而诗意的气质，小提琴和钢琴都演奏得极好，而且已经谱写出令人赞叹的音乐。我们很快就成为挚友。

蒂博家的聚会于暮春或初夏展开，在音乐会季节终了时，我们的巡回演出也都已结束。我们这一群朋友会从世界各地前来相会，有如返乡的鸽子：尤金·伊萨伊刚从俄国巡演回来，克莱斯勒从美国回来，鲍尔从亚洲回来，我则可能是从南美洲回来。我们多么盼望这一刻！我们会一起演奏，纯粹只是对演奏的热爱，不必去想音乐会的节目单或时间表，也不去想乐团经理、票房、观众和乐评家。就只有我们和音乐！我们演奏双重奏、四重奏、室内乐，任何我们想要演奏的曲子。我们默契十足，不停变换角色：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换别人。有时弹钢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时则是柯尔托。通常我们会在晚餐后碰面，我们会一直演奏。没有人在乎时间，几个小时就这样飞逝，偶尔我们会停下来吃点儿东西或喝点儿什么。等我们演奏完毕离开蒂博家时，往往已是清晨。

这些美好的聚会终将曲终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动乱撼动了我们的人生，一如撼动了千百万世人的人生。那年夏天，克莱斯勒被征召入伍，加入奥地利军队。这个温和开朗的天才穿上士兵制服的模样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而他是俄国前线最早负伤的一批士兵又多么令人震惊！鲍尔在不久之后移居美国，尤金·伊萨伊则迁往伦敦……

战时，我们那一群朋友中有几个仍然在缪丽尔·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当时住在伦敦的美国社交名媛。我们在一间称之为“洞穴”的地下室演奏。那其实是个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适的座椅，散放着大大的垫子。然而，在那儿演奏无法真的像在巴黎时一样。可怕的战争幽灵一直徘徊在我们内心深处。

二十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没见识过什么战争。堑壕战、触目惊心的伤亡名单、妇孺逃离烽火遍地的城镇，千百万人即将目睹这些情景。战争也不像如今这样，成为每日谈话的主题、每晚电视节目中的惊人景象、吞噬大国财富的无底洞。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西班牙虽然已经不再是世上强权，但是国人可能比其他欧洲人更熟悉战争。我自己对战争的记忆要追溯到世纪交接之前，即所谓的“一八九八灾难”。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目睹了噩梦般的情景，那一幕我从不曾忘记。正是美西战争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国终于瓦解的那一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这些殖民地。跟西班牙其他同胞一样，我们加泰罗尼亚人当然知道在古巴拖延多年的战事，是为了镇压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动乱，毕竟，当时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接近二十五万人。可是没有几个西班牙人知道他们的军队遭受了多大的苦难，譬如沼泽和丛林中的游击战，以及疟疾、黄热病和其他热带疾病。这些事实从不让人们知道，当伤亡人数日渐增加时，报纸上却报道着战事告捷，一直预告着最终的胜利。

后来，一八九八年夏天，随着美国加入战局，悲惨的结局骤然来临。一夕之间，兵败如山倒。之前承诺的胜利没有来临，反而来了一场大灾难！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就在战败消息传来之后不久，运输船抵达港口，载回残余的西班牙军队。有好几天，成千上万的士兵游走在城里的街道上，或病或残，饱受饥饿和疾病的蹂躏。多么恐怖！宛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战争的灾难》系列版画中的情景。我自问：这是为了什么？

这对西班牙人民的冲击无法衡量。从全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情景一再重演。甚至在那一年制作的西班牙轻歌剧 《巨人与大头侏儒》中也有这种场景。其中一幕描述了一群正要返乡的西班牙士兵，他们衣衫褴褛，聚集在厄波罗河畔，唱着一首忧伤的歌，诉说着他们对祖国的爱和在异国战场上所受的苦难……

大约十年之后，战争再度影响到西班牙众多家庭的生活，包括我们家在内。这一次，西班牙卷入同摩洛哥的一场战争。那变成一场漫长而野蛮的冲突，几万名军人被派去跟摩洛哥北方里夫地区的原住民交战，到处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在加泰罗尼亚，反战情绪强烈，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劳工阶层。当我回家看望母亲和弟弟时，发现周围都是人民凄苦的愤慨。政府下令全国动员，巴塞罗那的劳工则发起大罢工以示抗议。一场猛烈的斗争就此展开，后来被称为“悲剧性的一周”，戒严法随即颁布。许多人被军事法庭审判入狱，有些人甚至遭到处决。

那是个恐怖时期！一九一二年，政府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兵役制。在那之前还能花钱以免除兵役，我也设法替大弟路易买到了豁免权，可是如今无法替恩立克这样做。他之前在布拉格学习小提琴，最近才回来。他刚满十八岁，面临征召。当时我在本德雷尔跟母亲住在一起，就是那个时候，她告诉恩立克他生来不是为了杀人或被杀的，他应该逃离这个国家。他决定前往阿根廷，并在那里继续他的音乐生涯。我替他买了一张前往南美洲的船票，然后他就逃走了……

当然，和一九一四年夏天爆发的一战相比，美西战争和摩洛哥战争都要相形见绌。到一战爆发时，仿佛全人类都突然发疯了。

一战爆发时我正在巴黎，整座城市真像发了狂。你也许会想，大家应该会对国家所蒙受的恐怖灾难有所知觉，可是，不，正好相反，当时有一种狂乱的节庆气氛。乐队演奏军乐，旗帜飞舞在一扇扇窗前，夸张的演讲大谈荣耀和爱国主义！多么骇人的化装舞会！有谁知道，在那些面带笑容、于巴黎街头游行的年轻人当中，有多少将死在泥泞的壕沟里，或是在返乡时落下终生残疾？而类似的游行又将在多少座城市、多少个国家发起？

之后的每日每月，随着众多国家一个个卷进这场可怕的杀戮，你会感觉文明正在倒退。每一种人性之美都被颠覆，暴力受到崇拜，野蛮取代理性。杀掉最多同类的人是最伟大的英雄！人类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知识、科技和发明，都集中在制造死亡和毁灭上。而几百万人遭到屠杀，另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挨饿受冻，所为何来？世人被告知这场战争是为了让世界保有民主。然而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短短几年内，十几个参战国就被独裁政权掌握，并开始为另一场更恐怖的世界大战做准备！

少年时期在巴塞罗那的我，首次意识到人类的不幸与不人道，一个疑问折磨着我：“难道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目的？”在一战那段可憎的时期，这个疑问又开始纠缠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恐怖和无助淹没了。对我而言，一个小孩的生命要比我全部的音乐更有价值，可是在战争的疯狂中，也许透过音乐我才能保持神智清明。在我心中，音乐仍旧是人类——是的，也就是如今造成这等破坏和痛苦的人类——有能力创造出美的明证。我想起一百年前，欧洲被拿破仑战争蹂躏，残暴的冲突折磨着贝多芬，可他仍继续谱写伟大杰作。也许在这样的时刻，当邪恶和丑陋猖獗蔓延时，珍惜人类高贵之处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战争期间，有些人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试图禁止演奏德国音乐，我却觉得演奏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更为必要，他们的作品确确实实体现了人类的精神和四海一家的兄弟之情……

战争爆发时，我放弃了巴黎的住所，部分时间住在纽约，每年都在美国做一次巡回演奏。美国的朋友劝我永久居留。“在这里，你可以在和平中继续从事音乐工作，”他们对我说，“而且你很安全，不需要面对危险或是海上的潜水艇。”然而我放不下在欧洲的家人和朋友。每一季，巡回音乐会一结束，我就回到欧洲，去圣萨尔瓦多看望母亲。

一九一六年我在纽约时，发生了一桩悲剧，对我来说，这一事件说明了战争的损耗和疯狂。那年年初，我的挚友恩里克·格拉纳多斯从巴塞罗那来到纽约，参加他的歌剧作品《戈雅之画》的世界首演。对于旅行，格拉纳多斯怀着几近病态的恐惧，尤其是海上旅行，多年来他坚决拒绝横渡大西洋。可是这一次，由于他很看重首演，终于同意首度跨洋旅行。他和妻子安帕罗同行。当我们在纽约相见时，他表现出对即将开始的演出的紧张。格拉纳多斯对待自己音乐的态度就像个小孩子，他觉得他的音乐一点儿也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从他心中涌出的东西，而他总是怀疑其价值。二十年前，我们都还是住在巴塞罗那的年轻人，我为他指挥了第一部歌剧的预演。这一次也一样，他问我能否协助他进行排练。在大都会歌剧院排练时，他紧张到一句话也不说，除非有人问他问题。他不会说英文，所以如果有乐师问他剧中某一段他希望如何诠释，我会替他翻译。“就跟他们说，他们觉得怎么演奏最好，就怎么演奏。”这是他的典型作风，他觉得演奏他作品的音乐家应该自行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诠释方式。音乐自然是很美妙，我试着减轻他的焦虑，告诉他这部歌剧将会大获成功。首演之夜，他亲眼见到了！那部歌剧得到如雷般的喝彩，是我所见过的最惊人的盛况。观众起立欢呼，甚至落泪。

格拉纳多斯本来要在那之后不久就搭船返航，可是他接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他去白宫演奏的邀请，于是他把行程后延，决定三月初再和妻子搭船回欧洲。两星期后，噩耗传来，他们所搭乘的船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被鱼雷击中，温文的格拉纳多斯和他的妻子双双亡故。那时他只有四十九岁，正值创作力高峰……

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和克莱斯勒当时人在纽约，我们三个决定一起举行一场纪念音乐会，来为格拉纳多斯的子女募款。他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是我的教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多少钱。那场音乐会在大都会歌剧院举行，就在不久之前，格拉纳多斯才在这里得到欢呼肯定。我说不出究竟有多少人前来参加，那一夜下着雨，当我抵达歌剧院时，几千个买不到票的人站在街道上。

音乐会由瓦尔特·达姆罗施指挥，帕德列夫斯基、克莱斯勒和我演奏贝多芬的《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西班牙女高音玛丽亚·巴里恩托斯、荷兰女中音胡利娅·卡尔普，以及爱尔兰男高音约翰·麦考马克也参与了演出。音乐会即将结束时，我们把灯光全部熄灭，单留一支蜡烛在钢琴上。偌大的剧院里，只有一支烛光在舞台上摇曳，然后帕德列夫斯基弹奏起肖邦的《送葬进行曲》。

[1] 法国作曲家，近代“印象主义”音乐鼻祖，代表作管弦乐《大海》、钢琴曲《练习曲》等。

[2] 舒伯特·舒曼之妻。

第九章 音乐在巴塞罗那

音乐家也是人，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

一战结束后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个悲喜交集的经历。这座辉煌的城市唤起我无数鲜活的回忆，当我走在城中美丽的大道和狭窄的小街上，周围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亲切而熟悉的一部分。当时的我是个想开展事业的年轻人，在世纪之交和拉穆卢管弦乐团于此地首次演出。在这里，我和鲍尔、皮卡尔上校、柯尔托、蒂博和许多其他亲爱的友人首次相遇。虽然离开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这段过往同时也遥远如梦，我知道那属于一个无法寻回的过去。

战争爆发时，我放弃了在莫里托别墅的房子。离开巴黎前，我把许多私人物品装箱，寄放在一个小仓库里。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领回。眼前所见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乱！那些箱子被人打开过，我的书籍、音乐作品和书信四下散落，大多书信不知所终，包括我从好友、老同事与旧识那儿收到的几十封信，如格拉纳多斯、圣桑、理查·施特劳斯、朱利叶斯·隆特根、莫尔和其他人的来信。这些信件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它们记录了美好的时光以及我们曾分享的亲密思绪，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乱动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诉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们搜查过我的私人物品，还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全拿走了。他们究竟怀疑我哪一点，我仍然不知道，也许单单是身为外国人这一点就够了。战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抱着寻回这些信件的希望，我写了好几封信给法国政府机关。我的信也许存放在他们的官方档案中，说不定如今还在那里。不久之前，我一个朋友尝试跟担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档案里，可是没有结果。总之，我从未得到政府机关的回音，也不曾再见到那些信……

住在国外那二十年里，我知道我迟早会回到加泰罗尼亚定居。当我回到圣萨尔瓦多，我常和母亲讨论我该何时返乡定居，她会说：“等时候到了，你会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我知道时候到了。

那年秋天，我再次在巴塞罗那住下来，就此进入我音乐生涯的另一个阶段，在许多方面，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

我回到巴塞罗那时，这座城市有两个交响乐团。他们没有固定的演出日程，只在特殊场合演奏，而且不常排练。当我听他们演奏时，对这样一座大城市居然没有更好的乐团感到震惊。欧洲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流的管弦乐团，为什么巴塞罗那没有？

我问其中一个乐团的指挥，是否能做点儿什么来改善这一情况。他说：“你离开太久了，对现在的巴塞罗那不怎么了解。这儿没有人才供以组成更好的乐团。”我去找另一个乐团的指挥，他的回答也一样。

我告诉那两位指挥，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来协助他们。我还说，如果他们愿意，我可以为他们演奏。如果需要更多财力支援，我也会筹措。但他们不感兴趣。

起初我丝毫无意成立自己的管弦乐团。的确，我对指挥具有热情，我想这可以追溯到我还在父亲的合唱团里唱歌的时候。这些年来，我曾经在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以及其他城市指挥过。大提琴从未令我全然满足，现在也一样。不仅是因为大提琴演奏必须不断练习，以及演出前那要命的紧张，还因为演奏这件乐器本身有些限制。不受限制的乐器是管弦乐团，它包含了所有的乐器。在我早期的音乐生涯中，我曾写信给作曲家朋友隆特根：“到目前为止，拉大提琴让我如此快乐，如果能拥有最伟大的乐器——管弦乐团，那么想想看，我会有多快乐！”不过，直到我在巴塞罗那遭到那两位指挥的断然拒绝，我才真正想要组成自己的管弦乐团。于是我决定：“好吧，如果他们不想建立一个好乐团，那我就自己来！”

做出决定是一回事，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一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问题，我有心理准备，但自己将遇到哪些困难，却毫无概念。大家习惯于维持现状，总是有些人把改变视为对他们个人的威胁！我想在巴塞罗那成立一支新乐团的想法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不管我是在音乐学院的教授、作曲家，还是在市民领袖当中寻求帮助，他们都告诉我没人想要一个新乐团，或是这件事行不通。报纸上也刊载文章取笑我这个主意。实际上，没有人愿意提供财力支援。一个富翁跟我说：“跟音乐比起来，我比较喜欢斗牛。”

几个星期过去，我愈受挫折。只有母亲、弟弟恩立克和少数好友鼓励我，而就连好友当中都有人说我继续做此努力就有如堂吉诃德。不过，堂吉诃德本来也是个西班牙人。无论如何，我继续向风车发起进攻！

我决定，倘若无法筹得必要的资金成立这个乐团，那我就用自己的储蓄。我到乐师工会去，问他们目前的待遇。那个数字低得吓人。“这怎么能养活一家人？”我问。他们说：“我们得兼差做别的工作。在巴塞罗那，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告诉他们：“好，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在我的乐团里，每个乐师都会拿到这个数目的两倍。”

我在城里到处寻找乐师，听了许多人试奏。有乐团经验的人很少，有些从没参与过职业演奏，但这并非我的挑选标准。我选择乐师是根据他们的潜力。最后我选出八十八位，他们构成“帕乌·卡萨尔斯管弦乐团”的雏形。

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名字“帕乌（Pau）”为乐团命名，而不用西班牙语的“巴保罗（Pablo）”，对我来说很自然。小时候，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习惯使用西班牙语的受洗名字，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罗。可是后来我更喜欢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名字，毕竟这才是我们同胞的真正语言。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经纪人说，我想在巡回演奏会中使用“帕乌”这个名字，可是他们会争辩：“观众已经知道你是巴保罗·卡萨尔斯，没有人知道帕乌·卡萨尔斯是谁。”如今替我自己的乐团命名时，我不再受此限制。

我告诉被挑选出来的那八十八名乐师：“为这座城市带来加泰罗尼亚人民应得的音乐，就是我们乐团的目的！”

我跟那些乐师形成默契，每天排练两次，上午九点和下午五点。可是，就在预定进行首次排练的前一天，灾难降临到我身上。前几个月组织乐团的压力太大了，挫折不断，并且琐碎事务繁多。经历了太多失眠的夜晚、过多焦虑的白天，我病了。医生说我是由于神经衰弱而病倒的。在这之后，我的病由于一个不幸的插曲而恶化。我有眼睛痛的毛病，虹膜严重发炎，一位眼科名医给我治疗。他给我注射了某种药剂，那一针刚打下去，我的头就倒向一边，无法动弹。我开始大量出汗，床垫都湿透了。几个小时之后，那位医生的护士来了，她不知道我已经打过一针，又给我打了一针。在那之后，我就完全无法动弹了。家人见我病得那么严重，就把我们自己的医生请来。听说了那两针，他大为震惊，说我被注射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于是当我的乐团终于准备开始工作时，我却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

我知道倘若取消首次排练，在心理上会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如果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未能按计划进行，整个乐团可能就会瓦解。我没有告知那些乐师我生病了，一直等到他们聚集在音乐厅里，我才请人带了消息去，请他们仍旧每天集合，直到我能加入他们。

第一个星期过去，我关照要让乐团的所有成员都拿到薪水。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他们继续集合了一周，然后几个代表来看我。“大师，”他们说，“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安排了。你花了太多钱了，我们不能拿你的钱，却什么也不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有多重要。我告诉他们：“谢谢你们过来，可是我得坚持事情必须如此。你们遵守你们对合约的承诺，我也遵守我的承诺。乐团成员应在每天九点和五点继续集合，直到我好起来，能够指挥排练。”我想让他们了解我对这整件事有多么认真。

于是日复一日，我仍旧卧病在床，他们继续集合。有时他们会讨论不同的乐曲，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恩立克偶尔也会指挥一些曲目。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

过了两个月，到了要放暑假的时候，我渐渐康复，可以去对乐团讲话了。我感谢他们对我展现出的信心，我也告诉他们期待能在秋天和他们一起工作。如今，我知道他们明白了，在组建新乐团这件事上我是认真的。

那年秋天，我们开始认真排练。那些缺少乐团演奏经验的乐师要学的很多，而那些有一点儿经验的，由于得改掉坏习惯，要学的也许更多！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练习。一开始，我花了很多个小时训练乐团基础。我选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是许多乐师背熟了的作品，而他们习惯马虎而走调地演奏，我和他们把这首曲子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们能够了解，抓住每个音符并且怀着尊重来对待这些音符有多么重要。

我也强调每名乐师一方面必须学着像个独奏家那样演奏，另一方面则要时时自觉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感受身为团体的一员、共同合作、以达到美的极致；人类这种团队工作的特质总是带给身为指挥的我一种喜悦，任何独奏演出都无法复制这种喜悦。

“我们共享一份很大的荣耀，”我告诉那些乐师，“这份荣耀在于让杰出的作品获得生命。我们也共担一份神圣的责任，肩负着以十足的诚笃来诠释这些杰作的义务。”

要当一名真正的指挥家，必须正确地诠释作品。首先，一个指挥家必须完全了解他要演奏的作品，不仅要了解演奏该作品的所有技术，以及每一种乐器的角色，还得了解这音乐的内在意蕴，以及该作品的整体性质。这份了解不能是静止的，必须不断成长，一如生命本身。一部作品不管我指挥过多少次，每次为演出做准备时我都会深入研究，在排练前花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在乐谱上做注记，仿佛我是第一次指挥这首作品。而我总是会有新的发现。带我自己的乐团，我当然也遵照这一程序。

不过，单是理解音乐还不够。指挥家必须能够把他的思想传达给那些乐师，不是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们身上，而是让他们相信他所怀的理念与价值。重要的不仅是你说了什么，还在于你怎么说。如果用粗鲁或傲慢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真理有时也会被糟蹋。你必须留意并尊重乐师的感觉。“你们不是我的仆人，”我告诉我乐团的成员，“我们都是音乐的仆人。”

那年十月，我们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准备期间我相当焦虑。当我看见观众，我的心一沉，在加泰罗尼亚音乐宫里竟有那么多空位！不过，观众的反应很热烈，乐评家也对音乐的水准表示惊喜。

我的乐团就这样迈出了一步。

成功并非在一夕之间降临。密集的排练，再加上许多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举行两个系列的音乐会，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冬季，我则巡回演出，演奏大提琴，偶尔也担任客座指挥。这些巡回演出如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即帮助我维持乐团。虽然我们从民间团体获得的赞助越来越多，但是直到七年之后，乐团才完全自给自足。在入不敷出那段日子里，一直由我来弥补每季的亏损。

不过，每一季都有越来越多的爱乐人士支持我们。事实上，当初嘲弄我想成立乐团的报刊有一天开始夸赞我们，说这个乐团是巴塞罗那数一数二的文化机构，让这座城市成为知名的交响乐中心。说起这件事我很自豪，但并非出于个人的虚荣心。我们共有八十九个人在演奏！

我们曾誓为巴塞罗那带来人民应得的音乐，我想我们实现了这一承诺。我们的音乐会很少有空位。看着那些热情的观众，有时我会想起某些人曾说巴塞罗那市民只想听通俗音乐！

偶尔我母亲会来听音乐会，但她很少来。在现场令她难受，因为她知道我有多紧张。她会等我演出结束后回家，她只会问：“卡萨尔斯，你满意吗？”我会说：“是的，母亲。”然后她才去睡。

我乐团的演出曲目相当广泛，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巴赫、海顿、莫扎特、勃拉姆斯、舒曼的作品。此外，我们还经常演奏杰出的当代作品，而且我特别在节目中纳入现代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作曲家的音乐，包括格拉纳多斯、阿尔贝尼茨、马努埃尔·德·法雅、胡利·加雷诺等人。

这些当代作曲家中，我觉得加雷诺是最独特的。在一些音乐百科全书里，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但他是个奇人，是个极罕见的天才。我想不出有哪个背景相似的作曲家曾创作出像他那样的作品。一生中，他没有上过一堂课，完全是靠自学。他来自桑费柳德吉索，一个滨海小镇，从巴塞罗那过去大约要花三小时。他年轻时是个普通劳工，后来从事钟表这一行，可是他热爱音乐。想必他听过教堂音乐和旅行乐师的演奏，并且钻研他所能拿到的每一份乐谱，但他获取的深奥的音乐知识，仍然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的钟表店旁边有一个小房间，一有机会他就躲在里面谱写音乐，写上一个钟头。他有些作品非常特别，具有一种不分地域的普世性质。你可以说，格拉纳多斯的音乐明显显露出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对他的影响，听得出这是源自西班牙的音乐。然而加雷诺的多数作品超越了国家风格，是最高境界的纯粹音乐。他写了许多迷人的萨达纳舞曲，同时他还写了歌曲、室内乐、交响曲，都是规模很大的作品，结构和旋律内容都很惊人。他技巧之熟练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他的钟表生意不免受到影响，在他作曲时，那些时钟就搁在架子上，无人修理，最后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搬到巴塞罗那来，为了挣口饭吃，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弹琴的工作。我就是在那时候遇见了他，并且关系变得很亲近。

他个子很小，很安静，就跟小老鼠一样安静而胆怯。他打扮得很整齐，虽然他可能只有一套衣服。有时我会在加雷诺演奏时去那间酒店。那是家三流酒店，喧闹嘈杂、烟雾缭绕、气氛低俗。我向来不想去这样的酒店，看到这样优秀的艺术家在这种地方演奏让我想哭。他不在那家酒店的时候，你总能发现他在附近一间陋室里作曲，他就住在那儿。从这个小个子身上涌出多么美妙的音乐！我的乐团演奏了他不少作品，他会把完成的曲子带来给我，害羞地等我表达意见。当我指挥他的作品，他会来听音乐会，第二天晚上再回到那家酒店。我瞒着加雷诺，让乐团每个月付他一笔钱，帮助他跟妻子维持生计。他死后，他太太仍旧可以拿到那笔津贴。

加雷诺身上有成为大师的种子，但这颗种子始终没能完全开花，因为缺少适当的栽培。我一直觉得，假如加雷诺有几位杰出的教师，他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勃拉姆斯或是贝多芬。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正值创造力的高峰时期……

我的乐团有几场最令人难忘的音乐会是由客座指挥家指挥的。在我的邀请之下，布许、谢尔盖·库赛维茨基、理查·施特劳斯、皮埃尔·蒙都、奥托·克伦佩勒、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和其他知名指挥家、作曲家都曾来过巴塞罗那。他们指挥的音乐给我一种特别的愉悦感，那几场有艺术家来宾参与演出的音乐会也一样，其中有些是我的老友和旧日同事，比如蒂博、柯尔托、克莱斯勒和鲍尔。

这些音乐会当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举行的那场，当时我们为了纪念贝多芬去世一百周年，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一个音乐节。那之前几个月，我曾去布鲁塞尔探望亲爱的老友尤金·伊萨伊。他当时年近七十，已经不再演奏小提琴。事实上，他最后一场公开演出很令人失望。我知道他为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我见到他时，我心想如果他能参与贝多芬的百年纪念活动该有多好。我深信他仍能有非凡的表现。于是我对他说：“你一定得来，在我们的音乐节里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可是，卡萨尔斯，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已经十四年没有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了。”

我告诉他：“没有关系。你能演奏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知道你能。你能演奏，而且你会去演奏。”

他的脸看起来突然年轻许多：“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他答应我尽力而为。

回到巴塞罗那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尤金·伊萨伊独生子写来的一封信。他非常烦恼，质疑我当初激起了他父亲的希望，以为他能够再度演奏。“假如你看见我亲爱的父亲，”他写道，“假如你能看见他每天练习，缓慢而费力地演奏音阶，练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你会感慨这是场悲剧，我们忍不住哭泣。”这封信令我心痛如绞。我到底做得对不对呢？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尤金·伊萨伊会再度演奏。

举行音乐节的日子来临，尤金·伊萨伊抵达巴塞罗那。排演时他万分紧张，虽然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流露，但我也很担心。尤金·伊萨伊演出的那一晚，当我站上指挥台，看着他，我内心满是忧虑。他移动得那么慢，显得疲倦，突然间我心想，他是老了，我是否害了我的朋友？

我举起指挥棒，他把小提琴夹到颌下……当头几个音符奏出时，我就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某些乐段他可能有点儿不稳，我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他的紧张，但大部分时间，仍旧是那伟大的尤金·伊萨伊在演奏，整体效果令人陶醉。

一如从前，我再次沉醉在他美妙的音乐里。曲子结束时会场观众疯狂地喝彩。然后尤金·伊萨伊走上指挥台，接替我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接下来又指挥那首《三重协奏曲》，由柯尔托、蒂博和我演奏。

音乐会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尤金·伊萨伊激动不已。他亲吻我的手，哭着喊道：“复活！”

第二天，我送尤金·伊萨伊到车站。他从车厢窗户探出头来跟我讲话，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火车缓缓开动了，他仍旧握住我的手，仿佛不希望和我分开，我在月台上随着火车移动。当火车开始加速时，他突然塞给我一件东西。火车驶远了，尤金·伊萨伊从窗户里向我挥手。我看了看他往我手里塞了什么，那一刻我知道他想要给我留一件东西，一件可以代表他的东西。我的手里是尤金·伊萨伊的烟斗。

尽管卡萨尔斯管弦乐团获得了成功，但是关于我们的音乐会，有一件事仍旧令我感到困扰。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所能接触到的观众太有限，大多是那些生活安逸的富裕之人。一般来说，劳工阶层买不起音乐会的门票。尽管少数能凑出钱来买票的劳工坐在最便宜的顶层座位，尽管我觉得当他们往下看，看到那些上流阶层坐在豪华的正厅前排座位和包厢里，跟音乐无关的思绪也许会令他们分心。然而我对举办免费的音乐会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劳工阶层自有其尊严，也知道他们无意接受施舍。我希望那些在工厂、商店和港口工作的男男女女也能够聆听我们的音乐，享受我们的音乐。毕竟，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是由他们创造的，那么，为什么不应该跟他们分享这个国家的文化财富？

这件事情我是受何塞·克拉维的影响，他是加泰罗尼亚了不起的爱国人士，同时也是音乐爱好者。他死于一八七四年，在我出生之前两年，但我觉得他仿佛是我的亲密好友。他来自劳工阶层，从事织工这一行。他弹奏吉他，自己学会作曲、写歌。他的歌曲主题单纯亲切，包括贫童的生活、农民和渔民的故事、大自然之美，以及对加泰罗尼亚的爱。渐渐地，他的歌曲在巴塞罗那的劳工中广为传唱，小型团体开始在收工之后聚在工厂里唱他写的歌。克拉维了解劳工阶层生活的凄凉和贫困，他想出份心力把一些美的事物带进他们的生活中。他想到一个主意，在劳工中组成永久性的合唱团体，并获得出人意料的成果。受到他的启发，劳工及其家属组成的优秀合唱团体蓬勃发展，不光是在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的各个城镇也是如此。后来成员人数增加到数千人，这项运动对当时在加泰罗尼亚进行的文化振兴影响很大。如今闻名于世的加泰罗尼亚合唱团和格拉西亚合唱团就是克拉维余绪的一部分。后来这位工人音乐家十分受爱戴，在四十出头时就被选为塔拉戈纳省的省长！

克拉维死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竖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像。每次我从旁边经过，就会想起这个好人和他的卓越成就。我自问：如果克拉维能在工人之中组成合唱团，那么创立一个听音乐会的劳工团体不也是可能的吗？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想法逐渐在我心里成形。

乐团站稳脚跟之后，我就着手实现这一想法。我拜访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学校偶尔会赞助工会的文化活动。我向该校的负责人员说起我的想法，把演奏会的音乐带进劳工阶层。他们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我从他们的态度感觉到他们心存怀疑。几天之后，几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后直接过来见我，还穿着工装裤和罩衫。他们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尤其想知道我所设想的组织将由谁来管理和领导。

我告诉他们：“这个组织未来完全由你们经营。我只提供我的乐团供你们使用，每年定期举办几场音乐会。同时我自己也会为你们演奏，并且安排其他的独奏家来演出。”

“谁来付钱呢？”

“由你们付。”

“怎么付？”

“你们的音乐会社团每年将向每位会员收取六个比塞塔的会费，”我告诉他们，当时六个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一美元，“缴了会费，会员就有权利来欣赏由我的乐团举办的特别音乐会。”

“这一切只要六个比塞塔？”

“是的，这一切就只要六个比塞塔。”

工人代表团走了。他们跟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讨论了我的计划，决定试试看。一个名叫“工人音乐会协会”的组织成立了，参加资格很简单：会员限于那些每月工资少于五百比塞塔的人，当年这大约相当于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个周日上午，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在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剧院举办了第一场工人音乐会，两千多名劳工挤进了那个音乐厅。当我看着那一排排衣着朴素的男女等待音乐会开始，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兴。表演结束，全场观众起立，爆发出如雷的喝彩声，然后他们开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对我来说，巴塞罗那那些劳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经得到的任何掌声都更有意义。

我的乐团开始为工人音乐会协会每年举办六场时间安排在周日上午的音乐会。该协会会员人数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分会以及相关的合唱团体在加泰罗尼亚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后来，我提议该协会出版一本自己的音乐期刊。

“谁来为这本期刊写文章？”他们问。

“你们的会员。”

“写些什么呢？”

“写他们对在演奏会上听到的音乐的感受，或是类似的主题。”

他们开始出版一杂志，名为《果实》，成果不但令他们惊讶，也令我惊讶！每一期杂志里都有冠着这类标题的文章：《艺术与理念的关系》《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与节奏》《舒伯特欣赏》。

这个协会成立后，短短几年之间，当西班牙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协助之下，他们有了自己的音乐图书馆和音乐学校。协会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团，成员全都是工人，于周日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工业中心举办音乐会，有时也在医院和监狱里演出。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乐评家和音乐学者纷纷前来调研这个协会及其举办的活动。

我的乐团为这个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极受欢迎，乃至于当我们开始在周间的白天举行音乐会，政府机关会暂停办公，以使工作人员能够观赏演出。

那时，该协会及其相关组织在加泰罗尼亚已经有好几万会员。我常说，假如我想以该协会的会员发动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无疑能够夺取政权！

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就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比任何音乐事业更让我开心。然而，在一战之后那些年里，加泰罗尼亚劳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罗尼亚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的情形非常普遍。许多人陷入饥饿，乞丐随处可见。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罢工运动，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镇压。将近两万名士兵被阿布德·克里姆[1]领导的原住民杀害，社会局势更加恶化。反战声浪横扫整个加泰罗尼亚，处处都能听到民众要求“应负责之人”承担责任。越来越多的人坦言赞成加泰罗尼亚独立，认为加泰罗尼亚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可是这换来的反而是里维拉将军的军事独裁政府，接下来那几年，更多压迫，更多人入狱，更多加泰罗尼亚爱国之士被迫流亡，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传奇的伟大领袖马西亚上校，群情激愤。

音乐跟生活当然无法分开，我自己的思绪和工作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气氛的影响。我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这件事尽人皆知，有一次，我被卷入一个几乎酿成全国性风波的事件。

引发此事件的是阿方索国王造访巴塞罗那时发表的演说。那演说很不明智，他在演讲中自诩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继承人。加泰罗尼亚人特别鄙视腓力五世，因为他在十八世纪剥夺了加泰罗尼亚许多古老的自由权。阿方索国王的话激怒了巴塞罗那市民，我自己也深感不悦。我想，也许他不明白那番话的指涉，也许他欠缺考虑。那时，我还会定期前往马德里的王宫。演讲后不久，在去王宫时，我决定把巴塞罗那的民怨传达给太后克里斯蒂娜，也想让阿方索国王设法修正他的错误。可是当我提起此事，太后似乎根本没听我说了什么，只是迅速转变了话题，问起我的巡回演出和我的乐团。离开王宫时我感到沮丧，并且有种不祥的预感。

过后不久，阿方索国王真的向加泰罗尼亚人民表现出和解意愿，说不定我跟太后谈话的作用比我所想象的更大。王室宣布，国王和王后维多利亚（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将参加该年度于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开幕仪式。在抵达之前，阿方索国王捎信给我，说想来聆听我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并且希望曲目中能有我的大提琴演奏。虽然我平常不会在卡萨尔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演奏，但我还是设法安排，以满足他的要求。

那一晚，聚集在里塞奥歌剧院的观众包括王室成员、政府官员、高阶军官和巴塞罗那的社会精英。国王夫妇莅临之前，前半场的节目已经结束。中场休息快结束时，我在后台得知国王、王后和随行人员即将进入剧院。有人要我指挥《皇家进行曲》，这是当时西班牙的国歌。由于我即将演奏大提琴，我觉得让恩立克来指挥国歌比较恰当，便请他指挥。现场立刻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告诉我，指挥乐团的不是我，这可能会被视为对国王夫妇的不敬。使者来回奔走，而国王一行等在剧院外面，中场休息时间不得不延长。最终，他们同意按照我的建议进行。

当国王走进音乐厅，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欢迎他，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气氛中的冷淡。我预感某件激烈的事将要发生，而事情果然发生了。我带着大提琴走上舞台的那一刻，骚动爆发，整座大厅里，众人站起来鼓掌、欢呼，女士挥舞着手帕。观众持续鼓掌，直到国王等人也在他们的包厢里站起来。然后，观众中突然有人大喊：“卡萨尔斯是我们的国王！”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感到无比尴尬。我当然知道这并非真的是向我欢呼，而是一场政治示威。由于骚动仍未停息，警察进场把几名示威者逐出了音乐厅。那阵吵嚷渐渐平息，我得以开始演奏。在这之前，只要有王室成员来听我演出，音乐会结束时，我都会被请到他们的包厢。这一次，我没有受到邀请。

事后我非常难过。不仅因为这次事件侮辱了国王，也因他是我音乐会的来宾。想到这或许意味着我和王室一家人友谊的终结也令我悲伤。另一方面，我当然不能道歉。我知道加泰罗尼亚人民对阿方索国王自比腓力五世一事尚未释怀，而我也有同感。

几周之后，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在巴黎时，西班牙大使来见我，跟我说阿方索国王希望在意大利国王伊曼纽三世和王后艾莲娜正式访问西班牙时，我能在马德里办一场大提琴演奏会。我欣然同意。那场音乐会在华丽的皇家兵器厅举行，极为气派。大厅被烛光照亮，里面满是身穿美丽晚礼服的女士、各色制服的军官，以及各外交使团成员。坐在观众席前排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王室家族。当我演奏完最后一曲，阿方索国王走上台跟我谈话。按照宫廷礼节，国王站着讲话时，观众也得站着。他一直和我交谈，说起各种各样的事，关于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们一起玩的游戏，关于我母亲、我弟弟路易和恩立克。这整段时间里，西班牙王室的其他成员、意大利国王和王后，以及其他所有在场的显贵人士好像都立正站立着。我明白阿方索国王是故意这么做的。最后，他露出微笑，对我说：“卡萨尔斯，我希望你知道，看到你如此受到加泰罗尼亚人民的爱戴，我十分高兴。”说完他便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报上都在谈论这件事，提到国王跟我谈话时一直让所有人都站着，此事引起一番风波。毕竟我只是个音乐家，而且还是个加泰罗尼亚人！可是我知道阿方索是在用这一方式承认他在巴塞罗那演说时所犯的错误，并且让我知道我们彼此是互相了解的。

[1] 摩洛哥政治、军事领导人。

第十章 诀别

我哀悼她，直到今日。

我看过一些描述我生活的文章，给人的印象是我每一天都献给了无休止的工作，不断地练习、演出、指挥、作曲。但我恐怕无法自称是这种辛勤工作的典范。的确，我做了我该做的工作，我的大提琴是个要求极高的暴君，但我也得到了应有的放松、运动和休闲。从童年开始，我玩的就不仅限于乐器！我最愉快的时光是在打网球、骑马、游泳、爬山中度过的，最近的一项消遣则是玩骨牌。虽然忙于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和巡回演奏事务，但我还是找出时间来做一些让我比较轻松表现自我的事。事实上，由于我就住在圣萨尔瓦多就在附近，我才能有这样的消遣，那儿有我心爱的海滩和我自己的网球场。

网球真的是我当时最喜欢的运动。住在巴黎的那几年我常打网球，我们还常举行音乐家之间的年度比赛，包括尤金·伊萨伊、柯尔托、蒂博和其他音乐家。我的双打搭档是个名叫凯利的管风琴家，他打得像个职业选手，而我在球场上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每次都赢得双打冠军。去英国的时候，我就常到瑞吉赫斯特去，斯派尔爵士的乡间庄园就坐落在那里。他是英国金融家，也以赞助音乐而知名，曾为成立古典音乐会协会出力。我们相识时他已年近七十，是位很可亲的老人家，曾经跟约瑟夫·约阿希姆、勃拉姆斯和其他伟大的音乐人物为友。斯派尔热爱网球，在瑞吉赫斯特有一块极佳的球场，我去那里时总是把网球拍跟大提琴一起带着。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有一天我抵达他的庄园，身穿白色法兰绒衣服，见到他就说：“我们先来打六局网球，再来两首勃拉姆斯的六重奏。”

有不少优秀的网球选手来过圣萨尔瓦多，可是我想其中最好的一位是个加泰罗尼亚女孩，名叫苏芭莉娜。当时她才十五岁左右，可是球打得好极了！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子选手，后来多次赢得冠军。有趣的是，不久之前，我参加以色列的一个音乐节时，再次见到她，距我们在圣萨尔瓦多一起打网球已经相隔四十年。她嫁给了一位以色列公民，定居于特拉维夫。

这么多年来，网球仍旧是我的爱好。我常密切关注网球赛，认识三位世代的冠军，从波罗特拉这位伟大的法国选手开始算起，他被称为“跳跃的巴斯克人”。在我最后打的几场球中，有一场是跟我的教子巴保罗·埃森伯格打的，他一九四七年随父母来普拉德拜访我。当时他是青少年冠军，而我已七十一岁。

住在国外时，我总是渴望夏天回圣萨尔瓦多度假。等我搬回加泰罗尼亚，圣萨尔瓦多那栋屋子真成了我的家。虽然我每年仍要花好几个星期巡回演奏，还要花许多时间在巴塞罗那的乐团上，但我不光在圣萨尔瓦多度过夏天，但凡有空就会去那里。在那儿是那么高兴，可以和母亲、弟弟路易以及他的家人在一起，而海洋之美就在门前！

小时候我喜欢骑马，如今我有了一匹自己的马，名叫弗罗里安。它身形雄壮，是匹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马，黑亮高大，步法极佳。清晨时分，我会骑着它沿着海滩，随着风声和海浪击岸的音乐疾驰。我们是极佳的伙伴。从屋子到马厩将近两百米，可是清晨我一走出屋子，它就能听见，兴奋地嘶鸣起来。从它还是匹小马时我就养它，它一直活到二十四岁。

农场上的其他动物也一直是我喜悦的来源，有鹅、鸭、母牛、驴子、鸽子。它们全都有不同的个性。我尤其喜爱一头小驴子，它那么温顺、友善、聪明，那些说驴子笨的人根本不了解这种动物。我常常带这头驴子到屋子里，去跟我的侄儿侄女道早安。我想它也喜欢这个仪式，程度不亚于那些小朋友！

我还养了金丝雀，共有八只，养在不同的笼子里，挂在通往那间小音乐室的走廊上，音乐室里放着曾属于我父亲的钢琴。每天清晨，在我起床后用父亲的钢琴弹奏巴赫来展开这一天时，它们会用歌声来欢迎我。一听见我上楼梯的脚步声，它们就开始鸣唱，我弹琴时，它们也跟着合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为它们伴奏。

唉，对于我在圣萨尔瓦多的那些动物朋友，我的回忆不全都是快乐的。我养过一只德国牧羊犬，名叫佛列，它跟我形影不离。它睡在外面，可是它知道我的时间表，分秒不差。每当我清晨离开屋子去骑马，它会在门阶上等我。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天早上我打开门，发现佛列躺在血泊中，已经死了，血一直流到大门口。夜里有人想强行打开大门，佛列显然想守卫那道门，才被那个贼的刀刺中，受了重伤。它从大门一直爬回前门，在那里等我，直到死亡。我的朋友就是这么忠诚。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动物，但我想那是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真的了解动物，或者说，是因为他们并未真正看见它们。对我来说，它们惊人的多样性、美丽的形状和迷人的习性，不管是最小的动物，还是最大的动物，都是大自然奇迹的独特展现。它们的灵性令我着迷。在它们身上，我看到了沟通的渴望，还有真正的爱的能力。如果说动物不信赖人类、害怕人类，那是因为人类以傲慢、粗鲁的态度对待它们。

一九二〇年代末，我把在圣萨尔瓦多的房子做了大幅改建。由于当时我在那儿待的时间变长，再加上去我那里小住的朋友很多，比如霍佐夫斯基、埃森伯格和唐纳德·托维爵士，我需要更大的空间。此外，这间屋子固然很舒适，却缺少某些设备，例如，没有足够的空间放我的书和积攒多年的纪念品。我添加了好几个房间，一间是大音乐室，能够容下数百人坐下来听音乐会。在旁边我盖了一个称之为“怀旧厅”的房间，这里挂了许多相片，包括父母、墨菲伯爵、我的几位教师和亲密好友，我还把几样珍贵的纪念物品保存在这里，比如贝多芬出生的房间里的一块窗台石，那是我在维也纳时获赠的。另一个房间是我从一位十八世纪加泰罗尼亚贵族的宅邸完好无缺地搬过来的，他名叫格尔伯爵。在我看来，这房间具体展现了加泰罗尼亚的文化。那是个迷人的客厅，墙板上的绘画描绘着寓言故事和田园风光，天花板有豪华的装饰和优雅的水晶吊灯。在屋子前方，我筑起一道海堤，上方可以行走，从那里可以看见壮阔的海景。我又在房屋四周的空地添加了花园、露台和池塘，旁边有柏树遮阴，为我订制的几尊大理石雕像提供了衬托。

我最喜欢的一尊雕像是阿波罗。当我头一次对知名的加泰罗尼亚雕塑家何塞·科勒拉说想请他给我雕一尊阿波罗雕像时，他甚至不相信我是认真的。“一尊阿波罗雕像？”他笑着说，“对现代雕塑家来说，那是过时的东西了。”

“不，别笑。”我对他说，“就我对阿波罗的理解，他不仅是一个古代的神。在我看来，他体现了人类最高贵的品格。你是个有天分的雕塑家，可以替我雕一座阿波罗像。”

他耸耸肩膀。“好吧，大师……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他并不怎么起劲。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科勒拉的工作室去，看看雕像的进度如何。他做出了两个模型。“如果是要雕塑健美的青年，这两个模型很不错，”我对他说，“可是他们不是阿波罗。”他显然有所怀疑。下一次我去拜访他时，带了一本神话学的书。我读了有关阿波罗的几个章节给他听，从他倾听的模样，看得出来他开始有了兴趣。

“你看，”我说，“阿波罗毫不过时。他集许多事物于一身。他不仅是音乐与诗歌之神，弹奏七弦琴令其他众神陶醉，他还是医药之神，古人明白音乐与医药之间的密切关系，明白这两者的疗愈性质。你或许认为阿波罗是个运动家，因为他是体育的守护神，但他不止于此！他神化了人类的形态。他是个弓箭手，但他的箭并非用来作战，而是用来抵御恶魔。他为天体和人世带来和谐。再想想他对最普通的人的关怀，对水手、旅人、移民的关怀，身为行路之人的守护神，他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和风、安全的港口和新的家园……”

科勒拉静静地坐着，坐了好几分钟，然后说：“好吧，我再试一次。”

他的确尝试了。他不断努力，终于造出我所渴望的那尊阿波罗雕像。这尊雕像如今仍在我圣萨尔瓦多的庭园里。尽管这些年间经历了悲哀和动荡，这尊雕像所展现的理想不曾改变。

最近，人类头一次跨出地球，航向星辰，这艘太空船被命名为“阿波罗”，多么恰当！他是漫游者的保护神，也是人类的象征！

一九三一年，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当时我不在圣萨尔瓦多，而在瑞士巡回演奏。说也奇怪，二十五年前我父亲过世时，我也在瑞士。就跟父亲去世时我有预感一样，这一次也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我在佛罗伦萨有位好友名叫阿尔贝托·帕西利。他是个知名的意大利商人，也是杰出的音乐赞助者，我们已经熟识多年。在我接获电报得知母亲亡讯的那一天，帕西利抵达日内瓦，当时我正在那里演出。他说因为感觉到我正面临某种危机会需要他，所以特地从佛罗伦萨赶来。他当然不知道我母亲去世的事，可是来看我的冲动如此强烈，乃至于就这样搁下他的生意，到日内瓦来陪伴我……

我说过母亲对我的意义，虽然明知总有一天她会死去，我却无法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她。我哀悼她直到今日。她被葬在我父亲身边，在本德雷尔那座教堂附近的墓园里。

第十一章 悲伤的曲调

请我们齐声高唱，一首欢乐之歌……

一九三一年，母亲去世给我带来极大的哀伤，但我也将其视为新生的一年。就在那年春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诞生了。

新政府成立之后几天，在一场正式宣布共和国成立的仪式上，我指挥我的乐团演出。那场音乐会在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宫举行，有七千人参加。我们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音乐会结束时，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马西亚总统宣称共和国乘着《欢乐颂》——《第九交响曲》末尾那首高贵合唱——的羽翼降临。

当时我五十三岁。在那之前，我曾多次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然而，那个春日的夜晚，终曲乐章的壮丽歌词对我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象征意义。

噢，朋友，朋友，别再唱悲伤的曲调！

请我们齐声高唱

一首欢乐之歌……

赞美欢乐，乐土之女，

生而为神！

女神，整合了爱与欢笑，

我们前来你的神殿！

在你的魔力下

被崎岖过往而分隔者手牵手相携

在你温柔的羽翼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

对我来说，那一刻，人跟音乐真正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一刻象征着西班牙人民多年来的梦想，经过长年的奋斗与煎熬，一个致力于实现人类最大渴望，致力于自由、幸福和博爱的政府终于诞生。那一刻对全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个胜利，对各个民族的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唉，当时谁能预见这一胜利将以可怕的悲剧告终？

西班牙共和国的头几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直到内战爆发。我不是政治人物，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也在政治中看到许多丑陋。然而，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把自己跟某些政治议题切割开来。这些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正义和自由，而把正义和自由带到西班牙的是共和国政府。

从小父母就教我要尊重共和国的理想，自少年时期我就知道我要与民众同在。凡是热爱人类之人都不可能会作他想。绝大部分西班牙人民都想要真正的民主，这一点在选举中表露无遗，人民以压倒性的多数选出了共和政府。他们忍受饥饿和不识字已经太久了，世代以来他们积怨已深，忍受着军队、贵族和其他特权阶级的傲慢与腐败。他们渴望正义和像样的生活。就跟西班牙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他们的渴望。再者，身为加泰罗尼亚人，我对共和政府怀有一份特别的感激，因为它授予加泰罗尼亚自治权，我和我的同胞已渴望多年了。是的，对我来说，西班牙共和国的诞生代表我最宝贵的梦想的实现。

共和国建立时，有人说那是个共产党政权。这当然是一派胡言，是少数人捏造出的谎言；那些反对受到大众欢迎的共和国改革的人，多是一向反对民主的那群人。那是像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伎俩，以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以此为借口干预西班牙内政。我知道有些善良的人被这些宣传伎俩愚弄。人偶尔会被别人左右，相信很愚蠢的事。其实，共和国在西班牙实施的大多数改革，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施行了几十年。你可以说共和国为西班牙带来了“新政”，某些方面或许可以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给美国的“新政”相提并论。对那些一心想要保住封建特权和政治权力的贵族来说，这一切无疑具有极端的革命性质。当西班牙共和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立时，内阁成员中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

共和国时期的政府领导人并非一般政客。他们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文化教养，他们是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怀有社会良知和崇高的理想。我不认为史上有哪个政府是由这样一群博学之士和人道主义者组成的。我想到共和政府的两位总理：曼努埃尔·阿扎尼亚和胡安·内格林博士。阿扎尼亚是个温和的杰出文人，他是优秀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也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翻译家，翻译了伏尔泰和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内格林博士是举世闻名的生理学家，马德里大学教授，他的博学堪称传奇。我还想到担任教育部长的费尔南多·里奥斯，他是位哲学家、语言学家；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阿拉瓦雷斯·巴约是记者兼作家；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尼古劳·多维尔则是另一位内阁成员。这些俊彦之士和其他政府领导人献身于他们的理想，在君主政体的高压统治和戒严法时期，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但他们并未抛弃理想。

加泰罗尼亚第一任总统马西亚可能是我最敬佩、最欣赏的政府领导人。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极具勇气与尊严，深受加泰罗尼亚历史及高贵传统的熏陶。他原是西班牙军队中的一名中校，为了献身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理想而辞去军职。有人说他就像堂吉诃德，他从不放弃。他遭到警察追捕和迫害，也因政治活动而遭到监禁，甚至被迫流亡多年。加泰罗尼亚人民敬爱他，各个村镇都尊称他为“祖父”，对人民来说，他不仅像个父亲，更像是祖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我从不曾在西班牙的任何选举中投票，我不在乎那些在君主政体下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可是当我听见马西亚演讲，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要选的人。我生平第一次为政治选举投票就是投给他。他相貌英俊，留着一把大胡子，我们首次见面时他虽然已有七十岁，但是举止仍旧像个军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我常有机会与他见面，彼此相谈甚欢。而且他对我是那么亲切有礼，走到门口总是礼让我先走。他于一九三三年冬天去世，举国为之哀悼。

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和我最亲密的友人是诗人本图拉·加索。有几年，他是马西亚的亲近同事，虽然他的年纪足可当马西亚的儿子。后来他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文化部长。加索个子矮小，感觉极度敏锐，充满爱国热情，总是系着长长的蝴蝶结。我和他相处极为愉快。他的职业本是教师，很懂得跟儿童相处。他十分了解音乐，音乐品味极佳，那对他而言是种本能。

从一件事就能了解加索这个人。本德雷尔和巴塞罗那之间有一段路非常陡峭，而且路程相当远。我每次行经这条路，常想起还没有汽车或货车的年代，那时候要把蔬菜、水果和其他物资运送到巴塞罗那，得靠马匹或骡子拉车。我脑中会浮现出那些可怜的动物奋力爬坡的情景，车夫对他们大吼大叫，还会鞭打它们。我会想到它们的疲劳和痛苦，想到它们何等吃力地执行任务。在高处有间像咖啡馆的小店，车夫会在那里停下来吃点儿东西，给马匹饮水。有一天，我把这情景描述给加索听，对他说：“如果给那些动物竖立一座纪念碑，你觉得如何？它们为巴塞罗那带来如此丰富的物资，并且因此受了那么多苦。”本身就是诗人的加索想象着一番情景，喊道：“这个想法太好了！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做。”他一点儿也不犹豫，当下就做了决定，并且立刻下令拟订竖立这座纪念碑的计划。遗憾的是这座纪念碑最终没有建成，内战中断了这个计划，一如其他的计划和希望。

在马西亚、加索、阿扎尼亚这等人物的领导之下，西班牙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见证此事令人振奋，而更令人振奋的则是参与其中！当受邀担任政治职务时，我拒绝了，这违反我不任官职的原则。可是后来，我被请求担任音乐委员会的主席，那是加泰罗尼亚文化委员会底下的一个部门，我欣然同意。我们习惯每周在自治政府开会一次，每次三小时，加索经常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的目标是规划并组织各种推动加泰罗尼亚文化发展的力量。

从小我就珍爱艺术，而墨菲伯爵让我了解到教育的真正意义，如今我看见全国人民都能获得艺术和教育，不仅是那些富裕之人，还包括都市里的穷人和乡村里的农民。通过我的乐团和工人音乐会协会，我致力于把音乐带给大众，如今这个理想在全国各地各个阶段的文化实践中实现了。建造学校的速度要比在君主政体时快上十倍，在共和国的头几年，盖了将近一万所新学校！而且许多是盖在乡下和文盲居多的地方。在君主政权之下，加泰罗尼亚的学校禁止教授加泰罗尼亚语，只能教授作为西班牙语的卡斯蒂利亚语。剥夺一个孩子学习母语的权利，毁掉他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在共和国时代，这种情况也随之改变。如今学校教导孩童加泰罗尼亚语，虽然他们也学卡斯蒂利亚语，但是要先学加泰罗尼亚语。学校也教他们乡土的历史，包括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学者、英雄，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今加泰罗尼亚的旗帜与共和国的旗帜并列，飘扬在加泰罗尼亚上空。

共和国的大规模教堂计划中，有一个阶段特别令我兴奋。这一阶段由自由教育机构监督，这个机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末由一群大学教授创立，他们因拒绝宣誓效忠“王冠、教会与王朝”而被开除教职。该组织希望能把教育带进西班牙与外界隔离的落后村庄，领导人是伟大的艺评家曼努埃尔·科西奥。在共和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开始大力推行此计划，把戏剧带到最偏远的地区，并且协助村民建造学校和图书馆，由他们提供书籍。

在那段非比寻常的日子里，艺术家、教师、所有把文化带给民众的人，都受到政府机关的特别礼遇。我自己也受到极大的关切。在我一生中，曾得到各国政府所颁赠的荣誉，他们待我十分周到，事实上，我常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种褒扬。然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对待我的亲切，给我的爱与关怀，是我不曾在其他国家感受到的。为了我和我的音乐，他们什么都会去做，为了协助我的工作，他们连最小的细节也不会忽略。不仅政府官员如此，地方政府、工会组织、大学教职员也一样。我获颁的荣誉不计其数，多到令我尴尬，我说：“请别再做这种事了，已经太多了。”某些城市，有街道以我命名，像是巴塞罗那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帕乌·卡萨尔斯大道”；我受到许多市镇的公开表扬和市民礼赞。我被称为巴塞罗那之子，并成为马德里的荣誉市民。为此而在马德里举行的那场音乐会，我记忆尤为清晰。演奏结束后，欢呼声几乎能把人淹没，观众似乎永远不打算离开会场，他们一再鼓掌。然后，渐渐地，观众一小拨儿一小拨儿地离去，而总理阿扎尼亚坐在包厢里继续鼓掌，直到最后！

我叙述这些荣誉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因为它们显示出共和国对文化的态度。当时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人民的爱，对我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在君主政体时代，王室家族待我极其亲切，但这份温情不见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员的举止上。举例来说，当我巡回演奏抵达某个异国城市时，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无论是大使还是领事，到车站迎接我。可是在共和国时期，当我到外国去，只要我造访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馆或领事馆，我总会发现大使或领事在车站等我，而且他们会提供一部车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间尽可能地协助我。我的意思并非是自己像个显赫的贵宾，正好相反，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实上，当时我为了加泰罗尼亚的事务十分忙碌，因此不像从前那么乐于到国外旅行。不过，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别乐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苏格兰。就在那趟旅程中，我与阿尔伯特·史怀哲首次相遇。我们两人均受邀去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我的老友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爵士当时在那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他邀请我指挥爱丁堡的里德交响乐团，乐团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并献给我的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这个优秀的乐团由他创立并担任指挥。托维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学家，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在音乐方面的知识无人能及，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色的作曲家。他还是个极其优异的钢琴家，在某些方面是我听过最好的。我认为托维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我热切期待与史怀哲的会面。我不仅熟悉他关于巴赫的文章，对他这个人也极为佩服。在爱丁堡那一次，有好几场公开和私人的音乐会，我所演奏的巴赫让史怀哲非常兴奋。他恳请我留下来，因为他想听更多的巴赫，可是我无法停留，因为还有其他预定行程，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我就得去赶火车。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着走廊离开，此时我听见身后有跑步声。我回头看，是史怀哲，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看着我，带着那种动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极大的同情心。“如果你非走不可，”他说，“那么至少让我们亲昵地道别。”他说的是法文，“让我们在别离之前以昵称来称呼彼此。”[2]我们互相拥抱后道别。

从那一天起，我们便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之间相隔遥远，史怀哲大部分时间都在他创立的兰巴雷内[3]医院，我们后来只见过两次面。但我们经常通信，二战之后，我们共同致力于阻止原子弹试爆，并且警告世人核武战争的可怕威胁。

史怀哲真是个了不起的巨人！他确实是这个世界的良知。即使在我们这个苦涩的时代，单是想到他就足以让人对人性怀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们意见不同，我也毫不犹豫地表达出这些歧见。他们知道我虽然拥护共和政体，但我仍旧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亲密情谊，他们尊重我的情感。在共和国建立几年之后，马德里市政厅办了一场向我致敬的晚会。参会的人很多，政府高级官员也有到场。那是个美好的庆祝活动，一如这种场合的惯例，有许多人致辞。巴塞罗那市长发表了主要演讲。庆祝活动结束时，他们请我讲几句话。我不喜欢演讲，但他们之前所说的话让我深受感动，我想要表达心中的感受。我说起在本德雷尔的童年经历以及我音乐生涯的早期时光。我告诉大家我在马德里求学的岁月，还有我们母子所住阁楼上的邻居：那个鞋匠、那些制作雪茄的工人、那个在王宫工作的门卫。接着我说起在王宫度过的时光，以及我对阿方索国王仍然怀有的深刻感情。“我能有今天，我作为音乐家所获得的成就，”我说，“要感谢克里斯蒂娜王后，我对她的感谢远非言语所能表达。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我会永远怀着敬爱想起她。”我的话语被掌声打断，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是的，就连那些政府官员也站起来鼓掌，那些曾经用生命反抗君主政权、为了共和国而奋斗的人。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心胸宽大的人，他们接受全部的我。当他们鼓掌时，我哭了。我哭泣是因为他们的爱与谅解，也因为我以身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自豪。

西班牙共和国成立时正碰上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共和国的头几年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到处都是失业、饥饿与绝望，灾难在许多国家上空盘旋。在德国，民众在绝望中转而支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扩散。然而在西班牙，民众的情绪高昂且充满希望。我并不是说共和国是个万灵丹，也不是说共和政府不曾犯错，它是犯了许多错误。哪个政府不犯错？此外，在共和政府担任官职的知识分子也许过于理想主义，不够实际。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更重视原则而非实际。可是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在向前进。西班牙人民也知道。

然而，有一伙人的感受不同，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即反对共和政府的那股保守势力。他们强烈憎恶民主改革以及自身特权的削弱，密谋反对共和政府，利用共和政府的每一个弱点。一九三四年，这批人重新获得一点儿政治力量，他们便无情地加以利用。在戈代德将军和佛朗哥将军的指示下，军队引进了摩尔人部队和外籍兵团，用来镇压在阿斯图里亚斯罢工的矿工，屠杀了许多工人。当西班牙人民在新的选举中再度把票投给共和政府，那股保守势力和法西斯党人的阴谋更为强化，有挑衅、暴力、杀戮之举，外加阴谋诡计。有时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像座沸腾的火山。

一九三六年夏天，这座火山爆发了。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准备指挥一场音乐会。巧的是，该场音乐会就在蒙特惠奇宫音乐厅举行，五年多以前，我就是在那里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庆祝共和国宣告成立。而我将再度指挥《第九交响曲》，这一次是在政府的一场庆典上，典礼名称是“庆祝世界和平”。最后一次排练是在七月十八号晚上，在加泰罗尼亚合唱团的音乐厅。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天上午，收音机里传来马德里的消息，说摩洛哥有一场军事叛变，由法西斯分子的几位将军主导，据说他们正计划在西班牙展开一场全国性的叛变，打算推翻共和政府。那天，巴塞罗那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说由法西斯军官率领的部队已经在好几个城市发动叛乱。没有人知道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天黑之后，几条大道和广场上挤满了人：士兵、民防军、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到处是激动的群众，有男有女。每个人的收音机都开着。从街道上架设的扩音器里，政府向民众广播：“不要关掉收音机！保持冷静！叛国者在散播谣言，企图制造恐惧和惊慌！继续收听广播！共和政府掌控了局势！”

我穿过躁动不安的街道，前往加泰罗尼亚合唱团的音乐厅排练。我们练完了前面三个乐章，正打算排练终曲乐章，我刚把合唱团唤上舞台演唱那首合唱曲，此时一名男子冲进音乐厅，递给我一个信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是加索部长要我送来的。城里随时可能发生叛乱。”我读着加索捎来的讯息，他说我们应该立刻停止排练……所有的乐师应该马上回家……次日的音乐会取消。

那位信差告诉我，加索写完这封短信，叛乱已经在马德里发动，法西斯分子的部队此刻正朝着巴塞罗那行进。

我把那封短信大声读给乐团和合唱团听。然后我说：“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再相聚。我们要演奏终曲乐章，向彼此道别吗？”

他们大声喊道：“好，让我们把终曲演奏完！”

乐团和合唱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奏、合唱：“在你温柔的羽翼下，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泫然泪下，乐谱在我眼前模糊起来。

曲毕，我告诉那些就像家人的亲爱的朋友：“和平重降我们国家的日子将会来临。等到那天，我们将再次演奏《第九交响曲》。”

然后他们把乐器装进盒子，我们全都离开了音乐厅，走上街道。群众正在街上架设临时防御工事。

法西斯分子在巴塞罗那发动的叛乱，一天之内就被平息。这不仅是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的努力，也是城里的劳工的努力。这些加泰罗尼亚劳工绝大多数没有武器，当枪弹在街道上嗖嗖飞过，他们站在士兵身旁，拾起伤亡士兵的武器。在有些地方，他们赤手空拳地冲过去，攻下法西斯分子架满机枪的堡垒。工人驾着卡车冲进建筑物，把门撞破。广场和街道上到处都是死伤者。不过，到天黑时，政府军队完全掌控了整座城市，法西斯分子的指挥官戈代德将军和所有随行人员都被俘虏，戈代德将军是当天上午搭乘水上飞机在港口降落，领导巴塞罗那的叛变的。加泰罗尼亚总统康帕尼斯说服戈代德将军通过收音机讲话，告诉他的属下他已经被俘，继续战斗已经没有意义。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马德里电台得知马德里和许多其他城市的叛变也已经被平定。广播说，在某些地区，法西斯分子暂时夺取了权力，据说佛朗哥将军已经从摩洛哥率领外籍兵团和摩尔人部队在西班牙登陆。可是大多数人都觉得那场叛变已经失败，认为共和政府在短时间之内将重新掌控全国。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即将把大量枪支、坦克、飞机和几万大军运到西班牙来支持佛朗哥。我们也无法想象，由于英法等国的《不干预协定》，西班牙共和国经过民主选举而成立的合法政府竟无权取得武器。

凡是战争都很可怕，内战最为可怕。那是邻人反目、兄弟阋墙、父子成仇。接下来那两年半，折磨我亲爱祖国的就是这样一场战事。那是一场噩梦，充满无尽的恐怖，共和国的辉煌成就浸浴在血海中。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年轻人丧失生命，无数妇孺惨遭不幸，几十万人被迫流亡，这样的人类苦难实在无法估量。

在巴塞罗那局势平息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叛乱发展出骇人的情况。虽然叛乱已被平定，暴力事件却根本没有结束。许多人被这场反叛激怒，也为市民同胞之死而愤慨，现在他们想要报复，不顾社会法律而径自行动。有些人行为失控，尤其是那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的活动很激烈，不仅草率地处决了确切的共和国敌人，也处决了那些他们怀疑是同情法西斯分子的人。他们烧毁教堂，打开监狱，使得罪犯和青年流氓帮派在城市和乡村闯荡晃荡、抢夺劫掠。政府权威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混乱时期。

情势发展令我惊骇。我到自治政府去，敦促他们采取最强烈的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现在发生的事无可容忍，”我说，“这是可怕的犯罪行为，可怕的不公不义。无数的无辜人民在受苦。例如，在本德雷尔，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其他人夺取了全部车辆，病人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救助。你们必须派士兵去重建秩序。”

他们告诉我：“我们正在努力，可是局部形势有点儿失控。”

“你们在破坏共和国的好名声，”我说，“如果你们控制不了局势，就应该辞去政府职务。”

他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加泰罗尼亚就没有政府了……”

我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总部去。那些人那么奇怪！他们恭敬地听我说话，可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正当。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府当局，毫不遵守法律。“人民是唯一的法律。”他们对我说。说也奇怪，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些人就像小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练习大提琴，两名武装男子冲进我练琴的房间，说：“我们前来逮捕雷侬先生！”雷侬先生是个巴塞罗那商人，在附近拥有一栋度夏别墅。我告诉那两个人他不在我屋里。他们走了。没多久他们又回来，押着我的邻居，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哭泣。他们对我说：“我们想用你的电话打到本德雷尔去，要他们派一辆车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打算处决我的邻居。我说：“只有我可以使用电话，你们不行。你们不能把这个人带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对我怒目而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似乎感到有点儿不自在，说是奉了本德雷尔镇长的命令行事。我打电话给镇长。从我的语气他听得出我有多生气。他说：“噢，那两个人一定是弄错了。我是指示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把镇长的话告诉那两个人，请他们离开我的屋子，并且把我的邻居留在这儿。他们显然气坏了，但还是走了。这件事可以证明在那段日子里“正义”往往是如何实行的！

这类事情不仅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全国其他地区，政府的权威也在瓦解。政府发言人、工会领袖和知名人士通过广播向民众发出呼吁，力劝他们不要自行执法，要尊重政府权威。可是好几个星期之后，政府才真正重新掌控局势。

当然，在每一场战争中，双方都会采取暴行，事实上，还有什么暴行大过战争本身？可是说到西班牙内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发生在共和政府控制地区的那些暴行并非出自政府指示，而是那些不负责任、无法控制的人的行为，他们利用了那场混乱。政府对这些暴行深感遗憾，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然而，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情况截然不同。法西斯分子的领袖没有试图制止暴行，反而在他们的统治区鼓励残暴的镇压和迫害行为。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恐怖行为是官方政策的一种工具。他们有系统地计划并实施恐怖行动，不仅在其军事政府统治下的布尔戈斯、巴达霍斯、塞维尔和其他城市施行骇人的集体处决，还不断疯狂轰炸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其他在共和政府掌控下的平民中心。那些可怕的轰炸往往是由德国飞机或意大利飞机执行，成千上万无辜的男女老幼因此丧命。这是历史上头一次飞机轰炸，毕加索运用象征手法在他那幅名画《格尔尼卡》中表现出轰炸的情景。而且这预示着世人将在二战中再次悲惨地面对轰炸，它们是纳粹“恐怖政策”的表现。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音乐家。然而，说到西班牙内战，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件简单的事实，当时对我而言再清楚不过。那些试图以武力推翻一个由普选产生合法政府的人要为这场战争负责，由于阴谋起初未能得逞，他们便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我想，这个问题如今已无须争辩。当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费了一番功夫去解释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但我得说，当时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意义并无困惑。那时我坚信，哪个政府应该存在，应该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而非由军事叛变者的枪弹来决定，如今我仍旧这样想。对我而言，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是原则问题。在良知上，我怎么可能不这么做？

我拥有的武器一向就只有我的大提琴和指挥棒。内战期间，我竭尽所能地用它们来支持我信奉的理想——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我成为援救西班牙民主音乐家协会的荣誉主席，该协会在美国成立，成员包括谢尔盖·库赛维茨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曲家维吉尔·汤姆森、小提琴家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乐评家奥林·唐斯。我四处旅行，在欧洲、南美洲、日本举办慈善音乐会，为筹措食物、衣物和药品募款。到国外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家乡，与同胞共担可怕的苦难。加索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在国外能给国家更多的帮助。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想保护我，我跟他们争辩，但他们说服了我。我在国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怀着锥心的痛苦。我在报上读到那些蹂躏国家的战役，陷入烽火之中的市镇，遭到围困的城市里的饥饿儿童。在演奏之时，我知道炸弹正被投放。夜里我无法入睡。当我跟别人说话时，我常常觉得说话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我并不在场。音乐会结束后我会在街道上踽踽独行，心情沉痛。

我定期返回西班牙，每一次我都能看见饱受战争摧残后令人心痛的可怕痕迹。巴塞罗那大片地区成为废墟，到处都是建筑物的残骸。大批难民拥进城里，食物极为短缺。我在医院、剧院，以及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机构举办了音乐会。儿童的处境最为凄惨，令人不忍目睹。成千上万的孩童无家可归，成为孤儿，另有成千上万的孩童在无止尽的空袭中受伤、死亡。光是巴塞罗那，就遭受了几百次大型轰炸。有一次，接连三天不曾中断，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每隔三小时就来轰炸这座城市。当时巴塞罗那人民连一架能用来自卫的飞机都没有！而且也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根本无处躲避那些炸弹！

有一次，我在里塞奥歌剧院指挥一场排练，排练过程中炸弹开始在附近落下。整栋建筑都在晃动，乐师四下逃散，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在舞台上拿起一把大提琴，开始演奏一套巴赫组曲。那些乐师陆续回到座位上，我们继续排练。

人民的士气是奇迹。这不仅表现为士兵奋战时的英勇，还表现为城里各个街区普通男女的英勇。他们以何等勇气和尊严来做他们的工作！那有如史诗般壮阔……“别让敌人通过”这句话挂在人人嘴边。每个人都知道“宁可挺立而死，不屈膝而生”这句名言。这句话跟法西斯分子阿斯特赖将军那句恶名昭彰的祝颂语“死亡万岁！”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位将军建立了西班牙的外籍兵团。

我亲身经历的两段插曲就道尽了佛朗哥部队和共和政府军队之间的基本差异。

第一个插曲是关于莱诺将军，他是佛朗哥的助手，也是法西斯分子文宣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法西斯分子来说，他就如同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他令人厌恶，是个堕落之人。战争期间，他经常从塞维尔发出广播，那里由他指挥。他的广播往往是针对共和政府统治区的人民，充满了粗鄙的言辞和丑陋残忍的故事，一种低级幽默。他还会发出威胁，即关于佛朗哥麾下的摩尔人部队会对支持共和政府的妇女做什么样的事。他就是这种人！

一天夜里，我听见莱诺提起我。他说：“那个卡萨尔斯！我来告诉你们，如果我抓到他的话，会怎么处置他。我会让他无法再兴风作浪。我会把他的手臂从肘部砍断，两条手臂都砍断！”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那群助手哄然大笑，他们经常在他广播时围坐在他身边。这个故事牵涉到我纯属偶然，这显示出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心态和他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尤其显示出他们缺少人性。这种态度就跟纳粹的态度一样，就像戈林元帅所说的：“听到‘文化’这个字眼，我就伸手去掏手枪！”

第二个插曲和共和政府有关，事情发生在那场战争极为关键的一个阶段，一九三八年秋天，当时局势对忠于政府之士越来越不利。有一天，加索问我愿不愿意在一场为儿童援助协会举行的特别音乐会上演奏，那场音乐会将通过收音机广播出去。我说当然愿意，但起初我并不知道政府在计划些什么。他们在收音机和报上宣布我将会演奏，也宣布音乐会进行的那两个小时里，共和国统治区将全面停止工作！工厂里的工人将放下他们的工具，政府办公室里的活动将会停下，所有的事情都先停下来，让人人都能聆听音乐！对我而言，那场音乐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显示出奋力求生的男男女女在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之际，能够找出时间来展现他们对艺术与美的爱。那证实了人类不可屈服的精神。

那场音乐会于十月十七日下午在里塞奥歌剧院举行。音乐厅里挤满了人，观众中有许多士兵，他们当中很多人受了伤，还躺在担架上。政府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在场，包括总统阿扎尼亚和总理内格林，还有高级军官。我演奏了两首大提琴协奏曲，一首是海顿的作品，另一首则是德沃夏克的作品。中场休息时，我通过收音机向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发出一则讯息。我用英语及法语说：“不要犯下任由西班牙共和国被谋杀的罪行。如果你们允许希特勒在西班牙获胜，你们就会是他的疯狂的下一个牺牲品。战争将会蔓延到全欧洲，全世界。请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唉，那则讯息无人理会。在英国仍是张伯伦政府执政，他们刚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并不想触怒他。英法两国绝大多数人民都渴望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可是《不干预协定》仍旧拒绝向我们提供武器。几千名美国青年组成了林肯旅志愿军，加入国际旅志愿军，为了西班牙的民主而战。可是由于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政策，尽管罗斯福总统对我们表示同情，但共和政府还是无法向美国购买军备。许多年后，我读到罗斯福总统在战争结束时对他的内阁成员说，那次武器禁运是个严重的错误……共和政府只能从墨西哥和俄国买武器，而这些军备远远比不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持续供给佛朗哥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假如当初西方民主国家出手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结局会怎样？能否阻止二战发生？当然，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很显然，希特勒也许会在可怕的战争发生前就得到阻止。我们知道，当他吞下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时，他就应该被阻止。西班牙显然是最后的机会。而历史肯定会记载一件事：是西班牙人民最先拿起武器来捍卫民主，对抗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西班牙人民的牺牲和英勇给世人做了示范，热爱自由之人切莫忘记在西班牙参与那场孤单惨烈之战的男男女女。我没有一天不想到他们。那些亲爱而高贵的朋友，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们永远与我同在。

内战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我人生中最不寻常的事。巴塞罗那随时会被攻陷，佛朗哥的部队集结起来要大举进攻，整座城市遭到意大利飞机的持续轰炸。就在这种情况下，巴塞罗那大学校方捎信给我，通知我他们想在学校解散前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作为校方的最后一项举措！我被匆匆护送到大学去。教职员集合起来参加我接受那张证书的典礼，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有妻儿要撤离，已经没有时间把证书印出来，那张证书是手写的。这样的荣誉有可能用言语来致谢吗？

几天之后，我在圣萨尔瓦多跟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道别，离开故乡前往法国。那是三十多年前了。从那之后，我就流亡在外。

[1]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5）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二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时期。

[2] 法文中，第二人称有敬称与昵称，使用昵称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有大进展。——译者注

[3] 加蓬西部城市。

第十二章 流亡，以及流亡以外的

我们要跋涉多远，经过陌生的国度，感觉如此疲惫。

这个充满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剧性的逃亡，看着难民大批逃离故乡！每一场大逃亡都是人类苦难的长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难民的逃亡尤其骇人。在严冬中，五十多万名难民越过比利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过山中狭路。离开巴塞罗那的路上全是大批难民，有些搭乘汽车、卡车和马车，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徒步而行，带着少得可怜的随身物品。许多患病和年迈之人在这个悲哀的行列中死去。夜里，在冰冷的雨雪中，难民睡在乡间道路上，或是公路旁边的原野上。逃往法国边界的途中，他们挨饿受冻，还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飞机的轰炸。

而西班牙最优秀、最高贵的人民就在这批难民当中，士兵和诗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农民，他们拥护自由，不愿向暴政低头。

你或许会以为当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达法国后，他们会得到同情和尊敬。唉，事情却并非如此。法国的达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们对这群反抗法西斯的难民没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愿地给予西班牙共和国人民政治庇护，乃是迫于舆论压力。这些边境发生的事，都是那些饱受惊吓来到巴黎见我的同胞告诉我的。“我们的同胞被送进有武装警卫的集中营里，”他们告诉我，“他们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们是敌人或罪犯。”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种事，可是没多久我就亲眼看见了那些集中营。

我在内战即将结束前抵达巴黎，我亲爱的朋友莫里斯·埃森伯格夫妇坚持要我住在他们家。他们以善良心灵的温暖，满怀爱心地照顾我。然而，再多的关怀也无法抚平我心中的痛苦。席卷祖国的那场灾难淹没了我。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展开的报复行动，也知道有几千名男女遭到监禁或处决。暴君和邪恶之人把我心爱的国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起初我不知道我两个弟弟和他们家人的情况，我听说法西斯部队占领了我在圣萨尔瓦多的家。想象这些事情实在太过可怕，但我无法将它们从脑海中逐出。这些事在我心中汹涌起伏，仿佛自己淹没其中。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放下所有的窗帘，坐着凝视黑暗。也许我希望在黑暗中遗忘这一切，从而减轻痛苦。然而，无穷无尽的景象在我眼前闪过：我在战争中目睹的恐怖、儿时的情景、亲爱之人的脸孔、废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妇孺。我在房间里待了好几天，走不出房门。我没办法见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谈。也许我正濒临疯狂或是死亡，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最后，埃森伯格夫妇说服我跟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老友瓜罗见面。后来他告诉我见到我时他有多么震惊，他几乎认不出我来。他跟我谈了好几个钟头。“你不能再待在巴黎了，”他说，“你得马上离开。”他劝我到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去，在靠近西班牙边界的法属加泰罗尼亚。这个村庄的名字是普拉德。“你知道的，在那里很多人都会说我们的语言。”他说，“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加泰罗尼亚。”我说这没有用，但他很坚持。“你会跟那附近难民营里的同胞靠得很近。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他们迫切需要帮助。”最后我同意前往。

于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来到了普拉德。当时我无法想象自己将会在这个比利牛斯山的小村镇上度过十七年岁月。尽管心怀悲伤，但我还是在周遭环境中找到安慰。蜿蜒的卵石道路、红瓦白墙的房舍，还有当时正在开花的金合欢，普拉德就像我儿时熟悉的加泰罗尼亚村庄。乡间的风景我也同样熟悉，果园和葡萄园构成的美丽图案，峭壁耸立的荒野山峦，古老的罗马时期的碉堡和中古时代修建的修道院矗立在山边，有些地方就像是我故乡的翻版。的确，几世纪以前，这个地区曾经是加泰罗尼亚王国的一部分。

我在普拉德仅有的一家旅馆租下一个房间。旅馆名叫豪华旅馆，设备也许不算堂皇，但是从我的小房间望出去的景色肯定配得上一位国王。就在附近，卡尼古山高耸入云，这座壮丽的山对加泰罗尼亚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深爱的加泰罗尼亚诗人哈辛托·贝达格尔就曾用诗歌歌颂它。山头上栖息着圣马丁修道院，孤绝而雄伟，是居弗瑞公爵于十一世纪时所建。这位公爵的曾祖父创立了加泰罗尼亚王朝，根据传说，他设计了加泰罗尼亚的旗帜，黄底上有四道红色条纹。他在战役中受了重伤，用手指蘸了自己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画出四道条纹，宣称：“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抵达普拉德后不久，我去了几座难民集中营。在那儿附近有好几座，分别位于里夫萨尔特、维尔内、勒布卢、塞普特丰德、阿赫莱斯，西班牙难民被限定居留在那儿。我所目睹的情景不啻于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景象。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被迫像动物一样群居在一处，四周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住，住在——如果你认为这样也称得上是“住”的话——帐篷和摇摇欲坠的陋舍中。那里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医疗设施，缺乏饮用水，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住在里面的难民免于挨饿。阿赫莱斯的难民营就很典型。十多万难民群聚在海滩沙丘之间的空地上。虽然是冬天，却没有任何遮蔽，许多人在湿湿的沙地里挖了洞，抵御骤雨和寒风。他们用来生火取暖的浮木很快就用尽了，许多人由于露宿、饥饿、疾病而死。在我抵达时，佩皮尼昂的医院里仍旧满是病患和濒死之人。

看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可怕情况时，我知道我只有一个任务。连同几个跟我一样幸而能拥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着手组织为难民提供帮助。豪华旅馆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开始寄信给在法国、英国、美国的各个组织及个人，我自己就写了好几百封，叙述这些难民的悲惨处境，请求对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应十分热烈，食物、衣服、医疗用品和金钱涌至普拉德。我们不停地工作，夜以继日，继续处理无尽的书信，把一箱箱物资装上卡车，送到那些难民营去。有时我会跟着卡车到难民营去，协助发放物资。当然，物资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有那么多！

我尽可能常去难民营。尽管那些苦难惨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后我夜里都无法入睡，但是我知道营中的难民多么渴望有一个住在营外的同胞跟他们交谈。我开始跟许多难民通信，因为路途遥远，我无法定期去探视那些住在远处集中营里的难民。我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写信和卡片，寄救济金给他们，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试图借此减轻他们的苦难。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么感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等的勇气和尊严来承受他们的命运！

一段日子之后，加泰罗尼亚诗人霍安·阿拉韦德拉加入了这项工作，在巴塞罗那时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艺。在共和国时期，他曾是总统康帕尼斯的助手，战争结束时，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穿过边境逃脱了。他很熟悉难民营里的情况，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自己就曾在难民营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想尽了办法才出来。如今他也在豪华旅馆租下一个房间，与我相邻，我们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尤其关心我的健康，当时我有严重的头痛及眩晕的毛病。他认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当然，我无力做得太多，事实上，和难民营中的人相比，我过得是多么舒适！他给了我一根手杖，万一我夜里需要帮助，可以敲敲房间的墙壁。

偶尔，为了筹到足够的救助基金，我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举行慈善音乐会。我接获许多邀请，要我去其他国家演奏，但我无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离开都不过几天而已。再者，我当时觉得演奏真是很困难，因为我写了太多信，以至于双手容易颤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内战结束不到半年，我担心的灾难降临了，我曾经发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进军西班牙，将会发生什么事。希特勒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家及友人纷纷写信给我，劝我离开法国，到他们的国家定居。他们如此关怀我的福祉，并给予让我继续从事音乐工作的良好机会，我深受感动。我记得有一个来自美国的邀约，以大约二十五万美元的酬劳请我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时候，此刻我都更应该留在法国。我的音乐事业在法国展开，在那之后世上所有的门都为我敞开，我许多亲爱的老友和旧识都在这里。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她蒙难之际，我怎么能够离开她？更重要的是，我对难民营里那些同胞负有责任。我继续跟那些难民一起工作，偶尔举办慈善音乐会。

一九四〇年夏天，战情出现不幸的转折，使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新情况。希特勒的军队突然转向西方，一个月之内，他们横扫了荷兰和比利时，并且深入法国。盟军在各战线节节后退。法国的抵御似乎就要瓦解，传言是因为高阶人士卖国。六月初的某天，我们接获消息，说德军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国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国就要投降了。也有报道说佛朗哥随时会对法国宣战，跨越比利牛斯山，占领法属加泰罗尼亚。

阿拉韦德拉和我决定离开普拉德，如果留下来，显然我们将落入纳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听说我们能够搭船离开，尚普兰号会从波尔多驶往美国，随时可能启程。可是我们要如何抵达波尔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众交通运输方式全部停摆。阿拉韦德拉找到两位愿意跑一趟的计程车司机。我们烧掉档案中所有的书信，因为我们害怕会连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难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军队进入普拉德，他们可能会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点儿个人物品之后，我们连同阿拉韦德拉的妻儿和几个朋友，一起搭乘两辆计程车离开了。

在波尔多我们见到一片混乱。好几千人在城里乱跑，许多人是为了躲避德军而向南方逃，试图离开这个国家。街道上满是载着家具和其他个人物品的卡车、马车和汽车。到处都极端混乱。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说纳粹的装甲师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说这座城市很快就会遭到轰炸。阿拉韦德拉设法为我们这群人取得护照，我病得太厉害，帮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尔托就在波尔多，前去拜访。阿拉韦德拉知道柯尔托认识法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请他帮助我们，可是柯尔托竟然说他无能为力。阿拉韦德拉告诉他我病得有多重，他只说：“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祝他安好。”柯尔托并没有来看我。当时我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然而没多久，柯尔托就成为与纳粹合作的通敌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样对我。有些人出于恐惧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实在很可怕。

阿拉韦德拉还是设法替我们弄到了护照和尚普兰号的船票。当我们正准备前往码头时，坏消息传来：德军的飞机把尚普兰号炸沉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全都又饿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尔多找到旅馆房间或其他栖身之处——就连在咖啡馆都买不到食物。我们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普拉德。我们又回到计程车上。回程显得无比漫长，路上挤满了军队和难民，我们的车子缓缓爬行，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里我们睡在车上，终于在第二天午夜抵达普拉德。

当我们把车开到豪华旅馆前面时，发现大门紧锁。阿拉韦德拉用力敲门，旅馆老板在一扇窗户里张望。阿拉韦德拉告诉他我们回来的原因，老板说我们的房间已经租出去了。阿拉韦德拉问我们能否要几张床过夜，并告诉老板我生病了。

“德军随时可能抵达，”老板说，“要是他们知道我曾经收容卡萨尔斯怎么办？大家都知道他是纳粹的敌人，我得顾及我的家人。”

此时邻近一家烟草店铺的老板被我们吵醒了，他愿意收留我们过一夜。“你们得理解一下，”他说，“我没有多余的床铺，可是你们至少不必露宿街头。”

于是我们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许多年来，众人都对我十分慷慨，给了我许多礼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个烟草商让我们在他朴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为珍贵。

第二天，我们在普拉德的一间公寓找到暂时栖身之处，不久后，我们设法在镇郊租到一栋房屋。那是栋小小的双层楼房，离街道有点儿距离，周围是迷人的古老庭园和树木。阿拉韦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楼，我搬进屋檐下的房间，带着我的大提琴和我买的一架旧钢琴。这栋屋子叫作科雷特别墅，往后十年我就住在那里。

随着法国投降，维希政府[1]在年迈的贝当元帅的领导下成立，我们在普拉德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虽然法国南部尚未被纳粹占领，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权力。我再度试图尽可能地协助集中营里的西班牙难民，在佩皮尼昂、马赛和其他城镇举行慈善独奏会，可是要帮助他们越来越难。那些难民的恶劣处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许多人被迫在所谓的劳动大队工作，那其实比有组织的奴役好不到哪里去。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身边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有些民众公然对我表现出敌意，另一些原本与我友好的民众从我身边经过时会别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也知道他们害怕若跟我有关联，可能会导致他们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涩的日子，我不时觉得衰老且与世隔绝。

事实上，外界显然也有些人与人隔绝了，至少可以说他们无从得知我的情况。后来我听说美国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说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里受苦，等待处决！是的，事情永远可能比实际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写了一封信给《纽约时报》否认那则谣传，说我仍是自由之身，并且不时为难民举办慈善独奏会，那时埃森伯格已经移民美国。

当然，生活并不全是那么凄凉。我想，即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生活也不会全然凄凉。普拉德居民当中有少数朋友还是会偷偷来看我，他们的来访温暖了我的心。再说，我有阿拉韦德拉和科雷特别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还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罗尼亚人和我保持联系。其中之一是我亲爱的老友——诗人加索，他是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文化部长。有一次，我们长久的战友情谊给我们带来了麻烦！跟加索为友期间，我们总是能给彼此灵感，只要我们聚在一起，就会想出令人兴奋的主意。在普拉德时，有一天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主意。距离镇上几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脚下，坐落着古老的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那是一栋建于九世纪的加泰罗尼亚修道院，在中古时期成为艺术与宗教中心。后来几个世纪里，这座被废弃的修道院因年久失修而变得破败。在西班牙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里波尔镇的居民把一台很美的钟架设在修道院的塔楼上。加索和我一致同意，如果我们现在去那座修道院把钟敲响，就能作为一种爱国的表示，让我们的同胞知道加泰罗尼亚的爱国精神永远不死。这是个多好的主意啊！于是我们就去把钟敲响了。那一刻我永远难忘，在那些古老且安详的柱子和拱门之间，阴影下的回廊石板已经被磨损，而洪亮的钟声响彻四周的山坡！可是维希政府当局不像我们那么欣赏那一刻。当他们从当地居民那儿得知我们做的事，一场风波涌起，佩皮尼昂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我和加索是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指称我们是刺客！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一个是加泰罗尼亚诗人，一个是加泰罗尼亚音乐家。

当时我们唯一的定期消息来源是维希政府的宣传工具，比如佩皮尼昂的报纸。读这些报纸令人无比沮丧，就跟收听维希政府所掌控的广播一样。不过，我们还有另一个非官方的消息来源，那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就算在最艰苦的时刻，它总能维持我们的士气，鼓舞我们的希望。我们那么珍惜伦敦播送的每一则夜间新闻！一九四一年，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得知俄国和美国加入了对抗轴心国的战争，那时我们就知道击溃法西斯黑暗势力只是时间问题。次年我们也是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包括盟军军力提升、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惨败、英美联军在北非大胜。听到这些新闻我们是何等雀跃！

然而，后来的发展冲淡了我们的喜悦。那年冬天，希特勒预期联军将会在欧洲大陆登陆，为了自保，他占领了整个法国南部。德军驻扎在普拉德，我头一次生活在那些佩戴着令人憎恶的纳粹标志的人当中。自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我就拒绝去德国演奏，德国是贝多芬和巴赫的出生地，对我而言原本是那么亲切。现在纳粹来到了这儿，我们可以说是德军的俘虏。

如果说在那之前我们的处境很艰难，那么如今我们的处境就是几乎无法忍受。纳粹一直监视阿拉韦德拉和我，他们知道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为敌。再者，法国乡间的抗德游击队开始行动，有西班牙难民加入他们，这些难民有的是从集中营逃脱，有些则是偷偷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德军怀疑我们跟这些游击队有联络，纳粹的秘密警察定期来搜查我们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们希望找到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我当然猜不出这种人的内心在想什么。总之，他们让我知道，假如他们果真找到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就有苦头吃了。一个伪装跟纳粹交好的法国人告诉我，阿拉韦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纳粹黑名单前列，必要时他们会逮捕或处决我们。

我一直认为自己会被逮捕。可是，也许纳粹害怕此举会引起舆论的责难，他们知道我在世界各国有许多朋友。例如，纳粹占领普拉德之后不久，美国一群知名音乐家就曾经请求德国政府让我离开法国，并且准许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这群音乐家包括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奥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纳粹德国，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旧以爱乐人士自居。

虽然我有人身自由，我只算是遭到软禁，但是我的生活实际上已经处于挣扎求生状态了。在纳粹来之前，食物就已经很匮乏；如今在纳粹统治下，食物配给变得更加严苛。他们把物资分配给讨他们喜欢的人，不在乎其余民众挨饿。在科雷特别墅，我们大多时候靠水煮芜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维生。牛奶或肉类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如果我们找到一两颗马铃薯，就值得庆祝了。我们生病也没有药物。在冬天里的另一个麻烦是寒冷。我们没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会出门，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从树上掉落的树枝。我在室内室外都穿着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风湿病开始折磨我，虽然我仍坚持练习，但是演奏大提琴对我来说日渐困难。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事后回顾，我认为这件事对支撑我度过剩余的战争岁月有很大帮助。当时我开始谱写那部神剧《马槽》。在那种局势下，我心中无疑需要从事这类工作。不过，决定谱写这出神剧是个偶然的际遇，这种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韦德拉和我从友人处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筹办一个加泰罗尼亚语言与诗歌艺术节，将给以加泰罗尼亚语写作的作品颁奖。阿拉韦德拉提交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在他从西班牙越过比利牛斯山时随身携带的笔记簿里，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那是好几年前他在巴塞罗那写的长诗，为了他五岁的女儿玛西亚而写。事实上，他是应女儿的要求写的，让他们能在圣诞夜时于他们搭建的迷你马槽边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艺术节上，阿拉韦德拉的诗获得一等 奖。当我听见那首诗在艺术节中被朗诵，深深被它的美感动，它是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深刻，一如耶稣诞生的故事本身。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给这首诗的文字谱上曲。我没把这件事告诉阿拉韦德拉。艺术节隔天，我偷偷在房间里开始谱曲。下一个月是六月，在阿拉韦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拥抱他，祝他生日快乐，然后说我要送他一件令他惊喜的礼物。我领着他到钢琴旁边，弹奏那首曲子的开头片段，同时唱出他那首诗的文字。然后我跟他说我计划给整首诗谱上曲。

接下来两年里，我都在谱写这首曲子。要维持工作进度并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时候我过于饥饿、疲倦，无法好好专注在音乐上。不过，每天早晨，趁着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在钢琴上弹过巴赫之后，我就努力作曲几个小时。尽管我们生活物资匮乏，承受着疑惧和忧伤，但作曲滋养着我的精神。在战争的残暴当中，我写着关于那位“和平之子”的音乐，就算人类的苦难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类漫长苦难结束的一日，而人类终将获得幸福。

每当圣诞节来临，我和朋友会以我那出神剧已完成的部分为基础，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我们聚在我房间里，围着钢琴唱歌，唱着约瑟夫和那些渔夫、工匠、农夫，此外还有三位博士跟天使的合唱。我们在骆驼与牧人的合唱中齐声唱出那个哀伤的疑问：

我们要越过的山岭

是多么陡峭……

我们要跋涉多远

经过陌生的国度

感觉如此疲惫

一天上午，我正在房间谱写《马槽》，听见一辆车停在房前。我从窗户望出去，三名德国军官下车走近房子。他们敲了前门，问我是否在家。我担心朋友或许会隐瞒我在家的事实，怕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我朝着楼下喊道：“请他们上来。”当我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心想这也许就是我所害怕的那一刻。

那些军官进了我的房间，他们并拢鞋跟，行了希特勒的举手礼。两名军官还很年轻，另一名是中年军官，全都穿着干净的制服和闪亮的靴子。他们是营养充足的壮汉，似乎把我的小房间给塞满了。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举止有礼，甚至带着尊敬。

他们说：“我们是来向你表示敬意的。我们十分仰慕你的音乐，曾经从父母那里听说过卡萨尔斯，他们曾听过你的音乐会。我们想知道你是否过得舒适，是否缺少什么东西。也许你需要更多煤炭，或是更多食物。”

我说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么。我心中纳闷他们究竟有何意图。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的房间，其中最年长的那人显然是领头的，他问我：“你为什么留在这样狭小简陋的住处？为什么不回西班牙？”

我说：“我反对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势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会回去。可是如果我现在回去，我就得表达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说出自己信念的人会被关进监狱，甚至更惨。”

“可是你肯定不会想要住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这里甚至没有人听你的音乐。”

“我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他们旋即切入正题，说道：“你知道，你在德国很受敬爱，人人都知道你的音乐。而我们代表政府来邀请你去德国为德国人民演奏。”

我说：“恐怕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去德国这件事所抱持的态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样。”

一阵沉默，气氛紧张。他们交换眼神，我感觉到他们在克制自己。

然后领头的那名军官说：“你对德国有错误的看法。元首对艺术及艺术家的福祉极为重视，他尤其热爱音乐。如果你到柏林来，他会亲自去听你的演奏。你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我们接到命令来告诉你，有一列铁路专车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这些人不像在恐吓，反而显得可笑。他们居然以为一列铁路专车就能改变我的决定！这种想法是那么粗糙，那么幼稚。我说：“不，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们要知道，我最近为风湿病所苦，目前无法举行任何演奏会。”

过了一会儿，他们放弃了说服我的尝试。

接着，领头的军官问我能否帮他们在照片上签名。我推断他们是要拿给上级看，证明来过这里，就照办了。

“既然我们在这里，”他又说，“也许你愿意赏个脸，为我们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个纳粹军官其实是想听我演奏。

我告诉他，我肩膀的风湿毛病让我无法演奏。

他走到钢琴前面，坐下来，弹了一段巴赫的咏叹调。等他弹完，他说：“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吗？”

我把大提琴从琴匣里取出，放在床上。

他们盯着我的大提琴看。“这就是你在德国演奏时用的乐器吗？”

我说是的。

他们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两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后他们总算离开了。可是他们上了车，并没有马上开走，而是在车子里坐了好几分钟，又下车，朝着屋子走回来。我走到门廊上，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请我继续站在那里，然后照了好几张相。我猜他们是想拿这些照片作为他们来过此地的另一项证明。之后，他们就开车离开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普拉德的气氛一日比一日紧张。法国抗德游击队在周围乡间的活动愈加频繁，德军以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报复任何疑似协助游击队的人。几乎每天都听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质遭到射杀。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偷偷来见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是维希政府民兵的一员。他才十七岁，加入民兵团是为了避免被送到德国服劳役。他非常激动。

这个年轻人告诉我，民兵队长通知他，在普拉德随时会有大拘捕。民兵队长说我也在逮捕名单之列。“我们会给那个卡萨尔斯一个教训，”队长说，“让他知道反对我们会有什么下场。”

那个年轻人很勇敢地为我说话。“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家，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告诉队长，“如果你伤害他，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他相信这番抗议发生了一点儿作用，但他没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话，快去躲起来。

我谢谢他跟我说这些，且尽我所能让他冷静下来。

在那之后不久，冲突到了顶点。纳粹在一次野蛮报复行动中，烧毁了附近一座村庄，枪杀了许多居民。几个晚上之后，一群游击队员冲进普拉德，攻击纳粹秘密警察总部，杀死了两名军官，并击伤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确信纳粹将会在普拉德进行残酷的报复，镇上弥漫着恐怖气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韦德拉和我自忖随时会被逮捕。

随后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会决定众人的命运。普拉德的镇长是个退伍军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见指挥这一区的德国将领，说他个人愿意承担起普拉德遭游击队突袭的责任，前来自首。德国将军显然很佩服这位镇长的举动。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镇长没有被收押，纳粹也没有对普拉德的居民采取任何行动！几个月之后，当德军从镇上撤离后，那位镇长竟被视为通敌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长期监禁。这就是战争的荒诞！

普拉德重获自由之后，那个曾为我挺身而出的年轻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敌。当我得知他被审判，我写信给法庭的审判长，表示我想做证为他辩护。我被传唤去佩皮尼昂，在审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轻民兵之外，还有三个年轻人也一并以通敌的罪名接受审判。我跟他们坐在法庭里同一张长凳上。知道这些年轻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么令人难过！他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判死刑，是的，他们被枪决了。只有我为其做证的那个年轻人得以幸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几年后获释，出狱后他来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说。我跟他说也许我只是偿还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许他也曾救了我一命。

就这样，在几千万生命中，有两人得以幸存！这个想法能给人多少慰藉？

[1]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后文的贝当元帅担任政府元首。

第十三章 白鸟之歌

白鸟曾喑，一朝齐鸣。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战争中，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几乎已经过了十年，当和平终于降临欧洲时，真像是一场梦。法国举国欢庆，大家陶醉在胜利和自由的气氛里。一夕之间，我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仿佛人人都恨不得多为我做点儿什么，行程排满了访问、接待、各种机构赠予的学位、豪华的盛宴。在那些宴席上，有时我会想到，就在几个月前，为了此时桌上吃剩的半条面包，我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走在祝福我的群众中，不管我去到哪儿，那儿都飘扬着加泰罗尼亚的旗帜。法国政府颁给我荣誉军团大军官勋章，好几个法国城镇封我为荣誉市民，其中之一就是佩皮尼昂。当地报纸以大标题欢迎我，之前我敲响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钟时，污蔑我是恶棍和刺客的也是这份报纸！

我固然深深感激这些殷勤的关怀和友好的表示，但我的心里却被别的事情占满。我那些流亡在外的同胞迫切需要帮助，他们或是从集中营获释，或是从德国的奴工营归来，没有几个人有能力维持生计。许多人或病或残，处于半饥饿状态。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的处境也很悲惨，衣食无着、无家可归。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举行慈善演奏会，为了救援西班牙难民，也为了红十字会和其他类似机构。我去一些城镇拜访为西班牙孤儿设立的孤儿院，那些幼小的身影，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出悲剧。看着他们忧伤的眼神，谁能够为了自己的幸运感到安慰？祖国那些囚满了我的同胞的监狱也常萦绕在我心头。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几百万人奋战、牺牲，如今我最渴望的是看见我的同胞挣脱法西斯的暴政，重获自由。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受邀前去英国访问。距离我上一次造访这个可亲的国家，似乎已经过了一整个时代。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多么期待见到我那些老友！当我去法国的英国航空公司购买机票时，对方说：“什么？你打算付钱吗？这绝对不成！你是我们的贵宾！”在伦敦机场，当我把行李提交海关检查时，海关人员露出微笑，摇摇头。他们不打算检查我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纳粹轰炸过伦敦，但此刻所见的惨况仍令我难受。建筑物的残垣断壁，巨大的弹坑和成堆的瓦砾，整片街区荡然无存。这一切都让我想起我在巴塞罗那目睹的轰炸。然而，又一次，就在英国的废墟之间，我发现再多的轰炸也毁不掉人类的精神。从英国人的谈话中，你绝对想不到他们经受的严酷考验，他们根本不提做出的牺牲和遭受痛苦。事实上，他们似乎焕发出乐观的精神和愉快的心情。我知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也是因为任何事都无法击倒这样的人民。

在《伦敦爱乐新闻》的一次访谈中，我说了一段话，表达我对英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我提到在纳粹占领区时，我们是如何依赖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字一句，而伦敦对我们来说就是自由之都。“今天，”我说，“伦敦是希望之都。”我说到另一件我所关切的事，即英国音乐家在战争期间扮演的光荣角色。我对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成员说：

“我在比利牛斯山小小的避难所，时时刻刻关注着伟大的英国所经历的一切，我认为你们这个顶尖交响乐团和独奏家创造的无数成就，就跟贵国政治与军事领袖的行动一样重要。我知道各位在敌军轰炸之下，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演奏，维持伟大的音乐于不坠，我也知道，战时的苦难岁月为那些音乐大师的作品培养出几百万名新听众。

“我在英国好几个城市举行过演奏会。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那一场。我上一次跟管弦乐团合奏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琉森音乐节，当时的指挥是阿德里安·博尔特爵士。如今时隔六年，他再度指挥。音乐厅里坐满几千名观众，而挤在外头的人似乎还要多。我演奏舒曼和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返场曲，我还演奏了一首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我演出结束离开音乐厅时，街上的群众是那般拥挤，警察费了好些时间才得以让我乘坐的车通行。我不急，我可以在那些神采焕发的人群中待上几个钟头！

“那愉快的一晚有件事尤其让我记忆深刻。音乐会结束后，一位老先生在舞台门边等我，他蓄着白胡子，身披飘垂的斗篷。‘你还认得我吗？’他说。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友，大提琴家鲁维奥！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将近六十年前，我那时还是个十一岁男孩，在巴塞罗那的托斯特咖啡馆演奏。‘对，’他说，‘那一夜我告诉阿尔贝尼茨，总有一天，这个小家伙会造成轰动！’

“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那场音乐会之后几天，我受邀去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演奏，并通过广播向我那些在加泰罗尼亚的同胞说几句话。演奏完毕，我凑近麦克风，起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一刻令我难以承受。我点燃了烟斗，稍微平复了心情，帮我找回心中的声音。‘我的思绪飞向你们，我亲爱的同胞，不管你们是流亡在外，还是在我们所爱的故国。’我说，‘我从卡尼古山下的隐居之处——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来到此地。首先我想要谢谢殷勤接待我的英国主人，他们面对战争的残酷考验，展现出如此的英雄气概，凡是珍惜自由与正义之人都应该感谢他们。如今我们期望他们能维持和平，重建欧洲的道德。’”

最后我向我的同胞说了下面这段话：“你们现在听见的是我们那首古老的旋律《白鸟之歌》，我希望这能够表达我们对加泰罗尼亚的爱。这份情感让我们以身为她的子民为荣，并且将我们紧紧相系，如今这份情感让我们一起合作，并结为兄弟团结在一个信念之下，为了和平的明日，那时加泰罗尼亚会重新成为加泰罗尼亚。”

然后我演奏了《白鸟之歌》，那首唤起人们美好回忆的加泰罗尼亚民谣。从此，在每一场音乐会结束时我都会演奏这首曲子。

返回普拉德之后，一段插曲唤起了我对战时最黑暗的日子的回忆，令人悚然心惊。一天上午，我在小屋里，前门响起敲门声。我打开门，站在那里的是柯尔托。

见到他让我感到万分痛苦，那段悲伤的过去突然浮现在我眼前，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我们站在那里，彼此相望，没有说话。我示意请他进我房间。

他嗫嗫嚅嚅地说起话，眼睛看着地板。他苍老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疲惫。起初他尝试为自己所做的事找借口，但我阻止了他。

然后他冲口说出：“是真的，卡萨尔斯，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是个通敌者，我跟德国人合作。我很羞愧，羞愧至极。我是来请求你原谅的……”他再也说不下去。

我也觉得很难说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很高兴你说了真话，正因为这样，我原谅你。让我们握手吧。”

那年十月为了另一次巡回演奏，我又去了英国，为在战时英勇殉国的皇家空军飞行员遗族筹募基金。那是我对这个高贵的国家表示感激的一点儿小小心意。

自从德国被击败，转眼过了快六个月，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有理由让人为战后的世界深深担忧。在广岛和长崎瞬间毁灭了几十万人性命的原子弹为全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那年夏天我到英国各地旅行时，也有其他的发展令我深感不安。在战时的黑暗岁月中，我渴望胜利，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意味着那些受其奴役的国家将重获自由。可是如今，强大的势力似乎在阻挠联合国达成曾誓言之目标。虽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击溃了，但是他们在西班牙扶植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却仍然掌权。更明显的恶兆是，如今其他国家对佛朗哥政权表示出和解之意。政坛的重要人物谈起佛朗哥时还带着敬意，报上文章也称赞佛朗哥的成就。我自问，难道西班牙人民注定要继续活在法西斯分子的统治之下？最早拿起武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人民怎么办？还有那几十万名难民，包括那些和盟军一起奋战的难民，他们原本相信盟军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将重返西班牙，难道他们将被迫永远流亡？这样的背叛令我心寒，可是四面八方显现的证据越来越多。英国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试图安抚我。他们说，我必须了解外交事务的复杂，在事情演变期间我得有耐心。这类劝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惧。

在这个着急的时刻，我决定必须采取行动，明确表示我抗议对佛朗哥的任何姑息，并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边。当我的同胞处于如此不幸中，我还能继续在音乐会上接受喝彩和领奖吗？当我受邀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回复：以英国目前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我宣布取消未来所有在英国的演出，预定十一月在利物浦举行的音乐会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场演奏。我是怀着忧伤的心情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妥协。

有一些朋友试图说服我重新考虑，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决定。我在英国巡回演奏时，令人赞佩的钢琴家玛丽·海丝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几场音乐会，她劝我去见国王乔治六世的秘书，并且替我约好会面的时间。我们的会晤在白金汉宫进行。我告诉国王的秘书，英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有明确的道德义务让西班牙恢复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干预协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灾难性作用。国王的秘书恭敬地留心倾听，并向我保证会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国王。然而我心里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里普斯爵士的一封电报，他当时跟工党政府关系密切。他邀请我会面。然而那时我已过于疲惫，对进一步讨论不抱希望。“我们无法互相理解，”我回复，“我们会各说各话。你会谈起政治，我要谈的则是原则。”

在法国，我又举行了几场慈善音乐会。我仍旧怀着希望，希望哪个政府信守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的承诺。可是，唉，事情越来越清楚，主导他们对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非联合国的人道法则。不久之后，我宣布，在民主国家改变他们对西班牙的态度之前，我不再公开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隐居，等于再一次开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说这样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这个惯于损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动根本影响不了各国的决定，毕竟，这只是一个个体行动。可是我还能怎么做呢？人必须活得心安理得。

为了表示抗议，出于自己的意志，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说此举让我成了与世隔绝的艺术家，但是在之后那些年里，我从未真的孤单。与德军占领法国期间不同，法国被占领时，我跟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如今我则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的确，我不再在舞台上让我的乐器发声，但我一直拥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来普拉德看我的亲爱友人的陪伴，还有那些从其他国家写信给我的朋友相伴。事实上，许多写信给我的人我从未见过。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隔，但我觉得我们跨越了海洋彼此拥抱。

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那么温暖我心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冬天，我过七十岁生日时，他们借此机会表达对我的支持，令人难忘。在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勒斯坦、美国、捷克、非洲国家的祝贺涌至普拉德这个小村镇，有信函、明信片、电报等各式各样的形式。成百上千的贺词——来自艺术家、工会成员、作家、学者、教士、西班牙难民，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林肯旅志愿军！在来自苏联的祝贺中，有一封亲切的电报——由普罗高菲夫、萧斯塔高维奇、哈察都量和其他苏联作曲家、音乐家共同签名。有人告诉我，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广播电台整天都在播放我的演奏录音。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里，我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会节目，这节目由我在英国的友人筹办。节目开始时，博尔特爵士对我说了一段话，借此表达英国成千上万名音乐家与爱乐者对我的祝福。他谈起我们的友谊始于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在利物浦指挥一场音乐会，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他说后来他去巴塞罗那研究我的指挥方法，以及自世纪交接之后我在英国举行过的许多场地音乐会。他这番话是如此亲切，仿佛就坐在我房间里对我说话。“大师，”他说，“此刻我们跟许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里，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我们多么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愿你很快就会再次来到英国。不过，我们知道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在你的老朋友巴毕罗利的指挥下，演奏一首短曲。借由演奏这段音乐，把我们的心意传递给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后，巴毕罗利指挥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为伦敦大提琴学校的学生所写的一首曲子。那是首萨达纳舞曲，灵感来自我儿时在本德雷尔所见到的节日庆典，伴着传统管乐器果拉亚的声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信中写道：

自从我在年轻时有幸为维多利亚女王演奏，我从英国大众那儿获得许多令人感动的温情，我将其视为整个艺术家生涯中最为珍贵的收获。如今，在我七十岁生日时，流亡的我收到来自贵国各地的温馨祝福，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让我必须恳请借由《泰晤士报》来表达我对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无法切割。我希望不久之后，世局允许我前往英国，亲自表达我对英国人民所怀的情感。

在我隐居至普拉德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收到许多来自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劝我重新考虑退出音乐舞台一事。写这些信给我的人当然是一片好意，许多人说，为了实践我实现的信念，我的音乐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别是我收到来自美国的慷慨邀约，邀请我去举办音乐会，要举办几场任凭我决定，他们会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我接到一封特别令我感动的信函，来自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的一群著名知识分子，劝我移居美国。美国政府愿意给我一本特别护照。然而，我对所有这些信函的回复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心意，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国小提琴家亚历山大·施奈德前来拜访我，待了几天。我们一见如故。他生动的幽默感和满腔热忱尤其吸引我，有时候，在他说话时，他浓密的头发似乎竖了起来，我觉得他的身体想必很难约束住体内充沛的活力！我们的会面成为一段珍贵友谊的开端，也是我整个音乐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合作关系。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萨夏）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许多年里，他的名字跟优秀的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是各种音乐活动的出色筹划者和发起人，脑中充满了点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领域都会很成功，不管是剧场、政治、商业，还是其他领域。在我们最初的一番谈话中，他劝我到美国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他所提出的酬劳是个天文数字。我告诉他：“这不是钱的问题，而纯粹是道德问题。”他当然了解。

施奈德回美国之后不久，寄给我一份美好的礼物，是他和一些音乐家同行合赠的。那是套四十五册的巴赫全集，根据巴赫协会编辑的那套原版作品复制而成，里面有一段给我的感人献词，由托斯卡尼尼、谢尔盖·库赛维茨基、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罗·亨德密特、阿图尔·施纳贝尔、施奈德、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其他大约五十位杰出音乐家共同签名。

不久之后，施奈德写信给我，说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谈过，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个令他非常兴奋的提议。霍佐夫斯基提议在普拉德举行一个巴赫音乐节，由我来指导。施奈德说这肯定不会跟我隐居普拉德的抗议行动有所冲突，说音乐节所得可以捐给佩皮尼昂的医院，有许多西班牙难民仍在那里接受治疗，也可以捐给任何我想济助的机构。他想知道像这样的音乐节，我是否愿意考虑。关于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乐节的构想就随着这封信诞生了。

起初我犹豫着是否该同意。我写信给施奈德，说有些人也许会误解我参与音乐节一事。他回信说：“你不能一直让你的艺术全然无声。如果你不愿意在其他国家公开演奏，那么何不让你的音乐家同行从世界各地前来，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议还是一样鲜明。”施奈德又说一九五〇年是巴赫逝世两百周年，将是举办此活动的理想时机。我的疑虑消除了，于是我同意举办这个音乐节。想到这能让我帮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兴，我的许多同胞依旧迫切需要帮助。

巴赫音乐节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举行，施奈德监督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应我的要求担任乐团首席。他安排组织整个管弦乐团，并请到小提琴家约瑟夫·西盖蒂、艾萨克·斯特恩，钢琴家霍佐夫斯基、鲁道夫·塞尔金和尤金·伊斯托明来担任独奏。整个音乐节为时三周，演出曲目包括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以及小提琴与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将在建于十四世纪的圣皮耶教堂举行，面对村中广场。

当音乐节开幕的日子来临，普拉德的气氛是何等兴奋！整座村庄的外观为之一变，街道上装饰着横幅、彩带和海报，加泰罗尼亚的旗帜到处飘扬。我常常纳闷，这个小镇和邻近的村庄怎么能够容纳参与音乐节演出的那五十名音乐家，还有从法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前来观赏音乐会的千百名观众。我听说有些人甚至是从中国来的！当地一个店铺老板对我说：“今天我们的村庄是全世界的音乐之都！”

第一场音乐会快要开始前，音乐节的一位负责人员问我是否愿意对一群加泰罗尼亚人说几句话。起初我以为他指的是难民，可是他告诉我，不，他们是从西班牙来的。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说，“我听说佛朗哥政府禁止西班牙公民穿越边界来参加音乐会。”

“但他们还是来了。”他说，“他们偷偷徒步越过了比利牛斯山。”

那群加泰罗尼亚人包括音乐家、教授、工人，还有一位主教！有些是我的老朋友，或曾是西班牙的政治犯。那群人中还有一位年迈的牧人，他跟我说：“我带着我的羊一起越过了山脉。”

音乐节开幕那一夜，村中广场上挤满了人。在第一场音乐会开始前，圣弗勒镇的主教向大家致辞表示欢迎。他请大家在整场演出中都不要在教堂里鼓掌。然后我奏起巴赫的《G大调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揭开了音乐节的序幕。

三个星期后，在最后一场音乐会终了时，圣弗勒的主教和佩皮尼昂的主教在观众中站起来，开始鼓掌，教堂里的所有其他人也站起来跟着喝彩。

不久之后，我收到从日本寄来的一个册子，里面有数百名日本公民的签名，他们在东京听到了巴赫音乐节的演奏录音。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广岛”，上面满是幼童的笨拙签名，四岁、五岁、六岁大的男孩和女孩，在这一页上写了这一段话：“我们是在原子弹投下后出生的，而我们已经懂得爱你的音乐。”假如我心中还对自己在巴赫音乐节上演奏一事是否正确而有所疑虑的话，来自日本孩童的这段话也会将其驱散。

大家对巴赫音乐节的反应是那么自然、那么热烈，于是后来决定将在普拉德举行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施奈德再次同意监督一切安排事宜。第二届音乐节在佩皮尼昂举行，在马洛卡国王的古老宫殿里。那次音乐节也大获成功。原来预期将有一千人来参加，结果来了将近两千人。下两届的音乐节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里举行。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我和加索就是去那座修道院敲响了钟，以表示加泰罗尼亚人的爱国精神。这一次，没有人因为我在这座修道院里奏乐而指责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刺客！

那之后的每一届音乐节都在普拉德的圣皮耶教堂举行，就是第一次举行巴赫音乐节之处。

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音乐节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我九十岁生日前不久。许多亲爱的朋友从各国前来向我祝贺，他们的到来让我深深感动。

音乐节开幕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加泰罗尼亚工人从巴塞罗那搭乘两辆巴士前来。他们在周日抵达，因为周间无法搁下工作。他们在黎明前就出门，车子开了两百四十多千米，翻山越岭，来到普拉德附近的莫利雷班，那是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庄。这些工人大多曾是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员，有些是那些成员的子女，这个我于一九二八年在巴塞罗那所创立的协会，在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之后被禁。他们聚集在我的小屋前面，献花给我。接着，他们组成一支小型弦乐团为我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音乐节快要结束时，另一群同胞来看我。这些男男女女来自我的出生地本德雷尔，有些是合唱团成员，那个合唱团是我父亲在一百年前创立的，至今仍然存在。本德雷尔的镇长与一位神父和他们一起前来。他们按照加泰罗尼亚的节庆传统叠起了罗汉，就在我站着的小木屋阳台下，这是我从儿时起就无比熟悉的传统。最强壮的男子站在底层，第二层的男子站在他们肩膀上，层层叠起，最后他们把一个小男孩送到了顶端，他拿着一个装着葡萄酒的羊皮袋子。我抱起那个小男孩，从那个袋子里喝了酒。我把我的烟斗送给他当作礼物。

那群人穿着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服装，白衬衫、红腰带、红头巾，跳起了萨达纳舞。接着他们唱起我献给本德雷尔的一首合唱曲。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我试着告诉那些亲爱的朋友我的心声。“本德雷尔的乡亲，”我说，“我感觉得到你们以朋友的身份来此，不仅是来看我，也是来邀请我回去看你们。自从我离开亲爱的家乡那一天，我就渴望能再回去。然而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对加泰罗尼亚人的信心让我坚强到足以抗拒这份渴望。但愿上帝能让我活得够久，让我能再见到我们教堂美丽的钟楼，我们全都如此喜爱那上头的钟，再见到那个守护天使，还有我父亲曾经弹奏的那架管风琴，我九岁时曾给他弹过。我恳请各位记得这一切对我的意义，尤其是我对本德雷尔的爱，对你们全体的爱。谢谢你们，亲爱的乡亲，谢谢你们来看我。”

我们互相拥抱，哭成一团，出于悲伤，也源于喜悦。然后他们坐上巴士，返回加泰罗尼亚。

第十四章 西班牙琴弓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

关于普拉德音乐节，我有许多难忘的回忆，不过，其中最美好的回忆是一九五一年的第二届音乐节。就是在那次音乐节，我首次见到我亲爱的玛蒂妲。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发生的许多事，我都有理由感谢上帝。我运气很好，也很快乐。不过，我和玛蒂妲共度的这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在儿时，我幸而能拥有一位像我母亲那样的母亲；在晚年，我幸而能拥有一位像玛蒂妲这样的妻子。

我在许多男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古怪的特点，说起自己多么深爱母亲时，他们毫不迟疑，但有多么深爱妻子，却很难启齿！我不觉得难以启齿。玛蒂妲是我世界中的美妙人物，每一天我都在她身上发现某种新的奇迹。我知道自己已经不算年轻了，可是我用来描述她的话语也许像是年轻爱人所说的话，这是因为我对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也或许因为我比大多数人活得更长，更懂得爱的意义。

如我所说，我跟玛蒂妲是在第二届普拉德音乐节上首次见面。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位来自波多黎各的作家来参加音乐节，带着他拉大提琴的侄女一起来，他想要见我。这个人名叫拉斐尔·蒙塔内斯，据说是我母亲娘家亲戚的好友，那些亲戚住在波多黎各。我从来没去过波多黎各，母亲常以极为怀念的心情说起她出生的国家，我事业有成后，常对她说：“母亲我带你去那儿吧。”但她总是回答：“不，卡萨尔斯，以后再说。你的工作比较重要。”很遗憾，那个“以后”始终不曾来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亲戚，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见到一个与她亲戚熟识的人。

当玛蒂妲跟她叔叔进到屋内，我觉得自己仿佛头一次接触到母亲的家乡。当我看着玛蒂妲，我对自己说：“来看我的这一位并非陌生人。”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属于我们的家族。那时她才十四岁，是个可爱的孩子，一头黑发披在背上。有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母亲在这个年纪想必就是这样的装扮！日后二人的相似性变得更加明显，如今当我拿母亲年轻的肖像给别人看时，他们都惊讶于她和玛蒂妲是那么相像。

玛蒂妲和她叔叔来到我的屋子时是下午。前一年我搬离了科雷特别墅，在附近社区租了一个园丁的小屋，我把它叫作“白鸟之歌”。我的时间表就跟平常一样排得满满的，可是我们有那么多话可说！不止一次，蒙塔内斯说他们已经占用了我太多时间，该走了，可是我说：“不，请不要走。”我请他们留下来用晚餐，等他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聊了大概六七个钟头，可是我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音乐节结束后，玛蒂妲跟她的叔叔返回波多黎各。有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偶尔我会跟她的家族成员通信。然后，一九五四年初，我收到玛蒂妲叔叔的一封信，提到她在大提琴上的进步，说她在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跟随罗萨诺夫教授学习。我认识罗萨诺夫多年，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他曾经在巴黎音乐师范学院上过我的课。玛蒂妲的叔叔问她是否能到普拉德来跟我学琴。我同意收她为学生。

那年夏天，玛蒂妲和她母亲抵达普拉德。玛蒂妲有了惊人的改变，几年前那个可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年轻女郎。我开始给她上大提琴课。她母亲待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就回家了。玛蒂妲跟一家加泰罗尼亚人同住，那是她母亲在普拉德时结识的一家人。

在我教过的学生当中，玛蒂妲是佼佼者。从一开始，我不仅对她的音乐天赋留下深刻印象，对她非凡的领悟力也印象深刻。我从没见过一个学生比她学得更快，或是比她更自律地练习。虽然学习乐器是件严肃的事，她却以愉悦的精神进入练习。她的爽朗具有感染力，我很快就发现她很有幽默感，我从没见过有人天生如此擅于模仿，就连我的老友鲍尔都比不上！

我当然觉得自己对她有份特别的责任，毕竟她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家人和朋友，我想让她觉得在这里就像在家乡一样。不过，说实话，她是位非常独立的年轻女子，没多久，她给我的帮助就跟我给她的帮助一样多！她做了各式各样的事协助我工作，很快她就自己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她具有罕见的语言天赋，如今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全都说得轻松自如。她也开始帮我处理信件。那时我收到的信件很多，如今也一样，有时候一天会收到三十封信。我总认为，每一个有心写信给我的人，我都该回复，这是良心问题。当我想去探望那些西班牙难民朋友时，玛蒂妲也常开车送我去。我们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并未察觉我们之间日渐增长的情感。

一九五五年夏末，玛蒂妲跟我学琴已经超过一年，我准备去瑞士策马特执教我每年的大师讲座，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不愿意离开她。我跟她说：“你会一个人待在普拉德！我在策马特也会感到孤单，我无法想象没有你陪我一起去。”她说她也受不了跟我分开。她陪着我一起去策马特，在我上课时为我的讲解做笔记。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明白自己爱上了她。

后来我们论及婚嫁。我跟她说：“请你慎重考虑。我是个老人，我不想做任何会糟蹋你人生的事。可是我爱你，也需要你。如果你也有同感，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她也无法想象没有我的生活。

那年冬天，我在玛蒂妲的陪伴下首次前往波多黎各。我弟弟恩立克和他的妻子玛丽亚与我们同行。

我对波多黎各真是一见钟情！母亲跟我说过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她所说的每一种事物，如今我亲眼见到了。闪亮的大海、长满花朵和蕨类的山岭、厚厚的云层和发光的蔗田，景色美得令我窒息。当地人民的尊严、和善与亲切尤其令我着迷。他们是那么好客！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献花给我，一束又一束。在街道上，行人用西班牙语向我打招呼：“卡萨尔斯先生，你好！”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西班牙。当地政府给我提供了一间宽敞的公寓，在一栋高楼的顶层，俯瞰着海洋。我从小的一大心愿就是住在一座灯塔里，这里真的非常接近我的心愿！

玛蒂妲跟我一起去我母亲的出生地马亚吉斯。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我母亲生于一八五六年，大约六十年后玛蒂妲的母亲出生，而她们两人竟出生在同一栋房子里！不仅如此，我们两位母亲的生日也一模一样，都是十一月十三日！这能单纯地解释为巧合吗？

我们在母亲出生的房子里，一群邻居、亲戚和镇民聚集在外面的街道上。我觉得唯有音乐才能说出我心中的感受。我带着我的大提琴走到阳台，奏起母亲在我小时候常唱的那首加泰罗尼亚摇篮曲。然后，在我的伴奏下，玛蒂妲唱起几首我早期所写的歌曲，是我母亲特别喜欢的。

在我抵达波多黎各之后不久，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总督请我到总督官邸会面。我立刻喜欢上这个胸襟开阔的英俊男子。他让我想起西班牙共和国时期的学者型政治家。他对文化事务的重视不亚于政治事务，事实上，他年轻时曾经是个诗人。我们谈起波多黎各，他向我说起他的计划，目的在于改善岛上的生活条件并消灭贫穷，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如今他试图提高教育与文化水平。他想知道我对音乐在岛上的发展有何建议，问我是否可能在波多黎各指导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就像在普拉德的音乐节一样。然后他脱口而出：“卡萨尔斯先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这是你母亲的故乡。你跟我们已经算是一家人了！”

其他人也劝我在波多黎各定居。玛蒂妲没有试图影响我的决定，但我知道在这里她能跟家人与朋友在一起。想到我也许能对母亲的故乡有所贡献，这个念头尤其令我心动。我开始认真考虑在这座岛上定居的事。

几个星期之后，我告诉马林总督，我愿意在波多黎各指导一次音乐节。我提议让施奈德来筹划，他是最理想的人选。马林总督立刻邀请施奈德到波多黎各来讨论相关事宜。一天之内，我们三个就针对这个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拟出计划。施奈德同意筹备这个音乐节，包括组织一个管弦乐团，并且担任副指导协助我。我们决定次年春天在圣胡安举办第一届音乐节。

三月时，玛蒂妲和我返回普拉德，在普拉德音乐节和策马特的大师讲座结束后，那年冬天我们移居波多黎各。马林总督宣布，一年一度的卡萨尔斯音乐节将由自治邦政府赞助举办。总督表示，首届音乐节将于一九五七年春天在波多黎各大学的剧场举行，总共有十二场音乐会。

音乐节的准备工作令人雀跃。岛上弥漫着节庆气氛，圣胡安的建筑物和街道上挂满横幅和三角旗。霓虹灯打出“欢迎来到卡萨尔斯音乐节”的字样。

音乐会开幕之前一个礼拜，施奈德带着管弦乐团的乐师从纽约赶来。我们把首次排练安排在次日上午九点半开始，就在大学剧场。我大约提前半小时到场，施奈德想立刻把我介绍给乐团成员，然后开始排练。可是我对他说：“不，还是等到九点半再说。难道你希望这些朋友对我印象不好吗？”

当开始排练的时间到了，我向那些乐师表示欢迎，说道：“今天上午还不用进行正式排练，让我们先演奏一下，对彼此有个了解。”于是，我们开始演奏莫扎特的《A大调交响曲》。在那之后，我提议演奏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开始工作后，我觉得非常热，衬衫被汗水湿透了，当我们开始演奏那段行板乐章时，我感到异常疲倦。可是那音乐之美抓住了我。在某个时刻，我告诉那些乐师：“在这里你们要奏出重音，而且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片刻之后，在指挥一个乐句时，我的胸口和肩膀感到一阵剧痛，我感觉到晕眩。我知道自己无法继续指挥，便放下了指挥棒，说：“谢谢各位……”

有人扶着我进了更衣室，此时疼痛变得更加剧烈。我心脏病发作了。

大家对我都那么和善，那么关心。我告诉他们首次排练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我十分抱歉，而且这个乐团是这么出色！医生开了药给我减轻疼痛，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回家。我知道我无法参与这个音乐节的任何演出了。

波多黎各和其他国家有好几千人买了票，准备前来参加这个音乐节。许多人为了筹备此活动而日夜工作。更何况，这座岛上未来的音乐发展至关紧要。不过，面对这个紧急状况，大家的反应令人赞佩。就在当天晚上，音乐节负责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清晨四点，他们决定，只要那些乐师愿意，音乐会就照常举行。他们说，这个音乐节是为了向我致敬而办！施奈德跟其他乐师讨论这个提案，大家一致同意继续进行。他们决定不请其他指挥家来替代我在指挥台上的位子，而由施奈德从乐团首席的位子上带领乐团演奏。

于是，音乐节就这样开始了！并且大获成功。开幕之夜，大学剧场里的三千个座位全都坐满了观众。乐团演奏得十分精彩。事后施奈德告诉我：“每个人都像扛起音乐节成败那般投入演出，他们演奏得像神一般！”

复原过程对我来说是个试炼。想到我也许再也无法演奏，想到生活中将少了工作，这个念头令我备受折磨。波多黎各知名心脏病专家苏亚雷斯医师体贴地为我着想，我的私人医生帕萨拉卡和其他医师也都对我悉心照顾。马林总督把知名的心脏病专家怀特医师从波士顿请来为我诊疗。怀特医师那么体贴、善解人意！他告诉我，除非有其他并发症，否则他想不出我不能完全康复、重新演奏的理由。尽管如此，疑虑仍旧折磨着我，就算我能康复，我的体力能有多好？毕竟我已经八十岁了。我能够重新完全控制我的手指吗？我对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感到生气，头一个月，医生不准我下床。接着我坐了一个月的轮椅，之后，医生才允许我短时间散步。最后，我瞒着医生每天稍微练习拉琴。结果令人沮丧，我觉得仿佛得重新学习演奏。运用左手手指尤其困难。可是渐渐地，我的力量恢复了。当我再次拉响大提琴时，我比从前任何时刻都对这件乐器感到惊奇，是这件乐器让我得以重新演奏。人类造出了许多机器，既复杂又巧妙，可是哪一件机器能跟人类心脏的跳动一较高下？

我的康复不能只归功于我自己。那段时间，玛蒂妲一直陪在我身边。没有哪个护士曾这样温柔地照料一个病人，或是具备更好的护理技术！不只我说玛蒂妲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医师，就连那些医生也这么说。当然，她所用的药不仅是药丸，虽然我得说我吃的药丸真不少。每当我情绪低落，她就会使我打起精神来。当一切显得无望，她总是能说些什么来逗我笑。她从不认为我会丧失演奏能力。她接下我的所有事务，替我处理大量信函、接待访客，安排所有必要的会晤。是的，她集所有角色于一身——亲爱的同伴、护士、经纪人、秘书和守护天使！

事实上，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玛蒂妲仍旧集这所有角色于一身，而且还不仅止于此。假如没有她，我绝对无法工作。除此之外，她还打点我们舒适的家。事实上，她做的事太多了，常常令我忧虑。我自问，她还能留些时间给自己吗？

当我逐渐康复，我们决定该是成婚的时候了。婚礼在八月初举行，是个简单的仪式，只有少数至亲参加。我知道有些人注意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当然，新郎通常不会比他的岳父还大上三十岁。可是玛蒂妲跟我并不那么在乎其他人的想法。毕竟，结婚的人是我们，不是他们。如果有些人存有疑虑，我只能欣喜地说我们的爱在这些年里越来越深。

婚后不久，我们搬到圣多塞一栋可爱的小屋，就在圣胡安市郊。房子就坐落在海边，从我们的后院到水边只有几米远，海风一整天都能吹进窗户。我以前常说，世上最美丽的海洋就是在圣萨尔瓦多我家旁边的大海，但现在我渐渐觉得从新家望见的海洋更美。

我得以重新按照规律的时间表来工作。早晨跟玛蒂妲在海滩上散过步，再在钢琴上弹过巴赫，我重拾每日练琴与作曲的例行活动。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比之前还要忙碌。大约一年前马林总督跟我讨论的一些想法已经开始成形。有了自治邦议会的特别拨款，再加上波多黎各优秀音乐家的大力支持，第一个真正的波多黎各交响乐团在圣胡安成立。我尽可能协助乐团的组织工作，并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指挥了该乐团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在马林总督细心的建议下，该场音乐会在我母亲的出生地马亚吉斯举行。另一个发展则是波多黎各音乐学院的成立。我同意担任院长，并且请到才华横溢的阿根廷指挥家兼作曲家胡安·卡斯特洛来担任负责人。巧的是，卡斯特洛曾经在一个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手，大约四十年前，我弟弟恩立克为了避免在西班牙军队服役而逃至阿根廷的时候，就曾经在同一个乐团里演奏！

玛蒂妲跟我共同参与所有的工作，此外，她也成为音乐学院里的大提琴教师。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得做。第二届卡萨尔斯音乐节在那年春天于圣胡安举行。

虽然我还是无法指挥，依然由施奈德带领管弦乐团，但我已经可以在几场音乐会上演奏。那年夏天，我回到普拉德去指导为期三周的音乐节。就是那时候，温泉大饭店的老板巴泰勒米先生慷慨地邀请我们住进一间迷人的小屋，小屋邻近山中那座极佳的温泉，距离普拉德大约二十五千米。在后来几届音乐节期间，我们都住在这间小屋。

那年夏天稍晚，我收到埃丝特尔·凯恩女士的一封信，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的领导，邀请我去该校教授一系列的大师讲座。这个主意很吸引我。我一向喜爱加州，听见这个名字我就怦然心动，而且我知道该校的音乐系名声响亮。我同意在一九六〇年春天前往。我上一次造访加州，已是三十五年前，离第一次造访加州则已经过了六十年。当玛蒂妲和我抵达伯克利时，我心中充满了回忆。其中最鲜明的一段是去爬塔玛佩斯山的那一天，二十四岁的我差点儿结束了音乐生涯。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我接受了好友鲁道夫·塞尔金的邀请，去佛蒙特州的马尔波罗夏季音乐节举行大师讲座，他指导该音乐节已有多年。从那以后，我不曾错过任何一个夏天的大师讲座。许多年来，我曾到巴黎、柏林、策马特、东京以及其他地方开过课，可是马尔波罗的气氛是独一无二的。单单是周遭环境本身，那长满树林的山丘、高低起伏的农地、蜿蜒在池塘和桦树之间的乡间道路、有着古老旅店和教堂的小镇，在我眼中就具有难以形容的魅力和美丽。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在这里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大自然与音乐之间的密切关系。马尔波罗是真正的音乐世外桃源，而且对待音乐的态度也独具一格。大约一百名音乐家在夏季那几个月里来此研习、演奏，尤其是室内乐，为了自我陶冶和自娱，他们当中有知名的艺术家，也有年轻的职业乐师。他们在朴素的白色木屋里练习，有些是经过改建的农舍，这些建筑成了马尔波罗学院的校园。我教课的那个大厅据说从前是牛棚。在周围有非正式的音乐会，周末则有允许大众参加的音乐会。当你开车行驶在校园里，会经过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注意——音乐家在演奏”。一整天，音乐家练习的声音从那些建筑的窗户中涌出，跟小鸟的歌声糅合在一起！在马尔波罗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喜悦。

没错，在我这个年纪，有许多事值得我感谢。我有我所爱的玛蒂妲、我的朋友，还有工作的喜悦。然而，我不能说我的内心是宁静的。当世间满是混乱与痛苦，一个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当人类的生存面临危险，谁能够高枕无忧？

就跟数不清的千百万人一样，我曾希望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为世界带来极大的改变。我期望一个重新拥有自由的时代，期望各国能和睦相处。然而，随着冷战而来的是原子弹试爆、重整军备和尖锐的对抗。在轴心国溃败十五年后，在一场毁掉五千万人性命的战争之后，当我造访美国时，民众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忧心忡忡地讲到学校的防空演习告示，教导学童蜷缩在角落里，躲在桌子底下。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疯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御原子弹。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怀哲联名向美国及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请他们终止军备竞赛，禁止将来所有的核子试爆。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我说：“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我希望美国和苏联能搁置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杀伤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让世界更快乐、更美好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久之后，我受邀去纪念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礼上演奏。在我眼中，这个国际平台代表成了各国和平的最大希望，尽管它受到诸多困难与阻碍，但我还是怀着感激欢迎这个机会，用我的音乐促进这一理想。为了和平，那场音乐会非比寻常，通过电视和广播传送到全球七十四个国家。在那之前，从没有能传达给千百万人的音乐。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的大会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为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D大调第二号奏鸣曲》。随后节目由其他几位来自巴黎的音乐家继续下去，包括美国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俄国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最后由日内瓦的瑞士罗曼德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章，英国的合唱团和独奏家配合演出。

我为这个场合写了一段话，在演奏之前发给在大会堂的观众。我写道：“如果我在这个年纪为了这一天而来到此地，并非由于我的道德立场有任何改变，或是我多年来加诸自己和我的艺术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制有任何改变，而是因为和威胁全人类的巨大致命危险相比，其余一切都变得次要。”

接下去我写道：

核武的危险给世人带来痛苦，这一痛苦正日渐加深……我多么希望世界各国都发起强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由所有的母亲发起，以打动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灾难的人！

凡是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此时应该行动，促进各民族间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对峙强权之间真诚的和解。今日的联合国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让我们赋予它所有权力，为了全人类的福祉采取行动。也让我们热切祈祷，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驱散笼罩我们的乌云。

之后那几年里，我利用每一次有意义的机会倡议和平，并且加入了好几个组织的协会，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协会，该组织致力于唤起世人察觉核武战争的威胁。然而，我对自己的努力并不满意。我觉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里，音乐是唯一的武器，我自问，如今善用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成形。这个计划和我的那出神剧《马槽》有关，二战期间我在普拉德为这出神剧谱写了音乐。既然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类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时刻，还有什么更好的工具能供我采取行动？我决定带着这部神剧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挥这部作品的演出，作为我个人为了促进国际间的了解与世界和平所发出的讯息。

一些朋友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他们担心这份工作会令我过于劳累。他们认为我已经快要八十五岁了，这当然是事实。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我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我更有理由趁着我还有点儿力气的时候采取行动。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马槽》来展开我个人的和平圣战。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我这样声明，“作为一个人，人类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义务。我将致力于用音乐履行这一义务，音乐是上帝赐给我的工具，因为音乐超越了语言、政治和国界。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许很小，但至少我将为我神圣的理想献出一切。”

我说这些演出的收益将全部捐给我成立的一个基金会，促进和追求人类尊严、博爱与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圣战中，《马槽》的第一场演出在旧金山举行，地点是战争纪念歌剧院，那是大战结束时，各国签署《联合国宪章》之地。大厅挤满了观众，好几百人站立着，观众对音乐的反应显示出他们了解其意蕴，并且热切地分享我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带着《马槽》到何地演出，观众的反应都一样热烈，而我演出过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几个其他国家。不论在何处，众人一致流露出对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类同胞共同建立一个誓言促进人类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场演出都重新证实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们的政府人为造成的藩篱。

有两场演出让我记忆特别深刻。这两场演出在对比极为鲜明的情况下举行，然而二者之间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其中一场的演出场地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另一场则是在法国南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上。

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那场演出于一九六六年秋天举行，接近我九十岁生日，那次演出是为了纪念托罗格加泰罗尼亚大会九百周年。那场大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欧洲大陆上最早的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就衍生自这个大会。那场大会的宣言“天主之和平与休战”呼吁不再用战争平息各国之间的纷争，并且呼吁各民族和平共处。想想看，此宣言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将近一千年前！我为了纪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挥《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联合国总部的那场演出则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联合国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战结束也已将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旧显得遥远。大家对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新，当时全世界濒临一场核武灾难，越南已出现即将爆发内战的前兆。谁知道前方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忧虑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个场合的性质又给了我希望。

我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吐露了这种心情，在我那部神剧某次排练之后，他亲切地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休息。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一张桌子上展示着联合国各成员国的迷你国旗。“这太棒了！”我向吴丹说，“每天都能看见那一个时刻的象征，世界各国能够并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处！”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后，一个包裹送达我那儿，里面是联合国各国的国旗！那位善良而尽职的秘书长把这些国旗寄来给我当作礼物。如今这些国旗就挂在我圣多塞家中客厅的墙上。

在联合国那场音乐会上，我说了一段话，结语是：“音乐是美妙的普世语言，应该是人类沟通的源头。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同行，用他们艺术的纯洁为人类效劳，将全人类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做出贡献，直到这一理想在荣光中达成。”

一个月之后，人类对和平的希望遭受骇人的打击，令全球各国同感悲伤。就在那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请我去白宫演出。我仰慕肯尼迪总统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现出理想主义和领导力的特质，世界面临危机之际，迫切需要这样的特质。他当选之后，我写信给他，表示乐见他胜选，并视之为全人类的吉兆。我也提到热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则——自由与人类尊严——能够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爱的祖国。肯尼迪总统回信给我，亲切地感谢我对他所展现的信心。

然而，尽管我敬仰肯尼迪总统，但是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去白宫演奏的邀请。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视为我对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我决定造访白宫，这也许能促进我努力追求和平，并且能再次向总统提起西班牙的自由问题，这些考量应凌驾于一切。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接受他的邀请，在信中我写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于和平，以全人类得享正义、互相了解和自由为基础。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并且影响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让我做出放弃公开演奏的声明。”

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举行，距离我首次在白宫演出将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请波多黎各马林总督的晚宴之后，大约一百五十名宾客聚在白宫东厢，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与我合奏室内乐，包括门德尔松、舒曼和库普兰的作品。节目结束时，我打断了观众的掌声，说：“现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罗尼亚民谣。”接着我演奏了《白鸟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题旋律，以表达我心中最关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后我走到总统身旁，我们互相拥抱。

那天稍早，在肯尼迪总统的邀请下，我在白宫与他私下会晤。他带我到一个小房间，我们坐下来谈话。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么自然而不造作，那么年轻，却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说来奇怪，”我对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他说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这种场合，总会有秘书来来去去，你会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可是这一次没有这种情形。过了一会儿，我说：“总统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他回答：“请别这样说。这是我的荣幸，请让我们继续谈下去。”我说：“谢谢，我很感激。”

我们谈起许多事，谈起他的经历和我的童年，谈起世界上的严峻情势。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诉总统，对于美军在西班牙设立基地，以及佛朗哥从民主国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严肃地聆听，脸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诉我，一个总统难免承接了一些问题，无法总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动。他说就他权力所及，他将努力在世界各地巩固和平与自由。我真心觉得这个人会尽他所能地来帮助我的同胞。最后我说：“总统先生，我不能再继续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坚持离去。

那天晚上，因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没有用餐，总统夫妇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结束时，总统助理捎了一则讯息过来。肯尼迪总统对我说：“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处理。”于是他就走了。

那天晚上很冷，可是肯尼迪夫人坚持要送我和玛蒂妲上车。她没有穿大衣，身上穿的是件晚礼服，我担心她会着凉。我请她不要到外面来，可是她说：“总统一定希望我这么做，而我自己也想这么做。”她站在那里，在寒气中，等着我们的车驶离。

第二天早上，一束由总统夫妇赠送的灿烂鲜花送抵我和玛蒂妲下榻的饭店。那束花里附了一封总统的信，在信中，他极为亲切地对我们共度的那个夜晚表达了谢意。

回到家里，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上周一晚上，我用我的整颗心来演奏，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对我将永远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关于我们对和平与自由所怀抱的理想，我的造访以及和你的交谈加强并证实了我的信念与希望。谢谢你，总统先生。”

我只在另一个场合中再次见到肯尼迪总统。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应马林总督之邀前来波多黎各访问。我参加了在总督官邸宴请肯尼迪总统的晚宴。他在致辞中向我致敬，让我深受感动。那年秋天，他捎信来，通知我他想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给我，并邀请我去华盛顿接受颁奖。就在预定颁奖日前不久，他遇刺身亡了。

因为玛蒂妲知道这个可亲而伟大的人对我的意义，起初她瞒着我不让我知道。那一整个下午都有朋友来看我，可是玛蒂妲要他们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天晚上得知了消息。这一生中，我见过许多苦难和死亡，但我从未经历比这更可怕的时刻。有好几个钟头我无法言语，仿佛这世界美丽而无法取代的一部分突然被撕毁了。这个年轻的父亲和勇敢的领导者，人类希望之所寄，在马路上被一个刺客的子弹击倒，这是多么悲剧性的恐怖事件！多么荒诞的疯狂！

有谁知道假如肯尼迪总统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单单一个人无法掌控所有国家的命运，然而在他担任总统的短暂期间，你可以感觉到他在努力抚平世上的伤口和冲突。自从他死后，我们目睹了何等残暴的争斗！假如他没死，多少在越南村镇和丛林中丧命的人也许还会活着！

有时我环顾四周，感到全然无望。在当今世界的混乱中，我看见对生命价值的不敬。我们四周处处是美，可是多少人无视它！他们对眼前的奇迹，似乎视而不见。世人行色匆匆，却很少思考他们正走向何方。他们只为了刺激而寻求刺激，仿佛他们既失落又绝望。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中自然、宁静、简单的事物。

每一秒我们都活在这个宇宙一个新的瞬间，一个独一无二的瞬间，之前不曾存在，将来也不会再有。而我们在学校里教导孩子什么呢？我们教他们二加二等于四，教他们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教他们认识自己？我们应该对每一个孩子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个奇迹。你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孩子跟你一模一样。在过去那几百万年中，从未有过另一个跟你一样的孩子。看看你的身体，那是何等的奇迹！你的腿，你的手臂，你灵活的手指，你移动的方式！你可以成为一个莎士比亚，一个米开朗琪罗，一个贝多芬。你有能力成为任何人。是的，你是个奇迹。当你长大，你能伤害另一个跟你一样是个奇迹的人吗？你们必须珍爱彼此。你们必须努力，我们全都必须努力，让这个世界配得上它的子民。

这一生中，我目睹了那么非凡的改变和进步！在科学、工业、太空探险上有那么惊人的进展！然而饥饿、种族迫害和暴政仍旧折磨着这个世界。我们依然表现得像野蛮人一样，害怕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邻居，我们武装起来对付他们，他们则武装起来对付我们。活在以杀戮为法则的时代令我悲痛。何时我们才会习惯我们乃是人类的事实？

爱自己的国家是件自然的事，可是这份爱为何应该止于边界？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兄弟都有责任。我们全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而这棵树就是人类。

不久之前，我和玛蒂妲在滨海的塞巴村盖了一栋乡间小屋，距离圣胡安大约八十千米。我们将那栋小屋命名为“马槽”。它高高地坐落在山丘上，在蔗园之中。在我们下方，一大片海洋伸展开来，海岸线上镶着棕榈树，绿色的岛屿露出海面。那里的天空美得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这般的落日和这么奇特的云层！一整天风都从海上吹来，据说我们就在整年拂过大西洋的信风路径上，五百年前同样的风把哥伦布从西班牙带到这儿来。那风偶尔会变得非常强劲，我们的屋顶被钢索固定在地上，有时那些钢索在夜里哼唱，就像一件奇怪的乐器。

如今当我们在波多黎各，只要可能，我们就在“马槽”度过周末。我那么喜爱那地方！它让我想起圣萨尔瓦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古艾托夫妇——罗莎和路易，常常陪伴我们，晚上我们四个一起玩骨牌。罗莎是我的搭档，她很会玩牌。我们随时记录得分，而罗莎和我通常都领先玛蒂妲和路易很多。“不要气馁，”我跟他们说，“等我一百岁的时候，你们就能赢过我们了。”

我跟玛蒂妲移居波多黎各之后不久认识了古艾托夫妇，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密友。在我们去参加音乐节，或是当我带着《马槽》巡回演出时，他们经常陪我们同行。我们刚成为朋友时，我并不知道路易的两个叔叔曾在西班牙和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并肩作战，其中一位名叫古艾托，是位指挥巴斯克战线的中校，后来他的两个叔叔都被法西斯分子俘虏并枪决。路易的父亲奥古斯都是波多黎各的商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失去了他的生意，因为他把时间全用在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和创立组织上。他在共和国失败后身故，他最后惦记着的仍是西班牙，他最后的手势是举起拳头来敬礼，那是忠于共和政府之人的敬礼方式。

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况。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一个从巴塞罗那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从各种报章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兴趣的新闻，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体育。这些剪报是我一个加泰罗尼亚朋友寄来的，只有在他来普拉德时我才会见到他。他并不富有，但他将此事视为他的职责，每周把剪报寄来给我，没有缺过一次。

我继续担任西班牙难民救援会的荣誉主席，该组织于二战后在纽约成立，它帮助那些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流落法国的西班牙难民。虽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许多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国仍然有几千名生病、衰老、贫困的难民，许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或是后来跟盟军一起对抗希特勒，在战争中因伤致残。他们大多数住在法国南部，住在贫民窟或乡下的陋舍里，生存环境令人心碎。他们只有最简单的必需品，很多人靠着每日不到五十分钱的收入过活。我寄给他们食物、衣服、医疗用品、购买煤炭和木柴的钱，或是给他们孩子奖学金，这不是做慈善，因为，唉，亏欠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远偿还不了。

许多人忘了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他们不去想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牺牲一切的难民。然而，正义和道德要求我们记住这些事，尤其要记住西班牙人民仍旧活在暴政的奴役下。最近，在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言及西班牙的情况。我再度陈述渴望见到我受苦已久的国家恢复民主，并重申我对独裁政权——那个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权的憎恶。我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信里写道：“但愿以争取自由闻名的美国将重新评估对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以决定是否该延续过去这三十年来的做法，继续支持西班牙严苛的独裁政权。”我从尼克松总统的助理那儿收到一封含糊其词的回信。

当然，最近几年来有重要的发展。对抗独裁政权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变得更强更多，在大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之间，他们迫使该政权做出一些让步。佛朗哥掌权之后许多年都不允许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报章上甚至会有关于我的文章。当然，那些文章只提起我的音乐，从来不提我的政治意见。最近我的朋友造访纽约的西班牙旅游局，他们拿到的宣传资料称我为西班牙知名公民，却绝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个来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说他已经离家三个多礼拜，开始想家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告诉他，“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

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加泰罗尼亚。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还能见到我所爱的故乡重获自由，现在我没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终将来临，而我为此感到欢喜；但我也许无法活着看到那一天，这又令我悲伤而遗憾。

毕竟，我已经活得相当久了，我并不指望能永远活下去。望向死亡，我心中并无恐惧，这是件自然的事，就跟出生一样自然。但我的确带有遗憾，我为留下这个处境如此悲哀的世界感到遗憾，我为玛蒂妲、我的家人和朋友将会感到悲伤。

当然，我会继续演奏、练习。我想假如我再活个一百年，我也还是会这么做。我不能辜负我的老朋友：大提琴。

致谢

在此书的初始创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卡萨尔斯的著作和文章，正是这些著作和文章为我之后的访谈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背景材料，让我更多地了解到他的早年事迹。这其中最具价值的是琼·阿拉韦德拉的《巴勃罗·卡萨尔斯》，J.玛.科雷多的《同卡萨尔斯的对谈》，莉莲·利特尔哈尔的《巴勃罗·卡萨尔斯》，以及伯纳德·塔普尔的《流亡的大提琴家》。在研究过程中，我时常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图书馆翻阅馆中丰富的资料，其间馆长文森特·达克斯教授提供了大力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市的索诺玛县公立图书馆，以及卡萨尔斯音乐节纽约办事处，也都收藏有极具价值的珍贵音乐资料，尤其是后者，珍藏有当代数据，在那里我得到迪诺拉·普雷斯的很多帮助。

我得感谢罗莎和路易斯·奎托·科利，每每造访波多黎各，他们都给予我难以计数的恩惠，并热情款待我。感谢多丽丝·马登，是她给了我友善的建议和热诚支持；还要感谢波多黎各大学的阿尔弗雷多·马蒂利亚，他给了我周到的援助。

我一定得感谢何塞芬娜·德弗龙迪齐，这不仅是因为她细致核查了许多西班牙语材料，还因为她对整个工作表现出的极大关注；还要感谢我的儿子，蒂莫西，我的研究很多方面都得益于他颇具价值的帮助，他在我对卡萨尔斯相关文献和法国莫利齐莱班、西班牙圣萨尔瓦多大事纪年表的调查方面帮助尤其多；还要感谢路易和恩立克·卡萨尔斯，在我造访西班牙期间，他们亲切地接待了我。感谢亚历山大·施奈德、鲁道夫·塞尔金，以及米奇斯瓦夫·霍尔绍夫斯基，是他们向我提供了富有思想性的帮助。

特别感谢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彼得·施韦德，对我的工作来说，他的明智建议和不断鼓励是不可或缺的。感谢我的编辑夏洛特·谢特林，在这本书的各个编辑阶段，她都予以密切关注；感谢伊迪丝·福勒，感谢她在设计此书时的敏锐理解；感谢安·莫尔斯比对手稿的严格修订。

我谨向路易斯·霍尼格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对此书的持续关注，以及极具洞察力的编辑意见，也是他向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推荐了我拍摄的一组卡萨尔斯照片。理查德·O.博耶曾不止一次给我建议和支持，很感谢他。A.卡梅伦受我的“威逼”，读了书稿的开头部分。感谢弗雷德·沃伦教授、丹尼尔·科什兰、戴维·格拉特曼、贝蒂·卡津、塞缪尔·卡津、哈利·马戈利斯、杰克·弗鲁姆，以及萨拉·戈登，是他们提供了诸多便利。

感谢塞缪尔·鲁宾基金会 ，是他们的努力，我拍摄的卡萨尔斯照片得以成为博物馆永久收藏。感谢茜玛·鲁宾，她对此书抱有热忱而具创意的关注。

我还要向我的妻子，里艾特，致以特别的感谢。在此书创作过程中，她给予我耐心以及不曾间断、极为珍贵的襄助。

对卡萨尔斯夫妇的感谢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谢他们的耐心帮助，感谢他们的热情好客，感谢我们之间的情谊，没有这些，也就没有这本书。

艾伯特·E.卡恩

卡萨尔斯经典名曲

巴赫 《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巴赫 《古大提琴奏鸣曲》

贝多芬 《降B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

舒伯特 《降B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

勃拉姆斯 《a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双协奏曲》

德沃夏克 《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舒伯特 《C大调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d小调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

博凯里尼 《降B大调大提琴协奏曲》

舒曼 《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鸟之歌/（西）巴勃罗·卡萨尔斯，（美）艾伯特·E.卡恩（Albert E.Kahn）著；姬健梅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94-1200-3

Ⅰ.①白… Ⅱ.①巴…②艾…③姬… Ⅲ.①卡扎尔斯（Casals，Pablo 1876-1973）-传记 Ⅳ.①K835.5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6453号

版权登记号：10-2017-55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Ltd.JOYS AND SORROW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70 by Albert E.Kah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Touchstone，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Inc.，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白鸟之歌

作　　　者 （西）巴勃罗·卡萨尔斯 （美）艾伯特·E.卡恩

译　　　者 姬健梅

责 任编 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 版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书 号 ISBN 978-7-5594-1200-3

定　　　价 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