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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千年

大人物的世界史

青年斯大林

JERUSALEM：THE BIOGRAPHY

耶路撒冷三千年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张倩红　马丹静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路撒冷三千年／（英）蒙蒂菲奥里著；张倩红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39-0350-9

Ⅰ. ①耶… Ⅱ. ①蒙…②张… Ⅲ. ①耶路撒冷－历史 Ⅳ. 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3127号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Copyright: © 2011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PEL & LAND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4-6007

耶路撒冷三千年

YELUSALENG SANQIANNIAN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张倩红　马丹静　译

出  版  人　许久文

出  品  人　陈　垦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李保华

装帧设计　向典雄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100102）

（010）59419778　59417747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9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4.25

字　　数　570千

书　　号　ISBN 978-7-5139-0350-9

定　　价　78.00元

目录

前言

序幕

第一部分 犹太教

1 大卫的世界

第一任国王：迦南人

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以色列人

2 大卫的崛起

年轻的大卫

3 王国和圣殿

大卫：王城

押沙龙：一个王子的崛起和倒台

所罗门：圣殿

所罗门：衰微

4 犹大的国王们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626年

罗波安对耶罗波安：分裂

耶洗别和她的女儿：耶路撒冷的王后

以赛亚：集美人和荡妇于一身的耶路撒冷

西拿基立：扑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的隧道

玛拿西：地狱之谷的儿童献祭

5 巴比伦的妓女 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

约西亚：革命的救世主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行毁坏可憎之人

伯沙撒的宴会

6 波斯人 公元前539年—公元前336年

居鲁士大帝

大流士和所罗巴伯：新的圣殿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落

7 马其顿人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166年

亚历山大大帝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多比雅的约瑟

安条克大帝：大象的碰撞

义人西门：晨星

安条克显灵：疯狂的上帝

神显者安条克：另一位行毁坏可憎者

8 马卡比 公元前164年—公元前66年

铁锤犹大

西门大帝：马卡比的胜利

约翰·西卡努斯：帝国的缔造者

色雷斯人亚历山大：狂暴的幼狮

9 罗马人来了 公元前66年—公元前40年

庞培在至圣之所

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

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

帕科鲁斯：回马箭

希律：逃向克里奥帕特拉

10 希律家族 公元前40年—公元10年

安提柯的倒台：最后一个马卡比

希律和克里奥帕特拉

奥古斯都和希律

米利暗：让希律爱恨交织的女人

希律：圣殿

希律的王子们：家族悲剧

希律：活着的时候腐烂

阿基劳斯：弥赛亚和大屠杀

11 耶稣基督 公元10年—公元40年

施洗者约翰和加利利之狐

拿撒勒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庞修斯·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

耶稣基督：受难

12 希律家族的终曲 公元40年—公元66年

希律·亚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希律·亚基帕和国王克劳狄：暗杀、荣耀和蠕虫

希律·亚基帕二世：尼禄的朋友

大数的保罗：基督教的缔造者

义人雅各之死：耶稣王朝

约瑟夫斯：革命倒计时

13 犹太战争：耶路撒冷之死 公元66年—公元70年

赤脚王后贝勒妮斯：革命

约瑟夫斯的预言：赶骡人做皇帝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约翰和西门

第二部分 异教

14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公元70年—公元312年

提图斯的胜利：罗马的耶路撒冷

贝勒妮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

耶稣王朝的终结：被遗忘的受难

哈德良：耶路撒冷方案

西门·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

第三部分 基督教

15 拜占庭的盛世 公元312年—公元518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胜利之神

君士坦丁大帝：家族谋杀

海伦娜：第一个考古学家

叛教者尤利安：修缮耶路撒冷

哲罗姆和葆拉：圣徒、欲望和都市

巴尔索玛和武装僧侣

欧多西亚：耶路撒冷的皇后

16 拜占庭的衰落：波斯入侵 公元518年—公元630年

查士丁尼和舞女皇后：拜占庭的耶路撒冷

波斯沙王和皇家野猪：疯狗的怒吼

尼希米二世：犹太人的恐怖

希拉克略：第一个十字军战士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

17 阿拉伯的征服 公元630年—公元660年

穆罕默德：夜行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兰之剑

公正的欧麦尔：恢复圣殿

18 倭玛亚王朝：圣殿的修复 公元660年—公元750年

穆阿维叶：阿拉伯世界的凯撒

阿卜杜拉·马利克：岩石圆顶清真寺

瓦利德：天启与奢侈

19 阿拔斯王朝：遥远的主人们 公元750年—公元969年

萨法赫哈里发：刽子手

皇帝与哈里发：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

卡富尔：有香味的太监

20 法蒂玛王朝：宽容与疯狂 公元969年—公元1099年

伊本·凯利斯：犹太“宰相”与法蒂玛征服

帕尔蒂尔与法蒂玛王朝：犹太医生王子和活伊玛目

穆卡达西：耶路撒冷人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哈基姆：消失

阿齐兹：野蛮的洗劫

第五部分 十字军东征

21 大屠杀 公元1099年

戈弗雷公爵：围困

教皇乌尔班二世：奉主之名

坦克雷德：圣殿山上的大屠杀

戈弗雷：圣墓守护者

22 十字军国家的兴起 公元1100年—公元1131年

大鲍德温：首任国王

小鲍德温二世

23 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元1131年—公元1142年

梅利桑德和富尔克：王室婚姻

梅利桑德女王：丑闻

血腥的赞吉：鹰王

乌萨马·本·蒙奇德：大事件和大灾难

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

乌萨马·本·蒙奇德和犹大·哈列维：穆斯林、犹太人和法兰克人

24 僵局 公元1142年—公元1174年

赞吉：狂妄与报应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路易国王：丑闻与失败

母子之争：梅利桑德挑战鲍德温三世

阿莫利和阿格尼丝：配不上圣城的王后

提尔的威廉：埃及的战争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

25 麻风病国王 公元1174年—公元1187年

提尔的威廉：王室的家庭教师

鲍德温四世的病

逆境中的风采：麻风病国王的胜利

居伊：有污点的继承人

居伊国王：中了圈套

26 萨拉丁 公元1187年—公元1189年

萨拉丁：战役

萨拉丁围城：屠杀还是投降？

萨拉丁其人

舞女和春药：萨拉丁的宫廷

萨拉丁的城市

27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和理查 公元1189年—公元1193年

狮心王：骑士精神与屠杀

28 萨拉丁王朝 公元1193年—公元1250年

苏丹之死

穆阿扎姆·伊萨：另一位耶稣

腓特烈二世：世界的奇才，《启示录》中的野兽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巴克汗与鞑靼人：灾难

第六部分 马木鲁克

29 从奴隶到苏丹 公元1250年—公元1339年

拜巴尔斯：黑豹

拉姆班

纳西尔·穆罕默德：优雅的鹰

30 马木鲁克的衰落 公元1399年—公元1517年

帖木尔和家庭教师：朝圣之城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第七部分 奥斯曼

31 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所罗门第二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乔治·桑迪斯：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第八部分 帝国

34 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阿克的蓝胡子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霍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36 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 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

红色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38 新城市 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

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

41 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令人尊敬的蒙蒂·帕克上尉与约柜

44 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45 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 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

48 英国的托管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

穆夫提：西墙之争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49 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50 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急性子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之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拉宾：战前的崩溃

达扬接过指挥权

1967年6月5日—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

后记

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明天

今晨

附录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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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耶路撒冷就是在考量这个世界的历史；不仅如此，耶路撒冷的历史还是天国和尘世的历史。

本杰明·迪斯累利，《坦克雷德》

以色列地是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圣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至圣之所是圣殿的中心；神圣约柜[1]是至圣之所的中心；而奠定这个世界的基石就矗立在神圣约柜的前方。

米德拉西·坦胡马，《为圣篇》第10章

尘世的圣所是叙利亚；叙利亚的圣所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圣所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所是圣殿山；圣殿山的圣所是祈祷之地；祈祷之地的圣所是岩石圆顶清真寺。

陶尔·伊本·耶齐德，《法达伊》

耶路撒冷是万城之中最声名显赫的城市，但是，她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有人说，耶路撒冷是“一个爬满蝎子的耀眼金杯”。

穆卡达西，《包括巴勒斯坦的叙利亚纪实》

[1]　据《圣经》记载，约柜是一个装饰华丽的镀金木柜，内存上帝与摩西在西奈山立约时的两块法板，上面刻着摩西十诫。它是希伯来人与上帝特殊关系的象征。希伯来人在逃出埃及、辗转西奈、征服迦南的过程中，约柜都被利未人随身携带。——译注，其他注释若无说明皆为原注。

前言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它同时也是犹地亚山间一座长年贫瘠的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1]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是世俗瞩目的焦点，是惑人阴谋与网络神话的发生地，是二十四小时新闻时代里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兴趣相互滋养，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圣之城，但给人以迷信、骗术和偏执的印象；是帝国的欲望与奖赏，但又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战略价值；耶路撒冷是许多教派的共同家园，但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于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但每个传统都如此偏执地排斥他者，仅仅尊崇自己的称谓。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2]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是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个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无耻的荡妇，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国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而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城又是地上城的事实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据说，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些先知和长老，都曾在这里的石头上驻足。亚伯拉罕系宗教在这里诞生，而世界也将于末日审判时在这里终结。对于“圣书之民”来说，极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就是“圣书之城”：《圣经》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圣经》的读者，从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穆斯林征服者和十字军，再到今天的美国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耶路撒冷的历史以实现《圣经》的预言。

当《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后，它成了世界性书籍，也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之都。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成了大卫，每个特别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种高贵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当中，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梦想者，从古至今每一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Saladin）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兴旺过，萎缩过，被重建、被摧毁过许多次的，不断变化的城市。但由于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财富，所以只有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而那些被玷污的、被合成的现实必须加以改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强加到现实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通常就是用他们手中的火与剑。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些事件的史料来源。他注意到，历史被如此“热切地追捧，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渴望了解它，国王和领袖们也愿意为它决一死战”。这对耶路撒冷而言尤为真实。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一个支点，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书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神话的力量意味着高科技鼠标和弯刀一样能够成为基本教义派军火库的武器，因此，就现在而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更为迫切。

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是对神圣本质的探究。“圣城”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对它的圣迹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为尘世间人与上帝交流的必要场所。

我们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为什么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也有着自然演进的因素在里面：随着时光的流变，它的神圣性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神圣了如此长的时间。神圣不仅需要灵性和信仰，还需要传统与合法性。一个提出新想法的激进先知必须解释之前已经过去的那些世纪的历史，并用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和神圣的地理来证明他的发现——对先前的启示和长期备受尊崇的地点的预言。没有什么比其他宗教的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

这种神圣性为许多无神论游客所厌恶，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迷信像流行病一样折磨着整个城市。然而，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地，这些启示录中提出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敌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世俗主义者可能将这一切视为过时的繁文缛节，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理念都是非常流行的。在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基要主义盛行的时代，末世是当今世界狂热政治的动力所在。

死亡是我们的永恒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以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作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马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而且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那里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个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赛义德[3]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与地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了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石。《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一样如此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继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以及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这种普遍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大卫家族、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玛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突发事件描述和狭隘叙事，但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连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Copts）[4]、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个土层的沙石都能找到对应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肤浅的表现——耶路撒冷作为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相对晚近的。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献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那些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遥远地方的人们——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思维模式的窗户，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遭受失望与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国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即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对其他人而言，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压迫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发能激起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为它添砖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样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分层，它们更像复写纸和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是如此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将它们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而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很少见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而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民族偏见，为帝国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样成为这段历史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来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证明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因此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搞清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并展示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一句套语：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部分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四大时代之外的叙事，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为世界历史之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和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这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东西，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奉为世俗理性和共识之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似于宗教正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后辈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纪的耶路撒冷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颇具争议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问题，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都会充满恶意，有时还会出现暴力，甚至引发骚乱和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还诞生了许多诠释它们的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树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把它们包括进去，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争论，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历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就缩小了大卫城的规模，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国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在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1]　亚伯拉罕系宗教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时也包括巴哈伊教），这三种宗教都起源于西亚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都信奉独一神，且都尊奉《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为信仰上的始祖。——译注

[2]　“犹太人”（Jew）一词在希伯来文中为“Yehudi”，最初是指犹大部落的人。公元前930年，希伯来统一王国分裂后，犹太人指犹大王国的人。“巴比伦之囚”结束之后，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人被称作“Yehudi”，意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第2章第5节中提到“书珊城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此后，“犹太人”一词被广泛应用，成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同义语。——译注

[3]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一译爱德华·萨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裔美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生前任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东方学》（又译《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译注

[4]　科普特人，原指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于7世纪中叶进入埃及时对埃及原有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仰科普特派基督教的人。——译注

序幕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总共六万名罗马士兵和当地的辅助部队，决意要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一些人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还关乎六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条条坡道，但他们的进攻并没有获得成功。那天早些时候，提图斯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曾试图保存这座“异族圣殿”，但这一努力让他折损了太多的士兵，于是他命令将圣殿的大门付之一炬。大门上的银饰品熔化后，火势蔓延到木制的门廊和窗户，然后烧到圣殿过道上的木质配件。提图斯命令将火熄灭，他说罗马人“应该报复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件”。夜晚时分，他回到位于安东尼亚塔断壁残垣中的司令部，这里可以俯瞰金碧辉煌的犹太圣殿。

城墙周围的景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至于把它比作人间地狱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散发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成群的豺狼野狗则在饱食人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图斯下令将所有的囚犯和叛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有五百名犹太人受刑。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周围陡峭的小山丘上塞满了十字架，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多立一个，也没有树木可用以再造一个。提图斯的士兵们喜欢让受害者手脚伸展、姿势荒诞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此为乐。许多居民急于逃离耶路撒冷，在离开时他们会以吞下钱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钱财，希望在脱离罗马人掌控后能收回这些钱财，结果是“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肿胀起来，就像患上了浮肿病一样”，而如果这个时候吞下东西的话，就会“爆体而亡”。一旦他们的肚子裂开，士兵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肠子里藏着散发恶臭的财宝，所以士兵们开始在囚犯活着的时候取出他们的内脏，把它们切开，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而这些举动使提图斯感到震惊，他试图禁止这些开膛破肚的掠夺行为，结果却徒劳无功。提图斯的叙利亚辅助部队虽是犹太人的邻居，但无恶不作，他们痛恨犹太人，也为犹太人所痛恨，他们喜欢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罗马人和城内反叛者的残酷行径可以与20世纪某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相提并论。

战争开始后，罗马总督的贪婪无能使罗马的犹太盟友犹地亚的贵族们与有群众基础的宗教叛军结盟。叛乱者中有信教的犹太人，也有投机钻营的土匪，两者都想利用皇帝尼禄的倒台和他自杀后的混乱局面，将罗马人驱逐出去，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独立的犹太国家。但犹太革命很快被血腥清洗和帮派斗争所吞噬。

尼禄之后，先后有三个罗马皇帝在混乱中上台，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到韦斯巴芗成为皇帝，派提图斯拿下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掌握在三个互相征战的犹太军阀手里。犹太军阀一开始在圣殿的大院里激战，让这里血流成河，然后开始洗劫这个城市。他们的战士闯进富裕的街区，打家劫舍、杀死男人、伤害妇女——对他们来说这是消遣娱乐。权力的滋味、猎杀的刺激使他们精神错乱，可能是被劫掠来的葡萄酒灌醉了，他们“沉浸在女性化的放荡行为之中，妆点自己的头发、穿上女人的衣服、抹上油膏、在脸上涂脂抹粉”。这些粗俗的杀人犯，穿着“染色精致的斗篷”昂首阔步，凡挡道者皆被他们杀死。他们通过自己颇具创意的恶行“创造了非法行乐”。耶路撒冷沦为污秽之地，成了“妓院”与严刑拷打的刑场——但它仍然是圣地。

不管怎样，圣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职能。就在罗马人围城前的4月，朝圣者已经陆续到来庆祝逾越节。耶路撒冷通常只有几万人，但如今朝圣者和战争产生的难民被罗马人围困，致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城里的叛军首领直到提图斯围城时才停止内斗，将他们的两万一千名战士集结起来，共同抗击罗马人。

提图斯第一次从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眺望这座城市，此城以希腊语skopeo命名，意思是“观看”，用普林尼的话说，它是“从古至今东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围绕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而建的富裕、繁荣的大都市，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规模巨大的艺术品。耶路撒冷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这座城墙众多、高塔林立、横跨两座大山、夹在贫瘠的犹地亚峭壁中间的城市，从未像它在公元1世纪那样人口众多且令人敬畏。事实上，耶路撒冷直到20世纪才再次恢复昔日的显著地位。这要归功于杰出而疯狂的犹地亚国王大希律，他的宫殿和堡垒的修建规模是如此巨大，它们的装饰是如此奢华，以至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它们“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

圣殿本身使其他所有地方的神圣荣耀都黯然失色。当旭日初升时，闪闪发光的宫殿和镀金的大门反射出炽烈的光辉，使那些强迫自己注视它的人被迫移开视线。当陌生人——如提图斯和他的军团士兵——第一次看到圣殿时，它“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虔诚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座城中之城的宫殿中心，在摩利亚山山顶，有一个极为神圣的小房间，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此处就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至圣之所”，上帝的住所。

希律王的圣殿是一个神龛，它也是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中的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受四帝统治之年罗马实力减弱的鼓舞，加之还有耶路撒冷险峻的地势、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迷宫似的圣殿作为辅助，犹太人迎战提图斯时信心十足。毕竟，他们已经与罗马对抗了将近五年。但提图斯拥有权力、野心、资源，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天赋。他开始凭借一贯的效率和强大的武力削弱耶路撒冷。在圣殿西墙旁边的地道里发现的弩炮，可能是提图斯发射的，这验证了罗马轰炸火力之猛烈。犹太人不顾生死地守卫着每一寸土地，而提图斯拥有完备的攻城器械、投石器和罗马工程学的创造发明，他仅用十五天时间便攻下了第一道城墙，然后，率领一千名军团士兵进入耶路撒冷迷宫般的集市，并进攻第二道城墙，但犹太人突围出去并重夺此地。城墙不得不再次经受袭击。接下来，提图斯试图凭借检阅军队——胸甲、头盔、利剑、飘扬的旗帜、闪光的鹰旗、“盛装打扮的战马”，达到威慑耶路撒冷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城垛上观看这场阅兵，他们羡慕罗马人美丽的盔甲和有序的队伍，但犹太人仍不屈服，或许是因为不敢违抗领袖的命令：绝不投降。

最后，提图斯决定修建一座城墙，将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6月下旬，罗马人对圣殿上面庞大笨重的安东尼亚要塞发起进攻，然后将它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座塔作提图斯的指挥部。

时至仲夏，泡状和锯齿状的山上冒出成片的十字架，上面挂着沾满蝇蛆的尸体，耶路撒冷城内则被末日临近的恐惧感、奋战到底的狂热情绪、古怪的施虐心理和灼人的饥饿折磨。手持武器的匪徒到处流窜，寻找食物；孩子们夺走父亲手里的少许食物；母亲们偷走自己婴儿的小片珍馐。房门紧锁意味着里面藏有食物，战士们破门而入，用木棍直捣受害者的直肠，迫使他们说出谷物的藏匿处。如果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就像“受骗”了一样，变得更加“野蛮凶残”。即使作战人员自己还有食物，他们也会出于习惯去屠杀和折磨人，“以随时保持疯狂的状态”。耶路撒冷因猎巫行动而四分五裂，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叛徒和囤积者。约瑟夫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反思说：“自创世以来，没有哪座城市曾容许发生这样的不幸，没有哪个时代曾养育出比这更邪恶的一代人。”

年轻人在街上游荡，他们“就像影子一样，全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一旦不幸降临，便会立刻倒地身亡”。有些人在埋葬亲人时去世，其他人在一息尚存时被草率地活埋，饥荒吞噬着整户人家。耶路撒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去，“眼睛里却流不出泪水，嘴巴也喊不出声音”。深重的沉默和死寂的夜晚笼罩着这座城市——而那些逝去之人在临死的时候“双眼还紧紧地盯着圣殿”。街上堆满了尸体，很快，人们便不再顾及犹太律法，不再在这个庞大的藏尸所埋葬死者。耶稣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时可能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有时，反叛者会把尸体扔到城外，而罗马人则任由这些尸体成堆腐烂。造反者仍在抗争。

提图斯不是胆怯的罗马士兵，在人生的第一次战斗中，他就用十字弓杀死了十二名犹太人。那时他感到非常恐惧，非常吃惊：他只能向上帝低吟这一切并非他造成的。作为“人类的宠儿和开心果”，提图斯以慷慨大方著称。当他抽不出时间给战友送礼物时，他会说“亲爱的朋友，我这一天白过了”。他身体强健，性格率直，脸庞圆润，嘴唇丰满，下巴还有沟痕。事实证明，提图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新皇帝韦斯巴芗备受宠爱的儿子：他们未经认证的王朝的前景要仰仗提图斯镇压犹太叛军的胜利。

提图斯的随从里有许多犹太叛徒，其中包括三个耶路撒冷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国王，似乎还有一个和皇帝上过床的双料王后。那位历史学家是提图斯的顾问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是犹太叛军的一名指挥官，已经投靠罗马人，他是记录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来源。那位国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一个正宗的罗马犹太人，他在皇帝克劳狄的宫中长大。希律·亚基帕二世曾是犹太圣殿的监管人，这个圣殿由他的曾祖父大希律建造，他经常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居住，尽管他统治着横跨今以色列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不同地区的领土。

国王的身边几乎总有他的姐姐贝勒妮斯相伴。贝勒妮斯是一个犹太国王之女，通过联姻两次为后，最近又成了提图斯的情妇。她的罗马敌人后来斥责她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当时她已年近四十，但约瑟夫斯却说，“此时正值她风姿最佳，容貌最美的时候”。叛乱开始时，她和她的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的敌人说他们两个有乱伦关系），二人最后一次诉诸理智，试图镇住叛乱者。现在，这三个犹太人无助地看着这座著名的城市经受死亡前的痛苦——贝勒妮斯是在毁灭者的床上观看这一幕的。

囚犯和逃兵带来耶路撒冷城内的消息，这消息特别令约瑟夫斯感到沮丧，因为他的父母都被困在城里。就连作战人员也开始断粮，于是他们打起了尸体的主意，在死人身上搜寻黄金、食物碎屑，甚至种子。这些人“像疯狗一样走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他们开始吃牛粪、皮革、腰带、鞋子和硬邦邦的干草。一个名叫马利亚的有钱女人，在丢了所有的钱和食物之后变得疯狂无比，以至于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并将其做成烤肉，她吃了一半，准备将剩下的一半留着以后吃。食物的香味在整座城市弥散。造反者顺着香味找到这里，闯进她家，但是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看到孩子被吃了一半的尸体时，也禁不住“颤抖着跑了出去”。

犹太人的钱币上这样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疑神疑鬼和偏执统治着圣城耶路撒冷。胡言乱语的骗子和说教的大师时常出现在大街上，向人们许诺拯救和解脱。约瑟夫斯观察说：“耶路撒冷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因为缺乏食物，现在开始吃自己的肉。”

阿布月8号那天晚上，当提图斯躺下休息时，他的军队正遵照他的命令扑灭由银器熔化引发的大火，但是叛乱者却袭击了正在灭火的罗马军团。罗马人成功反击，把犹太人逼进犹太圣殿里。一个被“神圣愤怒”控制住的军团士兵抓住一些正在燃烧的材料，在另一个士兵的托举下点着“一扇镀金窗户”的窗帘和边框，这些东西与圣殿周围的房间相连。到第二天早上，大火蔓延到神圣的中心。犹太人眼看火舌就要吞噬至圣之所，他们“大声呼喊，跑去救火”，但为时已晚。他们只能把自己困在内殿中，默默地看着大火将至圣之所吞没。

就在不远处的安东尼亚要塞的废墟里，睡梦中的提图斯被惊醒，他跳起来，“直奔至圣之所救火”。他的随从，包括约瑟夫斯，可能还有国王亚基帕和贝勒妮斯尾随而来，而他们身后跟着成千上万的罗马士兵——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这是一场疯狂的战斗。约瑟夫斯称提图斯再次下令熄灭大火，但这位罗马人的合作伙伴完全有理由为他的庇护人开脱。然而，每个人都在呼喊，大火正在迅速蔓延，罗马士兵知道，根据战争法则，这座如此顽强抵抗过的城市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洗劫。

他们假装没有听到提图斯的命令，甚至呼喊同伴把更多的火把扔进去。罗马士兵太冲动了，以至于许多人在嗜血的杀戮狂潮和对黄金的争夺中被踩死或烧死。而罗马人劫掠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东方的金价很快下跌。虽然不能救火，但对最后胜利的前景深感宽慰的提图斯穿过燃烧的圣殿，直到至圣之所。那个地方即使大祭司一年也只能进去一次。自公元前63年罗马军人政客庞培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外族人玷污过它的圣洁纯净。但是提图斯朝里面看去，“发现里面的东西远比想象的高级”，约瑟夫斯写道，事实上，“不比我们自己吹嘘的差”。于是，他命令百夫长鞭打纵火的士兵，但是“他们已经抢红了眼”。当大火将至圣之所包围时，提图斯被他的助手拉到安全处，“而此时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放火了”。

战斗在耀眼的火焰中打响。饿得头晕目眩的耶路撒冷人迷茫、哀伤地穿过燃烧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平民和造反者聚集在圣坛的台阶上，等着战斗到最后或者只是无望地死去。所有人都被兴奋的罗马人割喉，仿佛这是一场大规模人祭，直到“祭坛周围堆满尸体”，鲜血顺着台阶流下去。共有一万名犹太人在燃烧的圣殿中死去。

巨石和木梁因爆裂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约瑟夫斯注视着圣殿的毁灭：

烈焰滔天，夹杂着倒地的受害者的呻吟声，山丘之高加上燃烧范围之广使人们误认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火海。接着是喧闹声，想象不出比这更震耳欲聋、更令人恐惧的声音了。有罗马军团呐喊着向前冲的战斗口号，有被大火和刀剑包围的反叛者的咆哮声，有惊慌失措只想奔逃却再次落入敌手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惊呼尖叫声，这些声音与城市中其他人的哀悼恸哭混在一起。外约旦和周围的山峦弹射着回声，从而使喧嚣更甚。你或许会想圣殿山已经从它的根基处开始沸腾了，因为到处都是火焰一团。

耶路撒冷的两座大山之一摩利亚山，曾经是大卫王存放约柜，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地方，此刻这里是火海一片，热浪冲天，里面的地面被尸体覆盖，而罗马士兵正踩着犹太人的尸体走向胜利。祭司们展开了反击，一些人自愿葬身火海。现在，狂暴的罗马人看到内殿被毁后，开始抢夺金子和器具，并在放火烧了其他建筑物之前移出他们掠夺的赃物。

随着圣殿内院被毁，黎明来临，活着的叛军冲破罗马人的防线，进入迷宫似的外院，一些人逃进城内。罗马人出动骑兵进行反击，他们清理了叛乱者，然后烧毁圣殿的藏宝间，这里装满了金银财宝，这些财富出自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巴比伦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给圣殿交纳的税款。他们发现六千名妇女、儿童挤在那里期待末日来临——之前有个假先知宣称他们可以在圣殿里等到“救赎的奇迹信号”。罗马军队要做的只是将过道点着，并将这些人全部活活烧死。

罗马人把他们的鹰带到圣山上，向他们的神献祭，并推举提图斯为他们的皇帝——最高统帅。此时，祭司们仍躲在至圣之所附近。有两个祭司跳进火里，一个祭司成功救出圣殿珍宝——大祭司的长袍、两只黄金烛台以及圣所每天焚烧的成堆的香料和肉桂。当剩下的祭司投降时，提图斯将他们处死，理由是“祭司应该和他们的圣殿共存亡”。

耶路撒冷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座满是地道的城市。现在，造反者消失到地下，但仍控制着希律城堡和西边的上城。提图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征服耶路撒冷剩余地区。当耶路撒冷陷落时，罗马人和他们的叙利亚、希腊辅助部队“冲向大街小巷，手握长剑；他们见人就杀，还烧毁房屋，在房子里避难的人也全部被烧死。夜晚的时候，杀戮停止，大火成为街道的主宰”。

提图斯和两个犹太军阀隔桥谈判，这座桥架在圣殿和城市之间的溪谷上面。提图斯提出，如果犹太人投降的话就饶他们不死，但他们仍然拒绝投降。于是，提图斯下令洗劫并烧毁下城，事实上，城里的每间屋子都堆满了尸体。当耶路撒冷军阀撤到希律王宫和希律城堡时，提图斯修建土墙对其进行破坏。8月中旬，犹太历以禄月7号，罗马人开始袭击犹太人的防御工事。造反者在地道里坚持战斗，直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吉沙拉的约翰（John of Gishala）向罗马人投降（他保住了性命，尽管等待他的是终身监禁）。另一个首领西门·本·乔拉（Simon ben Giora），身着白色长袍从圣殿底下的地道中走出来，在罗马庆祝胜利时，他在提图斯的凯旋中担任主角。

在蓄意屠杀和之后的有序破坏下，一个世界消失了，只留下一些瞬间凝结在时间里。罗马人杀死了老弱病残；在被火烧毁的房子的门阶上发现的一块女人手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惊慌和恐怖；犹太区的宅邸灰烬述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境况。在通往圣殿的巨大楼梯下面有一条街道，在街道旁边的一家商店里发现了两百枚铜币，这或许是在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居民秘密藏起来的。很快，就连罗马人都厌倦了杀戮，他们将耶路撒冷人赶到在圣殿的女院搭建起来的集中营中进行筛选：起义者被杀死；身强力壮的人被送到埃及的煤矿做工；年轻英俊的人则被卖作奴隶，或者被挑走送到竞技场上与狮子搏斗，抑或在凯旋仪式中作为展览品供人观看。

约瑟夫斯在圣殿的庭院中搜寻可怜的囚犯，他在里面找到他的兄弟和五十个朋友，提图斯允许他把他们带走。他的父母可能已经死了。他注意到，他的三个朋友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心如刀割，将这一情况告诉提图斯”，提图斯下令将这些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并找医生医治，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提图斯决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将耶路撒冷摧毁，约瑟夫斯将这一决定归咎到造反者身上：“叛乱摧毁了这座城市，罗马人消灭了叛乱。”圣殿是大希律最令人敬畏的丰碑，拆毁它将是对工程学的一个挑战。皇家柱廊的巨大方石倒塌后压在新建的人行道上，将近两千年后，人们在巨大的岩石堆里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形状和倒塌时一样，只是被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瓦砾碎片所掩埋。碎石残骸被倒进紧挨圣殿山的山谷里，这个位于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山谷逐渐被碎石填满，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圣殿山的承重墙，包括今天的西墙却被保留了下来。从希律的圣殿和希律的耶路撒冷城中掉落的石头，遍布耶路撒冷，并被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和建筑者——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从十字军到奥斯曼人，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耶路撒冷，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在数字问题上总是粗心大意。塔西佗说，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有六十万人，而约瑟夫斯则声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不管真实数字是多少，它都是非常庞大的，而所有这些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杀或者被卖作奴隶。

接下来，提图斯开始了他恐怖的凯旋之旅。他的情妇贝勒妮斯和她的国王弟弟在他们的首府凯撒利亚腓立比，即今天的戈兰高地招待他。在那里，他观看成千上万的犹太囚犯互相打斗或者与野兽搏斗，直到死亡。几天后，他看到另外两千五百人在凯撒利亚海滨的角斗场被杀，在提图斯返回罗马庆祝他的胜利之前，更多的人在贝鲁特以玩乐的方式被杀。

罗马军团“将城市剩余部分彻底摧毁，还推倒了它的城墙”。提图斯只留下希律城堡的几座塔作为“他好运的丰碑”。第十军团把指挥部设在希律的高塔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约瑟夫斯写道，“它原是人类世界最壮丽、最具盛名的城市。”

五个世纪之前，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完全摧毁，在那次破坏后五十年间，圣殿被重建，犹太人也返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公元70年的这次毁坏过后，圣殿再没有被重建——尽管中间有几段短暂的插曲，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不会再统治耶路撒冷。但这场灾难的灰烬里不仅孕育着近代犹太教的种子，还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性。

根据后来拉比犹太教[1]的传说，在围城早期，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凯（Yohanan ben Zakkai）让门徒把他放进棺材里抬出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借此暗喻新犹太教的建立不再以圣殿的献祭仪式为基础。

仍旧居住在犹地亚和加利利乡间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罗马和波斯帝国大的社团中的犹太人，都在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自此以后，犹太人更加敬畏这座城市，《圣经》和口传律法也相应地代替了圣殿，但据说上帝在上天之前曾在橄榄山等了三年半，以目睹圣殿是否会重建。这次破坏对基督徒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耶路撒冷的小基督教社团在耶稣的堂兄弟西门的领导下，在罗马人围城之前从这个城市逃了出去。纵然罗马世界生活着许多非犹太基督徒，这部分耶路撒冷人仍保留在圣殿边祈祷的犹太教派传统。而今圣殿被毁，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恩宠：耶稣的追随者彻底脱离母教，声称自己是犹太遗产的正当继承人。基督徒设想的是一个新的、天国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实中那个支离破碎的犹太城市。最早的几部《福音书》可能是在城市被毁后书写的，其中详述了耶稣是如何预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你们将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还有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下”。被毁的圣所和犹太人的没落是新启示的有力证据。7世纪20年代，当穆罕默德创立新宗教时，他首先接受了犹太传统：面朝耶路撒冷祈祷并尊崇犹太先知，因为对他来说，圣殿被毁也证明上帝收回了他对犹太人的祝福，并将它赐给伊斯兰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的决定帮忙把这座城市塑造成了其他两个圣书之民尊奉的神圣的模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圣地。从一开始，耶路撒冷的神圣就不仅仅是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随着少数人的决定不断提升。

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比提图斯早了一千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人——大卫王。

[1]　“拉比”是希伯来语“rabbi”的音译，意为“老师”、“先生”。原是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后指犹太教中学过《圣经》《塔木德》，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拉比犹太教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逐步形成的犹太教派别，其特点是重视对宗教律法的阐释，而不注重对教义的解释，强调世俗律法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译注

第一部分　犹太教

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锡安……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圣经·以赛亚书》第60章第14节，第52章第1节

耶路撒冷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坐落着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圣所。圣城不是犹地亚这一个国家的母亲城，其他大部分邻近土地也都以此为母亲城，甚至还有遥远的他乡，包括亚洲大部甚至欧洲，更不用说幼发拉底河另一边的国家了。

犹太国王希律·亚基帕一世，引自斐洛，《论特别法》

没见过耶路撒冷之辉煌的人终其一生也见不到一个合意的城市。没见过圣殿全貌的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一座辉煌的建筑。

巴比伦塔木德，《住棚节之短文》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爱耶路撒冷甚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圣经·诗篇》第137章第5-6节

耶路撒冷是东方最著名的城市。

老普林尼，《自然史》第5章第70节

1

大卫的世界

第一任国王：迦南人

在大卫占领锡安城堡时，耶路撒冷就已经很古老了。但是，当时它还称不上是座城市，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要塞，它所在的地方自古以来有许多名字——迦南、犹大、犹地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圣地、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这块只有100英里（约161千米）长、150英里（约241千米）宽的土地位于地中海东南角和约旦河之间。郁郁葱葱的沿海平原为活跃在埃及和东方帝国间的侵略者和商人提供了最佳路径。但孤立、偏远的小镇耶路撒冷距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30英里（约48千米），它远离商道，高高地耸立在悬崖、峡谷和犹地亚的山峦碎石之间，经受着寒冬和酷暑的洗礼。然而，这些冷峻的山上非常安全，下面的山谷中有条小溪，足以养活一个城镇。

大卫之城的浪漫形象比任何可考证的历史事实都更加生动耀眼。在耶路撒冷的史前迷雾中，在陶器的碎片、幽灵般的崖窟墓、城墙的断壁残垣、久远的王殿上的碑文，还有《圣经》的神圣文学作品中，因相隔千年而只能让我们看到黑暗中人类生活的浮光掠影。偶尔出现的线索只能瞬间照亮消失的文明的某个时刻，对于接下来几个世纪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只能等到下一次闪光照亮历史上的另一番景象。只有山川、河流和峡谷依旧，即使这些东西，在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战争和人为破坏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到大卫王时期，神圣、安全和自然条件，使耶路撒冷成为众人心中坚不可摧的古老堡垒。

早在公元前5000年，人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居住。在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200年左右，当城市之母乌鲁克（Uruk，在后来的伊拉克境内）的市民人数达到四万人，耶路撒冷附近的耶利哥（Jericho）[1]成为一个设防的城镇时，人们将死者埋在耶路撒冷山间的坟墓里，并在小溪上方山上一座可能有围墙的村庄里开始建造四方形小房子。之后，这个村庄荒废了许多年。当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进入修建金字塔的鼎盛时期并完成伟大的狮身人面像时，耶路撒冷几乎还不存在。到公元前20世纪头十年，当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岛上日渐兴盛、汉谟拉比国王即将在巴比伦编纂他的法典、不列颠人在巨石阵中做礼拜时，在埃及卢克索附近发现的一些陶器碎片中提到一个叫“乌尔萨利姆”的城镇，它是夜晚星辰之神萨勒姆（Salem）或莎勒姆（Shalem）的一种译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萨勒姆已经建立”。

在耶路撒冷，一个定居点在基训泉周围发展起来：迦南居民在岩石中开凿隧道，将泉水引到城堡中的一个水池。坚固的地下通道保证了他们的用水安全。对该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显示，迦南人是靠塔楼和厚墙来保卫基训泉的，他们的墙壁厚23英尺（约7米），是用重三吨的石头建造的。塔楼可能还充当神庙，歌颂基训泉的宇宙神圣。在迦南其他地方，身兼祭司一职的国王们建造了设防的塔寺。再往上走，已经发现城墙的残余部分，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城墙。事实证明，迦南人在建筑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耶路撒冷的其他居民，只有大约两千年后的大希律可与之相比。

公元前1458年，埃及占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人成了埃及的属民。埃及卫戍部队驻守附近的雅法和加沙。公元前1350年，心惊胆战的耶路撒冷国王请求他的宗主、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为他提供帮助——甚至请求埃赫那吞派“五十名弓箭手”——保卫他的小王国不受周围国王和强盗的侵扰。国王阿布迪·赫帕称他的城堡是“耶路撒冷大地的首都，名字叫贝特·舒尔曼（Beti Shulmani）”，即“幸福之所”。“舒尔曼”这个词可能来源于城市原来的名字“萨勒姆”。

在南有埃及人、北有赫梯人、西北是正在进行特洛伊战争的迈锡尼希腊人的世界，阿布迪·赫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君主。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是西闪米特文——许多中东民族在人种上都是闪米特人，他们所说的语言也是闪米特语，据说闪米特人的祖先是挪亚的儿子闪。因此，阿布迪·赫帕可能来自地中海东北部的某个地方。人们在法老的档案中找到了他的借兵请求，从请求中可以看出阿布迪·赫帕的惊慌失措和阿谀奉承，这是耶路撒冷人首次见诸史端的话语：[2]

我七次拜倒在国王的脚下，然后再七次。这是米尔基利和舒瓦达图做下的伤天害理的事。他们违背国王的法律……率领基色人的军队……国王的土地已经掌握在哈卑路人（四处劫掠的亡命之徒）手里。现在一个原属耶路撒冷的城镇已经由吉尔图的属下接管。希望国王听您的仆人阿布迪·赫帕倾诉，派遣弓箭手过来。

后续之事我们不得而知，无论这个处在包围中的国王命运如何，总之一百多年后，耶路撒冷人在基训泉上方、俄斐勒山上建起了陡峭的阶梯状建筑——“城堡之基”，或者说“萨勒姆的圣殿”，该建筑至今犹存。这些令人震撼的墙壁、塔楼和阶梯是以“锡安”之名闻名的、大卫即将占领的迦南人城堡的一部分。公元前13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个叫“耶布斯”的民族攻占耶路撒冷。而此时，古老的地中海世界仍被来自爱琴海的所谓的海上民族的冲击波搅得四分五裂。

在袭击和迁徙的浪潮中，帝国纷纷衰落。赫梯人倒下了，迈锡尼人不可思议地被摧毁了，埃及摇摇欲坠——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民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以色列人

这段新“黑暗时代”持续了三个世纪，一个奉行一神崇拜的、鲜为人知的民族——希伯来人（也称以色列人）得以在狭窄的迦南地定居并建立王国。从有关创世、民族的起源、希伯来人与上帝关系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他们将这些传统记录在神圣的希伯来文献中。这些文献后来被整理成《摩西五经》（Pentateuch），即犹太《圣经》的第一部分——《塔纳赫》，然后一代代传了下来。《圣经》是书中的经典，但它并非一部文献，而是一部文字驳杂的神秘丛书，由不同时代的无名作者怀着大相径庭的意图编著而成。

这部跨越许多年代、经由众人之手编写的神圣著作包括一些可考证的历史事实、一些不可考证的神话故事、一些无限美好的诗歌，还有很多难解的章节，可能加密过，也可能只是因错译而显得神秘。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叙述历史事件，而是揭示更高的真理——一个民族和他们的上帝的关系。对信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产物。对历史学家来说，它是矛盾的、不可靠的、不断重复的，但同时又极其宝贵的材料，因为它通常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材料——实际上，它还是关于耶路撒冷的第一本最重要的传记。

据《圣经》第一卷书《创世记》记载，希伯来人的始祖是亚伯兰——书中把他描述成从乌尔（Ur，今伊拉克境内）过来，定居希伯伦的人。希伯伦位于迦南，这是上帝应允给亚伯兰的土地，上帝还把他的名字改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在旅行的过程中，亚伯拉罕受到萨勒姆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的欢迎，麦基洗德以至高真神伊利昂的名义欢迎亚伯拉罕的到来。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这个城市，这意味着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由祭司王统治的迦南圣地。后来，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地”的一座山上——摩利亚山，即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拿他的儿子以撒献祭，以测试亚伯拉罕的忠诚。

亚伯拉罕的无赖孙子雅各通过耍手段夺得了继承权，但在同一个陌生人的摔跤比赛中拯救了自己，原来这个陌生人就是上帝，他的新名字“以色列”——“与神角力之人”——由此而来。犹太民族正是起源于此，他们同上帝的关系是如此饱含激情又充满波折。以色列是移居埃及的十二个支派的始祖，在这些所谓先人的故事中有诸多矛盾之处，因此界定它们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的。

四百三十年后，《出埃及记》将以色列人描述成法老建造城市时受压迫的奴隶，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在一个名叫摩西的希伯来王子的带领下奇迹般地逃出埃及（犹太人仍在逾越节庆祝这一事件）。在穿越西奈的时候，上帝授予了犹太人摩西十诫，并承诺，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按照这些戒律生活、礼拜，他就把迦南赐予他们。当摩西试图探寻上帝的本质，问“您叫什么名字”时，他听到威严的、令人生畏的回答：“我就是我。”一个没有名字的上帝。希伯来语的表达是YHWH：雅卫（Yahweh）[3]，后来基督徒把它错拼成“耶和华”（Jehovah）。[4]

确实有许多闪米特人定居埃及。拉美西斯二世可能就是那个强迫希伯来人为他建造积货城（store-cities）的法老。摩西是埃及人的名字，这至少证明他来自埃及。没有理由怀疑一神教第一位有魅力的领袖——摩西或者某个与他相似的人——确实接受了这种神启，因为宗教都是这样开始的。闪米特人逃避压迫的传说貌似合理，但无法确定日期。

摩西从尼波山上看见上帝的应许之地，但他至死没有踏上这块土地。是他的继任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据《圣经》所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一个既充满血腥杀戮，又逐渐定居下来的过程。考古方面没有任何征服占领的证据，但这些游牧定居者确实在犹地亚高地建了许多没有围墙的村庄。[5]这群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对自己的上帝——雅卫——的崇拜将以色列人团结在一起——他们在一座可移动的圣殿里敬拜上帝，圣殿是一个供有神圣木匣的帐篷，此木匣以“约柜”著称。他们可能是通过讲述先人的故事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从亚当和伊甸园到亚伯拉罕，这些传说中有许多后来不仅为犹太人所尊奉，还受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尊崇——并在耶路撒冷落地生根。

现在，以色列人第一次离这座城市如此之近。

2

大卫的崛起

年轻的大卫

约书亚在耶路撒冷北部的示剑建立据点，在那里，他为雅卫建造了一座圣殿。耶路撒冷是亚多尼洗德国王统治的耶布斯人的故乡，这个国王的名字表明他是一个祭司王。亚多尼洗德虽然努力抗击约书亚的入侵，但最终还是被打败了。然而，犹大的儿子们不能将耶布斯人赶出耶路撒冷，他们和犹大的子孙们一起在耶路撒冷居住、生活，直至今日。公元前1200年前后，拉美西斯大帝的儿子麦伦普塔（Merneptah），可能是那个被迫释放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的法老，面临着海上民族的袭击——海上民族将近东的古老帝国搞得天翻地覆。为了恢复秩序，法老突袭迦南。回国后，他将这次胜利铭刻在底比斯神庙的墙上，宣称他已经打败了海上民族，重新占领阿什克伦，并屠杀了一个到目前为止首次见诸史册的民族：“以色列被摧毁了，但它的子孙没有就此断绝。”

以色列还不是一个王国。《士师记》中说，它是一个由长者统治的部落联盟，现在这些人遇到一个新的敌人，即海上民族之一、发源于爱琴海的非利士人。他们占领了迦南海岸，建造了五个富裕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他们织衣服，制作红、黑两色陶器，奉行多神崇拜。从小乡村过来的山坡牧羊人以色列人无法与这些见多识广的非利士人相提并论，非利士步兵身着希腊式胸甲、护胫甲和头盔，挥舞着能够挑战埃及笨重战车的短兵器。

以色列人选出了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士师——同非利士人和迦南人作战。《士师记》中备受忽视的一节声称是以色列人攻占并烧毁了耶路撒冷；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想保留耶路撒冷这个据点。

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的以便以谢战役中，非利士人彻底打败以色列人，摧毁了他们在示罗的圣所，俘获了雅卫的神圣象征——约柜，并开始向耶路撒冷周围山区挺进。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希望“和其他民族一样”的以色列人决定推选一个由上帝选择的王。他们向日渐年老的先知撒母耳求助。先知不是未来的预言者，而是对当前局势做出分析的人——在希腊语中，先知（Propheteia）的意思是“诠释神的意志”。以色列人需要一个军事指挥官，于是撒母耳便选择了年轻的勇士扫罗，用圣油为他施膏油礼。扫罗在基遍的一个山顶要塞上发号施令，此地距离耶路撒冷北部3英里（约5千米），这个“统帅我的人民以色列人的首领”通过打败摩押人、以东人和非利士人证明了撒母耳选择的正确性。但扫罗不适合当国王，因为“出自上帝之手的恶灵折磨着他”。

面对精神不稳定的国王，撒母耳私底下将目光转向了其他人。他发现伯利恒的耶西的八个儿子中有一个天赋异禀：“最年轻的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大卫“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在《圣经·旧约》中，大卫是最引人注目、形象最丰满的人物。这个神圣耶路撒冷的缔造者是个诗人、征服者、杀人犯、奸夫，具有圣王的特质，同时又是一个有缺点的冒险家。

撒母耳将年轻的大卫带到宫中。大卫在这里接受扫罗王的任命，成为为国王执掌兵器的人之一。当国王发疯时，大卫展示了他的第一种天赋：他弹竖琴安抚国王，“扫罗便舒畅爽快”。大卫的音乐天赋是他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归到他名下的赞美诗甚至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创作的。

非利士人挺进以拉谷。扫罗和他的军队遭遇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派出了体型巨大的勇士——来自迦特[6]的歌利亚，他的全副武装与以色列人单薄的装备形成了鲜明对比。扫罗害怕双方发生激战，所以当大卫要求同歌利亚单打独斗时，扫罗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对大卫能否打败歌利亚表示怀疑。大卫“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他挥舞他的投石器，将石头投掷出去，砸在这个非利士人的额头上，直到石头陷进他的额头里。[7]他砍了这个倒下的冠军的脑袋，以色列人一路追赶非利士人，直到他们的城市以革伦。无论真相如何，这个故事表明大卫年纪轻轻就赢得英勇善战的名声。[8]

扫罗给大卫晋升，但街上的妇女却吟唱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视大卫如友，他的女儿米甲也爱慕大卫。扫罗虽然允许他们结婚，但自己却饱受嫉妒折磨，还曾两次试图用标枪杀死他的女婿。米甲公主让大卫从王宫窗户处逃脱，从而救了他一命，后来大卫又得到诺布祭司的庇护。国王追捕他，将祭司们杀至只剩一人，但大卫再次逃脱，逃亡中成为六百个强盗的首领。他两次潜伏到睡着的国王身边，但都饶了国王一命。他的行为使扫罗泣声说：“你比我公义！”

最后，大卫叛逃到迦特的非利士国王那里，非利士国王将自己的领土洗革拉赐给他。非利士人再次入侵犹大并在基利波山上打败扫罗。他的儿子约拿单被杀，国王本人也挥剑自尽。

3

王国和圣殿

大卫：王城

一个年轻人来到大卫的营地，声称扫罗已经被他杀了：“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杀了这个信使，然后在这首流传千古的诗歌中哀悼扫罗和约拿单：

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妆饰……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英雄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

在这黑暗的时刻，犹大的南方部落为大卫施膏油礼，立他为王，定希伯伦为首都，而扫罗活下来的儿子伊施波设接替扫罗统治以色列的北方部落。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之后，伊施波设被杀，北方部落也立大卫为王，为他施膏油礼。王国统一了，但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隔阂只有大卫的魅力才能够弥合。

耶路撒冷——因这里居住着耶布斯人，又称为耶布斯——就在扫罗的大本营基遍的南部。大卫和他的军队向锡安城堡进发，他们面对的是最近在基训泉周围发现的强大的防御工事。[9]据说，锡安城堡是坚不可摧的，大卫是如何占领它的仍然是个谜。《圣经》中说，耶布斯人让瞎子和瘸子列队站在城墙上，以警示进攻者这样的命运将降临在任何攻城者身上。但是国王不知用什么方法潜入了城内——借助一样东西，希伯来《圣经》称之为Zinnor，可能是条隧道，就是现在正在俄斐勒山上发掘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之一，也可能是某个神秘咒语的名字。不管怎样，大卫占领了锡安城堡，也就是大卫的城。

这次攻城可能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大卫没有屠杀耶布斯人，相反，他把他们笼络到他的多民族宫廷与军队中。他把锡安城改名为大卫城，修缮了城墙，并把约柜（战争中夺了回来）迎回了耶路撒冷。约柜可怕的神圣性杀死了一个挪动它的人，于是大卫把它寄放在一个可信的迦特人那里，直到它能够安全搬运。“大卫和整个以色列家族的人在呐喊声和喇叭声中抬起上帝的约柜”。大卫穿上祭司的裹腰布，“在上帝面前尽情跳舞”。作为回报，上帝向大卫许诺：“你的家族和你的王国将永世长存。”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大卫宣布雅卫已经定居圣城。

扫罗的女儿米甲嘲笑她的丈夫半裸着归顺上帝，她认为这是一种粗俗的虚荣。《圣经》的前几卷混杂着古代文本与后来追记的故事，但《撒母耳记》（下）和《列王纪》（上）中所隐藏的丰满的、不英勇的大卫形象读起来却是如此生动形象，很有可能是基于某个宫廷侍臣的回忆录。

大卫选择这个要塞做首都是因为它既不属于北方部落，也不属于他的南方犹大部落。他把从征服的敌人那里夺得的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他从推罗的腓尼基盟友那里进口香柏木，装点宫殿。据说，大卫征服了一个从黎巴嫩一直到埃及边界的王国，东至今天的约旦和叙利亚，他甚至在大马士革部署了驻军。《圣经》是我们了解大卫的唯一材料：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850年间，埃及和伊拉克的帝国湮没无闻，留下的王室记录寥寥无几，但是，它们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大卫当然是存在的：1993年，在以色列北部但丘发现的公元前9世纪的碑文显示，犹大的国王们以“大卫世家”著称，由此证明大卫是王国的创始人。

然而，大卫的耶路撒冷非常小。此时，今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城占地面积2500英亩（约1012万平方米），就连附近的夏琐镇也有200英亩（约81万平方米），耶路撒冷的面积可能不超过15英亩（约6万平方米），城堡周围最多能容纳大约一千两百人。但最近发现的基训泉上的防御工事证明，大卫的锡安城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得多，尽管它离帝国首都非常远。[10]大卫和他的克里特、非利士以及赫梯雇佣军一起征服的王国貌似也存在，但《圣经》还是有所夸大，大卫的王国只是一个靠大卫的人格品性团结在一起的部落联盟。后来的马卡比人将展示，在帝国权力真空时期，充满活力的军阀是如何迅速征服一个犹太帝国的。

一天晚上，在王宫屋顶休息时，“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这不是拔示巴么？”这个女子已经嫁给大卫的一个非以色列雇佣军首领，赫梯人乌利亚。大卫召见了她，“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并怀了孕。国王命令他的指挥官约押将她的丈夫从今天的约旦战场上召回。乌利亚回来后，大卫命令他回家“洗脚”，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让他同拔示巴睡觉，以掩饰她怀孕的事实。但是，乌利亚拒绝如此，于是大卫命他把这封信带给约押：“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使他被杀。”乌利亚最后战死沙场。

拔示巴成为大卫最喜爱的妻子，但先知拿单却给国王讲了一个拥有一切的富人仍去偷一个穷人家里唯一一只羊的故事。大卫被这种不公所震撼：“行这事的人该死！”“你就是那人。”拿单回答说。国王意识到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和拔示巴因为这个罪行失去了他们的头生子，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活了下来。

大卫掌管的宫廷远非一个圣王的理想宫廷，而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地方。像许多围绕强人建立的帝国一样，当大卫被病痛折磨时，帝国就开始分裂：他的儿子们为继承权争得你死我活。他最大的儿子暗嫩有望继承王位，但他最喜欢的儿子是暗嫩同父异母的弟弟，被宠坏的、野心勃勃的押沙龙。押沙龙的头发充满光泽，体形毫无瑕疵，在整个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因为美好而备受称赞。

押沙龙：一个王子的崛起和倒台

在暗嫩引诱押沙龙的妹妹他玛到他家里并将其强奸后，押沙龙命人在耶路撒冷城外杀死了暗嫩。在大卫悲伤难过的时候，押沙龙从首都逃脱，直到三年后才返回。大卫和他最喜欢的儿子达成和解：押沙龙在王座前俯首，大卫则亲吻了他。但押沙龙王子依旧不能控制自己的野心。在耶路撒冷，他乘马车招摇过市，让五十人骑马为他开路。他动摇了他父亲的统治——“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还在希伯伦建立了自己的反叛朝廷。

押沙龙像冉冉升起的太阳，人们纷纷投奔他。而今，大卫又重整旗鼓：他拿走象征上帝荣宠的约柜，接着放弃耶路撒冷。当押沙龙在耶路撒冷站稳脚跟后，老国王开始召集自己的力量，“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大卫这样吩咐他的将领约押。当大卫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屠杀叛乱分子时，押沙龙骑着骡子仓皇而逃。但是他漂亮的头发却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因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当看到在空中吊着的押沙龙后，约押便杀了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一个坑里，而不是叛乱王子为自己修建的石柱子底下。[11]“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国王悲戚地问道。得知王子已死，大卫哀痛地说：“我儿押沙龙阿，我儿，我儿押沙龙阿，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阿，我儿，我儿！”当饥荒和瘟疫在王国蔓延时，大卫站在摩利亚山上，他看到死亡天使在向耶路撒冷逼近。他经历神显，获得神启，神命令他在那里建一座圣坛。耶路撒冷可能已经有一座圣殿，因为它的统治者被描述成祭司王。城市的原住民之一，耶布斯人阿劳纳在摩利亚山上拥有地产，这表明耶路撒冷城已经从俄斐勒山扩张到附近山上。于是，大卫用50锡克尔[12]银子买了牛和打谷场。大卫在那里为上帝建了一座圣坛并奉上燔祭和感恩祭。大卫计划在那儿建一座圣殿，并从推罗国王腓尼基人阿比巴尔那里订购香柏木。这是他帝王生涯的巅峰，让他的人民靠近上帝，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团结在一起，并膏立耶路撒冷为圣城。但世事难料，上帝告诉大卫：“你不可以我之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你让别人流过血。”

大卫“年纪老迈、疾病缠身”，他的廷臣和儿子们都在阴谋夺取继承权。另一个儿子亚多尼雅企图篡夺王位，一个身姿轻盈的童贞女亚比煞被带进来分散大卫的注意力。但这些密谋者都低估了拔示巴的能耐。

所罗门：圣殿

拔示巴声称她的儿子所罗门拥有王位继承权。大卫把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叫过来，让这二人护送所罗门乘坐国王自己的骡子前往神圣的基训泉。在那里他们给所罗门施了膏油礼，任命他为国王。号声响起，民众欢腾。亚多尼雅在听见庆祝之声后，便躲到神圣的祭坛里，而所罗门则保证不会伤害他的性命。

统一以色列、把耶路撒冷建设成上帝之城后，大卫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临死前，他命令所罗门在摩利亚山上建造圣殿。是四百年后的《圣经》作者将大卫的不完美性塑造成圣王的本性，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的时代引以为戒。大卫被埋在大卫城。[13]他的儿子与他完全不同。所罗门将完成那个神圣的使命——公元前970年左右，他以血腥的方式开始了他的统治。

王太后拔示巴要求所罗门允许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亚多尼雅迎娶大卫王最后一个妃子亚比煞。所罗门讽刺地问：“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命人杀死亚多尼雅并清洗了他父亲的老卫队。这是大卫的宫廷史学家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实际上，它也是唯一一个从中可以看出所罗门作为凡人的故事，因为此后的他将成为一位传奇式帝王，是具有超凡智慧和雄才大略的典型帝王。所罗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比普通的国王更出色：他的智慧成就了三千则寓言故事和一千零五首歌曲，他有七百个妻子和三百个嫔妃，他的军队有一万两千名骑兵和一千四百辆战车。这些昂贵的军事技术部分展示在他的要塞城镇：米吉多、基色和夏琐，而他的舰队驻扎在亚喀巴湾的以旬迦别。

所罗门与埃及和基利家从事香料、黄金、战车和马匹贸易。他同他的腓尼基盟友，推罗的希兰国王一同派遣商队远赴苏丹和索马里。他盛情接待率驼队远道而来的示巴（也可能是萨巴，今也门）女王，女王来到耶路撒冷，“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黄金来自俄斐——可能是印度的某地；青铜产自他自己的矿井。他用自己的财富装饰耶路撒冷：“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最能反映他国际声望的事件是他同法老女儿的联姻。法老们几乎不把女儿嫁给外国君主——特别是刚刚摆脱山区牧羊人首领身份的暴发户犹地亚人。但一度傲慢的埃及人正遭遇可耻的混乱，法老西阿蒙突袭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基色，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孤军深入到离家甚远的地方，他把战利品连同他的女儿一起送给了所罗门，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荣耀。然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杰作是他父亲计划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

“耶和华殿”伫立于庄严神圣的卫城之中，紧挨所罗门的皇家宫殿。正如《圣经》中所描绘的，包括黎巴嫩林宫和国王进行审判的圆柱大厅，其奢华的大厅与宫殿都被金子和香柏木所包裹，富丽堂皇。

这不光是以色列人的成就。在黎巴嫩沿海独立的城邦生活的腓尼基人是地中海最老练的工匠和航海商人，以推罗紫——他们民族的名称（phoinix，意为紫色）源于此——以及发明了字母表闻名于世。推罗的希兰国王不仅供应柏木和香柏木，还提供雕刻金银饰品的手工艺人。一切都是“纯金的”。

圣殿不仅是神圣之所，还是上帝在俗世的住宅，它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综合建筑群，长约33英尺（约10米），宽约115英尺（约35米），周围墙壁环绕。首先是由两个高33英尺（约10米）的铜柱组成的大门，铜柱的名字分别是“雅斤”和“波阿斯”，上面装饰着石榴和百合，穿过大门，是一个巨大的、有柱子的开放式庭院，庭院三面都是两层楼的房间，里面可能装着皇家档案或金银财宝。门廊通向一个神圣的大厅：大厅墙上挂着十盏金灯，香炉前面摆着一个黄金桌子，上面放着无酵饼，以作祭神之用，一个水池和一个上面搭着毛巾的有轮子的水盆作清洁之用，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为“海”的铜池。台阶通向至圣之所[14]，至圣之所是一个小房间，由两个长着翅膀的智天使守卫，智天使高17英尺（约5.2米），用贴着金箔的橄榄木塑造。

然而，所罗门更看重自己的荣耀。他花了七年时间建造圣殿，花了十三年时间建造自己的宫殿，后者要更大一些。上帝的住宅必须保持静默，所以“那里面既没有锤子、斧子，也没有任何铁质工具”。他的腓尼基工匠在把东西运到耶路撒冷前，就在推罗做好了装饰石头、雕刻柏木和香柏木及制作金、银、铜饰品的工作。所罗门王通过扩充旧城墙来加固摩利亚山，此后，“锡安”这个名字既用来形容原来的城堡，也用来形容新的圣殿山。

当所有工程都完工的时候，所罗门把民众召集起来，观看祭司将盛放约柜的合欢树木匣从大卫之城、锡安城堡的帐篷抬到摩利亚山的圣殿。所罗门在圣坛前献祭，接着，祭司们将约柜抬进至圣之所，放在两个巨大的黄金智天使的翅膀下。除了智天使和约柜，至圣之所里面空无一物。约柜只有4英尺（约1.2米）长、2.5英尺（约76厘米）宽，除了刻着摩西律法的石板，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它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它不是为大众崇拜设计的，在这空旷的地方住着简朴的、无形的神雅卫，这种观念是以色列人独有的。

当祭司走出至圣之所的时候，神显之“云”、“耶和华[15]的荣光充满了殿”。所罗门在民众面前为圣殿祝圣，他对上帝说：“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上帝回答说：“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这后来发展成为犹太历中第一个参拜圣地的节日：“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那一刻，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中的神圣观找到了永恒的家。犹太人和其他圣书之民相信，神之所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山。耶路撒冷将成为世界上神人交流的最佳场所。

所罗门：衰微

所有理想中的耶路撒冷，无论是新的、旧的、天上的、尘世的，都是基于《圣经》对所罗门之都的描述。但是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印证这一描述，也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任何痕迹。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令人惊奇。因为不可能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对圣殿山进行发掘，即使允许发掘，也可能找不到所罗门圣殿的痕迹，因为它至少两次被毁，至少一次被削平到基岩部位，又经过无数次改建。圣殿的规模和结构还貌似可信，即使《圣经》的作者们夸大了它的宏伟壮丽。所罗门圣殿是当时的经典神庙。腓尼基神庙（所罗门圣殿部分以此为蓝本）是香火旺盛的团体，数百官吏、庙宇娼妓（她们所获金钱成为神庙所得），甚至庙宇里的理发师（他们给将头发献给神的人理发）经营着神庙。在该地区发现的叙利亚神殿的布局，连同它们的宗教设施，像洗濯盆之类，都与《圣经》中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极为相似。

圣殿里面黄金、象牙之丰富是完全可信的。一个世纪以后，以色列的国王们在撒马利亚豪华的宫殿里主政。考古学家已经在那里发现了象牙制品。《圣经》中说，所罗门将五百个黄金盾牌献给圣殿，其他材料证明，那个年代黄金特别多——可以从俄斐进口黄金，埃及人也在努比亚开采金矿。所罗门死后不久，当法老舍松契威胁进攻耶路撒冷时，正是圣殿的黄金宝藏将他打发走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所罗门王的宝藏是虚构的，但现在已经在约旦发现他统治期间开采的铜矿。他军队的规模也只是可能性猜测——我们知道一个世纪后，以色列的一个国王推出了两千辆战车。[16]

所罗门的尊贵气派可能有所夸大，但他的衰微却是无比真实的：睿智之王成了不受欢迎的暴君，他通过高额的税收和“鞭笞的惩罚”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提供资金。让两百年后编写《圣经》的一神论作者们厌恶的是，所罗门不光对着雅卫祈祷，还对着其他地方神祈祷，不仅如此，他还“爱慕许多稀奇古怪的女人”。

摆在所罗门面前的是南部以东（Edom）地区和北部大马士革地区的叛乱活动，而他的将领耶罗波安开始策划在北方部落中举起起义大旗。所罗门派人暗杀耶罗波安，但这个将军逃到了埃及，并得到一个复兴帝国的利比亚法老舍松契的支持。以色列王国摇摇欲坠。

4

犹大的国王们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626年

罗波安对耶罗波安：分裂

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在执政四十年后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把各部落召到示剑。北方部落让将军耶罗波安转告年轻的国王，他们不会再容忍所罗门的高额赋税，但傲慢的国王回答说：“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而我会用蝎子惩罚你们。”十个北方部落揭竿起义，膏立耶罗波安为分离出去的新以色列王国的国王。

罗波安仍然是犹大的国王；他是大卫的孙子，掌握着雅卫在俗世的住宅——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罗波安定都示剑，但经验丰富的他一眼便看出：“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定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于是，他在伯特利（Bethel）和但（Dan）建了两座小圣殿，这两座圣殿是传统的迦南式圣殿。耶罗波安的统治既成功又久远，但他永远无法与罗波安的耶路撒冷相比。

两个以色列王国有时相互交战，有时结成紧密的同盟。公元前9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大卫王朝统治着犹大和圣殿王城耶路撒冷周围的小块地方，而更加富裕的以色列成为北部的一个地方军事力量，通常控制在依靠血腥政变夺取王位的御夫将领手中。其中一个篡位者还把前任君主的家人赶尽杀绝，“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男丁”。两百年后挥洒笔墨的《列王纪》和《历代志》的作者们从不关心个人履历或年表的精确，只依据是否忠于以色列的唯一上帝来评判统治者。幸运的是，黑暗时代过去了，如今在埃及帝国和伊朗帝国发现的碑文体现并印证了《圣经》那强烈的充满正义的呼喊。

所罗门死后九年，埃及与历史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曾经促使以色列联合君主国瓦解的法老舍松契率军队沿海岸线北上，登陆后转向耶路撒冷。圣殿的富有使他的这次绕道获利颇丰。罗波安国王不得不用圣殿的财富——所罗门的黄金打发舍松契。法老攻打两个以色列王国，摧毁沿海城镇米吉多，还在此留下一块刻着铭文的石碑，夸耀他的征服活动：虽然仅存只言片语，但足以令今人玩味再三。回国后，他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中宣扬他的这次成功突袭。当时法老的首都布巴斯提斯的一段象形文字显示，此后不久，舍松契的继承人奥索尔孔为他的神庙捐献了三百八十三吨黄金，这些可能就是从耶路撒冷掠夺所得。舍松契的入侵是经考古证实的第一个《圣经》事件。

经过五十年的争斗，两个以色列王国握手言和。以色列国王亚哈娶了一位腓尼基公主，这位公主成为《圣经》中的大恶魔，一个道德沦丧的暴君，崇拜巴力神及其他偶像。她的名字叫“耶洗别”，她和她的家族过来统治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他们为这两个地方带来的是杀戮和灾难。

耶洗别和她的女儿：耶路撒冷的王后

耶洗别和亚哈有一个名叫亚他利雅的女儿，他们把她嫁给犹大国王杰哈拉。亚他利雅到达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正一片繁荣——叙利亚商人在他们的区域做生意，一支犹地亚舰队在红海上扬帆起航，迦南人的神像被清理出圣殿，但耶洗别的女儿并没有给耶路撒冷带来幸福或好运。

唯有周围大国暂停扩张之时，以色列才能繁荣发展。公元前854年，在今伊拉克境内以尼尼微为中心建立的亚述国再次崛起。当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开始征服叙利亚诸国时，犹大、以色列和叙利亚结成反撒缦以色联盟。卡尔卡尔战役（Battle of Karkar）中，统帅一万名步兵和两千辆战车，并得到犹地亚人和叙利亚众王支持的亚哈国王，成功阻止亚述人向前进发。但此后不久，联盟瓦解。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联合攻打叙利亚；他们的属民举行起义。[17]以色列国王亚哈被箭射死——“狗把他的血舔得一干二净”。一个叫耶户的将军在以色列举起反叛大旗，屠杀了皇族成员——把亚哈七十个儿子的首级堆到撒马利亚门前，他不仅暗杀了以色列的新国王，还杀了来访的犹大国王。至于王后耶洗别，她被民众从她的宫殿窗口抛出，葬身于双轮马车的车轮之下。[18]

在以色列，耶洗别的尸体被用来喂狗，但在公元前841年左右，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王后掌握了耶路撒冷的大权，她杀害了她能找到的所有大卫家族的王子（她的亲孙子），只有小王子约阿施幸免于难。《列王纪（下）》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耶路撒冷生活的浮光掠影。

当年幼的王子正躲在圣殿的建筑群里时，耶洗别半腓尼基血统、半以色列血统的女儿将国际贸易和巴力神崇拜引进她的小山都。我们曾在耶路撒冷发掘出一只造型极为精致的乳白色鸽子停在一棵不足1英寸（约2.5厘米）高的石榴树上的物品，它可能是耶路撒冷豪华建筑里某件家具的装饰品。在大卫城下面的岩石水池周围发现了那个时代印有抬头的信纸——上面有以印玺著称的腓尼基黏土印章，印章上刻着船只和诸如王座上方长着翅膀的太阳之类的神圣图腾；还有一万块鱼骨，可能是通过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从地中海进口过来的。很快，亚他利雅就和耶洗别一样令人发指。她奉行偶像崇拜的祭司们在圣殿中立起巴力神和其他神的神位。六年后，圣殿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权贵们召集过来参加一次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透露小王子约阿施的存在——这些人立即宣誓向约阿施效忠。这个祭司用仍然储藏在圣殿中的大卫王的矛和盾将卫兵武装起来，然后立这个孩子为王，大声疾呼“上帝救助国王”，并吹响了号角。

女王听到“卫兵和民众的声音”，从王宫中跑出来，穿过卫城，冲到人满为患的圣殿。“反了！反了！”她大声呼喊，但卫兵们把她抓起来，拖离圣山，并在门外将她杀死。巴力的祭司们被以私刑处死，他们的神像也被打碎。

约阿施在位四十年，直到公元前801年，他在战场上被挥师耶路撒冷、强迫他把圣殿“宝库中的所有黄金”交出来的叙利亚国王打败，并被杀死。十三年后，以色列的一位国王突袭了耶路撒冷，并洗劫了圣殿。此后，圣殿不断增长的财富使它成为众人觊觎的对象。

然而，耶路撒冷微不足道的繁荣根本无法与在新王统治下焕发生机的亚述相比：那个肉食帝国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以色列和亚兰大马士革的国王试图通过结盟抵抗亚述人的侵略。当犹大国王亚哈斯表示拒绝时，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他们无法攻破新加固的城墙，但亚哈斯国王拿出圣殿的财富向亚述的提革拉-帕拉萨三世求助。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吞并叙利亚，洗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亚哈斯国王在屈服于亚述还是站起来斗争之间苦苦挣扎。

以赛亚：集美人和荡妇于一身的耶路撒冷

作为贵族、祭司和政治顾问的以赛亚建议国王耐心等待：耶和华会保护耶路撒冷。以赛亚说，王会有一个名叫以马内利的儿子——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赐予我们的这个孩子将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将带来“永久的和平”。

《以赛亚书》至少有两个作者——其中一个的写作时间在两百多年后，但第一个以赛亚不仅是个预言家，还是一个有远见的诗人，在亚述侵略势不可挡的时代，他是第一个展望圣殿被毁后神秘的耶路撒冷景象的人：“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殿布满狼烟”。

以赛亚热爱“圣山”，将它看成美丽的女人，“锡安女子的山，耶路撒冷的山”，有时正直，有时像个荡妇。拥有耶路撒冷是不乏神圣和体面的事情。但如果一切都失去了，“耶路撒冷也被毁了”，对散居各地的每个人来说，会有一个新的神秘的耶路撒冷，宣言慈爱，“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被压迫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以赛亚预见到一种非凡的景象：“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遥远的、可能被征服的山顶城市的法律、价值理念和故事将再次兴起：“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以赛亚预言，当受膏的国王——弥赛亚降临时，会有神秘的末日审判：“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死者将复活。“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首次表达了从古至今贯穿耶路撒冷历史的对世界末日的期盼。以赛亚不仅帮忙塑造了犹太教，还为基督教的成型作出了贡献。耶稣基督研究以赛亚和他的学说——从圣殿被毁与具有普世精神的耶路撒冷观念，到捍卫受压迫者的利益——这些理念都源于这个富有诗意的愿景。耶稣本人将被视为以赛亚所说的以马内利。

亚哈斯国王去大马士革朝拜提革拉-帕拉萨，归来时为圣殿带回一个亚述式神坛。公元前727年，征服者去世，以色列举起反叛大旗，但新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围攻以色列首都撒马利亚三年，然后吞并以色列，将两万七千名以色列人放逐到亚述。十二个部落中有十个部落在北方王国居住，这些人几乎从历史上消失。[19]现代犹太人是以犹大王国形式存留下来的后两个部落的后代。被以赛亚称为以马内利的婴儿是国王希西家，他不是弥赛亚，但他拥有所有政治品质中最宝贵的一种——运气。耶路撒冷至今还留有他的遗迹。

西拿基立：扑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蛰伏了二十年以等待反抗亚述的机会：首先，他清除偶像，粉碎圣殿中屹立的铜蛇，并召唤他的人民在首次扩建到西山的耶路撒冷庆祝早期的逾越节。[20]城里到处是从垮台的北方王国涌来的难民，他们可能随身携带一些有关早期以色列历史和传说的古老书卷。耶路撒冷的学者开始将犹地亚传统和北方部落传统融合在一起：像希腊人记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一样，按照这种模式书写的卷轴最终成为《圣经》。

公元前705年，当萨尔贡二世战死沙场时，耶路撒冷人，甚至以赛亚，都希望这一事件标志着这个邪恶帝国的垮台。埃及承诺给予支持；巴比伦城举起反叛大旗，并派使节告诉希西家，希西家觉得时机已到：他加入反亚述联盟并开始为战争作准备。然而，不幸的是，新的亚述王是一个具有无限信心和精力的军阀：他的名字叫西拿基立。

他称自己为“世界之王，亚述之王”，当时这两个头衔是同一个意思。亚述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塞浦路斯的广阔区域，它的内陆核心地区在今天的伊拉克，北有群山阻隔，西有幼发拉底河庇护，但南部和东部却易遭攻击。帝国就像一条鲨鱼，只有不断进食才能存活下去。对亚述人来说，征服是一种宗教义务。每个新国王即位时都要宣誓扩张他们所说的“阿舒尔神的土地”——这个国家就是以他们守护神的名字命名的。国王既是大祭司，又是司令官，亲自统帅二十多万军队，和近现代的专制统治者一样，他们不仅利用恐怖统治，还利用横跨整个帝国的流放来威慑他的臣民。

西拿基立父亲的遗体始终未能从战场上追回，这是触怒神灵的可怕迹象，帝国也开始分裂。但西拿基立镇压了所有叛乱，当重新占领巴比伦时，他摧毁了整个城市。然而，一旦秩序恢复，他就试图加以巩固，他花费巨资重建他的首都——战争和激情之神伊斯塔的城市尼尼微，用水渠灌溉花园，他的宏伟宫殿无与伦比。亚述的国王们酷爱宣传，宫殿墙上炫耀胜利的装饰昭示了亚述人的胜利和他们敌人的惨死——集体钉死、剥皮和斩首。被征服城市的大臣们在尼尼微游街示众，脖子上用恐怖的项链串着他们国王的首级。然而，他们的掠夺并不比其他征服者邪恶：比如埃及人会收集敌人的手和阴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述最残暴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可能的话，西拿基立更喜欢坐到谈判桌上。

西拿基立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埋在他的宫殿地基下。在伊拉克，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他的城市遗址，该遗址显示，鼎盛时期的亚述依靠征服和农业致富，政府由具有读写能力的书记员来管理，这些人的记录就保存在皇家档案馆里。他们的图书馆不仅包括了帮助国王（或王室）做决定的占卜书及争取神之厚爱的咒语、仪式和赞美诗，还包括记录诸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之类文学经典的石碑。实行多神崇拜、敬畏神秘雕像和鬼魂并诉诸占卜力量的亚述人研究医药，在石碑上开药方，上面写着：“如果这个人出现以下症状，问题出在……用药如下……”。

在远离家乡、绚丽浮华的亚述城市里辛苦劳作的以色列囚犯，将这些城市视为“充满谎言、劫掠、从来不乏受害者的血腥”都市，这里有彩绘宫殿，有像巴别塔一样的通灵塔。在先知那鸿的描述中有“鞭声嘹亮，车轮滚滚，马匹踢跳，车辆奔腾”，现在，那些八辐条的马车、那些庞大的军队和西拿基立本人正向耶路撒冷前进，《申命记》中说：“如鹰飞过来攻击你。”

希西家的隧道

希西家知道巴比伦所遭遇的恐怖，于是，他疯狂地在耶路撒冷新区附近筑防。他修建的“宽墙”厚25英尺（约7.6米），有些部分至今依稀可见，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犹太区的那段城墙。他为围城作准备，派两组工匠在岩石中间开凿出一个长1700英尺（约518米）的隧道，该隧道将城外的基训泉同大卫城下、圣殿山南部的西罗亚池连结在一起。多亏了他的这个新的防御工事，西罗亚池现在被划进了城内。当两组工匠在岩石深处会合时，他们刻碑庆祝，以此记录自己的惊人成就：

隧道通了。这是隧道凿穿的方式。工匠们挥舞斧头，朝着同伴的方向挖去，当还有3腕尺就要凿穿时，他们听到一个人呼唤同伴的声音，因为右边的岩石有裂缝，左边的也有。当隧道凿穿时，采石匠同时砍向那块石头，两边的工匠面对面，斧头对斧头；水从基训泉流到西罗亚池的距离是1200腕尺（约549米），而工匠头顶的岩石高度有100腕尺（约46米）。[21]

希西家在圣殿山北部的一个溪谷建坝，使毕士大的一个水池为耶路撒冷提供更多的水，他似乎还为军队分配好了食物——油、葡萄酒和粮食，可以说为围城和战争做好了准备。已经在犹大境内遗址上发现标着“lmlk”字样——意思是“国王专用”——的瓶罐把手，上面刻着国王的徽章——四翼圣甲虫。

“亚述人像扑向羊圈的狼一样冲过来。”拜伦写道。现在，西拿基立和他庞大的军队离耶路撒冷非常之近。这个伟大的国王像大部分亚述国王一样，乘笨重的三驾马车，头顶是王室专用的华盖。马戴着闪闪发光的头冠，而他身穿绣花长袍，头戴尖顶软帽，长胡子修成方形、编成辫子，手上戴着玫瑰花饰手环，他还经常携带弓剑，弓拿在手里，剑装在他腰带旁边配有狮子纹饰的剑鞘里。他更多地将自己比作狮子，而不是《圣经》中的秃鹰或拜伦诗里的狼。在伊斯塔神庙里，亚述国王穿着狮皮庆祝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宫殿装饰着狮身人面像，猎捕狮子是伟大国王们热衷的运动。

西拿基立绕过耶路撒冷围攻希西家的第二个城市——南部要塞拉吉。从尼尼微宫殿的浅浮雕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拿基立的军队（以及犹地亚人）的模样：亚述人是一支通晓多种语言的帝国军队，他们头发编成辫子，身穿束腰宽松外衣和锁子甲，头戴用羽毛装饰的尖顶头盔，按御夫、长矛手、弓箭手和投石手排成不同的队列。他们一起发起进攻，派遣工兵破坏城墙，利用一种可怕的、锥形的围城器械破坏防御工事。当西拿基立的步兵爬上攻城梯拿下城市时，弓箭手和投石手停止了令人生畏的射击。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一个埋着一千五百人的坟墓，里面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就像浅浮雕中展示的那样，一些人被钉死或剥皮，成群的难民逃离这个人间地狱，此时的耶路撒冷知道自身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

西拿基立快速击溃一支前来救援希西家的埃及军队，他洗劫了犹大，然后围攻耶路撒冷。他在城北的一个地方扎营，五百多年后提图斯选择了同一个地方。

耶路撒冷城外的所有水井都被希西家投了毒。为他驻守新城墙的军队头戴包头巾，用束发带和长耳罩扎紧，身着短裙、护腿和靴子。当围城军攻进来时，城内毫无疑问出现了恐慌。西拿基立派他的将领前去谈判，因为抵抗是无望的。先知弥迦已经预见到了锡安的灭亡，但老以赛亚却建议人们耐心等待，他认为雅卫会伸出援手。

希西家还在圣殿进行祈祷，但西拿基立却扬言他已经将耶路撒冷围得像“笼中之鸟”。不过以赛亚是对的：上帝介入了。

玛拿西：地狱之谷的儿童献祭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里杀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人突然收拾他们的营地，可能是要去镇压东部的叛乱。“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而去。”雅卫告诉西拿基立：“耶路撒冷的女儿向你摇头。”这是耶路撒冷的说法。而西拿基立的年鉴中却说，是希西家的巨额贡奉促使西拿基立离开的，其中包括30塔兰特[22]金子和800塔兰特银子——他似乎是用钱把他们打发走的。西拿基立把犹大压缩成一个不比耶路撒冷地区大多少的地方，并吹嘘说他流放了二十万零一百五十人。

围攻结束后不久，希西家去世，他的儿子玛拿西成为叙利亚的忠诚附属。他残酷镇压耶路撒冷的反对力量，娶了一位阿拉伯公主，推翻他父亲的改革，并在圣殿中配置男妓仪式和巴力、亚舍拉崇拜物。最可怕的是，他鼓励在耶路撒冷城南的欣嫩子谷中在烤炉旁拿儿童献祭，即“陀斐特”[23]。“他的确让他的亲生儿子穿越烈火……”据说，孩子被带到那里时，祭司们不停击鼓，以使他们的父母听不到受害者的尖叫。

由于玛拿西，欣嫩子谷不仅成为死亡之地，还成为犹太神话，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神话和伊斯兰教神话中的“吉赫纳”（Gehenna）——地狱。如果圣殿山是耶路撒冷的天堂，那么吉赫纳就是它的冥府。

接着，公元前626年，一个迦勒底将领那波帕拉萨尔控制了巴比伦，开始摧毁亚述帝国，他在《巴比伦编年史》中记录了自己的丰功伟绩。公元前612年，巴比伦和米底联军攻克尼尼微。公元前609年，[24]玛拿西八岁大的孙子约西亚继位，这似乎预示着一个由弥赛亚统治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5

巴比伦的妓女

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

约西亚：革命的救世主

这是个奇迹：邪恶的亚述帝国崩溃了，犹大王国自由了。约西亚国王可能将他的王国向北扩展到了前以色列王国土地上，向南延伸到红海，向东延伸到地中海，[25]然后，在他统治的第十八个年头，最高祭司希勒家在圣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部被遗忘的经卷。

约西亚认识到这份文件的力量，它是《申命记》（希腊语中的“第二部法律”）的一个早期版本，可能是在以色列亡国后被带到南方，并在玛拿西遭迫害期间藏进圣殿，这是其中的一部经卷。约西亚把犹地亚人召集到圣殿后，站在有图腾标志的王室支柱旁边，在此宣布他与唯一的上帝立下的遵守律法的约。国王让学者们复述了犹地亚人的古老历史，将神话中犹太民族的先祖、圣王大卫和所罗门，还有耶路撒冷的故事融合成单一的过去，以照亮现在。《圣经》的出现又因此迈进了一步。事实上，这些律法是被追溯并归功至摩西的，但《圣经》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无疑反映了真实的但时代较晚的约西亚的耶路撒冷——新的大卫城。此后，圣山仅仅是希伯来语中的ha–Makom，即“那个地方”。

约西亚在汲沦谷焚烧了偶像，将男妓赶出圣殿；他打碎了地狱之谷的儿童炙烤炉，杀了崇拜偶像的祭司，并把他们的尸骸扔进他们的祭坛碾碎。[26]约西亚的革命听起来暴力、狂热，且严守清规戒律。之后，他以过逾越节的方式进行庆祝。“约西亚之前，没有王像他那样。”但是，他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那时埃及法老尼科正率军向海岸挺进，约西亚担心犹大王国在摆脱亚述后，转而受制于埃及，于是他连忙前去阻拦。公元前609年，法老打败犹大人，在米吉多杀死了约西亚。约西亚失败了，但他乐观的、启示性的统治比大卫和耶稣之间的任何统治都更具有影响。但是，独立之梦在米吉多终结了，它也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即“末日决战”就是由此而来。

法老向耶路撒冷推进，他把约西亚的哥哥约雅敬（Jehoiakim）推上犹大王位。但埃及未能阻止近东地区一个新的帝国的崛起。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的儿子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击溃埃及人。亚述消失了，巴比伦接手了犹大。而公元前597年，约雅敬国王发现自己有机会趁乱解放犹大，于是他下令进行一次全国性斋戒，以争取上帝的保护。在第一次悲诉中，他的顾问和先知耶利米警告说，上帝将摧毁耶路撒冷。约雅敬国王公开烧毁了耶利米的著作。[27]他使犹大与埃及结盟，但是，当新的征服者袭击耶路撒冷时，埃及并没有伸出援手。

尼布甲尼撒

保存在一块黏土板上的《尼布甲尼撒编年史》宣称：“在犹太历提斯利月，巴比伦国王向哈梯（Hatti，叙利亚）之地进发，围攻犹大的都城（耶路撒冷），在亚达月第二天（公元前597年3月16日）攻下这个城市并俘虏了国王。”尼布甲尼撒洗劫了圣殿，将国王和一万名贵族、工匠及青年男子遣送到巴比伦。约雅敬也来到了其征服者在巴比伦的宫廷。

尼布甲尼撒是一个篡位者的儿子，但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帝国建筑师，他视自己为巴比伦的庇护神贝尔-马杜克在世上的总督。他继承了亚述帝国的残暴镇压模式，把自己提升为虔诚和美德的模范。在国内，“恃强凌弱乃是常见之事”，但尼布甲尼撒“日夜勤劳，博采众议，谨慎施政”，务使正义得到伸张，尽管如此，受害的犹地亚人恐怕还是无法认可这个自封的“正义之王”。

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发现锡安与他们所在之城相比不过像个村子。当耶路撒冷有几千居民时，巴比伦自称有二十五万人住在这个如此宏伟、如此享乐的大都市，以至于传说中的爱和战争女神伊斯塔蹑手蹑脚地穿街过巷，在旅馆和小巷里亲吻她青睐的对象。

尼布甲尼撒给巴比伦烙上自己的审美烙印。巨大、宏伟的雕像上涂着他最喜欢的颜色，那是波澜壮阔的幼发拉底河倒映出的神圣的天蓝色。伊斯塔门有四座塔楼，塔楼外面包裹着蓝色瓷砖，上面绘着黄色公牛和赭色龙图案，此门通向城市的凯旋大道——列队行进之路。他的宫殿装饰着巨大的狮子，用他的话说，这是一座“令人赞叹的雄伟大厦，闪闪发光的圣所，我的皇宫所在”。“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装饰着他的夏宫（summer palace）。为了向巴比伦的庇护神马杜克致敬，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七层阶梯式的、顶上带有平台的金字塔：这个天与地的基座平台是真正的巴别塔，描述它的语言之多样反映了巴比伦是整个近东地区的国际中心。

在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将流亡国王的叔叔西底家推上了王位。公元前594年，西底家去巴比伦向尼布甲尼撒朝拜，但是，他一回来就发动了叛乱。先知耶利米不断规劝国王，他警告说巴比伦人会摧毁这个城市。尼布甲尼撒挥师南下。西底家向埃及人求助，埃及人只是派了极少的人来进行增援，而这些人很快就被打败了。耶利米注意到耶路撒冷城内的恐慌和疑惧，他试图逃出去，却在城门口被逮捕了。在征询他的意见和以叛国罪将他处死之间徘徊不定的国王把他关在王宫下面的地牢里。尼布甲尼撒洗劫犹大长达十八个月[28]，他把耶路撒冷留到最后处理。

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通过筑围墙、建堡垒将耶路撒冷包围起来。耶利米写道：“饥荒是城市的痛处。”年幼的孩子“饿昏在大街上”，并且已经有吃人的迹象：“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就连富人也很快绝望，《哀歌》的作者写道：“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在躺卧粪堆”，寻找食物。人们“像盲人一样”昏昏沉沉地在街上游荡。考古学家找到围城时期的一节下水管道：犹大人通常以小扁豆、小麦和大麦为食，但管道里的东西表明围城时人们吃的是植物和药草，因感染鞭虫和绦虫而病倒。

犹太历阿布月9日，即公元前586年8月，在围城十八个月后，尼布甲尼撒攻入这个城市，城市惨遭焚烧，可能是用燃烧的火把和箭点着的（在今犹太区的烟、灰和碳化木头层中发现了箭头）。而吞噬房屋的大火把官僚机构的印章——黏土印玺烤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它们在被烧毁的房屋中侥幸保存了下来。耶路撒冷没有逃过沦陷城市被劫掠蹂躏的命运，而那些被杀的人要比那些忍饥挨饿的人幸运：“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黑如烤炉。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他们吊起首领的手。”南部的以东人涌进城里抢劫，他们在废墟残骸中幸灾乐祸、纵情狂欢：“以东民哪，只管欢喜快乐……你必喝醉，以致露体。”据《圣经·诗篇》第137章记载，以东人鼓动巴比伦人“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巴比伦人摧毁了耶路撒冷，而耶利米在王宫底下的监牢里活了下来。

尼布甲尼撒：行毁坏可憎之人

西底家从紧挨西罗亚池的大门突围出去，向耶利哥前进，但巴比伦人抓住了他，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巴比伦人想必在国王的监狱里发现了耶利米，因为他们把他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据说尼布甲尼撒审问了他，并把他交给主管耶路撒冷的帝国卫队司令尼布撒拉旦。尼布甲尼撒将两万名犹地亚人遣送到巴比伦，尽管耶利米说他把许多穷人留了下来。

一个月后，尼布甲尼撒命令他的将军摧毁这个城市。尼布撒拉旦“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并且“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圣殿被毁，里面的金银器皿被洗劫一空，约柜也永远消失了。《圣经·诗篇》第74章中说：“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祭司们也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被杀死。正如公元70年提图斯所做的那样，圣殿和王宫必定被推到了底下的峡谷：“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29]

街道空无一人：“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富人变穷了：“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狐狸在贫瘠的锡安山上游荡。犹地亚人在《哀歌》中恸哭他们的流血牺牲，而“耶路撒冷……像一个月经来潮的妇女”，“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圣殿被毁似乎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它还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终结。“锡安的路径，因为无人来守圣节而悲伤：她的城门凄凉，她的祭司叹息……锡安城的威荣。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这似乎是世界的终结，或者像《但以理书》中解释的那样，是“行毁坏可憎的”。犹地亚人本应当像被自己的神辜负的其他民族一样从此消失，但他们想方设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强化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创造末日审判原型的成长经历。对三大宗教来说，这个可怕的东西使耶路撒冷成为末日事件的发生地和迎接神圣王国到来的地点。这就是耶稣将要预言的启示录——从希腊语中指代“启示”的单词演变而来。对基督徒来说，它成为一个明确的、永恒的期望，而穆罕默德将尼布甲尼撒之破坏视为犹太人失去神宠的标志，从而为他的伊斯兰教启示开路。

在流亡巴比伦期间，一些犹地亚人继续保持对上帝和锡安的忠诚。与此同时，当《荷马史诗》成为希腊人的民族史诗时，犹地亚人也开始用自己的圣经文字和他们远在他方的城市界定他们自己：“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据《圣经·诗篇》第137章所说，就连巴比伦人都欣赏犹大人的歌曲：“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然而，就是在这里，《圣经》开始成型。当诸如但以理之类的耶路撒冷人在皇家殿堂接受教育，当较为世俗的流浪者成为巴比伦人时，为了强调他们的不同和特殊，犹大人制定了新的律法——他们尊奉安息日，为他们的孩子行割礼，遵守饮食法，取犹太名字——因为耶路撒冷的陷落已经证明，如果他们不尊奉上帝律法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远离犹大的地方，犹地亚人正在成为犹太人。[30]

流亡者称巴比伦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一称呼流传千古，尽管如此，巴比伦帝国仍一派繁荣，降灾给流亡者的尼布甲尼撒更是在位四十多年。然而，但以理却说国王疯了，他“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惩罚（也给威廉·布莱克的绘画提供了绝妙的灵感）。如果复仇不可能做到的话，流亡者至少可以对巴比伦生活的讽刺表示惊叹：尼布甲尼撒对他的儿子以未米罗达如此失望，以至于他把以未米罗达投入监狱，以未米罗达就是在这里结识犹大国王约雅斤（Jehoiachin）的。

伯沙撒的宴会

当以未米罗达成为巴比伦国王时，他把他的犹地亚王族朋友放出了监狱。但在公元前556年，这个王朝被推翻了：新国王那波尼德拒绝接受巴比伦神贝尔-马杜克，推崇月神欣（Sin）并一反常态离开巴比伦城，定居远在阿拉伯沙漠中的提玛城。那波尼德得了一种怪病，想必是他（不是但以理声称的尼布甲尼撒）发疯了，因为他在“像牲口一样吃草”。

据《圣经》记载，国王不在的时候，他的儿子——摄政王伯沙撒举办了一场堕落腐化的宴会，宴会上他用“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劫掠来的金银高脚酒杯”招待宾客。突然，他看见墙上出现了上帝的话：“MENE MENE TEKEL UPHARSIN”，经解读，这句话的意思是警告伯沙撒他的帝国寿数将尽。伯沙撒浑身颤抖。对“巴比伦的大淫妇”来说，这是不祥之兆。

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向巴比伦挺进。犹太历史上充满了神奇的解救，这一次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他们“在巴比伦河畔”待了四十七年之后，有一个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大卫的决定一样影响深远：他使犹太人得以重返锡安。现时被称述的名字在巴比伦发现的一份文献中得到印证。尼布甲尼撒委任一个王室大臣基大利做犹大的傀儡统治者，但由于耶路撒冷还是一片废墟，他便从北部的米斯巴统治着这个地区，耶利米为他出谋划策。后来犹地亚人揭竿起义，杀了基大利，耶利米不得不逃到埃及，从此便从故事里消失了。

6

波斯人

公元前539年—公元前336年

居鲁士大帝

西波斯的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ges）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女儿尿出一条金色小溪，这条小溪向他的王国奔流而来。他的魔术师，就是波斯祭司们，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外孙将威胁他的统治。阿斯提阿格斯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软弱的、不具威胁性的邻居——东方的安善国王。这场婚姻孕育了一个名叫库罗什的继承人，他就是后来的居鲁士大帝。阿斯提阿格斯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支藤蔓从他女儿的大腿间蔓延出来，并将他覆盖，这是带有性和政治意味的《杰克与豌豆》的故事。阿斯提阿格斯命令他的军官哈尔帕格谋杀小居鲁士，但这个男孩躲到了一个牧羊人那里。当阿斯提阿格斯发现居鲁士没死时，他杀了哈尔帕格的儿子，将他做成炖菜拿给他父亲吃。这是哈尔帕格不会轻易忘记或原谅的一顿饭。

大约在公元前559年，居鲁士的父亲去世，居鲁士归国并执掌王国大权。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乐于相信，波斯人的所有事务都是在性预兆或尿预兆的帮助下决定的，正如他所述的那样，阿斯提阿格斯的噩梦成真了。居鲁士在哈尔帕格的支持下打败他的外祖父，统一了米底和波斯。居鲁士并不理会南部伯沙撒的巴比伦，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另一个强势的君主，西土耳其富裕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居鲁士领着化装成驼夫的军队闯进克罗伊斯的首都，打得他措手不及。一闻到前进的骆驼的味道，吕底亚的骏马立刻脱缰而去。接着，居鲁士开始进攻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蓝光闪闪的首都为居鲁士打开了大门，他聪明地向被忽视的巴比伦神贝尔-马杜克致敬。巴比伦的陷落使犹太流亡者欢欣鼓舞：“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居鲁士继承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比伦帝国：“世上列国君主，必须向我呈献珍贵的贡物，并且在我安坐的巴比伦亲吻我的脚。”

居鲁士对帝国有新的展望。当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在屠杀和流放的基础上建立帝国时，居鲁士是以宗教宽容换取政治控制，从而将“各民族统一在一个帝国里”的。[31]

此后不久，波斯国王出台了一份震惊犹太人的法令：“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

居鲁士不仅将犹地亚的流亡者送回家，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律法——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做的统治者——还把耶路撒冷还给他们并提出重建圣殿。居鲁士委派末代国王的儿子设巴萨统治耶路撒冷，并把圣殿的器皿交还给他。难怪一个犹地亚先知把居鲁士奉为弥赛亚：“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

设巴萨带领四万两千三百六十名流亡者回到犹大省的耶路撒冷。[32]与巴比伦的繁华相比，这里就是个荒漠。“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以赛亚写道，“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丽的衣服……要抖下尘土……锡安被掳的居民哪。”然而，居鲁士和回归流亡者的计划却因留在犹大特别是撒马利亚的当地人的阻挠而无法实施。

流亡者归国九年后，正值盛年的居鲁士在中亚的战斗中被杀。据说，他的仇敌将他的头颅扔进装满鲜血的酒囊里，以满足他对他人土地的渴求。他的继承人赎回他的遗体，把他葬在帕萨尔加德（今伊朗南部）的一口金棺里，他的坟墓至今仍坐落在那里：“他使他之前和他之后的所有国王都黯然失色”，希腊士兵色诺芬写道。耶路撒冷也因此失去了她的保护者。

大流士和所罗巴伯：新的圣殿

居鲁士帝国的疆域比之前的所有帝国都大，它的命运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决定下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又称“坎布吉亚”）继承王位，并于公元前525年率军穿过加沙和西奈，意欲征服埃及。在遥远的波斯，他的哥哥举兵反叛。在回国拯救王位的路上，冈比西斯在加沙附近神秘死亡；波斯那边，七个叛乱贵族在马背上聚首谋划夺取帝国大权。由于还未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候选人，于是他们同意，拂晓过后“谁座下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就获得王位”。其中一个贵族世家的年轻子弟、冈比西斯的执矛护卫大流士的马第一个嘶鸣。希罗多德声称，大流士作弊了：大流士命令他的马夫把手指伸进一匹母马的阴道，然后马夫在关键时刻让大流士的马闻到一股致其兴奋的味道。因此，希罗多德激动地将一个东方专制君主的崛起归功于那只激发性欲的妙手。

在六个同谋的帮助下，大流士向东疾驰，成功占领整个波斯帝国，并镇压了发生在各省的叛乱。但因内战，“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才重新启动）”。公元前520年前后，犹大末代国王的孙子所罗巴伯王子和他的祭司约书亚——原圣殿末代祭司的儿子，动身离开巴比伦，前去拯救耶路撒冷。

所罗巴伯再次将圣坛供奉在圣殿山，他雇佣工匠、购买腓尼基香柏木，以重建圣殿。在巍巍升起的大厦的激励下，在帝国混乱局势的鼓舞下，犹太人禁不住做起建立新王国的弥赛亚梦。“那一天，万军之主耶和华说，我将接受你，我的仆人，所罗巴伯……使你成为一枚印章”，先知哈该写道，引述的是被所罗巴伯的祖父弄丢的大卫的指环印章。犹太领导人带着金银从巴比伦归来，称赞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巴比伦的子孙”）为“大卫苗裔”，将要“担负尊贵，坐在位上，掌王权”。

在耶路撒冷周围和北部撒马利亚生活的当地人民想要参与这项神圣的工作，帮助所罗巴伯，但归来的流亡者信奉的是一种新型的犹太教。他们把当地人当作半异教徒对待，轻蔑地称他们为“那地之民”。耶路撒冷的复兴所引起的惊恐，抑或当地人的收买，促使波斯总督中止了圣殿的建造工作。

在三年的时间里，大流士赢得了所有挑战，成为古代世界最有成就的统治者之一。他建立了一个西至色雷斯和埃及、东到兴都库什的具有宽容精神的世界帝国——第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33]结果证明，这个伟大的新国王是征服者和管理者的罕见结合体。我们从他刻在岩石上纪念所获胜利的肖像中可以看出，大流士高额、直鼻，是典型的雅利安人。在岩画上，他身高5英尺10英寸（约1.78米），头戴镶嵌着椭圆形宝石的黄金王冠，刘海卷曲，耷拉着的八字胡弯曲下垂，头发梳成一个发髻，方形胡须打理成卷曲的四排，与一缕缕笔直的胡子交错。在衣着上，他身穿能盖住裤子和鞋子的长袍，手持一张鸭头弓。

这就是所罗巴伯援引居鲁士的法令诉之以求的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大流士命人查看帝国卷轴，找到居鲁士的法令，下令：“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公元前518年，大流士挥师西进，以恢复埃及的统治秩序。他可能在经过犹地亚时安定了耶路撒冷过于兴奋的犹太人，也有可能将所罗巴伯处死了，因为这个大卫家族的最后一人没有任何解释地消失了。

公元前515年3月，祭司们兴高采烈地为第二圣殿奉献了一百头小公牛、两百只成年公羊、四百只羊羔和十二只山羊（以赎十二个部落的罪）做祭品。犹地亚人还借此庆祝了流放以来的第一个逾越节。但是，当对所罗门圣殿保有记忆的老人们看到这个寒酸的建筑时，他们泪流满面。这个城市不但规模不大，而且荒凉无比。

五十多年后，大流士的孙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酒政是一个叫尼希米的犹太人。耶路撒冷人向他求助：“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遭大难。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尼希米的心碎了：“我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当他再次在波斯首都苏萨的皇宫服侍时，阿尔塔薛西斯国王问他：“你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个犹太侍从回答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若喜欢……差遣我往犹大……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在等待答案时“惶恐至极”。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落

伟大的国王任命尼希米为总督，给他建设基金并派军队护送他。但是，耶路撒冷北部的撒马利亚人由他们世袭的总督参巴拉统治，参巴拉不信任这个从遥远的苏萨过来的宫廷秘使和归来流亡者的各种规划。害怕被暗算的尼希米在夜间视察了耶路撒冷破损的城墙和烧焦的大门。作为《圣经》中唯一一部政治自传，尼希米的回忆录讲述了参巴拉在听到重建城墙的计划时，是怎样地“嗤笑我们”，直到尼希米透露他就是新任总督。地主和祭司每人负责城墙的一部分。当他们遭到参巴拉的暴徒袭击时，尼希米设置警卫“以保证城墙在五十二天内完工”，他只将大卫城和圣殿山圈进城内，还在圣殿的北部建了一个小碉堡。

现在耶路撒冷“广大”了，尼希米说，但“其中的民却稀少”。尼希米说服城外的犹太人抽签决定：每十个人中要有一个人定居耶路撒冷。十二年后，尼希米去波斯向国王复命，但在他返回耶路撒冷时，发现参巴拉的狐朋狗友正利用圣殿赚钱，而犹太人在与当地人通婚。尼希米将这些闯入者驱逐出去，阻止犹太人同外族人通婚，并强制推行新的纯净的犹太教。

随着波斯国王丧失对行省的控制权，犹太人开始发展自己的半自治小国耶胡德。耶胡德以圣殿为中心建立，得到越来越多的朝圣者资助，它依《托拉》[34]行事，由一个大祭司王朝统治。据说，该祭司家族传承自大卫王的祭司撒督一脉。圣殿的财富再次引起众人的觊觎。其中一个大祭司在圣殿里被他贪得无厌的亲兄弟耶稣（亚兰语中指代约书亚）谋杀，这一渎圣行为为波斯总督提供了进军耶路撒冷、掠夺它的黄金的借口。

当波斯大臣们相互图谋除掉对方，弄得人心慌乱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征服希腊城邦，准备对波斯发动一场圣战，以报大流士和他的儿子薛西斯入侵之仇。菲利普被暗杀后，他二十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夺取王位，发动了对波斯的进攻，并最终将希腊文化带到了耶路撒冷。

7

马其顿人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166年

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的父亲被谋杀，在他死后的三年里，亚历山大两次打败决定东撤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一开始，他并没有追捕大流士，而是沿海岸线进军埃及，并命令耶路撒冷为他提供军需。起初，大祭司表示拒绝。但这并未持续很久：当推罗起而反抗亚历山大的统治时，亚历山大围攻了这个城市，并在此城陷落后，将它的所有幸存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亚历山大“匆忙赶赴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很久以后写道。约瑟夫斯声称征服者在城门口受到身穿紫红色长袍的大祭司和身着白衣的耶路撒冷人的欢迎。他们把他领进圣殿，他在那里为犹太人的上帝献祭。这个故事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有可能是大祭司和半犹太血统的撒马利亚领导人在拉什·哈·阿伊姆（Rosh Ha Ayim）恭候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效仿居鲁士，承认犹太人有按自己的法律生活的权利。[35]随后，他继续前进，征服埃及，东征之前他在埃及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市，但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灭了波斯帝国，将他的霸权统治延伸到巴基斯坦后，亚历山大开始了融合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利用这两个民族建立精英统治的伟大计划。即使这方面不太成功，但他仍比历史上其他征服者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他将自己心中的希腊文明（Hellenikon）——包括希腊文化、语言、诗歌、宗教、体育竞技和荷马式的君主体制——推广到从利比亚沙漠到阿富汗山麓的每一个角落。希腊生活方式和19世纪的英式生活方式抑或今天的美式生活方式一样普及。从那时开始，即使信奉一神教、与希腊哲学体系和多神文化格格不入的犹太人也不禁通过希腊文化的透镜来观察这个世界。

公元前323年6月13日，征服已知世界八年后，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因发热或中毒奄奄一息地躺在巴比伦，他那些忠诚的士兵泪流满面地走过他的床前。当他们问他把王国留给谁时，他的回答是：“给最强的人。”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寻找最强者的比赛演变成亚历山大的将领之间长达二十一年的战争。耶路撒冷在这些“繁殖世间邪恶”的马其顿军阀之间几经转手。在两个主要参与者的争斗中，耶路撒冷六次转手。独眼安提柯统治了耶路撒冷十二年，直到公元前301年战死沙场，而胜利者托勒密来到耶路撒冷门前，宣示自己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

托勒密是亚历山大的表兄，一个跟着亚历山大从希腊打到巴基斯坦的老将领，他在那里指挥印度河上的马其顿舰队。亚历山大死后，埃及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听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灵柩正在运回希腊的路上，他匆忙越过巴勒斯坦，夺得灵柩，将它安放在他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希腊的终极护身符——亚历山大遗体的守护人，成了亚历山大精神之火的守护者。托勒密不光是个军阀，他的钱币上印着他坚毅的下巴和呆板的鼻子，这掩饰了他的狡猾和通晓事理。

如今，托勒密告诉耶路撒冷人，他想在安息日入城，向犹太人的上帝献祭。休憩中的犹太人中了计，托勒密占领了这个城市，并以此方式向人们展示犹太人对宗教戒律的盲从。但是，当安息日太阳落山时，犹太人开始反击。之后，托勒密的军队横扫耶路撒冷——打家劫舍、强奸妇女，半个耶路撒冷变成囚笼。托勒密可能将马其顿卫戍部队驻扎在了圣殿北部由尼希米建造的巴里斯要塞，他还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遣送到埃及。这些人在托勒密辉煌壮丽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说希腊语的犹太社团。在埃及，托勒密和他的继承人变成法老；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地中海地区，他们仍然是希腊国王。托勒密·索特尔以“救世主”著称，接受地方神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并采用埃及的君主制，将他的王朝提升为埃及的神王和半神圣的希腊君主的综合体。他和他的儿子征服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接着横扫安纳托利亚和希腊诸岛。他知道，只有尊荣和文化加在一起才能让他享受正统和伟大。所以，他把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希腊城市，富丽堂皇、优雅时尚，他在这里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院，招募希腊学者，使世界奇观之一法罗斯灯塔投入使用。他的帝国延续了三个世纪，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克里奥帕特拉。

托勒密活到八十多岁，他还写了一部亚历山大史。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福斯对犹太人颇有好感，他释放了十二万犹太奴隶，还寄送黄金给犹太人装饰圣殿。他深谙庆典和演出的作用。公元前275年，他以酒神和丰收之神狄俄尼索斯的名义为几位特殊来宾举行阅兵礼，其间一个用豹皮做的、装着20万加仑（约757立方米）葡萄酒的巨大葡萄酒囊和一个180英尺（约55米）长、9英尺（约2.7米）宽的巨大阳具图腾，同大象和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国民一起参加游行。他还热衷于收藏书籍。当大祭司将大约二十本《塔纳赫》送到亚历山大里亚时，[36]国王命人将它翻译成希腊语。他尊重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的学术成就，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商讨翻译问题，国王承诺说：“一切都会依你们的习惯行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据说，在七十天的时间里，七十位学者每人完成了一份译文，结果译文完全一样。《七十子圣经》（Septuagint Bible）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历史，使后来基督教的传播成为可能。多亏了亚历山大，希腊语成了国际通用语；至此，《圣经》成了几乎每个人都能阅读的圣书了。

多比雅的约瑟

耶路撒冷仍然是托勒密帝国境内的一个半自治小国，犹大发行自己的钱币，上面刻着“耶胡德”。它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还是一个由大祭司统治的上帝之城。这些声称出自《圣经》祭司撒督一脉的奥尼阿斯家族的后裔，伺机积累财富和权力，只要他们给托勒密进贡就可以达成这个目的。公元前3世纪40年代，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试图瞒下他欠托勒密三世厄威革特的20银塔兰特，这为一个人脉广阔、决定开出比大祭司更高价钱的年轻犹太人提供了机会，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耶路撒冷，还是为了整个国家。

这个冒险家就是大祭司的亲侄子约瑟[37]。他启程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国王正在那里举办一场竞拍会：竞拍者承诺用最多的贡品换取对他们所居之地的统治权以及在那里征税的权力。叙利亚贵族嘲笑年轻的约瑟，但他用蛮横放肆战胜了他们。他设法率先觐见国王，让国王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当托勒密三世开始要价时，傲慢的约瑟开出比他的所有竞争者都高的价钱，他的价是柯里叙利亚、腓尼基、犹大和撒马利亚的总和。国王要约瑟留下人质，以确保得到他承诺的贡赋。“噢，我的国王，除了你自己和你的妻子外，我不会给你其他人。”这个狂妄自大的耶路撒冷人回答说。约瑟本可能因为傲慢无礼而被处死，但托勒密大笑之后表示同意。

约瑟带着两千名埃及步兵回到耶路撒冷，他有太多东西需要证明。当阿什克伦拒绝纳税时，约瑟杀了它的二十名市民领袖，阿什克伦不得不屈从。

约瑟就像他在《创世记》中的同名者一样，在埃及的高级领导人中纵横捭阖并取得胜利。他和国王在亚历山大里亚过从甚密，他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女演员。当他设计勾引这个女演员时，他的哥哥用自己的女儿替换了该女演员。那天夜里，约瑟喝得不省人事，当他清醒时，他爱上了自己的侄女，而他们的联姻也巩固了这个王朝。然而，他们的儿子西卡努斯长大后却变得跟约瑟一样无赖。尽管生活奢侈，统治严厉，赋税过多，但据约瑟夫斯所说，约瑟是一个宽容大度的好人，他的庄严、智慧和公正令人钦佩。他使犹太人摆脱了贫穷、卑贱，走向辉煌。

约瑟对埃及国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控制中东，同竞争对手马其顿王朝的塞琉古人开展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公元前241年左右，托勒密三世在战胜敌人后，通过拜访耶路撒冷、恭敬地在犹太人的圣殿献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他无疑受到了约瑟的款待。然而，当国王去世时，埃及人发现他们正面临一个十几岁的雄心勃勃的塞琉古国王的挑战。

安条克大帝：大象的碰撞

挑战者是亚洲的马其顿国王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23年，这个年仅十八岁、四处游历的年轻人继承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头衔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38]但他拥有扭转颓势的天赋。安条克视自己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像所有马其顿国王一样，他将自己同阿波罗、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特别是宙斯联系在一起。经过一系列精彩炫目的战役，安条克重新征服了亚历山大远到印度的东方帝国，为自己赢得“大帝”的称号。他多次袭击巴勒斯坦，但托勒密击退了他的进攻，日渐年老的约瑟·多比雅也继续统治着耶路撒冷。但他的儿子西卡努斯却背叛他，并袭击了耶路撒冷。去世前不久，约瑟打败了他的儿子，不过西卡努斯仍继续在今天的约旦地区开拓自己的公国。

公元前201年，四十多岁的安条克大帝从东方胜利归来。耶路撒冷就像“风暴中的一艘航船，在两个大国间左右摇摆”。最后，安条克赶走埃及人，耶路撒冷则张开怀抱迎接新的主人。安条克宣称：“当我们进入他们的城市时，犹太人热情款待我们，他们的长老负责迎接，还帮助我们赶走埃及驻军。”塞琉古国王和军队非常引人注目。安条克头戴皇冠，脚穿镶着金边的深红色系带靴子，头上顶着一顶宽边帽，身上穿着缀满金星的深蓝色披风，脖子处别着深红色领针。耶路撒冷人为他的多民族部队提供给养，他的军队包括手握萨里沙长矛的马其顿方队、克里特山地战士、奇里乞亚轻步兵、色雷斯投石手、米希亚弓箭手、吕底亚掷矛兵、波斯弓箭手、库尔德步兵、全副武装的伊朗战马和最具威名的大象——耶路撒冷可能是首次见到这样的景象。[39]

安条克承诺给犹太人修缮圣殿和城墙，增加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人口，并确保犹太人享受“按照父辈的法律”统治自己的权利。他甚至禁止外人进入圣殿或者将马肉、骡子肉、野生或驯养的驴的肉、豹子肉、狐狸肉或兔肉带进市里。大祭司西门当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宽容的征服者。耶路撒冷人后来将这个时代视为由完美的大祭司统治的黄金时代，他们说大祭司就像“云朵中的晨星”。

义人西门：晨星

赎罪日当天，西门[40]从至圣之所出来，当这个大祭司走向圣坛时，他的身上笼罩着荣光。大祭司是作为受膏的王子、君主、教皇和阿亚图拉的综合体统治犹大的，而西门是大祭司中的杰出典范：他身穿镀金长袍和闪闪发光的胸甲，头戴类似王冠的包头巾，他在头巾上别了一朵金花——象征着生命和救赎，也是犹大国王头饰的遗存。《德训篇》的作者，同时也是第一个捕捉到该繁荣都市之神圣戏剧的作家杰苏斯·本·西拉把西门描绘成“参天柏树”。

耶路撒冷成了一个“神权国家”——这个词是由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创造的，用来描述这个“整个国家主权和所有统治权威都掌握在上帝手里”的小国。苛刻的规定支配着生活的每个细节，因为政治和宗教没有任何区别。在耶路撒冷既没有雕像也没有塑像。尊奉安息日是令人痴迷的事。所有违背宗教的罪犯都被处以死刑。有四种处刑方式——石刑、火刑、斩首和绞杀。通奸者要用石头砸死，这个刑罚由整个社团执行（尽管被定罪的人首先要被扔下悬崖，这样在被众人扔石头前他通常是不省人事的）；殴打父亲的人要被绞杀；与母女二人都有通奸行为的被处以火刑。

圣殿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大祭司和他的政务委员会——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在那里聚会。每天早上，号角声通知大家开始一天的首次祈祷，号角的作用和伊斯兰教的宣礼员一样。七个银质喇叭一天四次吹响，召唤信徒到圣殿跪拜。犹太人主要的礼拜仪式是每天早晚两次在圣殿的祭坛上供奉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羊、母牛或鸽子，与此同时，香坛上的香火连绵不绝。“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出自希伯来语olah，意思是“向上”，暗指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飘往上帝。想必整个城市都能闻到圣殿祭坛散发的味道：香炉里混着肉桂的香味与焚烧动物的臭味。难怪人们往身上涂抹大量没药、甘松和香油作为香料（以遮住臭味）。

节日的时候，朝圣者涌进耶路撒冷。在圣殿北面的羊门，牛羊一起放牧，以为祭祀作准备。逾越节期间要屠杀二十万只羊。而住棚节是一年中最神圣、最喜庆的一周，男人和女孩们身着白衣在圣殿的院子里载歌载舞，他们挥舞着点燃的火炬，在宴会上大快朵颐。他们搜集棕榈叶和树枝，在自家屋顶上或圣殿的院子里建造棚屋。[41]

然而，即使在完美的西门的统治下，也有许多可能看起来像希腊富人的世俗犹太人，他们住在西山坡上以“上城”著称的希腊式宫殿里。被狂热的犹太保守派视为异教污染的东西，在这些见多识广的人眼里是文明的产物。在耶路撒冷，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她越神圣，就越分裂。两种生活方式相互交错，如此紧密，造成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现在，这个城市，以及犹太人的存在，遭受着自尼布甲尼撒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怪物的威胁。

安条克显灵：疯狂的上帝

耶路撒冷的施恩者安条克大帝不能停下前进的步伐，他转而征服小亚细亚和希腊。但是，这个过分自信的亚洲之王低估了正在崛起的罗马共和国的力量，这个共和国刚刚打败汉尼拔和迦太基，以统治整个西地中海。罗马击退了安条克对希腊的进攻，强迫这个伟大的国王交出他的舰队和象兵部队，并把他的儿子送到罗马做人质。安条克去东方充实他的国库，却在洗劫一个波斯神庙时被暗杀。

从巴比伦到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一年要给圣殿缴纳一次什一税，耶路撒冷因此变得极为富裕，然而她的财富不仅加剧了犹太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还吸引了缺钱花的马其顿国王。亚洲的新国王和他的父亲一样名叫安条克，他火速奔赴首都安条克，夺取王位，杀死家族中所有觊觎王位的人。安条克四世在罗马和雅典长大，他继承了其父精力旺盛、光彩夺目的天资，但他尖厉的恐吓和疯狂的炫耀更像精神错乱、爱出风头的卡里古拉或尼禄。

作为一个倒下的伟大国王的儿子，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证明。安条克长得漂亮，但精神错乱。他欣赏宫廷礼仪的壮观，却又受不了它的束缚。另外，他为自己令人惊奇的绝对权力感到骄傲。在大广场上，年轻的国王安条克喝得酩酊大醉，当众洗澡并用昂贵的油膏按摩；在公共浴池中，他和马夫、门童结为朋友。当一位观众抱怨他过度使用没药时，他让人用罐子砸破这个人的头；当民众因哄抢这种天价沐浴液而闹成一团时，国王只在一旁歇斯底里地笑。他喜欢穿着金色斗篷、戴着玫瑰花环出现在大街上，但是当他的臣民盯着他看时，他就朝他们扔石头。夜晚，他乔装打扮潜入安条克闷热的后街。他会自发地向陌生人示好，但是他的爱抚就像黑豹一样反复无常，时而和蔼可亲，突然间又变得残酷无情。

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通常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和其他神的后裔，安条克则更进一步。他称自己是“Epiphanes”，意为“上帝显现”，他的臣民则给他起了个绰号“Epumanes”，意为“疯子”。但是，他看似疯狂的举动却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他想借助对一个国王、一种宗教的崇拜将他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期望他的臣民崇拜他们的地方神，并将这些地方神并入希腊的万神殿和对他个人的崇拜当中。但是，犹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同希腊文化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他们虽然仰慕希腊文明，但却痛恨它的支配。约瑟夫斯说，他们认为希腊人怠惰、乱交、走在时代的前端，但终无大用，而许多耶路撒冷人已经过上了时髦的生活，采用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名字以显示他们既可以是希腊人又可以是犹太人。犹太保守派人士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希腊人只是偶像崇拜者，希腊的裸体运动员令他们反感。

犹太显贵的第一反应是竞相投奔安条克，争取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危机起源于家族内部对钱和权的争夺。当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出价竞标时，他的哥哥耶孙比他多出了80塔兰特，这样耶孙成为了大祭司，带着把耶路撒冷塑造成希腊城邦（polis）的计划回到耶路撒冷。为了向国王致敬，他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安条克-耶路撒冷。他贬低《托拉》的地位，并且似乎在圣殿对面的西山上建造了一座希腊式的体育馆。耶孙的改革相当受欢迎。年轻的犹太人热衷于在体育馆里追求时尚，他们在里面赤身裸体地锻炼，只在头上戴一顶希腊帽子。他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与上帝立约的标记——割礼，并且佯装包皮已经恢复，这显然是为了追求时尚而不是舒适。不过，耶孙终究还是失去了耶路撒冷。他派他的心腹迈内劳斯去给安条克进贡，但恶棍迈内劳斯盗取了圣殿资金，以比耶孙更高的价钱买到了大祭司之位，尽管他并没有所要求的撒督家族血统。迈内劳斯窃取了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人派代表向国王提出抗议时，国王处死了这些人，他甚至允许迈内劳斯派人谋杀前大祭司奥尼阿斯二世。

安条克最关心的是筹集资金夺回他的帝国——他即将取得惊人的成功：统一托勒密和塞琉古帝国。公元前170年，安条克征服埃及，但耶路撒冷人动摇了他的胜利，他们在被废黜的耶孙的领导下举起反叛大旗。疯子安条克撤军穿过西奈，攻占耶路撒冷，流放了一万名犹太人。[42]在他的心腹迈内劳斯的陪伴下，他进入至圣之所，盗取了其中无价的艺术品——黄金祭坛、光明烛台和放置无酵饼的桌子，这是不可原谅的渎神行为。更为糟糕的是，安条克命令犹太人把他当成神显者加以供奉，以测试许多可能受希腊文化吸引的犹太人的忠诚。接着，在将圣殿的黄金塞满自己的金库后，他返回埃及镇压一切反抗活动。

安条克喜欢扮演罗马人，穿托加袍，在安条克举办模拟选举，与此同时，他秘密重建了之前被禁的舰队和大象部队。但决心统治东地中海的罗马人不会容忍安条克的新帝国。罗马使者波皮利乌斯·雷纳斯在亚历山大里亚会见国王时，盛气凌人地在沙地里绕着安条克画了一个圈，要求他在踏出圆圈前同意从埃及撤军——这就是成语“划清界限”（draw a line in the sand）一词的来源，“心怀不满和仇恨”的安条克在罗马的武力面前低下了头。

与此同时，犹太人拒绝向神显者安条克献祭。为了确保耶路撒冷不会再次反叛，这个疯子决定消灭犹太人的宗教。

神显者安条克：另一位行毁坏可憎者

公元前167年，安条克在安息日展开偷袭，占领了耶路撒冷。他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还建起了一座新城堡阿克拉。随后，他把这个城市交给一个希腊总督，也是他的合作伙伴迈内劳斯。

接着，安条克禁止在圣殿里进行任何献祭或礼拜活动，禁守安息日、律法和割礼，违者处以死刑。他还命人用猪肉玷污圣殿。12月6日，圣殿成为安条克献给国家神奥林匹亚宙斯的圣所——这真是行毁坏可憎之事。众人可能是当着他的面，在至圣之所外面的祭坛上为神王安条克献祭的。“圣殿里充满了喧闹，异教徒在此与妓女狂欢调情”，“在神圣的地方”私通。迈内劳斯默许这种行为，戴着常春藤花冠的人在圣殿中穿行，祈祷过后，就连许多祭司都屈尊观看运动场的裸体游戏。

那些遵行安息日传统的人被活活烧死或者承受从希腊引进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位老人宁死不吃猪肉；让自己的孩子行割礼的妇女连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被推下耶路撒冷城墙；《摩西五经》被撕成碎片，公开烧毁：凡拥有《摩西五经》副本的人，一律被处死。然而，在一些犹太人的心中，《摩西五经》和圣殿一样，比生命更宝贵。这些死去的人引发了一场新的殉道潮，并激发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期盼。在耶路撒冷，“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将苏醒并获得永生”，随着弥赛亚——一个被赋予永恒荣光的人子的到来，善良将战胜邪恶。[43]

安条克返回塞琉古帝国首都安条克，他在那里举办宴会庆祝他不算完美的胜利。穿着黄金盔甲的塞西亚骑兵、印度大象、角斗士和套着黄金马笼头的尼赛亚骏马列队穿过首都安条克，后面跟着头戴镀金圆环的年轻运动员、一千头献祭用的公牛、载着雕像的彩车和向人群喷洒香水的女子。当国王在皇宫中款待千名客人时，角斗士在环形广场表演，喷泉中流出红色葡萄酒汁液。这个疯子事必躬亲，他骑马在队伍中来回穿梭，亲自迎接客人，还同他的喜剧演员开玩笑。宴会结束时，喜剧演员把一个裹着布的雕像抬进来，放在地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雕像上的遮蔽物立刻被拿掉，出来的竟然是赤身裸体、载歌载舞的国王。

在这疯狂堕落之地的遥远南部，安条克的将军们正在执行他的迫害政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摩丁村，一个名叫玛他提亚的、有五个儿子的老祭司，接到命令要向安条克献祭，借此证明他不再是犹太人，然而，他回答：“即使国王统治下的所有民族都服从他的命令，我和我的儿子们仍照我们祖先的约去行。”当又一个犹太人上前献祭时，玛他提亚的“激情被点燃，他的血脉在颤抖”，他抽出剑杀了那个叛教者，然后杀了安条克的将军并拆毁了祭坛。他说：“凡是愿意守约的人，请随我来！”这位老人和他的五个儿子逃进深山，以义人-哈西德著称的极端虔诚的犹太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起初，他们过于虔诚，以至于即使在战斗的状态下（灾难性的状态下），他们仍遵守安息日——希腊人可能想把所有战事都安排到星期六。

玛他提亚不久后便去世了，但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在耶路撒冷周围山里承担起指挥大任，他接连打败了三支叙利亚军队。一开始，安条克对犹太人的起义并不重视，他忙着东征伊拉克和波斯，只命令他的总督利西阿斯前去平乱。但犹大又打败了利西阿斯。

于是，就连远在波斯作战的安条克也意识到犹太人的胜利将威胁他的帝国，动摇他的恐怖统治。他给犹太教公会的亲希腊成员写信说，犹太人可以“吃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肉并遵守他们自己的戒律”。但为时已晚，此后不久，神显者安条克癫痫发作，从他的战车上跌落而亡。在此之前，犹大已经为自己赢得英雄的名号，这个绰号将成为一个王朝的名字：铁锤。

8

马卡比

公元前164年—公元前66年

铁锤犹大

公元前164年冬天，铁锤犹大征服了犹大全境和除安条克新建城堡阿克拉之外的耶路撒冷。当犹大看到圣殿杂草丛生、无人管理时，他悲痛不已。他燃起熏香，重新启用至圣之所，并于12月14日恢复祭祀时主持落成典礼。在这个历经浩劫的城市里，没有足够的油保证殿中的烛台燃烧不息，但不知为何，烛台里的蜡烛一直没有熄灭。圣殿的解放和再次圣化至今仍在犹太人的哈努卡节得到庆祝——哈努卡节又称“净殿节”。

铁锤——拉丁语中的“马卡比”[44]——转战约旦各地，并派他的哥哥西门拯救加利利的犹太人。因为犹大不在，犹太人战败了。马卡比开始反击，他占领了希伯伦和以东，在围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之前摧毁了阿什杜德的异教神庙。但是，塞琉古摄政王在伯利恒南部的贝特扎加里亚（Beth Zacharia）打败了马卡比，接着围攻耶路撒冷，直到他不得不撤军平定发生在安条克的叛乱。于是，他赋予犹太人“依照自己的律法生活”并在自己的圣殿做礼拜的权利。继尼布甲尼撒之后四个世纪，犹太人终于恢复独立。

但是，犹太人尚不安全。塞琉古人尽管受内战折磨有所削弱，但实力依然强大，他们决定击溃犹太人，守住巴勒斯坦。这场凶猛复杂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年。细节部分无须赘述，其间有许多名字大同小异的塞琉古王位觊觎者，也有马卡比几乎被全歼的时刻。然而，这个足智多谋、天赋异禀的家族总是能成功恢复元气并展开反击。

俯瞰圣殿的阿克拉城堡仍然折磨着分裂的耶路撒冷。当号角吹响、祭司们再次进行献祭时，阿克拉的异教雇佣军和变节犹太人时常“突然冲出来”——据约瑟夫斯说——“杀死那些上山参拜圣殿的人”。耶路撒冷人将“所有邪恶的根源”大祭司迈内劳斯处死并选出新的大祭司。[45]但是，塞琉古人再次集结起来。他们的将军尼卡诺尔夺回了耶路撒冷。这个希腊人指着祭坛威胁说：“如果不把犹大和他的窝藏者交出来，我会把圣殿烧个精光。”

为生存而战的犹大向希腊的敌人罗马求助，罗马很快就承认了犹太人的自主统治权。公元前161年，铁锤击溃尼卡诺尔，让人砍掉他的头和手臂，将它们带回耶路撒冷。他将这些恐怖的战利品放在圣殿展览，将尼卡诺尔威胁要将圣殿撕成碎片的手和被割掉的舌头挂在外头喂鸟，将他的头悬挂在城堡上。耶路撒冷人把尼卡诺尔日当作解放的节日加以庆祝。但之后，塞琉古人打败并杀死了马卡比，耶路撒冷陷落。犹大被葬在摩丁村。似乎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犹大的哥哥们活了下来。

西门大帝：马卡比的胜利

逃亡两年后，犹大的哥哥约拿单从沙漠里走出来再次击溃塞琉古人，在希腊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北部的密抹建立了王庭。以外交能力著称的约拿单挑拨叙利亚国王与其对手埃及国王的关系，以收复耶路撒冷。接着，他修复了城墙，再次圣化圣殿，并于公元前153年说服塞琉古国王授予他“国王之友”这个名号，并任命他为大祭司。马卡比被施膏油礼，并在最热闹的节日住棚节戴上国王花环，穿上祭司法衣。然而，约拿单是一个与撒督毫无关系的地方祭司的后裔。至少有一个犹太教派视他为“邪恶的祭司”。

起初，约拿单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的支持。菲洛梅特沿海岸向北来到约帕（即离耶路撒冷最近的海港雅法），以法老之尊接见约拿单，而约拿单以祭司之尊会见了菲洛梅特。在仆托肋买（今阿克），菲洛梅特实现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每个希腊国王的梦想：他被加冕为埃及和亚洲的国王。但是，在他胜利的那一刻，他座下的马一看到塞琉古大象便立即前蹄腾空向后仰，他从马上跌落而死。[46]

当敌对的塞琉古人争权夺利时，外交家约拿单只能不停地转换阵营。被困安条克皇宫的其中一个塞琉古王位觊觎者向约拿单求助，他给约拿单的回报是耶路撒冷的完全独立。约拿单率领两千人从耶路撒冷出发，穿过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到达安条克。犹太士兵从王宫发射箭矢，然后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穿过整个燃烧的城市，救出国王并恢复他的统治。返回犹大时，约拿单征服阿什克伦、加沙和贝特祖尔，并开始围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城堡。但是，他受引诱孤身奔赴仆托肋买，会见他新交的希腊盟友，结果后者抓住他并举兵向耶路撒冷进发。

马卡比家族还没有弹尽粮绝：他们还有一个兄弟。这个人就是西门，他重新加固耶路撒冷并召集军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使希腊人被迫撤退，但希腊人为自己报了仇：他们杀了西门被囚的兄弟约拿单。公元前141年春天，西门突袭并摧毁了阿克拉[47]，用赞词、棕榈枝、竖琴、铙钹、六弦提琴和赞美诗在耶路撒冷庆祝之前，他将这个城堡所在之山夷为平地。“以色列摆脱了异教徒的枷锁”，犹太教公会奉西门为世袭统治者，为他穿上金扣紫红色衣袍，除了头衔外，西门从各方面来说都已经是犹大国王。人们开始在契约中写道：“犹太人的领导人、最高统帅、大祭司，西门大帝统治元年。”

约翰·西卡努斯：帝国的缔造者

公元前134年，西门大帝的声望如日中天，此时他收到他女婿的晚宴邀请。晚宴上，马卡比家族第一代中的最后一人被暗杀，接着，西门的女婿抓住西门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刺客还企图抓住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希伯来语中是Yehohanan——但约翰逃到耶路撒冷并控制了这个城市。

约翰到处碰壁。当他尾随谋反者到达他们的大本营时，他的母亲和哥哥当着他的面被撕成碎片。作为家中的第三子，约翰没想过从政，但他拥有成为理想的犹太统治者的所有家族天赋，他有着“迷人的弥赛亚特征”。实际上，约瑟夫斯写道，上帝赋予约翰“三大特权”——统治这个国家、担任大祭司一职和预言的本事。

塞琉古国王西顿人安条克七世利用犹太内乱重新夺回了巴勒斯坦，并围攻耶路撒冷。当西顿人国王为住棚节奉上金角公牛这样华丽的祭品，以示和谈之意时，耶路撒冷人已经开始挨饿。约翰选择求和，同意交出除犹地亚外马卡比家族征服的所有土地，赔款500银塔兰特并拆毁城墙。

约翰不得不协助他的新主子同伊朗和伊拉克新崛起的力量帕提亚人作战。这次远征对希腊人来说是场灾难，但对犹太人来说却是神的赐福。约翰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拥有许多犹太臣民的帕提亚国王进行了谈判。希腊国王被杀后，约翰设法逃出这个泥潭，归国后恢复独立。[48]

此时，大国因内部纷争而无暇东顾，约翰因此有机会开展自大卫以来规模空前的征服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大卫为他提供了战争经费，因为约翰洗劫了大卫可能位于旧城之中的豪华陵墓。他穿过约旦征服米底巴，迫使南部的以东人（他们开始以“以土买人”著称）改宗并在拿下加利利前摧毁了撒马利亚。在耶路撒冷，约翰围绕这个成长的城市建造了所谓的第一城墙。[49]他的王国是一个地方大国，圣殿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尽管地中海沿岸不断壮大的犹太社团是在当地的犹太会堂中进行每日祈祷的。或许是在这个充满自信的新时代，二十四书成为犹太《旧约》的公认版本。

约翰死后，他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宣布自己是犹地亚国王，这是自公元前586年以来耶路撒冷出现的第一个君主，阿里斯托布鲁斯还征服了今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以土利亚（Iturea）。但是，现在的马卡比几乎和他们的敌人一样希腊化，他们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们开始和希腊暴君一样残暴行事。阿里斯托布鲁斯把他的母亲投入监狱，杀了比他更受欢迎的弟弟，这项罪行使他因内疚而发疯。然而，在他吐血身亡之际，他又担心自己活下来的傲慢弟弟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将会成为毁灭马卡比的恶魔。

色雷斯人亚历山大：狂暴的幼狮

亚历山大国王（Jannaeus是他的希伯来语名字Yehonatan的希腊语翻译）一控制住耶路撒冷就娶了他哥哥的遗孀并着手建立一个犹太帝国。亚历山大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薄情寡义、没心没肺——很快犹太人就因为他的放荡施虐而厌弃了他。但是，亚历山大有对邻国发动战争的自由。希腊王国江河日下，罗马人还没有过来。依靠魔鬼的运气[50]，亚历山大总能从频繁的战败和持久的野蛮行径中挺过来：因为他的野蛮残忍和他使用的希腊雇佣军，犹太人给他起了个“色雷斯人”的绰号。

亚历山大征服了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菲亚，还有北部的戈拉尼提斯（Gaulanitis，今戈兰）。但他在摩押中了纳巴泰阿拉伯人的埋伏，逃回耶路撒冷。当他在住棚节以大祭司身份主持典礼时，人们纷纷用水果砸向他。在更虔诚的法利赛人（既尊奉口头传统又尊奉成文《托拉》的人）的鼓励下，人们这样取笑他：因为他的母亲做过囚犯，所以他不适合当大祭司。亚历山大对这种嘲讽的反应就是发动他的希腊雇佣军，在街上杀了六千人。塞琉古人利用这次叛乱进攻了犹地亚，亚历山大在战败后逃进深山。

亚历山大在等待时机，谋划复仇。当他再次进入耶路撒冷时，他杀了他的五万子民。宴会上，他一边同嫔妃们嬉戏，一边观看八百名造反者被钉死在山周围的十字架上，借此庆祝自己的胜利。叛军的妻子儿女当着他们的面被割喉。亚历山大被他的敌人称为“狂暴的幼狮”，他后来死于酗酒，留给他的妻子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的是一个包括今以色列部分地区、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内的犹太帝国。他建议撒罗米向士兵隐瞒他的死亡，直到她控制耶路撒冷，然后同法利赛人一起统治这个国家。

这个新女王是自耶洗别的女儿以来第一个统治耶路撒冷的女人。但是，这个王朝的天数已尽。撒罗米·亚历山德拉（Salome Alexandra，Salome是Shalomzion的希腊语译文——意思是“锡安享和平”）是两个国王的遗孀，她为人精明，在法利赛人的帮助下统治她的小帝国直到六十多岁。但是，她却难以掌控她的两个儿子：长子大祭司约翰·西卡努斯二世缺乏活力，次子阿里斯托布鲁斯到目前为止又精力过剩。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所向披靡，先吞并希腊，接着是今天的土耳其。在土耳其，罗马军队遭遇希腊国王米特里达梯的抵抗。公元前66年，罗马将军庞培打败米特里达梯，然后向南进军，填补该地区的军事真空。罗马人正逼近耶路撒冷。

9

罗马人来了

公元前66年—公元前40年

庞培在至圣之所

撒罗米女王去世后，她的儿子开始内斗。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在耶利哥附近打败他的哥哥西卡努斯二世。随后，兄弟俩握手言和，当着耶路撒冷众人的面在圣殿里拥抱，阿里斯托布鲁斯成为国王，西卡努斯隐退，但是他经常听从一个名叫安提帕特的奸邪外人的劝告并受他掌控。未来是这个以土买权贵[51]的。他的儿子将成为希律王。而这个能干的、堕落的家族将统治耶路撒冷长达一个多世纪，现在的圣殿山和西墙基本上是在这个家族统治时期建造的。

安提帕特帮助西卡努斯逃到佩特拉这个“几乎和时间一样古老的玫瑰红城市”，佩特拉城是纳巴泰阿拉伯人的首府。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Aretas，阿拉伯语中是Harith）因同印度进行香料贸易而变得极为富有，他还与安提帕特的阿拉伯妻子有姻亲关系。阿雷塔斯帮助安提帕特和西卡努斯打败阿里斯托布鲁斯国王，后者逃回耶路撒冷。阿拉伯国王奋起直追，将阿里斯托布鲁斯围困在设防的圣殿山上。然而，所有这些喧嚣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庞培正在犹地亚北部的大马士革建立司令部。格涅乌斯·庞培是罗马最有权势的人，他是个特立独行的指挥官，并无任何正式职位。他带领着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意大利、西西里和北非的罗马内战中屡屡获胜。迄今为止，他已经庆祝了两次凯旋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庞培是一个有着天使面孔的谨小慎微的将军——“没有东西比庞培的脸蛋更精致”——但是这种美丽很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塞勒斯特说，庞培“面上诚实，心里无耻”，他早期的残忍行径和内战中的贪得无厌为他赢得了“小屠夫”的绰号。现在他已经在罗马立足，但罗马强人的桂冠需要不断加功添绩。他的绰号“马格努斯”（Magnus）——“大帝”——至少部分具有讽刺性。孩童时代他就崇拜亚历山大大帝，自此以后，那种荷马史诗式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王者形象，以及东方未征服的省份和战利品，对每一个追名逐利的罗马寡头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

公元前64年，庞培终结了塞琉古王国，吞并了叙利亚，他还很高兴在交战的犹太人中间调停。从耶路撒冷过来的使节不仅代表积怨已久的两兄弟，还代表法利赛人，后者恳求庞培让他们摆脱马卡比人。庞培命令双方等候他的裁决，但阿里斯托布鲁斯对罗马的过硬实力不甚了解，他鲁莽地采取了行动。

庞培突袭耶路撒冷。他俘虏了阿里斯托布鲁斯，但马卡比的家臣占领了设防的圣殿山，摧毁了连接圣殿山和上城的桥梁。庞培在毕士大池北部扎营，他围攻圣殿长达三个月，还使用投石器对它进行轰炸。罗马人再次利用了犹太人的虔诚在大斋期的安息日从北面强攻圣殿，割了守卫祭坛的祭司的喉咙。犹太人把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其他人从城垛上跳下来。一万两千人被杀。庞培摧毁了防御工事，废黜了国王，吞并了马卡比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他任命西卡努斯为大祭司，仅将犹地亚一地交给大祭司和他的大臣安提帕特统治。

庞培抗拒不了到著名的至圣之所一探虚实的机会。尽管这些东方仪式令罗马人着迷，但他们仍为自己的众神感到骄傲，蔑视犹太一神教的原始迷信。希腊人嗤笑犹太人秘密崇拜金驴首或者养肥一个人祭，只为日后吃他的肉。庞培和他的随从进入至圣之所，这是难以言喻的渎圣行为，因为即使是大祭司，一年也只有一次机会进入至圣之所。这个罗马人可能是第二个踏入至圣之所的外族人（继安条克四世之后）。然而，他恭敬地检查了黄金桌子和神圣的烛台——意识到这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神首，只有浓重严肃的神圣。庞培什么也没有带走。

庞培匆忙返回罗马参加凯旋仪式，这是为庆祝他的亚洲征服壮举而举办的。与此同时，西卡努斯被阿里斯托布鲁斯和他儿子的叛乱活动搞得焦头烂额，而真正的统治者，他的大臣安提帕特拥有赢得罗马支持的天赋，此时后者是所有权力的源泉。然而，即使这个最阴险的政治家也要应对罗马诡谲多变的政坛。庞培被迫与其他两位领导人克拉苏和凯撒以三人执政的方式共享权力，凯撒很快因征服高卢而出名。公元前55年，下一个在东方寻找荣耀的罗马寡头克拉苏到达叙利亚，他渴望取得可与他的竞争对手比肩的胜利。

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

在罗马，以富有著称的克拉苏因贪婪、残忍而臭名昭著。他为罗马独裁者苏拉的死亡名单上增添了许多受害者，而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掠夺他们的财富。他还曾将六千个奴隶钉死在阿庇安路两边的十字架上，以庆祝他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胜利。现在，他计划发动一次远征活动，推翻取代波斯人和塞琉古人统治今伊朗和伊拉克的新帕提亚王国。

克拉苏的远征经费是靠洗劫耶路撒冷圣殿获得的，他从那里偷走了庞培没有挪动的2000塔兰特，还有至圣之所的“纯金横梁”。但是，帕提亚人歼灭了克拉苏和他的军队。帕提亚国王奥拉德二世在观看一出希腊戏剧时，克拉苏的头被扔到舞台上。奥拉德将熔化的黄金倒进克拉苏嘴里，并对他说：“现在你的生活所求得到满足了吧。”

而今，罗马的两个强人凯撒和庞培在竞相争夺最高权力。公元前49年，凯撒从高卢出发，越过卢比孔河，入侵意大利。十八个月后，庞培被凯撒打败，逃到了埃及。而凯撒在当选为罗马的独裁者后，下令追捕庞培，并在埃及人杀死庞培两天后到达埃及。在收到庞培的腌制头颅作欢迎礼物时，凯撒毛骨悚然却又深感宽慰。之前凯撒在东方征战了三十年，现在他发现埃及因国王托勒密十三世与其姐姐兼妻子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之间的恶斗而分裂，这极大地方便了他为罗马夺得东方最富裕的战利品：埃及。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被废黜的、陷入绝望境地的年轻女王居然能影响他的意志，以实现她的个人目的。

克里奥帕特拉要求秘密觐见这个罗马帝国的主人。这出桃色政治闹剧的出色演员让人把她裹进一个洗衣袋（而不是一块地毯）里抬进凯撒的宫殿——也许她已猜测到凯撒会对这种戏剧性刺激无法抗拒。常年驰骋疆场、头发花白的盖厄斯·尤里乌斯·凯撒已经五十二岁了，他为自己的秃头感到羞愧。然而，他不仅拥有战争、文学和政治天赋，还有属于年轻人的源源不断的活力，而这种令人震惊的也有点吓人的生命力使他成为一个与克拉苏和庞培的妻子都睡过的性探险者。克里奥帕特拉二十一岁，“她的美丽绝对不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外在吸引力，连同她的诱导魅力以及她所营造的气氛”，深深地让人着迷，尽管当时的钱币和雕塑显示，她有着托勒密家族特有的鹰钩鼻和尖下巴。她要夺回她的王国，要不辜负她盖世无双的血统。而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都是热衷冒险的政治人物。他们开始交往——很快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凯撒里昂——更重要的是，凯撒现在全身心地支持她。

凯撒很快发现自己身陷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埃及人开始反抗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罗马庇护人。与此同时，庞培在耶路撒冷的盟友安提帕特看到了与凯撒结盟、拯救自己的机会，于是，他带领三千名犹太士兵向埃及挺进，说服埃及犹太人支持他并攻打凯撒的敌人。凯撒获得了胜利并使克里奥帕特拉成功复位。在回罗马前，心存感激的凯撒再次任命西卡努斯为大祭司和犹太人的统治者，让他修缮耶路撒冷城墙，但是凯撒把所有权力赐给了犹地亚的总督安提帕特，安提帕特的儿子们也成了地方小王：大儿子法赛尔统治耶路撒冷，小儿子希律获得加利利。

年仅十五岁的希律立刻展现了他的魄力：他追捕一群极端虔诚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死。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被小希律的非法杀戮激怒，于是传唤他过来接受审判。但是，罗马人认识到，安提帕特和他的儿子们正是他们需要的统治这个狂暴民族的盟友。于是，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宣布希律无罪，并赋予他更多的权力。

希律原来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约瑟夫斯在书中写道：“他拥有俊美的容颜、健壮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希律的名字蕴含“英雄”之意，而他的魅力确实也给当时杰出的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性方面，他很饥渴——或者正如约瑟夫斯所说，他是“情欲的奴隶”——但他并不粗鲁。他在建筑方面很有品位，在希腊、拉丁和犹太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当不受政治和享乐牵绊时，他会倾听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辩论。然而，权力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对权力的渴望破坏了希律所拥有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改信犹太教的二代以土买人和一个阿拉伯母亲的儿子（所以他的哥哥取名为法赛尔-费萨尔），希律是一个能够扮演罗马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三重角色的国际主义者。但是，犹太人从未真正包容他的混杂血统。希律在一个富裕但警觉、残忍的家庭长大，他亲眼看到自己最亲的人被杀死，感受到恐怖的便利和权力的不堪一击。长大后他用死亡做政治工具，为人偏执、敏感，几近失控，这个棱角分明的少年是一个极其野蛮又极为敏感的人，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公元前44年，凯撒被暗杀，卡修斯（暗杀凯撒的凶手之一）接管了叙利亚。希律的父亲安提帕特立刻转换阵营，但阴谋让他措手不及，他被一个力图控制耶路撒冷的对手毒杀——这个人后来被希律杀死。此后不久，卡修斯和他的刺客同伴布鲁图斯在腓立比战败，胜利者是凯撒的侄孙和养子，二十二岁的屋大维，以及传奇将军马克·安东尼。二人瓜分了帝国，安东尼获得了东方。在安东尼向叙利亚进发时，两个年轻的当权者怀着大相径庭的目的赶来觐见这个罗马强人。一个想要恢复犹太王国，另一个想要把它并入自己祖先的帝国。

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

克里奥帕特拉前来觐见安东尼。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王，也是世界上颇具声望的托勒密王朝的后裔，她让自己成为伊西斯-阿芙洛狄忒，前来会见她的狄俄尼索斯，因为后者能给予她祖先统治的土地。

对二人来说，这场相遇是命中注定的。安东尼比克里奥帕特拉大十四岁，但正值盛年：他酗酒，脖子粗，胸肌发达，下巴突出，并且为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腿感到骄傲。他被克里奥帕特拉迷得头晕目眩，热切地追随她拥抱希腊文化和东方的奢侈繁华。他视自己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当然，他也认为自己是狄俄尼索斯的化身。他要求埃及人为他入侵帕提亚的计划提供金钱和给养。所以，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是互相需要对方，而需求通常是浪漫之母。二人通过谋杀克里奥帕特拉的姐姐（克里奥帕特拉已经杀了自己的弟弟）来庆祝他们的结盟和私通。

希律匆忙骑马去见安东尼。年轻的时候，安东尼将军曾在埃及担任骑兵指挥官，当时他得到过希律父亲的栽培。因此，安东尼任命希律和他的哥哥为犹地亚的实际统治者，任命大祭司西卡努斯为有名无实的首脑。希律通过一场王室联姻来庆祝他上升的权力。他的未婚妻是马卡比公主米利暗，而米利暗因为家族内部的联姻成为两个国王的孙女。约瑟夫斯这样描述米利暗：她的身体和她的面孔一样美丽，但事实证明，这段在耶路撒冷展开的恋情将极具毁灭性。

安东尼追随身怀双胞胎的克里奥帕特拉来到她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但是，正当希律的崛起充满希望时，帕提亚人入侵了叙利亚。西卡努斯的侄子、马卡比王子安提柯为帕提亚人提供金钱1000塔兰特，并进献五百名女子，以换取自己对耶路撒冷的统治。

帕科鲁斯：回马箭

犹太人的城市起而反抗罗马傀儡希律和他的哥哥法赛尔。兄弟俩被围困在圣殿对面的王宫里，尽管打败了叛军，但帕提亚人却不那么好对付。耶路撒冷挤满了朝圣者（正值五旬节期间），马卡比的支持者打开城门迎接帕提亚王子帕科鲁斯[52]和他的门徒安提柯。耶路撒冷庆祝了马卡比的回归。

帕提亚人假装真心实意为希律和安提柯做调解，但其实，他们是在引诱希律的哥哥法赛尔跳进他们设计的陷阱。当帕提亚人洗劫这个城市时，希律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于是他把权力交给犹大国王和大祭司安提柯。[53]安提柯弄残了他的伯父西卡努斯，又割掉他的耳朵，使他没有资格再当大祭司。至于希律的哥哥法赛尔，他要么是被谋杀了，要么是被撞得脑袋开花。

希律失去了耶路撒冷和他的兄长。他支持过罗马人，但征服中东的却是帕提亚人。他是一个善变之人，如果不是躁狂抑郁症患者，就肯定是个循环性精神病患者。但是希律对权力的追求、他所具备的敏锐智力以及对生命的留恋和求生的本能是非常强烈的。他濒临崩溃，但最终镇定下来。夜间，他召集随从逃出绝境，并开始追逐权力。

希律：逃向克里奥帕特拉

希律的随从人员包括五百妃嫔，他的母亲、姐姐，还有他的未婚妻马卡比公主米利暗。他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骑马逃出耶路撒冷，进入草木稀疏的犹地亚山麓。国王安提柯对希律和他的妾室（这些后宫女眷显然是他打算提供给帕提亚人作为报酬的）逃脱一事极为震怒，他派骑兵进行了追捕。逃进山里的时候，希律再次崩溃并试图自杀，但他的卫兵夺走了他手中的剑。此后不久，安提柯的骑兵赶上了希律的车队。希律恢复信心后打败他们，把他的随从留在坚不可摧的山中堡垒马萨达，而他自己则逃到埃及。

安东尼已经离开埃及，前往罗马，但希律仍受到克里奥帕特拉女王的欢迎。她为他提供差事，以使他留在亚历山大里亚。事与愿违的是，希律在他未婚妻的弟弟，也是他为犹地亚王位准备的候选人——马卡比王子约拿单的陪同下，乘船奔赴罗马。而计划发动战争赶走帕提亚人的安东尼意识到，约拿单这个孩子不能胜任国王的位子；这个位子需要的是希律残酷无情的能力。

安东尼和与他共掌帝国的屋大维陪同希律来到罗马元老院，他们在那里宣布，希律为犹地亚的国王和罗马的盟友。新出炉的希律王走出元老院，世界的两大支柱屋大维和安东尼分别站在他两边，对这个从以东山区走出来的犹太和阿拉伯混血儿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同这二人的关系将是他四十年恐怖和辉煌统治的基础。然而，他离统治一个王国还有很长一段路：帕提亚人仍然占据着东方，安提柯还统治着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希律是一个罗马走狗和以土买杂种。希律将不得不一寸一寸打下自己的王国，然后占领耶路撒冷。

10

希律家族

公元前40年—公元10年

安提柯的倒台：最后一个马卡比

希律乘船前往仆托肋买，他集结军队，开始征服他的王国。当叛军在加利利易守难攻的洞穴里坚持抵抗时，他用锁链吊着大箱子将他的士兵放下去，这些配备了铁钩的士兵将希律的反对者钩出来，然后把他们扔到谷底。然而，希律还需要安东尼的支持以夺取耶路撒冷。

罗马人正击退帕提亚人。公元前38年，当希律率军北上为安东尼提供帮助并向其求助时，安东尼正率兵围攻帕提亚人在萨莫萨塔（Samosata，今土耳其东南部）的要塞。希律到来时正值安东尼遭遇帕提亚人的伏击，希律展开反击并解救了安东尼的军需车队。直率的安东尼像欢迎老战友一样欢迎希律，他在全军面前热情地拥抱他，并检阅士兵以向这位年轻的犹地亚国王致敬。心怀感激的安东尼以希律的名义派出三万步兵和六千骑兵围攻耶路撒冷。当罗马人在圣殿的正北方向扎营时，希律娶了十七岁的马卡比公主米利暗。经过四十天的围攻，罗马人攻陷了耶路撒冷的外墙。两周后，罗马人闯进圣殿，“像群疯子一样”洗劫了这个城市，在狭窄的街道上肆意砍杀耶路撒冷人。为了制止屠杀，希律不得不贿赂罗马人——然后把被捕的安提柯交给安东尼，安东尼体贴入微地将最后一个马卡比国王予以斩首。之后，这个罗马强人带领十万士兵入侵帕提亚。他的军事能力被过分夸大；对安东尼来说，这场远征活动几乎是场灾难，他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克里奥帕特拉的军需供应拯救了幸存者。此后，安东尼一直未能恢复他在罗马的声誉。

希律王铲除了犹太教公会七十一名成员中的四十五名，以此庆祝他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他摧毁圣殿北部的巴里斯要塞，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拥有四座塔楼的方形城堡安东尼亚，该塔以希律的庇护人安东尼命名，它巨大得足够俯瞰整个城市。除了石凿地基的痕迹外，安东尼亚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希律的许多要塞留存了下来：他的每个山顶要塞的设计都是集固若金汤的防卫和无与伦比的奢华于一体。[54]尽管有这些要塞，但希律从未感觉安全，而今他不得不保护他的王国免受两个女王的阴谋波及——这两个女王分别是他的妻子米利暗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

希律和克里奥帕特拉

希律可能令马卡比们感到畏惧，他自己也对马卡比家族的人怀有戒心，其中最危险的一个正与他同床共枕。现年三十六岁的国王爱上了文雅、纯真、目中无人的米利暗。而米利暗的母亲亚历山德拉正是现实中典型的来自地狱的岳母，她立刻开始同克里奥帕特拉密谋铲除希律。姓马卡比的女人们都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亚历山德拉怨恨自己的女儿嫁给血统混杂的希律，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即使按照公元1世纪野蛮的政治标准，她也不是精神病患者希律的对手。

老西卡努斯因为身体残疾不能继续在圣殿任职，所以亚历山德拉想让她十几岁的儿子，即米利暗的弟弟约拿单当大祭司，这是拥有一半阿拉伯血统的以土买暴发户希律所不能企及的。凑巧的是，约拿单不仅是个合法的国王，还拥有摄人心魂的美貌，在当时这被视为神宠的标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群簇拥。希律忌惮这个少年，他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巴比伦犹太人推上了大祭司之位，想借此解决这个心头之患。亚历山德拉秘密向克里奥帕特拉求助。此时，安东尼已经将黎巴嫩、克里特和北非的土地并入克里奥帕特拉的王国，还将希律最有价值的财产——香脂树和耶利哥的果园送给她。[55]后来，希律又将香脂树和果园从克里奥帕特拉那儿租了回来，所以，很明显，克里奥帕特拉觊觎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她祖先的土地犹地亚。

米利暗和她的母亲把漂亮的约拿单当作美味的食物拿来诱惑别人，她们给安东尼寄了一幅约拿单的画像。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男人一样，安东尼对男性美的欣赏不亚于对女性美的欣赏。克里奥帕特拉承诺支持约拿单对王位的诉求。于是，当安东尼传唤这个男孩时，希律大为惊惧，他拒绝让这个男孩离开。克里奥帕特拉主动为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儿子提供政治庇护，希律则派人在耶路撒冷严密监视他的岳母。但是，亚历山德拉命人造了两副棺材，用棺材将她和她的儿子偷运出王宫。

最后，希律因抗拒不了妻子的恳求和民众对马卡比的拥戴，不得不在住棚节任命约拿单为大祭司。当约拿单身着华丽长袍、头戴王室祭司头饰走上祭坛时，耶路撒冷人对他交口称赞。然而，希律以希律家族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邀请大祭司和他一起住进他在耶利哥的豪华王宫，并且表现得极为友善。那天晚上闷热潮湿，约拿单受人鼓动前去游泳。在充满欢乐的游泳池里，希律的党羽把约拿单按到了水里，于是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就漂浮在那里。米利暗和她的母亲伤心欲绝，怒不可遏；耶路撒冷一片哀鸣。在约拿单的葬礼上，希律本人也“泣不成声”。

亚历山德拉向克里奥帕特拉报告了这次谋杀，而克里奥帕特拉的同情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她至少杀死了她的两个，也可能是三个兄弟。克里奥帕特拉劝说安东尼把希律叫到叙利亚。如果克里奥帕特拉得逞的话，希律将有去无回。而希律也为这次冒险之旅做了准备，并用他邪恶的方式展示了他对米利暗的爱：他把米利暗交给他的叔叔——他离任时的耶路撒冷总督约瑟夫保护，但下令一旦他被安东尼处死的话，米利暗也将立刻被处以死刑。希律离开期间，约瑟夫一再告诉米利暗国王是多么爱她，国王对她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约瑟夫补充说——国王宁愿杀死她也不愿她没有国王的陪伴独活。这些话令米利暗瞠目结舌。耶路撒冷到处充斥着希律已死的谣言。希律不在的时候，米利暗对国王的姐姐撒罗米发号施令，而后者则是这个险恶宫廷中最恶毒的一个玩家。

在老底嘉，希律这个操控罗马权贵的专家迷倒了安东尼，安东尼原谅了他，两人不分昼夜地参加宴会。希律回来后，撒罗米告诉她弟弟他们的叔叔约瑟夫勾引米利暗，而他的岳母正在策划谋反。但希律和米利暗不知怎地和好了。他宣示了对她的爱，“两人拥抱、哭泣”，直到米利暗透露自己已经知道希律要处死她的计划。受嫉妒折磨的希律将米利暗软禁在家里，并处死了他的叔叔约瑟夫。

公元前34年，继先前的失败远征之后，安东尼成功入侵帕提亚人统治的亚美尼亚，再次展示了罗马的实力。克里奥帕特拉陪伴他到幼发拉底河，并在返回的路上拜访了希律。这两个迷人的魔鬼厮混数日，在调情的同时考虑着怎么杀死对方。希律声称克里奥帕特拉试图勾引他：这可能是她对付任何一个能够为她做事的男人的一贯方式。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希律抵挡住了她的诱惑并决定杀死这条古尼罗河之蛇，但他的谋士们强烈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这个埃及女王返回了亚历山大里亚。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上，安东尼将她推上“万王之王”的宝座。她和凯撒的儿子，年仅十三岁的凯撒里昂，成为埃及的共治法老，她和安东尼的三个儿子则分别成为亚美尼亚、腓尼基和昔兰尼的国王。在罗马人眼中，这种东方式举动看起来既违背罗马精神，又缺乏男子气概，也一点都不明智。安东尼试图通过他唯一一部已知的文学著作《论饮酒》（On his Drinking）来为他的东方酒宴开脱。他还给屋大维写信说：“你怎么就变了呢？就是因为我搞上了埃及女王吗？在哪里跟谁寻欢作乐真的重要吗？”但是它确实重要。克里奥帕特拉被视为红颜祸水。当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合作关系破裂时，屋大维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公元前32年，元老院撤销了安东尼的统治权。接着，屋大维对克里奥帕特拉宣战。双方在希腊会战：安东尼召集了他的部队，而克里奥帕特拉集结了她的埃及军队，以及腓尼基舰队。这是一场决定世界霸权的战争。

奥古斯都和希律

希律不得不支持获胜者。他提出加入安东尼在希腊的军队，但安东尼却命令他进攻今约旦的纳巴泰阿拉伯人。到希律征战回来时，屋大维和安东尼正在亚克兴交战。安东尼不是屋大维的指挥官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对手，他在海战中惨败，和克里奥帕特拉一起逃回埃及。而屋大维会灭了安东尼的犹太人国王吗？

希律再次做好赴死的准备。他让他的弟弟腓罗拉斯代管一切，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勒死了老西卡努斯。希律把他的母亲和姐姐安置在马萨达，把米利暗和亚历山德拉留在另一个山顶要塞亚历山大里亚。同前一次赴死一样，如果他遭遇不幸，士兵会遵照他的命令处死米利暗。安排好一切后，他乘船前去应对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约会。

屋大维在罗德岛接见希律。希律精明、直率地应对了这次会面。他谦卑地将他的王冠放在屋大维脚下。接着，他没有否认与安东尼的关系，而是请求屋大维不要考虑他曾是谁的朋友，而考虑“他是什么样的朋友”。最终，屋大维把王冠交还给他。希律胜利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跟随屋大维前往埃及。他们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时，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刚刚自杀，安东尼用刀片，克里奥帕特拉用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屋大维成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他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这个年仅三十三岁的拘谨、干练、冷漠、挑剔的管理者成为希律最可信赖的保护人。实际上，皇帝和他的副手，相当于他的合作伙伴——直言不讳的马库斯·阿格里帕都与希律的关系非常亲密，用约瑟夫斯的话说，“皇帝除了阿格里帕之外，最好的朋友就是希律，而阿格里帕除了皇帝之外，也没有比希律更好的朋友”。

奥古斯都将希律王国的领土扩展为包括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片土地。和奥古斯都一样，希律是一个冷冰冰的、颇有能力的管理者：当饥荒爆发时，他变卖了自己的黄金，从埃及进口粮食，使犹太人免受饥饿之苦。他掌管着一个半希腊化、半犹太化的宫廷，服侍他的是漂亮的宦官和嫔妃。他的许多随从是从克里奥帕特拉那里接收过来的。他的书记员——大马士革的尼古劳斯曾是克里奥帕特拉孩子们的家庭教师[56]，他的四百名加拉太贴身侍卫曾是克里奥帕特拉的贴身侍卫——奥古斯都把他们当作礼物送给了希律，这些人由此加入了希律的日耳曼和色雷斯卫队。现在由这些金发碧眼的蛮族人为这个最国际化的国王应付折磨和谋杀：“希律就血统而言是腓尼基人，就文化而言是希腊人，就出生地而言是以土买人，就宗教而言是犹太人，就居住地而言是耶路撒冷人，就公民身份而言是罗马人。”

希律和米利暗住在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在那里，他是犹太人的国王，每隔七年要进圣殿诵读一次《申命记》，并任命大祭司，大祭司的法衣由他保管在安东尼亚。而在耶路撒冷之外，希律是一个慷慨的希腊君主，他的新异教城市——主要是海边城市凯撒利亚和撒马利亚遗址上的色巴思（Sebaste，希腊语中的“奥古斯都”）——是由神庙、竞技场和宫殿组成的豪华建筑群。他甚至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希腊风格的剧院和竞技场，在这里他举办了亚克兴运动会，以庆祝奥古斯都的胜利。当这种异教表演引发了一场犹太阴谋时，希律处死了密谋者。但他深爱的妻子并没有庆祝他的胜利。王宫被马卡比王子和希律王子之间的斗争搞得乌烟瘴气。

米利暗：让希律爱恨交织的女人

当希律离开时，米利暗再次诱哄她的看管人告诉她，如果她的丈夫回不来的话，她将会被如何处置。希律发现米利暗就个人而言极有魅力，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毒瘤：她公开指责希律杀了她的弟弟，有时她让整个宫廷都知道她拒绝与希律做爱，借此羞辱希律；但在其他时候他们又和好如初。米利暗虽然为希律生了两个儿子，但这并不妨碍她策划怎样毁灭希律。她还嘲笑希律的姐姐撒罗米平淡无奇。希律在爱恨之间纠结不已，他因为在感情中掺杂了对权力的欲望而变得更加无法自拔。

希律的姐姐撒罗米将米利暗对希律的影响归结为巫术。她把米利暗用春药迷惑希律的证据交给希律。米利暗身边的宦官在饱受折磨之后说出了她的罪行。希律不在时，负责看护米利暗的人也被下令处死了，而米利暗本人则被关在安东尼亚，然后接受审判。撒罗米不断揭发米利暗的罪行，决心置这位马卡比王后于死地。

米利暗被判处死刑。这时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公开斥责她，希望能借此自救。群众的反应是喝倒彩，发出一片嘘声。被执行死刑时，米利暗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灵魂的高尚”，她说她很遗憾她的母亲以那种方式暴露自己。米利暗可能是被绞死的，她死的时候像一个真正的马卡比一样“面不改色”，用这种优雅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她高贵的血统和传承”。希律因悲伤而发狂，他相信他对米利暗的爱是上天对他的惩罚，旨在摧毁他。他绕着宫殿惊声尖叫，命令仆人寻找米利暗，并试图利用宴会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宴会却以他为米利暗哭泣而结束。后来，希律生病了，身上长满疔子。而此时亚历山德拉则趁机夺权，事败后希律将她处死，然后杀害了自己的四个密友，因为这些人可能亲近过他美丽的王后。希律始终未能从米利暗之死中完全恢复，这个祸根将转过来摧毁另一代人。后来，《塔木德》声称，希律将米利暗的尸体保存在蜂蜜里，这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这听起来甜蜜又不失恐怖，恰恰反映了他和米利暗的爱情。

米利暗死后不久，希律开始着手他的杰作：耶路撒冷。希律觉得圣殿对面的马卡比宫殿不够宏伟，而安东尼亚要塞必定经常受米利暗的鬼魂光顾。公元前23年，希律建起了一座新的有塔楼的城堡和宫殿群，一个耶路撒冷中的耶路撒冷，借此扩展他的西部防线。希律城堡周围是45英尺（约13.7米）的高墙，上面建了三座塔，它们的名字都非常感情化。最高的一座塔名叫“希皮库斯”（Hippicus，以战死沙场的一个年轻朋友的名字命名），高128英尺（约39米），底座面积45平方英尺（约4.2平方米），另外两座塔的名字分别是“法赛尔”（以他去世的哥哥命名）和“米利暗”[57]。安东尼亚要塞可以俯瞰圣殿，而这座城堡能俯瞰整个城市。

希律在城堡南边修建了自己的宫殿，漂亮的穹顶下面是两个以他的保护人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命名的豪华套房，套房用大理石做墙壁，香柏木做横梁，上面镶嵌着精致的马赛克图案和金、银饰品。宫殿周围建着庭院、柱廊、门廊，还附带绿色的草地、郁郁葱葱的树林及冷水池和瀑布形成的沟渠，沟渠上面是鸽舍（希律可能是用信鸽与他的行省通信的）。希律从克罗地亚获得的财富负担了整个工程的建设：他是地中海地区仅次于皇帝的最富有的人。[58]宫殿的喧嚣、圣殿的号角以及远处城市的喧闹都被鸽子的咕咕声和泉水的叮咚声所抚平。

然而，希律的宫廷一点都不平静。他的兄弟是冷酷无情的阴谋家；他的姐姐撒罗米是盖世无双的恶魔；他后宫的女人们则一个个都像国王一样偏执而富有野心。希律的纵欲使政治变得更加复杂——约瑟夫斯在文中说，他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在米利暗之前，希律已经娶了一个名叫多丽斯的妻子；在米利暗之后，希律又娶了至少八个妻子。他挑选美人是为了满足爱或欲望，他再也没有按照血统挑选妻子。除了五百多名后宫佳丽外，希律的希腊式爱好还延伸到宫中的内侍与宦官。但是，他半受溺爱半受忽视的儿子们日益增多，而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个渴望权力的母亲，因此这些孩子也就成了魔鬼的幼雏，就连他这个善于利用局势的傀儡也在想方设法化解这些嫉妒和仇恨。不过，宫廷斗争并没有分散希律对他最珍视的工程的注意力，他清楚耶路撒冷的声望与他自己的威望休戚相关，因此，他决定要在这方面与所罗门并肩。

希律：圣殿

希律拆毁了现存的第二圣殿，在它的原址上建起了一个世界奇迹。犹太人害怕他摧毁旧殿却建不成新殿，于是他召开一次市政会议，说服这些人，为每个细节问题做好安排。他把一千名祭司培训成建筑工人，与此同时，黎巴嫩的香柏木林被砍倒，横梁木沿海岸漂流直下。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采石场，巨大的、闪着黄光的方石，还有几乎纯白的石灰石，被标记、分割。一千辆四轮马车被召集起来，但石头太过巨大：在圣殿旁边的隧道里，有一块长44.6英尺（约13.6米）、高11英尺（约3.4米）、重六百吨的石头。[59]由于所罗门在修建圣殿时从未让嘈杂声、敲打声污染这个地方，所以希律要求保证一切物品都在场外准备好，然后静静地归位。至圣之所在两年内完工，但整个建筑群八十年都没有建好。

希律往下挖到基岩处，从那里开始修建，所以他摧毁了所罗门圣殿和所罗巴伯圣殿的残余部分。由于受汲沦峡谷的陡峭地形所限不能向东扩展，希律将圣殿山的休憩广场向南拓展，他用八十八根顶梁柱和十二个拱门构成的地下建筑填充空间，从而在上面搭建出一个3英亩（约1.2万平方米）见方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古罗马广场的两倍大，它现在的名字是“所罗门马厩”（Solomon's Stables）。直到现在，东墙上的接缝仍然清晰可见，就在距城西南约105英尺（约32米）处，接缝左边是希律时代的方石，右边是马卡比时代的小石块。

距离至圣之所越近，圣殿的庭院就越小。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能进入巨大的非犹太人之庭，但女院周围的墙上写着这样的警告文字：

异邦人！勿擅闯圣殿铁栅和围栏

无视于此

将自招灾祸

死亡紧随而至

五十级台阶上面是一扇通往以色列之庭的大门，以色列之庭对所有犹太男性开放，该庭院通向众人不能进入的祭司之庭。祭司专用庭院里坐落着包括至圣之所在内的圣堂。据说，它就建在亚伯拉罕差点拿以撒献祭的那块石头上，大卫也在这里建了他的祭坛。祭祀活动是在燔祭坛上进行的，该祭坛就在女院和橄榄山的对面。

安东尼亚要塞守卫着北部的圣殿山。希律在那里建造了自己专用的通往圣殿的秘密隧道。他可以沿着高大的阶梯，经过二重门和三重门，穿过通向圣殿的装饰着鸽子和花朵的地下通道从南面走进圣殿。在西面，一座巨大的桥梁横跨溪谷进入圣殿。该桥是双层的，就好像一条引水渠，负责将水引入一个巨大隐秘的蓄水池中。圣殿陡峭的东墙上开着书珊门（Shushan Gate），该门只供前往橄榄山敬拜满月，或者用祭品中最稀少、最神圣、没有一点瑕疵的红色小母牛献祭的大祭司使用。[60]

四面八方都有立柱支撑的柱廊，但其中最宏伟的是皇家柱廊——一个巨大的俯瞰整座山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大约七万人在希律之都居住，但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圣。和所有热闹的圣所一样，即使在今天，圣殿也需要一个朋友聚会的地方，一个举办宗教仪式的场所。这就是皇家柱廊。参观者可以在繁忙的购物街买东西，该街在宏伟的拱门下面，沿西墙而建。参观圣殿的时间到来时，香客们在众多浸礼池里沐浴净身——已经在南入口周围发现了许多这样的池子。爬上其中一个通往皇家柱廊的宏伟阶梯，在祈祷时间到来前，香客们就可以在皇家柱廊所在地眺望城市全景。

在东南角，高耸的殿墙和汲沦峡谷的悬崖峭壁组成一个名叫“山巅”的险峻山峰，《福音书》中说这里是魔鬼撒旦诱惑耶稣的地方。在圣殿的西南角，祭司们面朝繁华的上城，用响彻山谷的号角声宣布节日开始，每周五晚上，他们也在这里宣布安息日开始。据说公元70年，被提图斯推落山谷的一个石块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祭司们“吹响号角的地方”。

圣殿的设计由国王和他的无名建筑师（发掘出的一个骨罐盒上刻着“西门，圣殿建造者”的铭文）负责，它展示了这些人对空间和活动场所的出色见解。光彩夺目、令人敬畏的希律圣殿外面镶满金片，太阳初升的时候，金片反射出来的炽热光线是如此耀眼，以至于参观者们不得不挪开视线。从橄榄山抵达耶路撒冷，耸立的圣殿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这就是耶稣所见、被提图斯摧毁的圣殿。希律的休憩广场留存至今，因为伊斯兰教的岩石圆顶清真寺建在希律时代的石头上，这些石头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其中尤以犹太人敬崇的西墙为最。

圣所和广场完工之时（据说白天没有下雨，所以工程一直没有延期），因为希律不是祭司，所以无法进入至圣之所，但是他献祭了三百头公牛以表庆贺。希律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点，然而，他毋庸置疑的伟大功绩却受到了他亲生子女的挑战，过去的罪孽又回来纠缠未来的继承人。

希律的王子们：家族悲剧

现在希律至少有十个妻子所生的十二个孩子。他似乎对大部分儿子都置之不理，除了米利暗生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这两个孩子有着一半的马卡比血统和一半的希律血统，他们将成为希律的继承人。希律把他们送到罗马，在那里奥古斯都亲自监督他们的学习。五年后，希律把这两个少年王子接回家结婚：亚历山大娶了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女儿，阿里斯托布鲁斯娶了希律的外甥女。[61]

公元前15年，马库斯·阿格里帕前来视察希律的耶路撒冷，与他一同前来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奥古斯都的色情狂女儿朱利娅。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的伙伴、亚克兴海战的获胜者，他已经和希律成为朋友，希律骄傲地向他展示自己的耶路撒冷。阿格里帕住在希律城堡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间里，并在那里举办宴会向希律致敬。之前，奥古斯都已经在圣殿里为犹太人的神雅卫奉上每日的祭品，现在阿格里帕又奉献了一百头公牛。他为人处世是如此老练圆滑，以至于连挑剔的犹太人也给予他在所经之路铺设棕榈叶的荣耀，而希律们更是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之后，希律和阿格里帕率领舰队游览希腊。当当地犹太人对希腊人的压迫提出上诉时，阿格里帕对犹太人的维权行为给予了支持，希律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两人还以平等的身份相互拥抱。然而，在希律结束与罗马贵人的亲切交谈，启程返回耶路撒冷后，他却遭遇了亲生子女的挑战。

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两位王子深受罗马教育熏陶，他们继承了父母的相貌和高傲，很快便将他们母亲的死归咎到他们父亲身上，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蔑视混血的希律族人，其中娶了国王女儿的亚历山大尤为自负。他们都对阿里斯托布鲁的希律家妻子嗤之以鼻，也因此折辱了她的母亲——他们危险的姑姑撒罗米。他们夸口说，等他们做国王的时候，他们会让希律的妻子们和奴隶一起劳动，并把希律的其他儿子当文书使用。

撒罗米把这一切报告给希律，希律悲愤于这两个小王子的忘恩负义，同时也担心这两个恃宠而骄的孩子会背叛他。长期以来，他一直忽略了他的大儿子，也就是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安提帕特。但在公元前13年，希律忽然想起了安提帕特，他请求阿格里帕带安提帕特来到罗马，并将一份密函呈给皇帝：这是希律的遗嘱，这份遗嘱剥夺了两个男孩的继承权，将王国留给了安提帕特。希律的新继承人大概只有二十五岁，他因父亲的长期忽视和兄弟间的嫉妒而心怀怨恨，于是他和他的母亲密谋要铲除那两个被剥夺继承权的王子，他们指控这两个王子谋反。

希律请求正逗留在亚得里亚海沿岸阿奎莱亚市的奥古斯都来审判这三个王子。奥古斯都促使他们父子和解，结果希律乘船回家，在圣殿的庭院里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他的三个儿子将共享王国。多丽斯、安提帕特和撒罗米出于自己的私心开始破坏这次和解，而两个男孩的傲慢正好助了他们一臂之力：亚历山大王子告诉所有人，希律染了头发以使自己看起来年轻，他还透露外出打猎的时候，他故意偏离目标以使父亲心里舒服。亚历山大还引诱希律身边的三个宦官向他吐露希律的秘密。希律逮捕了亚历山大的仆人并对他们用刑，直到其中一人坦白说他的主人计划在外出狩猎时暗杀希律。亚历山大的岳父、正在此看望女儿的卡帕多西亚国王再次令这对父子和解。而希律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送给卡帕多西亚一个非常具有希律特色的礼物：一个妓女，此人对自己的名字潘尼西斯（Pannychis）深感得意，而该词的含义是“通宵达旦”。

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对仆人的严刑拷打使亚历山大写给亚历山大里亚要塞指挥官的信公之于众，信上说：“当我们完成我们想做的事情时，我们会去找你。”希律梦见亚历山大对他举起匕首，这个噩梦是如此逼真，以至于他把两个男孩抓了起来，孩子们承认他们正计划逃走。希律不得不咨询奥古斯都，而后者迄今为止已经厌烦了他这位老友的越轨行为——尽管皇帝本人对淘气的孩子和复杂的继承次序并不陌生。奥古斯都裁定，如果男孩们密谋反对希律的话，希律有权惩罚他们。

希律将审判地点定在他官方管辖权之外的贝鲁特，这被认为是一个适合的审判地点。如希律所愿，两个男孩被判处死刑，自从他开始大兴土木美化耶路撒冷以来，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惊讶。希律的顾问建议宽恕他们，然而，当有人暗示男孩们正在收买军队时，希律处死了三百名军官。王子们被押回犹地亚处以绞刑。他们的母亲米利暗的悲剧——马卡比家族的诅咒——应验到他们身上。而奥古斯都并不感到高兴。他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于是一本正经地评论道：“我宁愿做希律的猪也不愿当他的儿子。”然而，这只是大希律王衰落这场恐怖剧的开始。

希律：活着的时候腐烂

国王现在六十多岁了，身体欠佳，疑惧心重。安提帕特是唯一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还有其他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希律的姐姐撒罗米也开始设计陷害安提帕特：她逮住一个仆人，此人声称安提帕特打算用一种神秘的药物毒害希律。在罗马觐见奥古斯都的安提帕特匆忙回国，快马加鞭直奔耶路撒冷王宫，但是他在到达父亲身边前被当场逮捕。审判他的时候，可疑之药被安排让一个罪犯服下，罪犯立刻倒地身亡。而进一步拷问发现，是奥古斯都之妻、利维娅皇后身边一个精通毒药的犹太奴隶伪造信件陷害撒罗米的。

希律将证据寄给奥古斯都并立下他的第三份遗嘱，将王国留给他的另一个儿子安提帕斯，就是那个后来遇见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的希律[62]。希律的病情影响了他的判断，削弱了他对犹太反对派的掌控。他将一只镀金铜鹰放到圣殿大门上。而一些学生爬上房顶，当着庭院众人的面顺绳索滑下，砍掉了铜鹰。安东尼亚要塞的军队冲进圣殿，逮捕学生。在经过希律的病榻时，学生坚持声称他们是依《托拉》行事，结果这些学生被活活烧死。

希律王倒下了，他承受着痛苦、可怕的溃烂：开始是全身发痒，肠子内部出现灼热感，接着，双脚和腹部肿胀，并发结肠溃疡。他的身体开始分泌透明的液体，他几乎无法呼吸，身上还散发着恶臭，而他的生殖器官异常肿胀，直到他的阴茎和阴囊突然溃烂产生坏疽，而坏疽又繁衍出一大群蠕虫。

腐烂的国王希望能在他温暖的耶利哥王宫康复，然而，当他的痛苦加重时，他被抬到了卡里尔霍温暖的硫磺浴池（该浴池至今仍存在于死海地区），而硫磺只能加重他的痛苦。[63]在用热油治疗时，他昏了过去，然后被抬回耶利哥，在那里他召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精英，这些人之前被他关在竞技场里。希律不可能打算杀死这些圣殿精英，他或许只是想在拘留所有捣乱显贵的同时巧妙地处理继承问题。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约书亚·本·约瑟或曰耶稣（亚兰语）的孩子出生了。他的父母是木匠约瑟和约瑟十几岁的未婚妻，他们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他们不比农民富裕，但据说他们传承自古老的大卫家族。他们去伯利恒旅行时，这个“将统治我民以色列”的孩子耶稣降生了。据圣路加所说，在出生第八天行过割礼后，“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将他呈给上帝”，并按犹太传统在圣殿献祭。一个富裕的家庭会奉献一只羊，甚至一头牛，但约瑟只能拿出两只斑鸠或鸽子。

《马太福音》中说，希律在弥留之际，命令他的军队杀死所有新生儿，以铲除这个大卫家族的孩子，然而，约瑟避走埃及，直到听说希律王已经过世。当时应该有救世主降临的传言，而希律也害怕一个冒充大卫家族的人出来谋反，但没有证据证明希律曾听说过耶稣，或屠杀过新生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恶魔竟然因为他未犯之罪而被特别记住。至于那个拿撒勒的孩子，大约在此后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64]

阿基劳斯：弥赛亚和大屠杀

奥古斯都皇帝给希律的答复是，他已经将利维娅的女奴打死，希律可以随意处置安提帕特王子。然而，希律现在饱受折磨，他拿起匕首想了结自己。这场喧嚣使关在附近牢房的安提帕特相信老暴君已死，他兴高采烈地叫他的看守打开牢门。最后，安提帕特成了犹太人的国王吗？监狱看守也听到哭声，他匆忙进宫，发现希律并没有死，只是发了疯。希律的仆人把刀从希律的手里夺走。这个监狱看守向希律汇报了安提帕特的谋逆行为。这个满身脓疮、行尸走肉般的国王敲打着自己的头部，大声怒吼，向他的卫兵下令立刻杀死这个令人讨厌的儿子。然后，他重立遗嘱，将王国分给他的三个十几岁大的儿子——耶路撒冷和犹地亚被分给了阿基劳斯。

五天后，即公元前4年3月，在位三十七年、挺过“成千上万次危险”的大希律王死了。年仅十八岁的阿基劳斯载歌载舞，尽情享乐，仿佛死的是一个敌人，而不是他的父亲。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就连希律的古怪家人都感到震惊不已。出灵时，希律那头戴王冠、手握权杖的尸体被放在铺着紫色帷幔、装饰着黄金的灵车上——领头的是阿基劳斯，紧随其后的是希律的日耳曼和色雷斯卫兵，接着是五百个携带香料（味道肯定非常刺鼻）的仆人——他们跋涉24英里（约39千米）来到希律的山顶要塞。希律就葬在那儿的一座墓里[65]，此墓已经消失了两千年。

阿基劳斯归来控制耶路撒冷，登上圣殿的黄金王座，他在那里宣布缓和希律的严厉政策。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来过逾越节的朝圣者，许多人相信国王的死亡预示着末日救赎的到来，于是他们在圣殿中疯狂跑动。阿基劳斯的卫兵被人扔了石头，于是刚刚承诺会放松控制的阿基劳斯立刻派骑兵进来，这些人在圣殿屠杀了三千人。

这个十几岁的独裁者让他可靠的弟弟菲利普负责王国事务，他自己则搭船前往罗马，向奥古斯都确认自己的继承权。然而，他的另一个弟弟安提帕斯也想抢在他前面赶到罗马，希望为自己赢得这个王国。阿基劳斯刚离开耶路撒冷，奥古斯都就派他的地方总管萨比努斯洗劫了希律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寻找他隐藏的财富，从而引发了更多的骚乱。叙利亚总督瓦鲁斯南下恢复秩序，但前来过五旬节的加利利、以土买匪帮占领了圣殿，并在萨比努斯躲在法赛尔塔中不肯出来时屠杀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罗马人。

在耶路撒冷之外，三个反叛分子（他们都曾是奴隶）自立为王，放火烧了希律的王宫并“疯狂地”四处劫掠。这些自封的国王是伪先知，他们的存在证明耶稣确实出生在一个宗教投机十分活跃的年代。犹太人在希律当政时期盼先知的到来迟迟无果，现在却一下子来了三个。瓦鲁斯打败并杀死这三个先知，[66]但此后伪先知接连不断地出现，罗马人也持续不停地捕杀他们。瓦鲁斯在耶路撒冷附近将两千名造反者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在罗马，现年六十岁的奥古斯都倾听了希律家族的争吵，确认了希律的遗嘱但收回了国王的称号，仅任命阿基劳斯为犹地亚、撒马利亚和以土买的统治者，任命安提帕斯为加利利和佩里亚（今约旦的一部分）的小王，任命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菲利普为其余地区的小王。[67]在阿基劳斯位于耶路撒冷的罗马别墅里，富人的生活是离经叛道的、希腊式的、与犹太传统相去甚远的：1911年，一个在耶路撒冷附近埋葬了两千年的银质高脚杯被一个美国收藏家买走，它描绘了露骨的同性交合场面——一面是一个人用滑轮降落到娈童身上，而一个奴隶偷窥狂正在透过大门偷看；另一面是两个身体柔软的男孩在睡椅上纠缠。事实证明，阿基劳斯是如此残暴、无能、不切实际，以至于十年后，奥古斯都将他废黜，并流放到高卢。犹地亚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而耶路撒冷受沿海的凯撒利亚统治，归一连串职位较低的总督管理。罗马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人口普查，登记纳税人的信息。对罗马权力的屈服使犹太人颜面尽失，这足以引起一场小规模的暴动，而据路加回忆说，把人口普查当作耶稣一家来到伯利恒的原因，可能是不正确的。

希律·安提帕斯统治加利利长达三十年，他一直梦想获得他差一点就继承的他父亲的王国，直到施洗者约翰，一个有魅力的先知突然从沙漠中出现，取笑他并向他发出挑战。

11

耶稣基督

公元10年—公元40年

施洗者约翰和加利利之狐

约翰的双亲——圣殿祭司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住在城外的安凯伦村。撒迦利亚可能是地位低下的祭司之一，他必须通过抽签才能决定自己在殿中的职责，与圣殿显贵有着天壤之别。然而，约翰孩童时经常造访圣殿。成为一个好犹太人有许多种方法，他选择的是像以赛亚规劝的那样在荒野里过苦行僧生活，“在沙漠里为耶和华开路”。

公元1世纪20年代晚期，约翰开始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沙漠里赢得第一批追随者——“所有人都在心里揣测约翰是不是救世主”——后来他的影响扩展到希律·安提帕斯统治下的加利利，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马利亚是约翰母亲的表亲，她怀儿子耶稣时与约翰的双亲待在一起。耶稣从拿撒勒过来倾听他的表兄约翰布道，而约翰则在约旦为耶稣施洗。表兄弟二人开始一块儿布道，提出洗礼免罪说，他们的新仪式从在浸礼池中洗净自己的犹太教传统演变而来。与此同时，约翰开始谴责希律·安提帕斯。

加利利小王过着皇帝般的生活，为他的奢侈挥霍提供资金的是人们普遍憎恨的收税员。安提帕斯不断游说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忧郁孤僻的继子提比略把他父亲的王国赐给他。他以奥古斯都的寡妇、提比略的母亲、希律家族之友的名字给他的首都起名为“利维娅”。接着，公元18年，他在加利利海岸建立了一座名叫提比里亚的新城市。耶稣和约翰一样鄙视他，视他为贪财浪子、罗马人的走狗，“那只狐狸”是耶稣对他的称呼。

安提帕斯娶了纳巴泰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四世的女儿，从而建立了一个旨在保证犹太人和阿拉伯之间和平的联盟。在位三十年后，已是中年人的安提帕斯不幸地爱上了自己的侄女希罗底。希罗底是大希律被处死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女儿，已经嫁给她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她要安提帕斯同他的阿拉伯妻子离婚。安提帕斯傻傻地同意了，但纳巴泰公主并没有安静地离开。施洗者约翰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嘲笑这对奸夫淫妇，称他们是当代的亚哈和耶洗别，直到安提帕斯下令逮捕他。先知约翰被关押在大希律位于约旦对面、死海上方2300英尺（约701米）处的马卡鲁斯要塞。关在这些牢房里的不光有约翰，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囚犯——安提帕斯的阿拉伯妻子。

安提帕斯和他的侍臣设宴庆贺自己的生日，作陪的还有希罗底和她的女儿、嫁给小王菲利普的撒罗米。（马卡鲁斯宴会厅的马赛克地板仍有部分留存至今——地板下面的一些牢房亦是如此。）撒罗米“进来跳舞，取悦希律”，可能还表演了有七层遮蔽物的脱衣舞，[68]她跳得如此优美，以至于安提帕斯情不自禁地说：“随你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在母亲的教唆下，撒罗米回答说：“我要施洗者约翰的头。”过了一会儿，约翰的头被从地牢里呈上来，“放进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

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耶稣逃到了沙漠，但他也经常拜访耶路撒冷——他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创始人中唯一一个曾在耶路撒冷街上漫步过的。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他自我展望的核心。一个犹太人的生活是以研究先知、遵守律法和去耶路撒冷朝圣为基础的，耶稣称这个城市是“伟大国王的京城”。尽管耶稣前三十年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沉湎于犹太《圣经》的学习当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一丝不苟地实现《圣经》预言。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圣殿是他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一部分。耶稣非常关注耶路撒冷的命运，十二岁时，父母曾带他到圣殿过逾越节，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据路加说，耶稣与父母走散，经过三天的焦虑寻找之后，父母“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耶稣受魔鬼诱惑，站到了殿顶上。当耶稣向信徒公开他的使命时，他强调他的命运将在耶路撒冷展开，“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而耶路撒冷会为此付出代价：“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包围，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在他的十二门徒（包括他的弟弟雅各）的支持下，耶稣再次出现在他的加利利老家，一边用他巧妙的、朴素的方式（经常使用比喻）宣扬他所说的“好消息”，一边向南行走。他的讯息是直接而激动人心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忏悔。”耶稣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教义被人们没完没了地分析，但四部《福音书》揭示了他传道生涯的精髓在于他对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最后审判——和天国的预言。

在这个可怕而激进的愿景中，耶稣本人作为神秘的半弥赛亚性质的人子将起到核心作用。“人子”是《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中的一个词汇：“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他预见到所有人类关系的毁灭：“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这不是一场社会或民族主义革命：耶稣最关心的是末日后的世界；他所宣扬的社会正义更多是在来世而非此世。“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妓女和收税人会在权贵和祭司之前进入上帝之国。当耶稣说旧的律法将不再重要时，他令人震惊地召唤起了世界末日：“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当世界终结时，“人子将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所有的民族聚集在他面前听候审判。恶人得永罚，义人得永生。

然而，耶稣在大部分情况下谨遵犹太律法，事实上，整个传道生涯中他都强调他在实现《圣经》预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死守犹太律法是不够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耶稣并未鲁莽地直接挑战罗马皇帝，就连希律他也不轻易冒犯。如果说《启示录》主导他的传教，那么他为自己的神圣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证据：他是一名医师，他使瘸子正常行走，使死人复生，成群的人聚集在他身边。

据约翰所言，在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之前，耶稣至少在逾越节和其他节日三次拜访耶路撒冷并有两次侥幸逃脱。住棚节期间，当他在圣殿布道时，他被一些人称为“先知”，被其他人称为“救世主”——尽管势利的耶路撒冷人讥笑说：“救世主岂会从加利利出来？”当他同权威辩论时，群众驳斥他：“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耶稣回来过哈努卡节（净殿节），但是，当他声称：“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他却逃出了。”他知道拜访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在加利利，被安提帕斯抛弃的阿拉伯妻子从马卡鲁斯的监牢逃到她父亲阿雷塔斯四世的王宫。阿雷塔斯四世是纳巴泰最富有的国王，著名的卡兹尼神殿和“玫瑰红”城市佩特拉的皇家陵墓就是他建造的。阿雷塔斯对此等侮辱极为震怒，他武装入侵了安提帕斯的公国。希罗底先是害死一名先知，现在又引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安提帕斯在这场战争中败北。罗马盟国间是不允许发动私人战争的：在卡普里岛享受晚年放荡生活的提比略皇帝虽然被安提帕斯的愚蠢行径所激怒，却仍然支持他。

如今，希律·安提帕斯已经对耶稣有所耳闻，人们也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一些人认为他是“施洗者约翰，一些人说他是伊利亚斯，另外一些人说他是一位先知”，而他的使徒彼得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在女人中特别受欢迎，其中一些妇女是希律家的——希律管家的妻子是耶稣的信徒。安提帕斯知道这与施洗者约翰有关：“是我所斩首的约翰，他复活了。”他威胁要逮捕耶稣。但有意思的是，一些对耶稣友好的法利赛人却警告耶稣：“离开这里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不仅没有离去，反而向安提帕斯发起挑战：“你们走吧，告诉那只狐狸。”在接下来两天里，他将继续治病、传教，第三天他会到一个犹太人子实现命运的唯一地方：“一个先知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消逝。”他给建造圣殿的国王之子捎去崇高而有诗意的讯息，当中充满了他对这个注定被毁的城市的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拿撒勒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公元33年的逾越节，[69]耶稣和希律·安提帕斯几乎同时抵达耶路撒冷。耶稣领着一群人前往橄榄山上的伯大尼，从那里可以看到圣殿山上闪闪发光的壮丽雪景。他派使徒进城，带回一头驴——不是我们一般用的驴子，而是国王的健壮坐骑。我们的消息都是来自《福音书》，而《福音书》对接下来三天发生之事的记述有些许出入。“这事成就，”马太解释说，“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预言中说，弥赛亚将骑驴进入这个城市，而当耶稣走近时，他的信徒为他沿途铺下棕榈树叶，称他为“大卫之子”“以色列的王”。他可能和众多参观者一样，从西罗亚池附近的南大门入城，然后经由罗宾逊拱门的巨大楼梯爬上圣殿。他的使徒，从未到过这个城市的加利利乡下人为圣殿的富丽堂皇所倾倒：“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经常拜访圣殿的耶稣回答说：“你们不是看到这些殿宇了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表达了他对耶路撒冷的爱和失望，但他也预见到那些行毁坏可憎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预言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福音书》是在提图斯摧毁圣殿之后书写的。耶路撒冷之前确实被摧毁并重建过，耶稣也在思考当时流行的反圣殿传统。[70]“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稣这句话应和了给他带来灵感的先知以赛亚的说法。两人的视线都越过现实中的城市投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将有能力撼动这个世界，而耶稣承诺在三天内重建圣殿，可能是为了表明他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圣所本身。

白天，耶稣传教，在圣殿北部的毕士大池、圣殿南部的西罗亚池治疗病人，两个水池边都挤满了为进圣所而净身的犹太香客。夜晚的时候，他回到伯大尼的友人之家。星期一早上，他再次入城，但这次他走进了圣殿的皇家柱廊。

逾越节是耶路撒冷最拥挤、最危险的时候。权力是建立在金钱、地位和与罗马的关系之上的。但是，犹太人不认同罗马对军事荣耀和冷冰冰的金钱的尊重。在耶路撒冷，尊重是以家族（圣殿权贵和希律王子们）、学识（法利赛教师们）和神圣灵感的天然名片为基础的。在与圣殿隔谷相对的上城，权贵们住在具有犹太特征的希腊-罗马式豪宅里，在那里发掘的所谓的宫殿似的住宅有着宽敞的接待室和浸礼池。安提帕斯和大祭司约瑟·该亚法的宫殿就坐落在这里。但耶路撒冷的真正权威是总督庞修斯·彼拉多，他一般在沿海城市凯撒利亚发号施令，但经常在逾越节过来视察，视察时他就住在希律的城堡里。

安提帕斯不是耶路撒冷唯一的犹太王族。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小王国阿迪亚波纳[71]的女王海伦娜改信了犹太教并搬到耶路撒冷，她在大卫之城建造了一个王宫，为圣殿圣所的门廊捐赠黄金烛台，并在农业歉收时购买食物赈灾。海伦娜女王也在那儿过逾越节，她可能佩戴了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现的一件珠宝：一颗大珍珠镶嵌在带有两个坠片的黄金里，每个坠片上都镶着翡翠。

约瑟夫斯猜测可能有二百五十万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个数字确实有夸张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邦”都有犹太人过来，从帕提亚和巴比伦到克里特和利比亚。想象这样一群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看看朝圣期间的麦加。逾越节时，每个家庭都要奉献一只羊，所以这个城市挤满了咩咩叫的绵羊——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只羔羊被奉献出去。有许多事要做：每次靠近圣殿并在皇家柱廊购买献祭用的羔羊前，朝圣者都必须在浸礼池沐浴。不是每个人都能待在城里，成千上万的人像耶稣一样住在附近的农村，或者在城墙周围露营。当烧肉味和令人沉醉的焚香味道飘来时，宣告祈祷和祭祀开始的号角声便在城市回荡，一切都以圣殿为中心，从安东尼亚要塞过来的罗马士兵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现在耶稣走进高耸的、柱廊林立的皇家柱廊，这里拥挤、忙乱、热闹非凡，是所有生活的中心，朝圣者聚集在这里安营扎寨，会见朋友，兑换推罗银币，以购买祭祀用的羊羔、鸽子，富人的祭品则是公牛。这里不是圣殿，也不是圣殿的某个内院，而是整个建筑群中最易自由出入的公共部分，旨在充当集会的场所，交流的平台。在皇家柱廊里面，耶稣抨击圣殿建制：“这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殿岂不成了贼窝吗？”他一边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一边引述、转达耶利米、撒迦利亚和以赛亚的预言。他的抗议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但还不足以引发圣殿卫队或罗马士兵的介入。

又在伯大尼待了一个晚上后，耶稣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圣殿[72]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福音书》把法利赛人界定为耶稣的敌人，这可能反映了十五年后《福音书》作者们写书时的情况。法利赛人是更加灵活、更加平民化的教派，它的一些教义可能与耶稣的教义类似。耶稣的真正敌人是圣殿贵族。现在希律们斥责耶稣给罗马交税，而耶稣则巧妙地回答：“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然而，他并没有称自己是弥赛亚，他强调犹太人对唯一上帝的基本祈祷“示玛”和同胞之爱：他绝对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警告激动的人群即将莅临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你们离神的国不远了。”尽管犹太人对弥赛亚的降临各持己见，但大部分人同意上帝将负责终结这个世界，然后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弥赛亚的王国的说法：“锡安山上响起召唤圣徒的号角声，”在耶稣死后不久出现的《所罗门诗篇》中说，“带来好消息的那个人的声音在耶路撒冷响起，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仁慈的。”于是他的追随者们请求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耶稣回答说。但接着他预言了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而后他们才会看见“有能力和大荣耀的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煽动性的话语令罗马总督和大祭司们惊恐不安，他警告说，这些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将得不到宽恕：“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逾越节时的耶路撒冷一如既往地紧张忙乱，但当权者比平时更惶惶不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几句很少有人留意的诗节中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刚刚爆发了加利利人的叛乱，该叛乱后来被彼拉多镇压了下去，他在圣殿南面的西罗亚塔附近杀了十八名加利利人，其中一个活下来的造反者就是耶稣很快就会遇到的“在起义中犯了谋杀罪”的巴拉巴。大祭司们决定对另一个预言他们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中遭到毁灭的加利利人保持警惕，该亚法和颇具影响的前大祭司亚那讨论该怎么办才好，该亚法在《约翰福音》中说：“一个人为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他们订下了计划。

第二天，耶稣在上房为逾越节作准备——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房间——在耶路撒冷的西山上（后来以“锡安山”著称）。晚宴上，耶稣不知如何得知他的使徒加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背叛了他，但他并没有改变从圣殿出发，绕城一圈到汲沦峡谷对面客西马尼花园宁静的橄榄树林的计划。犹大悄悄溜走，我们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背叛基督的——因为太过激进或不够激进？还是因为贪婪或嫉妒？

犹大带着一群高级祭司、圣殿警卫和罗马军团士兵归来。黑暗中耶稣并没有被立刻识别出来，于是犹大通过亲吻来指认耶稣，以泄露他的身份。在这仅以火把照明的混乱场景中，使徒们拔出了剑，彼得砍掉大祭司一个仆人的耳朵，一个无名小儿一丝不挂地跑进夜色里，其行为是如此怪异以至于听起来貌似真实。耶稣被逮捕起来，使徒们作鸟兽散，只有两人远远追随。

此时差不多已近午夜。耶稣在罗马士兵的押送下绕过南城墙，穿过西罗亚门（Siloam Gate），进入幕后智囊亚那在上城的豪宅。[73]亚那统治着耶路撒冷，他是死板僵硬、狭隘排外的圣殿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本人是前任大祭司，他还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而他的儿子中成为大祭司的多达五人。但大部分犹太人看不起他和该亚法，视他们为贪赃枉法、野蛮凶狠的通敌者。犹太人的一段文字中抱怨说，他们的仆人“用棍子打我们”，他们的正义是腐败的赚钱骗局。另一方面，耶稣拨动了民众的心弦，他甚至在犹太教公会中拥有崇拜者。对这个受欢迎的、大胆的传道者的审判不得不在夜间秘密进行。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当卫兵们在院子里生火时（而耶稣的使徒彼得三次否认认识他的主），亚那和他的女婿找来忠诚的犹太教公会成员——不是所有人，但至少有一个人，亚利马太的约瑟是耶稣的崇拜者，他从未同意逮捕耶稣。耶稣被大祭司仔细盘问：他威胁要摧毁圣殿并在三天后重建吗？他声称是弥赛亚吗？耶稣一言不发但最终承认：“你们要看到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说了僭妄的话。”该亚法说。

“他是该死的。”夜深时仍聚集在圣殿的人群回答说。耶稣被蒙住眼睛，在庭院的奚落声中度过这一夜，直到黎明时分，重头戏开始。彼拉多正等着他。

庞修斯·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

罗马总督在辅助部队的保护下，在紧张的人群的注视下，在今雅法门（Jaffa Gate）附近的罗马司令部，希律城堡外高耸的总督府平台上，开庭审判耶稣。庞修斯·彼拉多是一个行事大胆但缺乏策略的人，他完全不了解犹地亚的情况。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备受憎恶，因“贪赃枉法、暴力、偷窃、殴打他人、滥用职权、大肆处决和野蛮凶残”而臭名昭著，就连希律家族的一个王子都说他报复心强，脾气暴躁。

彼拉多令军队举着画有皇帝肖像的盾牌挺进耶路撒冷，此举激怒了犹太人。希律·安提帕斯率代表团前来请求他抹去这些肖像，但“顽固而残忍”的彼拉多拒绝了。当更多的犹太人提出抗议时，他把自己的卫兵派出去，但代表们躺在地上，亮出自己的脖子。之后彼拉多移去了得罪犹太人的肖像。这之前不久，彼拉多还处死了加利利反叛者，并且“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彼拉多问耶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他的追随者们曾拥立他为王。耶稣回答：“你说的是。”然后便一言不发。而彼拉多知道他是加利利人。“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彼拉多立刻把他送到希律·安提帕斯那里，以示对这个加利利统治者的尊重；而且此人对耶稣怀有特殊兴趣。到安提帕斯王宫的路不长。《路加福音》说，希律·安提帕斯“很欢喜”，因为他早就想会见施洗者约翰的继承人，“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但耶稣是如此鄙视这个杀死约翰的“狐狸”，根本就不屑于同他说话。

安提帕斯戏弄耶稣，要他表演戏法，给他奉上王袍并称呼他为“国王”。这个小诸侯王不可能放过施洗者约翰的继承人，但他珍视同耶稣见面的机会。彼拉多和安提帕斯长期为敌，但现在他们“成了朋友”。然而，耶稣是罗马人的事情，希律·安提帕斯又把他送回总督府。彼拉多在那里审判了耶稣、两个所谓的盗贼以及巴拉巴。《马可福音》说：“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这表明有一群叛乱分子（可能包括两个盗贼）和耶稣一起接受了审判。

彼拉多动了释放其中一个囚犯的念头。有些群众呼吁释放巴拉巴。据《福音书》所说，巴拉巴被释放了。这个故事听起来不大可能，因为罗马人通常都会处死杀人不眨眼的叛乱分子。耶稣被判处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据《马太福音》说，彼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众人说。

彼拉多绝不是一个说话拐弯抹角、做事犹豫不决的人，以前暴力顽固的他从未觉得有必要在杀人前净手。在之前同犹太人的纠纷中，他派军队着便衣混入和平的耶路撒冷人当中；伴随着彼拉多一声令下，这些人抽出刀剑，清理街道，杀了许多人。如今，面对的是当周才发生的巴拉巴叛乱，彼拉多明显害怕自希律去世以来一直便给犹地亚制造麻烦的“国王”和“假先知”卷土重来。耶稣在拐弯抹角地煽动群众，而他无疑是受欢迎的。即使在许多年后，身为法利赛人的约瑟夫斯仍说耶稣是一位聪明的老师。

因此，传说中对判决的描述听起来并不真实。《福音书》中声称，祭司们说他们没有权力判处死刑，但这真实与否我们并不清楚。约瑟夫斯在著述中说，“倘若有争议，大祭司将作出裁决，惩罚被判有罪之人”。公元70年圣殿被毁后书写或修订的《福音书》把罪归到犹太人身上，而为罗马人开脱罪责，显然是为了向帝国效忠。然而，对耶稣的指控以及惩罚本身证明：这是罗马人主持的审判。

耶稣和大部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被用顶端缠着骨头或金属的皮鞭抽打，这种刑罚是如此残忍，以至于它经常使受刑者被活活抽死。戴着罗马士兵准备的“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士兵中许多人来自叙利亚和希腊的辅助部队——鞭刑后鲜血淋漓的耶稣可能是在尼散月14日早上或公元33年4月3日星期五早上被带走的。他和其他两名受害者一起扛着用来钉死自己的横木走出希律城堡监狱，穿过上城大街。他的追随者劝说古利奈人西门来帮他扛横木，他的女性崇拜者悲痛不已。“耶路撒冷的女子，”耶稣说，“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末日已经临近——“日子到了”。

耶稣最后一次离开耶路撒冷，向左转穿过花园门，进入一个由丘陵花园、岩窟墓和耶路撒冷的死刑山组成的区域，它被贴切地命名为“髑髅地”（Place of the Skull），又叫“各各他”（Golgotha）。[74]

耶稣基督：受难

一群人跟着耶稣走出城市，观看恐怖的、技术性的处决，他们中既有敌人也有朋友，而处决犯人一直是吸引人的表演。当耶稣到达处决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直立的柱子正等着他：柱子在他之前就被用过，在他之后还会被继续使用。士兵拿传统的掺着没药的酒给他喝，以镇定他的神经，但他拒绝了。接着，他被绑到横木上，然后被抬上刑柱。

约瑟夫斯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最痛苦的死法”，[75]旨在公开羞辱受害者。所以，彼拉多才命令将耶稣的牌子——“犹太人之王”系在他的十字架上。受刑者可以被捆绑或钉住。该技术是为了保证受害者不会流血至死。钉子通常打穿小臂——而不是手掌——和脚踝。在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墓室里发现了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尸骨，一个长4.5英寸（约11.4厘米）的铁钉还留在一块脚踝的骸骨里。从受害人身上取下的铁钉一般会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当作饰品挂在脖子上，以抵挡疾病，所以后来基督徒对十字架纪念品的痴迷实际上是这一悠久传统的延续。受害者通常赤身裸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男人面朝外，女人面朝里。

行刑者在延长痛苦还是快速终止痛苦方面是个专家。行刑的目的不是快速杀死耶稣，而是证明反抗罗马权威是无用的。耶稣最有可能是像基督教艺术中展示的那样手臂伸开，靠屁股下的一个小楔形物和脚下的一个突出物支撑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安排意味着他可以活几小时，甚至几天。加速死亡最快的方法是打断腿，让身体的重量由手臂来承担，这样，受刑者将在十分钟内窒息。

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嘲弄他，路人取笑他。他的朋友抹大拉的马利亚还有他的母亲马利亚，以及未提名字的‘他所爱的那门徒’（或许是他的弟弟雅各）一直守候着。他的支持者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来看望他。天气越来越热，耶稣说“我渴了”，他的女门徒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举到他的唇边，使他能够吸到。有时他似乎绝望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大声呼喊，引用《诗篇》第22章中的相应经文。而耶稣说上帝离弃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期待上帝带来末日吗？

耶稣越来越虚弱，他看到他的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说。他还请求他心爱的门徒照顾她。如果这个门徒是他弟弟的话就相当合理了，因为这个门徒陪着马利亚离开，去休息了。人群想必散开了，因为夜幕已经降临。

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种由中暑、饥饿、窒息、休克或脱水引起的慢性死亡。耶稣可能会因鞭刑而流血不止。他突然叹了一口气说：“成了。”然后就失去了意识。考虑到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和即将到来的安息日及逾越节，彼拉多想必命令行刑者加快了步伐。于是士兵们打断了两个强盗或造反者的腿，让他们窒息身亡，但轮到耶稣时，他似乎已经咽了气，所以，其中一个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肋骨，血水立刻流了出来。真正杀死耶稣的可能就是那根长矛。

亚利马太的约瑟赶到总督府，他向彼拉多求取耶稣的尸体。受害者通常被丢在十字架上腐烂变质，供鹰啄食，但犹太人讲求快速安葬。彼拉多同意了。

公元1世纪时，犹太死者不是葬在土里，而是被裹上裹尸布放进岩墓里，他们的家人总要核查一下岩墓，部分原因是确保死者确实去世，而不只是昏迷不醒：发现“死者”第二天早上醒来的事件尽管少见，但并不是闻所未闻。接着，尸体被留在那里一年以脱水干燥，然后放进岩墓中以“藏骨罐”著称的骨灰盒里，骨灰盒外面通常会刻上死者的名字。

约瑟和耶稣的家人及追随者将耶稣的尸体抬了下来，他们很快就在附近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座未曾动用的坟墓，便把耶稣放进那里。他们用昂贵的香料将尸体熏香并裹上裹尸布——裹尸布与在城南“血田”（Field of Blood）的一座坟墓里发现的1世纪的裹尸布无异，上面还有一丛发丝（但并不像著名的都灵裹尸布，如今该裹尸布已经被鉴定为1260年—1390年间的物品）。现在将耶稣受难地和埋葬地囊括在内的圣墓大教堂可能是真正的遗址所在地，因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当地基督徒一直在讲述关于它的传说。应该亚法之请，彼拉多在耶稣墓的周围安置了警卫，“以防他的信徒夜间过来将他偷走，并对群众说他会复活”。

到此刻为止，关于耶稣受难（Passion一词出自拉丁语patior，是“受难”的意思）唯一的资料依据就是《福音书》，但相信一个犹太先知和魔术师的生与死并不需要信仰。然而，据路加所说，在耶稣遇难三天后，即星期日早上，耶稣的一些女性家人和信徒（包括他的母亲和希律·安提帕斯管家的妻子约亚拿来到他的坟墓：“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上滚开了，她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突然有两个人站在他们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那两个人对她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心惊胆战的信徒在逾越节当周藏在橄榄山上，而耶稣几次在他们和他的母亲面前显现，并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当托马斯怀疑耶稣的复活时，耶稣向他展示了他手上和身侧的伤口。几天后，耶稣领着他们登上橄榄山，他在那里升了天。这个将悲惨的死亡转变成生战胜死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决定性时刻，从此人们便开始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庆祝耶稣的复活。

对于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而言，这些事件是无法证实的。马太透露了事件发生时的另一个版本，“直到今日仍在犹太人中广泛传播的版本”——大祭司们立即贿赂守卫坟墓的士兵，并嘱咐他们告诉每一个人：“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考古学家倾向于相信耶稣的尸体只是被他的家人和朋友挪走，并安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岩墓里。他们已经发掘出骨灰盒上刻着诸如“耶稣的弟弟雅各”“约瑟的儿子耶稣”之类字样的坟墓，这些都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头条。其中一些已经被曝光是伪造的，但大部分是真实的——确实是公元1世纪有着非常普通的犹太名字的坟墓——只是与耶稣没有半点关系。[76]

耶路撒冷在庆祝逾越节。犹大将他的银钱投资在地产行业——城市南部阿克尔达玛的窑户的一块田，正好就在地狱谷——然后他“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77]门徒们从躲藏地走出来过五旬节，他们在锡安山上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上房会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允许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对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众多民族讲话，并以耶稣的名义治病救人。彼得和约翰经美门进入圣殿，进行每日祈祷，这时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向他们乞讨，他们说：“叫你起来行走。”这个跛脚人便应声而立。

门徒们推举耶稣的弟弟雅各担任“耶路撒冷的监督者”与这些以拿撒勒派著称的犹太门徒的领导人。拿撒勒派必定有所壮大，因为耶稣死后不久，“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耶稣的一个说希腊语的门徒司提反谴责圣殿，他说“至高者不住人手建的圣殿”。为了证明大祭司能够判处死刑，司提反经犹太教公会审判后，在城墙外面（可能是今大马士革门的北部）被乱石砸死。他是第一个基督教“殉道者”——该词源自希腊语词汇“目击者”。而雅各和他的拿撒勒派依然信奉犹太教，他们忠于耶稣，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继续在圣殿教学、祈祷。作为一个犹太圣人，雅各在那里广受崇拜。很明显，耶稣的犹太教并不比他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其他传道士的犹太教更特殊。

耶稣的敌人并没有发迹。在他受难后不久，彼拉多就被一个撒马利亚的伪先知拉下马。此人向心潮澎湃的人群宣扬他在基利心山上发现了摩西的骨灰瓮，彼拉多派骑兵过来杀了他的许多追随者。这个总督已经将耶路撒冷逼上公开反叛的边缘；现在撒马利亚人也指责他残酷无情。

叙利亚总督不得不在耶路撒冷恢复秩序。他罢免了该亚法和彼拉多，将这两人遣送回罗马。这项举动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耶路撒冷人都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个罗马总督。彼拉多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提比略厌倦了希律·安提帕斯，但这个王朝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希律们即将迎来非同寻常的复辟，而这要感谢犹太王子中最冒险的一个，他同精神错乱的罗马皇帝结交并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

12

希律家族的终曲

公元40年—公元66年

希律·亚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年轻的希律·亚基帕在罗马皇室中间长大，并成为提比略皇帝之子德鲁苏斯最好的朋友。这个充满魅力、生活奢侈、性格外向的男子——希律大帝和米利暗的孙子、被他们处死的儿子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子——为了与皇帝的儿子和忠实可靠的人结交而债台高筑。

公元23年，德鲁苏斯英年早逝，悲痛欲绝的皇帝不愿见到自己儿子的朋友，于是，身无分文的希律·亚基帕回到安提帕斯的统治地加利利，此人娶了他的姐姐希罗底。安提帕斯在提比里亚给他找了个单调的差事，但单调乏味不是亚基帕的风格，他跑到希律家族的故乡以土买并在那里盘算自杀。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总是出现在这个无赖浪子的面前。

在耶稣受难前后，希律家族北部土地上的分封王腓力去世了。安提帕斯请求皇帝扩大他的公国面积，但提比略一直喜欢希律·亚基帕，所以亚基帕赶到皇帝在卡普里岛的行宫，希望皇帝能将家族的北部土地分给他，而不是他的姐夫。亚基帕发现提比略闷闷不乐地待在朱庇特别墅，据历史学家斯威托尼厄斯所说，皇帝被一群以他的“小鲤鱼”著称的男孩喂得食欲不振，这群男孩经过培训在皇帝游泳时吸吮他的私处。

提比略原本是欢迎亚基帕的，但当他听说此人在地中海各处欠下一连串债务时，就改变了态度。但天生的赌徒亚基帕说服他母亲的朋友安东尼亚借给他钱并向皇帝说情。马克·安东尼的女儿安东尼亚朴实纯真，被提比略奉为理想的罗马贵族。提比略听从她的劝告，原谅了这个犹太无赖。亚基帕没有拿安东尼亚的钱还债，而是大方地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另一位破产的王子卡里古拉，此人与亚基帕故友德鲁苏斯的儿子盖米鲁斯同是提比略的继承人。皇帝请希律族人照顾盖米鲁斯。

而机会主义者亚基帕成了卡里古拉最好的朋友。卡里古拉是受人爱戴的将军格尔曼尼库斯的儿子，因此受到民众的喜爱。他小时候身穿迷你军服，随父亲参加阅兵，脚上也穿着军靴，因而他的名字就有“小军靴”的意思。现年二十五岁、秃顶、高瘦笨拙的卡里古拉成长为一个放荡不羁、被人宠坏的，并且很有可能精神错乱的人，但他仍然是人民的宠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皇位。卡里古拉可能和希律·亚基帕一样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与后者在耶路撒冷的虔诚同胞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他们绕卡普里岛旅行时，两人畅想着提比略的死亡，而他们的话被马车夫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当亚基帕以盗窃之名逮捕他时，这个马车夫向皇帝告了密。于是亚基帕被投入监狱，绑上锁链，不过，在他的朋友卡里古拉的保护下，他被允许沐浴、会见朋友，并享用他最喜爱的食物。

提比略终于在公元37年3月去世，卡里古拉在杀了年幼的盖米鲁斯之后继承皇位。他立刻释放了他的朋友，赐给他金脚镣，以纪念他戴脚镣的岁月，并擢升他为国王，赐他菲利普的北部领地。真是时来运转啊！与此同时，亚基帕的姐姐希罗底和令耶稣讨厌的“狐狸”安提帕斯赶赴罗马，试图动摇皇帝的决定并赢得自己的王国。但亚基帕陷害他们，说他们意图谋反。卡里古拉废黜了杀害施洗者约翰的凶手安提帕斯——安提帕斯后来死在里昂——并把安提帕斯的所有土地赐给希律·亚基帕。

新国王很少去他的王国，他更喜欢待在卡里古拉身边，而后者的嗜杀成性很快便将他从罗马的宠儿变成罗马的暴君。由于缺乏前任们的军功，卡里古拉试图通过下令在帝国范围内——还有圣殿的至圣之所——供奉自己的肖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耶路撒冷公然抗命；犹太人准备造反，他们派代表团告诉叙利亚总督，在他们容忍此等渎神行为之前，“他必须先灭了所有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人和犹太人爆发了民族冲突。当双方派代表团面见卡里古拉时，希腊人说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不尊奉卡里古拉雕像的民族。

幸好亚基帕国王还在罗马，他同日益古怪的卡里古拉的关系越发亲密。当皇帝远征高卢时，犹太国王是他的随从之一。但是，卡里古拉并没有打仗，而是宣称征服了海洋，并为他的凯旋搜集贝壳。

卡里古拉下令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执行他的命令，踏平耶路撒冷。希律王子率领犹太代表团请求佩特罗尼乌斯改变主意。佩特罗尼乌斯犹豫了，他知道前进的话等待他的是战争，回绝的话等待他的是死亡。但是国王希律·亚基帕，这个趋炎附势的浪子，突然出人意料地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卫士，他勇敢地代表耶路撒冷在一封最令人惊讶的信中给卡里古拉写下如下文字：

您知道，我生来就是犹太人，我的故乡是耶路撒冷，那里坐落着至高神的圣殿。这个圣殿，我的盖乌斯大人，从一开始就没让手工制造的雕像进去过，因为它是真神的圣所。您的祖父马库斯·阿格里帕拜访了圣殿并向圣殿致敬，奥古斯都亦是如此。（接着他感谢卡里古拉给予他的恩惠，但是）我愿用所有一切（那些好处）换取一样东西——我祖先的场所不被打扰。我要么被视为卖国贼，要么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您当作朋友；没有其他选择。[78]

即便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姿态仅仅是夸大的逞强之举，这仍然是一封冒险的信，结果是国王的介入拯救了耶路撒冷。

在宴会上，皇帝感谢国王亚基帕在他登基前给予他的帮助，提出会满足亚基帕的任何请求。国王亚基帕请求他不要把他的肖像放进圣殿，卡里古拉同意了。

希律·亚基帕和国王克劳狄：暗杀、荣耀和蠕虫

从公元37年年末的一场怪病中康复后，皇帝变得愈加失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资料声称他和他的三个姐妹乱伦，并把她们介绍给其他男人，还任命一匹马为执政官。后人难以评估这些丑闻的真实性，但他的行为想必疏远并吓坏了许多罗马精英。他娶了自己的姐姐，据说在她怀孕的时候，他硬是将婴儿拽出了她的子宫。他在亲吻他的情妇时沉思说：“只要高兴，我随时都会割破你这漂亮的咽喉。”他还告诉执政官：“我只要点下头，你们的脑袋就会当场落地。”卡里古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罗马有脖子就好了”，他还喜欢愚蠢地用“Priapus”（男性生殖神）这样粗俗的话戏弄他勇猛的禁卫军。这样的日子简直难以为继。

公元41年1月24日中午，卡里古拉在希律·亚基帕的陪同下经过一个有顶通道离开剧院，此时，一个禁卫军护民官抽出剑大声呼喊：“看剑！”剑落到卡里古拉的肩膀上，几乎将他劈成两半，但他不停地呼喊：“我还活着！”反叛者大声说：“再砍！”并将他杀死。他的日耳曼侍卫沿街劫掠，禁卫军洗劫了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宫，杀死了卡里古拉的妻子，挖出他的婴儿的脑浆。与此同时，元老院试图恢复共和国，结束皇帝专制。

希律·亚基帕控制了卡里古拉的尸体，他对外宣布皇帝仍活着但受了伤，借此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他把一支禁卫军领进宫里。卫兵们注意到窗帘后面的动静，发现原来是瘸腿口吃的学者、卡里古拉的叔叔，也是亚基帕家族之友安东尼亚的儿子克劳狄。亚基帕和禁卫军一起拥戴克劳狄为皇帝，用盾牌把他护送到营地。克劳狄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他试图拒绝这一荣誉，但犹太国王建议他接受皇冠，并劝说元老院把皇冠交给他。即使在现代，也没有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人如此有影响过，亚基帕是空前绝后的。事实证明，新皇克劳狄是一个镇定、理智的统治者，作为回报，他赐给他的朋友耶路撒冷和希律大帝的整个王国，还授予他执政官的头衔。就连亚基帕的哥哥也得到一个王国。

希律·亚基帕离开耶路撒冷时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饭桶，回来时他却摇身一变成为犹地亚的国王。亚基帕在圣殿献祭，尽职尽责地在聚集的人群面前诵读《申命记》。当他为自己的混合血统哭泣并将卡里古拉的金脚镣——他好运的象征献给圣殿时，犹太人被深深打动了。在他看来，圣城不仅是犹地亚的母亲城，还是欧亚两洲犹太人的母亲城。该城被这个新希律争取过来，他的钱币上称他为“皇帝之友，亚基帕大王”。在耶路撒冷之外，亚基帕活得像罗马-希腊国王，但在耶路撒冷时，他却谨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每天到圣殿献祭。他美化、加固了扩张中的耶路撒冷，增设第三道城墙，将新的贝泽萨（Bezetha）郊区囊括在内——该墙北部已被发掘出来。

然而，就连亚基帕也在想方设法地应对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任命三名大祭司，并对犹太基督教徒展开反击。这可能与克劳狄在罗马镇压犹太基督徒不谋而合——克劳狄的理由是这些人“奉基督之名制造混乱”。“那时，”《使徒行传》中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而且将雅各斩首（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那个叫雅各的门徒）。亚基帕还逮捕了彼得，计划在逾越节后处死他。彼得想方设法活了下来：基督徒称之为奇迹，但其他资料表明是国王主动放了他，可能只是为了向众人示好。

亚基帕扶立罗马皇帝，这样的功勋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未征求罗马的同意，便擅自召集地方诸王到提比里亚开会。罗马人警醒了，命令诸王们自行离去。克劳狄禁止在耶路撒冷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之后，亚基帕仿效希腊神王，穿着镶金的袍子在凯撒利亚广场处理政事，但这个时候他突发胃病，《使徒行传》中说：“他被虫所咬。”犹太人身着麻布坐下为他的康复祈祷，但终归徒劳。亚基帕有着过人的机敏和魅力，他能够安抚犹太温和派、犹太狂热分子和罗马人，可能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耶路撒冷的人，但这个人终究去世了。

希律·亚基帕二世：尼禄的朋友

国王的死引发了骚乱。尽管他的儿子、与他同名的亚基帕二世只有十七岁，克劳狄想把王国交给这个少年，但别人劝他说这个孩子太小，统治不了他的烫手遗产。于是，皇帝恢复了罗马总督的直接统治，赋予亚基帕一世的哥哥、卡尔基斯的希律王任命大祭司和掌管圣殿的权力。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耶路撒冷由罗马总督和希律国王们共同管制，双方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合作关系，但是，他们都无法平息接二连三的伪先知，希腊人、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以及富裕的、亲罗马的犹太显贵和贫穷的、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之间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骚乱。

耶稣的弟弟雅各领导下的犹太基督徒拿撒勒派和他们所谓的长老在耶路撒冷生存下来，耶路撒冷原有的基督徒继续作为犹太人在圣殿中礼拜。不过，耶稣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挑战罗马秩序的传道士：约瑟夫斯列出了接连出现的伪先知的名字，其中大部分被罗马人处死。

罗马总督统治也无济于事。和彼拉多一样，他们对先知遍地开花的反应只是屠杀他们的信徒，与此同时，不断榨干这里的财富。有一年的逾越节，一个罗马士兵在耶路撒冷将自己的臀部亮向犹太人，因此而引发骚乱。罗马总督派士兵过来镇压，人群开始逃窜，数千人在狭窄的街道上窒息身亡。几年后，当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之间爆发争斗时，罗马人将许多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双方都向罗马申诉。撒马利亚人原本会成功的，但正在罗马接受教育的年轻的希律·亚基帕赢得了克劳狄颇具影响的妻子阿格里皮娜的支持：皇帝不仅支持犹太人，还命令犯错的罗马护民官在耶路撒冷当众受辱，然后被处决。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亚基帕不仅为克劳狄所青睐，还深受克劳狄的继承人尼禄喜爱。当亚基帕的伯父卡尔基斯的希律去世时，亚基帕成为希律黎巴嫩封地的国王，并对耶路撒冷圣殿拥有特殊的权力。

在罗马，年事已高的克劳狄被阿格里皮娜毒杀，[79]据说用的是一盘毒蘑菇。少年皇帝尼禄将加利利、叙利亚和黎巴嫩疆域内更多的领土赐给亚基帕二世。亚基帕心怀感激地把他的首都凯撒利亚腓立比改名为“尼禄尼亚斯”（Neronias），他将同尼禄的友好关系以“菲洛-凯撒”（Philo-Caesar）的方式刻在他的钱币上广为宣扬。然而，尼禄的总督们往往腐败笨拙，其中最糟糕的是贪赃枉法的希腊自由民安东尼乌斯·腓力斯，历史学家塔西佗在著述中说这个人“残忍而多欲，手持国王的权柄，本性却低贱如奴隶”。当他的哥哥担任克劳狄和尼禄的文书时（有过一段时间），犹太人不能再向罗马申诉。亚基帕国王丑闻缠身的姐妹们是上层腐败的典型。“美貌绝伦”的德鲁茜拉嫁给了埃米萨的阿拉伯国王亚兹素，但腓力斯对她魂牵梦绕。郁郁寡欢、想要逃脱姐姐贝勒妮斯怨恨的她与腓力斯私奔。曾是卡尔基斯王后（嫁给了她的叔叔）的贝勒妮斯离开她的新任丈夫奇里乞亚的国王，与她的弟弟同居：罗马谣传二人乱伦。腓力斯为金钱剥削犹地亚，与此同时，一种以匕首党（以他们的罗马短剑命名——“镰刀”这个词就起源于此）著称的“新型强盗”开始于节日期间在耶路撒冷中心地区暗杀犹太显贵——他们第一次得手是杀了一名前任大祭司。面对民族屠杀和反复出现的伪先知，腓力斯在努力维持和平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搜刮财富。

在这场如同末日的混乱中，耶稣这个小教派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领导人和广大罗马世界的非犹太信徒之间出现分裂。现在，耶稣的所有信徒中最有活力的激进分子，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缔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宗教的人，开始回来规划基督教的未来。

大数的保罗：基督教的缔造者

耶路撒冷正从最近一次末世暴力的痉挛中恢复。一位埃及犹太人刚刚领着一群暴徒登上橄榄山，效仿耶稣宣布他将推倒城墙，占领耶路撒冷。伪先知试图袭击这个城市，但耶路撒冷人联合罗马人赶走了伪先知的追随者，接着，腓力斯的军团歼灭了其中大部分人。当保罗到达这个城市时，他知道这里正在追捕“巫师”（sorcerer）。

保罗的父亲是个法利赛人，他赚的钱足以使他成为罗马公民。他把他的儿子——几乎和耶稣同时出生，但出生地是奇里乞亚（位于今土耳其）——送进耶路撒冷的圣殿学习。当耶稣受难时，扫罗（保罗当时的名字）支持“恐吓和屠杀”：他继承了那些砸死司提反的人的衣钵，“并赞成处死他”。这个制作帐篷的、说希腊语的罗马法利赛人充当大祭司的代理人，直到公元37年前后，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自己的“神启”：“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复活的基督委任他为第十三名使徒，将福音传播给非犹太人。

可以理解，在耶路撒冷的雅各和基督徒对这个新皈依者纷纷表示怀疑，但保罗感觉不得不用自己所有的力量传播他的讯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最后，“主的弟弟雅各”接受了这个新伙伴。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朝气蓬勃的煽动者跑到东方，固执己见地传播着坚决抵制犹太排外性的个人版的耶稣福音。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相信神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使耶稣成为“赎罪的供物，耶稣不知罪为何物，所以通过他，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义”。保罗将重点放在复活上，在他看来，复活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保罗的“耶路撒冷”是天国，不是现实中的圣殿；他的“以色列”是耶稣的任何一个信徒，不是犹太民族。他在某些方面出奇地新潮，与古代世界的残酷特质不同，他信奉爱、平等和包容：希腊人和犹太人，女人和男人，所有人都是一体的，所有人都能够通过信仰基督获得救赎。保罗的书信在《新约》中占据着首要位置，几乎占了所有篇幅的四分之一。保罗的愿景是无限的，因为他想让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

耶稣生前已经赢得了一些非犹太信徒，但保罗在非犹太人和所谓的敬畏上帝者，就是那些接受犹太教的各个方面但没有行割礼的非犹太人中间，尤为成功。保罗在安条克的叙利亚皈依者是首批以“基督徒”著称的人。公元50年前后，保罗返回耶路撒冷，劝说雅各和彼得允许非犹太人加入这个教派。雅各同意让步，但他在随后几年得知保罗正引导犹太人不再遵守摩西律法。

作为一个未婚而禁欲的苦行僧，保罗在旅行期间历经海难、抢劫、殴打和石砸，但是没有东西能够使他忘记自己的使命——将土气的加利利犹太人改造成耶稣基督，这个全人类的救世主，他将在第二次降临时回归——而天国也即将到来。保罗本身还是一个犹太人，他回耶路撒冷的次数可能有五次之多，但有时他视犹太教为新的敌人。在最早的基督教文本中，在他给帕萨罗尼迦人（已皈依基督教的希腊非犹太人）的第一封信中，保罗对犹太人大放厥词，说他们杀了耶稣和他们自己的先知。他认为犹太人同上帝立约的标志割礼是犹太人应尽的义务，而与非犹太人无关：“应当防范犬类，防范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敬拜神的灵，在耶稣是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他对考虑行割礼的非犹太基督徒大发雷霆。

到那时为止，雅各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并不赞同保罗的做法。他们了解真正的耶稣，而保罗却坚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宣称：“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雅各这个受人尊敬的圣人，指责他违背了犹太教。即便保罗也不能忽视耶稣的亲弟弟，公元58年，他前来与耶稣王朝握手言和。

义人雅各之死：耶稣王朝

保罗以犹太人的身份陪同雅各到圣殿净身、祈祷，但是他被一些犹太人认出，这些人见过保罗在旅行中传道。负责维持圣殿秩序的罗马百夫长不得不把他从私刑中救出。当保罗再次传道时，罗马人认为他就是在逃的埃及“巫师”，于是给他戴上镣铐，把他押到安东尼亚城堡接受鞭打。“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保罗问道。百夫长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个激进的空想家是一个罗马公民，他有权向尼禄申诉请求审判。罗马人允许大祭司和犹太教公会在愤怒人群的围观下质问保罗，而保罗的回答是如此无礼，以至于他差点再次被处以私刑。为安抚民众，罗马百夫长把他遣送到凯撒利亚。

保罗的行为可能败坏了犹太基督徒的名声。公元62年，大祭司阿那努斯——曾审判过耶稣的大祭司亚那的儿子——逮捕了雅各，在犹太教公会面前审判他，并将他从圣殿的墙上扔了下去，可能就是从魔鬼诱惑耶稣的那个“山巅”上扔下的。接着，雅各被扔石块，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一个木槌。[80]住在耶路撒冷的约瑟夫斯指责阿那努斯是“野蛮人”，他说大部分犹太人对此惊骇不已，因为耶稣的弟弟曾广受尊重。国王亚基帕二世立即罢免了阿那努斯。而基督徒仍受一个王朝的统治：继承耶稣和雅各领导地位的是他们的表兄或同母异父的兄弟西门。

与此同时，保罗以罪犯之身到达凯撒利亚。总督腓力斯和他出身希律家族的妻子、前王后德鲁茜拉一同接见保罗，他们给保罗用贿赂换取自由的选择。保罗拒绝了。腓力斯此时有更紧迫的烦恼：犹太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爆发争斗。腓力斯屠杀了许多犹太人因而被召回罗马，[81]但他把保罗留在了凯撒利亚的监狱。希律·亚基帕二世和他的姐姐卡尔基斯和奇里乞亚的前王后贝勒妮斯——拜访凯撒利亚，以迎接新的总督。正如彼拉多曾将耶稣交给安提帕斯处置一样，新总督效仿彼拉多，将基督徒保罗的案件交由国王亚基帕二世处理。

保罗向这对“大张威势”而来的王室夫妇传播基督教福音，他聪明地调整自己的使命以适应温和稳健的国王：“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亚基帕王阿，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国王回答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然而，保罗已经向尼禄提出上诉，因此他必须去见尼禄。

约瑟夫斯：革命倒计时

保罗不是唯一一个等待尼禄审判的犹太人。腓力斯也将一些不幸的圣殿祭司送过来接受皇帝的审判。他们的朋友，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名叫约瑟夫·本·马提亚斯（Joseph ben Matthias）的人决定乘船去罗马，拯救他的祭司同仁。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约瑟夫斯，他将扮演多种角色，叛军指挥官、希律家的门徒、帝国廷臣，但最重要的是，他将成为耶路撒冷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是传承自马卡比家族的一个祭司的儿子，他是一个犹地亚地主，在耶路撒冷长大，在这里他的学识和才智得到赏识。十几岁时，约瑟夫斯先后在三个主要的犹太教派中待过，在回耶路撒冷之前，他还体验过沙漠苦行僧的生活。

到达罗马后，约瑟夫斯同一个受皇帝眷顾的犹太演员取得了联系。皇帝尼禄用心险恶但命运可悲，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爱上了有着红色头发和苍白皮肤的已婚美人波贝娅（Poppaea）。波贝娅成为皇后后立即给尼禄壮胆，怂恿他杀死他恶毒的母亲阿格里皮娜。而波贝娅也成为其中一个半犹太的“敬畏上帝者”。约瑟夫斯通过他的演员朋友接触到皇后，皇后帮忙释放了他的祭司朋友。约瑟夫斯的援救行动相当成功，但当他与朋友返国时，他们发现耶路撒冷正在酝酿发动一场反罗马人的起义。而起义不是不可规避的：约瑟夫斯与波贝娅的相识显示，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沟通渠道并没有关闭。耶路撒冷每年都要迎来大量的犹太朝圣者，尽管有一支罗马辅助军（六百至一千二百人）驻守安东尼亚，但这里几乎没有要出现麻烦的迹象。这个富裕的圣殿城市在犹太国王任命的犹太大祭司的管理下，“处于和平和繁荣的状态之中”。只是现在圣殿的最终完工造成一万八千名建筑工人失业，于是，国王亚基帕通过承包新街道[82]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无论任何时期，只要有勤勉治国的皇帝与审判公正的总督，那么就算犹太人中间出现派系纠纷，也能很快恢复秩序。当帝国让尼禄手下能干的希腊自由民管理时，尼禄喜欢担任演员和运动员的癖好，甚至他的血腥清洗，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经济衰退时，尼禄的无能便蔓延到犹地亚，他在这里的总督都是些无恶不作的恶棍。在耶路撒冷，新一任官员经营着一个勒索保护费的组织，他们从权贵那里收取贿赂，而这些人的蛮横随从和匕首党竞相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恐怖。难怪另一位先知（这个人也叫耶稣）在圣殿里大声疾呼：“耶路撒冷有祸了！”被判精神失常后，先知遭到鞭笞但没有被杀死。奇怪的是，约瑟夫斯对这时期民众的反罗马情绪并没有太多记述。

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一场火灾。尼禄当时可能在监督救火，他把他的花园打开，收留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但是阴谋论者说，火是尼禄放的，因为他想给自己建造一座更大的宫殿。他们还说，尼禄因弹奏里拉琴而疏于救火。尼禄则将火灾责任推到快速传播的半犹太教派基督徒身上，许多基督徒因此被活活烧死，被野兽撕成碎片或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受害者当中有两个是前些年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据说，彼得头朝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则被斩首。尼禄的反基督徒大屠杀在基督教典籍《启示录》中为他赢得一席之地，《启示录》是新约圣典的最后一部，它称罗马皇帝是撒旦的“兽”，兽的数目是666，这可能是尼禄的一个代码。[83]

尼禄为基督徒设计的“精致折磨”并没有挽救他自己的命运。在宫里，他踢到身怀六甲的皇后波贝娅的腹部，无意中杀死了她。正当皇帝在杀害现实中的敌人，或在戏剧里杀害想象的敌人时，他派到犹地亚的新任总督格西乌斯·弗洛鲁斯也“肆无忌惮地向犹太人施加暴行”。灾难是从凯撒利亚开始的：叙利亚裔希腊人在犹太会堂外面拿一只小公鸡献祭，犹太人对此表示抗议。被收买的弗洛鲁斯支持非犹太人，然后率兵南下进逼耶路撒冷，向圣殿索要17塔兰特的税。当他于66年春天出现在总督府时，犹太年轻人纷纷收集硬币，然后用硬币砸向他。弗洛鲁斯的希腊裔和叙利亚裔军队对人群发动攻击。弗洛鲁斯要求圣殿权贵交出这些年轻人，但遭到拒绝。他的罗马军团杀气腾腾地横冲直撞，“闯进每一户人家，屠杀那里的居民”。弗洛鲁斯鞭打他的囚犯并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包括身为罗马公民的犹太权贵。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圣殿贵族再也不能依赖罗马人的保护了。弗洛鲁斯的地方辅助部队的野蛮行径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热情。当他的骑兵在街上胡作非为时，他们甚至袭击了亚基帕国王的姐姐贝勒妮斯王后。她的卫兵急忙把她送回马卡比宫，但她决定拯救耶路撒冷。

13

犹太战争：耶路撒冷之死

公元66年—公元70年

赤脚王后贝勒妮斯：革命

贝勒妮斯一个人赤脚走到总督府——与三十年前耶稣从希律·安提帕斯处返回彼拉多处所走路线相同。美丽的贝勒妮斯——先王的女儿今王的姐姐，曾两次为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以感谢上帝让她从疾病中康复，为此她斋戒三十天，还剃去自己的头发（对这个罗马化的希律后裔来说，这是令人吃惊的举动）。现在她把自己献给弗洛鲁斯，请求他停止暴行，但弗洛鲁斯想要的是复仇和战利品。当他的增援部队逼近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分化为两派：一派想与罗马人和解，另一派则是为战争作准备的激进分子，主战派大概是希望通过战争赢得罗马统治下的有限独立。

圣殿的祭司们展示神圣的器皿，在他们的头发上喷洒象征葬礼的尘土，恳请约束年轻的造反者。犹太人平静地走出来迎接罗马军队，但骑兵遵照弗洛鲁斯的指令，把他们踩在了脚下。人群冲向大门，许多人在奔逃中窒息。接着，弗洛鲁斯向圣殿山进发，希望占领居高临下的安东尼亚要塞。犹太人的反应是爬上屋顶用长矛袭击罗马人，占领安东尼亚，砍断通往圣殿的大桥，把圣殿变成自己的要塞。

弗洛鲁斯正要离开时，希律·亚基帕从亚历山大里亚赶了过来。国王在他宫殿下面的上城召集耶路撒冷人。亚基帕恳求犹太人停止造反，而贝勒妮斯则在屋顶的安全处倾听：“不要冒险跟整个罗马帝国对抗。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罗马人的力量在世上所有可居住的地方都是无敌的。就算不在乎你的妻儿，也可怜可怜这座城市，保全这座圣殿吧！”亚基帕和他的姐姐当众哭泣。耶路撒冷人呼喊说他们只想殴打弗洛鲁斯。亚基帕让他们进贡，人们表示同意，于是亚基帕带领他们来到圣殿求和。但是，到了圣殿山上，亚基帕要求犹太人在新总督到达前必须服从弗洛鲁斯，民众再次被激怒。

包括约瑟夫斯在内的祭司们在殿中开会，讨论是否停止天天给罗马皇帝献祭——献祭是对罗马忠诚的象征。结果这一决定性的反叛行动得到了众人一致同意——“这是向罗马宣战的基础。”约瑟夫斯写道。他本人也参加了这场造反。当叛军占领圣殿，温和派权贵占领上城时，犹太各派开始用弹弓和长矛互相攻击。

亚基帕和贝勒妮斯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派三千骑兵支援温和派权贵，但取得胜利的是极端主义者。以圣殿四周为据点受民众支持的狂热派和挥舞短剑的匕首党快速占领上城，将国王亚基帕的军队赶了出去。他们烧了大祭司和马卡比家族的豪宅，还烧了记录债务的档案。他们的首领，一个“野蛮、残忍”的军阀，在短时间内统治着耶路撒冷，直到祭司们将他暗杀。此后，匕首党逃到死海附近的马萨达要塞，直到耶路撒冷陷落，他们再也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

祭司们恢复了名义上的控制权。但从那时开始，耶路撒冷的教派和他们的军阀式领袖——通常是外省机会主义者和当地冒险家，还有宗教狂热分子，开始了残酷、混乱的犹太内战。就连我们的主要消息来源约瑟夫斯也弄不清到底是谁组建了这些教派，他们都信仰什么。不过，他将宗教领域反罗马狂热活动的作用力追溯到大希律死后的加利利叛乱：“他们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感情，这几乎是无法克制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上帝才是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瑟夫斯说，犹太人“战乱不断，互相残杀”。

罗马六百人的卫戍部队仍然控制着希律城堡，他们同意放下武器，条件是让他们安全出城，可是，这些叙利亚人和希腊人此前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犹太人，他们因此而遭到了“野蛮屠杀”。国王亚基帕放弃了调解的努力并承认失败。公元66年11月，罗马驻叙利亚总督在亚基帕和盟国国王的支持下从安条克南下，一路打到耶路撒冷。可是，不知为何，他突然撤退了，可能是被收买了。在犹太人的猛攻下，他的撤退导致五千名罗马士兵命丧黄泉，一个军团的鹰旗也不知所踪。

耶路撒冷的命运已成定局。骄傲的罗马要求雪耻复仇。造反者们推举前任大祭司阿那努斯作为独立以色列的领袖。阿那努斯加固了城墙，与此同时，锤打、锻造盔甲和武器的声音在这个城市回响。他还沙场点将，其中一个被他任命的将领就是未来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约瑟夫斯作为加利利的指挥官离开耶路撒冷，到达加利利后，他与军阀吉斯卡拉的约翰交恶，便认为此人比他们俩要共同对抗的罗马人更加邪恶。

新的犹太钱币上颂扬着“锡安的自由”和“圣城耶路撒冷”——然而这个自由似乎不是许多人想要的自由，这个城市就像“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当尼禄听说以色列反叛时，他正在希腊演奏他的歌曲，参加奥运会的战车比赛（尽管跌出马车，但他仍赢了比赛）。

约瑟夫斯的预言：赶骡人做皇帝

尼禄畏惧得胜的将军们，所以他从自己的随从中选出一位顽强的老兵充当犹太战争的指挥官。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斯巴芗已经年近六旬，他经常因为在皇帝的舞台表演中打瞌睡而触怒皇帝。不过，他已经在对不列颠的征服中功成名就，从他的绰号“赶骡人”中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毫不张扬，忠实可靠，还可以看出他是靠把骡子卖给军队而发财致富的。

韦斯巴芗把他的儿子提图斯派到亚历山大里亚补充给养，他自己则集结了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包括四个罗马军团加上叙利亚投石兵、阿拉伯弓箭手和国王希律·亚基帕的骑兵。接着，他沿海岸线南下，向仆托肋买进发。公元67年年初，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夺回加利利，在这里他遭遇了约瑟夫斯和加利利人的疯狂抵抗。最后，韦斯巴芗包围约瑟夫斯的约塔帕塔城堡，将他围困其中。同年7月29日，提图斯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破损的城墙，占领了这座城市。犹太人拼死抵抗，许多人自杀身亡。

约瑟夫斯和其他一些幸存者藏在一个山洞里。当罗马人抓捕他们时，他们决定自杀，并抽签决定谁来杀死谁。靠天意（或者说是作弊），约瑟夫斯最后才抽到，他活着走出山洞。韦斯巴芗决定把他当作战利品送给尼禄，那样的话，他势必死得很惨。这时，约瑟夫斯要求跟将军会谈。当他站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面前时，他说：“韦斯巴芗！我是作为一个带着重要消息的信使来到你面前的，你要把我送给尼禄吗？为什么？韦斯巴芗，即将成为皇帝的是你和你的儿子。”阴沉的韦斯巴芗被恭维了，后来他虽然把约瑟夫斯关进了监狱，却时不时地送礼物给他，而几乎和约瑟夫斯一般大的提图斯则把约瑟夫斯视为朋友。

当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向犹地亚进发时，约瑟夫斯的对手，吉斯卡拉的约翰逃到了耶路撒冷——“一个没有总督的城市”，陷入自毁的屠杀狂热之中。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约翰和西门

耶路撒冷的大门仍然对犹太朝圣者开放，于是宗教狂热分子、饱经战乱的亡命之徒和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这个城市，这里的造反者在帮派战争、寻欢作乐和搜捕叛徒的狂热中消耗着自己的能量。

此时，年轻、自负的强盗开始挑战祭司的统治。他们占领圣殿，推翻大祭司，通过抽签选出一个“卑微的乡下人”来取代他。阿那努斯召集耶路撒冷人对圣殿发动进攻，但他不愿袭击内院和至圣之所。吉斯卡拉的约翰和他的战士发现了占领整个城市的机会。约翰邀请以土买人，那个来自耶路撒冷南部的“最野蛮、最血腥的民族”过来。以土买人冲进这个城市，袭击圣殿，使这里血流成河，然后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杀了一万二千人。他们杀死了阿那努斯和他的祭司，把他们扔到墙外喂狗，并剥去他们的衣服，对他们赤裸的尸体进行踩踏。“阿那努斯之死，”约瑟夫斯说，“是城市毁灭的开始。”最后，满载战利品、厌腻了鲜血的以土买人把耶路撒冷留给了新的强人吉斯卡拉的约翰。

尽管罗马人就在附近，但约翰仍让他的加利利人和狂热派尽情享受他们的战利品。圣殿成了妓院；而约翰的一些支持者很快就对这个暴君失去了信心，他们转而投靠城外正在崛起的力量，一个名叫西门·本·乔拉的年轻军阀，“此人没有约翰狡猾，但在力量和勇气方面要胜过前者”。对于民众来说，西门“比罗马人更令人讨厌”。希望摆脱一个暴君统治的耶路撒冷人迎来了另一个暴君——西门·本·乔拉——他很快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但约翰仍然控制着圣殿。现在，狂热派起而反对约翰，他们占领了圣殿内院，于是，用塔西佗的话说：“有三个将军、三支军队为争夺一座城市而互相攻打，尽管罗马人正在逼近。”当附近的耶利哥落到韦斯巴芗手里时，三个犹太教派都停止了战斗，努力为耶路撒冷筑防，挖壕沟，加固希律·亚基帕一世在北边修建的第三道城墙。韦斯巴芗准备围攻耶路撒冷，但这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罗马已经失去元首。公元68年6月9日，尼禄在叛乱的折磨下自杀，留下这几个字：“我死了，世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三个假尼禄相继在各省崛起并倒台时——似乎一个真尼禄还不够——罗马相继拥立又推翻了三个皇帝。最后，犹地亚和埃及的军团拥立韦斯巴芗为他们的皇帝。这时赶骡人想起了约瑟夫斯之前的预言，于是释放了他，授予他公民权，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在韦斯巴芗先征服犹地亚再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约瑟夫斯几乎成了他的吉祥物。贝勒妮斯典当了自己的珠宝，资助韦斯巴芗夺取罗马皇位，赶骡人很感激她。新皇帝取道亚历山大里亚前往罗马，他的儿子提图斯则率领六万名士兵向圣城进发，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命运将成就或毁灭他的王朝。

[1]　Jericho在中文《圣经》中作“耶利哥”，今作“杰里科”，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重要城镇，靠近死海，地势低洼。现在的杰里科城与圣经时代的耶利哥位置相距两公里。根据1994年5月巴以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在加沙、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杰里科为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在本书有关圣经时代的篇章中，将约定俗成采用“耶利哥”这一译法，而在其他时候则用“杰里科”。

[2]　这是地方首领用巴比伦语给离经叛道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52—公元前1336）写的三百八十个字符中的一些，这些字符都刻在烘干的泥板上。阿蒙霍特普四世一改埃及传统的多神崇拜，开创了太阳神崇拜：他将他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1887年，在他的新都埃赫塔吞、今开罗南部的阿马尔奈发现了他的外务部——法老通信院的皇家档案馆。一种理论认为，哈卑路人是早期的希伯来人（或曰以色列人），事实上，当时的中东地区普遍用这个词指代抢劫者——在巴比伦语中，这个词只有“流浪者”的意思。希伯来人可能传承自哈卑路人的一支。

[3]　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以四个辅音字母YHWH（或YHVH）来表示，读音为“雅卫”，含义为“我是”（I Am或I Will Be）。由于摩西十诫中有“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之一诫，故古希伯来人遇到上帝的名字时不能直接读出，而是读作“阿东乃”（Adonai），意为“吾主”（My Lord）。公元6、7世纪以后，犹太学者创造出希伯来文元音字母，因此，便把Y、H、W、H四个辅音字母后标注上元音字母e、o、a，于是出现了Yahweh、Yahve等新名词，该词若不避讳地读出，仍为“雅卫”。基督教继承了希伯来《圣经》作为《旧约》之后，把上帝的名字误读成“耶和华”（Jehovah），现代新版的基督教《圣经》已逐渐用“主”取代了“耶和华”的称谓，但犹太人从根本上不认同“耶和华”的称呼。为了遵循犹太人的传统，本译文中凡涉及上帝的名字一律采用“雅卫”译法；而原文中出自《圣经》的话，则因循中文《圣经》和合本的旧译，仍作“耶和华”，特此说明。——译注

[4]　当圣殿屹立在耶路撒冷时，只有高级祭司能念出由YHWH这四个字母组成的词，并且他们一年只能念诵一次。即使今天，犹太人仍忌讳说出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Adonai（主），或者仅仅用HaShem（不可说的名字）来指代上帝。

[5]　以色列人入侵迦南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通常在理论上无法予以证明。而对耶利哥的袭击似乎是虚构的，耶利哥的城墙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下轰然倒塌：这个城市比耶路撒冷还古老（2010年，巴勒斯坦当局庆祝这个城市建立一万年——尽管日期是随机选择的）。然而，耶利哥曾有段时期无人定居，目前也没有城墙倒塌的任何考古证据。很难按字面意思理解征服假说，因为在这个小地方经常发生战斗（正如《约书亚记》中所说的那样）。耶路撒冷附近的伯特利确实是《士师记》中为数不多的被征服的城镇之一，事实上，这个城市是在13世纪被摧毁的。以色列人可能比外界认为的要爱好和平和宽容许多。

[6]　因为《圣经》的缘故，“非利士”这个词是以粗鄙无文的意思进入语言中的（尽管非利士人的文化修养非常高），而以“Gits”著称的迦特人也被纳入方言当中。但是非利士人把他们的名字留给了这块成为罗马巴勒斯提纳行省的土地，巴勒斯坦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7]　当时的投石器不是儿童的玩具，而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埃及贝尼哈桑的铭文显示，投石手在战斗中同弓箭手并肩作战。埃及和亚述的皇室铭文显示，投石队是古代世界帝国军队中的正规部队。据说，有技术的投石手能够将网球大小的经过特殊打磨的石头以时速100—150英里（约161—241千米）掷出。

[8]　大卫是个假名还是一个君王的名字？《圣经》中两次讲述歌利亚的故事，在第二个版本中，它称这个以色列少年英雄为伊勒哈难，这是大卫的真名吗？

[9]　这是世界上被挖掘次数最多的考古遗址。目前，这次由罗尼·赖克（Ronny Reich）教授主持的围绕基训泉的挖掘活动是对该遗址进行的第十二次挖掘，这次挖掘发现了第一章中描述的迦南人的城堡。1867年，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发现了一口从俄斐勒山直通基训泉的竖井。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沃伦发现的竖井是人造的，是耶路撒冷人取水用的，但最近一次发掘推翻了以上所有结论。这次发掘显示，沃伦发现的井似乎是天然的。事实上，水是流到一个人造的、开凿岩石而成的水池里的，周围的高塔和墙壁保护着水池的安全。

[10]　现在声称大卫城只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小城堡的极小派和接受传统圣经故事中的帝国首都之说的极大派围绕大卫城的规模争论不休。直到但丘碑文发现为止，极端的极小派甚至暗示大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们指出，除《圣经》外，缺乏任何可以证明大卫存在的考古证据。2005年，埃拉特·马佐尔（Eilat Mazor）博士声称她已经发现了大卫王的宫殿。人们普遍表示怀疑，但她似乎已经发掘出一座宏大的公元前10世纪的公共建筑，该建筑和迦南人的城堡以及阶梯式建筑一起构成大卫的城堡。

[11]　公元1170年，图德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首次提到汲沦谷中以押沙龙柱子著称的金字塔。该金字塔的建造时间不是公元前1000年，实际上，它是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坟墓。中世纪时，由于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甚至禁止他们靠近西墙，犹太人就在柱子旁边祈祷。即使到了20世纪早期，路经此地的犹太人仍习惯于朝柱子吐唾沫或扔石头，以表达他们对押沙龙不忠行为的厌恶。

[12]　锡克尔，古巴比伦及希伯来的衡量单位，1锡克尔约1/2盎司。——译注

[13]　据说，几百年后，马卡比王约翰·西卡努斯为了用钱打点一个外国征服者而洗劫了大卫的坟墓。此后两千年，就是十字军王国时代，在锡安山上修复最后晚餐处——就是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地方——的工人，发现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大卫坟墓的房间。这成为受犹太人还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尊奉的地方。但大卫坟墓的真正所在地仍然是个谜。

[14]　至圣之所到底在哪里？这至今仍是政治领域的一个爆炸性问题，也是任何倡导共同拥有耶路撒冷的巴以和平协议所面临的无法攻克的难题。就此问题存在许多种理论，主要是看后来被大希律扩建的圣殿山的面积。大部分学者认为至圣之所就在伊斯兰教圆顶清真寺的那块岩石上面。一些人认为这个神秘的、崎岖的黄色山洞最初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个墓穴，民间对此似乎保有记忆：公元前540年前后，当流亡者从巴比伦归来后，据说，他们发现了耶布斯人阿劳纳的头骨。公元2世纪的犹太口传律法汇编集《密西拿》称它是“深渊之墓”，因“害怕任何深处的坟墓”而将其挖空。穆斯林称它为“灵魂之泉”。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这是亚当被创造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差点拿以撒献祭的地方。可能在公元691年，哈里发阿卜杜拉·马利克选择在该遗址上建造圆顶寺，该举动至少部分地使圣殿成为伊斯兰教的遗产。犹太人将圆顶寺的那块岩石视为圣殿的基石。

[15]　此处袭用中文《圣经》和合本译文，但“耶和华”应作“雅卫”，参见第19页译注。——译注

[16]　《圣经》中称米吉多、基色和夏琐要塞为所罗门的积货城。但在21世纪的争论中，以以色列·芬克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认为这些要塞实际上是一百年后建造的叙利亚风格的宫殿，所罗门在这里没有任何建筑。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红、黑色陶器是公元前10世纪晚期的作品，大致是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和所罗门去世后九年，法老舍松契入侵犹地亚期间。而对这些建筑所做的新的激动人心的分析表明，它们确实是巨大的、公元前10世纪的马厩，这貌似合理地证实了所罗门的骑兵力量和地中海的马匹贸易。不过争论仍在继续。

[17]　以色列和犹大国王联合攻打反叛的摩押国王米沙，而在一块石碑中，米沙王声称，他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成功击退侵略者。在差不多三千年后的1868年，某个贝都因人向一位德国传教士展示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这块石碑引发了普鲁士、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考古竞赛，各国代表处心积虑地争夺这个颇具声望的帝国奖项。一个贝都因部落试图摧毁这块石碑，但法国最终获胜。为这块石碑进行斗争是值得的，历史事实有时与《圣经》记载相矛盾，有时则印证了《圣经》的说法。米沙承认以色列征服了摩押，但声称他反抗国王亚哈的统治，然后打败以色列和犹大——最新的译文显示，他称这两个国家是“大卫世家”，从而再次印证了大卫的存在。接着，他吹嘘说，他从一个被占领的以色列城镇中俘获“雅卫的船只”，这是除《圣经》外第一份提到以色列人之上帝的文献。

[18]　《圣经》中描述，以色列国王耶户恢复了对雅卫的信仰，捣毁了偶像巴力神（Baal）。然而，与现今考古学所揭示的权力政治相比，《圣经》对他与上帝的关系更感兴趣：耶户可能得到大马士革的帮助，因为其国王哈薛在以色列北部的但丘留下一块石碑，石碑上吹嘘他打败了以色列家族和大卫家族的前任国王，这是大卫王存在的考古学证据。但耶户不得不臣服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在尼姆鲁德发现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黑色方尖碑显示，耶户向头戴王冠、身穿绣花长袍、手握佩剑、胡子编成辫子，端坐于象征亚述权力的飞翼标志之前、宫廷侍从的遮阳伞之下的撒缦以色朝拜。撒缦以色说：“我收到金、银、一只金碗、一只黄金花瓶、几个黄金水桶、锡、侍从和狩猎用的长矛。”历史上以色列人首次登场的形象就是下跪的耶户。

[19]　伊朗和伊拉克的古犹太社团声称他们是被亚述驱逐的以色列十个部落的后代，也是后来被巴比伦人驱逐的那些犹太人的后代。最新的基因研究显示，这些犹太人确实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其他犹太社团不同。而对这些消失的以色列人的探寻衍生出上千种幻想和理论，许多人声称在许多没有可能的地方找到了这十个部落——从北美的美洲土著人到英国人。

[20]　有两处新市郊在大卫城城墙外与圣殿山以外的地方发展起来：一处是马克特什（Makhtesh），位于摩利亚山与西山之间的提罗平谷底（Tyropaean Valley）；另一处是米什内（Mishneh），位于西山上，也就是今日的犹太区。高级官员的坟地位于城的周围。“这是雅户，也就是家宰之墓。”希旺尔（Silwan）村里的一座墓碑上这么写着。“此处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他与他的奴隶妻子的遗骨——挖这座坟的人必将受到诅咒。”诅咒显然无用：这座坟已经被掠夺一空，现在已成了一间鸡舍。不过，这名家宰其实是以赛亚曾经批评过的希西家的大臣，他指责此人为自己修建了华丽的坟墓，此人的名字应该是“舍伯那（亚户）”（Shebnayahu）。

[21]　1880年，父母皆改信新教的年仅16岁的犹太少年雅各布·埃利亚胡（Jacob Eliahu），邀请他的一个校友潜水探测西罗亚隧道的长度。两人都是受《列王纪》20.20的圣经故事吸引：“希西家的其他作为，他的所有能力，还有他怎么建造水池、管道，怎么把水引进城市，这些在犹大国王的编年史中没有记载吗？”雅各布从隧道的一端出发，他的朋友从另一端出发，用他们的手指感受工匠们古老的斧凿记号。当记号转向时，雅各布意识到他就在两队工匠的会合处，他在那里发现了铭文。他从另一端出来时发现他的朋友早已离去。他的举动震惊了当地阿拉伯人，他们一直相信隧道中有巨龙或神灵。当雅各布把这个发现告诉他的校长时，消息传开，一个希腊商人潜入隧道，粗鲁地挖走石碑，对它造成了破坏。但奥斯曼警察抓住了他。石碑现在放在伊斯坦布尔。之后，雅各布·埃利亚胡加入信仰福音的美国侨民中，并被侨民区的创始家族斯帕福德家族收养。雅各布·斯帕福德成为侨民区学校的一名教师，给学生讲述隧道的故事，但他从未提过他就是那个发现碑文的孩子。

[22]　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1金塔兰特相当于33千克，1银塔兰特约等于26千克。——译注

[23]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都隐晦地提到儿童献祭，其中包括亚伯拉罕自愿拿以撒献祭。长期以来，人祭同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的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再往后，罗马和希腊历史学家将这个邪恶的习俗归咎于腓尼基人的后代迦太基人。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我们才找到能够证实这一说法的些许证据。这期间两个法国驻突尼斯殖民地官员在田野里发现一个陀斐特，里面埋着骨灰瓮，上面还刻着铭文。骨灰瓮上写着“MLK”几个字母（molok，即“莫洛克”，意思是祭品），里面装着儿童火葬后的尸骸，还有受害者父亲留下的能够说明问题的话语：“博米尔卡将他的这个亲生儿子献给巴力。祝福他！”这些发现正好与玛拿西时代相符合，这意味着圣经故事是可信的。“莫洛克”在《圣经》中被扭曲成指代残酷偶像神的“摩洛”（moloch），后来在西方文学中，特别是在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又被扭曲成撒旦的一个堕落天使。耶路撒冷的欣嫩子谷不仅成为地狱，还是犹大用出卖耶稣所得钱财购买的地方，并且成为中世纪民众存放死者遗骸的地方。

[24]　此处有误，约西亚大约在公元前649年出生，公元前609年去世。其继位时间约为公元前640年。——译注

[25]　此处有误，应为“向西延伸至地中海”。——译注

[26]　约西亚改革是犹太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欣嫩子谷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这个时期的两部微缩型的银质经卷：经卷里面刻着至今仍在犹太宗教仪式中被念诵的《圣经·民数记》第6章第24—26节的祭司祈祷：“愿耶和华是我们的修复者与磐石。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27]　皇家侍臣在大卫城上面生活、工作。在那儿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一份由四十五块印章组成的档案，城市被毁时，因焚烧，这些黏土印章变硬，考古学家称这座房子为“印章房。”这明显是国王的一个秘书处：一块印章上刻着“基玛利雅，沙番的儿子”字样，这是耶利米书中约雅敬国王御用抄书吏的名字。危机时期的某个时候，国王去世，他的儿子约雅斤继位。

[28]　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要塞城门口的灰烬层中发现承载大量信息的、以ostraca著称的破碎瓷片。这些碎片使人们认识到巴比伦军队的锐不可当。拉吉和另一个要塞亚西加抵抗的时间最长，这两处的守军利用烽火信号互相通讯并向耶路撒冷传递信号。困守拉吉的犹大指挥官亚乌什（Yaush）在被逐步消灭的过程中一直接受前哨基地的汇报。他的长官霍沙亚胡（Hoshayahu）很快注意到，亚西加的烽火信号消失了。接着，拉吉也在激战中被摧毁。

[29]　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还没有找到——除了权杖的一小块象牙头抑或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列队行进时用的东西，此物被雕刻成石榴形状，上面写着“圣殿所有物”（尽管一些人声称这块碎片是假的）。但耶利米的记述却惊人地准确：为了治理犹大，尼布甲尼撒的心腹党羽在城市的中门位置建立了司令部，他们在耶利米书中出现时被称述的名字在巴比伦发现的一份文献中得到印证。尼布甲尼撒委任一个王室大臣基大利做犹大的傀儡统治者，但由于耶路撒冷还是一片废墟，他便从北部的米斯巴统治着这个地区，耶利米为他出谋划策。后来犹地亚人揭竿起义，杀了基大利，耶利米不得不逃到埃及，从此便从故事里消失了。

[30]　公元前586年到公元前400年间，在巴比伦生活的神秘的《圣经》作者、抄书吏和祭司提炼、整理了在希伯来语中以“托拉”（Torah）著称的《摩西五经》，将关于上帝雅卫和埃尔神（El）的不同传说融合在一起。所谓的《申命记》重述了历史，重置了法律，以示上帝的至高无上、国王的软弱无能。此外，他们加入了以巴比伦为原型的故事，比如与《吉尔伽美什史诗》极为相似的大洪水，还有亚伯拉罕原来是离这儿不远的乌尔人，当然还有巴别塔。《但以理书》成书时间比较长：一些部分明显是流亡早期写的，而其他部分则是后来所作。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人叫但以理，或者说他是一个复合体，但这卷经书也充满了历史混乱。在19世纪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已经在巴比伦发现的证据的帮助下澄清了这些历史问题。

[31]　居鲁士的一条宽容法令为他赢得“人权之父”的美称。后来这条法令被发现刻在一个圆柱体上，现在，它的复制品耸立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入口处。然而，居鲁士并不开明。比如，当吕底亚首都萨迪斯发生叛乱时，他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萨迪斯居民。居鲁士本人信奉阿胡拉·玛兹达，阿胡拉·玛兹达身上长着翅膀，是波斯的生命、智慧和光明之神，雅利安裔波斯人琐罗亚斯德以他的名义规定，生命是真理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但是波斯没有国教，只有这个与犹太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并行不悖的对光明和黑暗的多神崇拜幻想。事实上，波斯语中指代“天”的这个词——paridaeza——正是英语中“天堂”的起源。他们的祭司——magi——为我们创造了“魔法”这个词。还有，据说是三个东方祭司预言了基督的诞生。

[32]　这是《圣经》的夸大。成千上万的人选择在伊朗和伊拉克过犹太人的生活。从塞琉古人、帕提亚人和萨珊人统治时期，到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和中世纪，巴比伦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富裕的、有权势的、人口众多的群体。巴比伦成了犹太人的一个政治和学术中心，在地位上几乎和耶路撒冷并肩而立，直到蒙古入侵为止。巴比伦犹太社团在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统治下恢复了发展。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巴格达（据说当时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开始迫害犹太人，在哈希姆王朝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加剧。1948年，伊拉克有十二万犹太人。1979年，当伊朗国王被推翻时，这个国家有十万犹太人。这两个社团的大部分犹太人移居到了以色列。如今，伊朗仍有两万五千犹太人，而伊拉克只剩下五十个犹太人。

[33]　大流士突袭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向印度和欧洲挺进，进攻乌克兰并吞并色雷斯。他在波斯波利斯（今伊朗南部）打造了奢华的皇城，提升了琐罗亚斯德教和阿胡拉·玛兹达的地位，筹铸了第一种世界货币（达里克），组建了一支由希腊人、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组成的海军，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邮政系统，并在从苏萨到萨迪斯的长达1678英里（约2700千米）的王道上，每隔15英里（约24千米）建起一座客栈。他三年统治的成就使他成为波斯帝国的奥古斯都。但是即使是大流士，也达到了他的极限。公元前490年，他试图进军希腊，但在马拉松战役中被打败，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34]　《托拉》（Torah）为希伯来文的音译，意为“教导”或“指引”。具体来说，《托拉》指犹太人的律法书，即《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35]　撒马利亚人已经形成独立的半犹太宗教组织，它是以新巴比伦统治开始前形成的犹太教为基础的。波斯统治时期，撒马利亚由参巴拉总督世家统治。撒马利亚人不能进入耶路撒冷，这刺激他们在基利心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圣殿，还为此与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结下世仇。像所有的家庭恩怨一样，这些都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矛盾引发的。撒马利亚人成为遭犹太人鄙视的二等公民，在犹太人眼里，他们堪比异教徒，因此耶稣说出“好撒马利亚人”时，令人格外意外。至今仍有大约一千名撒马利亚人生活在以色列。尽管犹太人的献祭行为早已终结，但21世纪的撒马利亚人仍年复一年地在基利心山祭奉逾越节羔羊。

[36]　《塔纳赫》（Tanakh）是律法书、先知书和文集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体，后来基督徒称这些书为“旧约”。作者此处叙述有误，此时送至亚历山大里亚的应是《托拉》，而非《塔纳赫》，因为《塔纳赫》在公元后才成书。——译注

[37]　约瑟出自一个具有混合血统的犹太人家庭，他可能是一个反对尼希米的亚扪人多比雅的后裔。他的父亲多比雅是一个富豪，与托勒密二世关系密切——一个名叫泽农的大臣的纸草文献显示，多比雅与国王有生意往来，他在暗嫩（今约旦）拥有大片地产。

[38]　安条克是绘制亚历山大帝国版图的将军们建立的其中一个伟大王朝的继承人。托勒密一世争取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王国时，支持了亚历山大的军官之一、安条克的先祖塞琉古占领巴比伦。塞琉古和托勒密一样有天赋，他重新征服亚历山大的大部分亚洲领土——从而为塞琉古王朝取得亚洲之王的封号。塞琉古统治着从希腊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是在人生的最高点时被暗杀。托勒密承诺将柯里-叙利亚让给塞琉古家族，但他拒绝交出这一地区：结果导致长达一个世纪的叙利亚战争。

[39]　这是战象盛行的时代。自从亚历山大带着一群大象从印度战场归来，这些武装起来的厚皮动物对任何自视甚高的马其顿国王来说都是最具威名（也最昂贵）的武器——尽管这些大象经常踩踏己方步兵而不是敌方步兵。与此同时，在西方，来自推罗的腓尼基人的后裔迦太基人正同罗马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迦太基人的杰出将领汉尼拔驱赶着大象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了意大利。安条克用的是印度象，托勒密手里的是非洲象，而汉尼拔使用的是产自摩洛哥阿特拉斯山、现在已经灭绝的体型较小的象。

[40]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西门实际上在托勒密一世时期统治着耶路撒冷。原始资料相互矛盾，但他最有可能是安条克大帝的同时代人西门二世，这个人重筑堡垒，修复圣殿，并在圣殿山上添加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他的坟墓坐落在旧城北部、巴勒斯坦人的谢赫贾拉居民区。奥斯曼统治时期，那里一年举办一次由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庆祝的“犹太野餐”，这是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所有教派共同庆祝的节日之一。今天，这个坟墓是犹太人的圣所，是以色列在附近建立定居点计划的核心。然而，像耶路撒冷的许多遗址一样，这个坟墓本身就是个谜：它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义人西门的葬身地。它是五百年后建造的，是一个名叫朱利娅·萨比娜的罗马贵妇的墓。

[41]　犹太人的主要节日——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仍然在发展。逾越节是春天的节日，现在这个节日将吃无酵饼和讲出埃及的故事这两个传统活动融合在一起。在耶路撒冷，逾越节逐渐取代住棚节成为犹太人的主要节日。住棚延续至今成了今天的住棚节，住棚节时犹太小孩仍会搭建一个装饰着水果的收获小屋。圣殿的工作由利未部落的后裔，利未人和祭司们（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他们本身也是利未人的一个分支）分担。

[42]　耶孙再次逃脱，在他的支持者多比雅王子西卡努斯那儿避难。西卡努斯已经统治约旦大部分地区长达四十年，他仍然是托勒密家族的盟友，即使在托勒密失去耶路撒冷之后。他同阿拉伯人打仗，还在伊拉克阿米尔建了一个有着美丽浮雕和园林的奢华堡垒。当安条克征服埃及、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时，西卡努斯无路可走：这个多比雅家族的最后一人自杀了。现在他的宫殿废墟是约旦的旅游景点之一。

[43]　《但以理书》是一本故事集，一部分出自巴比伦流亡时期，其余源自安条克占领时期：燃烧的炉火差可比拟但以理所遭受的折磨。但以理对一个谜一般的“人子”的新展望启发了耶稣。殉道热潮将在基督教兴起的前几个世纪重新上演。

[44]　确切地说，他的家族是以哈斯蒙尼王朝著称的，为简明起见，本书以“马卡比”指称他们。马卡比与亚瑟王和查理曼一起成为中世纪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典型。铁锤查理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12世纪的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和爱德华一世（1272年—1303年在位）称他们自己是“当代马卡比”。后来，鲁本斯为犹大·马卡比画了一幅像；亨德尔为他写了一部清唱剧。马卡比对以色列的激励尤为显著，以色列的许多足球队都以“马卡比”命名。作为哈努卡的英雄，犹太人历来把他们视为反抗种族灭绝暴君的自由斗士。但是一些人受今天的美国民主与吉哈德恐怖主义启发，提出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希腊人是文明的一方，与其对抗的马卡比家族则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相当于犹太人中的塔利班。

[45]　这个新的大祭司甚至不是奥尼阿斯的撒督家族成员。撒督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是奥尼阿斯四世，他现在和他的追随者一起逃到了埃及，他们受到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菲洛梅特的欢迎。菲洛梅特允许奥尼阿斯四世在尼罗河三角洲莱昂托波利斯市的一个废弃的埃及神庙遗址上建造犹太圣殿，奥尼阿斯四世在那儿建造了自己的耶路撒冷，那里至今仍以“犹太人之山”（Tell al-Jahudiya）著称。这些犹太王子成为有影响的埃及军官。奥尼阿斯的圣殿保留下来，直到公元70年提图斯下令将它摧毁。

[46]　菲洛梅特的继任者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因为奥尼阿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支持过菲洛梅特。即使在这个以恶毒著称的家族内部，被亚历山大里亚暴徒称作“胖子”的施惠者托勒密八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胖子报复了埃及的犹太人，聚集大象踩踏他们，但可能他们获得了神佑，大象踩伤的只是国王的随从。最残忍的是，他杀死了对他深信不疑的、14岁大的亲生儿子：胖子让人割下男孩的头、腿和手，送给孩子的亲生母亲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当这个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嫁给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二世的克里奥帕特拉·特亚决定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时，她给了自己的儿子一杯毒药。但是，她的儿子迫使她喝下了毒药。这就是托勒密的家庭生活。

[47]　我们尚未找到阿克拉的任何痕迹。一些学者认为它就在圣殿山南边。后来希律大帝曾扩充圣殿山，所以被夷平的阿克拉山很可能就在现在的圣殿平台的下面，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对于那些质疑大卫王的统治为什么遗存甚少的人，这一事例表明，大规模建设极有可能使古代遗迹无法留存至今。

[48]　新绰号“西卡努斯”（Hyrcanus）自然是约翰帕提亚冒险之旅的结果，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里海的西卡尼亚（Hyrcania）。约翰通过重新与罗马结盟巩固他在国外的权力，又通过富裕的圣殿精英，撒督家族的后裔撒杜该人（这是他们此后的名字）的支持巩固他在耶路撒冷的权力。

[49]　城墙从圣殿山延伸到西罗亚池，再从那里延伸到希律城堡，在希律城堡所在地约翰时期的塔基至今犹存，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到马卡比时期耶路撒冷的小民居。约翰的部分城墙在许多地方留存至今：在锡安山的南坡上，就在天主教公墓西边的某个地方，约翰的城墙与希西家城墙的大石比邻而立，它的旁边还有年代较晚的拜占庭皇后欧多西亚时期的石头。198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约翰和马卡比们建的地下引水渠和大水池。1870年，当人们在苦路上修建锡安姐妹修道院时，当时的英国、德国和法国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水池斯特鲁席恩池。引水渠的发现揭示斯特鲁席恩池是如何获得水源，而在女修道院下面，接近苦路的地方，游客可以沿着这条如今已是圣殿隧道一部分的引水渠观光行走。马卡比们还在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深谷上架了一座桥梁。约翰住在圣殿北部的巴里斯要塞，但是他也有可能开始在不断扩大的上城修建宫殿。

[50]　当他攻打希腊城市仆托肋买时，当时在塞浦路斯执政的托勒密九世索特尔出兵干涉并打败亚历山大。然而，他的犹太关系拯救了他：索特尔正和他的母亲，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三世交战，克里奥帕特拉三世害怕她的儿子在犹地亚掌权。而克里奥帕特拉的司令官是前任大祭司奥尼阿斯的儿子，犹太人阿纳尼亚斯，是他救了这个马卡比国王。克里奥帕特拉考虑过吞并犹地亚，但她的犹太将军劝她不要这样做，事实上，她根本指挥不动自己的军队。

[51]　以土买人，《圣经》中的以东人，是在耶路撒冷南部建立据点的坚韧不拔的异教士兵，他们已经在约翰·西卡努斯的胁迫下全体改信犹太教。安提帕特的父亲也是一个改宗者，他被亚历山大任命为以东总督，不过他们这个家族的发源地是腓尼基的海滨城市。

[52]　帕科鲁斯是安息王朝曾经打败克拉苏的万王之王奥拉德二世的儿子和储君。帕提亚人从他们的家乡里海以东开始扩张，公元前250年左右脱离塞琉古人，建立起一个挑战罗马强权的新帝国。帕科鲁斯军队的先锋部队是他的帕勒万骑士团，骑士团的骑士身着重盔甲和宽松长裤，手中挥舞着12英尺（约3.7米）长的长矛、斧头和狼牙棒。全速冲锋的时候，这些重装甲部队曾在卡雷摧毁过罗马军团。他们还有一支民兵，就是以速度和越肩射击准确度著称的马上弓箭手——回马箭队。但是，帕提亚也有一个封建缺陷——它的国王经常任由实力超强的、不顺从的贵族摆布。

[53]　已故国王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的儿子安提柯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所铸钱币上的图案，正面是圣殿的烛台（他的家族标志），还有希腊语的“国王安提柯”几个字，背面是圣殿里的无酵饼供桌，还有希伯来语的“大祭司玛他提亚”几个字。

[54]　被杀的犹太教公会成员可能葬在装饰华丽的犹太教公会墓，犹太教公会墓至今仍坐落在耶路撒冷旧城北部，墓碑上装点着石榴和爵床叶图案。至于希律的山顶要塞，其中最著名的是以下几个：马萨达，公元73年，最后一批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斗士在这里集体自杀；马卡鲁斯，是施洗者约翰被希律其中一个儿子斩首的地方；而人造的希律之丘则是希律和他的儿子们的葬身之地。

[55]　这两种东西位居古地中海地区最昂贵的奢侈品品牌行列：耶利哥的椰枣酿造的椰枣酒；香脂果园出产的吉莱特香脂（Balsam of Gilead），这种香脂因为治疗头疼和白内障有奇效而备受珍视，此外，它还是最昂贵的香料。除了以上地区，克里奥帕特拉还吞并了包括约帕（雅法）在内的大部分海岸城市，只给希律留下加沙一个港口。

[56]　这位叙利亚裔希腊学者成为希律的心腹，同时也与奥古斯都私交甚笃。他想必是在克里奥帕特拉和希律刀光剑影的宫廷中活下来的善于逢迎的侍臣。后来，他为奥古斯都和希律写了传记，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希律本人。尼古劳斯写的希律传记早已不复存在，但它是约瑟夫斯的主要参考材料，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好的参考材料。尼古劳斯的前王室学生，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儿子凯撒里昂，则被奥古斯都派人杀死。但其他三个孩子在罗马由皇帝的姐姐、安东尼的前妻奥克塔维娅抚养长大。男孩们的最终命运无人知晓，但那个女孩克里奥帕特拉·塞勒涅嫁给了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二世。她的儿子毛里塔尼亚国王托勒密被卡里古拉处死。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托勒密王朝三百六十三年的历史至此终结。

[57]　这可能是以他后来的妻子，一个也叫米利暗的人命名的。但是这个名字肯定会让他和其他人想起那个马卡比公主。现在的大卫塔与大卫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建筑在希律的希皮库斯塔之上的。提图斯摧毁这个城市后，它一直是耶路撒冷城最重要的堡垒，直到奥斯曼时代到来。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建筑能像希律城堡一样展示这个城市发展的特质，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犹地亚、马卡比、希律、罗马、阿拉伯、十字军、马木鲁克和奥斯曼时期的遗迹。

[58]　希律的财富源自他在整个中东的地产。这些土地出产牛、羊（在约旦和犹地亚饲养），来自加利利和犹地亚的小麦和大麦、鱼类、橄榄油、葡萄酒、水果、百合，来自阿什克伦的洋葱（因此“葱”这个词指的就是阿什克伦洋葱），来自耶路撒冷北部迦巴的石榴，来自约帕的无花果和来自耶利哥的椰枣与香脂。希律拥有王国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土地；他对纳巴泰的香料征税并对外出口这种香料；他还是一个矿业巨头，给奥古斯都支付300塔兰特以获得塞浦路斯一半铜矿的开采权。当他出口当地产的葡萄酒时，他自己喝的却是意大利的优质葡萄酒。经过一生的建筑活动并为罗马贡献了巨额钱财，去世之时，他仍为奥古斯都留下1000塔兰特或者说100万德拉马克，留给他家人的则比这多得多。

[59]　希律可能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埃及人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知道怎样移动大块石头建造金字塔。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发明了巨大的装置——车轮、雪橇和吊车——来运送这些石头。直径超过13英尺（约4米）的大车轮充当起轮轴，由数头公牛牵引前行。当时还有摇柄——供十人或十人以下的小队操作使用的连着横杆和曲柄的水平旋转梁。用这种方法，八个人就能抬起1.5吨的东西。

[60]　在《民数记》第19章中，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的纯红母牛牵到你这里来。”母牛将在一堆香柏木和牛膝草上献祭，一束朱红色的线和掺杂着圣水的线灰覆盖在香柏木和牛膝草的表面。据《密西拿》（Mishnah）记载，这样的仪式只出现过九次，第十次的时候，弥赛亚将降临。自1967年以色列征服耶路撒冷引发千禧年骚动以来，基要主义基督教福音传教士和犹太救赎主义者相信世界末日和弥赛亚降临（对基督徒来说是二次降临）的三个必要前提中，两个已经得到满足：以色列复国和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的。第三个前提是重建圣殿。一些基要派基督徒和倡导救赎的正统派犹太人的小团体，比如圣殿研究院的那些人相信，只有当圣殿山用红母牛做祭品清洁过后，圣殿才能得以重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名叫克莱德·罗特的五旬节派牧师就因为这个与圣殿研究院的里奇曼拉比展开合作。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引进500头红色安格斯牛，在约旦河谷的一个农场饲养，试图从中培育出一头红色小母牛。他们相信他们将培育出“改变世界的母牛”。

[61]　希律的家谱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家族中同族结婚的人特别多，希律家族和马卡比家族为了达成和解一再内部通婚、再婚：希律让他的弟弟腓罗拉斯娶了米利暗的姐姐，让他最大的儿子安提帕特娶了最后一任国王安提柯（应他的请求被安东尼斩首）的女儿。但是，这些婚姻中穿插着处决：撒罗米的前两任丈夫都被希律处死。希律家族也与卡帕多西亚、埃米萨、本都、纳巴泰和奇里乞亚等所有罗马盟国王室通婚。其中至少两桩婚姻因为丈夫不改信犹太教并行割礼而被取消。

[62]　希律的子女中有很多人以希律为名，这里的希律指的是希律·安提帕斯。——译注

[63]　从那时起到现在，医生们一直在讨论他的症状。最接近真相的诊断是希律王患上了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以及渐进性痴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肾衰竭等并发症。动脉硬化导致静脉阻塞，且因重力作用而更加严重，这样脓液就聚集在了他的脚部和生殖器，情况之严重，以至于脓液不时鼓着泡冒出皮肤；而血液流动变得困难导致肌肉产生了坏疽。呼吸困难和身体发痒是由肾衰竭引起的。阴茎、阴囊的坏疽为苍蝇产卵提供了理想温床，而蝇卵经过孵化最终生成了蛆。生殖器上的蠕虫有可能是恶意宣传，象征着对一个邪恶国王的神圣报复：神显者安条克四世、希律的孙子亚基帕一世和其他许多罪人，包括犹大，都遭受了类似蠕虫感染、肠和阴囊爆裂的疾病。

[64]　关于耶稣出生一事，历史上颇有争议，《福音书》也自相矛盾。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可能是在希律去世前——公元前4年，这意味着如果是在公元29—30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耶稣去世时正三十出头，而如果是在公元36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去世时已经四十岁了。把这家人召到伯利恒进行人口普查的故事与历史不符，因为奎里尼乌斯的人口普查是在希律王的继任者于公元6年被废黜后开展的，这已经差不多是在耶稣出生十年后。在讲述伯利恒之行和耶稣的大卫族族谱时，《马太福音》为耶稣提供了皇家出身并显示了预言的实现——“因为有先知记著说”。屠杀无辜之人和逃往埃及明显是受逾越节故事启发：十灾之一就是杀死头生子。不管耶稣在哪里出生，这家人都有可能去圣殿献祭。经十字军阐述的穆斯林传说认为耶稣是在阿克萨清真寺下面的一个礼拜堂里养大的，所以这个礼拜堂的名字叫“耶稣的摇篮”。耶稣的家人很神秘：约瑟在耶稣出生后就从《福音书》里消失了。马太和路加宣称，马利亚一直是童贞女，耶稣的父亲是上帝（一个在罗马和希腊神学中耳熟能详的观念，以马内利的以赛亚预言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但是马太、马可和约翰说出了耶稣兄弟的名字：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耶稣还有一个妹妹叫撒罗米（Salome）。当马利亚的贞洁成为基督徒的信条时，这些孩子的存在就变得不合时宜了。约翰提到“马利亚，革罗罢的妻子”。如果约瑟英年早逝的话，马利亚便很可能是改嫁给了这个革罗罢并生了更多的孩子，因为耶稣遇难后，耶稣的弟弟雅各继耶稣之位成为领导人，然后是“革罗罢的儿子西门”。

[65]　希律的坟墓是2007年由埃胡德·内策尔教授发现的，他看到一具华丽的红色石棺，上面装饰着花卉图案，石棺已经被砸成碎片，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公元66年—公元70年的反希律犹太叛军干的。另外两个石棺是白色的，装饰着花朵：这是他儿子的墓吗？希律之丘是希律建筑的另一个奇迹——一座直径210英尺（约64米）的人造山，山顶是一个巨大的豪华宫殿，里面有一个拱顶浴室，有塔楼、壁画和水池。希律的金字塔式陵墓位于希律之丘要塞东部的塔楼下面，该陵墓也在公元66年—公元70年被毁坏。

[66]　这些“王”中有一个叫西门，他体格庞大，原是希律的一个奴隶，他很快就被罗马人斩首了。西门可能是所谓的《加百列启示录》（Gabriel's Revelation）的主人公。加百列启示是在南约旦发现的一段石刻碑文，碑文中说，大天使加百列为一个名叫西门的“王子中的王子”欢呼，西门会被杀死，但“三天后”他将复活，那时候“你就知道邪不胜正。三天后你将复活，我是加百列，我命令你”。这些细节部分——先知死后三天复活并举行审判——比耶稣受难早出现三十多年。杀死西门后，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控制了日耳曼边界。大约十年后，即公元9年，他被伏击，损失三个军团。这场灾难毁了奥古斯都的晚年，据说他在他的宫殿里徘徊哭喊：“瓦鲁斯，还我的军团！”

[67]　希律的三个儿子都用了希律这个名字，这给《福音书》造成许多混乱。阿基劳斯结了婚但爱上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女儿基斯拉，而基斯拉同希律和米利暗的儿子亚历山大有过一段婚姻。亚历山大被处死后，她嫁给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朱巴死后，她回到了卡帕多西亚。现在她又嫁给阿基劳斯。

[68]　舞者撒罗米是冷血善变、女性堕落的象征，马可和马太两部《福音书》从未赋予她名字。约瑟夫斯在别的语境中告诉我们希律女儿的名字，但他只说安提帕斯下令处死约翰，并没有说他受哪个舞蹈家怂恿。七纱舞是很久以后经过加工的作品。希律家有许多人叫撒罗米（Salome，耶稣的妹妹也叫Salome）。但这个舞蹈家最有可能是特拉克尼小王希律·菲利普的妻子，菲利普死后，她嫁给另一位表兄，她的这位表兄后来被任命为小亚美尼亚的国王，这个舞蹈家最终成为王后。后来，约翰之首成为最珍贵的基督教圣物之一。至少有五个圣地声称保有约翰之首的原件，大马士革倭玛亚清真寺里面的约翰之首神龛还受到穆斯林的尊崇。

[69]　没有人知道耶稣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路加认为耶稣的传道生涯始于约翰为他施洗，大约是在公元28年到29年前后，路加说他大约三十岁，暗示他死于公元29年到公元33年间。约翰说他的传道生涯持续了一年；马太、马可和路加说它持续了三年。耶稣可能是在公元30年、公元33年或公元36年被杀死的。他的历史存在不仅在《福音书》中还在塔西佗的著述中得到印证，约瑟夫斯也提到过施洗者约翰。至少，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提比略（公元37年去世）、安提帕斯（公元39年之前）和大祭司该亚法（公元18年—公元36年）统治期间的某个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的，此间彼拉多作为罗马总督到来（公元26年）又离开（公元36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29年—公元33年间。彼拉多的性格也在约瑟夫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尤迪厄斯那里得到证实，他的存在在凯撒利亚发现的碑文中得到证实。

[70]　比如那些艾塞尼人，可能是最初支持马卡比的虔诚的哈西德信徒的一个分支。约瑟夫斯解释说，他们是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三个教派之一，但我们从1947年—1956年在死海附近库姆兰地区的十一个洞穴里发现的《死海古卷》中得知了更多的东西。《死海古卷》包括《圣经》中一些书卷的最早的希伯来语版本。基督徒和犹太人长期争论《七十子圣经》译本（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间，以基督教旧约为基础，将一种消失的希伯来语原文翻译成希腊文）和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圣经》（公元7世纪—10世纪的马索拉抄本。阿勒颇抄本是最古老的，但不完整；圣彼得堡抄本的日期是1008年，它是完整的）的不同。《死海古卷》揭示了两者的不同，但证明马索拉是相当准确的。然而，《死海古卷》证明，截至耶稣时代，仍有许多版本的《圣经》书卷流传。艾塞尼人是生活清苦的犹太人，他们发展了耶利米和但以理的末日观念，视这个世界为善与恶的斗争，以战争和审判告终。他们的领袖是神秘的“正义之师”，他们的敌人是“邪恶的祭司”——其中一个马卡比。他们在许多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荒诞理论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只能说，施洗者约翰可能曾和这些人一起住在沙漠里，而他们对圣殿的敌意以及对末日启示的想象可能影响了耶稣。

[71]　这个伊拉克王国直到下一个世纪仍然保持着犹太特征。海伦娜女王和她的儿子们就葬在耶路撒冷旧城的三座金字塔下面，华丽的王陵位于大马士革门北部的纳布卢斯路上，该路经过美利坚社群饭店。19世纪，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挖掘后，宣布它曾是大卫王的陵墓。阿迪亚波纳不是该地区唯一的犹太封地：两个反抗帕提亚的犹太造反者阿西那乌斯和亚利流在巴比伦附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该犹太王国存在了将近十五年。

[72]　金门（Golden Gate）是传统所说耶稣进入圣殿的大门，在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说法中，弥赛亚将通过此门进入耶路撒冷。但耶稣可能不是从这儿进入的：此门始建于六百年后，而附近的书珊门不对公众开放，只偶尔供大祭司本人使用。在另一则基督教传说中，耶稣是通过另一侧的美门（Beautiful Gate）进入圣殿的，美门可能挨着今天城西面的巴布·希尔西拉（链门，Gate of Chain）。这种可能性更大。美门也是彼得和约翰在耶稣死后行使奇迹的地方。“金门”这个名字可能就是“美门”的一种讹传，因为拉丁语中的金（aurea）和希腊语中的美（oreia）非常近似。耶路撒冷的圣洁就是与这些误解交织在一起的，信徒们总是用在同一个地点发生的多个传说来加强、渲染它的神圣性。

[73]　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在耶路撒冷发展了自己的地理方位，尽管这些地址中有许多在历史上是错误的。锡安山上的上房是传说中最后晚餐的地点；而真正的地点可能离西罗亚池附近的廉价房子比较近，因为马可提到那里“有人提着一罐水”。后来，最后晚餐的传说在5世纪时得到发展，并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一则更具说服力的传说暗示这是圣灵在耶稣死后的逾越节造访使徒们的地方：这当然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圣地之一。它的神圣是如此有感染力，以至于后来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也开始尊奉它。传说中亚那豪宅最可能的地点是在亚美尼亚区圣天使教堂的下面。一块用亚兰语刻着“该亚法家之物”字样的石头在耶路撒冷被发掘出来，1990年，建筑工人还发现了一个密封的墓椁，里面装着一个刻着“该亚法之子约瑟”字样的骨灰罐——所以这些可能是大祭司的尸骨。拥有古橄榄树林的客西马尼花园一般被认为是最后晚餐举行的地点。

[74]　这是一条跟经外传说中的苦路完全不同的路径。约瑟夫斯提到的花园门（Gennath Gate）被以色列考古学家纳曼·阿维加德在犹太区北部第一城墙的一部分中找到。在穆斯林时期，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安东尼亚要塞就是总督府，是彼拉多作出判决的地方。中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发展了在苦路上确定十字架站的传统，从安东尼亚遗址到圣墓大教堂——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路线。“各各他”来自亚兰语中的“头骨”，“髑髅地”出自拉丁语中指代“头骨”的词“calva”。

[75]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起源于东方——大流士将巴比伦叛军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做法后来被希腊人采用。正如我们已知的，亚历山大大帝将推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显者安条克和犹太国王亚历山大·詹尼亚斯将反叛的耶路撒冷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迦太基人将谋逆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前71年，罗马对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镇压是以将囚犯大规模钉死在十字架上告终的。据说，十字架的木材取自11世纪防卫森严的十字架修道院的所在地，即今以色列议会附近。该修道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格鲁吉亚正教驻耶路撒冷总部。

[76]　《彼得福音》，一部始于公元2或3世纪的诺斯替抄本，在19世纪的埃及被发现，它里面有一则关于迁移尸体的神秘故事。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是在四十年后即公元70年左右书写的，它以耶稣被放进坟墓里结束，从未提到耶稣复活。可见马可对复活的记述是后人加上去的。《马太福音》是在公元80年左右书写的，而《路加福音》是基于《马可福音》和另外一些未知材料。因此，这三本《福音书》是以“对观福音书”（Synoptics）著称——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一起看”。路加把耶稣家人在耶稣受难中的作用最小化，但马可提到雅各的母亲马利亚、约西和耶稣的妹妹。《约翰福音》是最后出现的《福音书》，可能成书于1世纪末，该《福音书》描绘的耶稣比其他《福音书》中的更具有神性，但该《福音书》参考了其他资料来源，它对耶稣早年造访耶路撒冷之事记述得更加详细。

[77]　《使徒行传》讲述了这则故事，但《马太福音》有另一种说法：懊悔不已的犹大在圣殿里扔了他的银币，圣殿里的大祭司（他不能将银币放进圣殿金库，因为这是带血的钱）将银币投资到窑户的一块田，“以埋葬外乡人”。尔后，犹大上吊自杀。阿克尔达玛——“血田”——直到中世纪仍然是一个坟地。

[78]　亚基帕以一个马卡比人和一个希律人的身份写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祖父母和祖先们、国王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拥有大祭司的头衔，他们认为他们的王权要低于教权，执掌大祭司之位比执掌王位优越，因为上帝高于人。因为一个位置是尊奉上帝，另一个位置是管理人。由于我的命运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城市和圣殿中展开，所以我代表他们所有人请求您。”

[79]　克劳狄的四次婚姻都很不幸，特别是他的后两次婚姻：他杀了一个妻子，而另一个妻子杀了他。他以叛国罪处死了对他不忠的少妻梅萨丽纳，然后娶了他的侄女、卡里古拉的妹妹尤利亚·阿格里皮娜，后者把她前次婚姻所生之子尼禄推上了继承人的位置。克劳狄使尼禄和他的亲生儿子布列塔尼库斯——为庆祝他征服不列颠而取的名字——并列为继承人。尼禄即位后立刻杀了布列塔尼库斯。

[80]　雅各的头和另一个同名的雅各的头（被亚基帕一世杀死的圣雅各）葬在一起——就在后来成为亚美尼亚区大教堂的地方。因此它的名字是复数的圣雅各大教堂。

[81]　腓力斯和德鲁茜拉有个儿子住在庞贝。公元79年，当这个城镇被火山摧毁时，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德鲁茜拉一起葬身于火山灰中。

[82]　西墙旁边保留至今的那条街道就是亚基帕的杰作——还有另外一条能在锡安山上看到的人行道。

[83]　如果将希腊语的“尼禄皇帝”用希伯来辅音字母拼写出来并用这些辅音字母对应的数字来代替的话，得出的数字加起来刚好等于666。《启示录》可能是在皇帝图密善迫害期间，即81—96年间创作的。2009年，教廷的考古学家在罗马城墙外一直被称为保罗埋葬地的圣保罗大教堂下面发现一座坟墓。尸骨经碳元素年代测定为公元1—3世纪的所有物——可能是保罗的遗骨。

第二部分　异教

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

《圣经·耶利米哀歌》第1章第1-2节

即使耶路撒冷未被毁灭、犹太人仍与我们和平相处，他们神圣的宗教习俗仍与我们帝国的荣耀和祖先的习俗格格不入。

西塞罗，《为弗拉库斯辩护》

对一个人来说，居住在以色列，即使城市里没有犹太人，也比居住在非以色列，但城市里全都是犹太人来得好。埋葬在以色列的人，仿佛诞生在耶路撒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人，仿佛诞生在荣耀的座位之下。

犹大·哈纳西，《塔木德》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一分在世界其他地方。

米德拉西·坦胡马，《为圣篇》第10章

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西门·巴尔·科赫巴发行的硬币上文字

因此，耶路撒冷正好是在星期六被毁，一直到现在犹太人都最敬畏这一天。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

14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公元70年—公元312年

提图斯的胜利：罗马的耶路撒冷

几个星期后，耶路撒冷已被摧毁，血腥的巡礼也已经完成，提图斯再次穿过耶路撒冷，将这个满目疮痍的废墟和它消逝的荣耀作对比。之后，他带着俘虏的犹太领袖、他的皇家情妇贝勒妮斯，以及他最喜欢的叛徒约瑟夫斯和圣殿的财富，乘船返回罗马。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头戴桂冠、身穿紫衣从伊西斯神庙中走出来，他们接受元老院的致敬，在广场上站好，观看罗马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凯旋庆典。

神像和镀金花车的游行为观众提供了“欢乐与惊喜”，花车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上面堆满了金银财宝，约瑟夫斯讽刺地指出：“因为可以看到一个快乐的国度沦为废墟”。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活人画中上演——罗马军团冲锋，犹太人被屠杀，圣殿起火——在每辆花车上都站着拿下一座城镇的罗马指挥官。接下来所展现的对约瑟夫斯来说最为残忍——至圣之所的华丽收藏：黄金桌案、烛台和犹太人的律法。明星囚犯西门·本·乔拉脖子上拴着绳子接受检阅。

游行队列停在朱庇特神庙，西门和叛军首领被处死；人群欢呼；祭品献上。这是耶路撒冷的葬身之处，约瑟夫斯若有所思地说：“她的古物、她的财富、她散居所有可居住之地的人民，甚至她伟大而荣耀的宗教仪式，都不能阻止她的毁灭。”

提图斯通过修建凯旋门来纪念这场胜利，提图斯凯旋门至今仍在罗马屹立着。[1]从犹太人那里劫掠来的东西被用来支付修建角斗场与和平神庙的费用，韦斯巴芗在神庙里展示了从耶路撒冷掠夺的战利品——除了《摩西五经》经卷和至圣之所的紫色帷幕，他把这两样东西摆在帝国的皇宫里。犹太战争的胜利和罗马中心地区的重塑不仅宣示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还是对帝国本身的献礼以及对犹太教的胜利。所有犹太人给圣殿交的税，从此改为犹太税，缴纳的对象是罗马帝国，用途是重建朱庇特神庙。这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羞辱行为。[2]而大部分犹太人，无论是在犹地亚和加利利，还是在地中海和巴比伦尼亚人口稠密的聚集区，都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接受罗马人或帕提亚人的统治。

犹太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在加利利人以利扎的领导下，马萨达要塞坚守了三年。在此期间，罗马人向马萨达发起了进攻。公元73年4月，要塞守卫军的首领告诉他的手下和他们的家人这个黑暗新世界的各种现实：“这个我们认为的使上帝居住其中的城市在哪里？”耶路撒冷消失了，他们现在面临着被奴役的命运：

很久以前，我仁慈的朋友们决定不再做罗马人或除上帝外其他任何人的仆人。我们是第一个起来反抗他们的人，我们是最后一个同他们战斗的人。我不能不把它视为上帝对我们的袒护，使我们有力量以自由之身，以光荣的方式，和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一起，勇敢地走向死亡。让我们的妻子不受蹂躏而死吧！让我们的孩子不受奴役而死吧！

于是，“丈夫温柔地拥抱他们的妻子，把他们的孩子抱在怀里，眼含热泪地给他们最长时间的告别之吻”。接着，男人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抽签选出十个人杀死剩下的人，直到九百六十人全部死亡。

对大部分罗马人来说，马萨达自杀事件证实了犹太人是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尽管写作时间是在三十年后，但塔西佗仍表达了这样的传统观点：犹太人是“邪恶、恐怖的”偏执狂，迷信包括一神教和割礼在内的古怪东西，犹太人鄙视罗马人的神，“不接受爱国精神”，“邪恶使他们固步自封”等等。而约瑟夫斯从自杀期间隐匿起来的少数幸存者口中得知了马萨达的详情，他无法掩饰对这些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的崇敬。

贝勒妮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

约瑟夫斯住在韦斯巴芗位于罗马的旧房子里。提图斯赐给他一些来自犹太圣殿的经卷、一笔抚恤金和一些犹地亚的土地，还授权他创作他的第一部书《犹太战记》。皇帝和提图斯不是约瑟夫斯唯一的信息来源。“你来我这里时，”他“亲爱的朋友”希律·亚基帕国王写道，“我会告诉你许多东西。”但约瑟夫斯意识到其“特权地位会招来嫉妒和危险”，他需要皇家的保护。直到图密善统治时期，他一直享受这种保护，后者热心地帮他除掉了一些敌人。然而，就在约瑟夫斯晚年深得弗拉维皇族宠信时——他在公元100年前后去世——他仍希望能够重建圣殿。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为犹太人对文明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我们让世界上其他人见识到许多美妙的想法。还有比不容侵犯的虔诚更美好的东西吗？还有比服从律法更高的正义吗？”

希律公主贝勒妮斯和提图斯一起待在罗马，但她闪光的钻石、她的皇家架势，还有她与弟弟通奸的故事令罗马人反感。“她在宫殿里与提图斯同居，她希望嫁给他，她已经在各个方面以他的妻子自居。”据说，凯基纳将军因为与她调情而被提图斯谋杀。提图斯爱她，但罗马人拿她与安东尼的红颜祸水克里奥帕特拉作比，甚至更差，因为现在犹太人战败了，他们被人瞧不起。提图斯不得不送她离开。公元79年，当提图斯接替他的父亲继位时，五十多岁的贝勒妮斯回到罗马，但反对之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提图斯不得不再次与他的犹太克里奥帕特拉分离。他意识到弗拉维家族的王位坐得并不稳。贝勒妮斯可能再次回到她的兄长身边，他们几乎成为希律家族仅存的后人。[3]

提图斯在位时间不长。他两年后去世，留下这几个字：“我只做错了一件事。”摧毁耶路撒冷吗？犹太人相信他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紧张疲惫一直统治着毁灭后的耶路撒冷，直到一场最终的、灾难性的愤怒痉挛再次在犹地亚爆发。

耶稣王朝的终结：被遗忘的受难

耶路撒冷是罗马第十军团的指挥部，它的营地散布在今亚美尼亚区希律城堡的三座高塔周围，其中最后一座塔希皮库斯的基座至今犹存。军团屋顶的瓦和砖上往往装饰着反犹性质的野猪纹章，目前这种类型的砖瓦已在城中多处被发现。耶路撒冷并没有完全废弃，这里还住着历来憎恶犹太人的叙利亚和希腊老兵。这个堆满巨大岩石，贫瘠如月球表面的地方，肯定让人不寒而栗。但是，犹太人一定希望重建圣殿，恢复往日的景观。

韦斯巴芗允许借助棺材逃离耶路撒冷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凯在地中海的雅弗尼［Yavneh，又叫雅姆尼亚（Jamnia）］教授犹太律法，犹太人也没有被正式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事实上，许多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可能和约瑟夫斯和亚基帕一样，成为了罗马公民。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上圣殿山，朝圣者只能在汲沦谷的撒迦利亚墓（Tomb of Zeohariah）[4]旁祈祷，悲伤地哀悼圣殿的毁灭。一些人期待世界末日恢复上帝的王国，但对本·扎凯来说，消失的耶路撒冷已经披上一层无形的神秘面纱。当他参观废墟时，他的学生大声疾呼：“我们真倒霉！”“不要悲伤，”拉比回答说（据几个世纪后编纂的《塔木德》所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救赎，这种救赎就是善行。”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却是近代犹太教的开端——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

犹太基督徒在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也可能是表兄弟），革罗罢的儿子西门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敬拜在今天的锡安山上的晚餐楼。在现在的建筑下面埋藏着一座犹太会堂，它可能是用希律圣殿的碎片残骸搭建的。然而，地中海沿岸数量不断增加的非犹太基督徒不再敬畏现实中的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战败将他们与母教永远分离，它证明了耶稣预言的正确性以及新旧启示的更替。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失败的信仰的荒原，《启示录》用基督羔羊代替圣殿。在末世的日子里，金色的、镶满珠宝的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

这些派别不得不小心谨慎：罗马人对救世国王出现的任何迹象都保持警惕。提图斯的继任者，他的弟弟图密善，以征收反犹性质的税和迫害基督徒的方式为自己摇摇欲坠的政府争取支持。图密善被暗杀后，上了年纪的爱好和平的皇帝涅尔瓦放松了对基督徒的镇压和对犹太人的征税。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黎明。涅尔瓦没有儿子，所以他选择了他杰出的将领做继承人。高大、健硕、性格坚韧的图拉真是理想的皇帝，他可能是自奥古斯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但是，他把自己定位为新土地的征服者和旧理念的恢复者——这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就犹太人而言则更为糟糕。公元106年，他下令将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监管人西门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西门和耶稣一样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大卫王。耶稣王朝至此终结。

图拉真为自己的名字感到骄傲，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在提图斯的领导下攻打犹太人时取的，所以他恢复了犹太税。但是，图拉真又是一个亚历山大式的崇拜英雄的人：他入侵帕提亚，将罗马的权势延伸到巴比伦犹太人的故乡伊拉克。战斗期间，巴比伦犹太人理所当然地向他们在罗马的兄弟求助。当图拉真向伊拉克推进时，非洲、埃及和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在叛乱“国王”的领导下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可能在帕提亚犹太人也呼应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最终报了仇。

图拉真在挺进伊拉克时既害怕后方的犹太人造反，又害怕巴比伦的犹太人发起进攻，所以他“决定有可能的话摧毁整个犹太民族”。图拉真下令处死从伊拉克到埃及的犹太人，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图拉真正在摧毁整个犹太民族。”现在，在人们眼里，犹太人与罗马帝国是敌对的，“我们奉为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渎神的，”塔西佗写道，“他们还接受我们避之不及的所有东西。”

叙利亚的新总督埃利乌斯·哈德良见证了罗马的犹太问题，此人娶了图拉真的侄女。当图拉真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意外死亡时，他的皇后宣布他在临终时收养了一个儿子：新皇帝是想方设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的哈德良，他是一个著名的皇帝，是耶路撒冷的成就者之一，也是犹太历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恶魔。

哈德良：耶路撒冷方案

公元130年，哈德良皇帝在他的小情人安提诺乌斯（Antinous）的陪同下拜访耶路撒冷。他决定抹杀这个城市，就连它的名字都不予保留。他下令在旧城的遗址上建造新城，新城以他的家族和朱庇特·卡皮托里努斯（Jupiter Capitolinus，与帝国联系最多的神）的名字命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他还下令取缔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的标志割礼，违者处以死刑。这意味着圣殿将永不可能重建。意识到这一点的犹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沮丧不已，而健忘的皇帝已经动身前往埃及游历。

时年五十四岁的哈德良出生在西班牙一个靠生产橄榄油致富的家庭，他似乎是一个为统治帝国而生的男人：他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同时听、说并向别人咨询事情；他能亲自设计自己的建筑，能够作诗、谱曲；他还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不停地巡视各省以重组并巩固这个帝国。哈德良因为从图拉真在达契亚和伊拉克辛苦征服的土地上撤军而备受批评。与图拉真不同的是，哈德良设想的是一个靠希腊文化团结起来的稳固的帝国，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是如此执着，以至于人们给他起了个“小希腊人”（Greekling）的绰号（他找来经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用卷发钳打理他的希腊胡子和发型）。公元123年，在小亚细亚的一次旅行中，他遇到他一生的挚爱，希腊男孩安提诺乌斯，后者差点成了他的配偶[5]。除此以外，这个完美的国王还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控制狂。发怒的时候，他曾将一支笔插进一个奴隶的眼睛里。而他的统治也是以血腥清洗开始并结束的。

在耶路撒冷，在这座犹太人城市的废墟上，他计划建造一个以崇拜罗马、希腊和埃及神为中心的典型的罗马城镇。华丽的三门入口，尼亚波利门（Neapolis Gate，即大马士革门）是用希律时代的石头建造的，此门通向一个装饰着纪念柱的圆形广场，以两条主干道卡丁街为轴线，分别延伸到另外两个广场。一个广场在被毁的安东尼亚要塞附近，另一个在现在的圣墓大教堂南边。哈德良在那儿建了他的朱庇特神庙，神庙外面是阿芙洛狄忒的雕像，雕像就建在耶稣受难的那块石头上。他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此决定的，以拒绝将此圣地归还给犹太基督徒。更为糟糕的是，哈德良打算在圣殿山上建一座以他英姿飒爽的骑马雕塑为标志的神庙。[6]他有意消除耶路撒冷的犹太特征。而他确实知道另一个亲希腊的戏剧表演家神显者安条克也曾做过相同的事情，并在雅典建造了奥林匹亚神庙。

10月24日是埃及人纪念他们的神奥西里斯之死的节日，也是在这一日，哈德良的情人安提诺乌斯神秘地溺死在尼罗河中。他是自杀的吗？哈德良或埃及人把他当成祭品？这是场意外吗？通常神秘莫测的哈德良心碎难当，他把这个男孩奉为奥西里斯神，建立了一座以他为名的城市，安提诺波利斯，并为他设立祭典，把他优美的面部雕塑和华丽的形体雕塑散布到整个地中海。

在从埃及返回的路上，哈德良途经耶路撒冷，他可能在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外围绕了一圈。罗马人的镇压、耶路撒冷的异教化，还有男孩安提诺乌斯的裸体雕像激怒了犹太人，他们在犹地亚山间建造地下建筑群，藏匿武器，准备发动大规模叛乱。

哈德良一踏上归途，一个以“以色列王子”著称的神秘领导人就开始发动最为可怕的犹太战争。

西门·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

起先，罗马人并没有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但这一次犹太人在一个能干的指挥官、自封的以色列王子和星辰之子西门·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chba）的领导下做好了充足准备，此人有着和耶稣诞生标志相同的神秘的王权标志，《民数记》中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击溃摩押。”许多人把他奉为新大卫，受人敬重的拉比阿基巴（Akiba）（在4世纪的《塔木德》中）坚称“这是国王弥赛亚”，但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草会从你的下巴上发芽，阿基巴，”另一位拉比回答说，“大卫之子还不可能出现。”科赫巴的真名是巴尔·科西巴（bar Kosiba）；怀疑论者则一语双关地称呼他巴尔·科兹巴（bar Koziba），意思是“谎言之子”。

西门很快便打败了罗马总督和他的两个军团。我们在一个犹地亚山洞中发现了他所下的指令，这些指令反映他这个人既残酷又有能力：“我将对付罗马人”——他确实这么做了。他灭掉了整个罗马军团。“投射物打中他的膝盖，他把它们扔回去，杀掉了一些敌人。”他不容许有任何异议：“西门·巴尔·科赫巴对耶荷那坦和马萨巴拉说，立刻把所有跟你一起从提哥亚和其他地方过来的人带到我面前，如果不把他们送过来，你们将受到处罚。”据同时代的基督徒查斯丁所说，科赫巴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下令“如果基督徒不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话，就严厉惩罚他们”。“当基督徒拒绝帮助他对付罗马人时，他便杀了他们”。一个名叫尤西比乌斯的基督徒在很久以后著述补充：“这个人是杀人犯，是土匪，只仰仗他的名字，好像对付奴隶一样，声称自己是带来光明的人。”据说，他要求他的每个战士砍掉一根手指以测试他们的忠诚。

星辰之子以耶路撒冷南部的希律城堡为据点，统治他的以色列国：他的铸币上写着“元年：以色列的救赎”。但是，他再次供奉圣殿并恢复献祭了吗？他的铸币上吹嘘“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并刻上圣殿的纹章，但至今没有在耶路撒冷发现他的任何一枚钱币。阿庇安著述说，哈德良和提图斯一样摧毁了耶路撒冷，这句话暗示有一些东西被毁掉了，而横扫一切的叛军们肯定会围攻据守城堡的第十军团，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在圣殿山祭拜，但他们是否这样做了我们不得而知。

哈德良匆忙返回犹地亚，把他最优秀的指挥官朱利叶斯·塞维鲁（Julius Severus）从不列颠召回，他还集结了七个乃至十二个罗马军团。据狄奥·卡西乌斯（此人是记录这场无名战争的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之一）所说：“他们出发同犹太人作战，他们毫不留情地处置这些发了疯的人。”“他杀死成千上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尸体成堆，而且根据战争法，征服了这块土地。”塞维鲁到达后采用了犹太人的战术：“把敌人分割成小团体，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把他们关起来。”这样他就能“镇压、消灭他们”。当罗马人逼近时，巴尔·科赫巴需要依靠严厉的威胁来维持纪律：“如果你虐待和你一起的加利利人，”他告诉他身边的一个中尉，“我会给你戴上脚镣，本·阿富鲁尔就是个例子！”

犹太人退到犹地亚的山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那里发现西门的信和他们哀伤的家眷。这些避难者和战士带着他们废弃房屋的钥匙——对那些注定不会归来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还有他们的奢侈品——一个玻璃餐具、皮箱里面的一块梳妆镜、一个木制首饰盒、一把香铲。他们在那里去世，因为他们的所有物品就在他们的骨头旁边摆着。他们破碎的信件简明扼要地记录了关于这场灾难的信息：“直到最后……我们毫无希望……我的兄弟们在南方……这些都在战争中失去……”

罗马人逼近巴尔·科赫巴的最后一个要塞——耶路撒冷以南6英里（约10千米）处的贝塔尔（Betar）。西门本人在贝塔尔的最后抵抗中牺牲了，根据犹太传说，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蛇。“把他的尸体带过来！”哈德良说，西门的头和他脖子上的蛇让哈德良印象深刻。“如果上帝没有杀死他的话，谁会战胜他？”哈德良可能已经返回罗马，但不管怎样，他实施了一场堪称种族灭绝的报复。

“很少有人活下来，”狄奥·卡西乌斯写道，“他们的五十个前哨据点和九百八十五个乡村被夷为平地，58.5万人战死。”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大火”，七十五个已知的犹太定居点不复存在。如此多的犹太人成为奴隶，以至于在希伯伦的奴隶市场上他们的价钱比马还低。犹太人继续在乡村生活，但犹地亚再也没有从哈德良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哈德良不仅禁止行割礼，还禁止犹太人靠近埃利亚，违者处以死刑。耶路撒冷已经消失了，为了将犹地亚从地图上抹去，哈德良故意将犹地亚改名为巴勒斯提纳（Palaestina）——以犹太人古时候的敌人腓力斯丁人命名。

作为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广受称赞，但这次却没有成功可言：他在犹地亚的损失毁了他的一世英名，弄得他精疲力竭。当他向元老院汇报时，他已失去往日的自信：“我很好，军队也很好。”受动脉硬化（如他的雕塑中描绘的耳垂分裂而体力不支）和水肿的折磨，哈德良杀死了任何可能的继承者，甚至包括他那已经九十岁的姐夫，后者诅咒他：“愿他求死不能。”这个诅咒应验了：死不了的哈德良试图自杀。但是，没有一个独裁者像哈德良一样，写下了如此妙趣横生又伤感失意的关于死亡的诗句：

四处流浪、充满魅力的小小灵魂，

是寄宿于身体的客人和伴侣，

如今你将前去哪里？

去黑暗、寒冷、阴郁的地方——

届时，你什么玩笑也都说不出口。

当他最终撒手人寰时——“所有人都痛恨他”——元老院拒绝奉他为神。犹太文学在提到哈德良时始终要加一句：“愿他的尸骨在地狱中腐烂。”

他的继任者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稍微放松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允许他们行割礼；但继哈德良之后，安敦宁的雕像也在圣殿山上树起[7]，以强调犹太圣殿将永不会重建。现在，完全与犹太人分开的基督徒禁不住欢呼。“圣所之所在，”基督徒查斯丁给安敦宁写信说，“已成为诅咒，我们的父辈们享受的荣耀已被火烧得一干二净。”对犹太人来说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帝国的既定政策限制对哈德良的政策进行任何更改。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是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小型罗马殖民地，它没有城墙，现有城市只及原来的五分之二，从现在的大马士革门延伸到链门，这里有两个广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各各他遗址上，有两个温泉浴场，一个剧院，一座仙女庙[nymphaeum，环绕在池边的宁芙（nymph）的雕像群]和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所有地方都装饰着柱廊、凯旋门和雕塑，包括第十军团的一头非常不洁净的大野猪的雕像。第十军团正慢慢从耶路撒冷撤走，因为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不再是威胁，而更多地被视为刺激物。当前往埃及的马可·奥勒留皇帝路过这里时，“通常厌恶令人发狂又无法无天的犹太人”的奥勒留皇帝戏谑地拿这些人与其他叛乱部落作对比：“噢，夸地人，噢，撒马利亚人，我终于找到比你们更难管束的民族！”除神圣外，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自然产业——而第十军团的离去使它更加落后闭塞。

当罗马的和平交接以公元193年的内战结束时，当时主要在加利利和地中海沿岸居住的犹太人开始骚动不安，要么同他们的地方敌人撒马利亚人作战，要么转而支持王位的最终获得者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imus Severus）。这导致反犹政策的缓和：公元201年，新皇帝和他的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拜访埃利亚，他们好像见了犹太领导人——以“王子”著称的犹大·哈纳西（Judah haNasi）。当卡拉卡拉继承王位时，他用戈兰和吕大（耶路撒冷附近）的土地和裁决宗教纠纷的世袭权力报答犹大，他还制定历法，承认犹大是社团领袖——犹太人的族长。

富裕的犹大似乎将拉比的学识和贵族的奢侈结合在了一起，他在加利利修建王庭，用哥特人做保镖，与此同时，他还编纂了后圣殿时期犹太教的口传律法《密西拿》。由于犹大与皇族的关系，加上时间的流逝，犹太人在贿赂了卫戍部队后，被允许在橄榄山或汲沦谷背对被毁的圣殿祈祷。他们相信圣灵住在那里。据说，犹大为犹太人的一个小的“神圣群体”争取得到允许在耶路撒冷定居，在今锡安山上的一个犹太会堂祈祷。但是，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始终没有考虑改变哈德良的政策。

然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渴望从未停歇。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要一日三次祈祷：“愿这是你的意愿，圣殿将在我们有生之年很快重建。”在《密西拿》中，他们将圣殿仪式的每个细节都汇编起来，为它的重建作准备。“一个女人可以戴上她的所有饰品，”口传律法的另一部汇编作品《陀瑟他》（Tosefta）教导说，“但要留出一件小东西来纪念耶路撒冷。”逾越节家宴是以这句话结束的：“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如果他们有幸靠近耶路撒冷，他们会在看见这座被毁之城时举行一个撕破衣服的仪式。即使客居他乡的犹太人也想安葬在圣殿附近，以便审判日到来时第一个复活。于是便有了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

圣殿是有机会重建的，事实上它之前就被重建过并且差点再次被重建。由于犹太人仍被明令禁止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被罗马明确视为威胁的是基督徒。

从235年起，帝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危机，从内到外支离破碎。在东方，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波斯帝国取代帕提亚对罗马人发起挑战。危机期间，罗马皇帝怪罪基督徒是拒绝向他们的神献祭的无神论者，并残忍地迫害他们，尽管基督教与其说是一个宗教，不如说是一个不同教派的组合。[8]但基督徒在基本理念上观点一致：为那些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准备的救赎和死后复生，证实了被他们借用并纳为己有的古老的犹太预言。他们的创始人是以造反者的身份被罗马人杀死的，但基督徒却把自己重塑成一个敌视犹太人，而不是罗马人的宗教。于是，罗马成了他们的圣城；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基督徒住在沿海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成了“天国之城”，而它的实际地点埃利亚只是耶稣在此丧生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然而，当地基督徒延续着关于耶稣受难地和复活地的传说，现在这个遗址埋在哈德良的朱庇特神庙的下面，他们甚至爬进去祈祷，在墙上乱写乱画。[9]

公元260年，在罗马最艰难的时刻，波斯人俘虏了皇帝（皇帝被迫喝下熔化的黄金，然后被取出内脏，填上稻草），而整个东方，包括没有屏障的城镇埃利亚，都被一个年轻女人芝诺比阿（Zenobia）执政的短命帝国巴尔米拉帝国占领。但是，在十二年的时间里，罗马收复了东方。世纪末时，戴克里先皇帝成功地恢复了罗马权威及对旧神的崇拜。然而，基督徒似乎在破坏复苏。299年，在叙利亚的一次阅兵礼中当戴克里先给众神献祭时，一些基督教士兵手画十字，非基督教占卜者宣布占卜术因此失效。当戴克里先的宫殿被火烧毁时，他把这事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迫害活动，处死基督徒，烧毁他们的书，摧毁他们的教堂。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时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方的新皇帝是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他用斧头、炙烤和肢解加大了屠杀基督徒的力度；而西方的皇帝则是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一个强壮的、在约克称帝的伊利里亚士兵。已经得病的他此后不久便去世了，公元306年7月，大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拥立了他年轻的儿子君士坦丁为皇帝。君士坦丁将用十五年时间先征服西方，再征服东方，更重要的是，和大卫王一样，他将用一个决定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命运。

[1]　至于韦斯巴芗，他因为在意大利修建公共厕所而得到了最好的纪念，这些公共厕所至今仍被称为“vespasianos”。

[2]　韦斯巴芗的钱币上，代表犹地亚的女性人物形象被捆绑着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旁边是倚在自己矛上的高高在上的罗马，以此吹嘘“JUDAEA CAPTA”（犹太俘虏）。耶路撒冷宝藏的命运仍然是个谜。455年，汪达尔国王金塞里克洗劫罗马并将圣殿珍宝带到迦太基，后来这些东西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将领贝利撒留截获，后者又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将烛台送回了耶路撒冷，但614年，它很可能又被波斯人掳去。无论如何，它就此消失了。由提图斯的胞弟图密善修建的提图斯凯旋门显示，烛台的枝架向上延伸，与三叉戟相像：它可能经过改装，或者是艺术家的失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化的烛台（除了异教标志外）成了哈努卡节使用的以及作为以色列标志的现代犹太烛台的原型。

[3]　希律·亚基帕二世获得的奖赏是黎巴嫩的一个扩张的王国。他可能不想统治废墟中的犹地亚，但他可能考虑过在罗马的政治生涯。公元75年，为和平圣殿的落成典礼（展出了圣殿的一些器皿）拜访罗马之际，希律·亚基帕二世被授予执政官的头衔。希律·亚基帕二世在公元100年前后去世，他的统治期经历了十个皇帝。他的亲戚成为亚美尼亚国王和奇里乞亚国王，还有最终成为罗马执政官的。

[4]　这是一个未完工的家族墓，这家人可能在围城期间丧生，所以这个地点适合犹太人聚在一起哀悼圣殿。这些朝圣者雕刻的希伯来语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

[5]　这令罗马人很不高兴。希腊人的爱情是传统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凯撒、安东尼、提图斯和图拉真都是我们所说的双性恋者。但是，与我们现在的道德理念相反的是，罗马人认为与男孩们性交是可以接受的，与成年男人性交则不然。然而，即使在安提诺乌斯成年后，哈德良仍无视他的妻子，把他的情人当作伴侣。

[6]　哈德良的建筑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保留了下来：汉扎伊街9号的扎拉提莫糖果店将哈德良朱庇特神庙大门的遗迹和主广场的入口联结在一起。这家商店是在1806年由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扎拉提莫的奥斯曼长官开办的；现在这个巴勒斯坦蛋糕王朝的长老萨米尔·扎拉提莫仍经营着这家糖果店。哈德良的城墙向另一个古老的巴勒斯坦家族企业阿布·阿萨布的果汁店的方向延伸，接着是俄国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哈德良小广场的拱门在苦路上保存了下来，许多基督徒错误地以为这是彼拉多说“Ecce homo”（人在这儿），将耶稣介绍给群众的地方。事实上，拱门是一百年后的产物。大马士革门的地基已经被发掘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它在哈德良时代的富丽堂皇。现在的主干道哈盖伊或埃尔瓦德是沿哈德良大道的路线修建而成的，哈德良大道已经在西墙广场被发掘出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和后来的基督教史料《复活节编年史》暗示朱庇特神庙就建在圣殿山上。这是有可能的，但尚未发现神庙的任何痕迹。

[7]　就在圣殿山南墙双子门（Double Gate）装饰剖面的正上方倒刻着这样一句铭文：献给皇帝凯撒·提图斯·埃利乌斯·哈德良·安敦宁·奥古斯都·毕尤，由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安敦宁·毕尤的骑马雕像的基座，圣殿山上也有他的骑马雕塑。它想必曾遭到劫掠，然后被建造此门的倭玛亚哈里发再次利用。

[8]　诺斯替派（The Gnostics）是这些教派中的一个：他们相信神圣之光只对少数几个拥有特殊知识的精英释放。1945年，埃及农民在一个罐子里发现的始于2或3世纪的十三个圣书抄本揭示了更多的东西——并引出了许多糟糕的电影和小说。在《彼得启示录》和《雅各启示录（一）》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的替身。《腓力福音》中零星提到耶稣亲吻抹大拉的马利亚，从而坚定了一些人对于他们可能结婚的猜测。2006年出现的《犹大福音》似乎将犹大描述成耶稣完成受难的助手，而不是叛徒。这些文本可能在4世纪基督教皇帝开始取缔异端时被藏了起来，但“诺斯替”这个词出自希腊语中的“知识”，是18世纪时出现的。犹太基督徒人数很少，他们以拒绝接受童贞女生子，尊耶稣为犹太人先知的伊便尼派人——穷人——身份延续到公元4世纪。至于主流基督徒，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的社团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他们越来越鄙视被他们称作乡巴佬的非犹太人——pagani，“异教徒”（pagan）这个词就是来源于此。

[9]　在发掘古老的亚美尼亚小教堂圣海伦娜教堂时，亚美尼亚考古学家打开了一个拥有最迷人的涂鸦的空地（现在的瓦尔达小教堂）：这里粗略地画着一艘船和一句拉丁语：“Domine ivimus”（上帝，我们来了），引用了《圣经·诗篇》第122章的一句话，以此开始：“In domum domini ibimus”（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这遗迹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证明在异教徒的埃利亚，基督徒秘密地在朱庇特神庙下祈祷。

第三部分　基督教

耶路撒冷——它是大君的京城。

《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5节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

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

犹地亚是万省之中最尊贵的，这座城就是犹地亚最尊贵的。

圣哲罗姆，《书信集》

耶路撒冷博采世界各地美景，成就了现在的名胜。在这里，男男女女朝圣者熙熙攘攘，所有的诱惑也一并登场。

圣哲罗姆，《书信集》

15

拜占庭的盛世

公元312年—公元518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胜利之神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入侵意大利，在罗马城外向他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发起进攻。战斗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中出现闪亮的十字”，和十字一起遮天蔽日的是这行文字：“凭此十字你将克敌制胜。”于是，他用代表耶稣基督的符号（Chi-Rho），希腊语中“基督”（Christ）一词的前两个字母，装饰士兵的盾牌。第二天，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他赢得了西方。在这个占卜和幻象盛行的时代，君士坦丁相信他的能力来自基督徒的“至高无上的神”。

君士坦丁是一个粗鲁的士兵、一个神圣有远见的人、一个杀人如麻的独裁者、一个披荆斩棘争夺权力的政客。然而，一旦站在人类权力的最高峰，他想到的却是建立一个统一在同一个宗教和同一个皇帝之下的帝国。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粗脖子、鹰钩鼻，妄想症使他经常突然杀死家人和朋友。他长发披肩，戴着俗艳的手环，穿着珠光宝气的长袍，欣赏着权力的圣典。他与哲人和主教辩论，设计出美丽的建筑，并在宗教方面表现得极为大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在那一刻接受了基督教，尽管像许多盲目自信的人一样，他爱他的母亲海伦娜，而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如果说君士坦丁的个人皈依和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经历的一样充满了戏剧性，那么他对基督教的政治接受则是循序渐进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带来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君士坦丁所能理解的语言：耶稣基督成了胜利之神。君士坦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羔羊：他很快便以使徒的同仁（Equal of the Apostles）自居。他把自己鼓吹成受神庇护的军事将领，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罗马皇帝和希腊国王一样，经常把自己和守护神等同。君士坦丁的父亲尊奉无往不胜的太阳神，从而朝一神教迈出了一步。但是，基督教不是必然的选择——它完全是君士坦丁一时的兴起之作。公元312年，摩尼教（Manichaeanism）和密特拉教（Mithraism）的受欢迎程度不比基督教低，而君士坦丁原本很有可能选择其中一个——如果这样的话，现在的欧洲就会是密特拉教或摩尼教的欧洲。[1]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乌斯（Licinius）在《米兰敕令》中给予了基督徒宽容和特权。但是，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五十一岁时才打败李锡尼乌斯，统一了整个帝国。他试图在他的疆域范围内强制推行基督教的贞洁，禁止异教徒献祭，取缔圣神卖淫、宗教狂欢和角斗士表演，而以战车比赛取而代之。那一年，他把首都东迁，在亚欧两洲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一个叫“拜占庭”的希腊城镇遗址上建造了他的第二个罗马城。这个城市很快便以“君士坦丁堡”著称，它有自己的主教，现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和罗马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主教一起，成为基督教的统治力量。这种新的宗教信仰与君士坦丁的新型王权相匹配。早在耶路撒冷的监督者雅各执政早期，基督教就形成了一个由长老和监督者（主教）负责地方教区的等级体系。君士坦丁发现，基督教的这种等级体系与罗马帝国的组织机构平行：一个皇帝，一个国家和一种信仰。

但是，君士坦丁刚把他的霸权和国教绑在一起，就发现基督教是分裂的：《福音书》对耶稣的本质和耶稣同上帝的关系语焉不详。耶稣是一个有着神圣特质的人，还是一个附在人身上的神？既然教会建立了，基督论就变得至关重要，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因为对基督的正确界定将决定人能否得到救赎，进入天国。在我们的世俗时代，只有关于裁减核武器和全球变暖的辩论在感情和强度上可与之匹敌。现在基督教是信仰狂热时代的民众宗教，这些问题既在大街上也在帝国宫殿里争论不已。当阿里乌斯（Arius），一个用流行的顺口溜向庞大人群传教的亚历山大里亚祭司争论说，耶稣从属于上帝，因此他身上人性多于神性时，许多认为耶稣身上神性多于人性的人因此感到沮丧。当地方长官试图镇压阿里乌斯时，他的追随者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动了暴乱。

公元325年，被教义混乱弄得愤怒困惑的君士坦丁把主教们叫过来召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他试图强行贯彻他的解决方案：耶稣是神也是人，他和圣父是一体的。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埃利亚·卡皮托利纳（耶路撒冷）的主教马卡里乌斯让君士坦丁注意到这个被忽视的小城镇的命运。君士坦丁知道埃利亚，他可能在八岁时作为皇帝戴克里先的随从之一拜访过此地。现在热衷于庆祝他在尼西亚的胜利并将他的帝国的神圣荣耀展现出来的君士坦丁大帝决定修缮这座城市，创造尤西比乌斯（凯撒利亚的主教，皇帝的传记作者）所说的“在著名的旧耶路撒冷之上建筑新的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委任了一个与耶路撒冷相称的教会作为福音摇篮。这项工作因皇帝致命的家庭纷争而加速了进程。

君士坦丁大帝：家族谋杀

君士坦丁取得胜利后不久，他的妻子福斯塔就指责他最大的儿子（前次婚姻所生之子）副皇帝克里斯普斯（Crispus）性侵她。她是利用君士坦丁的新基督教贞洁观，声称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她，还是说他是一个强奸犯？这实际上是一段变质的风流韵事吗？克里斯普斯不是第一个和继母有染的年轻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想要和继母有染的年轻人，但是皇帝可能已经开始嫉妒克里斯普斯的军事成就。当然，福斯塔也完全有理由讨厌这个阻挡自己儿子登上高位的绊脚石。

无论真相如何，君士坦丁被儿子的淫荡所激怒，他下令处死了克里斯普斯。皇帝的基督徒顾问也对此深感厌恶。这个时候，君士坦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的母亲，站出来调解了。海伦娜曾是卑斯尼亚的一个酒馆侍女，她可能从未与君士坦丁的父亲结婚，但她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现在是当之无愧的皇太后。

海伦娜让君士坦丁相信他被人玩弄了。她可能跟君士坦丁说，事实上是福斯塔试图勾引克里斯普斯，而不是克里斯普斯试图勾引她。君士坦丁决定用一场不可饶恕的谋杀挽回另一场，他下令以通奸罪处死他的妻子福斯塔，让她要么在滚水中烫死，要么在过热的蒸汽房中窒息身亡，这是一个针对非基督教困境的极其非基督教的解决方法。但是耶路撒冷将从这两次谋杀[2]中受益，只是尴尬的基督教歌颂者很少提到这一点。

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全权委托海伦娜装饰基督之城，海伦娜于是启程前往耶路撒冷。[3]她的荣耀将是君士坦丁的忏悔。

海伦娜：第一个考古学家

年逾古稀的海伦娜皇后（钱币上的头像显示，有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梳着辫子，头戴镶着珠宝的皇冠）“带着年轻人的活力”和充足的资金来到埃利亚，她将成为耶路撒冷永垂不朽的建筑师和具有非凡成就的考古学家。

君士坦丁知道耶稣的受难地和埋葬地就在哈德良神庙下面，就像尤西比乌斯所说的那样，神庙中放着“名叫阿芙洛狄忒的肮脏魔鬼的雕像，是无生命的偶像的黑暗神龛”。他已经命令马卡里乌斯主教净化此地，捣毁异教神庙，发掘里面原有的坟墓，并在那里建造一个拥有“最美丽的结构、柱子和大理石，最昂贵耐用的、装饰着黄金的”“世界上最好的”长方形基督教堂。

海伦娜决定寻找真正的陵墓。她必须拆毁异教神庙，挖出铺路石，移走泥土，并确定圣地的位置。皇后的探索想必在小埃利亚引发了令人激动且有利可图的搜索活动。一个犹太人，可能是留在城里的犹太基督徒之一，出示文件引导大家发现了据称是耶稣坟墓的那个山洞。海伦娜还寻找过耶稣的受难地，甚至他受难用的十字架。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考古学家曾像她那样成功。她发现三个木制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一个写着“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之王”字样的木牌和钉死耶稣的钉子。但是哪个十字架是耶稣的？据说，皇太后和主教将这些木块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的床前，当第三个十字架放到她旁边时，这个病人“突然睁开眼睛，恢复体力，从床上坐了起来”。海伦娜“把十字架的一部分和钉子一起寄给她的儿子君士坦丁”，皇帝用这些钉子制作马笼头。此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渴求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物，而用来制作十字架的那棵生命之树，开始取代之前代表耶稣的图形符号，成为基督教的标志。

海伦娜发现十字架的故事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她确实永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她在橄榄山上建造了耶稣升天大教堂和艾琳娜大教堂。她的第三座教堂圣墓大教堂耗费十年时间建成，这座教堂不是一栋建筑，而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建筑群，它正面朝东，从最重要的罗马街道哈德良大道进入（现在的教堂则面朝南方）。参观者拾阶而上，进入中庭，然后依次经过三个入口进入长方形基督堂或殉道堂，这是一个拥有五个过道和成排梁柱的极其美丽的巨大教堂。穿过教堂的后殿便进入神圣的花园，花园是一个用柱廊装饰的庭院，它的东南角是耶稣遇难之丘，此山丘被一个开放的小教堂围了起来。镀金圆顶建筑物（Rotunda，即复活教堂）面朝天空，这样光线能够直接照到耶稣的坟墓上。它的壮观统治着耶路撒冷的神圣空间，嘲笑着圣殿山。海伦娜铲平了那里所有的非基督教神殿，并“下令在原址上撒上污秽之物”，以显示犹太上帝的失灵。[4]

一些年后，公元333年，第一批新朝圣者中一个来自波尔多的无名游客发现埃利亚已经变成一个热闹的基督教圣殿城市。“令人惊叹的”教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却起得很快，而哈德良的雕塑依然屹立在圣殿山的废墟当中。

海伦娜皇太后参观了耶稣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为慢慢开始涌入耶路撒冷、感受它独特神圣性的朝圣者们制作了第一张路线图。海伦娜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已年近八十，她的儿子把十字架的一部分保存在这里，把另一块碎片和木板送到她命名得恰如其分的一座罗马教堂。该教堂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教堂。

凯撒利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嫉妒耶路撒冷失而复得的显赫，他怀疑这个犹太城市“在血腥地杀死耶稣后已经偿付了其邪恶居民的罪恶”，它很可能成为上帝之城。毕竟，三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并不关注耶路撒冷。而尤西比乌斯说的不无道理：君士坦丁不得不面对犹太人的继承权问题，就像新耶路撒冷的创造者不得不将人们对犹太遗址之神圣的注意转移到它的新圣地。

当罗马人奉行多神崇拜时，他们可以容忍其他崇拜，只要这些崇拜不威胁到国家。但一神教要求只承认一种真理，一个上帝。所以，对弑神的犹太人的迫害变得至关重要，他们用自己的悲剧验证了基督教的真理。君士坦丁下令，任何试图阻止其兄弟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要即刻被烧死。[5]然而，一个小的犹太社团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在锡安山的一个犹太会堂中祈祷了一个多世纪，此外，犹太人还小心翼翼地在被废弃的圣殿山上祈祷。现在，“令人讨厌的犹太土匪”（这是君士坦丁对他们的称呼）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被允许踏上圣殿山，波尔多朝圣者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才看见他们在那里对着“穿孔的石头”——圣殿的基石（现在被岩石圆顶清真寺圈了起来），“哀悼并撕扯自己的衣服”。

君士坦丁决定在耶路撒冷庆祝自己登基三十周年，但是这个时候他仍在努力控制令人头疼的主教阿里乌斯挑起的论战——即使阿里乌斯已经在粪便爆炸事件中过世。[6]在君士坦丁给宗教会议下达命令“使教会免遭亵渎并减少我的烦恼”之后，阿里乌斯派信徒仍再次反抗他，从而给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基督教节日，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集会蒙上了阴影。皇帝因病得太重不能前来。他总算在公元337年临终前受洗，并把他的帝国分给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这五人唯一达成一致的是继续维持这个基督教帝国，颁布更多的反犹法令：公元339年，他们颁布敕令禁止罗马人与犹太人通婚，这种行为是“野蛮、可憎的耻辱”。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打了二十年内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这场动乱震动了巴勒斯坦。公元351年，耶路撒冷的一场地震使所有基督徒“无限恐惧”地冲进圣墓大教堂。当加利利犹太人在一个弥赛亚国王的领导下发动叛乱时，他们被皇帝的堂兄弟加卢斯·凯撒大肆屠杀，以至于连罗马人都对这场屠杀感到了厌倦。而今犹太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收获了同情：皇帝决定推翻基督教，并重建犹太圣殿。

叛教者尤利安：修缮耶路撒冷

公元362年7月19日，新皇帝——君士坦丁的侄子尤利安要入侵波斯，在途经安条克时他问一名犹太代表：“你们为什么不献祭？”

“我们不被允许，”犹太人回答说，“请让我们回到那座城市，重建圣殿和圣坛。”

“我会想办法以最大的热忱建造最高神的圣殿。”尤利安回答说。皇帝令人惊讶的回答令犹太人无比激动，他们觉得“建立王国的日子似乎已经到来”。

尤利安一改哈德良和君士坦丁对犹太人的迫害，他把耶路撒冷还给犹太人，归还他们的财产，废除反犹太捐税，并把纳税权和近卫队长官的头衔授予犹太人的大长老希勒尔（Hillel）。罗马世界和波斯世界的犹太人想必会涌入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奇迹。他们清理圣殿山，可能挪走了哈德良和安东尼乌斯的雕像，在被波尔多朝圣者称为国王希西家宫殿的石头周围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犹太会堂。

尤利安害羞，安静，拘谨。一个有偏见的基督徒回忆起他时如此描述：“他有着奇怪的歪脖子，身体前倾，时不时抖动双肩，眼神粗野，走路摇摇晃晃。他那高耸的大鼻子常常发出傲慢的气息，笑的时候神经质且不加控制，总是点头，说话则是结结巴巴的。”但是，这个留着胡须、魁梧健壮的皇帝也很坚决果断。他恢复了异教信仰，偏爱家族昔日的守护神太阳神，鼓励按照传统习俗在异教神庙献祭并开除了加利利教师（这是他对基督徒的称呼），以弱化他们女性化的、非罗马的价值观。

尤利安从未想过统治这个帝国。当君士坦提乌斯杀死他的父亲和他的大部分家人时，他才五岁。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加卢斯和尤利安。公元349年，君士坦提乌斯指定加卢斯为副皇帝，最后却将他斩首，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加卢斯镇压犹太叛乱不力。但是君士坦提乌斯需要在西方安置一个副皇帝，现在只剩下唯一一个候选人。在雅典学哲学的尤利安成了副皇帝，定都巴黎。可以理解，当那位高深莫测的皇帝传唤他时，他必定深感忧虑。受关于宙斯的一个梦启发，尤利安从他的军队那里接受了帝国皇冠。在率领军队向东走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尤利安发现自己成了整个帝国的统治者。

尤利安重建犹太圣殿不仅展现了他的宽容，还是对基督徒声称他们继承了真正的以色列的否定，但以理和耶稣预言圣殿会倒，此举正好证明他们的预言并未成真，而重建犹太圣殿也标志着尤利安在颠覆其叔叔的工作方面所持的严肃态度。此外，在尤利安策划发动波斯战争期间，重建圣殿为他赢得了巴比伦犹太人的支持。尤利安认为希腊异教和犹太一神教之间并不矛盾，他相信希腊人崇拜的犹太“最高神”是宙斯：雅卫不是犹太人独有的。

尤利安命令他在不列颠的代理人阿利皮乌斯重建犹太圣殿。犹太教公会非常担心，因为事情好得令他们难以置信。为了让他们放心，启程前往波斯前线的尤利安给犹太社团写信，重申了他的承诺。在耶路撒冷，兴高采烈的犹太人“找出技术最高超的工匠，搜集材料，清理场地，如此认真地着手这项工作，以至于连女人都开始搬运泥土，还把她们的项链拿出来支付开销”。建筑材料存放在所谓的所罗门马厩中。“在移开之前建筑的残余物后，他们开始清理地基”。

当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时，尤利安率领六万五千名士兵入侵波斯。但是，公元363年5月27日，耶路撒冷发生了地震，这次地震不知为何点燃了建筑材料。

基督徒因这种“异象”而欣喜，尽管他们完全可以放火烧了这些东西。阿利皮乌斯原本可以继续这项工作，但尤利安已经跨过底格里斯河，进入伊拉克。在局势紧张的耶路撒冷，阿利皮乌斯决定等待尤利安回来。此时，皇帝已经开始撤退。6月26日，在萨马拉附近的一场混乱的小冲突中，一位阿拉伯士兵（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将长矛刺入皇帝的身体。肝脏被刺穿后，尤利安试图将长矛拔出来，却因此扯断了自己的手筋。基督徒作家声称他的临终遗言是“Vicisti，Galilaee”（“你征服我了，加利利人”）。接替他的是他的卫队司令，此人恢复了基督教，撤销了尤利安的所有法令，再次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此后又是一个宗教，一种真理。公元391至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使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并开始强制推行这种宗教。[7]

哲罗姆和葆拉：圣徒、欲望和都市

公元384年，一个名叫哲罗姆的脾气暴躁的罗马学者带着一群富裕的基督教妇女来到耶路撒冷。尽管极其虔诚，但他们的旅行一直被性丑闻所笼罩。

年近四十岁的伊利里亚人哲罗姆曾在叙利亚沙漠过着隐士生活，其间他一直受性渴望折磨：“尽管只有蝎子与我为伴，但我很想加入女孩们的舞蹈，我的心因欲望而颤动。”哲罗姆当时是罗马主教达玛苏一世（Damasus I）的文书，而罗马的贵族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达玛苏信心十足地宣布罗马主教提供的神圣祝福直接传承自使徒圣彼得，这是他们向后世至高无上、永无过失的教宗转变的过程中迈出的一大步。而今教会得到贵族的支持，以至于达玛苏和哲罗姆发现自己被一些世俗丑闻缠住：达玛苏被指控通奸，被戏称为“给中年妇女挠耳朵的人”，而哲罗姆，据说他与有钱的寡妇葆拉有染，葆拉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妇女。哲罗姆和葆拉被宣布无罪——但他们不得不离开罗马，于是二人在葆拉的女儿尤斯多琴（Eustochium）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耶路撒冷。

这个十几岁的童贞女的存在，似乎让到处都能闻到性味道的哲罗姆激情澎湃，他把大部分旅行时间花在写短文上，警告性之危险。“欲望，”他写道，“刺激着感官，感官娱乐的文火散发出令人愉悦的光芒。”到达耶路撒冷后，哲罗姆和他虔诚的百万富婆发现这个新城市是神圣、贸易、关系网和性的集散地。这些贵族妇女非常虔诚，梅拉尼娅（Melania，年入十二万磅黄金）是这些贵妇中最富裕的，她在橄榄山上修建了自己的修道院。但许多奇怪的男女挤在这个以宗教热情和感官刺激为主题的公园里，这种混杂所提供的性机会让哲罗姆感到恐惧：“这里聚集了所有的诱惑。”他写道，所有人都是“妓女、演员和小丑”。实际上，“没有哪种可耻行为是令他们不沉迷的”，另一个圣洁但目光敏锐的朝圣者尼撒的格列高利评论道。“诈骗、通奸、偷盗、偶像崇拜、投毒、争吵和谋杀每天都要上演。”

帝国的眷顾、纪念性建筑和源源不断的朝圣者为耶路撒冷各处创造出新的节日和仪式日历，并以复活节为最高潮，而耶路撒冷的新精神地理学也以耶稣受难地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了。名字改变了，[8]传统混淆了，在耶路撒冷真正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是真的。公元4世纪80年代，一位女性先驱，西班牙修女埃格里亚（Egeria）拜访了耶路撒冷，她描述了圣墓大教堂中规模不断扩大的圣物展[9]，现在它包括了所罗门王的戒指和为大卫施膏油礼的油角。这些东西和耶稣的荆棘王冠以及刺穿耶稣肋骨的长矛一起成为圣物。

耶路撒冷的戏剧性和神圣性，促使朝圣者们发疯般地赶来朝圣，这时候真十字架需要特别地加以看护，因为朝圣者在亲吻十字架时会试图啃掉一块。哲罗姆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不能忍受那种夸张的尖叫，因此他搬到伯利恒以完成他的杰作：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但他经常去耶路撒冷参观，并且从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怒骂那些粗俗的英国朝圣者，“在不列颠和在耶路撒冷一样容易找到通往天堂之路”。当看到他的朋友葆拉饱含激情地在圣洁花园的十字架前祈祷时，哲罗姆刻薄地说，她看起来“就像能看见上帝挂在上面一样”，她亲吻耶稣的坟墓“就像一个口渴的人等了很久才喝到水一样”。她痛哭和哀悼的声音太大，以至于所有耶路撒冷人，就连上帝都知道她在呼喊谁。

而他唯一欣赏的戏剧在圣殿山上演；圣殿山仍然一片荒芜，从而印证了耶稣的预言。在每年的阿布月9日，哲罗姆都会愉快地观看犹太人纪念圣殿覆灭的活动：“当圣墓大教堂绚丽夺目、十字架在橄榄山上闪闪发亮的时候，这些杀了神仆的不忠之人、不幸之人，聚集在一起哀悼圣殿的毁灭。一个士兵来向他们收钱，如此他们才被允许多哭一会儿。”尽管哲罗姆会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但他讨厌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抚养孩子就像养虫子一样，他们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怪人，这更加证实了耶稣胜利的真理：“当看见苦难日的情景后，还会再有疑问吗？”犹太人深陷困境的悲惨命运，这使他们加倍地热爱耶路撒冷。对拉比贝雷卡（Berekhah）而言，这幕情景既是神圣的，也是悲惨的：“他们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他们哭着来……哭着走；他们在黑暗的夜晚来，亦在黑暗中离开”。

而现在，由于女皇欧多西亚（Eudocia）开始统治耶路撒冷，犹太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巴尔索玛和武装僧侣

沙文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皇后描绘为丑陋、恶毒的荡妇，抑或是安详的圣徒。而不同寻常的是，皇后欧多西亚因为她精致的面容和优秀的艺术天分而受到历史学者的赞扬。公元438年，狄奥多西二世美丽的妻子欧多西亚来到耶路撒冷，她缓和了犹太人受迫害的局面。与此同时，一位曾经焚毁犹太会堂的苦行者，尼西比斯的巴尔索玛（Barsoma）带着武装僧侣来到了一个他们定期朝圣的地方。

欧多西亚是异教徒和犹太人的保护者，因为她也是个异教徒。她是一位雅典诡辩家的女儿，自小接受修辞学和文学的教育。在遗产被兄弟们瓜分后，她来到君士坦丁堡向皇帝上诉。当时的狄奥多西二世是个温顺的男孩，完全受制于他那虔诚却又粗野的姐姐普尔喀丽娅（Pulcheria）。普尔喀丽娅把欧多西亚介绍给狄奥多西，他立刻对她神魂颠倒并娶其为妻。普尔喀丽娅控制着弟弟狄奥多西的政府，加强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将犹太人从军队和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并把他们降为二等公民。公元425年，最后一位犹太族长迦玛列六世（Gamaliel VI）因修建更多的犹太会堂而被狄奥多西下令处死，犹太族长这一职位也被永远废除。随着欧多西亚权力的不断扩大，狄奥多西册封她为皇后，令她享有和普尔喀丽娅同等的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堂前一块彩色石头上雕刻着欧多西亚的肖像：皇家风范，秀发乌黑，身材苗条，体态优雅，就连鼻子也极为精致。

在耶路撒冷，由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压迫日甚一日，犹太人祈求欧多西亚允许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圣城。欧多西亚同意犹太人在重大节日期间可以公开地访问圣殿山。这对犹太人而言是个极好的消息，犹太人宣布他们所有人“应加速赶往耶路撒冷来过住棚节，因为我们的王国将要建立”。

不过，犹太人的喜悦使得另一位造访耶路撒冷的人极为反感，他就是来自尼西比斯的巴尔索玛，这位叙利亚的僧侣曾是激进的僧侣中新派别的领袖之一。在公元4世纪期间，某些苦行者开始反对社会的世俗价值观和掌教的显赫地位，他们在沙漠中成立修道院，意图恢复最早的基督徒提倡的价值观。“隐士”（hermits）一词在希腊词语中有“荒芜”的意思。这些苦行者认为仅仅知道基督本质的准则信条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正直地生活，因而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过着苦行主义、简朴独身的生活。[10]他们为夸耀圣洁而进行自我鞭笞的壮举被大加赞扬，他们的个人经历被记载下来（最早的圣徒言行录或圣徒传记），他们的修道院吸引了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的苦难变成奇迹的来源。两名圣西门隐士（St Simeons）在高达30英尺（约9.1米）的柱子顶端住了几十年，被称为“高柱修士”。当被问到在柱子上如何排泄时，一位名叫但以理的高柱修士回答说像山羊一样，排干燥的大便。事实上，哲罗姆认为与圣洁比起来，这些人对污秽更感兴趣。这些僧侣根本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耶路撒冷周围有不少新的修道院，城内也有许多修道院，其中有很多受到这些好斗狂热分子的控制。

据说巴尔索玛非常神圣，具有超凡能力，从来没有坐过或躺过，他被幸存的犹太人和撒马利亚偶像崇拜者所激怒，因而决定到巴勒斯坦将他们清除掉。他和他的修士们杀死犹太人并烧毁会堂。皇帝为了恢复秩序而下令禁止暴力活动，但巴尔索玛完全无视这一禁令。现在，在耶路撒冷，巴尔索玛的修道士突击部队将长剑和棍棒藏匿于修士长袍之下，伏击圣殿山上的犹太人，他们用石头袭击并杀死了很多犹太人，然后将尸体扔进水池和院子里。犹太人进行了回击，他们逮捕了十八名袭击者并将他们移交给拜占庭官员，拜占庭官员指控袭击者犯有谋杀罪。这群戴着令人尊敬的修士面具的强盗们被带到皇后欧多西亚那里。他们本应被判谋杀罪，不过当他们供出巴尔索玛时，巴尔索玛就散播谣言说要将这些高贵的基督徒活活烧死。特别是当他将一场碰巧发生的地震作为上帝应允惩罚他们的征兆后，这帮暴徒们转而支持声援他。

如果皇后计划处死基督徒，巴尔索玛的追随者就大声叫嚷“我们会烧死皇后和她身边的人”。巴尔索玛恐吓官员，证明那些犹太受害人没有受伤而是自然死亡。另一场地震加剧了恐慌，耶路撒冷城逐渐失去控制。欧多西亚别无选择，只有默许巴尔索玛的行为。作为准军事组织的“五百支队”修士们在街上巡逻，巴尔索玛宣布“十字架胜利了”。当巴尔索玛的信徒用昂贵的香膏为其施膏油礼时，整座城市都响起阵阵的呐喊声，“就像咆哮的波浪一样”，最终那些杀人犯都被释放了。

尽管存在这场暴力活动，但欧多西亚还是热爱耶路撒冷的。她命人修建了一批新的教堂，满载新的圣物返回君士坦丁堡。但是她的嫂子普尔喀丽娅正在密谋毁灭她。

欧多西亚：耶路撒冷的皇后

狄奥多西送给欧多西亚一个弗里吉亚苹果，而欧多西亚又把苹果送给她的心腹、宫廷重臣帕乌里努斯（Paulinus），帕乌里努斯又把苹果作为礼物呈献给了皇帝。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伤害的狄奥多西，问撒谎的妻子她把苹果怎么样了，欧多西亚坚持说她没有送给别人而是自己吃了。听到这里，狄奥多西拿出了那个苹果。欧多西亚的谎话使狄奥多西想起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曾私下里跟他说的话：欧多西亚和帕乌里努斯有私情。当然这则故事是虚构的——苹果象征着生命和纯洁——但从人性的本质来看，苹果的故事说明，一连串意外事件的演绎最终可能会导致专制帝王的猜忌，进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帕乌里努斯在公元440年被处死。这对皇帝夫妇达成协议，欧多西亚需要光荣地离开君士坦丁堡。三年后，她来到了耶路撒冷，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巴勒斯坦。

即便这样，普尔喀丽娅仍然试图除掉欧多西亚。她派遣宫廷侍卫队队长萨图尼乌斯杀害了欧多西亚的两个随从，但欧多西亚很快就把萨图尼乌斯杀掉了。在这场皇室阴谋逐渐平息后，欧多西亚终于可以自行决定各项事务了。她为自己和耶路撒冷主教修建宫殿，在圣墓周围修建收容所，这些建筑存在了长达数世纪之久。她还修建了自提图斯以来的第一座城墙，将锡安山和大卫城围住。至今在这两地仍能看到她修建的城墙遗迹。她的多层教堂环绕西罗亚池而建，教堂的柱子至今仍然屹立于池水中。[11]

罗马帝国因为再次兴起的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陷入混乱。如果耶稣和圣父是“一个本体”，那耶稣如何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公元428年，君士坦丁堡新的大主教聂斯托留（Nestorius），不讲策略地强调基督的人性和双重性，宣称圣母马利亚不应该是上帝之母、生神者，而仅仅是基督之母。他的敌人，一性论者则坚持认为，基督的一性中同时具备人性和神性。在帝国宫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后街小巷，基督二性论者对一性论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尼撒的格列高利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观点，“你找一个人换零钱，他会向你提出一个涉及出生还是尚未出生的哲学问题；如果你向他询问一片面包的价钱，他会这样回复你：‘圣父更加伟大，圣子次之’；如果你问他是否能洗澡了，你收到的回复则是圣子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狄奥多西死后，两位女皇都面对基督本质论的分裂这一问题。在君士坦丁堡掌权的普尔喀丽娅支持基督二性论说，但像大多数东正教徒一样，欧多西亚是个一性论者。普尔喀丽娅不失时机地将欧多西亚驱逐出了教会。耶路撒冷的主教尤维纳利斯（Juvenal）支持普尔喀丽娅，因此信仰基督一性论的耶路撒冷人动员起来将他驱逐出该城，但尤维纳利斯却利用了这一困境。长久以来基督教由四大主教辖区统治——罗马和东方三大教区。但是耶路撒冷的主教一直试图将该地区提升到主教辖区的地位。现在，尤维纳利斯以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获得了教区主教的职位。最终，在公元451年的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上，普尔喀丽娅强制推行折中方案：基督二性合一，耶稣既是“完美的神、亦是完美的人”。欧多西亚同意了新的准则并与普尔喀丽娅达成和解。这个折中方案一直延续到今天，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都承认这条信纲。但遗憾的是，基督一性论者和聂斯托留派出于相反的原因拒绝承认这条信纲，因此永远地从东正教中分离了出去。[12]

当时西罗马帝国正面临着匈奴王阿提拉的威胁，并因此日趋崩溃，而慢慢衰老的欧多西亚正在写作希腊诗歌，修建她的圣斯蒂芬教堂。如今这座教堂已化为乌有，它就位于大马士革门的正北方。公元460年，欧多西亚与第一位殉教者的遗物一起被埋葬于此。

16

拜占庭的衰落：波斯入侵

公元518年—公元630年

查士丁尼和舞女皇后：拜占庭的耶路撒冷

公元518年，查士丁尼三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叔父査士丁刚登上王位，但查士丁尼发现自己才是东罗马帝国的真正掌权者。那位年老的皇帝查士丁是来自色雷斯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他把一切国家事务交给自己聪明的侄子彼得打理，彼得后来更名为查士丁尼。[13]查士丁尼不是大权独享的。他的情妇狄奥多拉（Theodora）是蓝派赛车队一名驯熊师的女儿，她在满身汗味的赛车队员、声名狼藉的浴池以及君士坦丁堡竞技场血腥的熊坑中被抚养长大。狄奥多拉早年是一个脱衣舞女郎，据说她天赋异禀，可以同时满足三个男人。她在色情宴会中的节目之一，便是赤裸地躺在舞台上，四肢伸展，呈“大”字形，一群鹅像叼啄谷粒一般亲吻“这热情花朵的花萼”。毫无疑问，这位皇室史学家对这些情色描写有夸张的嫌疑，他肯定是厌倦了每日歌功颂德的工作，才写出这么极端的文字。不管真相如何，查士丁尼发现他难以抗拒狄奥多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为了和她结婚，查士丁尼决定修改法律。尽管她的诡计多端使查士丁尼的生活变得复杂，但是狄奥多拉也磨砺了查士丁尼原本缺乏的意志力。在尼卡暴乱中，当查士丁尼几乎失去君士坦丁堡并打算弃城而逃时，狄奥多拉告诉他，她宁愿身着帝王紫袍而死，也不肯如凡人一般苟活，最后她调派将领屠杀了叛乱者。

多亏了保存于拉韦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里的写实画像，我们才得以知道查士丁尼是个脸型瘦削、有着不讨人喜欢的红面颊的人，而狄奥多拉却面容精致、肤色白皙、表情冰冷，有着闪亮的眼睛和饱满的双唇，嘴巴微微撅起。她的头上和胸前佩戴有珍珠项链，双眼直视着人们，使人略感不适。他们是最高的政治搭档。无论出身如何，他们都缺乏幽默感，对待帝国和宗教毫无慈悲之心，极其严肃。

作为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讲拉丁语的皇帝，查士丁尼坚信其毕生使命是恢复罗马帝国和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在其出生前不久，罗马帝国末代皇帝被一个日耳曼首领赶出了都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加强了罗马主教，即后来的罗马教皇的威望，东西方的差异也就此出现。查士丁尼通过战争、宗教和艺术，在促进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过程中取得了震惊世人的成功。他重新占领了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南部，但他同时也面临波斯人的数次进攻，当时的波斯有几次几乎占领了整个东方。这对帝国夫妇将他们的基督教帝国赞誉为“人类最初和最伟大的祝福”，他们大力打压同性恋、异教徒、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查士丁尼下令取缔原先合法的犹太教，禁止在复活节之前举行逾越节，还把犹太会堂改建成基督教堂，并且强迫犹太人受洗，篡改犹太历史。公元537年，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为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圆顶圣索菲亚教堂（Church of Hagia Sofia，“索菲亚”意为“神圣智慧”）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说道：“所罗门，我已经超越你了。”随后他转向耶路撒冷，向所罗门圣殿吹起号角。

公元543年，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开始修建长方形基督教堂——新圣母马利亚上帝之母教堂[14]。教堂大概400英尺（约122米）长，187英尺（约57米）高，墙壁有16英尺（约4.9米）厚，特意设计为背对着圣殿山，以压制所罗门圣殿的光辉。查士丁尼的将军贝利撒留占领了破败不堪的迦太基都城，在那里，他发现了当年提图斯在圣殿抢掠到的犹太烛台。当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为贝利撒留举行完展示其战绩的凯旋式之后，烛台被送到耶路撒冷——很有可能是被用来装饰查士丁尼的新建教堂了。

圣城实施的是正统基督教的仪式。[15]朝圣者从北部的哈德良大门进入，然后一路沿着卡尔多路行走，那是一条平坦并有石柱的街道，大概有40英尺（约12.2米）宽，足够两辆马车同时行进。街道两侧有大量店铺，一直延伸到新教堂处。富裕的人们住在圣殿山南部和西南部的两层府邸中，它们都围绕庭院而建。其中一个府邸上写着：“生活在这座府邸中的人们是幸福的”。这些房屋、教堂甚至商店都用耀眼的马赛克装饰着，很可能是亚美尼亚国王委托他人用光彩耀人的马赛克装饰出苍鹭、白鸽和雄鹰图案的（谨以此“纪念和拯救所有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名字的亚美尼亚人”）。更为神秘的则是那栩栩如生的半基督教化的马赛克图案，图案上是淘气的俄尔浦斯正在弹奏他那七弦竖琴，这个图案是世纪之交在大马士革门的北部被发现的。富有的拜占庭妇女身着镶有金色、红色、绿色花边的长袍，踩着红色的鞋子，戴着长串的珍珠、项链、耳环。一枚金戒指在耶路撒冷被挖掘出来，戒指上镶嵌着圣索菲亚教堂的小模型。

这座城市能够容纳多达数千名的朝圣者：贵族们可以与族长住在一起；贫穷的朝圣者可以住在查士丁尼的济贫院内，院内有三千个床位；苦行者居住于群山环绕的山洞内，这些山洞大多是古老犹太人的墓穴。富人死后，会被安放在石棺中下葬，石棺外面两侧除了装饰有壁画之外，还配备有铃铛，以保护逝者免受恶魔骚扰。穷人的尸体则往往被丢弃在血田里那些无名荒冢之中。总是有很多能够激怒哲罗姆的诱惑：由蓝党和绿党支持的竞速车赛在竞技场里举行。耶路撒冷的一块铭文上写道：“蓝党获胜，万岁！”

狄奥多拉在新教堂完工之后不久就得癌症去世了，而查士丁尼一直活到公元565年，以八十岁的高龄统治帝国长达五十年之久。他扩张帝国的成就可以和奥古斯都及图拉真媲美，这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到了世纪末，帝国呈现出鞭长莫及、脆弱不堪的迹象。公元602年，一位将军夺去了皇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挑唆蓝党和绿党展开竞争，并且强制性地要求犹太人改宗。蓝党和绿党是由体育发烧友和政治流氓组成的，他们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大打出手，“整个城市充满了犯罪和谋杀的流氓”。最终绿党获胜，但是拜占庭军队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镇压了起义。

波斯国王库斯鲁二世（Khusrau II）十分关注这场骚乱。在他幼年时期，拜占庭皇帝莫里斯曾帮助他登上波斯王位。但是当莫里斯去世的时候，库斯鲁就找到了入侵东方的理由，期望一战攻下君士坦丁堡并占领拜占庭帝国。耶路撒冷即将遭遇过山车般的动荡年代，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我们将见证耶路撒冷相继被四种不同宗教所掌控：基督教、祆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波斯沙王和皇家野猪：疯狗的怒吼

波斯以他们的重装骑兵作为急先锋，占领了罗马控制下的伊拉克，接着又迅猛进军叙利亚。安条克城的犹太人由于长期遭受拜占庭的压迫而起义响应。随着英明的波斯指挥官，即鼎鼎有名的夏赫巴勒兹（Shahrbaraz，即“皇家野猪”）向南方进军时，安条克和提比里亚的两万犹太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中的主教撒加利亚要求谈判，但是赛车场上的政治流氓们控制了街头，拒绝谈判。于是波斯军队和犹太人破城而入。

耶路撒冷，事实上是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现在都归波斯年轻的王中之王、沙中之沙（Shan-in-Shan）库斯鲁二世所有，他的新帝国从阿富汗绵延到地中海。这位沙王的祖父是当年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纵火焚烧安条克城的最伟大的萨珊王朝统治者。但是他却经历了一段屈辱的童年，他曾在敌对的贵族家庭中作为人质，长大成人后成为一名偏执狂般的狂妄自大的人，他不惜以极度奢侈的方式炫耀其权力：他有一面130英尺（约40米）长、20英尺（约6米）宽的虎皮旗帜；他的宫殿修建在国王温泉之上，里面的地毯有1000平方英尺（约93平方米），上面镶嵌有金子和纺织花纹勾勒出的皇家园林的图案。他的地宫——用来豢养女人的凉爽的地下宫殿——能够容纳三千嫔妃。他有可能还在都城泰西封（Ctesiphon，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宫殿，殿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会客厅。午夜，国王骑着黑色骏马，身着镶嵌珠宝的镂金长袍，盔甲在夜色中闪耀金色光芒。

沙王虽然信仰袄教，但他的臣民中确有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与一名可爱的基督教徒希琳结婚。根据传说，他是通过派遣他的情敌去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得到他的妻子的，这项任务就是开凿出通往贝胡斯坦山巅的阶梯。

在占领耶路撒冷后，沙王的指挥官——皇家野猪便继续移师征服埃及，但是他刚离开，耶路撒冷原住民就掀起了反抗波斯人和犹太人的起义。皇家野猪立刻飞奔而回，包围耶路撒冷长达二十天之久，并摧毁了橄榄山和客西马尼所有的基督教堂。波斯人和犹太人从圣城东北面的城墙开始挖地道，那个地方一直都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公元614年5月初，在围困圣城的第二十一天，他们攻破耶路撒冷，根据当时的目击者僧侣斯特拉提格斯（Strategos）回忆：“他们愤怒异常，好似愤怒的野兽一般”“人们躲藏在教堂里，但是他们却满腔愤怒地摧毁了教堂，咬牙切齿，像疯狗一般屠杀掉所有他们发现的人”。

三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屠杀殆尽。族长和三万七千名基督徒被掳掠至波斯。当幸存者站在橄榄山上，“注视着耶路撒冷，火焰宛如从熔炉中喷薄而出，直达云霄，他们瘫坐在地，不停地哭泣和哀嚎”，灰烬不断掉落到他们的头发上。他们眼睁睁地目睹圣墓大教堂、新教堂、锡安山上的圣母教堂以及亚美尼亚圣雅各大教堂被地狱所吞没。基督教圣物——长矛、海绒以及真十字架——被送往库斯鲁德宫殿，国王将这些都送给了皇后希琳。她将这些东西保存于她在泰西封的教堂内。

于是，在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圣殿六百年后，皇家野猪又把耶路撒冷还给了犹太人。

尼希米二世：犹太人的恐怖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压迫，犹太人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名叫尼希米的人的领导下，狂热地计划着向直到数周之前仍在迫害他们的基督徒复仇。波斯人把数千名无关紧要的人囚禁在玛米拉池（Mamilla Pool），那是一个很大的水库。根据基督教相关资料记载，他们被迫面临直到最近犹太人还在面临的同样抉择：改宗或死亡。一些僧侣改宗犹太教；其他人则选择殉教。[16]愉悦的犹太人开始重新祭祀他们的圣殿山，因为犹太人现在“献祭”[17]，弥赛亚的热情在犹太世界响彻四方，激起了《所罗巴伯书》的热情。

波斯国王此时已经占领了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小亚细亚半岛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多条必经之路。只有推罗这一个城市仍然举兵反抗波斯，于是波斯就命令犹太指挥官尼希米去攻占推罗。但是犹太军队由于进攻失败而逃离推罗，而这时候波斯国王也意识到，基督徒越多就越有作用。公元617年，在犹太人统治耶路撒冷三年后，皇家野猪将犹太人逐出圣城。尼希米抵抗这一决定，但终被打败，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以马忤斯（Emmaus）被处死。

圣城重新回到基督徒手里，犹太人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犹太人像之前的基督徒一样从圣城东门离开，一路向耶利哥而去。基督徒们发现圣城已遭到严重破坏：主教不在圣城时，代替主教行使职权的僧侣莫德斯托（Modestos）尽心竭力地想要恢复圣墓大教堂，但是耶路撒冷再也无法恢复到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辉煌了。

从提图斯开始，犹太人曾三次获得重新在圣殿山进行自由祈祷的机会——一次也许是在巴尔·科赫巴时期，后两次则是在尤利安和库斯鲁时期——但是犹太人在之后长达一千三百五十年之久的历史中都无法再次控制圣殿。对于此时的战胜者波斯人来说，他们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拜占庭皇帝，这位皇帝有着一个与其相称的名字——希拉克略（Hercules）。

希拉克略：第一个十字军战士

头发金黄，高大伟岸，希拉克略看起来俨然就是一位帝国的拯救者。他是北非总督的儿子，同时也拥有亚美尼亚人的血统。当他于公元610年登上皇位的时候，东方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波斯人之手，在此种形势下，事情发展似乎不会再有更坏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希拉克略在抵抗进攻时，被皇家野猪打败。皇家野猪趁胜追击，攻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直指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只能主动提出签订屈辱和约，从而为自己重建拜占庭力量和谋划复仇大计争取喘息时间。

公元622年的复活节是星期一，希拉克略率领一支军队，并非（如预期的那样）穿越黑海到达高加索地区，而是绕过地中海沿岸的伊奥尼亚海岸来到伊苏斯海湾，他从那里进攻内陆，并打败了皇家野猪。尽管当时波斯人已经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希拉克略依然将战场开辟到了波斯人的国土上。第二年，他依然采取同样的策略，率军通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捣波斯国王库斯鲁在甘扎克（Ganzak）的皇宫。波斯国王只好撤退。希拉克略在亚美尼亚度过了冬天，接着于公元625年，以惊人的用兵技巧，阻止了三支波斯军队的会师，并一一将其击败。

在这场充满狂野赌博和巨大野心的战争中，波斯沙王再次反败为胜。他派遣一名将军去夺取伊拉克，另派皇家野猪与以劫掠为生的游牧部落阿瓦尔人结成联盟，一同围攻君士坦丁堡。波斯沙王自称“众神之中最为高贵者，整个世界的王者与主宰”，他写信给希拉克略说：“你说你自己信仰上帝，那为何上帝当时没有从我手中解救出凯撒利亚、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难道我不能将君士坦丁堡同样夷为平地？我不是已经摧毁你们希腊人了吗？”希拉克略派遣一支军队在伊拉克作战，让另一支军队防守首都，他自己则雇佣了四万名突厥游牧骑兵组成第三支军队。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但是沙王却开始嫉妒皇家野猪。他那过于自负的傲慢态度以及自认为作为全世界主宰的残忍性，已经离间了他与其他贵族之间的关系。他写信给皇家野猪的副官，命令其将将军杀掉，自己担任指挥官。希拉克略拦截了这封信，并邀请皇家野猪进行会晤，向他展示了这封信，于是双方结为秘密联盟，君士坦丁堡因此得以获救。

皇家野猪从亚历山大里亚撤军，接着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希拉克略则用军舰将自己的部队通过黑海运送至高加索地区，然后与他的可萨骑兵一道进攻波斯。他在谋略上比波斯军队智高一筹，主动迎战并在决斗中杀死三名波斯将领，随后击败他们的主力部队，直到沙王都城门下才停兵。库斯鲁的盲目不妥协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被俘获之后，他被关在地牢——黑暗之屋（House of Darkness）中，在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杀害，接着他也被折磨致死。波斯人同意维持原状。皇家野猪同意迎娶希拉克略的侄女，并向希拉克略透露了真十字架的藏匿之所。在使用一系列黑暗的阴谋诡计之后，皇家野猪终于夺取了波斯王冠，但不久之后即被暗杀。

公元629年，希拉克略和他的妻子（也包括他的侄女）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将真十字架运往耶路撒冷。他赦免了提比里亚的犹太人，因为他曾居住在那里一个富有的犹太人本雅明的府邸里，本雅明还陪同他一块儿去了耶路撒冷，并在同去的路上改信基督教。他允诺犹太人将不会再有复仇，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定居。

公元630年3月21日，此时希拉克略六十岁，他已经精疲力竭、头发灰白，他骑行到耶路撒冷的金门前，这是他专门为了这一特殊时刻而建造的。[18]这座精致的大门对于亚伯拉罕系三大宗教来说，成为末日审判时弥赛亚将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最具说服力的神秘之门。在大门那里，皇帝下马抱着真十字架进入耶路撒冷。据说当时希拉克略曾试图穿着拜占庭长袍经过大门，不料大门瞬间变成一道坚固的城墙，但是当他表现出谦卑的样子时，大门重新打开迎接他的皇家卫队。

当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护送到圣墓大教堂时，教堂已被莫德斯托主教打扫一新，希拉克略行走之处均被铺上红毯，洒满芳香的花瓣。曾经，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帝国，现在皇帝的回归仿佛昭示着天启的存在，弥赛亚的末代皇帝将要扫平基督教的所有敌人，并将权力移交给耶稣，他将一直统治到末日审判那一天。

基督徒希望报复犹太人，但遭到希拉克略的拒绝，直到有僧侣愿意通过斋戒来为希拉克略违背与犹太人的誓约赎罪。于是希拉克略驱逐了所有仍在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人被杀害了。之后他又强迫所有犹太人改宗。

在远离圣城的南部地区，阿拉伯人并不认为希拉克略已经获胜，相反认为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穆罕默德声称“罗马人已经被打败”，这位阿拉伯的领导者刚刚将阿拉伯部落统一于他那神圣启示《古兰经》之下。当希拉克略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穆罕默德派人在御道袭击了皇帝的人马，以刺探拜占庭的防御能力。阿拉伯人遭遇了拜占庭的一小支部队——但不久之后他们就撤退了。

希拉克略此时并没有注意到，分散的阿拉伯各部落已经侵扰巴勒斯坦长达数个世纪之久。拜占庭人和波斯人都把阿拉伯人作为中间力量以期拉拢利用。希拉克略甚至还为自己的军队招募了很多阿拉伯士兵。

第二年，穆罕默德又派人去袭击拜占庭，但是此时的穆罕默德已经年迈，他那辉煌的一生也即将走到尽头。希拉克略离开了耶路撒冷，返回君士坦丁堡。

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1]　起初，君士坦丁把所向披靡的太阳神和基督徒的上帝混为一谈，在一些钱币上铸十字架，在其他钱币上铸太阳神，并且保留了异教的大祭司。321年，君士坦丁宣布星期天——太阳神的日子——为基督教的安息日。密特拉教是在罗马军队中拥有追随者的波斯密教。至于摩尼教，帕提亚先知摩尼（Mani）宣称，存在是光明和黑暗的永恒斗争，最终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和启发。现在只有“摩尼”这个词延续了下来，用来形容将人的一生视为善恶之争的世界观。

[2]　杀死自己的儿子后，君士坦丁成功加入了包括大希律、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苏莱曼大帝在内的皇家弑子女者行列。希律、克劳狄皇帝和亨利八世还处死了自己的妻子。

[3]　但她不是君士坦丁家族第一个出现在那儿的女士。福斯塔的基督徒母亲尤特罗皮娅在她女儿被杀时已经身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为了监督皇帝计划的执行。她随着女儿的垮台而失势，几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4]　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建成和发现的确切顺序。提供该时代记录的凯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只提到皇帝的命令和马卡里乌斯主教建造圣墓大教堂的行动（没有关于海伦娜在发现十字架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任何记录）。但是，他认为橄榄山上的耶稣升天大教堂的建造是海伦娜的功劳。后来，索佐门（也是当地的一个基督徒）讲述了海伦娜和十字架的故事。在俄国人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中仍能看到君士坦丁城墙的一些部分：君士坦丁的建筑师们惯于在石头缝隙中填上大理石。君士坦丁的教堂不是在异教神庙的基础上建造的，而是以世俗的长方形柱廊大厅和皇帝的观众厅为基础建成的。教堂典礼和教士服装则以宫廷典礼和服饰为依据，以为天国之王的代表推举一个与皇帝的代表相平行的等级体系。

[5]　直到尼西亚会议前，复活节仍然和逾越节是同一天，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受难的。如今，君士坦丁对犹太人的仇恨使他决定永远改变这个节日。君士坦丁下令，复活节应该定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的星期天。这个历法系统一直在全世界通用，直到1582年东西方历法出现分化。

[6]　同君士坦丁会面后，阿里乌斯在穿过君士坦丁堡时感到“肠子的蠕动”。在他到达方便之所前，苏格拉底·所奎德在著述中说，阿里乌斯的内脏器官在广场中央爆裂，他的肠子、肝脏和脾脏从体内流出，这显然证明了他的异端邪说是邪恶的化身。然而，阿里乌斯教派在君士坦丁死后仍继续存在，并得到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支持，直到被狄奥多西一世再次打入地狱。公元381年，狄奥多西一世裁定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耶稣等同于圣父，和圣父同质。

[7]　犹太人的这个非常短的繁盛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可能有一个小线索。在西墙的上端发现了一段希伯来铭文，上面写着：“当你看到这段话时，你的心会感到欢喜，你的骨头会像嫩草一样茁壮成长。”就第二圣殿而言，它在墙上的位置高不可及，但在这个时期，地面要比现在高得多。一些学者认为，这表达了犹太人对耶路撒冷重建的欢喜之情。更有可能的是，它与10世纪的一座公墓有关：在这块土地下面发现了尸骨。

[8]　“锡安”最初是圣殿南边大卫城之城堡的名字，但后来成了圣殿山的代名词。现在，“锡安”是基督徒给西山所取的名字。333年，波尔多朝圣者已经叫它锡安了。390年，耶路撒冷主教在耶稣享用最后晚餐的遗址上建了华丽而巨大的锡安母教堂。耶路撒冷进行动态再造和文化盗窃的天赋是无止境的——而它确实使名字非常令人迷惑。比如：在它前面屹立的、拥有巨大圆柱的哈德良的尼波利斯门在阿拉伯人称呼它圆柱门之前有几个世纪叫圣斯蒂芬门（St Stephen's Gate），后来又叫纳布卢斯门（Nablus Gate，尼波利斯成为今天的纳布卢斯）；犹太人叫它示剑门；奥斯曼人称呼它现在的名字：大马士革门（如今的圣斯蒂芬门位于城市的东边）。

[9]　拜占庭人把圣殿山的大部分犹太文物迁到圣墓大教堂。圣殿山上的红色石头曾以“撒迦利亚之血”（Blood of Zacharias）著称（据《历代志》下第24章第21节记载，祭司撒迦利亚在那里被杀害），而今这个遗址转移到了圣墓大教堂，就像《创世记》中亚当的埋葬地、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祭坛以及所罗门捕捉魔鬼的银碗。这些东西和盛放施洗者约翰头颅的盘子、在十字架上给耶稣带来抚慰的海绵、耶稣挨鞭打时依靠的柱子、杀死圣司提反的石头，当然还有真正的十字架，一起成为圣物。对犹太人来说，圣殿成了“世界的中心”，难怪这个汇聚了《圣经》中所有神圣事物的一应俱全的圣地——圣墓大教堂——如今被视为“世界的肚脐”。

[10]　修道院的妇女经常将自己伪装成阉人，因此引起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个名叫玛丽娜的女子剃完头发后穿了一件男士的长袍，加入了修道院的生活，然而却被指控成了某个孩子的父亲而遭到驱逐。她抚养孩子长大，直到她死的时候，僧侣们才发现她根本无法犯下她被指控的罪行。

[11]　欧多西亚可能是受到了《诗篇》第51章“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启发。亚美尼亚一位著名的修道士尤菲米厄斯曾建议欧多西亚修城墙，她的随从随后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犹地亚山上建立了美丽的马沙巴修道院，至今仍有二十个修道士居住在那里。高加索山上的亚美尼亚人于301年（国王埃德萨的阿布加神秘改宗之后）改信基督教，成为第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王朝，随后其邻国格鲁吉亚（被称为伊比利亚）也在327年改宗。欧多西亚的随从，格鲁吉亚人彼得，是伊比利亚国王的儿子，他在城墙外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这是高加索人第一次出现在耶路撒冷，此后他们在耶路撒冷繁衍至今。

[12]　聂斯托留派在东方流行起来，凭借的是东方的亚述教会。东方的亚述教会使得萨珊波斯的一些皇室成员，以及其后成吉思汗的亲属改信了基督教。东方一性论基督徒拒绝承认查尔西顿信条，他们成立了埃及科普特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因其成立者名叫雅各布斯·巴拉迪乌斯，也被称作雅各比派）和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和犹太教发展了特殊的联系，他们创作了《列王荣耀记》一书，来纪念所罗门国王和示巴女王的结合。他们的儿子“犹大之狮”曼涅里克国王带着约柜回到埃塞俄比亚，据说约柜现在被放在阿克苏姆。这种联系其后创造了以色列人（贝塔以色列人），即法拉沙人，也称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他们从4世纪开始就生活在那里，直到1984年以色列将他们空运回国。

[13]　查士丁尼在其叔父执政时作出的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毁灭阿拉伯犹太王国也门。在5世纪早期，也门国王（希姆亚拉）改宗犹太教。523年，为了对拜占庭的威胁作出回应，犹太国王约瑟夫对也门的基督徒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并迫使其邻近公国也改宗犹太教。查士丁尼命令阿克苏姆（今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国王卡莱布进攻也门。约瑟夫国王于公元525年被打败，并骑着马蹈海自尽。然而，也门仍有许多犹太人居住，犹太教在阿拉伯半岛并未消失：当地许多部落在穆罕默德时期仍然信奉犹太教。也门犹太人在9世纪定居于耶路撒冷，1948年之后移民以色列。到2010年，也门只剩下一个犹太人村庄。

[14]　数年来，这座巨大而复杂的建筑的所在一直成谜，但是其地基——从犹太区现存城墙之下一直延伸至老城外——于1973年由考古学家阿维加德发现并挖掘出来。查士丁尼沿着斜坡修筑一系列拱顶以支撑其重量。在其中发现了一些文字：“这项工程是由我们最为仁慈的皇帝弗拉维乌斯·查士丁尼慷慨建造而成。”

[15]　1884年，一块彩色的马赛克在马达巴（位于约旦）的拜占庭教堂地板上被发现，上面写着“圣城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地图，代表的是拜占庭人眼中的耶路撒冷。它有六个主要大门，但教堂和圣殿山却一点也未被认为有展示的价值。然而，圣殿山并非是虚无缥缈之物。它虽然从未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恢复伊斯兰的圣地，英国工程师通过浅土探测，最终发现了拜占庭遗迹。乐观主义者希望这些能够是尤利安皇帝时期犹太圣殿的地基。但是这些可能仅仅是拜占庭神庙在这一地区的遗址而已——小规模的尖顶教堂标志着基督被恶魔所诱惑。

[16]　基督教夸张地声称有一万到九万名基督徒被犹太人杀害，并由掘墓人托马斯埋葬。基督教传说认为受害者被葬于玛美莱的狮洞公墓——这样命名是因为有幸存者一直躲在山洞内，直到被一头狮子所救。犹太人却认为被狮子所救的是躲过基督徒大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

[17]　在位于圣殿山西南角的一座建筑物内发现的一些遗物中，有一个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烛台，这可能是犹太人刚刚继承不久的一个基督教神龛，但是这可能需要追溯到早期伊斯兰教时期。

[18]　金门实际有两道门，它直接并精准地同圣墓大教堂（希拉克略将十字架带到这里）的圣墓处于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地方还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拜占庭人误认为这里就是耶稣于圣枝主日进入的美门，也是他的使徒死后施行奇迹的地方。尽管如此，仍有些学者认为这道门实际建于乌玛雅德哈里发时期。很快，这道门也在犹太人心目中获得了神圣意义，他们称之为“怜悯之门”（Gate of Mercy）。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

《古兰经》第17章第1节

安拉的使者，在加百利的陪同下，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发现了亚伯拉罕、摩西以及其他先知。

伊本·伊斯哈格，《安拉使者的生平》

一名统治者，除非其能同时统治神圣清真寺（麦加）和耶路撒冷清真寺，否则就不能被视为一名哈里发。

希巴尼，《法达伊》

在耶路撒冷一日犹如千日，一月犹如千月，一年犹如千年。在那里死去就像死在天堂的第一层。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在耶路撒冷）犯罪等同于犯下一千条罪，在那里行善相当于行了一千件善事。

哈立德·本·马丹·卡莱，《法达伊》

安拉，愿其广受赞颂，他说耶路撒冷，你是我的伊甸园，是我神圣的应许之地。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哦，耶路撒冷，我将派遣我的仆人阿卜杜拉·马利克重建并尊崇你。

卡布·阿巴尔，《法达伊》

17

阿拉伯的征服

公元630年—公元660年

穆罕默德：夜行

穆罕默德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穆罕默德六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他被叔父收养，经常随叔父去叙利亚的布斯拉（Bosra）经商。在布斯拉，穆罕默德曾跟随一位僧侣学习基督教知识，研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将耶路撒冷视为神圣的地方。穆罕默德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位名叫海迪彻的有钱寡妇（比穆罕默德大很多）雇用他管理商队贸易事务，之后二人结为夫妻，定居在麦加。这里是克尔白（Kaaba）神庙和黑色陨石的所在地，后者是异教神的圣所。麦加也因为朝圣者与商队的关系逐渐繁荣。穆罕默德是古莱什部落（Quraysh）的成员，麦加最重要的商人都来自这个部落，他们也是圣地的保护者，但是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家族并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

人们形容穆罕默德帅气的外表，总是提到他卷曲的头发和胡子。他具有征服一切的亲和力，据说当他和别人握手的时候，他向来不喜欢成为先放手的那一个，这也显示了他那超凡的精神领袖魅力。他因廉正和智慧而受人尊敬，就像他的士兵后来所说的，“他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而且他还赢得了“可靠者”的美名。

就像对待摩西、大卫或者耶稣一样，我们现在不能将其成功的个人品质完全神圣化，但是也正像他们一样，穆罕默德在那个需要他的时代出现了。在蒙昧时期，也就是穆罕默德受启示之前的“无知时代”，“没有人比我们更贫寒”，他后来的一名士兵写道：“我们的宗教就是让我们互相残杀。我们中有些人会活埋自己的女儿，只是因为不想让她们来分享我们的食物。然后，上帝为我们派来这位著名的人物。”

在麦加城外有一个叫“希拉”的山洞，穆罕默德常常在这里冥想。根据伊斯兰传统的说法，公元610年，大天使加百利来到此处探访他，给他带来了真主的第一个启示，即真主已经拣选他作为真主的信使和先知。据说，当先知接受真主的启示时，他脸颊通红，全身匍匐在地，汗流满面；他周身被低沉的声音和意象所吞没，然后，他重述了他那诗一般的神启。起初，穆罕默德对此非常惊恐，但是海迪彻相信这是他的使命所在，于是他开始传教。

在这个男人都佩带武器的野蛮的军事社会中，没有书写文字的传统，人们靠口述的史诗记录着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和一些无所畏惧的猎人的故事。先知善于驾驭这种诗歌传统：他的一百一十四章诗歌在被编纂成《古兰经》之前就是以吟诵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吟诵的诗文”，实际上包含了精美的诗歌、神圣的隐喻、明确的指示和扑朔迷离的矛盾。

穆罕默德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梦想家，他宣扬顺从一神（“伊斯兰”即“顺从”之意），主张通过遵守一些简单易学的仪式以及关于生和死的准则，来获得普世救赎、平等与正义的价值以及纯粹生活的美德。他欢迎改宗的人士，尊崇《圣经》，并把大卫王、所罗门、摩西和耶稣都视为先知。但是他认为自己得到的启示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先知。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耶路撒冷的命运，穆罕默德强调了《启示录》中末日审判的到来，这种紧迫性激发了早期伊斯兰教发展的活力。“所有知识俱随真主而来，”《古兰经》中写道，“但什么让你知道审判日将至呢？”所有犹太和基督教的经典都强调，末日的审判只会出现在耶路撒冷。

他的追随者都相信这个说法：一天夜晚，穆罕默德睡在克尔白神庙旁边的时候，他梦到一个异象，大天使加百利唤醒了他，他们一起骑着人面飞马“布拉克”夜行，去了一个无名的“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在那儿，在登上通往天堂的阶梯之前，穆罕默德见到了他的父辈（亚当和亚伯拉罕）和兄弟们（摩西、约瑟和耶稣）。与耶稣不同的是，他自称为“真主的信使”或者“使徒”，而且声明自己没有任何行使神迹的能力。事实上这次夜行和登宵确实是他唯一一次神迹。虽然耶路撒冷和圣殿从未被提及，但是穆斯林们却开始相信，这个“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就是圣殿山。

当妻子和叔父去世之后，穆罕默德遭到了麦加城中富裕阶层的反对，他们的生计全依赖于克尔白神庙的黑石。麦加人意图谋害默罕默德。不过，来自叶斯里卜（Yathrib）的一群人刚好与他取得联络。叶斯里卜位于麦加北部，是犹太人部族建立的一个盛产椰枣的绿洲，同时是异教的手艺人和农民的聚居之处。这一群人邀请他去协调各个族派之间的纷争。于是，穆罕默德和忠诚的信徒们一起移居到叶斯里卜。之后，这个地方被称为“圣城麦地那”。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将他的第一批信徒和新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的犹太同伴融合，建立了一个新的团体——乌玛（umma）。这正是公元622年，伊斯兰历的起始之年。

穆罕默德既善于调解人际关系，也善于调和各种观点。定居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和当地的犹太人信众一起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1]，同时决定将耶路撒冷圣殿作为最初的礼拜方向。他在周五（犹太人的安息日）日落的时候礼拜，在赎罪日斋戒，禁止吃猪肉，并施行割礼。穆罕默德所崇拜的神的独一性要求他排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但是其他的仪式，如跪倒在垫子上祈祷，却是得自于基督教修道院的启发；清真寺的塔尖可能也是受到修行柱的启发，而斋月则与基督教的“齐斋节”相似。但是，伊斯兰教仍然有自己的特色与风格。

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并拥有自己的法律。但是，他遭到了麦地那和麦加的抵制。他新建立的国家既需要自卫也需要征服，既需要对自身进行掌控，也需要圣战。《古兰经》既主张摧毁异教徒，同时也主张当他们顺服的时候要予以宽容。这是顺应时势的：此时的犹太部落正在抵制穆罕默德的启示和控制。因此，穆罕默德将朝拜的方向改为麦加，而拒绝采用犹太人的朝拜方式。他们认为，上帝摧毁犹太人的圣殿是因为犹太人犯了罪，因此“他们不再把耶路撒冷作为朝拜方向”。

在与麦加人交战的时候，穆罕默德无力应对麦地那人的背叛，所以他驱逐了犹太人，并且严惩犹太人的一个大家族，以儆效尤：全族七百个男人被杀，妇女和儿童被充为奴。公元630年，穆罕默德最终占领麦加，并通过强制改宗和武力在阿拉伯地区传播他的一神教。因为要为最后的审判作准备，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都努力过上一种正义的生活，因而变得英勇无比。在征服阿拉伯之后，他们又遭遇了远方的罪恶帝国。先知早期的追随者们——“迁士”和“辅士”成了他的随从。但同时，他也以同样的热情欢迎他的夙敌及一些精明的投机分子。穆斯林的传统和他的个人生活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他妻妾成群。虽然他的同僚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女儿阿伊莎（Aisha）是他的最爱，但他还有很多妾室，包括美貌动人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而且他还有很多孩子，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女儿法蒂玛（Fatima）。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终年六十二岁。他的岳父阿布·伯克尔继承了他的领导地位，被称为“Amir al-Muminin”，意为“信仰者的指挥官”。[2]穆罕默德的领土在他逝世之后变得风雨飘摇，幸好阿布·伯克尔有能力平定阿拉伯地区。随后，伯克尔将目标转向了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在穆斯林看来，这两个国家是短命、罪恶和腐败堕落的。于是，穆斯林的领袖派遣了骆驼骑兵去袭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地区。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兰之剑

就在加沙附近，“罗马人与穆罕默德的游牧部族之间爆发了战争”，基督教会的长老托马斯（Thomas the Presbytr）在史书上记载道。托马斯是基督徒，正是这位独立史学家在公元640年最先提及了先知穆罕默德。[3]“罗马人逃走了。”希拉克略皇帝此时仍然待在叙利亚，准备攻击这些阿拉伯人的军队，于是这些军队便依次向阿布·伯克尔求援。阿布·伯克尔立即召回了正在伊拉克边境劫掠的得力干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在缺水干旱的沙漠中，哈立德带领军队，经过六天急行军，最终及时赶到了巴勒斯坦。

哈立德是麦加的贵族，曾与穆罕默德为敌，但他最终还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先知非常欣赏这位精悍的指挥官，并称他为“伊斯兰之剑”。哈立德犹如桀骜不逊的脱缰烈马，经常无视政治领袖的命令。事情的详细经过已不可还原，但我们知道哈立德会合了另外一些阿拉伯军事首领，取得了联军的指挥权。在他的带领下，联军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击败了拜占庭的一支小分队，然后挥师直指大马士革。此时，远在南方的麦加，阿布·伯克尔去世了，欧麦尔（Omar）继位。欧麦尔是最早追随先知改信伊斯兰教者之一，是先知最为亲密的知己。新任的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对集财富和传奇于一身的哈立德怀有疑虑，于是他将哈立德召回麦加，对他说道：“哈立德，带着你的财富，远离我们吧。”

希拉克略皇帝派遣了一支军队前来阻止阿拉伯人的进攻。欧麦尔任命阿布·乌巴达（Abu Ubayda）为新的指挥官，哈立德作为他的下属重新加入了军队。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争夺之后，阿拉伯人成功地将拜占庭人引入了耶尔穆克河（Yarmuk river）的断头峡谷，也就是位于今天约旦、叙利亚和戈兰高地之间的地带。“这是真主的战争。”哈立德向自己的将士说——公元636年8月20日真主刮起了沙尘暴，基督徒因此睁不开眼睛，在仓惶失措的状态下，他们有很多人跌入了耶尔穆克河谷中。哈立德立即切断了拜占庭人的退路。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基督徒们已经精疲力竭，阿拉伯人发现他们都蒙着战袍躺下，一副引颈待戮的样子。就连皇帝的兄弟也已经战死，希拉克略皇帝自己也一直没有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场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让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拜占庭的统治也在波斯战争中遭到削弱，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就像纸牌塔屋一样摇摇欲坠，但我们不知道阿拉伯的征服是否仅仅是一系列成功的劫掠而已。不管这场征服活动实际上有多么激烈，其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只有一千人左右的阿拉伯骆驼骑兵，竟然击溃了东罗马帝国的军团。但欧麦尔并未满足于此，他立即派出了另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征服波斯，最后波斯也落进了阿拉伯人手里。

在巴勒斯坦，索福洛尼斯（Sophronius）主教仍在坚守孤城耶路撒冷，这位希腊知识分子曾在他的诗中赞颂耶路撒冷：“锡安，在宇宙中大放光彩的锡安。”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在基督徒身上。在圣墓大教堂布道之时，索福洛尼斯揭发了基督徒的罪恶，谴责阿拉伯人的暴行，他用希腊语称阿拉伯人为“Sarakenoi”，即撒拉逊人：“为何会有反对我们的战争？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蛮族入侵？玷污神明的撒拉逊人攻占了伯利恒。正是因为我们犯有罪过，撒拉逊人才如野兽般地起来反抗我们。因此，让我们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吧。”

然而为时已晚，阿拉伯人已经包围了被他们称作“伊利亚”（罗马人所说的“埃利亚”）的城市。首先围困耶路撒冷的指挥官是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将军，他是继哈立德之后最为优秀的阿拉伯将领，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冒险家，同样也是来自麦加的贵族。阿慕尔和其他的阿拉伯领袖一样，熟知这个地区的地理状况，他甚至在附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年轻时到访过耶路撒冷。所以阿拉伯人发动这次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战利品。

“末日将临。”《古兰经》说道。早期穆斯林信仰者的军事狂热源于他们对末日审判的笃信。《古兰经》虽未具体言明，但他们已经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那里得知，末日审判必将在耶路撒冷。如果末日审判终将降临，他们需要身在耶路撒冷。

哈立德和其他的穆斯林将领也加入了阿慕尔的围城行动，但是阿拉伯军队人数过少，仍然难以撼动这座城市，双方看起来也未发生过多的战斗。由于未得到信仰者的指挥官欧麦尔亲口保证宽容城内的基督徒，索福洛尼斯拒绝献城。阿慕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哈立德假扮欧麦尔，但被识破，于是阿慕尔只好请欧麦尔从麦加前来耶路撒冷。

欧麦尔在戈兰高地的贾比亚（Jabiya）检阅其他的阿拉伯军队，耶路撒冷人也许正是在那里见到他，并与他商量投降事宜的。倡导一性论的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占据多数，他们憎恨拜占庭人对他们的镇压，而似乎早期的穆斯林信仰者乐于允许倡导一性论的基督徒自由地遵循他们的一神论信仰。[4]根据《古兰经》，欧麦尔与耶路撒冷的投降者订立了盟约，他保证对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但基督徒必须缴纳象征顺服的人头税。盟约一经双方同意，欧麦尔便动身前往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君主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长袍，骑着骡子，身边只跟随着一名仆从便上路了。

公正的欧麦尔：恢复圣殿

在斯科普斯山上眺望耶路撒冷时，欧麦尔命令宣礼员召唤大家进行礼拜。礼拜之后，他穿上朝圣者的白袍，骑上一头白色的骆驼，下山来会见索福洛尼斯。拜占庭的主教们静候着这位征服者的到来，但他们镶嵌着宝石的华丽教服却与欧麦尔简单朴素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麦尔，这位高大、强壮的信仰者的领袖，早年曾是一位摔跤手，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苦修者，经常随身带着鞭子。据说，当穆罕默德进入一间屋子时，屋内的妇女和儿童照样谈笑风生，而当欧麦尔进入时，他们却立即陷入沉默。不过，正是在欧麦尔统治时期，《古兰经》开始得到校勘整理，穆斯林历法和许多伊斯兰律法也得以创立。他加诸女性身上的法律限制比先知穆罕默德还要多。他自己的儿子酗酒时，他下令对其施以八十下鞭刑，结果他的儿子因此丧命。

索福洛尼斯将圣城的钥匙交给了欧麦尔。当看到欧麦尔和他身后衣衫褴褛的阿拉伯骆驼骑兵和骑士时，这位主教喃喃自语道，这就是那些“行毁坏可憎的”。这些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汉志或也门的部落，他们轻装上阵，行军迅速，戴头巾，披斗篷，以“ilhiz”（Hejaz，把骆驼毛绞碎，混以血液，烹煮而成）为食。与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重装骑兵不同，阿拉伯的骑兵中只有指挥官才穿戴锁子甲或头盔，剩余的战士则“骑粗毛矮马，手拿用破布充当剑鞘的闪亮宝剑”。他们身背弓箭，携带长矛，在骆驼的肌腱上绑牢固定，手中的红色牛皮盾牌犹如“厚实的红色面包片”。他们爱惜自己手中的阔剑，不仅为它取名，还为它赋诗。

阿拉伯人为自己的粗俗感到自豪，他们留着“四绺头发”，根根直立，犹如“山羊角”一般。他们看到美丽的花毯时，就直接骑马走到毯子上面，然后割下几块，做成保护长矛的套子。他们喜爱战利品，不论是人还是物，这与其他的征服者无异。“突然间，我发现眼前的覆盖物之下藏着人，”一名阿拉伯人说道，“我把这些覆盖物撕开，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如瞪羚般的女人，像太阳一样明艳照人。我抓住女孩，撕下她的衣服，将后者作为战利品上交，但要求把这名女孩留给我自己。我把她纳为小妾。”[5]阿拉伯军队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但他们有狂热的动机。

据后来的穆斯林传统史书记载，索福洛尼斯护送撒拉逊人的领袖欧麦尔到达圣墓大教堂，他希望这位到访者也能够尊崇或信奉完美圣洁的基督教。当欧麦尔的宣礼员召集士兵礼拜时，索福洛尼斯也邀请欧麦尔在圣墓大教堂进行祷告，但据说遭到了拒绝。欧麦尔提醒索福洛尼斯，如果这样做了，这里将成为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欧麦尔知道穆罕默德尊崇大卫和所罗门，于是他命令索福洛尼斯道：“带我去大卫的圣所。”欧麦尔和他的战士们很有可能是穿过南部的先知门进入圣殿山的，他们发现圣殿山堆满了基督徒用来冒犯和羞辱犹太人的粪堆。

欧麦尔想要知道至圣之所的位置。卡布·阿巴尔（Kaab al-Ahbar），这名改宗的犹太拉比回答说，如果指挥官保存“这面墙”（他指的可能是希律时代最后的遗迹，包括西墙），“那么我会向您指明圣殿的遗址所在”。卡布告诉了欧麦尔圣殿基石的位置，阿拉伯人将这块圣石称为“萨克拉”（Sakhra）。

在军队的协助下，欧麦尔开始清扫破碎的瓦砾，以腾出礼拜的空间。卡布建议他把礼拜的地点设在这块基石的北面：“这样您就可以同时礼拜两个地方，一个是摩西的，另一个则是穆罕默德的。”“你终究还是向着犹太人这边。”欧麦尔充满疑惑地对卡布说道。最后，欧麦尔将他的第一间礼拜堂设在了基石的南面，面向麦加，大致是阿克萨清真寺如今所在的位置。欧麦尔追随穆罕默德的意愿来到基督教的古圣地，将其重新修复并指定为伊斯兰教圣地，以此确立穆斯林是犹太教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并将伊斯兰教凌驾于基督教之上。

欧麦尔在耶路撒冷的事迹，距伊斯兰教以多种方式确立其教义教规的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此时的伊斯兰教在诸多方面与基督教和犹太教已迥然不同。但卡布和其他犹太人的故事则形成了伊斯兰教的Israiliyyat（即穆斯林对以色列历史做的神学译注）文学传统，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伟大，这一点证实，当时可能有不少犹太人和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了解伊斯兰教创立最初几十年的事情，但从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宽容的宗教政策来看，这几个拥有圣书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大量的令人惊讶的混居和交融。[6]

穆斯林征服者最初很乐意和基督徒分享圣地。在大马士革，他们一同分享了圣约翰大教堂很多年，那里的倭玛亚清真寺至今仍保留着施洗者约翰的墓地。在耶路撒冷，同样有资料表明穆斯林与基督徒共享教堂。事实上，位于城外的卡西斯玛教堂里有一个专门供穆斯林礼拜的壁龛。与欧麦尔的传奇事迹相反，在圣殿山布置好以前，早期穆斯林最初似乎是在圣墓大教堂里面或旁边礼拜的。

经历拜占庭数世纪压迫的犹太人，非常欢迎阿拉伯人的到来。据说和基督徒一样，也曾有犹太人在穆斯林的军队中充当骑兵。欧麦尔对圣殿山的兴趣激起了犹太人的希望，因为信仰者的指挥官不仅邀请犹太人继续留在圣殿山，同时也允许他们和穆斯林在那儿一起礼拜。一个见多识广的亚美尼亚主教瑟贝奥斯（Sebos）三十年后写道：“犹太人计划在他们的至圣之所建造所罗门圣殿，但他们所建的圣殿却没有设置基座。”——瑟贝奥斯又补充说，欧麦尔的首个耶路撒冷执政官就是犹太人。欧麦尔确实邀请了提比里亚犹太社团的领袖加昂（Gaon）[7]以及七十个犹太家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定居在圣殿山以南的地区。[8]

耶路撒冷历经波斯的劫掠后一直处在穷困的境地，瘟疫肆虐，而基督教则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欧麦尔也安排阿拉伯人在此定居，尤其是见多识广的古莱什部落，他们喜欢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将这些地方称为“比拉德沙姆”。一些与先知最为亲近的追随者，即先知的同行者，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死后埋葬在第一个穆斯林墓地里，等待审判日的到来，这个墓地就在金门的外面。21世纪流传着两个耶路撒冷著名家族的事迹，追随者在传奇故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他们正是那些最早的阿拉伯名人的后代。[9]

在耶路撒冷，追随欧麦尔的不仅有他自己的将军哈立德和阿慕尔，还有一个爱好享乐但很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与执鞭苦行的欧麦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这个年轻人名叫穆阿维叶·伊本·阿比·苏富扬（Muawiya ibn Abi Sufyan）——麦加贵族阿布·苏富扬（Abu Sufyan）的儿子，阿布·苏富扬曾带头反对穆罕默德。伍侯德战役后，穆阿维叶的母亲吃过先知叔父哈姆扎的肝脏。麦加被穆斯林征服后，穆罕默德指派穆阿维叶为他的文书，并娶了穆阿维叶的妹妹。穆罕默德死后，欧麦尔又指派穆阿维叶为叙利亚的总督。指挥官不无嘲讽地恭维说：穆阿维叶是“阿拉伯世界的凯撒”。

18

倭玛亚王朝：圣殿的修复

公元660年—公元750年

穆阿维叶：阿拉伯世界的凯撒

穆阿维叶统治耶路撒冷四十年。起初他担任叙利亚总督。在阿拉伯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向东西扩张以后，穆阿维叶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然而在帝国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一场关于继承问题的内讧却几乎将伊斯兰世界摧毁，内斗导致的教派分立状况延续至今。

公元644年，欧麦尔死于暗杀，他的继任者奥斯曼（Othman）是穆阿维叶的表亲。十几年后，由于任人唯亲，奥斯曼受到嫉恨。在他也被暗杀以后，先知的一个表亲阿里娶了先知的女儿法蒂玛，因而被选定为信仰者的指挥官。穆阿维叶要求阿里惩治刺客，但遭到拒绝。穆阿维叶原本担心自己会失去在叙利亚的统治地位，但他赢得了随后的内战，阿里在伊拉克被杀，这样，最后一位所谓的正统哈里发结束了其统治。

公元661年7月，阿拉伯帝国的贵族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山，要求将穆阿维叶封为信仰者的指挥官，并以阿拉伯传统方式向其宣誓效忠。[10]然后这位新任指挥官拜访了圣墓大教堂和圣母墓，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朝圣者去拜访的，而只是以此表明两种宗教的延续性以及他作为保护这块圣地的帝国统治者的角色。他的统治中心是大马士革，但他也崇敬耶路撒冷，他的铸币上刻着“艾丽娅·帕莱斯蒂娜”（Iliya Filastin）。他曾试图将耶路撒冷变为帝国首都，而且他很可能经常住在耶路撒冷一个奢华的宫殿中，这个宫殿也许就在他所建的神殿南侧。穆阿维叶借鉴犹太人在圣殿山的传统，宣称耶路撒冷是“末日审判时大家聚集和复活的圣地”，同时他还说：“在清真寺两墙之间的这块土地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更接近真主。”

基督教作家们称赞穆阿维叶的统治是公正、和平和包容的：犹太人称呼他为“以色列的爱人”。他的军队中有基督徒服役，他还通过迎娶基督徒阿拉伯部落酋长的女儿美臣（Maysun）来巩固自己和该部落之间的联盟，美臣也被允许继续信仰基督教。此外，他还从希拉克略那里接收了一批基督徒官吏，其中珊朱恩（Sanjun）受到了他的器重。穆阿维叶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周围长大，据说当犹太人的代表团拜访他的时候，他首先就问他们能否做一盘美味的“哈里斯”（haris）给他吃，这是他小时候在家乡常吃的一种菜肴。穆阿维叶将更多的犹太人安顿在了耶路撒冷，并承诺他们可以在至圣之所祈祷。圣殿山烛台起源于公元7世纪，也许可以成为这一事件的证据。

穆阿维叶或许真的是伊斯兰圣殿山的创始人。也正是他在那里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并削平了安东尼亚要塞的磐石，扩建了休憩广场，同时增加了一个开放的六边形区域，即链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Chain）：没人知道其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处于圣殿山的最中心，所以也许就是为了表示这是世界的中心。一位与穆阿维叶同时代的人写道，穆阿维叶“削平摩利亚山，并在那里的圣石之上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当一个名为阿尔库夫（Arculf）的高卢主教拜访耶路撒冷时，他见到“在圣殿屹立的前方，撒拉逊人现在经常在一个矩形的祈祷屋内聚集，该房屋由垂直木板和巨大横梁搭建于废墟之上，据说可以容纳三千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座清真寺，但它很可能正是今天的阿克萨清真寺之所在。[11]

穆阿维叶是“希尔姆”（hilm）的化身，“希尔姆”指的是阿拉伯酋长所具有的智慧与耐心：“当我的鞭子够用的时候，我不会使用我的剑，正如我的舌头够用的时候，我就不会动用鞭子。即使只有一根头发连接我和我的追随者，我也不会让它断裂。他们拉紧的时候，我就松开，他们松开的时候，我就拉紧。”这几乎是一个针对政治家的定义，而穆阿维叶作为阿拉伯帝国的缔造者和倭玛亚王朝首任君主，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却没有导致绝对腐败的杰出典范。穆阿维叶将他的统治领域扩展到波斯东部、中亚以及北非，同时夺取了塞浦路斯和罗德岛，用自己的新型海军打造了阿拉伯的海军力量。他每年都会发动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并利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陆上和海上包围该地区长达三年。

然而，穆阿维叶一直保持自嘲的特质，这种能力很难为其他政客所有，更不用说身为一名征服者了。他后来变得很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成为第一个倚在王座上而不是端坐着的阿拉伯君主），但他还是会嘲笑另一个肥胖的老贵族：“我喜欢大腿跟你一样粗的女奴。”

“而且屁股得跟您一样，尊敬的信仰者的指挥官。”这个老贵族反驳说。

“不错，很公平，”穆阿维叶笑着说，“如果你挑起事端，你就要承担后果。”他对自己惊人的性能力一直倍感自豪，即使那样，他还是受人嘲弄：他在后宫与一个呼罗珊姑娘寻欢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女子，他随即与这个女子作乐。这个女子离开之后，他又转向呼罗珊姑娘，为自己雄狮一般的表现而骄傲：“你们波斯语是怎么说‘狮子’的？”他问她。

“Kaftar。”她回答道。

“我就是一头Kaftar。”指挥官向他的侍臣炫耀道，直到有人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叫Kaftar。

“不是狮子吗？”

“不，是瘸腿的土狼。”

“很好，”穆阿维叶暗自笑道，“看来呼罗珊姑娘早就知道该如何反咬一口。”

穆阿维叶八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他的继承人耶齐德（Yazid）是个浪荡子，身边总是带着一只宠物猴。耶齐德在圣殿山上被拥戴为指挥官，但很快他就面临了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的反叛，这些叛乱宣告了伊斯兰史上第二场内战的开始。他的敌人嘲讽他为“酗酒的耶齐德，淫荡的耶齐德，豺狗耶齐德，猴子耶齐德，醉君耶齐德”。

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为了替自己的父亲阿里报仇而发动叛乱，但最终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被砍头，他的殉教导致了伊斯兰教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最大的分裂，逊尼派称为多数派，什叶派又叫阿里派。[12]公元683年，耶齐德早逝，叙利亚军队便拥立与耶齐德同族的一位精明年长者麦尔旺（Marwan）继任信仰者的指挥官。公元685年4月，麦尔旺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卜杜拉·马利克（Abd al-Malik）被拥立为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信仰者的指挥官。但他的帝国已经很脆弱：麦加、伊拉克和波斯都已经被叛军控制。然而正是阿卜杜拉·马利克使伊斯兰治下的耶路撒冷成为帝国王冠上的宝石。

阿卜杜拉·马利克：岩石圆顶清真寺

阿卜杜拉·马利克无法容忍愚妄之人。谄媚之人恭维他的时候，他会打断他说：“不要来奉承我，我比你更了解我自己。”从所能见到的稀少的刻有他肖像的硬币来看，他表情比较严肃，瘦削，有个鹰钩鼻，头发卷曲，齐肩长，同时穿着长长的锦缎长袍，皮带上配有一把剑。但后来他的评论家们又宣称他有一双大眼睛，眉毛连在一起，鼻子突出，兔唇。另外一个关注王室的作家则注意到了他的情欲特征：“他想找一个婢女寻欢，就找一个柏柏尔人；要生孩子，就找波斯人；而需要内仆，则找拜占庭人。”阿卜杜拉·马利克在一个条件艰苦的学校长大，十六岁的时候就曾指挥军队对抗拜占庭人，并亲眼目睹其表亲、身为信仰者的指挥官的奥斯曼被杀害。他长大后成为一个享受神圣君权却不怕鲜血玷污自己双手的国王，他再度开始征服伊拉克和伊朗。抓到叛军领袖时，他会在大马士革围观群众面前公开折磨他，给他的脖子套上银质颈圈，让他像一条狗一样打转，然后“骑在他的胸前，用刀将他屠杀，并把头颅抛向他的支持者”。

此时的麦加城并不在他的统治之下，但他拥有耶路撒冷，并像穆阿维叶那样崇敬着耶路撒冷。阿卜杜拉·马利克设想自己能从第二次内战中创造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该帝国将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作为心脏，为此他计划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修建一条公路。[13]穆阿维叶曾计划将帝国建立在圣石之上，如今，阿卜杜拉·马利克则准备利用埃及七年的税收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

这个计划非常简单：建一个直径为65英尺（约19.8米）的圆顶，由鼓状柱支撑，重量全部倚靠在八角形的墙面上。圆顶的美妙、力量和简约足以与它的神秘相媲美。我们难以准确了解阿卜杜拉·马利克为什么要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他从来没解释过。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清真寺，而是一个圣殿。它的八边形设计与基督教的殉道者遗物陈列所相似，而且圆顶确实有圣墓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子，而它的圆形走道乃是为了绕行祈祷而设计，这使人想起了麦加的克尔白。

这块基岩正是亚当的伊甸园、亚伯拉罕的圣坛所在地，大卫和所罗门也曾计划在此建造其神殿，穆罕默德在夜行时亦曾拜访过此地。为了获得伊斯兰教安拉的真正启示，阿卜杜拉·马利克重建了犹太圣殿。

这座建筑没有中轴线，却被三重建筑包围——第一层是外墙，紧接着是个八边形的拱廊，而正对圆顶下方的则是沐浴在阳光下、环绕圆顶本身的拱廊：这彰显了该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圆顶本身就是天堂，是人类建筑与上帝之间的连接。金光灿灿的圆顶和奢华的装饰以及耀眼的白色大理石都表明：这里是新的伊甸园，当阿卜杜拉·马利克和他的倭玛亚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要把王国献给上帝时，这里就是接受最终审判的地方。那些财富的象征——珠宝、树木、水果、花朵和王冠——即使是非穆斯林都会觉得这是个令人愉悦的建筑。它的形象结合了伊甸园的视觉之美以及大卫和所罗门的威严。

圆顶传达出的信息也因此具有了帝国性：马利克尚未从其对手手中夺回麦加城，因此他需要向伊斯兰世界宣称他的王朝是宏伟而永恒的。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最终未能收回克尔白，那么他也许会使这里成为新的麦加城。

金顶突出了他作为一个伊斯兰帝王的雄伟，但它有一个更广泛的用处：就像位于君士坦丁堡、属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超越所罗门圣殿一样，阿卜杜拉·马利克超越了东罗马帝国皇帝，也超越了君士坦丁大帝，这是对基督徒声称这里将是新以色列王国的反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筑上的马赛克可能由拜占庭工匠所做，这是君士坦丁二世在两大帝国少有的和平期间借给马利克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于公元691年到692年完工后，耶路撒冷便再也不是之前的耶路撒冷了：阿卜杜拉·马利克以他那令人惊奇的眼界创造了伊斯兰教耶路撒冷的地平线，选择的地点是曾被统治者拜占庭人蔑视的山头。事实上，岩石圆顶清真寺主导着耶路撒冷，使圣墓大教堂黯然失色，这正是阿卜杜拉·马利克的目的，这一点为后来的耶路撒冷人，诸如作家穆卡达西（al-Muqa ddsi）等所深信不疑。阿卜杜拉·马利克确实成功了：从那以后直到21世纪，穆斯林都会嘲笑圣墓大教堂——阿拉伯语称“Kayamah”，又叫“Kumamah”，意即“粪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教义相互竞争却彼此关联，而圆顶清真寺的建立与之交相辉映，又将其超越，马利克由此以创新的伊斯兰教对抗两个竞争者。环绕这座建筑，他放置了800英尺（约243.8米）长的铭文，铭文直接抨击耶稣的神圣性，这暗示了两大一神教信仰的紧密联系：它们之间除了三位一体外有很多共同点。这些铭文非常迷人，它使我们得以首窥《古兰经》的经文，这部经书最终由阿卜杜拉·马利克整理成册。

对于阿拉伯帝国来说，犹太人越来越不重要，但他们在神学上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岩石圆顶清真寺由二十个犹太人和十个基督徒资助，雇佣了三百个奴仆来维护。犹太人无能为力，只是满怀希望地看着圆顶：这真是他们的新圣殿吗？他们仍然可以在那里祈祷，但倭玛亚王朝创造的是一个伊斯兰视角下的圣殿，这个圣殿里的仪式主要有净化、受膏以及围绕圣石行走[14]。

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力量远不止这些：它属于建筑艺术上最为恒久的杰作之一；一个人无论处在耶路撒冷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被它的光彩所吸引。它的光芒令它看来宛如从空中升起的一座神秘宫殿，又好似一座静谧的休憩场所，并瞬间幻化成一个巨大的露天清真寺，使周围所有的空间都变得神圣化。圣殿山顷刻之间就变为——并继续保持为——一个休憩和放松的地方。事实上，岩石圆顶清真寺创造了一座尘世间的天堂，它将世间的安宁、美好和来世的神圣结合起来，这正是它的精髓所在。早年，伊本·阿萨克尔（Ibn Asakir）就写道，“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屋檐下吃香蕉”是人世间至高的享受。作为神圣帝国大型建筑物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岩石圆顶清真寺与所罗门圣殿和希律王圣殿齐名。进入21世纪，它成为最世俗的旅游象征，它既是伊斯兰复兴的圣祠，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图腾，岩石圆顶清真寺至今仍然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词。

岩石圆顶清真寺建后不久，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军队就收复了麦加，并以扩张真主的王国为名，与拜占庭继续展开圣战。他将庞大的帝国扩张为西跨北非、东达信德（位于今巴基斯坦）的广袤区域。在其疆域内，他需要将伊斯兰世界整合为仅强调穆罕默德的单一穆斯林宗教，为此，他必须强调，并且在各处刻上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的语录——圣训（hadith）——被集结成册，而阿卜杜拉·马利克所编纂的完整的《古兰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和神圣的来源。礼拜仪式更加严格；禁止雕刻偶像——他让铸币厂停止铸造有自己肖像的硬币。阿卜杜拉·马利克称自己为真主的使者，从那以后，伊斯兰的统治者们就被称为“哈里发”了。穆罕默德最早传记的官方版本和穆斯林的征服运动都将基督徒和犹太人排除在伊斯兰教之外。帝国的行政机构也已经阿拉伯化，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马利克集约西亚和圣保罗于一身，他相信在世界性的大帝国中只有一个君主，一个上帝，正是他决定了穆罕默德的社团发展成为如今的伊斯兰教。

瓦利德：天启与奢侈

耶路撒冷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有一座神龛，但岩石圆顶清真寺并不是帝国的清真寺，因此，随后阿卜杜拉·马利克和继任他的儿子瓦利德（Walid）建造了新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它位于圣殿山的南部边缘地带，被作为在周五做礼拜的普通信众的清真寺。哈里发们也将圣殿山视为耶路撒冷的中心，这一点和过去的希律王们一样。自公元70年直到当时，他们第一次建造了一座横跨峡谷、专供朝觐者从西边绕过威尔逊拱门（Wilson's Arch，即今天的链门）进入圣殿山的大桥。为了方便从南边过来的朝觐者，他们建了一个圆顶式的双重门，这个门在造型和外观上均与金门相协调。[15]

这一时期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很多年里，哈里发们将圣殿山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则成为倭玛亚帝国的一座城市，而这也再一次点燃了对圣地和传说进行绵延不绝争夺的导火索，这些都塑造了今日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徒曾改编过犹太民族的很多神话，并逐渐将它们附加于自身的中心圣地——圣墓大教堂上。然而，现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兴起使得所有古老的神话再度复兴：圣石上的足印曾被作为基督的神迹展示给基督徒朝圣者，此时它则变为穆罕默德的足印。倭玛亚王朝用新的圆顶覆盖了整座圣殿山，以使其完全与从亚当、亚伯拉罕经由大卫和所罗门再到耶稣的《圣经》传说相联系。他们的设想是：当最后审判的场景在圣殿山发生时，克尔白也将来到耶路撒冷。[16]不仅仅是圣殿山，穆斯林开始崇拜所有与大卫有联系的东西，他们将希律城堡（基督徒称为“大卫塔”）视作大卫的“米哈拉布”（祈祷壁龛）：他们并不是最后一批将希律王的伟大和大卫的功绩混为一谈的人。倭玛亚王朝不仅是为真主而建，也为自己而建。

这些哈里发们都喜好逸乐，且都富有文化素养，这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期——就连西班牙也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虽然大马士革是他们的首都，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耶路撒冷度过。就在圣殿山的南边，瓦利德一世和他的儿子建造了一系列复杂的宫殿，这些宫殿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被发掘出来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宫殿有三四层楼高，围绕凉爽的庭院而建，哈里发们甚至有一条通过屋顶桥梁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皇家专用通道。从残存的宫殿遗址只能看到宫殿的规模，但这已足以反映出当年的那些哈里发生活是多么奢华。

最为奢华的沙漠宫殿（或曰“卡斯尔”）位于阿姆拉，即今天的约旦。在那里，哈里发们在私人庭院中娱乐放松，浴室的地板是用马赛克装饰的，有很多描绘狩猎场景的艺术画，也有一些全裸或半裸的女人画像，还有运动员、丘比特、萨蒂尔和弹奏诗琴的熊的画像。瓦利德一世的画像也出现在六王彩绘壁画上，画面上描绘着倭玛亚王朝的君主们打败了诸如君士坦丁堡和中国的皇帝。这些已经斑驳的、希腊化的绘画明显不是伊斯兰风格，然而，也许就像希律王时代一样，哈里发在公开场合的生活可能与画像所描绘的很不同。瓦利德一世终结了和大马士革基督教徒的共享约定，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辉煌的倭玛亚清真寺，政府的官方语言也由希腊语变为阿拉伯语。然而，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教徒的天下。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自由地融合在一起：他们都会在9月庆祝圣墓大教堂的献堂盛宴，吸引“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街道上都是“骆驼、马、驴和牛”。基督教朝圣者——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现在已经超过希腊人——很少关注穆斯林圣地，同时犹太人也几乎从不提起基督徒。从那以后，来访的人多是那些心胸狭窄和不严谨的朝圣者，他们只解读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公元715年，瓦利德的弟弟苏莱曼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于圣殿山即位。“庆祝新哈里发登基的规模从未如此壮观过。他坐在装饰平台的其中一个圆顶下，注视着台下的观众”，座位旁边铺着很多地毯和帷帐，他周围堆放着准备给士兵们的财宝，苏莱曼发动了最后一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战争（差一点就攻克了它），“构想着定居于耶路撒冷，并使其成为都城，为那里带来巨大的财富，促进人口显著增长”。他把拉姆拉（Ramla）城作为行政中心，但没能等到移居耶路撒冷就去世了。

很多来自伊朗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定居在这座圣城中，他们一同住在圣殿山的南边，保留了（并一直保持下来）在圣殿山祈祷的特权。然而，大约到公元720年，犹太人已经在那里自由祈祷了近一个世纪后，新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作为这个衰微王朝中极端伊斯兰正统派的顽固苦行者，却下令禁止犹太人做礼拜。这项禁令贯穿伊斯兰教统治的余下整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只能开始绕着圣殿山的四面墙进行祈祷，同时在秘密的犹太教会堂“哈米拉”（ha-Meara）礼拜，这种秘密会堂又被称作“洞穴”——位于沃伦门（Warren's Gate）附近，差不多就在圣殿山下方靠近至圣之所处。

当倭玛亚王朝的哈里发们正在享受希腊化宫殿与歌舞升平的气氛时，帝国的发展首次达到了极限。西班牙的伊斯兰势力已经渗透到法国，但在公元732年，一个法兰克的贵族查理，他曾是墨洛温国王的大臣，在图尔斯击败了一支穆斯林突击队。人们欢呼万岁，将其视为马卡比，这个人就是查理·马特——“铁锤查理”。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写道：“王朝就像人那样有着自然的寿命”，现在，正在衰落的、幅员辽阔的倭玛亚王朝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在约旦东部的一个村庄里住着阿拔斯的后代，阿拔斯是先知的叔父，在很长时间内都秘密反对着倭玛亚王朝统治时的享乐主义，他认为该王朝和穆罕默德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为倭玛亚王朝感到痛惜，”他们的领袖阿布·阿拔斯说道：“他们更钟情于短暂而不是永恒；犯罪让他们着迷；他们拥有那些真主不允许拥有的女人。”不满情绪蔓延得很快，即使在叙利亚王室核心地区的部落也开始叛乱，甚至在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后一任哈里发不得不出师耶路撒冷，摧毁其城墙。一场地震降临耶路撒冷，毁坏了阿克萨清真寺和宫殿，就像是上帝对倭玛亚帝国发怒了一样。基督徒和犹太人认为这就是天启，而穆斯林也这样想。然而倭玛亚帝国真正的威胁已自远方而来。

公元748年，在呼罗珊，即今天的伊朗东部和阿富汗，一位极具号召力的神秘主义者阿布·穆斯林提出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而且他认为应该遵从穆罕默德后代的领导。那些身在边境的新穆斯林加入了他的苦行队伍，他们全身都穿着黑色服装，举着黑色横幅游行，高呼着伊玛目——“马赫迪”（即救世主先驱）[17]将要拯救伊斯兰世界。阿布·穆斯林率领自己的胜利军团一路西进，但他无法决定拥立阿里家族还是阿拔斯家族——此外，还有很多倭玛亚王子。但正是阿布·阿拔斯击败了倭玛亚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用这种方式确定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绰号也由此得来。

19

阿拔斯王朝：遥远的主人们

公元750年—公元969年

萨法赫哈里发：刽子手

阿布·阿拔斯宣称自己是哈里发，并邀请倭玛亚王室出席一个宴会，准备在宴会上宣布自己的求和意图。但在宴会过程中，侍者们却取出棍棒和刀剑将整个王室家族屠杀，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了炖羊肉的锅中。萨法赫哈里发阿布·阿拔斯随后不久也死去，他的兄弟，胜利者曼苏尔（Mansur）系统地策划了对阿里家族的屠戮，紧接着又对有权有势的阿布·穆斯林进行了清算。香料商贾姆拉（Jamra）曾提到曼苏尔拥有一间秘密储藏室，这间储藏室只有在曼苏尔死后才能打开。他的儿子后来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堆满尸体的拱顶屋，每具尸体上都贴有详细的标签，这些尸体保存在炙热而干燥的空气中，他们都是阿里的家人，从婴儿到老人都是被曼苏尔杀害的。

曼苏尔是统治数世纪的阿拔斯王朝真正的国父，他长得很结实，经历风吹日晒的皮肤呈棕色，头发像干枯的藏红花。但他的权力基础却在东方：他将首都迁到了新的圆形城市——巴格达。

执掌权力后不久，曼苏尔拜访了耶路撒冷。在那儿，他重建了遭到破坏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为了偿付这项工程，他把阿卜杜拉·马利克所建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金银门给熔掉了。曼苏尔的继任者却再也没有劳神费力去拜访耶路撒冷。当这座城市在伊斯兰世界一步步萎缩之时[18]，一位西方皇帝却在耶路撒冷复苏了基督教的魅力。

皇帝与哈里发：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大帝，即著名的查理曼，统治着现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并被罗马教皇授予罗马帝国的王冠。这个加冕仪式标志着教皇树立了新的威信，西方拉丁基督教开始变为天主教——他们逐渐不同于说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正教。查理曼是一个缺乏仁慈而又好斗的帝王，他为自己前所未有的权力扫清了一切障碍，然而他也很喜欢历史，虔诚而有野心：他不仅将自己视为君士坦丁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以完成他们打造世界性神圣罗马帝国的遗愿为己任，并将自己视为现代的大卫王，而所有这些期望都指向圣城。因此，据说在圣诞节的早些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族长派出一个代表将圣墓大教堂的钥匙当作礼物送给了查理曼。在同一天得到罗马和耶路撒冷，这可是一项非凡的功勋。

这种举动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意义，因为大主教早已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祝福，后者是阿拔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一千零一夜》中说道，在他统治期间，阿拔斯帝国处于兴盛之中，查理曼和哈里发相互交换了三年的使臣：拉希德可能急于拉拢法兰克人与他一起对抗君士坦丁堡的敌人，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需要查理曼的帮助。

哈里发送给查理曼一头大象和一个星盘水钟，这个非常复杂的装置显示了伊斯兰人高超的技艺，同时警醒了一些身为机械师的基督徒。两大帝国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条约，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财产同时被两大帝国登记在册并受到保护。同时，查理曼还为整座城中所有基督徒的选举税支付了八百五十第纳尔。作为回报，拉希德允许查理曼在圣墓大教堂周围打造一个基督教区、一座修道院、图书馆和朝圣者旅馆，并配备一百五十个僧侣和十七个修女。“基督徒和异教徒，”一个朝圣者注意到，“他们之间拥有如此和平的关系。”双方的慷慨演绎了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查理曼曾秘密拜访耶路撒冷，以使自己成为希拉克略的继承人，这个故事逐渐演变成了关于末代皇帝的神秘传说，相传这个皇帝的驾临预示着末日的来临。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大家都普遍相信这一点。但事实上，查理曼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拉希德死后，诸子争位，最后马蒙（Maamun）在内战中获胜。新哈里发马蒙是一位热爱科学的人，建立了著名的文学和科学研究院“智慧宫”（House of Wisdom），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命令一些贤人计算地球的周长。[19]公元831年，他到达叙利亚，为进攻君士坦丁堡作准备。马蒙访问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修造了一座新的大门。为了强调阿拔斯王朝的优越性，马蒙擦除了穹顶上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名字，以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不仅如此，马蒙还偷走了穹顶的黄金，使得穹顶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一直保留一种铅灰色。直到20世纪60年代，穹顶才重新恢复金色，但阿卜杜拉·马利克的名字再也没有重新出现在穹顶，马蒙的名字则保留至今。

这些手段并没有改变阿拔斯王朝衰落的命运。仅仅两年之后，就有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在耶路撒冷受到三大宗教的欢迎。公元841年，起义者洗劫了耶路撒冷，大部分居民逃走。多亏一位主教贿赂了洗劫者，圣墓大教堂才幸免于难。但阿拉伯哈里发丧失了他们的权力。公元877年，伊本·图伦（Ahmed ibn Tulun），一个突厥奴隶的儿子，在哈里发名义上的庇护下成为埃及统治者，并再度攻下了耶路撒冷。

卡富尔：有香味的太监

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马蒙的继承人穆斯塔西姆（Mustasim）开始招募奴隶，这些奴隶组成古拉姆重骑兵，他们大多是来自中亚的刚刚改信伊斯兰教的弓箭手。这些有着亚洲外貌的奴隶起初担任执政官的守卫，之后成为哈里发的扈从。

伊本·图伦的儿子和继承人被他的太监刺杀之后，一位突厥强人穆罕默德·伊本·图吉（Muhammad ibn Tughj）——人称“中亚王子伊赫希德”——取而代之，成了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政治的不稳定加剧了宗教竞争。公元935年，圣墓大教堂的一栋附属建筑被强行改建成为一座清真寺。三年之后，穆斯林攻打了正在过圣枝主日的基督徒，洗劫并毁坏了教堂。犹太人则分为两派，一派是传统的拉比犹太教信徒（Rabbanites），由被称为加昂的学者法官领导，他们崇尚《塔木德》，即口述传统；另一派是卡拉派（Karaites）。他们反对《托拉》以外的任何律法（这个派系的名称意思是“阅读者”），并且相信能够重返锡安。[20]突厥统治者支持卡拉派。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21]社团拥有他们自己的会堂，并且也居住在犹太区中。伊赫希德于公元946年去世，被葬在耶路撒冷，享年64岁。他的权力落入一个黑人——“有香味的太监”手中，这一绰号来源于他对香水和化妆品的追求。

卡富尔（Kafur）是伊赫希德买来的埃塞俄比亚奴隶，统治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达二十多年。由于长得畸形、肥胖并全身恶臭，他必须用白樟脑油和黑麝香喷洒在身体上，因此他的主人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的地位上升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为伊赫希德进贡了一些异国动物，其他仆人都冲上前去围观，只有这个非洲男孩一动不动地守在主人身旁，等待主人的命令。伊赫希德先是任命卡富尔为他儿子们的老师，之后又任命卡富尔担任军队指挥官，攻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最后，卡富尔成了有着“主人”头衔的摄政王。他取得权力之后表现出穆斯林的虔诚，重建圣殿山城墙，并出钱资助艺术。与此同时，在北方，拜占庭由于一位杰出的皇帝即位而得以复兴。拜占庭南下突袭叙利亚，直接威胁耶路撒冷，由此引发了耶路撒冷反对基督徒的骚乱。公元966年，卡富尔的地方长官开始勒索基督徒，约翰主教被勒索巨额税金，因此向卡富尔申诉。当约翰主教因与君士坦丁堡联系而被捕后，该地方长官在当地犹太人的支持下（他们痛恨拜占庭）进攻了圣墓大教堂，并把约翰主教烧死在火刑柱上。

在开罗，“有香味的太监”生病了。在伊赫希德的最后一代继承人去世后，卡富尔自己成为国王。这是第一个出身于奴隶并且还是一个太监的穆斯林国王。他任命了一个犹太大臣，该大臣策划了一场伊斯兰革命，并且开创了一个耶路撒冷新帝国。

20

法蒂玛王朝：宽容与疯狂

公元969年—公元1099年

伊本·凯利斯：犹太“宰相”与法蒂玛征服

巴格达犹太商人的儿子，雅各布·本·尤瑟夫（Yaqub ben Yusuf），又名伊本·凯利斯（Ibn Killis），有着峰回路转的人生际遇——从叙利亚破产的江湖骗子，摇身一变为埃及卡富尔的财政顾问。卡富尔曾说过：“如果他是一个穆斯林的话，他将会是维齐尔（vizier，宰相）的合适人选。”伊本·凯利斯心领神会，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卡富尔死了，葬在耶路撒冷，[22]伊本·凯利斯被打入监狱。伊本·凯利斯通过行贿出狱，之后他秘密前往西部由法蒂玛王朝统治的什叶派王国（现在的突尼斯）。在这里，灵活多变的伊本·凯利斯又改信什叶派，并建议法蒂玛哈里发穆伊兹（Muizz）趁机夺取埃及。公元969年6月，穆伊兹的将军昭海尔·绥基利（Jawhar al-siqilli）攻占埃及，然后继续北进征服了耶路撒冷。

帕尔蒂尔与法蒂玛王朝：犹太医生王子和活伊玛目

以救世主自居的法蒂玛王朝是耶路撒冷的新统治者，与其他伊斯兰王朝不同，法蒂玛国王不仅称自己为哈里发，还称自己为“圣王”，即活着的伊玛目，地位介于神和人之间。造访法蒂玛宫廷的人会接连经过一个比一个奢华的庭院，来到一个黄金打造的王座前，在这里俯伏敬拜。此时，幕帘拉起，身着金色长袍的伊玛目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们的教派是隐秘的，他们的信仰是神秘主义，强调救赎且密不外传。他们的崛起是不可思议的，悄无声息的，充满了冒险经历。公元899年，叙利亚富商奥贝德·安拉（Ubayd Allah）宣称自己是活着的伊玛目，是阿里和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直系后代，经由伊玛目伊斯玛仪（Ismail）流传下来，所以，他们又称伊斯玛仪什叶派。他的秘密传教者，即所谓的达瓦（dawa），向东传教，征服了也门，并使突尼斯的一些柏柏尔人部落改信宗教。但阿拔斯王朝想要杀他，所以他消失了。数年后，他或一个冒充他的人以“马赫迪”（真主挑选的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突尼斯，他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王朝，该王朝开始怀着神圣的使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推翻非法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拯救世界。公元973年，哈里发穆伊兹，包括北非、西西里、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内的狭长地带的统治者，将都城迁到al-Qahira al-Muizziyya——穆伊兹征服之地，即今天的开罗。

穆伊兹的继承人阿齐兹（Aziz）任命他的顾问伊本·凯利斯为帝国首相，凯利斯直到二十年后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统治这个帝国。凯利斯除了拥有巨额财富之外，还拥有八千个女奴。他是一个同犹太人和基督徒牧师辩论宗教问题的学者，他的个人经历体现了身为宗派主义者的法蒂玛王朝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宽容。这种宽容，在耶路撒冷很快就能感受得到。

贫穷而绝望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处在分裂之中，而他们的埃及兄弟的生活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却一派繁荣。埃及犹太人开始成为开罗哈里发的医生，这些人并不仅仅是宫廷御医，还是有学问的商人。他们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廷臣，通常被任命为法蒂玛帝国犹太人领袖，这个职位又称之为“纳吉德”，意思是“王子”。一位叫帕尔蒂尔（Paltiel）的出身神秘的犹太人可能是第一个兼医生、廷臣和王子数职于一身的犹太人。作为征服耶路撒冷的法蒂玛大将乔哈尔的门徒，帕尔蒂尔在乔哈尔征服耶路撒冷后立即出面帮助圣城里的犹太人。

多年以来，阿拔斯王朝的忽视和突厥统治者时断时续的资助导致耶路撒冷城区缩小，治安混乱。开罗和巴格达哈里发之间不间断的战争使得香客们不敢前来朝圣。有时，来袭的贝都因人会占领城市一段时间。公元974年，干劲十足的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攻占大马士革并疾驰到加利利，他发誓“要把我们基督的圣墓从穆斯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离耶路撒冷很近。耶路撒冷在等待着，但是他从未来过。

法蒂玛统治者鼓励他们的伊斯玛仪派和什叶派教友前往耶路撒冷的清真寺朝圣，但与巴格达的战争切断了逊尼派穆斯林与圣城的联系。耶路撒冷的孤立，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它的神圣性：伊斯兰作家编纂了一部较受欢迎的歌颂耶路撒冷美德的文集《法达伊》（Fadail），他们给耶路撒冷起了许多新名字：它依然是Iliya与Bayt al-Maqdis（圣堂），但她现在还成为了al-Balat（圣殿）。而基督徒朝圣者变得比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更加富有，且人数更多，法兰克人从欧洲跨海而来，富裕的商队每年复活节都从埃及过来。

犹太人也指望他们在开罗的救星帕尔蒂尔说服哈里发给赤贫的加昂和耶路撒冷经学院发一笔津贴。他为那里的犹太人争取到在橄榄山上买下一座犹太会堂、在押沙龙柱子附近聚会，还有在圣殿山东墙的金门旁祈祷的权利。节日时，犹太人获准绕旧圣殿七圈，但他们的主会堂仍然是“位于西墙圣所内的祭坛”，也就是“洞穴”。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犹太人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宽容政策，但现在，尽管他们很贫穷，但他们比过去两个世纪享有更多的自由。可悲的是，深受同为宗派主义者的法蒂玛王朝青睐的法学派和卡拉派在橄榄山各行其是，这导致两派之间发生了冲突，没过多久，这些衣衫褴褛的学者就在耶路撒冷充满尘土的、摇摇晃晃的会堂中和神圣的地下洞穴中展开了战斗。他们的自由仅仅加剧了穆斯林的挫败感。

公元1011年，帕尔蒂尔去世时，他的儿子想要把他葬在耶路撒冷，但招摇的送葬队伍遭到穆斯林暴徒的袭击。继帕尔蒂尔之后，开罗犹太人开始派遣商队送钱给耶路撒冷的犹太经学院和一个名叫“锡安哀悼者”（Mourners of Zion）的犹太神秘主义教派，这个教派祈祷恢复以色列，他们实际上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但这些帮助从来都不够：“这个城市是寡妇、孤儿，遭人遗弃且陷入贫穷，只靠少数几个学者支撑。”一位耶路撒冷犹太人在一封募款信中写道：“这里的生活极为困苦，食物紧缺。请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犹太人成为“一群可怜的人，不断受到骚扰”。

而逊尼派穆斯林越来越反感过度自由的异教徒。“到处都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占优势。”一位游记作家穆卡达西抱怨道，这位旅行家的名字取义为“出生在耶路撒冷”。

穆卡达西：耶路撒冷人

“耶路撒冷街道上全年都有陌生人。”公元985年前后，在法蒂玛王朝的鼎盛时期，穆卡达西回到被他称作al-Quds（意思是“神圣的故乡之城”）的圣城。他已年过四十，在外旅行了二十多年，通过旅行“寻求知识”是每一个伊斯兰圣徒必经的训练，旨在将虔诚和在智慧之屋锻炼出来的科学观察结合起来。在他的杰作《对各地知识的最健全分析》（The Soundest Divisions for Knowledge of the Regions）中，他流露出自己抑制不了的好奇和冒险意识：

除了乞讨和严重的罪恶外，旅人会遇到的事我全都遇到过。有时我很虔诚，有时我会吃不洁净的食物。我差点溺水。我的旅队在路上遭到打劫。我与国王和大臣交谈过，与放荡者作伴，被人控告为间谍，之后被投入监狱。我还和神秘主义者一起吃粥，和僧侣们一起喝汤，和水手们一起吃糕点。我在战船上见证了同罗马人（拜占庭人）的战争，在晚上听到教堂的钟声。我穿破了国王赏赐的长袍，很多次我都陷入赤贫。我有过奴隶，也把篮子放到头上搬运过东西。我被赐予了众多荣耀。我不止一次差点被害身亡。

无论穆卡达西到了哪里，耶路撒冷永远是他的骄傲：

一天，我参加了巴士拉（在今伊拉克）的法官会议，他们提到埃及的开罗。他们问我：“哪个城市更高贵？”我说：“我们的城市。”他们说：“哪个城市更令人愉快？”“我们的。”他们说：“哪个城市更好？”“我们的。”他们说：“哪个城市更美？”“我们的。”法官们对此表示很惊讶，他们说：“你真是一个自负的人。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说法。你就像麦加朝圣路上骆驼的主人一样。”

但他也承认耶路撒冷的缺陷：他承认“懦弱的人被骚扰，富裕的人遭妒忌。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在圣城更肮脏的浴池，洗澡的费用也比其他地方高”。但耶路撒冷生产最好的葡萄干、香蕉和松子；这个城市有许多宣礼员召唤信徒祈祷——这里没有妓院。“在耶路撒冷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取到水，都可以听到召唤信徒祈祷的声音”。

穆卡达西描述圣殿山上供奉马利亚、雅各和那个神秘圣徒黑祖尔的圣地。[23]阿克萨清真寺比圣墓大教堂更漂亮，但是岩石圆顶清真寺是无与伦比的：“黎明时分，当第一道曙光照到穹顶上，闪耀着太阳的光辉时，岩石圆顶寺看起来如此不可思议，我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在整个异教世界，都未见过能与之媲美的东西。”穆卡达西充分意识到他生活在两个耶路撒冷——真实的耶路撒冷和天国的耶路撒冷，这里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地方：“难道她不是现世和来世的结合点吗？难道这里不是审判日来临的旷野，所有人都将聚集于此，而所有事都将注定发生吗？尽管麦加和麦地那有其优越性，但在末日审判那一天，麦加和麦地那的人也要来耶路撒冷，三者的卓越在这里合而为一。”

但穆卡达西仍抱怨逊尼派穆斯林无法来到耶路撒冷，抱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过分自负：“学者很少，基督徒人数众多并且在公共场所举止粗鲁。”法蒂玛王朝毕竟是宗派主义者，当地的穆斯林甚至会跟着庆祝基督教的节日。但形势即将出现恐怖的逆转。公元1000年，穆卡达西去世，享年五十岁。一个孩童继承了活着的伊玛目之位，他将摧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哈里发阿齐兹临终之际，亲吻自己的儿子，然后让他出去玩耍。此后不久，阿齐兹就过世了，但是谁都找不到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活着的伊玛目。在拼命搜索之后，人们发现这个男孩爬到了一棵无花果树的树顶上。“下来，我的孩子！”一位廷臣向孩子乞求说，“愿神保佑你和我们所有人。”

衣着华丽的大臣们聚集在无花果树下，“我下来了。”新哈里发哈基姆回忆说，这个廷臣“把一条镶嵌宝石的穆斯林头巾披在我的头上，亲吻我面前的土地，并说道：‘向信仰者的指挥官致敬，感谢真主怜悯赐福！’然后他领着身着盛装的我走出来，把我介绍给众人，这些人都亲吻我面前的土地，向我这个哈里发行礼。”

哈基姆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他母亲的两个兄弟都是大主教。哈基姆长大后成为一个肩膀宽阔的年轻人，他的蓝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起初，在大臣们的建议下，他继续完成家族的伊斯玛仪派使命，容忍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喜欢诗歌，在开罗建立了自己的智慧之屋，学习天文学和哲学。他为自己的苦行生活感到骄傲，以朴素的头巾代替镶嵌宝石的头巾，他甚至在大街上与贫穷的开罗人说笑。但是，当他开始独立统治时，很快就有迹象显示这个神秘的独裁者有点精神失常。他下令杀光埃及所有的狗，接下来是所有的猫。他禁止吃葡萄、水田芹和无鳞之鱼。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并且命令所有开罗人都遵照他这种奇怪的作息时间。

公元1004年，他开始逮捕并处死基督徒，关闭耶路撒冷的教堂并把它们改造成清真寺。他取缔复活节并禁止饮酒，此举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他命令犹太人佩戴木牛项链，以提醒他们曾经崇拜金牛犊的荒唐行为，他还命令犹太人佩戴铃铛，以警示穆斯林避开犹太人。基督徒则不得不佩戴铁十字架。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被迫在改宗和离开这个国家之间作出抉择。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已被摧毁。但是基督徒的一项越来越受欢迎的宗教活动仍将哈基姆的注意力吸引到耶路撒冷——每年复活节，来自东西方的基督徒朝圣者涌入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城市的复活节奇迹：天降圣火。

耶稣受难日之后的神圣星期六，成千上万名基督徒会在圣墓大教堂度过这一夜。这一夜，圣墓被封起来，油灯通通熄灭，主教在令人动情的场景中摸黑进入圣墓，在长时间的、扣人心弦的期待之后，火花似乎从天而降，火光闪烁，光明向外扩展，主教手持一盏以神秘方式点亮的油灯出现在众人面前。接下来圣火将一根根蜡烛点燃，分得圣火的人群尖叫欢呼，举止近乎癫狂。基督徒将这种相对较新的宗教仪式（870年，一位朝圣者首次提到这种宗教仪式）视为耶稣复活的神圣证明。而穆斯林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通过诡计实现的露天马戏表演——把树脂油涂抹在吊着油灯的绳子上。对此，一位穆斯林耶路撒冷人写道：“这种令人憎恶的伎俩，却令他们一个个敬畏得发抖。”

哈基姆听说了这样的仪式，又眼见基督徒商队将大量财富运到耶路撒冷后，命人烧毁了开罗的犹太区，并下令彻底拆毁圣墓大教堂。公元1009年9月，哈基姆的手下把圣墓大教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了，除了那些没法拆的地方，他们基本上把整座教堂夷为平地。接着，他们开始摧毁这个城市的犹太会堂和其他基督教堂。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不假装改信伊斯兰教。

哈基姆的古怪行为使一些伊斯玛仪派教徒相信“他就是真主的化身”。在他自己的神启般的疯狂中，哈基姆没有让这个新教派失望，他开始迫害穆斯林；他取缔斋月，恐吓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对他如此痛恨，以至于他需要开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允许这些人重建会堂[24]和教堂。

此时，精神错乱的哈里发经常在开罗的大街上梦游，医生不得不使用大量药物为他治疗。哈基姆清洗了自己的宫廷，下令杀死自己的老师、法官、诗人、厨子和表亲，砍掉女奴的手。他有时甚至会亲自动手杀人。

哈基姆：消失

最终，在公元1021年2月的一个午夜，发狂的哈基姆——还只有三十六岁——骑驴离开开罗，跑进山里，他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以至于他的信徒认为“哈基姆不是普通妇人所生，因此不会死”。后来他的驴子和一些带血的衣服碎片被发现，所以有推测说他可能是被他的妹妹谋杀了，后者安排了哈基姆的幼子查希尔继承王位。哈基姆的信徒遭到法蒂玛军队的屠杀，但一些信徒侥幸逃脱并成立了一个新教派，这就是延续至今的黎巴嫩德鲁兹派（Druze of Lebanon）。

精神错乱的哈基姆给耶路撒冷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痕：君士坦丁教堂没有完全按它原来的样子重建。仿佛哈基姆造成的创伤还不够似的，公元1033年，一场地震袭击了这个城市，摧毁了拜占庭城墙和倭玛亚皇宫，老的倭玛亚阿克萨清真寺坍塌在一片废墟中，犹太老山洞会堂也遭到破坏。

哈里发查希尔尊崇耶路撒冷，他恢复了祖先的宽容政策，承诺保护犹太教的两个派别，并且在圣殿山重建阿克萨清真寺，精心装饰的凯旋门上的题词把他自己、他的耶路撒冷和先知夜行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的清真寺的规模比原来小很多。查希尔又重新修建了城墙，但新城墙只囊括了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大概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差不多，它把锡安山和废弃的倭玛亚皇宫都排除在外。

查希尔和他的继任者欢迎拜占庭人资助重建圣墓大教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于是建立了一座新的圣墓大教堂，该教堂于公元1048年完工，入口朝南。一位来自波斯的朝圣者纳西尔（Nasir-i-Khusrau）写道：“这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建筑，能够容纳八千人，建筑技艺精湛，彩色大理石上装饰着拜占庭织锦，再用黄金镶饰出图案。”但新建的圣墓大教堂的规模仍然小于拜占庭的巴西利卡式教堂。犹太人一直未能重建所有被毁坏的会堂，尽管开罗的大宰相犹太人图斯塔里支持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团。[25]

哈基姆的迫害活动似乎重新燃起了人们对耶路撒冷的激情——这里成了繁荣的朝圣城市。“从古希腊人的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纳西尔写道，“大批基督徒和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每年都有两万穆斯林在圣殿山集合，以此取代去麦加朝圣。犹太人的朝圣者从法兰西和意大利涌来。

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变化，使得耶路撒冷对来自西方的法兰克人和来自东方的希腊人都颇具吸引力。罗马天主教皇控制下的拉丁基督教与皇帝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们控制的希腊正教此时已经差别很大。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他们祈祷时使用不同的语言，对一些晦涩的神学信条争论不休，更重要的是，正教拥有自己的圣像和夸张风格，更加神秘和热情；天主教则崇尚原罪观念，认为在人和上帝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公元1054年7月16日，正当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场宗教仪式进行到一半时，罗马教宗的使节把拜占庭大主教开除了教籍，拜占庭大主教于是也愤怒地把教宗开除了教籍。这次教会大分裂加剧了东西方势力对耶路撒冷的争夺。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资助了以圣墓大教堂为中心的第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区。耶路撒冷城内有许多拜占庭朝圣者和工匠，纳西尔听到一些神秘的传言，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耶路撒冷微服出巡。也有许多来自西方的朝圣者，穆斯林统称他们为“法兰克人”，即查理曼的子民，事实上他们来自欧洲各地，阿马尔菲商人建立旅馆和修道院接待他们。在当时的人们中间广泛流行着朝圣能够为战争赎罪的观念。早在公元1001年，安茹伯爵、统治英格兰的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者黑色富尔克（Fulk the Black）就曾到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他发现妻子与一个养猪人通奸后活活烧死了她，他总共去朝圣过三次。11世纪晚期，暴虐的斯韦恩·戈德温森（Sweyn Godwinson）伯爵，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哥哥，赤脚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因为他强奸了处女埃德维加嬷嬷。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征服者威廉的父亲，更是放弃了他的爵位，留在圣墓大教堂祈祷。但他们三人都死在了朝圣的路上：朝圣也未能阻止死亡。

法蒂玛王朝受到宫廷政变和阴谋的困扰，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力逐步减弱，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因此朝圣路上经常会有强盗抢劫朝圣者。朝圣之路上死亡非常普遍，当时亚美尼亚人将那些在朝圣路上遭遇死亡的朝圣者称为“mahdesi”，相当于穆斯林的“haj”。

公元1064年，班贝格的阿诺德主教（Arnold Bishop of Bamberg）带领一支富裕的朝圣队伍（由七千名日耳曼和荷兰朝圣者组成）前往耶路撒冷时，在城外遭到贝都因部落的袭击。一些朝圣者吞下他们的黄金以防强盗劫走，但这些强盗却剖开他们的内脏以获取黄金。五千名朝圣者被屠杀。尽管耶路撒冷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四个世纪，但这种暴行将圣墓大教堂一下子推入了险境。

公元1071年，东方强人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英勇的狮子”——在曼兹科特打败并俘获了拜占庭皇帝。[26]阿尔普·阿尔斯兰是塞尔柱人的领袖。这群土库曼骑兵控制了巴格达哈里发，并被赐予“苏丹”（意为“权力”）这一新的头衔。阿尔普·阿尔斯兰派遣他的将军阿齐兹·伊本·阿瓦克·花剌子密（Atsiz ibn Awak al-khwarazmi）急速南征——前往耶路撒冷。

阿齐兹：野蛮的洗劫

耶路撒冷的加昂和许多犹太人过去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受到过礼遇，此时他们逃出了耶路撒冷，前往法蒂玛王朝的大本营——提尔。阿齐兹在城外安营扎寨，身为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他声称不会伤害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之圣所，我不会攻打她。”1073年6月，他围困耶路撒冷，使城内粮草断绝，耶路撒冷不得不投降。接下来他南下埃及，却打了败仗。这激励了耶路撒冷人起而叛乱，他们包围了城堡里的土库曼人和阿齐兹的妻妾。

阿齐兹返回了耶路撒冷。当他准备进攻时，他的妻妾们爬出希律城堡为他打开大门。他的中亚骑兵杀了三千名穆斯林，包括躲在清真寺内的人。只有那些在圣殿山避难的人们幸免于难。一位犹太诗人在埃及遇到阿齐兹的军队，他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把仓库洗劫一空，他们是一群奇怪和残忍的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头戴黑红相间的头盔，手里拿着弓和矛，背着装满弓箭的箭袋。”阿齐兹和他的骑兵摧毁了耶路撒冷：“他们烧毁谷物，砍倒树木，践踏葡萄园，挖坟抛尸。他们没有人性，简直就是禽兽。他们割下别人的耳朵和鼻子，偷走别人的衣服，使这些人赤身裸体。”

当“英勇的狮子”的家族成员和将军们拥有了自己的封地时，帝国开始瓦解。阿齐兹被谋杀，耶路撒冷落入另一个突厥军事首领奥尔图克·本·阿克萨布（Qrtuq bin Aksab）手中。他一到来就朝着圣墓大教堂的圆顶射了一箭，以此宣称他是这里的新主人。他显示了他的宽容，甚至任命了一位雅各派基督徒作为管理者，并且邀请一些逊尼派学者返回耶路撒冷。[27]

奥尔图克的儿子苏克曼（Suqman）和艾尔·加齐（Il-Ghazi）继承了耶路撒冷。公元1093年，“有人起义反抗总督，”一位西班牙学者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这样写道，“反抗者盘踞大卫塔。总督试图让弓箭手攻击他。”当土库曼士兵在街头激战时，“没人关心战事，市场没有关闭，苦修者没有离开阿克萨清真寺，没有一场辩论中止”。[28]但哈基姆的残暴、拜占庭皇帝的战败、耶路撒冷落入土库曼人之手以及对朝圣者的屠杀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朝圣之旅陷入危险境地。

公元1098年，埃及宰相很吃惊地得知，一支极具战斗力的欧洲基督教军队正前往圣地。他以为这支军队只是拜占庭雇佣兵，所以向对方提出瓜分塞尔柱帝国：基督徒获得叙利亚，他重获巴勒斯坦。后来，当他发现基督徒的目标是耶路撒冷时，他“用四十个投石机攻打耶路撒冷四十天”，直到奥尔图克的两个儿子逃往伊拉克。宰相任命他的将军作为耶路撒冷统治者，并留下一支由阿拉伯人和苏丹人组成的驻军。他则返回开罗，与法兰克人的协商一直持续到1099年夏天——基督教的使者此时正在圣墓大教堂庆祝复活节。

法兰克人的入侵非常令人意外：阿拉伯帝国被塞尔柱人攻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荣耀成为遥远的记忆。伊斯兰世界分裂为许多小领地，这些领地由突厥将领埃米尔（amirs）和阿塔贝格（atabegs）控制。在基督教军队南进之时，一位塞尔柱王子也趁机进攻耶路撒冷，但被击退。与此同时，安条克落入法兰克人手中，法兰克大军一直攻打到海岸边。公元1099年6月3日，法兰克人占领拉姆拉，逼近耶路撒冷。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和犹太人躲进圣城中避难。6月7日星期二早上，法兰克骑士到达先知撒母耳的墓地，此地距耶路撒冷北4英里（约6千米）。从西欧一路前来，法兰克人现在终于可以从欢乐山（Montjoie）上向下凝视这座万王之王的城市。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环绕耶路撒冷安营扎寨。

[1]　清真寺（mosque）一词源于阿拉伯语的“masjid”，西班牙语的对应词是“me-zquita”，法语的对应词是“mosquée”。

[2]　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使用“信仰者的指挥官”这个称号。后来，国家的领袖就被称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或“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或许曾使用过这个称号，但没有证据表明，在以后的七十年里这个称号得以再次使用，这个状况直到阿卜杜拉·马利克统治时期才发生改变。因此两个称号分别使用；前四任统治者被称为“正统哈里发”。

[3]　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包括耶路撒冷的投降，一直是带有神秘色彩、被争论不休的问题。杰出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是一到两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写作的地点也远离耶路撒冷和麦加。伊本·伊斯哈格是穆罕默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他一直生活在巴格达，逝世于770年；塔巴里、拜拉祖里与雅库比都是9世纪晚期生活在波斯或伊拉克的作家。

[4]　早期的穆斯林似乎以“信仰者”自称，这个词在《古兰经》中出现了一千次，而“穆斯林”只出现了七十五次。正如我们将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他们并不反对一性论者，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的权威弗雷德·M·唐诺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信仰者认为自己属于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宗教团体，有些早期信仰者甚至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5]　当时并未留下关于耶路撒冷陷落情况的描述，但阿拉伯史家对同一时期阿拉伯军队入侵波斯的情况却进行了记载，这段文字可能来源于这段史料。

[6]　犹太人和大多数基督徒也许并不质疑穆斯林最早论述信仰的著述《清真言》里所提到的“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因为直到公元685年穆斯林才又补充说“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犹太人和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命名是重叠的：穆罕默德遵循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称呼巴勒斯坦为“圣地”；犹太人称呼圣殿为“圣所”（Beyt ha-Miqdash），这一称呼后被穆斯林借用；穆斯林称呼这座城市为“Bayt al-Maqdis”；犹太人称圣殿山为“圣所之山”（Har ha-Beyt）；穆斯林最初称其为“圣所清真寺”（Masjid Bayt al-Maqdis），后来也叫“尊贵的禁地”（Haram al-Sharif）。总体而言，关于耶路撒冷的名称，在穆斯林世界中有十七个，在犹太人中则多达七十个。但他们都同意一点：“所有这些名称都是伟大的象征。”

[7]　加昂是希伯来文Gā’on的音译，意为庄严、卓越，为约589-1038年间对巴比伦苏拉（Sura）和蓬贝迪塔（Pumbeditha）犹太教神学院院长的尊称，后亦泛指有重大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译注

[8]　传统文献提到，欧麦尔和基督徒们达成的盟约或协议表明，欧麦尔同意禁止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徒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欧麦尔是很欢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他和早期的哈里发同意犹太人在圣殿山礼拜，因此，在穆斯林统治期间，犹太人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人已经在耶路撒冷形成一个较大的基督教社团，他们有自己的主教（后来成为族长）。他们同穆斯林关系亲密，并拥有自己的立法。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齐米”（dhimmi），即拥有契约的民族，他们都得到统治者的宽容，但有时也变得地位低下，甚至受到充满敌意的迫害。

[9]　欧麦尔得知哈立德在家中灌满红酒的浴室狂欢，在狂欢中还有一位诗人唱着赞美将军英雄事迹的歌曲，这之后欧麦尔就命令这位耶尔穆克河战役的胜利者退休了。哈立德后来死于瘟疫，然而今天的哈立德家族成员坚称他们是其后代。穆罕默德早期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叫作奈茜拜的女人，她在捍卫先知的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条腿。现在奈茜拜的兄弟欧巴岱·本·萨米特投靠了欧麦尔，欧麦尔让他担任耶路撒冷的执法官以及圣墓大教堂和圣石的管理人。他的后代即努赛贝家族的人，一直到2010年都是圣墓大教堂的管理者（见《后记》）。

[10]　效忠的方式是行bayah礼，这是一种握手礼，意为一种表示服从的协议：这个词来源于“baa”——“出售”。

[11]　现代清真寺包括“米哈拉布”（mihrab，即面向麦加的祈祷壁龛）与“敏拜尔”（minbar，即布道坛）。穆阿维叶的祈祷大厅有米哈拉布，但很可能没有敏拜尔，因为早期伊斯兰很注重人人平等，因而不会设置布道坛。然而，根据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说法，穆阿维叶的帝国统治改变了这一点。他的埃及总督阿慕尔将军，将敏拜尔引进埃及的清真寺，穆阿维叶也开始在周五的布道上使用敏拜尔，并用木栅栏将周围圈起以防备刺杀。

[12]　伊朗仍然保持着什叶派的神权政体模式。什叶派在伊拉克是多数派，在黎巴嫩则是少数派。侯赛因的兄弟哈桑·本·阿里似乎闭门不出，但他很可能还是遭到了谋杀。侯赛因的直系后代包括今天摩洛哥的阿拉维王室以及约旦的哈希姆王室。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法蒂玛王朝、阿迦汗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都可追溯为侯赛因的后代。这些后代常以高贵纯正而著称，被称为“阿什拉夫”（Ashraf，单数是Sherif，通常又被称为Sayyid——赛义德）。

[13]　1902年，阿卜杜拉·马利克的一个里程碑在耶路撒冷东边被发现，上面刻有铭文，该铭文记述了哈里发是如何看待其权力与安拉的关系的：“除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阿卜杜拉·马利克是信仰者的指挥官和上帝的仆人，他命令修缮这条道路并建造这座里程碑。从耶路撒冷到此地有七千米……”

[14]　“信仰圣书的民族啊，不会跨越你们宗教的界限，除了真理，不要谈论任何与真主有关的事情。”圆顶清真寺的铭文上这样写道。“事实上，马利亚的儿子救世主耶稣只是真主的一个信使，他在所有信使中是如此地信仰真主，从不说‘三’这个数字……上帝不可能得子。”这段话似乎不是针对基督教全体，而更像是在攻击三位一体论。作为犹太人，两周一次的礼拜使他们与犹太教圣殿的关系更加牢固：“每周二和周四，他们会预订藏红花，并准备一些麝香、龙涎香、檀香和玫瑰水。接着这些仆役们（通常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进食，随后进入浴池净身。净身后他们径直走向衣柜，出来以后会身着红、蓝色衣裳，头巾和腰带，接着就走向圣石涂抹圣油。”正如学者安德烈亚斯·卡普罗尼所写的，这是“穆斯林礼拜仪式，穆斯林认为圣殿的礼拜仪式就应该这样。将这个冗长的故事缩短以后就是前圣殿的重建，《古兰经》就是新的《托拉》，而穆斯林就是以色列地真正的人民”。

[15]　在耶路撒冷有个传统：建筑用材都是从各个地方运过来的，阿克萨清真寺的木柱就来自一个基督教建筑的基座，至今那上面仍用希腊语标示着16世纪大主教的名字（现存洛克菲勒和哈拉姆博物馆）。通向南边的双重和三重门，与东边的金门相辉映，这些耶路撒冷最美丽的门所用的建筑石料都来自早期希律王和罗马时期，现在这些门都是关闭的。那儿的墙上有些混乱的刻印，内容有安敦宁·毕尤国王和他在圣殿山上的骑马雕像。

[16]　“每一个有气息的，都要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我。”《古兰经》里这样说。穆斯林创造了一个围绕耶路撒冷的天启路线图。邪恶的力量将会在金门这里被毁灭。当约柜呈现在“马赫迪”（选民）眼前时，“马赫迪”就会死亡。一看见约柜，犹太人就会改宗为伊斯兰教徒。麦加的圣堂同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天堂来自圣殿山，而地狱则在欣嫩子谷。民众会聚集在金门外面的平原，毁灭天使伊斯拉非来（圆顶清真寺其中一个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吹响他的号角：死者（尤其那些埋葬得靠近金门的人）会复活并通过金门——末日的入口（两个小圆顶的怜悯门或曰追悔门）来到圆顶链清真寺祈祷所的正义天平接受审判。

[17]　伊玛目就是一座清真寺或一个社团的领导，但在什叶派眼里，伊玛目则是精神领袖，由真主遴选，得到永不犯错的祝福。伊朗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相信第一个伊玛目是默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和他女儿法蒂玛的后代，而第十二个伊玛目则是“神秘的”——被上帝隐遁——将会在最后审判日以救世主“马赫迪”的身份回归，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就是由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这种千禧年期望下创建的，在伊玛目回归前，世界由神职人员统治。

[18]　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随着麦加地位的上升而下降，而它过去的地位曾接近麦加和麦地那，是朝觐的地点之一——“你只应前往麦加、麦地那和阿克萨这三个清真寺。”《圣训》这样说过。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耶路撒冷已经衰微为一个只有虔诚者才去拜访的地方。

[19]　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尤其是马蒙，定期从拜占庭获得希腊经典著作的副本，并且保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得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的后代。阿拉伯人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科学词汇，后来的一些英语词汇都是从阿拉伯语借用来的，例如酒精、蒸馏器、炼金术、代数学、年历。纳迪姆著名的《索引书》显示阿拉伯人创作了六千种新书。纸代替了原来的羊皮卷：在历史上一场决定性战役中，阿拔斯王朝打败了中国唐朝皇帝，使伊斯兰世界控制了中东，他们同时也从中国造纸工匠那里获知了造纸术的秘密。

[20]　世界犹太社团被两个世袭加昂领导，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经学院，另一个来自巴格达的巴比伦经学院。卡拉派教徒遍布整个犹太世界，他们建立了从克里米亚直到立陶宛的犹太社团，这些社团一直存在，直到纳粹屠犹时期。纳粹屠犹曾出现过一个反常现象：在克里米亚，一些卡拉派是突厥血统而非闪米特血统，因此，纳粹下令保护这支犹太教派。

[21]　可萨人（Khazars）——信奉萨满教的突厥游牧部落，其统治范围从黑海到中亚——在现代以色列国成立前曾建立过最后一个犹太国家。公元805年，他们的国王改宗犹太教，并改取了玛拿西、亚伦之类的名字。耶路撒冷作家穆卡达西穿过可萨地区时，观察到“那里有大量羊群、蜂蜜和犹太人”。960年，这个犹太王国衰落。然而一些作家，从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到最近的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都认为许多欧洲犹太人是这些土耳其部落的后裔。这一说法如果是正确的，将会破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现代的基因技术推翻了这一点：两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现代犹太人，包括塞法尔迪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约有70％来自三千年前的中东，另外约30％属于欧洲血统。

[22]　后来的耶路撒冷统治者也葬在那里，和犹太人一样，他们也相信葬在耶路撒冷意味着能够在审判日首先复活，并且越接近圣殿山，越能尽快复活。还未找到伊赫希德的墓地，但人们相信它就在圣殿山的北边。一位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告诉作者，三大宗教出于政治原因如此经常地篡改耶路撒冷的历史，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神圣动力。当谈到以色列当局在圣殿山北部大兴土木时，这位历史学家建议只需立一个牌子，指出这是伊赫希德的墓地遗址，新的建筑活动就会被取消，因为伊赫希德的墓地是公认的圣地。

[23]　黑祖尔是最让人着迷的伊斯兰圣徒，与耶路撒冷联系密切，他曾在那里庆祝斋月。黑祖尔（意思是“绿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能够长生不老，却长着白胡子，《古兰经》记载他是摩西的领路者。在苏菲派神秘主义教义中，黑祖尔是照亮圣路并引领人们走圣路的人。“绿人”似乎启发了亚瑟王史诗《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里的绿衣骑士，但他主要和希伯来先知以利亚和基督徒圣乔治（一个罗马官员，被戴克里先处死）齐名。他的圣殿位于伯利恒，至今仍受到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崇敬。

[24]　并非所有犹太会堂都被摧毁。位于开罗老城的福斯塔特的犹太会堂就未被毁坏，该会堂保存有中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库：开罗犹太藏经库。当时，圣书的三大子民都尊崇写有神圣文字的纸张文件，在他们看来，文字和人一样有灵性。犹太人将从会堂得来的字纸存放在一个藏经库或一个储藏室长达七年，七年后这些字纸会被葬入墓地或是收藏在一个特殊的阁楼里。九百多年来，犹太藏经库从没清空过，这里保存了十万份文件，这些文件展示了埃及犹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世界方方面面的联系。这些文件被密封、遗忘，直到1864年一个耶路撒冷学者首次打开它。19世纪90年代，藏经库文件开始浮出水面，被英国、美国和俄罗斯学者争相购买。1896年，两位不同寻常的苏格兰女士把一些藏经库文件展示给所罗门·谢克特教授看，教授认出这是最早的《德训篇》的希伯来文本。谢克特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收集起来，这些资料使S·D·戈伊坦得以创作他六卷本的著作《地中海社会》。

[25]　这是一个犹太人给伊斯兰君主当大臣的时代。在埃及，波斯卡拉派一个商业世家的后代阿布·萨阿德·图斯塔里成为专为查希尔提供奢侈品的承办商，并卖给查希尔一个黑人女奴。1036年，查希尔哈里发去世后，这个女奴成为瓦里达，她是继任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母亲，她与图斯塔里一起幕后操纵哈里发。图斯塔里积聚了大量财富，他曾送给瓦里达一艘银船和一顶银帐篷，总价值十三万迪拉姆。他从未改信伊斯兰教。诗人里达·伊本·绍布写道：“埃及的人们，我给你们一个好的建议，变成犹太人，因为天堂本身已经成为犹太人的。”1048年，图斯塔里被突厥军队谋杀，耶路撒冷加昂深感悲痛。与此同时，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伊斯兰宰相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个支持者：撒母耳·伊本·纳格拉王子是一位博学的医生、诗人、《塔木德》学者和将军，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指挥伊斯兰军队作战的犹太人。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但在1066年的格拉纳达屠犹运动中被杀害。

[26]　阿尔斯兰的胡子很长，直垂到肩上。当被俘获的皇帝被带到他前时，他问道：“假如我是犯人被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怎样处置我？”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回答：“我可能会杀了你，或把你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示众。”但阿尔斯兰却回答说：“我的处罚更重，我会原谅你并放了你。”但阿尔斯兰自己并没有活多久。发现行刺者时，他让随身侍卫闪到一边，想展示自己的射术，击退刺客。但他的脚一滑，刚好给行刺者机会刺杀了他。死前，他告诫他的儿子马利克沙：“要记住这个教训，不要让你的虚荣心战胜你的直觉。”他位于梅尔夫的墓地的墓志铭具有雪莱诗作的讽刺韵味：“那些见证过高高在上的阿尔普·阿尔斯兰的人，看啊，他现在正躺在这堆黑土之下。”

[27]　关于法蒂玛王朝继承权的争论导致一支残忍的教派伊斯玛仪什叶派兴起，其领导者是哈桑·萨巴赫。他和他的尼查尔派逃到波斯，占据了阿拉穆特城堡，之后他们在黎巴嫩又获得了一些城堡，通过发动一场壮观的反对逊尼派的恐怖活动赢得了一小批信徒。他组成一批杀手，威胁中东一个多世纪，这些杀手可能是受“哈萨辛”的影响比较大，因此被称为“哈萨辛主义者”或“刺客”。穆斯林称他们为“巴提尼”，即神秘知识的追寻者。

[28]　1095年，逊尼派哲学家阿布·哈米德·阿加扎利在耶路撒冷寻求庇护以躲避哈萨辛的刺杀。他“把自己关在岩石穹顶下”，在金门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写作《宗教学的复兴》，通过区分宗教真理的狂热启示与逻辑哲学（即希腊形而上学），复兴逊尼派，承认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式。最后，他又背弃科学的因果关系（在他的《哲学家的不相关性》一书中）而崇尚神启，从而终结了巴格达学习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也削弱了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

第五部分　十字军东征

走上通往圣墓大教堂之路；从邪恶的民族手里夺得那块土地，并将其控制在我们手里。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演说

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是崇拜的对象，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也不会把她放弃。

理查大帝给萨拉丁的信

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实际上，她对我们来说更为神圣。

萨拉丁给理查大帝的信

除了上帝的圣堂，我们还有什么遗产？

如此，我们又怎能忘记他的圣山？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我们可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希望之乡？

只有那块布满城门的土地，

天国之门只在那里开启会朝。

犹大·哈列维

当我找到主题且说话，

当我从西班牙流亡至锡安，

我的灵魂从深渊上升到天堂，

那天我欣喜若狂，因为上帝之山就在眼前，

从来到人世那天起，我便向往着这一天。

犹大·哈里兹

21

大屠杀

公元1099年

戈弗雷公爵：围困

公元1099年盛夏，在干旱少雨的犹地亚山区，埃及军队固守着圣城，由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组成的民兵也协同防守。城内粮草充足，蓄水池也盛满了水，但在炎热干旱的乡下，水井已被投了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被赶了出去，城内最多只有三万居民。聊以慰藉的是，埃及的宰相正率兵北上，前来搭救他们。援军装备精良：他们甚至有秘制的火焰喷射武器——希腊火。[1]加之耶路撒冷固若金汤的城墙，守军想必对来犯之敌不屑一顾。

法兰克军队人数不多，只有一千两百名骑士和一万两千名士兵。在开阔的战场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轻装盔甲骑兵根本无力抵抗法兰克骑士的凌厉进攻。这些法兰克人骑着体格庞大的战马，戴着头盔，穿着胸铠和锁子甲，里面则穿着软铠甲（装填了许多垫料的贴身防护装），并配有长矛、大刀、狼牙棒和盾牌，如同一个个猛烈挥舞的铁拳。

然而此时，他们的西方战马要么早已死去，要么已被饥饿的士兵吃掉。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峡谷，冲锋是不可能的，马匹派不上用场，盔甲穿着也太热。疲惫不堪的法兰克士兵只能徒步作战，而他们的将军们又内讧不断。这里没有最高统帅，最杰出也最富有的要数图卢兹伯爵雷蒙德。雷蒙德作战英勇，镇定冷静，但以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著称。起初他将部队驻扎在城西希律城堡对面，但几天后又移师南边以包围锡安门。

耶路撒冷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往往在北边，于是，年轻有为的佛兰德斯公爵罗伯特来到了今天的大马士革门对面扎营，公爵的父亲曾多次到耶路撒冷朝圣；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征服者威廉之子）英勇无畏却徒劳无功，人送绰号“柯索斯”（意为“小短腿”），甚至干脆叫他“肥腿”，他负责围攻希律门。而真正能鼓舞士兵作战的是布永的戈弗雷，他是下洛林公爵，身材魁梧，满头金发，时年三十九岁，称得上是“当时北方骑士的楷模”，因虔诚忠贞（他终身未婚）而为人赞誉。戈弗雷率军在今天的雅法门附近驻扎。同时，二十五岁的诺曼人坦克雷德·德·奥特维尔一心想要为自己打下一个公国，他迅速攻占伯利恒，回师后加入驻扎在耶路撒冷西北角的戈弗雷的军队。

法兰克人横跨欧亚，行程几千英里，在损失了无数军团士兵后抵达圣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高潮或曰巅峰。

教皇乌尔班二世：奉主之名

说到十字军东征，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公元10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召开大会，会上他向前来的王公贵族和普通民众宣布要征服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

乌尔班二世将恢复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声望看作自己的使命。他发明出一套新的圣战理论，以重振基督教王国和教皇的权威，并证明消灭异教徒以减轻罪恶的合理性。空前的纵容催生出一种类似穆斯林圣战的基督教版本的圣战，而对耶路撒冷的普遍崇敬正是这种圣战所需要的。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写满了神圣符号的年代。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城市，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地和天上的王国，对此每个基督徒都了然于心，因为在布道中、在朝圣故事中、在耶稣受难剧以及绘画和遗迹中，这一点一再被提起。教皇乌尔班还劲头十足地激起人们对圣墓大教堂的安全与日俱增的忧虑，并以朝圣者的惨遭屠杀和土库曼人的残暴行为力争其言之不谬。

数以千计的达官显宦和贩夫走卒不失时机地回应了乌尔班的号召：“国与国之间充斥着暴力，万物为欺瞒、背叛和诈骗所遮蔽，”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这样写道，“所有的美德都远去了，通奸行为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到处都是奢靡、酗酒以及投机游戏。”十字军东征为个人冒险提供了良机，数千名无事生非的骑士和战争掠夺者从家乡逃了出来。有种现代观点认为，十字军东征只不过给那些施虐狂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在好莱坞电影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反抗运动中甚为流行。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少数王公贵族建立了新的领地，一些十字军从此发迹，然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大量生命财产在这场异想天开、充满危险却又道貌岸然的事业中化为乌有。当时那种精神，现代人很难理解：它为基督徒提供了赎免一切罪过的机会。换言之，这些朝圣的武士绝大多数是渴望在耶路撒冷的战斗中获得拯救的信徒。

克勒芒的集会者回答教皇说：“奉主之名！”图卢兹的雷蒙德是第一个举起十字架的人之一。有八万人举起了十字架，其中有贵族们率领的纪律严明的地方军，有冒险家率领的横冲直撞的匪帮，还有圣洁的隐士率领的虔诚的农民部队。当第一次东征浪潮横跨欧洲、涌向君士坦丁堡时，犹太人要么被迫改宗，要么被杀，以报复他们杀死基督。

被这些拉丁暴徒吓得半死的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Alexios）对十字军表示欢迎——他还怂恿十字军向耶路撒冷进发。一到安纳托利亚，成群的欧洲农民就被突厥人杀死了，但主力部队中组织得当、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骑士，还是击溃了塞尔柱人。这项事业是信仰对经验和理性的胜利：从十字军逼近圣地起，紧张便逐步升级，军事行动被那些如兵法一般重要的神灵幻象、天使来访及神迹发现所引导和鼓动。欧洲人攻打的地区正处在致命的分裂之中，哈里发之间、苏丹和埃米尔之间、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互相混战，他们将彼此间的竞争置于任何伊斯兰团结观念之上。

安条克的沦陷是十字军首次实质性的胜利，但他们随后便被困在城内。面对饥饿和僵局，十字军东征几乎就要在此结束。在最危急的时刻，伯爵雷蒙德手下一个叫彼得·巴塞洛缪（Peter Bartholomew）的人梦见圣矛被埋在一座教堂底下，于是他们开始挖掘，并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现了圣矛，这个发现大大鼓舞了士气。后来，巴塞洛缪被控欺诈，被判遭受火刑考验，在9英尺（约2.7米）长的、烧红的烙铁上行走，他挺了过来，并且声称自己无恙，但于十二天后去世。

十字军没有在安条克覆灭，当他们南下时，的黎波里、凯撒利亚和阿克的突厥人及法蒂玛军事领袖们分别与他们达成协议。法蒂玛放弃雅法，十字军切断了通往耶路撒冷的内陆交通。当各路人马围绕耶路撒冷安营扎寨时，橄榄山上的一个隐士受幻象启发，对十字军头领说要速战速决。6月13日，十字军突袭城墙，但被轻而易举地击溃，且损失惨重。贵族们意识到只有制订更周密的计划，制造更多的梯子、石弩和围城工具才能获得成功，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木材。不过，他们交上了好运。6月17日，热那亚水手进入雅法港，他们将船只拆解成木材运送到耶路撒冷，以建造装备有石弩的轮式攻城机器。

此时，贵族们已经开始为战利品争吵了。其中最能干的两个贵族攫取了属于自己的公国：塔兰托的博希蒙德留下来把守安条克，戈弗雷那干劲十足的兄弟鲍德温则占领了远在幼发拉底河边上的埃德萨。现在贪婪的坦克雷德在为自己谋求伯利恒，而教会也宣称自己对基督诞生地拥有所有权。此时酷热难耐，西罗科热风盛行，水源短缺，人手不足，士气低落，再加上埃及人快要来了，时间非常紧迫。

这时，神迹挽救了他们。7月6日，一个看见异象的僧侣声称勒庞的阿代马尔拜访过他（并非首次），这位受人尊敬的主教已经死在安条克，但现在他的精神鼓舞着法兰克人像当年约书亚围攻耶利哥一样去围攻城墙。全军斋戒三日后，于7月8日这天，在手持圣物的僧侣的带领下，赤脚环行耶路撒冷，“队伍吹着喇叭，举着旗子和武器”，而城垛里的耶路撒冷人则取笑他们，侮辱耶稣受难像。约书亚式的绕墙仪式结束后，他们聚集在橄榄山上听他们的牧师发表演讲，并见证了他们领袖的和解。梯子、攻城机器、投石机、投射物、箭矢、柴捆，一切都要准备妥当，所有人不分昼夜地劳作，妇女和老人也没闲着，他们在为围城器械缝制防护皮革。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战死，要么攻下耶路撒冷的城墙。

坦克雷德：圣殿山上的大屠杀

7月13日晚，十字军整装待发。随军僧侣们向他们说教，使他们内心充满虚幻的圣洁感和肃杀的决心。他们用投石器向城墙发射炮弹和投射物，守军则用成袋的棉花和干草减缓打击的力度，这些棉花和干草直铺到防御墙，就跟巨大的晾衣绳一样。穆斯林也使用了投石器。当基督徒发现有奸细混进来时，他们用投石器将那人硬生生地抛到了城墙上。

十字军整晚都在用干柴填充沟壑，三架攻城机器被拆成零件运过来，然后像巨大的拼装家具一样组装起来，一架供锡安山上的雷蒙德使用，另外两架运往城北。雷蒙德第一个将攻城机器对准了城墙，但指挥南方战事的埃及总督已经决心抵抗到底。几乎在最后时刻，布永的戈弗雷发现了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位于今天的希律门的东边，洛克菲勒博物馆对面）。诺曼底公爵和佛兰德斯公爵还有坦克雷德迅速调兵至东北角。攻城机器抵达理想位置后，戈弗雷亲自登上了攻城塔：他挥舞着弓弩出现在塔顶，此时万箭齐发，投向城墙的箭矢犹如雨下。

太阳升起来了，橄榄山上的贵族们开始用闪光镜来协调各部行动。同时，雷蒙德和诺曼人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了进攻。15日这天是星期五，黎明时他们再次发动进攻。戈弗雷登上并不十分坚固的木结构塔楼，向城内放箭，守军则用上了希腊火，但不足以抵挡法兰克人前进的脚步。

中午时分，戈弗雷的机器终于逼近城墙。法兰克人在攻城机器和城墙之间架起木板，让一对兄弟爬进城里，戈弗雷尾随而至。他们声称看到已故主教阿代马尔和他们并肩作战：“大家都可以作证，他是第一个登上城墙的。”甚至说是这位过世的主教命令他们打开柱门（大马士革门）的。坦克雷德与他的部下涌进了狭窄的街道。南部的锡安山上，图卢兹伯爵听到欢呼声。“还等什么？”雷蒙德训斥他的部下，“看吧，法兰克人已经进城啦！”很快，雷蒙德的军队便攻入耶路撒冷，追击总督和守军至希律城堡。总督同意向雷蒙德投降，以保全他的守军的性命。市民和士兵在坦克雷德和他的军队的追击下逃到了圣殿山。战斗中，耶路撒冷人关上圣殿山的所有大门，并进行反击，但坦克雷德手下的勇士们仍杀出一条血路，来到神圣的休憩广场，这里挤满了绝望的民众。

战斗进行了数个小时，法兰克人发疯了，在街巷里见人就杀。他们不仅砍下敌人的头颅，还砍下他们的手脚，并以在喷水池里冲洗身上异教徒的血而感到荣耀。尽管在一个被攻下的城市大开杀戒并非没有先例，但行凶者带着道貌岸然的骄傲记录这一切则有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看到了精彩的一幕，”目击者、图卢兹伯爵的牧师、阿奎勒斯的雷蒙德兴奋地写道，“我们的士兵砍下了敌人的头颅，有的士兵用箭将敌人从塔楼里射下来，还有的士兵把敌人投入火堆，从而使他们承受更长时间的折磨。街上可以看见成堆的头、脚和手。必须从人和马的尸体中间找路走。”

婴儿被从母亲的怀抱里夺走，头被重重地摔在墙上。随着暴行的升级，“撒拉逊人[2]、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即法蒂玛王朝的黑苏丹军队——躲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屋顶上避难。十字军骑兵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挤的休憩广场杀出了一条血路，他们在人群中疯狂砍杀，“一直追到圣殿里（所罗门圣殿，十字军称其为“阿克萨”），他们在血泊中骑上马。这确实是上帝作出的一次公平辉煌的审判，这块地方理应流满异教徒的血”。

有十万人在圣殿山被杀，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神职人员和苏菲派苦行僧，涌入阿克萨清真寺的三千人也未能逃脱厄运。“我们的角斗士们”，编年史家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er of Chartres）写道，开始拉弓射向阿克萨清真寺寺顶的穆斯林。“还有哪些事需要我记下呢？没有人活着逃走，包括妇女和儿童”。但坦克雷德将旗帜送给阿克萨清真寺寺顶剩下的三百人，表示要保护他们。他信守承诺，停止杀戮，将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囚犯抓走，并参观了圣殿山的宝藏。接着，他将那些悬挂在圣地的巨大的金制提灯抢走。犹太人躲入他们的会堂避难，但十字军将会堂付之一炬。犹太人被活活烧死，这几乎是一场以基督之名进行的最盛大的燔祭活动。布永的戈弗雷解下佩剑，率领少数扈从绕城祈祷，随后动身前往圣墓大教堂。

让坦克雷德大发雷霆的是，第二天清晨，雷蒙德的军队迫不及待地爬上了阿克萨清真寺的屋顶，突袭了挤作一团的穆斯林，并在又一次爆发的杀戮潮中砍下男人和女人的脑袋。一些穆斯林从寺顶跳下，坠地身亡。有个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受人尊敬的女学者与一群妇女在圆顶链清真寺避难，她们也全都遇害。这些十字军战士从肢解受害者中取乐，他们几乎将这当成圣礼对待。“到处都是碎尸，无头的尸体和残损的四肢随处可见”。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杀红了眼的、血肉横飞的十字军战士，他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这副模样任谁看见都会不寒而栗”。他们在市集街道上搜寻，拖出更多的受害者，“像宰羊一样将他们杀死”。

每个十字军士兵都得到允诺，他们将拥有任何一座用自己的“盾牌和武器做上标记”的房子，“结果，朝圣者们仔细地在城里搜索并大胆地杀死居民”，他们有选择地将“妻子、孩子、全家人”杀死，其中许多人是从高楼的窗户里被“头朝下扔了下去”的。[3]

17日，所谓的“朝圣者们”（这些刽子手如此称呼自己）总算过足了杀人瘾，“歇息休整、饱食一顿后，他们精神抖擞”。贵族和教士们向圣墓走去，在那里，他们唱着基督赞歌，高兴地拍着双手，让圣坛沐浴在喜悦的泪水里，随后便在通往上帝圣殿（the Temple of the Lord，岩石圆顶清真寺）和所罗门圣殿的街道上游行。一条条街道上到处可见人的尸体，这些尸体正在夏季的高温下腐烂。贵族们强迫幸存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清扫尸体，并将尸体焚烧。随后，这些犹太人和穆斯林便被杀掉，并可能也像他们的教友一样被焚尸。死去的十字军士兵被埋在玛米拉的狮穴公墓或金门外的神圣墓地里——那里已成为穆斯林的墓地——以等待末日来临时升入天堂。

耶路撒冷到处都是财宝，“宝石、衣服和金银”，法兰克人把有价值的俘虏当作奴隶拍卖。两天之内，一些受人尊敬的穆斯林被用赎金救了出来：沙斐仪教派学者阿卜杜拉·萨拉姆·安萨里谢赫（Sheikh）[4]需要一千第纳尔，最后因为无人出钱而被杀害。幸存的犹太人和三百本希伯来语书籍（包括《阿勒颇法典》，它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版本之一，现在仅剩残卷）被埃及犹太人赎回。买卖俘虏成为耶路撒冷王国最赚钱的行当之一。但有些尸体的内脏没有得到清理，耶路撒冷因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甚至六个月后，沙特尔的富尔彻返回耶路撒冷时仍惊呼：“啊，城里城外真是臭气熏天，臭气来自撒拉逊人腐烂的尸体，尸体就躺在他们被猎杀的地方。”耶路撒冷并不安全，埃及军队正在赶来。十字军迫切需要一位总指挥——第一任耶路撒冷国王。

戈弗雷：圣墓守护者

上层贵族和神职人员对王位候选人的资格进行了商议。他们觉得应该把大贵族雷蒙德推上王位，但很多人并不情愿。雷蒙德也假意推辞，说自己不适合做耶稣之城的国王。然后，众人找到了真正合适的人选：忠贞、可敬的戈弗雷公爵，公爵接受了一个新出炉的头衔——圣墓守护者。

发觉自己上当的雷蒙德暴跳如雷，他拒绝交出大卫塔，直到主教们前来调停。这些朝圣的武士尽管以武力夺得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发现，要在这个耶稣之城推行他们期望的道德并不容易。他们推举诺曼教士阿尔努夫为大主教，但没过多久阿尔努夫就不得不为自己的通奸行为作出辩护，因为他与一个阿拉伯妇女生了一个孩子。

阿尔努夫把钟装到了教堂里（穆斯林一直禁止教堂敲钟），宣示这里将成为拉丁的、天主教的耶路撒冷。现在阿尔努夫向人们展示了教会分立是多么地邪恶：他让拉丁教士掌管圣墓，同时把希腊大主教和教职人员赶走，从而在基督教各派中间不合时宜地挑起了冲突，这一冲突直到今天仍令参观者感到震惊与可笑。但是，阿尔努夫找不到真十字架的主体部分，东正教教士也拒绝说出其下落，于是阿尔努夫就严刑拷打他们——一个基督徒拷打另一些基督徒以设法得到上帝之羔羊的生命树——最后他们屈服了。

8月12日这天，守护者戈弗雷丢下几乎毫无防卫的耶路撒冷，率领十字军倾巢而出攻打阿什克伦。在阿什克伦，他击败了埃及人。当阿什克伦提出投降时，戈弗雷表示拒绝，除非将阿什克伦割让给他。阿什克伦失陷了——这只是由耶路撒冷领导人之间的自相攻伐造成的众多不必要伤亡中的首例。但耶路撒冷是安全的，即使它是座空城。

诺曼底公爵、佛兰德斯公爵以及许多十字军现在返回了故乡，只留下戈弗雷和那座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满目疮痍的城市。城里只有三百名骑士和两千名步兵，现有人口还不能住满一区。图卢兹的雷蒙德不再生闷气，他开始着手攻占黎巴嫩海岸，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成为的黎波里伯爵。于是，就有了四个由十字军建立的国家：安条克公国、埃德萨郡国、的黎波里郡国和耶路撒冷王国。这些互相联系的领地奇特地拼凑在一起，被称为“海外领土”。

而伊斯兰世界的反应是出奇地沉默——已经衰弱的逊尼派巴格达政权和什叶派开罗政权之间出现了分裂。只有少数传道者在呼吁发动圣战，以解放耶路撒冷。强大的突厥军事首领对此也反应冷漠，他们还沉迷于自己的个人争斗中。

12月21日，戈弗雷的兄弟、埃德萨伯爵鲍德温前来耶路撒冷过圣诞节，同行的还有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的安条克贵族博希蒙德。但戈弗雷正忙着保卫自己的权力不受教会侵犯。此时，教皇的代理人、傲慢的比萨人丹伯特（Daimbert）被任命为大主教（以代替品行败坏的阿尔努夫）。丹伯特决心建立一个自己掌控下的神权国家，他逼迫戈弗雷将耶路撒冷和雅法让予教会。公元1100年6月，戈弗雷突然昏厥在雅法，很可能是伤寒引起的。他被人抬到耶路撒冷后，于7月18日不治身亡，并在五天后下葬。就像他所有的继承者那样，他被葬在圣墓大教堂的各各他脚下。

丹伯特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戈弗雷的骑士们拒绝交出希律城堡，并且向戈弗雷的兄弟鲍德温求援。当时，埃德萨伯爵正在领兵作战，保卫叙利亚北部，他直到8月下旬才得到消息。10月2日，鲍德温率领两百名骑兵和七百名步兵出发前往耶路撒冷。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一直打到耶路撒冷，因为一路上穆斯林的伏击不断。11月9日，损兵折将超过半数的鲍德温终于进入了圣城。

22

十字军国家的兴起

公元1100年—公元1131年

大鲍德温：首任国王

两天后，鲍德温宣布称王，丹伯特被迫承认其地位。几乎与此同时，鲍德温开始出兵突袭埃及。他班师归来后，丹伯特大主教在伯利恒圣诞教堂为他加冕为“耶路撒冷的拉丁国王”。

耶路撒冷的第一位国王不如他的兄弟那般神圣，但他却更有能力。鲍德温长着鹰钩鼻，皮肤白皙，有着黑色的胡须和头发，上唇突出，下巴略微向后缩。他从小便学习教务圣事，从未丢掉教士那喜好冥想修行的习惯，肩上总是披着一件牧师斗篷。他出于政治目的而结婚，为了权益甘冒犯重婚罪的危险。但他没有子嗣，甚至可能从未与任何妻子圆过房。鲍德温“如此谨慎地反对肉体之淫欲，以避免自己放纵这些恶习”。但有人说这只不过因为他是同性恋，他的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仍旧成谜。

无情的战争是鲍德温的迫切责任，也是他的真实激情所在。他的随军教士称他为“人民的臂膀，敌人的恐惧”。这个诡计多端的勇士身上有着类似超人般的能量，这足以使他将全部精力投身于保卫和扩张国土上，并接连不断地在拉马拉（Ramallah）城外与埃及人战斗。有一次，埃及人击败了他，他骑上那匹名叫“加扎拉”的马向海岸方向逃去，然后搭乘一艘路过的英国海盗船，驶往雅法，并在那里登陆，之后他召集骑士并再次征服了埃及人。他的队伍人数太少，很可能只有不超过一千名骑兵和五千名步兵，于是他招募当地民兵（有些可能是穆斯林），这些人被称为“突厥弓骑兵”。鲍德温是一位灵活的外交官，他首先让穆斯林族长们彼此敌对，接着又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以及英国舰队结盟，从而征服了从凯撒利亚到阿克及贝鲁特的巴勒斯坦海岸。

在耶路撒冷，鲍德温成功地废黜了权势过大的丹伯特大主教，从而扫除了对自身权威的主要威胁。十字军摧毁了耶路撒冷人，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十字军仅仅征用了耶路撒冷的圣地，而非将其夷为平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圣地属于圣经时代。鲍德温加固了希律城堡——这里长久以来都被基督徒称为“大卫塔”——将其改建为一座集宫殿、宝库、监狱和驻防地等功能于一身的建筑：它的十字军拱门今天仍可见到。公元1110年和公元1113年，当埃及人两度袭击并威胁耶路撒冷时，正是大卫塔里吹响了号角，以号召居民拿起武器迎战。公元1104年，鲍德温将阿克萨清真寺选作王宫。

许多十字军士兵认为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所罗门王或至少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建造的，只有一部分十字军士兵很清楚这两座庙宇其实是属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此时，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顶端放置了一个十字架，它现在被称为“圆顶寺”，意为“上帝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每一位征服者一样，法兰克人喜欢用其他建筑物上的物品来建造自己的纪念性建筑：鲍德温将阿克萨王宫的铅皮屋顶拆去，用以整修圣墓大教堂。

公元1110年，年轻的挪威国王西格尔（Sigurd）在环地中海沿岸作战，大肆屠杀异教徒，并率领六十艘舰船在阿克登陆。鲍德温护送西格尔这位第一个拜访耶路撒冷的国王进行访问[挪威人将耶路撒冷称为约沙拉堡（Jorsalaborg）]，西格尔所到之处都铺上了地毯和棕榈枝。鲍德温提出，如果西格尔愿意派舰队协助他进攻西顿（Sidon），他将会给西格尔一块真十字架的碎片。最后西顿沦陷了——挪威人在耶路撒冷度过了整个冬天。

后来，大马士革和摩苏尔的阿塔贝格率军进犯，鲍德温带人将其击退。鲍德温一生都在无休止的征战中度过，但这位国王很适应这种争权夺利的生活。十字军东征早期，他娶了亚美尼亚一位权贵的女儿阿尔达（Arda）为妻，这次联姻帮助他夺取了埃德萨作为自己的领土。但阿尔达在耶路撒冷总是提出过分的要求，鲍德温便将阿尔达囚禁在圣殿山以北的圣安妮修道院里，并毫无骑士风度地宣称阿尔达在去往安条克的路上引诱了阿拉伯海盗（另一种说法是被阿拉伯海盗强奸了）。阿尔达后来逃至君士坦丁堡。从她日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快乐生活可以推测，真相应该是引诱，而非强奸。

鲍德温与西西里的诺曼伯爵遗孀、富有的阿德莱德（Adelaide）协商，达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阿德莱德由三艘满载着优雅侍臣、阿拉伯保镖和珍宝的有桨战舰护送抵达阿克。十字军战士从未见过能与阿德莱德队伍的豪华相媲美的场景。当鲍德温护送着这位上了年纪的克里奥帕特拉进入满城欢庆的耶路撒冷时，街上旗帜招展，铺满了地毯。但阿德莱德的傲慢给自己带来了恶果。她魅力不再，财富濒临枯竭。她不喜欢耶路撒冷的土里土气，而想念巴勒莫（Palermo）的奢华。当鲍德温病危时，他的重婚罪开始困扰着他，因而他只能将王后打发回西西里。

与此同时，鲍德温找到了解决耶路撒冷人口稀缺的办法。公元1115年，鲍德温突袭约旦，在那里修建城堡，遇到了正被贫困袭扰的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基督徒。鲍德温于是邀请他们前往耶路撒冷定居，这些人成为了今天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祖先。

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他们是应该北上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扩张呢，还是南下去和日益衰微的埃及哈里发争夺地盘？为巩固王国，鲍德温和其继任者认为他们不得不攻克上述领土的其中之一。他们的战略梦靥就是叙利亚和埃及联军。于是在公元1118年，鲍德温率军侵袭埃及，但是在尼罗河边停下来捉鱼时，他却再度病倒。他被用担架抬了回来，病死在边境小城阿里什（El-Arish），阿里什的鲍德温泻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自从当上黎凡特（Levaetine king）[5]国王，鲍德温就成为一名天才的冒险家，他的死令“法兰克人、叙利亚人甚至撒拉逊人”极为震惊，他们都为鲍德温哀悼。

圣枝主日这天，耶路撒冷人庄严地举着棕榈叶在汲沦谷游行，此时他们看到埃德萨伯爵正从北方走来，因而大受鼓舞。然而，激动的情绪转瞬即逝，他们很快便注意到从南方走来的一支队伍：他们死去国王的灵柩正由丧葬卫队护送着，蜿蜒迂回地穿过了犹地亚群山。

小鲍德温二世

鲍德温刚被安放到圣墓大教堂，男爵们就开始挑选王位继承人。一个小派别不由分说地推选埃德萨伯爵为国王，并夺取了耶路撒冷。王国在挑选继承人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鲍德温二世是先王的堂弟，与身材瘦高的前任国王相比，他被称为“小鲍德温”，他通过十八年连绵不绝的战争——甚至被突厥人俘虏之后，又作为囚徒活了四年——终于得以统治埃德萨。鲍德温二世那长长的胡须直达胸口，金黄色的头发中间夹杂着几缕银丝。他审慎地与一个名叫莫菲娅的亚美尼亚女继承人结了婚，育有四个女儿。小鲍德温是如此的虔诚，以至于他的膝盖都因为祈祷而磨出了茧子。小鲍德温比前任国王更像是一个黎凡特或法兰克君主：他把中东当成自己的家，身着长袍上朝，在垫子上盘腿而坐。穆斯林称他“经验丰富”、“拥有国王的超强判断力和天赋”，这对异教徒来说，是高度的赞美。

在耶路撒冷，小鲍德温将他的所罗门圣殿借给了一个新军事修士会，这个军事修士会由名为“敬畏上帝”的骑士组成，他们“宣称将永远过一种清贫、忠贞和顺从的生活”，并以新居住地作为他们的名称。圣殿骑士团起初由从雅法出发的九名朝圣者卫兵组成，后来发展为拥有三百名骑士的精锐军事宗教组织。他们佩戴着由教皇授予的红色十字架，统率几百名军士和数千名步兵。圣殿骑士团将伊斯兰教的谢里夫圣地变为集圣地、军火库和营房于一身的基督教混合体。[6]阿克萨清真寺则被隔为许多间卧室和套间，紧贴南墙又增建了一座宽敞的圣殿骑士团大厅（大厅的遗迹留存至今）。离岩石圆顶清真寺不远的链圆顶清真寺变成了圣雅各教堂。耶稣诞生地的地下清真寺成为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教堂。圣殿骑士团称希律王的地下大厅为所罗门马厩，这里能容纳骑士团的两千匹马和一千五百头骆驼。他们在南墙修建了一个新的大门以供出入。门外又建了一道外堡保护。他们又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北面建造了教规回廊、浴室和手工作坊。另据公元1172年来访的日耳曼修道士狄奥多里希所说，圣殿骑士团在阿克萨清真寺寺顶建造了“很多花园、庭院、接待室、门厅和雨水蓄水池”。

公元1113年初，教皇帕斯加尔二世将圣墓大教堂正南方的土地授予另一个教团，即医院骑士团，该骑士团后来发展成为比圣殿骑士团还富有的神圣军队。起初，医院骑士团身着黑色束腰外衣，戴着白色十字架；不久之后，教皇授权他们穿着红色外衣，佩戴白色十字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营房，包括一个带有一千个床位的临时收容所。在这间规模巨大的医院里，四名医生每天为病人诊查两次，检查病人的尿液，用放血疗法为他们进行治疗。每位新任母亲都能获得一张婴儿床。但条件仍是有限的，每个病人只是在医疗期间会得到一件羊皮外套和一双羊皮靴，以便外出上厕所。许多种语言回荡在耶路撒冷，包括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小鲍德温授予威尼斯人贸易特权，但仍局限于基督徒：他允许穆斯林商人进入城内，但禁止他们在基督的都城过夜。

不久之后，耶路撒冷曾经的统治者、现在阿勒颇（Aleppo）的主宰者艾尔·加齐就向安条克发起进攻，并将王子杀死。小鲍德温带着真十字架[7]率军迅速北上，将艾尔·加齐击败。但在公元1123年，小鲍德温被艾尔·加齐的侄子巴拉克俘虏。

正当小鲍德温沦为奥尔图克家族的阶下囚、十字军也在围困提尔之际，埃及人从阿什克伦赶来，他们希望趁国王和防卫军不在，夺取耶路撒冷。

23

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元1131年—公元1142年

梅利桑德和富尔克：王室婚姻

耶路撒冷人在治安官格雷尼埃的尤斯塔斯（Eustace of Grenier）指挥下，两次击退埃及人。举国欢庆的是，小鲍德温终于被赎回：公元1125年4月2日，耶路撒冷万人空巷来欢迎国王回家。这段牢狱生活使得小鲍德温开始集中心力专注于继承人问题。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梅利桑德（Melisende），他将梅利桑德许配给了能干且经验丰富的安茹伯爵富尔克。富尔克是品行败坏的朝圣者、黑人富尔克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名十字军老兵，有着一个有趣的名字——“不得人心者富尔克”。

公元1131年，小鲍德温病倒在耶路撒冷，他为了在大主教寝宫里犹如一名谦卑的乞求者那样死去，便退位以支持富尔克、梅利桑德和他们的幼子——未来的鲍德温三世。耶路撒冷已逐渐形成自己的王位加冕礼。富尔克和梅利桑德来到所罗门圣殿，穿着刺绣加冕袍，身披圣带，头戴珠宝王冠，骑上装扮华丽的座骑，由炫示着国王宝剑的王公大臣们所引领，后面跟随手拿权杖的总管和高举王旗的治安官，骑行在这座欢呼的城市——耶路撒冷最初的几位君主都是在重建的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加冕登基的。

主教主持王室宣誓仪式后，连续三次向聚集的民众问话，以确定他们是合法的继承人。“啊，就是他们！”人群大喊道。两顶王冠被带至圣台。有人用羊角中的油为国王夫妇行施膏礼，随后富尔克接过象征忠诚的指环、代表统治权的宝珠以及用于惩罚罪人的权杖，再佩戴上象征战争和正义的宝剑。然后，主教为国王夫妇同时加冕并亲吻他们。圣墓大教堂外，典礼官扶富尔克国王骑上坐骑，并一同返回圣殿山。在圆顶清真寺举行的宴会上，国王先主动辞去王冠，然后群臣劝进。这项传统起源于耶稣行割礼的典故，据说当时马利亚带着耶稣来到圣殿，将其交予上帝，而后又用一只羊或两只鸽子的代价将其赎回。最后，耶路撒冷居民呈上食物和酒，由总管和内臣呈现给皇家成员，典礼官则在一旁举着旗帜。纵情歌舞之后，治安官护送国王和王后回到寝宫。

梅利桑德是当朝女王，但起先富尔克还希望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他是个长着红头发、身材矮胖的四十岁军人，正如提尔的威廉所说，富尔克“好似大卫王”，但是记性差对于国王来说，总是一个缺憾。富尔克已习惯以自己的方式实行统治，他发现很难去控制他那飞扬跋扈的王后，更别说打动她的芳心。梅利桑德身材纤细，肤色黝黑，头脑聪颖。她很快便与自己英俊的表兄弟、儿时的玩伴雅法伯爵休（Count Hugh of Jaffa）交往甚密，后者是耶路撒冷首富。富尔克曾指控他们有不正当关系。

梅利桑德女王：丑闻

梅利桑德的轻浮起初只是停留在流言蜚语上，但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身为女王，她不大可能受到惩罚；但根据法兰克人的法律，如果一对男女被发现私通，女的要受劓刑，男的则要接受宫刑。只有一个方式才能证明清白，那就是决斗：有个骑士向休发出了挑战，要他通过决斗来证明其清白。但休逃到了埃及，一直到教会通过折中裁决，判处他三年流放，他才回来。

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天，休正在皮货街的一家旅店里玩骰子，一个布列塔尼骑士刺伤了他。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耶路撒冷“被这样的暴行震惊了，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流言四起，谣传是富尔克下令刺杀的。现在轮到国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这名布列塔尼骑士受到审判，并被处以肢解、割去舌头。但富尔克下令不准割掉其舌头，以证明他并非故意封口。这名布列塔尼骑士被整个肢解，甚至只剩下脑袋、躯干（和舌头）时，他仍坚持说富尔克是清白的。

十字军国家因政治中的丑闻已经在欧洲变得声名狼藉，这并不足为奇。统治耶路撒冷是个挑战：国王们其实只是一些公侯，与其他贵族相比并无过人之处，但他们必须与十字军将领、野心勃勃的权贵、谋财害命的冒险家、来自欧洲的无知新来者、独立的军事宗教骑士团和满是阴谋诡计的教会人员相竞争，之后，他们甚至还要对付他们的伊斯兰敌人。

这桩皇室婚姻已跌入冰谷，梅利桑德虽然失去了爱人，却得以重拾权力。为与皇后冰释前嫌，富尔克送给她一件特别的礼物——以她为名创作的奢华的《圣咏经》。[8]但是正当王国享受着其黄金时代之际，伊斯兰教已经开始集结力量。

血腥的赞吉：鹰王

公元1137年，摩苏尔和阿勒颇（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塔贝格赞吉（Zangi）先后向十字军据守的安条克和穆斯林控制的大马士革发起进攻。两座城中任何一座失守都将对耶路撒冷构成威胁。近四十年来，耶路撒冷的陷落对于分崩离析的伊斯兰世界来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宗教的狂热往往受政治需要的刺激。出于宗教和政治目的，赞吉开始利用因耶路撒冷陷落而引发的日渐高涨的仇恨情绪，他自称是“圣战斗士、无神论者的驯服者、异端的摧毁者”。

哈里发赐予这位突厥阿塔贝格“埃米尔之王”的头衔，以嘉奖他重振伊斯兰雄风的功绩。在阿拉伯人面前，他称自己是“信仰的支柱”；面对突厥追随者，他管自己叫“鹰王”。在这个喜好诗歌的社会里，诗人是每个统治者的门面，他们聚集到赞吉的宫廷，歌颂着他的功绩。但赞吉是个心狠手辣的君主，他下令对劲敌处以剥皮之刑，次要的敌人处以绞刑，将踩踏庄稼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赞吉将自己的男宠阉割，以保持其美丽的容貌。当他手下的将军们被流放时，他下令把将军们的儿子阉掉，以警告这些人自己仍在掌权。借着酒劲，赞吉把他的一个妻子休掉，并在马房让手下的马夫们将其轮奸，而他则在一旁观看。乌萨马·本·蒙奇德（Usamah bin Munqidh）回忆说，要是哪个士兵开小差，赞吉就会将其左右两名挨着的士兵腰斩。赞吉的残暴被穆斯林记录了下来。十字军则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血腥的赞吉”。

富尔克迅速前来迎战，但赞吉击败了耶路撒冷人，并在附近的要塞设下圈套，活捉了富尔克。耶路撒冷大主教威廉率军营救，他们激动地挥舞着真十字架振奋士气。赞吉明白大军就要赶到，所以他主动提出交出富尔克以换回城堡。这次紧张的脱险之后，富尔克和梅利桑德又达成和解。但六十岁出头的赞吉依然咄咄逼人，不仅威胁着十字军占据的安条克和埃德萨，而且还不断对大马士革发起进攻。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乌努尔（Unur）惊慌失措，遂求助于耶路撒冷的异教徒，并与之结成了同盟。

公元1140年，大马士革的乌努尔动身前往耶路撒冷，陪同他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此人是叙利亚贵族，12世纪最优秀的穆斯林作家。

乌萨马·本·蒙奇德：大事件和大灾难

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谁将独立潮头，而他们也总是身处事件的中心，乌萨马·本·蒙奇德就是这样的人。在他漫长的生命中，曾以宫廷侍从、武士和作家的身份服侍那些本世纪伟大的伊斯兰领袖左右，从赞吉、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到萨拉丁，另外，他还认识至少两名耶路撒冷国王。

乌萨马原是统治叙利亚沙伊扎尔城堡的王室成员，但他失去了继承权，他的家族也在一次地震中受到重创。在经历这些打击之后，乌萨马成了一名骑士，准备去投靠任何一位能给他提供机会的统治者。现年，他已四十五岁，正服侍着大马士革的乌努尔。乌萨马以打斗、捕猎和文学创作为生。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他屡战屡败，获取的财富和荣耀也充斥着血腥和荒谬。“又是一场灾难”这句话在他的回忆录《大事件和大灾难》（Great Events and Calamities）频繁出现。但他又是个天生的编年史家：即便自己追求名利的希望再度破灭，这位浪漫的、具有很高审美眼光的阿拉伯堂吉诃德，也能将之作为那些机智、犀利而又忧郁的作品的上好素材。乌萨马热衷“阿迪布”（adib）——优雅的阿拉伯纯文学作品，他所著书和诗篇的内容有女性的愉悦、男子的礼节《［教养的要旨》（The Kernels of Refinement）］以及色情和战争。在他的笔下，手杖的历史就是一篇关于年华流逝的散文。

乌努尔和他身边那兴致勃勃的随从乌萨马来到了耶路撒冷，乌萨马写道：“过去在停战期，我常去拜访法兰克人的国王。”乌萨马对待富尔克异常恭敬。[9]国王和骑士都津津乐道于骑士的品性。“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个了不起的骑士，”富尔克说，“但我并不相信。”“上主啊，我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骑士。”乌萨马回答说。我们无从知道乌萨马长相如何，但似乎乌萨马的体格给法兰克人留下了印象。

在耶路撒冷旅行期间，乌萨马很喜欢研究十字军的劣性，他认为十字军是“十足的禽兽，毫无德行，只有胆量和战斗”。尽管乌萨马的作品也显示，穆斯林的许多传统也像十字军的一样，既野蛮又原始。就像一名客观公正的新闻记者，他将敌对双方的善与恶都记录下来。当乌萨马垂垂老矣，在萨拉丁的宫廷回首往事时，他肯定想起了十字军王国时期耶路撒冷那繁华的景象。

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

与四十年前法兰克人征服时的那个十室九空、臭气熏天的耶路撒冷相比，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被许多基督徒看作世界的中心。的确，从那时的地图看，耶路撒冷呈圆形，有两条主街道交会成“十”字，十字的中心是在圣墓大教堂，凸显的是圣城耶路撒冷作为世界肚脐的地位。

国王和王后在大卫塔及其邻近的宫殿会见群臣，而大主教的宫殿则是教会活动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居住的贵族，生活显然要比欧洲君主们好一些。在欧洲，即使那些飞扬跋扈的贵族也穿着脏兮兮的羊毛衣，住在冷风吹拂、陈设简陋的石砌城堡里。12世纪末期，伊贝林的约翰（John of Ibelin）在贝鲁特的宅邸尤其豪华：马赛克地板，大理石墙壁，彩绘的天花板，还有喷泉和花园。即便那些并不太富有的城镇住户也拥有华丽的地毯、织花的壁挂帷幔、精美的彩色陶器、雕嵌着花纹的桌子和瓷盘。

耶路撒冷结合了边境小镇的孤陋荒凉和皇家都城的奢华虚荣。在耶路撒冷，就连声名不佳的女子，比如大主教的情妇，也会炫耀她们的珠宝丝绸以博得众人的关注和非议。这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它拥有三万居民以及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它是基督徒的熔炉，也是军事指挥部，是由战争和上帝支配的据点。法兰克人、男人和女人现在能定期沐浴——在皮货街有公共浴池；罗马时代的污水处理系统还在使用着，那时可能大多数房子都配有厕所。即使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十字军士兵也得适应东方的生活。在战时，骑士们将亚麻布长袍和阿拉伯头巾套在盔甲外面，以防止盔甲在太阳炙烤下发烫。和平时期，骑士的穿着和当地人差不多，他们穿着阿拉伯人的带风帽长外衣甚至包头巾。耶路撒冷的妇女穿着贴身的长袍，以及短上衣或绣有金线的长外套。她们的脸上涂得浓墨重彩，在公共场合通常要戴面纱。在冬天，不论男女都穿毛皮衣服，但过着苦修生活的圣殿骑士团禁止这类奢侈品，他们自诩是圣战之都的化身。各种骑士团都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圣殿骑士团束着腰带，大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医院骑士团则穿着黑色大衣，胸前挂着白色十字架。每天，三百名骑士会在城外的所罗门马厩热火朝天地操练，步兵则在汲沦谷练习射箭。

耶路撒冷城里不仅挤满了来自法国、挪威、德国和意大利的士兵和朝圣者，同时也有大量的东方基督徒：短胡须的叙利亚人、希腊人，长胡子的、戴着高帽子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这些东方基督徒住在收容所里或许多小旅店中。市井生活以罗马卡多街为中心，从圣斯蒂芬门出发，经过右边的圣墓大教堂和大主教区，然后分成三条彼此平行、设有顶棚的集市街。集市由许多纵横交错的小巷相接，在那里能闻到香料和熟食的味道。朝圣者们在厨艺街购买食物和饮品，在靠近圣墓的叙利亚货币兑换者一条街兑换货币；从拉丁金器商手里购买小首饰，到皮货街选购毛皮。

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就流传一句话：“没有哪个旅行者会比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更加邪恶。”十字军国家是野蛮西方的中世纪版本：杀人犯、冒险者、娼妓都来此寻找发财梦，但古板的编年史家没告诉我们多少有关耶路撒冷夜生活的内容。然而，当地的混血士兵、土耳克伯佣兵、第二代出身贫穷且东方化了的拉丁人（又被称为“小马驹”）、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以及新到的骑士，需要任何一座军事城镇都得有的旅社和寻欢作乐之所。每个旅店都在门口拴上了一条笨重的链子，以阻止那些鲁莽的骑士冲进店里。在店门口可以看到士兵们正在赌场掷骰子。欧洲来的妓女被运到这些海外王国供十字军士兵玩乐。日后，萨拉丁苏丹的书记员会从穆斯林的角度愉快地描述着这一船船舶来的货品：

漂亮的法兰克女子，她们全身肮脏，充满邪恶，自豪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们的衣服突然被撕破，之后又缝补起来，皮肉划破又愈合了；她们为了金子与人做爱，出卖着肉体，顶着浑圆的臀部，姿态也优雅，像微醉的少女。她们把自己大腿之间的东西供奉给圣地。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拉扯着她们身上的裙袍，像晃动的小树一样被她们迷得东倒西歪，恨不得立刻脱掉她们的衣服。

她们中大多数最后在阿克港和提尔港上岸，港口大街上到处都有意大利水手。耶路撒冷已被官员们管制起来，以期改善基督徒的品行，但那儿还是什么人都有。

当朝圣者生病时，医院骑士团的成员会在医院里进行护理。出人意料的是，医院骑士团还护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甚至还遵照犹太和伊斯兰的教规烹调食物以供他们食用。但死亡的阴影仍然萦绕在人们心头：耶路撒冷是个大墓地，年迈有病的朝圣者希望死在耶路撒冷，并埋在此地以等待复活。对穷人来说，在玛米拉墓地与地狱谷的阿克尔达玛有不少空的埋尸坑是可以让他们免费使用。在12世纪晚期爆发的瘟疫中，每天会死掉五十个朝圣者。每天晚上祈祷后，都会有马车来将尸体运到城外。[10]

生活从根本上围绕着两座教堂进行——圣墓大教堂和天主圣殿——且年复一年遵行民间习惯的仪式和历法，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这个具有强烈戏剧色彩的时代，每一项技术都通过展示表演来激发民众的热情。”历史学家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写道。耶路撒冷的神龛看起来就像一座座舞台的布景，被一遍又一遍地模仿和改进以加强戏剧效果。每年的7月15日都要庆祝耶路撒冷城的收复，主教会带领几乎全城民众由圣墓走向圣殿山。然后，主教要在所罗门圣殿外祈祷，接着率领队伍穿过金门——公元630年，最早的十字军军人希拉克略皇帝带着真十字架穿过此门——并来到北墙，北墙墙头立着巨大的十字架，当初戈弗雷就是从这里攻入耶路撒冷的。复活节是所有节日中最令人兴奋的戏码。圣枝主日这天日出前，主教和神职人员拿着十字架，从伯大尼走向耶路撒冷。同时，另一支队伍拿着棕榈树枝，从圣殿山出发，到约沙法谷与主教会和。两支队伍最后合而为一，他们一起打开金门[11]，然后走向神圣广场，最后开始在上帝圣殿里进行祈祷。

圣星期六（指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这天，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教堂准备迎接圣火。一名俄国朝圣者看到“人群冲了进来，摩肩接踵，推推搡搡”，人们哭泣着、哀号着、喊叫着：“我身上的罪孽会阻止圣火降临吗？”国王从圣殿山走来，当他来到教堂时，因人群太过拥挤，连庭院里也人满为患，他的部下不得不为他开出一条道来。一进门，国王就“泪如泉涌”。他走到圣墓前的布道坛，那些哭泣的侍从围在国王身边，等待着圣火点燃。神父一遍又一遍地唱诵着圣歌，所有人在日渐昏暗的教堂中喜极欲狂。突然间，“圣火照亮了教堂，无比明亮，金碧辉煌”。这时，大主教出现了，他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圣火，并用圣火点燃王灯。圣火在人群中传递，一盏又一盏提灯被点燃。最后，人们提着灯在街上游行，就像奥林匹克圣火从大桥传到天主圣殿一样。

梅利桑德极力美化耶路撒冷，使之不仅作为圣殿圣地，也作为政治首都所在。我们今天所见的耶路撒冷，多半出自梅利桑德之手。十字军创造出一种独特风格，融汇了罗马、拜占庭和黎凡特的建筑艺术。这种建筑还有着圆顶的拱门和粗大的柱顶，并带有精美的花形图案。女王还在圣殿山以北、毕士大池的地方修建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圣安妮教堂。今天，教堂还在，它被看作十字军建筑风格最简洁最质朴的代表。圣安妮教堂的修道院是那些失宠的王室妻妾的收容所，最近又成为梅利桑德的妹妹伊薇特公主的府邸。在耶路撒冷，这家修道院接受的捐赠最多。集市中有些店铺打着“ANNA”的字样，以表明店铺的盈利会流向何处；其他一些店家大约为圣殿骑士团所有，标有符号T，代表圣殿骑士团。

有座名叫“圣吉尔斯”（St Giles）的小教堂建在大桥上，面朝着圣殿山。城外，梅利桑德又扩建了约沙法圣母教堂，也就是圣母墓，梅利桑德死后就葬在此地（她的墓冢保留至今）。她还修建了伯大尼修道院，任命伊薇特公主为修道院院长。在上帝圣殿内，梅利桑德又增建了一道制作豪华的金属栅栏，以保护中间的岩石（今天，栅栏的大部分存放在圣殿博物馆，一小部分仍留在原址。圣殿博物馆中可能还留有耶稣的部分包皮，[12]后来甚至还出现了穆罕默德的胡须）。

在拜访富尔克和梅利桑德期间，乌萨马·本·蒙奇德和他的主人——大马士革的乌努尔获准到圣殿山祷告，在那里，他们见识了法兰克人的偏狭，也看到了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

乌萨马·本·蒙奇德和犹大·哈列维：穆斯林、犹太人和法兰克人

乌萨马与圣殿骑士团的一些人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见过面。如今，这些骑士团的成员护送着乌萨马和乌努尔向那块神圣的空地进发，此时这片空地已彻底基督化，成为了圣殿骑士团的大本营。

一些十字军士兵现在说起了阿拉伯语，修建了许多带有庭院和喷泉的房子，就像穆斯林权贵的一样；有些人甚至开始吃阿拉伯食物。乌萨马还遇到一些不吃猪肉的法兰克人，“他们摆出一桌丰盛的食物，非常干净可口”。然而绝大多数法兰克人都不赞成过度本地化的行为：“上帝已把西方人改造成了东方人，”富尔彻写道，“在这片土地上，罗马人或法兰克人已被改造成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同样，乌萨马和圣殿骑士团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彼此表现出来的开阔胸襟是有所保留的。当一名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将要回国时，他会邀请乌萨马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欧洲接受教育，这样“受教育者返回时，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理性的人”。而乌萨马却忍不住对此嗤之以鼻。

当他们在圆顶寺祈祷时，有个法兰克人走向乌努尔问道：“你想看到上帝年轻时的样子吗？”

“当然想。”乌努尔说道。法兰克人领着他和乌萨马来到圣母马利亚和圣子耶稣的圣像前。

“这是年轻时的上帝。”法兰克人说道，而乌萨马感到非常可笑。

乌萨马随后径直走向所罗门圣殿即以前的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祷告。虽然乌萨马在大庭广众之下念诵起了《古兰经》的经文——“阿拉胡阿克巴——真主最伟大”——他还是受到了圣殿骑士团朋友们的欢迎。但后来就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一个法兰克人猛地向我冲过来，并一把抓住我，将我的脸扭向东边：‘就这样祷告！’”“圣殿骑士马上冲向他，并将此人从我身边带走。‘那人是新来的，’骑士们一边致歉，一边连忙向我解释，‘他刚从法兰克王国来到此地。’”乌萨马觉察到“刚到的人比起那些已适应穆斯林生活的人要粗鲁些”。这些新来的人“仍旧是被诅咒的民族，他们依然对异族存有戒心”。

不仅穆斯林领袖可以到访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穆斯林农民也每天都来卖水果，只是一到夜晚他们就要离开。到了12世纪40年代，原先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进入基督城的法令已经松弛，因此，旅行作家阿里·哈拉维（Ali al-Harawi）写道：“法兰克人统治时期，我在耶路撒冷住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十分清楚有关圣火闹剧的秘密。”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了，但朝圣依然危险。

就在公元1141年，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一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哲学家和医生，据说已从西班牙来到耶路撒冷。在他的情歌和宗教诗中，他歌颂“大美至美的锡安”。在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争斗在剧烈上演着，这些流散的犹太人则是“陌生土地上的鸽子”。终其一生用希伯来语写作诗歌但说着阿拉伯语的哈列维坚信，总有一天犹太人要回归锡安：

啊！最贞洁纯净的世界之城，

我从遥远的西方向你遥望，为你叹息。

啊！要是我有鹰的翅膀，我会飞向你，

用我那涟涟泪水润湿你的土地。

朗诵哈列维的诗歌至今仍是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像任何一位描绘过耶路撒冷的诗人一样，他沉痛地写道：“当我梦到囚虏归来之时，我愿化为竖琴，与你唱和。”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在耶路撒冷实现了夙愿，但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犹大·哈列维走过城门时，被一个骑兵（很可能是法兰克人）骑马践踏而死。他的一些话显示他也许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我倒下的时候，脸会贴着你的土地，在你的石头上我会带走欢乐；蒙着你的尘土，我也感到亲切。”

犹大·哈列维的死并没有使乌萨马感到太吃惊，他了解法兰克律法的残暴。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乌萨马看到两个法兰克人正通过搏斗来解决法律纠纷：一人猛击另一人的脑袋。“那是他们的法律习惯，也符合他们的法律程序。”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杀害了朝圣者，在审判中，他将被捆紧并扔进水池。如果他沉了下去，就证明他是无辜的，但如果浮起则表明有罪。且正如乌萨马所说，“他们还把化妆墨弄到他的眼睛里”，结果这个人就瞎掉了。

至于法兰克人的风化，乌萨马会兴奋地讲到，有一个法兰克人发现另一个人与他的妻子同床时，他只是口头警告对方，就让对方走了。而另一名法兰克人则要求男性理发师剃去他妻子的阴毛。说到医术，乌萨马会说起，当一个东方的医生正用膏药敷治一个法兰克人腿上的脓肿时，一个法兰克医生闯进来，用斧头砍掉病腿，并留下一个流传后世的问题——他是想一条腿活着，还是保住两条腿死去？但病人最后还是死了。当东方的医生给一个“体液缺乏”的妇人开出专门的饮食处方时，同样是这名法兰克医生，则诊断病情为“魔鬼躲在了她脑子里”，于是将十字架钉进她的颅骨，这个妇人因此死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最好的医生是说着阿拉伯语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甚至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也青睐东方的医生。但乌萨马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他提到的两个病例都是靠法兰克人的药得以治愈的。

穆斯林把十字军当作野蛮的劫匪。有关十字军都是蛮族而穆斯林是唯美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显然不符合事实。毕竟，乌萨马侍奉过的赞吉就是个施虐狂。通读乌萨马对伊斯兰暴力的叙述，其残暴程度仍足以让现代人感到震撼：收集基督徒的头颅，把他们自己的士兵和异端者钉上十字架，或砍成两半。伊斯兰教法中有着严厉的惩罚规定，乌萨马就记录了他的父亲是如何在暴怒之下，砍掉了身边男侍的胳膊。无论是十字军还是穆斯林，双方的暴力与律法之残酷都不相上下。法兰克骑士和伊斯兰骑士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跟随的领袖都是那些白手起家的冒险家，鲍德温家族和赞吉，他们都建立了战士的王朝。两种体制的运行都依赖于将采邑或财富分封给军事首领。阿拉伯人用诗歌炫耀自己的功业，并兼具娱乐和宣传之效。乌萨马侍奉大马士革的乌努尔时，曾用诗文与埃及人谈判，而十字军骑士则写下了典雅的爱情诗。十字军骑士和阿拉伯骑士在生活中遵守着相似的贵族行为规范，有着相同的嗜好——宗教、战争、骑马——以及同样的竞技运动。

很少有士兵或小说家能像乌萨马一样捕捉到战争的刺激和乐趣。读乌萨马的书，就如同在耶路撒冷王国骑着马加入小规模的圣战一样。乌萨马所写的战争纪闻使他大放异彩，这些战争纪闻有：勇于冒险的骑士，奇迹般的逃脱，可怕的死亡以及无政府状态下的兴奋，闪光的刀剑，汗水淋淋的战马和喷溅的鲜血。但乌萨马也是一个崇尚天命、相信上帝仁慈的哲学家：“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小事也会导致毁灭。”毕竟，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用乌萨马的话说——“战争的胜败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宗教就是一切，乌萨马对朋友的最高褒扬就是“一个天才的学者、真正的骑士、真心虔诚的穆斯林”。

梅利桑德控制下的耶路撒冷的平静，被一场意外突然间击碎，导致这场意外的，竟是穆斯林和法兰克权贵共同喜欢的一项运动。

24

僵局

公元1142年—公元1174年

赞吉：狂妄与报应

打仗或阅读之余，乌萨马会带着猎豹、鹰和猎犬捕猎鹿、狮子、狼与土狼，在这一点上，他和赞吉或富尔克国王并无二致，他们一有空便会外出打猎。乌萨马和大马士革的阿塔贝格拜访富尔克时，共同看上了一只苍鹰，富尔克就把苍鹰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

公元1142年11月10日，就在乌萨马访问耶路撒冷后不久，富尔克国王在阿克附近骑马时，发现了一只野兔，便纵马扑去。突然，用于固定马鞍的肚带断了，富尔克摔了下来。马鞍飞向富尔克的头，并打破了他的头骨，三天后他就死了。耶路撒冷人走向街头，护送着送葬队伍将富尔克安葬在圣墓大教堂。圣诞节这天，梅利桑德给她十二岁的儿子加冕，这就是鲍德温三世。但梅利桑德自己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在一个男权时代，梅利桑德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女性”，就像提尔的威廉所写的：“她的地位远在一般女子之上，这样她才敢将一些重要措施付诸实施，并且以完全不逊于前代君王的统治手腕治理王国。”[13]

在这个苦乐参半的时候，灾难降临了。1144年，血腥的赞吉占领了埃德萨，大肆屠杀法兰克男子，奴役法兰克女子（却对亚美尼亚基督徒予以保护），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以及耶路撒冷王朝的摇篮就此毁灭了。伊斯兰世界拍手称快，他们发现法兰克人并非不可战胜，深信下一个要灭亡的目标就是耶路撒冷。“如果埃德萨是外海，”伊本·盖萨拉尼（Ibn Qaysarani）写道，“那耶路撒冷就是海岸。”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赐予赞吉“伊斯兰的荣耀”“信徒统帅的伟大助手”“天降的神辅国王”等称号，但不久赞吉便因酗酒遭遇不测。

在伊拉克的一次围攻战中，一个受尽屈辱的阉人，可能是被阉割供赞吉玩乐的阉人中的一个，潜入戒备森严的营帐，刺向躺在床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独裁者。一个侍从发现赞吉流血不止，无助地讨饶：“他认为是我要杀他。他用食指指着我，打手势向我求助。我因惧怕他而不敢轻举妄动。我恭敬地说道：‘上主啊，是谁向你下的毒手？’”鹰王就这样死了。

赞吉尸骨未寒，部下就抄劫了他的财物，他的两个儿子瓜分了他的江山：二十八岁的次子努尔·丁（Nur al-Din）从父亲手上扯下了象征权力的图章戒指，占据了叙利亚地区。努尔·丁很有头脑，不像他的父亲那般残暴，他发起了更猛烈的圣战来对抗法兰克人。埃德萨失守后，梅利桑德震惊之余向教皇犹金三世（Pope Eugenius III）求援，后者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路易国王：丑闻与失败

路易七世，圣徒般年轻的法兰西国王。他和他的妻子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以及到过圣地朝圣的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一起响应了教皇的号召。但这些德意志和法国军队穿越安纳托利亚时，遭到了突厥人的袭击。这次行军损失惨重，路易七世只得向安条克进发。埃莉诺肯定被这场败仗吓坏了，她丢掉了大批行李，同时丢掉的还有她对道貌岸然实则无能的丈夫的尊重。

安条克的贵族雷蒙德催促路易帮助其夺取阿勒颇，但路易决定首先争取去到耶路撒冷朝圣。老练的雷蒙德是埃莉诺的叔叔，也是“王公贵族中最英俊的人”。经过这场悲惨的旅行，埃莉诺“抛弃了她的结婚誓言，并对丈夫不再忠诚”，提尔的威廉写道。埃莉诺的丈夫像少年初恋一样对她爱得发狂，但却把性（甚至是婚姻中的性）视为放纵。难怪埃莉诺说他“像个僧人，不像男人”。而埃莉诺绝顶聪明，长着乌黑的头发和眼睛，身材曼妙。她是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在糜烂的阿基坦宫廷长大。基督教的编年史家断言，罪恶的血液流经她的血脉，因为她的祖父是行吟诗人威廉，一个荒淫的骑士诗人。而且，她的外祖母还是她祖父的情妇，绰号“危险人物”。威廉是通过让“危险人物”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与她走到一起的。

不管埃莉诺和雷蒙德之间是否有通奸行为，两人的挑衅行为已足以使埃莉诺的丈夫颜面扫地，进而引发了国际丑闻。这位法兰西国王用绑架埃莉诺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难题，同时他改变了行军路线，与已经到达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国王会合。当路易和埃莉诺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时，“所有的神职人员和民众都出城迎接”，并护送路易来到圣墓大教堂，“一路上，人们都在不停地唱着颂歌”。这对法国夫妻与康拉德一起住在所罗门圣殿，但埃莉诺已被法国卫兵严密监视，她在那儿滞留了几个月。

公元1148年6月24日，梅利桑德和她的儿子鲍德温三世在阿克召开了一次贵族大会，在会上确定了十字军的目标：大马士革。大马士革不久前成了耶路撒冷的盟友，但大马士革依然是合理的目标，因为努尔·丁攻下大马士革只是时间问题。7月23日，耶路撒冷、法国和德国的君主一路攻进了位于大马士革城西侧的果园，但两天后又神秘地移师城东。移师四天后，十字军起了内讧，三个国王灰溜溜地撤走了。

大马士革的乌努尔可能贿赂了耶路撒冷的男爵们，使他们相信西方的十字军想独吞所有的战利品。这种奸诈的欺骗方式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十字军获悉赞吉的儿子努尔·丁正率援军赶来，他们因此才决定撤兵。在巨大灾难的冲击下，耶路撒冷元气大伤。康拉德渡海而归，而路易做了苦行忏悔后，留在耶路撒冷庆祝复活节。他不打算如此迅速地回去而称了埃莉诺的心：这场婚姻在他们回程的路上宣告失败。[14]

三支军队撤走后，梅利桑德开始庆祝自己最辉煌的成就，但又蒙受了奇耻大辱。1149年7月15日，她和儿子再一次为自己掌管的新的圣墓大教堂祝圣，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新的圣墓大教堂都是十字军给耶路撒冷留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舞台杰作。建筑师们发现了一处1048年建造的复杂建筑，里面有迷宫一般杂乱的教堂和圣地，还有1119年修复的部分。建筑师们以大无畏的胆略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在这些建筑物的上面修建了耸立的圆形大厅，并将所有建筑联结成一座壮观的罗马式建筑，将其扩展到东边的旧日的圣地花园。他们打开圆形建筑东面的墙壁，新建了一些小教堂和一条巨大的回廊。在君士坦丁大教堂所在的位置上，他们修建了大型修道院。他们把守着1048年修建的南入口，创造出一种正面带有两扇壮观大门（一扇现在已用砖砌上）、顶端饰有雕刻的门楣（现藏于洛克菲勒博物馆）的罗马式建筑。雕刻精美绝伦的楼梯一直延伸到各各他山的教堂，这是十字军所有艺术中最精致的。

梅利桑德的儿子对他的母亲心怀不满，他要求掌握全部权力。现年二十岁的鲍德温三世头脑精明，一头浅黄色头发，体格健壮，被人说成是完美的法兰克国王，尽管他干过一些不好的勾当。尽人皆知的是，鲍德温三世是个赌徒，并诱奸已婚妇女。但北方局势危急，耶路撒冷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勇武的国王掌控大局：赞吉的儿子努尔·丁此时已经击败了安条克人，杀死了埃莉诺的叔叔雷蒙德。

鲍德温火速北上，及时为安条克解了围，但他回师时，他的母亲、时年四十七岁的梅利桑德坚决反对他在复活节加冕称王。鲍德温决心反抗。

母子之争：梅利桑德挑战鲍德温三世

梅利桑德把两个富庶的港口提尔和阿克给了鲍德温，自己仍据有耶路撒冷。当鲍德温招兵买马以夺取王国时，“暗伏的火焰复燃了”。梅利桑德从纳布卢斯匆匆赶往耶路撒冷，鲍德温紧随其后。耶路撒冷敞开大门迎接国王。梅利桑德撤往大卫塔，而鲍德温将大卫塔团团围住。他“修筑工事，准备一战”，并点燃弩箭，发射石头，这样持续了数日。最后，梅利桑德女王交出了权力，还有耶路撒冷。

当努尔·丁再次攻打安条克时，鲍德温还没有完全得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而当鲍德温再一次出现在北方时，1086年到1098年间曾统治耶路撒冷的奥尔图克家族正从其伊拉克领地出发，企图夺取圣城。他们集结在橄榄山，但耶路撒冷人主动出击，在去往杰里科的路上将其悉数歼灭。经此一战，军心大振。鲍德温率军带着真十字架进攻阿什克伦，长久围困后最终破城。但在北方，大马士革最终向努尔·丁投降，努尔·丁就这样控制了叙利亚和东伊拉克。

努尔·丁“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留有胡须，但上唇无须，在一双动人双眼的烘托下，显得额头生辉，相貌堂堂”。努尔·丁和赞吉一样残暴，但他有所节制，且更加狡猾。甚至十字军都称他“勇敢、智慧”。努尔·丁为他的侍从们所拥戴，其中就包括那位政治风向标式的人物乌萨马。努尔·丁迷恋马球，晚上点着蜡烛也照打不误。正是努尔·丁将伊斯兰世界对法兰克人征服的仇恨转化为逊尼派的复兴以及新的战争信心。一批新的法达伊作品赞扬了耶路撒冷，这推动努尔·丁决心发动一场圣战以“以清除十字架的污俗，纯洁圣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也曾说穆斯林是“圣墓教堂的玷污者”。努尔·丁打算一征服该城，就授意属下在阿克萨放置一个精心雕刻的讲经坛或小讲坛。

鲍德温陷入了与努尔·丁的僵持中，双方同意暂时休战。此时鲍德温开始寻求拜占庭的支援：他娶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的侄女狄奥多拉（Theodora）。在圣墓大教堂举行的婚礼和加冕仪式上，“新娘穿着镶有金子和宝石的婚礼服饰，这样的服饰和珍珠”把君士坦丁堡奇异壮丽的风情带进了耶路撒冷。鲍德温最后病倒在贝鲁特，并很可能因痢疾而于1162年5月10日死亡。这桩婚姻没能留下后代。

送葬队伍从贝鲁特出发行至耶路撒冷，一路上都是空前“沉痛与悲哀的景象”。耶路撒冷的国王们也像其他老牌的十字军家族那样，成为黎凡特的显要人物，所以正如提尔的威廉所观察到的，“从山上走来一大群异教徒，他们哭号着跟在送葬队伍后面”。甚至连努尔·丁也说，“法兰克人失去的这位贵族可遇不可求”。

阿莫利和阿格尼丝：配不上圣城的王后

一个声明狼藉的女子如今扰乱了耶路撒冷的王位继承。鲍德温的兄弟、雅法和阿什克伦伯爵阿莫利（Amaury）是继承人，但大主教拒绝为其加冕，除非他废除与阿格尼丝的婚姻。大主教认为他们是近亲，尽管两人已育有一个儿子。真正的问题是“她不配做像耶路撒冷这般圣洁城市的女王”，一个谨慎的史家写道。阿格尼丝因不检点而留下坏名声，但由于历史学家们都对她抱有很深的成见，所以我们无法确认阿格尼丝是否应得此恶名。尽管如此，阿格尼丝却明显是个众人追捧的战利品，她的情人很多，据说包括总管、大主教和四个有妇之夫。

阿莫利恪守职责与阿格尼丝离了婚，并在二十七岁时加冕。阿莫利举止笨拙，说话结巴，笑时会发出咯咯声。很快，他变得“极度肥胖，胸部像某些妇女一样垂至腰间”。大街小巷的耶路撒冷人都在嘲笑他，但他充耳不闻，“就当自己没听到一样”。阿莫利尽管样貌不佳，却智勇双全。眼下他正面临自王国建立以来最严峻的战略挑战：努尔·丁攻陷了叙利亚，但鲍德温对阿什克伦的征服却为十字军打开了进入埃及的门户。阿莫利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努尔·丁，以获得至高荣耀。

这是阿莫利欢迎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这个当时最臭名昭著的无赖前来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是个拜占庭亲王，他“率领一大帮骑士参战”，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援军。起初，他率领的骑士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一颗“定心丸”。安德罗尼库斯是皇帝曼努埃尔的堂兄弟，他引诱了皇帝的侄女，对此她的兄弟们怒不可遏，差点刺死安德罗尼库斯。安德罗尼库斯坐了十二年牢，后来获得宽恕，出狱后被任命为奇里乞亚总督。但因为无能以及不忠，安德罗尼库斯被撤了职。他跑到安条克，在那儿引诱了当地贵族的女儿费丽帕，不得已又逃回耶路撒冷。“但正如爬到胸口的蛇和衣橱中的老鼠一样，”阿莫利的近臣、提尔的威廉回忆道，“他印证了那句谚语的真理：‘即使希腊人提着礼物前来，我也得提防三分。’”

阿莫利将贝鲁特赐给他作为封地，但年近花甲的安德罗尼库斯抛弃了费丽帕，转而引诱鲍德温三世那身材苗条的遗孀、耶路撒冷王后狄奥多拉，后者当时年仅二十三岁。耶路撒冷人被激怒了：安德罗尼库斯被迫再次逃走，他带着狄奥多拉来到大马士革向努尔·丁投降。[15]没有人会为“这条蛇”逃跑而感到遗憾，尤其是提尔的威廉，他生于耶路撒冷，是阿莫利最赏识的神职人员。在巴黎、奥尔良和博洛尼亚学习后，威廉回到了耶路撒冷，成了阿莫利最信任的谋士。二十多年间，威廉先后当过提尔的主教和王室大臣，是王室悲剧的见证者。现在耶路撒冷即将迎来一场最可悲的危机。

提尔的威廉：埃及的战争

阿莫利国王指定威廉来书写十字军和伊斯兰王国的历史，这可是项大工程。书写十字军国家的历史对威廉来说不成问题，但他如何书写伊斯兰的历史呢，尽管他懂些阿拉伯语。

如今，埃及法蒂玛王朝正四分五裂。对敏锐的投机者来说，这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所以乌萨马·本·蒙奇德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开罗。这儿的权力游戏很残酷，但可牟得暴利。乌萨马发了财，建了一座图书馆。然而，情势突然逆转，乌萨马不得已开始亡命。他将全家连同黄金和他喜爱的图书馆都装上了船。但船行至阿克城外时失事，他的金银财宝都丢失了，图书馆也被耶路撒冷国王没收：“当得知我的孩子和女人们都安然无恙时，我对于财富的失去还能够忍受。但丢失的图书却让我难以释怀：四千卷书籍，我一辈子都为此心痛不已。”乌萨马的损失却给威廉来带来了大好机会，因为他得到了乌萨马的书籍，并将其充分利用，来写作伊斯兰历史。

这时，阿莫利投入了夺取埃及的战斗，先后发动了不下五次攻击。这次赌注很高，在第二次入侵中，阿莫利似乎就要征服埃及。如果他成功夺取埃及的财富和资源，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国很可能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也将被改写。然而，被废黜的埃及大臣逃往努尔·丁处，努尔·丁马上派遣他的库尔德将领，健壮圆胖的谢尔库赫去夺取埃及。阿莫利击败了谢尔库赫，夺取了亚历山大里亚，但他并未巩固战果，而是接受了对方的贡品，然后返回了耶路撒冷。

借助于从埃及获得的战利品，阿莫利的都城开始繁荣起来。锡安山上“最后晚餐处”别致的哥特式房间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此外国王还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就坐落于大卫塔南边，有一个带山墙的屋顶、一个小圆顶塔楼和一个大圆顶塔楼。[16]但埃及并未就此屈服。

在同埃及的冲突中，阿莫利损失巨大，进退维谷，于是向君士坦丁堡皇帝曼努埃尔求助，娶了他的侄孙女玛丽亚并派历史学家威廉去商谈军事合作。但援军还没到，战争就爆发了。阿莫利与他的埃及盟友即将夺取开罗，但这时，努尔·丁的将军谢尔库赫赶了回来。阿莫利在对方缴纳更多贡金的保证下撤了军。

阿莫利在加沙病倒了，他要求盟友派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阿莫利推崇东方医学。埃及人派了哈里发的一位犹太医生，这名医生凑巧刚从耶路撒冷回来。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

迈蒙尼德（Maimonides）拒绝为十字军的国王治病，这很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他刚抵达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而埃及和耶路撒冷的结盟时间还并不长。迈蒙尼德曾因穆斯林的迫害而逃离西班牙，那时犹太人与穆斯林共创文明的黄金时代在西班牙已成为过去。西班牙分裂了，野心勃勃的基督教王国占据着北方，南方是穆斯林，那里已被狂热的柏柏尔部落建立的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s）征服。阿尔摩哈德王朝命令犹太人要么选择改宗，要么选择死亡。年轻的迈蒙尼德假装改宗，但在1165年，他逃了出来，踏上了去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路途。10月14日，在提市黎月（Tishri），即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所在月份，那也是朝圣者喜爱前往耶路撒冷的月份，迈蒙尼德与自己的兄弟和父亲一同站在了橄榄山上。在这里，他第一次放眼看到了山上的犹太圣殿，并遵照仪式撕裂自己的衣服——后来他详细记述了犹太人在朝圣中，应该撕几次衣服（之后要缝补），应该何时撕衣服。

而迈蒙尼德穿过东边的约沙法门进入城内时，他看到的是基督徒控制的耶路撒冷，当局仍拒绝接纳犹太人，尽管事实上已有四个犹太人染匠在王室保护下，生活在大卫塔附近。[17]迈蒙尼德为圣殿感到悲痛：“虽然已是灰烬，它依旧神圣长存。”“然后我走进了伟大而又神圣的殿堂，开始祈祷。”听起来似乎迈蒙尼德已获准在上帝圣殿的圣石上祈祷[18]（正如乌萨马·本·蒙奇德那样的穆斯林一样），尽管他被禁止再进入圣殿山，但这条规定至今仍被一些正统派犹太人遵守着。

之后，迈蒙尼德定居在了埃及。在埃及，阿拉伯人管他叫穆萨·伊本·梅蒙（Musa ibn Maymun）。迈蒙尼德因博学多才而声名远扬，他的作品涵盖从医学到犹太律法的多个领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这本书融合了哲学、宗教和科学。此外，他还是个宫廷医生。但此时埃及动荡不安，阿莫利和努尔·丁正在争夺陷于困境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最高统治权。阿莫利志在必得，但并不走运。

1169年，叙利亚统治者努尔·丁完成了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此时他手下的谢尔库赫已打赢了埃及战役。谢尔库赫得到他年轻的侄子萨拉丁的援助。当肥胖的谢尔库赫于1171年死去时，萨拉丁独占了埃及，他任命迈蒙尼德为犹太人的领袖，还委任他为自己的私人医生。回到耶路撒冷，这位王室继承人所处的困境使得医学走上了舞台中心。

25

麻风病国王

公元1174年—公元1187年

提尔的威廉：王室的家庭教师

阿莫利国王任命提尔的威廉做他儿子鲍德温的家庭教师，威廉对这位王子充满了敬意：

这个男孩，当时大约九岁，在我的关心和指导下学习人文学科。我不遗余力地教导这个王家学生。他相貌清秀，学习文学时有长进，而且我越发肯定他会养成让人喜爱的性格。他是个优秀的骑士，天才毕露，记忆力出众。

“正像他的父亲，”威廉补充道，“他急切地想学历史，乐于听从好的建议。”——这无疑是指威廉的建议。男孩也很贪玩，他的老师因此发现了他的问题。

像顽皮的男孩一样，他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孩童们开始互相掐对方的胳膊和手，但鲍德温总是忍着不出声，好像他没有任何感觉。多次打闹之后，有人将此告知了我。我叫来鲍德温，发现他的右胳膊和手相当麻木，我开始不安起来。男孩的父亲知道了，叫来医生诊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定这只是早期症状，忍不住要掉下眼泪。

鲍德温四世的病

威廉那讨人喜欢的学生得了麻风病[19]——他还是危机四伏的王国的继承人。1174年5月15日，叙利亚和埃及的强人、新一场圣战的决策者努尔·丁死了。即使是威廉也忍不住称颂他是“公义的国王与虔信之人”。

趁努尔·丁逝世的良机，阿莫利迅速北上，但7月11日，他得了痢疾。阿莫利才三十八岁，就在阿拉伯医生和法兰克医生争论该如何治疗时，他死在了耶路撒冷。“讨人喜欢的”新国王鲍德温四世在威廉的教导下，学习出类拔萃，但他必须忍受这样那样的治疗——放血，用“撒拉逊药膏”外敷，灌肠。一个叫阿布·苏莱曼·达乌德的阿拉伯医生负责他的健康，当病情加重时，达乌德的兄弟教鲍德温学会了单手骑马。

这位命中注定的年轻国王虽身处险境，却更加无畏和优雅，堪称难得。他那尽职尽责的老师也在精心照看着国王。“日复一日，他的境况更糟糕了，他的脸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以至于那些忠诚的追随者看到他时，都深感同情。”鲍德温还未成年就离开了母亲，但现在声名不佳的阿格尼丝回到了儿子身边，她总带着儿子与敌人战斗。但她很不明智地将国王交给了一个傲慢的大臣，后者正担任总管，当此人在阿克被暗杀后，耶路撒冷的局势就好似一个没落的黑手党家族正在遭受威胁。

国王的堂兄弟、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伯爵要求担任摄政王，以稳定局势。他任命王室家庭教师威廉为自己的内臣，但战略上的不利一直困扰着耶路撒冷，现在这种不利更加明显了：开罗强人萨拉丁夺取了大马士革，一步步稳扎稳打将叙利亚、埃及、也门以及伊拉克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一个强有力的苏丹治下，这样就形成了对耶路撒冷的包围之势。的黎波里的雷蒙德，稳健的黎凡特王朝统治者，说阿拉伯语的他与萨拉丁达成停战协定以拖延时间，但这当然也给了萨拉丁喘息的机会。

鲍德温突袭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展示自己的决心。但他的病反反复复，权贵们围着病床争吵不休。圣殿骑士团的领袖逐渐骄横抗命起来；此时医院骑士团又私自发动了对大主教的战争，甚至向圣墓大教堂发射了火箭。其间，又新来了一支队伍，其领袖老牌骑士沙蒂永的雷纳德（Reynald of Chatillon），是卡拉克和外约旦勋爵。雷纳德率军驰骋于约旦，他财大气粗，显得咄咄逼人、不可一世。

萨拉丁开始试探王国的虚实，他进攻阿什克伦，直奔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居民惊慌失措，逃进了大卫塔。阿什克伦即将失守。但1177年11月底，麻风病国王、雷纳德以及数百骑士袭击了萨拉丁驻扎在耶路撒冷西北部蒙吉萨的两万六千人的军队。因真十字架和圣乔治的踪迹出现在战场，军心大振，鲍德温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

逆境中的风采：麻风病国王的胜利

麻风病国王高奏凯歌而归，萨拉丁却骑着骆驼逃了回去。但这位苏丹依然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而且很快他又招募了一支军队。

公元1179年，在一次对萨拉丁统治下的叙利亚发起的突袭中，鲍德温遭受伏击。他的马受惊脱缰，多亏了年老的侍卫舍命相救，他才得以逃脱。凭借着特有的胆识，他很快便重整旗鼓以抵抗萨拉丁。在利塔尼河附近，他并未骑马，且暴露无遗：当时的他已愈加麻痹，不能再骑马。一个骑士不得不背着他离开了战场。年轻的国王从未结婚——据说麻风病会通过性行为传播，而且他现在几乎不能领兵打仗。他向法国的路易七世诉说着忧愁，希望欧洲能来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对路易七世说：“身体有恙无助于施政，但愿我身上这种乃缦（Naaman）的病能治好，但我发现没有以利沙（Elisha）来为我治病。[20]当阿拉伯人气势汹汹地逼近耶路撒冷时，一个如此虚弱的人不适合指挥作战。”国王病得越重，夺权斗争就越激烈。国王的病弱与政治和道德的腐败相互映衬。当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和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率领一支队伍奔驰耶路撒冷时，国王生气地怀疑这是场政变，并再次与萨拉丁言和以拖延时间。

主教死后，王太后阿格尼丝没有选择提尔大主教威廉，而是任命凯撒利亚的赫拉克利乌斯为耶路撒冷大主教，据说赫拉克利乌斯是她的情人。穿着名贵的绸缎，全身珠光宝气，浓重的香味如云雾般缭绕，基督教会的这名男宠包养了纳布卢斯一个布料商的妻子帕斯基亚·里韦里做他的情妇。里韦里现在移居到了耶路撒冷，并为赫拉克利乌斯生了一个女儿：耶路撒冷人叫她“大主教夫人”。

国王快要死了，阿格尼丝得赶快选定继承人。

居伊：有污点的继承人

阿格尼丝顺势安排国王的妹妹、女继承人西比拉和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成婚。现年二十七岁的居伊光彩照人，是阿格尼丝最新的一个情人王室总管的弟弟。西比拉公主是个年轻的寡妇，在第一场婚姻中育有一子，她是唯一一个乐意成全这桩婚事的人。在多数贵族中间，西比拉的新夫君似乎既不老练，也不显赫，不足以克服耶路撒冷当下的危机。居伊现在已经是雅法和阿什克伦伯爵，也是出身名门的帕蒂瓦贵族，但他实在难以服众。在王国最需要统一和联合时，他分裂了王国。

卡拉克的雷纳德破坏协定，袭击了前往麦加朝圣的队伍。对穆斯林统治者来说，没有什么义务比保护朝圣更加神圣。萨拉丁怒不可遏，但接下来，雷纳德又组建了一支船队，一路奔袭到了红海，并在离麦加和麦地那最近的海岸登陆。深入敌境是一场让人印象深刻却又充满危险的游戏，雷纳德在陆上和海上都吃了败仗，萨拉丁下令将俘虏的法兰克水手在麦加城外公开斩首。萨拉丁随后从他那扩张中的帝国又招募了一支军队。说起雷纳德，萨拉丁就会用自己特有的话语诅咒道：“得让这个卡拉克暴君鲜血流尽。”

此时的鲍德温“已病入膏肓，手脚都不能动”，他在一次发烧中病倒了：他任命居伊为摄政王，将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封地。[21]直到1183年9月萨拉丁入侵加利利，居伊才从自己的升迁中获得荣耀。居伊召集了一千三百名骑兵和一万五千名步兵。队伍行至希弗里亚的温泉附近，不知是怯战还是无力，他们并没有向萨拉丁发动进攻。萨拉丁最后穿过约旦河，攻击了卡拉克要塞。鲍德温下令在大卫塔燃起烽火，向卡拉克释放信号，说援军正在赶来。勇敢而又令人悲伤的麻风病国王此时正躺在担架上，他眼睛失明，身体丑陋且日渐虚弱，却仍率领着军队前去解救卡拉克。

回师后，国王将居伊免职，任命雷蒙德为摄政王，并将自己八岁的外甥、西比拉的儿子加冕为鲍德温五世。加冕完毕后，小孩由个子最高的贵族、伊贝林的贝里昂抬着从圣墓行至圣殿。1186年5月16日，二十三岁的鲍德温死去。新继位的孩童国王鲍德温五世在位仅一年就死去了，他的遗体被放在豪华的石棺中，石棺上绘有基督画像，两侧有天使画像，还有叶形图案装饰。

耶路撒冷需要一位成年人来做统帅。在纳布卢斯，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和其他贵族联合起来阻止居伊回来，但在耶路撒冷，王位归属于西比拉，她现在成了摄政王后。西比拉劝说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给自己加冕，并答应与居伊离婚，另选新王。但在加冕礼上，西比拉召来居伊陪在她旁边，并为其加冕。她骗过了所有人。但新国王和女王无力约束卡拉克的雷纳德以及圣殿骑士团的首领，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首领都按捺不住要与萨拉丁一战。雷纳德不顾停战协定，伏击了从大马士革到麦加朝圣的队伍，擒获了萨拉丁的妹妹，并嘲弄穆罕默德，拷打俘虏。萨拉丁向居伊国王索要赔偿，但雷纳德没有答应。

5月，萨拉丁的儿子突袭加利利，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鲁莽地予以回击，但他们在克雷森泉被萨拉丁血洗，只有圣殿骑士团的首领和三名骑士脱逃，这场灾难带来了短暂的统一。

居伊国王：中了圈套

公元1187年6月27日，萨拉丁率领三万大军向提比里亚进发，他希望引诱法兰克人出战，借此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圣战”。

居伊国王召集一万两千名骑兵和一万五千名步兵向加利利的希弗里亚进发，但在耶路撒冷国王的红色帐篷里开会时，居伊面临极难的抉择。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力主按兵不动，尽管他的妻子被困在提比里亚。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的首领则视雷蒙德为叛徒，并要求一战。最终，居伊上勾了。他率军穿越赤日炎炎的加利利山区，却被萨拉丁的军队拖得筋疲力尽。酷热将部队压垮了，口渴使部队陷入瘫痪。居伊在双峰的哈丁角火山高原上驻扎下来，然后四处找水，但那儿的井都干涸了。“啊，上帝，”雷蒙德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完蛋了，王国垮台了。”

7月4日星期六清晨，十字军一觉醒来，就听到山下穆斯林军营里传来的祈祷声。夏日酷热下，他们已口渴难耐。穆斯林点着了低矮的灌木丛，很快大火便包围了他们。

26

萨拉丁

公元1187年—公元1189年

萨拉丁：战役

萨拉丁整夜未眠，他趁夜组织兵力和补充给养，部署军队的两翼。他已将法兰克人层层包围，这位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决心不浪费这次机会。萨拉丁的多国部队中有库尔德军团、阿拉伯军团、突厥军团、亚美尼亚军团以及苏丹军团，这令人惊叹的景象，可高兴坏了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他兴奋地写道：

嘶鸣的战马汇聚成一个不断扩张的海洋，刀剑、铠甲和铁尖长矛就像点点繁星，新月形的剑、也门尖刀、黄色的旗帜，还有像海葵一样的红色军旗。身披的甲胄好似波光粼粼的水池，锃光白亮的剑好比潺潺小溪，蓝色的、饰有羽毛的弯弓宛若飞翔的鸟儿，闪亮的头盔下面是精瘦彪悍的战马。

黎明时分，萨拉丁在大本营骑上马，在年轻的儿子阿夫达尔（Afdal）的陪同下，由那些忠心耿耿的突厥马木鲁克（奴隶士兵）保护着，下令开始发起进攻。面对法兰克人如雨点般的弓箭，萨拉丁下令骑兵和骑马弓箭手发起猛攻，以阻止法兰克人的重装部队靠近。对居伊来说，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持住由配备盾牌的步兵拱卫骑兵的阵势；而对萨拉丁而言，要想击垮敌人，必须将二者分开。

这时，阿克大主教在国王面前举起了真十字架，居伊的军队击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但很快，口干舌燥的法兰克士兵便逃往高地，这就使骑兵部队暴露在了敌人面前。居伊的骑兵发起了猛攻。当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和伊贝林的贝里昂向苏丹的军队猛攻时，萨拉丁只是命令自己的侄子塔基丁（Taki al-Din）指挥右翼，向敌军敞开阵地：十字军见状猛扑过来，但穆斯林军队开始不断收缩包围圈。穆斯林的弓箭手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弓箭手通过“像蝗虫一样的箭雨”来射杀法兰克人的战马，使得法兰克骑兵寸步难移，“他们的坐骑成了刺猬”。“这天，天气奇热”，居伊的士兵没了战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因口渴而嘴唇肿胀，枯木燃起的大火又折磨着他们。此时，军心动摇，山穷水尽，居伊的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总之他的指挥已尽数失灵了。

居伊率军向哈丁角的一座山峰撤退，在那里搭起他的红色营帐。他手下的骑士们聚在他周围准备背水一战。“当法兰克国王撤向山顶时，”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回忆道，“他的骑士们发起了勇猛的攻击，将穆斯林赶回到我父亲的营地。”一时间，法兰克人的勇敢似乎要威胁到萨拉丁本人。阿夫达尔看到父亲有些沮丧：“他脸色变了，抖动着胡子，然后冲向前大喊道：‘给魔鬼点颜色看看！’”穆斯林发起反击，击溃了十字军：“他们向山上撤去，当我看到法兰克人溃逃时，我欢欣地喊道：‘我们打败了他们！’”但“口渴难耐”的十字军“又来进攻，并把我们的军队击退到我父亲站立的地方”。萨拉丁召集部下，重新击退了居伊的进攻。“我们打败了他们！”阿夫达尔再次大喊道。

“别闹了！”萨拉丁不耐烦地说道，同时指着红色营帐说：“只要这顶营帐还在，我们就不能说已打败了他们！”这时，阿夫达尔看到营帐被推倒了。阿克大主教被杀死，真十字架也被抢走了。在王室营帐四周，居伊和他的骑士们筋疲力尽，他们无助地连人带盔甲倒在地上。“然后，我父亲从马上下来，”阿夫达尔说道，“他的头垂向地面，流着欢欣的泪水向真主致谢。”

萨拉丁将审判所设在他那华丽大营的前厅，他手下的埃米尔押来俘虏。大营一搭起，萨拉丁就在这里接见了耶路撒冷国王和卡拉克的雷纳德。居伊口渴得要命，萨拉丁就给了他一杯用黑门山的冰雪做成的雪酪。国王解了渴，将雪酪递给雷纳德，这时萨拉丁说道：“你给他水喝，可我不给。”阿拉伯人没给雷纳德任何款待和保护。

萨拉丁骑上马出去与部下共同庆贺，接着开始巡视战场。“死人的胳膊和腿赤条条、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尸体遍体鳞伤，四分五裂，眼珠子被挖了出来，肚子破裂，许多身体被剁成两截。”这是中世纪战场的大屠杀。回来后，苏丹叫来了居伊和雷纳德。他让国王在大营前厅等着，只让雷纳德进来。“真主让我得胜，”萨拉丁说，“你已经食言多少次了？”

“贵族们总是这样处事。”雷纳德挑衅般地回应道。

萨拉丁要求雷纳德皈依伊斯兰教，雷纳德轻蔑地拒绝了。随后苏丹操起一柄短弯刀，从雷纳德的肩膀下手，劈掉了他的胳膊。最后由卫兵们将雷纳德处决。被砍掉头的雷纳德首先被拖着从居伊身旁经过，随后被扔出营帐外。

耶路撒冷国王被引入大营。“国王杀死国王不符合惯例，”萨拉丁说，“但这个人触犯了底线，所以他罪有应得。”

第二天上午，萨拉丁从部下那里购买了所有两百名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骑士，每人购价五十第纳尔。基督徒武士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但几乎无人同意。萨拉丁从苏菲派潜修者和乌里玛（ulema）[22]中征召了一些志愿人员，他命令这些志愿人员杀死所有的骑士。大多数志愿者乞求特权，他们不想做这种事；也有少数人由于害怕而找到其他人来顶替自己施刑，以免自己因行动笨拙而遭人嘲笑。萨拉丁站在高台上，看着这些外行的刽子手不情愿地将耶路撒冷残存的最后的强大力量摧毁。尸体留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甚至一年过后，战场上仍旧“覆盖着他们的骨头”。

萨拉丁让耶路撒冷国王带着真十字架回到大马士革，居伊有气无力地将真十字架倒挂在长矛上。随行的俘虏太多了，萨拉丁的一个仆人看到“一个人用搭帐篷的绳子拴着三十个俘虏行走”。这些法兰克奴隶售价仅每人三第纳尔，一只鞋就能换来一个奴隶。

苏丹自己继续向其他十字军国家发起征服行动，占领了沿海城市西顿、雅法、阿克和阿什克伦，但没能夺取提尔。当时，勇敢的蒙费拉侯爵康拉德（他的兄弟和西比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及时赶到，解救了这个关键的要塞港口。然而，萨拉丁手下的埃及总督，他自己的兄弟萨法丁（Safadin）劝说他尽快向耶路撒冷进发，以免在夺取圣城前病倒：“如果你在今晚死于绞痛，耶路撒冷就会继续控制在法兰克人手里。”

萨拉丁围城：屠杀还是投降？

公元1187年9月20日星期天，萨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他先在大卫塔西边安营扎寨，随即又移驻东北方，也就是当年戈弗雷攻城之处。

城内挤满了难民，但仅有两名骑士在主教和耶路撒冷两位王后的率领下出城抵抗，这两位王后分别是西比拉和阿莫利国王的遗孀玛丽亚，玛丽亚现在嫁给了伊贝林的贝里昂。赫拉克利乌斯很难找到哪怕五十个人去守卫城墙。所幸伊贝林的贝里昂及时赶来，经由萨拉丁提供的安全通道，救出了他的妻子玛丽亚王后和他们的孩子。贝里昂曾向萨拉丁允诺放弃抵抗，但眼下耶路撒冷人恳求他指挥军民。贝里昂对此无法拒绝，他像一个骑士写给另一个骑士那样向萨拉丁写信表示歉意，萨拉丁也谅解了他的失信。苏丹甚至安排专人护卫玛丽亚和她的孩子们，给他们穿上珠光宝气的礼袍，并用盛宴招待他们。苏丹把孩子们抱到膝上，继而哭了起来，他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耶路撒冷了。“世间万物原本都只是暂时地借予我们而已。”他喃喃自语道。

贝里昂[23]将年满十六岁的贵族子弟和三十名市民封为爵士，武装每个男子并发起进攻。当萨拉丁发起攻城战时，妇女们聚集在圣墓大教堂祈祷，她们剃掉头发以求赎罪，修士和修女则在城墙下赤脚游行。到9月29日，萨拉丁的工兵部队已挖到城墙之下。法兰克人准备一死以求成为圣洁的殉道士，但赫拉克利乌斯并不主张如此，他宣称这样将导致妇女成为哈莱姆女奴[24]。叙利亚的基督徒憎恶拉丁人，他们赞成向萨拉丁敞开城门。30日这天，当穆斯林军队向耶路撒冷发起进攻时，贝里昂来到萨拉丁的大营进行谈判。苏丹的旗帜甚至已在城墙上升起，但他的军队被击退了。

“你们是怎样杀死耶路撒冷人，将他们变身为奴，并实施种种暴行的（指1099年十字军所犯罪行），我们也将怎样对待你们。”萨拉丁对贝里昂说。

“苏丹，”贝里昂答道，“耶路撒冷城内我们的人数众多，如果我们眼见死亡在所难免，那我们就将杀死我们的孩子和妻子，将圆顶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夷为平地。”

有所顾虑的萨拉丁同意和解，他慷慨地释放了王后西比拉和雷纳德的遗孀，但剩下的耶路撒冷人则要么被赎回，要么被变卖为奴。

萨拉丁其人

萨拉丁绝不像19世纪西方作家所描绘的那样，是个自由的绅士，他的傲慢自大赛过野蛮的法兰克人。但依中世纪那些帝国创建者的标准来看，他所获得的声誉实至名归。当他告诉自己的一个儿子他是如何建立帝国时，他说：“靠劝诱民众，我才有了今天。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手掌，所以不要对任何人心怀怨恨。要和民众和睦相处。”萨拉丁貌不惊人，看起来还算朴实。在耶路撒冷，当一个侍卫骑马经过一个小水坑，弄脏了他的丝绸袍子时，萨拉丁只是突然大笑起来。他非常清楚自己能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也会轻易就身败名裂、一溃千里。尽管他的崛起充满了血腥，但他厌恶暴力。他劝告自己最宠爱的儿子扎希尔（Zahir）：“我警告你，要远离杀戮，不能沉湎于此，养成痼疾，因为鲜血只能招致更多杀戮。”曾有突袭的穆斯林从一个法兰克妇女那儿偷偷抱走一个婴儿，当那个妇女穿过火线来向萨拉丁哭诉时，萨拉丁伤感落泪。他立即找到婴儿，还给了这位母亲。还有一次，当一个儿子要求杀掉一些法兰克俘虏时，他训斥了儿子，阻止他去杀人。

优素福·伊本·阿尤布（Yusuf ibn Ayyub）于1138年出生在提克里特（Tikrit，位于今天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也出生于此），他是一个富裕的库尔德军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和叔叔谢尔库赫曾效力过赞吉和努尔·丁父子。他自小在大马士革长大，过着声色犬马、耽于享乐的生活。他在烛光中与努尔·丁一起打马球，后者派他担任大马士革的警卫司令。他研读《古兰经》，也琢磨纯种良马。在攻打埃及的战斗中，努尔·丁派遣谢尔库赫与优素福一道出征，优素福时年二十六岁。

库尔德人的这叔侄俩率领仅有两千人的外国骑兵，重振了低落的士气，成功地从法蒂玛王朝和耶路撒冷军队手里夺取了埃及。1169年1月，优素福给自己取了个尊贵的名字“萨拉丁”，[25]并暗杀了宰相，他的叔叔谢尔库赫继任此位。但谢尔库赫很快便死于心脏病发作。三十一岁的萨拉丁由此成为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任宰相。1171年，最后一任哈里发去世，萨拉丁推翻了什叶派在埃及的统治（此后一直由逊尼派掌权），在开罗血洗了坐拥一方的苏丹卫队，同时将麦加、麦地那、突尼斯和也门纳入了自己那日益庞大的版图。

1174年努尔·丁死后，萨拉丁北上攻取大马士革，逐渐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收入囊中，这两部分疆域的中间地带就是今天的约旦，当时约旦被部分控制在十字军手中。攻打耶路撒冷不仅是出色的宗教行为，也是不错的帝国政治策略。萨拉丁偏好大马士革，而把埃及视为摇钱树。“埃及好比是一个妓女，”他开玩笑说，“她要和我那忠诚的妻子（大马士革）争风吃醋。”

萨拉丁并不是独裁者。[26]他的帝国是贪婪的总督、反叛的王公贵族以及野心勃勃的兄弟、王子和侄子们拼凑起来的。萨拉丁赐予这些人领地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税款和兵力。他总是缺钱少兵，只是由于个人魅力，才能将这一切维系在一起。萨拉丁经常被十字军打败，算不上一个杰出的统帅，但他“不喜女色，不好玩乐”，能坚持到底。萨拉丁大半生都在对付其他穆斯林，但眼下，他的个人使命是夺取耶路撒冷，赢得圣战，他一门心思扑在这上面。“我抛却了尘世的享乐，”他说，“我已享尽了荣华富贵。”

在战争期间于海边散步时，萨拉丁告诉手下大臣伊本·沙达德：“我时常这样想，当真主允许我征服海岸的其余地方时，我将分割自己的土地，立下誓约，乘船在这片海域驰骋征服，直到有一天，世上不再有人拒绝真主——也许我会在途中死去。”但他比法蒂玛王朝更为严厉地推广伊斯兰教。当听说有个年轻的伊斯兰异端者在自己的地盘上宣教时，他下令将那人钉死并暴尸数日。

最令萨拉丁高兴的是晚上与身边的将军和学者坐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接见使者。他欣赏学者和诗人，而且若少了乌萨马·本·蒙奇德，他的宫廷就不完整了。乌萨马·本·蒙奇德时年约九十岁，他忆起“萨拉丁如何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由于他的好心，我才从不幸的深渊中得到解脱，他待我如同家人”。萨拉丁是个跛子且经常生病，有二十一个医生照料他——八个穆斯林、八个犹太人（包括迈蒙尼德）和五个基督徒。当苏丹站起来做祈祷或下令点着蜡烛时，他身边的侍从就知道夜晚结束了。萨拉丁洁身自好、无可指摘，但他那些耽于享乐而又野心勃勃的亲属却远没有他的克制与约束。

舞女和春药：萨拉丁的宫廷

据讽刺作家瓦赫拉尼（al-Wahrani）说，年轻的贵族们举办狂欢会时，主人会脱了衣服趴在地上跑，像狗一样大叫着，并从舞女的肚脐上舔一口酒，而此时清真寺里却结满了蜘蛛网。在大马士革，阿拉伯人抱怨着萨拉丁的统治，作家伊本·乌南（Ibn Unain）嘲笑萨拉丁手下的埃及官吏，尤其是黑苏丹人：“如果我是个脑袋像大象的黑人，有着肥胖的前臂和硕大的阳具，那你就会看到我的需求。”对这种无礼之人，萨拉丁判决其流放。

萨拉丁的侄子塔基丁是他手下最天才的统帅，但也是诸王子中最有野心、最为放荡的。他的嗜好可谓臭名昭著，据说他说话“比妓女拖鞋的敲拍声还好听”。讽刺作家瓦赫拉尼不无嘲讽地劝说塔基丁：“哪一天你赋闲了，你可以尽情搜罗摩苏尔的妓女、阿勒颇的皮条客以及伊拉克的歌女，并且不必为此忏悔。”

由于纵欲过度，塔基丁开始变瘦，出现精力不振和阳痿的症状。他向犹太医生迈蒙尼德咨询，后者曾告诫他不能“暴饮暴食和房事过度”，但迈蒙尼德诊治王公贵族时态度有所不同。这位宫廷医生给萨拉丁的侄子写了一本名叫《论性交》（On Sexual Intercourse）的书，开的处方讲求适可而止，比如饮酒要适量，所交女子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年幼。要喝一种用牛舌草调制成的鸡尾酒，以及一种中世纪治疗阳痿的“奇异秘方”：在房事前，将一种用橘黄色的蚂蚁调制成的油涂抹在阳具上并按摩两小时。迈蒙尼德保证，这样房事后勃起仍会持久。

萨拉丁宠爱塔基丁，将其提拔为埃及总督。但塔基丁企图开创自己的地盘，为此萨拉丁震怒不已，便将其调往伊拉克管辖那儿的一大片地区。眼下，兴高采烈的塔基丁以及萨拉丁的大部分亲属来到了耶路撒冷，庆祝耶路撒冷的解放。

萨拉丁的城市

萨拉丁看着拉丁基督徒永远地离开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必须出钱赎人，男子每人十第纳尔，女子五第纳尔，儿童一第纳尔。没有付钱凭据谁也不得离开，萨拉丁的部下靠收受贿赂发了财，基督徒被装在篮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或者靠伪装逃跑。萨拉丁对钱不感兴趣，尽管他获得了二十二万第纳尔，但大部分钱财去向不明。

数以千计的耶路撒冷人因付不起赎金而被变卖为男奴或女奴。贝里昂出资三万第纳尔赎回了七千名贫穷的耶路撒冷人。苏丹的兄弟萨法丁提出将一千名境况悲惨者释放，于是萨拉丁将他们平分给了贝里昂和主教赫拉克利乌斯。穆斯林吃惊不已地看到后者付了十第纳尔后，带着几车金银和地毯离去。“有多少洁身自好的女子受到侮辱，适婚的女孩遭到强娶，处女被羞辱，自重的女性被夺去贞操，可爱女子的红唇被吻，不听话的变得服服帖帖，”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回忆道，“有多少贵族将她们纳为妃妾，有多少贵妇被贱价出卖！”

在苏丹的注视下，排成两队的基督徒回头看了最后一眼，他们为失去耶路撒冷而哭泣。他们在思忖：“她是众城之中的女强人，现在却成了奴婢和侍女。”

10月2日星期五，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下令清除圣殿山即穆斯林所称的谢里夫圣地里的异教痕迹。在“真主万岁”的欢呼声中，悬挂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十字架被扯了下来，并被拖着在城内行进，最后十字架被捣烂，耶稣的画像被撕碎，岩石圆顶清真寺北边的修道院被拆除，阿克萨清真寺内的小卧室和小套间也被拆毁了。萨拉丁的妹妹用骆驼队从大马士革运来了玫瑰香水。苏丹本人和他侄子塔基丁亲自用玫瑰水擦洗圣地的庭院，贵族和埃米尔也在一旁大清扫。萨拉丁从阿勒颇带来努尔·丁的木刻讲经坛，并将其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这一放就是七个世纪。

苏丹并没有过多地破坏或重建，而是将十字军留下的建筑改头换面，进行粉饰，并沿用十字军那华丽的装饰，使用叶形图案、柱顶和叶形装饰。敌方建筑的风格强烈地体现在萨拉丁的建筑上，以至于很难分辨哪座是十字军建造的，哪座是萨拉丁建造的。

从开罗到巴格达，每个受尊敬的成员，包括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学者，都想要在星期五的祈祷会上祷告。萨拉丁挑中了阿勒颇的法官，给他穿上黑色的礼袍。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讲道，颂扬伊斯兰耶路撒冷的美德。通过“解放麦加的兄弟圣迹”，萨拉丁成了“驱散黑暗照亮每个黎明的阳光”。随后，萨拉丁步行来到了岩石圆顶清真寺，他将之比作“伊斯兰图章戒指上的宝石”。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爱“如山一般高大”。他的使命是造就一个伊斯兰的耶路撒冷，他考虑着是否要摧毁这块粪堆——圣墓大教堂。一些王公贵族要求将其拆除，但萨拉丁觉得不管圣墓大教堂是否还在那儿，这块地方仍然是神圣的。萨拉丁援引公正者欧麦尔的先例，仅仅将教堂关闭了三天，就把它交给了希腊东正教会。总的来说，他对大多数教堂持宽容态度，只是一门心思要削弱基督徒居住区的非伊斯兰特征。教堂再次被禁止敲钟，取代教堂钟声的是宣礼员的声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数百年直到19世纪为止，基督徒召集会众祈祷只能靠敲击木制钟锤和铙钹。萨拉丁拆毁城外的一些教堂，下令征用了许多知名教堂，并美其名曰“萨拉西叶”（Salahiyya）——他人的捐赠——这些教堂今天还能看到。[27]

萨拉丁给耶路撒冷带来了许多穆斯林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但耶路撒冷不能只有穆斯林，所以他请回许多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直存在到今天（他们称自己是“公民”——Kaghakatsi）。此外还有许多犹太人，“他们都是以法莲的部族”，来自阿什克伦、也门和摩洛哥。

萨拉丁筋疲力尽，但还是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耶路撒冷，以攻占十字军的最后一些要塞。他占领了阿克这个强大的海军基地。但他从未将十字军彻底消灭：出于骑士精神，他将居伊国王释放，也未能攻下提尔，这给基督徒留了个活命的港口，使他们得以发起反攻。或许是他低估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应：耶路撒冷失守的消息震惊了从国王、教皇再到骑士和平民的欧洲广大阶层，他们组织起一支新的强大的十字军，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萨拉丁犯下的错误将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元1189年8月，居伊国王率领一小股军队出现在阿克城外，随后便开始围攻阿克。萨拉丁并没把居伊的这种英勇行为放在眼里，他派遣了一队人马，想不费吹灰之力将其歼灭，但居伊挡住了萨拉丁的进攻，并组织十字军开始反攻。萨拉丁包围了居伊，但居伊包围了阿克。萨拉丁的埃及舰队被击败后，乘船而来的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十字军加入了居伊的军队。在欧洲，英国和法国国王以及德国皇帝纷纷支持十字军；舰队正在组建，军队被集结起来加入对阿克的作战。这是一场长达两年的血腥战争的开始，很快，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们都加入了战争，他们决心把耶路撒冷重新夺回来。

日耳曼人是急先锋。当萨拉丁听说红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正率一支德国军队朝圣地开进时，他召集部下发起圣战。随后，就传来了好消息。

公元1190年6月，巴巴罗萨在奇里乞亚的一条河中溺水身亡，他的儿子、士瓦本的腓特烈公爵将他的尸体煮烂后，用醋浸泡，然后把尸肉埋葬在安条克，率军带着他父亲的尸骨直奔阿克，因为他计划将之葬在耶路撒冷。巴巴罗萨之死演化为带有末世论色彩的传说，据称末日来临时，这位沉睡的皇帝将会复活。士瓦本公爵在阿克城外死于瘟疫，德国十字军随之土崩瓦解。但好几个月绝望的战斗以及数千人死于瘟疫后（包括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和耶路撒冷王后西比拉），[28]萨拉丁仍接到了坏消息：基督教王国那些骁勇善战的武士正在赶来。

27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和理查

公元1189年—公元1193年

狮心王：骑士精神与屠杀

公元1190年7月4日，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和法兰西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解救耶路撒冷。三十三岁的理查刚刚继承他父亲亨利二世的金雀花帝国——包括英格兰和半个法兰西。理查朝气蓬勃，长着红色的头发，体格健壮，与萨拉丁的耐心和谨慎相比，理查显得傲慢和锋芒毕露。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既是个粗俗的游吟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洗掉身上的罪恶，在神职人员面前，他曾赤裸着身子鞭打自己。

阿基坦的埃莉诺最宠爱的这个儿子对女人几乎没多少兴趣，到19世纪，他被说成是一个同性恋者，但这种说法不足为信。战争才是他真正的爱好，为此他曾无情地勒索英国人出钱给他的十字军，并开玩笑道：“如果有买家，我可以把伦敦卖了。”当英格兰因十字军东征而重燃信仰之火时，[29]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而迫害的最高峰就是约克郡——被称为英国的马萨达——的大规模自杀行为。当时，理查已动身离开，乘船去了耶路撒冷，不管在哪儿上岸，他都把自己打扮成王家武士的典型代表。他总是穿着鲜红的衣服——鲜红是战争的颜色——放肆地挥舞着剑，对众人说那是亚瑟王的神剑。在西西里，他从新即位的国王手里救出了自己的妹妹，寡妇王后乔安娜（Joanna）。之后他率军来到拜占庭贵族统治下的塞浦路斯，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座岛屿，随后又率领二十五艘战舰奔赴阿克。

1191年6月8日，理查率军登陆，加入了法兰西国王的围城战，两军协同作战，关系友善。萨拉丁和朝臣们注视着理查的到来，“这位强大的武士”的“盛大场面”令萨拉丁印象深刻，理查“对战争的狂热”也让他难以忘记。

战场上，瘟疫肆虐，王室的大帐篷、肮脏的小棚屋、灶房、公共浴池以及妓院都爆发了瘟疫。萨拉丁的文书伊马丁记述了妓女们是如何勾引穆斯林的。伊马丁到过理查的大营，他极尽色情隐喻描写之能事：他盯着“这些歌女和风骚女子，她们浓妆艳抹，长着蓝色的眼睛和丰满的大腿”，她们“不断做着热火朝天的交易，她们抬高双腿，让腿上的银镯触碰自己的金耳环；她们诱惑刀剑入鞘，让投枪刺向盾牌；她们让鸟儿能用喙啄食，从洞里捕到一只只蜥蜴；她们让人把笔放到砚台上”。

如果连伊马丁也承认“一些愚蠢的马木鲁克偷偷开溜”去调戏这些法兰克风骚女人，那就说明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理查用自身的力量改变了战争的态势。萨拉丁已经病了；很快欧洲的君主们也得了病，但即使在病床上，理查还是无所顾忌地挥舞着弓弩，向敌营射箭。此时，一艘艘战舰正载着精锐的欧洲骑兵前来。

萨拉丁就像“一个孤苦凄凉的母亲一样，骑着马催促部众履行他们的圣战义务”。圣战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心生妒意的腓力二世早早就离开了，理查掌握了指挥权。“只有我统治别人，别人休想统治我”。但他的军队也遭受重创。他提出和谈，萨拉丁派去他那老成而更冷漠的兄弟萨法丁作为特使，这些务实者仍在与所有可充当假想敌的对手作斗争。双方势均力敌，各自派出两万兵力，都想竭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抗命的属下、麻烦不断的贵族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军队。

这时，阿克已难以维持，阿克总督开始谋求投降，“比心不在焉、害相思病的女孩还严重”。萨拉丁别无选择地默许阿克投降，他承诺归还真十字架，释放一千五百名俘虏。但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耶路撒冷。萨拉丁故意拖延时间以离间十字军，他想借此节约军费并延迟对方的行动。但狮心王动了真格，他主动向萨拉丁发起挑衅。

8月20日，理查押送三千名被绑的穆斯林囚徒来到一片空旷的地方，以便萨拉丁的军队能够看见。随后理查将男人、女人和儿童统统杀死。这就是传说中的骑士气概。惊恐不已的萨拉丁派出了骑兵，但已为时太晚。随后，他将抓到的所有法兰克俘虏斩首。

五天后，理查进抵雅法海岸，直逼耶路撒冷，他的军中流传着：“保佑我们，圣墓！”9月7日，狮心王发现萨拉丁及其部下正在阿尔苏夫封锁道路。理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大规模的步兵去化解萨拉丁的一次次冲锋，怎样同萨拉丁的骑兵和骑马弓箭手周旋，直到自己能将自身骑兵的强大力量释放出来。理查按兵不动，直到一个医院骑士团的骑兵突然飞奔出战，他才率领所有人马猛攻穆斯林。萨拉丁孤注一掷，将手下的马木鲁克王家卫队派上战场。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苏丹及时撤了军，用来做“守卫耶路撒冷的储备军”。最危险时，萨拉丁身边只有十七个卫兵。这场战败后，萨拉丁垂头丧气，心痛得不能进食。

萨拉丁骑马回到耶路撒冷过斋月，同时布置防务。理查清楚，既然萨拉丁的军力和帝国毫发未损，那么即使拿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也守不住，所以进行一场谈判是明智的。在致萨拉丁的信中，理查写道：“穆斯林和法兰克人都无力再战，这块土地已变为废墟。所以，我们必须谈判的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和这些土地的问题。耶路撒冷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在，对此我们绝不放弃。”萨拉丁也向对方说明圣城对穆斯林的意义：“耶路撒冷对我们而言像对你们一样重要。实际上，她对我们而言要比对你们来说更伟大，因为正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先知夜行登霄，天使们也聚在这里。”

理查急切地想知道对方的虚实。他务实又不乏想象力，遂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把自己的妹妹乔安娜嫁给萨法丁，这样基督徒将得到海岸，进而为夺取耶路撒冷开辟道路，穆斯林占有内陆，而耶路撒冷就是在萨拉丁统治下由国王萨法丁和王后乔安娜共有的都城。萨拉丁答应了，但乔安娜很是气愤：“我怎么可以与一个穆斯林发生关系？”理查说这只是笑话，随后他告诉萨拉丁：“我将把侄女许给你。”萨拉丁感到不解：“我们最好的选择是继续圣战，还是任由自己衰老而亡？”

10月31日，理查慢吞吞地来到耶路撒冷，与老练的萨法丁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设在壮丽气派的营帐中，双方交换了礼品，相互参加对方的宴会。“我们在耶路撒冷必须要有个立足点。”理查坚持道。理查手下的法国骑士对他的谈判提出非议，他就将一些突厥俘虏斩首，并凶残地将头颅置于营地周围示众。

危急关头，萨拉丁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那放浪不羁的侄子、一心想自立门户的塔基丁死了。萨拉丁将信藏起来，令属下离开营帐，然后便“痛哭流涕，含泪而语噎”。他用玫瑰香水洗了脸，重新指挥战争：因为没时间去哀悼。萨拉丁视察了耶路撒冷和新组建的埃及守备军。

12月23日，理查挺进到托伦（Le Thoron des Chevaliers，即拉特伦）。在这儿，他和妻子、妹妹一同热热闹闹地庆祝了圣诞节。1192年1月6日，冷雨纷纷，道路泥泞，理查行至距耶路撒冷12英里（约19千米）的贝特努巴。法国和英国贵族想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耶路撒冷，但理查劝阻说他的兵力不够因而无法围城。萨拉丁守在耶路撒冷，盼望着雨雪天气能将十字军赶走。1月13日，理查撤了兵。[30]

双方陷入了僵局。萨拉丁调遣五十名石匠和两千名法兰克俘虏来加固耶路撒冷，并将橄榄山脚下约沙法圣母教堂的高层楼房以及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拆解以获取石料。萨拉丁、萨法丁与他们的儿子亲自在城墙上劳作。

其间，理查攻占了阿什克伦，并将其加固。阿什克伦是通往埃及的门户。理查向萨拉丁提议瓜分耶路撒冷，圣地和大卫塔仍由穆斯林保有。但这些磋商的复杂性堪比21世纪的巴以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双方都想占有整个耶路撒冷。3月20日，萨法丁和儿子卡米勒（Kamil）拜访了理查，并向理查主动提出重开圣墓大教堂，归还真十字架：遵照古典骑士的优雅姿态，狮心王给年轻的卡米勒起了个绰号，并给他戴上骑士腰带。

但这般演戏使那些骄横的法国骑士感到不满，他们决心立即突袭耶路撒冷。6月10日，理查率领这些法国骑士回到贝特努巴，继续在那里安营扎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争论了三个星期，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通过外出侦查，理查缓解了紧张局势，并一度逼近蒙茹瓦（Montjoie）。在蒙茹瓦，他从马上下来念诵祷词，并将手中的盾牌举起以遮住耶路撒冷的荣耀。据说他的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我恳求你，在我从敌人手里解救圣城之前，不要让我看到你的圣城！”

狮心王在苏丹的军队中雇了探子，探子现在报信说，萨拉丁的亲王正率领一队援军自埃及而来。理查乔装打扮成贝都因人，派五百名骑士和一千名轻骑兵伏击了埃及人。他将敌军各个击破，并洗劫了车队，缴获三千头骆驼和大量物资——这些物资或许足以支撑他到达耶路撒冷或埃及。“这沉重打击了萨拉丁的内心，”大臣伊本·沙达德说道，“但我试图使他平静下来。”耶路撒冷岌岌可危，萨拉丁心慌意乱，压力陡增。他将城市周围的井投了毒，并让几个儿子统管那些散兵游勇。萨拉丁兵力不足，他焦急地征召萨法丁从伊拉克归来。

7月2日，萨拉丁召开作战会议，但他手下的埃米尔们就像理查手下的贵族一样不牢靠。“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会议开头，伊本·沙达德说道，“就是我们所有人聚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准备一死。”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将领们静静地坐着，“似乎有鸟儿在他们的头顶停留”。会议争论苏丹是应该在城内背水一战，还是为避免陷入重围放弃抵抗。苏丹清楚自己如果不亲自出马，手下的追随者将很快投降。最后他说：“你们是伊斯兰的军队，如果你们不战而降，他们将像卷轴一样席卷这块土地，这是你们的责任——为什么这些年你们能享用财富，原因就在这里。”将领们赞成开战，但第二天他们又回来说，害怕重蹈阿克的覆辙而陷入包围之中。出城作战岂不是更好吗？即使做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暂时失去耶路撒冷。将领们坚持认为萨拉丁或他的一个儿子必须得留在耶路撒冷，不然萨拉丁手下的突厥人和库尔德人将会火并。

萨拉丁留了下来，而他的探子们提供的情报也使他很清楚理查面临的问题。7月15日是攻克耶路撒冷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即将临近，而十字军此时恰好发现了真十字架的另一些碎片，这一奇迹来得正是时候，一时间人心大振。但勃艮第公爵率领的法兰克人与理查率领的盎格鲁-安茹人却剑拔弩张，他们打着荒唐的标语，唱着下流的小曲，相互嘲笑。理查是个游吟诗人，这时他也写下了一首诗歌讥讽对方。

萨拉丁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对峙：7月3日星期四晚上，伊本·沙达德如此担心，于是他开始祈祷：“我们所在的地方最受保佑，我们能熬过这些日子。”星期五这天，苏丹祈祷时做了两次仪式，他从腰间掏出弓，然后做了两次拜倒于地的祈祷礼。仪式期间，萨拉丁当众痛哭起来。傍晚时分，探子回报说法兰克人正在收兵。7月4日，理查撤兵了。

萨拉丁大喜过望，立刻骑上马去见他最疼爱的儿子扎希尔，在扎希尔双眼间亲吻着，并将其护送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扎希尔和他父亲一同住在医院骑士团首领的住宅里。双方都元气大伤：理查收到消息，他的兄弟约翰一回到英格兰便开始进行反叛。要想保住自己的地盘，理查需要尽快返回家乡。

趁理查麻烦在身，7月28日，萨拉丁出人意料地突袭雅法，在投石机的轰击下，雅法被迅速攻克。当伊本·沙达德与投降者谈判的时候，扎希尔在岗哨上睡着了。突然，狮心王理查乘坐飘扬着鲜红色旗帜的战舰出现在附近海面。他来得正是时候：一部分法兰克人还在坚持抵抗。理查一边发射弓弩，一边涉水冲上海滩——“他的头发是红的，短袍是红的，旗帜也是红的”。理查甚至来不及脱去防水长靴，也没有穿上盔甲，就挥舞起了丹麦战斧。在仅仅十七个骑士和百余个步兵的护卫下，理查带领部下发起了猛烈进攻，他再次夺取了这座城镇。

之后，理查对萨拉丁的大臣取笑道：“你们的苏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我一来，他就跑了呢？我脚上只穿着蹚水用的靴子，连护身的铠甲都没有。”据说萨拉丁和萨法丁给狮心王送去了阿拉伯马作为礼物，但这只是萨拉丁经常使用的缓兵之计，因为不久他们就会发起反攻。理查击退了他们，随后便向撒拉逊人下战书以求一战。他上下挥舞着长矛，在军队中纵马飞奔，但无人敢应战。

萨拉丁下令开战，但他手下的埃米尔们拒绝了。震怒之下，他准备将那些抗命不尊的埃米尔按照赞吉的方式钉上十字架。但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并邀请埃米尔享用刚从大马士革运来的多汁可口的杏果。

国王和苏丹之间已陷入拉锯战。“我们两败俱伤。”理查私下对萨拉丁说道。当他们开始和谈时，这两位军阀都已筋疲力尽，病入膏肓，他们的资源与意志也都消耗殆尽。

28

萨拉丁王朝

公元1193年—公元1250年

苏丹之死

公元1192年9月2日，苏丹和国王达成《雅法协定》（Treaty of Jaffa），第一次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势力范围划分：基督教王国欢欢喜喜地得到了阿克，并将其定为都城；萨拉丁仍占有耶路撒冷，但基督徒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圣墓大教堂。

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上，萨拉丁遇到他的兄弟萨法丁，萨法丁亲吻大地以感谢真主，他俩还一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进行了祈祷。尽管理查拒绝拜访耶路撒冷，他的骑士还是照旧在耶路撒冷朝圣并受到萨拉丁的接见。苏丹向他们展示了真十字架，但从那以后，这件至高无上的遗物就不见了，并永远地消失了。停留耶路撒冷期间，国王的谋士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与萨拉丁谈起了理查，萨拉丁指出狮心王缺乏智慧和分寸。多亏了沃尔特，萨拉丁才允许那些拉丁神父返回圣墓大教堂。当拜占庭皇帝艾萨克·安吉卢斯要求圣墓大教堂归属东正教会时，萨拉丁决定基督徒必须在他的监管之下共享圣墓大教堂，并任命加尼姆·哈兹拉吉谢赫为教堂守护人，直到今天，加尼姆·哈兹拉吉的后代努赛贝家族仍在担当这一角色。

理查与萨拉丁此后再未碰面。10月9日，理查坐船去了欧洲。[31]萨拉丁任命伊本·沙达德来监督他在耶路撒冷的规划，沙达德的回忆录里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眼下，萨拉丁去了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安逸的家庭生活在等待着萨拉丁。他有十七个儿子，但现在他已五十四岁，且疲惫不堪。他的儿子扎希尔不想承受与父亲的离别，或许他意识到父子俩以后恐怕难以相聚。令人动容的是，扎希尔反复重复着道别的话语，而后又一次骑马返回亲吻萨拉丁。在宫中，伊本·沙达德发现苏丹正在花园的门廊里和他的一个幼子玩耍，此时法兰克贵族和突厥埃米尔们正等待着苏丹的接见。

几天后，欢迎完来自麦加的朝圣车队，萨拉丁由于发烧病倒，很可能是得了伤寒。医生为他放血治疗，但病情更加严重了。萨拉丁说需要温水，水送来后他还是嫌冷。“上天哪！”他呼喊道，“没人能把水弄热些吗？”1193年3月3日黎明，在《古兰经》的诵读声中，萨拉丁去世了。“我和其他人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人生。”伊本·沙达德沉吟道：

时光如梭，风云人物悄然而去；

往事如烟，所有只是一场梦幻。

穆阿扎姆·伊萨：另一位耶稣

接下来的六年里，萨拉丁的儿子们在这种持续动荡的联合中相互争斗，他们那精明的叔叔萨法丁则从中调解。三个最年长的儿子，阿夫达尔、扎希尔和阿齐兹，分别得到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埃及，而萨法丁统治着外约旦和埃德萨。

时年二十二岁的阿夫达尔继承了耶路撒冷，他也很珍惜耶路撒冷。他修建了欧麦尔清真寺，右边紧挨着的就是圣墓大教堂，他将北非人安置在一处马格里布聚居区里，在那儿他修建了阿夫达尔学校（Afdaliyya Madrassa），与西墙仅隔数米。

阿夫达尔嗜酒且无能，他发现很难激发起部众的忠诚。兄弟之间为争夺耶路撒冷混战不休。阿齐兹刚赢得胜利，取得苏丹之位，却在外出狩猎时被人暗杀。还活着的兄弟俩阿夫达尔和扎希尔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叔父，但萨法丁将二人打败并夺取了帝国，当了二十年的苏丹。萨法丁冷酷却又举止优雅，一点也不像萨拉丁：没有一个当时的人用亲和的笔触描写他，但所有人都尊敬他。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很可能是同辈中最有才干的”。在耶路撒冷，萨法丁命人修建了两座门——链门和神迹门，两座门很可能就位于十字军美门的原址——那精致的法兰克建筑装饰来自圣殿骑士团所建的修道院，两座门的特色在于双顶的门廊和柱顶，柱顶上是各种动物和狮子造型石刻：这些仍是通往圣殿山的西入口的重要装饰物。但甚至在他成为苏丹前，1198年，他的次子穆阿扎姆·伊萨（Muazzam Isa，“Isa”就是阿拉伯语中的“耶稣”）即已被赐予叙利亚作为其领地。

1204年，穆阿扎姆定耶路撒冷为都城，将阿莫利的府邸作为自己的私宅。作为自他伯父萨拉丁以来最受欢迎的家族成员，穆阿扎姆平易近人，思想开明。每当为了学习哲学和科学拜访学者时，他都会像个普通学生一样走到学者家里。“我在耶路撒冷见过他，”历史学家伊本·瓦希尔（Ibn Wasil）回忆说，“男人、女人、小孩都抢着要看他，没人会将人群赶走。尽管他大胆且富于幽默感，但他几乎没有要吹嘘卖弄的意思。他骑马时旁边没有王旗跟着，而仅留少数人护卫。他头戴黄色的帽子，穿行在集市和街道，也不用任何人开道。”

穆阿扎姆是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最多的建设者之一，他修复了城墙，建造了七座巨塔，将圣殿山上的十字军建筑改造为穆斯林圣地。[32]1209年，穆阿扎姆将来自法国和英格兰的三百户犹太家庭安置在耶路撒冷。西班牙犹太诗人犹大·哈里兹前来朝圣时，称赞了穆阿扎姆和萨拉丁的王朝，尽管他仍为圣殿哀伤不已：“我们每天都会到外面为锡安哭泣，为她那已被毁灭的宫殿哭泣。我们登上橄榄山，在上帝面前拜倒于地。看到我们神圣的殿堂成了外族的寺院，这是多么深重的苦难。”突然，1218年，穆阿扎姆的江山面临巨大的危险：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布里埃纳的约翰（John of Brienne）率领第五批十字军进攻埃及。十字军包围了杜姆亚特港。时年七十四岁的萨法丁率军迎战，但听说杜姆亚特的链塔失守时，他溘然长逝。穆阿扎姆急忙从耶路撒冷赶往埃及以帮助自己的兄长，埃及的新任苏丹卡米勒。但兄弟俩惊慌失措，他们两度提出，若十字军离开埃及，他们会将耶路撒冷拱手相让。1219年春天，在这个家族帝国遭遇危难之际，穆阿扎姆作出了痛苦的决定：将耶路撒冷所有的防御工事拆除。他认为“如果法兰克人占领这些地方，他们将杀死那儿的所有人，并将控制叙利亚”。

耶路撒冷失去防务，人口少了一半——城里的居民成群结队地逃走。“妇女、女孩以及老人聚集在圣地，他们撕扯着头发和衣服，四散而逃”，好像“末日审判”来了。然而十字军愚蠢地拒绝了兄弟俩让出耶路撒冷的提议。随后，十字军便土崩瓦解了。

十字军一走，卡米勒和穆阿扎姆便开始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残酷的战争，而之前，他们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的合作却如此亲密。直到19世纪，耶路撒冷才真正恢复元气。在前前后后的许多传说中，耶路撒冷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城墙。耶路撒冷也即将在一场最虚无缥缈的和平交易中再次易手。

腓特烈二世：世界的奇才，《启示录》中的野兽

1225年11月9日，在布林迪西（Brindisi）的主教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娶了时年十五岁的耶路撒冷女王约朗德（Yolande）。婚礼一结束，腓特烈就以耶路撒冷国王的名义开始了他的十字军东征。他的敌人宣称他不单引诱新婚妻子的宫女，还与穆斯林宫女放荡取乐，这震惊了他的岳父——布里埃纳的约翰，也触怒了教皇。但腓特烈已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他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腓特烈二世，世界的奇才——而且他一切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的腓特烈长着绿色的眼睛和姜黄色的头发，一半是德意志人，一半是诺曼人。他在西西里长大，而欧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他在巴勒莫的王宫那样，将诺曼、阿拉伯和希腊文化融合在一个汇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独特混合体中。由于从小就受环境影响，腓特烈才变得如此不同寻常，他也卖弄着自己的这种特立独行。伴他左右的通常是成群的女眷、各种动物，还有五十个训隼师（他写过一本书《与鸟狩猎的艺术》）、阿拉伯保镖、犹太和穆斯林学者，也经常有苏格兰魔术师和教义解说人。在文化上他肯定比任何基督教王国的国王都更黎凡特化，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在西西里残酷地镇压那些阿拉伯反抗者。他会用自己的靴刺将俘获的反抗者首领的肚子撕开。他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但又在卢切拉为他们建了个新的阿拉伯城镇，镇上有专门的清真寺，还有一个他最喜欢住的王宫。他同样也强化反犹立法，但同时资助犹太学者，并欢迎犹太定居者，还一再申明会平等对待他们。

然而是权力而不是玩物丧志消耗了腓特烈，他一生都在守着自己那庞大的遗产，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地中海。他反对教皇，后者曾两次将他开除教籍，指责他反对基督，还用最古怪的诽谤丑化他。有人控告他是秘密的无神论者或穆斯林，称他曾说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骗子。他被描绘成一个中世纪的弗兰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传闻他曾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密封在一只桶内，以检验他的灵魂能否逃出来；将人的五脏六腑取出，以研究此人的消化能力；还曾将儿童锁在密闭的小房间，以检验他们怎样发展语言能力。

腓特烈将自己和家族的权力看得很重：他其实是个传统的基督徒，他坚信身为皇帝，应该像拜占庭皇帝那样成为全天下无处不在的神圣君主，而且作为十字军的子孙，还是查理大帝的继承人，他必须解放耶路撒冷。他已经两次组织了十字军，但就是迟迟没有动身。

既然他成了耶路撒冷国王，他就要认认真真地计划组织远征了——但肯定是按他自己的喜好来。他将自己那已怀孕的耶路撒冷王后安置在他在巴勒莫的宫殿中，并允诺教皇率军东征——时年十六岁的约朗德在生下儿子后就死了。由于腓特烈是靠联姻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的，现在王位自然便归他的儿子所有了。但他不想让这些琐事影响自己新的征战。

皇帝希望利用萨拉丁家族的内讧来夺取耶路撒冷，而卡米勒苏丹也曾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让出以换取他支持自己对抗穆阿扎姆——穆阿扎姆现在控制着耶路撒冷。1227年，腓特烈终于出发了，但却因病返回——为此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将他革除教籍，这对一个十字军领袖而言非常不利。他派遣条顿骑士团和步兵先行进发，1228年9月，他在阿克与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穆阿扎姆已死，卡米勒占领了巴勒斯坦，而且他不再提起让城的事。

然而此时，卡米勒不得不与穆阿扎姆的儿子们对抗，再加上腓特烈和他的军队，卡米勒无法应对双重威胁。皇帝和苏丹都太过弱小，无力为耶路撒冷而战，二者于是开始了秘密谈判。

卡米勒像腓特烈一样特立独行。在小的时候，萨法丁的这个儿子就被狮心王亲自封为骑士。皇帝和苏丹在谈判如何共享耶路撒冷时，也争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阿拉伯几何学。“我对耶路撒冷真的不存有野心，”腓特烈对卡米勒的特使说，“我只是想维护自己在基督徒中的名声。”穆斯林想知道基督教是否“对他来说只是个游戏”。苏丹给皇帝送去了舞女，而皇帝也用基督徒舞者招待他的穆斯林客人。主教格罗尔德斥责腓特烈的舞女和杂耍艺人是“名声败坏的人，在基督徒眼里不值得一提”，他肯定要喋喋不休地进行这样的指责。谈判期间，腓特烈带着隼狩猎，诱骗自己的新情妇们，给她们中的某个人写行吟诗：“唉，我觉得即使与自己的女人分离，也能容易地回想起与她厮守时的甜蜜。快乐的歌呵，去往叙利亚有花的地方，到俘虏我心的女子那里。要让那最可爱的女子记住她的仆人，她的仆人将为得到她的爱而受苦，直到仆人做完了所有她吩咐的事。”

当双方的谈判迟迟不见进展时，腓特烈率军沿着理查当年的路线抵达雅法海岸，对耶路撒冷形成威胁。这一招果然奏效，1229年2月11日，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好事：为换取十年和平，卡米勒决定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连同通向大海的走廊地带割让给他。在耶路撒冷，穆斯林保有圣殿山，而基督徒在法官的监管下可自由出入圣殿山并在那里礼拜。这桩交易忽视了犹太人（他们大部分已逃离此地），但这样的共享主权协议仍然是耶路撒冷历史上最为大胆的和平协定。

然而，两个世界都惊惧不已。在大马士革，穆阿扎姆的儿子纳西尔·达乌德（Nasir Daud）下令举行全国哀悼。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在哭泣。卡米勒强调：“我们只是让出了一些教堂和毁坏的房屋，那些神圣的地方还有令人敬仰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仍是我们的。”实际上，协定对他也是有利的。他可以再次统一萨拉丁的帝国，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腓特烈这边，大主教格罗尔德禁止这位被革除教籍者访问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还因他没能得到圣殿山而对他大加斥责。

3月17日是星期六，在阿拉伯禁卫军和侍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条顿骑士团以及两名英吉利主教的护卫下，腓特烈与苏丹的代表沙姆斯丁（Shams al-Din）在雅法门会面。沙姆斯丁是纳布卢斯的法官，他将耶路撒冷钥匙交给了腓特烈。

大街上空无一人，很多穆斯林都离开了。对于拉丁的这次复兴，叙利亚的东正教徒感到很不高兴——而且腓特烈的好日子并不长：凯撒利亚主教正在赶来以执行大主教的禁令，并叫停耶路撒冷的圣事活动。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在医院骑士团首领的府邸住过一宿后，腓特烈在圣墓大教堂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弥撒。教堂里没有一个教士，而是挤满了他那些德国士兵。腓特烈将自己的皇冠放在各各他的圣坛上，然后戴在头上。举行这样一个加冕礼意在向世人表明他才是基督教王国统领一切、至高无上的君王。腓特烈向英格兰的亨利三世解释说：“我们是天主教皇帝，我们头上的皇冠是万能的上帝从他的王座上取下的。靠着他的恩惠，在他的仆人大卫的屋里，我们的地位被抬举到世界万王之上。”腓特烈并没低估自己的重要性：他导演了一出怪异的、场面宏大的舞台剧。他将这座教堂视为大卫王的圣殿，在这里，一个神圣的国王、神秘的末日皇帝得到加冕。

随后，皇帝来到圣殿山，他欣赏着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称赞阿克萨美丽的壁龛，并来到努尔·丁的讲经坛。当他发现有个神父正拿着一本《新约》，试图进入阿克萨清真寺时，他上前一把将那神父打倒，大叫道：“混蛋！上帝作证，要是有谁不经我允许再进入此地，我就挖了他的眼睛！”

穆斯林看守人不清楚是什么造就了这位长着姜黄色头发，言行又特立独行的人。“如果他是个奴隶，他甚至不值两百迪拉姆。”有个看守人不合时宜地喃喃自语道。那天晚上，腓特烈注意到宣礼员并无动静：“啊！法官，”他对苏丹的代表说道，“宣礼员昨天晚上为何不通知祈祷呢？”

“我劝说宣礼员不要通知祈祷，以示对国王的尊敬。”卡迪说道。

“你错了，”腓特烈答道，“我在耶路撒冷过夜为的就是能听到宣礼声以及祈祷时的哭声。”如果腓特烈的敌人把这当作对伊斯兰的友善，腓特烈差不多就可以高兴地判断出他的妙计奏效了。当宣礼员通知中午祈祷时，“他身边的所有仆人、侍从以及他的家庭教师”都拜倒在地，祈祷起来。

那天早上，凯撒利亚主教带着他的禁行圣事令来到耶路撒冷。皇帝离开自己在大卫塔的驻防地，回到了阿克，阿克的贵族和圣殿骑士团毫不留情面，对他充满敌意。现在面临着意大利教皇的攻击，皇帝计划秘密地离开。但5月1日清晨，阿克大批暴民从屠夫那里弄到动物的内脏，包括鸡肝等，向腓特烈大把扔去。在返回家乡布林迪西的船上，他开始想念起自己的“叙利亚之花”：“自从我离开到现在，从未有过像此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痛苦。现在我相信，如果不赶快回到她身边，必将忧愁而死。”

他没待多久，也未再回来，但他仍然做了十年正式的耶路撒冷首领。腓特烈把大卫塔和王宫给了条顿骑士团。他命令这两处建筑的主人，即萨尔扎的赫尔曼和温彻斯特主教彼得，对大卫塔进行整修（部分整修痕迹今天仍能看到），并加固圣斯蒂芬门。法兰克人重新得到“他们的教堂以及以前的财产”。犹太人再次受到限制。失去了城墙，耶路撒冷就不安全了：几星期后，希伯伦和纳布卢斯的伊玛目带领一万五千名农民进入城内，基督徒退缩到大卫塔。阿克派出一支军队赶走了穆斯林入侵者，耶路撒冷再次归基督徒所有。[33]

1238年，卡米勒苏丹去世，萨拉丁王朝陷入长期内战中，香槟伯爵蒂博（Count Thibault of Champagne）率领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使萨拉丁王朝雪上加霜。十字军被击溃后，穆阿扎姆的儿子纳西尔·达乌德迅速进入耶路撒冷，将大卫塔围困了二十一天。1239年12月7日，大卫塔被攻破。随后纳西尔·达乌德将那些新的防御工事一一摧毁，萨拉丁家族那些混战不休的王子们也在圣殿山进行了和平宣誓。但家族内部仍冲突不止，再加上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的伯爵理查率领一支英国十字军赶到，耶路撒冷再次被迫向法兰克人投降。这一次，圣殿骑士团将穆斯林逐出，再次得到了圣殿山：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又一次成为教堂。“我看见修道士控制了圣石，”伊本·瓦希尔回忆说，“我看见在上面，很多人一瓶又一瓶地喝着葡萄酒，主持着弥撒。”圣殿骑士团开始加固圣城，但速度不够快：为打击家族内的竞争对手，新继位的苏丹萨利赫·阿尤布（Salih Ayyub）雇佣了一大群鞑靼强盗，他们是中亚的游牧骑马民族，被新兴起的蒙古帝国驱赶至此。但萨利赫能管住这些人。令阿克的基督徒不寒而栗的是，一万名花剌子模鞑靼人正纵马扑向耶路撒冷。

巴克汗与鞑靼人：灾难

1244年7月11日，在巴克汗率领下，鞑靼骑兵乱哄哄地涌入耶路撒冷，在街上一路冲杀。他们闯入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将修士和修女全部杀死。又把教堂和房屋夷为平地，将圣墓大教堂劫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看到僧侣们正在行弥撒，鞑靼人就在祭坛上将他们或斩首或开膛。耶路撒冷国王们的尸首被从地下挖出，制作精巧的石棺被破坏，耶稣墓门的石头也被打碎。法兰克人被困在大卫塔，他们向纳西尔·达乌德求救，后者劝说巴克汗准许驻军安全离开。

六千名基督徒离开，前往雅法。但看到法兰克人的旗帜在城垛上飘扬，他们以为援军已到，很多人折返回城。鞑靼人屠杀了其中的两千人，最终只有三百个基督徒抵达雅法。鞑靼人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后，即驰马离去。[34]火患频发加上人为的破坏，直到1917年，耶路撒冷才再次回到基督徒手里。

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了最后一次像模像样的十字军东征，而且十字军还像以前一样，希望通过征服埃及拿下耶路撒冷。1249年11月，十字军逼近开罗，此时苏丹萨利赫·阿尤布已奄奄一息，他的遗孀、王后舍哲尔·杜尔（Shajar al-Durr）掌握了实权，她将继子突兰沙（Turanshah）从叙利亚召回。十字军自不量力，被精锐的奴隶军团马木鲁克人所牵制。路易被俘，但新继位的苏丹突兰沙忽视了自己手下的士兵：1250年5月2日，他正举行宴会庆祝胜利——许多十字军俘虏也参加了——此时一个时年二十七岁、名叫拜巴尔斯（Baibars）的长着棕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突然带领马木鲁克人闯进来，并拔出了剑。

拜巴尔斯挥剑砍向苏丹，苏丹立刻血溅尼罗河，此时马木鲁克也向他射出了箭。他拖着伤站在河中乞求饶命，但一个马木鲁克蹚河过来，砍下他的头，剖开了他的胸膛。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一场宴会上呈献给法兰西国王路易——难怪路易没了食欲。

萨拉丁王朝就此结束了在埃及的统治，它的垮台使耶路撒冷陷入困境。眼下耶路撒冷一半荒芜，一半被毁，各个军阀和王公贵族为夺权使耶路撒冷十年间动乱不堪，[35]此时，令人恐惧的阴影正笼罩在中东。1258年，蒙古人——这些来自远东、成群结队的萨满信徒——征服并建立起世界上已知最庞大的帝国。他们劫掠巴格达，屠杀了八万人，并杀死了哈里发。他们攻陷了大马士革，接着迅速扑向加沙，路上袭击了耶路撒冷。伊斯兰世界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捍卫者去打败蒙古人。向蒙古人发起挑战的便是拜巴尔斯。

[1]　传统上认为耶路撒冷有七万人口，但这一数字似乎有所夸大。11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有六十万居民；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市巴格达和开罗各有四十到五十万人口；罗马、威尼斯和弗洛伦萨的人口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巴黎和伦敦各有两万人。至于希腊火——“上帝之火”，是一种以石油为基本原料的混合物，通过虹吸管发射，它曾拯救过君士坦丁堡。现在穆斯林——而非基督徒——也用上了希腊火。

[2]　中世纪时，欧洲人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称呼。该词原指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十字军东征时专用于指称反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徒。后泛指阿拉伯人中的伊斯兰教徒，有时亦泛指阿拉伯人。——译注

[3]　战争法则提到，在漫长的围城之后，指望敌人发慈悲是几乎不可能的，法兰克目击者也大肆宣扬他们的屠杀行为，并声称没留一个活口。然而，法兰克人的一些描述可能是直接受《启示录》启发的。他们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杀戮数字。后来，穆斯林历史学者称有七万甚至十万人被杀，但最近的研究指出，屠杀的规模要比穆斯林学者所说的小些，大约在一万人，这比后来在埃德萨和阿克发生的穆斯林大屠杀的规模明显小很多。最有资格说话的是伊本·阿拉比，此前他住在耶路撒冷，1099年时他正在埃及，他说有三千人在阿克萨清真寺被杀。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遇害了，仍有一部分犹太人和穆斯林活着离开。耐人寻味的是，似乎是十字军编年史作者出于宣传和宗教目的，大肆夸大了十字军所犯罪行的规模。这就是圣战。

[4]　“谢赫”一般是伊斯兰教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伊斯兰教创立前，“谢赫”曾是对阿拉伯各氏族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对长者的尊称。——译注

[5]　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注

[6]　1185年，耶路撒冷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将伦敦的圆形圣殿教堂圣化。这座教堂因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而闻名。其风格肯定模仿了上帝圣殿，即岩石圆顶清真寺。当时人们认为岩石圆顶清真寺是所罗门所建。但也有一些学者坚称伦敦的圆形圣殿教堂乃以双顶的圣墓大教堂为蓝本。

[7]　在危急时刻，生命树由遗物保管者保管于一个珠宝箱中，并由四个人抬到国王面前。

[8]　《梅利桑德圣咏经》，封面用象牙雕刻而成，上面装饰着绿松石、红宝石和绿宝石，由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艺术家在圣墓大教堂的缮写室中完成。这本《圣咏经》汇集了拜占庭、伊斯兰教和西方的风格，显示了在这位半亚美尼亚半法兰克女王统治时期，十字军艺术和东方艺术是如何融合的。

[9]　富尔克不是乌萨马认识的第一个耶路撒冷国王。1124年，小鲍德温曾被囚禁在沙伊扎尔，也就是乌萨马的家族城堡中。在那里，小鲍德温受到很高礼遇，从此十字军也开始尊重乌萨马及其家族。沙伊扎尔城堡的遗址位于叙利亚境内，今天仍可以见到。

[10]　在基督徒推崇的阿克尔达玛藏尸所上方，修建了一座东正教教堂和拉丁教堂。在那里，尸体通过教堂顶部的洞口被放下去。人们相信，这样尸体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无声无息地腐烂，不会产生臭味。最后一次使用这些藏尸所是在1829年。如今拉丁教堂的藏尸所已经填满了土，而希腊东正教的藏尸所至今还能见到。透过一个小小的洞口，人们可以看到白骨。但两座教堂都已不复存在，很可能是被萨拉丁摧毁了。

[11]　神圣的金门一年只打开两次，金门外的墓地是一块特殊的长眠之所，很可能属于圣殿骑士团建立的女修道院。据说，谋杀托马斯·贝克特的凶手就埋在这块墓地。几个有名的法兰克骑士也葬在圣殿山上。1969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弗莱明的研究《圣经》的美国学生在给金门拍照时，脚下的土突然松动，掉进了一个8英尺（约2.4米）深的坑中。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堆人骨上。这个坑原来是希律在位时用方石建造的整齐的拱门，这些骨头可能是十字军的遗骸（1148年，雷根斯堡的腓特烈埋在了这里；1891年，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在此处发现人骨）。十字军东征前后，穆斯林把这块地方用作专门的墓地。遗憾的是，弗莱明没能做进一步研究，因为穆斯林当局迅速将此地用水泥封存了。

[12]　耶稣的包皮（圣包皮）仅仅是浩如烟海的中世纪陈列品中的一件。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加冕前，曾将耶稣包皮的一部分呈献给教皇利奥。但很快基督教世界就出现了八到十八件这样的圣物。鲍德温一世在公元1100年送了一件到安特卫普，而梅利桑德也拥有一件。像这样的遗物，绝大多数已在宗教改革期间遗失或遭损毁。

[13]　梅利桑德是耶路撒冷名正言顺的第三位女王——前两位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以及马卡比时代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的遗孀亚历山德拉。她一共加冕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129年同她父亲一起加冕，第二次是在1131年和富尔克共同加冕，第三次是在1143年和她的儿子一起加冕。尽管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女子地位低下，但据乌萨马所说，伊斯兰和十字军的女子在危急时刻都会披上盔甲，奔赴沙场与敌作战。梅利桑德没有忘记自己的亚美尼亚血统。埃德萨失守之后，她将亚美尼亚难民安置在耶路撒冷。1141年，亚美尼亚人开始在靠近王宫的地方重建圣雅各大教堂。

[14]　埃莉诺一离婚，就与诺曼底公爵兼安茹伯爵亨利结了婚。亨利是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的孙子，他很快便即位为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两人的孩子包括约翰王以及未来的十字军领袖狮心王理查。

[15]　至少看起来，安德罗尼库斯爱狄奥多拉的时间要比爱其他人长，当狄奥多拉被皇帝俘获时，安德罗尼库斯屈膝投降，并得到赦免。皇帝死后，这个荒唐卑鄙的无赖在1182年攫取了权力，成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最无耻的皇帝之一。在他的黑暗统治时期，他杀死了大部分皇室家族，包括女人。六十五岁时安德罗尼库斯依然有孩童般的英俊外貌，他娶了一个十三岁的公主。当安德罗尼库斯被推翻下台后，暴民们用最骇人听闻的方式将其拷打致死。他的一只胳膊被砍掉，一只眼睛被挖出，头发和牙齿被拔掉，脸被按进滚沸的水中以毁灭他那著名的容貌。狄奥多拉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16]　当时在康布雷出版的较实事求是的耶路撒冷地图上，还能看到这座宫殿。狄奥多里希见到该宫殿是在1169年，十字军占领这座宫殿是在1229年，但后来它就消失了，很可能是在1244年被突袭的花剌子模突厥人（Khwarizmian Turks）所毁。1971年和1988年，在曾经的亚美尼亚花园和突厥兵营下，考古学家发现了宫殿的部分地基。

[17]　紧随迈蒙尼德之后，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来到耶路撒冷。在本雅明逗留期间，工匠们在给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处”修缮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大洞穴，当时人们称颂此乃大卫王的陵墓。十字军在此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在耶路撒冷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这座纪念碑变得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同样神圣。本雅明声称他借道去了伊拉克，不管真假与否，他记载了在巴格达上演的戏剧中，一个名叫大卫·埃尔雷伊（意为“大卫王”）或者阿尔罗伊的年轻犹太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此人允诺将带着当地的犹太人飞去“征服耶路撒冷。”巴格达的犹太人站在屋顶上等待着，但从未等到飞上天的那一刻，他们的邻居感到很好笑。阿尔罗伊后来被刺身亡。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于19世纪造访耶路撒冷后创作了小说《阿尔罗伊》。

[18]　伊斯兰清真寺下面的犹太会堂一直维持了四百年，后来，十字军把紧挨着西墙的地道中的“洞穴”封上，将其改造为一个蓄水池，所以迈蒙尼德不大可能在那儿祈祷。

[19]　麻风病并不少见，耶路撒冷有自己的圣拉撒路骑士团来诊治得了麻风病的骑士。麻风病很难发现：儿童必须得过几个月才能被发现患病，这可能是与患有轻微症状的乳母接触所致。麻风病由细菌引起，通过汗液和肢体接触传播。鲍德温正处于青春期，所以容易患上结节型麻风。在电影《王者天下》（Kingdom of Heaven）中，鲍德温戴着面具，遮住了自己那严重毁容、没有鼻子的脸庞。但实际上，作为国王，鲍德温拒绝掩饰自己的容貌，即使疾病将他变得面目全非。

[20]　乃缦为《圣经》中的人物，患有麻风病。以利沙是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门徒，继以利亚之后为先知，他治好了乃缦的麻风病。——译注

[21]　此时，提尔的威廉“对巨大的灾难感到心力交瘁，对现实感到愤恨，决定抛弃笔杆子，永不再著述写作，因为对任何事件的记载只会带来悲伤和泪水。我们没有勇气继续下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应保持克制”。他的十字军国家编年史留存下来，而他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则遗失了。威廉与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展开争论，后者将他开除教籍，威廉向罗马教廷上诉。但是动身前往意大利时他却病死了——可能是被毒害的。1184年，拿着耶路撒冷钥匙的赫拉克利乌斯前往英格兰和法国，他要求两国推举一位男继承人接替麻风病国王，或者至少提供一笔款项和一些骑士。他企图取悦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亨利二世最小的儿子约翰想接替耶路撒冷王位，但他的父亲没有同意。约翰就是日后有名的“软剑”（Softsword），还是英格兰最昏庸无能的国王之一，很难想象他能拯救耶路撒冷。

[22]　乌里玛，原义为“学者”，指穆斯林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其在大法官领导下对国家问题和民事纠纷提出意见和判决，影响很大。乌里玛也指由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组成的机构。——译注

[23]　小说作品中的贝里昂是电影《王者天下》中的英雄人物（奥兰多·布鲁姆饰演），剧中他与王后西比拉（伊娃·格林饰演）有暧昧关系。

[24]　哈莱姆指旧时穆斯林富人的女眷。——译注

[25]　“萨拉丁”是十字军对“萨拉赫·迪尼亚尔丁”（意为“世上万神的大爱慈悲”）的简写。十字军把萨拉丁的兄弟叫作萨法丁，萨法丁原名阿布·伯克尔·伊本·阿尤布，他得到一个敬称，即萨法赫尔丁（Safah al-Din，意为“信仰之剑”），而后世史书多以他后来的王室名称阿迪勒（al-Adil，意为“公义者”）来称呼他。萨拉丁的两个近臣为他写了传记，其中他的文书伊马丁写下了《叙利亚的闪电》（The Lightning of Syria）和《关于征服圣城的西塞罗雄辩》（Ciceronian Eloquence on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City），两书以文风华丽著称。1188年，一个从伊拉克来的名叫巴哈尔丁·伊本·沙达德的乌里玛来到耶路撒冷，萨拉丁起先任命他做军队的卡迪（qadi，法官），随后又调任他为耶路撒冷的监管人。萨拉丁一死，他成了萨拉丁两个儿子的首席法官。他写有传记《苏丹轶事与约瑟夫的美德》［Sultanly Anecdotes and Josephly Virtues，约瑟夫（Joseph）即优素福（Yusuf）］，对一个顶着压力的军阀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26]　耶路撒冷有个老人控告苏丹侵夺了自己的财产。萨拉丁从王座上走下来，公平地接受了审判并赢得了官司，但事后他又送给老人大把礼品。

[27]　萨拉丁的宫廷有时设在医院骑士团驻地，有时设在大主教府邸，大主教府邸的屋顶上有一个小木屋，萨拉丁喜欢和身边的随从坐在小木屋一直到深夜。他的兄弟萨法丁住在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中。萨拉丁打算将主教府邸送给自己的萨拉西叶苏菲派修道院（或称道堂）。今天它仍旧是萨拉西叶道堂（如其上的铭文所写）。主教府邸的卧室带有精致的十字军风格的柱顶装饰，萨拉丁（还有大主教们）曾经在里面睡过，今天则成了谢赫阿拉米的卧室，阿拉米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大主教们有特殊的入口，可以从他们的宫殿直通圣墓大教堂，萨拉丁将这些入口封住，但今天从商店的收银台后面仍可看到。萨拉丁还接管了圣母马利亚教堂作为自己的萨拉西叶医院，并下令将圣安妮教堂设为自己的萨拉西叶马德拉萨（madrassa，即宗教学校）。如今它再次成为教堂，但上面的铭文写着，萨拉丁是“统帅信徒的帝国的复兴者”。

[28]　耶路撒冷新王后是西比拉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她是国王阿莫利与王后玛丽亚的女儿。伊莎贝拉与她丈夫离了婚，后又与蒙费拉的康拉德结婚。康拉德因此成了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

[29]　英格兰最古老的酒馆名叫“耶路撒冷纪程”（Journey to Jerusalem），位于诺丁汉，其历史可追溯至理查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时期。

[30]　1192年4月，理查终于发现，居伊原来是只靠娶了他已过世的、风光不再的妻子，就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他认定蒙费拉的康拉德，即伊莎贝拉王后的丈夫才是耶路撒冷国王。但数天后，康拉德死于穆斯林暗杀组织之手。香槟伯爵亨利是理查和法兰西的腓力的侄子，他娶了耶路撒冷王后伊莎贝拉。伊莎贝拉时年二十一岁，怀有康拉德的孩子，康拉德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亨利成了耶路撒冷国王。为补偿居伊，理查把塞浦路斯卖给了他。居伊家族统治塞浦路斯达三个世纪。

[31]　在回家路上，理查被俘，后被移交给德国皇帝亨利六世，后者将其关押一年有余，直到英格兰出了一大笔赎金。理查归国后开始攻打法国国王，并为家乡带回一些撒拉逊士兵和希腊火的秘密。1199年，在围攻一座不起眼的法国城堡时，理查被一个弓箭手射死。斯蒂文·朗西曼写道：“他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败坏的国王，但却是个英勇而卓越的军人。”

[32]　穆阿扎姆修建的其中六座塔的塔基今天还能看到。在圣殿山上，他建立了圆顶的文法学校和华丽的拱门，又给阿克萨清真寺修建了穹顶形的入口。或许他还用法兰克的劫掠所得为所罗门圣殿修建了八角形的穹顶，即库尔西·伊萨，意为“耶稣的宝座”（可能这里的“耶稣”指的就是伊萨本人）——和升天圆顶寺（Dome of the Ascension）。升天圆顶寺里有段铭文，其年代可追溯至1200年到1201年。但两座建筑更有可能是最早的十字军建造的：确实，升天圆顶寺里有洗礼用的圣洗池以及法兰克式柱顶，柱顶上有精美的法兰克式人造提灯，提灯可能来自于岩石圆顶清真寺。正是穆阿扎姆将金门封死的。

[33]　腓特烈和卡米勒仍维持着友好关系：苏丹给皇帝送去了用珠宝装饰的天象仪，包括一座钟和一幅移动的天宫图——还有一头大象；腓特烈给卡米勒送了一头北极熊。整个后半生，腓特烈都在与几任教皇不断地进行着战争，以保护自己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地的遗产。正是这几位教皇羞辱他是末日野兽。他的长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亨利背叛了他，腓特烈将他终身监禁，并任命耶路撒冷的国王、约朗德为他生的儿子康拉德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个大奇才于1250年死于痢疾，并葬于巴勒莫。康拉德英年早逝，耶路撒冷王位由他的幼子康拉丁继承，康拉丁十六岁时被斩首。但腓特烈名声日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主义者赞颂他有现代式的宽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则称赞他是个尼采式的超人。

[34]　这些鞑靼人最终于1246年被萨拉丁的子孙打败。在战场上酒醉后，巴克汗被斩首，他的头颅被挂在阿勒颇示众。但他的女儿嫁给了马木鲁克的强人、未来的苏丹拜巴尔斯；他的儿子们成了有权有势的埃米尔，1260年到1285年间，他们修建了考究的墓园土尔坝，墓地今天仍在链街上。他们将父亲葬在这个墓地里：“这是为上帝的宽恕而献身的巴克汗的陵墓。”他的儿子们后来也与他葬在一起。但当考古学家对墓地进行发掘时，并没发现里面有巴克。或许巴克的尸体从未从阿勒颇运来。1846至1847年，富有的哈立迪家族买下了这栋建筑，事实上是买下了整条街。巴克的墓地现在是哈立迪图书馆的阅览室，哈立迪图书馆建于1900年。墓地所在如今是海法·哈立迪夫人的家，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西墙。作为耶路撒冷漫长历史的奇妙印记，这座扩建的房屋里还有托管时期留下的一个红色的英国信箱。

[35]　耶路撒冷有时被叙利亚统治，有时又归属开罗。在开罗，舍哲尔·杜尔依靠自己的权势成为王后。这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次女子当权，也是很多传说的素材。作为苏丹年轻的妃子，她穿着满是珠宝的衣服，因此舍哲尔·杜尔又成了“珍珠小枝”，这让她赢得了苏丹的宠爱。眼下，她需要男子支持，遂嫁给了一个马木鲁克官员艾拜克，后者成了苏丹。但夫妻关系很快就破裂了，她将丈夫刺死在了浴池。在位八十天后，马木鲁克们废黜了她。在逃走前，她将自己手中那些有名的钻石尽数毁掉，以免其他女人占有。她被抓住后，艾拜克的妃妾们（她们可能因没得到珠宝而大怒）用木底鞋将她打死——跟她的马木鲁克丈夫同样的死法。

第六部分　马木鲁克

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所有的预言必将实现——圣城也必将重归基督教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致西班牙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信

她（巴斯夫人）已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

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称得上是真正的神圣。

伊本·泰米叶，《支持对耶路撒冷的虔诚访问》

（圣火的）仪式仍在继续。在穆斯林眼皮底下发生了很多可恨的事情。

穆吉尔丁，《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历史》

希腊人是品行最坏、最残暴的敌人；格鲁吉亚人是最糟糕的异教徒，他们像希腊人一样心怀恶意；亚美尼亚人非常美丽、富有和慷慨，他们还是希腊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劲敌。

弗朗西斯科·苏里亚诺，《论圣地》

我们看到了自己心中的名城，我们撕扯着身上的衣服。耶路撒冷大多数地方已变得荒无人烟，一片废墟，城墙也不见了。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中最穷的仍住在垃圾堆里，因为按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允许重建他们那颓圮的房屋。

贝尔蒂诺罗的奥巴代亚拉比，《通信集》

29

从奴隶到苏丹

公元1250年—公元1339年

拜巴尔斯：黑豹

拜巴尔斯是个长着浅黄色头发，蓝眼睛的突厥人。他来自中亚，幼时被卖给一个叙利亚贵族。尽管体格健壮挺拔，他身上还是有令人无法释怀的缺陷：他一只眼睛的虹膜有白内障，因此他的主人将他卖给了开罗的苏丹。萨拉丁的侄孙萨利赫·阿尤布买突厥奴隶“就像成批地买沙鸡一样”，以此来组建他自己的马木鲁克军队。他不信任自己的家族，却认为“一个奴隶要比三百个儿子更忠诚”。像所有异教徒年轻男奴一样，拜巴尔斯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被训练成一个奴隶士兵，即马木鲁克。他擅长使用劲弩铁弓，赢得了“钢弩”的名号，并加入了巴赫利亚军团（Bahriyya regiment）。这支精锐部队打败了十字军，成了闻名遐迩的突厥雄狮，伊斯兰的圣殿骑士团。

拜巴尔斯赢得主人的信任后，获得了自由，摆脱了奴隶身份，也爬上了更高的位置。马木鲁克对首领忠心耿耿，且他们彼此之间更加忠诚——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孤儿战士除了自己和安拉，不亏欠任何人。拜巴尔斯参与了杀害苏丹的行动，这让他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他逃往叙利亚。在叙利亚，当地贵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他将自己的十字弓提供给了内战双方中出价最高的人。拜巴尔斯曾一度夺取并洗劫了耶路撒冷。但权力中心仍在埃及，拜巴尔斯最终被新夺取王位的将领古突兹（Qutuz）召回。

当蒙古大军突袭叙利亚时，拜巴尔斯指挥先头部队立即北上进行抵抗。1260年9月3日，拜巴尔斯在拿撒勒附近的歌利亚泉（Ain Jalut，阿音扎鲁特）击败了蒙古军队。蒙古人仍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再次逼近耶路撒冷，但他们第一次遭到了挫败。叙利亚大部重归埃及统治，拜巴尔斯也被誉为“胜利之父”“埃及雄狮”。他要求得到嘉奖，成为阿勒颇总督，但苏丹古突兹拒绝了。一天，苏丹正在打猎时，拜巴尔斯从背后将其刺死（传说中）。马木鲁克各个军事首领于是拥戴拜巴尔斯为苏丹，因为他杀死了君主。

拜巴尔斯一掌权，就开始着手摧毁仍在巴勒斯坦海岸活动的十字军王国残部。1263年，在作战途中，他来到了耶路撒冷。马木鲁克对耶路撒冷表示崇敬，拜巴尔斯也开始行使马木鲁克的使命，再次圣化并装饰和布置圣殿山及其周围地区，即今天的穆斯林居住区。他下令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翻修；为了与基督徒的复活节对抗，他又在杰里科附近的先知摩西墓上方修建了一个穹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节日，这个节日很可能是从萨拉丁时期流传下来的。接下来的八百年里，耶路撒冷人庆祝先知穆萨节时都会从岩石圆顶清真寺走到拜巴尔斯的圣地，他们在那儿聚众祈祷，野餐，开庆祝会。

就在城墙西北边，苏丹为自己最钟爱的苏菲派修会盖了间小屋。像很多马木鲁克一样，他是普通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的资助人，这些神秘主义者认为比起老套僵硬的传统祈祷，激情、唱诵、神圣的崇拜、跳舞和自我反省更能使穆斯林接近真主。拜巴尔斯最亲近的谋士是一个苏菲派谢赫，他会与谢赫一起念诵祈祷词，跳起苏菲派的齐克尔舞（Sufi zikr）[1]。拜巴尔斯完全信任谢赫，凡事都要得到谢赫的同意他才做，他允许谢赫劫掠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并设私刑处死犹太人和基督徒。[2]那是一个新时代：拜巴尔斯和他的马木鲁克继承人将统治耶路撒冷长达三百年，他们是残酷暴戾的军事独裁者或军阀。萨拉丁时期伊斯兰世界的相对开明已成为过去。马木鲁克是强迫犹太人戴上黄色头巾、基督徒则戴上蓝色头巾的突厥统治阶级。基督徒和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被保护做顺民（dhimmi）的时代已经过去。说着突厥语的马木鲁克也瞧不起阿拉伯人，只有马木鲁克才能在城镇里穿着毛皮衣服或盔甲，才能在城镇里骑马。在他们俗艳的宫廷里，苏丹赐予他的朝臣各色头衔，如“王家马球棍的持有者”“聆听小夜曲的将军”——这样的政治游戏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也是致命的。

拜巴尔斯的标志是一只潜行的黑豹，他用这个标志彰显自己的胜利，现在已发现有八十处这样的标志散落在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地区以及耶路撒冷的一些碑刻、铭文上，而且这些黑豹也出现在了狮门上。没有别的标志更适合这个长着白眼睛的、可怖的捕食性动物了，他将开始一番征战。

拜巴尔斯视察完耶路撒冷，就开始进攻阿克。阿克顶住了攻势，但拜巴尔斯常常打回来。同时，他逐一进攻十字军据守的城市，并大肆屠杀，施虐取乐。他接见法兰克使者时，周围环绕着基督徒的人头。他将敌人钉在十字架上，或斩为两半，剥下头皮，并将人头用于修建被攻破城镇的城墙。他喜欢冒险，曾伪装混入敌军城市，与敌人谈判。在开罗，他甚至会半夜视察营地。缺乏休息加上性格多疑，以至于他患上了失眠和腹痛。

只有阿克在反抗他，[3]但他却北上去征服安条克。他给安条克的贵族写了一封恐吓信：“告诉你我们都做了什么吧：死人堆积如山，你应当已经看到你的穆斯林对手踏进你们聚众庆祝的宫殿，在祭坛上割开修士的喉管，大火吞噬着你的宫殿。要是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希望自己从未活过！”他行至安纳托利亚，并自行加冕为鲁姆苏丹（Sultan of Run）[4]。但蒙古人回来了，拜巴尔斯迅速返回以保卫叙利亚。

1277年6月1日，他被自己那可怕的聪明才智所误——他为宾客准备了有毒的qumiz（发酵马奶，突厥人和蒙古人喜欢饮用），然而，一时疏忽，他竟自己喝了下去。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他的事业。

1291年5月18日，马木鲁克猛攻法兰克人据守的都城阿克，屠杀了大部分守军，将生还者变卖为奴（一名女子售价仅一德拉克马）。耶路撒冷国王的名号现在和塞浦路斯国王的头衔合而为一。耶路撒冷仅仅作为一件栩栩如生的装饰品存在下来，今天还是这样。“耶路撒冷王国”就此终结了。[5]真正的耶路撒冷即使幸存下来，也是苟延残踹，不像一座城市，更像个衰落的村庄，城墙坍塌，处于半荒芜状态，蒙古骑兵肆意劫掠。

1267年，有位朝圣者，西班牙有名的老拉比拉姆班（Ramban），为耶路撒冷的衰落哀叹道：

我把您，我的母亲，比作这样一位妇女——儿子在她的膝上死去，痛苦的是，她的乳房还有奶，于是她用来哺育狗的幼崽。尽管这一切，你的爱人抛弃了你，你的敌人摧残你，但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他们都会追忆和赞美圣城。

拉姆班

拉比摩西·本·纳赫曼（Rabbi Moses ben Nachman），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希伯来文姓名首字母缩写拉姆班或纳奇曼德斯（Nahmanides）。拉姆班惊奇地发现耶路撒冷只剩下两千居民，而其中仅有三百名基督徒和两名犹太人。这两个犹太人是兄弟俩，他们是染匠，就像十字军统治下的其他犹太人一样。犹太人越是对耶路撒冷感到哀伤，耶路撒冷就越是神圣，越有诗意，拉姆班认为：“越是神圣的事物，就越残破。”

拉姆班是他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医生、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托拉》学者。1263年，针对多明各修士对犹太人亵渎上帝的指控，他游刃有余地为巴塞罗那犹太人进行了辩护，对此，阿拉贡国王詹姆斯感慨不已：“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能这样出色地去捍卫一件错误的事情。”他给了拉姆班三百个金币。但随后多明各修士还是企图将拉姆班处死。作为妥协，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被驱逐出境。他开始踏上自己的朝圣路。

他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仅仅哀悼耶路撒冷，而应在弥赛亚降临前回到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定居，进行重建——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只有耶路撒冷才能抚慰他的思乡之苦：

我离开了我的家庭，抛弃了我的家乡，我的儿女。我把自己的灵魂留给我那甜蜜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从小便在我的膝下长大。但有朝一日身处你的宫殿得到的快乐将能够弥补失去的这一切。啊！耶路撒冷，我为你痛哭流涕，但我的泪水里蕴含着欢愉。

拉姆班要求“用大理石柱子和漂亮的穹顶将一座损毁的房子建起来。我们将其用作祈祷室，因为全城一片乱象，谁都可以占有废弃的地方”。他还找到了为防备蒙古人而藏起来的《托拉》经卷，但他死后不久，打劫的就来了。

这次情况不一样：有些劫掠者是基督徒。1299年10月，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海屯二世（Hethoum II）率一万蒙古人奔驰耶路撒冷。在一场新的残暴劫掠面前，耶路撒冷震颤了。城内的基督徒寥寥无几，他们“因为害怕而躲在山洞里”。蒙古的伊儿可汗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蒙古人对耶路撒冷不感兴趣，他们将耶路撒冷交给海屯。海屯救了基督徒，“在圣墓举行庆祝活动”，并下令修复亚美尼亚人的圣雅各教堂和圣母墓。但奇怪的是，仅仅两周后，他又返回了大马士革蒙古首领那儿。马木鲁克与蒙古人的这场世纪之争结束了，耶路撒冷的神圣和无穷魅力重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开罗，新即位的苏丹很尊崇耶路撒冷——他称自己是“圣城的苏丹”。纳西尔·穆罕默德（Nasir Muhammad）戏称自己是“雄鹰”，他的部众嘉赞他为“优雅者”。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说：“他或许是最伟大的马木鲁克苏丹，也有可能是最下流的”。

纳西尔·穆罕默德：优雅的鹰

纳西尔从八岁起就被马木鲁克军阀当作王室的木偶玩弄于股掌中。他曾两次被推上王位，又两度被废黜。他是一个奴隶的次子，这个奴隶曾经崛起并成为一个伟大的苏丹。纳西尔的兄长，即阿克的征服者，已遇刺身亡。所以在二十六岁那年第三次登上王位时，纳西尔·穆罕默德决心坐稳。他的行事作风就像鹰一样：气度不凡，谨慎多疑，视死如归。他周围的人被赐予高官厚禄，但后来就毫无预兆地被勒死、腰斩或毒死。他似乎喜欢马甚于自己的人民：这个瘸腿苏丹据说能列举出他所有的七千八百匹赛马的血统。他经常花大价钱买马，却不舍得花钱买最漂亮的男奴。他所做的一切体现出的是一种谨慎的奢华（他与成吉思汗的后代的婚姻、他的二十五个孩子、他的一千两百个嫔妃），并将这一行事风格带进了耶路撒冷。

1317年，他亲身来参加朝圣，并向手下的将军们示范说，他们神圣的义务就是装点圣殿山及其周围街道。在他最要好的朋友、叙利亚的总督坦齐兹（Tankiz）的帮助下，苏丹重新加固了大卫塔，给大卫塔的卫戍部队建了座主麻日[6]清真寺，并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不朽的柱廊和马德拉萨。他重新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安上了穹顶，在链门、棉商门和棉商市场修建了宣礼塔——以上这些建筑今天还能看到。

纳西尔钟情于苏菲派通过隐修亲近上帝的做法，因此为潜修教派建立了五座修道院。在那些明亮、崭新的集会场所里，他们将一些神圣的魔法，通过跳舞或唱歌或神游甚至自残，带回耶路撒冷。所有这一切只为达到一种必要的不断疯狂的情绪，进而以此接近上帝。

苏丹的属下明白他的意图：苏丹及其继任者将失宠的军官流放到了耶路撒冷，人们觉得这些军官应将所获不义之财用于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些华丽的建筑，包括宫殿、马德拉萨和墓地。离圣殿山越近，末日审判时他们升入天堂的日子也就越早。军官们修建了巨大的拱形地基，随后又在上面进行建设。这些建筑[7]巧妙地利用早先那些建筑物屋顶的狭小空间，作为增建的基础。[8]

纳西尔在满是尘土和蜘蛛网的环境中兴建耶路撒冷——至少建立了穆斯林居住区，他在这里也留下了大理石建筑。所以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h）[9]到访时，发现了“一个宏大壮观的城市”。伊斯兰朝圣者涌入圣地，从地狱谷一路行至岩石圆顶清真寺，并念诵《法达伊》，书中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犯一条罪相当于犯一千条罪，同样，在耶路撒冷做一件好事，就好比做一千件好事”。住在那儿的人“就像伊斯兰圣战中的勇士”，而在那儿死去“就像在天堂死去”。耶路撒冷的神秘主义信仰非常兴盛，穆斯林开始绕行、亲吻岩石圆顶清真寺，为其涂油——自7世纪以来，他们就没再这样做过。基本教义派学者伊本·泰米叶抨击纳西尔及苏菲派的迷信观念，并警告说来到耶路撒冷只算是虔诚的拜访——不能与麦加朝圣同日而语。苏丹曾六次逮捕这位清教徒式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无济于事，伊本·泰米叶给沙特阿拉伯严厉的瓦哈比教义习俗以及今天的圣战主义注入了新鲜的东西。

优雅的苏丹不再信任已成为权贵阶层的突厥马木鲁克，他开始从高加索购买格鲁吉亚人或切尔克斯（Circassia）[10]男奴，以充实自己的贴身卫队，而这些格鲁吉亚人或切尔克斯男奴也影响了他的耶路撒冷政策：他允许格鲁吉亚人进入圣墓大教堂。拉丁人也没有忘记圣墓大教堂：1333年，苏丹允许那不勒斯（兼耶路撒冷）国王罗伯特修缮教堂部分建筑，并拥有锡安山上的最后晚餐室——在那里，他开办了一所方济各会修道院。

被困的老虎才是最危险的。苏丹病倒了，但他使朋友坦齐兹“权势如此显赫，以至于自己也开始害怕坦齐兹”。1340年，坦齐兹被捕，后被毒死。纳西尔也于一年后死去，他的众多儿子们继承了他的位置。但最终，新崛起的高加索奴隶推翻了王朝，在耶路撒冷拥立了新的亲格鲁吉亚人的苏丹家族。另一方面，信仰天主教的拉丁人——心怀怨恨的十字军的继承者——在专制的马木鲁克的压迫下勉强在此立足，而马木鲁克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径使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感到恐惧不已。当塞浦路斯国王于1365年进攻亚历山大里亚时，圣墓大教堂被关闭，而方济各会修士也被拖出去当众处死。方济各会后被允许返回，但马木鲁克建起的意在突出伊斯兰的至高无上的宣礼塔使得圣墓大教堂和拉姆班犹太会堂相形见绌。

1399年，正当尚未成年的马木鲁克苏丹和他的家庭教师一道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令人惊骇的中亚征服者跛子帖木尔（Tamurlane）占领了巴格达，并攻入叙利亚。

30

马木鲁克的衰落

公元1399年—公元1517年

帖木尔和家庭教师：朝圣之城

王室家庭教师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名望的学者，他时年约莫七十岁，曾服侍过多位君主：先是摩洛哥国王，然后（在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后）是格拉纳达国王、突尼斯国王，最后（又在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后）是马木鲁克苏丹。伊本·赫勒敦在追逐权力和坐牢期间，写就了自己的成名作《历史绪论》（Muqaddimah），这部世界历史著作直到今天还很有名。因此，苏丹任命他为自己儿子法拉吉（Faraj）的家庭教师。法拉吉儿时就继承了王位。

眼下，当这位脾气暴躁的历史学家向十岁的苏丹指点哪里是耶路撒冷时，帖木尔已经包围了马木鲁克占据的大马士革。跛子帖木尔，已于1370年夺取权力，成为中亚的地方军阀。在三十五年的连绵战争中，这个残暴的天才式人物、突厥人的后裔征服了近东的许多地方，他以军事武力统治征服的土地，将自己推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在德里，他屠杀了十万人，在伊斯法罕屠杀了七万人。他建造了二十八座塔，每座塔里放着一千五百个头颅。他从未吃过败仗。

然而，帖木尔并不仅仅是个武夫，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和花园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情趣。他还是个象棋高手，也很懂历史，喜欢与哲学家辩论。所以并不奇怪，他会经常希望与伊本·赫勒敦会面。

而马木鲁克陷入了恐慌中：如果大马士革失守，巴勒斯坦，或许开罗也将不保。老教师和小苏丹迅速返回开罗，但马木鲁克决定派师生二人前去叙利亚与帖木尔谈判，以拯救帝国。此时，耶路撒冷人正在讨论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耶路撒冷从雄心勃勃的掠夺者，即“上帝的祸害”（Scourge of God）的手中拯救出来？

1401年1月，帖木尔在大马士革周围安营扎寨，他听说苏丹法拉吉和伊本·赫勒敦已经在恭候他前来。帖木尔对这小孩不感兴趣，但对伊本·赫勒敦很是敬仰，他立即召见了后者。作为政治家，伊本·赫勒敦代表苏丹；但作为历史学家，他自然很喜欢见到时代的最强者，即使自己生死未卜。两人年龄相仿：头发花白的征服者在他那宫殿般的营帐里接待了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

伊本·赫勒敦对这位“最杰出、最强大的国王”充满敬畏，他发现国王“很有智慧，富于洞察力，还喜欢沉醉于辩论或讨论中，辩论的内容有他知道的，也有他不知道的”。伊本·赫勒敦劝帖木尔释放一些马木鲁克俘虏，但“上帝的祸害”并不让步：大马士革遭到突袭和掠夺，伊本·赫勒敦称这是“一件绝对邪恶残忍和为人唾骂的行为”。去往耶路撒冷的路畅通无阻。耶路撒冷的乌里玛决定献城向帖木尔投降，并派了一支代表团带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但当耶路撒冷人抵达大马士革时，这位征服者已率军北上，以彻底击败正在安纳托利亚兴起的势力，即奥斯曼土耳其人。1405年2月，在征讨中国的路上，帖木尔死去，耶路撒冷仍为马木鲁克所有。与帖木尔会面后，伊本·赫勒敦踉踉跄跄回到开罗，一年后死在自己的床上。他的学生法拉吉苏丹从未忘记他精彩的文化之旅：他常常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接受朝拜，在王室的华盖下，四周都是象征苏丹身份的横幅。他还将金子分发给穷人。

耶路撒冷城只有六千居民，其中包括两百户犹太家庭和一百户基督徒家庭。他们居住在这个小小的、充满热情的城市。城市危险，局势不稳：1405年，耶路撒冷居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发生了骚乱，马木鲁克总督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圣地的档案馆为我们展现了耶路撒冷每个王朝的宗教法官和苏菲派谢赫的活动，还有被逐的马木鲁克军官和醉心于《古兰经》研究、收集书籍的富商，橄榄油和肥皂贸易，以及弩弓和击剑练习。但现在十字军已不再构成威胁，来朝圣的基督徒成了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基督徒难得受到礼遇：他们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直到缴纳了强制性罚金后才得到释放。“你们要么交钱，要么被打死。”一个翻译向那些被捕并受到指控的基督徒解释道。

很难说谁更危险，是贪赃枉法的马木鲁克、声名狼藉的朝圣者，还是争吵不休的基督徒或贪婪的耶路撒冷人。很多朝圣者如此令人可恨，以至于当地人和旅行者都被警告说：“保护好你们自己，谨防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但同时穆斯林也喜欢说：“没人会像圣城的居民这般堕落。”

其间，马木鲁克苏丹有时会在城内巡逻，以镇压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要面对耶路撒冷民众的私刑。

腐败和混乱从开罗的宫廷开始：帝国仍控制在高加索苏丹手里，所以即使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乐意接受欧洲人的援助，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仍被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统治着，他们相互仇视，当然也厌恶天主教会。亚美尼亚人眼下正气势汹汹地围绕着圣雅各教堂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他们贿赂马木鲁克，从格鲁吉亚人手里夺取了各各他，格鲁吉亚人随后出了更高的价钱将各各他赢了回来，但时间并不长。三十年中，各各他易手五次。

贿赂和盈利数额巨大，因为朝圣在欧洲已广泛流行开来。欧洲人不觉得十字军东征已结束，毕竟，天主教对伊斯兰西班牙的再征服就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这时并无远征军去解放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即使从未去过耶路撒冷，他们也了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出现在布道中，出现在绘画和织锦上。许多城镇建有耶路撒冷礼拜堂，这些教堂由宗教组织耶路撒冷兄弟会建造，成员由曾去朝圣的人或无力到达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组成。威斯敏斯特宫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式的厅室，从西边的巴黎到东边的普鲁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许多地方当时都拥有耶路撒冷式的建筑。英格兰的耶路撒冷位于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每年都有数千人前往此地[11]，其中许多人声名狼藉，并不圣洁：乔叟笔下那粗俗的巴斯夫人曾去过耶路撒冷三次。

朝圣者必须得不断缴纳罚金和通行费，以进入耶路撒冷来到圣墓大教堂，圣墓大教堂由马木鲁克控制着。马木鲁克每晚都要关闭圣墓大教堂，所以朝圣者只要出钱，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日日夜夜地待在里面。朝圣者发现教堂好像一个兼带集市功能的理发店，包括货摊、商店、床和大量头发：许多人相信，只要剃去自己的头发，并将头发放在圣墓上，身上的疾病就将被祛除。很多朝圣者会花大量时间将自己全名的首字母刻写在访问过的每一座圣地上，而精明手巧的穆斯林则提供圣物：朝圣者宣称死产的穆斯林婴儿经过防腐处理后被卖给了有钱的欧洲人，以作为诸圣婴孩殉道庆日的祭品。[12]

一些朝圣者深信，在教堂里怀上的孩子将会得到特殊护佑，当然教堂里还有酒，所以黑夜经常成为伴着烛光的醉酒狂欢会。这里没有亲切友好的圣歌，却常常有人捣乱闹事。一个对此感到厌恶的朝圣者说：圣墓“完全就是个妓院”。另一个朝圣者阿诺德·冯·哈尔夫（Arnold Von Harff）是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德意志骑士，曾学习过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习语警句，他用学到的习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

你会给我多少东西？

我要给你一个古尔登。

你是犹太人吗？

让我今晚与你共枕。

夫人，我已在你的床上。

方济各会修士引导、欢迎到访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循着耶稣走过的路行进，从一个他们认为叫“彼拉多总督府”的地方开始，这个地方现在是马木鲁克总督府。这成为“上帝之路”（The Lord's Way）即后来的苦路的第一站。朝圣者震惊地发现基督徒占据的地方已被伊斯兰化了，比如圣安妮教堂——圣母马利亚母亲的出生地——现在成了萨拉丁的马德拉萨。德国天主教托钵会士费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偷偷溜进这所圣地，而哈尔夫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混入了圣殿山——两人都记录下各自的冒险行为，他们那妙趣横生的游记表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既有寻察问访式的轻松愉快，又不乏崇仰敬意。

然而，处在马木鲁克压制下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从来都不是很安全——而且耶路撒冷的圣洁感染力非凡，以至于当两种较古老的宗教开始争夺锡安山上的大卫墓时，苏丹公然宣称大卫墓属于穆斯林。

当前有大约一千名犹太人定居在犹太居民区里，他们在自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祈祷，也在圣殿山大门周围（尤其是在西墙边的学习室里）和橄榄山上祈祷。他们开始在那里安葬死者，等待着末日审判的降临。但他们也去敬拜过基督徒的圣地大卫墓（这里说的大卫墓与真实的大卫并无联系，而是指十字军时期新建的那座）以及最后晚餐室的部分建筑，方济各会控制着这些地方。基督徒试图限制犹太人进入，犹太人便向开罗申诉——结果对两者都不利。在位的苏丹巴尔斯巴伊（Barsbay）发现基督徒还有这么个地方，震怒不已，他跑到耶路撒冷，摧毁了方济各会的教堂，在大卫墓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数年后，他的一个继承人贾科马克（Jaqmaq）苏丹为伊斯兰夺取了整座锡安山。境况变得更加糟糕：旧有的限制措施得到强化，新的限制手段也提了出来。基督徒和犹太人所戴头巾有限定的尺寸；他们沐浴时，男子必须像牛一样戴上金属项圈；犹太女子和基督徒女子不得一起进入浴池；贾科马克还禁止犹太医生给穆斯林治病。[13]拉姆班犹太会堂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后，法官下令禁止对其进行重建，并宣称会堂归附近的清真寺所有。当犹太人通过行贿使这一决定被撤销后，当地的乌里玛还是拆除了它。

1452年7月10日，耶路撒冷人发动了一场反基督徒的集体杀戮，他们挖出基督教会修道士的骨头，拆除圣墓里的新栏杆，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其运往阿克萨清真寺。基督徒有时会进行疯狂的挑衅。1391年，四名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大叫道：“穆罕默德是放荡男人、谋杀犯、贪吃鬼”，他赞成“嫖娼”！法官让修士们决定是否愿意公开宣布放弃旧有信仰，他们拒绝放弃，结果被严刑拷打，差点被打死。大教堂的庭院里燃起了篝火，“喝得酩酊大醉、暴怒发狂的”暴民将修士们砍成了肉块，“以使全尸也不留下”，随后又将尸体烤成肉串。

然而，拯救就在眼前，一个更为开明的苏丹掌了权，法国菜肴里的一道菜改变了基督教耶路撒冷的命运。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盖贝伊（Qaitbay）是个切尔克斯（Circassian）童奴，现在是一个马木鲁克将军，此人曾被流放耶路撒冷数年。由于被禁止进入穆斯林的家，他就对方济各修士友善起来，后者曾介绍他吃法国菜：1486年登上马木鲁克王位时，他似乎仍对方济各修士的蔬菜蛋饼念念不忘，因此他欢迎托钵会士来到开罗，并准许他们在教堂里大兴土木，还将锡安山还给他们。托钵会士想报复犹太人，盖贝伊就顺势禁止犹太人靠近教堂或锡安山上的女修道院：违反这一禁令的犹太人通常会被秘密处死，甚至连不经意间路过教堂都会遭到杀害，这种境况一直延续到1917年。但苏丹已允许犹太人重建他们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他也没忽视圣殿山：1475年来访时，他委托兴建了阿什拉夫伊斯兰学校，有人描述这座美丽的建筑为“耶路撒冷的第三颗宝石”，那儿有喷泉、一个红色的华丽钟状圆顶和淡黄色的深浅相间的石头墙饰，至今它仍是全城最光彩夺目的建筑。

但盖贝伊关注最多的是马木鲁克正在失去权力。当每天日落时分看到大卫塔前的游行人群时，耶路撒冷的法官穆吉尔丁（Mujir al-Din）都会说：“这根本无人注意，完全是乌合之众。”1480年，贝都因人进攻耶路撒冷，差点活捉总督，后者不得已骑马迅速穿过圣殿山，经雅法门逃了出去。“耶路撒冷一片荒凉。”贝尔蒂诺罗的拉比奥巴代亚（Obadiah）在贝都因人攻击后观察到。远远望去，“我看到的是一个被毁的城市”，他的一位信徒也持同样观点，此时胡狼和狮子正在山间悠闲地奔跑。但耶路撒冷仍旧让人激动不已。奥巴代亚的追随者从橄榄山上眺望时，说道：“我精神饱满，内心悲痛。我坐下来哭泣着，撕裂身上的衣服。”穆吉尔丁钟爱于这座城市，他认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智慧和爱——堪称一大奇观”。[14]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继承了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意识观念。一代又一代，奥斯曼帝国深受王位继承战争的困扰，同时面临着重新兴起的波斯的挑战。1481年，盖贝伊接受了逃亡的奥斯曼王子杰姆苏丹（Jem Sultan）来访。盖贝伊希望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奥斯曼王子能够分裂奥斯曼王朝，他主动提出将耶路撒冷王国让予杰姆。这样一来，耶路撒冷陷入了十年蹉跎战争中。其间，马木鲁克和奥斯曼都受到了正在兴起的力量的威胁——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扩张威胁到了马木鲁克，奥斯曼则面临波斯新即位的国王伊斯玛仪的威胁。伊斯玛仪利用十二伊玛目派将国家统一，十二伊玛目派至今仍受敬拜。这就促使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暂时务实地联合了起来：日后，这一联合被证明是死亡之吻。

[1]　齐克尔，阿拉伯语原意为“怀念”“赞念”，是苏菲派中一种伴以音乐和舞蹈赞念安拉的宗教仪式。该派的不同教团和支派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齐克尔形式。——译注

[2]　拜巴尔斯的苏菲派首领是卡迪尔谢赫，此人权倾一时，并实行恐怖统治，引诱马木鲁克将军们的妻子、儿女。他最后黯然收场——马木鲁克提供给苏丹的证据确凿，苏丹不得不以鸡奸和通奸罪将他逮捕。最终他被免予死罪，只因他预言说如果自己死了，拜巴尔斯的命也不会长。

[3]　1268年，王国已陷入深重危机，教皇号召进行新的东征。1271年5月，英国王位继承人、长腿爱德华抵达阿克，以帮助对抗拜巴尔斯。但当阿克与苏丹谈判休战时，爱德华却表示反对，于是似乎是拜巴尔斯下令刺杀爱德华：爱德华被人用有毒的匕首刺伤。大难不死后，爱德华试图组建新的联盟，却未能如愿：十字军愿意帮助蒙古人与拜巴尔斯作战以换取耶路撒冷。他返回英格兰后，即位成为爱德华一世，加封自己为“苏格兰之锤”，并在他自己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绘画厅里展示马卡比的画像。然而他强迫英国犹太人佩戴黄星标志，最后又把他们驱逐出英国。犹太人三个世纪后才又返回英国。爱德华死后，被追念为“耶路撒冷骑士之花”。

[4]　“鲁姆”为阿拉伯语，意指“罗马帝国”。——译注

[5]　欧洲许多王室，包括波旁家族、哈布斯堡家族和萨瓦家族都宣称拥有这个称号。1277年，安茹的查尔斯从其中之一——安条克玛丽手里买下了这个称号。此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也宣称他们的所有权，索要称号。耶路撒冷国王的名号通过萨瓦家族，传到了意大利国王那里。西班牙国王仍使用这一名号。只有一个英国国王使用过这一名号。当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于1554年在温彻斯特嫁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时，除了其他哈布斯堡名号外，她还被宣布为“耶路撒冷女王”。这一名号一直由哈布斯堡皇帝使用到1918年。

[6]　主麻日指穆斯林每星期五正午过后于当地清真寺举行的集体礼拜。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或聚礼日，一周为一个“主麻”。——译注

[7]　现在新建的马木鲁克建筑后面，沿着圣殿西侧的希律墙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但后来又重现了一次。这段墙沿着隐匿的小巷通向穆斯林居住区的庭院：它是耶路撒冷最秘密的地方之一。当犹太人在南面拜谒西墙时，少数犹太人仍会在这段“小墙”祈祷。

[8]　马木鲁克的建筑风格独特，在穆斯林居住区，钟乳石状的拱形装饰以及深浅色相间的石头随处可见。或许最优美的马木鲁克建筑要数坦齐兹的坦齐兹亚马德拉萨宫殿，它建在链门上：那里有二十七所马德拉萨，每一所都有马木鲁克埃米尔的装饰物——比如托杯者坦齐兹就给他的房子装上了一个杯子。耶路撒冷城中主要的马木鲁克埃米尔会捐资设立一个慈善机构，即瓦克夫（waqf），部分资金用于维持马德拉萨运转，部分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住所和工作，以免有朝一日在频繁的争夺中，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会消失。墓地上通常会有一间带绿格子窗户的小屋子，这样路人就能听到里面的诵经声——而从里面也能看到路人。这些建筑在很久以后分派给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家庭，他们将其委托给了信托机构，所以今天很多建筑仍属各个家族所有。

[9]　伊本·巴图塔（1304-1377，一译伊本·白图泰），穆斯林学者和著名旅行家，曾游历近三十年，足迹遍及亚欧非的广阔地域。时人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的《伊本·巴图塔游记》对研究当时各国历史、地理及风土人情具有很高价值。——译注

[10]　切尔克斯位于今黑海东北岸及高加索山区。——译注

[11]　1393年，亨利·博林布鲁克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他夺得王位即位为亨利四世时，他被告知自己返回耶路撒冷时将死在那里。临死时，亨利竭力想实现这一预言：他将自己安放在威斯敏斯特的耶路撒冷大教堂里，他的儿子亨利五世同样也是这般虔诚：弥留之际，这位阿金库尔战役的胜利者祈望自己能去到耶路撒冷朝圣，并给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12]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6节，希律王下令杀掉伯利恒以及周围地区的所有男婴。——译注

[13]　然而，恐吓过拉丁人的贾科马克苏丹保护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修道院的大门里有段铭文，铭文上有他承诺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字样，至今仍可辨认。

[14]　在马木鲁克统治耶路撒冷的最后年头，当那些犹太旅行者正在橄榄山上哭泣时，穆吉尔丁对心爱的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做了一丝不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写成书。他肯定受到过尊重：他的墓地里有一方雅致的圆顶纪念碑，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圣母墓上。

第七部分　奥斯曼

高贵的耶路撒冷一直是所有国家的君主们渴望得到的城市，尤其是基督徒，自耶稣降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便为争夺耶路撒冷而战斗不止……耶路撒冷是供神灵部落祈祷的地方……她包括十二万四千个先知的祭坛。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苏莱曼在梦中见到了先知：“啊，苏莱曼，你应该装扮岩石圆顶清真寺，重建耶路撒冷。”

爱维亚·瑟勒比，《旅行记》

多种教派都在争夺的这件珍宝便是圣墓，在对圣墓专有权的争夺中，充满了如此多的恩怨仇恨，他们有时会诉诸武力，造成伤害。在圣墓大教堂的门前，鲜血与“祭品”混在一起。

亨利·毛歇尔，《旅程》

我们忧伤地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

欢喜地相遇在充满甜蜜的耶路撒冷。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三部分

毋须亲临圣地，我们可以低头沉思，检视我们的内心，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集》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必然知道，我们是山巅之城，万众瞩视之地。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

31

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所罗门第二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暴君塞利姆（Selim）在距阿勒颇不远的地方击溃了马木鲁克军队，这场战役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中东大部分地区将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归奥斯曼统治。1517年3月20日，塞利姆进抵城下，占领耶路撒冷。乌里玛将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交给他，在两座清真寺里，他拜倒在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面朝麦加方向祈祷的人”。塞利姆认可传统上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圣殿山上祈祷。随后他出发开始征服埃及。塞利姆击败了波斯，征服了马木鲁克，并杀死自己的兄弟、侄子，很可能还有他自己的一些亲生儿子，来解决继承难题，所以1520年9月去世时，他只有一个儿子还活着。

苏莱曼“只有二十五岁，又高又瘦，但瘦削的脸上带着野蛮和无情”，他发现自己是整个帝国的主宰者，这个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波斯边界，从埃及直到黑海。他声称“在巴格达，我是国王；在拜占庭帝国，我是凯撒；在埃及，我是苏丹”，同时在这些称谓之上，他又给自己加了一个“哈里发”的名号。难怪奥斯曼帝国的朝臣们把他们的君主比作帕迪沙（Padishah，皇帝）。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写：“他是最有荣耀、最受人尊敬的全世界的君王。”据说苏莱曼曾梦见先知来访，先知告诉他要“赶走异教徒”，“装点尊贵圣殿（圣殿山），重建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他无需任何催促。他只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伊斯兰的皇帝，因为他的斯拉夫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会不断称颂他，称他是“当代的所罗门”。

罗克塞拉娜也参与到苏莱曼的计划中——包括对耶路撒冷的改造。她很可能是个神父的女儿，被人从波兰绑架后卖到苏丹的王宫，在那里她得到苏丹的宠爱，为他生下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轻但不漂亮，却优雅娇小”，一幅当时的肖像画显示，她长着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和圆圆的脸庞。她给战场上的苏莱曼的信表明，她虽喜戏谑却有着无比坚定的个性：“我的苏丹，这样痛切的离别之苦无穷尽。现在不要再管那悲惨的事情，不要藏着你那些尊贵的信。当读到你那些信时，你的仆人和儿子米尔·穆罕默德还有你的奴隶和女儿米赫丽玛赫会因为想念你而痛哭流泪。他们的哭泣已使我揪心不已。”苏莱曼给她改名叫许蕾姆苏丹（Hurrem al-Sultan），意为“苏丹的开心果”，他作诗称她是“我的爱人，我的月光，我的春天，有着一头秀发的我的女人，我爱她倾斜的眉毛，还有那充满着使坏神情的眼睛”。在官方口径中，她还被称为“皇后的典范，威严的哈里发眼里的亮光”。她是个老道的政客，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成功地阻止了苏莱曼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个儿子在苏莱曼在场的情况下被人勒死。

苏莱曼继承了耶路撒冷和麦加，他认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要求自己得去美化伊斯兰教的圣所：有关他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宏大壮观，他的野心永无止境。他在位长达半个世纪，视野开阔——他打的几乎都是洲际战争，从欧洲、北非到伊拉克和印度洋，从维也纳到巴格达。苏莱曼在耶路撒冷功勋卓著，以至于耶路撒冷老城今天更多地属于他，而非别人。城墙看上去很古老，很多人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看作城市的象征——但岩石圆顶清真寺、城墙和圣墓大教堂还有大多数城门是这位与亨利八世同时代的伟人修建或改善的，以守卫城市，同时为自己增添名头。苏丹给希律城堡增修了一座清真寺、一个入口和一座塔。他还为耶路撒冷修建了高架引水渠和九处人工喷泉，以便取水饮用——包括位于圣殿山的三处喷泉。最后，他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陈旧的马赛克换成了琉璃瓦，琉璃瓦上有点缀着绿松石和钴的百合和莲花图案，直到今天这些瓦片还呈现出白色和黄色。[1]

罗克塞拉娜乐于资助那些与丈夫的事业有关的慈善基金会，她下令将一座马木鲁克宫殿建造成al-Imara al-Amira al-Khasaki al-Sultan——一个被称作“繁荣的大厦”的基金会，它包括清真寺、面包房、有五十五个房间的旅店和救济穷人的施粥房。就这样，他们将圣殿山和耶路撒冷据为己有。

1553年，苏莱曼，这位自诩为“第二个所罗门、世界之王”的人，决定视察耶路撒冷。但接连不断的战争搅了局，而且和在他之前的康斯坦丁一样，苏莱曼改造了耶路撒冷，但从未看到自己的成就。苏丹打下的江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能明察秋毫地进行远距离控制。城墙不断升高，叙利亚总督行使着管辖权。苏莱曼的皇室建筑师锡南（Sinan）很可能在从麦加返回的路上视察了工程：数千工人在劳作，开采新的石料，使用教堂和希律城堡的废墟里的旧石料，城墙和各道门与环绕圣殿山的希律城堡和倭玛亚王朝的城墙完好地连接在一起。重修岩石圆顶清真寺需要四十五万块砖瓦，苏莱曼的属下就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建了座砖瓦厂生产建筑用砖，他的一些承包人在城里建了些宅院并一直居住于此。当地的建筑师建立了世袭的建筑师王朝，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此地。全城势必到处都回响着石匠们的敲凿声和钱币的叮当声。由于有源源不断的来自西方的难民加入，城中人口一下子上升到将近一万六千人，犹太人增加了一倍，达到两千人。一场轰轰烈烈的、伴随着痛苦的犹太人运动正在发展中，新来的一些人也直接为苏莱曼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苏莱曼将在埃及的税收用于耶路撒冷的改造，管理这笔资金的是亚伯拉罕·德·卡斯特罗（Abraham de Castro），他是皇家铸币局局长和包税人，曾告诫苏丹提防地方总督的叛乱，以此显示自己对苏丹的忠心。正如他的名字所提示的，卡斯特罗是个葡萄牙犹太难民，他和那些非常富有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同，后者是苏丹的顾问，也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保护人。

犹太人的移民迁徙标志着宗教战争最新篇章的展开。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王后伊莎贝拉征服了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以此庆祝这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2]惊恐于神秘的犹太血液会渗入纯净的基督王朝的溪流中，加上托马斯·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的建议，国王驱逐了十万到二十万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西欧很多地方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七个世纪内，西班牙已成为日益繁荣的阿拉伯-犹太文化的根据地和流散犹太人（Diaspora，指离开锡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中心。

眼下，在从第二圣殿陷落到最后的解决方案出台这段时间，犹太人历经了最痛苦难耐的血泪历程，这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塞法尔迪是希伯来语，指西班牙）向东逃往更为开明宽容的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样既能帮助发展帝国经济，又可以揭露基督教是怎样否认它的犹太遗产的。犹太人的大流散移向了东方。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以及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将回响另一种抒情曲调，即新的犹太西班牙语言——拉迪诺语（Ladino）。

1553年，苏莱曼的犹太医生将他介绍给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纳西一家人在经由荷兰和意大利逃亡伊斯坦布尔之前已被迫表面改宗基督教。在伊斯坦布尔，约瑟夫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成为苏丹的儿子和王储的密使。欧洲外交家们称约瑟夫是“伟大的犹太人”，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节，是国际上一位神秘人物、战争和财政的裁决人、东西方的调停者。约瑟夫认为犹太人应回归“应许之地”，苏丹册封他为加利利的提比里亚贵族。在提比里亚，他安置意大利犹太人，重建城镇，种植桑树以发展丝织业——他是第一个在圣地安置犹太人的犹太人。约瑟夫将在加利利建设自己的耶路撒冷。但因为对权力极度敏感，所以他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属于苏莱曼所有。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会资助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在耶路撒冷，苏莱曼强化了伊斯兰的至高无上，同时谨慎地贬低其他两种宗教的地位，而这两种宗教至今仍指引着耶路撒冷。苏莱曼现在正与查理五世皇帝作战，所以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因与欧洲进行外交的现实需求有所缓和。而犹太人对他而言则可以说是无足轻重。

犹太人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橄榄山的山坡上以及他们的主要会堂即拉姆班会堂里祈祷，但苏丹喜欢对所有事情都发号施令。为避免任何削弱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独尊地位的事情发生，他将希律王宫主体围墙外一段9英尺（约2.7米）长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犹太人祈祷。这样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邻近犹太人的老山洞会堂，挨着犹太居住区。14世纪时犹太人便已在这一居住区定居，并逐步将之发展为今天的犹太聚居区。但与周围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社区比起来，这一地区相形见绌；犹太人的祈祷活动得到了严格管理；后来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那儿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意为“墙”）指称此地，其他人则叫它“西墙”或“哭墙”。从此，墙上的金石和方石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所在。

苏莱曼通过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应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现在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叫达贾尼的苏菲派谢赫家族世世代代守卫在那里，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也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以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方济各会的兴起打搅了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木鲁克靠山，变得一败涂地。[3]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他们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马丁·路德——威登堡的一个神学教授，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人们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他们现在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自己的信教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这样一系列新的教派——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此时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清教主义可以帮助自己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东西将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4]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了行军打仗的途中，大臣们在他的马车里将他的身体像蜡像一样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塞利姆安全继承王位。塞利姆是苏莱曼的一个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塞利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他那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他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获利丰厚，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那些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塞利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于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开始无力控制那些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所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当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时，他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他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还有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却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易手六次。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旁边有武装的亲信们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法官、看管人和整个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乌里玛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个犹太人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车队抵达这里。大多数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但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挪亚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喀巴拉通过研读《托拉》的神秘符号使自己能更加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利亚。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这天，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来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肯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情绪——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倾向于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敌意，并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汀布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他的女王伊丽莎白。汀布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那本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以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我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法官面前，法官对他进行了盘查，就当他是个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那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出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乌里玛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乌里玛要求犹太人不得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了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法官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个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5]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这里，他不仅代表了新兴的新教，也代表着新世界。

乔治·桑迪斯：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还是个学者，曾将维吉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桑迪斯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他认为“这让人不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令人十分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迪斯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带着枕头和地毯，涌入圣墓大教堂过夜。耶稣受难节这天，他跟在游行的方济各会随军教士后面，教士们抬着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蜡制耶稣像沿苦路行进，随后将蜡像钉在了十字架上。数千人挤在圣墓大教堂，并在教堂院子里架设起营帐。桑迪斯观看了圣火仪式：“野蛮的喧闹声”，铙钹的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声”——看起来“很适合用在酒神祭典中”。当圣火出现时，朝圣者围着圣火奔跑起来，“就像疯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他们还对新来者解释说这不会烧到自己”。

这位许多圣歌的创作人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他像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一样虔诚地敬拜耶路撒冷。他把《圣经》本身视作信仰的基石，在圣墓和十字军列王墓前情绪高昂地祈祷着。回到故土后，他将自己的书《1610年开始的旅程》（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1610）献给年轻的威尔士王子查理，而查理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刚刚授意五十四名学者编写可供所有人阅读的英文版《圣经》。1611年，学者们公布了钦定《圣经》英译本，它融合了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和其他人的早期译本。这是翻译中的杰作，充满着富有诗意的英语，使神圣的经典更加生动。这部《圣经》遂成为英国国教（Anglicanism）的精神和文学核心所在——安立甘教是英国独有的新教派别。有位作家称这部《圣经》是“不列颠民族史诗”，它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置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生活的中心。

桑迪斯是现实中的耶路撒冷与“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之间的一条纽带。1621年，桑迪斯前往美洲做弗吉尼亚公司的会计，他在詹姆斯敦待了十年，其间带头劫掠美洲土著阿尔冈昆人，并对他们大肆屠杀：新教徒比17世纪的其他宗教信徒都更能杀害那些反抗的异教徒。桑迪斯并非美洲唯一一个到过耶路撒冷朝圣的冒险家：亨利·汀布莱克这时候正在弗吉尼亚。他们到美洲这块新的“应许之地”进行朝圣之旅，至少部分是因为新教徒所谓耶路撒冷宛若天国的观念的启迪。

桑迪斯和汀布莱克所在的弗吉尼亚的居民属于保守的英国国教会，这一派得到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的赞赏。然而，国王们无法抑制对一种新的热诚且激进的新教主义的期许：清教徒信奉《圣经》的根本真理，同时也期盼弥赛亚立即降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只是强化了这一感觉，即末日审判正在临近。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三种宗教都出现了那种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动。此时庄稼歉收。那些举着大镰刀的收割者借着瘟疫、饥馑和宗教战争的机会，在欧洲大肆杀戮，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数千名清教徒逃脱了查理一世的宗教控制，到美洲去建立新的殖民地。在横渡大西洋追寻宗教自由时，他们在《圣经》中读到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便把自己视为受上帝庇佑的选民，要在这块荒原建设一座新锡安。“来吧，让我们在锡安宣布上帝之道。”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从“五月花”号下来时这样祈祷着。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位总督，他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他引述耶利米和马太的话，颂扬他们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意指美洲是新的耶路撒冷。很快，美洲就会出现十八个约旦、十二个迦南、三十五个伯特利和六十六个耶路撒冷或萨勒姆。

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赎罪的期盼相伴相随：内战使得法国和英格兰心有余悸，而此时在东欧，成千上万的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被赫梅利尼茨基（Hetman Khmelnytsky）率领的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所屠杀。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奥利弗·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克伦威尔是个信奉千禧年的军人，他确信他们清教徒和在新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是新的选民：

“你们真的就像被上帝召唤的犹大一样，与他共治，为他统治，”克伦威尔说，“你们处在应许与预言的边缘。”克伦威尔是一个希伯来主义者，他认为除非犹太人返回锡安然后改宗为基督徒，否则基督不会再度降临。实际上，清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wright）甚至建议皇家海军应将“以色列的子孙送上船，运到应许他们祖先的地方，以永远承继其遗产”。

许多犹太人都真诚地研读“喀巴拉”（Kabbala）[6]，梦想有一天弥赛亚会将他们在乌克兰的悲剧转化为救赎。有个名叫玛拿西·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eal）的荷兰拉比向护国公请愿，他指出《圣经》里说在犹太人返回锡安、弥赛亚再度降临前，犹太人必须散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犹太人仍被禁止进入英格兰。克伦威尔因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白厅会议，会议认为“让这些吝啬下贱的人远离光明，使他们生活在假冒的教师、教皇党人和偶像崇拜者中间”是错误的。克伦威尔下令允许犹太人返回。在他死后，君主制复辟，克伦威尔信奉的清教弥赛亚主义也随之失势，但其中所蕴含的讯息在美洲殖民地留了下来，而且将于两百年后的福音派觉醒中，在英国的非国教徒中再度兴盛。英格兰的王位复辟刚过，狂热的兴奋便震动了犹太世界：弥赛亚在耶路撒冷——但他是谁呢？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他叫摩迪凯（Mordecai），精神错乱，是士麦那一个禽肉经销商的儿子。摩迪凯也在学习喀巴拉。1648年，摩迪凯以上帝之名宣布自己就是弥赛亚。上帝的这个名字不可以读出来，它来源于希伯来字母“YHWH”，只能在每年的赎罪日那天由圣殿大祭司念出来。现在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并宣布末日将在1666年降临。他被驱逐出士麦那，但在地中海地区经商时，他逐渐赢得了大批富人的拥戴。1660年，他首先来到开罗，随后启程奔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行斋戒，唱歌，给儿童分发糖果，并做出奇怪的、令人不安的举动。

沙巴泰表现出一种鲁莽却又疯狂的吸引力——他显然是个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忽而掀起一阵富有感染力的自我崇拜，忽而陷入绝望的忧郁中，忽而又喜极欲狂，这就使得他做出一些邪恶的、有时是无耻的行为来。换作其他时候，他会被唾骂为下流罪恶的疯子，但在那个灾难岁月里，许多犹太人都沉浸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期盼中，沙巴泰的疯狂无疑是这种神圣行为在现实中的映射。

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贫如洗，他们遂请求沙巴泰从他在开罗的支持者那里筹款，沙巴泰同意了。他不辱使命，但当他准备在耶路撒冷宣布自己是弥赛亚时，并非每个人都信以为真。多番争论后，拉比们对他下了禁令。沙巴泰一怒之下移居加沙，选择加沙作为圣城以取代耶路撒冷，随后又在阿勒颇发起了弥赛亚运动。

沙巴泰运动起初发展缓慢，现在他的名声却如同烈焰迅速燎原。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姆斯特丹的流散地，犹太人都在欢庆弥赛亚的到来。有个漂亮的乌克兰犹太女孩撒拉，在哥萨克的屠刀下成了孤儿，幸好被基督徒救起，并带至利沃诺。在利沃诺，她以出卖肉体为生，但这并未动摇她的信念，她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弥赛亚。沙巴泰听说她后，娶了她，二人一起在地中海周围旅行。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对沙巴泰持怀疑态度，另一派则是他疯狂的追随者。那些追随者收拾好行李，踏上返回耶路撒冷迎接弥赛亚的旅程。他们鞭笞着自己的身体，开行斋戒，还脱去衣服在泥土里、雪地上翻滚。1666年底，这对弥赛亚夫妇结伴来到伊斯坦布尔，那儿的犹太人欢呼着迎接他们。但沙巴泰企图得到苏丹王位，结果被抓了起来，还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

在沙巴泰死于门的内哥罗流放之前，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他的变节[7]便已标志着梦想的破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乐于看到这个引起混乱的骗子露出真面目。克伦威尔和沙巴泰的时代也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所有苏菲派主要成员的赞助者，土耳其人称苏菲派为苦行僧。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怎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在有个奥斯曼宫廷侍从，他是个苦行僧学者，也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懂得如何讲究美食和享受生活。此人名叫爱维亚（Evliya），他站在伊斯兰的立场，用让人忍俊不禁的生花妙笔，充满爱怜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独特之处。这很可能使他成为所有伊斯兰旅行作家中的最杰出的作家。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8]

即使在当时，爱维亚也绝对是个特立独行者：他是个富有的旅行者、作家、歌手、学者和武士，其父是苏丹手下的金匠。他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自幼在宫廷长大，受教于皇室的乌里玛，在梦中，穆罕默德曾对他说要周游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的旅行家，人类的好伙伴”，他的足迹不但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地区，而且也触及基督教世界，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了令人吃惊的十卷本著作。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伦敦写日记时，爱维亚正在编著自己的《旅行记》（Book of Travels）——无论身处伊斯坦布尔、开罗还是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伊斯兰文学，或许是世界文学中最浩繁、最完整的旅行记录”。还没有哪个作家用诗一般的言语描写耶路撒冷，也没有作家如此诙谐地刻画生活。

爱维亚靠着自己的智慧就可安身立命，他擅长讲令人捧腹的笑话，能作押韵的对偶诗句，会唱俏皮的歌曲，也能与人摔跤，由此他赢得了穆罕默德四世的宠幸。他成为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随从并外出游访，那些王公贵族们还收他为幕僚，因为他富有宗教知识，还能使大家喜气洋洋。他的著作有些是大量事件的编年汇总，有些是新奇故事的选集。爱维亚·瑟勒比（Celebi意为“绅士”）与哈布斯堡家族交过手，也在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碰过面。他对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了如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战场上，他客观地记录下自己那福斯塔夫式的脱逃——“逃跑也是件壮举”——但很可能也是军事史上最“新奇滑稽”、最丑陋的一幕。[9]

爱维亚终生未婚，也拒绝在皇宫任职，他认为这将妨碍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经常会有婢女送给他，而他谈起性也像评论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诙谐：他说性是“甜蜜的灾难”“不错的摔跤比赛”，他还饶有兴致地记录下自己的阳痿最后被一种埃及蛇肉汤治愈的经历。他大胆地笑称性是“更伟大的圣战”。最让现代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虔诚的穆斯林，爱维亚经常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这个学者能在八小时内吟诵整部《古兰经》，也能担当穆斯林的宣礼员，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并未蓄胡子，而且行为玩世不恭，思想开明，与宗教狂热主义为敌，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身为“流浪的苦行僧”，耶路撒冷“这一古老的朝拜地”令他入迷：耶路撒冷“如今是穷人（或苦行僧）的克尔白”——是都城，是苏菲派的麦加。他记录了七十座苦行僧修道院，包括大马士革门附近那所最大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起源各不相同，从印度到克里米亚都有。他还描写了每个教派的会众如何通宵达旦地唱着喜极欲狂的歌曲，跳起齐克尔舞蹈。

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我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相像。当一个人进入寺内，他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着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当祈祷时，人们的眼睛则闪烁着虔诚”。

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里，“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已经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那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据说大卫时王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他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他看据说是三千年前所罗门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乌里玛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吗？”

自然地，他在复活节也观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类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就能显现出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个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

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回过耶路撒冷几次，但他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凡是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都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shi）观察到。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此时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

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面对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疲于应付。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他们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各会又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10]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个异常糟糕的妥协。

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造反，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但当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mufti）[11]掌管的村庄后，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向起义者打开了城门。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

武装起来的农民在街上四处打劫。法官在卫戍部队的拥护下，攻占监狱，控制了耶路撒冷。在这个稍显波谲云诡的时刻，耶路撒冷发觉自己仍是自由身：法官受人贿赂，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赛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为全城领袖。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一个世纪前仰仗着法鲁克家族发迹，同时他也是纳吉布·阿-阿什拉夫——先知穆罕默德经由其孙侯赛因而传下的圣裔家族的首领：只有这些圣裔家族可以戴绿色的头巾，他们被人称作“赛义德”（Sayyid）。

奥斯曼帝国发兵去镇压驻扎在城外的叛军。侯赛尼摆出一副准备好应付围城的架势，于是帝国军队撤到了加沙。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内，情形犹如走了虎豹来了狼。犹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色衣服，不能戴穆斯林的头饰，鞋上不能有鞋钉；基督徒也遭遇了相似的衣着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在街上都必须给穆斯林让道。在暴力胁迫下，他们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来自格罗德诺的一支由五百名波兰犹太人[12]组成的弥赛亚派别刚刚抵达，他们由虔诚者犹大率领，但他们的拉比已经去世，他们只说波兰语或意第绪语，一时显得孤立无助，很快便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当知道有只流浪狗在圣殿山上闲逛时，法官下令杀掉耶路撒冷所有的狗。这是一次特殊的羞辱，每个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得交出死狗，送到锡安门外的收集点。一群群儿童将狗杀死，把尸体送给离得最近的异教徒。

当一支更强的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守军和苏菲神秘派转而进攻叛军，并夺取了大卫塔。侯赛尼固守自己的府邸，在三天内与叛军互相放箭。在随后的战斗中，老城北边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侯赛尼也失去了更多支持。在城外，奥斯曼军队轰击了圣殿山。1705年11月28日半夜，侯赛尼意识到自己已弹尽粮绝，便选择出逃，奥斯曼军队则在后面追击。耶路撒冷的新总督上任后，敲诈勒索仍然不断。许多犹太人遭到打劫，只能选择离开这里。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打压，1720年他们面临着入狱、驱逐和破产，他们在犹太区的会堂[13]被焚毁。只有那些塞法尔迪人，即世代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较小的、古老的犹太社团得以存续下来。

侯赛尼被抓获后遭到斩首。多番激烈的较量后，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侯赛尼家族成为圣裔家族的领袖。古达亚家族在18世纪一度曾改变自己的家族名，并盗用显赫的侯赛尼家族的名号。古达亚家族成了新侯赛尼家族，它是耶路撒冷诸统治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其权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18世纪时，任何一位到过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在侯赛尼家族的首领那儿停留，不论是农民、学者还是奥斯曼的官员，家族的首领都会为其敞开大门。据说每天晚餐时，他有八十个客人。“赶来拜访他的人远近都有，”到过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宫廷”的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古达亚统治着耶路撒冷，“陌生人会发现他的家里住有难民，难民只要喜欢就可以住在那里”。阿卜杜拉·拉蒂夫的访客离开耶路撒冷时会得到他的骑兵中队护送。

侯赛尼家族的复兴标志着强大的耶路撒冷诸家族势力的兴起。在耶路撒冷，几乎每个荣耀的位子都是世袭的。大多数家族都是苏菲派谢赫的后代，这些谢赫为一个个征服者所宠幸。大多数家族篡改了他们的名字，杜撰出一套华而不实的家谱，时不时会互相争斗，又互相通婚，这与西方的家族如出一辙。每个家族都不留情面地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那些作为摇钱树的势力范围。[14]但要是少了学识，财富也就成了粗俗的东西；而没有财富，就不会有权势。没有奥斯曼帝国做靠山，也不会有显赫的地位。有时家族之间拼得你死我活：努赛贝家族的两个人在阿布高什附近遭到侯赛尼家族一帮人的暗算而丧命。但通常两家会息事宁人，最后努赛贝家族中死者的兄弟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姐妹。

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也不能保证耶路撒冷的繁荣，因为奥斯曼帝国强大的五百人卫戍团纪律败坏，臭名昭著，还有打劫的贝都因人、暴动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这些势力时不时互相缠斗，耶路撒冷深受这些力量的困扰。大马士革总督每年都会带一队人马跑来耶路撒冷一次，以收缴税款，城内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15]

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一个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如果被哪个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犹太人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殴打犹太人时，也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此地。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个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

基督徒内部之间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士埃利埃泽·霍恩（Elzear Horn）神父，他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于看到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对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成为穷光蛋。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受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意味着有三百名世代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正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僧侣——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狭小、湿热，“头痛、发烧、肿瘤、腹泻、痢疾”使他们苦不堪言。圣墓大教堂里的茅坑让人活受罪，那里臭气熏天：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厕，但霍恩神父声称，方济各会“受臭气折磨尤甚”。东正教会一间厕所也没有。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只能靠讨好别人，如为东正教会倒污水桶以挣口饭吃。难怪法国作家康斯坦丁·沃尔内（Constantin Volney）听说“在叙利亚，耶路撒冷人被说成是道德最败坏的一类人，他们罪有应得”。

当法国再次为方济各会赢得圣地“最高守护者”的称号后，希腊东正教杀了回来。1757年圣枝主日的前夜，希腊东正教会伏击了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的方济各会，“他们操着棍子、狼牙棒、钩子、匕首，挥舞着刀剑”，从柱子后面冲出来。他们旧习难改，砸烂油灯，撕掉织锦。方济各会逃往圣救世主修道院，在那儿他们被围困住。这种黑手党式的黑帮手段奏了效：苏丹转而支持希腊人，给了他们对教堂的支配权，直到今天。眼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趋于土崩瓦解。18世纪30年代，一个贝都因谢赫查希尔·奥马尔·扎伊达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打下了一片北方领地，其大本营设在阿克——这是唯一一次，除了昙花一现的叛军外，由巴勒斯坦的一支阿拉伯土著部落统治巴勒斯坦的广大地区。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1770年，一个叫阿里·贝（Ali Bey）的埃及军官与首领查希尔结成了盟友。阿里·贝得意洋洋，因为他得到了“捕云者”的绰号（他击败了贝都因人而得此绰号，奥斯曼帝国认为贝都因人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难以捉住）。两人联手攻占了巴勒斯坦大部，甚至夺取了大马士革，但苏丹的帕夏仍固守着耶路撒冷。此时，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现在她派了一支舰队开进地中海，在地中海打败了苏丹的海军。捕云者希望俄国人伸出援手，而俄国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耶路撒冷。俄国舰队轰击了雅法，随后启程进攻贝鲁特。最终查希尔占领雅法——但他和捕云者能攻下耶路撒冷吗？

查希尔派兵攻打耶路撒冷，但为城墙所阻。奥斯曼帝国在前线一败涂地，遂向俄国人提出议和。在1774年签订的和约中，凯瑟琳和她的情人波特金亲王迫使奥斯曼人承认了俄国对东正教的保护——而俄国人对耶路撒冷的日益垂涎最终将导致一场欧洲战争。[16]现在奥斯曼人可以重新夺回他们那些失去的省区：捕云者被刺身亡，查希尔已八十六岁，不得已要从阿克逃走。查希尔逃跑时发觉自己最宠爱的妃子不见了——“不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他说——于是他策马迅速返回。当他一把将那女子抱起时，后者将自己那年迈的情人哄劝下马，最后一群刺客突然出现将查希尔刺死，并砍下了他的头颅。首任“巴勒斯坦王”那用盐腌渍的脑袋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现在，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法国大革命中那位正在崛起的英雄人物的注意。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1798年5月19日，时年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面色苍白，身形枯槁，长着一头长而平直却无光泽的头发。这天，他派遣三百三十五艘舰船、三万五千名士兵以及一支由一百六十七名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去征服埃及。“我将创立一种宗教，”拿破仑不可一世的傲慢内心思忖道，“我看到自己行进在开往亚洲的道路上，我骑着一头大象，戴着一方头巾，一只手里拿着我亲自创作的新的《古兰经》。”

革命的理论、无情的政治和东征的浪漫激发了拿破仑的冒险精神。巴黎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康斯坦丁·沃尔内的畅销游记《哲学家》。沃尔内描写道，“满是废墟的耶路撒冷”和衰落的奥斯曼黎凡特为启蒙运动的开化理性征服此地提供了良机。法国大革命试图摧毁教会，并用理性、自由，甚至是一种新的最高力量崇拜来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会仍屹立不坠，而拿破仑打算将君主制、信仰和科学三者融合，以治愈由革命造成的创伤——所以此次远征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在船上。但这次出征也事关帝国利益：法国正与英国交战，这次出征是声名不好的瘸子主教兼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出的主意，他希望借此控制地中海，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如果波拿巴赢了，一切都将称心如意，要是输了，德·塔列朗也借机除掉了一个对手。欧洲人希望看到东方人对他们善意的征服感恩戴德，这在中东太常见了。

拿破仑在埃及成功登陆，埃及此时仍被混血的马木鲁克奥斯曼官吏统治着。在金字塔战役中，拿破仑将后者击败，但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舰队。波拿巴拿下了埃及，但纳尔逊使波拿巴的军队深陷东方，这让奥斯曼受到鼓舞，他们得以继续在叙利亚与波拿巴周旋。如果拿破仑想在埃及活着，他就得北上并夺取叙利亚。

1799年2月，拿破仑率一万三千名士兵和八百头骆驼入侵巴勒斯坦。3月2日，当他率军挺进雅法时，他的骑兵部队在达马斯将军率领下，在离耶路撒冷3英里（约5千米）的地方发起突袭。波拿巴将军幻想着征服圣城，在发给巴黎的革命督政府的报告中，他说：“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

[1]　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苏莱曼一心想夷平耶路撒冷，但后来他梦见如果自己这样做，他就会被狮子吃掉，所以他建造了狮门。这种说法源于一个误解：苏莱曼的确建造了狮门，但上面的狮子像实际上是三百年前拜巴尔斯苏丹从他的苏菲派道堂里挪移过来的黑豹像，他的苏菲派道堂曾位于城市的西北角。苏莱曼使用了来自耶路撒冷的战利品：他修建的链门喷水池顶端是十字军时期的圆花饰，水槽则是十字军时期的石棺。新修建的城墙并不环绕锡安山。据说苏莱曼异常残暴，当他从魔法杯里看到大卫墓位于城外时，就将那些建筑师们处死了。导游们说建筑师们被埋的地方在雅法门附近——但这也是个传说：实际上那些地方埋着两个来自萨费德的学者。

[2]　同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他给最热诚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他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

[3]　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了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据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他们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进行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

[4]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他们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

[5]　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架设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有个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显示的，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

[6]　喀巴拉原义为“接受”、“传统”，是犹太神秘主义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喀巴拉追求灵魂与上帝的交流，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解释上帝、罪恶、灵魂、救赎等现象，通过自身的行为来使灵魂找到升入天堂的道路，以达到恢复原始和谐的状态。——译注

[7]　沙巴泰的一些追随者把这看作终极的神圣的悖论——他们的沙巴泰犹太伊斯兰教派，即东马派（意为“叛徒”“变节者”，尽管他们自称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萨洛尼卡的很多追随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8]　塞缪尔·佩皮斯是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以散文和流传后世的日记而闻名；福斯塔夫源自莎士比亚几部戏剧中的人物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他体形肥胖且喜狂欢闹饮。——译注

[9]　在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战斗中，爱维亚离开战场去上厕所，不巧碰到一个埋伏的奥地利士兵，他“就势扑倒在自己排泄的污物上”。他们扭打着，“横七竖八”地滚在我们这位英雄的粪便上，最后爱维亚“几乎变成了面目全非的烈士”。爱维亚最后杀死了这个异教徒，他艰难地卷起自己的裤子，“鲜血和秽物浸湿了我全身，看到此时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齐（伊斯兰武士），我忍不住笑起来”。后来，他将奥地利士兵的首级献给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说道：“我的爱维亚，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粪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来”，而帕夏给了他五十个金币和一顶银质带顶饰的头巾。

[10]　亨利·毛歇尔（Henry Maundrell）是英国黎凡特公司的牧师，他于1697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们正在圣墓大教堂血战。他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希腊圣火时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来访时看到的还要厉害：朝圣者们“开始做着下流的动作，赤身裸体，玩杂耍的在台上点着他们的胡子后，人们在圣墓大教堂里蹦蹦跳跳”——看起来圣墓大教堂“就像是疯人院”。至于那些神父们，毛歇尔管他们叫“制造奇迹的人”。

[11]　穆夫提，伊斯兰教教职——“教法说明官”的阿拉伯语音译。通常设有穆夫提领导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教法咨询院，依据《古兰经》、圣训的规定来解释和决定有关教法的问题。——译注

[12]　耶路撒冷所谓的“波兰犹太人”主要是来自俄国的哈西德派教徒，不过他们中的一些派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他们认为由人来决定上帝“回归”和“审判日”的时间是在亵渎神明。

[13]　这就是被毁的胡瓦犹太会堂，被毁一个多世纪后，19世纪时会堂得以重建，但1967年又被约旦人摧毁。

[14]　英语中称这些家族为名门望族，土耳其人称其为埃芬迪亚（Effendiy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亚（Aya）。努赛贝家族是圣墓大教堂的守护者；达贾尼家族管理大卫墓；哈立迪家族主持伊斯兰教法庭；侯赛尼家族通常作为纳吉布·阿什拉夫，即穆罕默德后裔家族首领，是圣地的穆夫提和谢赫，也是先知穆萨节的操办人；阿布·古沙家族是耶路撒冷周围山区的军阀，守护着从雅法出发的朝圣路，是侯赛尼家族的盟友。直到最近，通过阿德尔·曼纳教授的研究，我们才得知古达亚家族是如何盗用了侯赛尼家族名号的。努赛贝家族的名字由加尼姆而来；哈立迪家族由戴里而来；加拉拉家族（曾与侯赛尼家族争夺穆夫提职位）由哈斯卡费而来。“这些家族如此改换名字，让人很困惑，令人不解，”这些家族中一个叫哈齐姆·努赛贝（Hazem Nusseibeh）的人承认说，他是约旦前外交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耶路撒冷人》中，他这样写道，“尽管这种事发生在七个世纪前。”

[15]　耶路撒冷通常由强大的大马士革省总督管辖，总督每年都是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领头，他靠自己的武装远征队为车队提供资金。其他时候，耶路撒冷则由坐镇阿克的西顿知事控制。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一个区，受区总督或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的控制。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耶路撒冷的地位几经变迁，有时它会是块独立的地方。奥斯曼帝国总督在卡迪的协助下行使管辖权，卡迪是在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城市法官，穆夫提则从耶路撒冷各家族中推举（穆夫提是由帝国大穆夫提任命的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教长，穆夫提会针对宗教问题提出教法裁决）。大马士革和西顿的两个帕夏是仇家，二者有时会因争夺巴勒斯坦发生冲突。

[16]　波将金为凯瑟琳想出了“希腊计划”——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称君士坦丁堡为沙皇格勒），并由凯瑟琳的孙子统治，凯瑟琳的孙子名叫君士坦丁。凯瑟琳对波兰的瓜分导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出现了数百万犹太人，他们大多数被限制居住在“栅栏区”里，过着悲惨的穷苦生活。作为俄国历史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领袖之一，波将金本人也是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把解放耶路撒冷视作其“希腊计划”的一部分。1787年，波将金组建了一支以色列拉夫斯基犹太骑兵团去攻打耶路撒冷。一个叫利涅亲王（Prince de Ligne）的目击者嘲笑这些长着下垂长卷发的骑兵是“马背上的猴子”。最终，波将金尚未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就死去了。

第八部分　帝国

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时候能去参观耶路撒冷。

亚伯拉罕·林肯，与其妻的对话

在世界编年史上出现过的最值得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全在此地上演。

詹姆斯·巴克利，《伟大君王之城》

没有哪个地方的苍穹比锡安山那令人自豪的巅峰之上的苍穹更纯净、更透彻、更万里无云。如果一个旅行者能够忘记他正行走在一个民族的坟墓上，而他的宗教正源于这个民族，那么可以确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他急于离开的城市。

W.H.巴特利特，《步行》

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当阁下的祖先在不知名的小岛上如野蛮人一样活着时，我的祖先已经是所罗门圣殿的祭司了。

本杰明·迪斯累利，在众议院的演讲

看看，这里都以宗教的名义制造了什么！

哈丽雅特·马蒂诺，《东方生活》

34

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阿克的蓝胡子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拿破仑征服耶路撒冷，除了这个人称“屠夫”的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地区军事首脑艾哈迈德·贾扎尔（Ahmet Jazzar）帕夏。“屠夫”在年轻时候就采用了贾扎尔这个名字，并将他的事业建立在这样一个信条上：恐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发人的斗志。

“屠夫”在其领地上实行恐怖统治，任何他疑心有一丁点不忠思想的人都会被他迫害得残缺不全。一个曾经在“屠夫”的首都阿克拜访过他的英国人发现，他“周围都是一些受了伤的、毁了容的人。那些具有某种行政职务或在门边站岗的人，全都是要么失去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鼻子、一只耳朵，要么失去了一只眼睛”。可以肯定的是，“屠夫”的犹太部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就“被夺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凡是来过叙利亚这个地区的人，无不为这里没有鼻子和耳朵的脸的数量感到震惊”。“屠夫”称这些人是“有标记的人”，有时他还把那些受害者的双脚套上马蹄铁。他曾将一些当地基督徒的住处完全封住，把活生生的人堵在里面。还有一次，他将五十个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召集起来，命令他们脱光衣服，然后让士兵将这些人用乱刀砍成碎片。当怀疑他的女人们对他不忠时，他把自己的七个妻子全部杀掉。凡此种种使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克的暴君，他生活时代的希律王，周边所有国家的恐怖人物，蓝胡子的故事成真了”。

“屠夫”让欧洲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长长的白胡子、简约的长袍、腰带上镶满珠宝的短剑，以及他那相当雅致的习惯：他把纸张剪成花的图样，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他散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魅力，带着一丝假笑对他的拜访者说：“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的名字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爱戴的，尽管我很严厉。”入夜，他将自己关在后宫，十八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斯拉夫女人众星捧月般包围着他。[1]然而，现在，这个老人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遇到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雅法港，而雅法距离耶路撒冷只有区区20英里（约32千米）。整个耶路撒冷都陷入恐慌，大家族们将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武装起来。一伙暴徒抢劫了基督教的修道院，修道士们为了安全不得不将自己禁闭起来。城墙外面，达马斯将军正向波拿巴请令进攻这个圣城。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拿破仑答复说，他首先要征服阿克，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然而，很显然，波拿巴和他的军队将他们这次对付穆斯林的远征排除在了文明行为法则之外。一个法国科学家写道，当拿破仑猛攻雅法时，“士兵们纷纷砍杀城里的男男女女，场景非常恐怖”，他被“射杀声、妇女和父亲们的尖叫声、成堆的尸体、一个女儿在其母亲的尸体上被强奸、血腥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胜利者关于抢夺战利品的争吵声”所震惊。最后，法国士兵们终于开始休息了，却“是在成堆的死人身上休息，鲜血和黄金使他们感到满足”。

在向阿克进军之前，波拿巴冷血地命令军队屠杀至少二千四百四十人，不过后来“屠夫”可能有四千个士兵被杀，平均每天六百个士兵殒命。1799年3月18日，拿破仑对阿克进行围攻，当时阿克仍在“屠夫”的掌控之中，拿破仑曾高傲地宣称“屠夫”是“一个老男人，我从未听说过他”。然而，蓝胡子和他的由四千名阿富汗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摩尔人组成的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着。

4月16日，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役中打败了“屠夫”的骑兵和一支奥斯曼军队。之后，在距离耶路撒冷25英里（约40千米）的拉姆拉，拿破仑发布了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告犹太人书》，落款这样虚假地写着：“耶路撒冷总司令部，1799年4月20日”。

法兰西共和国亚非地区军队总司令波拿巴致巴勒斯坦的合法继承人——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国家，因几千年的征服欲望和专制统治，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可以高兴地站起来了，可以带走你们以色列人祖传的遗产。这支年轻的军队已经将耶路撒冷设为我的司令部，几天之后司令部就会转移到大马士革，所以，你们仍旧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的主人生活在那里。

法国官方公报称拿破仑“已经武装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然而，在征服阿克之前，拿破仑还不能说占领了耶路撒冷。而“屠夫”这时也加强了防务，他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两艘一线作战军舰的支持，军舰的司令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是一个私奔的女继承人和一个冒险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有着漂亮的小胡子和敏锐的黑眼睛”。他在十三岁时就参加了海军，与美国叛乱者打过仗，之后，他被临时调派到瑞典海军，同凯瑟琳大帝的俄国人交上了火。由于瑞典国王册封他为爵士，所以他的那些英国竞争者们嘲笑他是“瑞典爵士”。法国大革命后，史密斯曾掠夺过法国，但被抓了起来，并被囚禁在阴森可怕的巴黎圣殿塔里面，后来他机智地逃了出来。他对波拿巴尤其鄙视，因此在很多公开信中都对波拿巴进行了嘲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史密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一个观察者这样写道：他是一个“热情的人，永远富有活力，极其自负，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可以拯救那个总是在劝说别人的人，西德尼·史密斯是骑士当中最出色的人”。在正常生活中他是个荒谬可笑的人，但是在危机中他却是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史密斯和“屠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史密斯这个英国人很羡慕“屠夫”有把闪闪发光的大马士革短剑，而“屠夫”也无时无刻不把它带在身边，“屠夫”曾夸耀说：“我带的这把剑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它已经割下过很多人的脑袋了。”史密斯想要“屠夫”证明给他看，于是“屠夫”让人牵过来一头牛，他只一下便把牛的头给割下了。史密斯将他的八十八个水手与“屠夫”的多国卫队整合到一起，共同抗击拿破仑，结果波拿巴发动了三次针对阿克的进攻，而两人都合作共同奋力击退了这三次进攻。当奥斯曼土耳其的援军到达时，法国人对阿克的围困已经延长到第三个月，这时法国的将领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截至1799年5月21日，拿破仑的军队里已有一千二百人死亡，两千三百人生病或受伤。拿破仑决定带领军队向埃及撤军。当时，有八百个法国士兵因病留在雅法。由于这些人会减缓部队撤退的速度，拿破仑命令他的私人医生们将这些伤兵杀掉。当这些法国医生拒绝执行命令时，一个土耳其医生自告奋勇对这些病人使用了致命的鸦片酊。难怪法国将领让-巴普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反思说：“我们在圣地犯了不计其数的罪，做了大量的蠢事。”两千多个耶路撒冷人在该市总督的率领下，骑马追赶并骚扰正在撤退的法国军队。当那不勒斯的农民战士们冲进雅法时，史密斯以呼吁耶路撒冷人恢复秩序的方式试图阻止他们对基督徒的屠杀。

在埃及，拿破仑遭遇了灾难性的战役，面对惨败，他只能通过无耻地歪曲事实来挽救自己。他抛弃自己的战士，乘船返回了老家。留下来在埃及进行指挥的克莱贝尔将军这样咒骂拿破仑：“那个屁股沾满了屎的混蛋抛弃了我们。”但是在法国，拿破仑却像一个凯旋的征服者那样得到了人们的欢呼，他很快便从督政府手里攫取了政权，成为第一执政官。[2]一首关于他的远征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歌曲《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 pour la Syrie），成为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圣歌。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因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处境危险。因喜欢追逐宏大的排场，史密斯认为，只有将英国人的沉着冷静展示出来才能拯救他的同胞。在得到“屠夫”和苏丹的同意后，他让他的海员们身着统一制服，敲锣打鼓从雅法向耶路撒冷行军。穿过很多街道后，他在圣救世主修道院升起了英国国旗，修道院的方济各会高级修士宣布：“每一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对英国，尤其是对史密斯有着最伟大的义务，正是有赖史密斯，他们才得以从波拿巴无情的手中保全下来。”事实上，穆斯林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对象。史密斯和他的全体船员在圣墓大教堂进行祈祷，这是自1244年以来第一批进入耶路撒冷的英格兰人的军队。

苏丹塞利姆三世给了“屠夫”很多荣誉，任命他为其故乡波斯尼亚及埃及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在与加沙的帕夏短暂交战之后，“屠夫”开始统治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但是，他依然没有变得柔软，他割掉了他的总理的鼻子来泄愤，而这个人此前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1804年，“屠夫”死的这一年，耶路撒冷陷入了混乱。

但是，拿破仑和史密斯却让黎凡特变得备受大家喜欢。在那些此时开始探索东方，同时又在欺骗西方人的畅销书中详述自己冒险功绩的冒险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法国子爵，他在1806年时就注意到耶路撒冷正遭受着战火、叛乱和掠夺的困扰，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耶路撒冷发展的最低潮。

35

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çois-René）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那些叛乱的帕夏和成群的巴勒斯坦农民不断造反并占领荒凉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此前已经被大马士革的总督们摧残过了，他们每年都会来此地进行行军示威，对待耶路撒冷就像对待被征服的敌军领地。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当帕夏离开后，守在大卫塔的驻军只剩下十二个，耶路撒冷开始变得更加可怕：“唯一的噪音就是沙漠中马匹的疾驰声——那是拿着贝都因人的首级，或者是抢劫完某些不幸的农民后正在返程的土耳其士兵。”

现在，这个法国人可以在这个充满污秽、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里纵情狂欢了。这个热情洋溢的、喜欢吃喝的人发明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牛排烹饪法，与那些友好的、身材肥胖的方济各会东道主们一起享受着盛宴的美食，他品尝着“小扁豆汤、拌着黄瓜和洋葱的牛肉、烤小山羊配米饭、鸽子、鹌鹑、野味，还有绝美的葡萄酒”。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同时他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那些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感到无比震惊。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下跪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尔后他又跪拜在戈弗雷和鲍德温这两个法国勇士的墓前，后者曾经打败过伊斯兰教——这个在他看来是“仇视文明，一贯对无知、专制和奴隶制度进行偏袒的宗教”。夏多布里昂已经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

方济各会修士们以一种庄严的仪式授予夏多布里昂“圣墓骑士”荣誉称号。当他们围绕着双膝跪地的子爵，将戈弗雷用过的马刺系到他的脚后跟上，并以这个十字军战士的剑册封他为爵士时，夏多布里昂几乎欣喜若狂：

只要想到我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教堂，距离耶稣基督的墓只有十二步，距离戈弗雷的墓只有三十步，而且我还佩带着圣墓守护者的马刺，触摸了那把又长又大的剑，而这把剑曾被一个如此高贵、如此勇敢的人使用过，我就不能不为此动容。

1808年10月12日，一个亚美尼亚籍教堂看守人在圣墓大教堂二层的亚美尼亚画廊火炉边睡着了，结果火炉失火将他烧死，而且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这场大火使圣墓遭受了破坏。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基督徒拜访了穆夫提哈桑·侯赛尼（Hassan al-Husseini），请求他驻扎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以防止教堂遭到洗劫。希腊人指责亚美尼亚人故意纵火。当时英国和奥地利正在与拿破仑皇帝打仗，以牵制这个很显然不可战胜的人，因此，希腊人只能求助于俄国人，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他们才得以加强对教堂的控制。他们建造了洛可可式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圣墓周围。他们通过捣毁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国王的坟墓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功：此时已经返回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们的局外人。[3]一伙穆斯林暴徒袭击了试图修复教堂的建筑工人，守备部队也开始叛乱。“屠夫”的继任者、他的女婿苏莱曼帕夏——人称“公义者”（他的前任“屠夫”之后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温和）——占领了耶路撒冷，他处决了四十六个叛乱者，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作为装饰。

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受到了拿破仑那肮脏的小规模中东战争的鼓舞，受到了奥斯曼帝国败落的鼓舞，受到了夏多布里昂回家后所撰写的书的鼓舞。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4]在伦敦，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对他在黎凡特之功绩的夸耀引起了他出身皇室的女主人的无尽想象，并因此激发了史上最疯狂的王室之旅。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霍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

卡罗琳王妃是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的妻子，两人已分居。王妃对意气风发的史密斯非常着迷，经常请求史密斯的表妹赫斯特·斯坦霍普（Hester Stanhope）夫人，即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外甥女，为他们之间无耻的风流韵事打掩护。

赫斯特夫人对卡罗琳王妃的粗俗、轻信及淫荡非常厌恶。据说王妃在史密斯面前搔首弄姿，“不断地展示自己，宛如歌剧里的女孩”，甚至将吊袜带系到了膝盖以下，赫斯特认为：“她是一个无耻的女人，一个十足的妓女！太卑贱太粗俗了！”卡罗琳和摄政王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所谓的对其当时爱情生活的“细致考察”揭示出，她至少有五个情人，其中包括史密斯、胡德勋爵、画家托马斯·劳伦斯，以及几个佣人。不过史密斯关于阿克及耶路撒冷的故事博得了关注：卡罗琳和赫斯特这两个女人各自下了决定，要到东方去旅行。

赫斯特夫人命中注定与耶路撒冷有缘。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以前当过水手，是个狂热的加尔文教徒，他宣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后裔，以后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他在著作《新耶路撒冷规划》（Plan for New Jerusalem）中说，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他为犹太人的国王和恢复者”，他还坚称英国人是犹太民族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他将会引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他为圣殿山设计了花园和宫殿，为他的新以色列人设计了服装和旗帜，但是最后他却被当成精神病人关了起来。不过，使人民相信犹太人在三十年之内的神圣回归会加速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却几乎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

布拉泽斯期待有一位神圣庄严的女士为他的这项事业提供帮助，因而他选择了赫斯特·斯坦霍普夫人作为他的“犹太王后”。当她来到新门监狱探访他时，他预言说：“总有一天她会前去耶路撒冷，引导那些特选子民回归圣地！”赫斯特夫人确实在1812年参观了耶路撒冷，她当时穿着迷人的奥斯曼服装，然而布拉泽斯的预言却并未成真。她留在了东方，而她的名声有助于提高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最令人满意的是，她比那个她蔑视的卡罗琳早到了耶路撒冷三年。

1814年8月9月，四十六岁的卡罗琳王妃开始了她不甚光彩的地中海之旅。受到史密斯、赫斯特夫人以及形形色色十字军前辈朝圣者的鼓舞，卡罗琳宣称：“耶路撒冷是我的伟大夙愿。”

在阿克，王妃受到了“公义者”苏莱曼那个“缺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个鼻子的犹太人首相”的欢迎——苏莱曼帕夏不仅继承了“屠夫”的领地，而且留用了他的犹太人顾问——哈依姆·法尔希。“屠夫”死后十年，卡罗琳的侍臣对“在街上能看到多少人没有鼻子”感到好奇，但卡罗琳王妃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个“东方民俗的粗野盛况”。到达耶路撒冷时她带了一个二十六人的随行团，包括她收养的弃婴（可能是她自己的孩子）威利·奥斯汀（Willie Austin），以及她的新任情人巴托罗缪·佩尔加米，此人是个意大利士兵，比她小十六岁。现在佩尔加米成为了男爵，是卡罗琳的管家，一位女士曾这样心醉神迷地描述他：他是个“6英尺（约1.8米）高的男人，有着一头漂亮的黑色头发，脸色苍白，小胡子能从这里伸到伦敦”！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卡罗琳带领着两百名随从，“看起来就像军队出行”。

卡罗琳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头驴，就像耶稣一样，但是她过于肥胖，因此两边各需一个仆人搀扶。在圣救世主修道院，那些方济各会修士们护送着她进入她的套房。她的一个侍臣回忆说：“不可能画下当时的场景”，“男人、女人、小孩、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天主教徒、异教徒，全都来迎接我们”。他们大声喊着：“欢迎！”借着燃烧的火把的光亮，“很多根手指指向这个皇室朝圣者”，同时有声音呼喊着：“那就是她！”难怪如此——卡罗琳经常戴着“一头两边卷曲、几乎与她的无檐帽顶同样高度的假发，假眉毛（她天生就没有长眉毛），以及假牙”，当天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礼服，礼服前后都裁剪得很短，而且太短了些，几乎不能遮盖她那“巨大而突起的腹部”。一个随从不得不承认，她进入耶路撒冷时“虽不失庄重，但确实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卡罗琳为自己是六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王妃感到自豪，她极其希望“自己的崇高能够受人缅怀”，因此她创建了圣卡罗琳修道会，这个修道会有它自己的旗帜——一个镶有丁香花丝带和银饰品的红十字。她的情人佩尔加米是该修道会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掌控者”。返回时，她命人对她的这次朝圣活动画了一幅画《卡罗琳王妃进谒耶路撒冷》。

这个未来的英格兰王后对方济各会修士们给予了慷慨的捐助。1815年7月17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第三周），卡罗琳“在社会各阶层的一片感谢声和惋惜声中离开了耶路撒冷”，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不难想象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

1819年，当大马士革的税收被提高了三倍时，这个城市再次发生了叛乱。这次，巴勒斯坦的强人、“屠夫”的孙子阿卜杜拉帕夏出兵镇压。[5]耶路撒冷被拿下后，总督亲手绞死了二十八个叛乱分子——其余的人在次日被斩首，所有尸体都陈列在雅法门外。1824年，奥斯曼帕夏、“犯罪者穆斯塔法”（Mustafa the Criminal）的野蛮行径终于引发了一场农民起义。在阿卜杜拉于橄榄山上炮轰农民起义军之前，耶路撒冷赢得了几个月的独立。19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勇敢的英国旅行者朱迪丝·蒙蒂菲奥里（Judith Montefiore）与她富有的丈夫摩西一起访问了耶路撒冷，她写道：耶路撒冷是个“衰败、荒芜、凄凉”的地方，“这个曾是尘世欢乐来源的城市，如今没有一处遗迹留存”。

蒙蒂菲奥里夫妇是新一代首批有影响力的、令人尊敬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决定帮助耶路撒冷那些蒙昧落后的同胞。虽然受到了耶路撒冷总督的款待，但是他们却在城里和一个以前从事奴隶贸易的摩洛哥人住在一起，他们的慈善工作以修复伯利恒附近的拉结墓拉开了序幕。拉结墓是继耶路撒冷的圣殿、希伯伦的犹太长老墓之后的犹太教第三大圣堂。不过，和其他两个地方一样，伯利恒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蒙蒂菲奥里夫妇没有孩子，而据说拉结墓可以帮助妇女怀孕。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差不多就像欢迎弥赛亚降临”一样来欢迎他们，但是却恳求他们不要给予得太多，因为他们走后，土耳其人会以征收更高税款的方式来摧残他们。

摩西·蒙蒂菲奥里是以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白手起家的英国绅士、国际财阀、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Rothschild）连襟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的，他并不特别笃信宗教。然而，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却改变了他的生活。离开时，他成了一个重生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晚他一直在祈祷。对他来说，耶路撒冷只是“我们祖先的城市，是我们渴望的地方，是我们旅程最后的终点”。他相信，每个犹太人都有义务来此朝拜，他说：“我谦卑地向我祖先的上帝祷告，从今以后我将会变得更加正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6]他曾多次重返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他努力将一个英国贵族的生活和一个传统犹太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蒙蒂菲奥里一离开，一个有着拜伦风格的装模作样的人便骑马来到了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和这个人都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英国塞法尔迪犹太人，虽然并不相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两个都会把英国的进步带到中东。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你应当看到我穿希腊海盗服的样子。鲜红的衬衣上缝着先令大小的银饰纽，一个很大的围巾，腰带上别满了手枪和匕首，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便鞋，蓝色的宽松条纹短上衣和裤子。真是太邪恶了！”这就是本杰明·迪斯累利这个二十六岁的时髦小说家（当时他已经是《年轻的公爵》一书的作者）、失败的投机者、充满抱负的政治家在进行其东方之旅时的装扮。这种旅游是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游学旅行”的一种新方式，综合了浪漫主义态度、经典观光、抽水烟袋、贪婪地嫖妓、到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参观等多种元素在内。

迪斯累利打小就是作为犹太人被抚养长大，但是二十六岁时他却接受了洗礼。后来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自己是“插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页”，行走在两种宗教的边缘。迪斯累利身材纤瘦，脸色苍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在骑马通过犹地亚山时，他“骑得很好，装备也很好”。当看到城墙时，他写道：

我大吃一惊。很显然，我面前是一座极其壮观的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建在圣殿的遗址上，有美丽的花园和华丽的大门，还竖立着很多穹顶和塔楼。然而，没有什么比它周围的景色更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和贫瘠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异乎寻常的景象。

在亚美尼亚修道院（也就是他当时暂住的地方）的屋顶用餐时，迪斯累利遥望着“耶和华失落的都城”，被犹太历史的浪漫深深地吸引了，同时也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好奇，他禁不住想要参观圣殿山。曾有一个苏格兰内科医生和一个英国女人潜入休憩广场——只不过二人都伪装得严严实实。迪斯累利却不精于此道，他说：“我被一群包着头巾的宗教狂人监视着，包围着，很难逃脱！”他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视为同一个民族，认为阿拉伯人就是“骑在马背上的犹太人”，而且他还质问基督徒：“如果你不信他们的犹太教的话，你的基督教又源自哪里呢？”

在耶路撒冷参观时，迪斯累利开始撰写他的下一部小说《埃尔罗伊》（Alroy），这部小说描写了12世纪那个在劫难逃的“弥赛亚”的故事，这个人发动的起义被迪斯累利称为“神圣而浪漫的犹太民族纪年表上一件光彩夺目的事件，这个民族给了我鲜血和名讳”。

迪斯累利的耶路撒冷之行提升了他作为一个托利党贵族和外来的犹太领袖的独特混合体的神秘性，[7]这次行程使他确信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并使他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到锡安山。在他的小说中，大卫·埃尔罗伊的顾问宣称：“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你问我想要什么，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1851年，迪斯累利这个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政治家慎重地表示：“让犹太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既是公平的，又是可行的。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帝国购买的方式获得。”

迪斯累利称埃尔罗伊的冒险经历正是他“理想中的抱负”，但事实上，他野心太大，所以不愿在事业上因任何犹太问题铤而走险：他想成为世上最伟大帝国的首相。三十年后，达到这个“充满污秽的权力顶点”的时候，迪斯累利确实通过获得塞浦路斯和购买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权力延伸到了这个地区。

迪斯累利返回英国着手经营他的政治事业后不久，一个阿尔巴尼亚军阀，同时也是埃及的统治者，征服了耶路撒冷。

36

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

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

红色易卜拉欣

1831年12月，一支埃及军队行经耶路撒冷，当时“欢天喜地的”耶路撒冷人“在每条街道上都布满彩灯，载歌载舞进行欢庆。在这五天中，穆斯林、希腊人、方济各会修士、亚美尼亚人，甚至犹太人都很高兴”。但是，当看到埃及士兵们穿着“紧身裤，带着令人恐惧的枪械和乐器，用一种欧洲人的行军方式列队行走”时，穆斯林开始担忧了。

耶路撒冷的新主人是阿尔巴尼亚战士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他在埃及创立了一个王朝，当以色列国在一个世纪后成立时，这个王朝仍然统治着埃及。然而，现在被众人遗忘的是，他曾主宰近东国际外交长达十五年之久，并几乎征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阿里是一个烟草商的儿子，出生在现在的希腊，与拿破仑同岁，同时代的人都将他视为东方的波拿巴：“这些领袖人物都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们的性格中有着共同的特征：永不满足的野心，永无休止的活力。”这个长着白胡子的阿尔巴尼亚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穿着总是很朴素：白色的头巾、黄色的便鞋、蓝绿色的长袍，他甚至会用金银制作的、镶有钻石的7英尺（约2.1米）长的烟袋吸烟。他长着“一张有着高颧骨的鞑靼人的脸”，一种“奇怪的野火”在他“黑灰色的眼睛里带着才华和智慧明亮地闪烁着”。他以其常挂左右的弧形弯刀来展示他的权力。阿里及时地赶到了埃及，命令他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代表奥斯曼帝国对抗拿破仑。当法国人撤离后，他趁机利用随之产生的权力真空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唤来了他那个富有才干的儿子（有人说那是他的侄子）易卜拉欣（Ibrahim），易卜拉欣将马木鲁克奥斯曼的精英人士都骗到一个军事仪式上，并杀害了他们。接下来，阿尔巴尼亚军队通过烧杀抢掠打通了开往开罗的通道，但苏丹却只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阿里每天晚上只需要睡四个小时，并称在其四十五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阅读。每天晚上，他最喜爱的情妇都要为他朗读孟德斯鸠或者马基雅维利的书。这个野蛮的现代主义者着手创建了一支九万人的欧式军队，还有一个舰队。

起初，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很高兴能利用这股新兴的力量。当沙特家族领导着那些主张禁欲苦行的瓦哈比教派占领了麦加时，苏丹非常困扰，便向阿里求助。阿里及时夺回了麦加，并把阿卜杜拉·沙特的人头运到了伊斯坦布尔。[8]1824年，当希腊人反抗苏丹统治时，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军队残忍地镇压了希腊人的暴动。这件事让欧洲的那些大国有所警醒，因此，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捣毁了阿里的舰队，并帮助希腊获得独立。但是，这并不能够长久地阻止阿尔巴尼亚人的欲望：受到早期的耶路撒冷访问者、时任法国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子爵的鼓舞，他们都妄想着能有自己的帝国。

1831年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及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打败了苏丹派来的每支军队。很快，他的军队就轻松地攻占了伊斯坦布尔。苏丹最终承认阿里为埃及、阿拉伯半岛以及克里特岛的统治者，易卜拉欣为大叙利亚的总督。这个帝国现在属于阿尔巴尼亚人了，穆罕默德·阿里宣布：“我现在用剑征服了这个国家”，“我会用这把剑来维护它”。他的剑就是他的最高统帅易卜拉欣。在青少年时代，易卜拉欣就开始指挥部队，并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屠杀；也正是易卜拉欣打败了沙特家族，劫掠了希腊，征服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并几乎胜利地进军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城门口。

1834年春，易卜拉欣（众所周知，他被称为“红色”，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胡须是红色的）在大卫墓的宫殿群里成立了自己的指挥部。他坐在欧式的王座上而不是普通的坐垫上，公开地喝酒，这让当地的穆斯林非常震惊。易卜拉欣开始在耶路撒冷实施一场改革。他减轻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前所受的压迫，许诺他们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终止了所有朝圣者到教堂参拜需要付费的规定。现在他们可以身着穆斯林服装，骑马走在大街上，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对讲土耳其语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阿拉伯人，易卜拉欣的父亲就称阿拉伯人是“野兽”。4月25日，易卜拉欣在圣殿山上会见了耶路撒冷及那不勒斯的首脑，发布了关于征调两百个耶路撒冷士兵的命令。易卜拉欣说：“我希望这个命令即刻执行，不得拖延，就从耶路撒冷这里开始。”但是耶路撒冷却表现出了蔑视，耶路撒冷人反驳说：“宁可死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受无尽的奴役。”

5月3日，易卜拉欣主持了东正教的复活节仪式，一万七千名基督徒朝圣者将这个沸腾的城市推向暴乱的边缘。在受难节当晚，蜂拥的人群挤到圣墓大教堂等待领取圣火。一个名为罗伯特·柯曾（Robert Curzon）的英国旅行者看到了这一幕，并在其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朝圣者的行为狂乱不羁，达到了极致。他们一度将圣墓大教堂周围当成赛跑场，一些人几乎是光着身子，发疯似地跳着，吼着，尖叫着，好像已经着魔了。”

第二天早上，易卜拉欣进入教堂去观看圣火，但是人群太过密集，以至于他的侍卫们不得不“用枪托和鞭子”开路。当时有三个修士在“疯狂地演奏着小提琴”，妇女们开始“用一种极其特别的尖锐的哭喊声”大呼小叫。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就坐，夜幕降临了。希腊主教在“壮观的队伍”的簇拥下走进圣殿。人们都在等待那神圣的火花。柯曾先是看到有东西在闪烁，然后便见到了代表奇迹的火焰。圣火被传到了“那个为了此番荣耀掏钱最多的”朝圣者手里，但是“一场猛烈的战斗”因为圣火而突然爆发。朝圣者们因狂喜而昏厥，倒在了地上，刺眼的烟雾充满了教堂，三个朝圣者从高处的走廊上掉下来摔死了，一个年长的亚美尼亚女人死在了她的座位上。易卜拉欣试图离开这个教堂，但是挪动不了半步，他的卫兵于是企图以痛打人群的方式清理出一条通道，由此引发了民众惊恐逃窜。当柯曾“跑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母马利亚所站的位置”时，他感到脚下的石头是柔软的。

事实上，我是踩到了一大堆人的尸体上，他们都死了。其中一些人因窒息而变得脸色乌黑，其他人满身都是血渍，身上流淌着被人群踩爆的脑浆和内脏。易卜拉欣的士兵用他们的刺刀杀死了许多昏迷的可怜人，墙上溅满了人们的鲜血和脑浆，这些人就像牛一样被砍杀了。

疯狂的逃窜演变成“野蛮地拼死”求生：柯曾看到他周围全都是死人。易卜拉欣也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昏迷了好几次，直到他的卫兵抽出剑，在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尸体“堆成了堆，甚至堆到了膏油礼石上”。易卜拉欣站在院子里“下令将尸体挪走，还让他的人将那些看起来貌似还活着的人拖出去”。有四百个朝圣者殒命。当柯曾往外奔逃时，有很多尸体实际上还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灾难的消息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惊了无数基督徒，随后耶路撒冷、那不勒斯以及希伯伦地区的名门望族相继发动了叛乱。5月8日，一万名全副武装的阿拉伯农民进攻耶路撒冷，但被易卜拉欣的军队击退。5月19日，受大卫王夺取耶路撒冷时的一个场景的启发，位于大卫城下方的西尔万地区的村民为反叛者指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借助这条通道，反叛者潜入耶路撒冷，打开了南城门粪厂门（Dung Gate）。农民们抢掠了集市，军队对他们进行攻击也不过是为了加入这场掠夺。驻军指挥官逮捕了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和哈立迪家族的首领，但是，两万名农民在大街上到处乱窜，并占领了塔楼。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伊莱扎畏缩在他们租住的房间里，当威廉离开伊莱扎到雅法寻求帮助时，伊莱扎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只身处在“大炮的轰鸣、坍塌的墙垣、邻人们的尖叫、仆人的恐惧以及对屠杀的想象”当中。伊莱扎生下一个男孩，然而她的丈夫返回耶路撒冷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威廉就离开了“这个充满灾难的国土”。[9]

易卜拉欣一度撤退到了雅法，现在他在各个小山丘之间艰苦奋战，损失了五百来号人。5月27日，易卜拉欣在锡安山上扎营，之后他发动进攻，杀死了三百个起义者。但是，他在所罗门池附近遭到伏击，并被围困在大卫墓。在侯赛尼和阿布·古沙（Abu Ghosh）的领导下，叛乱再次爆发，易卜拉欣开始向他的父亲寻求援助。

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带着一万五千人的援军乘船驶向雅法，他是“一个长相好看的老人”，像帝王一样俯首坐在一匹“品种极好的马上，仪态自然高贵，完美地保持着一个伟人的形象”。这些阿尔巴尼亚人镇压了起义，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流放到埃及。后来起义再次爆发，这一次红色易卜拉欣在纳布卢斯外面屠杀了这些起义者。他洗劫了希伯仑，掠夺了乡村，并杀害了他的俘虏，在耶路撒冷实行恐怖统治。回到这个城市后，易卜拉欣任命原先参与造反的贾比尔·阿布·古沙（Jaber Abu Ghosh）族长为耶路撒冷总督，并将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处死。城墙上挂满了割下来的人头，囚犯们的尸体在雅法门附近新建的基什雷监狱逐渐腐烂，此后这个地方被奥斯曼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使用过。

阿尔巴尼亚人是热情的追求现代化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征服奥斯曼帝国的话，就需要欧洲人的支持。易卜拉欣允许那些少数民族修复他们被损坏的建筑：方济各会修士修复了圣救世主修道院；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始重建本·扎凯会堂，该会堂是耶路撒冷犹太区四大会堂之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回到了他们于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会堂。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已经遭到破坏并陷于贫困，但仍有一小部分俄国犹太人因在俄国国内备受迫害，选择在这里定居。

1839年，易卜拉欣攻打伊斯坦布尔，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而英国担心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法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会过大。奥斯曼苏丹及其敌人易卜拉欣都力求得到西方的帮助。年轻的阿卜杜拉-迈吉德（Abdulmecid）苏丹颁布了一个《崇高诏书》，承诺给予少数民族平等权，而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而且自十字军东征以后，教堂里第一次获准鸣钟。

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威廉·特纳·杨（William Tuvner Young）到达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了伦敦的新权力，而且肩负着让犹太人改宗并加速基督再临的使命。

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

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外交工作是由外交秘书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管的，但是这个神圣的使命却是由他的福音教派的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完成的。[10]五十五岁的帕麦斯顿并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是一个福音教派信徒，而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这被他愉快地在日记中记了下来）而被称为“丘比特勋爵”，因为精力充沛而被称为“帕姆勋爵”，还因为提倡炮舰外交被称为“浮石勋爵”。实际上，沙夫茨伯里开玩笑说，帕麦斯顿“不知道摩西·蒙蒂菲奥里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不是同一个人”。帕麦斯顿对犹太人的兴趣有着功利主义成分：法国通过保护天主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俄国通过保护东正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然而，耶路撒冷却几乎没有新教徒。帕麦斯顿想削弱法国和俄国的影响，他认为英国的权力可以通过保护犹太人而得到提高。而另一个使犹太人改宗的任务，则是帕麦斯顿继女婿的福音传道热情的产物。

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长满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个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所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现在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部分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了这样的牢骚：“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疯狂”。墨尔本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得以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指引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11]

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杨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12]，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杨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他在日记里提道：“上帝之子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国家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同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另一个热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了“耶路撒冷”的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用以保护他们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

当时耶路撒冷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个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前来倾听人们的诉求，并分发救济品给那些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他和他的妻子表示了热烈欢迎，但是，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他们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

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他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他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恢复统治的愿望相吻合。犹太人迫切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土耳其苏丹和阿尔巴尼亚人同时颁布的关于宽容的承诺起了冲突，从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反应。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目的是用他们的血在逾越节进行祭祀。这个想象中的猜测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因此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为的是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

蒙蒂菲奥里爵士刚刚才回到伦敦，但听到此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马上发起了营救大马士革犹太人的活动，试图将他们从这种中世纪的迫害中解救出来。在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emieux）的协助下，蒙蒂菲奥里火速赶到亚历山大港，去游说穆罕默德·阿里，让他释放这些犯人。但是，几周后，希腊的罗德岛上又发生了一起“血祭诽谤”案。蒙蒂菲奥里又乘船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受到奥斯曼苏丹的接待。他劝说苏丹颁布一个敕令，明确否认“血祭诽谤”的真实性。那是蒙蒂菲奥里最光辉的时刻——不过，他的成功既取决于他的国籍，也取决于他那通常比较沉稳的交际手腕。那个时候在中东地区，做个英国人正赶上好时候。

奥斯曼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都竞相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使他们的权力保持平衡。耶路撒冷仍旧处在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易卜拉欣的统治之下。法国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英国也试图在维持奥斯曼统治的同时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说如果易卜拉欣能从叙利亚撤出的话，就把巴勒斯坦和埃及给他，这其实是笔很不错的交易，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无法放弃那个最高的奖赏——伊斯坦布尔，因此拒绝了。易卜拉欣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帕麦斯顿转而建立盎格鲁-奥地利-奥斯曼联盟，并派出他的炮舰，在海军准将查尔斯·纳比尔（Charles Napier）的率领下炮轰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英国人的威力面前屈服了。

红色易卜拉欣过去曾将耶路撒冷向欧洲人开放，并永久地改变了它，但是现在，为了换回他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他放弃了叙利亚和这座圣城。[13]法国人因受到帕麦斯顿胜利的羞辱，便设想着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自由之城”，这是第一个建立国际化锡安的提案，不过在1840年10月20日，苏丹的军队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成了荒地，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刺的梨状仙人掌。那里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居民，其中大约五千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的进入，以及加利利的萨费德地区地震后，来自那里的大量难民的涌入。

帕麦斯顿离开了外交部，接任的是阿伯丁伯爵，阿伯丁命令副领事杨停止执行沙夫茨伯里福音派关于犹太人的方案，不过杨却对此熟视无睹。当帕麦斯顿重新掌权时，他命令这个耶路撒冷领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接收所有向你发出请求的俄国犹太人”。

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在他们对犹太人的传道中变得更加积极。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杨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只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不过他们却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

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个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不过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开始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也就是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想凭借任何托辞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到那些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身上。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们的孩子面前起立。自命不凡的奥地利和萨丁尼亚领事要更傲慢些，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

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杨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内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是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他无视来自伦敦方面的命令，为俄国犹太人提供英国方面的保护，但是却从未停止让犹太人改宗的努力。当奥斯曼人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时，芬恩便在塔尔比赫（Talbieh）购买并开发了一块农场，随后又在亚伯拉罕葡萄园开发了另一块土地，这些都是在切尔滕纳姆的库克女士的资金援助以及一群致力于英国福音事业的女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芬恩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教授犹太人体验诚实劳动的乐趣，让更多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

芬恩将自己视为帝国总督、圣洁的传教士以及地产大亨的混合体，他肆无忌惮地花着大量来源可疑的钱，还大肆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和他的妻子（另一个狂热的福音派人士）还学会了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被广泛使用的拉迪诺语。虽然他们积极地保护那些在耶路撒冷受到残酷压迫的犹太人，但他带有强迫性的传教使命仍激起了犹太人的暴力抵抗。在芬恩成功地让一个名为门德尔·迪格尼斯的男孩改宗后，“犹太人翻过阳台，制造了巨大的骚乱”。芬恩称犹太拉比是“狂热分子”，不过，在英国，极富权势的蒙蒂菲奥里在听说犹太人深陷困扰后，派了一个犹太医生带着药品来到耶路撒冷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打擂台，这个医生转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一座医院。

1847年，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攻击了一个犹太少年，因为该犹太少年向身后扔小石头时擦伤了这个阿拉伯男孩的脚。希腊东正教社团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最反犹的团体，在穆斯林穆夫提和法官的支持下，迅速作出反应，指控犹太人是在设法获取基督徒的鲜血用来烘烤逾越节饼干：血祭诽谤以前曾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不过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蒙蒂菲奥里说服苏丹颁布的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被证明是起决定作用的。

与此同时，有一个人加入到了外国领事的队伍，这个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访耶路撒冷的英国作家、《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我怀疑有哪个政府会接受或任命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担任大使。”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作为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应该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所具有的傲慢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一个费城的庄园主、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后，克雷森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对我来说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子孙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解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那种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他们曾享受了一段宗教愉悦的大觉醒。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时，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比例是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一半。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爱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像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英帝国那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援引着《圣经·旧约》的启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博士（Dr Edward Robinson）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们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林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我在精神上和耶路撒冷同在”时，他们的会众都禁不住哭泣起来。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正好赶上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做过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14]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哈丽特·利弗莫尔（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其父亲和祖父都是新英格兰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当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到达耶路撒冷后，利弗莫尔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作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也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作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波阿斯·以色列，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了他挥动着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上极不称职、痴迷于折衷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有异常行为等一系列证据。他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是在对美国公民可以信仰他们愿意相信的任何事物的宪法权进行挑战，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块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托拉》，在与其美国妻子离婚后他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他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对比。当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他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感到着迷又加以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忧郁，一半可笑”。这位美国领事在贝鲁特曾问过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他还说：“还有一些不久后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脑子中都抱有奇怪的观点，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在这一年要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却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

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极的人群所分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农民隐士也在协助东正教的传播，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是在试图模仿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教堂样式。俄国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15]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作准备的关键部分。

尼古拉一世吸收了这个传统，他是凯瑟琳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这两个人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而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有必要以一个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关于这个末代皇帝传说的现代版本。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现在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我们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是负有责任的。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他统治俄国时就像一个苛刻的教官。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的头发掉完了，一个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与他那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个情妇，那是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虽然独揽俄罗斯大权，但尼古拉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

数年来，尼古拉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能够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现在尼古拉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并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状态”。

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们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还派遣了一支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进行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方面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行他们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中心所在。”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因为后来，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的紧张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年代的流逝，保罗（尼古拉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还远没有精神失常的话，他此时开始显现的便是其父一些顽固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他原本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国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着“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开始“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坏”。

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后偷走了。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现在，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了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直到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平淡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皇帝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却是第一个现代政治家，而且他知道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并在国外赢得胜利。尼古拉则将这次危机看作是通过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凡间获得荣耀的金钥匙。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

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作些让步。但是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软弱，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奥斯曼人时，派了一支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并把最高权威赋予了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

尼古拉一世恐吓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开始在多瑙河流域（现在的罗马尼亚）侵扰奥斯曼的领土，并向伊斯坦布尔开进。尼古拉一世确信自己已经依靠魅力争得了英国人的支持，他断然否认他想吞并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更不用说吞并耶路撒冷了。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对伦敦和巴黎方面判断失误。面对俄国人的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和法国以发动战争向俄国进行威胁，但尼古拉固执地称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他解释道，他“发动战争只是为了基督教的目的，是在神圣十字架的旗帜下进行的”。1853年3月28日，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宣战。即便绝大部分战事都远在克里米亚，但耶路撒冷却被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那以后它一直就处于这个位置。[16]

当耶路撒冷的驻军整装出发准备抗击俄国人时，詹姆斯·芬恩看到他们将武器放在雅法门外的阅兵场上，在那里，“移动的铁制品在叙利亚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因为这些士兵在行进时都佩带着固定好的刺刀”。芬恩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核心所在就是圣地”，而尼古拉的“目标依旧是真正拥有耶路撒冷的圣殿”。

一批与虔诚的俄国人不同的、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参观者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仅在1856年就有一万人左右。他们涌入城市来参观这个挑起了欧洲战争的神圣的地方。那会儿，来参观耶路撒冷仍旧是一项很冒险的行为，那里没有四轮马车，只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实际上，那里也没有宾馆或银行，参观者都住在修道院里，最舒适的要数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那里有雅致的、通风良好的庭院。1843年，一个名为梅纳赫姆·门德尔的俄国犹太人建造了第一座酒店——卡米尼兹酒店，随后英国人很快也建立起了一座宾馆。1848年，塞法尔迪的瓦雷罗家族在离大卫街不远的一栋楼上开设了第一家欧洲银行。耶路撒冷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偏远小镇，通常被一个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17]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所居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对帕夏那些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纷纷排斥。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参观者们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帕夏力图确保耶路撒冷的平静，但是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却围攻了新任命的天主教主教，并纠集了一群骆驼冲进主教的寓所。对那些前来参观圣地的伟大作家们来说，所有这些都令他们感到高兴：那么多士兵都死于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于充满腐烂气味的医院。真实的圣地却未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写成的，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了三千册。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are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个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18]

修道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的一个场景。新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詹姆斯·芬恩福音派信徒中，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了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嫌疑犯（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缺少证据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奥斯曼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当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出面进行干涉。他把自己当成是圣城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着手调查这些犯罪中的每个案件，但是，尽管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他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

对于那些仍旧需要芬恩保护的犹太人来说，他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刺激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哭号和哀痛”的声音便会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摩苏尔人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受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经过这里对犹太人来说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奥斯曼士兵捅伤了，还有一个犹太葬礼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攻击。在每件事情上，芬恩都向土耳其统治者施压，迫使他进行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以落实。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发产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一种反映，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都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个有着野蛮的西方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窜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那些战士当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感到吃惊。她竭尽全力在阿拉伯各个谢赫之间进行和平协调，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谢赫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其中一个谢赫被捕，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他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就像是个阿拉伯人的罗宾汉。最后，年迈的耶路撒冷总督哈菲兹（Hafiz）帕夏不得不组织了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进行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

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与塞法尔迪犹太人一起，都聚集到了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土耳其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每天晚上城门都会关闭”。

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好像“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之外，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那种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我对我肛门的那种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这个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以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进行狂欢的方式来庆祝他从耶路撒冷的逃离：“我与三个女人做爱，达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残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他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19]

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

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也在巨大的紧张压力之下身患重病，并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俄国海军基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彻底丢尽了脸面。在一次各方都损失惨重（七十五万人战死）的军事作战失败后，新上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呼吁实现和平，放弃其占有耶路撒冷的帝国野心，不过，俄国至少赢得并恢复了东正教对圣墓大教堂的绝对统治权，直到今天这种状况还保持着。

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在希律城堡发射大炮庆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后，詹姆斯·芬恩在参加圣火传递时却发现“希腊朝圣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后面，然后从教堂楼座扔下来的棍棒、石头”攻击亚美尼亚人。他注意到“可怕的冲突随之发生，投射物向上被扔到楼座上，大量被破坏的灯具、玻璃及油倾覆到人们头上”。帕夏匆忙从其在楼座里的位子走下来时，“头部遭到了击打”，他不得不在带刺刀的士兵到来之前被抬出去。几分钟后，东正教主教手持圣火，在人们狂喜的尖叫、擂胸和火苗的闪耀中出现了。

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这很滑稽，因为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便买下了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

这次胜利对土耳其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拉-迈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他的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各种自由。他还将圣安妮这个十字军时代的教堂（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了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未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全副武装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了他们的驻地，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物。土耳其政治家们都是易变的，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

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法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特别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线。现在，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38

新城市

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

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

1855年7月18日，当见到失落的圣殿时，蒙蒂菲奥里礼节性地撕碎了他的衣服，然后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他的野营地。他在雅法门受到了千百个耶路撒冷人的簇拥，这些人接二连三地朝空中开枪，欢呼着迎接他。詹姆斯·芬恩先前曾计划让犹太人改宗，却不断遭到蒙蒂菲奥里的阻拦，因此他试图破坏人们对蒙蒂菲奥里的欢迎会，不过有着自由思想的统治者基亚米尔帕夏（Kiamil Pasha）却派了一支荣誉卫队给蒙蒂菲奥里赠送武器。当蒙蒂菲奥里作为第一个西方犹太人参观圣殿山时，帕夏还给他派了一支百余人组成的卫队，而且让蒙蒂菲奥里坐在一个轿椅里面，这样就不会违背这样一个禁令：禁止犹太人进入圣殿山，以免他们站立于圣殿山与至圣之所。蒙蒂菲奥里帮助耶路撒冷犹太人这个毕生的使命并不轻松：犹太人中的很多人都靠慈善救济生活，当蒙蒂菲奥里想断了他们对救济的念想时，这些人便异常恼火，甚至在他的营地周围搞起了骚乱。和蒙蒂菲奥里一同前来的侄女杰迈玛·塞巴格（Jemima Sebag）写道：“真的，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待在帐篷里将不再安全。”而且，蒙蒂菲奥里的所有计划并非都付诸实施了，例如他始终未能建造从雅法出发的克里米亚铁路。不过，他的这次行程却改变了耶路撒冷的命运。蒙蒂菲奥里劝说苏丹重建了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犹太会堂，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耶路撒冷买了地皮安置犹太人。他为修复胡瓦会堂付了钱，并开始物色想要买的土地。

梅尔维尔对摩西·蒙蒂菲奥里描述如下：“这个克罗伊斯（意为‘大富豪’）——一个七十五岁的高大男人，乘坐由几头骡子驮着的轿子从雅法动身。”蒙蒂菲奥里有6.3英尺（约1.9米）高，还没有满七十五岁，但要从事这样的旅行的确稍显年迈了一些。他有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参观耶路撒冷的经历，他的医生们建议他不要再去了，因为“他的心脏很虚弱，而且血液也含有毒素”，但是他和朱迪丝还是义无返顾地来了，同行的还有服侍他们多年的家仆、佣人，甚至还有他自己为制作犹太人的洁净食物而雇请的屠宰师傅。

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蒙蒂菲奥里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英帝国鼎盛时期，这位富裕的维多利亚准男爵同时兼有地方总管的威望和一个犹太人的尊严，他总是热切地冲上前去帮助他的犹太同胞，从未背弃他信奉的犹太教。蒙蒂菲奥里在英国的独特地位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跨越了新、旧社会，既同那些皇室公爵、总理和主教们打交道，同时也与犹太拉比和金融家们打交道。在古板的道德准则和福音主义希伯来思想居于主流的伦敦，蒙蒂菲奥里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想的犹太人。沙夫茨伯里勋爵这样写道：“那个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比许多基督徒都要好。”

蒙蒂菲奥里出生在意大利的利沃诺，但他的财富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担任犹太经纪人期间获得的，他身份的攀升得益于他与朱迪丝·科恩这桩美好的婚姻，因为朱迪丝是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妻妹。蒙蒂菲奥里追求社会地位和财富只是为了帮助他人。1837年，当蒙蒂菲奥里从维多利亚女王那里获得爵士头衔时，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一个犹太人，一个出色的男人。”在日记中，蒙蒂菲奥里祈祷这个荣誉“可以证明这是犹太人将普遍拥有美好未来的先兆。此外，我为我那有‘耶路撒冷’字样的旗帜自豪地在大厅飘扬感到无比欣喜。”在变得富裕后，蒙蒂菲奥里缩小了生意规模，并经常参加他姐夫或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竞选活动，热衷于为英国犹太人赢得政治权利。[20]不过，他最被人需要的地方是在国外。在国外，他像一个英国大使那样被各国皇帝和苏丹们接待，在危急时刻，他总能展示出非凡胆识和聪明才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那次前去大马士革面见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的行为就使其声名远扬。

蒙蒂菲奥里发现自己甚至被最有名的反犹主义者所敬仰。在对东正教会和独裁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尼古拉一世也开始对数百万俄国犹太人进行压迫。此时蒙蒂菲奥里赶到圣彼得堡，坚称俄国犹太人是忠诚的、勇敢的、可敬的。尼古拉一世礼貌地回复道：“如果他们像你一样就好了。”[21]不过，蒙蒂菲奥里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些。当他急匆匆赶到罗马交涉一桩反犹阴谋时，一个红衣主教问他，罗斯柴尔德为劝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而掏了多少黄金，蒙蒂菲奥里答道：“并不比我让你的仆人把我的大衣挂到你家客厅衣架上的费用多。”

蒙蒂菲奥里长久以来的事务伙伴是他的妻子，那个活泼的、长着卷曲头发的朱迪丝，朱迪丝总是称蒙蒂菲奥里为“蒙蒂”。他们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家丁兴旺：尽管曾在拉结墓进行过祈祷，他们却从未有过自己的孩子。撇开他的犹太特性以及衣袖里来自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信件不说，蒙蒂菲奥里具有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显贵所具有的那些优缺点。他住在公园大道一座豪宅里，在拉姆斯盖特拥有一栋外墙呈雉堞状的新哥特式别墅，他还在后一个住处修建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一个陵墓，这个陵墓即使不算宏伟，也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完全是按照拉结墓的样式建造的。蒙蒂菲奥里的声调非常洪亮，他的正义感绝不会因为他的幽默而受到影响，他专横的处事方式中透露着一些自负，在鲜亮的外表背后，他有好几个情妇和私生子。实际上，他的传记作家曾披露，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和一个十几岁的女佣生了一个孩子，这成为他精力异常充沛的另一个表现。

现在，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寻求购买一块地皮的计划得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族的支持，他与这些大家族之间都非常友好，即便法官也称他是“摩西人民的骄傲”。阿加（Ahmed Duzhdar Aga）是一个与蒙蒂菲奥里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他将老城外面锡安门和雅法门之间的一块地以一千英镑金币的价格卖给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立刻将他的帐篷搬到了新地盘，他计划在这个新地段建立一所医院和一座英国肯特郡式的磨坊，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制作自己的面包了。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蒙蒂菲奥里希望帕夏帮他一个特别的忙，这件事与耶路撒冷犹太区的恶臭有关。几乎每个西方人写的游记中都会提到犹太区的恶臭，这股臭味来自一个穆斯林屠宰场，恶臭的存在是犹太人地位低下的一个标记。蒙蒂菲奥里请求帕夏消除这股臭味，帕夏同意了。

1857年6月，蒙蒂菲奥里带着修建磨坊所需的材料第五次返回耶路撒冷，1859年，工程开始。蒙蒂菲奥里并没有修造医院，而是为犹太贫困家庭建了许多救济院，这些救济院被称为“蒙蒂菲奥里小屋”。屋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就像英国郊区那种红砖、锯齿形、嘲笑中世纪建筑样式的俱乐部。在希伯来语中，这些建筑被称为“Mishkenot Shaanim”，意为“欢乐寓所”。然而，从一开始，救济院就被那些强盗地痞劫掠了，那里的居民一点儿也不快乐，他们通常都会潜入城内过夜。磨坊起初确实还生产廉价的面包，不过很快就破产了，因为那里缺少犹地亚的风力，同时也缺少肯特郡人对磨坊的保养。

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和犹太拉比一样，都梦想着犹太人的回归——这个希望是蒙蒂菲奥里给他们的。新兴犹太财阀的巨大财富，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激发了正如迪斯累利在此时所持的一个观点，即“希伯来资本家们”将会买下耶路撒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权力达到顶峰之际，是国际政治和金融的仲裁者，在巴黎、维也纳以及伦敦都极富影响力，他们虽然并没有被说服去购买耶路撒冷，却很乐意出资帮助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恒久不变”的梦想就是相信“耶路撒冷注定会成为犹太帝国的中心”。[22]1859年，奥斯曼驻伦敦大使建议蒙蒂菲奥里购买巴勒斯坦，蒙蒂菲奥里也认真考虑过，但对可行性还是深表怀疑，因为他知道处于上升期的英国犹太精英们都在忙着购置英国房产以享受英国梦的那种生活，而对这样一个计划毫无兴趣。最终，蒙蒂菲奥里认为，他深爱着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复兴梦”与政治无缘，最好将其留给“神灵部门”来处理。不过，1860年开放的“小蒙蒂菲奥里区”成为在老城之外建立新犹太区的开始。这远非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访问，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渴求的目标：罗曼诺夫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以及英国王室都在竞争，他们试图将全新的考古科学与古老的帝国游戏结合起来。

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和情感”，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个大公还曾经计划过对耶路撒冷进行文化攻势，一份外交部的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是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也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和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18英亩（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场地中，罗曼诺夫家族开始修建一个小型的有莫斯科风格的小镇。[23]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因此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个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德华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感觉，即耶路撒冷不知怎地成了英国的一小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考古猜想的书籍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考古学成了服务上帝的一种科学，因为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们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才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4]法国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总理们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般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也很快成为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个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一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查尔斯·威尔逊上尉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之后便成为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团体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进行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普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们。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一样”。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团体考察耶路撒冷的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视态度，所以他就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并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挖掘出了耶路撒冷第一批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的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新科学魅力的典型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并且还乘坐一个由几个木门做成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着篮子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她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须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让她们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个“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则很同情那些犹太人，他认为，这个“地区必须是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独立成为王国”。[25]法国人在他们考古学方面的抱负上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原因在于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只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行动：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这片土地是在查理曼、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手下保存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出资支持下，埃及在一个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马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与圣墓大教堂离得很近。腓特烈（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提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返回雅法时，腓特烈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奥斯曼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驼夫，此外，他还带着一个巨大的银床，这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道：“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着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那样”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就像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也在购买一些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巨大的土木工事，这个工事就是在苦路上建立的一个奥地利救济院。

奥斯曼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那些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将任何道路设施加以改善”，“因为他们到时会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基督徒疯人院”。但奥斯曼人却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这种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遮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都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首次开通电报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对设立电线杆进行了指责，后来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个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对这里发生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还不时受到来自圣殿山上的人的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在那里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他们自己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有的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26]

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那些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真正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各个方面困扰着你”，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27]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既然现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访问者乘着汽船来了，他们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种族刻板观点，他们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贝德克尔（Baede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他们本应来建设一个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们却很少留意，而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40

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奥斯曼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土耳其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奥斯曼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28]穿着轧别丁[29]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光着脚的黑人奴隶侍奉他们的主子服用冰冻果子露；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方式的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现存有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

如果上述情况令外人感到眼花缭乱的话，那么苏丹哈里发统治下的逊尼派帝国则是这个样子：穆斯林处在最上层，土耳其人是统治者，然后才是阿拉伯人。波兰犹太人处在最底层，他们因其贫穷而被人嘲笑，他们在礼拜时“哭泣”，伴有一种癫狂般的韵律。不过，在社会中层，民间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力，每种宗教尽管都有着严格的规则，但不可避免地仍混合了各种民俗文化的要素。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一场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娱乐活动及赛马来进行庆祝，同时，小商小贩们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镜，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所有三个宗教的人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以赠送犹太人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来欢迎他们从麦加朝圣返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他们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以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说“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个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教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使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并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节日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他们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由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

大家族们处在耶路撒冷社会的最顶端。第一个市政级官员来自达贾尼家族。1867年，二十五岁的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长，从那以后，这一职位通常就由大家族的人来担任——有六名来自侯赛尼家族，四名来自阿拉米家族，两名来自哈立迪家族，三名来自达贾尼家族。优素福·哈立迪（其母来自侯赛尼家族）在小时候就逃离了耶路撒冷，在马耳他上了一所新教学校。随后，他在伊斯坦布尔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土耳其高官工作。他认为自己首先是Utsi——耶路撒冷人（他称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其次是阿拉伯人（即大叙利亚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土耳其人。他是个知识分子，是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明星之一，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兴办了许多文化俱乐部、报纸以及出版社。[30]不过，哈立迪这个第一任市长发现，他除了要管理市政，还要打仗：土耳其长官派他率领四十个骑手去镇压克拉克地区的反抗活动，或许他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个带领骑士进行远征的市长。

每个大家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族旗，并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节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在圣火节上，十三个首要的阿拉伯基督教大家族都会在游行时打着自己的旗帜。不过先知穆萨节却是最受欢迎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成千上万的人骑着马或者步行从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赶来接受穆夫提的致意，穆夫提通常是侯赛尼家族的人和土耳其政府长官。鼓和钹奏出喧闹的歌舞曲。苏菲派苦修士旋转着身体跳着，他们“一些人吞煤充饥，另一些人用长钉凿穿他们的面颊”。耶路撒冷人和那不勒斯人会打群架，犹太人和基督徒有时还会被过度兴奋的阿拉伯亡命徒痛扁一顿。当人群都聚集到圣殿山上时，那些头领们会以连续开炮的方式向他们表示欢迎。侯赛尼家族的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他们的绿色族旗，率领车队向杰里科附近的拜巴尔斯圣地行进。达贾尼家族则挥动着他们的紫色“大卫墓旗”。不过这些拥有各自统治范围的大家族——侯赛尼拥有圣殿山，哈立迪家族拥有法庭审判权，他们都在争夺市长职位——仍旧在为最高统治权而争斗，仍旧在玩弄着伊斯坦布尔政治的危险游戏。

巴尔干地区正统斯拉夫人在俄国的支持下想获取独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在苟延残喘。新登基的强势的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苏丹以其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大肆屠杀而出名。在俄国的压力之下，阿卜杜拉-哈米德接受了新宪法和议会选举。而在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支持古老的独裁统治，哈立迪家族则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哈立迪被选为市长就是代表耶路撒冷，遏制伊斯坦布尔独裁势力的，但是，这个新宪法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阿卜杜拉-哈米德后来撤销了宪法，并着手开始推动巩固哈里发统治的新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忠诚运动的联合。这个充满智慧但又神经过敏的苏丹（声音小得像小羊在叫，还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依靠秘密警察强制执行他的命令，这些警察曾经谋杀过他的前任大臣以及一个女奴。尽管苏丹很享受他的那些传统特权（他的后宫有九百个侍妾），但他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床下，以防有人行刺。此外，他是个技艺精湛的木工，是福尔摩斯的忠实读者，还是戏院的经理人。

苏丹的高压政策立刻就影响了耶路撒冷：优素福·哈立迪从伊斯坦布尔被赶了出来，并被解除了市长职务，奥马尔·侯赛尼（Umar al-Husseini）取代他成为新的市长。每当哈立迪家族地位下降时，侯赛尼家族的地位就会上升。同时，俄国终于准备要消灭奥斯曼人，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则出面干涉以拯救他们。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迪斯累利刚刚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苏伊士运河，钱是从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那里借的。

“谁给你做担保？”罗斯柴尔德问道。

“英国政府。”迪斯累利的秘书答道。

“好吧，拿去吧。”1878年德国国会里，迪斯累利指引那些欧洲国家的内阁联合起来限制俄国的发展，并强制执行一个决议，在这个决议里，允许英国占领塞浦路斯。迪斯累利的表现受到了德国首相俾斯麦这个贵族的赞赏，他指着迪斯累利评论道：“老犹太人——他就是这个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欧洲基督教领地，并被迫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1882年，英国控制了埃及，并使其名义上处于阿尔巴尼亚人政权的统治之下。英国在中东地区前沿阵地的两个代表人物在他们的世界之旅中拜访了耶路撒冷：一个是英国王室年轻的继承人，十八岁的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也就是艾迪王子，未来的克拉伦斯公爵，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十六岁的乔治，也就是未来的乔治五世。[31]

王子们在橄榄山上搭起了宿营地，乔治王子写道：“与父亲当年露营的地方几乎一样”，他还认为这是个“都城所在地”。据说，营地建有十一个豪华帐篷，由九十五头牲畜运抵，有六十个仆人服侍着，而这些都是由旅行社的龙头托马斯·库克安排的。库克是浸礼会信徒，后来成为乔治的一个部长。他在1869年开始从事一项旅游业务，在莱斯特和拉夫堡之间宣传禁酒运动。当时库克和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个是王子们的随从）成了新观光业的开拓者，他们雇佣一小队由奴仆、警卫和翻译组成的人对王子们进行保护，以防止贝都因人或阿布高什部族人的攻击，阿布高什部落仍然控制着去往雅法的路，要想通过那里的话，就得要么贿赂他们，要么拉拢他们。这些旅行社的老板所设计的露营地有美轮美奂的丝质帐篷，餐厅和接待室装饰着有异国情调的红色和青绿色阿拉伯图案，甚至还准备了热水和凉水，而他们所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为那些带着足够金钱的英国旅游者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奇幻场景，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面描绘的那样。

托马斯·库克的办公地点在雅法门前，那里成了耶路撒冷推动旅游观光的中心地点，标志性事件就是新大酒店的开张（越过拔示巴游泳池就到了，据说拔示巴就是在那里洗澡时被大卫王看见的）[32]，以及雅法门外约阿希姆·法斯特酒店的开张。1892年耶路撒冷最终通了铁路后，这座城市的旅游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摄影和旅游业是同步发展的。出人意料的是，耶路撒冷摄影业的繁荣竟然与亚美尼亚主教耶萨伊·加拉贝迪安（Yessayi Garabedian）有关。加拉贝迪安“可能是世上最英俊的统治者”，他曾在曼彻斯特学习艺术。他的两个门徒丢掉了亚美尼亚教士之职，在雅法路上建了一个照相馆，向游客兜售摆着“《圣经》姿势”的阿拉伯人的照片，或者让游客自己穿着《圣经》服饰摆出姿势来拍照。有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幕：一群留着胡须、穿着羊皮大衣的俄国农民聚在一起，惊奇地看着“一个长着蓝眼睛、有着美丽头发的英国女士”穿着“绣花的鲜红色衣服”，头上戴着黄铜做的发饰，身上的“紧身胸衣”很好地勾勒出她那“发育良好的胸部”，这位女士摆着姿势站在大卫塔前，异常醒目。这些俄国人对此既感到震惊，又不觉入迷。

不断发展的新城从建筑样式上来说带有很强的折中主义色彩，因此，今天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郊区看起来好像属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就是不属于中东地区。19世纪末修建的基督教新建筑包括二十七座法国女修道院，十座意大利修道院和八座俄国修道院。[33]当英国和普鲁士共享主教辖区的日子结束后，英国圣公会建造了他们自己坚固非凡的英国圣乔治大教堂，并任命了一个英国圣公会主教。但在1892年，土耳其人也在大兴土木：阿卜杜拉-哈米德又增添了新的喷泉，建造了新门，并允许人们从此直接进入基督教区。1901年，为了庆祝他登基二十五周年，他又在雅法门修了一个钟楼，这个钟楼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英国郊区某个火车站的。

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德国人都在旧城外面的新城进行垦殖。1869年，七个犹太家庭在雅法门外建立了“七家之区”（Nahalat Shiva）。1874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在米歇雷姆定居，这里现在是一个哈西德区。1880年，犹太人达到一万七千人，在新城形成了绝对多数，他们有九个新郊区。同时，阿拉伯大家族也在大马士革门北边的谢赫贾拉建造他们自己的侯赛尼区和纳沙希比区。[34]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东方寓所”后来成了一个酒店。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它成了巴勒斯坦当权者的耶路撒冷指挥部，而拉巴赫·侯赛尼的豪宅则成了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美国家庭的家。

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

1873年11月21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fford）及其四个女儿在乘着“维拉·德·哈瓦里”号轮船横渡大西洋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船沉水之后，她的四个女儿全部溺水而死，只有安娜一个人活了下来。得知自己的女儿全部罹难后，她很想紧跟着她们投水自尽。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她丈夫、一个成功的芝加哥律师霍拉肖发了一封悲痛欲绝的电报：“只有我活了下来。我该怎么办？”后来斯帕福德一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来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更多悲剧：他们的儿子因猩红热而惨死，原本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一个六岁的孩子柏莎。安娜·斯帕福德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被宽恕而活下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对夫妇也对他们的基督教长老会愤怒不已，因为长老会认为他们一家的遭遇是上天惩罚的结果。后来斯帕福德夫妇成立了自己的救世派别，该派被美国媒体称为“胜利者”，他们相信在耶路撒冷好好工作、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并改宗，将会加速即将发生的基督再临。

1881年，只有十三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的“胜利者”（他们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美国侨民区的中坚力量）在靠近大马士革门的一所大房子里住了下来。1896年，瑞典福音教会的一些农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时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大本营，因此他们租下了拉巴赫·侯赛尼在通往那不勒斯道路上的谢赫贾拉地区的宅第。霍拉肖于1888年与世长辞，不过他的“胜利者”派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该派在耶路撒冷宣传基督再临，劝说犹太人改宗，将他们的侨民区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派的慈善场所，那里有不止一个医院、孤儿院、施粥所，还有他们自己的照相馆、一个商店，以及一所学校。他们的成功引起了在巴勒斯坦长期任职的美国总领事西拉·梅里尔（Selah Merrill）的仇视。梅里尔是马萨诸塞州公理会的一个牧师，是个反犹主义者，还是马萨诸塞州安杜佛学院的教授，一个不太专业的考古学家。梅里尔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企图摧毁该侨民区的居民，他指控他们是庸医，是反美主义者，是淫荡的人，是贩卖儿童的人贩子。梅里尔还威胁说要派卫兵驱逐他们。

美国媒体称，这些侨民每天都在橄榄山上沏茶，为迎接基督再临作准备。《底特律新闻报》说：“他们时刻保持着牛奶的温热，以免上帝突然来到；马屁股上也时刻装有马鞍，以免耶稣突然出现；而且有些人还说，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1882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考古学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他们与英帝国的一个英雄交好，而此人正是英帝国接受《圣经》和刀剑的象征。

在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控制了苏丹后，“中国人”查尔斯·戈登将军在施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住了下来。随后，他来到耶路撒冷学习《圣经》，并在美国侨民区最初使用的房子的屋顶欣赏风光，在那里，他确信骷髅头一样的山的对面就是基督被钉死之地各各他。由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观点，后来他所谓的“花园墓”竟然成了圣墓的替代品引来新教徒朝拜。[35]“胜利者”对许多精神比较脆弱的朝圣者非常宽厚仁慈，柏莎·斯帕福德称他们是“安拉花园的卑微者”。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人和怪人，这些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错乱。”有些美国人视自己为“以利亚、施洗者约翰，或者其他先知，还认为有许多救世主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其中有一个“以利亚”试图用石头杀死霍拉肖·斯帕福德。一个名为提图斯的得克萨斯人认为自己是个世界征服者，不过在触摸过未婚女子之前需要克制自己。还有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伯爵设计了一个宅第，用以收纳《启示录》第7章第4节上面所说的十四万四千个被赎回来的灵魂。然而，并非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人基督徒都能接受犹太人。梅里尔总领事憎恨犹太人正如他憎恨“胜利者”组织一样，他称犹太民族是一个高傲自负、为钱入迷的“软弱民族，塑造不出战士、殖民者，也塑造不出公民”。

慢慢地，美国侨民区欢快的赞美诗吟诵和慈善行为使他们与所有派别和宗教都结成了朋友，成为召集每个交游广阔的作家、朝圣者和统治者的第一站。塞尔玛·拉格勒夫（Selma Lagerlöf）是个瑞典女作家，她曾与斯帕福德一家一起住过，她的小说《耶路撒冷》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该侨民区一举成名。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普拉托·冯·乌斯季诺夫（Plato von Ustinov）男爵在雅法开了一家饭店，当他问起是否能让他的客人住进美国侨民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造成饭店的可能。然而，如果说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是被西方人改造的，那么在19世纪末，它却是被俄国这个东正教农民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聚居的帝国控制的，这两种人都无法自持地向耶路撒冷挺进，都从敖德萨乘坐轮船向耶路撒冷航行。

41

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俄国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经常从他们所在的村子一路向南走到敖德萨，踏上去锡安山的旅程。他们穿着“垫得厚厚的大衣以及有毛皮衬里的短上衣，戴着羊皮帽子”，妇女额外再“穿上四五层衬裙，头上戴着灰色的围巾”。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是一个英国记者，他曾经留着蓬松浓密的胡须，穿着俄国农民的罩衫，伪装成完美的俄国人同他们一起旅行。他说这些俄国农民已经买好了自己的寿衣，并感到“当他们到过耶路撒冷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重要事务都会结束。因为前往耶路撒冷的农民，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在俄国的人生已经结束，正如新教徒将其全部关注都以生命为中心展开一样”。

他们乘着花重金买来船票的轮船航行，住在“黑暗的、充满污秽的货仓里”，“在一次风暴中，当桅杆坏了之后，货舱里的农民到处翻滚，就像尸体一样，或者一个抓着另一个，就像疯子一样，这场景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矿井都要糟，而臭味则比任何火焰都要难忍”。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受到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山人导游的迎接，此人身穿‘俄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华丽制服——深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斗篷、骑马用的短裤——引导他们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阿拉伯乞丐，几乎裸着身子，丑陋得难以言说，还哀号着向他们索要铜币”，导游一直将他们带到俄国大院。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天三个便士”的宽敞却拥挤的宿舍里，在餐厅里喝着芥麦粥、白菜汤、大杯的克瓦斯根啤酒。那里的俄国人如此之多，因此“还有阿拉伯男孩子们在旁边跑过，大声用俄语喊叫道‘莫斯科人，很好’”。

在整个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船上有个神秘的乘客。”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并大声喊叫着“哦，上帝，你有无上的荣光”时，他们可能会说“耶路撒冷有个神秘的朝圣者”，而且还会宣称自己在金门或希律墙见到了耶稣。格雷厄姆说：“他们一整晚都在圣墓大教堂那里度过，在那里拿到圣火，并用帽子将其熄灭，这些帽子他们将来去世时会带进棺材。”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为“耶路撒冷这个为富裕的观光者而准备的尘世欢乐之地”而震惊，尤其是为“众多奇怪的、脏兮兮的，又长满蛀虫的颓败的”教堂而震惊，“那里是死亡的摇篮”。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沉思来安慰自己：“当我们不再凝视耶路撒冷而是让使徒来观察我们时，我们就真的找到了耶稣。”然而，他们的神圣俄国却正在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施的解放农奴的举措引燃了改革的期望，然而他却无法满足这份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分子在他的帝国里到处暗杀他。在一次袭击事件中，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拉动了手枪射击那些可能的杀手。不过，1881年，他最终还是在圣彼得堡被暗杀，双腿被激进分子炸得血肉横飞。

很快就有谣言散布说，犹太人与沙皇的死有密切关联（恐怖分子圈子内有个犹太妇女，不过刺客中并没有犹太人），谣言导致了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血腥攻击，这些袭击是政府鼓动的，有时还是由政府组织的。这种劫掠行为使得西方产生了一个新词语：“pogrom”，该词源于俄语gromit，意为“毁灭”。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长满胡须、个子高大的人，但心胸狭窄，思想保守，他将犹太人视为“社会的毒瘤”，并把忠实的俄国东正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归咎到犹太人身上。他在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令》实际上把反犹主义变成了一项国策，[36]该政策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得到了强制执行。

受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狂热崇拜的鼓舞，亚历山大三世相信神圣俄国会被独裁统治和东正教所拯救。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东正教帝国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以“强化东正教在圣地的地位”。

1888年9月28日，谢尔盖和他二十四岁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漂亮的孙女埃拉，在橄榄山上用白色的石灰石和七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为他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祝圣。两人都被耶路撒冷深深感动了，埃拉对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当踏进圣墓时，您想象不到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多么复杂的感觉，在这里有一种如此强烈的欢愉，而我的思绪也不断地转向您。”埃拉是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信奉基督新教的公主，但是她却充满热情地接受并改信了东正教，当“看到所有这些在柔弱的婴儿时代就被教导要热爱的神圣地方时”，她是“多么高兴啊”。谢尔盖和沙皇都仔细地观察过教堂的设计，埃拉则被委任负责教堂的绘画。埃拉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看到这些我们的上帝为了我们而受苦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梦”，“而在这里祈祷是如此地舒适”。埃拉确实需要抚慰。

三十一岁的谢尔盖是一个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在家里他是一个比较专横的人，他一直被秘密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着，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于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却到处炫耀他的个性。”谢尔盖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焦点：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了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和他那些建筑工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他的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了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奢华的带有角塔状新哥特式塔楼的酒店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37]谢尔盖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即刻就从这个城市赶走了两万犹太人，他派出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在逾越节第一个晚上的午夜包围了他们的居住区。埃拉写道：“我不相信我们将来不会因此事而受到审判。”不过谢尔盖却“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我不认为如此，除了感到羞愧”。[38]

六百万俄国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很尊崇耶路撒冷，祈祷时也都会面向他们房屋的东墙。然而，现在俄国的这场大屠杀却逼迫他们要么革命—— 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要么逃亡。于是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即第一次“阿里亚”（Aliyah）[39]。“阿里亚”一词的意思是“升到更高的地方，升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在1888到1914年间，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不过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去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去了“美国金色之地”。但是仍有千万人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1890年，俄国犹太移民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四万名耶路撒冷人中有两万五千名都是犹太人。1882年，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889年又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虽然以优素福·哈立迪为首的阿拉伯大家族们请求伊斯坦布尔方面制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但犹太人还是持续不断地到来。

自从《圣经》的作者们创造了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自从这个城市的传记成为一个传遍全世界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命运便在很久以前被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以及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们确定了下来。1895年，一个奥地利记者出版了一本将会对20世纪的耶路撒冷进行明确阐释的书——《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1]　“屠夫”原本是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基督徒奴隶，在一次谋杀事件后，他将自己卖给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市场。在那里，他被一个埃及统治者购买。他的主人让他改信伊斯兰教，并让他担任他的首席行刑者和职业杀手。之后，他荣升为开罗的执政官。不过，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是抗击凯瑟琳大帝的海军、保卫贝鲁特的战斗。虽然贝鲁特在长时间被围后，还是被迫光荣地向俄国人投降，不过，经此一役，苏丹将“屠夫”提升为西顿的执政官，以作嘉奖。西顿的执政官有时还是大马士革的执政官。“屠夫”对他势力范围内的耶路撒冷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他在那里得到侯赛尼的效忠承诺。

[2]　拿破仑将他的失败归因于史密斯：“这个人让我错过了我的命数”。不过，拿破仑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在占领雅法后，他的那些生病的士兵（后来被拿破仑杀掉）得到亚美尼亚修道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修道士们。亚美尼亚修道士将帐篷改装成了十字褡，这种十字褡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区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

[3]　戈弗雷的马刺和佩剑以及一块来自他的法国城堡的砖头，现在都挂在圣墓大教堂拉丁圣器收藏室里面。至于十字军战士的坟墓，则只有孩子王鲍德温五世石棺的一部分在这次宗派破坏行为中保存了下来。

[4]　1804年，诗人、画家、雕刻家，同时也是激进分子的威廉·布莱克公布了他的诗作《弥尔顿》，该诗以“那些远古时代的脚印……”开始，以“直到我们在英格兰绿意盎然、充满欢乐的土地上重建一个耶路撒冷”结尾。这首诗大约于1808年印刷出版，赞颂了天国的耶路撒冷曾短暂而荣耀地出现在前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此诗受到传说中年轻的耶稣在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的陪同下，一起参观后者的康沃尔郡锡矿山的神秘故事的启发。该诗在1916年之前很少有人知晓，直至1916年，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请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为这首诗谱曲，以充当一场爱国会议的主题曲。爱德华·埃尔加随后把它编成了管弦乐曲。国王乔治五世说，相比于《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而言，他更喜欢这首曲子，这样，它便成了国歌的备选曲。该曲子对那些幽怨的爱国者、经常去做礼拜的人、散步的人、运动爱好者、社会理想主义者、爱好酗酒的一代人，以及留着松散头发的大学生等人群，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布莱克从未称他的这首诗为“耶路撒冷”，因为他另外还写了一首史诗，名为《耶路撒冷：大阿尔比恩的发散》（Jerusalem：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

[5]　1818年，在苏莱曼帕夏死的那天，阿卜杜拉在阿克攫取了政权，并处死了富有的、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失去了鼻子的哈依姆·法尔希。法尔希曾卓有成效地治理巴勒斯坦长达三十年之久。阿卜杜拉一直统治到1831年。法尔希家族至今仍旧生活在以色列地区。

[6]　在乘船返航途中，一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暴风雨袭击了蒙蒂菲奥里的船，水手们都担心船可能会沉没。幸运的是，蒙蒂菲奥里随身携带着一片前一年逾越节时的无酵饼（被称为“afikoman”）。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他将这片无酵饼投到海里，大海便立刻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蒙蒂菲奥里相信这是上帝对一个耶路撒冷朝圣者的祝福。直到今天，每年的逾越节，蒙蒂菲奥里家族都要阅读蒙蒂菲奥里对这件奇事的记述。

[7]　在他最好的小说《科宁斯比》（Coningsby）中，他塑造的理想的人物形象是西多尼亚：一个塞法尔迪百万富翁，众多皇帝、国王和欧洲所有内阁部长的朋友。西多尼亚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的综合体，这两个人和迪斯累利都很熟。

[8]　瓦哈比教徒是18世纪基本教义派萨拉菲传道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瓦哈卜的追随者。瓦哈比在1744年与沙特家族结成同盟。尽管在穆罕默德·阿里手里遭遇挫折，但沙特家族很快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20年代，沙特家族的首领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资金援助及其狂热的瓦哈比军队的支持下，再次征服了麦加和阿拉伯半岛。1932年，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沙特阿拉伯国王，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伊本·沙特至少有七十个孩子，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在2005年继任国王。

[9]　威廉·汤姆森后来写了一本福音教派的经典著作《这片土地，这本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该书激发了美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被重印三十多次。它将巴勒斯坦描写成一个神秘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圣经故事仍在继续。

[10]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是第一任伯爵的后裔，他是个精明的部长，曾经为从克伦威尔到威廉三世之间的所有统治者服务过。他依旧保持着那个谦恭有礼的阿什利勋爵的头衔，并在众议院占有一席之地。1851年，他成功晋级为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但是为便于指称，本书始终称他为沙夫茨伯里。

[11]　沙夫茨伯里从一个苏格兰部长亚历山大·基思那里借用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短语“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后来这个短语被归为（可能是错误地）以色列·冉威尔的发明。冉威尔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不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了。

[12]　“高门”是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注

[13]　阿尔巴尼亚人此后再也没能掌控巴勒斯坦，不过他们却统治了埃及一个世纪之久，一开始是作为埃及总督（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总督，但实际上是独立的），随后是埃及苏丹，最后是埃及国王。当穆罕默德·阿里日渐年老时，易卜拉欣成了他的摄政王，不过易卜拉欣于1848年去世，比他的父亲还先走一步。阿尔巴尼亚人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法鲁克国王，他在1952年被推翻。

[14]　威廉·米勒是这些新兴的美国预言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米勒曾是马萨诸塞的前军队长官，他推算耶稣在1843年会再次降临耶路撒冷。约有十万美国人成为米勒的追随者。米勒将《但以理书》第8章第14节中“圣殿将会在两千零三百天后被净化”的断言转化成年份，声称预言的一日实际上就是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米勒认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是在这一天下令重修圣殿的）往后推，末世来临的日子应当就是1843年。但1843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米勒又说耶稣再临应当是在1844年。米勒派的后继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耶和华见证会，在全世界仍有大约一千四百万成员。

[15]　1658年，为了强化俄国东正教的普世使命及俄国专制统治，尼康主教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伊斯特拉建造了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整体设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的复制品，这非常有价值，因为原初作品已经在1808年大火中毁掉了。1818年，尼古拉一世在登基之前参观新耶路撒冷修道院时被深深地感染了，于是下令重修修道院。后来纳粹毁掉了修道院，不过现在它又被重新整修了。

[16]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出现了武装犹太人的尝试。为了与俄国人作战，1855年9月，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到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支被称为奥斯曼哥萨克的波兰军队，这支队伍包括从俄国招募的“以色列轻骑兵”，以及波兰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密茨凯维奇三个月后就战死了，而“以色列轻骑兵”却并没有经过死亡之谷的检验。

[17]　土耳其长官的居住地是al-Jawailiyya，由纳西尔·穆罕默德的一个马木鲁克亲王建造，位置就在希律王的安东尼亚要塞及苦路的第一站。十字军统治时期，圣殿骑士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该教堂的部分圆顶门廊在20世纪20年代时依旧保存完好。现今那里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

[18]　这些作家都跟风似的撰写关于东方的游记，在1800到1875年间，大约有五千本和耶路撒冷有关的英文书籍出版。这些著作中有些内容非常相似，要么是福音派传教士对圣经故事那让人无法呼吸的重复（有时会因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有所强化），要么是旅游者对土耳其帝国的无能、犹太人的哭泣、阿拉伯人的无知以及东正教的粗俗的嘲讽。亚历山大·金雷克（他后来曾对克里米亚战争进行过报道）那诙谐风趣的《日升之处》可能是这些书当中最好的一部。

[19]　多尔年轻的主人、种植园主科尼利厄斯·费洛斯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一个始于巴黎终于耶路撒冷的环球旅行。费洛斯与他聪明伶俐、有文化修养的年轻奴隶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多尔能在这次旅行中服侍他，在返回之后，他将还给多尔自由。在这次充满兴奋的旅行中，多尔记录了从巴黎美丽优雅的女士到“耶路撒冷珍贵的高塔及烧焦的城墙”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回家之后，他的主人却拒绝履行诺言，多尔因此逃到了北方，并在1858年出版了《夸德隆环球旅行记》一书。随后不久爆发的美国内战最终给了多尔自由。这次战争的胜利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并非真正笃信宗教之人，但是他却渴望参观耶路撒冷，这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生活在“美国的耶路撒冷”之一的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市。他熟知《圣经》，而且很可能听说了其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在周游世界过程中参观了耶路撒冷一事。1865年4月14日，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林肯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在剧院里，被杀前不久林肯还在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后来，玛丽·托德·林肯断定他“已经身在天界的耶路撒冷了”。

[20]　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直到1858年才在众议院有了一席之地。新《议会法》最终允许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成为坐在众议院的第一个有议员身份的犹太人。有意思的是，沙夫茨伯里却一再对此进行反对，作为一个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真正的兴趣在于犹太人的回归及改宗，以为基督再临作准备。但是很久以后，他却大度地向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建议“把那个出色的老希伯来人（蒙蒂菲奥里）写进英国世袭立法者的名册，登记在册的日子将是上议院的一个辉煌日子”。这个日子来得很快，1885年，在蒙蒂菲奥里死后，英国将第一个犹太贵族爵位授予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内森。

[21]　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蒙蒂菲奥里在维尔纽斯受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热烈欢迎。维尔纽斯是个半犹太人的城市，有许多研究《塔木德》的学者，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是，尼古拉一世并没有放松他对犹太人的管制，后来当犹太人的日子变得更糟时，蒙蒂菲奥里返回俄国会见了亚历山大二世。据说，在俄国，每个犹太人简陋的小屋里都有一张他们的守护者蒙蒂菲奥里的画像，他就像是犹太人的偶像。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写道：“（在平斯克附近名为‘莫托尔’的小村庄里）每当吃早饭时，我爷爷总是会给我讲述那些伟大人物的故事”，“我尤其对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访问俄国的故事记忆深刻，那个访问虽然只发生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实际上，蒙蒂菲奥里尚在人间时，他就已经成了一个传奇。”

[22]　蒙蒂菲奥里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慈善家，却不是最有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常会通过他这个渠道把钱转到耶路撒冷，而他的救济院也是在美国新奥尔良大亨犹大·图罗的资助下修建的。1825年，图罗曾支持在纽约北部尼亚加拉河的格兰德艾兰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项目失败后，他留下六万美元让蒙蒂菲奥里用于耶路撒冷。185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一所当地急需的犹太医院，在1856年访问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又建立了一所犹太女子学校，该学校遭到正统派犹太人的反对，随后该校被其外甥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接管，莱昂内尔以其过世女儿的名字将其重新命名为“埃维莉娜”。不过，耶路撒冷最大的工程要数犹太区靠近胡瓦会堂的提法利特以色列犹太会堂。建设会堂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但主要出资者是巴格达的鲁宾家族和沙逊家族，这个美轮美奂的圆顶会堂是犹太区最高的建筑，1948年被毁之前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亚美尼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亨古尔本基安家族。古尔本基安家族经常到耶路撒冷进行朝拜，他们在亚美尼亚修道院建造了古尔本基安图书馆。

[23]　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托管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

[24]　爱德华·罗宾逊是个传教士，同时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能够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对诸如约瑟夫斯等知识的了解，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1852年，他在地平线上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个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要好好保护马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

[25]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其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而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后来在布尔战争中沃伦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

[26]　蒙蒂菲奥里于1885年逝世，享年百岁有余。他和朱迪丝葬在拉姆斯盖特他们自己的“拉结墓”里，墓里有取自耶路撒冷的土壤。蒙蒂菲奥里磨坊现在仍然还在，而广为人知的被称为“Yemin Moshe”的蒙蒂菲奥里区则是耶路撒冷最优美的郊区之一，也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五个地区之一。蒙蒂菲奥里的准男爵爵位由其侄子亚伯拉罕世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就疯掉了，蒙蒂菲奥里因此将其财产留给了在摩洛哥出生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此人即后来的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在拉姆斯盖特的豪宅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在以色列之外，蒙蒂菲奥里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他的墓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忽视了，还受到城郊建筑物杂乱无序拓展及在其外墙上乱涂乱写的威胁。不过到了21世纪，他的墓地成了一个圣所，成千上万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离世纪念日里都会去那里朝拜。

[2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将军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吐温的《傻子出国记》一书对那些怀疑基督的人来说是个永恒的经典，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就是以这本书作为他的导览手册的。

[28]　哈西德派，希伯来语意为“虔敬”，在耶路撒冷处于上升态势。他们是17世纪神秘主义的继承者，仍旧穿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黑色衣服。18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名为以色列·本·埃利泽的信仰修复者取用了巴尔·谢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的名字，发起了一个对《塔木德》研究产生挑战的大规模运动。该派提倡在祈祷、歌唱、舞蹈及践行神秘行动时达到癫狂状态，以此来接近上帝。他们的首要反对者是维尔纳加昂，加昂斥责这些是民间迷信，强调对传统《塔木德》研究的必要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神秘主义苏菲派和严苛的伊斯兰保守派（沙特瓦哈比派）之间的冲突很相似。

[29]　一种以毛、棉或人造丝织就的粗布料。——译注

[30]　18世纪60年代，哈立迪家族开始组建一座图书馆，该馆收藏了五千余册伊斯兰书籍，其中一些书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0世纪，此外还有一千两百多份手稿。1899年，拉希布·哈立迪将他的收藏与优素福以及他的侄子们的收藏合并起来，于第二年开设了哈立迪图书馆，该图书馆位于西西拉街马木鲁克王朝巴克汗陵墓附近，现在仍保存完好。

[31]　在查尔斯·威尔逊和康德上尉及“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考古学家们的指引下，两位王子参加了一个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的逾越节家宴，并对这个“欢乐家庭聚会”“十足的家庭生活记忆深刻”。他们甚至对那些人身上的刺青异常兴奋。乔治王子写道：“我被那个曾经为爸爸（威尔士王子）文身的人文了刺青。”

[32]　库克办公室外面的标记是这样的：“托马斯·库克和儿子有耶路撒冷最多的翻译和赶骡人员，有最好的四轮篷车、四轮马车、营帐、马具等！”新大酒店的建筑有罗马建筑的遗风：该酒店是第二道城墙的一部分，瓦片上刻着第十军团的标志，还有一个由奥古斯都皇帝的使节树立起来的圆柱，该柱子被当作路灯灯座使用了数十年。

[33]　德国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康拉德·希克是他那个时代最多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对鸽笼式进行了大胆挑战，他自己的家、塔伯宅以及他设计的小教堂，都显示出德国、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样式的遗风。

[34]　侯赛尼和其他大家族，如新兴的纳沙希比家族，在商业热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富有。侯赛尼家族的一员负责为新建的铁路提供枕木。1858年，《土耳其土地法》将许多古老的瓦克夫私有化，这使得大家族们迅速成为绝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阿拉伯农民是这次改革的输家，只好任由这些在外的封建地主摆布。因此，最后一个哈米德总督劳夫帕夏称这些大家族是“寄生虫”。

[35]　戈登在耶路撒冷停留的时间因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缩短。他被召回管理苏丹，后来遭到围攻并被杀死在苏丹的喀土穆，据说他死时仍拿着他的《圣经》。花园墓并非“美国垦殖地”唯一的考古学成就，正如我们很早就看到的那样，是雅各布·埃利亚胡发现了在西罗亚隧道工作的工人留下来的铭文，埃利亚胡是一个被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劝说改了宗的犹太人的儿子，而这个犹太人父亲曾背叛美国侨民区。

[36]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的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

[37]　“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

[38]　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894年，他那涉世未深、才能平庸又不太走运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任为新的沙皇，此人承袭了他父亲对专制统治的顽固信仰。尼古拉二世很喜欢“谢尔盖叔叔”，并对其非常信任。作为总督，谢尔盖要对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礼庆典负全责，但是在这次庆典中，却有几千个参加庆祝的农民因踩踏不幸死亡。可是谢尔盖却建议他的侄子继续进行庆祝，企图逃避责任。

[39]　阿里亚（Aliyah）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上升”、“攀登”，原指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活动，意味着精神上会得以“升华”。后来泛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活动，同于英语中的“immigration”，即移民运动。——译注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一直处于被世人讨论（的中心）的男人，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除了给耶路撒冷增加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西奥多·赫茨尔，《日记》

雅卫愤怒的脸孔郁郁凝视着这些炙热的岩石，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凯斯特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

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

芸芸众生中，

身负重荷的异教徒，

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

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

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村庄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且不会因为要对儿子行割礼而困扰。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惊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1]，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判为德国间谍，赫茨尔亲眼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

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也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会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他的军队将会是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他的现代犹太公民则将会在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却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起来。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了出来，而现在，赫茨尔为这个古老的观点赋予了政治表达和组织形式。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

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必定也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追寻锡安》的书。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lch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es Hess）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组织“圣山热爱者”的新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了农业垦殖村庄“里雄勒锡安”，他捐助的款项总共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后来又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进行了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还是断了他们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还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okhara）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该区被很精心地用栅栏围了起来，其建筑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

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无节制使用的健康恶化了，并向他提出了挑战，而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

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很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进行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了他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外交活动感到自豪，还将自己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为奥斯曼人提供德国的保护，提升他的新德国的威望并抵制英国的影响。

“我要去见德国皇帝，并对他说‘让我们的人民离开吧’”，赫茨尔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决心将他的犹太国建立在“这个伟大、强盛、尊奉道德、统治完美、组织严密的德国支持的基础上”。他认为，“通过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很可能会再次喜欢上这个德国。”

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这些可怜的犹太人（Mauschels）要到巴勒斯坦去，我很赞成，他们走得越早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我的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作为一个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却感觉到“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

赫茨尔必须要渗入德国皇帝的宫廷。首先他试着去面见德皇很有影响力的叔叔——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希，此人对于寻找约柜的方案很感兴趣。弗雷德里希给其侄子德国皇帝写信，德皇转而让奥伊伦堡亲王就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写个报告。奥伊伦堡亲王是德皇最好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也是德皇的谋士，他对赫茨尔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扩大德国权力的一个途径的说法非常着迷。德皇也同意“闪族的活力、创造力以及效率将会转而成为比乳臭未干、沉闷枯燥的基督教徒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阶级一样，威廉二世相信犹太人对于世界的运转拥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

我们敬爱的上帝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是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救世主，他也相应地对他们作出了惩罚。不应忘记的是，考虑到国际犹太资本所代表的巨大而又极度危险的力量，如果希伯来人能够充满感激地敬仰这种力量，那对德国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利好。

德皇给了赫茨尔一个好消息：“令人恐惧的反犹主义的水螅到处都在烦人地冒头，担惊受怕的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保护者。到时候，我会与苏丹进行斡旋的。”赫茨尔听后欣喜若狂：“太好了，太好了。”

1898年10月11日，德皇和皇后登上了皇家列车，随行的有他的外交大臣，二十个朝臣，两个医生，以及八十个侍女、仆役和保镖。德国皇帝热切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自己设计了一件特别的灰白色制服，还戴有一条标准长度的十字军式样的面纱。10月13日，赫茨尔和四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乘坐东方快车从维也纳出发，他们带了一个衣柜，里面有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以及遮阳帽和旅行装。

在伊斯坦布尔，威廉二世最终接见了赫茨尔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赫茨尔的评价是“一个有着贵族心智的理想主义者，聪明，有智慧，有着富有表情的眼睛”。德皇说他之所以支持赫茨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高利贷者，这些人如果能去住在垦殖地的话，会更有用”。赫茨尔对德皇这种中伤犹太人的言谈表示了抗议。德皇问他见到苏丹后应该提什么要求，赫茨尔回答说：“在德国保护下的犹太同胞得到特许。”于是德皇邀请赫茨尔在耶路撒冷与他会面。

赫茨尔感到印象深刻。霍亨索伦王室皇帝权力的典型形象是“非凡的蓝色海洋般的眼睛，漂亮严肃的面孔，直率、和蔼、无畏”，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威廉二世当然富有智慧，知识渊博，而且活力四射，然而，他同时又是个过于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的人，甚至奥伊伦堡亲王都担心他精神上有问题。在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之职后，他控制了德国的政治，然而他自己太不稳定了，因而不能很好地进行维持。他的私人外交极富灾难性，他写给部长们的函件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为此他们不得不将之锁在保险柜里；而他那清楚明确得令人忧心的讲话——他鼓励他的军队像匈奴人一样去射杀德国工人，或者屠杀敌人——也同样让人尴尬不已。[2]1898年时，威廉已经被视为半个小丑和半个战争贩子。

然而，他还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讲给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听，苏丹坚定地予以回绝，并告诉他的女儿：“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大把的钱节省下来。当我的帝国被分割时，他们或许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巴勒斯坦。只有我们的尸体才能被分割。”同时，威廉二世也为伊斯兰教的活力惊诧不已，因而失去了对赫茨尔的兴趣。

1898年10月29日下午三点，德国皇帝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与雅法门紧挨着的那个缺口，骑着白色战马进入了耶路撒冷。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标准长度的金线缝制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帽盔上面还镶着一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配有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戴着腰带和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一同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这一说法。

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穿着喜气洋洋的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则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那些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火红飘逸的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裹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带着刀刃周围布满了鸵鸟羽毛的长矛。

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呈递了一部《托拉》，威廉还受到了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皇家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在大卫塔那里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主教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而且愈发激动。

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曾向穆夫提提出允许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有礼貌地拒绝了。

11月2日，赫茨尔最终得到皇帝的召见。这五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其中一人建议把镇静剂也带上。他们身着白领带、燕尾服，以及大礼帽，穿戴得体地来到大马士革门北边威廉皇帝的营帐去见他。这是一个由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的拥有二百三十个帐篷的豪华村庄，由一百二十架马车、一千三百头马匹运送行李，还有一百个马车夫、六百个司机、十二个厨师、六十个侍者，所有这些都由土耳其军团守卫保护。随行的艺术大师约翰·梅森·库克说，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耶路撒冷最大的盛会。我们将这个地区的马匹、马车和食物几乎一扫而光”。英国画报《笨拙》（Punch）嘲笑威廉二世是“库克的十字军”。

赫茨尔见到德国皇帝时，皇帝“穿着灰色的殖民地制服，戴着有面纱的头盔，褐色的手套，十分奇怪的是，还拿着一个骑马用的短马鞭”。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走近他后“止步，鞠躬。威廉则友好地伸出手”，然后对他进行教导。他说：“这片土地需要水和树荫。这里为所有人准备了空间。你们的运动背后的思想很健康。”赫茨尔解释说安装供水设备虽然可行，但却异常昂贵，德皇于是回应说：“好吧，你们有大量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多。”赫茨尔提议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但是德皇却终止了这次会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的、堆满了石头的地方”，“被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3]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

不过，赫茨尔却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

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

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长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这里居住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提前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的一个观念（哈立迪是个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老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

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了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4]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进行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性的领地。

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任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不过他却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状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作为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了。

尽管赫茨尔未能成功争取到皇帝和苏丹的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成功激励了俄国那些备受迫害的犹太人，尤其是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出生的孩子——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这个只有十一岁的男孩认为赫茨尔就是弥赛亚，能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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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格鲁恩的父亲已经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锡安山热爱者”的领导人，也是一个热心的希伯来语文学家（Hebraist），所以戴维从小就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像其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方案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发明了“熔炉”一词来描述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的以色列·冉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没有巴勒斯坦人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的话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5]而赫茨尔本人也因长年奔走而筋疲力尽，随后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决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尽管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到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革命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对种族和宗教不屑一顾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却认为那个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们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了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发生在俄国的这种大屠杀使得戴维·格鲁恩登上了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阿里亚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门·巴尔·科赫巴底下的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奥斯曼帝国的西顿和大马士革省及耶路撒冷区，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同分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结果也落了空。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最新的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本土耶路撒冷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上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因此他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他父母的意愿，成为一个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土耳其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该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一件瑰宝。[6]

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了兴趣（入场费是一个比什里克，在门口交纳）。

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里，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进行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

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新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那些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们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土耳其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作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成为伊斯坦布尔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们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子们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子们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们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了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子们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玩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他已经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们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面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个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这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传统上说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们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未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对耶路撒冷里他的同胞们那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进行了批评。这个贪图享乐的修道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对这种感觉进行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到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而且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只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了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备受尊敬的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在了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豪华的寓所里，然而，他却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其“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怪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进行祈祷。[7]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国家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那些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们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给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乱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们很容易便被那些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

修女们不可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是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到她们的名单之中。[8]

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斯蒂芬·格雷厄姆是个英国记者，他与农民朝圣者们大概跟拉斯普京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描述了“阿拉伯妇女是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们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的。耶路撒冷开始挤满了朝圣者、观光者，同样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了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基督徒阿拉伯人的手里”。

俄国小贩们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起来。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他那厚厚的呆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僧侣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一个走私者、一个不道德的人，以及一个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教士们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们宣传革命和无神论，正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又增添了一味药。

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了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了“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乱棒击打杀出一条路，并且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了下来。基督徒阿拉伯人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基督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高兴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进行镇压。

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了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们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耶路撒冷的泥土、约旦河水、棕榈叶、裹尸布，立体镜，“我们再一次互相亲吻”。

这个夜晚大家都在拥抱和亲吻，到处都是真诚的响吻声和缠结的胡须。这里开启了一个喧闹的欢庆活动的一天。葡萄酒、白兰地、亚力酒（有茴香味的烈性酒）的消费量将会使大多数英国人都大吃一惊。这种醉酒而舞的场景对耶稣来说一定非常陌生！

那一年，复活节与逾越节以及先知穆萨节恰好赶到了一起。当拉斯普京留意东正教修女的道德是否有亏时，瓦希夫则不断引诱这些修女。但是一个英国贵族却引发了暴乱，并使其成为世界的头条新闻。

令人尊敬的蒙蒂·帕克上尉与约柜

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长着漂亮的浓密的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那样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了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个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上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他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了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同时也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诸多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

现在我相信我已经通过考察证明了这个极其独具匠心的推论，即“圣殿档案”的入口就在阿克尔达玛，该档案原封不动地待在它的藏匿地。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的藏匿地获取圣殿档案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以西结密码”的存在证明了“圣殿档案”仍然还保持着原样。

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都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对他的朋友们——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9]——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他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乎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诸如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人霍芬施塔尔（Hoffenstahl）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蒙蒂·帕克阁下”。

奥斯曼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Macasadar）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他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了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这是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其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子们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来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佣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进行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过；不久之后，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他们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土耳其人却对此事相当疏离。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佣了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樊尚神父（Père Vincent）对他的挖掘行动进行监管，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樊尚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他的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那些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戴着头盔，穿着铁甲，还有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动！”

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了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个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到了，于是开始用意第绪语哭诉。”

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的缘故，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他的一些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他“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即便是他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他这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对世袭的圣地看守人、谢赫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片区域，他们打开人行道去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自己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穆夫提叫停了整个先知穆萨节的游行活动，开始对这个土耳其和英国人的邪恶阴谋行动进行谴责。一伙暴徒在先知穆萨节香客的增援下，马上跑去保卫他们崇高的圣所。帕克和他的朋友飞奔到雅法避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异常愤怒，他们试图处死谢赫哈利勒及马卡萨德，不过后来土耳其驻军介入并逮捕了他们俩，他俩的性命这才得以保全。他们和帕克的保安人员都被逮捕，关在贝鲁特监狱里。在雅法，蒙蒂·帕克及时登上了“睡莲”号游艇，不过那里的警察却被通知说帕克可能有约柜在身，于是警察对帕克及其行李箱进行了搜查，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约柜。帕克明白自己必须要逃走。为了迷惑土耳其警察，他伪装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将“睡莲”号装饰一番，并对外宣称他将要“为雅法官员们在船上举办一个招待会”。后来，当那些人正准备登船时，他却乘船逃走了。

在耶路撒冷，群众威胁要杀死总督和任何一个英国人，因为四处散布的谣言都在说帕克已经偷走了所罗门王冠、约柜以及穆罕默德之剑。为保住性命，总督自己藏了起来。4月19日早晨，《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城市一片喧嚣。商店关门，农民逃离，流言四起。”基督徒对“先知穆萨节中穆罕默德的朝圣者们”将来这里“杀掉所有的基督徒”的流言惊恐不已。同时，穆斯林也被“八千名俄国朝圣者将全副武装对穆罕默德信徒展开杀戮”的流言惊呆了。所有各方都认为“所罗门宝物”已经被“转移到了帕克上尉的游艇上”。

欧洲人躲在屋里，锁上他们的大门。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耶路撒冷的人们是如此愤怒，以至于每条街道上都设有巡警。”先知穆萨节最后一天，有一万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圣殿山上，暴民们“自乱阵脚。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恐慌，农妇们和朝圣者们涌出老城，跑向城门哭喊着‘有人在屠杀’。每个家庭都进行了自我武装，并在家里设置路障。”“‘帕克丑闻’”，斯帕福德写道，这“比我们长久以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更会引起反基督徒大屠杀”。《纽约时报》这样通告世界：“所罗门宝藏已飘然而逝。在欧麦尔清真寺下进行挖掘后，英国旅行队在游艇上突然消失：据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所罗门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出高官到耶路撒冷展开调查！”

蒙蒂·帕克从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在那年秋天又重新返回雅法，不过他得到的建议是不要登陆，“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告诉他的团队，他可能会“前往贝鲁特”看望那些被捕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到耶路撒冷平息新闻媒体，找到那里的要人使其能明白一点道理。一旦所有这些都平息下来，再让总督给大宰相写信，说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此事在耶路撒冷从未有平息的迹象，不过帕克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为此努力。[10]

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方面为此出现了外交上的争执，耶路撒冷总督被撤职，帕克也因其阴谋行动遭到了审判，但最后却被无罪释放（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钱打水漂了，财宝也只不过是空想而已，“帕克丑闻”终于拉下了耶路撒冷长达五十余年的欧洲考古挖掘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帷幕。

44

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帕克的冒险行动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在耶路撒冷统治的真实情况。他们的腐败和无能一点也不比他们的前任统治者少，不过，也不能说他们的统治没有任何好处：青年土耳其党至少激发了阿拉伯人对自治的期盼。一份在雅法诞生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报纸《巴勒斯坦》（Filastin）就传递着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很快人们就明白，青年土耳其党仍然是无情而隐秘的组织机构，只不过是掩盖在民主的假象下。他们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不仅决心要压制阿拉伯人的期望，甚至还想要遏制他们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便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秘密会所，策划独立，甚至侯赛尼和其他贵族的子嗣也加入了进来。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在鼓励他们的新移民去建造“犹太城镇，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他们还在斯科普斯山上买了一块地以建造未来的希伯来大学。虽然侯赛尼和其他大土地主们，如黎巴嫩的赛尔索克家族，都在悄悄卖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大家族们仍对所有这些保持着警觉。

鲁希·哈立迪这个说法语的知识分子现在是伊斯坦布尔议会的副议长，他是个奥斯曼自由派人士，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却用心地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写了一本关于该运动的书，最后认定它是一个威胁。在议会里，他试图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土地买卖。大家族最富有的子孙拉吉卜·纳沙希比是一个举止优雅的纨绔子弟，他也在竞选议席，他承诺说：“我将会竭尽全力铲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给我们的威胁。”《巴勒斯坦》的编辑警告说：“如果让此类事情继续下去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取得我们国家的统治权。”[11]

1913年1月23日，一个三十一岁的青年土耳其党官员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突然闯入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大楼，射杀了战争部长并攫取了权力，此人是1908年革命的老兵，他在利比亚与意大利人作战时声名远扬。他与两个队友穆罕默德·塔拉特及艾哈迈德·杰马勒组成了三帕夏执政的“三头政治”。恩维尔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了一次小胜利，这使他确信自己是土耳其的拿破仑，命中注定要恢复帝国。1914年，他以奥斯曼强人和战争部长的形象出现，还娶了苏丹的侄女为妻。三帕夏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只有土耳其化才能避免最后的腐朽。他们的行动方案以其残忍、种族主义和好战而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发生。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这令大国们震惊不已，接着它们就纷纷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恩维尔帕夏热切希望打仗，极力促成与德国的联盟并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德皇威廉念及他到东方的旅程，也支持与奥斯曼联盟。恩维尔任命自己为副元帅，屈居傀儡苏丹之下，并用新得到的德国战舰轰炸俄国港口，从而投入了战争。

11月11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希德宣布对英法俄作战，而在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战也在阿克萨清真寺开始展开。最初人们对战争还满怀热情，当巴勒斯坦土耳其军队指挥官、来自巴伐利亚的弗雷德里希·克雷斯·冯·科莱森施泰因男爵将军来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搭建了一座凯旋门来欢迎他的部队。德国人佯装给犹太人提供保护，同时耶路撒冷也在等待它的新统治者的到来。

11月18日，年仅十七岁的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目睹了海军部长、三帕夏之一的艾哈迈德·杰马勒以大叙利亚实际独裁者和土耳其第四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挺进耶路撒冷的场景。杰马勒将其指挥部设在橄榄山上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12月20日，一位年长的谢赫乘坐华丽的马车，拿着象征“先知”的绿色旗帜从麦加来到大马士革门。他入城后引起了“不可名状的骚动”，“一辆事先安排好的漂亮的运兵火车跟随在旗帜后面穿过老城”，上面的人还在抛洒玫瑰花露水。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写道，耶路撒冷所有人都跟随着教长，“唱着真主至大，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游行”。在岩石圆顶清真寺外，杰马勒宣布要进行圣战。克雷斯·冯·科莱森施泰因也认为这时候“所有人内心都被欢腾占据着”，直到年长的麦加教长突然在圣诞节前去世，这对土耳其人的圣战来说是个令人难堪的预兆。

杰马勒已经四十五岁了，身材矮胖，留着鬓须，总是由一队配有骆驼的警卫保护着。他有野兽般的粗鲁、偏执狂般的残忍，同时却还有充满魅力、智慧、怪诞的滑稽。他是个喜欢锦衣玉食的人，“有着好讲壮观和排场的癖好”，喜欢漂亮的犹太女子，他对自己的伟大和荒唐同样都心知肚明。当他占有耶路撒冷后，他喜欢与他的朋友西班牙领事安东尼奥·德·巴略瓦尔伯爵玩牌，在犹地亚山上赛马、喝香槟、抽雪茄。巴略瓦尔年近三十，是个非常优雅的贵族，据他描述，杰马勒帕夏行事污秽，但本性不坏。柏莎·斯帕福德认为杰马勒是“一个奇怪而又令人敬畏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既充满魅力又和善仁慈的“有双重性格的人”。有一次在没有任何人目睹的情况下，他将一个镶有钻石的奖章送给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她戴着它。他的一个德国官员弗朗茨·冯·巴本简单地评价他是“一个极其睿智的东方暴君”。

杰马勒几乎是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的封地，“那个具有无限影响力的人”享受着他的权力，高兴地问道：“什么是法律？我制定法律，我废除法律！”三帕夏肯定无疑都对阿拉伯人的忠诚表示怀疑。阿拉伯人的文化正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因此他们愤恨新出现的土耳其沙文主义。然而，他们占据了土耳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些土耳其军团还都是清一色的阿拉伯人。杰马勒的使命就是保有阿拉伯省份并镇压任何阿拉伯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骚乱，一开始他使用的是带有威胁的语气示好，接着就只是威胁了。

在到达耶路撒冷圣城后不久，他就召见了一个被怀疑有民族主义信仰的阿拉伯代表团。这些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却故意视而不见。最后他问道：“你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了吗？”他打断那些人的回答，说：“肃静！你们知道会受到什么处罚吗？依法处决！依法处决！”他一直等着，直到这些人吓得颤抖不已，然后他又轻声地加了一句：“不过我会很乐意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放逐到安纳托利亚。”当这些惊恐的阿拉伯人列队走出去后，杰马勒转而对其助手大声笑着说：“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把事情摆平的。”当他需要修建新公路时，他告诉工程师说：“如果路没有按时修好的话，我将会在最后一块石头铺好后对你行刑！”他有时会非常自豪地叹息道：“每个地方都有因为我而呻吟的人们。”

当杰马勒召集了他的军队（主要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对英国统治下的埃及发起攻势时，他发现叙利亚正蠢蠢欲动，而耶路撒冷则是“间谍们的巢穴”。他的政策很简单：“对巴勒斯坦采取驱逐政策，对叙利亚采取恐怖统治，而对汉志则使用军队。”在耶路撒冷，他的方法是将“族长、亲王、谢赫们排成队，将那些名人和代理人处以绞刑”。当他的秘密警察追踪到叛徒后，就会将所有煽动民族主义骚动的嫌疑人驱逐出境。在准备攻占埃及时，他强行征用了基督教圣地遗址，如圣安妮教堂，并驱逐了基督教大主教。

帕夏让他的两万名士兵在耶路撒冷巡行后再开往前线。他夸口说：“我们将会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或者天堂相会！”但巴略瓦尔伯爵注意到，一个土耳其士兵推着一辆偷来的牛奶手推车，里面装的是军需的饮用水，显然，这并不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军队。另一方面，杰马勒自己却带着“豪华的帐篷、衣帽架、小衣柜”到处游玩。1915年2月1日，在听毕手下吟唱《红旗在开罗上空飘扬》后，杰马勒非常动容，下令一万两千人进攻苏伊士运河，但他们很快就被击退了。虽然他说这次进攻只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然而那年夏天他再次惨败。军事失败、西方的封锁以及杰马勒变本加厉的镇压带给耶路撒冷的，是令人绝望的苦难和狂热的享乐主义。屠杀已经近在咫尺了。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杰马勒到达耶路撒冷后一个月，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看见一个身着白袍的阿拉伯人吊死在雅法门外的一棵树上。1915年3月30日，帕夏又在大马士革门外以“英国间谍”罪处死了两个阿拉伯士兵，紧接着他又处死了加沙的穆夫提父子，他们在雅法门外被处以绞刑时，所有人都来观看了，带着敬意，并保持沉默。雅法门和大马士革门外的绞刑都是在周五人们祈祷过后进行的，以确保每次都会有最多的观众围观。很快，这两个门便貌似永久性地被摇摇晃晃的尸体装点着。按照杰马勒的命令，那些尸体被故意挂在那里好些天。有一次，瓦希夫被杰马勒这个虐待狂的无能给震惊了：

绞刑行刑过程没有做过足够的技术和医学评估，以至于受刑者还活着，备受苦楚，我们虽然看着，却不能说，也不能做什么。一个长官命令士兵爬上去吊死受害者，但是这额外的负重却使受害者的眼球从面部凸暴而出。杰马勒帕夏就是这么残忍。一想起这个情景，我的心就在哭泣。

1915年8月，在找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阴谋叛乱的证据后，杰马勒写道：“我决定以最无情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叛徒。”他在贝鲁特吊死了十五个有名的阿拉伯人（包括一个耶路撒冷纳沙希比家族的人），随后，1916年5月，又有二十一人在大马士革门和贝鲁特被处死，从此杰马勒便有了“屠夫”的绰号。他对西班牙人巴略瓦尔开玩笑说他也会绞死他。

杰马勒同样怀疑犹太复国主义者叛国通敌。戴着塔布什帽的本-古里安已经在为土耳其招募犹太新兵了。杰马勒仍对他的个人魅力抱有信心。1915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两场侯赛尼家族和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特别会议，试图争得双方支持，建立一个土耳其统治下的共同家园。然而后来他却驱逐了五百个外国犹太人，逮捕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并禁止犹太人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标志。这些驱逐行为经过德国和奥地利报纸报道后引发了骚动，于是杰马勒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召集起来，警告他们不要有任何阴谋破坏行为。他说：“你们可以选择。我已经准备像以前驱逐亚美尼亚人那样驱逐你们了。任何人只要敢动一根手指头，我就会处死他。但是，如果你们还想有别的选择，维也纳和柏林所有的媒体就必须保持沉默！”随后，他又大声嚷嚷：“我本就不相信你们的忠诚。如果你们之前没有什么阴谋诡计的话，你们就不会来到并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周围还都是仇恨你们的阿拉伯人。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应被绞死，然而我已经对绞刑厌倦了。我会把你们都流放到土耳其境内。”[12]

本-古里安被驱逐出境后将希望转向了协约国。在土耳其，阿拉伯人被征召入伍，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迫进入劳工营修建铁路，他们中许多人因饥饿和暴晒而死亡。疾病、虫害和饥荒接踵而至。瓦希夫回忆说：“蝗虫群厚得就如同云层。”他还嘲笑杰马勒企图“通过命令每个年过十二的人缴纳三千克蝗虫卵”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命令很快就导致人们开始进行荒唐的蝗虫卵贸易。

瓦希夫见证了“饥荒弥漫全国”的情景，此外还有“伤寒、疟疾，许多人因此死亡”。1918年，因流行病、饥荒及遭驱逐等原因，耶路撒冷犹太人口下降到了两万人。不过瓦希夫的声音，他的乌得琴，以及他为筹办狂欢晚会而邀请到漂亮客人的能力，则比往日更受人器重了。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杰马勒、他的官员们以及大家族权贵们在畅享欢乐，而耶路撒冷人却要为在战争带来的灾难中存活下来而奋力挣扎。贫穷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年轻的妓女们在老城四处游荡，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战争造成的寡妇，接一次客才收取两比索。1915年5月，一些教师在上课时间与妓女玩乐，被发现后遭到了解聘。妇女们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孩子。“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在米歇雷姆的贫穷的哈西德犹太人——“因饥饿而身体肿胀，在他们的脸上及全身，到处都是黏液、污秽、疾病及疮伤”。

瓦希夫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一次冒险：“我回到家只是换换衣服，每晚都睡在不同的房子里，我的身体因喝酒和玩乐已筋疲力尽。早晨起来，我会与耶路撒冷的名门一起去野餐，接下来我会在老城的小巷里举办有暴徒和恶棍参加的狂欢派对。”一天晚上，瓦希夫·贾瓦哈里耶置身于一个由四辆豪华轿车护送的队伍，其中包括总督、总督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情妇、几位奥斯曼显贵，以及包括侯赛因·侯赛尼市长在内的大家族的权贵们。车队一直开到伯利恒附近的阿尔塔什，此次活动是为了在拉丁修道院举办一个“国际野餐会”：“在这个饥饿和战争使人们备受煎熬的困难时刻，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美好的一天。没有人再拘泥于礼仪，大家都在喝酒。当晚女士们是那么美艳。没有时间吃东西，所有人都在唱歌，就像一个唱诗班。”

总督的犹太情妇“异常喜爱阿拉伯音乐”，于是瓦希夫同意教她学习乌得琴。瓦希夫和他的老主顾们好似置身于一个炫目的狂欢游行中，参加游行的有“最漂亮的犹太女人”，有时还会有一些因战争而被困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女孩。有一次，第四军军需官劳申帕夏“喝得酩酊大醉，漂亮的犹太女人们让他神魂颠倒”。

瓦希夫不需要工作，因为那些权贵们（先是侯赛因·侯赛尼，然后是拉吉卜·纳沙希比）在市政机构给他安排了闲职。侯赛尼是慈善组织“红新月”的领导人，就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慈善只不过是那些人骄奢淫逸和往上攀爬的无耻的遮羞布。耶路撒冷“妩媚的女士们”被要求穿上迷人的贴身奥斯曼军服，军服上饰有红色新月，这种打扮对最高领导人杰马勒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杰马勒的情妇是利娅·特南鲍姆，瓦希夫认为她是“巴勒斯坦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另一位犹太女人西玛·马格里比亚成了驻军指挥官的情妇，而英国女人科布小姐则为总督服务。

有时候，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还会享受到在贵宾席品尝可口食物的待遇。有一次，当他和他的乐队被邀请到一个在犹太人家里举办的宴会上演奏时，他注意到“客厅非常大，一群土耳其军官鬼鬼祟祟地窥伺女士们”，这些女人当然也包括雷切尔小姐。突然，喝醉了的土耳其人开始斗殴，他们先是用手枪扫射灯具，然后开始互相扫射。妓女们和乐师四散逃命。瓦希夫心爱的琴也被弄坏了，但是漂亮的雷切尔小姐却把他拉到了一个衣柜里，衣柜与另一个房间的隐蔽入口相通，“她救了我的命”，也许是太高兴了，“我与她厮磨了整晚”。

1915年4月27日是苏丹穆罕默德的继位周年纪念日，杰马勒邀请土耳其和德国指挥官以及耶路撒冷权贵们来到位于新门外被强行征用的圣母教堂的指挥部，当时有五十个妓女陪伴着土耳其军官们，而显贵则携带着自己的妻子。

即便耶路撒冷的状况一直在恶化，巴略瓦尔伯爵为杰马勒准备的晚宴依然很丰盛。1916年7月6日的宴会菜单中有这些食物：土耳其汤、鱼、牛排、肉馅饼及塞满馅料的火鸡，接下来是冰淇淋、菠萝及水果。在他们用餐时，杰马勒说到了女人、权力，以及他关于全新的耶路撒冷的构想。他设想自己是耶路撒冷市的设计师，打算首先推倒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在老城的雅法门到圣殿山之间开辟出一条林荫路。他还夸耀说他已经与极富魅力的利娅·特南鲍姆结婚了。[13]杰马勒经常不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巴略瓦尔的家里，随着局势变得愈发危急，巴略瓦尔这个西班牙人开始用其影响力去限制这个屠夫的专制统治。

当杰马勒监管着逐渐恶化的耶路撒冷时，他的同僚副司令恩维尔，也在他与俄国人窝囊的决战中损失了八万人。他和塔拉特把他们的惨败归罪到基督徒亚美尼亚人身上，因此将他们成批地驱逐出境或杀害。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野蛮的杀戮中丧生，这可能为后来希特勒在二战中的屠犹行动提供了鼓励。希特勒回忆：“现在没有人会记得亚美尼亚人。”杰马勒声称反对这次大屠杀；他的确允许难民到耶路撒冷定居，因此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口在战争中增长了一倍。

杰马勒与英国人之间存在着秘密协商：他告诉巴略瓦尔说，伦敦方面想要他刺杀他的同僚塔拉特帕夏。杰马勒曾私下里接近协约国，承诺要进军伊斯坦布尔，推翻恩维尔，解救亚美尼亚人，成为苏丹的继承人。由于协约国并没有将他的话认真对待，杰马勒于是奋起抗争。他在耶路撒冷吊死了十二个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尸首挂在城墙周围示众；而恩维尔则巡游到东部，强调他的伊斯兰背景，对阿拉伯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威胁，并开始密切关注他的同僚的动向。瓦希夫亲眼目睹了这个奥斯曼强人和杰马勒一起开进了耶路撒冷。在参观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大卫墓及圣墓大教堂之后，恩维尔主持了杰马勒帕夏街的开通仪式，然后便在法斯特酒店与市长侯赛因·侯赛尼一起娱乐，陪同他们的还有贾瓦哈里耶，他像往常一样安排了这次聚会。

随后，恩维尔和杰马勒这两个帕夏动身前往麦加，制止任何可能出现的阿拉伯人叛乱。然而，恩维尔的朝圣行为并没能为土耳其人挽回阿拉伯半岛。

45

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

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就在大战开始之前，麦加的年轻王储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Abdullah ibn Hussein）在从伊斯坦布尔的归途中拜访了开罗的英国总督、陆军元帅基奇纳勋爵，他请求英军派兵援助自己的父亲。

阿卜杜拉的父亲侯赛因是大谢里夫、麦加埃米尔，也是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贵族，先知直系后裔哈希姆家族之后。这个家族是麦加世袭埃米尔，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曾把他囚禁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监狱内超过十五年之久，同时委派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埃米尔。1908年，由于缺乏候选人，青年土耳其党将他派往麦加（在那儿他的电话号码是“Mecca I”）。面对恩维尔帕夏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特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的对抗，侯赛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准备阿拉伯战争，要么起兵反抗伊斯坦布尔。

阿卜杜拉自豪地向基奇纳展示了他在同南阿拉伯半岛酋长战斗中所受的新伤，基奇纳也展示了他在苏丹得到的伤疤。这个矮胖的阿拉伯人告诉高大的基奇纳：“阁下很容易成为目标，我个子这么矮，都让贝都因人给击中了。”尽管阿卜杜拉魅力无限，但基奇纳拒绝了支援谢里夫派的要求。

几个月后，大战改变了一切。基奇纳返回伦敦担任陆军大臣，发布了鼓舞人心的招兵海报，上面写着“你的国家需要你”。基奇纳依然是不列颠优秀的东方专家，当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向协约国发动圣战时，基奇纳想起了侯赛因，他提议任命侯赛因为英国扶持下的哈里发，并希望后者在阿拉伯半岛发动一场起义。他命令开罗方面联络谢里夫。

这件事情起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915年8月，谢里夫侯赛因突然提出要领导一场阿拉伯起义，并以此向英国索取一定回报。此时，英国远征加利波利失败，但仍主张彻底击溃土耳其人以打破西线僵局，然而此时一支英国军队在伊拉克库特市惨遭包围。所以英国人认为，除非受到阿拉伯起义的牵制，否则杰马勒帕夏将会很快征服埃及。伦敦因此命令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爵士同意任何条件以确保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谢里夫侯赛因此时已年过六旬，被“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描述为“非常自负、贪婪和愚蠢的人”，“根本没能力”统治一个国家，尽管如此，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老头”，而此刻英国非常需要他的帮助。受其精明的次子阿卜杜拉引导，侯赛因要求英国助其建立一个包括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在内的哈希姆帝国[14]，这项过分的要求让英国无法接受，因为一旦成真，这个地区将出现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侯赛因提出，作为报答，他将通过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协会，如“青年阿拉伯协会”（法塔特）和“盟约社”（阿赫德），在他自己所属的阿拉伯区域以及叙利亚地区领导一场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但这注定是不现实的：他仅统领着几千名勇士，甚至不能统治全部的汉志，而敌对的酋长如沙特控制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侯赛因的地位岌岌可危。至于那些秘密组织，他们规模很小，只有几百名积极分子，不久以后就被杰马勒消灭殆尽了。

麦克马洪不确定该对这些“悲喜剧式的自命不凡”的人作出多少让步，正当他为此烦恼时，侯赛因同时向“帕夏三雄”开出了比向英国人开出的还要高的价码，要求世袭汉志并结束杰马勒的恐怖统治。谢里夫派出三子费萨尔（Faisal）和杰马勒谈判，但是这个专制统治者却强迫他观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绞刑。

谢里夫和英国人的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19世纪，英国东方专家伪装成考古学家，以开罗为基地开展间谍活动，熟知了巴勒斯坦的概况。基奇纳拍摄了许多耶路撒冷的照片并绘制了地图，他有时甚至会伪装成阿拉伯人。相比大马士革的露天市场，他们当中许多人更了解开罗的各个俱乐部：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友善，却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认为犹太人在背后勾结敌人。当伦敦方面和谢里夫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的印度总督却坚持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支持谢里夫的敌人沙特人。英国似是而非的专家们发现自己正活在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绿斗篷》的现实版中，漂泊在广阔的奥斯曼海上，卷入了微妙的阿拉伯政治激流。

庆幸的是麦克马洪有一个非常了解叙利亚的军官。二十八岁的T.E.劳伦斯，被其同伴、阿拉伯问题专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描述为“极为聪明的人”。劳伦斯是个古怪的局外人，是英国保守党模棱两可的精神产物，并且始终苦恼于该效忠哪个主子——大英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他是个私生子：父亲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个世袭男爵，他抛下妻子和女教师萨拉·劳伦斯组建成一个新的家庭，并采用了她的姓氏。

劳伦斯从小就渴望将来既精力充沛又能深思熟虑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在牛津大学撰写关于十字军城堡的毕业论文时，曾训练自己以增强忍耐力。之后，他游遍叙利亚，掌握了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在伊拉克境内的赫梯遗址工作。在那儿，他和年轻的阿拉伯助手达霍姆（Dahoum）成了朋友，或许甚至是一生的情侣。他的性取向和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依然神秘，但是他嘲笑“我们滑稽的生殖过程”，他的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说：“他不是个厌恶女人的人，但是如果突然被告知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女人，他也仍会保持沉着冷静。”居留伊拉克期间，他计划写作一本关于耶路撒冷和其他六个阿拉伯城市的“冒险记”，他以《箴言篇》中的诗句将该书命名为《智慧七柱》。该书从未发表，后来他把这个名字挪用给了另一本书。

“身材矮小、体格强壮，浅黄色的皮肤，被沙漠晒成古铜色的典型英国人脸庞，还有一双奇特的蓝眼睛”，像美国人后来描述的一样，劳伦斯身高5英尺5英寸（约1.65米）——格特鲁德·贝尔叫他“小淘气”。他写道：“我的头脑如夜猫般敏捷而冷静。”他对每个人的细微差异非常敏感，是个词藻华丽的作家和敏锐的观察家，但对不喜欢他的人却格外粗鲁。他承认曾遭受过“渴望成名”之苦，“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种为人所熟知的恐惧”。他所做的一切都因为“任性的好奇心”。这个具有骑士精神并笃信正义的人，还是个阴险的阴谋家以及自我神化的家伙。洛维尔·托马斯称之为“一个无意中闯入聚光灯下的天才”。他身上虚荣心和受虐心并存：“我喜欢我内心的事物，不断享受我的快乐并一直冒险下去，在堕落中，似乎还能得到一点确定感。”

在开罗，麦克马洪开始向这位下级军官求助：他已成为“主动和谢里夫谈判的人”。正如劳伦斯在他的报告中写到的，他总发现自己“在思考萨拉丁和阿布·乌拜达”，但他和许多阿拉伯学者一样，认为沙漠中的阿拉伯是纯洁的和高尚的——不像巴勒斯坦那些人。他明确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哈马为叙利亚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但他不承认耶路撒冷真的属于阿拉伯人——它是个“肮脏的城市”，他写道，它的人民“像饭店的仆人般毫无个性，依靠穿行的成群游客而生存。众多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民族性的问题在此远离了他们，如同复本位制与得克萨斯生活毫无瓜葛一样”。像耶路撒冷或贝鲁特这样的地方已“陈旧不堪——说它是叙利亚的代表，就好像说伦敦苏豪区可以代表整个英国一样荒谬”。

1915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回复侯赛因。他故意含糊其辞，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麦克马洪同意侯赛因要求的帝国，包括劳伦斯列出的叙利亚东部城市，但不包括争议地带以西部分。双方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及耶路撒冷。谢里夫不可能接受将耶路撒冷排除在外，但英国人在那儿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未提及这座城市就是回避问题。另外，麦克马洪坚持应排挤掉法国的所有利益——法国对耶路撒冷的诉求由来已久。事实上，高级专员计划名义上将耶路撒冷放在埃及阿尔巴尼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样圣城还是属于穆斯林，但事实上却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需要阿拉伯人立即起义，所以就许下必要但尽量含糊的承诺。然而麦克马洪的种种承诺还不够暧昧，就在英法开始正式谈判瓜分奥斯曼帝国之前，阿拉伯人提高了他们对此的期待。

英国谈判者、国会议员和约克郡男爵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个富有创造力和难以驯服的业余人士，曾游历东方并因此成为卓越的专家——尽管劳伦斯称他“满腹偏见、肤浅和伪科学”。他真正的天赋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热情，这种奔放具有很大的魅力，以至于他的上司乐意让他插手任何他感兴趣的东方政策。赛克斯和他的法国搭档——驻贝鲁特领事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同意由法国接收叙利亚和黎巴嫩，由英国接收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并在英法监督下建立一个阿拉伯联邦，而耶路撒冷则将由法、英、俄实行共管。[15]这些对于过去七十年中一直觊觎控制耶路撒冷的三个帝国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也容许以某种形式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但是因为英国仍暗中觊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不久协定就失效了。

1916年6月5日，谢里夫侯赛因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秘密，但意识到了奥斯曼人将推翻他，因此在麦加举起红旗，发动阿拉伯起义。他自称“阿拉伯人之王”，这个称号是用来警告英国人的，后者劝他将头衔降为“汉志之王”。这仅仅是开始：历史上极少的家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多的国家戴上如此多的王冠。侯赛因国王任命他的儿子们指挥规模很小的军队，但令人失望的是，在叙利亚的起义从未实现。英国人发现，很难搞清楚谢里夫这伙人究竟能否发挥作用，因此到10月的时候，后来统治耶路撒冷的罗纳德·斯托尔斯和他的下属劳伦斯来到了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

劳伦斯细心观察着国王的四个儿子，以便找到理想的阿拉伯统治者，很快，他发现只有次子阿卜杜拉和三子费萨尔堪当重任。但他不愿接受阿卜杜拉，他认为阿卜杜拉“聪明过头了”，阿卜杜拉则觉得劳伦斯是个“怪物”。劳伦斯见到费萨尔王子第一眼就惊为天人：“三十一岁，高大、优雅、强壮，形象近乎帝王；矫捷且精力充沛；面部光洁如同纯正的切尔克斯人；黑色头发、深黑色的眼睛，看起来像个欧洲人，而且非常像丰特莱修道院里的理查一世纪念像。一个众人崇拜的偶像。”劳伦斯称赞他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但又说费萨尔也是“一个鲁莽无畏、懦弱胆怯、愚昧无知的人——我是出于怜悯才服务于他”。

阿拉伯起义失败了，虽然是爆发在谢里夫自己的汉志领地里，劳伦斯见证了费萨尔的几千骆驼骑兵被“一个连的土耳其人”打败。然而如果他们当初袭击哨所、破坏铁路，也许可以钳制住整个奥斯曼军队。当劳伦斯被分派到费萨尔麾下时，他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并创造了现代起义的典范。但正是费萨尔使劳伦斯穿上传奇的外衣，“身着华丽的绣金白丝袍”，正如他在其阿拉伯起义指南——21世纪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军官必读之物——里所写的一样：“如果你穿戴上阿拉伯服饰，就要穿最好的，打扮得要像个谢里夫。”劳伦斯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且具有苦行诗人的气质，但他明白“处理阿拉伯人问题的全部秘密就是不断地研究他们。通过聆听和间接调查，了解他们的家族、氏族和部落、朋友及敌人”。他学会骑骆驼，并像贝都因人一样生活，但他从未忘记将大量的英国黄金分发给他的部队以确保他们团结一致——“这是这些部落曾经历过的最富得流油的时候”——甚至五十年之后，阿拉伯人仍记得这位“分送黄金的人”。

战争的杀戮与磨练既让他恐惧又让他兴奋。“我希望这听起来是个玩笑，”在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他写道，“正是最业余的行为使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贝都因人是唯一能干好这个的民族。”当他的一个部下被控谋杀时，劳伦斯不得不亲手执行对谋杀者的死刑，以避免血亲复仇。在经历一场对土耳其人的屠杀之后，他希望“一旦我苏醒并重新活过来，这些噩梦也就结束了，对土耳其人这种不断的杀戮非常可怕。”

得知赛克斯和皮科瓜分中东的秘密后，劳伦斯感到羞耻：“我反对号召他们为我们的谎言而战。”有很多次，他在绝望中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希望一度被扼杀在路途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坚定的亲英者和亲阿拉伯者”，但他鄙视帝国的征服，更愿意阿拉伯成为一块独立的疆域，但需要在英国的保护下。“假如我幸免于难，我不仅能打败战场上的土耳其人，也能打败我自己的国家以及议会中的支持者”。

劳伦斯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他的计划一起透露给费萨尔。他们如果想要避免一个法属叙利亚的出现，就必须亲自解放它，还必须以一种势在必得的军事气势为阿拉伯人赢得叙利亚：劳伦斯带领着费萨尔的军队，经过300英里（约483千米）的迂回历险，穿过艰难的约旦沙漠，袭击了亚喀巴港口。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杰马勒第三次进攻埃及失败后，英国人穿越西奈进行反攻。1917年春，在奥匈帝国的炮火掩护下，一万六千名德国人在加沙两度击败英国人。杰马勒意识到他们会再次发起进攻。巴勒斯坦此时正情绪高昂地密谋反抗奥斯曼。帕夏的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亲英犹太间谍网，其成员遭到严刑拷打：他们的指甲被拔掉，头颅被老虎钳夹裂，最后被处以绞刑。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的警察正在搜寻另一个犹太间谍阿尔特·莱文（Alter Levine），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诗人、商人和修理工。他们声称他建立了一个依托妓院的间谍网。莱文躲在他朋友卡里尔·萨卡基尼的家里，萨卡基尼是耶路撒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他同意保护莱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间谍网激怒了杰马勒，他曾于4月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召见外国领事们，并发表了一项险恶的声明：他威胁要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残酷地驱逐亚美尼亚人之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面临死亡。

“我们发现自己被迫为耶路撒冷而战。”杰马勒告诉恩维尔。他们邀请了指挥过凡尔登战役的前德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来到耶路撒冷，并向后者请教怎样打败英国。恩维尔越过杰马勒，将最高领导权给予了德国人。“法尔肯海因指挥的凡尔登战役对德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杰马勒警告恩维尔，“所以由他来领导巴勒斯坦战争也将会成为我们的灾难。”

1917年6月，垂头丧气的杰马勒在耶路撒冷车站迎接法尔肯海因。他们还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台阶上一起尴尬地拍了合影。法尔肯海因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建立了指挥中心。亚洲军团的德国士兵挤满了城中的咖啡馆，他们的军官则接管了法斯特酒店。“我们身处圣地，”驻扎在城内的一位典型的年轻德国士兵鲁道夫·胡斯[16]写道，“我们周围充斥着那些宗教史上耳熟能详的古老名字和圣徒故事，这和我幼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奥地利的军队在城中列队行进，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则在西墙边祈祷。杰马勒帕夏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大马士革管理属于自己的省份。德国皇帝最终控制了耶路撒冷——但为时已晚。

6月28日，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爵士以新任英军司令的身份到达开罗。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劳伦斯和谢里夫派就占领了亚喀巴。劳伦斯骑骆驼、乘火车、坐轮船，仅用四天就到达了开罗，向艾伦比报告他的胜利。尽管艾伦比是个率直的传统骑兵，他还是立刻被这位消瘦的身着贝都因长袍的英国人打动了。艾伦比任命劳伦斯和劳伦斯的谢里夫骆驼军团充当他的机动右翼。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法尔肯海因的副官弗朗茨·冯·巴本上校布置了防御工事并计划进行反攻。但德国人低估了艾伦比，他们于1917年10月31日遭到突袭，艾伦比发动攻势占领了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当艾伦比集结了七万五千名步兵、一万七千名骑兵和少量的新坦克时，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正和一个出生于俄国、名叫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科学家协商一项新政策。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穿梭于白厅、出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高谈古代以色列和《圣经》的俄国移民，在努力设法使一项政策赢得英帝国支持，这项政策像君士坦丁或萨拉丁曾经作出的决定一样，将彻底改变耶路撒冷，并深刻地影响今天的中东。

他们早在十年前就见过，但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因为红润的脸颊和修长的四肢，贝尔福被人昵称为“颓废派”和“漂亮的范尼”，又因为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时的冷酷，他也被称作“血腥贝尔福”。他是苏格兰商人和英格兰贵族的后裔——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担任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的妹妹。他曾陪同他的舅舅和迪斯累利出席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是当他于1902年继承索尔兹伯里爵位后，有人见了他就语带讽刺地说：“鲍伯是你舅舅啊！”既是哲学家、蹩脚诗人又是激情网球手的贝尔福是个从未婚娶的纨绔的浪漫主义者，还是一个成天将“无所谓而且根本无关紧要”挂在嘴边的轻浮的即兴诗人。大卫·劳合·乔治尖刻而谨慎地评价说，历史将像“记住手帕上的芳香一样”铭记贝尔福。事实上，就和魏茨曼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言来说，他确实是最值得铭记的人。

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魏茨曼来自平斯克附近的犹太小村庄，父亲是个木材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后来他从俄国先后逃往德国和瑞士学习科学，三十岁时移居曼彻斯特并在大学教授化学。

魏茨曼“既放荡不羁又富有贵族气息，既德高望重又爱冷嘲热讽，充满着俄国知识分子刻薄和自嘲的才智”。他“天生就是个贵族，与国王和首相们打成一片”，还设法赢得了丘吉尔、劳伦斯和杜鲁门总统等人的尊敬。他的妻子维拉是沙皇军队中为数不多的犹太军官的女儿，她把大多数俄国犹太人看作卑贱粗俗的人，喜欢英国贵族气质的社交界，并确保她的“小哈伊姆”穿着得像一个爱德华时代的绅士。魏茨曼，这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痛恨沙皇俄国，也鄙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很像“养尊处优的列宁”，并时常被误认成后者。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演说家”，他那流利的英语总是夹杂着俄国口音，还有他那“结合着猫科动物致命的攻击、火热的激情和远见卓识的近乎女性的魅力”。

1906年，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和平斯克犹太人毕业生首次见面。他们的谈话短暂但令人难忘。“我记得贝尔福以他通常的姿势坐着，跷着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贝尔福于1903年担任首相，曾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乌干达方案，但此时他已失去权力。魏茨曼担心他的漠不关心只是“一种掩饰”，所以他解释说，如果摩西听到乌干达方案，“他肯定会再次摔碎那两块石板”。[17]贝尔福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贝尔福先生，假如我给你的是巴黎，而不是伦敦，你愿意要吗？”

“魏茨曼博士，可我们已经拥有伦敦啦。”

“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泽时，我们就有耶路撒冷了。”

“像你这么认为的犹太人多吗？”

“我道出了成千上万个犹太人的心声。”

贝尔福甚感钦佩，但又补充说：“很有趣，我遇到的犹太人可不都如此。”

魏茨曼知道大多数英国犹太贵族都嘲笑犹太复国主义，他回答道：“贝尔福先生，那是因为您没有遇到真正的犹太人。”

这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过魏茨曼遇到了第一个帝国政治家。贝尔福已大选败北，随后赋闲数年。其间，与贝尔福见面后不久的魏茨曼首次拜访了耶路撒冷，并发起一场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活动。巴勒斯坦充满活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农场震撼了他，但耶路撒冷的现实景象却是“一座依靠施舍而生存的城市，一个悲惨的隔都”。在那里，“我们没有一处像样的建筑——除了犹太人，全世界的人在耶路撒冷都有立足之处。耶路撒冷使我情绪沮丧，夜幕降临之前我离开了这座城市”。魏茨曼回到曼彻斯特，成为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并和编辑C.P.斯科特成为朋友，斯科特是《曼彻斯特卫报》的所有者，也是一个类似于《圣经》先知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好吧，魏茨曼博士，”斯科特1914年说，“告诉我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大战之初，魏茨曼被“干脆利索、令人着迷、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入海军部。丘吉尔说：“哦，魏茨曼博士，我们需要三万吨丙酮。”此时魏茨曼已经研制了生产丙酮的新配方，这种溶剂用于制造无烟炸药。丘吉尔问道：“你能制造吗？”那时的魏茨曼不仅能够制造，而且已经制造出来了这种溶剂。

数月后的1914年12月，C.P.斯科特邀请魏茨曼和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以及他的同僚赫伯特·塞缪尔共进早餐。魏茨曼注意到，为了掩饰他们的过分严肃，大臣们都用轻浮幽默的方式讨论着战争，不过“我非常羞怯，并忍受着被压抑的兴奋”。魏茨曼吃惊地发现这些政治家们都很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劳合·乔治承认：“当魏茨曼博士讨论巴勒斯坦时，对我来说，他一直提到的地名比西线上的那些还亲切。”并且他愿意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但劳合·乔治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已经见过面。魏茨曼一直谨防着塞缪尔——他不仅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有关系的英国犹太银行家后裔，还是首位进入英国内阁的虔诚犹太人——直到他透露出他正在拟定一份关于犹太人回归的备忘录，魏茨曼才释然。

1915年1月，塞缪尔向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递交了他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已经在分散各地的一千两百万人中引起轰动，”塞缪尔写道，“人们普遍同情这种恢复希伯来人家园的想法。”阿斯奎斯嘲笑犹太人这种“可以集体返回”的想法，并讥笑他们是“一个多么引人瞩目的社团”。至于塞缪尔，阿斯奎斯说他的备忘录“读起来像一本新版的《坦克雷德》，[18]我对他的建议不感兴趣，但有一幅奇怪的插图表述了迪斯累利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正是这幅奇怪的插图使条理清晰、善于思考的赫伯特·塞缪尔采取了这种非理性的做法”。阿斯奎斯甚至更吃惊地发现：“说来也奇怪，这个提案的唯一反对人正是劳合·乔治，他并未谴责犹太人，却认为这种令人震怒之举将使得‘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占领圣城。”阿斯奎斯认为劳合·乔治关于耶路撒冷应归英国所有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却是错误的。

劳合·乔治，这个蓝眼睛的威尔士浸礼会小学校长的儿子和轻率的好色之徒，一头蓬乱的白色长发使他看起来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他非常关注犹太人，作为一名律师，他早在十年前就代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案件。劳合·乔治是一位激情改革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公爵们的迫害者以及雄辩演说家和天生表演家。他宣称：“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犹太人的历史，比关于我自己家乡的都多。”大战一爆发，他就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战争大臣和浪漫的帝国主义者，深受希腊古典作品和《圣经》的影响。

劳合·乔治再次将魏茨曼引荐给贝尔福。贝尔福匆匆写道：“魏茨曼无需介绍。我还记得我们1906年的谈话。”他用“好吧，您还没有改变太多”来问候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接着他又用沉着、近乎伤感的语调说：“您知道，当枪声匿迹时，您可能就会得到你们的耶路撒冷，这是您正为之奋斗的一项伟大事业。您还需要不断地来找我。”他们开始定期会面，夜里一边绕着白厅散步，一边讨论着一个犹太家园将如何在命运的转折下，在符合历史的正义与英国的权力影响下运行。

科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此时也更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为贝尔福现在担任海军大臣，而劳合·乔治则担任军需大臣，二人最关心魏茨曼研制炸药的工作。魏茨曼发现自己与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头面人物“扯上了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这促使他仔细思考他卑微的身世背景：“我，哈伊姆·魏茨曼，一个来自乡村的犹太人，白手起家，现在也不过是一所地方大学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贵族们来说，魏茨曼则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形象。“他就像一个《旧约》中的先知。”丘吉尔后来这样评价说，尽管他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劳合·乔治在他的回忆录中轻描淡写地声称，他感激魏茨曼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因此才支持犹太人，但事实是犹太人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内阁强有力的支持。

《圣经》，关于耶路撒冷的经书，在其成书两千多年之后再次影响了这座城市。“英国是个《圣经》国家，”魏茨曼写道，“那些毕业于古老学校的英国政治家笃信宗教。他们理解回归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现实，这迎合了他们的传统和信仰。”和美国一样，“英格兰也是阅读和思考《圣经》的国度，”劳合·乔治的一位助手注意到，“英国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渴望返回他们古老家园的群体。”他把这种渴望当作一种“不可否认的本能愿望”。

在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中，有些东西隐藏得更深：英国领导人天生同情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情怀在战争期间由于沙皇的压迫得到进一步强化。欧洲的上流社会目眩于犹太富豪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难以置信的财富、异族的权力和富丽堂皇的宅邸。然而这也让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无法确定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由受迫害的《圣经》英雄组成的高贵的种族，是不是大卫王和马卡比的后裔，抑或是包藏祸心、精于算计、长着鹰钩鼻且拥有超能力的霍比特人。在一个种族优越论泛滥的年代，贝尔福确信犹太人是“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时代之后最有天赋的人类种族”。丘吉尔也认为他们是“最令人惊叹和富有天赋的种族”，但同时又称他们是一个“上帝和恶魔特选的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种族”。劳合·乔治私下批评赫伯特·塞缪尔具有“他的种族最糟糕的典型特征”。但三个人都是真正的亲犹主义者。魏茨曼深知种族主义者的阴谋论和基督教希伯来主义之间只一线之隔：“我们同样痛恨反犹主义和亲犹主义。两者都是可耻的。”

然而在政治活动中，时机决定一切。1916年12月，阿斯奎斯政府倒台。劳合·乔治继任首相，并任命贝尔福为外交大臣。劳合·乔治被描述为“自查塔姆伯爵之后最伟大的战争领袖”，而且他和贝尔福会用尽一切手段赢得战争。在这场持久的、可怕的对德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犹太人的独特态度和1917年特殊的客观环境结合起来，使得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确信：对于英国取胜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必要的。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

1917年春，美国参战，俄国发动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明显，女王陛下的政府主要关注如何将俄国保留在协约国行列内，”一位重要的英国官员解释说，至于美国，“如果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政策的目的之一，很可能会对美国政府产生正面的影响。”即将访问美国的贝尔福告诉他的同僚：“现在美俄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明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如果英国能发表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我们应该可以在俄国和美国开展极其有效的宣传”。

英国人知道，德国人正在考虑自己来拟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宣言，因此应该加紧向俄国和美国宣传——毕竟，犹太复国主义发源于德、奥，1914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以柏林为基地。1917年8月，当杰马勒帕夏这个耶路撒冷的独裁者访问柏林时，他会见了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奥斯曼大首相塔拉特帕夏勉强同意促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与此同时，艾伦比将军正在巴勒斯坦边境秘密准备进攻。

这些才是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原因，与魏茨曼的个人魅力无关。此时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贝尔福宣称：“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成了他唯一真正充满激情的事业。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此时的军需大臣——也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个兴奋的牛虻马克·赛克斯勋爵，此时也已经进入内阁，他突然相信英国需要“全世界犹太人的友谊”，因为“没有伟大的犹太民族支持我们，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项事业”——也就是赢得这场战争。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之间论争不断。前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问道：“怎样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劳合·乔治辩论说：“相比阿拉伯人，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是一位饱受折磨的犹太人、一位银行继承人，还是赫伯特·塞缪尔的表亲，他激烈地争论说犹太复国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反犹主义。许多英国犹太要人同意他的观点：摩西爵士的侄孙克劳德·戈登史密斯·蒙蒂菲奥里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发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魏茨曼抱怨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方面又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只是犹太教的附属物”。

蒙塔古和蒙蒂菲奥里拖延了宣言的发表，但当魏茨曼来到白厅办公时，他回击并说服了休息室和国会里的犹太要人及英国贵族。他赢得了二十岁的多莉·德·罗斯柴尔德的支持，后者把他引见给了阿斯特家族和塞西尔家族。在一次晚宴上，他听到克鲁侯爵夫人告诉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支持魏茨曼。”在英国犹太人的无冕之王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帮助下，魏茨曼击败了他的犹太对手。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在内阁中随心所欲。“我已经让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魏茨曼教授提交了方案。”贝尔福记录道，他同时安排赛克斯负责谈判。

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表示赞同，这为10月底的决定扫除了障碍：在艾伦比将军占领贝尔谢巴当天，赛克斯找到了正在内阁办公室前厅焦急等待的魏茨曼。“魏茨曼博士，”赛克斯喊道，“孩子出生了！”

11月9日，贝尔福发表了他的宣言，随后致函罗斯柴尔德勋爵，信中说：“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应明确理解，不能做任何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阿拉伯人后来控诉英国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英国曾同时将巴勒斯坦许诺给谢里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人——英国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大起义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很讽刺，那些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许诺都是战时、短期、欠考虑和紧急政治权宜的结果，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许诺。赛克斯愉快地表示：“我们向犹太复国主义、亚美尼亚人的解放和阿拉伯人的独立作出承诺”，然而矛盾重重，叙利亚已被明确许诺给了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写给谢里夫的信中既未提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也未将这座城市许诺给犹太人。《赛克斯—皮科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并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19]

《贝尔福宣言》旨在将俄国犹太人从布尔什维克中分裂出来，但就在宣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列宁在圣彼得堡夺取了政权。要是列宁早几天行动，《贝尔福宣言》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发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俄国犹太力量——从白厅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和同情他们悲惨境遇的基督徒所共同推动的犹太复国主义，此时已脱离俄国犹太人独立发展，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事实上，宣言应该以劳合·乔治的名字命名，而不是贝尔福。决定英国必须占有巴勒斯坦的正是劳合·乔治。他说：“哦，我们必须夺取那儿！”这是任何犹太家园建立的先决条件。他不打算和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人分享它，而耶路撒冷就是他最终的战利品。当艾伦比成功进入巴勒斯坦时，劳合·乔治明目张胆地要求将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一份圣诞礼物献给英国”。

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1917年11月7日，艾伦比拿下加沙。16日，他又拿下雅法。耶路撒冷陷入绝望的境地。坐镇大马士革的屠夫杰马勒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他首先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神父，炸毁基督教建筑，包括圣救世主修道院。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天主教徒冯·巴本上校救下了一位拉丁大主教，并把他安置在拿撒勒。杰马勒在大马士革绞死了两个犹太间谍，然后他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届时将没有任何犹太人活下来去欢迎英国人。在匆匆赶往陆军元帅冯·法尔肯海因处并向他抱怨之前，巴略瓦尔伯爵在其日记中提道：“我们正处于反犹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此时就连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国人都感到沮丧。克雷斯将军相信，杰马勒的反犹主义威胁是“不理智的”，他因此利用权位下令保护犹太人。这是杰马勒最后一次插手耶路撒冷事务。[20]

11月25日，艾伦比拿下了圣城外的先知撒母耳墓。德国人无计可施。巴本回忆道：“在我们因蛮攻而备受指责之前，我恳求法尔肯海因撤离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他想象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德国佬因将圣城夷为平地备受指责！”法尔肯海因叫喊着：“我失去了凡尔登，现在你又要我撤出这座世界瞩目的圣城。不可能！”巴本打电话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大使承诺会和恩维尔沟通。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德军司令部。艾伦比的情报长官则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他们神智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难民们涌出城市。法尔肯海因摘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礼拜堂里的凯撒画像，离开这座城市，并将司令部迁到了纳布卢斯。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榴弹炮轰炸着彼此的防线。奥斯曼人在先知撒母耳墓进行了三次反攻，恶战持续了四天。“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教师萨卡基尼写道，“炮弹四处散落，完全失控，士兵们四处逃窜，恐惧笼罩着一切。”[21]12月4日，英国飞机轰炸了设在俄侨区的奥斯曼司令部。德国军官在法斯特酒店痛饮着他们的最后一杯杜松子酒，并开怀大笑，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此时，奥斯曼的将军们争论着是否要投降，侯赛尼家族则在他们的宅邸中秘密集会。载满伤兵和碎尸的车辆穿过街头。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大雨使群山模糊不清。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贝（Izzat Bey）用锤子砸碎他的通讯设备，并将投降书交给市长，随后从美侨区“借”了一辆两驾马车，还发誓说一定会归还，[22]接着直奔杰里科而去。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军队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9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撤出，巴略瓦尔伯爵称这一天为“非常美好的”一天。上午7时，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圣斯蒂芬门。巧合的是，那天正是犹太哈努卡节——庆祝马卡比解放耶路撒冷的光明节——的首日。抢劫者洗劫了雅法路上的商店。上午8时45分，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了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始终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两个伦敦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也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他们倒是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们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给了一八零旅旅长C.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了指挥一六零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23]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一件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洋洋，几天后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凯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是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之间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他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是“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那天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对我来说，”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在雅法门典礼上对我的任命”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满是旅店仆人”的“一个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艾伦比的力量、威严和身材，“这个最后的圣骑士”被冠以“血腥公牛”（Bloody Bull）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同时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他说他“道德上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却说：“十字军东征现在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了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进行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并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如此顺利地被占领过，此前也从未如此轻易地失守过。”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而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府。”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嘴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24]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资助下到达圣城。雅博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久经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那儿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来反抗杀戮。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25]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博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打消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但像之前的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帮助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这个区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很可能会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报告道。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可以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而且他不得不浪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还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一个指定区域“瓦扎”，这样治安会更容易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一些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的。”

在雅法门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极端正统派鄙视犹太复国主义亵渎神明；有人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应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人一方：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张驱逐犹太移民；民主自由人士则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知识分子还讨论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了文学社，要求联合叙利亚，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General Barton）。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也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像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26]还把圣殿山看作一个“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能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能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个剑桥古典学者，抱持着“一种令人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很精明能干”。他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名于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

一名仰光银行的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P.摩根的资助，协会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27]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博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博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博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是一个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的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应验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快，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他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用卡基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是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28]——“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也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又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因此《议事录》接受度很高。

斯托尔斯“心思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这些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维持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拉-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却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由他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29]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了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对于实际占领它的我们来说，又应该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感染所致），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过去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省长，他逐渐掌握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恐慌的当地人。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了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殖民犹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是自然进口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他们对近东国家很有必要。”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以后他登上王位的话，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没有想到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内的巴勒斯坦。叙利亚是一件战利品，因此费萨尔乐意作出妥协去保护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达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安立甘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了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观察家们注意到穆夫提内心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犹太复国主义者唱起赞歌《哈蒂克瓦》。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那儿读着他的书。不久，那位英国的贝都因人就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了美国记者洛维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米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被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起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批准费萨尔，这位叙利亚待立的国王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这项决策的真正决定其实来自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一样。”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已经安排好会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却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去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上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着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的东西。”

47

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

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摩苏尔。”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

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克里蒙梭的主要目标和阿拉伯民族内心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

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博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30]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并不理睬这一警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博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博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混乱中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

雅博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博廷斯基的住处，雅博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Haganah）——防卫队。

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博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博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Betar）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联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博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博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是“所有英语中最荒谬的词汇。水牛群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博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元首”。

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31]

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了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共计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道“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起初，先知穆萨节骚乱的冲击之后，塞缪尔的冷静机智确实安抚了巴勒斯坦。他在橄榄山上的维多利亚城堡设立官署，释放了雅博廷斯基，赦免了阿明·侯赛尼，并暂时限制犹太移民，以打消阿拉伯人的疑虑。英国此时的利益已与1917年不大相同。此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连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是灾难。到1921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八年内，塞缪尔共允许了七万人进入。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

劳伦斯后来说道：“我非常喜欢温斯顿，而且很尊敬他。”因为恃强凌弱的冒险、狂妄傲慢的自我推销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丘吉尔已经闻名于世。这个年近五十的殖民大臣面临着捍卫一个新帝国所需人力和物力的沉重代价：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接连发生反对统治的流血暴乱。丘吉尔于是在开罗召开会议，向英国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统治者移交了某些权力。劳伦斯则提议将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交给费萨尔。

1920年3月12日，丘吉尔召集阿拉伯专家在塞米勒米斯饭店开会，会议期间，一对索马里幼狮在他们脚下嬉耍。丘吉尔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不用忍受“令人讨厌的沙漠”，但劳伦斯厌恶这样。他写道：“我们住在一个布满大理石和青铜的酒店里，非常昂贵和奢侈——令人讨厌的地方，让我觉得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东领域的专家都在这儿。后天，我们将前往耶路撒冷。我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融洽：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能达成共识。”——换句话说，丘吉尔已经接受了“谢里夫解决方案”：在英国违约以后，劳伦斯终于看到谢里夫和他的儿子们重新获得了一些荣誉。

老谢里夫，汉志的侯赛因国王，不敌沙特酋长伊本·沙特（Ibn Saud）所率领的瓦哈比武士。[32]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一千三百五十名战士试图抵抗沙特人时，却被击溃了：阿卜杜拉不得不身着内衣从帐篷后面逃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本计划由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就任伊拉克国王。现在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阿卜杜拉则一无所有。

此时，丘吉尔的会议正在开罗举行，阿卜杜拉带领三十名军官和两百名贝都因人进入今天的约旦——属于英国托管的一部分——为自己夺取了贫瘠的封地——就连寇松勋爵也认为“这么大的公鸡，恐怕很难在这么一小块污秽之地待下”。这种胆大妄为的消息传到丘吉尔那里时，已是既定的事实。劳伦斯建议丘吉尔支持阿卜杜拉。丘吉尔于是派出劳伦斯邀请王子在耶路撒冷会面。

3月23日午夜，丘吉尔和妻子克莱门汀乘火车前往耶路撒冷，在加沙受到热情群众的欢迎。人群叫喊着“为部长欢呼”和“打倒犹太人！割断他们的喉咙”，丘吉尔不明就里，一如往常向人群友善地挥手。

在耶路撒冷，丘吉尔和塞缪尔住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他在那儿四次会见了由劳伦斯陪同的“谦虚友好的”阿卜杜拉，后者是有前途的外约旦占领者。希望建立一个哈希姆帝国的阿卜杜拉，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住在他统治的王国内，这个王国将来包括叙利亚。丘吉尔说，假如阿卜杜拉承认法属叙利亚和英属巴勒斯坦，那么他就愿意承认外约旦。阿卜杜拉勉强同意，丘吉尔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国家。他还记得：“阿卜杜拉执政外约旦，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是这么告诉他的。”劳伦斯最终将费萨尔和阿卜杜拉送上王位，完成了使命。[33]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向丘吉尔请愿，他们依据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声称“犹太人就是一个终结世界的民族”，“在很多国家，犹太人都是最积极的毁灭倡导者”，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想“控制全世界”。在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

丘吉尔的父亲[34]早已将一种对犹太人的钦佩之情灌输给他，而且丘吉尔也将犹太复国主义看作犹太人在两千年痛苦遭遇后应得的补偿。在列宁建立苏俄后的红色统治期间，丘吉尔相信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的“解毒剂”，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一个叫作“国际犹太人”的穷凶极恶的妖怪所领导的“一场犹太运动”。

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上的英军公墓启用典礼上表示：“哈里发和十字军及马卡比都在此归于尘土！”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回英国之前，丘吉尔还在橄榄山上召开了会议。此时，耶路撒冷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尔斯已经解除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因此要是再撤销穆夫提这个职位，似乎就显得太急于推翻这个家族了。此外，英国人对于耶路撒冷大家族颇怀同情，因为英国的士绅阶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塞缪尔和斯托尔斯因此决定，市长和穆夫提应该分别从两大名门望族中推选。然而，两大家族的世仇却使他们成为耶路撒冷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35]

48

英国的托管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

被选为市长的那个人是典型的阿拉伯纨绔子弟拉吉卜·纳沙希比。他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拄着拐杖，是第一个拥有美国豪车绿色帕卡德的耶路撒冷人，总是让他的亚美尼亚司机载他出行。温文尔雅的纳沙希比是最晚发迹但也是最富有的家族继承人，[36]拥有橘园和豪宅，会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曾担任奥斯曼议会中的耶路撒冷代表，多次雇佣瓦希夫组织聚会，还曾请瓦希夫教授自己和情妇弹奏乌得琴。当上市长的他每年举办两次聚会，一次为他的朋友们，一次为高级专员。作为一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老手，他一本正经地扮演了耶路撒冷领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角色。

被推举为大穆夫提的那个人是纳沙希比家富有的表弟哈吉·阿明·侯赛尼。斯托尔斯将这位先知穆萨节骚乱上的年轻煽动者引见给了高级专员，这位高级专员对此人印象深刻。侯赛尼“温和，聪明，有教养，衣着考究，带有充满阳光的笑容，金黄头发，蓝眼睛，红胡子，富有诙谐的幽默感”。市长的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din Nashashibi）回忆说，“他还能用冷酷的眼睛讲笑话。”侯赛尼问塞缪尔：“您更喜欢哪一个—— 一个正大光明的对手还是一个不牢靠的朋友？”塞缪尔回答：“一个光明正大的对手。”魏茨曼冷冰冰地评论道：“虽然格言这么说，但是指望一个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人是永远不现实的。”用黎巴嫩历史学家吉尔伯特·阿胥喀（Gilbert Achcar）的话说，侯赛尼确实是“一个自称整个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妄自尊大者”。

令人尴尬的是，侯赛尼未能赢得穆夫提的首轮选举，获胜的是一名贾拉拉家族的成员。侯赛尼能最终胜出，显然是因为以“仁慈和集权主义相济”自居的英国人粗暴否决了选举结果并任命了他，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且未能完成开罗的宗教学业。塞缪尔支持他参选新一届穆斯林最高议会主席，希望借此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侯赛尼属于伊斯兰传统派，纳沙希比属于奥斯曼人。两者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对于英国人的统治，纳沙希比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妥协，而侯赛尼在经历一场坎坷和反复无常的生涯后，成为一个毕生反对任何妥协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起初，侯赛尼扮演了英国人的消极联盟者的角色，但他最终像许多阿拉伯人一样采取反英的立场，而且变成了一个种族反犹分子，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塞缪尔最为不朽的成就便是提拔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人最有力的敌人。但有人争辩说，侯赛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进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最大资产。

穆夫提：西墙之争

首任英国总督庆祝自己驯服了耶路撒冷。1925年6月，怀揣着妄想，塞缪尔返回伦敦时，宣称“违法乱纪已经销声匿迹”。一年后，斯托尔斯离开和平且市容已远较过去美观的耶路撒冷，他被擢升为塞浦路斯总督，接着又担任了北罗德西亚总督。尽管如此，他依然叹息：“耶路撒冷之后，再无晋升。”新任高级专员是普卢默（Plumer）子爵，一个长着海象式胡子的陆军元帅，外号“老普卢姆”或“普卢默老爹”。由于经费削减，老普卢姆不得不用数量远逊于塞缪尔时期的士兵维持秩序。他亲自巡视耶路撒冷，并表现出一种安抚人心的镇定。当他的下属向他汇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时，他采取了鸵鸟政策，回复道：“这里没有政治局势，就不要创造一个！”

老普卢姆因健康不佳而退休，但当政治局势开始紧张时，新的专员还未上任。1928年犹太人赎罪日的前一天（Kol Nidre），犹太会堂执事（该执事名叫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挪亚）按照犹太律法在西墙设立了一道屏障，用以将男女祈祷者隔开，但今年穆夫提却提出抗议，认为犹太人违反了规定。

穆斯林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拴战马布拉克（Buraq）的地方，但在19世纪，奥斯曼人曾将附近的地沟用作驴厩。在法律上，西墙是阿布·玛伊登捐献的建筑物，在时间上可上溯到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时期，因此它是“纯粹的穆斯林财产”。穆斯林担心，一旦犹太人占有西墙，就会促使第三圣殿出现，而圣殿正位于伊斯兰圣地（犹太人的圣殿山）上。但是西墙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并且巴勒斯坦犹太人相信，英国的限制条例以及拥挤的朝圣空间是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压迫犹太人的结果，它们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必要性。英国人甚至禁止犹太人在最神圣的日子里吹起羊角号。

第二天，斯托尔斯的继任者，喜欢自称“耶路撒冷帕夏”的爱德华·基思-罗奇（Edward Keith-Roach），命令警察在赎罪日（犹太历中最神圣的节日）仪式期间突袭西墙。警察殴打了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从年长的祈祷者那里拉走椅子。这绝不是英国最光荣的时刻。穆夫提欢呼雀跃并发出警告：“犹太人的目的是逐渐占有阿克萨清真寺。”他因此发起了一场抵制犹太祈祷者的运动，用石头袭击他们，用噪音惊扰他们。雅博廷斯基的贝塔青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入西墙。

双方正在改变着奥斯曼时期的格局，因为所谓的现状已不再反映真实情形。犹太人的移民和土地购买已引起阿拉伯人的忧虑，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自《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已有大约九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仅1925年，犹太人便从几大家族手中购得了4万4千英亩土地。不过，其实只有极少数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梦想建立第三圣殿，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在自己的圣地上祈祷。据说，新任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爵士像“一个英俊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他要求穆夫提出售西墙，以便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一座庭院。穆夫提拒绝了。对于犹太人而言，圣殿是他们自由祈祷的象征并永存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之中；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布拉克成了反抗和国家主义的象征。

不祥之兆和恐惧笼罩着这座城市。“这就是沙漠中一座四面围墙的山中城堡的傲慢和荒凉之美，毫无净化的悲剧之美。”阿瑟·凯斯特勒，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并为雅博廷斯基的报纸撰稿的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者观察说。这种“悲剧美”和“冷酷气氛”使他产生了一种“耶路撒冷的悲伤”。凯斯特勒渴望逃到庸俗的特拉维夫。他在耶路撒冷感觉到“雅卫愤怒的脸孔郁郁凝视着这些炙热的岩石”。

1929年夏，穆夫提命令打开一个缺口，使犹太人的西墙成为驴子和行人通过的一条阿拉伯大道，同时也让宣礼员祈祷的号召声和苏菲派的诵念声压过犹太人的祈祷声。犹太人在附近的小巷里受到攻击。巴勒斯坦全境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高喊着“西墙是我们的”口号游行示威。8月15日，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莫司·奥兹的舅舅）和贝塔成员领导下，三百多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英国警察保护下，举着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唱着歌，有序地向西墙进发。当时钱塞勒已离开。第二天，周五祈祷之后，两千名阿拉伯人自阿克萨清真寺涌出，攻击犹太祈祷者，将他们赶出西墙，并殴打那些被抓到的犹太人。17日，一个犹太儿童将足球踢进了一个阿拉伯人家的花园，他跑进去拿，结果遭到杀害。在葬礼上，犹太青年曾试图去攻击穆斯林区。

8月23日，周五聚礼日，受穆夫提鼓动，成千上万穆斯林祈祷者涌出阿克萨清真寺攻击犹太人。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尝试用各种手段去煽动和控制人群，一些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试图抵制这种暴徒行为，但是无济于事。祈祷者攻击犹太区、蒙蒂菲奥里区附近及郊区，造成三十一名犹太人丧生。耶路撒冷的一户人家中五人被杀；在希伯伦，五十九名犹太人遇害。1920年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哈加纳对此予以还击。整个巴勒斯坦仅有两百九十二名警察，所以要从开罗调集军队。据统计，在此期间共有一百三十一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杀害，同时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丧生，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是死于英军的射杀。

这场骚乱——阿拉伯人称之为“布拉克起义”——使英国人惊慌失措。钱塞勒告诉他的儿子：“我知道，除上帝之外无人能胜任高级专员。”贝尔福政策正在瓦解。1930年10月，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即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费边主义者]提交白皮书提案，建议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令他们放弃犹太民族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感到绝望。布拉克起义引燃了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暴力和帕斯菲尔德的白皮书使魏茨曼这一系亲英派威信扫地：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再依靠英国人，许多人开始转向雅博廷斯基更为严酷的民族主义。雅博廷斯基在第十七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攻击了魏茨曼。魏茨曼当时正在游说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推翻白皮书。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宣读了写给魏茨曼的一封信，再次确认《贝尔福宣言》及重新开放犹太移民一事。阿拉伯人把这封信称为“黑色信件”，但这封信已经无法挽回魏茨曼的声誉，那时他已被解除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职务。魏茨曼受到极大伤害，暂时返回了科学界。哈加纳仍在集中力量守卫农业定居点，并已开始进行武装。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移民限制感到沮丧，受到雅博廷斯基的激励，他们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并建立了伊尔贡·茨瓦伊·柳米（意为“民族军事组织”），不过规模依然很小。雅博廷斯基因其煽动性的演讲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和东欧的犹太青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不过取代魏茨曼的不是雅博廷斯基，而是戴维·本-古里安，他脱颖而出成为犹太社区的铁腕人物，就像穆夫提成为阿拉伯人的铁腕人物一样。

1931年12月，在圣殿山上，穆夫提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泛伊斯兰世界领导者主持了世界伊斯兰大会，这标志着他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他也因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仍激进地反对在巴勒斯坦进行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活动，但他的对手纳沙希比市长、达贾尼家族和哈立德人却认为，和解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言都将是更好的选择。穆夫提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他指责他的对手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叛徒，还指控纳沙希比家族有犹太血统。纳沙希比试图在最高伊斯兰大会上罢免穆夫提，但未获成功。接着，穆夫提开始从他控制的所有组织中清除反对他的人。虚弱又无自信的英国人倾向于激进派取代温和派：1934年，新任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爵士放弃对纳沙希比的支持，转而支持选举哈立德家族成员担任市长。侯赛尼家族和纳沙希比家族之争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

世界正逐渐走向黑暗，危险正在不断逼近。法西斯势力的增长使妥协变得苍白无力，而暴力不仅能被接受且极具吸引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7]仅两个月后的3月31日，穆夫提就秘密访问了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他宣称“巴勒斯坦境内的穆斯林欢迎新的政权，希望传播法西斯的反民主领导能力”。他又补充道：“穆斯林希望德国发动一场抵制犹太人的运动。”

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对希特勒感到忧虑，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开始剧增，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不断改变着。1933年，三万七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来到此地。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已有十万犹太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及穆斯林阿拉伯人相加才只有六万。正当纳粹侵略扩张和反犹主义威胁欧洲，且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38]阿瑟·沃科普爵士开始着手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这是英国托管期间的一段黄金时期，新耶路撒冷是黄金时期的都城。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金色权杖的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总督官邸，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人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大厦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

英国人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创造了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耶路撒冷，而沃科普的官邸是这座城市的中心。贝尔福老伯爵亲自参加了位于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附近的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帝国大厦的建筑师建造了一座阴茎般的塔式外形的基督教青年会建筑；洛克菲勒家族则在城墙的正北面建成了一座哥特-摩尔风格的博物馆。充满“华丽的店铺、挂着高大吊灯的咖啡馆以及各种奢侈品店”的乔治五世大街，令一名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作家的阿莫司·奥兹想起“我从电影里知道的美丽的伦敦城，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有教养的英国人混居在一起；在那里，梦幻般翘首期盼的女士们身着夜礼服休闲度日”。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乐时代，在这儿，新潮女郎带着千年的福音进行飙车。“闺房宝贝们开着福特车穿行于耶路撒冷。”《波士顿先驱报》如此描述。该报当时正在采访柏莎·斯帕福德，据报道，她“正向土耳其人兜售美国廉价小汽车和保温瓶，并宣称是上帝而非贝尔福将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还是一座缺乏奢侈品的大城市。但在1930年，耶路撒冷出现了首座世界级的饭店。宏伟的大卫王饭店以带有亚述、“圣经风格”和穆斯林装饰及其“身着白色马裤、头戴红色塔布什帽的高大的苏丹侍者”而闻名，因得到富有的埃及犹太人和英国犹太金融家弗兰克·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亲）的支持，该饭店迅速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时尚中心。一位美国旅行家将大卫王饭店错认为重新修复的所罗门圣殿。拉吉卜·纳沙希比每天都在那儿理发。这座饭店使耶路撒冷成为黎巴嫩和埃及没落的阿拉伯王室富人们的奢侈胜地。外约旦的国家元首阿卜杜拉在大卫王饭店定期逗留——期间，饭店照看着他的骆驼和马匹。1934年10月，丘吉尔携妻子及他的朋友莫因勋爵（后来成了巴勒斯坦冲突的牺牲品）在此暂住。穆夫提不甘示弱，雇用犹太承包商，在古代玛米拉旧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饭店——宫殿饭店。

当一名曾做过护士的美国犹太妇女在耶路撒冷开设的首家美容院开张时，农民们伫立凝视，希望橱窗里的模特开口说话。城内最好的书店位于雅法门附近，由布洛斯·赛义德（Boulos Said，智者爱德华的父亲）和他的兄弟经营；最好的高级服装定制中心则属于库尔特·梅（Kurt May）夫妇，他们是逃离希特勒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的典型代表——“梅”这个名字以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文的形式被刻写在门上——库尔特·梅这家店里所有的纺织品都从德国进口，很快就吸引了犹太商人、英国地方长官的阔太太及约旦阿卜杜拉的王妃们。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及其随从曾经买空了整个商店。梅夫妇是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更有文化的德国人——库尔特曾在一战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梅夫妇居住在店铺楼上，他们的女儿米里亚姆出生时，他们将她交给一位阿拉伯奶妈哺乳；在她长大后，他们禁止她和隔壁“没有足够教养的”波兰犹太人玩耍。耶路撒冷很小，所以春天来临时，米里亚姆的父亲经常会带她出城，步行去鲜花盛开的犹地亚采摘仙客来。每周五晚上是他们最重要的交际时间：当极端正统犹太人进行祈祷之时，梅夫妇通常正在大卫王饭店跳着舞。

英国人似乎把巴勒斯坦当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陆军准将安格斯·麦克尼尔（Angus McNeil）建立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猎协会”，用一群猎犬追逐狐狸和胡狼。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顾客在军官俱乐部里注意到，如果不是最近的马球比赛或赛马大会的话，所有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射杀鸭子的。还有一个年轻军官驾驶着私人飞机飞进了城里。

在贵族制度繁文缛节的熏陶下，英国公立学校的男生都陶醉于耶路撒冷的等级体系，特别是总督官邸的宴会上必要的社交礼仪。约翰·钱塞勒的助手哈里·卢克（Harry Luke）爵士还记得，在总督官邸，宴会主人是怎样欢迎各位高级专员、大拉比、大法官、市长和族长们的：“专员阁下，法官阁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阁下，神父大人，教长大人，市长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座兴旺发达的新耶路撒冷，到1931年已有十三万两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这证明英国的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确实有助于经济的繁荣，并增加了阿拉伯移民：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还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是叙利亚或黎巴嫩人口增速的两倍。[39]十年内，耶路撒冷吸引了两万一千名新阿拉伯人和两万名新犹太人。这段时间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的家族王朝，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占有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哲学家的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写道，努赛贝和纳沙希比家族还“适应了英国人引进的社会秩序，并且与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属于同样的绅士社会，英国军官私下里比较喜欢与这些人接触，而不喜欢与俄国犹太暴发户来往”。

大家族的生活极其奢华：哈齐姆·努赛贝的父亲拥有两处“宫殿式的宅邸，每处都有二十到三十个房间”。父辈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子孙们则进入谢赫贾拉的圣乔治公立学校，后来又进入牛津大学。萨里的叔叔哈齐姆·努赛贝回忆道：“观察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贵族是很有趣的。夏季，他们身着熨烫平整的白色丝质西装，脚穿锃亮的鞋子，打着丝质领带。”哈齐姆的兄弟安瓦尔·努赛贝经常乘坐耀眼的别克汽车（这座城市里的第一辆）漫游耶路撒冷。

许多阿拉伯中产阶级、穆斯林和正统犹太人为托管政府工作。他们居住在位于谢赫贾拉、塔尔比赫、巴卡和卡塔蒙的前奥斯曼世界的粉红色石头别墅中。这里属于耶路撒冷的郊区，阿莫司·奥兹将其形容为“一座蒙着面纱的城市，到处是十字架、角楼、清真寺和神秘事物”，满是“修士和修女、法官和宣礼员、显贵、戴面纱的女人和戴着僧帽的教士”。在拜访一户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时，奥兹赞美了“八字胡的男人、珠光宝气的妇女”和“体态优美、双手涂红指甲、留着优雅发型和身着运动休闲裙子的迷人少女”。

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一个在美学上“拥有剑桥大学导师般洞察力的叙利亚爱国者”，每年都举办“各种奢华的聚会、午宴、晚宴和招待会”。他有一个“迷人漂亮”又令人无法抗拒的妻子凯蒂，凯蒂是一个拥有埃及多家报社的黎巴嫩经营者女儿。[40]他们在谢赫贾拉的别墅（现已归穆夫提所有）藏书一万两千册，成为阿拉伯贵族、英国精英、名人贵客的社交总部，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沙龙。“漂亮的女人、美味的食物、机智的对话，每一个到场的人都身处耶路撒冷最好的聚会，”纳萨尔丁·纳沙希比记得，“宴会上总是充满愉快而邪恶的氛围。”据说，安东尼乌斯的婚姻生活是开放的，凯蒂是众人皆知的轻浮女子，喜欢身着制服的英国人。“她既玩世不恭，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一个耶路撒冷老人回忆道，“她会捏造流言蜚语，并将人们对号入座。”安东尼乌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他曾参加当地一位社会名流举办的带有伴舞乐队的聚会，那次聚会上，他提出在耶路撒冷举行换妻派对，其他宾客对此十分震惊：他会邀请十对夫妇，但每人都只能带不是配偶的异性前来，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英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逐渐冷却，因此和犹太人渐行渐远。英国人中最典型的或许就是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爵士，他抱怨犹太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每个犹太社区都反映出不同的国家文化：里哈维亚（Rehavia），世俗德国教授和英国官员之家，是最令人满意的居住区，文明、平静又富有欧洲韵味；布哈拉区则中亚风情十足；哈希德派的米歇雷姆（Mea Shearim）破旧不堪、贫困交加，使人想起17世纪的波兰；阿莫司·奥兹回忆说，齐科隆·锡安（Zikhron Zion）兴奋于“少有的阿什肯纳兹菜肴香味，其中夹杂着罗宋汤、大蒜和洋葱以及酸白菜的味道”；塔尔皮奥特（Talpiot）是“一座柏林花园郊区的耶路撒冷翻版”；奥兹自己的房子在克列姆·亚伯拉罕，位于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旧宅附近，它极像俄式建筑，“属于契诃夫的风格”。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然而，在成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后，他的好逸恶劳就不得不收敛了。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41]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虽然穆夫提正处于名声极其显赫的时期，但他仍努力去主导广大阿拉伯人的看法，包括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如乔治·安东尼乌斯、马克思主义者、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及伊斯兰基要主义者。许多阿拉伯人厌恶穆夫提，但大多数人越来越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可以阻止犹太人复国。1933年11月，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他不完全支持侄子穆夫提——领导了耶路撒冷的游行示威。示威引发了骚乱，三十名阿拉伯人丧生。第二年，穆萨·卡齐姆去世，阿拉伯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人们为穆萨·卡齐姆哀恸哭号，”后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qayri）写道，“哈吉·阿明（穆夫提）则使许多人伤心悲痛。”在托管的第二个十年里，超过二十五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这个数字是前十年的两倍之多。阿拉伯人，无论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文化修养深厚的耶路撒冷精英，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此时都已明白英国人从未叫停移民，也未阻止众所周知的犹太社团伊休夫（Yishuv）[42]精心组织的更多活动。阿拉伯人快没时间了。1935年移民最高潮时，有六万六千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战争常常被看作一种净化民族的仪式，甚至知识分子萨卡基尼和美学家贾瓦哈里耶此时都相信，只有暴力可以拯救巴勒斯坦。哈齐姆·努赛贝写道，答案是“武装反抗”。

这就是年老体衰、再次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魏茨曼所面对的情况，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戴维·本-古里安的手里，他是新近当选的犹太代办处——伊休夫的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主席。风格上，两个人都独断专行并聪明睿智，都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民主。但他们也相互对立。本-古里安是一个粗鲁的工人阶级实干家，适合担任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领导人。他不善闲谈（除了历史和哲学相关话题），也缺乏幽默感——身材矮小的本-古里安讲的唯一笑话是关于拿破仑的身高，这个笑话的笑点是“没人比拿破仑更强大，只能比他更高”。他有两个孩子，是一个令人不满的丈夫——他曾与一位高挑的、蓝眼睛的英国伦敦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他是个沉思的孤独者和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总是专注于事业，收集各种书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二手书店里。已闻名于世时，这个“老头”学起了西班牙语以便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又为了研究柏拉图而学习希腊语；计划建国时，他看起了希腊哲学；开始战争时，他读起了克劳塞维茨的书。

魏茨曼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显贵，身着在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参加过的上流社会家庭沙龙要比暴晒下的加利利农场多得多，他拥有其朋友西弗家族赠送的玛莎百货原始股，十分殷实富有。“你是当今以色列之王。”本-古里安告诉魏茨曼，但不久他就转而反对“魏茨曼的个人崇拜体制”。魏茨曼不像本-古里安，他知道他生来就不是个军阀，但他对年轻人的战斗性则持半尊敬半蔑视的态度。在他六百页的回忆录中，魏茨曼仅有两次提到本-古里安。魏茨曼与列宁长得很像，而本-古里安则不折不扣效仿了布尔什维克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

本-古里安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崛起于劳工运动中。他一直坚信，通过犹阿工人阶级的合作，一个新的巴勒斯坦一定能够得以建立。本-古里安梦想建立一个犹太国，但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本-古里安对于“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同时出现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颇具好感”，他相信一个阿-犹联邦是那时犹太人可以期待的最好选择。他和穆夫提彼此试探共建国家的可能性：回顾过去，彼此妥协还是可能的。1934年8月，本-古里安开始会见穆夫提的两个稳健派顾问——为英国人工作的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43]和作家乔治·安东尼乌斯。本-古里安提议在一个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联邦之下，建立一个犹阿共享政府，或者一个犹太实体。当然，本-古里安争论道，巴勒斯坦就像一个沙发，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民族。穆夫提对此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诺。阿拉米后来回忆，穆夫提和本-古里安就民族主义曾有过一阵唇枪舌剑，很明显犹太领导人更加灵活老练。他感到遗憾的是，阿拉伯人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本-古里安。在此期间，穆夫提和他的贵族追随者们正失去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

1935年11月，一个名叫伊扎特尔丁·卡桑（Izzat al-Din al-Qassam）的叙利亚传教士开始反抗英国人，他曾是穆夫提位于海法沙利亚法庭的一名下级官员，一直规劝穆夫提拒绝任何政治妥协。卡桑远比穆夫提激进得多，他是一个相信殉教神圣性的纯粹的基本教义者，也是基地组织和圣战者的先驱。此时，他带领着他的十三个“黑手党”穆斯林游击队员隐藏在群山之中。11月20日，卡桑在山中遭到四百名英国警察围困并被打死。卡桑的殉教[44]震惊了打算起义的穆夫提。1936年4月，卡桑的继任者在纳布卢斯城外实施了一场行动，杀死两个犹太人，但放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声称自己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这次事件引燃了冲突的火花。作为报复，犹太民族主义者伊尔贡杀死了两个阿拉伯人。当枪声响起时，阿瑟·沃科普爵士完全没有能力作出反应。一个年轻的军官注意到，他都“不知道做什么”。

49

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1936年初，耶路撒冷一个寒冷的夜晚，“零星的来复枪声响彻明净的夜空”。哈齐姆·努赛贝意识到“武装反抗已经开始”。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同年4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杀死了十六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各派组成了一个穆夫提领导下的高级阿拉伯委员会，并号召全国罢工。罢工迅速失控。穆夫提宣称，这是一场神圣的斗争，号召他的圣战军作为志愿军开始攻打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的英国人和犹太人。

5月14日，犹太区里的两个犹太人被射杀，穆夫提坚称“犹太人正试图将我们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谋杀我们的孩子，烧毁我们的家园”。两天后，阿拉伯枪手又在爱迪生电影院杀死了三个犹太人。

伊休夫开始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奉行一种自制方针。在此期间，英国的部长们开始质疑托管的全部原则，并委派前内阁部长皮尔（Peel）伯爵前往考察。1936年10月，穆夫提取消罢工，但他拒不承认皮尔。魏茨曼则努力说服这些专员。在阿卜杜拉的坚持下，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独立、废除《贝尔福宣言》和驱逐犹太人的主张。

1937年7月，皮尔提出一个两国分治的解决方案：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加入阿卜杜拉外约旦的阿拉伯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七十）和一个犹太区域（占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另外，他建议迁走犹太区内的三十万阿拉伯居民。耶路撒冷将仍是英国控制下的一个特殊实体。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早已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个被分割的耶路撒冷。魏茨曼并未对这个小型的犹太实体感到失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大卫王的王国更小。”

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反，皮尔抱怨道：“自191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名阿拉伯领袖愿意与犹太人合作。”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热情支持皮尔的计划。回想起来，皮尔的计划若能实现，以色列就不会以其目前的面貌出现，但那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一个英国伯爵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所激怒：穆夫提和他的对手纳沙希比都拒绝接受皮尔的计划。

起义再次爆发。穆夫提支持并组织了这场暴力。他似乎对于谋杀他的巴勒斯坦对手，而不是英国人或犹太人更感兴趣。最近，研究侯赛尼家族的历史学家写道：“穆夫提要为这种以铲除异己来实现控制的手段负责。”穆夫提在享用他喜欢的扁豆汤后，总是由他的苏丹警卫——圣地传统守卫者后裔——陪同。当他命令实施暗杀行动时，他的举动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持续两年的暗杀行动中，他清除了许多最正直和最稳健的同胞。会见皮尔后的第十天，穆夫提拜访了德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他声明支持纳粹主义并希望与纳粹党合作。第二天，英国人试图逮捕穆夫提，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找到了避难所。

英国人不敢大肆攻击圣殿。他们转而包围了圣殿山上的侯赛尼，谴责他是起义的组织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派别都在侯赛尼的控制之下：卡桑的圣战追随者也会狂热地杀死任何被怀疑与当局合作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之间，这不亚于一场野蛮的内战。据说，穆夫提使许多家庭伤心欲绝。

拉吉卜·纳沙希比起初支持起义，之后转而反对穆夫提的恐怖政治和策略。此后不久，他的别墅遭到机枪扫射，一个正在看足球比赛的小堂弟被杀。当拉吉卜的侄子法赫里·贝·纳沙希比指责穆夫提的行为是自取灭亡时，报纸上刊登了处决他的法令：他后来在巴格达遭到暗杀。纳沙希比把自己的侍从武装成闻名的“纳沙希比部队”或曰“和平部队”，开始打击穆夫提的人。阿拉伯人的头饰成了起义时辨识敌我的标志：侯赛尼的支持者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纳沙希比的人戴着代表和解的塔布什帽。穆夫提组建了叛军法庭审判叛徒，并发行了邮票。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这位三十岁的圣战军司令官指挥了耶路撒冷的起义。他是已故的穆萨·卡齐姆·侯赛尼（曾使用化名阿布·穆萨）的儿子，在锡安山上的圣公会主教戈巴学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在开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谴责英国的背信弃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被埃及驱逐之后，他组织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担任该党报纸的主编，又以训练童子军为幌子建立了其军事派别“绿手民兵”组织。

在家里，侯赛尼是个优雅的贵族，留着笔直的胡须，穿着英式的西服，然而在战场上，他也擅长拿枪与敌人火拼。他经常“羞辱耶路撒冷周围的殖民军队”，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这样认为。1936年，侯赛尼在希伯伦附近的一场抗击英国坦克的战斗中受伤。在德国治好伤后，他马上返回，以受洗者约翰的村庄安凯伦为基地继续战斗。侯赛尼在城内组织了一次暗杀英国警察局长的行动，随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扫射中他再次受伤。侯赛尼放弃奢侈生活，同阿拉伯农民一起战斗，反抗异教徒入侵，他的崇拜者把他看作一个阿拉伯骑士，但他的巴勒斯坦敌人将他视为穆夫提军阀中最坏的一个，其追随者不时恐吓那些不支持侯赛尼家族的村庄。

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的英国地方专员路易斯·安德鲁斯被暗杀。之后的第十二天，穆夫提化装成女人逃出耶路撒冷，这次不体面的退出削弱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实力。在黎巴嫩流亡期间，穆夫提在一场仍在升级的战争中指挥了几次行动。他残酷地强迫别人服从他并接受他的强硬的不妥协政策。

英国人正努力控制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希伯伦、整个加利利地区经常失去控制，他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了老城。英国人从哈加纳中招募犹太援军加入所谓的犹太定居点警察队伍，但是这支队伍几乎无力防卫偏远的村庄。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厌恶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在阿拉伯起义初期集合了一千五百人，以向耶路撒冷多家咖啡馆扔手榴弹等残暴对待阿拉伯平民的方式来反击阿拉伯人的攻击。1937年11月的黑色星期天，他们发动一起连环爆炸事件，此举震惊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却吸引了众多新成员涌向伊尔贡。就像穆夫提的暴徒消灭了阿拉伯温和派一样，阿拉伯起义也损害了希伯来大学美国籍校长犹大·马格内斯（Judah Magnes）的信誉，他主张与阿拉伯人和解，以建立一个双民族而不是犹太实体的国家，并采取犹阿两院制议会。本-古里安的自制政策不久后遭到抛弃，英国人此时毫不留情地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镇压阿拉伯人，集体惩罚整个村庄并一度摧毁整个雅法社区。1937年6月，英国人对携带武器的人执行死刑。10月，曾严厉治理加尔各答长达三十年的查尔斯·特加特（Charles Tegart）爵士到达耶路撒冷。他建立了五十个“特加特要塞”，在边境周围筑起安全墙，掌管了镇压叛乱和收集情报的部门，还创建了阿拉伯调查中心。特加特在西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审讯者怎样折磨嫌疑犯——包括“灌水”技术，即用咖啡壶强行将水灌入犯人鼻中，这种方法现在以“水刑”而闻名——直到这座城市的长官基思·罗奇（Keith Roach）要求将它迁走为止。英国皇家空军军官阿瑟·哈里斯——后来以德累斯顿“轰炸机”而出名——监督了对叛乱村庄的空袭。但随着欧洲纳粹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渐渐无力派遣足够多的军队来镇压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犹太人的帮助。

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叛乱镇压专家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被派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受邀留在高级专员沃科普身边。温盖特观察到，沃科普“接受每个人的建议并已完全失去对事务的掌控”。他建议训练犹太战士并以乱制乱。温盖特日后将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版的劳伦斯——魏茨曼称他为“犹地亚的劳伦斯”。凑巧的是，这两个不守常规的英国阿拉伯学者竟是表兄弟。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温盖特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殖民地陆军上校，他还肩负着使犹太人改宗的福音派传教使命。温盖特从小便受到《圣经》的熏陶和帝国的培养，能熟练地讲阿拉伯语，并能像劳伦斯一样成功地指挥阿拉伯的非正规军——驻扎在苏丹的东阿拉伯军团的一支。“在他身上，”魏茨曼写道，“融合着学者和实干家的双重品质，使我想到劳伦斯。”但一到耶路撒冷，他就经历了一场几乎是质的转变。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对穆夫提牛仔式的伎俩和英国军官的反犹主义感到厌恶。“每个人都在反对犹太人，”他宣称，“所以我支持他们！”

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部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和一副学者风范的远行苦行僧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这种“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这些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与T.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

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也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哈加纳的人在一名陌生的来访者陪同下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我们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援军，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其他突击队。“你们是马卡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两万五千人的增援部队来到了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还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枪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炸弹和子弹难以置信的爆裂声。”

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婚外情。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一丝不挂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少将不喜欢他的军事鲁莽行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上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突击队了。

“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最终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男丁的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总共大约四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可能马上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45]

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的话，”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首席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

张伯伦希望说服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停止移民，但被拒绝。3月15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地区，这表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的失败。两天后，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提交了一部白皮书，建议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并且在五年之内将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一万五千人，而五年之后阿拉伯人将取得否决移民的权利，如此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犹太国。这是整个20世纪期间，巴勒斯坦人从英国人或其他任何人那儿得到的最好的提议，但政治上表现极其无能又狂妄顽固的穆夫提从他的黎巴嫩流亡之地拒绝了白皮书。

本-古里安动员哈加纳预备役部队准备发起反抗英国人的战争，此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发动了暴乱。6月2日，伊尔贡炸毁雅法门外的市场，杀死九名阿拉伯人。6月8日，一位正在进行东方游历的年轻美国游客约翰·肯尼迪（美国驻伦敦大使之子）在假期的最后一夜听到伊尔贡引爆的十四响爆炸声，整个圣城随即失去供电。此时有许多人对蒙哥马利将军的观点表示认同：“犹太人谋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谋杀犹太人，这种情况可能延续五十年。”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机会。法国已沦陷，德国军队正向莫斯科推进，而希特勒已启动他的“最终解决方案”，[46]开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穆夫提转移到伊拉克指挥国外的反英阴谋，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不得不逃亡伊朗，接着又遭到英国间谍的追踪。穆夫提开始了一场充满冒险的旅程，最终到达意大利。1941年10月2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斯宫接见了穆夫提，支持他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犹太人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特拉维夫，”墨索里尼说，“我们意大利这儿有四万五千名犹太人，欧洲将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穆夫提非常满意这次会见，之后他飞往柏林。

11月28日下午4点30分，神色紧张的阿道夫·希特勒接见了穆夫提，此时苏联已将德国人阻截在莫斯科郊外。穆夫提的翻译向希特勒建议，依据阿拉伯人的传统，希特勒应该用咖啡款待穆夫提。希特勒神经质地回应道，他不喝咖啡。穆夫提询问翻译是否有问题，翻译安慰了穆夫提，然后向元首解释，客人还是要求咖啡。希特勒回答，即使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也不允许在他面前喝咖啡。然后他离开房间，回来时，旁边跟着一名端着柠檬水的党卫队员。

侯赛尼请求希特勒支持“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独立和统一”，并建立一个阿拉伯军团和国防军并肩作战。穆夫提向“世界未来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统治的阿拉伯帝国。

希特勒很高兴他和穆夫提有共同的敌人：德国正和两大犹太势力堡垒——英国和苏联进行生死斗争，他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实际上，元首暗示了他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德国决心一步一步要求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自身的犹太问题。”“德国军队到达高加索南出口时，”希特勒说，“德国的唯一目标是消灭阿拉伯世界里的犹太人。”

然而，在俄国和英国被打败之前，穆夫提觊觎整个中东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希特勒说，他“必须像个理智的人一样冷静又谨慎地思考和发言”，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法国维希同盟。“我们都为你的事担心，”希特勒告诉侯赛尼，“我知道你的人生故事。我兴致盎然地注意到你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我很高兴你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之后，希特勒称赞侯赛尼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判定他肯定有雅利安血统。

穆夫提不仅赞同希特勒对英国的战略对抗，而且表态支持希特勒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动种族反犹主义。很久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非常喜欢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他泄露，1943年夏天，纳粹“已经灭绝了三百多万犹太人”。穆夫提令人不寒而栗地吹嘘说，他支持纳粹：“因为我当时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如果德国人获胜，巴勒斯坦将不会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任何踪迹。”[47]

穆夫提大老远地从多民族的耶路撒冷来到柏林，不出所料，犹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沮丧。穆夫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以此认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希特勒式的反犹分子”肯定是错误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同情犹太人处境的阿拉伯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厌恶英国人，因为“他们不公正、撒谎，同时也因为不满《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习惯于坐着收听新闻，等待着德国胜利的头版头条，一旦听到英国的好消息就满脸愁容”。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哈齐姆·努赛贝回忆，战时的“耶路撒冷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英国人取缔了多个犹太军事组织：摩西·达扬和他的哈加纳战友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阿克要塞监狱。1941年5月，当英属巴勒斯坦遭到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和维希法属叙利亚夹攻时，除了温盖特和萨德赫的战斗人员之外，英国人又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犹太突击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准备抗击纳粹。

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达扬，被派去进行突袭，为英国入侵维希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作准备。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次交火中，达扬用双筒望远镜检查法军阵地时，“一颗步枪子弹击碎了望远镜，碎镜片和金属外壳嵌入了我的眼窝”。他不得不戴上眼罩，但当时他十分讨厌戴眼罩，感觉好似“一个残疾人，要是我可以去掉我的黑眼罩多好。它所引起的注意使我无法忍受，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愿意走在街上让人评头论足”。达扬和他年轻的妻子搬到耶路撒冷，在这里他可以接受治疗。他“喜欢绕着老城四处漫步，特别喜欢走在围墙上的狭窄小道上。某种程度上，我对新城很陌生，但老城却令人心醉”。考虑到德国人可能会占领巴勒斯坦，哈加纳在英国的帮助下准备走向地下。

耶路撒冷是流亡君主们——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喜欢的一个避难地，他们全都住在大卫王饭店。皇帝赤脚穿过街道，并将他的皇冠放到圣墓大教堂内的祭坛脚下。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又得到了王位。[48]

无论日夜，大卫王饭店的走廊和酒吧都挤满了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埃塞俄比亚的王子王孙、名门显贵、骗子、朝臣、无业游民、大亨、皮条客、小白脸、交际花、电影明星以及同盟国、轴心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阿拉伯的间谍们，还有身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制服的众多军官和外交官，以至于游客们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才能穿过走廊到达酒吧，喝到他们渴望的干马提尼。1942年，一位新客人登记入住，她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阿拉伯明星之一，她的一举一动反映出作为黎凡特贸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在走向衰落。这位歌手用艺名阿斯玛罕（Asmahan）进行演唱，所到之处，无人能抗拒她危险的魅力。她是德鲁兹公主、埃及电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级妓女与多面间谍，而她也设法制造了一些她特有的混乱和神秘。

贫苦潦倒的贵族后裔阿莫尔·阿特拉什（Amal al-Altrash）于1918年逃到埃及，她是出生在叙利亚的德鲁兹人，十四岁时因其歌喉被发掘，十六岁时首次发行唱片，通过广播迅速成名，之后进入电影业。她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她下巴上的美人痣。1933年，她嫁给她的表亲，叙利亚德鲁兹山的埃米尔（她和他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她坚持要像一个自由的西方女性一样生活，即便是在丈夫的山中宫殿里，然而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卫王饭店里度过的。1941年5月，王妃——或曰埃米尔夫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返回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大马士革，取悦和贿赂叙利亚领导人，以换取他们对同盟国的支持。当盟军重新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时，阿特拉什受到戴高乐将军的亲自感谢。由于她的歌声、难以抗拒的美丽和极其开放的性生活（有双性恋嗜好），阿斯玛罕不久就哄骗了贝鲁特的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将军们，她在这些人中挑拨离间，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双面间谍。丘吉尔的特使刘易斯·斯皮尔斯（Louis Spears）将军对她非常着迷。他说：“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如同你穿过天堂到达的大海一样。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据说，如果你是她的情人，在她的闺房里你不可能孤单，在那儿，你很容易发现一位将军躲在床下，一位躺在床上，而斯皮尔斯在吊灯上晃荡。

出于对同盟国违背“立刻同意阿拉伯国家独立”诺言的愤怒，这位王妃从一个英国情人那里偷取了大量的军事秘密，并试图将它们提供给德国人。当她在土耳其边境被拦截时，她咬伤了逮捕她的军官。自由法国突然暂停发薪给她，于是她搬到了耶路撒冷。当时阿斯玛罕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大卫王饭店的“会客厅交际花”，整夜地喝着她喜欢的威士忌香槟鸡尾酒，勾引巴勒斯坦的王公贵族、更多的英国军官（及其夫人们）和阿里·汗王子。一位法国朋友回忆道：“她是个蛇蝎美人。”因为她姓阿特拉什（Altrash），英国女人称她为垃圾王妃（Pricess Trash）。阿斯玛罕震惊了自己的德鲁兹同胞，当她的首部电影在电影院上映时，他们甚至对着屏幕开火了——她太超前于她的时代了。阿斯玛罕可能是她自己最不利的敌人：她曾因试图摆脱埃及王太后纳兹莉而与一位内廷侍卫展开一段私情。为了一个男人，她和一个埃及舞蹈家争风吃醋，事件的高潮是两人争抢撕破对方的衣物。她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一种时尚的选择：“感谢上帝给我这些威尼斯皮货商。这至少意味着，你可以在耶路撒冷得到一件得体的毛皮大衣。”在这座城市度过一年之后，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一个埃及花花公子。1944年，她前往埃及拍摄电影《爱与复仇》，但电影尚未完成，她便在一场据说由军情六处、盖世太保、法鲁克国王（曾被她拒绝过）或她的冤家埃及著名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谋划的神秘车祸中溺死于尼罗河。如果说她的兄弟法利德是阿拉伯世界的法兰克·辛纳屈，那她就是阿拉伯的玛丽莲·梦露。阿斯玛罕天使般的嗓音，尤其是她那首畅销歌曲《维也纳的迷人夜晚》，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

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检疫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

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推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了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49]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开始哭喊并不顾一切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他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

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

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

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个矮胖的人，具有先知般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一个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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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梅纳赫姆·贝京说过“我战斗，故我在”，这改自笛卡尔的话。这个出生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犹太村庄的孩子，早年在波兰曾加入雅博廷斯基的贝塔运动，但因为与雅博廷斯基的英雄理念不合，他抛弃了雅博廷斯基的法则，构建了他自己的更为严酷的军事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用感性宗教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打一场“反抗占据我们祖先之地的那些人的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纳粹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贝京遭到斯大林内务部的逮捕，并被作为英国间谍流放到古拉格。“这个英国特务结局怎样？”贝京开玩笑说，“不久之后，英国警察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赏金，保住了他的头。”

1941年，斯大林和波兰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签订协议后，贝京被释放，加入波兰军队，并经由波斯（今伊朗）进入巴勒斯坦。贝京成长在斯大林绞肉机和希特勒屠宰场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的双亲和兄弟就消失在那里——因此他显得比魏茨曼和本-古里安更为冷酷：“希伯来叛乱的象征不是马萨达，”他说，“而是摩丁（马卡比家族起义的地方）。”1940年，雅博廷斯基死于心脏病。1944年，贝京被任命为拥有六百名战士的抵抗组织伊尔贡的司令官。老一辈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贝京看作“平民”或“乡巴佬”。贝京戴无框眼镜，有着“柔软不安分的双手，稀松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50]看起来更像一个波兰乡村校长，而不是一个革命指挥家。然而他有着“埋伏中的猎人的耐性”。

尽管伊尔贡已经加入了反抗纳粹的同盟战争，由亚拉伯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领导的一些极端分子还是从中分裂出来。1942年，斯特恩被英国人杀死。但他的小集团莱希（Lehi，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绰号“斯特恩帮”）随后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起义。

随着同盟国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京开始测试英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决心：自1929年以来，赎罪日当天在西墙吹响羊角号这一传统做法已被禁止，但雅博廷斯基每年都会挑战这个禁令。1943年10月，贝京命令吹响羊角号。英国警察立刻攻击了正在祈祷中的犹太人，但在1944年，英国人停止了这种行为，贝京把这种迹象看作英国人的示弱行为。

于是，这个暴力的导演者向英国宣战了。1944年9月，伊尔贡袭击了耶路撒冷多处警察局，接着又暗杀了一名正在巡城的英国刑警。贝京昵称“老头”（本-古里安享有同样的昵称），实际上他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他甘于地下工作，时常变换住址，并伪装成一名长胡子的《塔木德》学者。英国人悬赏一万英镑通缉他，无论死活。

犹太代办处谴责恐怖主义，但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德国占领的欧洲时，[51]莱希两次试图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暗杀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那年11月，在开罗，莱希杀害了常驻埃及代表和丘吉尔的朋友莫因勋爵沃尔特·吉尼斯。在此之前，他曾不明智地向本-古里安建议，盟军应该在东普鲁士而不是锡安山建立一个犹太国。丘吉尔称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为“最邪恶的歹徒”。本-古里安谴责了凶手，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帮助英国人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民兵——三百名叛乱分子遭逮捕。犹太复国主义者称这次行动为“狩猎季”。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大卫王饭店门外，新任高级专员陆军元帅戈特子爵接受敬礼，并对犹太和阿拉伯政治犯发布了一项赦令。然而第二天，宗派政治势力再次活跃起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在示威——并且双方已经有效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市长行使职权。

在英国，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采用威廉·布莱克的赞歌作为工党的竞选歌曲，他许诺英国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他连旧的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

英国人急切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思想准备。应该如麦克迈克尔建议的那样，将这座拥有一万名犹太人、三万四千名穆斯林和三万名基督徒的城市变成英国管辖下的一个耶路撒冷国吗？或像戈特建议的那样，英国人管理的圣地都实行分治？不管怎样，英国人决定阻止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尽管许多移民是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船船的犹太难民遭到英军的监控与驱逐，只能如同监禁般地被困在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英国人猛攻“出埃及号”，粗暴地对待船上的难民：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三人在这次袭击中遇害，而后，英国人又以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将他们遣返回德国难民营。就连温和的犹太代办处也认为此举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

因此，本-古里安、贝京和莱希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抵抗指挥部，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协调反英斗争，他们攻击了全国境内的火车、飞机场、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然而两个小派别对更温和的哈加纳仅给予了口头上的帮助。俄国大院是伊尔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那时它宏伟的旅社已变成一个警察据点。12月27日，他们摧毁了刑警总部——老尼古拉朝觐者旅店。贝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来到耶路撒冷观看他的杰作。1946年1月，伊尔贡进攻了俄国大院内的监狱，那里曾是供女性朝觐者居住的玛丽安萨卡娅旅社。[52]

遭到连续打击的英国人希望把美国人也卷入这场困境之中。美国犹太社团变得越来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未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讨论过纳粹大屠杀。罗斯福说：“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斯大林回答：“原则上，我也是。”斯大林吹嘘他曾“试图在比罗比詹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犹太人在那儿待了两三年，而后四散而去”。他补充道，犹太人是“掮客、奸商和寄生虫”——但私下里，他希望把所有犹太国都变成苏联卫星国。

1945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打算把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安置在巴勒斯坦，并希望英国人能允许犹太人在此定居。杜鲁门是浸礼派教徒，早年经营过农场，当过银行职员，在堪萨斯城开过杂货店。他担任密苏里参议员时，表现平庸，但他同情犹太人，并且充满使命感。1945年，这位新总统在游览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柏林时，“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蒂斯”。杜鲁门和他从前的杂货店合伙人、犹太人埃迪·雅各布森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他的随员也多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之“他有阅读古代史和《圣经》的习惯，这使他成为一个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者”，他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道。然而，面对国务院的抵制，杜鲁门经常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感到恼怒，他担心这些犹太弱者已经变成恃强凌弱的强者：“当耶稣基督在世时，连他都不能取悦他们，”杜鲁门厉声说道，“你们凭什么希望我碰到这等好运气呢？”但他还是同意组建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住在大卫王饭店，其中一名委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党议员，他发现“那氛围非常可怕，私家侦探、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阿拉伯酋长、特殊的通讯记者，全都坐着，小心翼翼地相互偷听”。夜里，阿拉伯王公贵族和英国将军们聚集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别墅里。凯蒂那时已孤身一人。阿拉伯起义的时候，安东尼乌斯夫妇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解体。战争期间，凯蒂与她患病的丈夫离了婚，仅两周后他就意想不到地死去了。他被葬在锡安山，墓碑上刻着“汝等阿拉伯人，起来吧，觉醒吧”。但凯蒂的社交聚会依然光鲜华丽。克罗斯曼享受着“晚礼服、叙利亚饮食和大理石底板上的舞蹈”，他说，阿拉伯人的聚会是最棒的：“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英国人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不幸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似乎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

艾德礼原本希望杜鲁门能支持他反对犹太移民的政策，但英美调查委员会却建议英国立刻接受十万难民，杜鲁门也公开支持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艾德礼愤怒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干涉。犹太代办处加紧将纳粹大屠杀难民秘密移入巴勒斯坦，三年内，移民总人数达到了七万人。与此同时，帕尔马赫不断袭击英国人，斗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场夜袭桥梁的爆炸案中。

英国人已经镇压了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镇压犹太人。1946年6月，阿拉曼战役的司令官、时任陆军元帅和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子爵返回耶路撒冷，抱怨“英国的统治形同虚设；对我来说，真正的统治者好像是犹太人，其无言的口号是‘你们不敢碰我们’”。但无所畏惧的蒙哥马利向巴勒斯坦派遣了增援部队。

6月29日，星期六，蒙哥马利的指挥官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发起了阿加莎行动，这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一场进攻。他逮捕了三千名犹太人——不过没能逮住本-古里安，当时他正巧在巴黎。巴克在耶路撒冷构筑了三个“安全区”，将俄国大院变成了一个堡垒，犹太人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名字给这个堡垒起了个绰号——贝文格勒。对犹太人来说，这次行动逐渐以“黑色安息日”闻名于世，巴克也成为了遭人憎恨的英国式压迫的象征。巴克是凯蒂·安东尼乌斯聚会上的常客，此时女主人成了他的情妇。他的情书热烈激昂、轻率无礼并充满仇恨，大写特写英国军事秘密，还唾液横飞地大声咆哮反对犹太人：“为什么害怕承认我们痛恨他们？”莱希将炸弹装进婴儿车里伪装成婴儿，试图暗杀巴克。在莱希的协助下，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计划对巴克的“黑色安息日”进行回应，以轰动整个世界。在未得到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同意的情况下，哈加纳决定支持这项计划。

大卫王饭店是英国托管耶路撒冷时期的世俗庙宇，饭店侧翼已被英国行政当局和情报机构征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伪装成阿拉伯人和身着努比亚人服饰的饭店工作人员，将装有五百磅炸药的牛奶桶放置在饭店地下室。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伊尔贡向饭店、《巴勒斯坦邮报》和法国领事馆打了匿名电话，警告即将发起的进攻，好让大卫王饭店的人员进行疏散，但是这些电话被忽视了，而且也太晚了。我们不清楚这些错误处理警告的方式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贝京等在附近：“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天一样漫长。12点31分，32分。行动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半小时即将过去。1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颤抖！”炸弹炸碎了大卫王饭店整个侧翼，炸死九十一人，有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53]军情五处的五个特工也在其中，但是密探“伦敦夫人”幸存下来，跌跌撞撞地从废墟中走出来，头发上布满泥灰，“看起来像是上帝的惩罚”。本-古里安谴责了这次爆炸。他将贝京看作犹太社团的一种威胁，犹太代办处由此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

英国人因为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发起了更猛烈的反攻，但这次爆炸事件也加速了伦敦当局从托管地的撤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已经泾渭分明。阿莫司·奥兹意识到“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突然爆发了。人人都在预言战争。一张帷幕已开始分隔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于即将发生屠杀的传闻感到恐惧。英国平民纷纷从耶路撒冷撤离。

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11月，蒙哥马利飞回耶路撒冷。“我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一次聚会上看到过蒙哥马利。”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道。这位陆军元帅计划对伊尔贡的暴行进行严厉回应。新任警察局长尼克尔·格雷上校招募了精明强干之人、前任警员和前特种部队成员，成立了镇压叛乱的特别行动队。爱尔兰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突击队员、杰出服务勋章（DSO）获得者、国会议员（MC）罗伊·法兰（Roy Farran）少校是其中最杰出的新成员，他曾取得赫赫战功。

刚到耶路撒冷，俄国大院就派车把法兰接了过来，通报简单的情况之后，法兰便前往大卫王饭店享用晚餐。此后，法兰和特别行动队便开始驾车巡逻耶路撒冷，寻找可疑之人进行审问，如遇不从，便马上射杀。这些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有任何秘密行动经验，不熟悉当地语言，并且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不出所料，一开始，法兰一无所获。直到1947年5月6日，法兰的小队驾车穿过里哈维亚时，才发现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学生亚历山大·鲁波维兹正在张贴莱希的海报。法兰绑架了这个孩子。在混战中法兰丢失了他的软帽，上面绣着他拼错的姓氏“FARAN”。他试图从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挖出更多关于莱希的消息。法兰将鲁波维兹拉出耶路撒冷，沿着杰里科路进入山里，把他绑在一颗树上，殴打了一个小时，而后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击打鲁波维兹的脑袋。浑身赤裸的少年遍体鳞伤，最终可能被野狗吃掉了。

此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疯狂地寻找这个丢失的孩子。法兰少校在卡塔蒙的警察食堂向他的上级承认了此事。之后，法兰就突然消失，逃离了耶路撒冷。英国当局先是掩饰，结果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莱希开始滥杀英国士兵，直到法兰返回耶路撒冷，并在艾伦比军营自首。1947年10月1日，重重戒备下的塔尔比赫法庭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但因为缺乏可采信的证据，法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鲁波维兹的尸体一直都未找到。法兰被两个军官匆忙带进一辆装甲车，连夜驶向了加沙。莱希决定除掉他。1948年，莱希寄给法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R·法兰收”，包裹却被法兰的兄弟打开了，他名字的首字母与法兰相同，结果法兰的这个兄弟被当场炸死。[54]

这件案子证实了整个伊休夫都痛恨英国人。当局因恐怖罪行判决一名伊尔贡成员死刑时，贝京炸毁了位于耶路撒冷戈登斯米德之家的英国军官俱乐部，有十四人被炸死。他还成功帮助阿克监狱的囚犯越了狱。只要伊休夫的成员遭到鞭打，贝京就会鞭打英国士兵，而只要伊休夫成员在阿克监狱因恐怖主义罪行被绞死，贝京就以“反希伯来活动”为名随意绞死两名英国士兵。

此时的英国反对党领袖是丘吉尔，他公开抨击了艾德礼这种“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或鬼才知道是谁的人而镇压犹太人的愚蠢肮脏的战争”行为。甚至战争期间，丘吉尔曾一度考虑对巴勒斯坦行政官员中的“反犹分子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实施一次惩罚。如今，伊尔贡和莱希的所作所为、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暴行引起的愤怒合在一起，使英国人坚定地转向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英国逃兵和一些现役部队人员有时还会给予阿拉伯武装力量一些帮助。

新任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将军私下里把犹太复国主义描述成“带有犹太人心理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心理不仅非常反常而且不讲道理”。巴克将军禁止英军进入犹太餐馆，他解释道，“我将以这个民族可能最不喜欢的方式惩罚犹太人，即减少他们口袋里的收入”。巴克遭到首相的训斥，但仇恨的种子现在已经植于他的内心。在写给凯蒂·安东尼乌斯的情书中，巴克说他希望阿拉伯人杀死更多“血淋淋的犹太人……令人憎恶的民族……凯蒂，我非常爱你”。

1947年2月14日，被流血事件弄得筋疲力尽的艾德礼在撤离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与内阁达成了一致。4月2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成立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四个月后，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联合国任命的一名市长进行国际托管。尽管疆界仍未明确划定，但本-古里安接受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心脏”，但为了建国，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则拒绝分治，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11月29日，联合国针对这项议案进行投票。午夜后，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神经紧绷地默默收听着。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以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的三十三个国家投票支持181号决议，十三个国家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弃权。“有几分钟大家都震惊了，双唇不自觉地张开，瞪大了眼睛，”阿莫司·奥兹回忆道，“然后我们那遥远的耶路撒冷北部边界突然喧闹起来，不是一种喜悦的喊叫，更像是一种恐怖的尖叫，一种震天动地的灾难性的喊叫。”然后是“阵阵喜悦”，“人人都在歌唱”。犹太人甚至亲吻了“受惊吓的英国警察”。

阿拉伯人不承认联合国有权划分这个国家。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四国土的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剑拔弩张。同时，犹阿极端分子早已开始无情地互相残杀。耶路撒冷“自身已处于交战状态”。

阿拉伯暴徒涌向市中心，用私刑处死犹太人，朝他们的社区开火，洗劫他们的商店，尖叫着“宰了犹太人”。“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在局势恶化之前都是各自的座上宾，而此时却彼此交火”。数座橘园和宅邸的继承人、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安瓦尔·努赛贝，难过地看到这一切化为“尘土、嘈杂与混乱”。

12月2日，三个犹太人在老城被射杀，3日，阿拉伯枪手攻击了蒙蒂菲奥里区。接着，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进攻了犹太区，此时，该区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在两万两千名阿拉伯人的包围下紧张得无法入睡。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搬出混居区域。12月13日，伊尔贡向大马士革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投掷炸弹，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多人受伤。安瓦尔·努赛贝的叔叔在伊尔贡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他看到一块“粘在城墙上的撕裂的肢体”。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七十四名犹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和九名英国人丧生。

12月7日，当本-古里安从特拉维夫赶着去会见高级专员时，他的护卫队在路上遭到伏击。哈加纳召集了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役人员，阿拉伯人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来自伊拉克、黎巴嫩、波斯尼亚的非正规军自愿战斗在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中，一些人曾是先前参战过的民族主义老战士，其他人则是吉哈德基要主义者。最大一支民兵部队是阿拉伯解放军，他们吹嘘自己大约有五千名战士。名义上由七个国家的正规军支持的阿拉伯军队势不可挡。巴克将军那时已离开巴勒斯坦，他“像个士兵一样”欢欣鼓舞地向凯蒂·安东尼乌斯预言“犹太人将被根除”。事实上，阿拉伯联盟——1945年成立的新独立阿拉伯国家组织——成员已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和分裂。阿卜杜拉刚加冕为约旦哈希姆国王，他还想把巴勒斯坦并入王国之内；大马士革觊觎一个大叙利亚；埃及法鲁克国王自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合法的领导人，并厌恶哈希姆王室控制下的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则仇视将他们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所有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信任返回埃及的穆夫提，穆夫提决定自封为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

耶路撒冷置身于如此多的腐败、背叛和无能之中，却仍然为阿拉伯的战争英雄们提供物质供给。对这种“阴谋和溃败的恶性循环”感到厌恶的安瓦尔·努赛贝和其他的家族如哈立德家族和达贾尼家族一起，组建了希律门委员会，他们开始购买武器武装自己。安瓦尔·努赛贝的表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曾于1941年在伊拉克和英国人作过战，战争期间他定居开罗，深居简出，此时正掌管着被称为耶路撒冷前线的阿拉伯指挥部。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贵族的革命偶像、前任市长的子孙、先知的后裔、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业余诗人、报纸编辑，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勇士。他总是围着阿拉伯方头巾（Keffiyeh），身着卡其布上衣，斜挎子弹带，以阿拉伯英雄的形象出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堂弟赛义德·侯赛尼说，“我记得他曾来过我家的一间密室，他的人格魅力和宽厚性格以及迫切成为英雄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男女老幼都佩服他。”一名来自加沙的青年学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成为阿卜杜·卡迪尔的参谋，他为他的母亲与侯赛尼家族有一定的渊源而感到自豪。

犹太区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枪手不断朝圣殿山上开枪，阿拉伯人则向卡塔蒙的犹太平民射击。1月5日，哈加纳进攻卡塔蒙，并摧毁塞米勒米斯饭店，杀死了十一名无辜的阿拉伯基督徒，这场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从这座城市的逃亡。本-古里安解除了指挥此次攻击行动的哈加纳军官的职务。两天后，伊尔贡炸毁了位于雅法门的一个拒绝向犹太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阿拉伯据点。2月10日，一百五十名侯赛尼军事武装人员进攻蒙蒂菲奥里区；哈加纳击退了他们，却遭到附近大卫王饭店里多名英国狙击手的攻击，一名年轻的犹太战士阵亡。离英国人结束托管还有四个月，但耶路撒冷已经陷入全面但不对称的战争泥潭。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丧生。每次暴行都必定遭到双倍的复仇式反击。

耶路撒冷城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易受到攻击：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需要穿过30英里（约48千米）的阿拉伯领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指挥着拥有一千多人的穆夫提圣战军——耶路撒冷旅——不断地在此进行攻击。出生在这座圣城的帕尔马赫军官伊扎克·拉宾回忆道：“阿拉伯人计划杀死九万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使他们屈服。”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月1日，侯赛尼的武装人员在两名英国逃兵的帮助下，炸毁了《巴勒斯坦邮报》的多间办公室；10日，他们再次进攻蒙蒂菲奥里区，但六个小时的枪战后，被哈加纳击退。英国人在雅法门下建立了一个战地指挥所，以保卫蒙蒂菲奥里区。2月13日，英国人逮捕了四名哈加纳战士，将他们解除武装后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暴徒杀死了他们。22日，侯赛尼派遣英国逃兵炸毁本·耶胡达大街，这一暴行导致五十二名犹太平民死亡。作为报复，伊尔贡射杀了十名英国士兵。

努赛贝回忆道，保卫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域的尝试“就像一个破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不料竟会从两个地方或更多地方喷出水来”。哈加纳炸掉了努赛贝家的老城堡。前阿拉伯市长侯赛因·哈立迪抱怨道：“人人都在逃离。我也不能坚持太久。耶路撒冷正在陷落。没有人留在卡塔蒙，谢赫贾拉已空无一人。有支票或有点积蓄的人纷纷逃往埃及、黎巴嫩和大马士革。”难民很快从阿拉伯各个社区涌出。凯蒂·安东尼乌斯去了埃及。她的住宅被哈加纳炸毁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巴克将军写给她的情书。尽管如此，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犹太人从西耶路撒冷撤向海岸的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认为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1948年初，老城内的犹太区仍处在包围之中，没有武装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难以进行防守。“那么，耶路撒冷情况如何？”本-古里安3月28日在特拉维夫的指挥部里问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耶路撒冷的陷落可能对伊休夫构成致命一击。”将军们仅能分出五百人。自从联合国投票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但此时，本-古里安命令展开“纳赫松行动”，以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开始更大规模攻势的D计划——确保保住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区域，并进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历史学家本尼·莫利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个计划明确要求摧毁负隅抵抗的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当地村民。”但“文件中并未提到驱逐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居民’”。在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他们的家中；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则全部遭到驱逐。

卡斯特尔村控制着从沿海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4月2日夜，哈加纳夺取这个据点，但侯赛尼随即集合他的武装力量（包括伊拉克的非正规军）重新把它夺了回来。然而他和安瓦尔·努赛贝认识到，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他们两人匆忙赶往大马士革要求炮兵增援，不料阿拉伯联盟将军们的无能和阴谋诡计惹得他们怒火中烧。“卡斯特尔已经失守，”伊拉克总司令说道，“收复它是你的责任，阿卜杜·卡迪尔。”

“给我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收复它。”侯赛尼愤怒地回答。

“这是什么，阿卜杜·卡迪尔？不是大炮吗？”将军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侯赛尼爆发了：“你们这些叛徒！历史将会记下一笔，是你们弄丢了巴勒斯坦。我如果不能夺回卡斯特尔，就和我的圣战者一块儿战死！”那晚他为他七岁的儿子费萨尔——十年后他成为了亚西尔·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写了首诗：

这片勇士之地是我们的祖先之地，

犹太人无权得到这片土地。

敌人统治它时，我岂能安睡？

我的心在燃烧，我的家园在召唤。

这位指挥官第二天早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并召集他的人马。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4月7日，阿卜杜·卡迪尔带领三百名战士和三个英国逃兵直奔卡斯特尔。那晚11点他们攻击了这个村庄，但被击退。第二天黎明，侯赛尼亲自上前线接替一位受伤的军官，但因为是在雾中前进，他无法确定谁正实际占领着村庄。一个哈加纳哨兵以为他们是新到的犹太增援部队，便用阿拉伯方言喊着：“到这儿来，孩子们！”

“你们好，孩子们。”侯赛尼用英语回应。犹太人常常用阿拉伯语，但从不用英语回应。这个哈加纳哨兵感到危险，于是开枪扫射，子弹击中了侯赛尼。他的战友逃跑了，留下他躺在地上，呻吟着：“水，水。”尽管犹太军医设法急救，但他还是死了。金表和象牙柄手枪显示他是一位领导人，但他到底是谁呢？

通过广播，疲惫不堪的哈加纳守卫者得知焦急的阿拉伯人正在商讨取回失踪的指挥官尸体一事。侯赛尼的兄弟卡勒德接过了兄长的指挥权。消息传开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乘坐公共汽车、卡车，骑着驴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地区，并收复了这个村庄，帕尔马赫部队全部阵亡。阿拉伯人杀死了五十名犹太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夺回了这个通往耶路撒冷的锁钥之地以及侯赛尼的尸体。

“多么难过的一天！他的牺牲使每个人都神情沮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他是一名爱国主义勇士和阿拉伯贵族！”4月9日周五，瓦希夫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待在自己家中。人人都行进在送葬队伍中。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三万人前来送葬，包括挥舞着枪支的阿拉伯战士，来自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众多农民和几大名门望族，他们看着侯赛尼被安葬在圣殿山上的阿拉伯伟人祠堂里，长眠于他父亲的墓旁，附近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墓。礼炮响了十一声；枪手鸣枪致哀。一位目击者声称，现场死亡的人数比死在卡斯特尔突袭中的人还多。安瓦尔·努赛贝回忆道：“这里听起来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哭喊着报仇；人人都害怕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进攻。”他“非常沮丧”。但阿拉伯战士们如此急切地前来参加侯赛尼的葬礼，以致卡斯特尔无人留守。帕尔马赫于是摧毁了这个据点。

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这些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了手榴弹，并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和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排着队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才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伊尔贡司令贝京一方面极力否认已发生的暴行，另一方面也吹嘘此事的效果：“传说，震慑力相当于六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恐慌使阿拉伯人不知所措。”本-古里安为此向阿卜杜拉国王道歉，却遭到后者的拒绝。

阿拉伯人的复仇随之而来。4月14日，一支护送救护车和装满食物的卡车的卫队出发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柏莎·斯帕福德看到“有一百五十五名叛乱者，装备着从喇叭枪和老式火枪到现代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机枪的各种不同武器，躲在美侨区一片仙人掌后面。他们的脸因为仇恨和渴望复仇而扭曲”。她写道：“我走出来，面对着他们。我告诉他们：‘从美侨区的掩体里开火和从一座清真寺里开火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不顾她六十年来对慈善事业的奉献，威胁她迅速撤离，不然就杀了她。在英国人干涉之前，七十七名犹太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被杀，二十人受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称：“要不是军队干涉，不会有一个犹太人生还。”枪手们肢解了尸体，并和摆成恐怖姿势的尸体合影。照片在耶路撒冷被大量冲洗，并制作成明信片发售。

代尔亚辛事件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成了阿拉伯媒体放大犹太暴行的最佳题材。这本来是为了增强阿拉伯人的抵抗信心，却在一个已处于战争的国家内激起了神经质般的不祥之兆。3月，在代尔亚辛事件发生之前，七万五千名阿拉伯人已离开他们的家园。两个月后，离开的人数竟达到三十九万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西耶路撒冷，靠近大卫王饭店。他就是在此期间选择逃离的典型代表，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他的所思和所为。这些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可惜迄今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我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这些事件之后的4月中旬，瓦希夫写道，“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以至于他放弃了在托管当局的工作，并“待在家中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最后，这个日记作家记录了“使我决定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我们房子的危险位置”，这里正处于雅法门的阿拉伯人、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人和贝文格勒安全区的英国人三方的火力之下：“白天黑夜不停地遭到射击，所以很难回到这座房子。在我们周围，不断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还有建筑物的爆炸。”英国人向蒙蒂菲奥里区开火，炸掉了摩西爵士的风车房的顶部，但无济于事。瓦希夫写道，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狙击手“向街道上的任何行人射击，能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他要考虑怎样保存他收藏的陶瓷、日记和他心爱的乌得琴。与此同时，他的健康也在不断恶化：“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弱，以至于我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医生已经劝告我离开。”瓦希夫一家争论着：“托管一结束，将发生什么？我们将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还是犹太人统治之下呢？”瓦希夫的邻居——法国总领事——许诺保护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藏品。“即使我们永远不能返回”，瓦希夫仍认为他应该收拾行囊“去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以为我们离开这座房子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将很快进入这个国家，不是占领它，而是解放它，并将它归还给它的人民，而我们就是它的人民！”他在托管的最后几天离开了，从此再未返回。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写照。一些人遭到武力驱逐，一些人离开去躲避战争，他们都希望以后能够返回，最终，有将近一半的人仍安全地留在他们的家中，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民主下的非犹太公民。然而，还是有总共六十至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并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悲剧被称为“纳克巴”（Nakhba）——大灾难。

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紧急委员会主席伯纳德·约瑟夫召到特拉维夫，商讨怎样给缺粮的耶路撒冷提供给养。4月15日，护卫队冲出包围，食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城市。20日，本-古里安坚持前往访问耶路撒冷，并和部队一同庆祝逾越节，帕尔马赫哈雷尔旅旅长拉宾却站出来抗议本-古里安哗众取宠的行为。护卫队随着本-古里安乘坐一辆装甲车出发后不久，就遭到了阿拉伯人的袭击。“我甚至派出两辆偷来的英国装甲车来护送他，原本我是打算保留这些车辆以备不时之需的”，拉宾说。尽管二十名犹太士兵阵亡，但食物和本-古里安安全到达了耶路撒冷。本-古里安以特有的幽默以及不失敏锐的观察力描述说，死者当中有“百分之二十的正常人，百分之二十享有特权的人（大学生等），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乡下人，守旧的人等）”——这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他指的是哈西德派教徒。

英国人的统治已接近尾声。4月28日，拉宾占领了阿拉伯居住区谢赫贾拉，这里原本居住着阿拉伯几大显赫家族。但是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地方。英国人离开的前一刻，犹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西部，阿拉伯人则控制了老城和东城。5月14日，周五上午8点，最后一位高级专员坎宁汉身着全套军礼服走出政府大厦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登上他的戴姆勒轿车，前往大卫王饭店视察他的部队。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坎宁汉将军离开耶路撒冷，沿途经过的街道冷冷清清，只有几个阿拉伯儿童。英军在街角部署了机关枪。当戴姆勒轿车飞驰而过时，年轻的旁观者“天真地鼓掌和敬礼，坎宁汉也向他们回礼”。在卡兰迪亚机场，高级专员飞离耶路撒冷前往海法，午夜他将乘船返回英格兰。

英军撤离了他们位于俄国大院内的贝文格勒要塞：在犹太民众的默默注视下，二百五十辆卡车和坦克沿着乔治五世大街轰隆隆驶出。对俄国大院控制权的争夺即刻开始。伊尔贡猛攻尼古拉旅店。炮火波及整个城镇。努赛贝火速赶往安曼，乞求阿卜杜拉国王前去拯救这座“曾经在十字军东征中遭到洗劫”并将再次遭到洗劫的城市。国王答应了。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就在耶路撒冷城外，为保持道路畅通而筋疲力尽的拉宾和帕尔马赫士兵正在收听收音机里犹太代办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的宣言。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内，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肖像下向二百五十名听众宣布：“我将宣读建国宣言……”他和他的助手曾争论这个国家应该叫什么。一些人曾建议叫“犹地亚”或“锡安”，这两个名字都和耶路撒冷有关系，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努力控制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其他一些人建议叫作“伊夫里亚”或“赫茨里亚”，但本-古里安赞成“以色列”这个名字，他的选择得到一致同意。“以色列之地，”他宣读，“是犹太民族的诞生之地。”他们唱起国歌《哈蒂克瓦》（Hatikvah，该歌名意为“希望”）：

两千多年的希望，

就不会化为泡影；

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

矗立在锡安和耶路撒冷。

本-古里安对记者们微笑着说：“我们成功了！”但他没有参与庆祝。他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两国分治，但现在犹太人不得不抵抗公开声称要消灭犹太人的阿拉伯正规军的入侵。以色列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他的观点已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明显不同，那时他希望建立一个共享的社会主义巴勒斯坦国或一个联邦国家。此时，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一切求生的可能他都必须把握。

在耶路撒冷前线，拉宾的哈雷尔旅士兵太疲惫了，以至于没有听到收音机里本-古里安的演讲。“嘿，伙计们，关掉它吧，”他们中有人恳求道，“我快困死了，好消息明天再听吧！”

“有人起来关掉收音机，留下一片沉闷的寂静，”拉宾回忆道，“我沉默了，压抑着自己复杂的情绪。”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宣言，因为阿拉伯军队已经切断了电力。

十一分钟后，杜鲁门总统宣布事实上承认以色列。受埃迪·雅各布森的鼓励，杜鲁门秘密向魏茨曼保证，他支持分治。但是当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人员试图搁置分治方案时，他几乎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战时总参谋长和美国公共服务界的老前辈，坦率地反对承认以色列。可是杜鲁门仍选择支持这个新国家。不过第一个官方承认以色列的却是斯大林。

在纽约，几乎失明的魏茨曼在华尔道夫酒店的房间里等待着，他为独立感到高兴，然而也感到被抛弃和被遗忘了，直到本-古里安及其同僚邀请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杜鲁门邀请魏茨曼对白宫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后来，当因为“帮助创建以色列”受到埃迪·雅各布森赞扬时，这位美国总统回复道：“‘帮助创建’，你意指什么？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以色列大拉比当面感谢他时，杜鲁门流泪了。

魏茨曼总统回到以色列，他担心“耶路撒冷犹太圣地在中世纪野蛮人的进攻下得以幸存，现在却正在变为废墟”。在耶路撒冷，安瓦尔·努赛贝和几个主要是前警察的非正规军，竭尽全力防御老城，直到正规军赶到。努赛贝大腿中弹，不得不截肢。但这场非正规的战争结束了。

真正的战争此时开始了，而且以色列处境危险。阿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带着根除犹太人的明确使命入侵了以色列。“这将是一场灭绝战争和一次残酷的屠杀，”阿盟秘书长阿扎姆（Azzam）帕夏宣称，“后世将会说这场战争如同‘蒙古人屠杀和十字军东征’。”他们的指挥官太过于自信。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伊斯兰帝国的下等臣民，有时得到宽容，经常遭到迫害，但总是顺服的。“阿拉伯人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民族，并把犹太人看作一个开店做生意的民族！”国王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英籍司令约翰·格拉布将军回忆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认为他们打败犹太人毫无困难。”世俗的民族主义与圣战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犹太人能打败伊斯兰军队——不可想象，并且许多与正规军并肩战斗的圣战派长期以来一直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有半数埃及军人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圣战者，其中包括年轻的亚西尔·阿拉法特。

然而，带有恐怖愿望的干涉和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希望与政治上的仇恨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一点甚至帮助以色列变得更大更强。理论上，阿拉伯军队有十六万五千人，但他们是如此缺乏组织，以至于5月份期间他们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大约只有两万八千人——大致与以色列人的军队相当。阿卜杜拉国王那支由英国人训练的九千多人的阿拉伯军团战斗力最强，因此他被正式任命为阿盟军队的最高司令。

阿卜杜拉国王站在艾伦比桥上，掏出他的手枪朝天射击，大喊：“前进！”

急性子阿卜杜拉

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国王“是个精力旺盛、性格外向的人”。当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阿卜杜拉时，他正在耶路撒冷从丘吉尔手中接收他的沙漠王国。劳伦斯如此描述他：“矮小，粗胖，像马一样强壮，深棕色的眼睛带着笑意，一张圆润的脸庞，嘴唇小而饱满，鼻梁挺直”——而且他过着一种冒险的生活。他放荡不羁的壮举使劳伦斯感到震惊：“阿卜杜拉曾经三次从20码（约18.3米）外射掉弄臣头上的咖啡壶。”作为一个谢里夫派，先知的第三十七代后裔，他可以戏弄乌里玛。“看一个漂亮女人，有错吗？”他问一个穆夫提。“罪过，陛下。”“但《古兰经》上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请转移你的视线’，但你不可能转移视线，除非你正在看着！”他既是一个骄傲的贝都因人，又是一个奥斯曼苏丹的子孙。少年时他便已指挥过军队，并一直是阿拉伯大起义的“首脑”。他抱负远大又急于求成，因此得到一个绰号“急性子”。然而为了这次征服耶路撒冷的机会，他已等待良久。

“他不仅是个士兵和外交家，还是一个古典学者，”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他曾为我吟诵前伊斯兰时代的七悬诗。”这令斯托尔斯印象深刻。英国驻安曼大使艾莱克·基尔科布里奇爵士总是称他为“眼睛闪光的国王”。作为一个外交家，阿卜杜拉诙谐机智。他曾经被问到什么时候愿意接见一位他不喜欢的外交官，他回答：“当我的骡子产驹时。”

现在，他的骡子正在生仔。他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务实的，恰如那句土耳其谚语：“如果你正通过一座将垮的桥时遇到了一只熊，请叫她‘亲爱的姑妈’。”多年以来，他常常向魏茨曼和犹太商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为巴勒斯坦国王，他就提供给犹太人一个家园。他过去常常造访耶路撒冷，会见他的盟友拉吉卜·纳沙希比，但他厌恶穆夫提，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繁荣兴旺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不接受任何决议的阿拉伯游击队”。

这位国王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私下进行了一项互不侵犯协议的谈判：他将占领划给阿拉伯人的西岸部分，作为回报，他将不反对联合国划定的犹太国边界，并且英国人已同意了他的兼并。“我不想创造一个允许阿拉伯人骑在我身上的新阿拉伯国家，”他向犹太复国主义特使果尔达·梅森［Golda Myerson，后来改名为梅厄（Meir）］解释道，“我想成为骑士而不是马。”但这匹马此时已被拴住：这场战争，尤其是代尔亚辛屠杀，迫使他与犹太人开战。此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决定限制阿卜杜拉的野心，以拯救巴勒斯坦，并且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计划吞并他们自己征服的领土。阿卜杜拉的司令格拉布帕夏，此人全心投入地为哈希姆家族提供了一支像样的军队，此时极不愿意去冒险。

他的阿拉伯军团小心翼翼地穿过犹地亚山区向耶路撒冷前进，非正规的阿拉伯解放军在那儿进攻了犹太郊区。5月16日夜幕降临，哈加纳占领了米歇雷姆警察局和北方的谢赫贾拉，以及城墙南部的整个新城和城中心的前英军据点、俄国大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已几乎征服了整个耶路撒冷，除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和老城。”本-古里安激动地宣称。

“SOS！犹太人已经逼近城墙啦！”安瓦尔·努赛贝冲回去恳求国王干涉。阿卜杜拉从未忘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以真主之名，我是一个穆斯林统治者，一个哈希姆国王，而且我的父亲曾是所有阿拉伯人的王。”此时，他在给他的英籍司令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格拉布帕夏，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及阿拉伯基督徒当中，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这座城市落到犹太人手中，人们所遭受的任何灾难对我们来说都将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占有的一切都务必要守住——老城和通往杰里科的道路。亲爱的，我请求你，尽可能快地执行。”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国王的“军队正处在欢欣鼓舞之中，许多战车装饰有翠绿的枝条或成捆的粉红色夹竹桃花”。格拉布注意到，向耶路撒冷开进的阿拉伯军团队伍“似乎更像一支不是奔向战场而是参与狂欢的军队”。5月18日，第一批军团士兵占领了老城城墙周围的阵地，格拉布写道，“近一千九百年前，就是在这里，犹太人曾向正在推进的提图斯军团投掷大矛”。但是国王“因焦虑而憔悴不堪，唯恐犹太人进入老城和圣殿，他已故的父亲汉志国王侯赛尼安葬在那里”。格拉布的部队冲破以色列人的谢赫贾拉防线向大马士革门进军。

老城内，起先是非正规军，然后是阿拉伯军团战士包围了犹太区，里面有巴勒斯坦一些最古老犹太家族的旧宅，许多年长的哈西德学者居住在那里，而所有这些地方却仅有一百九十名哈加纳和伊尔贡战士防守。拉宾得知仅有少量士兵可以分出来去拯救老城，他感到非常恼火，向耶路撒冷指挥官大卫·沙勒提勒喊道：“犹太人只能召集这么一支军队来解放自己的首都吗？”

拉宾试图猛攻雅法门，但没有成功，不过，有其他部队突破锡安门攻入了老城。锡安门失守前，八十个帕尔马赫的人加入了防卫队伍，但此时阿拉伯军团的大部队到达。争夺老城的战斗极其激烈；格拉布提到，战斗就是“逐门逐户，沿着黑暗通道，出入狭窄的楼梯，切入院落，进入地下室”，穿过“犹太区热闹的养兔场，脚下是千年累积的财宝与瓦砾”。格拉布此时命令有系统地缩小犹太区。犹太区内的拉比恳求帮助。本-古里安狂乱地喊道：“耶路撒冷随时可能陷落！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

5月26日，阿拉伯军团士兵占领胡瓦广场并炸毁了其宏伟壮丽的犹太教堂。两天后，格拉布看到，“两个因上了年纪而驼背的年老拉比，举着白旗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出来”。离战场只有几百英尺远，拉宾从锡安山上看到同样“令人震惊的场景”：“我惊恐不已。”两百一十三名守军中三十九人战死，一百三十四人受伤。“所以大卫城落入敌人之手，”贝京写道，“哀痛降临到我们身上。”格拉布得意洋洋：“我深爱耶路撒冷。《圣经》就在我们眼前。”然而，他允许他的士兵洗劫犹太区：二十七个犹太会堂中的二十二个遭到毁坏。自1187年穆斯林再次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第一次不能接近西墙。

格拉布以拉特伦要塞阻断了通往西耶路撒冷的道路。本-古里安不断下令攻占拉特伦，甚至不惜以牺牲以色列同胞的生命为代价，但是屡攻屡败。躲进地下室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开始挨饿了，直到以色列开辟新的供给渠道，即所谓的拉特伦南部的“滇缅公路”（Burma Road）。[55]

6月11日，联合国调停者福尔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他是瑞典国王的孙子，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与希姆莱谈判，拯救了许多犹太人——成功地让双方停了火，并提出新的分治方案，就是将耶路撒冷全部交给阿卜杜拉国王。以色列拒绝了伯纳多特的方案。与此同时，本-古里安打赢了一场近乎兵变的战争：梅纳赫姆·贝京已经同意将他的伊尔贡整合并入这个国家，正当伊尔贡准备卸载自己船上的武器时，以色列军队炸沉了这艘船。贝京并未掀起内战，而是退出地下组织活动，进入了政坛。

伯纳多特的调停期结束后，战争重新开始。第二天，一架喷火式的战斗机轰炸了西耶路撒冷。兴奋的军团士兵穿过锡安门进攻新城，而后向圣母院推进：“他们转头便可以看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格拉布写道，“他们战斗在真主的路上。”此时，以色列人试图再次占领老城。

“我们能守住耶路撒冷吗？”阿卜杜拉问格拉布。

“他们不可能攻下它，陛下！”

“如果你认为犹太人将占领耶路撒冷，就请告诉我。”国王说，“我将去往那里，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以色列的反攻没有成功，不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这个新的国家共有八万八千兵力奔赴战场，抗击六万八千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停火前的十天内，以色列人占领了吕大和拉姆拉。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伯纳多特先前的提议非常愤怒，因此这个瑞典人此时提议耶路撒冷应该国际化。9月17日，这位瑞典伯爵飞到圣城。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后来的以色列总理）领导下的莱希极端分子决定消灭此人及其计划。当伯纳多特从政府大厦总部驱车穿过卡塔蒙去里哈维亚会见以色列行政长官多夫·约瑟夫时，他的吉普被示意停在一个检查点前。此时三个人从另一辆吉普上下来，举着斯特恩式机枪对准他的车一阵扫射：前两次扫射打穿了轮胎，他们加速离开之前的第三次扫射击中了伯纳多特胸部。伯爵死在哈达萨医院。本-古里安镇压并解除了莱希的武装，但凶手一直未被抓获。

阿卜杜拉稳稳地占据着老城。在西岸，国王控制了南部，伊拉克人控制了北部。耶路撒冷南部的埃及先头部队可以看到老城，他们连续猛攻南部郊区。9月中旬，阿盟承认了一个以加沙人为基础，由穆夫提和耶路撒冷几大家族为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56]但当战斗重新开始时，以色列人打败并包围了埃及人，占领了内盖夫沙漠。埃及人受到了羞辱，他们将穆夫提送回开罗，穆夫提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声名狼藉。1948年11月底，耶路撒冷当时的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同意和约旦人停火。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和五个阿拉伯国家都签订了停战协定。1949年2月，以色列议会在耶路撒冷乔治五世大街的犹太代办处大楼举行会议，正式选举魏茨曼为以色列总统，这一职位的仪式色彩重于实权。七十五岁的魏茨曼发现自己被总理本-古里安忽视了，对自己无决策权的角色感到非常失望。“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一个瑞士式的总统？”魏茨曼问道，“为什么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他打趣地自称“雷霍沃特的囚犯”——他在雷霍沃特建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尽管他的官邸在耶路撒冷，但他说“我仍然对这座城市存有偏见，甚至我现在还觉得不自在”。1952年，魏茨曼去世。

1949年4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各方在前英国总督府签订停战协议，分割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拥有西区和斯科普斯山的一块孤立领土，而阿卜杜拉占有老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协议允许犹太人接近西墙、橄榄山墓地和汲沦谷的陵墓，但这从未得到兑现。接下来的十九年内犹太人被禁止在西墙祈祷，[57]他们祖辈墓地上的墓碑也遭到破坏。

以色列人和阿卜杜拉都担心失去他们的半个耶路撒冷。联合国执着于争论这座城市的国际化问题，所以任何一方独占耶路撒冷都是非法的，而且仅两个国家承认阿卜杜拉对老城的主权。魏茨曼的办公室主任乔治·魏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一个年轻的威尼斯人，不久前在伦敦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他发起了一场使全世界确信以色列应该拥有西耶路撒冷的运动。12月11日，耶路撒冷被宣布为以色列首都。

阿拉伯的最终胜利者是“急性子”阿卜杜拉。他在阿拉伯起义之后的三十二年终于赢得了耶路撒冷：“没人，”他说，“能从我手中夺走耶路撒冷，除非我被杀死。”

52

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耶路撒冷之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设防带、雷区、射击点和观察哨遍布整个城市，”阿莫司·奥兹写道，“一道有形的幕布降临，把我们与谢赫贾拉和阿拉伯社区分隔开来。”大街上经常有狙击手开火：1954年，九人遭狙击丧生，还有五十四人受伤。甚至在双方开展合作时，人们也感到极度痛苦：1950年，联合国调解以色列控制的斯科普斯山上“圣经公园”中的一只老虎、一只狮子和两只熊的饲养问题，官方解释称：“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案：a.用以色列的经费购买阿拉伯驴子来饲养以色列的狮子；b.以色列的驴子经过约旦控制区拿来喂狮子。”最终，这些动物在联合国护卫人员的护送下穿过约旦领土进入了西耶路撒冷。

铁丝网另一边，努赛贝家族为这场大灾难痛心不已：“我近乎精神崩溃。”哈齐姆·努赛贝承认。他的侄子萨里怀念起“那些英国人和阿拉伯贵族、随心所欲的新贵、中产阶级的商人、勾引士兵们的暗娼、多元文化融合、主教、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黑胡子的拉比挤在相同的街道上”的场景。

11月，阿卜杜拉诡异地由科普特主教加冕为“耶路撒冷王”——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控制这座城市的首个国王。12月1日，他在杰里科自称“巴勒斯坦之王”，并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约旦联合王国”。侯赛尼家族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谴责阿卜杜拉的妥协，并因在巴勒斯坦人的大灾难中他是唯一的胜利者而耿耿于怀。

国王求助于耶路撒冷各大家族，此时他们正经历一场奇异的复兴。他任命拉吉卜·纳沙希比担任约旦首相。纳沙希比拒绝了该任命，但同意担任某部部长。国王还任命他为西岸总督和两个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守护人，赠送他一辆斯图贝克汽车，并授予他“拉吉卜帕夏”的头衔（20世纪50年代，约旦人还授予他奥斯曼头衔）。他的花花公子侄子纳萨尔丁·纳沙希比成了宫廷大臣。[58]阿卜杜拉顺从民意，将遭人痛恨的阿明·侯赛尼正式解职，并任命谢赫胡萨姆·加拉拉担任穆夫提——早在1921年，此人就曾在选举中赢得了这个头衔。

阿卜杜拉收到暗杀警告，但是他总是回答：“我的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伤害我；而一旦那天到来，没有人可以保护我。”尽管危险重重，此时六十九岁的阿卜杜拉仍很自豪他拥有了耶路撒冷。“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孙子侯赛因回忆道，“我祖父常常告诉我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随着时间流逝，侯赛因注意到国王“越来越热爱耶路撒冷”。阿卜杜拉对他的大儿子塔拉勒很失望，但他非常喜欢塔拉勒的儿子并决意把他培养成国王。学校放假期间，祖孙俩每天都共进早餐。“我成了他最中意的那个孩子。”侯赛因写道。

1951年7月20日周五，阿卜杜拉和侯赛因——一个十六岁的哈罗公学学生，被命令穿上佩有勋章的军装——驱车前往耶路撒冷。出发前，国王告诉侯赛因：“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将不得不担负责任。”他还补充道：“当我不得不撒手时，我愿意被无名小卒射中头部。那可是最简单的方式啦。”他们在纳布卢斯停下，去会见穆夫提的堂兄弟穆萨·侯赛尼博士，此人曾在纳粹的柏林为穆夫提服务。穆萨·侯赛尼向国王鞠躬并表达了他的忠诚。

就在中午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孙子、格拉布帕夏、宫廷大臣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及虚情假意的穆萨·侯赛尼为周五的祈祷到达耶路撒冷。人群沉闷不悦并充满疑虑；他神经紧张的阿拉伯军团保镖如此众多，以至于侯赛因开玩笑说：“这是什么？一支送葬队伍吗？”阿卜杜拉拜访了他父亲的陵墓，然后走向阿克萨清真寺。他命令警卫退后，但穆萨·侯赛尼离他很近。当阿卜杜拉进入门廊时，清真寺的领袖亲吻了他的手。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从门后出现。这个年轻人举起手枪，紧按枪筒，顶着国王的耳朵，开枪杀死了他。子弹从眼睛里射出，阿卜杜拉倒下了，他的白色头巾随之滑落。每个人都趴在地上，“弯着身子像受了惊吓的驼背老妇人”，侯赛因观察到，“那个时候我也失去理智，猛地冲向刺客”。刺客转向侯赛因，“我看到他的白牙和迷茫的双眼。他拿着枪，而我眼睁睁看着他用枪指向我，然后我看到一股烟，听到‘嘣’的一声，接着感到子弹射到我的胸口——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他的子弹射中了勋章。”多亏行前祖父命令他佩戴上的勋章，侯赛因挽回了一命。

警卫们乱枪射杀了刺客。纳沙希比抱住死去的国王，鲜血从国王鼻子里流出，他不断亲吻国王的手。军团士兵开始横冲直撞地穿街越巷，而格拉布努力去约束他们。侯赛因跪在国王旁边，解下他的长袍；接着，他随同尸体乘直升飞机降落到奥地利人招待所。在匆忙飞回安曼之前，侯赛因表现得沉着冷静。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穆夫提和埃及国王法鲁克据说是暗杀的幕后策划者。穆萨·侯赛尼遭到逮捕和折磨之后，与另外三人一起被执行死刑。暗杀只是因阿拉伯人战败而起的一系列杀戮和政变中的一部分。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法鲁克一世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贾迈勒·阿卜杜拉·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

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继承了约旦王位，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导致其易伤人，甚至差点杀死自己的妻子。1952年8月12日，年轻的侯赛因正在日内瓦一家饭店度假时，侍者用银盘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寄给“侯赛因国王陛下”的。他的父亲已经退位。侯赛因才仅仅十七岁，喜欢驾驶跑车、摩托车、飞机和直升机，还喜欢漂亮女人（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虽然他的祖父从未放弃大哈希姆王国的梦想，甘冒一切风险去赢得耶路撒冷，但侯赛因逐渐意识到，作为约旦国王，能幸存下来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个在桑德赫斯特受训的军官，温文尔雅的侯赛因国王是亲西方的，他的政权先后由英美资助，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在阿拉伯世界中谨慎地维持权力的平衡。有时他不得不忍受敌对的激进独裁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令人窒息的拥抱。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可以与以色列人共事；很久以后，他甚至特别喜欢拉宾。

1951年，八十多岁的丘吉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向一位官员咕哝道：“你们应该让犹太人拥有耶路撒冷——正是他们使之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分裂成东西两区，“一系列令人不快的路障、围墙和铁丝网”，上面的“告示用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着‘停！’‘危险！’‘前方边境！’”。夜晚，爆炸声伴随着机枪声，唯一的入口是曼德尔鲍姆门，它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一样有名。然而，它既不是一扇门也不是曼德尔鲍姆家的房子。很久以前离开耶路撒冷的希姆哈和埃丝特·曼德尔鲍姆是出生在白俄罗斯的袜子生产商，他们坚固的家园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1948年这个据点被阿拉伯军团炸毁，之后废墟上建起了曼德尔鲍姆检查站。

在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工事两侧，是住得很近的两家：犹太少年阿莫司·奥兹家和巴勒斯坦儿童萨里·努赛贝（安瓦尔的儿子）家。后来，既是优秀作家又是狂热主义反对者的奥兹和努赛贝成了朋友。“伊斯兰，”努赛贝写道，“对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而言，与犹太教对于几百英尺之外无人区另一边的阿莫司·奥兹来说没什么区别。”男孩们看到大量新涌入的移民再一次改变了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已经报复了自己国家的犹太社区：此时有六十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正是那些以“哈勒丁派”（意为“令人敬畏的人”）出名的极端正统派幸存者改变了耶路撒冷的面貌，带来了17世纪的中欧服饰和文化以及一种伴有神秘和欢乐祈祷的信仰。“天刚一黑，”萨里·努赛贝回忆道，“我就窥探不到无人区另一边的街道，”而在米歇雷姆那儿“我看到许多穿黑袍的人，有时那些大胡子的人回头看我。”他们是谁？他想知道。

哈勒丁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诸如米歇雷姆的塔尔多特·哈伦（Taldot Haron）那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恢复圣殿。这些内省的、死板和固守仪式的派别又分为哈西德派和立陶宛派，都说意第绪语。来源于七个主要拉比家族的哈西德派又分化成许多派别，这些拉比能行奇道，又称为“admor”（这是“我们的先生、老师和拉比”的首字母缩写）。不同派别之间的服饰和神秘差异导致了以色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复杂性。[59]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首都，[60]这是一个世俗与宗教的混合体。“以色列是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乔治·魏登菲尔德回忆道，“上流社会在特拉维夫，但耶路撒冷以老城的拉比、晚餐后讨论艺术和政治的里哈维亚德国知识分子以及高级公务员和将军们（比如摩西·达扬）这些以色列精英为中心。”哈勒丁派则过着他们自己的独特生活，许多像魏登菲尔德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外出到耶路撒冷最小的餐馆芬克家就餐，食用不依照犹太教规烹煮的炖牛肉和香肠。在这个独特的混杂着修复的古迹和现代废墟的万花筒城市里，阿莫司·奥兹感到不安。“可有一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感到宾至如归吗？对此我表示怀疑，即使他居住在这儿长达一个世纪。”他在小说《我的米海尔》中问道，“如果你转一下头，你可以在所有这些建筑中看到一块岩石场、橄榄树、一片荒地、成群的牲畜围着新建的总理办公楼在吃草。”奥兹离开耶路撒冷，但萨里·努赛贝留下了。

1961年5月23日，本-古里安召见他的年轻助手伊扎克·雅克夫（Yitzhak Yaacovy）来到他的办公室。总理抬头看着雅克夫：“你知道谁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吗？”

雅克夫回答：“不知道。”

本-古里安告诉雅克夫：“他就是组织纳粹大屠杀，杀死你的家人并把你送往奥斯维辛的那个人。”他知道，雅克夫是匈牙利正统派的后代，曾于1944年被党卫队一级队长艾希曼送入死亡集中营。在那儿他被挑选出来，像苦役一样活着；而其他一些人则马上被党卫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亲手用毒气毒死。他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后来他移民到以色列，在独立战争中负伤并定居耶路撒冷，之后来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本-古里安继续说道：“今天你将陪同我坐车前往国会，并作为我的座上宾听我宣布我们已将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已从阿根廷艾希曼的藏身之处将其秘密绑架，5月，耶路撒冷市区一家法院开始对艾希曼进行审判。他被绞死在拉姆拉监狱。

在边境另一边，侯赛因国王称这座城市为他的“第二个首都”，但他的政权太不稳定，所以他不敢冒险将首都从安曼迁到这里。这座圣城实际上已被降为一个“中心带有铁丝网的地方城市”。尽管如此，哈希姆人的耶路撒冷重新焕发了某些古老的魅力。国王的兄弟穆罕默德王子治理着西岸，他刚刚迎娶了漂亮的十六岁巴勒斯坦人菲娅·拉希德。菲娅王妃记得：“我们一年有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度过，住在达贾尼家怡人的小别墅里，但我的丈夫得花大部分时间和基督徒谈判，试图实现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之间的和平。”

国王侯赛因任命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圣地的总督和监管者。努赛贝家族比以往许多世纪更加声名显赫：安瓦尔有时还担任约旦国防部长，他的兄弟哈齐姆担任外交部长。所有大家族都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和橄榄园，但许多人继续居住在他们位于谢赫贾拉的别墅里。安瓦尔·努赛贝此时住在美侨区对面一栋“带有波斯地毯、镀金的学位证书、餐后饮用的水晶玻璃杯和数打网球奖杯”的老式别墅里。努赛贝不得不抱持着“一种宽容的普世教会合一的心态”，每周五都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并在每次复活节上带领全家参加“身着长袍的高级教士手持金十字架绕圣墓三次”的活动。他的儿子萨里回忆说：“我的兄弟和我最喜欢这个（复活节庆祝仪式），因为基督徒的女孩是城里最漂亮的。”但圣殿山一片寂静。“几乎没有穆斯林访客去往圣地。”耶路撒冷著名学者奥列格·格拉巴注意到，这些年他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托钵僧”，咖啡馆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时的冒泡声”。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限制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她认识从杰马勒帕夏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每一个人；她甚至两次上了英国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人生》。凯蒂·安东尼乌斯返回老城并建立了一所孤儿院，而在她家里，她开了一所以当地八卦专栏命名的“高档的餐厅兼沙龙”。她是“艾略特《鸡尾酒会》里的人物”，美国副领事写道，“是个长舌妇而且虚假做作”。总是“身着最时尚的服装，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黑发剪得相当短”，带有“鲜明的白色条纹”，副领事的儿子、作家凯·伯德认为她“是个女强人但又有些轻佻”。但她没有丢掉政治上的怒气，评论道：“犹太国建立之前，我认识许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任何试图和犹太人交易的阿拉伯朋友都会被我抽耳光。我们输了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

超级大国总是支持自己的教派，所以毫不令人吃惊，冷战是在长袍之下和耶路撒冷祭坛之后秘密发动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柏林的后巷”。柏林是一座被分割的城市。美国副领事伯德建议中情局资助八万美元去修复谢尔盖大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的金圆顶。如果中情局不支付，克格勃也许就会支付。俄国东正教已分裂为中情局支持的以纽约为总部的教会和克格勃支持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苏联教会。约旦人是坚定的美国盟友，将他们的俄国教堂送给了反共产主义者教会，与此同时，以色列人感念于斯大林是第一个承认他们的新国家的元首，于是将他们的俄国财产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在西耶路撒冷建立一个由“牧师”（事实上是一个曾担任过北朝鲜顾问的克格勃上校）领导的布道团。

在依然由“侯赛尼家族、纳沙希比家族、乌里玛和基督教主教”主导的闭塞落后的城市，“如果你忽视无人区和难民营，”萨里·努赛贝写道，“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未曾发生过。”然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甚至这个混杂的耶路撒冷此时也正受到威胁。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崛起改变了一切，这使得侯赛因国王陷入危境，并危及了其所拥有的的耶路撒冷。

53

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纳赛尔出身低微，是阿拉伯政治家中典型的十全十美的人物——1948年，这位在以色列人包围中受伤的年轻军官，决心重振阿拉伯人的尊严。数世纪来，他成了最受欢迎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他同时也是依靠秘密警察维持统治的一个独裁者。纳赛尔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称为EI Rais（意为“领袖”），他宣扬社会主义式的泛阿拉伯主义，激励他的人民去反抗西方的支配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由此唤起人们不断高涨的希望：他们可以一雪战败之耻辱。

纳赛尔支持巴勒斯坦人突袭以色列，以色列人则以逐日增多的暴力予以回击。纳赛尔领导之下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使得以色列焦虑不安。1956年，纳赛尔通过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来挑战英法帝国的余威。决心颠覆其政权的英法两国同本-古里安结成了秘密联盟。按照总参谋长达扬的计划，以色列成功地袭击了西奈半岛，这为英法入侵埃及提供了借口——表面上为两国调停的英法可以趁机入侵埃及。可是，英法两国实力匮乏，不足以进行这样的帝国主义冒险：美国迫使他们撤退了。不久以后，侯赛因国王解除了格拉布的军队指挥官职务。1956年是英国在中东统治的黄昏期，却是美国霸权地位崛起的黎明。

纳赛尔把两个哈希姆王国作为目标，在那里，他的泛阿拉伯激进主义越来越受到平民百姓和军官团的欢迎。1958年，侯赛因的堂兄兼校友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谋杀。这个家族一直是阿拉伯人、汉志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的国王——而侯赛因此时是最后一个哈希姆王室成员。纳赛尔正式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包围以色列并控制约旦，但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度分合，仍较为脆弱。

“成长于耶路撒冷就好似生活在一个遍布汽车和现代军队的童话故事中，但是其魔力依存，而且因各种危险增添了许多神秘。”萨里·努赛贝写道。渐渐地，“耶路撒冷恢复了1948年失去的多半生机”，再次成为“世界的朝觐之都”。1964年，国王侯赛因再次给岩石圆顶清真寺的铅质圆顶镀金，圆顶裸露出它的深灰底色已达数世纪之久，这次镀金是为迎接教皇保罗六世的朝拜所做的准备。穆罕默德亲王和菲娅王妃会见了教皇，陪同他进入耶路撒冷，在那里教皇受到了地方长官安瓦尔·努赛贝的欢迎。但教皇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穿过曼德尔鲍姆门的边境线。当教皇请求到希腊的各各他教堂进行祈祷时，东正教长老命令他写书面请求，然后又拒绝了他的申请。萨里·努赛贝写道，“教皇的来访引发了观光热潮”：侯赛尼族人和努赛贝族人纷纷推倒他们优美的别墅群，改建为可憎的旅馆。

然而侯赛因国王此时正为生存而斗争，他必须在激进的纳赛尔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以及他自己的王朝野心和认为遭受到他背叛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仇恨之间寻求出路。当纳赛尔密谋要推翻这个国王时，耶路撒冷和西岸不断出现骚乱，抗议这个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1959年，曾是1948年战争老兵的亚西尔·阿拉法特[61]组建了一个名叫“法塔赫”（Fatah，意为“征服”）的军事解放组织。1964年，纳赛尔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首脑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对以战争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并组建了由艾哈迈德·舒凯里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5月，国王侯赛因在耶路撒冷不情愿地召开了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次年1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从约旦进入以色列，执行小规模突袭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唯一伤亡的是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被约旦人射杀身亡。但法塔赫的功绩抓住了阿拉伯人的想象力，标志着阿拉法特运动开始将巴勒斯坦事业置于全球舞台的中心。阿拉法特这群腰挎手枪、身着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激进分子的崛起使得傲慢自大的几大家族黯然失色，他们的名声因穆夫提的统治和1948年战争而大不如前。安瓦尔·努赛贝的儿子萨里加入了法塔赫，这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巴勒斯坦人正在对侯赛因失去耐心。当地方长官努赛贝拒绝执行王室命令时，国王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一名约旦人来代替他。1965年9月，跟他的祖父一样，侯赛因秘密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后者建议：有一天“我们可以放下武器，并在耶路撒冷树立一座象征我们之间和平的纪念碑”。

1963年，本-古里安卸任总理。他的继任者是六十八岁的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出生于基辅附近。这个戴眼镜的勤劳工作者的主要功绩是建成了以色列水利设施——但他不是本-古里安。1967年初，叙利亚人进攻以色列北部，这引发了一场空战。在空战中，叙利亚空军被摧毁于大马士革上空。叙利亚因此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发起更多的袭击。[62]

苏联警告纳赛尔——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以色列计划袭击叙利亚。至今我们也不明白莫斯科为何要发送这个假情报，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纳赛尔明明有数周时间去核实或反证这个情报，但他为什么选择了毫不怀疑地相信它。虽然埃及倾其全力，纳赛尔自身拥有领导魅力，泛阿拉伯主义也广受欢迎，但纳赛尔遭到了以色列报复性袭击的羞辱，叙利亚的外交冒险政策也将他置于险境。他调集部队进入半岛，以表明他绝对不能容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

5月15日，独立日游行前，焦急的艾希科尔和他的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会面：他们对纳赛尔的威胁该如何回应？第二天，埃及要求联合国将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纳赛尔可能是希望借助使危机升级的方式来避免战争。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行动要么是过于拙劣，要么是过于鲁莽。当这个阿拉伯领袖和大街上的人群欢呼灭绝犹太国的时刻即将到来时，艾希科尔紧张得发抖。由于以色列已经丧失对纳赛尔的主动权，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和有关生存的恐惧横扫整个以色列。全靠咖啡提神、一天连续抽七十根香烟的拉宾将军，意识到以色列生存的重担已经落在他的肩上，他终于开始崩溃了。

拉宾：战前的崩溃

纳赛尔开始预测战争发生的几率。他召集内阁会议，并详细咨询了他的副总统和军方最高领导人陆军元帅阿卜杜拉-哈基姆·阿米尔——这是一个轻信者、吸毒者和追求享受的人，但仍然是总统的老朋友。

纳赛尔说：“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西奈半岛，战争爆发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我们封锁蒂朗海峡，则百分之百将要开战。武装部队准备好了吗，阿卜杜拉-哈基姆？”

阿米尔：“以我的脑袋保证，领袖！一切都处在巅峰状态。”

5月23日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通往以色列重要港口埃拉特的海上航道。叙利亚进行了战争动员。侯赛因国王检阅了他的军队。拉宾和将军们建议艾希科尔要么对埃及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要么做好亡国准备。但艾希科尔在所有政治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前一直拒绝这一行动：他的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执行着艰苦的外交，以阻止战争——或者一旦战争爆发时，能够赢得支持。尽管如此，拉宾仍然饱受罪恶感的折磨，他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不足以拯救以色列：“我有这种感觉，无论对错，我必须独自完成一切。我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差不多九天我几乎滴水未进，也无法入睡，一直不断地抽烟，已经筋疲力尽。”

总理优柔寡断，总参谋长必须服用镇静剂，将军们意欲哗变，整个国家处于恐慌之中，这些都真切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创伤。在华盛顿，L.B.约翰逊总统拒绝支持以色列的任何攻击行动；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强烈建议纳赛尔撤出战争。在开罗，陆军元帅阿米尔吹嘘：“这次我们将是发动战争之人。”他正准备进攻内盖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纳赛尔命令阿米尔停止进攻。

在安曼，侯赛因国王感到除了加入纳赛尔集团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埃及进攻，他将不得不支持他的阿拉伯兄弟；而如果埃及失败，他将被视为叛徒。5月30日，侯赛因穿上陆军元帅军装，别着一把点357口径的麦林手枪，驾驶着他自己的飞机飞往开罗，与纳赛尔会面。“你的此次访问对外完全保密，”身材高大的纳赛尔对矮小的国王说，“所以如果我们逮捕你，后果会如何？”“这种可能从未在我脑海中闪过。”侯赛因回答。他同意将他的五万六千名精兵置于埃及将军里亚德的领导之下。“所有阿拉伯军队已层层包围了以色列。”国王宣布。以色列三面受敌。5月28日，艾希科尔进行了一场仅仅加剧了以色列人焦虑的冗长广播演说。在耶路撒冷，人们纷纷挖掘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以色列人担心遭遇灭顶之灾，那将会是另一场纳粹大屠杀。埃班已经用尽所有外交手段，将军、政治家和公众已对艾希科尔失去信心。他被迫启用了以色列最受尊敬的战士。

达扬接过指挥权

6月1日，摩西·达扬宣誓就任国防部长，梅纳赫姆·贝京也加入新的国民政府担任不管部部长。达扬总是戴着他标志性的黑眼罩，他是本-古里安的追随者，一点儿也看不上艾希科尔。艾希科尔私下里以一个狡猾的独眼阿拉伯强盗的名字给达扬起了个绰号——阿布·吉尔迪（Abu Jildi）。

达扬是温盖特的学生，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总参谋长，此时还是一位议员。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是考古学家又是工艺品掠夺者，既是暴力复仇的行使者又是包容的信仰者，既是阿拉伯人的征服者又是阿拉伯文化的爱好者。他“极其聪明”，他的朋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回忆：“他头脑聪明，从未说过一句蠢话。”他的同僚阿里尔·沙龙将军认为达扬“每天带有一百种想法醒来。其中的九十五个是危险的，有超过三个是糟糕的，但不管怎样，剩下的两个是绝妙的。”他“看不起大部分人”，沙龙回忆，“也毫不掩饰这种轻蔑。”他的批评者称他为“一个党棍和冒险家”，而且达扬曾经向佩雷斯承认：“记住一点：我是靠不住的。”

达扬释放出劲头十足的新犹太人的魅力。“不是因为他守规矩，”佩雷斯说，“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和魅力摒弃规矩。”他的同学把他描述成“一个骗子、吹牛者、阴谋家以及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尽管这样，他还是令人深深敬佩的对象”。他是个没有朋友的孤独者，一个神秘莫测的表演家和沉溺于女性的好色之徒。本-古里安辩解称达扬是“《圣经》里的人物”，就像大卫王——或者纳尔逊上将，“你不得不习惯他”。本-古里安对达扬伤心欲绝的妻子露丝说：“伟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常常在两架平行的飞机上进行，两者永无交集。”

虽然埃班回报说美国不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但为了阻止战争也不能坐以待毙，此时达扬表现出他对战略形势的冷静判断能力。他强调以色列必须立刻攻击埃及，同时避免和约旦发生任何冲突。他的耶路撒冷指挥官尤泽·纳尔基斯反对说：“假使约旦进攻斯科普斯山将会怎样？”“既然那样，”达扬干脆地回答，“咬紧牙关并守住防线！”

纳赛尔相信他已经赢得了一场不流血的胜利，但埃及仍然计划继续进攻西奈半岛。由一个伊拉克旅支持的约旦人，拟定了包围犹太耶路撒冷西区的塔里克行动方案。阿拉伯世界此时在战场上集结了五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九百架飞机，他们从未如此团结。“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纳赛尔说。“我们的目标，”伊拉克总统阿里夫解释道，“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投入二十七万五千人，一千一百辆坦克和两百架飞机。

6月5日早上7时10分，以色列飞行员突袭并彻底摧毁了埃及空军。8时15分，达扬命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西奈半岛。在耶路撒冷，纳尔基斯将军紧张地等待着，担心约旦人将占领防守薄弱的斯科普斯山，并包围西耶路撒冷的十九万七千名犹太人，但他又希望约旦人能对埃及人的战争作出一点哪怕象征性的贡献。上午8时刚过，空袭警报响起。《死海古卷》得到安全保存。预备役人员被召集起来。以色列通过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驻耶路撒冷办事处和英国外交部三次警告侯赛因国王：“如果约旦保持平静，以色列不会，重复一遍，不会，进攻约旦。但如果约旦发起进攻，以色列将全力回击。”

“陛下，以色列人已对埃及发起攻击。”上午8时50分，侯赛因国王的副官通知他。侯赛因打电话给总司令部，获悉阿米尔元帅已经粉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成功地进行反攻。上午9时，侯赛因进入总司令部，他发现他的埃及将军里亚德已经下令对以色列发起进攻并攻占南耶路撒冷的总督府。纳赛尔致电确认了埃及的胜利，并表示以色列空军已遭摧毁。

9时30分，忧郁的国王告诉他的人民：“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

1967年6月5日—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

上午11时15分，约旦炮兵部队向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密集发射了六千枚炮弹，击中了国会大楼、总理官邸以及哈达萨医院和锡安山上的长眠教堂。遵从达扬的命令，以色列人仅用小型武器给予了回击。11时30分，达扬命令对约旦空军展开进攻。侯赛因和他的大儿子，未来的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从王宫屋顶上一直观察着，目睹他的战机遭到摧毁。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提出停火协议，但约旦人并不理会。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宣礼员的召唤在高音喇叭里回响着：“拿起你们的武器，夺回你们被犹太人偷走的家园。”12时45分，约旦人占领了政府大厦：这里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但它也主宰着耶路撒冷。达扬立刻下令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犹太人夺回了这栋建筑。在城北，以色列用迫击炮和大炮向约旦人开火了。

达扬虽敬畏耶路撒冷，但他明白耶路撒冷政治上的复杂性可能威胁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内阁正为是否进攻老城或只是迫使约旦人停火而争论不休，达扬却对占领行动表示了反对：他为要承担起管理圣殿山的责任感到不安。但他的反对被否决了。不过直到西奈半岛被占领后，他才开始采取行动。

“那晚就如地狱一般，”侯赛因写道，“整晚的夜空都如白昼般清晰可见。天空和大地因火箭和以色列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而闪闪发光。”6月6日凌晨2时10分，以色列伞兵部队集结了三个小队，受到纳尔基斯将军的鼓舞前去“为1948年赎罪”——当年将军自己曾为这座城市而战。第一小队穿过无人区到达曼德尔鲍姆门，夺取弹药库山——艾伦比曾在那里贮藏军火。激战中，七十一名约旦人和三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伞兵部队迅速穿过谢赫贾拉，经过美侨区推进到洛克菲勒博物馆，7时27分，该博物馆被攻占。

国王仍控制着斯科普斯山和橄榄山之间居高临下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停火来拯救老城，但为时已晚。纳赛尔致电侯赛因说，他们应该宣称，打败阿拉伯人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非仅仅是以色列人。

侯赛因驾驶一辆吉普车迅速行进到约旦河谷，在那里他遇到了从北方撤回的军队。在老城内，约旦人——从1948年以来，他们的司令部一直设在亚美尼亚修道院里——在每个城门口都布置了五十个人进行守卫。以色列人计划占领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但他们的谢尔曼坦克走错了方向，一路进入汲沦谷，还遭到来自狮门守卫军的猛烈进攻。在客西马尼花园附近，以色列部队有五人战死，还损失了四辆坦克。以色列人躲到了圣母墓园低洼的院子里。老城还没有被包围。

达扬和纳尔基斯在斯科普斯山上一起俯瞰老城。达扬说：“多么神圣的景象啊！”但他禁止任何进攻行动。6月7日黎明，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强行命令双方停火。梅纳赫姆·贝京要求艾希科尔下令对老城发动一场紧急突袭。留给达扬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在作战室命令拉宾拿下“这场战争中最难以实现但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起初，以色列人向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屋脊投掷汽油弹，约旦人望风而逃。接着，以色列伞兵占领了橄榄山，并向山下的客西马尼花园发起进攻。“我们占领了俯瞰老城的制高点，”伞兵指挥官莫塔·古尔上校告诉他的手下，“一会儿我们将进入老城，这座我们数代人梦想和奋斗的耶路撒冷古城——我们将是第一批进入的人。犹太民族正等待着我们的胜利。自豪吧！祝好运！”

上午9时45分，以色列坦克朝狮门开火，击毁了作为防御工事的公共汽车，并炸出多处缺口。冒着约旦人的炮火，以色列人向狮们进攻。伞兵部队突入苦路，接着古尔上校带领一队人马继续向圣殿山前进。“经过两天战斗之后，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枪声，你坐上一辆半履带车，接着你突然进入这片之前所有人都曾在照片中见过的宽广开阔之地，”情报官阿里克·阿赫蒙（Arik Akhmon）写道，“虽然我不是虔诚的信徒，但我认为没有人不被情感所淹没。这里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在和约旦军队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古尔通过广播宣布：“圣殿山已经在我们的手里！”

与此同时，锡安山上耶路撒冷旅的一个连突破锡安门进入亚美尼亚区，然后爬下陡峭的山坡进入犹太区。此时，同样来自耶路撒冷旅的另一群士兵突破了粪厂门。所有人都在向西墙进发。仍处于圣殿山上的古尔和他的伞兵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西墙，这时一位阿拉伯老人告诉他们可以取道马格里布门，于是三个连队同时聚集到了圣地。士兵们祈祷、哭泣、欢呼、雀跃，有人还唱起这座城市新的赞美诗《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以色列军队的首席随军拉比，大胡子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手持羊角号和《托拉》大步走向西墙，开始朗诵哀悼祈祷词卡迪什（Kaddish）。

下午2时30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尔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经过“燃烧的坦克”，穿过“完全废弃的小巷，可怕的寂静被狙击手的枪声打破。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拉宾说“当我们向西墙走近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兴奋”。他们穿过圣殿山时，达扬看到一面以色列国旗插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上，他“命令马上将国旗降下来”。看到“由于作战而累得瘫作一团的士兵眼里满含泪水”，拉宾不禁“为之动容”，不过“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刻——救赎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未来临”。

戈伦拉比想通过炸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来加速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但纳尔基斯将军回答说：“停止这种想法吧！”

“你将被载入史册。”戈伦拉比说。

“我已经将我的名字记录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了。”纳尔基斯回答。

“这是我一生中的巅峰时刻，”拉宾回忆道，“数年来我一直悄悄地怀揣着这个梦想：我可能在收复犹太民族的西墙中发挥作用。如今梦想已实现，我突然感到困惑：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竟可享有此项特权？”拉宾被授予为这场战争命名的荣誉——他总是谦虚高贵、粗暴却言简意赅，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名称：六日战争。纳赛尔为这场战争另起了一个名字——纳克萨（al-Naksa），即“挫败”。

达扬在一片纸上写了个便条：“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他将这个便条放在希律门的方石缝中。他宣布：“我们已经统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远不会让她再遭分割。”接下来，这个一直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为尊敬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口中的阿布·穆萨（意为“摩西之子”）继续说道：“对于我们的阿拉伯邻居，以色列将伸出和平之手；对于信仰各种宗教的所有民族，我们将保证礼拜完全自由。我们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征服其他人的圣地，而是为了和他人和谐相处。”离开时，他摘了“一些长在西墙和马格里布门之间的粉紫色仙客来”送给他坚忍的妻子。

达扬认真思考着耶路撒冷的未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十天后，他返回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穿着袜子和圣地的谢赫及乌里玛坐在一起，他解释道：耶路撒冷现在属于以色列，但瓦克夫（WAQF）[63]会将管理圣殿山。尽管如此，时隔两千年，犹太人终于又可以访问圣殿山了。但达扬规定犹太人不得在那里祈祷。这一颇具政治远见的决定一直被遵守至今。

纳赛尔暂时辞去了总统一职，但从未放弃权力。他原谅了他的朋友、陆军元帅阿米尔，但后者计划发动一场政变，被捕后神秘地死在狱中。纳赛尔坚持“圣城永远不应被放弃”，但他从未从战败中东山再起。三年后，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侯赛因国王后来承认，6月5日到10日“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失去了半壁江山，以及耶路撒冷这个战利品。私下里，他曾为耶路撒冷哭泣：“我无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在我的手中被夺走的。”

[1]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法国参谋部的一位犹太炮兵上尉，1894年被指控向德国驻法武官出卖军事情报，法国军事法庭以叛国罪的名义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几年之后，这一案件被证明是一起冤案，真正的罪犯被发现了。德雷福斯是一位被同化的犹太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国民众表现出极大的反犹主义情绪，许多人上书政府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译注

[2]　威廉二世那难以预知的行为经常让其周围人员惊诧不已。他早期性生活中那些特别的嗜好，包括戴手套、沉溺于施虐受虐，这些都不得不被掩饰住；他的一个朝臣——一位人过中年的普鲁士将军，在给他跳舞时死于心脏病，因为除了芭蕾舞裙和一个羽毛做成的女用长围巾外，这位将军什么也没穿；另一个朝臣在供他娱乐时，打扮得像只行乞的卷毛小狗：“穿着裁剪过的紧身衣，衣服上画着直肠标记的地方开着口，上面是一条真正的狗尾巴。我已经看到皇帝在和我们一起大笑了。”最终，他的朋友奥伊伦堡亲王在其私密的同性恋生活被揭露出来后，因陷于性丑闻而身败名裂。当涉及他人的道德问题时，威廉同样是个自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后来再也没有同奥伊伦堡亲王说过话。

[3]　德国皇帝日耳曼式的巨人症改变了现代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他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要塞耸立在橄榄山上，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德国堡垒，带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塔楼，塔楼非常高，从约旦河那里都可以看到。他那建在锡安山上的天主教长眠教堂，外表模仿的是沃尔姆斯大教堂，内部模仿的是亚琛的查理曼的小礼拜堂，该教堂有着“众多的塔楼，更适合于莱茵河谷地区的景观”。

[4]　大概在这个时候，沙皇的一个顶级秘密警察、巴黎的奥克瑞纳首长及保卫部部长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命人杜撰了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他宣称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秘密记录。实际上该书是由1844年法国出现的一部反对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讽刺性作品以及1868年德国人赫尔曼·古德切所写的反犹主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剽窃过来的）。《议事录》所写的是犹太人深入到各个政府部门、教会以及新闻媒体中，并挑起战争和革命的荒谬的、恶魔般的计划，目的是创建一个犹太独裁者所统治的世界帝国。该书于1903年出版，旨在在俄国激起反犹主义浪潮，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的统治受到了犹太革命者的威胁。

[5]　在选址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三十四种方案，如阿拉斯加、安哥拉、利比亚、伊拉克、南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诞生的“阿拉斯加计划”在迈克尔·沙邦的惊悚片《意第绪警察联盟》中受到了嘲讽。从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等政治家都在寻求其他计划：1941年攻击苏联以前，希特勒计划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死亡殖民地。20世纪30到40年代，丘吉尔建议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犹太家园，1945年他的殖民大臣莫因勋爵则建议将东普鲁士给犹太人。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斯大林确实为犹太人指定了一个家园，40年代时他考虑的选址是克里米亚。

[6]　可惜的是，当西方人一再重读那些欧洲参观者肤浅的回忆录时，这部涵盖了以色列建国前后历史的最优秀的城市编年史，却还只是在用阿拉伯文出版发行。

[7]　谢尔盖去世很久了，他是耶路撒冷俄国建筑的赞助人。1905年，他最终辞去莫斯科总督一职，却被克里姆林宫内的恐怖分子炸得粉碎。他的妻子埃拉飞奔出去，慢慢爬过地面去捡拾她丈夫的尸首残片，最后只有一具没有胳膊的躯干和头颅碎片中的下巴可以确认。杀手被处死前，埃拉到监狱探望了他。后来，她继谢尔盖之后成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当时这个协会由尼古拉二世亲自监管。然而，随着拉斯普京权力的增长，埃拉与她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闹翻了。最终，她可能还是悲惨地回到了耶路撒冷。

[8]　回到俄国后，拉斯普京再次恢复了他与俄国王室的亲密关系。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版了《我的想法和反思：圣地之旅简介》，当时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军队的指挥官，他离开了妻子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的建议下，成了俄军大后方实际上的统治者，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拉斯普京是个文盲，他的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口授的，据说该书是皇后自己校正的。在拉斯普京权力鼎盛时期，他也声名狼藉，他试图将自己提升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朝圣者的形象，然而却太迟了：因为随后不久他便被暗杀了。

[9]　帕克的朋友有克拉伦斯·威尔逊上尉和弗利少校，他们曾参与发生在德兰士瓦的“詹姆森突袭”；达德利伯爵的第三个儿子——受人尊敬的西里尔·沃德；法伊夫公爵的表亲——罗宾·达夫上尉；泽西伯爵的表亲——海德·维利尔斯上尉；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赫尔曼·弗兰格尔伯爵，以及名叫范伯格的神秘主义者，他曾推断说财宝实际上可能藏在亚拉拉特山，而绝不会在耶路撒冷，这个说法激怒了众人。

[10]　有关帕克的所有故事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基于他的信件和他的一些说明，还基于尤韦利乌斯的预言。甚至到了1921年，帕克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雇员们还在因拖欠款项而起诉他。而帕克自己则躲在大本营里，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里摸爬滚打。他从未结婚，但有多个情妇。1951年，他继承了莫利伯爵的爵位及富丽堂皇的房子，并自豪地告诉他的家人说他想把他得到的遗产花得一文不剩。即便上了年纪，帕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作风，用他一个家族成员的话说，他是“一个自负的、唯利是图的、不可信赖的无用之人，一个名誉丧尽的、爱说大话的人”。他于1962年与世长辞。他从未提起过耶路撒冷这回事，也没留下一纸一墨。直到1975年，帕克的律师们找到了一份文档，并将它交给了第六代莫利伯爵。多年以来，文档已被大家遗忘，不过伯爵及其兄弟奈杰尔·帕克却很友好地将其出示给本书的作者。尤韦利乌斯后来成了维堡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以耶路撒冷的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小说。1922年，尤韦利乌斯死于癌症。这段插曲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过在俄斐勒山的隧道里（现在这里是罗尼·赖克发掘的迦南人巨大的塔楼遗址），有一个很小的洞穴直通到一个废弃的水桶边，这个水桶就属于蒙蒂·帕克。

[11]　不久之后，鲁希·哈立迪便因伤寒而去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被青年土耳其党毒死的。

[12]　杰马勒厌恶犹太民族主义或任何威胁到土耳其统治的因素，但同时，他却又寻求犹太人的支持：他许诺给予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摩根索购买西墙的机会，但随后又把这个许诺给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13]　利娅·特南鲍姆后来嫁给了基督徒律师阿布卡里乌斯·贝，他为她在塔尔比赫修建了一座名为“利娅别墅”的豪宅。利娅比他小三十岁，后来离开了他。之后，他将利娅别墅租给了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最终，这栋房屋归于摩西·达扬（Moshe Dayan）名下。

[14]　这个命名来自哈希姆，先知的曾祖父。他们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孙子哈桑的后裔，因此被授予“谢里夫”的称号。他们自称是哈希姆王族，英国人则称他们为“谢里夫派”。

[15]　起初赛克斯考虑将耶路撒冷划给俄国，该国朝圣者在战前已经充满了这座城市。之前俄国已被许诺将获得伊斯坦布尔，《赛克斯—皮科协定》又允诺以东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等地。

[16]　胡斯是奥斯维辛（纳粹大屠杀期间，上百万犹太人在该集中营被毒死并焚烧）未来的党卫军司令，他正考虑谋求天主教牧师的职业。耶路撒冷“在我后来放弃信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厌恶那种见利忘义的态度，那儿的许多牧师以这种态度进行着被他们自称为圣物的交易”。他因膝盖受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回避所有感情表露”的胡斯在耶路撒冷受到一位德国护士的引诱：“我为爱情的魔力而倾倒。”1947年4月，他被处以绞刑。此时，一个“吵闹的”年轻德国男孩利用圣母教堂附近的野战医院帮助了美国侨民，他就是德国副领事的儿子鲁道夫·赫斯，纳粹德国未来的副元首。1941年赫斯带着疯狂的和平使命飞到苏格兰，但却在狱中度过了余生。

[17]　指摩西得到上帝赐予的两块石板后，下山见到犹太人祭拜异教神明，气得将石块摔碎的故事。——译注

[18]　在迪斯累利著名的一部小说《坦克雷德》中，一个公爵的儿子旅行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一个犹太人富有远见地说道：“英国人将占有这座城市；他们将管理它。”劳合·乔治的任务是赢得这场战争，其他一切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19]　他还想到了第四种中东方案：他与帕夏三雄间接并非常秘密地谈判，达成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奥斯曼和平协议。该协议将耶路撒冷留给苏丹，这背叛了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几乎同一周，我们还亲自许诺确保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恼怒的寇松写道，“我们要考虑留下土耳其人的旗帜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吗？”谈判无果而终。

[20]　1917年杰马勒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在奥斯曼投降的第二年，他飞到柏林，并在那儿撰写了回忆录。1922年，作为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报复，他在第比利斯被亚美尼亚人暗杀，即便他声称：“我承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将造成巨大不幸。”也或许正如其所说，“我可以把将近一万五千人带去贝鲁特和阿勒颇”。塔拉特也被暗杀了；在中亚领导了土耳其人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恩维尔则在战斗中阵亡。

[21]　12月3日，奥斯曼的秘密警察突袭了萨卡基尼的家，他正藏匿着犹太冒险家和间谍阿尔特·莱文。这一善举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古老的奥斯曼宽容近乎最后的一例。两人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到大马士革。

[22]　两年后，这些侨民还一直努力索回他们的马车，或争取补偿，他们给军事首长斯托尔斯写信：“1917年12月8日，上任总督借走了我们的马车，还有油、布罩、弹簧椅、鞭子、套马杆和两匹马。”

[23]　那个手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床单的阿拉伯男孩将扫帚柄插入土里，但瑞典摄影师偷走了床单。英国人以此威胁要逮捕他，他就将床单交给了艾伦比。艾伦比将床单送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至今它仍保存在那里。

[24]　努赛贝族人声称，当他们带着艾伦比参观这座教堂时，他索要了钥匙。“现在十字军东征已经结束了，”他说，“我还给你钥匙，不过这些钥匙不是来自欧麦尔或萨拉丁，而是来自艾伦比。”20世纪60年代的约旦外交部长哈齐姆·努赛贝在其2007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25]　艾伦比的一位军官，时年三十二岁的国会议员威廉姆·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上尉，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侄孙。他常讲起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名漂亮的阿拉伯女人向他示意，并把他带到一个山洞，在那儿，他发现并逮捕了一群奥斯曼军官。

[26]　斯托尔斯在这座教堂里有一项令人激动的发现。令希腊神父极其愤怒的是，他在南门发现了最后一个十字军的坟墓——一名《大宪章》的签署者，亨利三世的导师，人称多布尼·菲利普，费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十字军，后于1236年死于耶路撒冷。时下斯托尔斯派英国士兵守卫着这座坟墓。

[27]　侯赛尼家族正如日中天：他们那时拥有巴勒斯坦大约1.25万英亩（约5059万平方米）的土地。市长侯赛尼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欢迎。斯托尔斯喜欢卡米尔·侯赛尼穆夫提。直到那时，穆夫提实际上仍只不过是伊斯兰教法学哈乃斐派（受到奥斯曼人的支持）的领导人，当时，耶路撒冷有四个这样的派别。斯托尔斯升任他为耶路撒冷四大派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穆夫提请求一旦占领大马士革，就让他的弟弟阿明·侯赛尼加入位于那座城市的费萨尔王子的队伍，斯托尔斯同意了。

[28]　《议事录》的英文版本在英美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亨利·福特的支持），直到1921年8月，伦敦《泰晤士报》才曝光它是一部伪作。1919年《议事录》德文版发行，希特勒相信其中关于犹太人的内容是真实的，在《我的奋斗》中，他解释那些伪造的说法“是最可靠的证明，是名副其实的”。1925年阿拉伯语版发行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主教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他的教友们。

[29]　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圣母墓的划分争论不休。亚美尼亚人因圣殿山上的墓地和圣墓大教堂中的圣尼哥底母礼拜堂的所有权和叙利亚雅各派结下世仇。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以及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它的权利争吵不已。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为后者危险的平顶修道院大打出手。

[30]　鲁滕伯格，一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1917年克伦斯基曾任命他为彼得格勒省的副省长。斯托尔斯称他为“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者”。在冬宫被托洛茨基的赤卫军攻下之前，他指挥着冬宫。鲁滕伯格不仅“强壮，有力，总是身着黑衣，顽固不化，说话低沉且险恶，卓越且富有魅力”，而且“多才多艺并充满暴力”。1922年，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工程师鲁滕伯格开始筹建供应巴勒斯坦大部分电力的水电工程。

[31]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这个词逐渐开始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称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被称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1949年出版）中所称“巴勒斯坦人”，指的是犹太人。当地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叫《巴勒斯坦》（Palestine），一份阿拉伯报纸叫《菲利斯汀》。

[32]　年事已高的侯赛因困扰于子女的忘恩负义和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成为阿拉伯的李尔王。劳伦斯接受他最后的使命，被派去劝说痛苦的国王，让他在向英法霸权妥协和失去英国资金支持之间作出选择。国王哭泣、暴怒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不久之后，侯赛因被伊本·沙特打败并让出王位，支持长子成为阿里国王。但是沙特人征服了麦加，阿里遭到驱逐，伊本·沙特自封汉志国王，接着又自称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家族还统治着两个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哈希姆约旦。

[33]　美国科罗拉多州二十五岁的洛维尔·托马斯因推出《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一场讲述“阿拉伯的劳伦斯”传奇冒险的巡回演出而发迹。仅在伦敦就有一百万人观看，在美国，观众甚至更多。劳伦斯对此既厌恶又喜欢，他曾五次观看演出。“我看了你的演出并感谢上帝它总算结束了，”他写道，“它编造了某些愚蠢的虚构之事，塑造出一个身着华丽服饰并深受女性喜欢的男主角”。劳伦斯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使用的是预定的书名“智慧七柱”，一部浓厚的巴洛克风格且充满诗意的作品，混合了历史、忏悔和神话——“我喜欢讲述事实，尤其是关于我的那部分。”他开玩笑说。尽管存在着不少错误，但这本书确实是一部杰作。后来，劳伦斯改名换姓，加入空军而后隐退，1935年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

[34]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家族成了朋友，在那时，这种举动在贵族中还是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在参加一场家庭聚会时，一位贵族向他问候：“怎么，伦道夫勋爵，您没有带您的犹太朋友来？”伦道夫回答道：“没有。我认为他们不应该供客人们消遣。”

[35]　指《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家族。——译注

[36]　纳沙希比家族声称祖上是一名13世纪的马木鲁克当权者纳赛尔·丁·纳卡希比，他一直担任两处圣地（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的监管人。事实上，他们是18世纪为奥斯曼人制造弓箭的商人的后裔。拉吉卜的父亲赚了一笔大钱，又联姻了侯赛尼家族。

[37]　他受到冯·巴本的帮助，1917年，冯·巴本就曾动念挽回德国在耶路撒冷的声誉。曾担任过总理的巴本建议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他确信他和他的贵族同党能够控制纳粹党：“两个月内，我们会使希特勒陷入困境，他将落荒而逃。”巴本担任希特勒的副总理，但不久就辞职，成为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处几年监禁，后于1969年去世。

[38]　当英国人企图限制锡安移民时，约瑟夫·斯大林正在建设他自己的苏维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没有给犹太人土地，我们会给。”斯大林关于犹太人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民族的文章中他宣称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只是“神秘、难以确定和超脱尘俗”。掌权之后，他下令禁止他称之为“嗜食同类”的反犹主义；1928年，他又批准建立一个以意第绪语和俄语为官方语言的犹太家园。1934年5月成立的“斯大林的锡安”，即犹太自治区，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比罗比詹，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之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支持在更迷人的克里米亚——斯大林式的加利福尼亚——再建一个犹太家园，这最终引起了斯大林邪恶的反犹主义。到1948年，比罗比詹已容纳三万五千名犹太人，直至今天，还有几千名犹太人生活在那里，并且当地所有的指示牌使用的仍是意第绪语。

[39]　据1938年成立的伍德海德委员会统计，在1919年和1938年之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万九千，犹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万三千。

[40]　安东尼乌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富有的黎巴嫩棉花商之子，出生在亚历山大，并在维多利亚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和E.M.福斯特是朋友。他曾担任托管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安东尼乌斯在其著作《阿拉伯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创性文本之一——中撰写了阿拉伯大起义和英国人背叛的编年史。安东尼乌斯也曾担任穆夫提和英国高级专员的顾问。他的女儿索拉雅后来以她父母的经历为蓝本写下了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小说《神灵商议之处》。

[41]　耶路撒冷有许多白俄罗斯人，但有一位大公夫人是死后才回到这里。1918年，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已成为修女的埃拉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布尔什维克谋杀了埃拉的妹妹皇后亚历山德拉、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们的孩子，几小时后，她的头颅被打碎了，接着又被拖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个竖井内。当白军占领阿拉帕耶夫斯克时，他们发现了那些尸体：埃拉的尸体几乎没有腐烂。她的尸体和她忠诚的芭芭拉修女姐妹途经北京、孟买和塞得港，到达耶路撒冷。1921年1月，哈里·卢克爵士在那儿接收了她们，他更改了棺材穿过耶路撒冷的路线，以避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犹太移民的抗议。“两个简朴的棺材从火车上卸下来，一小队人马悲伤低调地曲折前行到橄榄山，”和妻子维多利亚帮助运送棺材的米尔福德·海文侯爵路易斯写道，“俄国农妇是无依无靠的朝圣者，她们一直哭泣和呜咽，为了能触摸到棺材她们几乎打起来。”米尔福德·海文夫妇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祖父母。埃拉被封为“新殉道者伊丽莎白”，并被安置在她和她丈夫建造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内一座玻璃盖的白色大理石棺内。埃拉的一些圣物已被送返她生前所在的莫斯科玛莎和玛丽女修院。

[42]　伊休夫，在希伯来语中的原义为“居住”、“定居”，后来引申为“犹太社团”。——译注

[43]　他是几大显要家族的一员。阿拉米家族的住宅是耶路撒冷最气派的：17世纪，这个家族买下了一处紧挨着圣墓大教堂的房产。这座房屋和教堂共用部分屋顶，这点令人十分吃惊。经历过拜占庭帝国、十字军东征和马木鲁克的兴盛衰落之后，这座建筑仍归该家族后代所有。穆萨·阿拉米的一个堂兄弟现在还担任着隔壁萨拉丁建立的萨拉西叶教堂的教长。

[44]　哈马斯——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因受到卡桑的鼓舞，而将武装派别命名为“卡桑旅”，他们发射的导弹则被称为“卡桑火箭弹”。

[45]　温盖特已在巴勒斯坦成名。丘吉尔非常喜欢他，后来一直支持他的事业。1941年，温盖特的“基甸部队”帮助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一名少将，他创建并指挥了“钦迪特远程突击队”，这是战时最大的联合特种部队，战斗在缅甸的日本战线后方。1944年，温盖特死于一场空难。

[46]　在希腊有一位和耶路撒冷有着特殊关系的王妃，她是一名勇敢的非犹太人，曾保护过犹太人。希腊安德鲁王妃，原来的巴滕堡的艾丽丝公主，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在六万希腊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了三个科恩家族的人。1947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亲王，一名皇家海军中尉，迎娶了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四年后继承了王位。安德鲁王妃成了一位修女，像她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一样。她住在伦敦，但决定死后葬在耶路撒冷。当她的女儿抱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即便对游客来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时，王妃反驳道：“胡说，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好的巴士交通！”1969年安德鲁王妃去世，但直到1988年，她才被埋葬在马利亚·抹大拉教堂内她的姨妈埃拉附近。1994年，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亚德·瓦谢姆——耶路撒冷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授予他母亲“国际义人”称号的仪式。

[47]　“他跟纳粹罪犯一样说着有关‘犹太人’的呓语，”吉尔伯特·阿胥喀在他的《阿拉伯人与纳粹大屠杀》中写道，“这些精神错乱的说辞演变成了规模最大的反人类罪行。”阿胥喀补充道：“不可否认，穆夫提赞成纳粹的反犹学说，很容易与铸在泛伊斯兰模具中的一种狂热的反犹太思潮相适应。”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关于1943年《贝尔福宣言》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穆夫提讲道：“犹太人就像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各民族当中，吸着他们的血，使他们的道德堕落……德国则非常明确地决定找到一种针对犹太人危险的最终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将消灭世上由犹太人所引起的一切灾难。”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得知“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损失超过他们民族全部数量的百分之三十，而德国人的损失倒不大”。他又引用《锡安贤达议事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某人“暗箭伤人”的虚构故事为纳粹大屠杀辩护，他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改造犹太人。

[48]　20世纪30年代，登基前的那位皇帝名叫拉斯·塔法，受他的影响，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ans）在牙买加建立，后因雷鬼乐歌手鲍勃·马利而成名。鲍勃·马利赞扬拉斯·塔法是“犹大之狮”和“耶稣基督再临”。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是新锡安。海尔·塞拉西于1974年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警察和地方军协调委员会（Dergue）刺杀。

[49]　阿拉伯语中“沙子”的发音。——译注

[50]　这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描述。1928年，这位作家曾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成员来到耶路撒冷，但不久就离开了。1948年，凯斯特勒返回耶路撒冷报道独立战争，并采访了贝京和本-古里安。

[51]　那年夏天，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在耶路撒冷——“有一流的饭店，政府大厦等等。斯大林元帅可以采取任何保卫形式乘坐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丘吉尔承诺封锁路线：“莫斯科、第比利斯、安卡拉、贝鲁特、海法、耶路撒冷”，而斯大林却和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进行了会晤。

[52]　现在这里是一个犹太抵抗战士纪念馆，这些战士曾被关押于此。尼古拉旅店是最后建成的一个俄国朝觐者旅社，可容纳一千两百名朝觐者，1903年由罗曼诺夫亲王尼古拉开张经营。

[53]　遇难者之一朱利叶斯·雅各布斯，是作者的一位表兄弟，他是一个英国公务员，正巧也是犹太人。

[54]　法兰仍是英国安全部队的一名战争英雄。1949年，他没能在国会中为保守党赢得一个苏格兰席位，之后移居加拿大。在那儿，他经营农场，被选为艾伯塔省议员，成为电信部长、副检察长和一名政治学教授。2006年，法兰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耶路撒冷东塔尔皮奥特的一条街道，最近命名为“鲁波维兹街”。

[55]　滇缅公路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和缅甸腊戌，是抗日战争中为抢运中国政府购自国外以及外国援华物资而建。滇缅公路开工于1938年春，1938年12月初步建成通车，不久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在抗战初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译注

[56]　两个侯赛尼的堂兄弟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安瓦尔·努赛贝担任内阁秘书，穆夫提则出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主席。

[57]　在耶路撒冷宗教竞争和出于需要创造神圣性的经典例子中，失去西墙的犹太朝圣者们来到锡安山的大卫墓旁祈祷，并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国家首个纳粹大屠杀纪念馆。

[58]　但是拉吉卜·纳沙希比身患癌症，国王在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看望了他。“在这座大楼里，”阿卜杜拉说，“1921年春，我和温斯顿·丘吉尔首次会面。”1951年4月，纳沙希比去世，被安葬在他的别墅附近的一座小坟墓中——别墅后来被拆毁，建了大使饭店。

[59]　最大的教廷格尔以波兰的一个村庄命名，由阿尔特家族统治，戴着什特莱牟毛皮帽；贝尔泽教廷成员来自乌克兰，穿着长袍，戴着毛皮帽；布雷斯拉维教廷成员，以神秘和爱表现的舞蹈和歌唱进行礼拜，还以“哈西德嬉皮士”之名闻名。

[60]　1957年，亚德瓦谢姆——“一个地方和一名字”，以纪念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在赫茨尔山上建立起来。1965年，以色列博物馆开放，紧接着新的国会大楼落成，两者都是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资助。

[61]　阿拉法特宣称自己出生于耶路撒冷。阿拉法特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但事实上他出生在开罗。1933年，四岁的阿拉法特来到亲戚那里，并一同住了四年，居住地在挨着西墙的马格里布区。

[62]　当紧张加剧时，一位老人最后一次访问了这座城市，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前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来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接着又返回他的黎巴嫩流亡地。1974年，他在那里去世。

[63]　指穆斯林捐赠的土地或其它财产，通常用于慈善目的或表示信仰虔诚。——译注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两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则是耶路撒冷。

特迪·科勒克，访谈

经过一场历史大灾难，罗马皇帝摧毁了耶路撒冷——我出生在流散地，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S.Y.阿格农，1966年诺贝尔奖获奖致辞

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今天，犹太民族还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定居点，它是我们的首都。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0年演讲词

再一次置身国际风暴的中心。不管雅典还是罗马，都无法引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当一个犹太人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我们不说那是初来乍到，我们说那是游子还乡。

埃利·威塞尔致巴拉克·奥巴马的公开信，2010年

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犹太大流散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博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其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犹太教正统派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由拉比们分区负责，他们管理着马格里布门以北的祈祷区，而考古学家则向南进行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以色列的所有党派，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点不会改变”，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从“围绕阿拉伯社区开发及其外围”到“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伊斯兰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Hamas）[3]，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可信赖的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4]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穆斯林区的隧道。[5]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管理瓦克夫的伊斯兰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伊斯兰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考古学在耶路撒冷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麦尔旺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在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挖掘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6]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马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镇压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控制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穆斯林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更希望寻求宽容、分享与慷慨的万能灵药，以消除偏见、排外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挡地犹太化。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而与这个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耶路撒冷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为犹太区重建的胡瓦犹太会堂祝圣，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摧毁，但是以色列人此举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他们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以色列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国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维夫［该城市昵称“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潜藏着危险：耶路撒冷城内的民族主义项目和西岸狂热的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有损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伤害以色列自身，而不会给犹太的耶路撒冷带来任何好处。[7]不管舆论有何变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一些定居点的设立损害了以色列作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监护人的声誉。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鉴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这种描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犹太人不像基督徒有欧洲列强的保护，他们经常遭受苛待——不过不会比在基督教欧洲所遭受的最严重苛待更甚，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宣扬的信仰自由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进行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相遇’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相遇”，《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了”。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轻微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美国充满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时，美国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最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国——而且它的福音派继续在耶路撒冷期待着世界末日，美国政府则把平静的耶路撒冷看作中东和平的钥匙以及他们与阿拉伯盟友关系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强化了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亚图拉·霍梅尼上任，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现为伊斯兰圣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兰在核武器的支持下谋取地区霸权，以及它与美国的冷战过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团结伊朗什叶派和怀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野心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真主党和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而言，这座城市成为了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伊朗领导力量团结在一起的象征。“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权，”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应该从历史的页面中消失。”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即将临近的回归将解放耶路撒冷，实现《古兰经》中所称的“审判日”。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耶路撒冷是一个火绒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个地区一切行动、一切冲突都指向耶路撒冷。”因此美国历任总统甚至在最险恶的时刻都会召集各方进行会谈。以色列民主下的鸽派势力正不断衰微，它建立的脆弱政府受过于强大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又缺乏一个对应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即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对话者。如果法塔赫的西岸越来越繁荣，最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组织将是统治加沙并继续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基要主义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将自杀式爆炸作为武器并且定期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这些行为导致了以色列的入侵。欧洲人和美国人把它看作一个恐怖组织，而到目前为止，是否支持基于1967年边界划定的定居点，双方仍未明确释放出和解信号。

1993年之后的和谈史，以及外交辞令与失信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背离，暗示双方都不愿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永久共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宗教、国家和情感上的和解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20世纪，针对耶路撒冷的四十多个计划都失败了，今天，仅针对圣殿山的共享方案至少还有十三个。

2010年，奥巴马总统迫使联合巴拉克重新掌权的内塔尼亚胡暂时中止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以美以关系可能陷入冰点相逼，奥巴马总算促使双方再次展开对话，尽管进展缓慢且昙花一现。

以色列经常在外交上表现强硬，且甘冒危及自身安全和信誉的危险来兴建定居点，但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协商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好像都是基本原则问题。在拉宾、巴拉克和奥尔默特当政时期，以色列提出共享包括老城在内的耶路撒冷。截至2010年，在长达二十年的和平对话中，尽管有多次令人不快的谈判，但巴勒斯坦人从未正式同意共享这座城市。

耶路撒冷可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但无论双方何时签订和平协议——假如可能的话——未来都会有两个国家，这是以色列生存所必需的，对巴勒斯坦来说也是公平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的区位以及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十二个左右的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赔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割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8]国际化圣殿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上？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今晨

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托拉》。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这位拉比时年四十岁，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古尔和路巴维奇教廷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长着蓝眼睛的他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的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了祈祷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犹太新年（Rosh Hashanah）前，因为这些纸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会发现，同一个祈祷队伍（minyan）站在西墙边的相同位置：“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他的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交给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纪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最大家族[9]的后代，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的他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期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要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祈祷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类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吵。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们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2002年7月，当一个科普特教士在埃塞俄比亚人破旧的平顶城堡附近晒太阳时，他遭到埃塞俄比亚人铁棍的殴打，埃塞俄比亚人以此惩罚科普特人以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非洲兄弟。科普特人赶去援助他们的教士，四名科普特人和七名埃塞俄比亚人（后者似乎每次冲突都会输）因此住院。

2004年9月，真十字架节上，希腊主教伊列内奥（Ireneos）要求方济各会修士关闭圣母显灵教堂的大门。遭到拒绝后，伊列内奥便率卫兵和教士来对抗拉丁人。以色列警察出面干涉但遭到教士们的攻击，他们作为仇敌，常常就像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一样坚韧不屈。2005年的圣火游行上，当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长取代希腊人手持圣火出现时，双方大打出手。[10]好斗的主教伊列内奥最终因为向以色列定居者出售雅法门的帝国饭店被解职。努赛贝疲倦地耸耸肩：“嗯，像兄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烦恼，而我帮助他们解决。我们是中立的，就像联合国，维持这片圣地的和平。”每一个基督教节日上，努赛贝和朱达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热情和拥挤的圣火游行中，努赛贝就是官方的见证者。

此时，教堂司事在右手边的门上打开一个小口子递出一个梯子。努赛贝将梯子放在左手边的门上。在爬上梯子打开最高处的门锁之前，他先用巨大的钥匙打开了右边门的低锁。他爬下来后，教士们先旋开巨大的右门，再打开左门。进入教堂，努赛贝向教士们问候：“你好！”

“你好！”他们乐观地回复。自1192年萨拉丁任命朱达家族为“钥匙保管人”、任命努赛贝家族为“圣墓大教堂守护人和守门人”（瓦吉赫的名片上如此说明）以来，努赛贝家族和朱达家族一直负责开启圣墓大教堂的各扇大门。努赛贝家族还被任命为岩石圆顶清真寺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那块石头的世袭清洁者。努赛贝们声称，萨拉丁仅仅是恢复了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授予他们的职位。在19世纪3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征服之前，他们极为富有，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做导游来勉强糊口。

然而，这两个家族始终处于彼此警惕、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努赛贝家族和我们毫无关系，”已保管钥匙二十二年的八十多岁的朱达说，“他们只不过就是守门人！”努赛贝则坚持“不允许朱达家族的人触摸门或锁”，这表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就像基督徒的争斗一样。瓦吉赫做私人教练的儿子欧拜德（Obadah），是他的继承人。

努赛贝和朱达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坐在走廊里，因为八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辈们一直这样做，但是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那儿。“我了解这儿的每一块石头，它就像我家一样。”努赛贝若有所思地说。他敬畏这座教堂：“我们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都是先知，圣母马利亚也非常神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他想去祈祷，他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附近为威慑基督徒而建的清真寺，或者走上五分钟去阿克萨清真寺。

就在西墙的那位拉比醒来、守护人努赛贝听到有人用鹅卵石敲击窗户宣布移交圣墓大教堂钥匙的同时，四十二岁的阿德巴·安萨里（Adeb al-Ansari），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身着黑色皮夹克走出他位于穆斯林区的马木鲁克之家——这栋房屋归他的家族所有——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来到东北角的哈旺梅门（Bab al-Ghawanmeh）。他通过身穿蓝色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的检查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警察常常由德鲁兹或者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们的职责是阻止犹太人进入谢里夫圣地。

现在，电灯光已经照亮神圣的休憩广场，过去安萨里的父亲常常要花两个小时点亮所有的灯笼。安萨里问候过圣地的保安，开始打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四扇主门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十扇大门。这花费了他一个小时。

安萨里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和穆罕默德一起迁到麦地那的安萨里人，他们声称哈里发欧麦尔任命他们为圣地监护人，但他们这个职位实际上是由萨拉丁确认的（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就是圣地的领袖，他接受了蒙蒂·帕克的贿赂）。

清真寺在晨祷前一小时开放。并不是每个黎明安萨里都会亲自打开大门——他现在有一个团队——但在他继任世袭的监护人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履行这项职责，而且会充满自豪地说：“它首先是一份生计，然后是一个家族职业，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它是高贵而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收入不高。我同时还在橄榄山的一家宾馆做前台。”

圣地的世袭职位逐渐消失。另一个大家族谢哈比家族（Shiha-bis）——黎巴嫩王室后裔——聚居在靠近小西墙的祖宅里，他们过去曾经是“先知胡子”的守护人。如今，胡子和守护人的职位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却是巨大的：谢哈比家族目前仍在圣地工作。

在拉比走向西墙、努赛贝轻拍圣墓大教堂的门、安萨里打开圣地之门的同一时刻，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正离开他们家族在巴布·哈迪德街上的拥有二百二十五年历史的老宅。他沿着古老的马木鲁克时代的街道走了几步，然后拾阶而上，穿过铁门走向圣地。他直接去往阿克萨清真寺，进入一个配备了麦克风和几瓶矿泉水的小房间。1960年之前，卡扎兹家族一直都在宣礼塔上准备宣礼仪式，但此时他们则像备战的运动员一样在这个房间里为仪式作准备。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扎兹坐下，舒展筋骨，就像一个神圣的运动员，然后反复呼吸、漱口。确认麦克风已打开，墙上的挂钟也显示时间无误后，他面朝克尔白，用响彻整个老城的吟唱声宣布礼拜开始。

自马木鲁克苏丹盖贝伊统治以来，五百年间卡扎兹人一直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员。如今，当了三十年宣礼员的纳吉和他的儿子菲拉兹（Firaz）及两个堂兄弟一起担当着这份职责。

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到来前的一个小时。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正在祈祷；西墙一直是开放的，犹太人正在祈祷；圣墓大教堂打开了，基督徒正在用多种语言祈祷。太阳照耀着耶路撒冷，其光芒使得西墙上光亮的希律石几乎洁白无瑕（就像两千年前约瑟夫斯描述的那样）。接着，阳光照到辉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岩石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天与地、神与人相遇的那个神圣的广场，依然是人类制图学难以描绘的地方，唯有太阳的光芒能照遍整座广场。最后，所有的光线将照耀在耶路撒冷最优美最神秘的建筑物上——沐浴在日光之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也因此博得“金色”的美名。但是金门仍将紧锁，直到末日来临。

[1]　科勒克生在匈牙利，长在维也纳，并以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命名，专门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各种秘密任务。在镇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运动中，他负责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之后又为哈加纳置买武器。后来，他曾担任本-古里安私人办公室主任。

[2]　对耶路撒冷疯狂行为进行的主要学术研究描述了那些典型的病人，如“强烈认同旧约或新约中的人物或确信他们就是这些人物之一，并在耶路撒冷爆发精神病的人”。导游应该注意你的周围是否有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1.激动；2.脱队；3.不断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或脚趾甲；4.会利用饭店床单制作类似‘托加’之类的长袍，这种长袍通常是白色的；5.有大叫的渴望，想大声地吟唱出《圣经》经文；6.列队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地；7.在圣地布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绍尔精神健康中心专治耶路撒冷综合征，据说，这个中心就建在代尔亚辛遗址上。

[3]　哈马斯全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其最初只是一个隶属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团体，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哈马斯发展成为被占领土上非常有影响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坚持不与以色列作任何妥协，属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中的激进派别。——译注

[4]　费萨尔·侯赛尼，阿卜杜·卡迪尔的儿子，因提法达的领袖之一。侯赛尼曾受训成为法塔赫的爆炸专家，并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袖必备的荣誉徽章。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第一个主张与以色列举行一轮会谈的巴勒斯坦领袖，为使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他甚至学习了希伯来语。侯赛尼参加了马德里和谈，此时成为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部长《奥斯陆协议》破产后，以色列人于“东方之屋”彻底关闭之前一直将他幽禁在那里。2001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5]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日后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惊讶的居民家的厨房地板下出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最令人窒息的发现上自希律圣殿的基石，下至马卡比、罗马、拜占庭和倭玛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也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进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6]　这些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作为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两位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

[7]　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联系，破坏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某种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

[8]　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的威权式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庸俗的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的”。

[9]　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仍然很重要。费萨尔·侯赛尼死后，阿拉法特任命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瓦吉赫的表亲）担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但是在他反对自杀式爆炸之后，阿拉法特将他解职。作为圣城大学的建立者，努赛贝依然是受双方尊敬的耶路撒冷的知识精英。当前，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是阿德南·侯赛尼，侯赛尼家族另一位成员拉菲克·侯赛尼博士是阿巴斯主席的顾问。至于哈立迪家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赛义德现代阿拉伯研究系教授拉希德·哈立迪则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10]　1992年，爱德华·赛义德死前最后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他将圣墓大教堂称为“陌生的、破旧的、不吸引人的地方，满是衣着寒酸，在衰朽、昏暗的地方乱转的中年游客，科普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徒照看着他们毫不吸引人的基督教会花园，有时他们之间也公开争斗”。最著名的公开争斗的象征物是圣墓大教堂正面右手边阳台上一个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小梯子，导游宣称这个梯子永远不得移动，除非另一个教会占有它。事实上，这个梯子通往亚美尼亚主教的阳台，在那里有他的花园，他经常与朋友们喝咖啡。梯子放在那里只是为了便于清理阳台。

附录

马卡比家族：国王与大祭司
160BC-37BC

统治者以粗字体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希律家族
37BC-AD100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这张族谱只列出希律家族的统治者。希律家族时常近亲通婚，
如果要列出完整的族谱将会十分困难。

先知穆罕默德及伊斯兰哈里发与王朝

居统治地位的哈里发以粗体表示。
本家谱并不完整，主要是用来说明先知与伊斯兰王朝的关系。
阿里与法蒂玛的子孙被称作“谢里夫派（阿什拉夫）”与“赛义德家族”

耶路撒冷十字军诸王
1099-1291

居统治地位的国王与女王以粗体字表示；
因联姻而领有头衔但无实权的国王加底线表示

哈希姆（谢里夫）王朝
1916-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工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学者的热诚帮助，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建议，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和雅正。

在《圣经》考古部分，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诸位的校阅：罗尼·赖克教授；耶路撒冷前首席考古学家丹·巴哈特（Dan Bahat）教授，他为我详细指点了耶路撒冷的考察路线；拉斐尔·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带我到多处遗址访察；还有罗斯玛丽·埃谢尔（Rosemary Eshel）。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和建议：大英博物馆古代伊拉克和巫术医学文献部专家助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剑桥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古代中东学讲师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博士，她帮助校改了书中有关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内容；尼古拉·施赖伯（Nicola Schreiber）博士帮助我依据陶器上的寓意来确定米吉多城的修建年代；以色列考古局考古发掘和调查部主任吉德翁·阿夫尼（Gideon Avni）；埃利·舒克朗（Eli Shukron）博士经常参与大卫城的发掘工作；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博士；有关希律城堡的内容，则多赖勒妮·西旺（Renee Sivan）博士帮忙。特别感谢谢里夫圣地考古部主任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提供帮助，且安排我去参观谢里夫圣地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尊贵的禁地，并让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与我同行。本书中关于希律—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内容，我要感谢牛津大学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教授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博士的精心指导。

关于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马木鲁克的内容，特别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休·肯尼迪（Hugh Kennedy）的建议、指点和细心改正，感谢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优素福·纳特谢博士和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有关玛米拉墓地的内容，我要感谢陶菲克·德阿德尔（Taufik De’adel）。

十字军东征部分，感谢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他们都审校过本书。

关于从法蒂玛王朝到奥斯曼人期间的犹太历史，感谢阿布拉菲亚教授，他向我提供了他的著作《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原稿；感谢海法大学的明纳·罗森（Minna Rozen）；感谢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他慨允我阅读《以实玛利的房里》（In Ishmael’s House）的原稿。

有关奥斯曼时期和巴勒斯坦诸家族的内容，感谢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教授，他校阅了书中有关16、17和18世纪的内容。

有关19世纪—帝国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时期的内容，感谢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oa Ben-Arieh）、马丁·吉尔伯特爵士、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教授、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博士给我看了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解放者、皇家英雄》（Moses Montefiore: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的书稿；贝希尔·巴拉卡特（Bashir Barakat）个人研究过耶路撒冷诸家族；柯尔斯滕·埃利斯（Kirsten Ellis）慨允我阅读他未出版的《晨星》（Star of the Morning）的部分章节；克莱尔·穆拉迪安（Clare Mouradian）博士给我许多建议和资料；明纳·罗森教授与我分享了她对迪斯累利的研究以及其他论文。有关俄国的问题，要感谢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教授和莫斯科的加利纳·巴布科娃（Galina Babkova）。有关亚美尼亚人的内容，感谢乔治·欣特里安（George Hintlian）和伊戈尔·多尔夫曼-拉扎列夫（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欣德勒（Colin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和《国土报》的戴维·兰多（David Landau）、杰基·兰多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org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 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魏登菲尔德（Weidenfeld）勋爵，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塔拉勒·本·穆罕默德（Talal bin Muhammad）王储夫妇讲述了他们对约旦过往的回忆。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

伊扎克·雅各布（Yitzhak Yaacovy）是介绍我去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参与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雅各布是个学者，也曾是本-古里安办公室的年轻副官，在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任市长期间长期担任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董事长。

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使节们极为慷慨地拨出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见解，为我提供信息，还与我进行了交谈。感谢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罗恩·普罗瑟（Ron Prosor），以色列外交部的拉尼·吉多（Rani Gidor）、沙龙·汉诺伊（Sharon Hannoy）、罗尼特·本·多尔（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英国大使曼纽尔·哈桑希安（Manuel Hassassian）教授。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和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多次与我交流观点，为我提供资料和阅读书目。感谢耶路撒冷基金会的鲁思·凯辛（Ruth Chesin）、尼里·戈登（Nurit Gordon）、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与和平居所主任乌里·德罗米（Uri Dromi）。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方面，没有人比约翰·利维（John Levy）为我提供的帮助更多，他是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的资助者。雷·布鲁斯（Ray Bruce）是个资深电视制片人。

感谢彼得·塞巴格-蒙蒂菲奥里（Peter Sebag-Montefiore）和他的女儿路易丝·阿斯皮诺尔（Louise Aspinall），他们让我查阅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谢凯特·塞巴格-蒙蒂菲奥里（Kate Sebag-Montefiore）对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William Sebag-Montefiore）冒险事业的研究。

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建议和鼓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尼吕·奥兹（Nily Oz），美国侨民区酒店主席芒特·法赫米（Munter Fahmi），美国侨民区档案馆的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温莎-奥布里（Philip Windsor-Aubrey），戴维·黑尔（David Hare），戴维·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汉娜·凯达尔（Hannah Kedar），弗雷德·伊斯曼（Fred Iseman），莱亚·卡彭特·布罗考（Lea Carpenter Brokaw），丹纳·哈曼（Danna Harman），多萝西·哈曼（Dorothy Harman）和戴维·哈曼（David Harman），卡罗琳·芬克尔，洛伦扎·史密斯（Lorenza Smith），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Kedar）教授，亚奥夫·法里（Yaov Farhi），迪亚拉·赫拉特（Diala Khlat），齐亚德·克洛特（Ziyad Clot），优素福·赫拉特（Youssef Khlat），拉尼亚·朱卜兰（Rania Joubran），丽贝卡·艾布拉姆（Rebecca Abram），罗科先生和福特夫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se），多丽特·穆萨埃夫（Dorrit Moussaeff）和她的父亲什洛莫·穆萨埃夫（Shlomo Moussaeff），罗纳德先生和科恩小姐，戴维·哈利利（David Khalili），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瑞安·普林斯（Ryan Prince），汤姆·霍兰（Tom Holland），塔里克·阿布·扎亚德（Tarek Abu Zayyad），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教授，阿维格多·辛纳（Avigdor Shinan）教授，亚伊尔·扎克维奇（Yair Zakovitch）教授，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穆萨·克列布尼科夫（Musa Klebnikoff），阿琳·拉斯科那（Arlene Lascona），凯里·阿斯顿（Ceri Aston），伦敦圣殿教堂的管理人罗宾·格里菲思-琼斯（Robin Griffith-Jones），哈尼·阿布·迪亚卜（Hani Abu Diab），米里亚姆·奥维茨（Miriam Ovits），乔安娜·施利曼（Joana Schliemann），萨拉·赫尔姆（Sarah Helm），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教授，多萝西·金（Dorothy King）博士，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博士，萨姆·基利（Sam Kiley），《经济学家》杂志编辑约翰·米克赖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吉德翁·里奇菲尔德（Gideon Lichfield），拉比马克·温纳（Mark Winer），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掌管人莫里斯·比东（Maurice Bitton），拉比亚伯拉罕·利维（Abraham Levy），哈里·蔡特林（Harry Zeitlin）教授，F.M.埃罗伊斯查利（F.M. al-Eloischari），梅拉尼·法尔（Melanie Fall），拉比戴维·戈德堡（David Goldberg），梅拉尼·吉布森（Melanie Gibson），安娜贝勒·魏登菲尔德（Annabelle Weidenfeld），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亚当（Adam）、吉尔（Gill）、戴维（David）和雷切尔（Rachel），加布里埃尔·巴基（Gabriel Barkey）博士，马雷克·塔姆（Marek Tamm），《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亨利·赫明（Henry Hemming），威廉·西格哈特（William Sieghart）。谢谢汤姆·摩根（Tom Morgan）在研究上的帮助。

感谢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Georgina Capel）和我的国际版权代理人阿比·吉尔伯特（Abi Gilbert）和罗米利·穆斯特（Romily Must）；英国出版人阿兰·萨姆森（Alan Samson），扬·特里温（Ion Trewin）和苏珊·兰姆（Susan Lamb），还有魏登菲尔德的杰出编辑贝亚·赫明（Bea Hemming）、技术编辑负责人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感谢与我合作时间最长的出版人：诺夫出版社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巴西小字母出版社的路易斯·施瓦茨（Luiz Schwarz）和阿纳·葆拉·西萨亚玛（Ana Paula Hisayama），法国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的米雷耶·保罗尼（Mireille Paoloni），德国渔夫出版社的彼得·西伦（Peter Sillem），以色列金纳莱特出版社的齐夫·刘易斯（Ziv Lewis），荷兰新阿姆斯特丹出版社的亨克·特尔·博格（Henk ter Borg），挪威卡佩伦斯出版社的伊达·伯恩斯滕（Ida Bernsten）和耶德·约翰森（Gerd Johnsen），波兰马格南出版社的约兰塔·沃洛桑斯卡（Jolanta Woloszanska），葡萄牙真理编辑出版社的亚历山德拉·洛罗（Alexandra Louro），西班牙批判出版社的卡门·埃斯特万（Carmen Esteban），爱沙尼亚瓦拉克出版社的克里斯塔·卡尔（Krista Kaer），瑞典诺斯德出版社的佩尔·福斯蒂诺（Per Faustino）和斯特凡·希尔丁（Stefan Hilding）。

我的父母亲斯蒂芬·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tephen Sebag-Montefiore）博士和埃普丽尔·塞巴格-蒙蒂菲奥里（April Sebag-Montefiore）是我所有作品的卓越编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桑塔（Santa），在这段漫长的过程中，她以耐心、鼓励和爱意陪伴着我。桑塔和我的孩子莉莉（Lily）、萨莎（Sasha）像我一样，已深深地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或许她们永远都无法摆脱，但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西墙和圣墓大教堂方面，她们很可能要比很多神父、拉比或毛拉了解得更为全面。

译后记

《耶路撒冷三千年》简体中文版的翻译完成是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一项集体成果。除署名译者外，张腾欢、葛淑珍、杨校敏也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张倩红：前言、第五部分；

马丹静：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

张腾欢：第六部分、第七部分；

葛淑珍：第八部分、第九部分的若干章节；

杨校敏：第九部分若干章节、后记等内容。

张倩红、马丹静负责全书的通审通校工作。

初稿完成后，由于时间紧迫，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的师生们放下手头的事情，承担起本书的校对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他们是：河南大学张礼刚博士、胡浩博士、卢镇博士，以及硕士生田焕云、段訸甜、疏会玲、晁燕燕、赵陆；郑州大学博士生艾仁贵，硕士生刘丽娟、付方圆、张瑞、谷亚平。此外，山东大学博士生朱晓、南京大学博士生吉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晔梦也参与了一些校对工作。张腾欢还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编辑了中英文对应词条。在此对所有付出劳动的老师们、同学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此次重印，译者对初印中的若干译文进行了订正。由于本书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限于我们的知识素养与翻译水平，若有错误之处，还请专家学者多加斧正。

张倩红　马丹静

2015年4月25日

大人物的世界史

TITANS OF HISTORY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谷蕾　李小燕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人物的世界史／（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谷蕾，李小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561-0755-1

Ⅰ. ①大… Ⅱ. ①西… ②谷… ③李… Ⅲ. ①历史人物－列传－世界 Ⅳ.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494号

TITANS OF HISTORY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Copyright： © 2012 BY Quercus Edition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Quercus Edition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5—155

大人物的世界史

DARENWU DE SHIJIESHI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谷蕾　李小燕　译

出  版  人　谢清风

出  品  人　陈　垦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彭富强

装帧设计　王瞻远　凌瑛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410005）

网　　站　www.hnppp.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516千

书　　号　ISBN 978-7-5561-0755-1

定　　价　78.00元

目录

前言

拉美西斯大帝 RAMESES THE GREAT 约公元前1302—公元前1213年

大卫和所罗门 DAVID＆SOLOMON 约公元前1040—公元前970年和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928年

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 II 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2年

居鲁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公元前590或580—公元前530年

释迦牟尼 THE BUDDHA 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

孔子 CONFUCIUS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

孙武 SUN TZU 约公元前544—公元前496年

列奥尼达一世 LEONIDAS 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80年

希罗多德 HERODOTUS 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30或420年

亚西比德 ALCIBIADES 约公元前450—公元前404年

柏拉图 PLATO 约公元前428—公元前347年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

秦始皇 QIN SHI HUANGDI 约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

汉尼拔 HANNIBAL 公元前247—约公元前183年

犹大·马加比和他的兄弟们 JUDAH THE MACCABEE AND HIS BROTHERS 公元前2世纪

西塞罗 CICERO 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

恺撒 CAESAR 公元前100—公元前44年

大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 约公元前73—公元前4年

克利奥帕特拉 CLEOPATRA 公元前69—公元前30年

奥古斯都和利维娅 AUGUSTUS＆LIVIA 公元前63—公元14年和公元前58—公元29年

耶稣 JESUS 约公元前4—约公元30年

卡里古拉 CALIGULA 12—41年

尼禄 NERO 37—68年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121—180年

康茂德 COMMODUS 161—192年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约285—337年

匈奴王阿提拉 ATTILA THE HUN 406—453年

穆罕默德 MUHAMMAD 570—632年

穆阿维叶和阿卜杜勒·麦利克 哈里发们和阿拉伯帝国征服的脚步 MUAWIYA＆ABD AL-MALIK

武曌 WU ZHAO 625—705年

查理曼 CHARLEMAGNE 768—814年

哈伦·拉希德 HAROUN AL-RASHID 763或766—809年

玛洛齐亚夫人和教皇娼妓政治 MAROZIA AND THE PAPAL PORNOCRACY 约890—932年

“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 BASIL THE BULGAR SLAYER 957或958—1025年

哈桑·萨巴赫和刺客 HASSAN AL-SABBAH AND THE ASSASSINS 1056—1124年

布永的戈弗雷（1060—1100年）和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东侵军国王 GODFREY OF BOUILLON＆THE CRUSADER KINGS OF JERUSALEM

阿基坦的埃莉诺 ELEANOR OF AQUITAINE 1122—1204年

萨拉丁 SALADIN 约1138—1193年

“狮心王”理查一世和“软剑”约翰 RICHARD THE LIONHEART＆JOHN SOFTSWORD 1157—1199年和1167—1216年

霍亨斯陶芬的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 1194—1250年

伊莎贝拉王后和罗杰·莫蒂默 ISABELLA＆ROGER MORTIMER 1295—1358年和1287—1330年

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 EDWARD III＆THE BLACK PRINCE 1312—1377年和1330—1376年

帖木儿 TAMERLANE 1336—1405年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1367—1400年

亨利五世 HENRY V 1387—1422年

吉尔斯·德·莱斯 GILLES DE RAIS 1404—1440年

圣女贞德 JOAN OF ARC 约1412—1431年

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 1420—1498年

弗拉德伯爵 VLAD THE IMPALER 1431—1476年

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1452—1485年

萨伏那罗拉 SAVONAROLA 1452—1498年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 ISABELLA＆FERDINAND 1451—1504年和1452—1516年

哥伦布 COLUMBUS 1451—1506年

“冷酷者”赛利姆 SELIM THE GRIM 1470—1520年

皮萨罗 PIZARRO 约1475—1541年

巴巴罗萨和“银手臂” BARBAROSSA＆SILVER ARM 约1478—1546年和约1474—1518年

波吉亚家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他的子女恺撒和卢克雷齐娅 THE BORGIAS：POPE ALEXANDER VI AND HIS CHILDREN CESARE＆LUCREZIA 1431—1503年与1475—1507年和1480—1519年

麦哲伦 MAGELLAN 1480—1521年

巴布尔 BABUR 1483—1530年

埃尔南·科尔特斯 CORTÉS 1485—1547年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年

苏莱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年

伊万雷帝 IVAN THE TERRIBLE 1530—1584年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年

阿克巴大帝 AKBAR THE GREAT 1542—1605年

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 1543—1616年

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年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1564—1616年

阿拔斯大帝 ABBAS THE GREAT 1571—1629年

华伦斯坦 WALLENSTEIN 1583—1634年

克伦威尔 CROMWELL 1599—1658年

奥朗则布 AURANGZEB 1618—1707年

佩皮斯 PEPYS 1633—1703年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年

牛顿 NEWTON 1642—1727年

马尔堡公爵 MARLBOROUGH 1650—1722年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年

纳迪尔沙阿 NADER SHAH 1688—1747年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年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

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年

卡萨诺瓦 CASANOVA 1725—1798年

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 1728—1779年

叶卡捷琳娜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年

波将金 POTEMKIN 1739—1791年

华盛顿 WASHINTON 1732—1799年

杰弗逊 JEFFERSON 1743—1826年

杜桑·卢维杜尔 TOUSSAINT LOUVERTURE 约1743—1803年

塔列朗 TALLEYRAND 1754—1838年

莫扎特 MOZART 1756—1791年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1758—1794年

纳尔逊 NELSON 1758—1805年

威灵顿 WELLINGTON 1769—1852年

拿破仑一世 NAPOLEON I 1769—1821年

贝多芬 BEETHOVEN 1770—1827年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年

夏卡 SHAKA 1787—1828年

拜伦 BYRON 1788—1824年

巴尔扎克 BALZAC 1799—1850年

普希金 PUSHKIN 1799—1837年

大仲马和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PÈRE＆FILS 1802—1870年和1824—1895年

迪斯雷利 DISRAELI 1804—1881年

加里波第 GARIBALDI 1807—1882年

拿破仑三世 NAPOLEON III 1808—1873年

林肯 LINCOLN 1809—1865年

开膛手杰克 JACK THE RIPPER 出现在1888—1891年

达尔文 DARWIN 1809—1882年

狄更斯 DICKENS 1812—1870年

俾斯麦 BISMARCK 1815—1898年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年

巴斯德 PASTEUR 1822—1895年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和伊莱扎·林奇 FRANCISCO LÓPEZ＆ELIZA LYNCH 1827—1870年和1835—1886年

托尔斯泰 TOLSTOY 1828—1910年

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I 1835—1909年

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1840—1893年

克莱蒙梭 CLEMENCEAU 1841—1929年

莎拉·伯恩哈特 SARAH BERNHARDT 1844—1923年

莫泊桑 MAUPASSANT 1850—1893年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1854—1900年

威廉二世 WILHELM Ⅱ 1859—1941年

劳合·乔治 LLOYD GEORGE 1863—1945年

图卢兹﹣罗特列克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年

拉斯普京 RASPUTIN 1869—1916年

甘地 GANDHI 1869—1948年

特鲁希略 TRUJILLO 1869—1961年

罗曼·冯·恩琴 UNGERN VON STERNBERG 1886—1921年

普鲁斯特 PROUST 1871—1922年

沙克尔顿，斯科特和阿蒙森 SHACKLETON，SCOTT＆AMUNSDEN 1874—1922年，1868—1912年和1872—1928年

丘吉尔 CHURCHILL 1874—1965年

伊本·沙特 IBN SAUD 1876—1953年

比利亚和萨帕塔 VILLA＆ZAPATA 1878—1923年和1879—1919年

爱因斯坦 EINSTEIN 1879—1955年

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勒：三大帕夏 ENVER，TALAT＆JEMAL：THE THREE PASHAS 1881—1922年，1881—1922年和1872—1922年

阿塔图尔克 ATATÜRK 1881—1938年

毕加索 PICASSO 1881—1973年

罗斯福 ROOSEVELT 1882—1945年

墨索里尼 MUSSOLINI 1883—1945年

东条英机 TOJO 1884—1948年

本﹣古里安 BEN‐GURION 1886—1973年

希特勒 HITLER 1889—1945年

尼赫鲁 NEHRU 1889—1964年

布尔加科夫 BULGAKOV 1891—1940年

佛朗哥 FRANCO 1892—1975年

伊萨克·巴别尔 ISAAC BABEL 1894—1940年

朱可夫 ZHUKOV 1896—1974年

卡彭 CAPONE 1899—1947年

海明威 HEMINGWAY 1899—1961年

希姆莱与海德里希 HIMMLER＆HEYDRICH 1900—1945年和1904—1942年

奥威尔 ORWELL 1903—1950年

杜瓦利埃 DUVALIER 1907—1971年

辛德勒 SCHINDLER 1908—1974年

奥德特·桑塞姆 ODETTE SANSOM 1912—1995年

约翰·肯尼迪 JFK 1917—1963年

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 NASSER，SADAT，MUBARAK 1918—1970年，1918—1981年，1928年—

曼德拉 MANDELA 1918—2013年

伊朗国王巴列维 THE SHAH OF IRAN 1919—1980年

恩圭马 NGUEMA 1924—1979年

伊迪·阿明 IDI AMIN 1925—2003年

撒切尔 THATCHER 1925—2013年

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 1929—1945年

埃尔维斯 ELVIS 1935—1977年

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 1937—2006年

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1942—2016年

埃斯科瓦尔 ESCOBAR 1949—1993年

奥萨马·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1957—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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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孩子：丽莉和萨莎。

约翰·比尤、马丁·弗兰普顿、丹·琼斯、克劳迪娅·兰顿对本书亦有重要贡献。

约翰·比尤（John Bew），现代英国史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教导主任。他为卡斯尔雷勋爵作的传记《启示、战争和暴君》于2011年出版。

马丁·弗兰普顿（Martyn Frampton），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近现代史讲师。

出版的著作有《长征：新芬党的政治策略》（2009年）、《殿后军团》（2010年）。

丹·琼斯（Dan Jones），记者兼历史学家。

著有《流血的夏日》（2009年）、《金雀花王朝》（2012年）。

克劳迪娅·兰顿（Claudia Renton），作家、演员。

曾随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皇家国家大剧院登台演出，也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节目中。

前言

孩提时代，我曾读过一篇小文章——正如本书中收录的这些文章一样——讲的是有关19―20世纪的俄国。我对这个故事很入迷，接着又读了很多关于那一时期的故事。多年以后，我埋头于厚厚的俄国文献中，为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做相关的研究。我的目的是鼓励读者去更多地发掘那些大人物的生平——正是这些人，不论男女，造就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但是历史并不仅仅像是一台随着时间推移，上演一个个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戏，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过去，这样才能理解现在和未来。“谁掌控了过去，谁就掌控着未来。谁掌控了现在，谁就掌控着过去。”《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曾这样写道。

本书是一本个人传记的合集，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收录历史大人物姓名的名单永不可能完整，也不可能完全令人满意：我选择了这些传主，因此这份名单带有主观性。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人被漏掉了，而被收录的其他一些人，你则对他们的入选持有异议：这正是这份名单有趣但又使人感到挫败的所在。在这本书中，你可以发现一些很熟悉的名字——比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约翰·肯尼迪、耶稣、俾斯麦和温斯顿·丘吉尔——但还有一些，可能你并不知道。现代世界是由近东和远东所主宰的，因此你不但可以找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领袖，如亨利八世、乔治·华盛顿，还可以找到当下新兴国家的开创者：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伊本·沙特等。

我开始做这个项目时，曾试图将这些人物分成“好”与“坏”两个阵营，但我意识到，这只是徒劳之举，因为许多历史人物——比如拿破仑、克伦威尔、彼得大帝——都极具多面性、复杂性，既有闪光点，也有性格缺陷。此书把对这些人物作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萧伯纳曾说：“理性的人使自身适应这个世界，非理性的人使世界适应其自身。因此只有通过非理性的人才能实现改变。”有时，天才与白痴只有一步之遥。挪威人有这么一个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stormannsgalskap”，意为“伟人的疯狂之处”。

过去的半个世纪，许多历史老师似乎对怎样将历史讲得索然无味乐此不疲，把历史讲得沉闷无趣，重复讲着死亡率、每户家庭消耗煤的吨数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数据。但仔细研究每一个时间段就会发现，历史人物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不论是古代的贵族，抑或是当代的政治家，情况大抵都是这样。21世纪，回顾“九一一事件”后的这段历史，没有人会质疑，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个性特点影响甚至决定了美国所实施的政策。普鲁塔克在描述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生平时有句话很应景：“我所写的不是历史，而是鲜活的人物；对于许多霸业，我们无法简单地称其道德或不道德。一句话或一个调侃，比一场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战争更能说明历史人物的性格。”

拉美西斯大帝

RAMESES THE GREAT

约公元前1302—公元前1213年

陛下将其尽数斩杀；其堕于陛下骏马之前，陛下单枪匹马，孑然一身。

——卢克索神庙墙上的刻文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历代法老中最为闪耀的一位。他在位超过60年，不光在军事上屡战屡胜，还命令修建了不少古代世界最为壮观的建筑瑰宝。他征服了赫梯和利比亚，为古埃及带来了活力与繁荣，但同时也在《出埃及记》中被描写成反派角色。

不少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事迹都归功于拉美西斯二世。他是旧式英雄王的代表，由于赫赫战功和不朽的建筑工程而享誉至今，但两者皆人力代价惨重。不论就帝国统治还是艺术贡献而言，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都是古埃及法老掌权的鼎盛时期。

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塞提一世统治期间，埃及试图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于是同位于安纳托利亚（位于现在的土耳其）的赫梯发生了战争。埃及仅在战争初期取得了寥寥几场胜利。当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279年继承法老之位时，赫梯的领土已经向南延伸至叙利亚的卡迭什。

作为一名有军衔的将领——至少头衔如此，拉美西斯二世从10岁起就梦想着用一场胜利为自己的统治加冕。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什之战是他与赫梯的第一战，战争虽获胜，战略却失败，拉美西斯二世未能如愿稳固自己的王位并征服卡迭什城。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的第八或第九年，他攻下了加利利和艾莫城（Amor），不久又突破赫梯防线，夺取了叙利亚卡特那（Katna）和图尼普（Tunip）。长达120年间，埃及统治者尚是首次踏足图尼普城的土地。

尽管接连获胜，拉美西斯二世仍发现埃及继续对抗赫梯帝国的后劲不足。于是在公元前1258年，双方在卡迭什会面，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份有记载的和平条约。略显浮华的是，条约并没有书写在质地粗糙的莎草纸上，双方都选择了银器作为记录载体。条约不仅结束了埃及和赫梯之间的战争，还建立了双方在面对第三方攻击时施以援手的联盟。饱受长年战乱之苦的难民受到了国家的庇护，终于可以回归故土。

该条约标志着一个繁荣盛世的开始，这份荣昌一直持续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末期。在这期间，拉美西斯二世将自己的统治热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建造了无数大型纪念碑，不少至今还能在埃及各地欣赏到。规模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建筑群位于科纳附近，里面甚至设有誊写员培训学校。拉美西斯二世神庙的石柱上雕刻的铭文记录了他领导的历次胜利，如卡迭什之战。拉美西斯二世本人的雕像伫立其中，身高54英尺（约16.5米），重量超过1000吨。阿布辛贝神庙内纪念碑的形制更大，四座拉美西斯二世的大型雕像，每一座都超过65英尺（约20米）高，占据了神庙的大部分空间。神庙正面还雕刻有饰带、古埃及众神和法老的画像，以及拉美西斯二世爱人和家人的画像。其中还包括了他最爱的妻子纳菲尔塔莉（Nefertari）。纳菲尔塔莉在神庙的东北方向还有她自己的庙宇，只不过规模稍小。她位于皇后谷的陵墓在整个古埃及时期的建筑中最具有艺术价值。

这些恢弘的建筑仅仅是拉美西斯二世众多建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他还下令建造了卡纳克神庙和阿比杜斯神庙，在东部建成了边境城市比东，完成了父亲的遗志。他将自己的名字和功绩刻在了前任法老建造的众多纪念碑上。现存的古埃及建筑中少有建筑未刻有他的印记。

拉美西斯二世有可能就是《圣经》中《出埃及记》故事里的法老。法老心狠手辣，将以色列人贬为奴隶，直到上帝给埃及带来十场灾难，法老才信服，释放了这些上帝选民。犹太逾越节纪念的正是这次神奇的大逃亡。带领以色列人出逃的是一个以色列男孩，他幼时在尼罗河的芦苇丛中被发现，被当成埃及王子抚养长大，名叫摩西。在穿越西奈山时，上帝赐予摩西“十诫”。如果以色列人遵守“十诫”，上帝将保证赐予他们迦南美地。当摩西问何为上帝时，上帝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不幸的是，摩西还未到达迦南就已仙逝。拉美西斯二世的众多纪念碑很有可能是由奴隶建造的。许多闪米特族人确曾定居埃及，摩西的名字也是出自埃及语，这至少表明，摩西出身闪米特族。毋庸置疑，摩西作为一神教史上的首位独具魅力的领袖，在逃离奴役的过程中接受了神的旨意。总的说来，闪米特人逃离奴役的过程是合情合理的，只是时间已经无法考证。

拉美西斯二世备受后世的古埃及国王推崇，在古埃及的军事、文化和统治史上，他的统治时期也是一个高光点。公元前1213年，年近九旬的拉美西斯二世病逝。

大卫和所罗门

DAVID＆SOLOMON

约公元前1040—公元前970年和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928年

主耶和华庇爱于斯，降其福泽，委以以色列之宝座：因耶和华永世爱以色列，命他为王，作裁决，行正义。

——《示巴女王至所罗门》卷一《国王》第十章

大卫和所罗门是公元前10世纪时以色列王国的统治者，彼时，以色列王国正处在国势、权力和财富的鼎盛时期。大卫统一了以色列的众多部落，定都耶路撒冷。其子所罗门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奠基者，关于他的传说比《圣经》故事里的粗略记载丰富得多。他拥有惊人的能力，是一位天生的圣人、诗人、博爱之人和驯兽师。

然而，有关这两位国王的记载都是出自《圣经》，所著时间大约在其死后几百年。根据《圣经》记载，大卫是一位神圣、高尚的国王，一名杰出的战士、诗人和竖琴师；但同时，大卫还是一位并不完美的军阀和冒险家，与非利士人沆瀣一气，犯有通奸谋杀之罪。大卫手上沾满鲜血，其子反叛，大卫下令将其处决。如此看来，有关大卫的记载丰满而真实。

大卫是耶西之子，生在伯利恒。在以色列王国第一任国王扫罗执政期间，大卫被先知撒母耳选中，接受涂抹圣油仪式[1]。扫罗老年精神错乱，大卫被召入宫，为其演奏竖琴，赢得青睐。当非利士人入侵时，面对巨人歌利亚（Goliath），还是小牧羊人的大卫主动请缨，用弹弓射石将其击败。大卫凯旋，被众人以英雄相待，随后与扫罗之子约拿单结为知己。大卫娶了扫罗之女为妻，但因国王嫉妒，受到追杀，被迫出逃。大卫甚至进入非利士的国界，非利士王授予其将军军阶，送给他一座城池。当非利士人再次入侵，与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激战时，扫罗和约拿单双双阵亡。大卫在其著名的诗作中含着悲痛之情缅怀了两位故人。大卫登基成为犹大王（King of Judah），统治希伯伦地区，而扫罗的一个儿子统治以色列北部的部落，最终大卫将其吞并，统一了以色列王国。大卫进攻耶布斯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将其定为新的中立之都，并将约柜搬入耶路撒冷。一日，大卫看见美丽的拔示巴在屋顶上沐浴，她是大卫手下的一位将军、赫梯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诱惑了拔示巴，并将她的丈夫派往前线——最终，乌利亚战死沙场，大卫迎娶了拔示巴。大卫买下圣殿山上的一块土地，打算建造一座神殿——上帝之屋。但是上帝阻止了。因大卫嗜血成性，建造神殿的重任落在了他圣洁的儿子肩上。大卫年老时身体衰弱。他发现宫廷为争夺继承权变得混乱不堪，难以控制。大卫的爱子，万人景仰的押沙龙（Absalom）成了头等心腹大患。他背叛了父亲，因此被驱逐出耶路撒冷。大卫镇压了叛乱，押沙龙被杀，着实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根据《圣经》记载，所罗门是大卫和拔示巴仅存的儿子，大卫还在世时，就任命他为国王，以打消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篡位夺权的念头。

所罗门登上王位后，立即击败了他的对手，利用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贯通地中海、红海、亚洲和非洲——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帝国。利用军事和商业，他建立了庞大的港口和陆上贸易网络。

据《圣经》记载，所罗门的统治辉煌至极，无与伦比。据称，所罗门拥有12000名骑士、1400辆战车。为了取乐，也为了彰显身份的尊贵，所罗门后宫庞大，有700位妻子、300位妾室。《圣经》里这样的数字无疑带有夸张色彩，但并非无稽之谈（仅在米吉多[2]，发掘出的畜栏遗迹便可以容纳450匹马）。所罗门利用联姻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娶了多位国王的女儿或姐妹。比如，他与埃及法老之女联姻，确保了迦南的基色城（Gezer）的安全。《圣经》还有一处记载引发了长达3000多年的风言风语：据说，示巴女王来访，所罗门答应，“女王想要的一切，索要的一切”都会得到满足，其中甚至包括想和所罗门生一个孩子。示巴当时是一个富饶的王国，国土涵盖了如今的埃塞俄比亚和也门地区。这又是所罗门精明务实的一个佐证。

《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的最大功绩就是他所建的用以安放约柜的所罗门神殿。该神殿由山石和松木建成，内饰有宏伟的石雕，外镀金，以彰显上帝之伟大。建造过程耗时七年之久。所罗门最终将其献给上帝，所罗门神殿也成为犹太世界中最神圣的地方。上千年来，犹太教的虔诚信徒珍藏着对它的记忆，它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建起的第一座神殿，后来在它的原址上建起了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

所罗门后来又建造了很多大规模的建筑，整个王国境内很快建成多座城市和堡垒。他为众王后建造了精美绝伦的宫殿，为耶路撒冷建造了城墙，完善设施以便外国商人经商，甚至还为异教徒修建神庙以使他们感到宾至如归。

所罗门写下了1005首歌曲，这些歌曲以及他的一些名言都被收录在《箴言》一书中，展现了他的过人才智。曾有一次，两位妇女到宫廷请求觐见所罗门，她们都声称自己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所罗门建议将孩子一分为二，两人各取一半。在他看来，亲生母亲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性命，就算是失去孩子的所有权也在所不惜。最终，所罗门作出了正确的判决。

据说，上帝赐予所罗门力量以统治所有的生物，掌控所有的事物。犹太教第一部重要经籍《塔纳赫》和伊斯兰教的至圣典籍《古兰经》都写到，所罗门有神赐之本领，通鸟虫之言语，能御风。据说，所罗门有一块魔毯和一个魔戒，后者即为“所罗门之印戒”，使他有能力战胜恶魔。在一千年之后流传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所罗门是一个巫师，用坛子囚禁了巨灵（伊斯兰神话中的神怪），将其投入海中。

然而，所罗门也为自己的食言而付出代价：王国不断扩张使得所罗门的课税变本加厉，希伯来人饱受压迫。所罗门死后，原本统一的国土分崩离析，变成两个敌对的王国——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根据《圣经》记载，这是上帝对所罗门打破圣约的惩罚。

有关大卫和所罗门的记载主要出自《圣经》中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考古发现证明历史上确有大卫其人，但并不确定当时耶路撒冷是不是《圣经》里所描绘的辉煌之都，也不确定大卫的王国是否拥有从埃及边境到大马士革的广袤领土。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城市都很小，大卫的王国更像是一个部落联盟。但另一方面，在“大卫城”耶路撒冷中有10世纪的遗迹被发现，近期发现的迦南遗址证明当时耶路撒冷是一处要塞。耶路撒冷城内遗迹不多，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一千年后出现的马加比王国与耶路撒冷所在区域大体一致，同样未留下大量遗迹。《圣经》中有关大卫时期的宫廷历史读起来确实像对一个日薄西山的王国的第一手记录。1993—1994年发现的但丘石碑证明，历史上确有大卫这一人物，大卫的王室子嗣治下的犹大王国被称作“大卫王朝”。

然而，并没有考古依据证明历史上存在所罗门这一人物。与父亲不同，所罗门被塑造为理想的东方帝王的传奇。这体现了人们对所罗门的期许，可能还为了突出所罗门宫殿的恢弘，以及他的人生智慧。或许，400年后，人们在创作《圣经》时，关于所罗门的描述既雄心勃勃，又带有怀旧情结。他们写的是自己印象中的耶路撒冷、所罗门神殿。至今，有关耶路撒冷境内所罗门神殿的发现少之又少，但《圣经》中的描写，无论是从规模还是风格上来说都貌似可信——所罗门神殿的风格正是中东地区的一大特色。记载中所罗门拥有的黄金和象牙的数量也是可信的——在以色列的其他宫殿，如撒玛利亚的众多宫殿中发现了很多手工艺品。所罗门负有盛名的矿井与近期在约旦发现的10世纪的古矿井相似。所罗门麾下军队的数量也很合理——比他晚一个世纪的一位以色列国王拥有的战车达2000辆之多。至于米吉多、基色、哈措尔（Hazor）这样的要塞，遗址表明，它们最早要追溯到所罗门执政时期；但现在有争论称，可能这些要塞是一个世纪后的国王们建造的。但是，近期对要塞中马厩的分析表明，这些要塞还是在所罗门统治期间建成的。至于所罗门神殿，可以肯定，是在所罗门死后几年才出现，因为埃及的铭文写到，法老舍松契（Sheshonq）入侵犹大，攫取了耶路撒冷所罗门神殿中的黄金作为战利品。如果将所罗门的功绩再夸大一点，那么所罗门神殿有可能是他建造的。

[1]　文中的接受涂抹圣油仪式是指受礼者身上被涂抹圣油，从而在仪式上神圣化，得以继任国王。——译注（下文若无特殊说明，则脚注皆为译注）

[2]　米吉多（Megiddo），以色列北部古镇。

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 II

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2年

尼布甲尼撒二世勃然大怒……命军中猛士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三人捆起来，投入熊熊燃烧的火炉中。

——《但以理书》3：19—20

尼布甲尼撒二世乃“巴比伦之狮”，又称“灭国者”。公元前605—公元前562年间，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着新巴比伦王国，是勇士之王的象征。据《圣经》记载，尼布甲尼撒二世是上帝惩罚离经叛道的犹太人的工具——对这一命运，他似乎欣然接受。

尼布甲尼撒二世生于公元前630年后不久，是巴比伦迦勒底王朝开创者那波帕拉萨（公元前626—公元前605年在位）的长子。那波帕拉萨成功摆脱了北方亚述国的枷锁，甚至将尼尼微[1]洗劫一空。那波帕拉萨因其胜利而大肆吹嘘，夸耀自己如何“让亚述国尸横遍野”，“让敌国化作一片断壁残垣”。

青年尼布甲尼撒二世早早地参与了父亲的军事侵略。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督战，率部下在卡赫美士[2]大挫埃及，卡赫美士大捷使得巴比伦人成为叙利亚的主人。同年晚些时候，那波帕拉萨驾崩，尼布甲尼撒二世继位，但国内旋即叛乱四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精力充沛，行动迅速，将叛乱一一平定。

尼布甲尼撒二世野心勃勃，妄图向西扩张；同时，他与东部米底王国联姻，以便不必再为该区域烦神。公元前604—公元前601年，众多当地邦国归顺，其中包括犹太人的犹大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野心勃勃，誓将“铲除地平线上的一切对手”。受胜利驱使，公元前601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决定征服他最大的敌人，派遣军队攻打埃及。但战事受挫，受此影响，之前攻城略地占领的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叛乱，尤以犹大国最为严重。

尼布甲尼撒二世退回巴比伦国土，策划复仇。休整片刻，他再次向西进发，到达一处，占领一处。公元前597年，犹大国投降。尼布甲尼撒二世将犹大国王约雅斤放逐到巴比伦。公元前588年，犹大王国在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的带领下反叛。公元前587—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向傲慢的耶路撒冷进军，围困其长达数月之久，最终攻破城池，彻底将其破坏。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夷平整座城池，屠杀城民，拆毁圣殿，国王西底家在目睹其子被处决后被剜去双眼。犹太人被向东流放，他们唱着“在巴比伦河畔”哀悼锡安[3]的惨状。

尼布甲尼撒二世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同时，国内的建设也是日新月异。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了各民族的人民作为奴隶，命令他们新建或修缮了众多寺庙和公共建筑。其父在世时始建的富丽堂皇的新王宫在他治下完工。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下令建造了巴比伦空中花园——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作为献给妻子的礼物。

在他统治时编纂的编年史或刻的铭文中，尼布甲尼撒二世突出了自己对巴比伦主神马杜克的虔诚信仰，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正义的坚定信念。作为一位改革家，他重建了法院，禁止行贿，处决贪官污吏，还强调决不放过任何迫害贫穷弱势人民的人。此外，《圣经》里关于他疯了的描述并不属实，是《圣经》的犹太作者对其心存怨恨，想借此诋毁他的名声。实际上，新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那波尼德（公元前556—公元前539年在位）曾离开巴比伦长达十年之久，居住在阿拉伯半岛。据说，那波尼德精神失常，而后将国家拱手让给波斯人。尼布甲尼撒二世死于公元前562年，其子完完全全是个失败的继承者，两年后就遇刺身亡——新巴比伦王国在他死后仅仅维系了20多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于公元前539年征服了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二世乐善好施，功绩斐然，但他始终不可避免地与无止境的征服、残忍压迫被征服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他作为“灭国者”，应验了犹太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他踏出自己的土地，使你的土地化作一片荒芜。你的城市将灰飞烟灭，居民一个不留。”

[1]　尼尼微（Nineveh），古亚述国的都城。

[2]　卡赫美士（Carchemish），亚洲西部古地名。

[3]　锡安，耶路撒冷的一个迦南要塞，一般用以指称耶路撒冷。

居鲁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公元前590或580—公元前530年

吾乃居鲁士大帝，王者。

——出自帕萨尔加德的铭文

居鲁士大帝（居鲁士二世）是波斯帝国的一代国王，他建立了一个强大帝国，统治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长达两个世纪。作为统治者，无人能出其右：他是英勇果敢的士兵和征服者，又是一位隐忍的帝王，能够体察人间疾苦。他赋予人们宗教自由，使犹太人免受奴役。在古代世界，人们都称其为一位理想的君王，是君王的典范，甚至希腊人都承认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模范。居鲁士大帝统治的国土疆界西起今以色列、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东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印度半岛的边界。

居鲁士大帝出生于波西斯，在今伊朗境内。居鲁士大帝的母亲是米底王国（今伊朗西部）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儿。与其他诸多英雄，如摩西、罗慕路斯和雷穆斯[1]一样，关于居鲁士大帝出生的传说流传至今（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曾做过记载）。阿斯提阿格斯曾做过一个奇异的梦：他的女儿一次解手时流出的竟然是金色的尿液，喷射出整个帝国。接着他梦到女儿的双腿间长出一根藤蔓。他将这个梦解读为居鲁士长大后将推翻自己的统治。显然，他的外孙未来将是一大威胁，他下令处死还是婴儿的居鲁士。但阿斯提阿格斯的谋士哈尔帕格下不了狠心杀死幼小的生命，于是，他将婴儿交给了一个牧羊人。10岁时，居鲁士因天赋异禀得以觐见阿斯提阿格斯。在宫廷中，他的身世暴露。阿斯提阿格斯饶其不死，但残忍地报复哈尔帕格，让哈尔帕格吃下了自己的儿子。

不管这一传说是真是假，可以表明的是，居鲁士从一开始就被视作其子民的神圣救赎者。公元前559年，他从父亲冈比西斯一世手上接过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执政大权，统治波斯。当时，波斯的领土仅限于伊朗的西南部，臣服于米底王国。公元前554年，居鲁士与哈尔帕格结盟，领导了一场起义，反抗其外祖父阿斯提阿格斯的残酷统治。之后四年，反抗力量逐渐积聚，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向米底都城进军，米底士兵阵前倒戈。居鲁士夺取了米底王国的领土，将其都城埃克巴坦那据为己有。

公元前547年，居鲁士率军攻打吕底亚王国（在今土耳其境内），废黜了腰缠万贯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经此一役，居鲁士的国土延伸至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并触及爱琴海海岸的希腊城邦。居鲁士确保了王国西线的安全，尔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巴比伦。

在诸多古城邦中，巴比伦是最灿烂辉煌的，但当时它的统治者那波尼德是一位暴君，被人民唾弃。居鲁士被人们看作解放者，备受爱戴。公元前539年，他下令挖一条运河使幼发拉底河的水流转向，以便他的大军进入这一千年都城。征服了巴比伦之后，居鲁士的国土面积大增，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都成为他的领地，他此时控制了近东的大部分地区。

不到20年的时间，居鲁士大帝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他意识到，要想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必须采用宽松的政策，而不是压迫和暴力。因此，居鲁士并不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波斯习俗，他试图创造人们对于世界大帝国的一种新认识，他选取了各个地区的优秀元素，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一个更加完美的整体。他雇用米底谋士，学习埃兰人的衣着服饰和文化。同时，作为政治上臣服的回报，他允许人们自由信仰宗教。居鲁士在三座城市定都：埃克巴坦那、波斯都城帕萨尔加德以及巴比伦城。

巴比伦城内的犹太人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起一直是奴隶，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后，给了犹太人自由。居鲁士准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他给犹太人回去的路费，甚至出资供他们重修神殿。因此，一部分犹太人认为，他是唯一一位救世主式的异教徒。19世纪发现的“居鲁士文书”——一件工艺品——详细刻着居鲁士征服城市、推翻暴君的经过，记载着他对宗教信仰宽容的坚定，以及对奴隶制的反对。联合国认定该文物为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居鲁士大帝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残酷镇压任何政治叛乱，但他确实做到了对宗教信仰的宽容。

居鲁士大帝曾将马萨格泰女王托米丽司之子俘虏。公元前530年，托米丽司女王为了给爱子报仇，与居鲁士大帝开战，居鲁士战死。居鲁士大帝的墓冢位于马萨格泰境内，墓碑至今仍然岿然屹立，上书：“啊，人类！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来自何方，我知道你终会到来。吾乃居鲁士大帝，为波斯民族攻下广袤国土。正因如此，不要吝惜眼前的一抔土，将我的躯壳埋葬。”居鲁士死后，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冈比西斯二世在位时间并不长，但若不是他，中东地区唯一一块居鲁士未能染指的土地——埃及——还是不会臣服。阿契美尼德王朝一度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但在第二位伟大的波斯帝国君主手上得以重建，他与居鲁士大帝之间的血缘联系并不紧密——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居鲁士曾经统治的所有领地，施行居鲁士开创的宗教宽容政策，攻打今乌克兰、印度、欧洲等地，还创立了世界上首个帝国邮政服务系统，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套货币。他是波斯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然而，大流士一世后来率兵攻打希腊，在马拉松（Marathon）被希腊人击败。随后，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一世逝世，其子薛西斯继位，但同样未能摧毁希腊人，但他使居鲁士的帝国得以继续维系了两个世纪之久。

[1]　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是罗马城的创建者。

释迦牟尼

THE BUDDHA

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

“你是神吗？”——“非也。”他应道。

“你是神的化身吗？”——“非也。”他应道。

“那你是巫师吗？”——“非也。”

“那你是人吗？”——“非也。”

“你究竟为何物？”他们困惑不已。

“我顿悟了。”

——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

证悟后在路上如是应答

佛祖教化人们要乐善好施、隐忍悲悯，他的教诲不仅受到他的信徒的尊崇，世人皆信奉此道。他寻求证悟，引发了一场运动。作为一种宗教，它的意义堪比道德伦理的准则。它赋予信徒能力和希望——过上满意的生活且精神富足。

摩诃摩耶嫁给了释迦族国王，据传说，她在梦中梦到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子宫，而后便产下了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出生在尼泊尔一座大花园的深宫后院之中，身为王子的他原名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证悟之人”——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谓）。“悉达多”意为“达到目的的人”，包含着僧侣的暗示，意指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或者一位宗教领袖。一些学者称，释迦牟尼实际的出生时间晚于现在公认的说法，约在公元前485年。

乔达摩出生七日后，母亲去世。乔达摩的父亲渴望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走世俗的道路，对乔达摩的教育“格外细致”，从不让他见到一丝人间苦难。乔达摩很少出宫（随着季节变化，他会搬迁至不同的宫殿），偶尔出宫时，他的父亲也会保证路上都是年轻健康、欢欣鼓舞的人群。直到他22岁那年，意外发生了。首先，他遇到了一位老者，然后遇到一个病危之人，最后又目睹了一具尸体。这一切告诫乔达摩，世上必然存在衰老、疾病和死亡。他的感悟演变为他人生信条中最重要的一条——人的存在必然是充满磨难的。

不久，乔达摩见一削发之人，身着黄袍，漫步前行，平静安详。乔达摩作出“大弃绝”的决定，放弃了王子奢侈安逸的生活，希望通过苦行修身，得到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乔达摩最后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随后在夜色中潜出宫外，开始了苦行的生活。

乔达摩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证悟，拜访了两位圣人。但后来当他的能力超过了两位导师时，他拒绝收那两位圣人为徒。在五位苦行者的陪同下，他返回优娄频螺聚落。在那里，他花了六年时间潜心追求证悟的终极目标——一切苦难的终结。他坚持斋戒，清心寡欲，但最终未能如愿。他的手臂“像干枯的藤蔓”，“下身像水牛的蹄子”，此时乔达摩悟得另一条重要的人生信条——通往证悟的路在于适度，即“中庸之道”。这一结论使他的苦行同伴对他深为厌恶，纷纷弃他而去。乔达摩已35岁，孤身一人，他盘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最终如愿证悟。随着夜色渐沉，他与恶魔斗争，最终取胜，他看到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看到了整个世界的过去和将来，他的灵魂得以净化，成为佛陀：“我的心释然……黑夜已被驱散，光芒升起。”

释迦牟尼旋即找到那五位苦行者，将之收为徒弟，用尽毕生心血传授他们证悟之道。他传道给信徒，让他们使其他人皈依，他门下的僧侣（释迦牟尼对门徒的称谓）逐渐壮大起来。在心切的信徒的要求下，释迦牟尼建立了僧侣的一套等级制度。释迦牟尼作为一位人生导师是无与伦比的，他清楚每位弟子的能力。临死前，他问弟子们是否还有什么疑问需要他解答，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些曾反对他的人最后都皈依了，即使当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削发为僧时，释迦牟尼的反对者们曾纷纷指责他有迷惑他人的魔力。

释迦牟尼80岁时，他说自己时日不多。不久后，他在吃了一个没有经验的门徒准备的猪肉后就去世了。他最亲近的门徒阿难陀苦苦哀求他确立一位继承者，但释迦牟尼并没有这样做。释迦牟尼坚信，他的教义应被视作一系列礼教原则，所有人都应遵守。释迦牟尼坐在置于花园中两树之间的卧榻上——这也将是他的临终之所，教导他的弟子们，要让真理，即达摩（自然法则），在他死后成为他们的禅师。

孔子

CONFUCIUS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论语》

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对古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这种影响依然存在。除了在中国，他在整个东亚地区也有巨大影响。他将学习视作提高个人修养的根本途径。他还以极其务实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地位，这对后来东方的思想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孔子坚定地维护传统和礼仪，将文化和教养看作礼治的关键，他积极参与国家的治理，希望可以将自己的观点运用到实际当中。

孔子生于长于鲁国（现山东省内）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拉丁文中，孔子被称为“Confucius”；在东方，他被人们称作“孔子”或者“孔夫子”（意为“孔大师”——“孔”是他的姓氏）。孔子的生辰并不确定，根据亚洲的传统，人们在9月28日纪念他的诞生。

孔子十分好学，对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十分感兴趣，15岁时即以做学问为自己的志向。人们都熟知孔子在周庙不断向守庙人提问的故事。年少时，孔子从事过很多职业，放过牛羊，管理过马厩，做过图书管理员。

19岁时，孔子娶妻。23岁时，他按照中国古代的守孝传统，在母亲死后守孝三年。20—30岁，孔子一边工作，一边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孔子在六艺上的造诣源于他对历史和诗歌的研究。30多岁时，孔子决定开始教书生涯。在孔子之前，教书都是官家的事，只有有钱人家的小孩儿才能接受教育。但对于管理岗位上的人来说，接受职业的培训非常重要。孔子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提倡人人都可接受教育，这既利于孩子的成长，又利于社会的发展。他为未来的统治者设计了一套教程，按照他的想法，一个受过教育的统治者会将他所学的知识传播给他的子民，这样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可以得到提高。

同时代的其他智者安于避世，往往与社会脱离，孔子却不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治理当中。他当过中都宰[1]，接着晋升为管理公共事务的司空，然后又升为大司寇[2]。孔子53岁时[3]升任鲁国代理宰相，管理外交事务。

但是，孔子对君主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坚持的严格的道德准则使他在朝廷中遭到其他人的排挤，四处碰壁。孔子发现自己上奏不畅，便选择离开鲁国另寻出路，开始周游列国。离开的12年间，孔子游历魏、宋、陈、蔡等国，传授知识，发展自己的思想。他“天之木铎”的盛名逐渐传播开来。

孔子的思想中的一部分是对所处时代“礼崩乐坏”的看法。在那个年代，战火连绵，相邻的两个诸侯国时常发生冲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强调传统，遵守礼教，尊敬长者和先人。他以传播知识为己任，他所要做的，便是传授众人所能接受的大智慧，鼓励个人探索和求知。他认为，统治者应根据德行高低进行选拔，而不该通过继承产生。统治者治国理政时不应采用威胁或惩治的手段，而应提升自己的德行，使子民甘心接受统治。

孔子死后，他的言行都被收录在了《论语》一书中。在西方看来，这本著作奠定了儒家思想[4]的基础。他最为著名的训诫，即所谓的“金科玉律”，在后来形成的无数道德体系中都有所体现（包括基督教文明）。下面的对话将孔子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

“恕”（与“互惠”意思相近）的思想贯穿孔子伦理观念的始终，与之并列的还有“礼”“义”“仁”等。“礼”大致意味着礼仪，“义”大致意味着正直不屈，“仁”则指宽容怜悯。

孔子在67岁那年结束了周游列国之旅，回到鲁国，开始写作教书。孔子因丧子丧徒受到打击而病倒，73岁时与世长辞。

[1]　中都宰，中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2]　大司寇，管理法律、检察事务。

[3]　一说56岁。

[4]　原文为“Confucianism”，此处未按其字面意思翻译。

[5]　出自《论语·卫灵公》。

孙武

SUN TZU

约公元前544—公元前496年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孙子兵法·虚实篇》

孙武（即孙子）所著《孙子兵法》，是一本有关战争的论著，其在军事思想、商业、政治和人际关系、心理等方面至今仍发挥着巨大影响。

孙武的生平事迹并不为人熟知，他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据传，孙武是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吴国的一位将军。在《孙子兵法》中，他用一系列警句箴言表达自己的军事思想，书中包含了要想打赢一场战争所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关于这本书，有一点令人很是惊讶——虽然孙武坚称“战争对国家来说很有意义（兵者，国之大事）”，但通常情况下“止战”才是上佳之策。在孙武看来，战争耗费巨大，影响国家发展，破坏人民生活：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

当战争不可避免时，做好准备和摸清敌情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兵法·谋攻篇》

在收集情报时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如果因此就选择放弃，是非常错误的决定：

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孙子兵法·用间篇》

孙武在书中多次提到，留意细节可以在作战前就取胜：“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将战争的伤亡降至最低：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

虽然孙武总结了战争取胜的方法，但他强调只有在迫不得已需要动用武力时，才可发动战争。敌军士兵应被善待，在可以快速取胜的情况下应避免拖延战事而增加伤亡。孙武既拥有精妙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分析能力，又心怀苍生百姓。正因如此，时至今日，他的思想仍经久不衰。

列奥尼达一世

LEONIDAS

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80年

列奥尼达倒在了战场上，他是一位真正的热血男儿。许多著名的斯巴达将士倒在了他身旁——他们的名字，正如所有三百勇士一样……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

列奥尼达和他的三百勇士在面对强大的波斯人时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世人传唱。作为一名斗士，列奥尼达鲜有敌手，为了希腊的自由，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塞莫皮莱[1]组织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为希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鼓舞了希腊人的士气以战胜试图征服他们的强大的波斯军队。

希腊与波斯作战长达十余年。波斯人誓要将希腊并入他们的帝国，希腊并不妥协，面对此情，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召集了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公元前480年，波斯大军的船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沿着海岸进军希腊的心腹地带。薛西斯一世入侵的脚步不可抵挡，希腊的溃败几乎已成定局。

在波斯入侵约十年前，列奥尼达继位，成为斯巴达领袖。斯巴达是一个城邦，旧称拉西第孟尼亚（Lacedaemonia），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方。英语中“laconic”（意为“简洁的”）一词正是来源于此，因为斯巴达人以他们简练的语言表达而著称——斯巴达人坚毅的品质是最好的诠释，列奥尼达和他的战士们展现了斯巴达人的坚毅。

对于斯巴达的男性来说，只有一种职业选择：成为一名战士。斯巴达的教育系统十分残酷，但又十分有效。依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言，斯巴达的男性长大后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而非他们自己”。

公元前7世纪，传说中的吕库古国王（King Lycurgus）建立了斯巴达的法律体系，斯巴达体制因此变得僵硬刚性。创新就是犯死罪，个人主义被无情地消灭。斯巴达人不欢迎外国人。他们不使用钱币，而是用铁条代之。所有人都食用同样的食物。破坏斯巴达团结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

斯巴达在婴儿出生后就开始挑选战士。元老院的成员会检查所有的男婴，患病或畸形的婴儿会被淘汰，扔到山坡上自生自灭。身体强健的婴儿注定会成为城邦的保护者而非负担，他们被送回各自父亲身边，交由保姆抚养长大。

7岁时，男孩们会被交由城邦照顾，他们将被塑造成世上最坚毅的战士。经过多年体育和竞技的磨练——经受这些磨练时他们都赤身裸体——他们身上阴柔优雅的一面不复存在。斯巴达人钟情于这种锻炼方式，因此雅典人戏谑地称他们为“大腿展示者”（phaenomerides）。

男孩们只学习战场上需要的技能。识字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而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提振士气的作用。他们褒扬机智、坚韧、勇敢的品质。男孩们都睡在自己用灯心草做成的毯子上。他们要接受饥饿训练，被刺激着要么主动寻找食物，要么偷取食物，只有在被抓到时他们才会被惩罚。

男孩们还要接受鞭笞挑战，测试他们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一些男孩因此死亡，但只要他们没有露出一丝胆怯，在他们死后，人们就会建塑像纪念他们。男孩们还进行分组格斗，整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保持野性。他们还需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在野外生存很长时间。20岁时，这些战士——同时也是公民——就结束了他们的训练，其中的精英会被送至野外像游击队员一样生活，将奴隶作为作战训练的靶子。

在30岁之前，所有的青年男性都必须生活在军营中。城邦鼓励男性结婚，但只可以偷偷地与妻子相会。普鲁塔克写道：“有些男性在天亮看清自己妻子前，妻子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这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所受的教育形成了难以割裂的纽带。普鲁塔克还写道：“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独自生活，只不过是与其他男人共同生活。”

“一座城若是由勇敢的人保卫着，将牢不可破，而砖墙却做不到。”吕库古曾如是说。斯巴达的公民不工作——奴隶才干这个，斯巴达的奴隶数量与公民数量之比达到了25：1。斯巴达的公民生来就是为了战斗，从这个角度来看，三百勇士在塞莫皮莱的英勇牺牲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德尔菲神谕曾向列奥尼达预言，只有牺牲一位是海格力斯后代的国王才能将他的城市从毁灭的边缘拯救回来。列奥尼达是斯巴达的第17任国王，他知道，他的家族一直自称是海格力斯的后代，血脉传自宙斯。希腊众城邦当时已笼罩在恐惧之中，各城邦的代表聚集在科林斯[2]讨论如何应对薛西斯一世的入侵。列奥尼达请愿带领手下迎击波斯大军，地点就设在唯一的关卡——塞莫皮莱的羊肠小道。

战争伊始，希腊并无胜算。雅典军队出海迎战波斯军队，而其他城邦则顺从命运，将注意力集中于确保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胜。列奥尼达只召集到不足7000人来迎战强大的波斯军队。即使斯巴达本身，因忙于纪念活动，以及意欲保留军力保卫通向塞莫皮莱的大门——科林斯海峡，也只给了国王300位士兵。列奥尼达只挑选了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可以继承父亲职位的战士，抱着必死之心奔赴战场。他对王后说：“嫁个好男人，去过儿女绕膝的生活。”

斯巴达人寡言少语的智慧形象使得他们英勇无畏的传说传遍世界。薛西斯一世的使者要求列奥尼达下令让士兵解除武装，列奥尼达回答道：“若要我们的兵器，自己来取。”他手下的战士同样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波斯人威胁要用射出的箭挡住阳光，一位斯巴达勇士回答道：“真要能射这么多支箭才好，我们就可以在暗影中决一死战。”

探子向薛西斯一世汇报说，斯巴达人都在摩拳擦掌，整理行装。薛西斯一世坚信自己必将赢得胜利。但第二天，一波又一波波斯士兵企图冲破防线时，上千人战死。跟上的波斯士兵只能越过堆积成山的同伴们的尸体，并发现自己也身处死亡陷阱之中。进攻持续了三天，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了这一小支希腊军队面前。薛西斯一世决定退兵，重新制定破敌之计。

若不是出现了一个叛徒，德尔菲神谕的预言可能就不会灵验了。一个叫埃菲阿尔忒斯的希腊叛徒给波斯军队指了一条通向希腊防线后方的道路。列奥尼达无力回天。他让大部分战士撤退，700名特斯佩亚战士（Thespians）留了下来，400名底比斯战士瞬间作鸟兽散。列奥尼达和他的三百斯巴达勇士殿后，以延缓波斯人的进攻，同时保护撤退的希腊人。他们知道，自己将战死沙场。

他们手持长矛作战。当长矛断了，他们拔出剑继续战斗。当剑也断了，他们撕咬敌人，直到战死。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估计，这一小支军队消灭了两万波斯士兵。薛西斯一世自知赢得不光彩，但无处发泄心中的怒火。当找到列奥尼达的尸体时，他下令砍下列奥尼达的头颅，将他的尸体钉在十字架上。40年后，列奥尼达的尸首终于被送回斯巴达安葬，带着他应有的荣誉。

列奥尼达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精神鼓舞希腊人团结起来，为了自由而战。他们随后在海上（萨拉米斯）和陆上（普拉蒂亚）战胜了波斯军队，薛西斯一世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踏上希腊土地的波斯王。斯巴达勇士战死沙场，虽败犹荣。他们牺牲之地塞莫皮莱的一个地标石上刻着这样一段铭文以纪念他们：

路过此地的陌生人，请带话给斯巴达人，

说我们履行了诺言，长眠于斯。

[1]　塞莫皮莱（Thermopylae），希腊东部一个多岩石的平原。

[2]　科林斯（Corinth），希腊海港城市。

希罗多德

HERODOTUS

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30或420年

（我写作）希望能把先人的事迹留存，永不磨灭。

——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

希罗多德是西方的“历史之父”。他是一位爱冒险的旅行者，他在讲述故事方面天赋异禀，他用这种才能叙说着欧亚非交接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剧变。他最为人熟知的称谓是“鹰眼观察者”，因其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和波斯那场史诗一般的战役的深入观察。同时，他还记录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敌意加深的过程。

希罗多德是应用诸多现代史书创作技巧的第一人。虽然偶尔有人质疑他的可信度，但现代研究往往表明，他的记载是正确的。

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可能是哈利卡纳苏斯[1]，那时哈利卡纳苏斯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希罗多德一生大多数时候生活在雅典。在雅典，他结识了著名的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曾经从雅典前往图里（Thurii）——意大利南部一个由雅典资助建立的殖民地。希罗多德记录的最后一件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但是并不能查明他去世的具体时间。

如果说我们对希罗多德生平事迹知之甚少，那么相比而言，我们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并不陌生，这正是因为他的鸿篇巨制。他长途跋涉，到过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巴比伦、吕底亚和弗里吉亚。他扬帆出海，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拜占庭，游历色雷斯和马其顿，随后北上到达多瑙河，然后沿着黑海海岸向东前行。

希罗多德最伟大的著作是《历史》一书，这本书共九卷，分别用希腊神话中诸女神的名字命名。前五卷介绍了公元前499—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的背景。后四卷写的是战争经过，当写到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率领大军入侵希腊时更是高潮迭起。

描写战争背景的那几卷内容细致入微，是研究当时波斯帝国和国王的重要地理和政治史料。书中还比较了波斯和希腊社会的不同，此前城邦历史编纂者们的记载在希罗多德的作品面前相形见绌。希罗多德发现，尽管波斯帝国的人民在宗教信仰、地理区位、语言上不尽相同，但却出奇地团结一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各个城邦文化氛围迥异，这些城邦相对较小，极易形成派系，滋生内乱。

希罗多德的这一细致发现给他生活的年代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解释。当时，雅典内部政治分化，冲突不断，影响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血战的进程。这样宏大、提纲挈领式的方法在史书创作中开创了先河。

《历史》详尽记载了波斯帝国四任国王的生平和征战事迹。希罗多德首先描写了居鲁士大帝讨伐吕底亚的故事，接着写了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远征埃塞俄比亚的故事。冈比西斯二世疯狂的一生结束后，大流士一世重整波斯大军，进一步开疆拓土。最后，希罗多德记载了薛西斯一世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经过。

希罗多德倾向于突出主人公个体的行为、个性和言辞的重要性。薛西斯一世在他的笔下傲慢暴躁、野蛮残忍。希罗多德认为，正是这些性格上的缺陷使他的入侵以失败告终。

对希罗多德而言，从失败中站起，方能重获荣耀。但他同时强调，失败并不是上帝带来的惩罚，而是由人类自身犯下的错误引起的。希罗多德坚持的这一理性态度，即上帝并不参与人的事务的观点，是一大创举，同时也给西方历史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

希罗多德被尊称为“历史之父”，但同时也被称为“谎言之父”。他记载的一些故事事实上是传说，比如巨大的食人蚂蚁。但他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他会尽其所能比对信息来源。他还是一位完美的故事讲述者。他是第一位历史学家，有人认为，他甚至是至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1]　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卡里亚（Caria）的古城名。

亚西比德

ALCIBIADES

约公元前450—公元前404年

毋养幼狮，乃智举也。若行之事，必先受之。

——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对亚西比德的评价

（见阿里斯多芬尼斯的剧作《蛙》）

亚西比德属于古希腊鼎盛时期的黄金青年一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上演着一幕幕生与死的斗争，而这一代人身处斗争的中央舞台。亚西比德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睿智的将领，他天生就与众不同：身世优越，富有魅力，英俊潇洒，气宇轩昂，思维敏锐，还有雄辩的口才。但同时他也有很明显的缺陷：虚荣浮华，寡廉鲜耻，狂妄自大。亚西比德受到政敌打压，又为自身缺陷所困，最终未能凭借一己之力将城邦从毁灭的边缘拯救回来。

亚西比德生于公元前450年，另有稍早于这一时间的说法。当时，雅典正处于权力和财富的鼎盛期。20多年前，雅典人领导了与众希腊城邦的结盟，击退了从东方而来的波斯入侵大军。当时的结盟是基于城邦平等的自愿结盟，但最后发展成由雅典主导的海上帝国。在亚西比德青年时期，雅典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城邦，一直警告其他城邦雅典有扩张的帝国野心。最终，在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忍无可忍，向雅典发起进攻，揭开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序幕。雅典在随后的27年间一直处在战争之中，最后被彻底打败。

亚西比德的父亲在公元前447年牺牲在战场上，亚西比德自幼由伯里克利家抚养，伯里克利是当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杰出领袖。亚西比德钦佩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无与伦比的演说技巧部分归功于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在修辞上给他打下的良好基础。

公元前42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进行了十年之久，雅典和斯巴达签署了隐患重重的《尼西亚斯和约》。因为亚西比德太过年轻，很多人认为他不适合参与和谈，他因此深受刺激，转而开始破坏和谈。首先，他与斯巴达的使者私下接触并作讨论，随后又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当众嘲弄斯巴达的使者。公元前420年，亚西比德被推选为将军，同时与其他城邦结盟，对抗斯巴达。但是，两年后，盟军在曼提尼亚[1]与斯巴达作战时一败涂地，他的野心受到了挫败。

公元前415年，亚西比德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再次踏上战争之路。他制定了野心勃勃的计划——派出远征大军，进攻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扎城。他的观点甚受认可，因此他被任命为远征大军的三位将领之一。然而，在他正欲扬帆起航时，雅典城指路用的赫尔墨斯神像不知被谁摧毁，他的敌人使他深陷渎神丑闻（手段可能也不大光彩）。渎神被视作出征的不祥之兆，亚西比德尚未摆脱受指控的困境，便执意踏上远征之路。

亚西比德被传令返回接受审判，他选择了逃跑，在逃跑期间他被判处死刑。此时亚西比德怒火中烧，急欲复仇，于是叛逃斯巴达，劝说他们派兵加强锡拉库扎的守卫，这导致了两年后雅典方面灾难性的惨败。随后，他建议斯巴达人在德西里亚（Decelea）建造加固前哨，以监视雅典城。这切断了雅典人返回家园、农田和银矿的路，迫使他们常年住在城墙内。

亚西比德使雅典陷入重重困境，随后他向东前往爱奥尼亚（小亚细亚），煽动雅典的盟友之间发生冲突。然而，当他被认为与斯巴达王后有染后，他与斯巴达的阴谋诡计旋即终止。此时亚西比德的生命朝不保夕，于是他再次选择了叛变，这次归顺了波斯。为了与波斯人谈判，亚西比德参与挑起雅典内部的政治动荡。公元前411年，雅典建立了一个新的寡头政权（但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雅典人（不切实际地）坚信亚西比德会提供援助，雅典舰队重新任命他为将军。公元前411—公元前408年间，他信守承诺，率领雅典人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实力大增。最值得称道的是，公元前410年，他在基齐库斯[2]大败斯巴达舰队，帮助雅典重夺通往黑海的补给线。

雅典邀请亚西比德回归，并赦免了他的一切罪名。他被授予陆海作战的全权指挥权。但在公元前406年，雅典舰队在诺丁姆战败（由于一名下属不服从命令，亚西比德选择了离开），之后他失去了指挥权。公元前405年，雅典舰队在阿哥斯波塔米河遭遇毁灭性惨败——而当时亚西比德给雅典的指挥官提出警告也无济于事——亚西比德返回波斯。公元前404年，他在波斯被谋杀，斯巴达很有可能是幕后指使。

亚西比德充满了矛盾，他就像一颗令人迷醉的流星，充满了两面性，一瞬间可能光芒耀眼，但随后化为烟尘。在紧要关头，雅典并不完全信任亚西比德，未能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这导致了亚西比德最终惨死，而雅典城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

[1]　曼提尼亚（Mantinea），当时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座小城。

[2]　基齐库斯（Cyzicus），今马尔马拉海南岸。

柏拉图

PLATO

约公元前428—公元前347年

所谓勇气，就是无所畏惧。

——柏拉图

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思想体现了远大的视野和创造力，因此他在奠定西方思想的“三巨头”中位居第二。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宗族可以追溯到雅典的最后几任国王。他是平民苏格拉底的门徒和忠实仰慕者。苏格拉底拒绝服从命令，引进新神，获“言行不恭、毒化青年”的罪名，于公元前399年被迫自杀。

柏拉图对雅典蛊惑人心的民主很是失望，于是远走他乡，前往意大利和锡拉库扎。公元前387年，在返回雅典后，他建立了学院，这里锻造了下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其中，亚里士多德是最为耀眼的明星。在之后的40年中，柏拉图一直在学院中教书，直到离世。同时，他写了诸多著作，内容涵盖与苏格拉底的许多对话，这些对话体现了苏格拉底激励人心的教导，特别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想国》，勾勒了他心中理想国度的蓝图。

有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哲学仅仅是对柏拉图的脚注。柏拉图是一个极端理性主义者，他提倡“理想国”中智者治国的原则，认为治国的方式必定是通过理性。但是，经验表明，没有人能真的做到自我约束，他建议，必须制定固定的法律以规范统治者的行为。他接受了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善行是一种固定的、根本的观念或“形式”。柏拉图还认为，虽然人的观念可能发生变化，但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善良是客观存在的，与正义和个人幸福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柏拉图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首先提出，人脑实际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的高级功能包括控制基本的情感和身体的喜好。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囚禁在身体内的囚徒，亚里士多德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后者认为灵魂是身体内化的一部分。但是，即使他们的哲学思想不尽相同，作为柏拉图的门徒，亚里士多德十分尊崇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曾说，为了赞扬这样一位天才，哪怕是“犯了亵渎神灵的罪过也在所不惜”。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亚里士多德曾经是，而且现在也是哲学认知的至上君王。

——萨缪尔·泰勒·科勒律治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哲学巨匠，他和柏拉图、苏格拉底一道，奠定了西方思想的根基。他涉猎广泛，集伦理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玄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等身份于一身。亚历山大大帝曾师从亚里士多德，他脚踏实地的作风或多或少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室的御用医生。亚里士多德曾在柏拉图在雅典开设的学院中学习，长达20年之久。他对知识的渴望从未间断，因此，他的导师说他需要一条“缰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凸显了他在做学问上的激情。柏拉图死后的十年中，亚里士多德云游四方，创作了《动物志》一书。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希腊人所见过的所有的动物种类，他凭借细致的观察，绘制了很多种生物，剖析其构造。当然，这些图存在一些错误（例如，一头欧洲野牛不太可能通过抛掷排泄物来保护自身），但是，这一充满了智慧和辛勤付出的伟大作品，为动物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改良了思维方法，他希望借此完善或者改变过去人们的信条和观念，为此提出了那些他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也驳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现存的著作读起来都比较晦涩。这些著作多是他讲课的笔记，因此显得比较凌乱。亚里士多德在他游历的过程中以及在学园——当他回到雅典后讲学的地方——建立了许多学院，并在其中讲学。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哲学学派——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 school）——据说名字来源于他在学园授课时在走道（希腊语中称为“peripatos”）上漫步讲学的习惯，该学派的建立彰显着他洞悉万物的观察力和智慧。希腊最聪颖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拜亚里士多德为师。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家境富裕的花花公子，喜欢炫耀珠宝和时尚的发型，但他的思想高度超过了众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念认为，思维是人的至高属性。通过对哲学发展程度的观察，我们可以确定文明发展的程度：一个人只有在其他方面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才能拥有所谓至纯、自由的思维。在论述伦理学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善行源自理性思维——“人之善，乃勤习灵魂之卓越能力”。自此以后，这一有关人类之独特性的断言一直影响着我们对文明的理解。

这位著名的口齿不清的逻辑学家建立了一套新的有关思维的词汇。亚里士多德使逻辑学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他想方设法为他的理念造了很多新的术语：物质、本质、潜质、能量，等等。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将人和动物区分开的一个最明显的要素，因此语言是灵魂的一种表达方式。他提出，研究我们的语言对于理解我们的思维至关重要。他的三段论体系（如：所有人都是会死的，希腊人是人，因此希腊人是会死的）在超过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逻辑分析的基石。

亚里士多德在42岁那年返回家园，担任马其顿国王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亚里士多德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将希腊的两大贡献灌输到文明之中：英雄主义史诗和哲学。亚历山大吸收了多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至今仍值得商榷。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于希腊人比其他种族的人要优越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一个政府应由公民的需求和数量决定，但同时，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一位开明君主统治的城邦形式。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创造帝国的独裁者，并没有从这些观念中受到很大影响。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观念相对当时的政治理念来说是很先进的，这些观念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

在《诗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的基本要素，此后研究戏剧时都必须研究这些要素：行动的一致性，一个中心人物——这个人物不幸的缺陷（如狂妄自大）导致他的陨落。同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随着舞台上的表演，仿佛身临其境，情感得到净化。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去世，雅典城内掀起一股反马其顿的潮流，迫使亚里士多德逃离雅典。据说，亚里士多德想到另一位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惨死过程，担心雅典人会旧病复发，再次荼毒哲学。他返回他母亲在埃维厄岛（Euboea）上的宅邸，仅仅一年后就因胃病去世。

据说，亚里士多德为人善良，充满爱心，对待子女和仆人十分慷慨。这正是家庭幸福之道（正如他的哲学观点所暗示的一样）。他将人比作“脆弱的石碑”，但他的哲学的终极理念是保持乐观。柏拉图曾说，灵魂被囚禁在身体内，迫切寻求逃离这个充满改变和幻想的世界。但亚里士多德并不这么认为，根据他的理念，灵魂是身体内化的一部分，生活因其本身而令人满意。

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与他的多数思想一致，他对人的本身感到满意，赞扬人的潜质。他认为：“从本性上讲，人就是渴求知识的。”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一生对知识孜孜不倦地追求。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

他永不满足于已有的战果，哪怕是将不列颠群岛纳入欧洲版图；他一直在探索未知领域，如果没有他人竞争，他会同自己竞争。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约公元150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缔造了不可能的神话。经过短短十年辉煌的征战，他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西起希腊、埃及，东至印度，领土覆盖了17个现代国家全部或者部分的领土。据传，亚历山大大帝曾因世上再无可攻城拔寨之地而潸然泪下。这一说法有一定的根据，人们在他死后立碑纪念，其上刻着这样一句传奇之语：“我手握着整个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尤利乌斯·恺撒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但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面前，恺撒只能甘拜下风。亚历山大大帝因相貌出众、举止优雅、英勇果敢而显得与众不同。同时，他还拥有超强的忍耐力和骑士精神。但是，在战场上或者在宫廷政治中，他又会显露出冷酷无情的一面。他嗜酒如命，曾因酒后争执亲手处死手下的一位高级将领。

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勇士。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继位，年仅22岁。身高不过4英尺6英寸（约1.37米）的亚历山大在两年的时间内带领希腊的众多分散城邦走向统一，向强大的波斯帝国宣战。征服波斯是整个希腊世界最渴望实现的梦想，同时也是腓力二世的夙愿。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了他的征程。两年内，波斯人一败涂地，在伊苏斯溃不成军，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天赋和战术才能显露无遗。随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着手建立以自己为首的帝国，不仅包括希腊和马其顿，还覆盖了整个中东地区，从埃及和小亚细亚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到达阿富汗、中亚的部分地区、兴都库什山脉的远端，以及印度土地富饶的山谷。最后，他手下的马其顿大军固执地拒绝远征，不愿打破已知世界的边界，这位统帅才由此止住了前进的脚步。亚历山大大帝最终卒于巴比伦，享年33岁，死前他还在计划攻打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打算染指西地中海。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下，东方与西方世界首次实现统一。也许是受幼年时导师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实行宽容政治。他命令执政官“打破寡头政治的传统，建立民主政治”。他严禁手下军队劫掠征服的土地，还下令建起了众多城市——通常都以“亚历山大”命名。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座位处尼罗河三角洲，在长达数世纪里都是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与商业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希望建立一个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精华相融合的帝国。他征召波斯人进入他的军队，将波斯人的妻子许配给他的将军，任何反对这些做法的马其顿人都会被送回欧洲。亚历山大大帝自己迎娶了被赶下王座的波斯王的女儿。

亚历山大大帝被视为那个时代的神。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由于其母亲血缘的关系，乃阿喀琉斯的后代。盛传亚历山大大帝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在战场上超凡的速度和不败的战绩使人们更加深信不疑。亚历山大大帝热爱诗歌和音乐，被一位朋友称为“在军队中见到的唯一一位哲学家”。还在孩童时期，他就曾说过，如果只能留下一件物品，那将会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亚历山大大帝很注意符号象征。在首次踏上波斯帝国小亚细亚的海岸时，他首先朝拜了特洛伊，祭奠其祖先阿喀琉斯。他将印度的一座城镇命名为“布西发拉”（Bucephala），以纪念他战死沙场的爱驹布西发拉斯（Bucephalus）。

亚历山大大帝也有残忍的一面：在一次宴会上，他喝得烂醉，杀死了队列中的一位军官。后来他对这一过错遗憾不已。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最后因酗酒而死。他曾说：“做爱和睡觉是仅有的让我清楚自己还有生命的事情。”他有众多夫人和情人，但他的挚爱是童年时的朋友赫菲斯提昂。

亚历山大大帝也有冷酷无情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后，亚历山大继位，他将所有的竞争对手统统杀害，包括还是婴儿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以叛国罪处死了一位挚友，同时还处死了挚友的父亲，即退役的将军帕尔美尼奥——他并没有什么罪过，但亚历山大要扼杀他为子复仇的苗头。提尔人面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围攻时顽强抵抗，亚历山大大帝将所有提尔人变卖为奴或者钉死在十字架上，将底比斯城烧为灰烬，以此警告其他蠢蠢欲动的希腊城邦叛变会有什么下场。

然而，亚历山大大帝对待敌人的政策又往往体现出他高尚的精神。一位印度国王要求在战场上与他对战，亚历山大大帝与他决斗，最终将其打败，但亚历山大大帝允许这位国王继续拥有原有的王国——他的邻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击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之后，他“无比周到而尊敬”地对待大流士三世的众夫人。同时，他允许犹太人、波斯人和其他民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

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式的生活方式引入了世界文明之中，因此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临终之际，当被问及他要将他的王国留给谁时，他回答：“最强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横亘半个世界的大帝国分裂了。再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高度。

秦始皇

QIN SHI HUANGDI

约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

——商鞅的法治思想，秦始皇采纳其作为统治的依据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至公元前221年，他击败了中国境内残存的诸侯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这位铁腕政治人物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却也因苛政而史上留名。

嬴政出生于赵国，这位未来帝国的统治者自幼在软禁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秦国的王孙子楚，当时根据秦、赵两国的和平协定，子楚被送往赵国当人质。后来子楚得以返回秦国，接任王位，其子嬴政自然成为他的继任者。

公元前245年，子楚卒，嬴政继位，年仅13岁。接下来的七年中，一直由相邦替嬴政掌权。公元前238年，嬴政平定叛乱，罢免相邦，亲理国事。

此后，嬴政开始与中国的其他几个大诸侯国争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取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六国纷纷战败：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齐国成为被秦国灭掉的最后一个诸侯国。嬴政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外交家，尤其是在分化敌人的手段上。一统中国之后，嬴政不再受到任何挑战。为了纪念这一丰功伟绩，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头衔以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秦始皇”，意为“秦朝的开国皇帝”。

秦始皇在领土范围内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当时中国许多地区保留的旧法律和旧制度被废除，代之以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和新的行政机关执政。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改变了经济、法律和语言的格局，同时兴建道路、开挖运河，加强了全国各地之间的联系。

然而，秦始皇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激怒了广大平民百姓。百万劳工被送往工地，铺设了将近4700英里（约7600公里）长的道路。秦始皇希望将自己的法令一条条地刻在山石表面。秦始皇大兴土木，其中一项浩大工程是长城的建造，将一个个独立的烽火台连接起来，以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这是中国长城建设的起点，但让成千上万的百姓苦不堪言。

同时，秦始皇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这与孔子倡导的统治者必须受到传统礼仪束缚的观点格格不入。他罢黜了儒家思想，坑杀儒生；皇帝未批准的书都被禁，被集中焚毁；任何学术上的探讨都不被允许，只能绝对服从统治。

随着年龄增长，秦始皇开始担心死亡。他时常派出人员寻找“长生不老药”，希望能够永生。他对任何可能挑战自己地位的行为都愈发担忧——考虑到秦始皇曾多次成为刺杀对象，他的担忧着实情有可原。秦始皇反抗死亡命运的努力使他逐渐变得偏执古怪。有时，他命令宫中侍从在深夜将其随机搬至另一房间中就寝。秦始皇有众多替身，以迷惑有可能刺杀他的人。他一直维持着严密警备，若有人疑似对皇帝不忠，将会被立即赶出侍卫队伍。

结果，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痴迷葬送了他的性命。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喝下某种珍稀金属，就可以得到金属的持久力，也许能延长寿命。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驾崩，当时他正在前往中国东部的路上，死前，他服用了太医给他炼制的长生不老药，实际上是汞制成的药丸。

秦始皇甚至担心自己在死后仍会遭到仇人报复。他很早就下令建造一座巨大的陵墓，宽度达到了3英里（约4.8公里）。陵墓由总计6000多个真人大小的“陶土士兵”（兵马俑）守卫着。秦始皇希望自己死后和生前一样，在自己硕大的地下皇宫中，一切想法和愿望都可以得到满足。为了建造陵墓，约70万人被征召服役，其中大部分人未能活到陵墓竣工那天。

1974年3月，一群农民在西安城边某处挖井时发现了这些兵马俑。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巨大的墓穴和其中的兵马俑让世人震惊。经过进一步勘查发现，这些陶制的步兵、骑兵、战车御者、弓箭手和弓弩手守卫着秦始皇巨大陵墓的入口。

迄今为止，只有守卫陵墓大门的兵俑被挖掘了出来。每一个陶俑的细节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独特的面部特征。所有的陶俑都面朝东方，因为秦始皇认为，在他长眠后，敌人的入侵都将由东而来。秦始皇陵依山而建，规模巨大，占地面积达到了20平方英里（约52平方公里）。

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公元前85年）曾暗示了还未发掘的地宫的神秘，他在描写秦始皇陵时这样写道：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秦始皇的帝国并没有延续很久。他曾声称自己建立的王朝将会延续千秋万代，但仅仅在他死后四年，秦王朝被推翻，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内乱时期。但是，秦始皇创造了历史，确立了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观念。

汉尼拔

HANNIBAL

公元前247—约公元前183年

让两国决裂，不再签订任何协定。起来吧，无名的复仇者，从我的灰烬中雄起，带着火与剑去追逐……让两国交战，世世代代交战！

——迦太基女王狄多自杀前对为建造罗马城而弃她而去的

爱人埃涅阿斯如是说（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迦太基将军汉尼拔是历史上最接近使罗马臣服的人。作为一位指挥官，汉尼拔意志坚定，足智多谋，他在战略和战术上大胆创新，至今仍是军事研究的重要对象。他带领整支军队和30多头大象成功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这在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意大利，他在对战罗马人时取得了一系列压倒性的胜利。对罗马人来说，汉尼拔是他们规避不了的复仇者，一个令人恐惧的残酷无情的存在。仅仅他的名字就能激起罗马人的恐惧和担忧，因此罗马人惊慌时常说这样一句话：“汉尼拔就在门口！”

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附近，从提尔来的腓尼基人自公元前9世纪开始定居于此，他们的后代迦太基人在这块土地上又建起了自己的贸易帝国。在西西里岛，迦太基人第一次碰上了和他们在西地中海争夺权力的敌人——罗马。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在公元前241年大获全胜。

汉尼拔的父亲，将军兼政治家哈米尔卡·巴卡参与了这场战争。据说，他让自己年轻的儿子发誓，将永远怨恨罗马人。汉尼拔同他父亲并肩作战，在西班牙打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帝国，这一帝国至少部分地变成了他们家族的封邑。汉尼拔的父亲战死后，在公元前221年，汉尼拔被任命为驻西班牙指挥官。三年后，汉尼拔希望通过在西班牙战胜罗马人而替父报仇。他占领了与罗马结盟的萨贡托城，发动了第二次布匿战争。

汉尼拔决意要彻底打败使他立下血誓的敌人，组建了一支拥有4万名步兵、1.2万名骑兵和战象军团的大军。汉尼拔率领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翻过比利牛斯山脉，穿过高卢南部和罗纳河，到达阿尔卑斯山脚下。历史学家对汉尼拔具体的行军路线仍有争议，但不管他按照什么路线行军，可以肯定的是，他这一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不仅要与狭窄结冰的道路、山崩和饥饿作斗争，还要对抗当地的敌对部落。最终，经过长达五个月的严峻考验，付出了牺牲一半人的代价，汉尼拔的军队终于到达了意大利北部的平原，做好了进攻罗马的准备。

阿尔卑斯大穿越能成功，得益于汉尼拔所统帅部队的不渝忠心。汉尼拔的死敌们都意识到，虽然他手下的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与手下之间的关系却非常融洽。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曾评价道，汉尼拔的事业是“令人绝望但又卓越不凡的”，但汉尼拔从不强求士兵做他们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当驻西班牙军推选他为指挥官时，他才26岁。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他的军队中从没有发生过叛乱或者出逃事件。

汉尼拔有“战略之父”的美名，他引领了新的战略观，即只有打破常规才能赢得胜利。汉尼拔精通伏击战，他往往攻击敌人的交通线，从敌人背后夺取城市和补给——罗马人因此指责他的“欺骗”行为。但他也精通正面战场作战，在特拉西梅诺湖大败罗马人（公元前217年），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又让罗马人血流成河，都是很好的佐证。他在坎尼战役中使用了围剿战术，造成约5万名罗马士兵阵亡，拿破仑和威灵顿对此大加赞赏，这场战役至今仍为军事谋略家们津津乐道。罗马军队受到了极大羞辱，罗马的一些盟友转而与迦太基结盟。

汉尼拔从迦太基获得的援助有限，因此需要就地征兵，军队也需要自给自足。战争后期，罗马人也学会了游击战术，将敌人逐渐拖垮。汉尼拔继续以意大利南部为主战场作战，他的意大利盟友们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援助。汉尼拔后来又打了几次胜仗，但手下军队的实力不足以攻打罗马城。公元前207年，汉尼拔的弟弟哈斯杜鲁巴·巴卡又率领迦太基大军进军意大利，欲与汉尼拔会师而后进攻罗马，却在梅陶罗河[1]战死，他手下的军队也溃不成军。

公元前203年，大西庇阿[2]率罗马军队反击，入侵北非，汉尼拔受命返回迦太基。次年，大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对汉尼拔取得决定性胜利。迦太基议会指控汉尼拔在作战中指挥不当，汉尼拔带着这一指控开始政治生涯，他的行政和制度改革令人钦佩，但也使他与迦太基的诸位元老产生隔阂。不久后，元老们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汉尼拔无奈出逃。

汉尼拔在与罗马人的斗争中度过余生，任何反抗罗马的王公贵族若愿意将他招至麾下，他就会为他与罗马人作战。他曾追随叙利亚的安条克三世，此后远征克里特岛和亚美尼亚。最终，他选择加入比提尼亚国王普吕西亚斯的阵营，但罗马人并没有忘记汉尼拔给他们留下的惨痛记忆，他们决意复仇。罗马人向普吕西亚斯施压，让其交出汉尼拔，汉尼拔宁死也不愿被罗马人俘虏。汉尼拔最后在比提尼亚的小镇利比萨（Libyssa）吞下了他一直藏在戒指中的毒药。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后一次避开了自己的死敌。

[1]　梅陶罗河（River Metaurus），意大利中部河流。

[2]　大西庇阿，又译“斯奇皮欧”，古罗马名门贵族。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军功显赫著称的有大西庇阿和小西庇阿。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史书上一般称其为“大西庇阿”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以便跟他的父亲“老西庇阿”、他的外孙“小西庇阿”区分。

犹大·马加比和他的兄弟们

JUDAH THE MACCABEE AND HIS BROTHERS

公元前2世纪

上帝不允许我们舍弃我们的法律法令。我们不可轻信国王之言抛弃信仰。

——《马加比前书》2：19

马加比家族因其铁锤般强劲的军事实力而得此姓。马加比一家共五个兄弟——此外还有他们年迈的父亲，他们为了赢得宗教和政治自由，不畏艰险，反抗并挫败了希腊化塞琉古王朝的统治压迫。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犹太王国。

当时统治亚洲近东的希腊化国王们是塞琉古的后裔（塞琉古曾是亚历山大大帝麾下的一位将军，亚历山大死后，塞琉古获取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控制权）。由于安条克三世的攻城略地，这些希腊化国王们统治着一个覆盖中东的帝国，这其中包括犹大国。犹大国的子民犹太人只信仰他们唯一的神。在安条克三世的统治下，帝国一直奉行着宗教宽容的政策，但在安条克三世死后，他相貌堂堂却精神错乱的王子改变了这一政策。

安条克四世试图将埃及并入自己的王国。他成功攻陷了埃及，但罗马人挫败了他的计划。同时，犹大国的犹太人在他背后插上一刀，大举反抗。安条克四世给自己取名“埃皮弗内兹”（Epiphanes，意为“神灵的象征”）。安条克四世对反抗大为震怒，他决心摧毁犹太教。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任意形式的犹太教信仰。笃信《摩西五经》、恪守犹太洁食戒律、施行割礼——这些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被抓到会直接处以死刑。公元前168年，耶路撒冷最神圣的犹太人圣殿被强制改建为宙斯神殿，军队在街上和乡下来回巡逻，以确保所有的犹太人都改信希腊众神。安条克四世亲自前往神殿，在祭坛上献上猪作为祭品。

许多犹太人遵守新的法律法令，但也有一小部分犹太人选择了逃跑。莫丁（Modin）年迈的牧师玛他提亚积极推动犹太人的反抗。他鞭笞了一个改信希腊诸神的犹太人，还杀死了一名为邪恶帝国卖命的士兵。在五个儿子的陪同下，玛他提亚重返约旦，统领犹太人军队，将军队打造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队伍。朱迪亚[1]的人民纷纷前来投奔玛他提亚，他们相信在这支队伍中，有为了他们的信念而奋战的勇士。

公元前168—公元前164年之间发生的事件印证了他们的勇敢和强大的领导力。原本，反抗军不愿在安息日作战，这一行为在战争中简直是自杀性的。他们最终改变了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是良心上的痛楚，但毕竟保证了最初的胜利）。随后，反抗军在与塞琉古军队和被他们归为叛徒的犹太“通敌者”们的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多归功于玛他提亚的大儿子犹大鼓舞人心的领导。人们给他起名“马加比”（拉丁语，意为“铁锤”），后来这成了整个家族的姓氏。马加比家族在对阵装备精良、人数占优的敌人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不到三年时间，马加比家族就攻克了耶路撒冷。公元前164年，安条克四世抑郁成疾，于同年病逝，他的继任者希望和谈（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重要的是，犹太人信仰自由的权利得以恢复。公元前164年12月，圣殿被收复、清空，并重新装饰。平时只能燃点一天的圣灯油这次竟燃点了长达八天的时间。这一奇迹正是犹太教光明节的由来，犹太人至今仍保留着这一节日，以庆祝摆脱暴政，重获自由。

在赢得了宗教自由的权利之后，马加比家族又继续争取政治自由以维护宗教自由。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王国，由玛他提亚的后代担任最高统治者。犹大一心想将塞琉古王国的势力驱逐出朱迪亚，但他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他的继任者，“狡猾的”约拿单利用外交手段保住了兄长的战果。宫廷斗争和内战严重消耗了塞琉古王国，约拿单眼光敏锐，分析各方实力后，明智地选择支持的对象，因此获封大片土地。但塞琉古王国重夺朱迪亚之心不死，约拿单惨遭暗算，沦为阶下囚，不幸遇害。公元前142年，玛他提亚最年轻同时也是仅存的儿子西门大帝通过协商使朱迪亚获得政治自由。这是马加比家族事业的顶峰。一年后，德高望重的西门成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大祭司。这标志着哈斯摩王朝的建立。“哈斯摩”一词来源于玛他提亚的姓氏。在接下来的150年中，马加比家族作为国王和大祭司统治着独立的犹太王国，犹太王国迅速扩张到今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渐渐地，马加比家族开始走向衰落，变成了希腊人的噩梦——直到罗马人染指中东并将其击败。

马加比家族代表着高尚、勇气和自由，同时他们反抗帝国暴政，争取宗教自由。在这场大卫对歌利亚式的战争，同时也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圣战”中，这一小支勇士队伍成功击败了狂妄暴君的整齐方阵。

[1]　朱迪亚（Judaea），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

西塞罗

CICERO

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

西塞罗身上体现着人性光辉，一种近似于基督精神的人性光辉。他从古罗马生活死气沉沉的知性中向前迈出一步，进入道德感知、自然情感、家庭生活、博爱慈善，有意识地卸下重担……

——安东尼·特罗洛普

在介绍他的著作《西塞罗传》（1880年）时如是说

西塞罗是一位演说大师，他为罗马共和国辩护的演说深入人心，这也最终使他丢掉了性命。在他那个年代，作为罗马共和国最优秀的演说家，无人能出其右。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对罗马共和国有着不容置疑的奉献精神和耿耿忠心。他聪颖过人，受过良好教育，对西方文明一直有着深远影响。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在政治上是位“新人”——他的先辈们从未担任国家要职，但他却成为了古罗马政坛的精英之一。西塞罗年幼时就天资过人，跟随着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学习。他先投身于法律学，然后转入政治领域。他平步青云，以过人的智力和精妙的口才而著称。

西塞罗从不因表现出虚伪的谦逊而受到困扰，古罗马人大多认同他对自己的认识。在贵族统治的政治系统中，他是个边缘人物，但他赢得了选民们的支持，在元老院谋得一职。当选时，他刚达到参选的年龄。公元前63年，西塞罗被任命为执政官，走向仕途的顶峰。随后，他迅速将自己树立为一位国家英雄。西塞罗察觉到贵族喀提林试图推翻共和国的阴谋，于是说服元老院将叛乱者判处死刑。在这个过程中，他以言辞挫败了尤利乌斯·恺撒。在执行死刑时，他对民众就说了一个词“vixerunt”（“他们死期已至”）。人们兴高采烈，大声欢呼，称颂西塞罗为“pater patriae”——“国父”。

在审判过程中，他往往能让陪审团和民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潸然泪下，时而怒不可遏，时而唏嘘不已。他能用简单的词语表达自己的复杂心境；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修辞，就像他说的那样，要想赢下官司，就得“向陪审团的眼中撒灰尘”。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一名罗马公民。”这句话是在面对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时对公民权利的最好维护。西塞罗独具一格的语言风格改变了书面语的形式。他抽丝剥茧列出原因同时确保论点清晰的方法成为拉丁书面语的范式。

西塞罗死后100年，普鲁塔克称颂他为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在国内动乱的年代，西塞罗塑造了宪制的黄金时代。西塞罗的思想带着理想主义，但他持之以恒，坚信民众生活中的美德可以使共和国焕发生机。西塞罗不愿卷入政治阴谋，破坏政治格局。公元前60年，当恺撒邀请他加入所谓“前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时，他拒绝了。西塞罗没有参与到公元前44年刺杀恺撒的行动中，但他在恺撒独裁统治末期积极地重新投身政治。在随后几个月中，他师从古希腊著名的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性的演说，共计14篇，反对恺撒的暴政以及他忠实的追随者马克·安东尼。这一系列演说如果最终不能实现，那将会是对政治自由的悲怆呼号。

恺撒的独裁统治迫使笃信共和理念的政治家远离政治，西塞罗转而投身哲学，聊以自慰。年轻时，他曾师从当时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们。他知识渊博，在古罗马无人能及。西塞罗关于哲学价值的著作《荷尔顿西乌斯》在当时是必读之作。圣·奥古斯丁曾说，这本书对他改变信仰起到了很大作用。早期的基督教称西塞罗为“正直的异教徒”。

西塞罗将古希腊的思想引入了古罗马，这为此后2000年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偶尔有人批评他的作品为剽窃之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本来就没有强调原创性。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这些著作是抄本，我仅仅是在堆砌文字，我有大量的文字可以用来堆砌。”对于这样一位对西方哲学作出伟大贡献的人来说，这样的表述极为谦卑——他翻译了古希腊的书籍，创造了拉丁词汇以表示无法翻译出的概念，还阐释了主流哲学学派的观点。

西塞罗口无遮拦，因此招致杀身之祸。西塞罗将恺撒的养子，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屋大维称作“爱慕虚荣的年轻人，被美言几句就会得意忘形，丢了性命”。屋大维知道后，西塞罗的命运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雷必达不久后组成了“后三头同盟”（the Second Triumvirate），西塞罗被他们视为国家公敌。西塞罗犹豫不决地逃往意大利，途中受到士兵追捕，最终被残忍杀害。他被斩首，曾经在罗马广场上写下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的双手也被砍下。

据说，西塞罗在面对刽子手时如是说：“士兵，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合适的，但请选一种合适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

恺撒

CAESAR

公元前100—公元前44年

宁为村中一王，不做罗马副手。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在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都具有过人的天赋。他出身贵族，但家境并不殷实。恺撒冷酷无情，精力过人（甚至有点癫狂）。他在罗马共和国的政坛平步青云，升迁的速度令人咋舌，这得益于当时马略和苏拉的血腥内战。恺撒19岁时，他疏远与苏拉的关系，在东方作战并声名鹊起（当时，有人指责他与比提尼亚国王之间有同性恋关系）。恺撒曾落入一帮海盗之手，但海盗收到赎金后就释放了他。刚被释放，恺撒旋即组建了一支小舰队，返回消灭了这帮海盗，这是典型的恺撒式做派。恺撒钟情于使用冒险的政治手腕，对勾引已婚妇人也是乐此不疲——他是一个性冒险者，被人们戏称为“胆大的通奸者”，曾经和他的对手克拉苏和庞培的妻子，以及后来刺杀他的布鲁图斯的母亲有染，后来又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保持情人关系。

恺撒是马略的侄子，曾险遭苏拉暗杀——也只有在独裁者苏拉死后，他才有了步入政坛的机会。他的崛起一开始受到了庞培至高无上地位的约束（庞培征服了叙利亚，是罗马共和国最伟大的战士，也是最富有的政治家），此后因三场大胜又被奖赏。恺撒于公元前61年当选为执政官，与庞培和克拉苏形成了“三头同盟”，以和平方式共同统治罗马共和国。恺撒此后花了九年时间征战高卢和罗马西部，战功赫赫，声名鹊起。后来，他在自己所著的《高卢战记》一书中（用第三人称）叙述了这一系列战争，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过人文采。他亲自指挥了50场战役。在高卢，他使自己名声大噪，同时也攫取了大量财富。

恺撒41岁时还在征战。这对于一位征服者来说已经到了征战的晚期——亚历山大大帝死时不过33岁，汉尼拔最后一战是在45岁，拿破仑和威灵顿在滑铁卢最后一战时都是46岁。

公元前55—公元前54年间，恺撒曾入侵不列颠，但并未完全将其占领。公元前53年，“三头同盟”解体。庞培统治了罗马共和国，元老院要求恺撒交出军权，但恺撒不同意。恺撒渡过卢比孔河[1]。卢比孔河是隔绝高卢与意大利的天然屏障，恺撒的叛国之心暴露无遗。庞培退至希腊重新集结军队，恺撒夺取了罗马城，担任执政官。公元前48年，恺撒在法萨罗[2]挫败敌军。随后，庞培在埃及遇刺身亡，而恺撒在埃及与年轻的王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坠入爱河，他利用兵权助克利奥帕特拉登上埃及王位。他们在尼罗河上的一艘游船上夜夜笙歌，极尽奢靡。在回国途中，恺撒在亚洲短暂停留，在泽拉城（Zela）击败本都国王兼博斯普鲁斯国王法纳西斯二世（King Pharnaces）。这是他赢下的战役中耗时最少的一场，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说了那句简短有力的豪言壮语：“我至，我见，我征服。”恺撒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随后又在非洲重创了庞培军队。带着四场大胜，恺撒于公元前46年返回罗马。公元前44年，他计划出兵巴尔干，与帕提亚交战。在罗马，他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最高统治权，建立起绝对权威，甚至有点帝王的味道。人们畏惧并憎恨他的权力，但他并不是运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的，而是通过宽恕和仁慈，利用手上的权力为人民谋福祉。恺撒拒绝了皇位，但接受了“国父”“最高统治者”“终生独裁者”和“十年执政官”的称谓，人们都认为他是神圣的。

恺撒手握帝王实权，招致刺杀，实施阴谋的正是他原先的支持者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时，恺撒已经收到有人想刺杀他的警告，但他不以为意。3月15日，当恺撒在元老院大会上接见请愿者时，60名元老扑向他，用匕首捅他。恺撒倒下了，身上留下了23处伤口。在此后的内战中，密谋者被打败，罗马帝国惨遭分裂，一方是恺撒的指挥官马克·安东尼，另一方是恺撒的侄孙子兼养子屋大维。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角击败安东尼，从而统一了罗马帝国，成为帝国的首任皇帝。恺撒成了“皇帝”以及他的子孙后代的代名词，德语中的“皇帝”（kaiser）和俄语中的“沙皇”（tsar）均来源于恺撒的名字。

[1]　卢比孔河（Rubicon），意大利北部河流。

[2]　法萨罗（Pharsalus），古希腊城邦。

大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

约公元前73—公元前4年

希律王看到自己被智者嘲弄，勃然大怒，派人将伯利恒[1]和当地海岸线所有两岁以下的孩童统统杀害。

——《马太福音》2：16

大希律王是犹太和阿拉伯混血，是罗马帝国在犹太行省耶路撒冷的代理王。他执政32年，成就显著，但也罪行累累。青年时期，他就因相貌堂堂而出名，作为一位君王，他天赋异禀，精力旺盛，智慧过人，自强自立。他集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于一身，主持修缮了第二圣殿，完成了耶路撒冷城的装饰和修缮工作，还建立了很多大城市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堡垒。他在罗马帝国东部的中心地区建立起广袤、富饶、地位显赫的王国。但是，希律王对权力、女色和荣誉贪婪无度，基督福音书里将他描写为嗜血的恶魔，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在其著作《犹太人的历史》中将他刻画为独裁者的形象。他并没有像福音书中写的那样下令展开对无辜者的屠杀，但他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妻子，以及数不清的敌人。直到死前，他一直利用恐怖手段和谋杀来确保权力不会旁落。

大希律王大约出生于公元前73年，是安提帕特（Antipater）的次子。安提帕特是以土买人，但皈依了犹太教，是马加比家族西门大帝的重孙，犹太王许干二世的首席执政官。公元前142年，安提帕特将朱迪亚建立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自此，马加比家族一直以国王和大祭司的双重身份统治着朱迪亚。然而许干二世的弟弟亚里多布将其赶下王位，许干二世失势，为了夺回王位，他决定与罗马共和国的铁腕人物庞培结盟，将朱迪亚的统治权交给了罗马。希律王和其父安提帕特深谙罗马政治之道，在内战中永远站在胜者一方，先是庞培，后是奥古斯都大帝，这样才得以维护手中的权力。此后，公元前47年，恺撒任命安提帕特为朱迪亚总督，而许干二世仅仅得到了国王之名。公元前43年，许干二世的侄子安提柯一呼百应，发动政变，许干二世幸免于难，但沦为阶下囚，三年后被流放。与罗马为敌的帕提亚入侵并占领中东，安提柯在帕提亚人的资助下成为国王。希律逃往埃及寻求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庇护，随后又前往罗马。当时的两大铁腕人物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任命他为朱迪亚之王。大希律王用了三年时间征服了王国。占领耶路撒冷时，他屠杀了64位犹太长老。

大希律王引起的民怨极大，他还试图抛弃第一任妻子多丽斯，与许干二世未成年的外孙女，即马加比家族的后人米利暗联姻。他前后十次联姻，育有14个子女，其中3个为他自己所杀，另外3个先后继承了他的王位。

希律王下令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包括渡槽、圆形剧场、恺撒利亚令人惊叹的贸易港口（很多人视它为世界奇观之一），以及马察达、安东尼亚和希罗底的城堡。但最为宏大的工程当属重建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这项浩大的工程耗时多年。单是为了改造圣殿山就投入了超过一万人，耗时十年之久。圣殿庭院和外围建筑的建造工作甚至延续到大希律王死后才得以完成。至今尚存的最后一堵承重墙正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哭墙。

大希律王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公元前36年，他将大祭司（内兄亚里多布）活活淹死，仅仅是因为害怕他有朝一日可能与自己为敌。老国王许干也遇害。大希律王迎娶了马加比家族的公主米利暗，米利暗美若天仙，但性格孤傲，这桩婚事更多是因鲁莽草率而决定的，后患无穷。他们彼此相爱，但又彼此仇视，育有二子。公元前29年，大希律王下令处死米利暗，因为有人暗示他米利暗欲策划谋反。随后，到了公元前7年，他又处死了与米利暗生下的两个儿子——亚里多布和亚历山大，原因是他与多丽斯的儿子安提帕特称，二人在设计谋害他。奥古斯都大帝曾戏称，他哪怕做大希律王的猪，也不愿做他的儿子，因为犹太人不食猪肉。

希律王与奥古斯都及其手握重权的副手马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私交甚好，他将自己的儿子们送到罗马宫廷接受良好教育。他的王国盛产矿产、美酒和奢侈品，这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仅次于皇室的最富有的人。但后来，腐朽堕落的希腊化犹太宫廷使出恶毒的阴谋，破坏大希律王的家庭，毁坏他作为动荡不堪的中东的可靠统治者的名誉。大希律王此时已年迈体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异常糟糕，生殖器已腐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曾描述“这是对他曾经用来制造害虫的私密器官的净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宫廷并没有放缓屠戮的进度。公元前8年，由于受到艾赛尼派信徒——一群恪守犹太教规的人——的挖苦，大希律王将位于谷木兰的教堂烧为灰烬。公元前4年，一群学生将圣殿入口处象征罗马帝国的铜鹰捣毁，他下令烧死这些学生。大希律王在死前几天下令处死儿子安提帕特，因为他怀疑安提帕特会谋权篡位。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召集王国内的精英，批准将王国一分为三，交由三个儿子分管。

[1]　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中部城镇，相传为耶稣和大卫的诞生地。

克利奥帕特拉

CLEOPATRA

公元前69—公元前30年

甚愚！君不见，吾心若可与君绝，已鸩君千百次矣！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埃及最后一位法老，但实际上她是希腊人，而非埃及人。她善用手段，利用王朝的尊显地位、个人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女性魅力，试图重振家族失去的帝国——她曾无比接近成功。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托勒密将军的后代，托勒密曾以埃及为根据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帝国。

托勒密家族将希腊众神融入埃及的万神殿中，同时又采纳了古埃及法老家族内部通婚的做法。公元前51年，年轻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同她的长兄，同时也是夫君托勒密十三世共同掌管王位。虽年仅18岁，但克利奥帕特拉野心勃勃，阴险狡诈，独享王权之心昭然若揭。托勒密十三世将其流放，旋即，她开始寻求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

公元前48年，恺撒追击与他争夺罗马帝国统治权的庞培的残余势力，追至埃及。庞培在埃及被杀。恺撒此时已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但却被克利奥帕特拉卷入埃及的内战之中。恺撒当时已是52岁高龄，而克利奥帕特拉才21岁，但她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埃及王朝的继承人。克利奥帕特拉的相貌并不出众，称不上绝世美女——鹰钩鼻、尖下巴，但她和恺撒一样心狠手辣，在性事和政治冒险上也是志趣相投。

克利奥帕特拉将自己裹在洗衣袋（而不是地毯）里送到恺撒面前。当这位冰雪聪明、性感迷人的王后出现在恺撒面前时，恺撒立刻像着了魔似的。恺撒受兵力所困，几次濒临失败，但最终还是击溃了克利奥帕特拉的敌人，将她重新送上王位。面对这对爱人的联合军队，托勒密十三世选择了逃跑，在尼罗河畔投河自尽。克利奥帕特拉最小的弟弟成了托勒密十四世，她新的夫君。

克利奥帕特拉和恺撒育有一子，名叫恺撒里昂。在罗马时，克利奥帕特拉并不避讳作为恺撒的姘头的身份，招致了非议和丑闻。有传言说，恺撒曾试图成为罗马皇帝，并立克利奥帕特拉为皇后。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被政敌杀害，克利奥帕特拉逃亡。

回到埃及后，克利奥帕特拉着手恢复自己的影响力。统治着罗马共和国的“三头同盟”之一，恃强凌弱的将军马克·安东尼召见克利奥帕特拉。她觐见时，乘镀金驳船，穿着如维纳斯，身躯微倾，美得令人窒息。安东尼和当年的恺撒一样，当即就被克利奥帕特拉迷住了。马克·安东尼受权掌管东方，而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掌管西方。但是，安东尼很快受克利奥帕特拉的蛊惑，接受了希腊式的东方君主观念，这种观念与罗马苦行为尊的传统大相径庭。克利奥帕特拉决意要利用罗马这一靠山重建托勒密帝国。

安东尼认为克利奥帕特拉并不是需要保护的君主，而是将她看作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他将叙利亚、黎巴嫩和塞浦路斯的大片土地给了克利奥帕特拉，将他与克利奥帕特拉的孩子分别任命为六个国家的国王。安东尼将克利奥帕特拉视为他东方王朝的共同创建者，而新占领的埃及土地可作为罗马帝国对抗帕提亚人的基石。但是，罗马并不允许一个独立的托勒密王朝东山再起。屋大维，也就是安东尼抛弃的罗马妻子同父异母的兄弟，敦促元老院向埃及宣战。

安东尼自命为神，但在公元前31年亚克兴角一役中被屋大维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安东尼自刎，克利奥帕特拉不想忍受脚戴铁链被送上罗马街头示众的耻辱，托人在运给她的无花果篮中放了一条毒蛇。屋大维的士兵找到她时，发现女王已死在金床之上，她的手臂上有致命的角蝰蛇留下的齿印。克利奥帕特拉希望成为托勒密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然而最终却不幸成为了有关托勒密王朝的最后记忆。她把赌注下在了一位几乎不曾打过胜仗的将军安东尼身上——因此输得一无所有。

奥古斯都和利维娅

AUGUSTUS＆LIVIA

公元前63—公元14年和公元前58—公元29年

他初至罗马，此处不过砖瓦而已；

待他离开，罗马却已是大理石造就的帝都。

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皇帝。奥古斯都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他开创了朱里亚·克劳狄封建王朝，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尼禄下台。

奥古斯都出生在上流社会的家庭，但身世不明，出生时取名“屋大维”。他是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恺撒的侄孙子，恺撒收他为养子。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当时年仅19岁的屋大维成为了一代伟人恺撒的继承人，不仅继承了其政治地位，还继承了大笔财产。屋大维此后自称“恺撒·屋大维”。一开始，人们因他涉世未深，对他冷嘲热讽，爱理不理，但屋大维展现出了过人的勇气，首先挑战了当时恃强凌弱的将军马克·安东尼，随后又与安东尼结盟，对抗刺杀恺撒的凶手。“三头同盟”——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于公元前42年在腓立比击败了刺杀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随后三人瓜分了罗马共和国。屋大维统治罗马城以及西部地区，安东尼统治东部地区。安东尼到了东部以后，与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结成政治伙伴，同时也暗生情愫。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野心勃勃，导致罗马共和国内部产生分裂，陷入战争泥潭。屋大维从未当过士兵，但其麾下军队由天赋异禀的将军马库斯·阿格里帕率领，于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重挫安东尼。自此，屋大维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主人。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双双自尽。

屋大维将罗马共和国的诸多职位合为一体，创造了一个新的头衔“元首”（princeps），也就是实际上的皇帝，他占据元首之位直至去世。起初，元首不是世袭的。32岁时，屋大维自称“奥古斯都”（意为“尊者”）。当时的他身形瘦小，性情冷淡。作为管理者，他一丝不苟、心思缜密、冷静理性、善谋人事和政事，但也吹毛求疵、拈花惹草。他改革了政府、行省机构以及司法体系，规范税收，资助了众多作家，如贺拉斯、维吉尔和李维。他修缮了罗马城，尽量使罗马帝国的领土不再扩张。他作战的主要对手是日耳曼人。公元9年，瓦努斯（Varus）率领的一支军团在日耳曼下落不明，令他心痛不已。奥古斯都晚年受夫人利维娅控制，继承人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他创造了一套时而世袭，时而通过选举产生专制君主——皇帝——的体制，这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灭亡。事实最终证明，帝国的未来属于他的妻子利维娅和她的家族。

利维娅生于公元前58年，父亲是马库斯·利维乌斯·德鲁苏斯·克劳狄安努斯，是来自意大利一个城镇的执政官。他的家族血统高贵。公元前42年，利维娅被许配给她的表哥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他们的长子亦取名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后来成为了罗马皇帝。

对于组建家庭来说，那个时代过于动荡。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后，罗马爆发了内战。利维娅的丈夫和父亲都支持刺杀恺撒的凶手，反对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公元前42年，屋大维和盟友马克·安东尼在腓立比击败刺杀恺撒的凶手，利维娅的父亲自刎而死。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的结盟终究是短命的。随后，利维娅的丈夫加入了以马克·安东尼为首的反屋大维军队中。最终，公元前40年，利维娅一家被迫逃离意大利，以摆脱屋大维的追杀。

尼禄夫妇在西西里岛短暂停留，然后去了希腊。公元前39年，屋大维宣布大赦马克·安东尼的支持者，在他人的劝说下，夫妇二人返回罗马。回到罗马后，利维娅被引荐给屋大维，屋大维对她一见钟情。此时，利维娅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德鲁苏斯。但即便如此，尼禄还是被劝服，将她作为政治礼物献给了屋大维。

自从与屋大维结为夫妇后，利维娅在公众面前竭力表现出保守、尽责、忠诚的妻子的形象。随着丈夫的政治实力不断增强，她的地位得到众人认可。公元前35年，她被封为“圣女”，享有同护民官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力。

但暗地里，利维娅施展着自己最大的影响力，且往往手段恶劣。她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可用的资源却对她非常不利。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心狠手辣、阴险狡猾的女人。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她毒死过任何人，但她偏偏以毒害他人之罪名而臭名昭著。

奥古斯都唯一的孩子名叫茱莉娅，是与前一任妻子生下的女儿。因此，谁能成为他的继承者并不明朗。但对于利维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她的儿子应该继承皇位。

奥古斯都的首选继承人是侄子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勒斯。然而，马塞勒斯患上了怪病，于公元前23年不幸去世。利维娅培养了众多毒师，因此有人怀疑她是杀害马塞勒斯的凶手。

接着，奥古斯都希望他的挚友，获得亚克兴角胜利的军队总司令马库斯·阿格里帕成为继承者。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收养了阿格里帕的两个幼子，盖乌斯·恺撒和卢修斯·恺撒，继位的顺序貌似万无一失了。

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去世，而卢修斯和盖乌斯分别于公元2年和4年去世，谁来接任奥古斯都的问题变得愈加不明朗。两位年轻王子的死因谜团重重，利维娅再一次被公认为是幕后黑手。最终，奥古斯都被迫接受了利维娅的提议：公元4年，病危的奥古斯都收其子提比略为养子。提比略缺乏自信，但身体健全——就这样，提比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之一。

无奈，利维娅又一次对皇位继承进行干预。公元4年，在最后决定继承的顺位时，奥古斯都将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老阿格里帕仅存的儿子收为养子。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波斯图穆斯被放逐出罗马，原因是卷入了反对奥古斯都的政变中。这次，还是不能排除利维娅插手了这件事的嫌疑。然而，到了公元14年，有迹象表明，奥古斯都希望恢复最后一个养子的声誉。利维娅不希望看到最后出现一个对提比略构成威胁的搅局者，据说，她亲手毒害了自己的丈夫——年迈的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死后不久，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也被谋杀，提比略成为罗马皇帝。利维娅仍然有着重要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奥古斯都将自己三分之一的财产遗留给了她（这一举动很是反常）。她开始自称为“茱莉娅·奥古斯塔”。提比略知道，利维娅的阴谋诡计对他有利，但一直心惊胆战。渐渐地，提比略开始怨恨利维娅的干涉。

公元29年，利维娅去世，提比略并没有出席葬礼。他也反对以神灵身份供奉利维娅。给利维娅送上最为真挚悼词的是奥古斯都的重孙，利维娅曾收养他，他一直生活在利维娅家中。卡里古拉将利维娅形容为“身着女装的尤利西斯”——他的赞扬也许是利维娅收到的最为坚定的诅咒。

提比略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执政者、天赋异禀的将军，但是，他始终对自己不是养父继承人的第一选择而耿耿于怀——事实上，他甚至连第二、第三选择都不是。这或许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作为统治者，他却从未过上安逸的生活。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为内部动乱和政治阴谋所困。公元26年，提比略厌烦了国事，移居卡普里岛[1]上的行宫，以半退休的状态度过了执政的最后十年。其间，禁卫军长官卢修斯·艾利乌斯·谢亚努斯实际上是日常的统治者。

雄心勃勃的谢亚努斯将他的新职位视作攫取绝对权力的垫脚石。自公元29年起，他发动了恐怖统治，给元老院和骑士阶层里的敌人纷纷扣上叛国的罪名，将之审判并处死，从而使自己成为罗马最有势力的人。谢亚努斯还阴谋插手提比略继承人的排序。公元4年，一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就定侄子日耳曼尼库斯为自己的继承人。作为将军，日耳曼尼库斯很受欢迎，后来统治着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在叙利亚离奇身亡。提比略的亲生儿子德鲁苏斯死于公元23年——极有可能是被谢亚努斯毒死的。谢亚努斯的政治野心愈发膨胀，他想娶德鲁苏斯的遗孀小利维娅为妻。然而，提比略拒绝了他的请求。日耳曼尼库斯的两个儿子于公元30年相继被铲除，按照继位的顺序，似乎只能轮到日耳曼尼库斯仅存的儿子卡里古拉或者德鲁苏斯的儿子提比略·哲麦鲁斯了。谢亚努斯一心想篡权，公元31年，他试图铲除皇帝和皇室幸存的男丁。提比略下令逮捕谢亚努斯，处以绞刑，尸体被一帮暴徒撕得粉碎。

同时，在卡普里岛，提比略比离开罗马城前更加纵情声色。对耸人听闻的题材颇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斯威托尼厄斯（Suetonius）在《提比略的奢靡生活》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

在卡普里岛颐养天年的时光里，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因为擅长各种怪异的性爱方式和肛交被挑选出来作为性爱高手，他们三人一组，在提比略面前表演性交以激起他的情欲。一些屋子里堆满了从埃及运来的情色文学书籍和性爱手册——为的是让进来的人提前知晓他们将要做什么。提比略还在树林中搭建了性爱角落，让女子扮成仙女，男子扮作潘[2]，在开阔地上性交……他还因一些更加令人作呕的事情而臭名昭著，人们谈及或者听到这些事情时都无法忍受，更别说相信这些事情了。他将小男孩当作一条条“鲦鱼”来训练，游泳时让他们来追他，游到他的胯下为他口交。他还让没断奶的婴儿吮吸他的胸脯和腹股沟。

提比略于公元37年去世，卡里古拉继位。

[1]　卡普里岛（Capri），意大利南方岛屿。

[2]　潘，传说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山林、畜牧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福纳斯（畜牧农林神）。

耶稣

JESUS

约公元前4—约公元30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耶稣登山训众论福所讲的“九福词”[1]的前三句

拿撒勒[2]的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的信徒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是上帝在世间的象征。耶稣生活在罗马帝国和希律王室统治下的朱迪亚和加利利[3]。他曾做过木匠，后来传道，但时间不长——也就一年的样子，最多不超过三年。他祈祷上帝之国的到来，劝诫信徒要以谦卑悲悯之心生活。据说，他能治病患，行神迹。他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们相信他后来起死回生，升入天堂。他给人们留下的基督教不仅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主要基石，也为全世界成千上万人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指引。

耶稣出生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很少有关于他早年生活中其他事件的记录。他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母亲叫玛利亚，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圣母”。《圣经·新约》里的几大福音书关于玛利亚如何怀上耶稣的描述略有不同，学界也一直存在着关于耶稣是否有兄弟姐妹的争论。有关耶稣家庭确切性质和成员构成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不断涌现。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小镇，当时正值犹太国王大希律王（死于公元前4年）执政末期，恰巧正在进行人口调查。大批朝圣者，包括牧师及来自东方的“智者”在耶稣降生时前来探望。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他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接受了割礼，以一只鸽子作为祭品祈求他的福祉。

耶稣在孩提时代就展现出聪颖过人的一面。年轻时，表兄施洗约翰给他施浸礼。约翰曾预言他会到来接受浸礼。此后不久，耶稣成为一名巡回传道人和医师，游历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地并传教。

根据福音书中的记载，通常耶稣行按手礼就能治愈失明、瘫痪、麻风、聋哑，还能止血。他还能够驱魔，因而声名远扬——他前往犹太教会堂驱魔，治愈了很多精神或者身体患病的人。据说，他将驱魔的能力传给了他的门徒。

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一睹其真容。最为出名的几个神迹包括：在水上行走；用几条鱼和几块面包变出很多鱼和面包，解决了一大群人吃饭的问题；将水变成酒；当他诅咒一株无花果树时，树瞬间枯萎了，这使他的门徒大惊失色。

除了行神迹，耶稣还传道。他主要的训诫就是上帝之国的临近，天启即将到来，审判日将至。届时，忏悔以及信仰他的人就能得以永生。他赞同贫困是一种高尚的状态，他选择与罪犯和穷人待在一起，宣称上帝并不是派他向正直之人说教，而是向误入歧途之人传道。耶稣还训诫人们要宽恕敌人，恪守谦卑虔诚的道德准则。

根据部分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自视为“弥赛亚”（意为“救世主”）；其他福音书中则称，他用“人子”自称。耶稣师从犹太预言师，他的每个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以赛亚、以西结等希伯来先知的预言。但他不齿圣殿的贵族教师和希律家族的幼君，再联系到他关于天启的论断，他成了罗马人的眼中钉。当时，一连串的犹太“伪先知”和自封的“弥赛亚”在朱迪亚作威作福，罗马人在对付这些人时从不手软。耶稣始终遵守犹太教规，他深信，一位犹太先知生也好死也罢，都应在耶路撒冷。公元30年，耶稣在逾越节之际前往耶路撒冷，引起了耶路撒冷总督的密切关注。

逾越节期间，罗马军队一向驻扎在耶路撒冷，以应对民众制造混乱。士兵们看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备受拥戴。在进入圣殿时，他打翻了人们簇拥着缴圣殿税和购买祭祀用鸽的桌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耶稣这一搅局的做法无疑冒犯了犹太教士们。罗马驻犹太总督彼拉多此前已经镇压了一次加利利人的反抗活动。彼拉多手段残忍，行为拙劣，鲁莽草率，镇压人民时心狠手辣，因此臭名昭著。他不愿看到任何来自犹太人的威胁，而且这一威胁还与人民期待弥赛亚的心情息息相关。彼拉多蛊惑大祭司让耶稣沉默。大祭司唆使耶稣的一个门徒，背信者犹大，背叛耶稣。耶稣与门徒最后一次共进晚餐，也就是“最后的晚餐”。席间，他们分享面包和红酒。之后，耶稣带他的门徒到橄榄山祈祷。在客西马尼园中，犹大出卖了耶稣，大祭司该亚法下令将耶稣逮捕并带走，该亚法判决耶稣犯了亵渎神灵之罪。耶稣被带到总督彼拉多面前，被判死罪。耶稣受到鞭笞，背着一个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街头。在城外，他和两个盗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耶稣受难的过程不难看出，对他的审判与行刑都是罗马人所为：若不是犹太大祭司的行为，他会被乱石砸死。

耶稣死后三日，相继有人称看见了耶稣。但他再次出现时并不是鬼魂，也不是重生的躯壳，而是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形式。在拜访了他的许多友人之后，耶稣升天，给他的信徒们留下了建立基督教的使命。

经过数世纪的艰苦努力，基督教最终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宗教。耶稣反战、谦卑、慈爱、友善的处世哲学历经时间的考验流传了下来，尽管其间天主教、新教以及其他一些教派假借其教派或教义之名，犯下了很多骇人听闻、荒淫无度之事。犹太基督教的许多观念都为西方政治思想、行政法治、道德观念、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学提供了来源，奠定了基础。

然而，有关基督精神的故事中，有一处莫大的讽刺：耶稣没有留下任何手稿；大部分福音书都是在罗马人摧毁犹太第二圣殿（公元70年）40年之后才写成的。此前，由耶稣家人领导的基督徒一直在圣殿中以犹太人的身份进行祈祷。耶路撒冷的覆灭和犹太教的没落最终导致基督教和犹太教分道扬镳。但是，耶稣显然将自己看作一个犹太人，而不是新宗教的创始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未能成为弥赛亚，他也的确是一位先知、改革家、人子。大数城（Tarsus）的犹太人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皈依基督教，他精力充沛，四处传教，后来被尊称为“圣保罗”。正是他将基督精神推广为一个普世宗教。他的依据并不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我救赎的过程以及所有信仰耶稣的人所行的善事。保罗致力于使异教徒皈依，而不仅仅是犹太人，他的做法使得基督教最终成为世界性宗教。

[1]　原文为“九福词”，但应为“八福词”。

[2]　拿撒勒（Nazareth），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相传为耶稣的故乡。

[3]　加利利（Galilee），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

卡里古拉

CALIGULA

12—41年

让他感觉到死亡将至。

——根据斯威托尼厄斯的记载，

卡里古拉在死刑犯受刑时会下如是命令

卡里古拉年幼时深受罗马人民爱戴，很小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在14年后结束统治时，他留下的是丧心病狂的暴君的名声。卡里古拉性情反复无常，政治上愚钝，军事上无能，荒淫无度，甚至有乱伦的行为。他从深受喜爱的王子堕落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疯子，他的统治迅速变得充满羞辱、残杀和疯狂。

卡里古拉——也被称作盖乌斯·恺撒——是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的重孙。“卡里古拉”是他的昵称——意为“小靴子”，来源于他幼时跟随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征战时穿的小军靴。当时，卡里古拉在军队中人见人爱，是个小吉祥物。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突然去世，随后卡里古拉的两位兄长和母亲阿格里皮娜也去世。许多人怀疑，卡里古拉的伯祖父提比略毒死了人们爱戴的日耳曼尼库斯，因为担心他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公元31年，卡里古拉搬到提比略位于卡普里岛的行宫中，与他生活在一起。正是那段时间，卡里古拉性格中阴暗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正如罗马历史学家斯威托尼厄斯之后所记载的（虽然来源并不一定客观）那样，“他不能控制天性中残忍邪恶的一面，他热衷于观看严刑拷打以及对人用刑的场面。他甚至在晚上还头戴假发，身着长袍，暴饮暴食，进行通奸，以庆祝白天所见之事”。有关卡里古拉和妹妹德鲁希拉通奸的丑闻也逐渐流传开来。

公元37年3月，提比略去世，据说是被卡里古拉用枕头闷死的。根据提比略的遗嘱，在他死后，由卡里古拉和提比略的侄子提比略·盖米鲁斯（Tiberius Gemellus）共同执政，但卡里古拉登基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谋杀了盖米鲁斯。卡里古拉缺乏政治经验，同时又因备受宠爱而傲慢自大，渴望绝对权力，后来证明他的统治是灾难性的。

卡里古拉狂妄自大的事例不胜枚举。有一位先知曾说，卡里古拉当上皇帝的可能性就和他能骑马穿过那不勒斯湾的可能性一样。卡里古拉意欲推翻先知的预言，于是用船作桥，架在水面上，然后成功渡过那不勒斯湾，当时他穿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胸铠。还有传言说，他赐予自己心爱的坐骑英西塔土斯执政官的职务。在高卢时，他曾下令军队在岸上收集贝壳，作为“海洋的战利品”以击败海神。

卡里古拉极端偏执。随着秃顶日益严重，体毛却异常浓密，卡里古拉对此很是在意，任何人看他一眼都会被视作不敬之举。若有人被怀疑对他不忠，卡里古拉会用尽各种残忍的逼供手段，然后将其处死——就算坦白一切也没用。其中一种逼供手段是在嫌疑人身上抹上蜂蜜，然后将其暴露在一群蜜蜂之中。

所有人都担心随时会被卡里古拉处死。斯威托尼厄斯记载道：“许多贵族贤士被烙上烙印而毁容，随后被发配到矿井工作或者去筑路，抑或被当成饵料投给野兽；卡里古拉有时将他们当成动物关在笼子里长达数小时，或者用锯子将他们肢解。这些惩罚并不一定是由于对他有不敬的行为，经常是因为批评了他的做法或者怀疑他的才智。”

卡里古拉一直深信自己是一位圣人。他将奥林匹斯众神雕塑的头像换成他自己的，甚至还妄图将耶路撒冷圣殿里犹太神的头像也换掉，险些招致犹太大乱。根据斯威托尼厄斯的记载，卡里古拉经常与神说话，仿佛他就是众神中的一员。有一次，他问一个演员他和朱庇特谁更伟大，演员的回答没能使他满意，卡里古拉毫不留情地鞭笞了他。卡里古拉说，那个演员的哭号声对他来说就像是悦耳的音乐。还有一次，与两位执政官共进晚餐时，他突然狂笑不止。当被问为何而笑时，卡里古拉回答：“可以想象吗，只要这会儿我稍微点一下头，你们就会被割喉，当场死亡。”与之类似的是，他曾亲吻着他的皇后的脖颈，低语道：“只要我一下令，你漂亮的脑袋就会离开你的脖颈。真希望罗马城也是一个脖颈上顶着脑袋的人。”有关这位暴君的残忍手段最臭名昭著的故事是，当他的亲妹妹德鲁希拉怀上他的孩子后，他迫不及待地希望看见婴儿，于是将婴儿从她肚子里挖了出来。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德鲁希拉死于公元38年，很多人推测死因是流感。在她死后，卡里古拉宣布德鲁希拉是一位女神。

卡里古拉极其自恋，痴迷于残忍的行径，这些都使得他不受任何社会阶层的欢迎。禁卫军认为必须结束他的统治。公元41年1月，两名禁卫军军士在卡里古拉离开罗马皇宫时伏击并杀死了他。他们此后又杀了皇后，还将卡里古拉年幼女儿的头撞在墙上，将其活活撞死。

卡里古拉的一生证明，奥古斯都一手创造的帝国体系并没有打破罗马共和国的禁锢，反倒使得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卡里古拉突破了法律对他的限制，以绝对权力统治着子民，手段极为残忍。卡里古拉象征着绝对权力道德腐朽、嗜血、疯狂的一面。

尼禄

NERO

37—68年

他想杀谁就杀谁，一点儿也不偏袒，一点儿也不温和。

——斯威托尼厄斯

尼禄因“看着熊熊大火中的罗马大笑”而出名，他是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在这一王朝统治期间，罗马从共和国变成实行独裁统治的帝国。尼禄自幼生活在暴力和暴政之中，他执政时虚荣无度，令人发笑。他充满了各种奇怪的念头，令人痛恨。他的独裁统治又是那么地愚昧无能。他一手制造了乱局，在乱局之中退位，随后去世，很少有人对他的死感到惋惜。

公元37年，卢修斯·多弥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尼禄的全名）出生于距罗马不远的安提姆镇（Antium），当时卡里古拉皇帝在位——卡里古拉是尼禄的舅舅。与众多兄弟一样，尼禄受尽卡里古拉的摧残——在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失去了卡里古拉的宠爱后，他和母亲一同被流放。阿格里皮娜是卡里古拉的妹妹，也是罗马历史上最心狠手辣的女人。当她夺取卡里古拉皇位的阴谋败露后，他们二人之间不伦的关系也随之结束。卡里古拉死后，克劳狄一世继位，他赦免阿格里皮娜母子，让他们返回罗马。当时，克劳狄一世刚刚处死了他淫乱的皇后美撒利娜。公元49年，阿格里皮娜成了克劳狄一世的第四任妻子。克劳狄一世不仅收尼禄为子，还将他与自己同美撒利娜的儿子布列塔尼库斯定为共同的皇位继承人。

然而，阿格里皮娜并不想事事顺其自然。公元54年，她毒死了克劳狄一世。阿格里皮娜母子的关系却发生了破裂，随后几年，阿格里皮娜发现她对尼禄逐渐失去了控制，于是决定密谋让布列塔尼库斯取代尼禄的位置。尼禄察觉了阿格里皮娜的阴谋，立即将他的政敌毒死，同时假借阿格里皮娜冒犯他的妻子奥克塔维亚之名，将阿格里皮娜赶出皇宫。

且不谈这场阴谋，尼禄统治早期，执政方式还是很明智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国事都由睿智的辅佐大臣处理，比如哲学家塞内加、禁卫军长官伯勒斯以及可靠的希腊自由人。但这种平稳的执政未能延续下去。尼禄羽翼渐丰，希望摆脱他人的控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政。

第一个发现他这种迹象的人是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当时，阿格里皮娜仍然在暗中谋反。尼禄厌倦了与母亲勾心斗角的日子，于是在公元59年彻底铲除了阿格里皮娜。起初，尼禄想把她淹死在那不勒斯湾中，但计划失败，于是他又派一名刺客了结了阿格里皮娜的性命。有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当刺客靠近阿格里皮娜时，她已经发觉了将会发生什么，她褪去衣服，大声喊道：“这儿！刺向我的子宫！”仿佛是以自己的行为最后一次表达对弑母的儿子的蔑视。

铲除了母亲之后，尼禄的统治迅速转变为小范围的专制。他捏造罪名，将伯勒斯和塞内加送上审判台，两人虽然最终被无罪释放，但均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影响力。尼禄逐渐打破了权力的平衡，取得优势，但也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他迷恋友人的爱妻波培娅·萨宾娜，最后娶了她。根据历史学家斯威托尼厄斯的记载，波培娅的丈夫是被“说服”休妻的。同时，尼禄先是放逐妻子奥克塔维亚，随后又下令杀死了她，为和波培娅的结合扫清了道路。

公元64年，罗马城遭遇了一场大火，但是身为皇帝的尼禄却漠不关心，反倒是站在一旁观望着火势，还一边弹奏着七弦琴。根据罗马编年史家塔西佗（Tacitus）的记载，尼禄正是这场大火的纵火者，他企图借此机会腾出地方建造新的宫殿。真相却很有可能是尼禄帮助扑灭了大火，并且将自己的花园提供出来安顿无家可归的人。但他轻率、不负责任、愚昧无能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尼禄找了个替罪羊，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迫害基督徒。塔西佗记录下了尼禄的罪行：“他对基督徒的死都加以嘲弄。基督徒们要么被包裹在兽皮当中，被猎狗活活咬死；要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么被投入大火中活活烧死，在白天过去、夜幕降临时，当作照明的工具。”

尼禄深信有人在密谋反抗他，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任何批评他的人都会被处死，包括在公元62—63年间被处死的安东尼·帕拉斯、卢比留斯·普劳图斯和浮士德·苏拉。随后，公元65年，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密谋罢黜皇帝，恢复昔日的罗马共和国，但不慎败露。被指控的41人中，接近一半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强迫自杀，其中包括塞内加。尼禄自认为是一个好演员，将大把的时间花在登台演出上，很少关心政事，忽视身为皇帝的职责。罗马的经济江河日下，国内混乱不断。他还自认为是一位很好的运动员，参加了公元67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从表面上看这是在拉近同希腊的关系，但实际上无非是为了赢得对他赛场上表现的阿谀奉承。他在很多比赛项目中折桂——大多是由帝国财政大臣事先花重金贿赂以确保的结果。

公元68年，军队内部的一些情况——大都是身为外行的皇帝所不能发觉的——决定了尼禄的统治不能再维持下去了。高卢行省的某个总督发动叛乱，劝服另一位总督伽尔巴加入了他的叛乱。伽尔巴成为反抗尼禄的核心人物；更为关键的是，禁卫军长官宣布了自己对反叛者的支持。尼禄被军队抛弃了，只能逃离罗马，隐藏行踪。不久后，尼禄选择了自杀，死时留下遗言：“我死了，世界上少了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给罗马帝国留下一片混乱，罗马帝国经历了“四帝之年”[1]，这期间爆发了内战，多方争夺皇位。直到韦帕芗的出现以及弗拉维王朝的建立，国内混乱的状态才得以结束。

[1]　四帝之年，指公元69年，罗马帝国于这一年中先后出现了四位皇帝，分别是伽尔巴（Galba）、奥托（Otho）、维特里乌斯（Vitellius）和韦帕芗（Vespasian）。

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121—180年

每一个时间点都是在永恒上刺下的小孔。

万物皆细小，万物皆无常，万物皆遁灭。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6.36

马可·奥勒留是罗马帝国的哲学家，也是罗马皇帝。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歌颂了诸多品质，而他本人正是拥有这些品质的典范，他执政时固守原则，善施改革，统治着幅员辽阔、骚乱不断的疆土。他统治帝国大公无私，脚踏实地，为了达到更高的政治追求不吝啬放权。他最主要的著作《沉思录》是对生活温和而深刻的评述，用平和而富有个性的语言诉说着禁欲主义者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对未来兴衰变迁的观点。

马可·奥勒留生于121年，原名马可·安尼乌斯·维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他的家人与上层官员颇有交情。他的祖父曾担任罗马执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他的一位姑姑嫁给了提图斯·奥勒利乌斯·安东尼努斯，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安东尼努斯·皮乌斯（Antoninus Pius）。他的外祖母则继承了罗马最大的一笔遗产。马可·奥勒留生活的时代也更为开明：公元1世纪至2世纪期间的罗马皇帝相比于奥古斯都大帝所缔造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那些好大喜功的君主们，显得更为理智冷静、慷慨大方，倾向于施行仁政。

马可·奥勒留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继承大业的。138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收养了马可·奥勒留作为他的继承人，称其为“安东尼努斯”。17岁的马可·奥勒留成了未来皇位的共同继承人之一，另一个年轻人是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后来也成为了罗马皇帝。

马可·奥勒留在希腊和罗马师从最好的教师，其中包括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和弗朗托。弗朗托在当时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巨匠。但是，修辞和语言并不能使这位聪颖的年轻人得到满足。他十分推崇《爱比克泰德语录》一书。爱比克泰德曾是奴隶，但后来成为斯多葛学派重要的道德哲学家。斯多葛学派告诫人们，只有坚韧不拔和自制自律才能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在生活中保持心境明澈、不偏不倚。大众哲学，尤其是斯多葛主义成了爱比克泰德生命中的试金石。

公元161年，马可的养父去世，此时马可已经做好了继承皇位的准备。但出于他的荣誉感和高明的政治思维，他坚持卢修斯·维鲁斯与他共同执政。虽然马可能轻而易举地铲除敌手，但他意识到，他需要统治的国土面积太大，若有一位具有政治威信但又没有足够实力破坏政权稳定的伙伴共同执政，利大于弊。事实上，最终还是由马可自己掌权。

身为皇帝，马可一直致力于改良前任皇帝的政策。他推行了一系列法律改革，赈济社会上不受欢迎的群体——奴隶、寡妇、幼儿在他的统治下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人们担心富人和穷人在法律权利和特权上的地位存在差距，但总的说来，马可致力为子民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繁荣的帝国。

马可也有无法掌控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战争带来的瘟疫。公元162—166年，在与帕提亚人交战期间，许多士兵身染瘟疫，随后整个罗马帝国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中。从168年至大约172年间，马可（维鲁斯与他共同执政，直至169年去世）忙于征服多瑙河畔的日耳曼部落——这些部落一直侵扰着罗马帝国。

虽然日耳曼部落牵扯了马可的大部分精力，但是他一直痴迷于斯多葛学派。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在征战和执政之余，他写下了《沉思录》一书。马可用希腊语写作，写作时天马行空，因此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日记体、随笔、名言警句的融合。在作品中，马可表达了战争中生命所受到的挑战、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爱恨情仇。

《沉思录》表达的最主要观点，是过度反应和绵绵苦闷是对生活中的罪孽最不好的反应。“如果你为外物困扰，困扰你的其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你对该事物的判断。”他曾这样写道，“现在，你有足够的能力抹除你自己的这种判断。”他还有这样一句警句：“黄瓜若是苦涩的，丢掉便是。道路上荆棘遍布，换条路便是。这么做足矣，切勿徒劳埋怨‘为什么世上要有这些破玩意儿？’”

《沉思录》是在连年征战的背景下写成的，因此书中多次出现关于死亡的描写也就不足为奇。马可的立场很明确：“不要觉得自己能活到千万岁。死神就在你头上。当你还活着，还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时，好好对待你的生命。”

马可的一生都在坚守这一立场。但作为父亲，他并不成功。在他于180年出征殉难前，他任命其子康茂德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康茂德掌权后疯狂而残忍，最终遇刺身亡。即便如此，马可·奥勒留在面对人世的不公和死亡时，意气风发地表达了那个时代鲜有的坚毅的观念，这是那个时代的人难以企及的。

康茂德

COMMODUS

161—192年

从幼时起，他（康茂德）就是一个卑鄙无信的小人，残忍，好色，口吐污言，道德败坏。

——《奥古斯塔史》

康茂德阴险恶毒，道德败坏，杀人如麻，狂妄自大，生活糜烂。随着好莱坞电影《角斗士》的热映，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不论电影的历史考据如何，《角斗士》还是把握住了康茂德的本质。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评判，康茂德统治时期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开始。

康茂德出生在罗马附近的拉鲁维乌姆。他的父亲是伟大的哲学家、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康茂德自幼便注定是皇位继承人人选，年仅5岁时就被称为“恺撒”（“少年皇帝”）。到了169年，他的两位兄长相继早夭，他成了马可·奥勒留唯一的儿子，因此也就成了皇位唯一的继承人。随后，他同父亲一道穿过整个罗马帝国，亲探如何施行统治。

176年，康茂德（当时未满15岁）受封为统帅。一年后，他获得了与父亲一样的称号——“奥古斯都”，在法理上成为父亲的共同执政者和皇位的继承人。随后他又受封多个职务，包括护民官和执政官。康茂德在177年受封为执政官，是截至当时罗马帝国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三年后，其父身亡，康茂德于公元180年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在获得绝对权力之后，康茂德立即签订和约，结束了其父在多瑙河的军事行动。当时罗马的大街小巷都在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以铭记他的“功绩”。然而，康茂德对国事并不感兴趣，他将日常事务交由自己的一系列亲信打理：首先是曾经身为奴隶的扫特鲁斯，接着是禁卫军长官提各底斯·佩伦尼斯和马可·奥勒利乌斯·克林德。

康茂德流连于圆形露天角斗场中，既是观众，更为了得的是，还亲自参与角斗。他自认为是神话中的神和英雄海格力斯转世，身着狮皮踏入角斗场，手持长棍或利剑。元老和平民都为眼前的情景所震惊，他们不敢相信，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会甘心像一个残暴的奴隶（大多数角斗士都是这样的形象）屠杀他面前的野兽或敌人，即使这些野兽或敌人都已经事先被弄残了。据说，这些人中有的是负伤的士兵或从大街上找来的被截肢的人。

不参加这些过家家似的角斗时，他就享受荒淫无度的生活。有传言称，康茂德后宫有300佳丽，300娈童，以供他满足每一次性幻想。罗马的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他放荡无度、道德沦丧的故事。康茂德荒淫无度的生活招致了民众的愤恨，因而不久就发生了暴乱。早在182年，他的亲姐姐鲁琪拉就试图推翻他的暴政，但计划败露，康茂德处死了密谋者（包括鲁琪拉本人）。

康茂德的恐怖统治致使血流成河。任何他觉得不顺从自己意愿或表现得不够恭敬的官员都被杀害；同样遭遇不幸的还有反抗他统治的人，哪怕只有一丝暗示都不行。康茂德愈加执迷于扩张自己的权力，他甚至认为罗马城的名字不能彰显他皇权的高贵。因此，罗马城被重新命名为“康茂德殖民地”，并于190年“重建”，康茂德将自己描述成当世的罗慕路斯。他还用自己的12个名字重新命名了一年的12个月份。军队被改名为“康茂德大军”，部分非洲舰队改称“亚历山大康茂德舰队”，元老院改称“康茂德天命元老院”，宫中之人和平民都被称为“康茂德子民”。这些狂妄自大之举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不出所料，针对康茂德的刺杀行动逐渐增多，但都无果。193年年初，他的情妇玛琪亚也参与到一场刺杀中，最终结束了康茂德的性命：康茂德在沐浴时被一个名叫纳尔奇苏斯的摔跤手勒死在浴场。

康茂德死后，罗马公民——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公民——如释重负。元老院任命禁卫军长官佩蒂纳克斯为新任皇帝。然而，不久佩蒂纳克斯就面临挑战，罗马帝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泥潭——安东尼王朝就这样悲惨地终结了，这场两败俱伤的冲突也随之结束。

康茂德是继图密善（Domitian）——比康茂德早了80多年——之后第一位通过子承父业获得皇位的皇帝，而不是因为有好的德行或者强大的实力。他执政的后果和上一位这样的皇帝极为相似。罗马的未来都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曾说，康茂德的统治标志着罗马从“黄金帝国向废铜烂铁的转变”。《奥古斯塔史》是一本有关罗马帝国皇帝传记的合集，写于公元4世纪，书中记载康茂德死后，元老院宣布如下：

让有关这个凶手和角斗士的记忆彻底随风飘散吧……他比图密善还野蛮，比尼禄还愚蠢。让他尝尝别人因他而受到的痛苦吧……无罪之人还未埋葬；将凶手的躯体拖入尘土。凶手挖出了埋葬者；将凶手的躯体拖入尘土。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约285—337年

这是你们将必胜的征兆。

——312年君士坦丁大帝

在弭尔维安桥之役前梦到的神圣幻象中听到的话

君士坦丁大帝身上有着一连串的矛盾。他不是圣徒，而是一个残忍、脖颈粗壮、耀武扬威的士兵。他杀害自己的友人和盟友，甚至还有至亲的家人。他利用武力进行统治。然而，他皈依基督教，这对于西方历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君士坦丁大帝出生于3世纪80年代中期或晚期，当时罗马帝国刚刚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的手上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是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曾任将军，后来在305年自立为西罗马帝国皇帝。孩提时代，君士坦丁被送往尼科美底亚（现土耳其境内伊兹米特的旧称）。他在戴克里先的宫内长大，当时戴克里先自立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见到，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下基督徒受到了残忍的迫害，303年后，这种情况甚至加剧了。

305年，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之间一场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势的斗争开始了。306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于英格兰约克镇病逝。他手下的军队拥立君士坦丁为皇帝。君士坦丁作为一名军事家，能力突出。他着手巩固自身权力。起初，他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高卢地区。312年，君士坦丁率领大军翻过阿尔卑斯山，与西罗马皇帝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在弭尔维安桥交战并击败了他。自此，君士坦丁成为西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君士坦丁又一次梦到基督耶稣，从那以后，他要求手下的士兵在盾牌上画上基督之语，也就是他在梦中听见的那句话：“这是你们将必胜的征兆。”他见到的基督的幻象与他所笃信的不可战胜的太阳之神一致。获胜后，他视基督为他的胜利之神——他相信，他的权力来自基督精神。但实际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也有政治因素在里面：他想建立一个只信奉一位皇帝、一个神的独立帝国。

313年，君士坦丁与东罗马帝国皇帝李锡尼（Licinius）会面，双方签署了《米兰敕令》。这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将信仰自由扩展到所有人民，不限制他们信仰什么样的神。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礼拜活动。《米兰敕令》还规定，将在前一阶段的迫害中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原所有者。

《米兰敕令》颁布后，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之间的关系恶化。320年起，李锡尼又开始在东罗马帝国的范围内迫害基督徒。到了324年，敌对情形已经演变成一场内战。

战事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君士坦丁将取得胜利的迹象，他将整个罗马帝国统一在基督教的旗帜之下。这是他生命的高光时刻，他写道，他是上帝选中来对抗渎神者们的压迫行为的，他自称为“耶稣门徒附体”。他还告诉波斯国王，借助上帝赐予的神圣力量，他将为所有土地带来和平与繁荣。他将禁止钉十字架的刑罚、不合道德的性行为、娼妓、用异教徒献祭和角斗士表演。星期日——以君士坦丁偏爱的异教神命名的日子——被定为“安息日”。这并不是一段包容时代的开启；相反，犹太人被视作“杀害基督的凶手”，对他们的迫害立即展开了，并且不断加剧。

君士坦丁重新将拜占庭划给东罗马帝国。自330年起，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坦布尔）。

拜占庭城内的圣使徒教堂是在供奉阿佛洛狄忒的一座神庙的基础上建成的。君士坦丁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圣墓教堂；在罗马，为了建造圣彼得教堂，君士坦丁划出大片土地，并斥以巨资。325年，君士坦丁召集尼西亚理事会（Council of Nicaea）开会，会上针对基督的本质是人还是神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教堂的知识权威得到了加强。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来团结国家，但他本人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326年，他处死长子克里斯普斯，并且以叛国罪（极有可能还有通奸的罪名）处死妻子法乌斯塔。这也使他与朱迪亚的大希律王、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俄罗斯沙皇伊万雷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莱曼大帝、伊朗国王阿拔斯大帝、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以及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一道，成为残杀妻儿的皇帝——其中实际上只有大希律王和君士坦丁既杀了妻子，又杀了儿子。

君士坦丁临终前接受了洗礼——也许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身居皇位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违背了基督精神。

匈奴王阿提拉

ATTILA THE HUN

406—453年

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使国家震荡，

他是众国天灾，其他国家有关他的传言可怖之极，

不经意间让所有人都为之颤抖。

——约达尼斯[1]，《哥特史》

阿提拉是434—453年间的匈奴王。他对黄金、土地和权力贪婪无度。他一生中只打过一场败仗，众多部落的领袖通过蚕食支离破碎的罗马帝国得以生存，而阿提拉是这些统治者中最强势的一个。据传，他携带着战神玛尔斯的利剑，众神将之赐予他，象征着他将统治整个世界。

匈奴人是欧亚大陆上众多部落的集合，有着令人恐惧的威名（中国之所以建造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人）。他们当时聚居在现在的匈牙利境内，在4—5世纪这段时间内，利用罗马帝国的衰落，不断扩张领土，到阿提拉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彼时，匈奴帝国已经从多瑙河延伸到波罗的海，控制着现在德国、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据说阿提拉长得怪异至极，他有多成功，就有多怪异：身材矮小，体型矮胖，脑袋硕大，眼窝深陷，鼻梁扁平，头发稀疏。他好斗，性情毛躁，身上无处不显露出士兵的本质。他喜好用木盘盛肉，而他的副官都用银盘品尝各种山珍海味。根据匈奴传统，他往往在马背上进食，与他人谈判。在营地中，他有弄臣、侏儒或年轻貌美的妻子来取悦他。

434年，匈奴首领鲁嘉病逝，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莱达联合统治匈奴。罗马帝国已经一分为二很长时间，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当时的统治者是西奥多斯二世。为了抵御匈奴人入侵，西奥多斯二世同意每年向匈奴进贡。但当西奥多斯二世未能及时进贡时，阿提拉入侵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夺取并摧毁了好几座重要城市，其中包括欣吉杜奴姆（今贝尔格莱德）。

442年，双方进行了一系列艰难的停战谈判，但次年，阿提拉再次率兵入侵，不计其数的城镇以及多瑙河沿岸的城市惨遭灭顶之灾，居民如羔羊般遭受杀戮。纳苏斯城（在今塞尔维亚境内）内的屠杀尤为惨烈。数年后，当东罗马帝国大使前往纳苏斯城与阿提拉谈判时，他们只能在城外安营扎寨，以避开腐尸的臭味。不计其数的城镇遭受了与之类似的命运。根据当时的一些描述，“杀戮和流血事件举不胜举，以至于没有人能数清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匈奴人劫掠教堂和寺庙，屠杀僧侣……他们将色雷斯摧毁殆尽，它将再也不会重新崛起，达到以前的发展高度”。君士坦丁堡是唯一一座未受凌辱的城市，因为阿提拉的军队没有能力攻破它的城墙。因此，阿提拉转而向拜占庭大军进攻，获得了碾压式的胜利，但也造成一片血流成河的景象。在重新向匈奴人进贡并且将贡品增至三倍后，和平才得以重现。445年前后，布莱达被谋杀，下令的显而易见是他的兄弟阿提拉。阿提拉至此成为唯一的匈奴王。447年，匈奴人再次进攻东罗马帝国，不断向东入侵，沿途劫掠焚毁教堂和寺庙，利用攻城锤和云梯一路攻破城市，并将城市夷为平地。

阿提拉唯一一次吃败仗发生在451年进攻高卢的时候。起初，他计划攻打图卢兹的西哥特王国，而不是贸然挑战西罗马帝国在这一区域的利益。然而，450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妹妹霍诺里娅（Honoria）向阿提拉求救，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摆脱与一位罗马元老的婚姻束缚。霍诺里娅将订婚戒指交给阿提拉，阿提拉要求将帝国的一半作为嫁妆。罗马人拒绝了他无礼的要求，于是阿提拉率领大军进攻高卢。作为回击，罗马将军弗拉维斯·埃蒂乌斯召集军队与西哥特人一同抵御匈奴人的入侵。两军在奥尔良激战，在决定胜负的夏龙（在今法国香槟地区）战役中，双方都死伤成千上万，匈奴人被迫撤退。这是西罗马帝国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但考虑到自身伤亡惨重，这实际上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452年，匈奴入侵意大利，埃蒂乌斯再也没有能力抵挡匈奴的进攻。阿提拉的军队多变且贪婪，劫掠烧毁了许多小镇和城市，其中包括阿奎莱亚、帕塔维乌姆（今帕多瓦）、维罗纳、布里克西亚（今布雷西亚）、贝格姆（今贝加莫）、梅迪奥拉努姆（今米兰）。只有在军队中暴发疾病的情况下，阿提拉才放缓脚步。到春天时，他已经到了罗马城郊，当时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正躲在罗马城内避难。教皇利奥一世直接找到阿提拉，希望他不要毁灭罗马城，阿提拉同意不再向南进军。

453年，阿提拉去世。死前，他刚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整夜都在饮酒作乐。熟睡中，他的鼻子大出血，窒息而死，倒在一大摊血迹中。埋葬阿提拉的士兵最终都被杀死，以避免他的敌人有机会找到他的坟墓进行破坏。

[1]　约达尼斯（Jordanes），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

穆罕默德

MUHAMMAD

570—632年

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

——《古兰经》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复兴者。穆斯林都相信他是安拉的信使、最后的先知。他以《古兰经》的形式将安拉的旨谕传达给他的子民。对于穆斯林而言，《古兰经》和记载了穆罕默德言行举止的《圣训集》一同给他们指明了通往幸福、虔诚生活的道路。

穆罕默德复兴伊斯兰教时，阿拉伯半岛部族纷争和冲突不断，穆罕默德鼓励他的追随者以崇高、谦卑、虔诚之心侍奉真主。但同时，他还天赋异禀，利用外交和战争手段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570年，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穆塔利·本·哈希姆出生在麦加。他的童年是在阿拉伯沙漠中度过的，抚养他的是一位贝都因奶妈。8岁那年，父母早亡的他又遭遇了祖父的去世。他在叔叔艾布·塔利布的照管下长大成人。青年穆罕默德英俊潇洒、气度非凡，解决争端时的仲裁技巧尤为高明。

穆罕默德经常隐居潜修，思索、探求阿拉伯民族如何走出困境。610年，他在希拉山潜修时，安拉派天使吉卜利勒来向他传达旨意，授命他为安拉在人间的使者，传播主命。穆罕默德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海迪彻。海迪彻和她双目失明的基督徒堂兄瓦拉卡将他的经历解读为“受命为圣”的标志。

接下来的几年中，穆罕默德不断接收到安拉的启示，这些启示最终汇成《古兰经》。不久后，穆罕默德开始劝导麦加人信奉安拉，改变了他的亲友以及许多麦加知名人士的信仰。他告诉他们，世上只有一个唯一的主宰值得他们全心全意地去侍奉（“伊斯兰”的本意也正是如此），而穆罕默德本人，正是这唯一的主宰的先知。这对于麦加众多多神崇拜者来说无疑是大逆不道的，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因此受到威胁，甚至受到迫害。穆罕默德劝说一部分穆斯林前往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避难。

619年，也被称作“悲伤的一年”，海迪彻和艾布·塔利布双双病逝。大约在这一时期，穆罕默德宣传伊斯兰教的历程也极为艰难。安拉派天使吉卜利勒将他从麦加送往耶路撒冷，从圣殿山送往七层天。他亲眼见到了圣堂，目睹了其他诸如穆萨、尔萨等先知们，他从众先知那里了解到了何谓“最高国度”。他还接受了每日礼拜的命令。他的这两段旅行被称为“夜行”和“登霄”。

穆罕默德的信徒在麦加一直受到迫害，于是，622年，他率领信徒逃出了“黑蚩拉”（Hijra），长途跋涉到达叶斯里卜（今麦地那）。在麦地那，他被视为领袖，信徒人数不断增加。通过签订和约、制定《麦地那宪章》，他创建了一个包容的联盟。但麦地那的犹太部落拒不接受他是最后的先知并将带来最终天启的说法。起初，他将耶路撒冷定为礼拜的方向——也就是朝向（qibla）；后来，他又把麦加定为礼拜的方向。然而，穆罕默德所在的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624—627年间，两股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交战。最先打响的是白德尔战役，313名穆斯林击溃了由1000名麦加人组成的军队。627年，随着穆斯林在壕沟战役中取得大捷，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军事和政治领袖。一些犹太部落暗中支持麦加人，穆罕默德与之决裂，并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审判的结果是，所有成年犹太男性被处死。《古兰经》倡导人人平等，但也允许穆斯林为了自卫、保卫信仰而战斗。

629年，穆罕默德首次前往麦加朝觐。这一传统自此延续了下来，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630年，麦加人撕毁停战协定，穆罕默德率领1万信徒前往并进入麦加，并摧毁了多神崇拜部落的偶像。次年，他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也就终结了“蒙昧时期”。632年，他最后一次向20万朝觐者发表演说，随后病逝。此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紧紧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变得更为强大了。

穆罕默德颁布和解释的真主旨谕是基于人性美德、宽宏大量、公平公正、思想精华、贵族精神、尊严忠诚的。同私欲作斗争的“吉哈德”（即“奋斗”）对于穆罕默德而言，与反抗侵略者的“吉哈德”同等重要。这两个概念都是伊斯兰教的有力组成部分。他强化了妇女的权利（佩戴面纱的强制规定实际上是在他死后才出现的），还主张宽待奴隶；他痛恨阿拉伯部落杀女婴的做法；他改革了部落习俗，以使其遵守“安拉之道”；他还痛斥了腐败的统治和权贵阶层。因为他的盛名诞生了不计其数的优美的书法作品以及精妙的伊斯兰诗句。当代的基督教徒都认为，历史上确有穆罕默德这一人物，但他的传记的许多细节来源于一到两个世纪后伊拉克和伊朗的历史。他的言行对于穆斯林来说都是无价之宝。虽然极端主义者时常搬出他的名字，但不可否认，一直以来，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了精神指引。基于穆罕默德的功绩，就不难理解为何穆斯林都坚信穆罕默德是“完美之人”——不是“圣人”，而是“石头中的宝石”。

穆阿维叶和阿卜杜勒·麦利克

哈里发们和阿拉伯帝国征服的脚步

MUAWIYA＆ABD AL-MALIK

阿卜杜勒·麦利克·本·麦尔旺·本·哈凯姆·伍麦维是最伟大的阿拉伯人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他紧紧追随着信徒领袖欧麦尔·伊本·哈塔卜的脚步处理国事。

——伊本·赫勒敦，14世纪

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在他手上刚刚孕育的政教合一的国度分崩离析，但他的继承者，也就是常说的哈里发（即伊斯兰政教领袖们），不仅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实现了伊斯兰化，还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在数十年间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帝国，国土西起西班牙，东到印度。最初的四位继承者被称为“正统哈里发”[1]，但史诗般的伟大胜利最终毁于两场内战，内战的起因是为了争夺新成立的帝国的政治和宗教领导权。这两场内战的影响延续至今，内战导致伊斯兰教内部分化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但是，最终这两场内战都被倭马亚王朝[2]的两位开明君主给平息了。

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年迈的追随者阿布·伯克尔继承了他的领袖位置（阿布·伯克尔曾派遣刺探小队前往拜占庭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省份）。但在阿布·伯克尔死后，下一位哈里发正义者欧麦尔（Omar the Just）——一位苦行克己的伟人——派遣阿拉伯军队，一路攻占诸多大城市，如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最终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埃及。随后，阿拉伯人又征服了波斯帝国——这才仅仅是他们扩张的开始。

644年，欧麦尔遇刺身亡，奥斯曼（Othman）继位，他继续推行扩张策略，但他任人唯亲，不善管理，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有些人认为刺杀奥斯曼一事与穆罕默德的家族有关。理想的继承者应是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他迎娶了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穆罕默德。但其他人认为阿里与奥斯曼遇刺或多或少有联系，因此推举穆阿维叶为他们的领袖，而穆阿维叶最终也成为最伟大的阿拉伯统治者之一。

穆阿维叶曾是麦加的一个贵族。其父是阿布·苏富扬，曾领导了反抗穆罕默德的行动。当麦加向穆斯林大军投降时，穆罕默德欢迎穆阿维叶的家庭加入伊斯兰教，穆阿维叶成了穆罕默德的侍从，同时迎娶了他的妹妹。哈里发欧麦尔委任穆阿维叶为叙利亚总督，将他形容为“阿拉伯的恺撒”——这一评价明褒暗贬，且包含了一定的事实依据。穆阿维叶为叔叔哈里发奥斯曼治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长达20年之久，但在奥斯曼遇刺身亡后，他不服从新任哈里发阿里的统治。紧接着，在伊拉克爆发了内战，阿里身亡，四大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661年，穆阿维叶成了帝国的新任哈里发，此时阿拉伯帝国已经拥有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波斯和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广袤领土。

穆阿维叶英俊潇洒、精明能干、知书达理，既是一位将军，也是万千女性的宠爱对象——他对自己的这两种地位都很自豪。他缔造了一支阿拉伯舰队，攻占了罗德岛、塞浦路斯，在与拜占庭帝国的连年交战中差点攻下君士坦丁堡。他将耶路撒冷视为精神上的都城，但迁都大马士革，他创造了封建君主制的一种新形式，即政教合一的君主制。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他借助信仰基督教的官僚进行统治，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十分宽容，他将自己视作一种介于阿拉伯酋长、伊斯兰哈里发和罗马皇帝之间的存在。他宽容大度，讲求实用，信仰伊斯兰早期松散的宗教架构，乐于在基督教和犹太教场所做礼拜，和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共用圣地。后来，穆阿维叶的帝国扩张到波斯帝国东部、中亚、撒哈拉沙漠，到达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境内。

穆阿维叶可能是当时世上权力最大的统治者，他因明辨是非、幽默风趣、品德高尚而声名远扬。他对自己的耐心和宽容感到自豪：从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聪明地表述出政治的本质。他曾说：“鞭子够用时，我不拔剑；口舌够用时，我不掏鞭。即使我与子民之间只有细细的一根头发连着，我也不会让这根头发断裂。他们拉，我就松；他们松，我就拉。”

680年，穆阿维叶去世。其子耶齐德（Yazid）面临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境内的不满情绪，其哈里发地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拒绝向耶齐德效忠，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被残忍杀害。他的殉难造就了后来的什叶派（“什叶”意为“派别”）。至今，什叶派还是伊斯兰教的大教派。然而，耶齐德死得较早，穆阿维叶年迈的亲属麦尔旺（Marwan）起兵平乱，就任哈里发。麦尔旺于685年病逝，把处于水深火热的国家留给了其子阿卜杜勒·麦利克，也就是后来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位伟大的哈里发。相比于穆阿维叶，阿卜杜勒·麦利克不太讲人情，也不讲变通，但富有远见。首先，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叛乱，夺回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在耶路撒冷，他在圣殿山上建造了圆顶清真寺，一座表达宗教思想、张扬帝王权力的伟大建筑。圆顶清真寺是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他还下令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

阿卜杜勒·麦利克的敌人曾这样形容他本人：神情严肃，体态瘦削，鹰钩鼻，卷发。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对他的诋毁，甚至还有人说他有严重的口臭，被戏称为“苍蝇杀手”。阿卜杜勒·麦利克自认为是真主在世上的影子：假如说穆阿维叶是阿拉伯的“恺撒”，那他就是圣保罗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结合——他相信帝国、天国和真主三位一体。正因如此，阿卜杜勒·麦利克组织改进了伊斯兰典籍《古兰经》的书写，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终版本（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的铭文是《古兰经》最终版本的首个样本）。阿卜杜勒·麦利克规定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他在阿拉伯帝国推广伊斯兰教，突出《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重要地位，“萨哈达”（伊斯兰教清真言）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除了真主，再无其他的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阿卜杜勒·麦利克和他的儿子、哈里发瓦利德将领土扩张到印度的边界和西班牙的海岸。但是，他们的王朝有着一半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影子，一半罗马皇帝的影子，后者的生活作风腐朽堕落，显然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750年的革命中，他们家道中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取代了他们家族，阿拔斯王朝定都伊拉克巴格达，抹黑和诋毁倭马亚王朝的声誉。对于什叶派来说，阿拔斯王朝也是异端者，是罪人，因为什叶派相信，真正的哈里发只能是阿里及其与法蒂玛的直系后裔共十二人：事实上，如今伊朗的什叶派依然在等待第十二代伊玛目的回归。

[1]　正统哈里发，又称“四大哈里发”，指穆罕默德去世后，在632—661年相继执政的四位继任者。

[2]　倭马亚王朝，也译作伍麦叶王朝，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正统哈里发”执政结束后，由穆阿维叶创建。

武曌

WU ZHAO

625—705年

武氏狐媚，翻覆至此！

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

——萧淑妃（死于武则天之手）

武曌，即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帝。武则天天生善于治国，知人善任，但也极具野心，工于心计，善弄权术。武则天一开始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但最后却能够权倾朝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她掌握着绝对权力，自命为“则天大圣皇帝”。

“武曌”实际上是后来她自己改的名字。638年入宫时，她才13岁，入宫后成为唐太宗的才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才智来获取权力。十多年后，太宗薨，她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讨好太子，也就是后来继位的高宗。

按照后宫惯例，才人在皇上死后应当削发为尼。武曌在一座佛寺中短暂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不出几年，又重新回到皇宫生活的中心。她的回归或多或少归因于高宗的原配王皇后。王皇后妒忌高宗的一个妃子萧淑妃，希望武曌能够使高宗转移注意力。但事实证明，她的这一做法最后惹来一场血光之灾。

正如王皇后所预料的那样，武曌很快取代了萧淑妃，成为高宗的新宠，并且为高宗生了四个儿子。但此时，武曌希望能为自己争取权力，想方设法削弱王皇后的影响力。654年，武曌生了一个女儿，但不幸早夭，武曌一口咬定孩子是被王皇后害死的。高宗相信武曌胜过自己的原配皇后，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双双打入冷宫。武曌取代了她们的位置，成为新任皇后。

渐渐地，高宗的身体每况愈下，这给了武则天更大的机会来施展权术。她监视并铲除潜在的对手以及她怀疑不忠的官员——甚至她自己的家人。一些人被贬职，另一些人被流放，还有很多被处死。被绞死、毒死或斩首的官员多达数百人，其中包括昔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高宗当时想宽恕她们，但随后武则天就下令处死了她们。皇宫上上下下笼罩在恐惧之中，要想活命，只能顺从武则天的统治。

675年，高宗的身体久治不愈，武则天暗中操纵了皇位的继承。接着，武则天的儿子，皇太子李弘突然死亡——据说是被“无名之辈”毒死。李弘的弟弟——武则天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武则天和李贤的关系也迅速恶化，680年，武则天称其叛国，旋即将其流放。不久后，李贤被迫自刎。按照继位的顺序，武则天的三儿子李哲（后改名为李显）成为皇太子。

高宗薨于684年，李哲继位，是为中宗。无须赘言，实权还是掌握在武则天手上，此时武则天已经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眼见中宗有挑战她权力的苗头，武则天便废黜中宗，又立了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

武则天手上的权力更大了。她不让睿宗接见任何官员，也不让他插手政事。若有人问及此事，就会被立刻铲除，通常是直接处死。686年，她提出还政于睿宗，但睿宗识破了其中伎俩，没有答应。

此后，武则天一直留心任何对她地位的威胁，她怂恿手下酷吏混入官员的圈子里，挖出潜在的密谋者。688年，一场所谓的针对皇太后的阴谋被粉碎，这也导致了随后一连串手段残忍的政治屠杀。虚假指控、采取酷刑、逼迫自杀，这些都成为惯用手段。随后，在690年，朝野大臣纷纷“主动”请愿，要求皇太后登基，她接受了请求。睿宗被贬为皇太子，武则天称帝。

称帝初期，武则天依然采用相同的严酷手段，以稳固她高高在上的地位，出于政治考虑的揭发、颁布诏令处以死刑的现象很是常见。693年，睿宗（前任皇帝，现在的皇太子）的妻子被指控使用巫术，因而被处死。睿宗十分惧怕自己的母后，不敢作声。

最终，705年，武则天的身体状况恶化，被迫让帝位给皇太子睿宗。与死于她手的大多数受害者不同，她于是年在病榻上驾崩，终年80岁。在她主政期间，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有其历史贡献，但她也好恶无定，许多人死于她之手。中国古代将武则天当政比作“牝鸡司晨”，但她的治国之才是不可否认的。

查理曼

CHARLEMAGNE

768—814年

让和平、和谐和统一成为基督教徒的主旋律……没有和平，我们就不能取悦上帝。

——查理曼，《告诫书》，789年

查理曼——意思就是“查理大帝”——将法兰克王国变成了一个基督王国，从法国西海岸一直向东延伸到德国，北抵低地国家[1]，南至意大利。查理曼不仅是一位征服者，他还主持修道院的工作，因收藏艺术品（尤其是对经典书籍的收藏）以及学术上的成就而闻名。

查理曼的祖父是查理·马特（也称“铁锤查理”），他击退了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对法兰克王国的入侵。查理曼与他的弟弟一同继承了皇位，但后者三年后去世，查理曼独揽大权。他追求权力的动机是实现神圣目的的使命感。查理曼一生执政长达46年，采取军事行动长达53年，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督王国。他发动了18次军事战争，征服了异教徒撒克逊人，并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十多年后，他又攻占了巴伐利亚，在政治上统一了西日耳曼部落，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他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他在巴伐利亚安营扎寨，出兵攻打多瑙河沿岸的阿瓦尔公国（今匈牙利和奥地利境内）和斯拉夫城邦，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在欧洲缔造了罗马帝国之后最大的帝国。773年，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召见查理曼，欲帮他对付伦巴第人（Lombards）。到了778年，查理曼已经拥有了整个意大利，只是后来在进军西班牙时吃到一场败仗，这才阻止了他吞并整个欧洲的步伐。

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这是历史上基督教给皇帝的最高礼遇。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参加了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典礼，出席其子——后来的阿基坦国王、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的祝圣礼。当查理曼结束祈祷准备起身时，教皇突然将一顶皇冠戴到他头上，在场的罗马人齐呼：“奥古斯都·查理！承上帝之命戴上金冠！天佑我罗马人的皇帝！”查理曼煞是惊诧，前一秒他还跪在首任教皇的墓前，此时众神职人员跪在他脚下，以“对待一位德高望重的皇帝的架势”“爱戴”他。

根据编年史家艾因哈德（Einhard）的记载，在查理曼加冕的现场，他身边并无护卫；如果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那天绝对不会去圣彼得大教堂。查理曼表现出的愤怒显然有伪装的成分，整件事情如此顺利地进行下来，这就证明事先多方有过计划和协商。

拜占庭帝国最终很不情愿地承认了查理曼的“皇帝”身份（但是拜占庭拒绝承认他的继承人的合法地位）。而查理曼并没有宣布占据拜占庭的皇位。

所谓的（以查理曼大帝之名命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改变了西欧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查理曼一心渴望实现他所见到的神之应允的景象：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王国。从执政早期起，查理曼四处寻找有着重要意义或者很罕见的典籍副本，并不局限于有关基督教的或者经典的著作。当时，国内的修道院和教堂里，图书馆和学院大批涌现。在查理曼位于亚琛（Aachen）的行宫中聚集了当时欧洲最知名的学者，以培养新一代神父，为的是建立起一整套教育链，最终将基督文化传播给所有人。希腊语在此期间得以复兴，在教育建设中，拉丁文化被规定为必修课。

查理曼在缔造基督王国这件事上一意孤行，有时也表现得心狠手辣。他从不担心与敌人交锋，即使是在自己家庭内部。他的侄子们败在他手上，最后都神秘地消失了；为了征服巴伐利亚，他铲除了自己的表亲；792年，他驼背的儿子丕平发动叛乱，他野蛮地镇压了这场叛乱。为了征得教皇对他侵略行动的同意，他向教皇保证，将为教皇带来更大的领土；然而，查理曼食言了，他私吞了伦巴第。撒克逊人接受了查理曼的统治，并且改变了宗教信仰，但后来发动叛乱，查理曼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他将撒克逊人的行为视作叛教叛国，他使用的镇压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他自己曾经使用过的手段中都是不常见的：曾有一次，他一天之内处死了4000名撒克逊人。但总的来说，查理曼还是比较尊重所征服的土地上人们的权利和传统。

查理曼最终成为一代传奇人物：他曾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结盟，后者准许查理曼保护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基督教徒，为此还建立了一个基督区。有传言称，查理曼曾微服私访耶路撒冷，这激励了基督教东侵军战士和之后一直到20世纪的法兰西领袖们。实际上，基督教徒们都相信，查理曼可能是最后的审判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位皇帝。

813年，查理曼深感时日不多，他将皇位传予其子——阿基坦国王路易。几个月后，查理曼病逝。路易继承了父亲的皇位，但在他死时，他将领土一分为三交给三个儿子。查理曼的帝国未能延续很长时间就土崩瓦解了。

[1]　低地国家，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

哈伦·拉希德

HAROUN AL-RASHID

763或766—809年

风景正好，时光正好，

这金色的大好时光。

哈伦·拉希德明君也。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重拾天方夜谭》，1830年

哈伦·拉希德统治阿拉伯帝国期间正值帝国的鼎盛时期，盛传他生活奢华，贪图享乐，忠贞虔诚。哈伦·拉希德热爱诗歌、音乐，爱做学问。他富丽堂皇的皇宫在《天方夜谭》中被神化了，被说成是永恒不灭的。

《天方夜谭》中的许多故事都提到了哈伦·拉希德，他的形象基本上是纵情声色的。作为一国之君，为了期待中的艳遇，他深夜溜进城市，甚至隐姓埋名，将自己所拥有的富丽堂皇的皇宫抛之脑后。事实上，哈伦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军事指挥官和君主。他虔诚忠心，没有失去理智。他酷爱音乐。他精于马术，建造了专门的马场。据传，马球也是他引进阿拉伯半岛的。他时常举行盛宴或者出行打猎，场面都是无与伦比地恢弘。

哈伦统治的帝国延伸到印度和西班牙，广袤的国土给了他其他王国所享受不到的乐趣。偶尔，哈伦自省，自言自语道：“我请求真主宽恕，我挥霍了太多的金钱。”他慷慨地捐赠钱物，惠及很多人。每日清晨，哈伦向贫民捐赠至少1000迪拉姆，给他治下的富人树立了榜样，富人们纷纷效仿他的行为。也正因如此，有谣言说巴格达的街头遍地铺满黄金。

阿拔斯王室从750年起占据了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位子，将宫廷从大马士革搬迁到新的都城，也就是伊拉克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的宫廷是世人眼中的奇观。他国派来的使者在看到用锦缎装饰的大象、狮子时，不敢相信地揉揉双眼。当他们站在悬挂着珠宝的金树、银树的树荫中时，往往喘不过气来。流连于几十座庭院中，穿过数公里长的拱廊，进出于数不尽的堆满难以想象的金银财宝的房间，使者们最终才能见到哈里发的真容。面对哈里发，他们首先会因乌木宝座以及镶嵌在宝座上的珠宝而大吃一惊，珠宝的光泽似乎使太阳的光辉黯然失色。

哈里发们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当哈伦之子马蒙成婚时，新娘沐浴时用了1000颗珍珠。哈伦有2000名歌妓和女仆、24位妃嫔、5位夫人。这相比于他的一位后裔有4000位妃子来说，已经算比较正常了。这位后裔执政只有1000天，却同每一位妃子圆了房。相比之下，马蒙的新婚之夜不太成功：这对新婚夫妇觉得龙涎香的蜡烛味道令人讨厌，命令奴仆移走蜡烛——实际上是新娘当夜来潮，不能圆房。

后宫中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但除了哈里发本人，其他任意一个男人要是胆敢染指这阴森但又性感的后宫，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哈伦身边的七个女奴个个擦着藏红花和玫瑰香水，她们每天都得侍奉哈伦午睡，她们深知，肉体可以给自己不可想象的回报——哈伦的母亲海祖兰（Khaizuran）以前也是一个女奴，但后来一步步成为哈里发身边位高权重的妻子。

诗人和音乐家纷至沓来，涌入皇宫，使得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中心。他们夸赞哈伦所用的辞藻华丽，正如周围的环境一样珠光宝气。乐师躲在天鹅绒帘子后面，整夜弹奏，为盛宴和畅饮助兴。但死亡也会突然出现在享乐的过程中，因为暗中总有阴谋。

哈伦使巴格达成为文明的枢纽，赢得“世界新娘”的美誉。哈伦认为，“统治者无才乃是耻辱”，他自己对知识孜孜以求，同时也不断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艺术水平。他资助学者，邀请各国的智者访问巴格达，鼓励以前通过知识内省的学者利用知识来获取财富。哈伦开启了翻译古希腊和其他基督教哲学典籍的时代。与此同时，数学、医药、天文、工程等学科都繁荣发展。

哈伦的挚爱当属诗歌。哈伦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诗句的理解连饱读诗书的人也难以达到——事实上，他经常在别人用词不准时纠正他们。他的宫中到处都有诗歌的影子，如果引得哈伦叫好，将获得重赏。诗歌耗费了哈伦如此多的热情，以至于在朝觐时，他将放弃诗歌作为自我否定的一个做法。

哈伦作为统治者很强势，主要体现在他要求臣民忠心不二。786年，当成为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时，他才22岁，巴格达人民涌上街头庆祝。早年，他将统治权交给巴尔马克家族，他自己则摆脱不了母亲海祖兰的摆布，因而受到多方批评。哈伦宽容大度，信任他人，因此接受了手下高官和神学家的谏言。他把管理权交给了能力出众的人，而他自己更乐意视察广袤的国土，也让他的臣民见识他本人。他流连于巴格达街头并非因为痴迷女色，而是为了像家长一样体恤民情。据说，他微服漫步都城是为了观察人们生活得是否幸福。

哈伦性情急躁，但往往发作后很快就会后悔，也鲜有报复心理。他做过的最残忍的事情就是解除巴尔马克家族的权力。叶海亚·巴尔马克从哈伦小时候起就担任他的家庭教师，是他的宰相（即大维齐尔）。哈伦甚至称他为“父亲”。在17年的任职期间，叶海亚和他的家族权势显赫。哈伦突然下手，处死或者囚禁了整个家族的成员及其门客。有这样的传说，哈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叶海亚之子——后来也当上大维齐尔的贾法尔——和他的妹妹有染，哈伦意欲报复。哈伦最终决定铲除巴尔马克家族，他让大维齐尔贾法尔准备晚上的盛宴，因此，贾法尔从哈伦手上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礼物，但最后哈伦派来一位信使，提出了他唯一的要求：要贾法尔的项上人头。更能体现哈伦个性的事当属后来他前往麦加朝觐的经历。作为家族九子中仅剩的一个，他赤足走过上千公里的路程，以作为因对抗自己亏欠甚多的家庭所付出的代价。

在哈伦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统治者。欧洲大陆上的两位皇帝都十分认可他。据说，查理曼大帝多次给哈伦送礼物，而哈伦也回赠了查理曼一头大象和进出耶路撒冷基督区的权利。拜占庭帝国皇帝尊敬他并不是因为双方关系友好，而是为哈伦强大的军事实力所迫：哈伦曾经数次挫败拜占庭帝国军队。尼斯福鲁斯一世继承拜占庭帝国皇位后，不仅拒绝向哈伦进贡，还试图索要上任皇帝女皇爱利尼已缴纳的贡赋。哈伦的回答很简单：“在读到我的答复前，你就会听到我的答复。”尼斯福鲁斯一世之前只当过行政官员，在军事能力上远不及哈伦，哈伦率领着手下13.5万名精兵踏平了小亚细亚。在海上，哈伦的舰队也优势明显，攻下了塞浦路斯。尼斯福鲁斯一世不得不妥协，答应每年进贡3万金币，每一枚金币上都刻有哈伦和他三个儿子的头像。

哈伦74岁时病逝，受人尊敬的一代哈里发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玛洛齐亚夫人和教皇娼妓政治

MAROZIA AND THE PAPAL PORNOCRACY

约890—932年

……这位做母亲的没有一丝美德可以抵消她罄竹难书的罪恶。

——奥托大帝审判教皇约翰十二世时

召见的一位主教的裁决（963年）

玛洛齐亚天生是个蛇蝎美人，工于心计，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娼妓，也是个有权有势的贵族女子。她混迹于罗马的官员和贵族之中，当过意大利王后，是一位教皇的情妇、一位教皇的母亲、一位教皇的祖母，还杀害过一位教皇。她一生腐化堕落，贪婪无度，心狠手辣，充满杀戮，手握教皇权力长达几十年。

玛洛齐亚大约出生于890年，她的父亲是图斯库伦的狄奥菲拉克伯爵，母亲是狄奥菲拉克的情妇西奥多拉，西奥多拉被她的敌人称作“无耻的妓女”“罗马唯一的君王”。西奥多拉以及她的两个女儿玛洛齐亚和小西奥多拉都臭名昭著。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写道：

玛洛齐亚和西奥多拉这两个妓女的影响来源于她们的财富和美貌，她们善用政治和情色伎俩：她们的情夫中，最有本事的戴上了罗马主教的法冠，这些主教的统治暗示着有关女教皇传说中的黑暗时代。玛洛齐亚的私生子、孙子、重孙，都坐上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5岁那年，玛洛齐亚成为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的情妇，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约翰十一世。909年，玛洛齐亚嫁给了斯波莱托公爵阿尔贝里克一世，又生下一子阿尔贝里克二世。罗马的这样一位情妇成了具有统治力的贵族家族里最有权势的人。阿尔贝里克一世被杀之后，玛洛齐亚又成了当时掌权的教皇约翰十世（914—928年）的情妇。约翰十世为人坚忍、机智，没有受玛洛齐亚摆布（实际上，约翰十世和西奥多拉、玛洛齐亚母女均有染）。约翰十世击败了撒拉逊人（Saracens），但玛洛齐亚痛恨约翰十世，于是嫁给了他的敌人托斯卡纳的乌戈（Guy）。他们一同征服了罗马，囚禁了教皇。玛洛齐亚在圣天使堡绞死了约翰十世，随后，她立了两个傀儡教皇利奥六世和史蒂芬八世，实则独揽大权。931年，她将自己21岁的私生子送上教皇宝座，也就是约翰十一世。玛洛齐亚又一次丧夫，这次她嫁给了意大利国王，阿尔勒的休（Hugh）。凭借休的势力，她掌握着实权（休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妻子恰巧去世了——不用说，又是玛洛齐亚的牺牲品）。休和玛洛齐亚最终被玛洛齐亚的儿子——公爵阿尔贝里克二世——推翻了，阿尔贝里克二世将亲生母亲玛洛齐亚打入黑牢，直至她去世。阿尔贝里克二世统治罗马时先后立了四任教皇，第四任教皇反抗他的控制，被他折磨致死。阿尔贝里克二世临终前在病榻上宣布让自己的私生子屋大维当教皇。

屋大维在955—964年间担任教皇，被称为约翰十二世。他是玛洛齐亚的孙子，在统领基督教的教皇里，他的血统是最混乱的，完全有悖于基督教的美德。他的私生活淫荡无耻，把梵蒂冈变成了妓院。他阳奉阴违，残忍而又愚蠢——他和他的祖母是10世纪上半叶教皇“娼妓政治”的代表人物。最终，他因为自己的贪得无厌而葬送了性命。

955年12月16日，屋大维成了基督教的最高权威，虽然年仅18岁，却成了罗马精神和世俗的统治者。

约翰十二世的母亲是维埃纳的艾达，因此他是查理曼大帝的后代。但是，在他身上没有体现出一丝教皇应有的品德。他的私生活充满罪孽。作为教皇，他本应保持独身，却彻底玷污了教皇的本职。他是个猖狂的通奸者，和上百位女性有染，其中包括他父亲的情妇史蒂夫娜。神圣的拉特兰教堂曾是圣人的住所，在他手上却成了妓院，养了上百个妓女供他消遣和发泄性欲。约翰十二世还和他的两个姊妹有着不伦的关系。

在约翰十二世掌权的这段时间，他的命运和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约翰十二世在与卡普亚的潘道夫公爵作战时吃了败仗，许多教皇城邦转手给了意大利的贝伦格里厄斯国王，于是约翰十二世向好友奥托大帝求助。奥托大帝率领强大的军队抵达意大利，迫使贝伦格里厄斯国王退兵。962年1月底，奥托大帝立下结盟誓言，承认约翰十二世的权威。962年2月2日，约翰十二世为奥托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妻子阿德莱德加冕为皇后。

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对于约翰十二世和奥托大帝来说都很有利，但双方立刻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控制住对方。奥托大帝加冕后不久，他和教皇签订了《奥托特权协定》，该协定承诺，奥托大帝认可教皇拥有意大利中部的大片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未来的教皇只有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宣誓结盟后，才可以获得神圣地位。然而，962年2月14日，奥托大帝离开罗马继续与贝伦格里厄斯国王交战时，约翰十二世忌惮奥托大帝强大的实力，开始与贝伦格里厄斯国王之子阿德尔伯特秘密谈判，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约翰十二世还给其他的欧洲国王写信，同样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德意志王国军队拦截了这些信件，阴谋败露。如果约翰十二世当时能够安抚愤怒的奥托大帝，这件事也就能很快结束了。阿德尔伯特到达罗马时，约翰十二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时，站在奥托大帝一边的主教、贵族们纷纷倒戈。963年11月2日，奥托大帝重回罗马，约翰十二世被迫仓皇出逃。

约翰十二世躲在坎帕尼亚的山区中，此时奥托大帝召集了50位主教在圣保罗教堂召开宗教会议。这些主教列了一张罪状，内容为约翰十二世的政治罪行和个人罪行。这些罪行中包括渎圣罪（在立下神圣誓言的情况下和恶魔干杯）、通奸罪、伪证罪，甚至还有谋杀罪（他被指控弄瞎了自白者本尼迪克特的双眼，并导致了他最后的死亡。他还阉割并谋杀了自己的主教副助祭）。他的私生活纵欲无度，这也导致他滥用职权，臭名昭著。他曾买卖圣职，将主教公署以及其他教会头衔赠与他人以谋取回报——这是为了偿还他不断累积的赌债。

963年12月4日，宗教会议判约翰十二世有罪，罢黜了其教皇职位，立教皇利奥八世取而代之。然而，任命利奥八世并没有遵循教规规定的合法程序。鲜有人承认利奥八世取代约翰十二世是合法之举。奥托大帝和阿德尔伯特再次兵戎相见，罗马又爆发了一场叛乱，把约翰十二世重新扶上教皇之位，利奥八世出逃。背叛约翰十二世的那些人遭到了残忍的复仇。红衣主教迪肯·约翰被教皇残忍地砍去右手，施派尔的奥特加主教受到鞭刑，还有一位官员被剜去鼻子和耳朵，其他很多人都被开除教籍。964年2月26日，约翰十二世在一次特殊的宗教会议上撤销了奥托大帝的裁定，重新树立起自己作为教皇的威信。

约翰十二世的地位并不稳固，奥托大帝最终在战场上击败了贝伦格里厄斯国王，返回罗马。奥托大帝有可能再次废黜教皇。然而，964年5月16日，约翰十二世死于自己的贪欲。八天前，他又一次通奸，被当场捉到，数日后便一命呜呼了。有人说，那女子的丈夫心生嫉妒，遂对教皇拳打脚踢；有人说，教皇是被谋杀了；还有人说，恶魔实在是看不下去他的罪行，于是将他带走了。多数人相信，他的死有神灵干预，而且他精气已尽。

教皇约翰十二世的名字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就是一个污点。据说，修道士们日日夜夜为他祈祷：“你被指控犯有淫秽下流之罪，你要是台上的演员，定会让我们蒙羞。”这实际上是奥托大帝在举行罢黜他的主教会议上最后写的裁定，“要想数清楚你犯下的罪行，非得花上一整天时间。”

“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

BASIL THE BULGAR SLAYER

957或958—1025年

巴西尔二世从不心慈手软，每年都会入侵保加利亚，将他面前的一切都夷为平地……巴西尔二世把保加利亚俘虏的双眼都弄瞎（据说有15000名俘虏）。然后他下令，每100人为一组，由其中一个俘虏带回——此人也只剩一只眼。

——约翰·斯凯里泽斯（11世纪末期拜占庭历史学家）

巴西尔二世定是拜占庭帝国最有权力、最实干、最聪明的皇帝之一。若是比较哪位皇帝最狠毒，他也肯定不落榜外。他是至高无上的英雄，也是穷凶极恶的怪兽。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非常成功，终年四处征战。巴西尔二世从未结婚，膝下无子。他的统治长达50年之久，在他治下，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他使俄罗斯公国的人皈依基督教。他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征服了高加索地区，还资助艺术家。

关于巴西尔二世外形的描述与他残暴的性格非常符合。巴西尔二世体格健壮，圆脸，留着浓密的络腮胡，深蓝色的眼眸充满杀气。当非常生气时，他习惯用手指卷自己的胡须——他经常做这个动作，可见性格是多么火暴。据说，巴西尔二世话语不多，一向是吼出来，而不是说出来，这与他一贯鲁莽的性格相符。他从不放松警惕，身边一直跟着侍卫，防止有敌人攻其不备。他的右手一直保持着准备拔剑的姿势。他对珠宝不屑，身着铠甲，和手下的士兵吃一样的食物。他还发誓，如果士兵为他战死沙场，他将为逝者照顾子女。

巴西尔二世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孙子罗曼努斯二世之子。但是，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充满勾心斗角，巴西尔早年的生活充斥着阴谋诡计和各种叛乱。罗曼努斯二世于963年驾崩，5岁的巴西尔和弟弟君士坦丁继承了皇位。君士坦丁于1025年在巴西尔二世死后接任了皇帝，独自执政三年。但在巴西尔二世执政期间，君士坦丁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接受哥哥巴西尔二世拥有至上皇权，他本人则钟情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中观看二轮战车赛。

年轻的巴西尔二世并没有统治帝国的能力，于是，963年，他的母亲摄政王赛奥法诺嫁给军中的一位将军，也就是963年登基的尼基弗鲁斯二世。969年，赛奥法诺皇后唆使她的下一任情人约翰·齐米斯西斯谋杀了尼基弗鲁斯二世。约翰·齐米斯西斯随后当上皇帝，直到976年去世。此时，巴西尔二世已经18岁，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但刚登基他就遇上两个野心勃勃的大地主发起叛乱：一个是巴达斯·斯克雷罗斯，他的军队很快在979年就被消灭掉；另一个是巴达斯·法科斯，经过两年的战斗，巴西尔在989年4月也打败了他的军队。据说，巴西尔二世准备与法科斯来场一对一的对决，他坐在马背上镇定自若，一手持利剑，一手持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法科斯却突然中风发作而猝死。

打败法科斯时，巴西尔二世还只是一位年轻人，他命令割下法科斯的首级作为战利品——可见他已经成为一位果敢但又狠毒的战士，率领大军战斗时毫不畏惧。然而，当时帝国的管理权大部分还掌握在他的叔叔，帝都行政长官宦官巴西尔·勒卡平手上。巴西尔二世指控他暗中支持叛乱者，于985年将他流放出拜占庭。巴西尔二世对固有的精英阶层并不信任，他更乐于资助和保护小农，以换取他们服役、纳税的回报。他按部就班地铲除了所有潜在的对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为他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支持。

995年，阿拉伯人侵犯拜占庭帝国领土，巴西尔二世勃然大怒，于是召集了4万人的大军，进攻叙利亚——接下来的75年一直占领着叙利亚。在这个过程中，他洗劫了的黎波里，差点就进入了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然而，与他交战的一个死敌是同样雄心勃勃且自命不凡的保加利亚沙皇萨缪尔，他趁拜占庭帝国的内战分散了巴西尔二世的注意力，将本国国土扩张到了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侵吞了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国土。巴西尔二世前期采取突袭战术对付保加利亚人，比如986年发动的索菲亚突袭，但代价巨大，收效甚微，导致了在图拉真门的惨败，上千名士兵丧命，巴西尔二世本人也差点命丧黄泉。1001年起，巴西尔二世彻底铲除了国内敌对势力，逐渐开始收回被萨缪尔侵吞的国土，很快就收复了马其顿。巴西尔二世一开始战果比较稳定，但并没有打什么辉煌的大胜仗，直到1014年7月29日克莱登大捷，巴西尔二世的军队攻下了萨缪尔的都城。

战争的结局是野蛮而残酷的，巴西尔二世把战俘串起来，弄瞎他们的双眼。更为恐怖的是，他给每一百个双目失明的战俘留下一个独眼的战俘，好让这支不幸的军队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据说有15000名战俘遭受了此等耻辱，最终带着双目失明、恐惧至极的伤痛离开了。沙皇萨缪尔看到他的士兵归来时，晕厥过去，最终死于中风。在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时期，巴西尔二世为自己赢得了“保加利亚屠夫”的称号。

哈桑·萨巴赫和刺客

HASSAN AL-SABBAH AND THE ASSASSINS

1056—1124年

当“山中老人”想取某人性命时，那人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

——马可·波罗

哈桑·萨巴赫，别号“山中老人”，著名暗杀教团阿萨辛派（Assassins）的首领。他学识渊博，充满了神秘色彩，是富有个人魅力的军事、宗教领袖。考虑到他的教派资源有限，他为教派赢得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他的根据地阿拉穆特地处伊朗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脉高处，是神秘而又危险的阿萨辛派的据点。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欧洲途中曾经过这片地方，他说，在这里有个很有权势的老人利用大麻使人产生进入天堂的幻觉，他训练狂热的杀手做自己忠实的随从。这些杀手会完全按照老人的要求行事，甚至是自杀——如果老人下令，他们便会这样去做。

哈桑·萨巴赫出生在波斯的库姆城，他后来成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一位备受爱戴的学者。哈桑·萨巴赫还是一位青年时，他全家搬迁至赖伊镇（Rayy），在那里，他决定将一生奉献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

哈桑一开始为塞尔柱帝国效力，塞尔柱人是逊尼派，他们的帝国在11—14世纪期间控制了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在为塞尔柱帝国苏丹效力期间，哈桑逐渐成为一名高级谋士，但最终因冒犯苏丹而遭到驱逐，这一羞辱他永生难忘。

哈桑在中东四处漂泊，于1078年前后到达埃及。开罗当时是法蒂玛王朝的都城，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都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信徒。哈桑在开罗待了三年时间，继续学习深造，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尼扎里耶派的宗教领袖地位。但他和他的教派在一场政治斗争中失败，他和信徒被赶出了开罗，于是他带着信徒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他和信徒穿过中东，建立并巩固了一连串相距很远的要塞，从黎巴嫩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伊朗。他返回祖国伊朗，占领了厄尔布尔士山脉的阿拉穆特城堡。直到他去世，阿拉穆特一直是他的“鹫巢”和都城。

在阿拉穆特，哈桑着手组建一支由信徒组成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既可以保卫“王国”，也可迫使其他教派的信徒改信阿萨辛派。外人称，哈桑过量使用影响神志的毒品大麻（hashish）创造了他的“大麻杀手”（hashishim）——这也是后来“刺客”（assassin）一词的由来——来刺杀“不忠的篡权者”和逊尼派领袖。（名义上他还是效忠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但实际上，他成为了一支不容小觑的独立政治势力，中东的所有有权势的人都害怕和厌恶他。）他主要通过信仰、意念和个人魅力控制手下。他麾下的精兵强将自称“新宣传运动者”。他所畏惧的敌人是“阿拉伯突击队”——或者称“神圣杀手”，一些人很崇敬他们，但所有人都惧怕他们。他惧怕的敌人还有一些自称“巴梯尼”（Batini）的穆斯林——他们探索隐藏的秘密。他们最喜好用匕首作武器，有时匕首还浸过毒。

有一次，哈桑发现一个随从在吹笛子，就把他驱逐了。更有甚者，他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只因他饮酒。任何人要想成为哈桑的手下，都得接受思想灌输、训练和武装，然后才会被派去执行哈桑的命令。这些行为贯穿于建造他那美丽花园的过程。马可·波罗把这座花园形容为世上“最大、最美”的花园。阿萨辛派的许多故事都有些许神话色彩。我们无法考证马可·波罗有关这座花园的描写是否可信——他写道，花园里的沟渠被切断，流的都是酒、牛奶、蜂蜜和水，成群的美女在其中载歌载舞。这么做的效果就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是来到了真正的天堂。马可·波罗还记载了哈桑是如何让年轻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他的操纵的：

老人……给他们一种药剂，他们喝完后立刻就陷入沉睡；随后，这些年轻人被抬起来送进花园中。等醒来时，他们……看到的就是我与你们提到的景象。于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来到了天堂。少女们终日与他们为伴，弹奏着音乐，唱着歌，声音是如此地动听。年轻人们很享受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年轻人们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一切，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愿。

然而，到了这时，他们又被再次下药迷晕过去。他们被带出花园，送回哈桑的城堡中。哈桑给他们提供的契约很简单：只要按照他说的办，他们就可以再次回到他所守护的天堂，也就是那座花园。

不管手段如何，哈桑还是赢得了他的教派里狂热信徒的效忠。他开始出击，对抗塞尔柱帝国苏丹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不管是逊尼派穆斯林还是无信仰的基督教东侵军士兵，都是他暗杀的对象。阿萨辛派暗杀了塞尔柱帝国和阿拔斯王朝的官员，有时连法蒂玛王朝的官员也不放过。他们还暗杀了参加基督教东侵军的的黎波里王子雷蒙德二世、耶路撒冷王蒙费拉的康拉德（Conrad of Montferrat），下令暗杀后者的是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哈桑有时会与基督教东侵军的一些人串通，这并不是秘密）。又过了很长时间，阿萨辛派的一个战士差点手持浸过毒的匕首刺杀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一世。但最终，爱德华还是活了下来。据说，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s）曾雇用阿萨辛派刺杀他们各种各样的敌人。其他的穆斯林领袖都对“山中老人”的行为表示愤怒，经常想打倒他，但他是个危险的对手。苏丹萨拉丁决意摧毁阿萨辛派，但有人在他枕头下放了一把匕首，他接受了这一警告，放弃了这个念头。中东的王子们向阿萨辛派进攻，但每次这个特立独行的神秘教团都能逃脱。

哈桑因病死于1124年，接替他位置的是他的心腹吉雅·博祖格–乌密德（Kya Bozorg-Ummid），正是此人在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时创立了阿萨辛王朝。阿萨辛王朝最后被蒙古人旭烈兀所灭。1273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新任统治者拜伯尔斯一世（Sultan Baybars）攻陷了阿萨辛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要塞。

布永的戈弗雷（1060—1100年）和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东侵军国王

GODFREY OF BOUILLON＆THE CRUSADER KINGS OF JERUSALEM

……如果你在现场，你会看到我们从脚到脚踝都被染上了红色，因为大屠杀导致血流成河。但我又能说什么呢？一个活口也不留，妇女或者儿童都未能幸免于难。

——中世纪编年史家

布永的戈弗雷和他兄弟手下军队的随军神父

沙特尔的富彻斯如此描述1099年围攻耶路撒冷的场景

布永的戈弗雷是基督教东侵军将领，是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任统治者。在成为统治者之前，他残忍地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以上帝之名“净化”了这座城市。

戈弗雷生于1060年，出生地据说是在滨海布洛涅，父亲是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二世（尤斯塔斯二世曾在1066年黑斯廷战役中与诺曼人一同作战），母亲是布洛涅的伊达，又称“受恩者”（一位虔诚的圣人似的伟大女性，建造了很多修道院）。戈弗雷体格健壮，长着一头金发，非常“讨人喜爱”。提尔的威廉将他描述为“拥有伟岸的身姿……无与伦比地强壮，四肢健壮，胸脯厚实”。戈弗雷是尤斯塔斯二世的次子，因此没有权利继承父亲的绝大部分遗产，但在1076年，他的驼背叔叔因膝下无子，遂将下洛林公爵的头衔传给了他。

如果说从不同角度看来，戈弗雷都是一个基督教东侵军士兵，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到，他关于东侵的想法都来源于一个空想家：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宣布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基督圣战”。11月27日，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向民众宣布，“所有为了解放和净化耶路撒冷圣墓而战斗、清算异教徒的基督徒，将可以洗清自己的罪孽”。多达8万人——上至王子，下至农民——纷纷响应教皇的号召，前往耶路撒冷。他们以各种方式筹措资金，当然，其中包括了杀人抢劫、掠夺犹太社区。他们中间有希望捞到好处的（戈弗雷一家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但那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年代，大多数人都是信教之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耶路撒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在了路上）。戈弗雷本人以及他的兄弟尤斯塔斯（Eustace）、鲍德温（Baldwin）响应了教皇的号召。戈弗雷扬言他下定决心要让犹太人为了耶稣受难血债血偿。

1096年8月，戈弗雷的军队——大约有4万人——开始了漫长的征途，他们穿过匈牙利，直奔君士坦丁堡，11月抵达君士坦丁堡。很快，他们发现，拜占庭国王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Ⅰ）所关心的事与他们的并不相同。阿历克塞一世希望夺回塞尔柱突厥人从他手上抢走的土地，而戈弗雷渴望征服耶路撒冷，控制圣地。1097年，一段紧张的政治局势之后，戈弗雷表面上答应，他的部下将服从阿历克塞一世的命令，但前提是之后必须挥兵南下耶路撒冷。

从1098年的夏天起，戈弗雷的军队——以及其他的基督教东侵军——开始入侵穆斯林领地。伴随着这一过程，他也逐渐声名鹊起。据说，在10月的安条克城外一战中，他带着12名骑士杀死了150名塞尔柱突厥人。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又长剑一挥，把一个塞尔柱突厥人活生生地砍为两半。1099年2月，各路基督教东侵军终于占领了安条克和埃德萨，开始进军耶路撒冷。6月，他们开始围攻耶路撒冷。此前，他们已经一路踏平了的黎波里和贝鲁特。到达圣城时，基督教东侵军仅剩下12000名士兵，统领他们的是五位王子：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佛兰德斯的罗伯特伯爵，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诺曼的冒险家、王子坦克雷德·奥特维尔（Tancred de Hauteville）和戈弗雷。7月15日，星期五早上，戈弗雷率领第一批基督教东侵军将士攻打耶路撒冷北城墙的薄弱点——此前，他的手下绘制并建造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塔，摆放在城墙上——双方在护墙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戈弗雷守住阵地，指挥部下进城打开城门。

上千名基督教东侵军士兵涌上耶路撒冷的街头，穆斯林们则逃往阿克萨清真寺避难。耶路撒冷的法蒂玛总督最后一次登上大卫塔（Tower of David）发表演说。他和一些士兵有机会逃跑，但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留在城中的人（不管是士兵、平民、穆斯林，还是犹太人）统统都得死在剑下。基督教东侵军劫掠了穆斯林的圣地，包括圆顶清真寺。他们要么将穆斯林活活烧死，要么将其开膛破肚，因为他们相信，穆斯林会把自己拥有的金子吞进肚子里。城里的犹太人被迫逃往犹太教堂，而基督教东侵军士兵将犹太教堂夷为平地。阿奎勒斯的雷蒙德说，他看到“成堆的脚和手”散落在城市里，鲍德温的随军神父，沙特尔的富彻斯带着赞扬的口吻写道，“这个地方遭受异教徒迷信思想的玷污已经太久太久了”，现在终于“洗清了它的污点”。六个月后，耶路撒冷城内仍弥漫着腐尸的臭味。

大规模的屠杀还在进行着，戈弗雷脱得只剩下内衣裤，赤脚走过血路，到达圣墓前——耶稣受难的地方——祈祷。7月22日，他的基督教东侵军部下推举他为耶路撒冷的首位基督国王，尽管他本人并不想在耶稣受难之城使用“国王”头衔，而更倾向于使用“公爵”或者“圣墓守护者”的称号。1100年7月18日，戈弗雷死于瘟疫，他被葬在了耶路撒冷——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在耶路撒冷发生的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大屠杀是场可怕的罪行，但受难人数存疑：穆斯林历史学家宣称，共计7万，甚至多达10万的穆斯林在这场屠杀中丧生；但实际上，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总人口不过3万——现代阿拉伯人阿拉比（Arabi）透露，最新的研究显示，当时遇难的人口应在3000—10000之间。基督教东侵军的暴行是宗教不容忍政策的邪恶体现，但是，其实不仅仅是基督教徒们会这样：后来，基督教东侵军控制的埃德萨城和阿卡城陷落时，穆斯林征服者的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戈弗雷来说，他在短暂的统治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国和王朝，这得益于他军事上的天赋。更为重要的是，比他更加精力充沛、更有天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埃德萨伯爵鲍德温继承了他耶路撒冷王国国王的王位。鲍德温一世统治着一个庞大的王国，领土包含了今天的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他的继任者是其表亲鲍德温二世，后者又继续扩大着王国的势力。鲍德温二世死后，他那拥有法国和亚美尼亚两国血统的女儿继位，也就是强势而又精明的梅丽森德女王。在她的统治下，耶路撒冷王国进入了鼎盛时期：梅丽森德女王不仅建造了如今的圣墓大教堂，还为圣母玛利亚立了墓，建立了耶路撒冷集市。这些至今都保存完好。但是，其子鲍德温三世的死标志着这一黄金时期的终结。鲍德温四世的一生充满悲剧——10多岁时，他就是个勇敢有为的少年，但被麻风病折磨致死——这也预示着王国的危机。当时，官员腐败无能，诡计多端，王国因此受困，最终被萨拉丁击败。耶路撒冷王国于1187年灭亡，但残余势力在阿卡海岸建立了一个王国，一直延续到1291年。

阿基坦的埃莉诺

ELEANOR OF AQUITAINE

1122—1204年

不管是多么野蛮多么顽固的男人，她都能让他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迪韦齐斯的理查，

《理查一世大事纪编年史》，12世纪后期

阿基坦的埃莉诺是两任国王的王后，还是两位国王的母亲。她左右逢源，富有勇气，意志坚定，是欧洲的一个传奇人物。在男性主宰的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女性，她不屈服于传统，一举一动都凸显了她试图统治的决心。

还是少女时，埃莉诺就已出落得美貌出众，魅力过人，是全欧洲男人追求的目标。15岁时，她成为阿基坦女公爵，统治的地区相当于现在法国五分之一的国土。埃莉诺的祖父，即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是个无拘无束的迷人男子、吟游诗人、博爱之人。他是第一个在诗歌中使用法国南部的通用语奥克语的诗人。威廉九世的诗中情色与美丽相融合，既有让人蠢蠢欲动之处，又有使人躁动不安的幽默。他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各种复杂的句型。威廉九世激发并培养了后世吟游诗人的语言才华。

“他能把一切事情讲成笑话，让他的听众情不自禁地捧腹大笑。”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是一位编年史家，显然，他对威廉九世并不完全赞许。他认为，基督教东侵军的失利不能成为威廉九世痴迷于写写令人发笑的诗句的理由。威廉九世把自己的两任妻子都送进了女修道院，而与情妇丹葛罗莎（Dangerosa）鬼混在一起。丹葛罗莎是他手下一个男爵的妻子。他的盾牌上画着丹葛罗莎的画像，丹葛罗莎多少次和他同床，他就想多少次地把丹葛罗莎的画像带上战场。

威廉九世与他挚爱的丹葛罗莎不能育子，因此威廉九世就让自己的儿子和丹葛罗莎的女儿结为夫妻，他们生下的孩子，也就是阿基坦的埃莉诺。埃莉诺自幼生活在一座在欧洲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宫廷中，整座宫廷到处弥漫着世俗的气息，物质富足，到处可以享乐。她身边不离诗人和歌者，他们崇拜女性的美貌和智慧以及她们使男人臣服的能力。

自幼生活在这样放任而世俗的环境中，埃莉诺难免就成了古板的北方英格兰和法国宫廷中一位别具风情的人物。

16岁时，埃莉诺成为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王后。路易七世是一个庄严、死板而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埃莉诺并不只想成为王室传宗接代的工具。路易七世从一个性格温和、信仰虔诚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年富力强的统治者，这样的转变与他的婚姻不无关系。当时的人们都怀疑，埃莉诺在背后操纵国王，使他突然下定决心打击手下男爵的势力，插手教会人员的任命。路易七世发起第二次“基督教东侵”时，埃莉诺（她一向不惧旅途劳顿）加入了他出征的队伍。

但是，埃莉诺很快便不再对丈夫抱有幻想：“我以为我嫁给了一位国王，但我发现我嫁给了一个修道士。”她这样抱怨道。这次东征是场灾难。路易七世就和普通的军阀一样无能，他作为丈夫也一样无趣。路易七世的军队在穿越小亚细亚的路上差点被全部歼灭。在安条克，埃莉诺开始与她那追名逐利、温文尔雅的叔父，安条克公国国王雷蒙德王子偷情——雷蒙德被称为“世上最英俊潇洒的王子”，他们的恋情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丑闻。埃莉诺被公开指责“不忠”。路易七世绑架了埃莉诺，把她关在耶路撒冷。后来，基督教东侵军进攻大马士革的计划失败，这对形同陌路的夫妻返回了法国。他们最后选择了离婚，并且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埃莉诺拒绝遵照被送进女修道院的传统，她更想自己掌握命运。她深知自己拥有的地盘价值有多大。她先后两次拒绝了诱骗她成婚的追求者，最后决定通过信使向诺曼底公爵亨利提婚。当两人完婚时，亨利才19岁，埃莉诺比他整整大了11岁。一年多后，亨利继任为英格兰国王，成为亨利二世，埃莉诺自然也就成了英格兰王后，他们统治着拥有广袤土地的安茹帝国。帝国的土地包括了阿基坦、安茹、布列塔尼、加斯科涅、缅因和诺曼底（相当于现在法国领土的一半大小），还包括了英格兰和爱尔兰。此后，亨利二世蛮横的统治让人们无法忍受，埃莉诺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挂帅上阵反抗他们的父亲——在这场叛乱中，她甚至劝服路易七世提供支持。亨利二世把她软禁长达十年之久。亨利二世死后，“狮心王”理查一世继位，他释放了自己的母亲。

埃莉诺确保了儿子理查一世顺利继承王位。在她心爱的阿基坦，埃莉诺执政时干得很好。（在她最爱护的儿子理查一世东征时，埃莉诺成了摄政王太后，在这过程中，她证明了自己担当统治者的能力。）她多次挫败威胁理查一世王位的叛乱，包括镇压了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发起的叛乱。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扣押了理查一世，埃莉诺与其进行了艰辛的谈判，最终偿付了对方要求的大笔赎金，才使得理查一世被释放。她还数次向教皇写信，信中言辞激烈，训斥教皇未能保护基督教东侵军将士的失职。理查一世死后，埃莉诺把不受欢迎的约翰扶上了王位的宝座。埃莉诺长途跋涉于安茹帝国的土地上，成功争取到英格兰和诺曼底贵族们的支持，挫败了敌对势力对王位的争夺。80岁时，她不惜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向嫁给卡斯提尔王国国王阿方索八世的女儿莱奥诺拉讨一个孙女，以许配给法兰西的王储路易八世，从而结成英法联盟。这个孙女最终也成为像她祖母一样令人敬畏的人物。

埃莉诺的人生不断地考验着她的忍耐力。她的独立使得欧洲的编年史家痛斥她为“乱伦的妓女”，然后又骂其为“泼妇”，指责她那具有南部野性特征的“异教徒”本性以及她对路易七世的操纵。当针对亨利二世的叛乱爆发时，埃莉诺成为千夫所指。“那个奸贼是妖女的脑袋。”鲁昂的大主教曾这样咆哮道，他公开威胁说要将埃莉诺开除教籍。

埃莉诺被绑架的次数数不胜数，但每一次她都能战胜敌人。她为亨利二世生下了八个子女，驳斥了关于她不育的流言蜚语——而且这八个孩子中多是男孩。亨利二世软禁埃莉诺，逼迫她宣布把阿基坦的土地转让给他，但该企图失败。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活着看到她最小的儿子——国王约翰——的陨落。

萨拉丁

SALADIN

约1138—1193年

他执政英明，作战勇猛，为人慷慨。

——提尔的威廉，《红海对岸历史大事记》，1170年

萨拉丁出生在库尔德，后来成长为一代苏丹，是勇士帝王的典范。他作战指挥高效，统治宽容不盲目。他统治的帝国从利比亚延伸到叙利亚。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争夺圣地的斗争中，萨拉丁将阿拉伯世界和塞尔柱土耳其完全不同的元素融合到一起。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毫不心软的军阀。虽不是维多利亚时期信奉自由的骑士，但他恪守骑士的准则，甚至受到敌人的尊重。如果用中世纪帝国缔造者的标准来衡量，他确实是一个魅力无穷的个体。

优素福·本·阿尤布，也就是后来的萨拉丁，被人们敬称为“信仰善行者”。他出生在提克里特的库尔德家族，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北部（很多年之后，萨达姆·侯赛因也出生在这个地方）。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统治者，他的叔父是叙利亚统治者努尔丁的副手。26岁那年，萨拉丁陪同他身体肥胖、善使狼牙棒的叔父谢尔库赫与基督教东侵军作战，志在击败法蒂玛，从而夺回对埃及的控制权。他们赢得了战争，但谢尔库赫在战争中突发心脏病去世。1171年，萨拉丁处决了5000名苏丹卫队成员，受国王册封统治埃及。三年后，赞吉王朝统治者努尔丁去世，萨拉丁一并夺取了对叙利亚的控制权。

萨拉丁的帝国建立在复杂政局、森严秩序、军事强权之上。他此前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实行逊尼派统治的帝国而征战，但此时，他决心从基督教东侵军手上解放耶路撒冷。到1177年时，萨拉丁已经打造了一支可以对抗占据圣地的基督教徒的强大军队——圣地对于穆斯林来说具有和对基督教徒一样的神圣意义。然而，在蒙吉萨战役中，他手下26000人的军队却被一小支人数远少于他们的基督教东侵军打得措手不及，溃败而逃。当时基督教东侵军的统帅是患有麻风病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

12世纪80年代，萨拉丁与基督教东侵军之间的战斗规模不断升级，尤其是与沙蒂永的雷纳德王子。耶路撒冷王国的实力不断减弱，根本无法控制住主战的雷纳德，当基督教东侵军面对危机感到愈加吃紧时，雷纳德不断挑衅萨拉丁，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他不断骚扰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没有表现出一丝敬畏之心。雷纳德这么做完全就是火上浇油，坚定了萨拉丁赢得这场战争的决心。

到了1187年，萨拉丁已经召集了足够的兵马进军耶路撒冷。此时，由于鲍德温四世的麻风病不断加重，耶路撒冷王国的实力已经衰退了很多。王国内部贵族之间勾心斗角，新国王居伊又软弱无能。基督教东侵军在海廷遭遇惨败，只有大约1000人逃离了战场。萨拉丁扣押了国王居伊和雷纳德作为战俘。最终，萨拉丁释放了国王居伊，但因个人恩怨处死了雷纳德王子。10月，耶路撒冷从内部瓦解了，基督教东侵军长达80年的统治就此宣告终结。

耶路撒冷王国的陷落掀开了历史上基督教军东侵的新的一章：萨拉丁的敌人又变成了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狮心王”。理查一世于1191年6月到达圣地，7月时，基督教东侵军攻陷了阿卡。到了9月，理查一世在阿尔苏夫（Arsuf）击败了萨拉丁，但这一仗并没有完全定胜负。双方的实力都有所削弱，“狮心王”没有能力夺取耶路撒冷。于是，1192年秋天，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理查一世获得了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基督教东侵军获得了阿卡海岸上边边角角的土地，但从全局上讲，他们输掉了大局，因为萨拉丁还控制着耶路撒冷，而且还拥有着覆盖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帝国。萨拉丁对待异教徒很宽容，从他允许不带武器的基督徒进入耶路撒冷朝拜就可见一斑。不久后，理查一世离开了圣地。理查一世和萨拉丁之后再也没有碰过面。次年，萨拉丁病逝，这两位伟大君主之间的关系也就此成为一段传奇。理查一世貌似很欣赏萨拉丁作为统治者和战场指挥官的才能、忍耐力和宽容大度。

不可否认，萨拉丁对待战俘有时心狠手辣。但和理查一世一样，如果战况要求必须这么做，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海廷一战，他杀了圣殿骑士团。事实上，在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但是，双方的编年史家都将萨拉丁歌颂为施法者、正义的统治者、伟大的王子。无论情势多么艰难，他都能激发人们的斗志投入战斗。对待他的基督教敌人，他一直以礼相待，保持着骑士风度。

萨拉丁死后，穆斯林编年史家巴哈丁（Baha al-Din）将他称作“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之一。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英勇无畏，意志坚定”。作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萨拉丁将自己的帝国留给了弟弟萨法丁，阿尤布家族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250年。作为历史上库尔德家族出来的功勋卓著的伟人，20世纪时，他成为阿拉伯荣耀的象征，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使用他的鹰鹫图案作为自己的标志。

“狮心王”理查一世和“软剑”约翰

RICHARD THE LIONHEART＆JOHN SOFTSWORD

1157—1199年和1167—1216年

理查一世作为儿子、丈夫、国王都是坏事做尽，但作为士兵，他是英勇而伟大的。

——斯蒂芬·朗西曼[1]

理查一世是历史上能力最为突出、魅力最大的英格兰国王之一；他的弟弟约翰却是历史上最无能、最不吸引人的英格兰国王之一。他们同为亨利二世和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儿子。亨利二世夫妇共同统治着英格兰和半个法兰西——也就是当时的安茹帝国。亨利二世执政期间大部分精力都被牵扯在对抗法国的菲利浦二世上——当时菲利浦二世决心要扩大自己的领土。

亨利二世有四个合法的儿子。大儿子（也叫亨利）被称为“幼王”，亨利二世在世时就给他加冕了，但不幸的是，小亨利20多岁时就过世了。二儿子就是理查，最终继承王位成为理查一世；三儿子杰弗里成为了布列塔尼公爵和里士满伯爵；约翰是第四个儿子。老国王亨利二世和他贪婪嫉妒而且暴力的儿子之间水火不容，他们被称为“恶魔的一家”。然而，亨利二世虽专横野蛮，控制欲强，但实际上是个虚张声势的皇室巨人。他经常对约翰表现出好感，也许因为约翰是四个儿子中最弱、最没能耐的——对他自身的权力构成的威胁也就最小。

有关理查一世的传说比有关其他任何英格兰国王的都要多。基督教东侵军第三次东征期间，他与萨拉丁骑士间的对抗以及后来他漫长的类似奥德赛经历的归程，是欧洲许多著名民谣和传说的主题。理查一世是安茹王朝帝王的原型。和他家族的其他人物一样，理查一世脾气火暴，不负责任，易冲动。作为安茹王朝的帝王，他手中掌握着在欧洲的巨大利益，他认为，英格兰只不过是他的又一块封地，为他的出征提供资源。

理查一世性格傲慢，身材魁梧，长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他将绯红色定为自己的专属颜色，一直带着一把叫作“王者之剑”的剑。理查一世聪颖过人，充满活力，善于变通，善使残忍的手段。他在阿卡城外残忍地杀害了上千名穆斯林。还有一次，他把被处死的穆斯林的头颅在他的帐篷周围摆了一圈。但是，他也曾赤身裸体地在教堂里鞭打自己，祈求上帝减轻他的罪行。他对女人没有兴趣——除了带有政治目的的时候；但是，他实际上有至少一个私生子（事实上，他不太可能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是同性恋）。战场是他施展统治激情和聪明才智的地方。

理查一世从11岁时起就受封得到土地和权力，成为了阿基坦公爵。四年后，他又成为普瓦图公爵。不久后，在1173—1174年间，他伙同母亲埃莉诺和其他兄弟反抗自己的父亲亨利二世。作为领主，他桀骜不驯。1183年，他主动挑拨加斯科涅地区的平民发动叛乱。几年后，他又联合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也就是他母亲埃莉诺的前任丈夫，对抗他的父亲亨利二世。

1188年，亨利二世终于忍无可忍，宣布理查再也不是他的王位继承人，迫使未来的“狮心王”又一次发起叛乱。起初，约翰站在亨利二世一边，但和很多故事的桥段一样，当发现理查终将取得胜利时，他转变了立场，投奔理查。不久后，亨利二世去世，死时他仍对嫡子的背叛深感痛心。1189年，理查接任英格兰国王以及安茹帝国的统治者。但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耶路撒冷。1187年，萨拉丁就已占领了耶路撒冷。理查一世尽可能将自己王国的资产（如城堡、村庄）作抵押，还在英格兰征收所谓的“萨拉丁什一税”。1190年，理查一世出发前往圣地，途经西西里岛。他说：“如果有买家的话，我甚至舍得把伦敦也给卖了。”

他将西西里岛洗劫一空，随后又征服了塞浦路斯。到达圣地后，他与萨拉丁的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围攻并夺下阿卡。萨拉丁拖延双方的谈判，理查一世为了表示抗议，杀了3000名穆斯林俘虏。理查一世还在一场骑士间的对决中获胜，取得了阿尔苏夫战役的胜利。但是，他始终没能占领耶路撒冷。尽管理查一世和萨拉丁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以骑士相待，在谈及对方时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当理查一世生病并且缺水时，萨拉丁派人送去新鲜的水果和饮用水；当理查一世缺少马匹时，萨拉丁又送去他最好的马。

在他们和平谈判期间，萨拉丁被理查一世血色铸成的功绩所震慑——尤其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当着萨拉丁的面跳进海中，拯救了迦法一事。据说，萨拉丁在谈及理查一世时说他“是如此令人喜欢，如此正直，如此宽宏大量，如此卓尔不群，如果圣地（耶路撒冷）终将在我手上旁落他人，我希望将它拱手让给理查，也不愿我之前见过的任何一个王子得到它”。双方因为旷日持久的作战都已筋疲力尽，理查一世给萨拉丁提出了一个独特而又非常有想象力的条件：让萨拉丁的弟弟萨法丁娶理查一世的一个妹妹，共同统治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土地。显然，萨拉丁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但这件事反映出理查一世出众的应变能力。

理查一世远赴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里，约翰成为了莫尔坦公爵，获得了大批财产，他的贪婪暂时得到了满足——作为回报，约翰被要求再也不可以踏上英格兰一步。但是，约翰阴谋篡权，干涉英格兰政局，这违反了之前的协定。理查一世只得匆匆处理完在耶路撒冷的事务，迅速返回英格兰。然而，他这一路并不顺利。1193年1月，他的死敌德皇亨利六世和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将其擒获，并借此向英格兰索要赎金，这给了约翰控制英格兰的机会。然而，在法王菲利浦二世的帮助下，约翰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却未能得逞。接着，约翰又想通过贿赂亨利六世和利奥波德公爵，从而获得对理查一世的监管权，但也失败了。正如理查一世所说：“只要有人拦在我弟弟约翰面前，他就没本事通过武力夺得土地。”

理查一世最终返回了英格兰（英格兰为了赎回他们的国王缴纳了15万马克的赎金，数量之大令人震惊）。理查一世对他出尔反尔的弟弟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容大度，在他离开英格兰与法王菲利浦二世交战前，他以官方形式宣布约翰为他的王位继承人。1199年，理查一世在对法兰西发动一次突袭时，不幸被十字弩射中身亡，约翰成为了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

约翰王失去了王国的大部分土地，未能履行他所做的每一个承诺，他甚至把玉玺弄丢了，英格兰人民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他谋杀了他的侄子，勾引朋友的妻子，背叛了他的父亲、兄弟和国家，生气时就会口吐白沫，不给仇人粮食吃，还虐待他们。他打的每一场战役都失败了，只要有可能，他就会逃避一切责任。最可笑的是，他最后因为吃了太多桃子而死。约翰奸诈好色，邪恶贪婪，残酷无情。他的称号“软剑”说的就是他在军事上的懦弱无能，“失地王”指的是他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

在继位一事上，他的侄子，即杰弗里二世和妻子康斯坦斯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亚瑟是王位的有力争夺者。很多人都认为亚瑟才是合法的国王继承人，于是约翰很快下手逮捕了年仅15岁的亚瑟，并于次年处死了他——与理查三世和塔中王子的遭遇不同。亚瑟之死激发了布列塔尼当地的反抗。1204年，约翰的军队灰头土脸地从布列塔尼撤退（当时约翰强制要求军队从那里撤离）。到了1206年，“软剑”已经几乎丧失了英格兰在法兰西地区所有的领地，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据说，当诺曼底（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领地）被法国人占领时，约翰还在床上和妻子翻云覆雨，而他的士兵在前线纷纷倒下。

理查一世即使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人们还是敬他为骑士。而整天沉迷于糜烂生活的约翰则不同，他有数不清的情妇和私生子，经常强迫贵族的妻子、女儿和他发生关系；他对待战俘的方式更加令人发指；他曾经让一个仇家的妻小活活饿死。

约翰被限制在英格兰本土，又缺乏资金，于是大举提高税额，毫不留情地剥削他的封建贵族们——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罗宾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209—1213年间，当约翰被教皇英诺森三世开除教籍时，他竟然恬不知耻地搜刮教会的收入。

自1212年起，约翰面临的来自贵族的反抗愈演愈烈，这些贵族开始设计扳倒他。1214年，约翰在法国又吃到一场大败仗，英格兰最终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1215年6月15日，在兰尼米德位于泰晤士河边上的一个牧场中，贵族们召开了一个很出名的会议。这些贵族强迫约翰签署《大宪章》，也就是现代英国自由精神的源头。《大宪章》旨在确保抵御国王恣意妄为的统治的权利。约翰无很快就将遵守《大宪章》的诺言抛在脑后，英格兰再次陷入内战的泥潭。但他想召集军队穿越沃什河时，他的随行人员（携带着约翰的宝物和行李）差点失踪了。潮水突然上涨，他拼了命地找寻宝物，但还是把英格兰的玉玺给弄丢了。约翰违反了《大宪章》，他还面对着来自法国的入侵及贵族的武装反抗。当他病倒时，他的权力逐渐丧失了。他的死和他本人一样窝囊：因贪得无厌，吃了太多的桃子，喝了太多的麦芽酒，最后死于痢疾。

[1]　斯蒂芬·朗西曼（Steven Runciman），英国知名历史学家，著有三卷本的《基督教东侵军的历史》。

霍亨斯陶芬的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

1194—1250年

腓特烈二世机敏精干，他狡猾贪婪，放荡残暴，脾气暴躁，但有时候也会展现出高尚正直、富有贵族气质、为人着想、智慧聪明、勤奋刻苦的一面。

——萨利贝涅·亚当[1]，《编年史》，1282—1290年

腓特烈二世曾经写了一本有关猎鹰训练术的书《捕鸟的艺术》，这样一位有个性的皇帝却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西里岛国王、后来的耶路撒冷国王以及大片德意志-意大利土地的继承者。腓特烈二世有着碧绿的眼珠、姜黄色的头发。他是日耳曼皇帝亨利六世与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王国唯一的女继承人康斯坦萨的儿子。腓特烈二世自幼在西西里岛长大。在西西里岛的宫廷中，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诺曼文化交织，腓特烈在宫廷中与犹太人、穆斯林待在一起，讲阿拉伯语，因此他具有异国情调。他的特立独行来源于他自身。他出行时，身边伴随着阿拉伯侍卫、苏格兰魔术师、犹太和阿拉伯学者、50名养鹰人、各种珍禽异兽，还有一大群由婢妾组成的王室后宫。据说，腓特烈二世是一位坚持无神论的科学家，他曾开玩笑说，“耶稣、穆罕默德和摩西都是冒牌货”。还有记载称，腓特烈二世是弗兰肯斯坦的原型，他曾将垂死之人封锁在桶中，观察灵魂是否会逃脱。

然而，腓特烈二世着实是一位富有手腕、铁石心肠的政治家，一心想成为世上唯一的基督徒皇帝。1225年，他与耶路撒冷王国15岁的女继承人约兰德结婚，这使他成为圣城的国王。婚礼上，他勾引约兰德的一个女仆。约兰德16岁便去世。经历了各种阴差阳错之后，腓特烈二世于1227年决定踏上基督教军东侵之旅，而当时，他因为一拖再拖被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处以绝罚。腓特烈二世身后有条顿骑士团的支持，他不断冒犯基督教东侵军中的贵族，诱拐当地女性，还经常沿海岸而下，与萨拉丁的孙子、埃及苏丹卡米尔谈判。卡米尔国内面临叛乱，国外又遭受着来自新一场基督教军东侵的威胁，因此答应了一个连书面形式都没有的和平提议。

卡米尔同意与腓特烈二世共同掌管耶路撒冷。就和现在中东签订的各种和平协定一样，穆斯林控制圣殿山，而基督教徒可以占领耶路撒冷其他地方。腓特烈二世抵达耶路撒冷，宣布重新占领这座城市。此时，他对伊斯兰教体现出了一反常态的尊敬。在圣墓大教堂，他参加了授予皇冠的典礼，成为基督徒国王，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但是，当时他得逃避教皇对他的追捕——尽管他在耶路撒冷执政长达十年，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与教皇的斗争之中。

教皇的政策决定了腓特烈二世的成长过程。他的父亲亨利六世曾挑战教皇统治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亨利六世死后，教廷一手策划了亨利六世帝国的分裂：他们在日耳曼帝国安插了两个竞争者，而且把还是婴儿的腓特烈二世送往西西里岛。不久后，腓特烈二世的母亲病逝，教皇就成了西西里王国的小国王——年仅4岁的腓特烈——的监护人。十多岁时，腓特烈二世恢复了自己在日耳曼的地位，这激起了他对领土扩张的野心。腓特烈二世在北方的头衔得以恢复，但他只能位居幼时的监护人教皇英诺森三世之后。腓特烈二世向英诺森三世承诺，将扩大教皇的特权，而且永不统一日耳曼和西西里岛，让两块土地都处于他的统治之下。

然而，腓特烈二世并不想成为一个傀儡皇帝。他认为罗马帝国应该是神圣且统一的。他的帝国主权思想敦促他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地处日耳曼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意大利诸国。

腓特烈二世与教皇之间的冲突使欧洲政治遭受了半个世纪的磨难。某种层面上讲，这是虔诚信徒、宗教学者、于1227年当选教皇的格列高利九世与智慧过人、世俗的腓特烈二世之间的个性冲突。格列高利九世于1227年对腓特烈二世处以绝罚，显然是与腓特烈二世佯装生病，迟迟不肯东征有关。最终，腓特烈二世决定东征，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在耶路撒冷戴上耶路撒冷国王的王冠，但这对改善他与格列高利九世的关系于事无补。

这样一场尖锐斗争的核心问题是，谁应该是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教皇还是皇帝？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在基督教事业上自己是救世主，意大利成为了教皇军队和腓特烈二世大军的主战场。欧洲范围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信件、宣言、教皇诏书和流言蜚语。腓特烈二世又一次被处以绝罚。对于腓特烈二世的仰慕者来说，他是“世界奇迹”；而对于他的敌人来说，他是启示录中的凶兽。两任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与英诺森四世先后逃出罗马，前者死在了流亡的路上。1245年，英诺森四世使出了教皇的最终保留条款：他宣布废除皇帝腓特烈二世。接下来的五年中，双方进入全面热战阶段。最终，腓特烈二世在战争进程中病逝，打败他的不是教皇，而是疾病。腓特烈二世面对遭到绝罚和皇位被废两件令人头疼的大事，依然逐步收复在意大利和日耳曼的领土，但不幸的是，他在1250年突然去世了。

[1]　萨利贝涅·亚当（Salimbene di Adam），书写13世纪意大利历史的编年史家。

伊莎贝拉王后和罗杰·莫蒂默

ISABELLA＆ROGER MORTIMER

1295—1358年和1287—1330年

口舌之快带来不幸，就好比锋利的刀刃，带着欺骗性。你爱恶胜过善，爱谎言胜过诚实。

——《诗篇》52，行刑者在行刑前读给罗杰·莫蒂默

一个是来自法国的红杏出墙的英格兰王后，一个是王后的英格兰男爵情人，这对情人进攻英格兰，推翻了王后的夫君英格兰国王的统治，在动荡的三年时间内统治着整个国家。罗杰·莫蒂默的父亲是第七代威格莫尔男爵埃德蒙·莫蒂默，母亲是爱德华一世之妻卡斯提尔的埃莉诺的二表妹玛格丽特·菲尼斯。埃德蒙·莫蒂默与国王爱德华一世私交甚好，还是亲密的盟友，作为对王室忠心耿耿的回报，莫蒂默家族一直享受着王室的资助。1301年，罗杰与邻国王储之女乔安·吉内维尔结为夫妻，当时罗杰才14岁，而乔安注定将继承家族遗产，加上莫蒂默家族的产业，原本就很庞大的家族产业急速膨胀，成为英格兰与威尔士边界上的“一方诸侯”。

1307年，爱德华一世病逝，王子继任，即爱德华二世。在小爱德华眼里，他的父亲令人害怕，他也一直受到压制，虽然外界一再对他施加影响，但他的性格始终改不了胆怯、易受别人干扰的一面——这一弱点，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看在眼里。第一个试图利用他的弱点的人是皮尔斯·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加韦斯顿曾是王子幼时的伴侣，他有可能和王子有着断袖之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王子最要好的朋友。爱德华二世给予他特权。1308年，爱德华二世前往法国迎娶新娘——法国国王的妹妹伊莎贝拉。伊莎贝拉的美貌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有人称她为“美人中的美人”。但她的一生充满羞耻，也有胜利。最终，爱德华二世对她的忽视使她一步步走向背叛。

伊莎贝拉是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当她还只是个婴儿时，菲利浦四世就将她许配给未来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目的是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婚礼原本定于1308年在布伦举行。当时伊莎贝拉才满12岁，而已经显得非常阴郁的爱德华二世比伊莎贝拉大了整整一倍。

爱德华二世身材魁梧，长着一头金发，外貌英俊（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同性恋），前前后后他有过好几个年轻、英俊的男伴。爱德华二世与伊莎贝拉成婚后，在返回英格兰之前，他就把菲利浦四世送给他的新婚礼物转送给了皮尔斯·加韦斯顿。虽然伊莎贝拉为爱德华二世生下了四个孩子，但爱德华二世很少对她表现出爱意，伊莎贝拉因此说自己是“最可怜的女人”。英格兰贵族们对爱德华二世的私生活非常愤怒和憎恨，最终于1312年发起武装反抗，兰卡斯特伯爵下令处决了加韦斯顿。令这些贵族沮丧的是，爱德华二世立刻找到新欢，而且这个叫休·迪斯潘塞尔（Hugh Despenser）的人贪婪无比，野心勃勃，心狠手辣。1306年，休·迪斯潘塞尔已经与爱德华一世的孙女埃莉诺·克莱尔结婚，由于受到国王的青睐，他手上的财富、土地和影响力都与日俱增。1318年，他成为国王的侍从，同时也是王国最富有的贵族之一。伊莎贝拉非常惧怕而且厌恶凶残的迪斯潘塞尔。

迪斯潘塞尔拥有的土地与莫蒂默的土地接壤，两家交恶甚久。休·迪斯潘塞尔企图扩大自己拥有的土地，蚕食南威尔士，这威胁到莫蒂默在这片区域的利益。莫蒂默对迪斯潘塞尔家族的仇恨最终超过了他对国王的忠心，他与对国王一样不再抱有幻想的赫里福德伯爵、兰卡斯特伯爵、彭布罗克伯爵一起公开宣战。1321年8月，自称为“反抗军”的武装反抗者向伦敦进军，要求爱德华二世流放他们的敌人迪斯潘塞尔。然而，国王很快调动并集结了一支军队与“反抗军”交战。1322年1月，罗杰·莫蒂默失去了同伴的援助，在什鲁斯伯里向国王投降。

莫蒂默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一直被关押在伦敦塔里，但他下药迷晕了狱卒，逃出牢房，从烟囱爬出伦敦塔，乘着提前准备好的船穿过泰晤士河，驶向多佛，最终逃往法国。在巴黎，他受到了爱德华二世的宿敌、伊莎贝拉女王的哥哥法国国王查理四世的热情迎接。次年，爱德华二世与法国发生领土纠纷，爱德华二世派伊莎贝拉女王以及他们的儿子爱德华王子前往谈判。伊莎贝拉和莫蒂默一样鄙视迪斯潘塞尔——两人很快就相恋了。

1326年，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搬到佛兰德斯，召集了一支700人的军队进攻英格兰。他们意外地捉获了迪斯潘塞尔，并将其处死。不到一个月后，由于失去了贵族的支持，爱德华二世在南威尔士被莫蒂默的军队抓获。接踵而至的是疯狂的报复行为。1326年10月，休·迪斯潘塞尔的父亲在布里斯托被绞死并斩首。一个月后，在赫里福德，休·迪斯潘塞尔被四匹马拖着，绳子紧紧地勒住他的咽喉。就在他濒死的一瞬间，他被放了下来。而后，他被绑在一架梯子上，他的阴茎和睾丸被割下，当着他的面被投入火中烧掉。休·迪斯潘塞尔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他又被开膛破腹，五脏六腑都被掏了出来。随后，他被斩首，头颅悬挂在伦敦城门上。他的尸体被分为四块，分别送往布里斯托、多佛、约克和纽卡斯尔。

与此同时，爱德华二世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爱德华三世。1327年，爱德华三世在加冕典礼上“戴上”了王冠。爱德华三世只是名义上的英王，莫蒂默把他当作自己的傀儡。莫蒂默没有官位，却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和伊莎贝拉一同控制着整个国家。他给自己的家族分封头衔和土地，给自己授予哗众取宠的头衔，即第一代“马奇伯爵”。4月，爱德华二世被送往伯克利城堡，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日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历史记载，爱德华二世是被莫蒂默教唆他人杀害的，他的肛门被插入了一根烧得火红的拨火铁棒（因此他的尸体表面并没有留下伤痕）。

莫蒂默独断专制，贪婪无度，激起了英格兰贵族的愤怒。因此，莫蒂默在宫中时，身边始终跟随着贴身侍卫。但最终，莫蒂默还是因为野心太盛而自取灭亡。1330年，他下令处死国王的叔父——深受爱戴的肯特伯爵埃德蒙，达官贵族们都担心莫蒂默是想谋权篡位，即使他此前的盟友兰卡斯特伯爵也抱此想法。于是，他们敦促爱德华三世在事态失去控制前着手对付罗杰·莫蒂默。年轻的爱德华三世此时已经懂事，他决心摆脱莫蒂默对自己的令人厌恶的控制，渴望抓住属于他自己的机会。10月，王室在诺丁汉城堡短住，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在两名王室侍卫——理查德·布瑞和威廉·孟塔古的带领下，从密道（至今这条密道还被称为“莫蒂默洞”）躲过莫蒂默侍卫的巡视，在王太后伊莎贝拉的寝室中出其不意地抓获了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伊莎贝拉苦苦央求儿子爱德华三世：“我亲爱的孩子，你就放过温柔善良的莫蒂默先生吧。”莫蒂默最终还是被逮捕，送往伦敦塔，没有经过审判就以叛国罪被判死刑。1330年11月29日，他被押往泰伯恩行刑场（旧时英国伦敦的刑场）。他一丝不挂，被处以绞刑（一般只有平民犯罪才会接受这样的刑罚）。他的尸体在行刑架上挂了整整两天，才被放下。伊莎贝拉则背负着蛇蝎美人、杀夫之妇的恶名，但一直以尊贵的王太后的身份生活在宫廷中，伴在儿子左右，而她的儿子爱德华三世成为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

EDWARD III＆THE BLACK PRINCE

1312—1377年和1330—1376年

他（黑王子）是同时代最伟大的战士。

——让·傅华萨[1]，《编年史》，14世纪末

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这对父子象征着中世纪顶峰时期英国骑士精神的荣耀、力量与典范。爱德华三世是英格兰国王中最为成功、最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一位；“黑王子”（正式称谓是“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是欧洲最具有骑士精神且最负盛名的骑士。他们，再加上亨利五世，一并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王子。

爱德华三世的执政时间很长，功勋卓著，在位期间表现出强大的能力、胆识和雄心，经常只身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一直在他软弱无能的父亲爱德华二世所带来的灾难性的阴影中成长。爱德华二世被废黜，1327年被爱德华三世的母亲伊莎贝拉及其情人罗杰·莫蒂默害死。两人一直在英格兰施行自己的专制统治，直到爱德华三世17岁时，手无实权的小国王发动了一场政变并取得成功。当时他亲自率领自己的密友抓获了莫蒂默，这一行为也体现了他敢作敢当的性格。

爱德华三世处事灵活，天赋异禀，身手敏捷。掌权后，他首先向苏格兰发动战争，亲自率兵占领了低地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333年在哈里登山（Halidon Hill）取得大捷。和他祖父爱德华一世一样，他决定设立当地国王，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巴里奥登上了苏格兰王位。1346年，爱德华三世的军队在内维尔十字（Neville's Cross）之战获得了一场更大的胜利，抓获了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而后者注定要在伦敦宫廷里以人质身份生活很多年。

1338年，爱德华三世采取了新的政策，宣布英格兰国王拥有法国王位以及在“失地王”约翰手上丢掉的安茹土地。1340年，他自称法国国王，尽管当时他迫不得已返回伦敦解决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他将手下大臣、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特福德解职，结束了国内危机。1346年，爱德华三世返回法国，攻占了包括加莱在内的土地，打赢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场战争——克雷西战役，他的军事才能和英格兰弓箭手的威力显露无遗。随着哈里登山大捷、斯鲁伊斯海战、克雷西战役、夺取加莱等一系列军事胜利，爱德华三世作为国王和军事将领的名望都与日俱增。1350年，爱德华三世得到情报说加莱有可能叛变，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带着一小支军队风尘仆仆地赶到加莱，通过一场小规模战斗挽救了加莱，摧毁了反叛势力——真是一场艺术表演式的战斗。

爱德华三世在长子及王位继承人——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13岁时，就允许他在外征战。1346年，当英格兰军队在克雷西与法军交战时，国王将爱德华王子的连安排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法军在王子和他的手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纷纷倒下。虽说后来有故事说，国王拒绝帮助王子，直到他靠自己“赢得了荣誉”，但事实上，爱德华三世清楚地意识到爱子正深陷致命危险之中，派了20名资历很深的骑士增援。但当他们赶到时，发现王子和他的手下都在喘着粗气，已经击退了法国人的进攻。

“黑王子”（甲胄颜色为黑色，故得此名）的传说诞生于克雷西一役，这一传说是王子一生都想不断提及的。法王盟友，即波西米亚国王约翰受法王要求前往作战，而他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很快便战死沙场。但是，约翰的骑士精神给“黑王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决定将波西米亚的鸵鸟毛作为自己纹章的工具，以纪念死去的波西米亚国王约翰。至今，鸵鸟毛仍是威尔士亲王的装饰物。

爱德华三世任命“黑王子”为阿基坦亲王。十年后，也就是在1356年，在经历了十年接受父王指令的日子后，“黑王子”亲自率领英格兰的一支军队赢得了一场更大的胜利。没有父亲在背后的指挥，“黑王子”对与法王约翰二世交战不是太感兴趣；但是，9月19日，他率领手下士兵在普瓦捷外5英里（约8公里）处投入战斗。“黑王子”发挥自己的战术才能，从侧翼包抄敌军，攻其不备，从山上俯冲下来冲击，两军短兵相接。法王约翰二世被俘，这场胜利比克雷西一役更为伟大。

有关“黑王子”骑士行为的故事在欧洲流传开来：盛传他十分尊重俘虏里的头号人物约翰二世，不和他一同进餐，而是为他侍餐。

普瓦捷一战是“黑王子”一生最荣光的时刻。但作为阿基坦亲王，他因残酷的统治而为人痛恨，还听信谗言，在卡斯提尔卷入西班牙政治当中。他和他美丽的妻子，也就是“肯特的美少女”乔安一道，因生活铺张奢侈、缺乏政治手腕而闻名。

爱德华三世现在手上押着两位国王——法国国王和苏格兰国王。他陶醉于自己的骑士荣耀之中，在伦敦要求两国拿赎金换人，因此从两国都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为了庆祝自己所取得的功绩，他设立了嘉德勋位，炫耀自己的传奇事迹，自视为当世的“亚瑟王”。然而，尽管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胜利，爱德华三世发觉统治苏格兰变得很困难，而他同时还在不断向法国提出要求——1360年同法国签订了条约，但实际上他对条约内容并不满意。

爱德华三世与菲利帕王后婚后生活一直很美满，两人育有多个子女。但他与爱丽丝·佩勒斯闹出绯闻，后者很快就因为同生活放荡的拉蒂默公爵有染及自己的贪婪堕落而臭名昭著。王室开始走向衰落。爱德华三世不幸中风，“黑王子”因身染疾病，从阿基坦和他不成功的卡斯提尔事务中退出，返回英格兰。兰卡斯特公爵约翰·冈特也卷入到卡斯提尔阴谋之中——他一心想成为卡斯提尔国王。后来，作为爱德华三世的次子，约翰·冈特掌管了政权。菲利帕王后死后，爱丽丝·佩勒斯变得愈加嚣张跋扈，手上的财力也是愈加雄厚。

到了1376年，此前一系列胜利所维系的荣耀统治变了味道。“黑王子”病逝——欧洲最出名的骑士就这样与世长辞了。爱德华三世病危，约翰·冈特维护父亲统治和王位稳固的尝试并未奏效。1376—1377年间，“正当议会”（Good Parliament）强制驱逐爱丽丝·佩勒斯，要求对拉蒂默公爵进行审判。爱德华三世和约翰·冈特背负了丑闻和耻辱。

1377年，在执政50年后，爱德华三世寿终正寝了，他多灾多难的孙子理查二世继位，理查二世是“黑王子”之子。爱德华三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优秀的军事统帅，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胆量过人。他在战争和政治中都运气尚佳，偏爱室内戏剧和露天历史剧。“黑王子”在政治上并没有父亲那么精明，但他同样创造了丰功伟绩。英国人很少夸耀他们的国王多么伟大，但如果说有哪位国王能够配得上这样的殊荣，那么非爱德华三世莫属。

[1]　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14世纪法国知名编年史作家。

帖木儿

TAMERLANE

1336—1405年

他喜欢勇敢大胆的士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士兵，他才能打开恐惧的枷锁，像狮子一样将敌人撕得粉碎，把山峰颠倒。

——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沙（阿拉伯作家）

帖木儿是一位有着过人智慧的铁血政治家、军事家。他建立起从印度到俄罗斯、地中海的大帝国。帖木儿一生未尝败绩，他和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在一生中，既创造了用死人头骨堆积起的金字塔，也建造了美丽的首都撒马尔罕。

帖木儿（在突厥语中意为“钢铁”）于1336年出生于南撒马尔罕的碣石[1]。他的父亲是巴鲁剌思氏部落的一个小领主，定居在河中地区（大约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刚好处在蒙古帝国的中心地带。当时，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不同派系间战争不断，这些派系分别由成吉思汗不同的后裔领导。其中，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及金帐汗国势力最大。察哈台汗国由于包含了巴鲁剌思氏部落，内部关系因为紧张的对峙变得更为复杂，最主要的游牧部落和那些希望过上安稳、和平的生活，以商贸为生的人之间的对抗一直没有停止过，部落间的冲突因此很常见。帖木儿还是个少年时就参与了一场突袭行动——当时人们看到，帖木儿身体强壮，头骨很大，留着红色的大胡须。多次负伤使得帖木儿的半个身子几近瘫痪，留下明显的跛足痕迹，当时的人们戏称他为“跛足的帖木儿”（Timur the lame），后来直接简称为“Tamerlane”[2]。然而，帖木儿仍然是一位技艺娴熟的骑手和经验丰富的士兵。他很快就网罗了很多支持者加入他的军队。根据阿拉伯作家阿拉布沙的记载，他“意志坚定，身体强健，英勇无畏，坚如磐石……他的战略决策无懈可击”。他在智力方面同样天赋异禀，至少会说波斯语和突厥语两种语言，他对历史、哲学、宗教、建筑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此外，他还是一个兴致勃勃的棋手。

1361年，帖木儿与占领察哈台汗国的图格鲁克结成同盟，掌管撒马尔罕的周边地区。不久后，图格鲁克病逝，帖木儿与另一个在大夏很有势力的部落首领侯赛因结为盟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联手扫平周边部落，占领了大量的土地，但他们之间却逐渐产生了嫌隙。在此之前，家族之间的关联使两人互相制衡，但在帖木儿的首任妻子，即侯赛因的妹妹去世后，这种关系瞬间土崩瓦解。帖木儿赏罚分明，对他忠心耿耿之人都受到了重赏，因此很快便赢得了民心。随后，帖木儿打败了他此前的盟友侯赛因，但在看到老友手脚被拴上铁链的悲惨场景后，他心有不忍，旋即释放了侯赛因。然而，帖木儿的这种仁慈很快便消失了。他随后处死了侯赛因的两个儿子，将侯赛因的四个妃子纳入自己的后宫，全境追捕曾支持侯赛因的达官贵人，将他们斩首，还把他们的妻小当成礼物与手下人“分享”。

1370年，帖木儿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建立起领土广袤的大帝国，而他也成为当仁不让的统治者——在撒马尔罕，他在新建的护城墙和护城河内建造了奢华的寺庙和美丽的花园。帖木儿一心想成为大帝。他自称成吉思汗的后裔（而实际上他很有可能是突厥裔），向世人宣示他重建蒙古帝国的宏大目标。然而，他首先得解决的是新政权内部的稳定问题，于是，他迎娶了侯赛因的遗孀撒莱·汉努姆，他只保留了自己埃米尔及军队统帅的头衔，以成吉思汗的后代为傀儡皇帝进行统治。他重建并霸占了曾经连接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丝绸之路。帖木儿对内寻求和平，对外宣扬战争，既满足了一心想求得对外征服的人，也满足了希望维持和平稳定的人的愿望。

帖木儿手下的军队高效且极具战斗力，是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他以每万人为作战单元，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最后甚至加入了从印度得到的大象战团。骑兵部队配有足够的军粮以应对长途行军，还有充足的弓箭和刀剑，以及用来打围攻战的石弩和攻城锤。他手下士兵的生命都得靠竞争来延续，这些士兵来自不同的种族，包括突厥、格鲁吉亚、阿拉伯和印度。1380—1389年间，帖木儿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覆盖了现波斯、伊拉克、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安纳托利亚以及中亚的所有国家和北印度地区；他还控制着进出中国和俄罗斯南部大部分区域的通道。帖木儿一生经历过最艰苦的战争是同金帐汗国的脱脱迷失汗的大战，最终帖木儿于1391年彻底击败和摧毁了金帐汗国。

帖木儿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利用人的恐惧心理。他派探子在军队出发前去敌国散布可怕的消息——譬如他手下的士兵为了庆祝在战场上取胜，用死人的头颅堆起巨大的金字塔；抑或，他在伊斯法罕屠杀了7万人，在阿勒颇屠杀了2万人，在提克里特将7万人斩首，在巴格达将9万人斩首，在大马士革将一座清真寺里的人活活烧死；以及，1392年波斯发生叛乱后，他将波斯境内所有的城市一一摧毁。往往单靠恐惧他就可以使人们顺从——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上百万人死于他的军事行动。同时，他建造了美丽的撒马尔罕，发明了帖木儿象棋，施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发动学者就哲学和信仰展开辩论。总的说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与之相矛盾的是，他还是一股强大的蛮荒之力。

1398年，帖木儿的帝国已经扩张到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所未曾征服的地区。他入侵印度，占领了德里。几十万德里居民惨遭屠杀，在帕尼帕特战役中投降的几十万印度士兵也被残忍杀害。然而，帖木儿征战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401年，帖木儿大军攻陷叙利亚，在大马士革横行霸道；1402年7月，帖木儿大军在安卡拉附近打了一场规模巨大且伤亡惨重的战役，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夺取了大批金银珠宝，甚至还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久负盛名的布鲁萨宫殿的大门据为己有；同年末，他消灭了士麦那基督城，将被残忍杀害的死者的头颅放在烛台上扔进海里。1404年，连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一世都为了自保而向帖木儿进贡。

帖木儿年近七旬时准备发动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场大战。他决定攻打明朝，但在行军路上突发疾病，卒于1405年1月。他的尸身被运回撒马尔罕，人们为他建造了陵墓。帖木儿死后，他的子嗣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小儿子沙哈鲁平定内乱，于1420年独掌大权。他的后裔中最杰出的是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的巴布尔，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857年才结束。帖木儿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他的军队烧杀抢掠，手段残忍。帖木儿还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思维敏锐的将领、造诣颇深的艺术家。至今，乌兹别克斯坦人对帖木儿还是充满崇敬之心。在塔什干，原先马克思雕像所在的地址，现在立着为纪念他而建的纪念碑——帖木儿被埋葬在撒马尔罕美观而简约的陵墓之中。相传，帖木儿的陵墓被打开将会发生灾难。1941年6月，一位前苏联历史学家发掘了陵墓。碰巧的是，数天后，希特勒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

[1]　碣石（Kesh），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的旧称。

[2]　英文中“lame”是跛足的意思。

理查二世

RICHARD II

1367—1400年

他扳倒了一切蔑视王权之人；

他毁灭了异教徒，经历了众叛亲离。

——位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查理二世墓碑的铭文

理查二世的统治对他个人、对整个政局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作为统治者，他死板愚笨，反复无常，有妄想症，难以被信任，报复心强——然而，他对艺术的资助一向慷慨；年幼时，面对令人恐惧的农民暴动军，他也表现得非常勇敢。理查二世的悲剧在于，身为活在伟大的祖父爱德华三世和父亲“黑王子”阴影中的一个羽翼未丰、资历尚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孩子，他不合时宜地登上了王位。

理查二世出生在波尔多，父亲是威尔士亲王，即“黑王子”爱德华，母亲是“肯特的美少女”，美丽的乔安。他的哥哥早夭，因而理查二世在继位顺序上仅次于他的父亲。1376年，“黑王子”去世，不久后，理查二世的祖父爱德华三世也去世了。理查二世于1377年成为了英格兰新任国王。当时，理查二世年仅10岁。他的家庭教师，对他十分忠诚的家庭挚友西蒙·伯利爵士辅佐他执政。在他执政头四年，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权力下放给前后三届皇家议会，但国家的大部分管理权掌握在理查二世的叔叔约翰·冈特手上。作为政治家，关于约翰·冈特的争议颇多，但不可否认，他的能力十分突出。

理查二世身材高挑，长着一头金发，相貌俊美，但被认为不够阳刚，而且过于注重繁文缛节——他要求宫廷中使用勺子，据说，手帕也是他发明的。相比之下，他并不享受在战场上取胜的快感，这一点与英格兰国王的战士传统不相符。1382年1月，理查二世迎娶了温文尔雅、深受人民爱戴的波西米亚的安妮。安妮于1392年去世。两年后，查理二世又迎娶了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年仅7岁的伊莎贝拉。但是，查理二世并没有生育男丁作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统治期间，他对很多男性颇为青睐——比如米歇尔·德拉波尔和罗伯特·德维尔，因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理查二世被指责有同性恋之嫌。

理查二世与法国发动了好几场战争，耗资巨大。他的顾问劝他提高税收，这直接导致了1381年的农民暴动。暴动的领导者叫瓦特·泰勒。当时，农民和工匠成群结队从埃塞克斯和肯特进军伦敦，围困了伦敦城，要求认可老百姓的权利。1381年6月16日，年仅14岁的理查二世在史密斯菲尔德与暴动的农民军领袖面对面进行谈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瓦特·泰勒被国王的手下杀害，理查二世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理查二世当场宣布：“你们只可以认我一人作为你们的领袖。”理查二世率领着数百人离开现场之后，他的手下把剩下的暴动领袖团团包围，全部杀害。理查二世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果敢和主动的一面，但他也参与到对付他受苦受难的子民的暴力行径之中——这一行动基本上是预谋好的。上百人惨死街头，在接下来数周，还有更多人被绞死。

在镇压了农民暴动之后，理查二世又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麻烦：王国内部一些权力很大的贵族反对他的统治。1386年，理查二世鲁莽地入侵苏格兰。议会中的一群贵族——这些人因号召宽治，自称为“贵族上诉人”（Lords Appellant）——要求理查二世解除不受欢迎的议员的职务。“贵族上诉人”的领袖是国王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也就是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其成员还有沃里克伯爵托马斯·波尚、阿伦德尔伯爵理查·菲茨阿兰、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以及他的堂弟，约翰·冈特之子，王位的有力竞争者——德比伯爵亨利·博林布鲁克。

理查二世宣判这群贵族犯了叛国罪，“贵族上诉人”发动暴动，最终在牛津城外拉德科特桥击败了理查二世的军队，将他短暂关押在伦敦塔。1388年1月，国王的八名议员被所谓的“无情议会”（Merciless Parliament）处死。德拉波尔和德维尔在“贵族上诉人”接管英格兰之后逃离英格兰，口口声声说理查二世还太过年轻，难以统治国家。

“贵族上诉人”在与苏格兰、法国作战的过程中败下阵来。1389年，约翰·冈特从西班牙返回英格兰，理查二世重新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莫布雷和博林布鲁克倒向了此时已经22岁的国王，退出了“贵族上诉人”的队伍，掌握了控制权。理查二世愈加傲慢专横，认为是上帝赐予了他统治的权力。1397年，理查二世邀请沃里克伯爵出席宴会，借此机会将他逮捕；他还向阿伦德尔伯爵承诺，只要接受逮捕，就不会受到其他任何威胁。与此同时，格洛斯特公爵在法国被逮捕。阿伦德尔伯爵被处死，沃里克伯爵被流放，格洛斯特公爵在加莱被活活勒死。

理查二世的妄想症愈加严重，他身边始终有柴郡弓箭手组成的禁卫军。1399年，他很不理智地将堂弟兰卡斯特公爵亨利·博林布鲁克流放，随后还将他的土地据为己有。理查二世远征爱尔兰时，深受拥戴的博林布鲁克宣布：“王国正处于统治崩塌、法纲被毁的危急时刻。”他带领一小支军队登陆约克郡，发起了一场范围甚广的暴动。当理查二世返回威尔士海岸时，王国大部分声名显赫的贵族都背弃了他。理查二世被捕，送回伦敦游街示众。人们拥挤着嘲笑他，往他身上扔腐烂的水果。理查二世遭到罢黜，受尽羞辱。1400年1月，关押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理查二世被看守活活饿死。他的对手登基成为亨利四世，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后来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大获全胜。

亨利五世

HENRY V

1387—1422年

太出名的人活不久。

——贝德福德公爵

1422年8月31日，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在巴黎城外的文森森林向命运屈服了，和他手下的许多士兵一样，他死于“军营热”——很有可能是痢疾。亨利五世正是莎士比亚笔下年轻的哈尔王子的原型，他病逝时还不满35岁，坐上王位也不过九年时间。虽然亨利五世年纪轻轻，阅历尚浅，但是，鉴于他在短暂一生中所创造的功绩，用现代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是“最伟大的英格兰统治者”。

1413年，亨利五世即位时，国家因为数十年的内战而四分五裂。他的父亲亨利四世，约翰·冈特之子亨利·博林布鲁克，于1399年从堂哥理查二世手上夺取王权。亨利四世执政的前几年时间一直为战争所困，处于防守态势，忙着镇压珀西家族（Percy family）和威尔士的叛乱。其子亨利五世在三场大战中享有独立指挥权，很快声名鹊起。在一场战役中，年轻的王子的脸被射中一箭，箭头刺穿了他的脸颊，击碎了骨头，伤势十分严重。然而，一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装置，将他脸颊上的箭头取出，保住了他的性命。神奇之处在于，医生并不是从伤口处，而是从王子的脖颈将箭取出的。亨利五世后来痊愈了。

在他父亲执政的最后一年里，国王与王子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演变为冲突。1413年，亨利五世即位，作为年轻的新国王，他的独特之处逐渐显露出来：他从内心深处就是一个虔诚之人，笃信自己神圣的使命；他还十分大方慷慨，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天赋异禀——不论是作为战略制定者还是将军，都是这样。年轻的亨利五世很快就着手统一国家，给人们带来了与过去旧世界决裂的曙光。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英格兰人，一心想要教化民众养成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他摒弃了前几任国王用法文读写的传统，改用英文。和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英格兰国王一样，他也认为自己是法国合法的国王。

就在出兵前往法国之前，亨利五世发现了一起贵族针对他的阴谋。他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谓的“南安普顿阴谋”，处决了斯克鲁普男爵亨利，还有他自己的表弟剑桥伯爵。无论什么都不可以阻挡亨利五世的神圣战争。

1415年8月，亨利五世进军法国。他计划夺取法国北部多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城镇，进而在这些城镇驻防，用作进一步进击的据点。9月底，他已经成功夺取了阿夫勒尔港，但是他的军队因为遭受传染病侵袭，损失惨重，只能返回英格兰休整。10月25日，近6000人的英格兰军队在前往加莱的途中，在法国北部的阿金库尔附近，被人数远远占优的法国军队拦截。当时，法、英军队人数比例几乎达到三比一。英格兰军队压缩阵地纵深，正面阵线依靠非常有利于防御的地势摆出漏斗状的阵形，两侧有树保护，阵地前沿布有几个大队的弓箭手。法国骑士身着甲胄，骑着战马缓缓前进，发现自己的正面空间不断被压缩，最后走到了这条形似箭头的狭窄道路的尽头。接到信号后，弓箭手们开始大举射击。英格兰长弓手向法国军队发起冲击，法国人此时已经方寸大乱，反击时也是乱成一团，伤亡惨重。亨利五世取得了一场大胜，这场大胜也要归功于英格兰威力强大的长弓手，很多长弓手都来自柴郡，他们持续不断的箭雨极具杀伤力，使人恐惧，简直就是中世纪的“机关枪”。

在接下来几年里，英格兰军队在他们极具个人魅力且精力充沛的国王的带领下，横扫法国北部，给军纪涣散、四分五裂的法国军队造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创。受到战场上的胜利的鼓舞，1420年，亨利五世做好了给法国迎头痛击的准备。根据《特鲁瓦条约》的规定，当时病重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承认亨利五世的摄政王身份，并且将他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亨利五世不幸早逝，未能完成他全面取得胜利的愿望，但他已然成为英格兰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为世人所铭记。

亨利五世的胜利使法国向英格兰屈膝，法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英格兰的控制之下。但是，亨利五世想要的并不仅是收复当年安茹王朝的领土，他更想得到法国国王的宝座。1417年，亨利五世占领鲁昂。勃艮第公爵不幸死于支持王太子的阿尔马内客人之手，勃艮第人决定与亨利五世结盟，这与亨利五世之前所取得的军事胜利一样，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法国于1420年与英格兰签订《特鲁瓦条约》，亨利五世成为法国摄政王和法国王位的继承人，他迎娶了法国公主凯瑟琳，他们的孩子成为了未来的亨利六世。法国王太子继续与亨利五世作战，在1421年的一场战役中杀死了亨利五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但次年，亨利五世占领了莫城。眼看着亨利五世就要在戴着英格兰王冠的同时再戴上法国国王的王冠，建立盎格鲁-法兰西帝国，而他的儿子将会继承这一遗产。然而，亨利五世不幸早逝，将国家留给了他那还是婴儿的太子和他措手不及的兄弟们。他们之中，贝德福德公爵在法国获得的胜利最令人瞩目——尽管，奥尔良在奥尔良少女圣女贞德的努力下得以幸存。

还是个孩子的国王亨利六世在法国巴黎加冕，但英格兰一方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亨利六世长久以来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并不具备中世纪国王所必须具备的性格。亨利五世征服法国的伟业失败了——最终，在内战“玫瑰战争”中，英格兰也输掉了。1471年，亨利六世在伦敦塔里被杀害了。

吉尔斯·德·莱斯

GILLES DE RAIS

1404—1440年

吉尔斯·德·莱斯……以割喉的方式残忍屠杀了许多无辜的小男孩，证据确凿……他对这些小男孩有着变态的渴望，他犯了鸡奸罪。

——南特主教（1440年）

吉尔斯·德·莱斯有虐待狂倾向，邪恶堕落，精神错乱，是历史上最出名的连环杀手，背负着虐待、鸡奸、谋杀好几十个小男孩和男性青年的罪名。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追求自己变态的性满足感。他犯下了累累罪行，因内疚而备受折磨，但谋杀的欲望一再诱使他再次犯罪。

吉尔斯·德·莱斯出生于法国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当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1415年，莱斯刚过10岁，他的母亲不幸病逝，他的父亲在打猎途中被一头野猪撞死。同年，他的叔父在与英格兰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战死沙场。莱斯继承了家业，但当时还是由外祖父让·德·克拉贡（Jean de Craon）控制着。

让·德·克拉贡拥有吉尔斯的监护权，但对他的幸福不上心，只是将他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丝毫不理会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让·德·克拉贡两次想让他的这位孙子迎娶富家女子，但都失败了。最后让·德·克拉贡终于找到了一位新娘——一个富人家庭的女继承人。让·德·克拉贡为了让她顺从，将她绑架，一直关押着，直到她同意嫁给莱斯。

23岁起，莱斯辅佐圣女贞德与英格兰人多次作战，战功卓著。但他与圣女贞德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亲近，至今仍不得而知。与圣女贞德一样，人们都相信莱斯十分虔诚，他资助建造了许多教堂和一座大教堂。

1432年，也就是圣女贞德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一年后，莱斯退役，返回家族在与布列塔尼接壤的马什库勒（Machecoul）的城堡。此时，让·德·克拉贡也已去世，莱斯开始挥霍家族的庞大资产，生活奢侈，这激起了兄长雷内的愤怒，他担心莱斯会将家产挥霍一空。

但这一表象下掩藏着一个更加污秽不堪的事实。在马什库勒城堡，莱斯和许多共犯一起，经过精心筹划，进行着虐待性谋杀的狂欢。他残忍地杀害了60—200名儿童——主要是男孩，年龄都在6—18岁之间。

受害者大多金发碧眼，他们要么是因各种各样的诱惑而被拐骗至此，要么是被从马什库勒及周边地区强抢过来的。据说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个12岁的信童，他的脖子被用金属钩挂起，随后被莱斯强奸并杀害。随着失踪的儿童越来越多，人们逐渐开始怀疑莱斯。但是，当地人十分惧怕莱斯，而且根本没有足够的武器来挑战这个法国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人之一。

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一个特地建造的房间内遭受折磨的，他们被头上脚下或者头下脚上地吊起来，然后被莱斯鸡奸。最后莱斯会使用各种手段杀害受害者，包括肢解、砍头、开膛破肚。在审判过程中，莱斯承认他很享受将长得最好看的几个受害者的头颅割下来、将他们五脏六腑掏出来的过程。莱斯还被指控使用黑巫术以及崇拜恶魔。

与此同时，雷内·德·莱斯决定在吉尔斯将家底掏空之前控制家族财产，于是威胁要进攻马什库勒城堡。布列塔尼公爵也觊觎吉尔斯拥有的土地，夺取了吉尔斯的一座城堡。作为回应，1440年5月，吉尔斯绑架了一个仇敌的兄弟，一位神父，当时他正在主持弥撒。这件事激怒了南特主教。他开始煽动对吉尔斯的行为进行调查。事实上，扳倒吉尔斯对南特主教来说也是利大于弊。

主教走访了被莱斯掳走孩子的家庭，提出对莱斯的诉讼。整个案件令人震惊。莱斯于1440年9月被逮捕，被指控犯有34项罪行，被判决犯有谋杀罪、鸡奸罪和异端罪，莱斯害怕受刑才招供。1440年10月16日，莱斯在为自己的残忍行为悔过并得到忏悔权后，被处以绞刑，然后其尸体被焚毁，和他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两个仆人。

临死前，吉尔斯·德·莱斯展现了他的执迷不悟。他唯一拒绝承认的罪名是“崇拜恶魔”。当他得知自己有可能会被开除教籍并且被剥夺忏悔权时，他忍不住啜泣。然而，这样片刻的良心发现并不能阻止他施行性虐待、谋杀的行为，也不能阻止他沉醉于他所说的“肉体的享受”。

圣女贞德

JOAN OF ARC

约1412—1431年

吾之天父上帝派我至此，将尔逐出法兰西，以眼还眼。

——圣女贞德在给围困奥尔良的英格兰军队的信中写道

（1429年3月22日）

圣女贞德是法国的国家英雄。她从一个平凡的农家少女成长为战士、殉道者，最终成为一代圣人。她坚信，上帝派她来解放法兰西。她是卓越的精神领袖和军事领袖，激励法国人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一直英勇顽强地抵抗英格兰人的入侵。圣女贞德一向穿着男性服饰，对传统不屑一顾，不在意政客和教会人员对自己的反对。最终，她在追求救赎的过程中拥抱了死亡。

14岁时，贞德第一次听到了天使圣弥额尔、圣加大肋纳和圣玛加利大的“真谕”，要求她从英格兰手上解救法国。当时英法百年战争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法国已经濒临输掉王位竞争的边缘。瓦卢瓦国王查理六世死后五年，其子查理依然未能加冕，法国中部的重镇奥尔良城似乎也快要落入英格兰人之手。

贞德按照天使接连的指示，穿过满目疮痍的敌占区，要求觐见王储查理。她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感化了查理，查理听从了她的意见，重整旗鼓，继续同英格兰人血战到底。贞德还告诉查理，按照上帝的指示，他将在兰斯加冕。那天，贞德并没有公开她和查理耳语的具体内容，但查理和法军将领们要么是相信贞德确有神的旨谕，要么是认为这个农家女孩可能对法国的复兴大业很有帮助。当然，也有可能两种因素皆有。

贞德身着白色甲胄，手持战斧，骑马率领着查理的大军冲向被围困的奥尔良城。英格兰人被打得一败涂地，紧接着，法国军队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贞德仿佛就是他们的胜利女神。法国人膜拜贞德，视她为救世主，而英格兰人则指控贞德是一个女巫。英格兰自阿金库尔一役以来迅速流传的不败神话被打破了，因此英格兰人认为，贞德一定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1429年7月，查理王子在兰斯加冕，成为查理七世，贞德也出席了加冕典礼。

贞德马不停蹄，敦促开始犹豫的查理七世乘胜追击，直逼巴黎。当瓦卢瓦军队最终开始进攻王城巴黎时，贞德只身伫立在工事之上，号召城里的居民向他们合法的国王称臣。在战斗过程中，贞德身负重伤，但她不愿离开战场——尽管当时夺取巴黎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贞德在驰援贡比涅的路上被英格兰的盟友勃艮第人抓获，被卖给英格兰人，并在英格兰位于法国的据点鲁昂接受不正当审判。查理七世急欲与勃艮第王国议和，不愿与一个“女巫”有牵连，因此没再插手有关贞德的事务。在审判现场，这个农家女孩面对着法国最顶尖的神学家，对她的神圣事业坚信不疑，并且成功避开了让她批判教会的种种陷阱。贞德对严刑逼供毫无惧色，审讯官认为对她使用酷刑也没有效果。

但是，当教会威胁说要把她移交世俗法庭接受审判时，贞德已经身体麻木，重病缠身，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异端罪”，同意换回女装，接受终身监禁，以免除痛苦的死亡。然而，在认罪后没几天，贞德又重新换回男装，声称圣灵痛斥她弃绝誓言的背叛行为。于是，她被送往世俗法庭，当时，贞德不过20出头。最终，她被判为“女巫”，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其实贞德早就有不祥的预感。

贞德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贞德死前被准许忏悔，接受了圣餐礼。就刑时，她注视着一位神父高高举起的十字架，神父答应她在行刑时会大声喊出免罪的誓词，以便她在熊熊大火的呼号声中听见。英格兰人对贞德十分忌惮，担心贞德会留下骨灰被人收集，致使她的传说继续流传下去。他们把贞德的尸体又焚烧了三次，并把剩余的灰烬扔进塞纳河。

20年后，查理七世的王位已经稳固了，下令重审贞德一案。贞德的罪名被推翻了。约500年后，到了1920年5月16日，罗马天主教会将贞德定为“圣女”。

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

1420—1498年

如果某人具有一定的学识，那他就会被认定为充满异端思想，思想不正，身上带有犹太教的痕迹。因此，他们使有学识之人噤若寒蝉；正如您所说的一样，凡是渴望知识的人都开始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恐惧感。

——裁判所大法官之子

唐·罗德里戈·曼里克1533年写给路易·维夫斯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是西班牙首任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仅仅是他的名字，就足以引起那个时代哪怕是意志最坚定的人的恐惧。从当上裁判所大法官起，他就疯狂地迫害犹太人、摩尔人以及其他异教徒。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者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他们对异教徒没有一丝宽容之心，采取了极端打压政策——他们俩的名字甚至成了宗教狂热主义和迫害狂热的代名词。

有关托尔克马达幼时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人们只知道，这位成为西班牙犹太人的灾难的人本身就是犹太后裔——他的祖母是犹太人，但皈依了天主教。青年时期，托尔克马达加入了多明我会，1452年被任命为玻利维亚圣克鲁斯一座修道院的院长。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一直担任该院的院长。与此同时，他还成为了国王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和王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一世的告解神父和顾问。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是在1479年完婚的，他们的联姻使西班牙的两个最大的王国联合到一起。在他们共同执政期间，二人加强了两个世纪前业已施行的驱逐穆斯林的政策的力度。1492年，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格拉纳达被攻陷，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与此同时，托尔克马达劝服王室相信“生活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穆斯林，就算是那些已经改变了信仰而皈依天主教的，都将一直污染真正的天主教精神”。在托尔克马达的力劝下，国王通过了压迫异教徒的法律，意欲驱逐西班牙境内所有非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摩尔人、吉普赛人。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于1478年11月由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建立。裁判所的职责是从教会内部铲除偏常和异端行为。女孩年满12岁，男孩年满14岁以后都接受它的管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此类机构——13世纪时，法国临时建立过这样的裁判所，目的是铲除阿尔比派东征所产生的卡特里派异教徒余孽。然而，新成立的裁判所较之前影响更加持久，势力也更大。

1480年，头两名裁判所法官得到任命，数月之后，到了1481年1月，六人被判为异端分子，处以火刑。这是该刑罚第一次被使用。随后，杀戮的规模不断升级。1482年2月，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工作量，教皇又任命了七名法官，其中包括托尔克马达。不到十年，裁判所在西班牙境内的八座大城市都留下了执法的印记。

法官们到了一座小镇后会召集举行一个特殊的弥撒仪式，所有人都有义务参加。在弥撒现场，他们布道，随后呼吁犯有异端罪的人上前一步忏悔。嫌疑人有30—40天的期限自首。认罪的人得到承诺将会被减轻刑罚以作“奖励”，拒不认罪者将会被严惩。然而，所有认罪忏悔之人还必须揭发检举没有认罪的异端分子。检举揭发和忏悔都是裁判所必不可少的工作。结果，裁判所很快成了算旧账的好工具。

受指控的人会被逮捕并送进监狱，他们个人的财产和家庭的财产都会被充公。随之而来的是审讯。审讯官有权根据他们的“良心和意愿”采用刑罚逼供。嫌疑犯会被强制往咽喉灌水，绑在刑架上，或者双手反绑在身后被吊起来——只要能让嫌疑犯认罪，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许多人在审讯过程中落下残疾，还有许多人没能活下来。对于那些受不了刑罚而选择招供的人，最后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条出路：接受火刑。他们受刑的地方被委婉地称作“信仰之地”。在被活活烧死之前，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忏悔并亲吻十字架，二是拒不认罪。选择第一种的人会在接受火刑前被绞死，然后才点火；选择第二种的人注定要接受漫长且极其痛苦的死亡过程。

1482年，托尔克马达被任命为法官之一。不久后，他就成为了裁判所大法官，也就是裁判所的最高职务。

此时，托尔克马达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几乎可以与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平起平坐。显而易见，相比于当时的世俗权贵，人们更惧怕托尔克马达。在他的统领下，裁判所的暴行逐渐升级。1484年，他主导发布了28条宣言，列出了裁判所“揭发和肃清的各种罪行”，包括叛教、渎神、鸡奸、巫术，等等——大多数罪行都是针对犹太人的。在裁判所执法的过程中，法官有权使用各种手段来获得他们想要的“真相”——这条规定实际上允许法官严刑逼供。

裁判所的执法掀起了血腥迫害的狂潮。仅仅在1484年2月一个月的时间内，雷阿尔城就有30人被以各种罪名判处火刑；1485—1501年间，托莱多城共有250人被烧死；1492年，在托尔克马达的家乡巴拉多利德的一起审判中，32人被烧死。

托尔克马达扬言西班牙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他认为，犹太人对西班牙来说是致命的威胁。1492年，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颁布法令，宣布所有不接受基督教教义的犹太人都将被驱逐出西班牙。约3万至8万犹太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中大多数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萨洛尼卡（现希腊塞萨洛尼基）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救或免罪。

托尔克马达依然认为他的工作没有结束，为了继续他的“事业”，他甚至拒绝了塞维利亚主教一职。这样一来，他发现运用自己的权力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回报；事实上，通过搜刮被裁判所判为异端的人的家产，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只要出行，他身边必然伴有50个轿夫、250名步兵，这反映出他越来越不受人们欢迎，同时也增加了他所到之处的人们对他的恐惧和畏怯。

最终，托尔克马达死在了大法官任上。施行了20年的迫害，他的狂热丝毫不减，超过2000人在他手上命丧黄泉。托尔克马达以宗教顽固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知。他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里主人公的真实写照：作品中，大法官为了保全自己所在的天主教会，甚至不惜烧死耶稣，但最终坠入灵魂的深渊。

弗拉德伯爵

VLAD THE IMPALER

1431—1476年

他的一生就和他的名字[1]一样充满邪恶。

——15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手稿

弗拉德三世是瓦拉几亚伯爵，自称从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上解救了他的基督子民，然而，他更钟情于利用自己的权力施展阴谋诡计操纵当地的王朝和帝国政治。弗拉德是一个性虐待狂。他堕落腐化，杀人如麻，这些残忍野蛮的行为造就了吸血鬼德古拉的传说。但吸血鬼的传说与事实相比，还是平淡了不少。弗拉德伯爵的双手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从跛脚的老农、流浪汉到贵族和外国使节。他得名“穿刺王子”，因为他最喜欢的处决犯人的方式是将犯人戳在削尖的木桩上，即在木桩顶端涂上油，然后戳入犯人的肠子。据记载，1431年，弗拉德三世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现罗马尼亚境内）一座叫“锡吉什瓦拉”的军事重镇。他的姓氏是“德古拉”（Dracul），意为“龙”，继承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曾是“圣龙会”组织的成员。弗拉德三世5岁时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圣龙会”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组建的用以解救基督教会、抵御以伊斯兰为国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扩张的一个秘密组织。弗拉德的母亲是一位摩尔达维亚公主，父亲弗拉德二世曾是瓦拉几亚亲王，后被流放至特兰西瓦尼亚。

1444年，当弗拉德三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父亲因为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进攻威胁，迫不得已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人质以表示他的顺服，使土耳其人放松戒备——其中就包括弗拉德三世。弗拉德三世作为人质生活了四年，这段时间，他因为自己的傲慢无礼和火暴脾气经常遭受鞭笞和毒打，内心充满了对土耳其人的憎恨。

瓦拉几亚公国（位于今罗马尼亚境内）并不是传统的世袭制君主国，弗拉德三世宣称将接任大公，但由于父亲遭流放，他的处境并不是很占优。他的兄长米尔查二世于1442年短暂掌权，但次年就迫不得已藏匿起来，1447年不幸被敌人抓获。敌人将米尔查二世的眼睛挖出来烧掉，然后将其活埋。瓦拉几亚的政客们都是两面派。弗拉德的弟弟，即英俊潇洒的拉杜性情残暴，后来为了驱逐他的哥哥，不惜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寻求帮助。

1447年，也就是在米尔查二世遇难同年，效忠于匈牙利白衣骑士约翰·胡尼奥迪的波维尔（贵族阶层）抓捕并杀害了弗拉德三世的父亲，他们口口声声叫嚣弗拉德二世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走得太近。不久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试图夺取当地的统治权，并于1448年立当时年仅17岁的弗拉德三世为大公作为傀儡，以防胡尼奥迪再次搅局，并逼迫胡尼奥迪逃往摩尔达维亚。弗拉德三世铤而走险，前往当时与瓦拉几亚公国战事不断的匈牙利。他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决心给胡尼奥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他成为了匈牙利所支持的瓦拉几亚大公的继承人。

1456年，匈牙利人在塞尔维亚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弗拉德三世抓住机会进攻并占领了瓦拉几亚，杀死了他的宿敌，即来自丹尼斯提家族（Danesti clan）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为德拉古家族夺回统治权。复活节当日，弗拉德三世邀请最有声望的波维尔们出席晚宴，将年龄最长的波维尔杀死，将其余年富力强的都关押起来。其中许多人在为弗拉德三世的城堡修筑工事时死了。当时，天气十分恶劣，而他们的贵族服饰已破烂不堪，只能赤身裸体地劳作。

弗拉德三世兴建特尔戈维什泰作为自己的都城，下定决心要将瓦拉几亚公国建成一个大王国，让人们能够在此享受到繁荣与健康。然而，对于他来说，那就意味着彻底铲除贵族势力以及任何榨取国家资源的人。他针对的目标也涵盖了最穷困、最脆弱的人——流浪汉、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上千名这样的弱者受邀前往特尔戈维什泰参加宴会，结果都被锁在大厅中，在就餐结束后，他们被活活烧死（受到弗拉德三世邀请往往都是很危险的，但如果拒绝了他的邀请将会更危险）。弗拉德三世还处死被指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女性，比如通奸——他先割下她们的双乳，然后将其剥皮或者投入热水中烫死，尸体最后还要示众。弗拉德三世把在特兰西瓦尼亚城里生活的日耳曼商人看作外国来的害虫，这些人因而成了弗拉德发泄愤怒的对象。1459年圣托罗缪之夜，他下令处死3万名来自布拉索夫的商人和波维尔。次年，在锡比乌又有1万人被处死。

通常，这些人死于穿刺的刑罚。这种死法非常痛苦，往往会延续数小时之久，木桩从肛门穿过五脏六腑，最终从犯人嘴里穿出。同时处死上千名犯人时，弗拉德三世会将木桩在城堡外绕一圈，施刑后禁止任何人挪动尸体。他经常在这些穿刺着腐烂尸体的木桩前进餐——受刑人的级别越高，给受刑人准备的木桩就越长。其他的刑罚还包括剥皮和用开水烫。曾有一次，一位外国使节觐见弗拉德三世时拒绝脱帽致敬，弗拉德三世就（命人）用锤子把铁钉钉入他的头颅。弗拉德三世就是这样地血腥，甚至有传言说他喝受害人的血，吃他们的肉。

1461—1462年的冬天，弗拉德三世越过多瑙河，在塞尔维亚至黑海之间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掌控的区域进行劫掠，2万人遇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复仇，集结了一支上万人的军队攻打弗拉德三世。在多瑙河岸边，他们看见2万余奥斯曼土耳其人被弗拉德的军队穿刺在木桩上，密密麻麻，就像一座森林。

弗拉德三世铤而走险，伪装起来混入对方军营，试图暗杀苏丹。但面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猛攻，弗拉德三世很快就招架不住了。146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将他的城堡围得水泄不通，他的妻子从窗户跳下，弗拉德三世则逃跑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挟持他的弟弟拉杜上台。其后弗拉德三世被匈牙利人捉获，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在狱中，他把老鼠和鸟穿刺在小木桩上，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掌权。他很神奇地再次获得了匈牙利人的支持，娶了一位匈牙利贵族，为1476年重返瓦拉几亚获得了支持。1476年，他罢黜了新统治者丹尼斯提王朝的“老者”巴萨拉布（Basarab），短暂掌权。然而，随后他又一次败在了入侵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上，在布加勒斯特附近身亡，有可能是被自己的手下所杀。他的头颅被割下送往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他的头颅被穿在木桩上供人观看。

[1]　弗拉德伯爵小名叫“德古拉”，意为“恶魔之子”或“龙之子”。

理查三世

RICHARD III

1452—1485年

我将自己赤裸裸的邪恶伪装起来，

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出圣令，

众人视我为圣人，实则我大多时候是魔鬼。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一幕第三场，

理查三世的台词

驼背的理查三世是英格兰历史上有名的篡权者，他谋害了自己的两个侄子，其中一个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因此臭名昭著，也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理查三世的王位落入都铎家族手中，都铎家族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编纂了有关他的历史，很有可能在记载中夸大了其充满遗憾的野心和身体上的残缺。

理查三世是第三任约克公爵理查和塞西莉·内维尔的第二个儿子。塞西莉的父亲是第一任威斯特摩兰伯爵，祖父是约翰·冈特。理查三世幼时就长相丑陋，一口龅牙，他的成长过程正值兰卡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展开“玫瑰战争”。1461年3月，约克家族获得了“玫瑰战争”的胜利，理查三世的父亲在这场战争中丧命，理查三世的兄长成为国王，即爱德华四世。

1465年起，理查三世被寄养在表兄理查·内维尔，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造王者”（Kingmaker）家中。在这一阶段，小理查不被认为有登上王位宝座的远大目标。理查三世对兄长爱德华四世忠心耿耿，这也给他带来了相应的回报，他获封大量的土地，地位和影响力也大大提升。1470年，兰卡斯特家族短暂地立过亨利六世为王，迫使约克兄弟流亡海牙。1471年，理查三世加入爱德华四世的讨伐大军，亨利六世再次被罢黜。

理查三世作为将军能力出众，作为管理者富有手腕。他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期间受封成为北英格兰的管理者，因其公平、正义而声名远扬。在约克家族征战的过程中，他获得了约克郡、达勒姆郡、坎布里亚郡一连串的城堡，而他的忠心也意味着国王对他影响力提升的容忍——例如，1481年，理查三世代表爱德华四世向苏格兰人宣战，并最终取得胜利。

1478年，约克兄弟中的乔治以叛国罪被处死，理查三世极有可能是幕后推手，目的是为了铲除其登基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是理查三世第一次梦想着夺取王位。1483年4月9日，爱德华四世驾崩，此时理查三世的野心暴露无遗。在继承王位的次序上，他排在他的侄子，年仅12岁的爱德华五世之后，而爱德华五世身后还有他9岁大的弟弟什鲁斯伯里的理查，以及国王的娇妻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两个儿子。爱德华四世死前将理查三世定为护国公，理查三世也宣誓效忠自己的侄子，但不到一个月，他就抓捕了爱德华五世，随后又抓捕了爱德华五世的弟弟，把二人关押在伦敦塔中。

理查三世一开始声称，抓捕两个孩子是为了保护他们，随后又以叛国罪处死了此前被托付辅佐幼王的大臣贵族。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圣保罗大教堂外宣布，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不合法，原因是，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教证实，爱德华四世此前已经与他的情妇埃莉诺·巴特勒偷偷结婚了。他强制议会颁布法案，在爱德华四世死后宣布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无效。这样一来，伍德维尔的两个儿子就成了私生子——理查三世借此扫平了自己登基的道路。此后，理查三世还镇压了一场针对他的小型起义。1483年7月6日，理查三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理查三世逮捕并处死了有可能反对他的几个贵族。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只要两个侄子还活着，他们就将一直对他构成威胁。1483年夏天，两人同时失踪，但人们对他们的失踪并不感到震惊。到了秋天，人们都认为两个孩子已经去世了——当然，理查三世要对他们的死负责。根据多年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记载，理查三世下令在两个孩子熟睡时将其扼死。直到1647年，两个孩子的遗骨才在伦敦塔的一个楼梯间被发现，随后他们的遗骸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在理查三世执政期间，人们都相信是他谋害了两位王子。在那个野蛮的时代，这也是令人恐惧的行径。对于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来说，身体畸形是邪恶性格的象征。1483年理查三世的暴行证实了他们所描述的其极度丑陋的怪物形象：生来便是大龅牙，体毛过多，驼背，手臂枯瘦，面容憔悴。根据一个编年史家的记载，理查三世讷口少言，性情焦躁，“身边一直带着一把匕首，右手时不时把匕首拔出一半又放回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编年史家是在为都铎王朝的宣传服务，夸大了理查三世的身体残疾。后世人们所熟知的理查三世是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中描写的焦躁不安、阴险、驼背的形象，“我终日一瘸一拐，不受欢迎，当我在狗身边停留时，它们都会对我狂吠”。

理查三世主要的死敌亨利·都铎——亨利·都铎后来有组织地丑化理查三世的形象，将他说成是一个恶魔——在欧洲大陆集结了一支军队进攻英格兰。1485年8月22日，博斯沃思一役成了两军作战的高潮。理查三世表面上的盟友托马斯·史坦利，也就是后来的诺森伯兰伯爵，以及他的胞弟威廉爵士按兵不动，观察两军态势，最后倒向亨利一方。而当时的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拒绝将自己的预备役军队投入战场，这成为了战争的转折点。虽然理查三世继续英勇作战，直捣黄龙，差点打到了亨利·都铎身前，但无奈寡不敌众，深陷重围，最终死在一个威尔士人斧下。理查三世成了金雀花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他的统治只维持了不到两年。亨利·都铎成为亨利七世，他的王朝一直延续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

萨伏那罗拉

SAVONAROLA

1452—1498年

首先需要进行改革的城市就是佛罗伦萨……正如上帝挑选了摩西来领导以色列人民历尽艰险走向幸福生活一样……佛罗伦萨的人民现在也需要一个先知，他们自己的“摩西”（萨伏那罗拉自己）……自安息日到来时，人们会在新教会的福泽下欢笑，还有牧羊人驱赶着羊群的美好景象。

——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

《关于新时代的布道》，15世纪90年代

意大利多明我会会士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是一位狂热的修士，一位坚定的神权主义者。他强烈抵制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他用所谓“浮华之火”烧毁了大量他认为不符合道德伦理的书籍和艺术品。萨伏那罗拉建立的神权共和国严苛地管控人们的信仰，貌似圣洁，实则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生活，甚至人身自由。

萨伏那罗拉出生并成长在费拉拉（当时是一个独立公国的都城），他的祖父米歇尔·萨伏那罗拉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他进入教会学院学习。他早期的作品就已流露出悲观主义色彩和道德说教做派，后来也因此而受到抨击。他的诗《世界灭亡》和《教会灭亡》就是很好的例子。

1475年，萨伏那罗拉前往博洛尼亚，在圣多明我修道院加入了多明我会。四年后，他返回费拉拉，供职于圣玛利亚天使修道院，随后又成为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在此期间，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萨伏那罗拉从一开始就斥责政治和宗教腐败，认为腐败导致社会堕落。他在1485—1486年间的四旬斋布道时言辞最为激烈。在这一系列演说中，他呼吁发动改革，净化教会。

1487年，萨伏那罗拉作为“大学士”短暂地离开佛罗伦萨，返回博洛尼亚。但1490年，在人文主义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伯爵和资助人即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的鼓动下，萨伏那罗拉回到佛罗伦萨。返回后，萨伏那罗拉旋即开始严厉指责助他顺利返程的政府。萨伏那罗拉口若悬河，向人们传达“末日”的到来，自称受到上帝和其他圣人的点化。他谴责美第奇家族的暴政，并预言如果不施行改革，灾难注定将降临佛罗伦萨。

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佛罗伦萨，萨伏那罗拉的一些预言似乎应验了。在萨伏那罗拉的鼓动下，洛伦佐·美第奇的儿子兼继承人皮耶罗被驱逐出城。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萨伏那罗拉自然是领导人。萨伏那罗拉在新的职位上同时掌管政治和宗教大权，决意建成一个神权共和国。第一步就是把同性恋定为死罪。

萨伏那罗拉对罗马教廷的批评更是严厉——臭名昭著的波吉亚家族就是其腐朽堕落的最好象征，他甚至还攻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饱受争议的私生活。同时，他敦促佛罗伦萨人民节俭节欲。他的建议使他名声更盛——他使用“浮华之火”烧了很多个人财物、书籍以及艺术品，包括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也在比萨的市政广场被付之一炬。

萨伏那罗拉的权力和影响力此时已经达到顶峰，但国内对他统治的反对声音正逐渐出现。这些反对者指责他诋毁教皇，于1497年5月将他开除教籍。在佛罗伦萨之外，反对萨伏那罗拉的除了腐朽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有米兰公爵——他们俩都想遏制法国国王扩张领土的野心。

1497年，法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半岛，萨伏那罗拉突然发现自己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1498年，他走向了最后的毁灭之路。他死时的场景和他终其一生创造的狂热景象很是呼应。一名方济各会修士向拒绝承认萨伏那罗拉被教皇开除教籍的人提出挑战，挑战内容是接受火刑考验。萨伏那罗拉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接受了挑战，根据谁先退出决定比赛结果（先退出的就是失败方）。挑战过程中，方济各会修士未能如约到达现场——按照规定，萨伏那罗拉成为胜利一方。然而，很多人提出异议，说萨伏那罗拉在挑战中存在舞弊行为。随后发生了一起暴乱，人们冲进修道院把萨伏那罗拉拉出来，送交一个由反对他的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

负责审判的是教皇的专员，萨伏那罗拉在酷刑逼供下伏法认罪。他随后被移交到世俗统治者手上，被判钉在十字架上接受火刑。1498年5月23日，萨伏那罗拉的死刑执行，行刑地点正是当年“浮华之火”燃烧的地方，萨伏那罗拉曾在那里见证了许多“罪犯”受刑的过程。据说，当大火被点燃时，行刑者声称：“曾经想烧死我的人现在自己被送进火中了。”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

ISABELLA＆FERDINAND

1451—1504年和1452—1516年

法国国王抱怨我欺骗他两次了。这个傻瓜，他说的不是实话，我明明欺骗他超过十次了。

——斐迪南

这对夫妇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王室伙伴。伊莎贝拉一世是卡斯提尔王国（当时伊比利亚半岛众多基督教王国之一）的女王，虔诚、庄严，长着红色的秀发、蓝色的眼眸。斐迪南二世精明能干，野心勃勃，是一位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是伊比利亚半岛上阿拉贡王国的国王。1469年，二人结为夫妻，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联合，形成了西班牙王国（事实上，这两个王国还是保持各自独立）。统一的西班牙的形成只是夫妻二人的成就之一。西班牙原先几乎完全被穆斯林统治，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犹太文化，而到了他们执政期间，他们重新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班牙，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光复运动”。随着基督教徒人数在西班牙逐渐增多，许多犹太人（他们被称为“西法拉”，实际上是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或至少表面上这么做——这些人被称为“改宗者”（converso）。显然，一些人暗中还保持着犹太人的传统，但总的说来，皈依基督教的还是占多数。然而，西班牙基督势力逐渐对这些犹太人产生怀疑，将他们视作基督教徒中的污点——他们真的忠诚于基督教信仰吗？他们是叛徒吗？这种认为“犹太人是对基督血脉的污染”的思想可以说是19世纪末重现的反犹太种族主义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抬头。以托尔克马达为大法官的、由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在背后支持的裁判所开始进行调查拷问。

1492年，最后一个伊斯兰埃米尔国——格拉纳达宣告失守，“光复运动”结束了。这对斐迪南二世夫妇来说是伟大的胜利时刻，因为他们完成了最后的基督教军东侵。夫妻二人都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东侵军斗士，而且伊莎贝拉一世早已习惯在军营中进行统治。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任埃米尔得到承诺，穆斯林将会继续拥有信仰自由，于是选择了投降。然而，斐迪南二世夫妇很快食言，强迫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数日后，“天主教双王”（教皇赐予夫妻俩的头衔）颁布了《阿尔罕布拉法令》，命令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被驱逐出境。在持续遭受迫害的情势下，很多犹太人无奈地选择了皈依基督教，但还有一大部分（大约3万至8万人）最终离开了西班牙。这是犹太人自公元70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至20世纪遭受大屠杀之间所遭遇的最大灾难。斐迪南二世似乎预计犹太人会很轻易地选择改变信仰，不料被他们对信仰的忠诚所震惊。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行为还引发了极为混乱的民众迁徙：其他王国的犹太人也被驱逐（斐迪南二世还控制着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而且欧洲的其他君主也效仿了他们的行为，驱逐国内的犹太人。犹太人逐渐东迁，上千人最终定居波兰——当时波兰是欧洲对待宗教信仰最为宽容的王国之一；还有很多定居荷兰以及东地中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很欢迎这部分犹太人，他们居住在都城伊斯坦布尔至萨洛尼卡沿线的城市。这些犹太人使波兰和乌克兰国内犹太人的数量骤增，逐渐形成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社区。他们通常使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以及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拉迪诺语，也就是西班牙人和希伯来人的一种土语。

1492年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还不止这一个——“天主教双王”紧接着批准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海计划。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征服了新大陆的土地。从多个方面来讲，这对夫妇在“新世界”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斐迪南二世还是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意大利作战，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作为基督教东侵军一员的身份。他的终极目标是解放耶路撒冷——事实上，他自称为“耶路撒冷国王”。至今，西班牙国王还保留着这一头衔。他对穆斯林控制的北非海岸发动了一系列进攻，甚至一度攻占现在利比亚的的黎波里。

斐迪南二世夫妇的女儿，即阿拉贡的凯瑟琳嫁给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儿子亚瑟亲王。亚瑟亲王死后，凯瑟琳又嫁给了他的兄弟——王位继承人亨利八世，后来生下一女，即英国女王“血腥玛丽”。1508年，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卡斯提尔的王位由其女儿胡安娜继承。胡安娜嫁给了勃艮第的哈布斯堡公爵，美男子腓力。腓力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腓力和胡安娜育有一子，根特的查理，也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胡安娜精神失常，腓力英年早逝，斐迪南二世以摄政王身份统治卡斯提尔直至他去世。斐迪南二世死后，他的西班牙王国——哈布斯堡家族在日耳曼的大片土地、低地国家，以及在美洲发现的新大陆，都被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外孙——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继承。当时，查理五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君主。

哥伦布

COLUMBUS

1451—1506年

前往印度[1]之行，我依靠的并不是情报、数学和地图。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科隆（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一位热那亚纺织工的儿子，自幼充满奇思妙想，多年以来一直梦想着能够穿过大西洋，开辟一条前往印度的新航道；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他发现的其实是美洲大陆。哥伦布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冒险家、梦想家，他痴迷于航行，意志坚定，意愿强烈，曾多次向葡萄牙王室请愿，但都被拒绝。随后，他将目光转向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他们在灭亡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伊斯兰王朝后，同意资助哥伦布的航行计划。奇怪的是，他的梦想的一部分是为了找寻到香料和黄金，从而为解放耶路撒冷的东征提供资金支持，重建圣殿，甚至还想从两面夹击圣城。作为对他的报偿，哥伦布要求王室赐予他“航海司令”的头衔，将他发现的每个国家的总督权让渡给他，并且要求从战利品中分得很大的一部分。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航之旅。他的船队共有三艘船。10月12日，他发现了陆地，实际上是巴拿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美洲的模样。他随后探索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的海岸，然后返回西班牙。他坚信自己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他将当地的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一年后，他再次出发，这次他的舰队人员多了很多，包括平民、士兵和神父。

哥伦布绕加勒比海前前后后航行了四次，通过了牙买加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在此期间，他踏上了中美洲、南美洲的土地，在新大陆上确立了西班牙的存在。但是，当时已经贵为“航海司令”和“印度总督”的哥伦布在兄弟和孩子们的陪伴下，发现他很难适应新角色，尤其是在与西班牙王室新任命的总督相处时常常发生摩擦。

最终，他被逮捕并送回西班牙。回国后，他被斐迪南二世夫妇释放，并且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头衔。他又一次获得了出航的许可，这是他第四次航行，但他作为总督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哥伦布一直为他的伟大发现、失宠和体弱多病所困扰，他写书，规划自己的耶路撒冷圣殿以及其他梦想。他的长子迭戈迎娶了阿尔巴公爵的侄女，并于1509年继承了父亲“航海司令”的头衔，作为总督管理“印度”地区多年。他在自己位于现多尼米加共和国境内的圣多明各的住所实行管理。迭戈死后，他的儿子路易·科隆被授予“印度舰队司令”的头衔，获封公爵。但哥伦布家族的辉煌仅仅延续了三代。其他人还会征服和管理西班牙新的土地。对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说，新大陆永远是“印度”。“新世界”的称谓是他人取的。美洲（Americas）最后是根据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哥伦布一直以为他到达的新大陆是印度，但实际上是美洲。

“冷酷者”赛利姆

SELIM THE GRIM

1470—1520年

一张地毯上能站下两个苏非[1]，但一个世界容不下两个国王。

——“冷酷者”赛利姆

赛利姆一世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他执政时间不长，但东征西讨，战绩颇丰。他击败了波斯（现伊朗）和马穆鲁克人，征服了整个中东地区，夺取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他铲除了国内一切竞争对手，使土耳其人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力量。他是历史上最为冷血的苏丹之一，但同时也是最伟大的苏丹之一。

赛利姆一世生于1470年，是苏丹巴耶济德二世之子和继承人。巴耶济德二世的统治地位因为王室内斗受到削弱，他的弟弟杰姆一直对他构成挑战。杰姆向欧洲盟友寻求援助（主要是圣约翰骑士团和教皇下达的军令），但杰姆最终在那不勒斯的监狱中因伤致死。然而，相较于之后产生的乱局，这场家族内斗还算不上什么。

赛利姆一世年轻时身材魁梧健硕，英勇聪慧，十分出众。很多人都认为他将来会成为统治者的典范。然而，他的胞兄艾哈迈德想夺取王位，这带来了很多变数。兄弟俩之间的敌对情绪逐渐增长。1511年，艾哈迈德平定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小亚细亚一个省份的叛乱，随后乘势进军都城伊斯坦布尔，赛利姆被迫出逃。

赛利姆的出逃几乎与流放无异，当时他还担任特拉布宗总督一职（特拉布宗位于小亚细亚北部，毗邻黑海）。赛利姆卧薪尝胆，苦练军事技能，在与格鲁吉亚作战时取得大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夺取了卡尔斯、埃尔祖鲁姆和阿尔特温。1512年，赛利姆完成了自己在特拉布宗省的使命后返回，在禁卫军的支持下，他在战场上打败并杀死了艾哈迈德。随后，他逼迫父亲禅位。

巴耶济德二世不久后死去，接踵而来的是血腥的手足相残。赛利姆一世亲眼见证了父亲与叔父之间冲突的过程，甚至还亲历过与胞兄艾哈迈德的冲突，因此深谙手足相残的危害之大。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铲除一切有可能威胁王权的人。他不仅谋杀了两个幸存的弟弟和自己的侄子，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唯一活下来的是苏莱曼，也是他钦定的王位继承人。

赛利姆一世随后开始了开疆辟土的征途。从那时起，赛利姆一世的目光一直向西，觊觎欧洲——尤其是巴尔干半岛。赛利姆一世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他与欧洲大国签订和平协定，随后将目光转向波斯的萨法维帝国。萨法维是一个什叶派统治的帝国，在意识形态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形成了直接冲击，动摇了逊尼派的根基。此外，萨法维帝国还煽动基齐勒巴什人（Kizilbash，小亚细亚东部的土耳其部落）发起叛乱。1514年，赛利姆一世最终决定进军萨法维帝国，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查尔迪兰战役中大败萨法维军队。

至此，赛利姆一世已经铲除了国内外的直接对手，于是准备向南攻打马穆鲁克王朝。当时，马穆鲁克王朝的疆土从埃及延伸到巴勒斯坦，再到叙利亚，且马穆鲁克王朝时常插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部事务，这使得赛利姆一世大为恼火。赛利姆一世率兵南下，1516年，在达比克草原（Marj Dabiq，阿勒颇以北）战役中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继而于1517年攻占开罗。如此一来，他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都纳入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赛利姆一世开始自称为“哈里发”，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他的战果并没有维持很久。1520年9月，赛利姆一世罹患疾病，很快就去世了，极有可能死于某种癌症。他的儿子苏莱曼接管了帝国。

[1]　苏非，指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是对伊斯兰教信仰赋予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兄弟会组织的统称。

皮萨罗

PIZARRO

约1475—1541年

朋友们，伙计们！那边（南方）坚辛困苦，吃不饱，穿不暖，毁灭性的暴风雨时不时光顾，没人在意那里，只有死神；而这边，舒适幸福。秘鲁遍地是财富；而巴拿马，只有贫穷。每个人都作出自己的选择吧，你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卡斯提尔人。就我而言，我选择去南方。

——皮萨罗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象征着西班牙征服者充满智慧的冒险精神，同时也象征着他们的冷血。一些人去美洲是为了帮助印加这个金矿丰富的国家，但还有很多人去美洲是以军事探险家的生活方式不断掠夺当地的财富，积累私人财产。在历史上，皮萨罗既是导致印加帝国毁灭的元凶，又是西班牙控制“新世界”的大片土地的幕后推手。

皮萨罗是当时最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身材瘦削高挑，体格硬朗。作为指挥者，他才能出众，能说会道，体恤手下，深受爱戴。皮萨罗是个文盲，恪守传统，经常身披黑色长袍，戴着白色礼帽，腰挂佩剑和匕首。他参加过入侵印第安人领地的战争，经验丰富。对待印第安人，他一直用残暴的手段，以弥补在人数上的劣势。他带领一小队人马出其不意地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这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目瞪口呆的事。至今，皮萨罗在他的家乡，西班牙的特鲁希略，仍被人们视作英雄。

皮萨罗和当时欧洲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被有关新世界的描述所诱惑。在兄弟们的陪伴和帮助下，1502年皮萨罗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群岛（现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的加勒比岛。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作为征服者的职业生涯。1513年，他与冒险家瓦斯科·努涅斯·巴尔沃亚一同作战。但好景不长，次年巴尔沃亚被解除了贝拉瓜（Veragua）总督一职——贝拉瓜是他为西班牙王室一手夺取的土地，代替巴尔沃亚的是佩德拉利亚斯·达维拉。皮萨罗没有选择继续站在此前同甘共苦的战友身边，而是立即向达维拉宣誓效忠。五年后，皮萨罗奉达维拉之命逮捕了巴尔沃亚，随后巴尔沃亚被处死。作为效忠达维拉的回报，皮萨罗被任命为新发现的巴拿马城的市长。

皮萨罗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这并没有满足他的野心。这时，皮萨罗听到有传言说，南方还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度——秘鲁。他立刻有了兴趣，与一位武装冒险家迭戈·阿尔马格罗达成伙伴关系：他们一起探索寻找“秘鲁”，发现的土地两人五五分成。

1524年，他们的首次尝试失败了，但之后在1526年进行的探索却大有收获，确认在南方有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度。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开始了第三次探索。然而，巴拿马总督对皮萨罗再三的失败失去了耐心，要求他们立刻汇报结果，同时让他们放弃第三次冒险。

皮萨罗得知总督的决定后，用剑在沙滩上画了一个箭头，说：“秘鲁遍地是财富；而巴拿马，只有贫穷。每个人都作出自己的选择吧，你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卡斯提尔人。”在场的人中只有13个宣誓追随他。在阿尔马格罗和卢克的陪同下，他继续完成自己的旅程。1528年，他首次进入印加帝国境内。12世纪时，印加帝国兴起于秘鲁高原地区，至16世纪中叶已经成为覆盖南美西海岸的强大帝国。在三任伟大统治者[帕查库特克（Pachacuti），约1438—1471年在位；图帕克·印卡·尤潘基（Topa Inca），约1471—1493年在位；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约1493—1525年在位]的领导下，印加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现在的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的部分地区以及智利。然而，在1532年西班牙人到达印加帝国前不久，印加帝国在瓦伊纳·卡帕克的儿子阿塔瓦尔帕治下爆发了内战，帝国实力受损严重。印加帝国已是他人砧板上的鱼肉，尤其是在科技水平占优的欧洲侵略者面前。

皮萨罗亲眼见证过印加帝国用活人献祭的仪式。相比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他们并不经常用活人献祭，但如果发生重大事件，就会立即举行献祭仪式（比如发生自然灾害或者被百姓看作神的国王驾崩时）。他们会举行一种叫作capacocha的传统仪式，用儿童献祭，以祈求神灵庇护。

皮萨罗急欲把握住机会侵占这一脆弱但又富足的帝国，但苦于手头紧缺，于是他短暂地返回欧洲，觐见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同意资助他的行动。

皮萨罗重返美洲，派使者与印加王阿塔瓦尔帕的代表会面。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皮萨罗将于1532年11月在卡哈马卡谒见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率领8万大军前往卡哈马卡，根本没把皮萨罗和他手下的106名步兵、62名骑兵放在眼里。到达卡哈马卡后，阿塔瓦尔帕决定将大部分军队留在城外，只带着很小的一队人马进城——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走进了皮萨罗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在短暂交流后，阿塔瓦尔帕拒绝了皮萨罗提出的让他听命于西班牙的提议。皮萨罗当即下令手下士兵向印加人开火，印加人大惊失色。所有护卫阿塔瓦尔帕进城的印加人（有3000—4000人）无一幸免，全部惨遭屠杀。城外的屠杀随后也开始进行。在枪炮声中，共有约7000名印加人死亡；西班牙人总共损失了不到10人。阿塔瓦尔帕被俘。皮萨罗纳阿塔瓦尔帕才十多岁的妹妹为妾，后来他们还生了孩子。

皮萨罗要求印加人支付大笔赎金以赎回印加王，要求将关押阿塔瓦尔帕的房间堆满黄金、白银。令人惊讶的是，阿塔瓦尔帕的子民如约交上了赎金。皮萨罗没有履行释放阿塔瓦尔帕的约定，反而将他处死。

1533年，皮萨罗占领了库斯科之后完成了对秘鲁的征服，查理五世为了赏赐皮萨罗，封他为“征服地伯爵”。1535年，皮萨罗建造利马城作为秘鲁的都城。皮萨罗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财产，但权力和金钱最终引发了嫉妒。皮萨罗和他的伙伴阿尔马格罗因为分赃不均而决裂。在萨利纳斯战役中，皮萨罗打败了阿尔马格罗，将其处决。阿尔马格罗之子誓要为父报仇。1541年，他的支持者进攻皮萨罗的宫殿，在宫殿里将其杀死。

皮萨罗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他的弟弟赫尔南多（Hernado）返回西班牙应付针对皮萨罗家族的指控，然而被关押了数十年之久。获释后，赫尔南多娶了皮萨罗非常富有的、具有一半印加血统的女儿，在特鲁希略建造了征服者宫殿。与此同时，皮萨罗的另一个弟弟贡萨洛（Gonzalo）占领了秘鲁，对抗当地皇家势力，试图自立为王——但他最后被击败了，被皇家总督处死。

巴巴罗萨和“银手臂”

BARBAROSSA＆SILVER ARM

约1478—1546年和约1474—1518年

他们遇上一艘从热那亚驶来的满载谷物的船舶，当场就夺下了这艘船。然后他们又看见一艘像城堡一般大小的商船，上面满载布料。他们又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商船。返回突尼斯后，他们将五分之一的战利品上缴（给统治者）。剩下的战利品他们自己均分，然后带着三艘船又驶向异教徒的海岸。

——卡提波·切利比，《土耳其海战历史》

（对巴巴罗萨及其哥哥欧鲁克早年生活的描述）

巴巴罗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位智慧过人的舰队司令、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巴巴罗萨兄弟四人都是在地中海上我行我素的海盗，在16世纪初，他们统治了整片地中海，屠杀和奴役无辜的基督教徒。

1478年前后，巴巴罗萨·海雷丁·帕沙出生在爱琴海的莱斯博斯岛，出生时名叫雅库珀格鲁·海齐尔。海齐尔一家有四男两女共六个孩子，父亲是一位土耳其穆斯林，名叫亚库普·阿格，母亲是一位希腊基督徒，名叫凯特琳娜。海齐尔年轻时就很聪明，极具个人魅力，领导才能出众。他皮肤黝黑，成年后蓄着红色的大胡子，因此在欧洲的外号叫“巴巴罗萨”——意为“红胡子”。（“巴巴罗萨”来源于他的哥哥“巴巴欧鲁克”之名。1510年时，欧鲁克因帮助西班牙的穆斯林逃离迫害而得此名。巴巴罗萨在继承了哥哥的名字后很快就让这个名字成为了恐惧的代名词。）

年轻时，海齐尔四兄弟——依沙克（Ishak）、欧鲁克（Oruc）、海齐尔（Hizir）和伊利亚斯（Ilyas）——买了艘船，负责运输父亲的陶器制品，但当时罗德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时不时抢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船只，欧鲁克、伊利亚斯和海齐尔很快就走上海盗之路，而依沙克负责在家照看家庭事务。海齐尔在爱琴海上活动，欧鲁克和伊利亚斯在累范特海岸发展。后来，欧鲁克和伊利亚斯不幸落入圣约翰骑士团手上。伊利亚斯遇害，欧鲁克则在博德鲁姆城堡被关押了三年，直到海齐尔铤而走险突袭将他营救出来。

欧鲁克下定决心要为弟弟报仇，并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安塔利亚总督的支持，总督给了他一支帆船舰队让他阻止骑士团的劫掠行为。在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之后，他夺取了骑士团的几艘船，随后向意大利进军。1509年起，欧鲁克、海齐尔、依沙克兄弟三人在地中海上一次又一次击败西班牙舰船。在1512年的一场战役中，欧鲁克失去了左臂，后来一直使用一只银质的义肢，因而被人们称为“银手臂”。

兄弟三人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继续突袭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岸，曾在一个月中夺取了23艘船。他们开始自己制造火药，在此后四年，他们摧毁或者夺取了一连串的舰船、要塞和城市。1516年，他们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阿尔及尔。欧鲁克自称苏丹，但一年后就自废此称号，投靠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作为回报，苏丹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西地中海海事长官。欧鲁克直到1518年之前一直担任这两个职务，但在1518年，他和依沙克都在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作战时战死。

海齐尔，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巴巴罗萨，成了四兄弟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他继承了哥哥的衣钵。1519年，他抵挡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阿尔及尔发起的联合进攻，并在同年突袭普罗旺斯以示还击。随后，他多次发动针对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的突袭。1522年，他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罗德岛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也彻底消灭了圣约翰骑士团。1525年，他突袭撒丁岛，重新夺取阿尔及尔，并于1529年占领突尼斯，以这两地为据点继续扩大战果。

1530年，查理五世向热那亚天赋过人的舰队司令安德鲁·多利亚求助，以挑战巴巴罗萨的地中海统治地位。但一年后，巴巴罗萨重挫安德鲁·多利亚，这也使他赢得了苏莱曼大帝个人对他的感激之情。苏莱曼大帝任命他为“卡普丹帕沙”（Capudan Pasha）——舰队司令兼北非总督——同时还赐予他高贵的名字“巴巴罗萨·海雷丁·帕沙”。

巴巴罗萨因为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非洲的穆斯林，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带来了荣耀，因而在穆斯林眼中是活的传奇。1538年，他在普雷韦扎战役中重挫西班牙、马耳他、威尼斯和日耳曼组成的联合舰队，此后近40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地中海的势力都得到了稳固。1540年9月，查理五世向巴巴罗萨贿赂重金，希望他能转变阵营，但巴巴罗萨很坚决地拒绝了。1543年，巴巴罗萨的舰队在台伯河口埋伏，甚至威胁说要进攻罗马，但在法国人的劝说下打消了这一念头，他和法国人也短暂地结为盟友。至此，意大利沿岸城市，包括骄傲的热那亚人都已经放弃抵抗巴巴罗萨，转而选择向巴巴罗萨进贡大量金钱以免遭攻击。巴巴罗萨也成为了意大利和地中海海岸的主人。

1545年，巴巴罗萨在确保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的统治后，带着不败战绩解甲归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岸的一座大公馆中颐养天年。巴巴罗萨在此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直到1546年悄然西去。他的儿子哈桑·帕沙（Hasan Pasha）继承了他阿尔及尔总督的职务。

巴巴罗萨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海岸捉获了5万人，并将其变卖为奴，他因野蛮、残暴而远近闻名。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巴巴罗萨是一位伟大的海军司令；而在基督徒眼中，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海盗，可能是史上最令人恐惧的海盗。

波吉亚家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他的子女恺撒和卢克雷齐娅

THE BORGIAS：POPE ALEXANDER VI AND HIS CHILDREN CESARE＆LUCREZIA

1431—1503年与1475—1507年和1480—1519年

卢克雷齐娅沉迷于幻想，天生不信上帝，野心勃勃，工于心计……她有着拉斐尔圣母系列画中圣母的美貌，却也有着麦瑟琳娜[1]一样邪恶的内心。

——大仲马，《大师的残忍》，1843年

罗德里戈·波吉亚是教皇加里斯都三世的侄子，是一个残酷的、善使阴谋诡计操纵权力的人，他和子女因堕落与谋杀而史上留名。25岁时，罗德里戈成为主教，并谋得了一个教廷副大法官的职务，先后见证了四任教皇的统治，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笔财富。当准备竞选教皇时，他甚至可以拿出足够的金条买下教皇之位——这些金条需要四头骡子才拉得动。不管罗德里戈·波吉亚犯过什么样的罪行，毋庸置疑，他头脑聪明，富有魅力，经验老道，在教廷任职的过程中尽职尽责，政客和女人都为之倾倒。“他对女人的吸引力就像磁铁对铁器的吸引力一样。”一个见识过他魅力的人这样说道。当上教皇后，罗德里戈自称为亚历山大六世。在接任教皇两年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并占领了罗马，但亚历山大六世凭借个人魅力说服了法王，不久后，法王向那不勒斯进军。当法国大军返回家园后，亚历山大六世开始充分享受教皇的特权。他让长子乔瓦尼当上了甘迪亚公爵，但乔瓦尼不幸于1497年早逝，他的尸体在台伯河中被发现，是死于割喉，身上还有九处被匕首刺伤的痕迹。亚历山大六世悲痛欲绝，但他并没有彻底追查凶手，因为最大的嫌疑人是他的小儿子恺撒，当时恺撒已经当上了红衣主教。

1498年，恺撒说服父亲结束了他的红衣主教生涯，并任命他为教皇军队司令。还俗后，恺撒想在法国实现野心，在父亲亲法政策的推动下，他成为了瓦伦蒂诺公爵，并获准迎娶纳瓦拉国王的妹妹。公爵恺撒开始着手谋杀和推翻意大利境内阻挡波吉亚家族势力增长的一切敌对贵族势力。但恺撒也使自己遭人痛恨，身居罗马的一位大使这样写道：“每夜都会有四五人被发现遭到刺杀，包括主教，还有其他一些人。罗马城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生怕自己哪天就被公爵恺撒暗杀了。”此时，恺撒因为感染梅毒，脸上开始一点点腐烂，因此他在公开场合一直戴着一副面相险恶的金面具。

虽说恺撒·波吉亚臭名昭著，但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他的确与众不同：他从不感觉疲倦，很少睡觉；他做事敢作敢当，不受任何限制。恺撒无畏不羁，继承了父亲的魅力和智慧。恺撒至少有11个私生子。他经常举办狂欢酒会，邀请父亲和妹妹一同出席。酒会既盛大，也很低俗：根据教皇的仪式记录官记载，在一次很多人都听说的酒会上，“在场的共有50名名妓，她们赤身裸体地跳着舞”，跪在地上，比赛看谁搜集到的散落在地上的栗子最多。“最终，奖品——丝质上衣、鞋子、帽子——将会发放给能够和这些妓女动作频率最接近的男人”。出席酒会的除了教皇和恺撒，还有恺撒的妹妹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卢克雷齐娅在文艺复兴时代臭名昭著，因为她贪婪堕落、淫荡无耻、歹毒险恶。她的邪恶很可能被夸大了，但当时的人们视她为恶魔的化身，私下说她的戒指是空的，里面藏着毒，她可以在酒中下毒以除掉妨碍她的人。卢克雷齐娅小时候就很漂亮，长大后更是一个大美人。同时代的人在描述她的外貌时这样写道：“身材适中，体形优美……一头金色的秀发，灰色的眼眸，大嘴唇，牙齿洁白，丰满的乳房雪白如玉。”18岁时，她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将她许配给佩扎罗领主乔瓦尼·斯福尔扎，以拉拢斯福尔扎家族（一个势力庞大的米兰家族）成为自己的盟友，对抗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人。

两人的婚礼在梵蒂冈举办，这场婚礼无比奢华，婚礼上表演了一出讲述皮条客和妓女故事的戏剧，引来非议。卢克雷齐娅在佩扎罗生活了两年，但郁郁寡欢，最终返回罗马。当时，波吉亚家族的恶名已经兴起，波吉亚家族怀疑乔瓦尼是米兰派来的间谍。当他前往罗马看望妻子时，卢克雷齐娅突然向他微笑，流露出些许好感，乔瓦尼感到了恐惧。乔瓦尼担心自己遭遇不测，于是乔装改扮逃出了罗马。波吉亚家族开始拉拢那不勒斯，罗马和米兰之间的联盟对波吉亚家族来说失去了利用价值。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要求斯福尔扎家族接受离婚，但离婚的合法途径只有强迫乔瓦尼承认自己性无能，导致两人从未圆房。乔瓦尼受到了羞辱，作为回击，他指控教皇破坏他的婚姻，为的是和自己女儿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

卢克雷齐娅一直声称还保持着处子之身，在离婚风波中，她暂时住在罗马的圣西斯托修道院。她与父亲派来的信使，英俊的皮德罗·卡德隆坠入爱河。一年后，波吉亚家族内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男婴，但不久后，皮德罗·卡德隆的尸体被人发现漂浮在台伯河上，显然是妒火中烧的恺撒所为。历史学家波提里奥托（Potigliotto）推测，男婴是恺撒或亚历山大六世的孩子。

教廷最终认可了卢克雷齐娅仍保留处子之身的陈述。1498年，卢克雷齐娅与17岁的比谢比利公爵阿尔方索结婚。阿尔方索是那不勒斯前任君主阿尔方索二世的私生子。但好景不长，波吉亚家族和那不勒斯决裂，同时与法王路易七世的关系越走越近。卢克雷齐娅年轻的丈夫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于是逃离了罗马。卢克雷齐娅说服他返回罗马，但阿尔方索回到罗马后，在圣彼得大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被人残忍地袭击了。卢克雷齐娅有可能是幕后主使，但当时人们都相信她真心爱着自己的第二任丈夫。阿尔方索受伤后，卢克雷齐娅为他清理伤口，悉心照料他，直到他痊愈。然而，波吉亚家族控制着的教廷可不是静养的好去处，在上次袭击发生一个月后，恺撒又下令袭击阿尔方索，在病床上将他扼死。

据说，卢克雷齐娅因为丈夫的死几乎发狂。但她很快就恢复了，继续在波吉亚家族的权力政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1501年，也就是阿尔方索死后第二年，她嫁给了费拉拉公爵艾尔科勒一世之子，阿尔方索·德·埃斯特。

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因身染流感去世，享年72岁。他留下的骂名是罪有应得，但作为教皇，他也有很多政绩：他改善了教廷的财政状况，加强了教廷的管理制度，提升了教廷的外交影响力。亚历山大六世死后，恺撒失去了靠山。他被流放至西班牙。在西班牙的一次作战中，恺撒身亡，才30出头。他的人生格言是“成为恺撒，或者一事无成”。最终，他成为了后者。

在费拉拉，卢克雷齐娅资助艺术家和文人，深受爱戴。1505年，她成为费拉拉公爵夫人，但与此同时，她与自己的双性恋妹夫，即人文主义诗人皮德罗·本波（Pietro Bembo）偷腥。39岁时，卢克雷齐娅因难产去世。

[1]　麦瑟琳娜（Messalina），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之妻，因其色情淫荡而出名，甚至后世的心理学家将女性色情狂的行为表现称为“麦瑟琳娜综合征”。

麦哲伦

MAGELLAN

1480—1521年

整个地球像是浮在空中……它是那么地怪诞，几乎无法用常识和理性解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环游世界的伟绩完成了，这一景象也得以证实确实存在。

——托马斯·莫尔，《有关异教的对话》，1529年

（提及麦哲伦1519年的环球之旅）

斐迪南·麦哲伦是一位英勇无畏、意志坚定的航海家，他完成了哥伦布试图完成的伟大事业：他从欧洲向西航行，到达东印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穿越太平洋的海上之旅。麦哲伦本人在菲律宾遇害，但他的五位同伴乘船，在经历千辛万苦后最终返回了西班牙——这是历史上首次环球之旅。

麦哲伦出生在葡萄牙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在王宫里长大。1495年，他开始效忠“幸运儿”曼努埃尔一世，应征成为葡萄牙第一任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阿尔梅达第一次远征印度的志愿海员。

麦哲伦参加了一系列向东的航行，当时葡萄牙急于开拓属于自己的贸易航道，以便将珍贵的香料运回欧洲。麦哲伦一路上参加过多起小规模战斗，逐步升任船长。1512年，麦哲伦返回葡萄牙。他参与了夺取摩洛哥城市阿扎莫尔的战斗，在战斗过程中一条腿负伤，落下终身残疾。雪上加霜的是，他被指控与摩尔人有贸易往来，这使得他逐渐失去了曼努埃尔一世的支持。

显然，麦哲伦替葡萄牙王室卖命的日子到头了。1513年，他改换国籍，前往西班牙。他对查理五世说自己可以沿着20多年前哥伦布所神往的向西的航道前往东方的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麦哲伦应用最新的航海技术，同时多次向一位天文学家请教，大胆决断，决定在南纬75°的纬度上航行，正是这些优势使得麦哲伦完成了哥伦布所未能完成的伟业。1519年9月，麦哲伦率领5艘船、270名海员出航。他们的这次航行注定要载入史册。

麦哲伦穿过大西洋，于1519年11月看到南美洲。他随后向南航行，在巴塔哥尼亚过冬。在巴塔哥尼亚，他粉碎了手下两个船长的叛变阴谋。1520年8月，他重新起航。

10月，麦哲伦在南美大陆和南方群岛之间发现了一条向西的海峡，他的船队很幸运地避开了合恩角南方海面上的暴风雨。麦哲伦将这条通道称为“万圣海峡”，但现在我们称之为“麦哲伦海峡”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当船队穿越海峡时，水手们被另一边雪山的壮丽景象震惊了。海峡北岸是巴塔哥尼亚南部突出带，南面是被他们称为“火地岛”的群岛——因当地人在海岸上放火而得名。在穿过海峡后，他们面对着一大片广阔水域，为了向送他们顺利驶出海峡的平稳温和的海风致敬，麦哲伦将这片大洋命名为“太平洋”。

麦哲伦一行在太平洋上向西北方向航行了整整98个日夜，途中只偶然见到过一个多岩而贫瘠的小岛。他们的淡水并不充足，情势很糟；他们的补给快要耗尽，只能食用发霉的饼干、老鼠肉和木屑维持生命。但麦哲伦没有停下航行的步伐，他说，他宁可把船的表皮吃了也不愿放弃航行。事实上，船员们真这么干过，他们把船桁上包裹的皮革撕下来咀嚼。

1521年3月，他们抵达菲律宾，麦哲伦一开始将它命名为“圣拉扎勒斯”（后来他们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名字给它重新命名）。他们获得了补给，到达了宿务岛，麦哲伦与当地国王成为朋友。国王声称要皈依天主教，但作为条件，麦哲伦要支持他与相邻岛屿的暴力冲突。4月27日，在一起暴力冲突中，麦哲伦不幸身亡。国王背信弃义，在船员重新编组返回西班牙前又杀害了麦哲伦的两个手下。

最后绕过好望角，成功返回西班牙的只有18名船员，4名南美洲原住民以及仅存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他们在返程过程中遭遇过逆风和葡萄牙人的骚扰，得过营养不良症和坏血病。麦哲伦最后未能成功返回西班牙，但在他不幸身亡时，他已经到达了香料群岛，越过了他原先设定的东方之行终点的经度。他还实现了众多航海家和商人的梦想：开辟了一条从西方大洋通往东方香料群岛的海上航道。这为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称霸世界铺平了道路。

伟大的探索者如哥伦布、马可·波罗发现了世界上人们所不知的地方，但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的还是麦哲伦。

巴布尔

BABUR

1483—1530年

酒把人弄得像肥沃草地里打滚的驴。

——描写巴布尔的谚语

游牧王子巴布尔从一个很小的蒙古藩国发家，建立了印度莫卧儿帝国。巴布尔在位时间很短，但作为征服者和学者，他都天赋过人，他所统治并敬重的多民族人民，创造了一个拥有无比灿烂辉煌文化的大帝国。

巴布尔原名叫作扎希尔·丁·穆罕默德，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还是突厥化蒙古族统治者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布尔的家族丢失了帖木儿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因此，在他小时候，他是一个失去王国的国王。族人们无法正确读出他的原名，因此将他称作“巴布尔”。12岁时，他接管了中亚的一个小国费尔干纳。巴布尔的几个叔父试图推翻他的统治，但阴谋都被巴布尔粉碎了。年仅15岁，巴布尔准备征服相邻帝国的都城撒马尔罕，但他失算了。在他在外征战的这段时间，国内突发叛乱，叛乱者从他手中夺走了费尔干纳。当他匆忙返回时，他的军队抛下撒马尔罕，导致撒马尔罕也落入他人之手。巴布尔后来在回忆他的游牧生涯时说：“当时我遭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

这次失败增强了巴布尔的决心。1504年，意志坚定的巴布尔稳固了自己在喀布尔王国的统治——喀布尔王国在今阿富汗境内。在多次尝试后，巴布尔最终于1526年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取得大胜。在这场战役中，巴布尔1.2万人的军队击败了德里苏丹国的10万精兵。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他又陆续击败了拉杰普特人、阿富汗人和孟加拉苏丹国，成为印度斯坦（Hindustan，今印度）无人敢挑战的统治者。接着，巴布尔建立了人们所熟知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正是波斯语中对“蒙古”的称呼。

巴布尔将他令人惊叹的胜绩归功于“真主的支持和慈悲的源泉”，但先进的武器在战争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巴布尔将火绳钩枪和大炮引入了印度，在刚刚引入时，他还因此受到各种嘲笑。巴布尔用自己一连串的胜利证明了新式武器的优势。很快，人们就发现，高效的火器装备使得人数少得离谱的军队在遭遇人数明显占优的敌人时也能取胜。

巴布尔手下的军队由普什图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察合台突厥人（Chaghatai Turks）组成，他们对他们至高无上的指挥官巴布尔十分崇敬。作为一名战士，巴布尔的力气之大成为一段传奇——据说，他可以两肩各扛着一个人，然后跑上斜坡，还可以游泳穿过他遇到的每一条大河，包括恒河。莫卧儿军队使人心怀畏惧，他们的入侵从不需要正义的理由，俘虏会被他们斩首，头颅被插在栏杆上。巴布尔的儿子和继承人胡马雍将在帕尼帕特战役中的100名俘虏统统枪决，而没有按照惯例将他们释放或者充当奴隶，巴布尔认为这是“祥瑞之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布尔作为统治者对子民十分仁慈。这位穆斯林皇帝统治着多个民族，有着宽容之心，尊重民意。他从不强迫人民改变信仰，也不试图改变他们的宗教习惯。他告诫儿子胡马雍，“要靠爱之剑而不是暴力之剑去传播伊斯兰教”。他目光远大，预见到自己的帝国终将有一天会在各个领域都走向繁荣：“看到子民的千姿百态，就好比看到了各个季节的多姿多彩”——他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巴布尔崇尚公平，并不刻意强调民族和宗教差别；他痛恨伪善，将它形容为“流氓和谄媚者的谎言和奉承”。

巴布尔尊重被征服土地的人民，这造就了一种优雅、独特的文化。巴布尔将他祖先创造的帖木儿帝国遗产带到了印度：帖木儿帝国旧时都城撒马尔罕盛产珠宝，巴布尔把生产珠宝的技术和方法带到了印度。这使得印度在之后几个世纪创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和建筑，比如泰姬陵。巴布尔本人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书法家和作曲家，他开启了他的王朝大力发展艺术的先例。他建造了雄伟的花园，以供炎炎夏日作纳凉之处。他们是半岛上首先开始把家乡的植物和水果带到西北并储存起来的人。按照他的遗嘱，巴布尔死后被葬在他心爱的城市喀布尔的巴格巴布尔花园中。他的墓碑上写着：“如果世上有天堂，那便在此处！在此处！在此处！”

巴布尔的弱点是不节制。他嗜酒如命，而且非常痴迷于大麻。他花钱大手大脚，国库的金钱被挥霍一空。据说当胡马雍生病时，巴布尔说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胡马雍的命。巴布尔的遗言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他本人的人性，他这样劝诫胡马雍：“不要做任何对兄弟不利的事，哪怕你觉得他罪有应得，也不能这样做。”

巴布尔的传奇经历都收录在他的自传《巴布尔回忆录》中，这本书记录了他从费尔干纳的小国王一步步成长为莫卧儿帝国皇帝的过程。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战争、阴谋、动植物、地理、诗歌、艺术、音乐、马球和宴会。书中还有对无价珠宝——“光之山巨钻”的首次描述。这本书还写了巴布尔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很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关于那个时代的记载，对于研究巴布尔本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埃尔南·科尔特斯

CORTÉS

1485—1547年

他踏水而来

乘着船，带着枪

找寻新世界

在太阳宫殿

他踏水而来

科尔特斯，科尔特斯

好一个刽子手。

——尼尔·扬，《刽子手科尔特斯》

埃尔南·科尔特斯是一位皮萨罗式的人物，象征着征服者的胜利，其行为既血腥又带有英雄主义色彩，将新大陆的大片土地纳入到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科尔特斯作为一小支雇佣军的指挥官到达墨西哥，在墨西哥大开杀戒，抢夺当地人的土地。他毁灭了当地的阿兹特克文明，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多到连他本人都不敢想象。但有证据表明，科尔特斯本人并不过度心狠手辣，很少主动施行暴行。他是一个杰出的指挥官——极有可能与皮萨罗（二人是远房亲戚）同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西班牙人，后者几乎征服了一个帝国。

1485年，科尔特斯出生在西班牙麦德林一个卡斯提尔贵族家庭。他童年时体弱多病，父母把他送入萨拉曼卡大学，希望那里良好的学术环境可以塑造孩子的性格。然而，事与愿违，科尔特斯不久便辍学回家了。小镇安稳的生活很快就不能满足年轻的科尔特斯了（能让他留恋的也就剩下当地的美女），1502年，他决定前往新大陆。1503年，科尔特斯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群岛，因为善于发现机会，他很快被众人认为能力出众。

1510年，科尔特斯年近26岁，在征服古巴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块土地。当时，带领远征队的是迭戈·贝拉斯克斯·德·奎利亚尔，后来贝拉斯克斯成为了新占领土地的总督。科尔特斯给贝拉斯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委任为他的秘书。然而，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维系很久，部分原因是，虽然科尔特斯已经和贝拉斯克斯的妻妹卡特琳娜结为夫妻，但还是不改寻花问柳的本性。

科尔特斯对他在古巴的生活越来越感到不满足。1518年，他说服贝拉斯克斯，由他统帅一支远征队前往探索并征服“大陆”（现墨西哥）。然而，在最后一刻，贝拉斯克斯改变了主意，解除了科尔特斯的统帅权。但为时已晚，科尔特斯无视取消行动的命令，继续按照原计划出发了。

1519年3月，科尔特斯和手下600人登陆尤卡坦半岛，一个月后，他正式宣布西班牙王室拥有该片土地。为了显示他宣布内容的真实性，科尔特斯先北上，后西进，在与当地敌对部落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证明了自己攻城略地的本事和征服者的身份。

1519年10月，科尔特斯和手下军队抵达乔鲁拉。乔鲁拉当时是这片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乔鲁拉的许多贵族聚集在城市的中央广场，希望能与来势汹汹的西班牙人和谈，但科尔特斯根本没兴趣和他们浪费口舌。在进军过程中，上千名手无寸铁的市民被屠杀。

大屠杀过后不久，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祖玛二世在特诺奇蒂特兰城（现墨西哥城）与科尔特斯及其手下进行了和平会见。14—15世纪，在蒙特祖玛一世的推动下，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克潘三座飞速发展的大城市进行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联合和交融，形成了阿兹特克帝国，定都特诺奇蒂特兰。亚威佐特（约1486—1502年）在位期间，阿兹特克帝国达到了顶峰，当时，亚威佐特使阿兹特克帝国的领土扩张了一倍还多。亚威佐特去世后，他的侄子蒙特祖玛二世继位。17年后，当科尔特斯和他的雇佣兵兵临城下时，面对他们的阿兹特克皇帝正是蒙特祖马二世。阿兹特克有用活人献祭的传统，祭品有男有女，也有孩童，有时献祭的规模还很大。15世纪80年代，阿兹特克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上用8.4万名囚犯献祭。

入侵者在军事上势不可当，蒙特祖玛二世因而认为科尔特斯是阿兹特克的羽蛇神的化身，因此不想与他正面对抗。而科尔特斯一心想让阿兹特克皇帝向西班牙国王俯首称臣，为此他将蒙特祖玛二世关押起来。

此时，身在古巴的贝拉斯克斯对科尔特斯的成功分外眼红。1520年，他派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召回这个不服从命令的征服者。科尔特斯的军队相比于纳尔瓦埃斯的军队在人数上明显处于劣势，但科尔特斯最终顽强抵挡住了纳尔瓦埃斯的挑战。然而，在科尔特斯离开特诺奇蒂特兰的这段时间，留守的士兵屠杀了城里很多名流，激起民众起义。在起义中，蒙特祖玛二世遇害身亡。科尔特斯试图再次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但最终被迫选择放弃，以防落入追击他的阿兹特克军队手中。

科尔特斯在他盟友的特斯科科城内重整旗鼓，1520年末返回特诺奇蒂特兰试图夺回城池。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西班牙人试图通过消耗战拖垮阿兹特克人的抵抗。特诺奇蒂特兰孤立无援，最终溃败。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陷落标志着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科尔特斯无可争议地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将这片土地更名为“大洋的新西班牙”。

1521—1524年间，科尔特斯担任新殖民地的总督，他目睹了阿兹特克帝国的许多文化遗迹被摧毁的过程。原住民被迫成为劳工体系中的一员。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些原住民世世代代遭受着残酷的剥削。西班牙统治者最关心的永远是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西班牙国王多次收到有关科尔特斯作为总督统治手段恶劣的汇报，于是将很多在科尔特斯身边供职的人给解职了，这些人总算摆脱了科尔特斯的压迫。1528年，科尔特斯返回西班牙为自己辩护，并获封为瓦哈卡流域侯爵，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赢得了国王的支持。查理五世对他拒不听命于王室官员的做法耿耿于怀，绝不会让他在欧洲担任司令。

科尔特斯在一生中的最后20年里，看到越来越多的征服者往来于西班牙和他在新大陆开辟的领土之间，他们试图证实科尔特斯所描述的“各种各样强大的敌人”只是谎言；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偿所愿。科尔特斯拥有大笔财产，可能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人物。1547年，科尔特斯在前往南美洲的路上病逝。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年

他生气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男人；他欲火焚身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女人。

——罗伯特·农顿爵士，《碎裂的徽章》，1641年

亨利八世自幼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长大后成为一位强势勤政、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作为君主，他威严而又令人生畏，确立了英格兰的独立地位，公然对抗罗马教廷，与教会决裂，拥立新教，增强了国家军队的实力和海上实力，巩固了自身的独裁统治。然而，他也变成了一个傲慢的、敏感的暴君，以捏造的证据下令杀害了许多人——包括仅仅出于自己受伤的自尊心而杀死的两位妻子。

亨利八世是老国王亨利七世——亨利·都铎——的次子。亨利七世精明心细，行事务实，1485年夺取了王位，在“玫瑰战争”后重新统一了兰卡斯特和约克家族，缔造了一个新王朝。亨利七世原先定亚瑟亲王为自己的继承人，1502年，亚瑟亲王迎娶了阿拉贡的凯瑟琳，后来不幸英年早逝。作为新贵的都铎家族的脆弱本质暴露无遗，这也是亨利八世在继位这件事上表现出冷酷无情的原因。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迎娶了胞兄亚瑟的遗孀。亨利八世外貌英俊，身形魁梧，精力充沛，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朝臣纷纷感叹，一个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作为一位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他参加各种体现男性气概的体育项目，不断赢得自己的荣耀——他喜好打猎、马上长矛比武、跳舞、饮酒作乐。他伪造罪名处死了父亲手下令人厌恶的征税官恩普森和达德利，大快人心。这也成了后来亨利八世权衡利弊而解决手下碍事的大臣的样板。

亨利八世希望在欧洲证明自己的能力。当时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为了统治权争得不可开交，亨利八世着手建立海军，建造了巨型战舰“玛丽玫瑰”号（后沉没）。起初，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并肩作战，对抗法国。他亲自率军进攻法国，1513年在踢马刺战役中大获全胜，同时在弗洛登挫败了苏格兰人的入侵。亨利八世与法国议和，他和弗朗西斯一世在金缕地（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举行了盛大的会议。亨利八世手下才华出众、腰缠万贯的大臣，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担任会场主管。托马斯·沃尔西是一个屠夫的儿子，一路平步青云，当上了红衣主教。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被俘，亨利八世为了平衡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又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亨利八世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姑姑。凯瑟琳给亨利八世生下一女，也就是未来的玛丽女王。因为一直没有生个男婴以继承王位——这冒犯了亨利八世的荣誉感和王朝意识——亨利八世借助沃尔西的判决，宣布他和哥哥遗孀的婚姻不合法。教皇因为受到查理五世的影响，不允许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国王的头等大事”并非私人的事，而是对王位“至高无上”的坚持——不屈服于教皇或其他任何势力。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坠入爱河时更凸显出来。安妮·博林是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的一个女仆，风情万种、冰雪聪明、野心勃勃。在二人结婚之前，安妮·博林对亨利八世欲擒故纵。教皇始终不让步，亨利八世迁怒于沃尔西。沃尔西被判“王权侵害罪”，面临斩首，但在回伦敦服罪的路上病逝。

亨利八世决定使用激进手段。1534年，他颁布了《最高治权法案》和《叛逆法》，宣布脱离罗马教廷，成立英国国教会。最终，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得以解除，而他和安妮·博林于1533年完婚。

亨利八世得到了新贵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支持，对一切质疑他的宗教政策的人采取高压政策，上一任大法官托马斯·莫尔被处死。1536年，北方爆发了名曰“求恩巡礼”的暴动，但很快就被镇压，亨利八世立下了神圣誓言，暴动者才解散。但亨利八世很快就食言了，残忍地将暴动者杀害。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与他作对的人最后都被处死了：在达德利和恩普森被处死后，1513年，萨福克伯爵埃德蒙·波福特被处死；1521年，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被处死。亨利八世去世前几天还下令处死了年轻的诗人，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被他处死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历史学家曾给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7.2万人。可以肯定的是，受害者的人数绝对不少。

虽然亨利八世有时会和英格兰的新教改革联系在一起，但从他的信条上讲，他还是一个天主教保守分子。然而，他的政治改革使得英格兰新教化的道路有了可能。他解散修道院，拍卖土地，获得大量财富，为他的统治提供了资金支持，也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1533年，安妮·博林为亨利八世生下一婴，但是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八世不再宠爱安妮·博林，命令克伦威尔捏造安妮·博林通奸、乱伦、使用巫术罪的证据，诬陷她有“第三个乳房”用来哺育魔鬼——实际上那是她脖子上的一个胎记。包括安妮·博林的哥哥在内共有五人被陷害并处死。1536年5月19日，安妮·博林被斩首。十天后，亨利八世和珍·西摩结婚，珍·西摩王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六世，但她因难产去世——她是唯一一位在死时让亨利八世感到悲痛的妻子。

克伦威尔推行新教外交政策，被擢升为埃塞克斯伯爵。他劝说亨利八世迎娶了克里维斯的安妮。但亨利八世此时已经体态肥胖，而且遭受着身体化脓的疼痛，因此被这个“佛兰德斯的母驴”厌恶。1540年，亨利八世陷害克伦威尔，将其处死。处死克伦威尔当天，亨利八世又和年轻貌美的凯瑟琳·霍华德结婚。当时，凯瑟琳·霍华德年仅16岁。亨利要求为克伦威尔执行斩首的刽子手必须是一个没经验的年轻人。克伦威尔挨了三斧才身首异处。

亨利八世的每一任王后背后都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宗教家族派系。霍华德家族信奉天主教，但年轻的凯瑟琳莽撞天真，好搞恶作剧，又红杏出墙，使得新教教派有机会利用亨利八世在性事上的脆弱自信。1542年，年仅18岁的凯瑟琳被斩首。亨利八世最后一任王后凯瑟琳·帕尔是个聪明人，最终活得比亨利八世要长。

亨利八世决定让他年轻的儿子爱德华迎娶苏格兰女王玛丽，当时玛丽还是个婴儿。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爆发了著名的“艰难求爱”（Rough Wooing）之战。苏格兰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亨利八世陈兵两国边界，“无论男女老幼，皆死在英格兰士兵的利刃之下，被熊熊火焰吞噬”。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为威严、令人敬畏的国王之一。他既是一位污点众多的暴君，又是一位功绩斐然的君主，是英雄和野兽的结合体，是一个野蛮的利己主义者，又是一位施政高效的政治家。诺福克公爵这么认为：“引得陛下震怒只有死路一条。”1544年，亨利八世确立了王位继承人：依次是新教徒爱德华、天主教徒玛丽以及新教徒伊丽莎白。亨利八世死后，爱德华六世继位。爱德华六世强烈支持改革，他很快巩固了新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剥夺了拉丁语系种族和教会名流享有的法律特权，下令在英格兰实行普遍兵役制度。爱德华六世不久便病逝了，年仅15岁。玛丽女王推翻了爱德华六世的各项改革，强势推动罗马教廷重返英格兰的宗教生活，成百上千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丧命。玛丽女王后来嫁给了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但膝下无子。她的生活愈发不如意，精神也开始错乱。玛丽女王也英年早逝，无力阻止妹妹伊丽莎白登上王位。

苏莱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494—1566年

吾乃苏丹之苏丹，君主之君主，是上帝在世上的踪影，是白海（地中海）和黑海的苏丹和皇帝……

——苏莱曼大帝

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如是写道（1547年）

在苏莱曼大帝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从中东延伸至北非，从巴尔干半岛绵延至中欧的大帝国达到了强盛的顶峰。苏莱曼大帝扩大了疆域，铲除腐败，修正法律，以宽容之心统治人民，发展艺术事业，甚至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苏莱曼大帝去世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秩序井然、文化繁荣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在他死后继续繁荣发展了一个世纪之久。

1520年，苏莱曼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年仅26岁。前任苏丹，他的父亲“冷酷者”赛利姆一世夺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两个伊斯兰圣城——麦地那和麦加，大大增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力，苏莱曼后来从他父亲手上继承了这个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大帝国。苏莱曼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征服者，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者，但同时作为“所罗门”第二（实际上两人同名），他决心向各个方向扩张自己的领土。

苏莱曼的首个目标是贝尔格莱德。1521年夏，苏莱曼从匈牙利国王手上抢走了贝尔格莱德，这是对基督教的一大打击，同时也为苏莱曼继续入侵欧洲腹地铺平了道路。1526年，匈牙利王国已经基本上臣服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直到15年之后，匈牙利王国才正式被重新划为王国。有了匈牙利作为跳板，苏莱曼得以进攻维也纳。1529年，苏莱曼夺取维也纳的计划失败，进军欧洲的步伐被迫停止。这场败仗导致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能在欧洲继续扩张。维也纳之战是从入侵者手中拯救基督教欧洲的最为重要的战役之一——这样的战役还有451年打败匈奴王阿提拉的沙隆大战、732年法国击败摩尔人的图尔战役，以及955年日耳曼人抵御马扎尔人的勒希菲尔德战役。

1526年，苏莱曼在莫哈次战役中击败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在匈牙利王位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交锋。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和苏莱曼力挺的懦弱的特兰西瓦尼亚贵族约翰·萨珀利亚都希望成为匈牙利国王。

斐迪南一世娶了路易二世的妹妹，即路易二世的女继承人，他还是势力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头号人物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时他也是奥地利、日耳曼、低地国家和西班牙的统治者。匈牙利王位争夺战因此演变成两个大帝国之间的冲突。

1529年春，苏莱曼召集了一支12万人的大军通过保加利亚。因天气恶劣，苏莱曼大军损失了不少骆驼，重型火炮也抛了锚。但最终苏莱曼还是成功地与萨珀利亚会师，在进军维也纳前重夺多个匈牙利要塞，其中包括布达城。

斐迪南一世没有得到查理五世的支持，担心事态对他非常不利，于是将维也纳交给70岁高龄的尼克拉斯伯爵萨尔姆，自己出逃波西米亚。萨尔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他在圣史蒂芬大教堂周围布好防线，等待苏莱曼大军到来。

苏莱曼大军抵达维也纳后，试图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迫使对方投降，但地面工事抵挡住了炮击。奥斯曼土耳其人改变了战术，他们挖堑壕破坏城墙根基，这一招也不管用。深秋将至，湿度上升，苏莱曼大军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尝试。

苏莱曼大军在人数上明显占有优势，但当他们攻城时，经常被奥地利人投掷的长矛打退。奥斯曼土耳其人放弃了攻城的念头，杀死囚犯，于10月14日启程回国。一路上，他们遭遇了暴风雪，而且经常遭受小规模的骚扰和袭击。

苏莱曼错过了进军欧洲心脏地带的机会。查理五世向维也纳增援8万大军，苏莱曼只好满足于稳固自己在匈牙利的领土。

与此同时，在伊斯兰世界，苏莱曼将目光转向了东边的萨法维帝国。在与萨法维帝国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后，1535年，苏莱曼进入巴格达，并进一步夺取了巴格达、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两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土地。1554年，苏莱曼和伊朗国王签订条约时，苏莱曼已经成为近东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苏莱曼治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后一次扩张使它稳固了在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今利比亚一部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还确保了短期内在西地中海的海上统治。苏莱曼也因此成为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哈布斯堡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之间作战的关键砝码。

然而，领土扩张只是苏莱曼野心的一部分。他在伊斯兰世界推行的法律改革使他获得了“立法者苏莱曼”的称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很看重《苏丹习惯法》——这一法律体系可以解决涉及非伊斯兰什叶派穆斯林的事务。

作为一位积极的改革家，苏莱曼因其一丝不苟、秉公办事而闻名遐迩。他提拔大臣都是依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依据他们的财富、家庭背景或者民众支持度。他对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宽容以待。他欢迎家底殷实的、善于经商的、富有学识的、被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安家。同时，对巴尔干半岛上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奴隶男孩，他延续了提高其地位的政策。

苏莱曼对艺术事业非常热心。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很多诗句已经成为土耳其谚语），他还热心地推动国内艺术界的发展。艺术家和手工艺者通过职业道路，可以从学徒一步步成为高官，获得的报酬也十分丰厚。伊斯坦布尔成为了艺术大师们会集的中心。苏莱曼下令建造了许多精妙绝伦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其中包括了苏莱曼晚年小憩的场所——伊斯坦布尔的苏雷曼尼亚清真寺。苏莱曼统治时期，全国修建了不计其数的桥梁，比如多瑙河桥、布达桥，还建造了很多大型渡槽，解决了伊斯坦布尔缺水的问题。

在耶路撒冷，苏莱曼重建了城墙，建造了著名的城门，如大马士革门和雅法门，将圆顶清真寺修缮一新。但是，苏莱曼也有残酷无情、令人捉摸不透的一面，正如他的父亲一样——他的父亲曾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和儿子。苏莱曼出席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穆斯塔法的绞刑。他还亲自下令将在他手下供职多年的维齐尔，他的朋友伊布拉欣·帕沙处死。

苏莱曼身材瘦削，说话简洁，个性独特而神秘。他也是情场高手，最喜欢的女奴仆是一个俄罗斯、波兰混血女孩，昵称叫作“洛克塞拉娜”，后来成了他的正室；他重新给洛克塞拉娜取名为“哈莱姆·萨尔顿”——意为“苏丹盛开的花朵”。当苏莱曼在外征战时，妻子给他写情真意切的情书，而苏莱曼会回寄情诗。哈莱姆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客，她成功将自己和苏莱曼的长子，“醉汉”赛利姆二世送上了苏丹宝座。1566年，苏莱曼在斯其哥特瓦战役中突发中风去世。他的征战使得伊斯兰国家大部分都联合了起来，波斯以西主要的伊斯兰城市，麦地那、麦加、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巴格达都在他一人统治之下。东欧、巴尔干半岛和南地中海也都被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范围。毋庸置疑，苏莱曼完全对得起西方人给他起的绰号——“大帝”。

伊万雷帝

IVAN THE TERRIBLE

1530—1584年

你把沙皇俄国的大门紧锁……封闭得像地狱城堡。

——库尔博斯基亲王写给伊万四世的信

俄国沙皇伊万四世被人们称作“雷帝”（the Terrible），他的一生充满着不幸，但他自身也是一个堕落的野兽。童年时期，他遭受了种种折磨和不幸，长大后，他成功地缔造了自己的帝国，成长为一位奸诈的暴君。最终，伊万四世沦为一个精神错乱、嗜血成性的虐待狂，制造了无止境的恐惧，疯狂地屠杀了成千上万人。他甚至亲手折磨虐待仇敌，将仇敌刺死。伊万四世杀了亲生儿子，加速了自己王朝的灭亡。

3岁时，伊万四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去世，伊万四世被封为莫斯科公国大公。五年后，伊万四世的母亲叶莲娜王后也去世了。照顾失去双亲的伊万四世的重任落到了波维尔舒伊斯基家族的肩上——舒伊斯基家族在伊万四世未成年时临朝摄政。波维尔中大约200个家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贵族阶层，伊万抱怨这些贵族凌驾于他之上，恐吓他，忽视他，试图剥夺他与生俱来的权力。

1547年1月，伊万接受了加冕礼。他在统治初期大力推动的改革和现代化，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伊万四世修改了法典，同时创立了贵族议会，改革了地方政府机构。伊万四世还打通了沙皇俄国与欧洲商业贸易的通道。在伊万四世统治时期，沙皇俄国的领土不断扩张并得到稳固。1552年，他击败并吞并了喀山汗国。当沙皇俄国大军席卷喀山城后，超过10万殊死抵抗的喀山人惨遭屠杀。随后，伊万四世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领土。阿斯特拉罕汗国、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都臣服于俄国的统治。他在红场建造了恢弘的圣巴索大教堂以庆祝征服喀山。

1553年，伊万四世罹患重病，差点丧命，此后伊万四世的性格产生了明显的转变。他的性情愈加古怪，极易发怒。1560年，伊万四世的皇后安娜塔西娅·洛曼诺芙娜死于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伊万四世似乎遭受了巨大打击，几近崩溃。他怀疑是某些波维尔密谋毒害他，是这样一场阴谋造成了他心爱的皇后的死亡——他的推测其实有一定可能性。他决定惩治这些波维尔，剥夺他们的权力。而他手下的一个贵族，库尔博斯基亲王的变节加剧了他的妄想心理。

一方面，伊万四世推行了更为深入的行政改革，目的是削弱贵族的势力，从而增强地区选举出来的官员的权力。这些举措导致一种更为理性、充满竞争的政府形式的形成。另一方面，伊万四世对毫不知情的波维尔们采取了恐怖的报复行为，逮捕并处决了很多波维尔。伊万四世使用了一些极端残忍的手段处决一些波维尔。鲍里斯·特鲁帕亲王被一根木桩穿刺身体，痛苦地挣扎了15个小时才死亡；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记载，鲍里斯的母亲“被100名枪手当成人肉靶子，被子弹打成筛子”。

更为残忍的还在后头。1565年，伊万四世在沙皇俄国版图上划出一块区域——取名“沙皇禁苑”——由沙皇直接统治。沙皇禁苑军在国土上横行霸道，贯彻沙皇的意志。他们身披黑袍，黑袍上印着一个狗头和扫帚的图案（表现他们“彻查”叛国罪行，扫除伊万四世的敌人的使命）。沙皇禁苑军着手毁灭一切可能威胁沙皇统治的势力。波维尔们被一一揪出，下场极为悲惨。

伊万四世在摧毁假想敌的同时，还一直沉迷于性冒险——既有异性，也有同性。他亲手虐待并杀死了很多人。伊万四世的历次野蛮行为还各有不同：有人的肋骨被抽出来，有人被活活烧死，有人被木桩穿透身体，有人被斩首，有人被掏出五脏六腑，有人被阉割。他在1570年的一次公开的“虐待改良”可谓空前绝后。

1570年，沙皇手下的军队在诺夫哥罗德城展开了一场疯狂的大屠杀，事发缘由是伊万四世怀疑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将要背叛他而向波兰投诚。约1500名贵族遇害——很多人被淹死在沃尔霍夫河中，同时，官方记录中的平民死亡人数也相当巨大。而实际上，在这场屠杀中，死亡人数远远不止这么多。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被缝进熊皮里，一群猎狗把他当作猎物活活咬死。

国内的残酷镇压使得沙皇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伊万四世的国库收入也开始锐减。16世纪70年代，克里米亚汗国的鞑靼人破坏了沙皇俄国大量的土地，但沙皇俄国似乎并没有处罚他们——这些鞑靼人甚至有一次在莫斯科城内放火。与此同时，沙皇试图从波罗的海向西扩张领土，但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使沙皇俄国陷入了与丹麦、波兰、瑞典和立陶宛联军的利沃尼亚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约25年之久，沙皇俄国没有占到便宜。而在国内，沙皇禁苑军还在进行大规模杀戮和破坏；其管辖的范围曾是沙皇俄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却沦为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地区。

1581年，伊万四世将自己毁灭性的暴怒宣泄在了自己的家庭上。在袭击了有孕在身的儿媳后，他和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也叫伊万）发生了激烈争吵，因一时暴怒，他了结了儿子的性命。直到伊万四世去世之后（很有可能是被人下毒致死），沙皇俄国才最终摆脱了几十年的苦难。

伊万四世的次子费多尔接任皇位，但在天赋上显然比哥哥伊万逊色不少。1598年，此前伊万四世的一个顾问鲍里斯·戈东诺夫夺取了统治权，伊万四世的血脉就此终结。

说到底，伊万雷帝既疯狂又邪恶。伊万雷帝的最佳传记作者伊莎贝尔·马达里亚加（Isbael de Madariaga）曾写道：“伊万雷帝与上帝没有相似之处，虽然他试图成为上帝。在他的统治下，悲剧发生的比例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悲剧的比例一样高。他的残忍手段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他是撒旦，是启明星，他想成为上帝，但被逐出天堂。”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年

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样的素质，即便身着衬裙被逐出这个国度，我也有能力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生存下去。

——伊丽莎白一世在议会致辞（1566年11月5日）

伊丽莎白一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被称为“荣光女王”。在她统治期间，英格兰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和海上霸主。她平衡国内不同宗教分支的势力。在她统治期间，英格兰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她还鼓舞子民抵抗他们强大的敌人天主教西班牙的入侵。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大英帝国的雏形逐渐显现，新世界[1]的弗吉尼亚（Virginia）这一地名就来自于她那令人敬畏的头衔——“童贞女王”（Virigin Queen）。

伊丽莎白一世的童年过得很艰难。她的母亲安妮·博林被她的父亲亨利八世送上断头台，她则被定性为私生女。亨利八世将王位传给了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爱德华六世意志坚定，在他短暂执政期间，新教在英格兰逐渐盛行。但爱德华六世不幸早逝，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登上王位。玛丽女王通过大量屠杀，恢复了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和教皇的权威。伊丽莎白一世坚持自己的新教思想，但行事谨慎，假装接受天主教。在接受玛丽指使的审判官审查时，伊丽莎白一世学到了一堂很有价值的政治课：拥有自己的谋士。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接任玛丽女王成为英格兰女王，再一次展现了其在政治上的过人之处，她任命能力极其出众的威廉·塞西尔爵士（后来的伯利勋爵）担任首相，塞西尔爵士直到1598年去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作为年轻美貌且合法的女王，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挑选谁作为夫君。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有过很多钟情过的男性，其中最著名的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但是她始终未嫁。伊丽莎白一世自称她嫁给了她的王国，因而不能将她的爱（更准确说是小鸟依人的一面）给予区区一名男性。不管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伊丽莎白一世或许意识到，嫁给一位外国王子会使英格兰面临外国统治的威胁；而嫁给一位本国贵族，会在宫廷派系间埋下不和的种子，使英格兰可能再次遭遇类似于一个世纪前“玫瑰战争”的内乱。

伊丽莎白一世在宗教事务上采取了谨慎态度。她所创建的英格兰国教融合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元素，但实际操作中采取的是新教模式。她希望人民一致对外，敬她为教会领袖，但这与人们内心的信仰无关。她曾说：“我不会打开人们灵魂的窗户。”

这样的容忍度可不是罗马教廷能做到的。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一世开除教籍，否认她英格兰王位的合法性。对于一些天主教徒来说，英格兰合法的女王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玛丽·斯图亚特是伊丽莎白的表侄女，信奉天主教，她在苏格兰王位上被赶了下来，作为人质被软禁在英格兰。天主教徒无数次密谋要害死伊丽莎白一世，多数原因就是因为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一世在好几年中一直在与各种阴谋对抗，她手下的谋士无数次警告她玛丽·斯图亚特对她的威胁。伊丽莎白一世最终下定决心，于1587年对玛丽·斯图亚特进行审判并将她处死。

至此，西欧的宗教紧张局势达到了顶峰。天主教欧洲的斗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玛丽·斯图亚特遭到处决表示异常愤怒，而且英格兰海盗经常偷袭西班牙船只，劫掠西班牙在新世界的财富——更不用说伊丽莎白一世还给西属荷兰的新教反叛军提供了大量支持。腓力二世决定派出一支无敌舰队攻打英格兰。按计划，13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从西班牙驶向西属荷兰，舰队将会在荷兰接上帕尔马公爵的军队，然后进军英格兰。

1588年7月，英格兰人在英吉利海峡发现了来势汹汹的舰队，整个英格兰燃起烽火。英格兰海军在埃芬厄姆勋爵霍华德、爵士弗朗西斯·德雷克等人的率领下做好迎战准备，伊丽莎白一世在蒂尔伯里对军队做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为激励人心的一次演说：

我一向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在上帝面前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人民以回应他们对我的忠心和善意。正如你们此刻所看到的，我来到这里与你们同在并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是决心要身处其中，感受战争的热烈，并且与你们共存亡。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我的人民、我的荣耀与我的王族，我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死在沙场上。我知道我是个体弱无力的女人，但是我有国王才有的心胸气度和宽宏大量，帕尔马或西班牙或欧洲国家的任何君主胆敢侵犯我国土边界来制造不荣誉的事端，我定会亲自拿起武器与之对抗！

英格兰海军奋起迎击，天气也给了英军很大帮助，西班牙的入侵舰队被打散了，这对西班牙来说是永世难忘的耻辱，而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是无上荣光。

伊丽莎白一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拉丁语学者），凭借着过人的智慧、精明、温和和宽容，执政长达45年之久，直到去世。她在患老年痴呆前一直亲掌大权。患病后，她宠爱年轻的、爱慕虚荣的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最终罗伯特因犯叛国罪被处死。除了温斯顿·丘吉尔之外，再也没有人像她一样，能够象征英格兰人的抗争精神、爱国精神和自由主义。

[1]　此处指美洲大陆。

阿克巴大帝

AKBAR THE GREAT

1542—1605年

真主至仁至慈，不同信仰的所有阶层、所有信徒都可以共存。在他的主宰下，敌对宗教的信徒可以共存；不同的信仰，无论好坏，也可以共存。通往争吵的道路已被封死。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同一座清真寺聚集。法兰克人和犹太人在同一座教堂会面。他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举行宗教仪式。

——贾汉吉尔[1]

巴布尔的儿子胡马雍天性善良但能力不足，他在自家图书馆爬梯子时不幸摔死，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继位——当时，皇权已摇摇欲坠。阿克巴的家族已经丢掉了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大部分领土，但还是个孩子的阿克巴非常幸运，他的土库曼大臣以及将军成功地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夺回了德里和阿格拉。

1560年，阿克巴开始亲政，很快就成为一位天赋过人且思维新颖的皇帝、战士和梦想家。在他执政的漫长岁月里，他继续征服新的土地；他死后留下了一个大帝国，覆盖了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的大部分土地，从克什米尔延伸至阿默达巴德，从喀布尔延伸至达卡。

阿克巴发现自己帝国的人民有着多种不同信仰，来自不同的国家，使用好几种语言。他很机智地借用了伊斯兰教中创造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信仰的观念，请教了不同宗教的信徒（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及不同的群体（包括犹太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借鉴了既有的各种宗教信仰并围绕阿克巴的权威建立的新的宗教信仰体系，被伊斯兰法学家认为是“无懈可击的”。阿克巴信条的核心只有一条：“世上只有一个神，而神的哈里发是阿克巴。”

阿克巴从各个宗教的信徒中提拔人才，废除奴隶制度，废止对无宗教信仰者和非伊斯兰教信仰者征收的赋税，禁止早婚，允许印度裔的寡妇拒绝殉葬，允许其选择再婚。

阿克巴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确保了这一与以往不同的宽容、折中的政策得以实施。阿克巴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是同时代的人，他可能是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他的威望使得莫卧儿帝国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延续了自己的辉煌，其父胡马雍的陵墓和其后代沙·贾汗建造的不朽的泰姬陵正是这一段辉煌的实证。

可悲的是，他的继任者未能继续推行他那受人拥戴的宽容政策，印度的种族关系至今仍非常复杂。1857年，英国人废黜了最后一任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的王朝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一丝吼叫，只有零星哭泣。

[1]　贾汉吉尔（Jahangir），莫卧儿帝国第四任皇帝。

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

1543—1616年

文武须并重。

——德川家康，《武家诸法度》，1615年

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为人坚韧而隐忍，这一品质使得德川幕府平稳地度过了两个半世纪。德川家康使自己的家族从一个不知名的武士家族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当仁不让的统治者，终结了日本几十年内战不断的状态。身为政治家、武将，他同样伟大。他在管理和经商方面的能力使得日本在和平环境中获得了很长时期的繁荣。

据传曾有人问德川家康，如果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不会叫了怎么办。德川家康回答说：“我会一直等到它开口叫。”这个故事精炼地反映了德川家康超强的忍耐力。童年时期，他作为人质生活在相邻的强大家族中，这段经历无疑磨炼了他隐忍的品质。他受到很好的待遇，接受训练，成长为一名武士、统治者，他还培养了驯鹰的爱好。但是，少年德川家康一直没有什么权力。在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时他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家族财产被人瓜分殆尽。

扣押他的族长在战斗中身亡，德川家康抓住机会返回自己的家族。德川家康利用日本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重新确立了家族地位，要求扣押他的家族送还他的妻小。在家族很小的领地中，德川家康稳固了自己的统治，体现了他高超的治理和立法才能。后来，这成为他掌控整个日本的杀手锏。

德川家康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他执政精明，军队纪律严明，而且总能抓住他人身上的弱点，这些素质使得他成为当时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大名（日本封建时代的大领主）。然而，他从未失掉方寸。在经历几场小规模战斗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依靠自身取得胜利，于是他向当时控制着日本的将军丰臣秀吉宣誓效忠。他还避免了卷入远征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遭遇惨败，重挫了他的众多大名敌手。

德川家康领地的繁荣在当时的日本首屈一指。他鼓励工匠、商人前往他定为基地的小渔村江户。江户很快走向繁荣，逐渐发展成一个繁华的集镇、港口，后改名为“东京”。

德川家康甘愿耐心地等待机会，直到他的领地实力足够强大。1600年，在关原一役中，德川家康击败了众多敌手，成为日本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三年后，日本皇室委任他为幕府将军——这一称谓早在12世纪就已诞生，是掌握管理全国实权的军事统治者的头衔，而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只具有象征意义。

德川家康在幕府中稳固了自己家族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投入的精力一点也不比管理自己的领地少。短短两年后，他将幕府将军的头衔传给自己的儿子，幕府将军一职在此后250年间一直采取世袭制。德川家康要求大名们在宫中待很长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以确保没有哪个大名能对他构成威胁。当这些大名最终可以回到自己的领地时，他又将大名们的家人扣押在江户作为人质。

德川家康身材矮小，体格健壮。他凭借敏锐的嗅觉每每化险为夷。他曾任命一个放鹰者为外交官，任命一位演员担任采矿主管。他热衷于和欧洲人通商，他的仓库因此堆满了粮食和黄金。来自肯特郡的曾当过船厂工人的水手威尔·亚当斯因遭遇海上台风，在日本海岸沉船，他后来成了德川家康最器重的贸易顾问之一。

德川家康不允许任何事情威胁日本新建立的统一和稳定局面。为此，1614年，他开始打压基督教，把外国传教士送进监狱。德川家康一直以来对基督教都很宽容，没有发动宗教杀戮，但德川家康的后代可没有这么心慈手软。德川家康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防止臣民内部派系林立，形成对峙。德川家康还推动了一系列立法，对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严格管控，剥夺人们自由搬迁的权利，但这给日本带来了一个世纪都没有出现过的稳定。1615年，德川家康做了人生中最为残忍的一件事，他摧毁了威胁自己家族在幕府地位的最后一个敌对势力——丰臣家族，确保了德川家族的显赫地位。被他处死的人中包括他的远房外孙。

德川家康在与丰臣家族作战的过程中受了伤，一直未能痊愈，一年后就去世了。

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年

没有理由相信上帝赋予我们感官、理智和智慧却弃之不用，转而从其他渠道获取我们本可以通过此三者获得的知识。

——伽利略·伽利雷，

《致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1615年

伽利略·伽利雷帮助人们改变了看待世界及其之上的宇宙的方式。他集物理学家、数学家与天文学家三种身份于一身，并在物体运动本质和行星运动方面取得了重大发现；他看到了实验的重要性，并坚持数学是理解物理世界的最佳方式；他主张应该依据理性和证据研究宇宙，而因此身陷与教会的冲突。然而，他的发现所拥有的生命力大大超过了试图将其扼杀的宗教裁判所。

伽利略有一位音乐家父亲，他在青年时代或曾做过父亲的学生。1581年，他考入比萨大学，开始接受正式的药学教育。然而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数学上，并于四年后辍学。

此后四年，他一边继续研究数学，一边从事私人补习的工作来糊口，直到1589年在比萨大学入职教书。后人普遍认为，正是在任教期间，他通过在比萨斜塔上抛下重物，论证了自己的自由落体定律。

伽利略的行为和观点遭到了比萨大学权威的反对。1592年，他被迫迁居帕多瓦，并在该地教书直到1610年。父亲死后，家庭的经济重担沉沉地压在了伽利略的肩上，于是他一边继续辅导学生，一边兜售自制的精确罗盘来养家糊口。

1609年，他得知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一个能够让远方的物体看起来仿佛近在眼前的新奇装置，便马上着手自行制造。不出一年，他已经能使用20倍率的望远镜探索天空了，这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借助望远镜，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并由其相位变化得出它们绕木星公转的结论，由此表明教会认可的、认为一切天体围绕地球公转的“托勒密体系”并不完善。伽利略还发现多个肉眼不可见的其他恒星，随即将此发现发表在一本献给自己杰出学生的小书上，这个学生正是佛罗伦萨大公柯西莫二世（Cosimo Ⅱ de Medici）。作为奖励，柯西莫二世以迎接凯旋勇士的方式将伽利略接回了托斯卡纳。

此后，有了更多经济自由的伽利略终于能够加快他的研究进度。他先是研究了土星环，随后又发现金星与月球一样经历相位的变化——这证明金星围绕太阳公转。一系列发现使他坚信，一个世纪前由尼古拉斯·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才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异端邪说”。1613年前后，宗教裁判所盯上了伽利略。他远赴罗马捍卫哥白尼日心说，却被勒令保持缄默。三年后，他收到不得再发表类似观点的明确警告。

到1632年，伽利略终于忍无可忍，发表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该书汇总了所有主要思想派别关于宇宙本质的观点，并借几个虚构人物之口进行讨论。

次年，伽利略就被强行带到罗马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问。他辩解他得到了教会的允许以假想的方式讨论哥白尼学说。不幸的是，裁判所认为他未经允许，毫无顾忌地嘲讽教皇对旧有学说的偏爱，判处他终生监禁。

幸运的是，监禁是指流放于托斯卡纳周边的山上。在那里，他得以继续他的研究。于他而言，这不过是另一种保持缄默的方式罢了。视力每况愈下的伽利略仍坚持并专注于研究材料性质和强度，又将自己另一部作品偷运出意大利，并于1638年在荷兰发表。四年后，伽利略去世，终年77岁。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1564—1616年

他不仅是一代大师，更是永恒的经典！

——本·琼森，

《纪念我所敬爱的大师威廉·莎士比亚》，1623年

莎士比亚是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这不仅在英语国家被广泛认同，在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作为诗人、剧作家和叙事者，他举世无双，对人类情感的理解、对人世的复杂及矛盾的洞察，文学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众所周知，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知之甚少。我们只知1564年，他降生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特。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个财运时好时坏的市议员；他的母亲名叫玛丽·亚登。莎士比亚就读于当地的文法学校。18岁时，他娶了长他几岁并且已有身孕的安妮·海瑟薇为妻。后来，他迁居伦敦。他也许当过临时演员，但却是因诗歌和戏剧创作而崭露头角。到1594年，他已是宫务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詹姆士一世登基后改名为“国王剧团”）的成名作家。

接下来的20年中，他的一部又一部剧作接连问世：喜剧、悲剧、历史剧，每一部都使人为之倾倒，泰晤士河南岸的环球剧场观众如潮，莎士比亚也因此飞黄腾达。也许，他曾是父亲向王室申领盾形纹章[1]时的后盾，还是斯特拉福特最大房产——“新宫”的拥有者。1616年他逝世时，他的遗体被葬在斯特拉福特教区教堂的祭坛中。这几乎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莎士比亚的全部。

但关于莎翁，看他的作品足矣。他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论贫富贵贱，都抱以非凡的同情。这一同情来自他的理解，理解世人的罪与过、善与恶、爱与恨、虚荣与妄想。人间悲与喜、怒与恕、妒与欲、浮与沉，他用足以拷问人心的诚实一一记载。莎翁笔下有青年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钟情的迷恋，有中年人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亡国丧邦的激情，亦有老年人李尔王催人泪下的愚蠢。遍览人间之余，莎翁亦无畏地将目光投向权力，将亨利四世肩上王权的重负、理查三世心中暴政的本质、《一报还一报》中人与人之间对信任的利用娓娓道来。莎翁作品的核心是对人世的质问：何谓人？何为人？何为君王？

莎翁笔下的角色无一不是多面、复杂而纠结的。哈姆雷特在杀父之仇与良心不安之间优柔寡断；麦克白夫妇以暴力夺权却深陷血斗、自责与疯狂。《第十二夜》中，喧闹作乐的人们在自负的清教徒马伏里奥身上开了个玩笑，而玩笑却变成了残忍的虐待；《暴风雨》（也许是莎翁的最后一部剧作）中，普洛斯彼罗用魔法降服了所有曾对他不公的人，又认定“美德重于复仇”，然后放弃了他所拥有的魔法，将他的书“投入深不可测的海心”——这常常被认为是莎翁的内心自白。

莎翁将人生体验凝结于文采飞扬的诗句、妙语连珠的对话、脍炙人口的俗语中，凝聚于一切饱含力量又精准的语言中。他的词汇量大得惊人，所用的意象来自不同领域、各行各业：从动物学到植物学、从战争学到纹章学、从占星学到天文学、从航海学到园艺学。他的作品充满双关与巧思，一行一句都富有独具匠心的深意。然而还不满足于自身词汇的他又将众多外来词引入英语，从“冥想”（meditate）、“宁静”（tranquil）到“短吻鳄”（alligator）、“撇号”（apostrophe），均出自他之手。他还将“小心即大勇”（Discretion is the better part of valour）、“一举”（At one fell swoop）、“内心深处”（In one’s heart of hearts）、“今非昔比”（Seen better days）等色彩斑澜的短语带入了生活。

莎士比亚是举世无双的戏剧大师。尽管他许多作品的剧情并非由他原创，而取材于薄伽丘的寓言、民间传说、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s Lives）及都铎王朝的史官们，但这些故事却在他的笔下获得了新生。他不仅给予肤浅的角色丰满的个性，更通晓怎样渲染紧张的气氛、怎样营造灾难来临前的风雨飘摇，又怎样通过插入一个突兀却滑稽的场景把紧张推向高潮（例如《麦克白》的剧情推进）。他同时还是制造戏剧性变化的能手。在《无事生非》中，碧翠丝命令班狄克：“杀了克劳迪奥！”彻底颠覆全剧至此轻松打趣的气氛。莎翁的悲剧从不始终悲伤，喜剧也非一乐到底。在《第十二夜》的结尾，虽然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小丑的一曲悲歌却将观众带回“风雨不息”的现实世界。这般简单而酸楚的笔触正是莎翁所特有的，这与他复杂的情感一同，使他成为独树一帜的天才作家。

不少人认为，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剧作不可能出自一个出身卑微、没上过大学的乡下人之手。也有人声称，“威廉·莎士比亚”是个假名，又或者是被他人假借了其身份。

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国教师，其自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后代。“培根写剧说”的支持者们宣称培根与其他作家合创了这些戏剧，他们组成了一个创作团队，成员有斯宾塞、沃尔特·雷利爵士等。这些人因为富有争议的戏剧内容无法公开自己的身份，只得在文本中留下蛛丝马迹，以供后人发掘。

另一个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戏剧真正作者的，是好斗的天才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剑桥大学深造过，甚至曾涉足间谍行业，传说他还是无神论者和同性恋者。一些阴谋论者认为马洛并未死于1593年的那场酒后斗殴，而是隐姓埋名、逃避当局的追捕并继续写作，“威廉·莎士比亚”正是他所使用的假名。

第三位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本尊”的是当时的德比伯爵。支持这一说法的人相信，他碍于贵族的身份，无法以写作为事业。他的手下有一群演员，人们在他的手稿中还找到了几首落款为“W.S”的诗作。还有人认为《仲夏夜之梦》的首演正是在伯爵的婚礼上。

最后一位“嫌疑人”是诗人、剧作家（尽管他没有剧作得以留存）和剧团赞助人牛津伯爵。恰在1593年，莎士比亚出版戏剧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前夕，牛津伯爵停止了作诗（虽然当时莎士比亚最早的几部戏剧已经出版）。然而“牛津伯爵就是莎士比亚”的观点有一致命缺陷：伯爵死于1604年，而此后莎士比亚又创作了十余部戏剧。2011年好莱坞制作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真实”身份的电影《匿名者》，反响平平。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看似缜密的论断，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们似乎对他是原作者的身份深信不疑。1623年，一个曾和他共事的人编纂了莎士比亚剧本合集《第一对开本》，并称“以此缅怀我们崇高的朋友、同侪——莎士比亚”。当代文本分析者也认为所有的这些诗和戏剧都出自于名为“威廉·莎士比亚”的同一作者。

[1]　盾形纹章，一种象征性标志，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可以代表一个家族、机构甚至国家。

阿拔斯大帝

ABBAS THE GREAT

1571—1629年

奥斯曼土耳其最高高在上的人，在我眼中还不及最卑微的基督徒鞋底的一粒尘埃。

——阿拔斯大帝

阿拔斯大帝是伊朗从古至今最成功的沙阿[1]，上至古代帝王，下至现代领袖，无人能与之媲美。阿拔斯大帝在位期间，萨法维帝国的版图在东、西两线均有扩张，但其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对十二伊玛目派[2]的成功扶植，这塑造了今日的伊朗。阿拔斯大帝和他的家人自称被真主选为隐遁伊玛目的代理人；阿拔斯大帝还收复大量失地，使波斯自被阿拉伯征服后，第一次重建为强大帝国。这一切都与21世纪的伊朗研究息息相关。

阿拔斯大帝并非伊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引进者。他的祖先是伊朗什叶派的“谢赫”，土库曼部落的一支狂热地追随他。这支部落被称为“奇兹尔巴什”（Qizilbash），意为“红头”，因他们佩戴的红帽而著称。该红帽以12块三角形布折叠而成，象征什叶派的12位伊玛目。他们相信在穆罕默德之后，真主将给人类的指引交给了穆罕默德的一支后代，这一支始于阿里，并由阿里传于其子侯赛因。然而这一支在874年由于第十一伊玛目被逊尼派杀害而中断。真主将第十一伊玛目之子，即第十二伊玛目隐匿了起来。而他将作为马赫迪（意为“真主选定之人”）再次出现，“给人间来带正义”。

而在此期间，会有其他中间人，也就是阿拔斯大帝的萨法维王朝，受真主的旨意统治萨法维帝国直至第十二伊玛目归来。阿拔斯大帝的曾祖父伊斯玛仪于1501年即位，随即称帝，并将伊斯兰教什叶派定为萨法维帝国国教。在伊斯玛仪统治下复兴的萨法维帝国对信奉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们构成了威胁。1514年，伊斯玛仪被苏丹赛利姆一世击败而丧生，萨法维帝国随后陷入了混乱，萨法维帝国的国运和在当时显得格格不入的什叶派的前景一时暗淡了。随后，奥斯曼土耳其人重新统治了高加索地区并再度征服巴格达、两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

阿拔斯大帝是隐居的老沙阿塔赫马斯普之孙。他的父亲虽是长子，却因失明无法继承皇位。阿拔斯大帝家道中落，成长于动乱之中。他孩提时代的萨法维帝国被势力强大的“红帽军”将领统治，年轻的皇孙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着他们的傲慢与不敬。阿拔斯大帝有一个暴躁、嗜杀的叔叔——伊斯玛仪二世。他在位期间曾下令处死阿拔斯大帝。没等到这项命令被执行，伊斯玛仪二世便去世了。阿拔斯大帝就这样幸运地在他叔叔短暂的统治下保全了性命。但他的国家却命途多舛。阿拔斯大帝的母亲被反叛部落杀死，他失明的父亲被扶上皇位。此时帝国正内外交困：“红帽军”军阀一手遮天、恣意妄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侵扰不断，葡萄牙虎视眈眈，家族内战此起彼伏。

阿拔斯大帝本非长子，其皇兄遇刺后他才成为皇储。1588年，失明的老沙阿退位，皇冠戴在了阿拔斯大帝的头上。年仅17岁的新沙阿发现曾经助他登上皇位的“红帽军”首领现在处处掣肘着他。阿拔斯大帝密令将其暗杀，从此亲掌大权。

即位之初，阿拔斯大帝就展示了勤政的一面。他推行军队改革，并凭借焕然一新的军队击败“红帽军”，大大削弱了其势力。他收复了被乌兹别克人攻占的呼罗珊地区，又在高加索地区大败奥斯曼土耳其军队。1605年，他成功迫使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撤离大不里士邻近城市苏菲安（Sufian），随后一举挺进阿塞拜疆及格鲁吉亚。

为了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势力，阿拔斯大帝开始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建立关系。阿拔斯大帝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特权，借其削弱葡萄牙在波斯湾的势力。阿拔斯大帝还在发展艺术上有所成就：他在伊斯法罕建起新都，大量艺术瑰宝留存至今，其中不乏最著名的皇家广场与皇家清真寺。阿拔斯大帝身上兼具审美才能与暴力铁腕，是卓越的政治家与军事领袖。他睿智，充满好奇心，别具人格魅力，又是诙谐幽默、通晓戏剧的上佳聊天对象。他对反对者毫不留情，以铁腕推行皇权，在敌人身边组建间谍网络。他多疑而无情，处死了他的长子兼皇储萨菲王子，刺瞎了他另外的两个儿子。而后他又无比后悔，沉溺于自责与悲伤。

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着当时的近东，阿拔斯大帝治下崛起的萨法维帝国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16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再次进攻萨法维帝国，阿拔斯大帝在1618年将之击退。数年后，他借英国的支持击败了葡萄牙人，并夺取了葡萄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岛上基地。1622年，他从印度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手上收复了坐落在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坎大哈。借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宫廷内乱之机，他于1624年夺回了此前被攻占的巴格达和两河流域。当他于1629年去世时，这个与詹姆斯一世同时代的君主留下了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萨法维帝国，版图横跨阿富汗与波斯，北至高加索，南至印度，以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直到1722年王朝衰落的100年间，萨法维帝国始终保持政局稳定、繁荣昌盛，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阿拔斯大帝。

[1]　沙阿（Shah），旧时伊朗国王的称号。

[2]　十二伊玛目派为什叶派的一支，是其中的温和派和主流派。

华伦斯坦

WALLENSTEIN

1583—1634年

弗里德兰公爵（华伦斯坦）至今极大地冒犯了几乎每一个帝国内的领主……

——安塞姆·卡西米尔·冯·万波尔德（1629年）

阿尔伯莱希特·冯·华伦斯坦是一个有着极大野心的雇佣军军官，早年发家致富，发展势力，后来富可敌国、兵强马壮，以至于要挟王公贵族，索要赎金。他自建公国，后受封大公，几乎与君王们平起平坐。然而他自取灭亡，其一生浮沉是贪婪和权欲造就的悲剧。

华伦斯坦生于波西米亚赫费曼尼斯（Hefimanice）一个没落的新教贵族家庭。1604年，他加入了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鲁道夫二世的军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两年后，他随新主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为他三年后迎娶莫拉维亚（一个极为富有的寡妇）铺平了道路。

华伦斯坦把自己通过婚姻获取的财产用于铺就自己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仕途。1617年，他招募了一支军队帮助斐迪南二世攻打威尼斯，借此成为了这个未来皇位接班人的左膀右臂。1618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叛乱，“三十年战争”随即爆发。新教贵族企图没收华伦斯坦的财产，华伦斯坦则以皇帝的名义招兵买马，镇压叛乱。“三十年战争”是天主教统治者和德意志、中欧新教领主的一场恶战。这场战争席卷欧洲大部，死于战争及饥荒者无数，但像华伦斯坦这样的无良军阀却借此发了家。华伦斯坦在战争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声，收复了失地，更从被击败的新教贵族手中接管了大片土地。他将这些土地合并，命名为“弗里德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先是被封为行宫伯爵[1]，随后在1625年被封为大公。

华伦斯坦成为大公的那年，丹麦战争爆发。华伦斯坦募集3万大军协助天主教派的哈布斯堡王朝联盟抗击北方的新教联盟。已经登上皇位的斐迪南二世满怀感激，即命华伦斯坦为统帅。华伦斯坦接连取得大胜。作为奖赏，斐迪南二世赐他萨根公国与梅克伦堡公爵领地。

权力与成功冲昏了华伦斯坦的头脑。他发现自己不再满足于做皇帝最得力的副手，他要自己做主人！他开始和自己从前的敌人——德意志北部信奉新教的汉萨同盟港口的领主们谈判。国王斐迪南和他“尊贵”的北海及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华伦斯坦之间的隔阂悄然滋长，终于在1629年公之于众。是年，斐迪南二世颁布《赔偿法令》，要求新教归还1552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土地。此时，华伦斯坦正忙于同德意志北部的新教贵族们达成各种各样的协定以自建王国。此令一下，此前所有的努力将化为泡影，于是他选择了无视皇帝的决定。满朝王公大臣本已对平步青云的华伦斯坦眼红不已，纷纷借此良机向斐迪南二世施压，要求罢免华伦斯坦。次年，华伦斯坦被扫地出门。他回到弗里德兰，谋划复仇大计。

华伦斯坦与斐迪南二世的头号教派敌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密谋，商定事成之后古斯塔夫二世将获得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领地。斐迪南二世发现了华伦斯坦变节，然而军事上的败退迫使他孤注一掷，请华伦斯坦回朝助他抗击瑞典和撒克逊盟军。华伦斯坦同意了，并在1632年与瑞典在吕岑决一死战。是役，古斯塔夫二世战死，但瑞典军队取得了胜利。

此次失利证明华伦斯坦并非不可战胜。华伦斯坦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变得岌岌可危。他不愿再次被解职，于是拒绝解散军队，而当瑞典大军乘胜进攻德意志、势如破竹时，他却袖手旁观。与此同时，他还试图与皇帝的敌人——撒克逊人、瑞典人和法国人谈判。随着华伦斯坦两面派做法的破产，他又于1633年末对他的谈判对象们重新发动进攻。

华伦斯坦背叛的消息终于还是飞入了维也纳的宫墙。他决定孤注一掷，准备在1634年公开造反，但众叛亲离使得他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最后一笔交易：以自己的辞职换取丰厚的遣散费。皇帝拒绝了他。华伦斯坦投奔撒克逊人和瑞典人，提出与他们一同抗击哈布斯堡王朝。然而，命运早已抛弃了华伦斯坦：1634年2月，部下的刺杀夺走了他的性命。

[1]　“行宫伯爵”是一个显赫的封号，它通常只颁布给皇帝最亲密、最信赖的人。在历史上，出现过多位亲王兼获这一爵位的情况。它曾代表着皇室最高发言人、最靠近御座的贵族等多种荣誉。

克伦威尔

CROMWELL

1599—1658年

伟大、成熟、广博的思想和诚实、强大、爱国的心。

——托马斯·卡莱尔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1845年）中

如是描绘克伦威尔

从无名乡绅到英伦三岛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只用了20年。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带领议会军在内战中击败查理一世的军队。他对议会的操纵、在军中的威望帮助他稳定了在国王被斩首后群龙无首的国家。身为新生共和国的领导，他在国内严格施行清教主义，对犹太教实施宽容政策，而对天主教采取高压政策；在外交上，他手段高明，德高望重。他拒绝了王位，然而他对上帝和英国人民并非出于个人功利心的一腔热忱，足以让他被视为英国史上最好的国王而载入史册。

克伦威尔生于亨廷顿——也就是今天的剑桥郡——一户并不显赫的乡绅之家。他和他夫人的家庭都与清教徒有着诸多密切联系，因此，他坚定地把自己的一生虔诚地奉献于实现他所理解的上帝意志。

1628—1629年间，克伦威尔第一次当选议员并踏入威斯敏斯特宫，但建树寥寥。接下来的11年里，查理一世撇开议会独揽大权，克伦威尔也再未当选，直到1640年。随着国王和“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之间逐渐剑拔弩张，克伦威尔的清教徒身份和反王权主张让他再次脱颖而出。内战发掘出了他的真正价值。起初，他在1642年10月23日的峙山战役中担任一名骑兵队长，次年，他就组建起自己的“铁军”（Ironsides），并在7月28日的盖恩斯伯勒之战中一举取胜。1644年7月2日马斯顿荒原之战中，他妙用骑兵，声震全国。尽管如此，克伦威尔无心名利，只是将军事上的胜利看作在英国追求自由的事业中上帝意志的表达。现在，作为议会独立派的领袖，他已下定决心，绝不向保皇派妥协。

克伦威尔同议会最高军事领袖托马斯·费尔法斯联手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新军——“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正是这支军队使17世纪40年代中期内战胜利的天平倒向了议会。1645年6月14日，议会军在纳斯比之战中大获全胜，第一次内战就此尘埃落定。

1646—1649年间，克伦威尔成为了英国权力的中心，成为军队、议会和身陷囹圄却仍试图恢复合法地位的国王三方均想拉拢的关键人物。国王查理一世狡猾而坚定，他从骨子里认为自己的王权乃神授，不愿在该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与他相处使克伦威尔筋疲力竭。1647年，查理一世出逃并试图依靠苏格兰长老会的支持发动战争，卷土重来。这一次，克伦威尔再没有心慈手软。他于次年击败保王党、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军，随后支持法庭以叛国罪审判国王。这次走过场的审判结果可以预见，国王被判死刑。于是，1649年1月30日，在这个星期二的寒冷早晨，在最后一次走过圣詹姆士公园以后，查理一世（他身着两件衬衫以免因寒冷发抖而被误认为是害怕）作为“一个暴君、叛徒、杀人凶手和国家公敌”，走上了白厅宴会厅外的断头台。

查理一世毫无悔罪之心，坚信他的死将使他成为保王事业的烈士。他在人群前发表了他的最后讲话。如果说，他生时是人民的灾难，死时却像一位英雄：

我想，首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我的国家，我有责任阐明，我为人诚实，为君贤明。我将从我之无罪讲起。

诚然，我以为我无须就此多言，盖世人皆知非我向议会宣战而议会之于我也。

但我已予世人以宽恕，包括那些试图致我于死地的人们。他们是谁，只有上帝知道，我无意知晓，愿上帝宽恕他们……

在查看过刑斧后，他说：

我将从一个能够腐化堕落的王位走向一个永不腐败的王位，那里永远不会有动乱。

在给予刽子手最后的指示后，国王跪了下来，只一下，他的头颅就离开了身体。据说，当晚克伦威尔长久地注视着国王的遗体，嘴里念道：“必要的残忍。”

克伦威尔成了英格兰最有权力的人：兼任军队总司令和共和国议会会长。但亲斯图亚特王朝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仍未平定。

由于担心查理一世的侄子和继承人、威尔士亲王查理试图从信奉天主教与同情保王派的爱尔兰入侵英格兰，克伦威尔决心尽快拿下爱尔兰，以免资金耗尽和后方局势再次陷入动乱。

克伦威尔此役的首要目标之一是都柏林北面重镇德罗赫达。驻守该地的是英格兰保王派人士亚瑟·阿什顿爵士及其麾下3000余名英格兰保王派士兵和爱尔兰天主教部队。1649年9月10日，克伦威尔命令阿什顿投降，否则后果自负。

几度协商后，阿什顿拒绝了克伦威尔的招降条件。手握1.2万重兵、急求速胜的克伦威尔于次日发动了进攻。进攻前，他在阵前讲话：“不准放过城中任何一个拿起武器的人。”德罗赫达被攻克，守军悉数被处死，包括稍作抵抗即投降者，数百平民也遭杀害。天主教神父是屠杀的重点对象。攻城部队还放火将圣彼得教堂连同藏身其中的民众一起烧成了灰烬。谈及保王派守军时，克伦威尔说：“吾度逃出者不足三十也。”那些逃出去的都立即被当作奴隶卖往巴巴多斯。有人估计总共有3500人在此役中丧生，其中2800为守军士兵，其余则是神职人员与平民。

当代研究显示，屠杀的程度被夸大了，但这仍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行。克伦威尔随后在议会为自己辩护道：“我相信上帝对于那些野蛮恶棍的正义判断。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屠杀）将能阻止更多的流血，这是充分的理由，别无他法。”

1650—1651年，克伦威尔率军在邓巴（Dunbar）战胜苏格兰人，并挫败了查理亲王占领伍斯特的企图。战败的查理利用伪装和一棵橄榄枝出逃法国，开始了他著名的九年流亡生涯。克伦威尔成为了实际上的国王。1653年，他作出选择，沿用传统的“护国公”称号，而非“奥利弗一世”。

17世纪50年代是宗教、政治观点多元化的十年，避免分裂、维护统一的重担落在了克伦威尔的肩上。对于他以前和现在的敌人来说，克伦威尔是个军事独裁者，他曾是议会权力的维护者，现在却乐于在议会不合作的时候将其解散。但克伦威尔需要消除军中存在的各种激进的，甚至是人人平等的观点与以保王派和保守派为核心的传统之间的分歧，后者于17世纪在英格兰中部已根深蒂固。

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克伦威尔取得了足以令人称道的重大成功。他确保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继续拥有政治代表权，由布雷克上将率领的海军也在对荷兰和西班牙的作战中取胜。克伦威尔通过协商，形成了让犹太人得以返回英格兰的历史性决议；同时，他继续致力于为穷人主持公道。

1657年，议会提议克伦威尔登上王位。此乃天赐良机，只要他愿意，就能让英国恢复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政治体制并开创一个新的王朝，然而他拒绝了。次年，克伦威尔去世，其子理查德成了新护国公。然而克伦威尔的死造成了权力真空，新护国公随即被架空，这恰显示出克伦威尔时代的英格兰曾是多么地依赖于他的才能、影响力及人格魅力。

理查德·克伦威尔并没有继承父亲的才能，他在护国公的位置上没坐多久便草草下台。曾为克伦威尔手下大将的蒙克将军率军南进，在他的监护下，查理二世成功复辟，作为奖赏，他被封为蒙克阿尔博马尔公爵。共和派人的政治试验就此终结了，但历史将记得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一个无畏的领导者、一个军事天才、一个虔诚而严肃的信徒。

奥朗则布

AURANGZEB

1618—1707年

我犯下了滔天罪孽，我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何种惩罚。

——（相传）奥朗则布在病榻上的临终忏悔

奥朗则布，人称“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他是印度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大帝。他戎马一生，开疆拓土，统治帝国近50载。但他对待生父所用手段之残忍，为最恶劣的宫斗者所不齿；他施行反印度教政策，终结了先帝巴布尔和阿克巴两位大帝宗教宽容的开明传统。数百万印度教子民因此离心，帝国因此衰弱，英国侵略者有了可乘之机。

奥朗则布的莫卧儿帝国源自蒙古大帝帖木儿，他是沙·贾汗和慕塔芝·玛哈的第三个儿子，自幼即是虔诚的穆斯林。其父在位时，奥朗则布就证明了自己治国理政和征战沙场的才能。然而，沙·贾汗最终立自己最爱的长子达拉·希克（Dara Shikoh）为皇储，奥朗则布心生怨恨，父子、兄弟之间的争斗由此发端。

1657年，沙·贾汗患病，达拉·希克与奥朗则布兄弟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沙·贾汗的次子沙阿舒亚（Shah Shuja）和四子穆拉德·巴克什（Murad Baksh）也加入了皇位争夺，但奥朗则布和他的皇储哥哥占据着斗争的中心。为达目的，奥朗则布与穆拉德联手对付达拉·希克，并在1658年迫使其出逃。奥朗则布还下令将沙·贾汗软禁起来。奥朗则布随后又出人意料地背叛并处决了穆拉德。与此同时，奥朗则布竟试图以高官厚禄安抚他的另一个哥哥沙阿舒亚。没过多久，奥朗则布果然再次出手，击败了缺乏防备的沙阿舒亚，将其流放。被流放的沙阿舒亚没过多久便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奥朗则布派人杀死了他。不久，达拉·希克卷土重来，然而兵败被擒，戴着枷锁被带回德里。1659年，在奥朗则布的加冕仪式上，达拉·希克被公开处决。奥朗则布命人将其首级送给他悲伤而震惊的父亲，以示复仇。如此报复生父，历史罕见。

残忍地处理了自己的兄弟后，奥朗则布开始四方征战。整整30年后征战结束之时，奥朗则布已经征服比贾布尔（Bijapur）和高康达（Golconda）两大王国，莫卧儿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史上之最。然而，早在奥朗则布登基之时，帝国衰亡的种子便已埋下。从那时起，为了顺从新皇对伊斯兰教义近乎极端的理解，宫廷生活力行简朴之风，音乐遭禁，画像和雕塑等工艺也被视为偶像崇拜而被严厉禁止。奥朗则布更重征吉兹亚税，大量印度教神庙被毁，大批非穆斯林民众因此与帝国离心。

果不其然，奥朗则布的政策遭到了人民的暴力反抗。1672年，普什图族发生暴动，几经波折才被镇压。1675年，奥朗则布逼迫锡克教领袖得格·巴哈都尔皈依伊斯兰教遭拒绝，奥朗则布下令处决巴哈都尔，巴哈都尔有三名亲信也一同被处决：一人被锯成两半，一人被活活烧死，另一人被投入沸锅中烹煮至死。此举导致了锡克教徒的大规模暴动，但此次暴动同此前的普什图族暴动一样，被镇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居住在西印度德干地区的印度教尚武民族马拉塔人（Marathas）揭竿而起。奥朗则布朝思暮想要征服德干高原，为达此目的不计代价，哪怕是镇压印度教徒的反抗。17世纪60年代末，莫卧儿帝国依赖军队的武力勉强维持着德干地区的局面。奥朗则布曾与马拉塔军阀希瓦吉·马哈拉杰达成和平协议，但他后来背信弃义，希瓦吉则发动起义，在17世纪70年代初将莫卧儿军队赶出了德干地区。1680年希瓦吉死后，其子桑巴哈吉（Chatrapati Sambhaji Maharaj）继位，继续反抗奥朗则布。这一次，奥朗则布之子阿克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逃离朝廷加入了马拉塔人攻打莫卧儿王朝的队伍。

1689年，桑巴哈吉被擒，奥朗则布下令将其公开施刑和处决。然而此举不但没有平定德干，反而激化了局面。于是，1707年奥朗则布死时，帝国在此起彼伏的暴动中风雨飘摇。

奥朗则布死前，帝国已然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奥朗则布建立伊斯兰原教帝国的执着让其祖先高明的宗教宽容政策被中断，帝国走向衰落。

佩皮斯

PEPYS

1633—1703年

他的伟大众所周知，但其一生渴望向世人诉说他的渺小。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人与书散论》，1882年

塞缪尔·佩皮斯写成了史上最生动的日记。在海军部担任要职的近十年间，他用引人入胜的文字记录其生活其所见之世界，细节之翔实足以让17世纪的伦敦重现人间。佩皮斯富有好奇心，思想开明，对人间的一切悲喜都保持着敏感和专注。

他享受富足的生活，又安于清贫。他乐于承认自己拥有的七情六欲，只是被道德和时有的悔意所困扰。

佩皮斯的日记在他在世时无人知晓，这大大增添了其魅力。对大多数人而言，佩皮斯是成功的典范：一个出身贫寒的裁缝之子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成为海军高官，集海军部长、议会议员和皇家学会会长等身份于一身。当他于1703年逝世时，时人将他的遗产看作他留给母校剑桥莫德林学院的馈赠。他一生热衷慈善，对教育事业慷慨解囊，捐助了包括基督公学在内的多所院校；作为海军部长，他惜贤爱才，崇尚效率，颇得世人赞赏。佩皮斯的日记在其死后一个世纪内并不为人所知，直到莫德林学院雇用了一个贫困的研究生解读了那费解的速记，这一宝贵的遗产才得以为世人所知。

佩皮斯关于17世纪60年代降临英格兰的灾难的记载，迄今仍是这方面最丰富的历史材料。在他笔下，有1665—1666年鼠疫期间人民的挣扎求存，有从海军角度对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的评析。他对1666年伦敦大火精确至小时的记录堪称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报道文学。

佩皮斯得以在海军平步青云主要归因于王室对他的厚爱，但他在日记里从未因此而偏袒朝廷。有时，他对国王的愤怒不亚于对待失职的仆人，他也不止一次表达了对查理二世的失望，认为其无法胜任国王的角色。

关于写日记，时人多爱以内心世界和政治生活为主题，佩皮斯却偏爱更日常的琐事。他着迷于一切人的行为、欲望、敌对、野心、嫉妒，以及人们对流言蜚语的热衷，这在其日记里一览无余，而其描写之生动，仿佛人物就在眼前。

与其他写日记的饶舌者不同，佩皮斯看待自己十分坦率，既不自我标榜，也不掩饰不足，自嘲与诚实中无一丝做作，足见其对人性的专注，这恰是佩皮斯的所长。他写自己的行为时，有着近乎科学研究的好奇，不放过往往为常人所省略的、最难以启齿的细节：被妻子撞见自己一只手伸进了她同伴的裙子里；他那叛经离道的弟弟死时自己在伤心中夹杂着宽慰，却又因此而愧疚。佩皮斯既写自己偷窥查理二世新欢情妇的华丽内衣，也没遗漏自己经历的鱼水之欢。他与妻子因爱情结合，婚后生活跌宕起伏，笔下所写的，堪称文学史上对婚姻的“戈尔迪之结”[1]最忠实的再现。辛辣的争吵、眼泪汪汪的对骂、掐着对方的鼻子恶言相向，然后是再度和好、漫长的卧谈和生病时的关心。佩皮斯毫无保留地记录他又一次玩弄其他妇女后给妻子伊丽莎白买礼物来减轻自己的愧疚，写他们性交的细节：“她疼得嘴唇一颤，随后两人都觉得这个方式不太合适……”

如此十年，由于担心自己的视力下降，佩皮斯记日记的笔耕到此终止。最后，他写道：“此若吾视吾之入土也。”即便后来视力恢复，佩皮斯未尝再作此般日记，其文章亦未再现其日记之卓绝。在余生里，佩皮斯保持了高尚的节操。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疑虑，他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时一直忠于王室。综观佩皮斯一生，人前的他值得钦佩；而他直接、原创、坦率的日记，在文学史上作为一枝独秀的人生记载，更值得后世赞赏。

[1]　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常用来比喻缠绕不清、难以理顺的问题。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年

唯一名副其实的法兰西国王。

——拿破仑·波拿巴

路易十四是他那个时代欧洲大陆最伟大的统治者，是威严与专制的典范，因其统治欧洲的勃勃野心，欧洲大陆陷入长年战乱，死者无数。但他仍是欧洲的“太阳王”，王族荣耀的化身，与拿破仑·波拿巴齐名的法国国王之最，统治法国72载。

路易十四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与安妮王后之子，国王、王后老来得子，将路易十四的降生视作上帝恩泽，故其得名“天赐路易”。路易十三重用贤臣红衣主教黎塞留，打压过于强势的旧封建贵族，强化王权。然而路易十三事未竟身先死，留下妻子摄政和辅佐幼子。已故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继任者，名叫儒勒·马萨林，本名马萨利尼，意大利人。马萨林才能出众，富有魅力，兼为外交家与神父，后任红衣主教。他理政有方，家产傲人，喜好收藏艺术品，爱享乐，给年幼的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贵族逐渐疏远他。

忌于马萨林的才能，“投石党”（Frondes）贵族发动一系列叛乱，反对安妮与马萨林，支持路易十四。年幼的路易十四在不息的叛乱中成长，对封建贵族的憎恨也在其心中扎根。他逐渐确信，他本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天主教王权的代表，政务上的导师马萨林更是助长了他的这种信念。1661年，马萨林去世，路易十四始亲掌大权，而事实证明，他不仅才能出众，更精力过人，于朝于闱，于战于猎，均是如此。

路易十四自律、感性、傲慢、神秘、威严又卓有远见、信仰虔诚却纵情酒色。他将朝廷的面貌改革一新，又设立繁复的等级制度与礼节仪式以弱化封建贵族的野心，将他们从一方诸侯变成宫廷成员，弱化地方势力。凡尔赛宫不仅是国王、王公贵族上朝的地方，更代表国王本人。“朕即凡尔赛。”他说，“朕即国家！”贵族争宠，只为让国王看自己一眼、听自己发言。国王曾问一个贵族何时出生，贵族回答：“陛下欲何时，即在何时。”

执政后20年是路易十四统治的鼎盛时期，他使贵族臣服，改革政治，壮大军队，法兰西得以支配欧洲大陆。

路易十四娶西班牙公主特蕾莎为妻，生下六个子女，却仅有一个长大成人。路易十四皮肤黝黑、双唇饱满，好女色，有无数情妇，当中常有一人被称为“侧室”，为众情妇之首，有相当的权力，如著名的蒙泰斯庞夫人。她侍寝之余，也是国王子女尽职的保姆。

路易十四深信，身为天主教君主，其权力至高无上，于是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迫害新教徒。对外，路易十四的野心促使他连年征战，先后攻打荷兰、哈布斯堡王国、西班牙和瑞典，支付英王查理二世巨款以换其中立。各国忌于法兰西军事上的成功，组建奥格斯堡联盟与之抗衡，然而法军将士凭借优势战力，依然连战连胜。

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逝世，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成为第一继承人。如菲利普成功继位，则路易十四的势力将遍及欧洲，并会延伸至美洲。然则，征战辉煌数十载，昔日的“太阳王”已觉老矣，不愿再行扩张。法兰西确已扩张过度，路易十四面临抉择，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由菲利普继承王位。1702年，英王威廉二世及荷兰、哈布斯堡统治者联合其他国家组成反法大联盟，法兰西为路易十四的野心与天主教专制主义付出了沉重代价。路易十四年事渐高而子嗣尽亡，法兰西贫困交加，又败于马博罗公爵与萨伏依亲王的联军，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路易十四也许活得太久，久到眼看法兰西兵败，目睹子孙之死，亲历法兰西不可战胜神话的破灭。1715年，公开设宴与更衣后，路易十四死于人前，临终给子孙留下遗言：“朕一生沉湎征战，过矣。”享年77岁。而其继任者，路易十四之曾孙路易十五，时年仅5岁。

牛顿

NEWTON

1642—1727年

自然与自然之法深藏于黑夜。上帝谓之：“要有牛顿。”后皆光明。

——亚历山大·蒲柏所写的牛顿碑文（1730年）

艾萨克·牛顿爵士可谓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齐名，跻身领导科学革命的巨人行列，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改变了科学家看待与解释自然世界的方法。

牛顿最宝贵的遗产，是数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牛顿博学多才，通晓哲学、天文、神学、历史、炼金和经济。如果没有牛顿，世人对世界的理解将会完全不同。

牛顿生于1642年圣诞，自幼不喜与人为伴，虽然有好友数人，但常常在独处还是参与讨论之间犹疑不定，这是他独特的个性。如此，他却能专注于科学，解他人不可解之难题。

在剑桥三一学院就读本科时，牛顿已不受教学大纲的束缚，不学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而醉心于当代科学研究。他读笛卡儿、波义耳与霍布斯等的作品，开始更细致地探究世界。

牛顿23岁时初露锋芒。1665—1966年是其“神奇年代”，他在此期间专攻月球与行星轨迹的数学问题，同时完善微积分定理，为现代物理与工程学提供了强大的数学工具。微积分是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独立完成且为之命名的理论，牛顿称其为“流数的科学”。后来两人均辩称自己为其发现者。无论如何，这时的牛顿已是数学界的先驱。

1666年，牛顿离开剑桥躲避鼠疫，并着手研究自然力学。牛顿晚年回忆，他坐在自己的果园里，看到一颗苹果从树上掉落，于是发现月球轨道是由地球引力所控制的。此事不论真假，后来都成为了民间牛顿传说的一部分。诗人拜伦在《唐璜》中对此事做了也许是最恰当的描述：牛顿与亚当，一个解决了物体的坠落，一个解决了精神的堕落，而且都是缘于一个苹果。

回到剑桥，牛顿即被任命为卢卡斯数学教授，享有自主研究的自由，而牛顿从事研究的同时也同波义耳、罗伯特·胡克、埃德蒙·哈雷等科学与数学界的领军人保持通信。17世纪70年代，牛顿重点钻研神学，凭借对《圣经》的过人理解，大大发展了三位一体理论。牛顿同时开始研究炼金术，并着手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炼金术图书馆。然而，牛顿最耀眼的成就是所谓的“1680—1681年间的大彗星”。

1684年，牛顿开始了一项新研究，这项研究最终将打破他自己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项研究将改变其一生，也将改变科学的面貌，该研究的核心则是牛顿三大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中的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物体在受到合外力的作用时会产生加速度，加速度的大小与合外力的大小成正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

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基于这些明确的定律，牛顿对自然世界的运行做了令人惊异的全面分析，小至微小粒子，大至彗星、行星与卫星，其运动轨迹均有阐释。牛顿围绕数学建立的物理学解释体系，至今仍在沿用。

天才牛顿很快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家，然而他感到剑桥的墨守成规让他无法继续从事研究。后来他被调往皇家铸币厂任职，那里自由的环境、终生稳定的收入均让他感到无比欣慰。1703年，牛顿成为伦敦最负盛名的科学组织——皇家学会——的会长。次年，牛顿完成《光学》一书，论述了光的运动以及粒子与物体的吸引力与排斥力。次年，安妮皇后赐其爵位，牛顿成为首位得此殊荣的科学家。

功成名就后，晚年的牛顿却沉迷于与一众欧洲科学家的辩论与个人恩怨。纵然有万般缺点，无人能否认刻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墓碑上的那句话：“让世人欢呼吧，为曾存在如此的人类真理之光而欢呼！”

马尔堡公爵

MARLBOROUGH

1650—1722年

若能重获青春与美貌，纵使给我整个王国，亦不及与约翰相知相爱。

——马尔堡公爵夫人莎拉·丘吉尔

（引自温斯顿·丘吉尔《马尔堡：其生平与时代》）

马尔堡公爵一世约翰·丘吉尔曾是大英帝国最卓著的军人与政治家。在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率军对抗法国联军，屡战屡胜，欧洲大陆因此得以免遭路易十四与天主教专制主义的统治。

丘吉尔早年是天主教派约克公爵詹姆士（即后来命途多舛的詹姆士二世）的门徒。17世纪70年代时，詹姆士遭其兄弟查理二世流放，丘吉尔随他背井离乡，而詹姆士则把丘吉尔当作他在宫廷里的杰出说客。英俊、迷人、足智多谋的青年丘吉尔迷上了查理二世的情妇——卡索曼公爵夫人芭芭拉，曾经不得不从窗户跳出公爵夫人的寝宫以避开到来的国王。在军中时，丘吉尔已崭露头角，1673年随传奇火枪手达达尼昂英勇作战。法王路易十四十分赞赏他，殊不知他日将与他兵戎相见。

1677年，丘吉尔娶了意志坚定、机敏精明的莎拉·詹宁斯为妻，这段圆满的婚姻成为了丘吉尔平步青云的助推器。从1683年起，莎拉就是当时的安妮公主——后来的安妮女王——的挚友和最亲信的顾问，爱屋及乌，丘吉尔因此成为宠臣。

丘吉尔虽是詹姆士二世的知己密友，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教徒。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丘吉尔在军中获擢升，同时受封为贵族。詹姆士二世为王专权，新教贵族与之离心，转而支持国王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及其丈夫威廉·奥兰治。1688年“光荣革命”中，已是马尔堡伯爵的丘吉尔帮助推翻了詹姆士二世，转而效忠威廉与玛丽，辅佐二人共同执政。1690年，丘吉尔协助扫除了詹姆士二世在爱尔兰的势力，尽管那段日子很多人怀疑他是秘密雅各宾派（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国王威廉仍旧信任他，并于1701年封他为驻荷兰英军总司令。

1702年，安妮公主继位为王，丘吉尔的仕途真正开始飞黄腾达。女王封他为公爵、军队总司令。丘吉尔在第一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指挥英军作战，从一开始他就棋高一着，占尽先机，将法军逼入绝境。在1704年的战役中，英军更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8世纪初，欧洲各王国组成联盟，丘吉尔在1704年成为英国、荷兰、汉诺威、黑森（Hessian）、丹麦和普鲁士联军统帅，同时负责与盟友欧根亲王及敏感执拗的荷兰共和国人协同作战。在巴伐利亚多瑙河流域一个叫布伦海姆的村庄，丘吉尔遭遇一支由法国司令官马歇尔·塔拉尔（Marshall Tallard）指挥的法国-巴伐利亚联军。马歇尔的军队人数众多，盘踞天险，却不是丘吉尔的对手。布伦海姆战役在1704年8月13日打响，丘吉尔数度亲临战场，指挥联军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马歇尔军超过2万人死伤，他本人被俘。

丘吉尔大获全胜。战后，他在一张酒馆的票据上给妻子留了言：“时不容吾多言，唯盼卿代向陛下转达吾之忠心与我军大胜之消息。”此后，马尔堡公爵名震欧洲。女王赐赏金供其在牛津郡伍德斯托克修建宏伟的布伦海姆宫。

在国内，借助政治伙伴首席大臣戈多尔芬伯爵，丘吉尔无论在政治、战场，还是朝廷之上，都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此后，丘吉尔在一场场著名的战争中——1706年的拉米伊之战、1708年的奥德纳尔德之战和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之战——均一一取胜。马尔堡公爵的威名建立在堆积如山的战死者的尸体上，愈加显赫。在1702—1710年连绵不断的征战中，丘吉尔精明的谋略和过人的军事自信展露无遗，而正是如此才能团结濒临绝望的诸国组成大联盟，共同抗击狂热扩张的路易十四。

1710年后，马尔堡公爵开始失宠，国内政治也逐渐不利于他。自从他的夫人莎拉傲慢地与曾经的挚友安妮女王争吵以后，朝廷对马尔堡夫妇的恩宠结束了，莎拉更是从此成为了女王恶毒而愤怒的敌人，她指控女王是女同性恋，毁了女王的名声。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丘吉尔，控诉他贪腐。马尔堡夫妇从政多年，自然有其卓见，他们投靠了汉诺威的乔治，当后者在1714年成为国王乔治一世之时，丘吉尔重获总司令一职。

然而，丘吉尔的权力实际上已走在了下坡路上。1716年他两度中风，这使他几乎无法离开位于布伦海姆的住所。1722年，中风夺走了他的性命，他死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百年以后，威灵顿公爵断言：“吾未见有英军首领贤于马尔堡公爵者。”此后，军事历史学家也达成共识，认为马尔堡公爵约翰·丘吉尔是英格兰史上最出色的将军。

无独有偶，300年以后，丘吉尔家族又诞生了另一个杰出政治家，再次领导了一个时代，他便是温斯顿·丘吉尔。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年

朕征服了一个帝国，却没能战胜自己。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身长6英尺8英寸（约2米），是不折不扣的巨人。他为君勤政，拥有惊人的政治智慧、远大志向、冷酷手段和非同寻常的精力。他将俄国建设成了欧洲强国，极大地扩大了俄国的版图，建成了名城圣彼得堡。人们总是把他形容为一个亲西方的改革者，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彼得大帝确是改革者，亦是西方先进技术的倡导人，但本质上，他是无情的独裁者，英雄与猛兽的结合体。

彼得一世成长于磨难之中。和伊万雷帝、路易十四这些大独裁者一样，他的童年充满了危险与不确定，政变此起彼伏，利益错综复杂。彼得一世是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位沙皇之子。父皇阿列克谢去世后，彼得一世病怏怏的哥哥费奥多当了几年沙皇，权力实际上被强大的贵族家族把持着。1682年，费奥多去世，沙皇的两个弟弟，伊万五世和彼得一世联合继位。伊万五世也不是当皇帝的料，且兄弟二人均年幼，因此朝政实际由他们那摄政的母亲把持。不久，旧都莫斯科守备军“射击军”叛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菲亚趁机夺取了实权，以弟弟的名义统治俄国。

彼得一世渐渐长成了过人的身板，出奇地高大，头却相当地小，但聪慧过人。虽偶得小恙，有传闻他患过癫痫，但不影响其旺盛的精力。彼得一世自幼起便着迷于军事、航海和科学技术，还号召自己的朋友和密友组成了他自己的小军队。

1689年，彼得一世罢黜了姐姐，开始亲政，并结婚生子。掌握权力后，彼得一世的第一步便是举兵南下，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盘踞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以期占领亚速。这一行动遭遇了失败，直到1696年他才得以将此地收入囊中。

1697年，彼得一世开始了名为“大出使”（the Grand Embassy）的西欧求学之旅，先后出访荷兰、英格兰等地学习造船技术。此番出访异乎寻常，既是科学考察又是政治调研、旅游访问以及寻花问柳之旅。

彼得一世的我行我素尽人皆知，这是他作为沙皇的特权。他常常乔装成裁缝或士兵，并让他人假扮自己人前应酬狂饮，自己则偷享片刻安闲。有时应酬饮酒过于频繁，以至于有身体不够强壮的替身为此丢了性命。

彼得一世出国18个月后，势力膨胀的克里姆林宫守军“射击军”再次叛乱，彼得一世不得不火速回国镇压乱党，同时借此机会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彼得一世从不介意让敌人的血脏了自己的手。他曾在一次公开的暴乱中亲手折磨并处决了一众乱党。彼得一世还启动了著名的“彼得一世改革”，要让俄国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禁止蓄须，训练新军，改革行政，向北勘察瑞典控制的波罗的海，向南勘察奥斯曼土耳其控制的黑海，以期为俄国寻得一个良港。

为在波罗的海掌握一个出海口，彼得一世发动了波及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波兰的“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这场针对瑞典国王——杰出勇猛的查理十二——的战争后来演变成了大规模且破坏性极大的持久战。战争初期，俄军在纳尔瓦遭到惨败，但彼得一世不顾失败，继续进军并修建了圣彼得堡，最终凭借卓越的意志和远见迁都于此——这是后话。战事持续多年，查理十二对俄国的入侵达到高潮。此番入侵规模之大、雄心之盛均媲美日后的拿破仑战争和希特勒的“闪电战”。1709年，彼得一世和瑞典人在波尔塔瓦进行了决定性的一战，并最终取胜，圣彼得堡终于安全了。战争此后又持续数十年，直到查理十二去世。

1710年，一向缺乏耐心、好高骛远的彼得一世南下进攻奥斯曼土耳其，结果俄军陷入奥斯曼土耳其大维齐尔指挥的军队的重围，因此大败，彼得一世侥幸逃脱。

然而俄军还是征服了波罗的海沿岸大部，彼得一世也集中精力进行改革与新都的建设。这些事业的支持者均由他一手扶植，他赐予其财富和贵族的身份。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就是其中一人，曾是士兵又卖过馅饼的他成为了彼得一世的亲信和密友，后来成为亲王和陆军元帅。

缅希科夫有一个旧情妇，年轻的利沃尼亚女孩玛莎·斯卡福隆斯卡娅，是彼得一世最爱的女人，彼得一世赐她“叶卡捷琳娜”之名。叶卡捷琳娜后来成为他的忠实盟友、知己与多个子女的母亲，当中包括未来的女皇伊丽莎白。多年以前，彼得一世就与第一个妻子——王储阿列克谢的母亲欧多西娅离婚。小阿列克谢代表了深受彼得一世厌恶的老莫斯科派的利益，政治上与个人间的嫌隙导致这对父子长期不和。终于有一日，担惊受怕的皇储逃亡维也纳，寻求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去了。

彼得一世为此勃然大怒，感到这既是羞辱，又是威胁，遂下令抓捕皇储，并以保证他人身安全的承诺引诱他回国。所有和皇储出逃的相关人士被施以钉刑、折磨，随后悉数被处决——很多都是由彼得一世亲自动手。阿列克谢重返俄国国土即遭逮捕，并被生父折磨致死。彼得一世始终是个危险而多疑的暴君。当他得知他的旧情人安娜·蒙斯的兄弟和叶卡捷琳娜皇后的关系非同寻常后，他砍下了蒙斯的头，腌制起来，呈给他的皇后。

1721年，彼得一世终于同瑞典人达成了和平协议，并因此得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更多土地。他成为了俄国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将此头衔并列于传统敬语“沙皇”的俄国统治者。然而，由于他杀害了亲子，又没有一位男性继承人，俄罗斯帝国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彼得一世死后，他庶出的女儿在其亲信缅希科夫亲王的扶植下继位为叶卡捷琳娜一世。叶卡捷琳娜一世死后，旧莫斯科保守派控制的彼得一世之孙被推上了王座，成为彼得二世。皇权不稳导致了数十年的宫廷内乱，也为女人登基成为女皇提供了条件，这当中包括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和他的孙媳妇——日后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彼得一世也许是俄国最伟大的沙皇，开启了冷酷而富有革新精神的俄国统治时代，他多重的人格激发这块土地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君主和领导人。这样一个生命终结于1725年，在世不足53年。

纳迪尔沙阿

NADER SHAH

1688—1747年

伊斯法罕的纳迪尔进攻了（莫卧儿帝国），大军像潮水一般涌来，喀布尔、旁遮普和德里的居民惨遭屠戮，无一幸免。

——穆罕默德·穆赫辛·萨德基，

《萨姆萨姆的宝石》，约1739年

波斯统治者纳迪尔童年时被卖为奴隶，曾落草为寇，后来自立为王，统治了自己的母国，并击败莫卧儿、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帝国，吞并广大土地，篡夺“孔雀宝座”[1]，推翻萨法维王朝，成为王中之王。然而，他变得多疑而残暴，杀戮无度，最终因自身的疯狂招来杀身之祸。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第二、波斯悲情而凶残的拿破仑”。

纳迪尔生于波斯北部的突厥部落，出身卑微，幼年丧父。后部落遭侵，他与母亲一同被擒，沦为奴隶，不久后母亲就去世了。随后，纳迪尔逃了出来，加入了当地贵族的一支军队，不久便表现突出，步步高升。纳迪尔寻找时机离开贵族，开始了强盗生涯。到18世纪20年代中期，其追随者已有5000人之众。

时值波斯内乱，纳迪尔对中央权威的蔑视似乎也顺应时势。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已有200年。在纳迪尔的家乡，他的部族一直对萨法维王朝的沙阿们忠心耿耿。但从18世纪初开始，萨法维王朝风光不再，开始走下坡路。1719年，两个阿富汗藩属对波斯发起进攻，不到三年，沙阿苏尔坦·侯赛因（Soltan Hossein）被赶下了皇座。起初，纳迪尔宣布臣服于阿富汗征服者，不久即联盟意图重夺皇位的老沙阿之子塔赫马斯普（Tahmasp）发动叛乱。战争唤醒了纳迪尔的军事天才，1726年，皇子任命他为塔赫马斯普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1729年，纳迪尔给了阿富汗人致命一击，助塔赫马斯普重登皇位。他随即进攻奥斯曼土耳其，收复了在阿塞拜疆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失地。这时，纳迪尔受国内叛乱掣肘，在他回国平叛期间，急于在军中立威的塔赫马斯普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新一轮进攻。这次莽撞之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纳迪尔此前的战果鸡飞蛋打。纳迪尔大怒，感到塔赫马斯普无能，于1732年将他废位，另立其幼子阿拔斯三世为皇帝，自己则通过摄政掌握实权。

到1735年时，纳迪尔又重新收复了失地，但这已不能让他满足。1736年1月，他召集萨法维帝国的政治和宗教要员，“建议”废除幼主，改立自己为皇帝。不出所料，众人支持他的“建议”。

纳迪尔终于能够开始他的征服大计，这一系列征战最终将给他带来“亚历山大大帝第二”的恶名。1738年，纳迪尔向阿富汗人最后的要塞——坎大哈发动了进攻，战火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战后，在原址上建起新城，并以新沙阿之名命名为“纳迪拉堡”（Naderabad）。纳迪尔的海军横跨波斯湾，攻克巴林、阿曼。1739年，纳迪尔发动了让自己臭名昭著的新一轮征战，对象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1739年2月，莫卧儿帝国主力在卡纳尔战役中损失殆尽，纳迪尔军团长驱直入，直指莫卧儿帝国都城德里。城破后，纳迪尔下令屠城，短短一天里超过2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城池被掠夺一空，珍宝财物悉数被运回波斯，当中包括莫卧儿帝国的孔雀宝座——日后该宝座被改用作波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此番收获并没有满足纳迪尔的野心，此后他进军中亚，相继进犯奥斯曼土耳其、俄国和乌兹别克。

1741年，纳迪尔在一次针对他的刺杀行动中活了下来，从此愈加多疑。纳迪尔认为其长子雷扎参与了对他的刺杀，于是将其刺瞎，其他“相关”人员均被处死。纳迪尔与日俱增的残暴非但没有吓倒反对者，反而导致局势动荡不安。纳迪尔则展开了更加残忍的镇压，相传他以死者的头骨建起高塔，以恐吓反对者。与此同时，纳迪尔对自己的将士也施以愈加严苛的律法。1747年，在镇压另一暴动的途中，纳迪尔被心怀不满的将士刺杀，终于为自己的残暴付出了代价。

纳迪尔沙阿开疆拓土，取得了伟大的军事成就，但他一生杀人无数，苛捐杂税与连年征战累垮了人民。他一死，帝国即刻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1]　孔雀宝座（Peacock Throne），指莫卧儿帝国皇帝宝座，后来用来指称波斯纳迪尔沙阿至穆罕默德·巴列维这段时期的帝王宝座。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年

有人相信荒谬的存在，就有人会犯下暴行。

——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作家、哲学家、文学名流与国王们的友人，以笔名“伏尔泰”闻名。他是启蒙时代的明星、欧洲最具影响力且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对18世纪欧洲的荒谬与暴行的嘲弄催生了信奉科学与理性而非迷信的当代世界，他的愤慨与努力使得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平正义成为不可剥夺的人权。

在他生活的时代，伏尔泰已因多才多艺而闻名：人们知道他是杰出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讽喻作家、雄辩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投资者，同时也是偶尔谄媚的廷臣。其数量惊人的作品中，成书于1759年的讽喻小作《赣第德》囊括了他的全部智慧，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赣第德》一经出版即广受追捧。此书带领读者跟随时运不济的同名主角走向他那糟糕的冒险之旅。尽管一桩又一桩的事实表明祸不单行，主角始终坚守传统宗教哲学，坚持“在千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结局永远会是美好的”的信念。一切事物，从奴隶制到各行各业，皆是《赣第德》诙谐却一针见血的嘲讽与攻击的对象。伏尔泰下笔如利刃出鞘，刺破一切伪装与伪善。

伏尔泰生于传统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的伏尔泰瘦小、顽皮而机智，是保守家庭中的非典型分子，曾造谣称自己的生父另有其人。到了青春期，荷尔蒙催化下的他才智过人，更加无所畏惧，他曾评价一位对手（卢梭）的《后世颂》：“恐怕此诗未能流传后世。”他也因此成为贵族的宠儿。伏尔泰还是致富的奇才，通过操作彩票大发横财。他与已婚美妇、数学家杜夏特勒侯爵夫人在1730—1740年间的爱巢西雷庄园，曾是无数精彩辩论与寻欢作乐的乐土与温床。

伏尔泰与君王的专制的斗争源于自身经历：他曾因年少轻狂而被送进巴士底狱。随后在1726—1729年间，被流放至伦敦的伏尔泰看到了英格兰开放的思想界与法国压抑的审查制度之间的鸿沟。1729年，伏尔泰在返法途中发表了《哲学通信》，开启了他对教廷与极权下的不公与褊狭的攻击，且终身为之奋斗。其间，伏尔泰与法国威权虽暂时休战，但始终未能冰释前嫌。18世纪40年代，伏尔泰短暂地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御用史官，但宫廷这个“全法国最肮脏的地方”让他彻底失望了。他总结道：“我热爱真实，但对殉道无爱。”于是他远离权力中心，直到终老。

1755年，伏尔泰迁居日内瓦，四年后又重回故国，定居费尔奈附近。此地与瑞士接壤，因此成为了伏尔泰得以安全、自由写作的天堂。这一点在其笔名中可见一斑：“巴黎大主教”是他攻击教廷时最爱的笔名。借着笔名，他能够否认自己的作者身份，而一众权贵无计可施，只能焚烧他的作品。

伏尔泰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以其座右铭“消灭败类”为口号的民权运动。他对宗教自由、审判公平的呼吁引领了一个新时代。而此前，酷刑在全欧洲的监狱泛滥，固腿、夹指、拉肢、禁睡、水刑等逼供手段层出不穷。

惩罚有时比这些酷刑更加令人发指。1757年，罗伯特·达米安试图行刺路易十五，朝廷以惨无人道的方式将其处决：首先，根据法兰西议会的裁决，将其执刀之手施以火烧；之后，行刑人用铁钳扯去他手上的皮肉，再在其创口里填满用高温熔化的铅液；此后，用四匹马拉扯他的身躯，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刻钟；最后还用刀将他的大腿和胳膊彻底切除。传闻，这位行刺者最后被投入火中时，仍一息尚存。

到18世纪，严刑拷打一直是法国司法体系的惯常做法，以强迫不服从者“吐真言”，以最可憎的办法惩罚有罪之人。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并不认同此等行径，他们将之视为与正义无关、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的野蛮做法。

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本小册子中记述了这种使人遭受极大痛苦的做法，认为其结果“只能使无罪的人屈打成招”。1762年，一位图卢兹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徒）让·卡拉被控谋杀亲子，遭到严刑逼供，终于在死亡轮[1]上认罪。伏尔泰听闻此案，对教廷迷信野蛮的做法与其过度膨胀的司法影响力感到极为愤怒。

18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瑞典、法国、奥匈帝国与托斯卡纳均废止了司法用刑。1801年，俄罗斯帝国皇帝保罗一世颁布敕令：“刑者，人类之耻也，故应废止，永不再用。”

废刑运动虽然不是遥远的梦想，但在当时，用刑并不是必要手段，而是可耻的秘密。尽管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派实施了恐怖统治，约瑟夫·吉约坦发明的断头台令人不寒而栗，但它行刑时间短，受刑人感受不到痛苦，从而使司法进一步远离了野蛮的旧制。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于1763年写成的《论宽容》进一步拓展了其理论，认为理性应成为治国原则，宗教自由不会损害国家安定的主张是当代政府的基本原则。伏尔泰更宣言：“对人施以迫害的权力不仅可笑，而且野蛮。”

至此，伏尔泰已在欧洲家喻户晓，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与他时有通信，并以“开明专制君主”自居。两位大帝反复邀请伏尔泰访问，而伏尔泰也于1750—1753年间前往普鲁士，与腓特烈大帝共处三年之久，直到两人的亲密关系毁于普鲁士朝廷的现实问题。从此，伏尔泰称腓特烈大帝为“可爱的婊子”，后者则称前者为“胡闹的猴子”。欧洲大陆之上，杰出人物争相拜访伏尔泰，而身处费尔奈的伏尔泰则如自己所言，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旅店主人”。从聪颖的学童、被他的告解神父形容为“被成名之欲所吞噬”的年轻人，到成为“国王伏尔泰”，当这位在全欧洲备受尊敬又饱受辱骂的“权威、不公与伪善的鞭挞者”于1778年弥留之际，人们挤满了他的房间，坚持要再看这位传奇人物最后一眼。

法国革命党人在先贤祠内为其建起墓室，纪念伏尔泰给予革命事业的帮助，墓室上刻着：“他教会我们如何获得自由。”启蒙思想成为现实始于伏尔泰，而他的文字与言辞成为投在法国旧制度上的第一枚炸弹。他曾告诉一位友人：“我只对上帝做过一次很短的祷告：‘上帝啊，让我的敌人变得可笑吧。’然后他恩准了。”

[1]　死亡轮，当时的一种刑具。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

塞缪尔·约翰逊长眠于此——读者啊，请缓行。

轻轻地走，否则会将一头沉睡的熊唤醒。

他虔诚、道德、慷慨又富有人性，

他自满、骄傲又虚荣。

专横的辩论爱好者啊，

基督徒、学者——一个野蛮人。

——索姆·詹宁斯为约翰逊博士写的墓志铭（1784年）

塞缪尔·约翰逊算得上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全能、博学、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编纂了具有开创性、意义非凡的《词典》，此外，在散文、文学批评、游记、政治报道与讽刺文学、悲剧、传记、诗歌、翻译作品、布道辞、日记、书信和小册子等诸多体裁的创作上也颇有建树。约翰逊是一位谈话大师，一位尖酸刻薄却富有魅力与智慧的伦敦社会中的大人物。如今，通过詹姆斯·鲍斯威尔为其作的传记，这位文学史上具有统治性影响力的人物似乎重现于眼前。

约翰逊是大器晚成之才，早年并不为人看好。孩提时代他罹患淋巴结核与天花，一个影响了他的视力，另一个则几乎毁了他的外形，让他即便在打扮得最好看的时候看起来仍略显怪异。终其一生，约翰逊都易生抑郁，不时的抽搐令人不禁怀疑他也许还患有妥瑞氏症。尽管如此，年少时的约翰逊是个开朗的孩子，成长于利奇菲尔德的一个书商之家，还考上了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遗憾的是，贫穷让他不得不在一年之后放弃学位，辍学离开。

1735年，他娶了当地一个大他20岁的寡妇伊丽莎白·波特。两年后，他应聘教师失败，不得已迁往伦敦，开始给《绅士杂志》写一些议会辩论的虚构报道。当时他已写成了悲剧《艾琳》（Irene），正着手写作讽喻诗歌和包括《理查德·萨维奇的一生》在内的多部传记，并整理了哈雷藏书与手稿集的目录。

1746年，约翰逊开始其代表作的创作。他受人委托，开始编写英文词典，历时九年。此前，从未有人做过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事实也证明《词典》是以广博的学问铸就的杰作。《词典》开创了词典编纂的新领域，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提炼出数量繁多的词汇，同时还在词源学方面做了有益尝试。约翰逊精炼、准确的文风亦在《词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词典编纂者”一词，他以他标志性的自嘲口吻，给出了这样一个妙趣横生的定义：“词典的作者，一种无害的苦工。”

1755年，《词典》一经出版，即被视为天才巨著，而约翰逊本人更是在成书之前即获牛津大学授予的文学荣誉硕士学位。此间约翰逊在其他领域也笔耕不辍，于《漫步者》发表多篇散文，主题遍及死刑、育儿问题与小说的兴起等，字字珠玑，充满警句隽语，如“不爱己者，人之所不爱也”，引用者无数。约翰逊与王尔德有着相同的天赋，那就是能一针见血又诙谐幽默地指出人性的内在矛盾。

1752年，约翰逊经历丧妻之痛，终生未再娶。然而他的居室却成了背景各异的朋友们的避风港，从良娼妓、欠债的无证医生，还有最得约翰逊喜爱的女性作家，都曾在他的屋檐下寻得庇护。约翰逊本人深得上流社会的喜爱，财政部给予他资助，各界名人——如美国国父，即著名哲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均与他相识。1763年，约翰逊在一家书店结识了年轻的詹姆斯·鲍斯威尔并收其为弟子。鲍斯威尔是约翰逊忠实的追随者，若无其所著传记，约翰逊的生平与其才华横溢的对话或许都将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其名气与日俱增时，约翰逊又有两部佳作问世，一部是发表于1765年的备受推崇的《莎士比亚集》，另一部则是在1779年至1781年间发表的《诗人传》。对待同时代的作家，约翰逊若算不上尖酸刻薄，至少也是相当严苛。曾有人问他，他认为两个名气稍小的诗人斯马特与德里克哪个更优秀时，他答道：“从虱子和跳蚤中挑不出来哪个大。”虽然他为人如此无礼，对待友人却充满热心与善意。约翰逊死于1784年，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此举显示出时人对他的崇高敬意，而且此番崇敬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丝毫未减。“我痛恨因傲慢、懦弱或懒惰走入困境却只懂坐在原地满腹牢骚的人，”他曾说道，“像我一样走出来，然后再叫唤。”

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年

一个打仗与写剧同样自如之人……其剧作多于同时代任何一个王公的私生子，打的胜仗却还多于他的著作。

——伏尔泰（1772年）

杰出的士兵、君王的典范，腓特烈大帝让人不禁联想到拿破仑。身为同时代最开明的国君，腓特烈大帝不仅是艺术爱好者、唯美主义者、智者，还是作家、作曲家、横笛演奏家。腓特烈大帝年少成名，人称“哲学家王子”。而当他在28岁继位之时，这位生性懦弱的王子却变成了当代最令人敬畏的君主，使得欧洲的王公们无不大为惊讶。

一次，腓特烈大帝曾打趣说，他像妓女传染给客人性病一样让欧洲染上了战争之疾。腓特烈大帝善于自省，其审时度势与运筹帷幄总是无懈可击，机敏的头脑总能令他在战场上占尽先机。他用兵如神，手下精兵强将因此对他倍加尊敬、忠心耿耿。在物资匮乏、人员不足时，他总能带领手下将士取得胜利。当拿破仑在他去世20年后攻克柏林时，也亲赴其墓致以敬意。拿破仑走入陵园，随即向众将士下令：“摘下你们的帽子，先生们！如果此公尚在人世，我们将永远不能踏足此地！”

腓特烈大帝从不好战，只为国家利益而战。他感叹战争带给众生痛苦，痛恨伪善。但在其他时候，他是坚定的实用主义者，曾说：“诚而有所获则诚，欺而有所获则欺。”

1740年，他大胆进攻奥地利富裕的省份西里西亚，由此揭开中欧20年血战，却未丢失一寸领土。当腓特烈大帝开始瓜分日渐失控的波兰时，虚伪的欧洲老牌领主纷纷前来分一杯羹，腓特烈大帝则风趣地评价奥地利的特蕾莎女大公：“她虽然是会哭的女人，但她不会放过到手的利益。”

腓特烈大帝拒绝穿着马刺，认为这对马过于残忍。即位之初，他就废止用刑。他在新领土内禁止农奴制，而在那个偷面包也可被判处死刑的时代，他每年签署的死刑执行令不过八到十份。他曾以无法鉴定关系为由赦免一对乱伦的父女。信奉无神论的他还将宗教宽容政策扩大至普鲁士境内的耶稣会信徒，而当时所有的欧洲领主均竭力将此教派驱逐出境。

作为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第一人，腓特烈大帝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仆人，不辞辛劳地工作。他每天强迫自己4点起床，并命令仆人在他不愿起床时把一条冷毛巾扔在他脸上。即使每天“闻鸡起舞”，他仍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计划的事。在自己住满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的王宫内，他坚持每天练习长笛四次，在晚餐后举办音乐会，长期与众多哲学家、政治家保持通信，时而作诗，同时不忘治国理政。

腓特烈大帝的运气和耐力一样惊人。虽易灰心，但他拒绝放弃。1756—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他就曾说过：“我的运气会拯救我的。”果不其然，1762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逝世，彼得三世的上台带来了外交局面的大转折。普鲁士从战争初期亡国的边缘挺了过来，最终迎来胜利。

腓特烈大帝缺乏安全感，这或许缘于他不快乐的童年。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对儿子的蔑视出了名。老腓特烈严肃、暴力、反复无常，每当小腓特烈抵触其命令时，他就以满是怀疑的口气质问柔弱的儿子：“你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腓特烈18岁时，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了，便私自出逃。被抓回来后，父亲把他监禁起来，而他最好的朋友（一说是爱人）赫尔曼·冯·卡特就在他牢房的窗外被处决。

也许普鲁士王国是在辉煌中发展起来的，但腓特烈大帝成长的环境却毫无辉煌可言。在他晚年时，一位达官贵人在无忧宫（Sanssouci summer palace）遇到一个“老园丁”，与其亲切交谈。随后，当这位贵人被引见给普鲁士国王时，他才意识到刚才是国王本人在同自己谈话。

腓特烈大帝也有令人反感的一面，这见之于其俏皮话、其管教军队的方式，以及其抛弃妻子一事。时人怀疑他的性取向，不时有传言称他与自己的男卫兵有染，而他也确实没有情妇——也许他只是性冷淡罢了。他长期与笔友伏尔泰争吵不休，后者在公开发表的文字里称其为“吝啬鬼”和“暴君”。他征战欧洲的同时，却也耗尽了国家资源。他始终把国家置于第一位的做法也意味着他永远不可能做到像伏尔泰所希望的那样开明。

一生保守的腓特烈大帝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得死板。他也曾以标志性的自嘲口吻说自己活得太长了。

卡萨诺瓦

CASANOVA

1725—1798年

不论值得与否，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主题，我的主题就是我的生活。

——贾科莫·卡萨诺瓦

“贾科莫·卡萨诺瓦”这个名字是追求女色与风流成性的代名词。在他生动而过分坦白的回忆录《1787年前我的一生》中，这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英俊帅气、自命不凡的主角就自称是“世间最好的情人”，其丰富的求爱故事、早年往事与冒险游历的描述里不乏淫秽细节。很难相信，这个臭名远扬、私生子无数、自己也极有可能是私生子出身（谣传他是一个威尼斯贵族的私生子）的花花公子，居然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这才是他成名的根本。他的回忆录，不管是基于事实还是自夸的捏造，都堪称前无古人。

发育过早的卡萨诺瓦倒也才智过人，13岁就考取了帕多瓦大学，并在16岁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讽刺的是，其课程就包括伦理学）。博士毕业后，他当过神父，也曾考虑行医。

“安定下来的想法，”他曾写道，“总是让我感到厌恶。”热爱冒险、才华横溢的他从未停下脚步。他先是在威尼斯的一所教堂工作，不久就因旺盛的性欲和时髦的打扮遭人怀疑而被开除。此后他又成为了一名军官，驻扎在科孚岛。后来又改行在威尼斯做了一名小提琴手。1748年，在各种工作都尝试过后，他因被怀疑试图强奸（后被判无罪）而离开威尼斯。

卡萨诺瓦生在一个遍地艺术家、伪艺术家与高级妓女的世界，也因此成为了18世纪两种社会群体的代表：作家和骗子。当时欧洲宫廷中招摇撞骗者众多，他也是其中一员。他们假扮贵族、巫师、炼金术士、犹太玄学家、魔术师和圣师，大肆愚弄王公贵族。其中有位“圣日尔曼伯爵”（1710—1784年），自称“两千岁”，能回忆起基督教军东侵之事（他的贴身男仆同样依葫芦画瓢），连路易十五都赐予他1万里弗。最绝的是亚历山德罗·卡廖斯特罗伯爵，1743年生于西西里，本名朱塞佩·巴尔萨莫。他环游欧洲，自称能够“点尿成金”，使人长生不老，借此骗吃骗喝、大发横财。他有一性感娇妻，生于西西里的洛伦扎，化名圣克罗齐公主撒拉佛娜与他同游。在高调环游欧洲后，卡廖斯特罗伯爵卷入“钻石项链事件”，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因此声誉遭毁，伯爵最后于1795年死在一所意大利监狱中。

卡萨诺瓦这般才高八斗的作家的名声传遍欧洲之时，正是一个文学极度盛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与卡萨诺瓦不同）是个真正的贵族——利涅亲王查理·约瑟夫（与之齐名的还有伏尔泰），他是比利时贵族、奥地利的陆军元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臣、智者与社会名流，同时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国王约瑟夫二世、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朋友。他语言诙谐的信件在各国宫廷之间被广为传抄。而他本人死在了维也纳会议上。

卡萨诺瓦借“塞恩加尔骑士”（Chevalier de Seingalt）的贵族身份，冒充法国彩票的发明者、西班牙国王的农业顾问、炼金术士和犹太玄学家，以此谋生。他曾因欠债多次被捕，并在1755年时再度因施展巫术和与共济会联系而被关进威尼斯皮翁比监狱（Piombi Prison）。皮翁比监狱牢不可破，素有“铅狱”之称，但卡萨诺瓦居然成功越狱了。他穿过屋顶，还在圣马可广场喝了杯咖啡，然后乘着散布于威尼斯水道的贡多拉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曾云游四方，足迹遍布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英格兰、土耳其和俄国，见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英王乔治三世和教皇本尼狄克，更别说卢梭与伏尔泰。他大多数的收入来自欣赏他才智的贵族们，或是想得到他注意的女人们。他终生未娶，订下的婚约倒多得惊人。他爱人众多，其中有高级妓女、农妇、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护士、伯爵夫人和为数众多的修女，有时甚至同时与数人保持关系。1776年，债务缠身的他不得已成为威尼斯宗教裁判所的一名特务，化名“安东尼奥·帕蒂洛尼”，同一个当地的女缝纫工住在一起，专门刺探情报并向教廷汇报异教徒的行动。

他的回忆录里满是出格行为与浪漫幽会的轶事，这也是我们追寻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主要线索来源。这部回忆录早期遭到严厉审查而被删减，直到1960年才得以完整出版，这位可爱的全欧洲流氓与猎艳者的形象也终于完整地得到呈现。在担任波西米亚伯爵约瑟夫·卡尔·冯·瓦尔德斯泰恩的图书管理员时，他以一个回忆往事的老者的口吻，回顾了自己这充满冒险与传奇的一生。为了讲好故事，他不拘泥于细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中有些日期、地址和人物对不上号。他给自己的猎艳目标起的诸多化名也使得她们的真实身份无从考证。然而，这本既不可靠又透着放纵与无耻的回忆录，仍是一部文学经典与一个时代的真实画卷。

卡萨诺瓦在他的临终病榻上称：“我生时是哲学家，死时是基督徒。”与此番人生总结相比，他真实的一生略为复杂，也更为有趣。

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

1728—1779年

有史以来最能干也最著名的船长。

——库克船长的死讯传至欧洲后，休·帕利泽爵士为其

在白金汉郡查尔芬特-圣贾尔斯建起纪念碑，并书于其上。

詹姆斯·库克探索太平洋，并为其广大的区域绘制了地图，而此前这些广大的区域在欧洲人眼中一直是未知的领域。库克身为船长富有创造力，身为领航员则细致、严谨。他为他的船员打造富含维生素C的食谱，让他们免受坏血病的侵扰。好奇心、雄心和对科学的追求驱使他去航海，“不仅要远于前人之所及，亦要远至人之所能及”。

考虑到他早年的艰辛，有这样的成就实属难能可贵。他是约克郡一个农民的儿子，少年时在杂货店当学徒。这无法使他满足，于是他前往惠特比港，并在那里加入了一个商人的船队，在往返于英格兰东海岸南北两端的运煤船上工作多年，这份工作让他掌握了航海的入门知识。于是在1755年，他志愿加入皇家海军，并得到步步提拔。“七年战争”期间，他担任水文测量员一职，测绘圣劳伦斯河流域与加拿大沿岸地区，为英军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功成名就。此外，他对纽芬兰的测绘与航海指引在一个多世纪后仍被沿用。

库克于1766年对日蚀的观测给皇家学会留下了深刻印象，皇家学会因此与海军部联合派遣他赴塔希提岛观测金星，同时探索并未被英国占领的“未知的南方大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地理学家就认为南方存在一广大陆地，南至南极，北至印度洋、太平洋，而库克的发现让一切水落石出。1769年，他在第一次航行中发现新西兰，并于次年抵达澳大利亚东海岸，航经托雷斯海峡与新几内亚，由此表明该大陆实际上分为多块陆地。科学探索并不是库克的唯一追求——他为英王乔治三世发现并占领了多处领土，包括南威尔士与夏威夷（他称之为“三明治群岛”，以纪念他的资助者三明治伯爵）。1772—1775年间，他再次出航，第一次完成人类环南极大陆的航行，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进入南极圈的第一人。

库克的成就离不开他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无畏的探索精神。在所有人掉头的地方，他仍继续前行。不仅如此，他还富有远见地雇用了两名塔希提人充当顾问。库克无比顽强，从不满足于自己的成绩。他一次比一次航行得更远，一次又一次地超出海军下达的命令，而他的发现让一切都变得值得。

库克绘制的地图与海图常常是对他行经之地海岸线的最早描述。他绘制了纽芬兰岛、北美西北海岸、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海岸线。他使用K1航海钟精确地记录时间，从而能够更精确地计算纬度，这一做法极具开创性，考虑到他时常要面对的不利环境与可用工具的有限，其效果也是非凡的。

库克的远航带来的科学发现极大地打动了皇家学会，与他同行的科学家所发现和记录的动植物更令其印象深刻。学会授予他勋章，表彰他防治坏血病的开创性做法。下议院赞扬他，称他是“欧洲航海第一人”。随后他被选入皇家学会，海军亦给予他军官地位与荣誉退休待遇。针对最后这一项，他要求在接受之前再远航一次，去更远的地方——尽管陆地上有他的妻儿，海洋才是他的归宿。

1776年，他再度起航，向南太平洋进发。这一次，他计划穿越不可逾越的北极冰盖，在加拿大北部寻找一条返回欧洲的航线。然而当他在夏威夷等待春天到来的时候，命运却没让他继续走下去。在一次与当地人的争执中，他被原住民认作他们的神罗诺（Lono）的化身而被杀，然后根据原住民的习俗，他身上的肉被剔下、焚烧，可能还被食用。他的遗骨被分给诸位酋长，库克的船员经过漫长的协商才将之取回。人们将他的遗骸撒向大海——他一生之所在，他的最好归宿。太平洋地图是他最后的遗产。

叶卡捷琳娜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年

凡事必温和、仁慈、谦逊、宽容、开明，必不以己之高贵而远卑微之人，必设身处地……朕对上帝起誓，将此铭记于心。

——叶卡捷琳娜大帝写给自己关于如何做好女皇的笔记

（1762年）

叶卡捷琳娜大帝不仅是成功的政治家、帝国的缔造者、一个男性统治时代下自立更生的杰出女性，也许还是俄国历史上最高明的君王。她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齐名，并称史上最杰出的女王，而她的功绩较之伊丽莎白一世甚至更加显赫。

毫无疑问，叶卡捷琳娜大帝是权力与荣耀的追求者、风流韵事的沉迷者与极致奢华的乐享者。但同时，她仁义，谦逊，待友人忠诚，对敌人仁慈，给非敌非友者以包容，勤勉而富有智慧。她的成就没有一点儿是从顺境中得来的。她甚至不是俄国人，也并非皇储，只是以14岁的芳龄被强迫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因此受困于深宫中。

她本名并非“叶卡捷琳娜”，而是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娅，是德国一个小公国的公主。好做媒的神圣罗马帝国从中牵线，让她远嫁俄国。1746年，伊丽莎白女皇把她召至圣彼得堡，要她嫁给自己的继承人彼得大公。为此，她改信东正教，易名“叶卡捷琳娜”，学习俄语。她默默承受一切，却发现自己要嫁给的人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此人长得弱不禁风，既愚蠢又懦弱，充满偏见，简直一文不值。不论是作为皇储还是丈夫，他都不合格。他与她同为德意志人，她积极领会俄国文化，他却因惧怕而排斥。魅力十足的叶卡捷琳娜很快征服了女皇，朝野上下、近卫军团都有她的朋友和仰慕者，此外她还是玩政治的一把好手。关于彼得和叶卡捷琳娜是否圆了房一直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激情似火的她无法在彼得那里得到满足。

眼看两人生子无望，女皇便安排叶卡捷琳娜与她的初恋谢尔盖·萨尔特科夫相会。随后，叶卡捷琳娜产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大公。叶卡捷琳娜虽不貌美，但颇为俊俏，娇小的身材妖娆动人，长着一对蓝色的明眸，一头浓密的褐色头发。有了女皇的默许，叶卡捷琳娜更加大胆，发展了更多的情人。虽有“女性瘾者”之名，但叶卡捷琳娜约70年的人生中只有十余个情人。她从不滥交，一旦遇到所爱之人则长期与他相守。她享受性爱，但也生性浪漫，渴望与一人终老。

“七年战争”期间，朝中内斗严重，叶卡捷琳娜与人私通之事险些毁了她。她精明地让受各方看重的禁卫军军官格里高利·奥尔洛夫成了她的情人，而她的精明与魅力也帮助她在斗争中存活下来。伊丽莎白女皇死后，彼得继位。在登基后的六个月内，彼得就让所有人疏远了他。1762年6月28日，叶卡捷琳娜身着男装，夺取了皇权。根据当时的律令，叶卡捷琳娜要继位，只有让彼得死。奥尔洛夫勒死了彼得，而叶卡捷琳娜也很清楚，她将永远背负弑君的罪名。

上台以后，叶卡捷琳娜小心而高明地统治着帝国。她开始向黑海以南拓展版图，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攻城略地。她召集立法委员会，研究废除农奴制，制定适当的法律。她与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哲学家们通信，伏尔泰则尊称她“大帝”。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与贵族统治的现实，使启蒙思想家们的诸多理想在俄国必然落空，但叶卡捷琳娜为政英明、决策得到、维稳有方——大力推进俄国立法进程，努力推行仁政。

与奥尔洛夫的关系破裂后，叶卡捷琳娜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日后与她共同执政的伙伴波将金亲王——英武时髦的独眼骑兵将军。他有着与叶卡捷琳娜同等的政治智慧，但两人并不完全相同——他狂野而富有想象力，她勤勉而通情达理，两人一拍即合。女皇在其书信中记录道，他们之间犹如干柴烈火般的性爱始于1773年年末，这也是由一个一国之君写过的最离谱而又最浪漫的书信。他们很可能秘密成婚，而当风流韵事结束后，波将金成为了叶卡捷琳娜的联合统治者与挚友。他们一同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吞并克里米亚、修建城池，一起智胜英国人、组建黑海舰队，甚至一起去购买艺术品。在波将金的建议下，叶卡捷琳娜在一系列更年轻的人身上收获爱情，享受教授他们文学经典的快乐，却从不让他们参与政治。这些青年男子常常会与同龄女子私奔，留下波将金安抚恼羞成怒的年老女皇。1791年，波将金去世，女皇伤心欲绝，任由政治无能的小情人柏拉图·祖博夫取而代之。此举导致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包括兼并波兰和搞砸与瑞典人的联盟。

虽然如此，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成就，不论在政治、军事抑或艺术方面，仍堪称伟大。她统治的岁月是俄国的黄金时代。她使俄国变得更加开明，她的人格散发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叶卡捷琳娜大帝不仅是俄国君王的模范，更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统治者。

波将金

POTEMKIN

1739—1791年

一个不可思议之人，伟大与渺小、懒惰与勤奋、勇气与懦弱、野心与淡泊的结合体。

——塞居尔伯爵路易·菲利普

1739年，格里高利·波将金降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户破落贵族家庭。长大成人后，他变得如此英俊潇洒、足智多谋，以致常常被人比作古雅典将军亚西比德。他曾作为学者，苦心钻研宗教，梦想成为一名教士。但造化弄人，他加入了禁卫军，帮助叶卡捷琳娜大帝登上皇位。他小叶卡捷琳娜10岁，却仍爱上了她，而她当时仍与她的情人奥尔洛夫在一起。叶卡捷琳娜知道专横、苛刻、热情又天赋异禀的波将金不会是个好相处的伴侣，但当1773年她陷入政治危机时，两人开始疯狂地享受鱼水之欢。波将金精力充沛、才华横溢，无法容忍默默地躲在她的身后。叶卡捷琳娜将他提拔为亲王，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伙伴。激情退去后，他们又各自找了其他情人，但两人的友谊丝毫未减。

波将金以正派、宽容和仁慈为荣，这点与叶卡捷琳娜如出一辙。身为女皇的联合执政者与南方总督，他在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成了塔夫里切斯基公爵（Prince of Taurida），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组建了黑海舰队。同时，他从赫尔松到敖德萨建起城市，随后调集大军进攻奥斯曼土耳其，打得伊斯迈尔措手不及，他还征服了乌克兰南部与黑海沿岸。但到了晚年，他愈加权倾朝野，大肆挥霍，变得性格怪异。

“我遇到的最非凡之人，”利涅亲王如此描写波将金，“常斜倚而不眠，勇武而见之者颤，常寻欢而厌之，戚戚于己之幸运，一渊博哲人、贤能之臣、卓越之为政者，时而却如10岁儿童，或拜圣母于其足下，或拥情妇之素颈。其秘诀何耶？天赋之才也。”这个独眼的巨人犹如《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一般，将欧洲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以餐盘盛满钻石来引诱一国公主。普希金歌颂“其名之荣耀”，斯大林则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主要功绩是重用了波将金这样的人才”。

1791年，波将金死在比萨拉比亚大草原上，死前他手握叶卡捷琳娜的信痛哭流涕。女皇闻其死讯，瘫软在地，疾呼：“世上再无波将金！”他们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媲美拿破仑与约瑟芬、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只是更浪漫，也更成功。

华盛顿

WASHINTON

1732—1799年

决定美国人民自由还是为奴的时刻到了……在上帝的庇护下，我们千百万后代的命运将取决于这支军队的勇气与战果。

——华盛顿1776年7月2日给“大陆军”的通令

乔治·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独立战争中的美军统率。时至今日，正派、诚实、天资过人的他仍是领袖的模范。华盛顿功勋卓著、文韬武略，无论率军、从政，皆可当大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绅士和兼具美德、谦逊与雄心的领导人。传说有人曾建议他登基为王，被他毅然拒绝，廉政与正直成为他之后每一个总统的任职要求。

1732年，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一个地主家庭。75年前，他的家族离开英格兰北部，来到此地。华盛顿早年参加弗吉尼亚民兵，成为了一名中校，由此开始了公职生涯。1754年5月，他带领小股部队参加（或许是挑起）了法国-印第安战争的第一次交战行动——朱蒙维尔格伦之战（Battle of Jumonville Glen），后来这场战事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英法“七年战争”。数日后，华盛顿在俄亥俄河畔筑起要塞尼塞西蒂堡，但最终被迫投降，这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投降。次年，在英军将领布雷多克麾下，他再度投身对法作战。

1755年，凭借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天才，年仅23岁的华盛顿被擢升为上校，统领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力量。1758年，他跟随约翰·福布斯将军击退法军，攻下迪凯纳堡。随后，华盛顿回到他的弗农山庄，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玛莎·柯蒂斯为妻，开始涉足政坛。1774年6月，他领导弗吉尼亚立法院发出倡议，要求成立大陆会议，统筹针对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切抵抗行动。次年6月，随着战争爆发，大陆会议一致推举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华盛顿设法将东拼西凑的大陆军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战争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稳定军心，团结各州，维护各州联盟，带领殖民地人民走向最终的胜利。1776年，在波士顿被围整整一年后，他成功迫使英军撤离波士顿。然而随后他在防卫纽约时出错，在长岛之战（独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战）中败给英军将领威廉·豪。大陆军弹尽粮绝，大幅减员，不得不退往宾夕法尼亚。是年末，华盛顿重返新泽西州，对英军发动突袭，并在特伦顿与普林斯顿将之击败。

1777年，华盛顿的军队在9月与10月接连在布兰迪万河流域和日耳曼敦遭受失败，费城落入敌手。华盛顿命令军队转入宾夕法尼亚州福吉谷，虚弱的官兵们在那里度过了1777年的冬天——那个冬天也是美国革命的严冬。漫长的严寒中，华盛顿伟大的品格维系着这支军队，另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行使着他的战时独断权力：他将果敢、临场的决断能力、常识和对政治权力的尊重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新参战的法国的援助下，华盛顿于1781年对由康沃利斯将军统帅的英军发起了约克城战役，是役战果辉煌。接连不断的炮击下，陷入重围的英军在负隅顽抗了一个月后，于10月19日投降。独立战争的最后一场大战就此谢幕。

华盛顿带着胜利的光环回到了弗农山庄。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召开，各州代表共商建立美国政府的大业，华盛顿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制宪会议选举华盛顿为会议主席，但他自始至终避免参与辩论。会议决议，成立合众国总统办公室领导新政府。次年，华盛顿当选总统，并于四年后再度当选。在其任内，华盛顿努力在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领导的亲法派和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亲英派之间保持平衡。然而他总体更偏向后者，因此遭到了支持法国革命并要求与英国再度开战的人士的不满。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他拒绝再度连任，由此定下美国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140年后，该惯例于1951年被写入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

光荣卸任后，高风亮节的华盛顿再次回到了弗农山庄，过着隐居的生活。1799年，这个富有才华、行为正派的民主英雄、超级大国的国父死于喉部感染。

杰弗逊

JEFFERSON

1743—1826年

我想，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才智与知识在白宫最非凡的一次集聚。不过，若是托马斯·杰弗逊独自在此用餐的话则另当别论了。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致来到白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欢迎辞，1962年）

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个将美国革命原则付诸文字的博学者，也是一个将此文字付诸实践的政治家。杰弗逊为人好独处，做事热忱，同时兼具活力、优雅、敏感等特质，其对全球自由事业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

生于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主之家的杰弗逊智力超群，他的一位密友回忆，大学攻读法律时他“能从最亲密的朋友身边抽身，然后一心投入学习”。他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却极度厌恶辩论，甚少公开发言。然而，这个年轻政治家的多面才能很快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立法院被关注。

杰弗逊的力量通过他的笔，凝聚于《独立宣言》之上。1776年第二届费城大陆会议上，杰弗逊作为主笔起草了这份鞭挞英国君主的重要文件，以高举普遍自由与平等旗帜的阐述，开启了民权之首页、自由之宪章。字里行间，其出类拔萃的思想、追求自由的决心与对同志的慷慨，昭然可见。

早在他获选进入弗吉尼亚州议会后，杰弗逊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弗吉尼亚州宪法。在有的议题上他取得了成功，比如废除长子财产继承制及遗产继承权限制，有的则未获成功，比如推行普及教育。但不久之后，他就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终其一生他都将此视作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作为一名自然神论者，杰弗逊极力推动一项宗教自由法案，将教会与政治完全分离开来，政教分离由此开始在美国民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有时，杰弗逊对自由的狂热信仰会给他的自由主张染上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法国大革命之初他就曾问道：“如此伟业仅流了这几滴鲜血，史上可曾有过？”杰弗逊以一个富有号召力的激进人士的身份成名，但自1801年当选总统后，他以高度的克制与敏感，努力避免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这个新生国家的分裂。杰弗逊是性情中人，心中却不存一丝仇恨。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也都是联邦党人。”

身为共和党人，杰弗逊深信政府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个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他对联邦党人为所谓的国家利益剥夺个人权利的做法深恶痛绝。但所有这些强烈的情感，他都将其隐藏起来，这一平和的做法平复了国民的担忧。美国人民逐渐拥抱了杰弗逊的共和原则，他们意识到，杰弗逊对自由的捍卫也是对他们的保护。

1801年，初上台的杰弗逊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拒绝支付海盗国家的黎波里以保障美国船只航行安全为由索要的保护费，这么做的同时，他也将美国带进第一场同一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中。

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名义上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藩属国，实际上由阿尔及利亚摄政政权“海盗王朝”所统治，两国与摩洛哥苏丹国合称“柏柏尔诸国”（Barbary States）。三国实行无耻的海盗政策，通过奴隶贸易、抢劫、索要贡金和赎金获取巨额财富。

建国之初的美国商船，没有了英国海军的保护，是海盗的最佳目标。此前，美国唯有靠支付巨额保护费来为其商船换取有限的安全。到了1801年，联邦政府每年有20％的收入流向海盗国家。杰弗逊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想要证明哪怕开战，也比没完没了地支付赎金和保护费强。

当时，的黎波里的卡拉曼里王朝统治着今天的利比亚。面对美国的开战决定，卡拉曼里王朝的当家优素福·卡拉曼里公然挑衅：“我从不惧怕战争，它是我谋生的手段。”开战之初，形势不容乐观。1803年，美国海军“费城”号战舰失事，船员被的黎波里掳为人质。次年2月，一名勇敢的年轻军官史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潜入的黎波里港，将“费城”号付之一炬，海盗们试图将这艘美国海军引以为豪的战舰改造为海盗船的计划因此破产。但迪凯特试图炸毁黎波里舰队的计划未能成功，11名美国士兵因此丧生。

时任美国驻突尼斯领事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几乎凭一己之力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伊顿原是一个牛仔，大学时就读于精英云集的达特茅斯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他还是一个印第安战争时期的老兵，有一手飞刀绝技，两米开外百发百中。伊顿不能容忍此番“以国家利益换取一个柏柏尔海盗国家宽容的交易”，遂提议以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攻克突尼斯。随后，他又提出了多个迫使利比亚发生政权更迭的计划。两项提议均遭国务卿否决。

于是伊顿单方面采取了行动。他先是在埃及招募了卡拉曼里王朝的一名王子哈迈特，随后组建起一支由9名陆战队员与400名雇佣军组成的军队，然后带着这支由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组成的杂牌军穿越沙漠、行军500英里（约800公里），对的黎波里第二大城市德尔纳发动突然袭击。在随后的激战中，伊顿和哈迈特取得了胜利。但伊顿利用政变进军的黎波里的计划却遭到了挫败——的黎波里的帕夏[1]慌忙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和约，双方当即进入了和谈阶段。随着哈迈特被送回埃及，失落的伊顿也踏上了归国之路。这位抗命英雄的功绩至今未获承认。

1803年，杰弗逊抓住拿破仑出人意料出让法国土地的机会，买下路易斯安纳，美国国土面积因此激增一倍。对这一大胆举动，杰弗逊坦言，他在作决定时并未获得国会授权。但此举保障了美国的稳定，创造了杰弗逊口中的“自由王国”，更为他再度竞选总统赢来了压倒性的胜利。

杰弗逊发出了“人生而平等”的宣言，却终身因其过于激进的观点受到责难。他坚决反对奴隶制，但同时却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中拥有大批奴隶。他唯一的著作《弗吉尼亚笔记》中关于奴隶制度的讨论透露出他对异族通婚的强烈反对，甚至时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杰弗逊承认自身的这一根本性矛盾，这一矛盾源于正义与自保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他曾与一位友人谈及奴隶制度：“我们抓住了狼的耳朵，可这样既不能抓住它，也不能安全地放它走。”杰弗逊极力对当时的人们隐藏自己的私生活，对后世亦是如此。但从已知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出其各种态度的混杂。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他在1785—1789年担任驻法大使时，曾与他的奴隶、其亡妻玛莎生前情同姐妹的挚友萨莉·赫明斯有过一段长期的恋爱关系。

杰弗逊有着过人的精力与创造力，通晓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古英语。在71岁高龄时，还能读柏拉图的原著（他还认为人们对它的评价过高了）。他曾校对美国本土方言。他又是一个兴趣浓厚的考古学家，曾尝试用全新的方法挖掘坐落在他私人土地上的印第安墓堆。同时，他还是个品酒专家，帮助推动了美国本土酒庄的兴起。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偷运一些植物和种子回国以丰富美国的物种。他发明了转椅和早期的自动门，在建筑学方面也颇有造诣，现今的世界遗产弗吉尼亚大学和他那位于弗吉尼亚蒙蒂塞洛的房产均出自他手。他死后捐赠给国家的私人图书馆成为了今天的国会图书馆。

在白宫的时候，这个“来自蒙蒂塞洛的圣人”是好客的主人，他穿着拖鞋，热情地欢迎各方宾客。只在很少的时候，他会到他那在林奇堡杨树林的寓所，偷享他渴望的宁静。每一个美国人都想追随他——这位共和派激进分子、美国最出色的建筑学家。他和他的老朋友约翰·亚当斯像是约定好的一样，逝于1826年7月4日，这一天也是那篇向世界传播了自由的文字——《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纪念日。

[1]　帕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中的一个职衔，一般授予地区最高长官或将军。

杜桑·卢维杜尔

TOUSSAINT LOUVERTURE

约1743—1803年

斯巴达克人……其命运便是为同族复仇。

——圣多米尼克总督拉沃伯爵对杜桑的描述

海地国父杜桑·卢维杜尔本是一个种植园奴隶。他赢得了自己的自由，解放了成百上千的奴隶，建立了第一个黑人国家。杜桑是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他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领导海地革命，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悉数驱逐。有时，他的敌人认为他过于强硬、不懂妥协，但他身后留下了一个没有奴隶、因其开明领导而焕然一新的国家。

杜桑曾说：“我生而为奴，但自然赋予了我自由的灵魂。”他早年的生活恰诠释了这一点。杜桑本名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其父早年被法国贩奴人卖到了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法国殖民地圣多米尼克，也就是后来的海地。在主人布雷达伯爵的手下，杜桑一路升迁。生来就天资聪颖，又有幸接受法语和拉丁语基础教育的他拒绝了许多奴隶同胞们信奉的伏都教，一生热烈追随天主教。到1777年时，他做过家畜管理员、护理员和马车夫，成为了布雷达的种植园管家——一个通常只有白人才能担任的职位。

34岁时，杜桑获得了自由，有了自己的15英亩（约6万平方米）的土地和13名奴隶。1790年，混血种人改革领袖文森特·奥热发起第一次海地起义，杜桑没有参与。次年8月，圣多米尼克各地数千黑奴揭竿而起，爆发了第二次起义。杜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视若无睹。他帮助布雷达一家逃离，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岛上的西班牙管辖区，随后加入了起义的队伍。

圣多米尼克岛上有3.2万名欧洲殖民者、2.4万自由民（自由混血种人和黑人），奴隶却有逾50万之众。这支黑人大军素质低下、装备低劣，但数量上的优势和杜桑高超的游击战术很快让镇压者吃到了苦头。杜桑卓越的指挥才能为其赢得“卢维杜尔”一姓。“卢维杜尔”在法语中意为“开端”，在军事上意为“突破”。

1793年，法国与西班牙开战。此时的杜桑已是海地黑人军队的主要人物。人民钦佩他的领导才能，未来海地的领袖让-雅克·德萨林和亨利·克里斯多夫也成为他的盟友。杜桑与西班牙人联手，在一系列交战中取得赫赫战功。

次年，迫于压力，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杜桑宣布效忠法国，将枪口转向了自己的前盟友西班牙人。有人称此为卑劣之举，但此举取得了成功。法国总督拉沃伯爵任命杜桑为副总督，随后西班牙人被扫地出门。

到1795年，杜桑已是公认的英雄。被解放的黑奴崇拜他，白人和混血种人也敬佩他在经济上强硬而公平的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在革命中外迁的种植园主返回，并用军事纪律强迫游手好闲者参与劳动。杜桑支持黑人和白人取得互相谅解，他相信尽管有着被压迫、被奴役和被迫害的历史，在他的国家里黑人仍能从白人身上学到宝贵的经验。个人魅力与政治精明使杜桑得以历经多位法国总督而仍地位稳固。

1798—1799年，杜桑再一次发挥了他的政治智慧，通过一系列秘密磋商，成功劝说英国人撤离海地。该协议还允许杜桑政府合法出口糖类及进口武器和其他商品。作为条件，杜桑承诺不侵犯包括牙买加在内的英国领地，但拒绝让英国承认他为海地国王，他终身以一个法国公民自居。

1801年，杜桑对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班牙控制的一侧发动攻势，占领了全岛，并解放了所有西班牙控制下的黑奴。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他还慷慨地赦免了被打败的非黑种人。随后，杜桑自命为总督，并向拿破仑自陈效忠。

然而拿破仑并不买账，认为杜桑的存在不仅阻碍法国在海地获益，同时其行为也侵犯了法兰西的荣誉。12月，拿破仑调遣精兵强将，由其妹夫查理斯·李克勒克指挥（一同出征的还有拿破仑的慕男狂妹妹），要推翻杜桑。

双方战斗异常激烈，战事一直持续到次年5月，杜桑同意缴械投降并解甲归田，然而法国人并不打算允许他继续留在海地——杜桑和他的家人悉数被捕，并被送上了返回法国的战舰。8月，杜桑被送到阿尔卑斯山上的茹乌监狱。困于狭小牢房中的杜桑伤心欲绝，孑然一身，遂写信求拿破仑予他一场公正审判，拿破仑未予回复。1803年，杜桑因肺炎死于狱中。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此走到了尽头，但这个生命的伟大遗产——自由黑人国度海地——永世长存。

塔列朗

TALLEYRAND

1754—1838年

此公自称代表了那个时代。我想，大约无人否认。可是，上帝啊！那是多么伟大的时代！

——维特罗勒男爵

塔列朗是公认的外交大师。他贪污腐败，寻花问柳，道德败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他又魅力出众，机智幽默，看待事物始终如一。他是宽容与自由的拥护者，于内政提倡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于外交信奉制衡与法治。终其一生，他都在与建立于征服和武力之上的强权作斗争。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生于传统贵族家庭。年纪轻轻就成了跛子的塔列朗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神甫。残疾也让父母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转让给他的弟弟。于是塔列朗早早地就认识到魅力与计谋能弥补身体上的不足。

在任何境遇中塔列朗似乎都能成功。路易十六晚年时，他是成功而奢靡的奥顿主教，有力地为教会特权声辩。后来，他又成了改革派教士，近乎狂热地将这些特权一一剥夺——然而他始终是个温和派。1792年，他被派遣出国处理外交事务，穿梭于英、美之间，幸运地逃过了白色恐怖的处决潮。四年后，当他返回法国时，政治局势已经改变，他便成功驳回针对他的反革命罪起诉。1797年，他成了外交部长，并与战功赫赫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联盟，开始了对权力的攫取。塔列朗利用自己外交部长的身份，为拿破仑上位出谋划策，后来成为了后者的总理大臣，随后又被册封为贝内文托亲王。他参与了拿破仑的一些出格行动，包括绑架和处决昂吉安公爵，以及最后以失败收场的对西班牙的入侵。然而塔列朗很快察觉到拿破仑的野心正使他逐渐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暴君。在一次被拿破仑羞辱地称作“丝袜里的粪便”后，塔列朗开始着手把拿破仑踢下皇位。

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塔列朗想要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愿望胜于一切，哪怕是通过欺骗与阴谋。1808年，他在埃尔福特（Erfurt）会议上秘密说服俄国反对拿破仑对欧洲格局的规划，此后又协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罢黜拿破仑。（塔列朗还曾给拿破仑说过媒，促成了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的婚姻，并从教皇处获得了许可。）1814年，拿破仑下台，塔列朗监督拿破仑签下退位诏书，此后就将征服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请到了自己家里。后来他又促成了路易十八复辟，组成了新的自由派政府并再次成为总理大臣。

塔列朗最无畏的一次外交交涉要数1815年《维也纳协议》的签署。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被欧洲诸国视为穷兵黩武、大逆不道、无可救药的法国面临被反法同盟瓜分的局面。塔列朗设法在会议上为法国争取到席位，随后在反法同盟内部挑起分裂。结果，法国不需赔款而只需恢复到1792年的国界线，法兰西事实上仍是强国。

1815年拿破仑短暂的复辟失败后，亲王塔列朗再次成为了新政府的总理大臣，倡导法国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即使后来被极端保皇派排挤出朝廷后，他仍保持了备受尊崇的要人身份，直到1830年又一次革命推翻顽固的波旁王朝。塔列朗跟随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巴黎，同年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这也是他40余年外交官生涯的顶点。

塔列朗历经数个大相径庭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却是旧生活的坚定代表。他曾喃喃自语：“未曾在旧秩序下生活过的人不知何为甜蜜的生活。”但那些生活在拿破仑时代与复辟波旁王朝时代，参加过他半公开的起床仪式（当时世上仅有他有此行为）的人，还能从中一窥逝去的旧世界的浮华。

塔列朗每天早晨都要花两小时的时间起床——他将之看作严肃的正事。塔列朗把起床后的着装打扮变成了一项公开活动——就像革命前的法国君王那样，一群朝臣与旁观者围在四周，或观赏或协助他完成每一个动作。他的卧室对所有想要来参观他起床的人开放——只要他们能逗乐他，至少能给他讲讲当天的消息和趣闻。

塔列朗的起床仪式是人们社交、交换信息与展开妙谈的绝佳机会。政治家、名媛、医生、学者、投资人，甚至俄国的沙皇都是塔列朗亲王寓所的常客。等到快到11点时，男女老少们都在兴致盎然地讨论着当天的事件的时候，身着白色法兰绒睡衣、头戴睡帽、身形僵硬的塔列朗就会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因为害怕从床上掉下来，塔列朗睡的床中间有很深的下陷。

年老的考蒂亚德——当时最有名的贴身男仆——指挥整个过程。塔列朗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两个年轻男仆负责打理他那长长的灰发。一个盛着海绵的银碗被送到塔列朗面前，在他擦完脸之后，一顶帽子马上被戴在他那浸满发油的卷发上。

塔列朗这个全法国最好的桌子的拥有者早餐只喝一杯甘菊茶，随后的两杯温水，他用鼻子吸入后，再用嘴吐出来。

从头部开始打扮妥当后，佣人会清洗塔列朗的双腿。他对自己的跛足非常敏感，却不羞于展示它。佣人将那又长又直的左脚和发育不良、扭曲生节的右脚清洗干净并弄干后，塔列朗在男仆们的追随下在房间里漫步，签署信件，听别人读报纸文章，发表他那朴素得出了名的“每日名言”。随后男仆解开他的睡袍，给他穿上一堆令人眼花缭乱、和他的睡袍一样臃肿的服饰。

在跛着脚走进房间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包裹在数条领巾、数件马甲和数双长袜中的塔列朗会吩咐男仆们给他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他的紧身裤。着装妥当、文书批妥、八卦听完、当天的新闻也了解之后，塔列朗终于准备好迎接当天的事务了。

塔列朗生活奢华、贪污受贿（稍正直些的美国外交官们因此大为反感）、拈花惹草，至少有四个私生子。他娶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高级妓女，同时与数量可以组成一支军队的美艳情妇们打情骂俏，最后一个情人是他的侄女迪诺公爵夫人。有人曾问他是否相信男女之间柏拉图式的友谊，他如此回答：“只有事后才会。”然而在原则问题上他始终如一。作为《人权宣言》的作者之一，他是启蒙运动之子，从就读于神学院时起就歌颂启蒙思想。他坚定地支持君主立宪制，只支持最可能稳固这一制度的候选人。正因有如此信念，他才在风云变幻的法兰西革命时代像变色龙一样数度易主，并背上机会主义背叛者的骂名。当塔列朗将布里干酪称为“奶酪之王”时，时人戏称这是他唯一未背叛的“王”。虚伪、背叛的又何止他一人？他说：“叛国，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塔列朗将外交事业持续到了他的亡榻上——临终前他与教会达成谅解并接受了最后的圣礼。

莫扎特

MOZART

1756—1791年

吾不能写莫扎特，唯能崇拜耳。

——理查德·斯特劳斯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奥地利萨尔茨堡。他是天才的典范：天赋异禀，年少成名，并成长为最耀眼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在短暂的一生中，他数次改变作曲体裁，谱写了多首伟大而动听的旋律。

童年的莫扎特是琴键上的大师、那个时代的音乐奇迹。他那同为音乐家的父亲利奥波德慧眼识珠，早早地发现了莫扎特姐弟俩的音乐天才。从小，父亲就带着他和姐姐周游于欧洲各国首都和宫廷做巡回演出。利奥波德既是他们慈爱的父亲，又是勤勉的经纪人。他给他的孩子们穿上最时髦的衣装，一脸淡然地拒绝一般人的邀请：“非贵族与名流不交。”小沃尔夫冈5岁开始作曲，7岁时已是老练的演奏家，8岁时就作出个人第一支交响曲。关于莫扎特早期的作品，利奥波德曾心满意足地写道：“当人们在演出单上发现作者是个7岁的孩子时，那将会何等地轰动！”

就连怀疑者也认识到莫扎特早熟的才华并非骗局。13岁，他已经显露出对音乐的无与伦比的理解。据说当时著名的作曲家约翰·哈塞（1699—1783年）如此评价：“其年尚幼而有事迹若此，诚难以置信，若有成人如此亦足称奇。”

莫扎特的多才多艺令人称奇。他作过室内乐、歌剧、交响乐、弥撒曲，发明了钢琴独奏协奏曲，他对复调的运用、清澈的旋律风格与巧妙的和声变换富有启示性。他作曲的速度也是传奇式的——创作《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只用了16天；传说《唐乔凡尼》的前奏是他在首演的前夜完成的。从青少年时期活力张扬的小提琴协奏曲到华丽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与《魔笛》，再到后期的古典大师之作《单簧管五重奏》，他的天才并没有随时间的消逝而消减，反而与日俱增。他35岁英年早逝，给音乐界留下一个难解之谜：若他活到老年，音乐将会是何等光景？

莫扎特的同行们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位天才的赞誉。他是当时从政的音乐家约瑟夫·海顿（1732—1809年）所说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魔力之音”让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年）肃然起敬。公众的评价则更加多样。有人说他最后的三支交响曲“太难”，也有人说他的其他作品过于大胆而复杂。无论如何，在莫扎特与世长辞时，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时至今日，无论外行、内行，皆有一点共识——正如一位指挥家所言，莫扎特的音乐兼有“严肃的魅力与崇高的优美”。

莫扎特的上流社会资助者们的态度则一致得多。莫扎特常年贫困，常因无法独立而沮丧不已，他那少得可怜的薪金使他和雇主们的关系如疾风骤雨，来去匆匆。1773年起，他开始在萨尔茨堡的宫廷作曲。1781年，国王约瑟夫二世把他召到了维也纳。仆人的身份和微薄的俸禄让莫扎特大为不满，遂愤而请辞。是年6月，“大主教下令将他踢出朝廷”。

玩兴与严肃的结合伴随了莫扎特一生，也闪现于他的作品之中。莫扎特儿时颇多愁善感，父亲的严厉使得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认同：在维也纳时，6岁的莫扎特跳到特蕾莎女王的大腿上索要拥抱。成年后的莫扎特身材矮小，任性的奢侈中尚存儿童般的幼稚。他对性事毫不避讳，以至于有时粗鲁无礼；虽幽默风趣，但低俗污秽、口无遮拦。他曾写给初恋情人这样一句：“我要寻一良夜，在你床上拉屎，让它嘎吱作响。”

这个将作曲视为“快乐与激情所在”的作曲家并未孑然一生。在生命的晚期，他同父亲的关系再度恶化，但他对妻子康斯坦泽的感情，虽遭父亲的反对，仍历久弥新。尽管如此，当利奥波德于1787年逝世时，已在维也纳定居的莫扎特在一段时间内作品大大地减少了，担心陷入贫困的莫扎特还给资助者、朋友和他在共济会的伙伴写了求助信。尽管从未家徒四壁，莫扎特仍不得不靠教学生和表演养家糊口。他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他深爱时髦服饰，还要偿还在朋友和发行人处的借债。

莫扎特的遗作《安魂曲》（也成了他自己的“安魂曲”）是一个谜。据说作曲家萨列里出于嫉妒给莫扎特下了毒，而当时莫扎特受一封匿名信委托，正狂热地创作《安魂曲》。更加接近真相的说法是，他死于急性风湿病发作（同时，一个贵族资助者曾试图将莫扎特的作曲伪造为己出）。无论如何，莫扎特简朴的葬礼（事实上也并未简朴如穷人）将一切谜题埋葬在了地下。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1758—1794年

此人笃信其所言，他日必成大器。

——米拉波伯爵在大革命之初谈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最初的近代欧洲独裁者。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在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斩首时达到高潮。号称有如“绿色大海一般廉洁”的罗伯斯庇尔在随后“白色恐怖”时期成了致命的纯洁与堕落的腐败的代名词。“白色恐怖”证明了乌托邦垄断者堕落后的可怕，也让世人看清政治迫害是如何将自己的子孙后代一一吞噬的。

罗伯斯庇尔出生在法国北部的阿图瓦，家境殷实，却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父亲酗酒，母亲在他6岁时去世。即便如此，年轻的马克西米连仍然考入了享有盛名的路易勒格朗中学学习法律，并成了有名的平民主义者，与富人对立，捍卫穷苦人民的利益。

同许多将要投身法国革命的从业者，比如狂热的律师路易·德·圣-茹斯特和激进派记者让-保尔·马拉一样，罗伯斯庇尔急切地学习瑞士人让-雅克·卢梭的哲学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只有建立在人民意愿基础上的政府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罗伯斯庇尔对外貌十分挑剔，时常佩戴让人联想到旧时代法国放荡贵族的上过粉的假发。实际上，他声音微弱、身材矮小、面色苍白，远谈不上仪表堂堂。但正如米拉波伯爵在法国大革命之初所说，“此人笃信其所言，他日必成大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在攻占巴士底狱的枪声中爆发。罗伯斯庇尔加入了极左派，作为阿图瓦代表参加了当月召开的立宪委员会会议。会上，他同与温和的“吉伦特派”作对、被称为“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由于其观点得到了巴黎资产阶级的认同，罗伯斯庇尔的地位节节高升，在1791年成为公诉人，拥有对所有市民无须审判和上诉的生杀大权。随后的一年，他又晋升为三级会议巴黎第一等级代表。

对法国大革命潜在敌人难以平复的恐惧困扰着罗伯斯庇尔。1792年审判路易十六时，他猛烈批判昔日的国王并坚持“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存”。

罗伯斯庇尔残暴的名声主要是作为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时留下的。1793年4月，国民公会决议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并赋予其无限的法律独裁权。罗伯斯庇尔6月被选为委员，随即发动了恐怖统治。数以万计对君主制曾表达过同情的人，或认为雅各宾派的做法过激者，都被以“背叛者”之名逮捕，不经审判即被送上断头台。实际上，罗伯斯庇尔个人的每一个敌人都遭到清算，被运用国家手段无情地禁声。罗伯斯庇尔更是在1794年4月时亲自确保他的对手乔治·丹东与卡米尔·德穆兰被处决。

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党将眼光投向了在里昂、马赛与位于法国西部旺代的乡村不断发展的法国大革命反对活动。在超过10万男女及儿童在罗伯斯庇尔的命令下遭杀害后，革命军将领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致信委员会：“旺代已经不复存在。我以铁蹄践踏儿童，残杀妇女……灭绝了。道路上满是尸体。”对罗伯斯庇尔而言，革命美德与恐怖统治并行不悖。他在1794年2月说道：“如果和平时代人民政府的春天是德治，那么革命年代人民政府的春天则是美德与恐怖：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致命的；没有美德的恐怖则是无力的。”

罗伯斯庇尔的专制使他逐渐被孤立。当他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密谋推翻他时，委员会集体背叛了他，向其发出了逮捕令。罗伯斯庇尔被迫退到大本营巴黎市政厅。随着前来逮捕他的部队进入楼内，被其亲信乔治·库东、路易·德·圣-茹斯特、菲利普·勒·巴和弗朗索瓦·昂里奥围在当中的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却意外地只打掉了自己的下巴。士兵们带走了鲜血直淌、痛苦地咆哮着的罗伯斯庇尔，随后便在断头台上了结了他。罗伯斯庇尔就这样步了他的反对者们的后尘。

有人认为罗伯斯庇尔是社会民主之父，他对人民事业的追求偶然导致了其过度的做法；也有人将他视为虚伪的暴君，其恐怖统治在当代为希特勒所效仿。

纳尔逊

NELSON

1758—1805年

到明日此时，我要么获贵族头衔，要么荣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霍雷肖·纳尔逊

（于尼罗河河口海战前夜）

霍雷肖·纳尔逊是历史上最富胆识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他连战连胜，战功赫赫，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他的时代，纳尔逊颇受崇拜。虽然其复杂的爱情生活广为人知，但1805年他在特拉法加角打败法-西联合舰队，使英国免遭侵略，从此广受赞誉。在胜利前夕光荣战死的他，为自己在英国战斗英雄的万神庙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13岁那年，小纳尔逊的海军舰长叔叔带着他随“理智”号战舰一同出海。随后的八年里，纳尔逊在西印度群岛和远征北极的经历中学会了海军军官的必备技能。21岁那年，他成为了“欣钦布鲁克”号护卫舰的舰长。年轻时，纳尔逊勇猛过人而欠缺沉着，喜爱他或讨厌他的人均不在少数。

1793年，英国与尚在大革命中的法国开战，纳尔逊被派往地中海。次年，他在卡尔维包围战中被敌军炮击弹起的石块击中脸部，失去了右眼。1795年3月，他指挥配备64门重炮的“阿伽门农”号冲锋在前，俘获两艘法国战舰。

新任地中海舰队统帅约翰·杰维斯爵士的到来大大地助了纳尔逊一臂之力：杰维斯给了纳尔逊充分的自主权，让其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的圣文生角之战，纳尔逊冲在阵前，带领船队先后俘获西班牙战舰“圣尼古拉斯”号与“圣约瑟夫”号。此前从未有与纳尔逊同等军衔的军官如此身先士卒，这场胜利为他赢来了公众的赞誉、骑士身份与海军少将之位。

尽管有纳尔逊这般声名显赫的将领，英军水兵普遍士气低下，1797年间时有兵变。纳尔逊奉命指挥“提修斯”号，并又一次于阵前带领突击舰队冲锋陷阵。纳尔逊强大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军心，提振了士气，众将士感于其英勇无畏，称之为“纳尔逊精神”。纳尔逊在突袭圣克鲁兹的行动中负伤，右臂截肢。但在随后的1789年，他就在尼罗河之战中大胜法国舰队。是役，英军以寡敌众，炸毁了配备120门重炮的法军旗舰“东方”号，俘获和击毁战列舰十余艘、护卫舰两艘。纳尔逊写道：“胜利不足以形容此景。”战后，纳尔逊即受封为尼罗河男爵。全欧洲都在关注这场战争，而英军的卓越表现大大鼓舞了反法同盟。

1798—1800年，纳尔逊在西西里岛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一个名叫艾玛的女性的怀中度过的，传出了重大绯闻——艾玛是驻那不勒斯使臣、年迈的汉密尔顿爵士的妻子。1801年，汉密尔顿夫人为纳尔逊产下一个婴儿，而那天正是纳尔逊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出征丹麦舰队副统帅的日子。4月，英军在哥本哈根全歼丹麦舰队。当纳尔逊的上级、海军中将帕克打出旗语下令撤退时，纳尔逊将望远镜放在自己的瞎眼前，以此表示无视命令，此举后来被广为传颂。

战后，纳尔逊受封为子爵，受命返回地中海统领地中海舰队。1804年中大部分的时间，他在大西洋上追击法军，英国大众为之倾倒。荣归伦敦后，无论他到哪儿，民众皆夹道欢迎。

纳尔逊在1805年登上了其名誉的顶点。是年10月21日，他在特拉法加角海域面对宿敌维尔纳夫海军上将指挥的法--西联合舰队。纳尔逊以27艘舰船对阵敌军33艘舰船，并向己方打出旗语：“英格兰盼诸君尽忠。”历时五小时的战斗于正午打响，纳尔逊指挥有勇有谋、出其不意，英军在下午5点前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此战刚打响时，纳尔逊被敌军的步枪击中，子弹击穿了他的肺部，嵌入脊椎。4点30分，纳尔逊阵亡，据说死前他向身旁军官耳语：“吻我，哈代。”

威灵顿

WELLINGTON

1769—1852年

唯有一场败仗能及这场胜仗一半悲壮。

——威灵顿公爵

（从滑铁卢寄出的急件，1815年6月）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才干的将领之一，与克伦威尔、纳尔逊、马尔堡公爵齐名，跻身英国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列。他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血战是当时欧洲两个最杰出将领的较量，而最后的胜利——正如其所言，是他一生“最美妙的事，最惊险的胜利”。

韦尔斯利生于都柏林一个盎格鲁-爱尔兰贵族莫宁顿伯爵之家。他生来并无异禀，无论智力还是体力均是如此。17岁那年，他放弃了继续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在一场闹剧中将自己的小提琴付之一炬。后来，他参加了陆军，倚仗成功的哥哥，一路擢升，成为了一名中校团长。

1797年，韦尔斯利前往印度，在漫长的航行中学习战史和战法。这份努力得到了回报。1802年，他在阿萨耶（Assaye）对阵法军将领指挥的5万马拉塔精兵。血战中韦尔斯利大胆布下奇阵，最终以少胜多。后来，他称此役为自己在行伍中最出色的成绩。

1805年，重归故国的韦尔斯利被授予骑士身份。他娶了生性胆小、患有近视的吉蒂·帕克南为妻，但婚后生活并不快乐。短暂派驻丹麦与爱尔兰期间，韦尔斯利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然而1808年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几乎葬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与他一同指挥的无能将领让韦尔斯利大为光火，以至于未看清法国人的条款就在条约上签了字。事后，他被传讯接受质询，受到百般指责。时任战争大臣卡斯尔雷子爵为他求情，称其能以最小代价打有效战争，使他得以赦免。事后，卡斯尔雷授予其一职，正是在此职位上，韦尔斯利开始走向伟大。

在韦尔斯利派驻之地，英军的数量足够组织防守，也能包围大城镇与要塞，却没有足够力量使这些军事胜利为己所用。韦尔斯利在塔拉韦拉击败法军（因此受封为威灵顿子爵），并依靠秘密修筑的防御工事网络守住了里斯本。然而尽管英军连战连胜，在维梅鲁（Vimeiro）、布萨科（Busaco）、阿尔梅达（Almeida）及其他各地，威灵顿希望从葡萄牙挺进西班牙的计划均受挫。

局势在1812年出现转机。威灵顿攻占了马德里，并说服西班牙政府册封其为西军统帅。到1814年，法军已被逼退至法国边境。随后，威灵顿进入了拿破仑的法兰西。威灵顿使英军比法军组织更有效、补给更充足。他以严格纪律约束英军，并吸取在印度的教训，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西班牙人民的宗教信仰与财产。他称自己的士兵为地球上的渣滓。就这样，他将也许是法国最优秀的将领马塞纳元帅变成了自己的手下败将。至此，他从未与拿破仑正面交锋，也希望永远不必这么做。

威灵顿已是英格兰土地上最响亮的名字。他晋封为公爵，出使法国，代表英国出席维也纳会议，是欧洲诸国给予殊荣的对象。1815年，威灵顿终于赢来最终的考验。

此前一年，拿破仑退位，被流放于厄尔巴岛。如今他成功出逃，正招兵买马。欧洲诸国一致认为，能指挥反法联军、挫败拿破仑进攻荷兰计划的，非威灵顿莫属。然而面对将要指挥的部队，威灵顿却不以为然，称其“声名狼藉、弱不禁风、装备不良”。同时，他也对拿破仑的作战计划知之甚少。1815年6月15日，拿破仑大军开拔，毫不知情的威灵顿大吃一惊，惊呼：“天！拿破仑欺我也！”但当两军于三日后对垒之时，威灵顿已命全军组建起防御阵型。随后的战事中，法军连番冲击，依然不能攻破联军的铁阵。

战事漫长且艰难，布鲁彻元帅领导的普鲁士援军姗姗来迟，威灵顿手下的参谋伤亡殆尽，但他始终沉着冷静。后来他写道：“我从未在战斗中经历如此多磨难，也未曾离失败如此接近。”但威灵顿的这最后一战，最终取得的这场胜利，与他的名号一同响彻欧洲大陆。

威灵顿作为指挥官，因其消息灵通、冷静沉着、计划周密与临机应变而闻名，而他对战争的厌恶世人皆知。威灵顿善交际，女性朋友众多，外遇也不在少数，从贵妇到妓女均有，当中还有一名家喻户晓、兼为拿破仑情妇的法国女艺人。当此人威胁威灵顿要公开他们间的丑事时，公爵本人不屑地回答：“去吧，那又何妨！”

滑铁卢战役之后，威灵顿凭其威望已能左右政府。19世纪20年代，政坛已然成为这个保守的托利党人、改革反对者的新战场。他在1828—1830年间担任首相，这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但仍达成了天主教解放法令（这一法令代表了天主教徒的权利，对爱尔兰至关重要）。然而，他反对议会改革，以致后来不得不因此辞职。1834年，他又短暂地重返首相之位，同时兼任几乎各部部长[1]。1842年，他重任陆军总司令，并留在此位直到去世。

1852年，当威灵顿的灵柩被运往圣保罗大教堂时，前来吊唁的民众达到了150万之多。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写道：“英格兰的最后一个伟人去了。”

[1]　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的三个星期里，威灵顿担任临时首相和大部分部门的临时部长。他实际上集财政部大臣、内政部大臣、外交部大臣和陆军部大臣于一身。

拿破仑一世

NAPOLEON I

1769—1821年

拿破仑仅是区区凡人，却有着半神的一生！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与艾克曼谈话录》，1828年

拿破仑·波拿巴像一个巨人，驾驭着那个时代。亚历山大与查理曼之后，立志建立如此庞大帝国者再无他者。拿破仑妄图征服东起俄国至埃及一线，西起葡萄牙至英伦三岛一线，即便未能完全如愿，凭其傲人的军事才能，他仍将西班牙、荷兰、瑞士、意大利及德国大部分地区纳入法国领土。然而战事持续20年，死者逾600万。拿破仑的对手视之为暴君，其统治手段亦以压迫为主，但他给欧洲带来诸多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主张，如公制度量衡、宗教宽容、民族自决与《拿破仑法典》。他是个纯粹的贵族，但容许一切信仰与理念，只要政治牢牢在他掌控之中。拿破仑极少滥用权力，不怀怨恨，不滥杀无辜，然而数百万人依然死去了，因其无尽的野心与无休止的征伐。

童年的拿破仑桀骜不驯。从军校毕业后，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在出生地科西嘉岛服役。此后土伦一役中，拿破仑巧用炮兵打败英军，一战成名。两年后，拿破仑来到巴黎，统领炮兵部队参与镇压保王党势力，曾自夸凭几发“葡萄弹”就使满街的暴徒尽数退散。

1796年，拿破仑率军进入意大利，将奥地利人逐出隆巴尔迪，占领多个教皇国。此后他又进军奥地利，迫使其求和。在随后签订的和约中，法国将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与莱茵兰（Rhineland）收入囊中。此后，拿破仑更进一步，拿下威尼斯。

此时的拿破仑已被认为是法国未来的救世主，而他也确保共和国离不开他在军中的掌权。在他远征埃及、从英国人手中攫取利益时，政府欣然放假休业。1798—1799年间，拿破仑攻占马耳他，随后在金字塔之战中将四倍于己的埃及大军斩于马下。尽管法军在尼罗河一役后丢掉了地中海的制海权，拿破仑仍经埃及直取叙利亚。此时瘟疫在法军中蔓延，拿破仑攻取阿卡不成，战事宣告结束。进退之间，拿破仑的野心与铁腕手段表露无遗：撤退中屠杀奥斯曼土耳其俘虏，下令随军医官杀死己方伤兵。此番中东征战以惨淡收场，抛下大军回到法兰西的拿破仑却将此作为胜绩大肆宣扬，这段异国传奇也让他的权力再上一层楼。

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政权，成为共和国第一执政官。上任之初，他修缮道路，改进下水道，推行教育、税制、银行、法律等多项改革，当中尤以法律改革为重。《拿破仑法典》统一了法国法律制度，使其焕然一新，体系化的统治结构取代了封建旧制，法治成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1804年，拿破仑把皇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对外宣称是为了防止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计划进攻其欧洲敌人的支持者——英国，这一计划因法国海军在特拉法加被纳尔逊全歼而破产。然而，在陆地上，拿破仑依旧不可战胜，在乌尔姆战役（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年）与耶拿战役（1806年）中大败奥地利、俄国与普鲁士，迫使三国退出与英国的同盟，并在德国大部建立起莱茵联邦作为法国藩属。奥、俄、普三国国王皆屈服于拿破仑的武力，唯英国仍苦苦支撑。

此后，拿破仑的扩张开始呈现过度之势。他让自己的兄弟成为国王，将自己的将领晋封为亲王。1808年，拿破仑强行将自己的兄弟、此前曾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约瑟夫扶植为西班牙国王，此举激起了西班牙人民的武装反抗，英国随即派兵前来援助。此后数年，大批法军被英-西联军牵制于伊比利亚半岛而无法调动。

拿破仑娶了贵族寡妇约瑟芬·博阿尔内为妻，他爱她，而她却无法为他诞下子嗣。拿破仑被迫离婚，并计划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这是一桩尊贵而政治目的明确的婚事——正如他们在提尔西特商量好的那样，根基未稳的拿破仑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和沙皇的私交。然而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钦佩已大不如前了：俄国打算反抗法兰西的统治。亚历山大否决了这场婚事，拿破仑只得退而求其次，娶了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路易莎为拿破仑产下一子——罗马王拿破仑二世。法兰西第一帝国虽有了继承人，此时局势却正悄悄地发生变化，俄国开始从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线上撤离。

1812年，拿破仑组建起60万大军远征俄国，伴着出征的号角，他的自负也达到了顶峰。面对锋芒毕露的拿破仑大军，俄军避免正面交战，利用战略纵深后撤，同时采取坚壁清野战术。法军一路取胜，但损伤巨大。俄军在莫斯科城下筑起最后的防线，博罗迪诺战役最终成为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交战之一。拿破仑拿下了莫斯科，却无法迫使俄国人坐到谈判桌前。法军的补给线过长，俄国的严冬也降临了，拿破仑别无他法，只得在寒风中撤退。最终只有4万人回到了法国。

拿破仑的失利鼓舞了欧洲诸国，新的反法同盟又组建起来。联军在西班牙和莱比锡大败法军，并于1814年攻克巴黎，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然而拿破仑还不服输。他于次年逃离小岛，以胜利者的姿态北上巴黎。一路上，他对阻拦自己的士兵说：“若你们中有人想对你们的皇帝开枪，悉听尊便。”在旧部的拥护下，他重新登上了皇位。但好景不长，同年6月18日，滑铁卢一役终结了拿破仑的复辟，后称“百日王朝”结束。诚如联军统帅威灵顿公爵所言，此乃“最惊险的一战”，但无论如何，拿破仑的失败已无可挽回。

这位二度被摘下皇冠的前任皇帝被流放到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于1821年死于胃癌。后来，当威灵顿公爵被问到谁才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将领时，他答道：“现在、过去及任何时代，唯有拿破仑。”

贝多芬

BEETHOVEN

1770—1827年

甜蜜美妙的音乐啊，请你别停！

请别把我再一次推回那世界。

只有同你一起，才有美和安宁，

人间才可信，人的目标才明确。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

《听一支贝多芬的交响曲》，1928年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音乐风格介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在生命的最后30年里，他一直在同耳聋作斗争，因而他所作出的举世瞩目的贡献更加引人注目。他的九部交响曲将管弦乐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他后期所作的弦乐四重奏和钢琴鸣奏曲更是构成了古典音乐的伟大篇章。

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拥有佛兰德人血统。他的父亲约翰·凡·贝多芬和他的祖父都是服务于波恩大主教的宫廷乐师。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嗜酒如命，曾想将贝多芬这个次子作为神童去兜售，但最终没有成功。

不同于莫扎特，贝多芬的才气是慢慢磨砺出来的。9岁以前，贝多芬一直师从波恩的风琴师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宝·奈弗，学习编曲，并于14岁时正式成为了一名风琴师助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贝多芬来到了维也纳，见到了莫扎特，并为他当面演奏。但是不久，母亲病重的消息就传来了，他不得不返回波恩家中，却发现母亲已经因肺结核病逝。

从那时起，贝多芬就成为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愈来愈无能。贝多芬开始做富裕大臣的子嗣的家庭音乐教师，同时还在宫廷管弦乐团和当地剧院里演奏小提琴。他因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达官显贵，这其中就包括维也纳贵族、技艺精湛的音乐家费迪南德·华尔斯坦伯爵，他日后成为了贝多芬的朋友及资助人。也许正是在华尔斯坦伯爵的安排下，贝多芬来到了维也纳向作曲家海顿学习，而他的学费全部由他的伯乐、资助人华尔斯坦伯爵支付。1792年，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再也没回来过。

贝多芬专业的钢琴演奏深深感染了维也纳音乐沙龙的成员和那里的贵族，他演奏的曲目很广泛，人们认为他甚至比莫扎特更擅长于即席表演。那个阶段，他的编曲囊括了钢琴奏鸣曲、变奏曲、协奏曲以及他的前两部交响曲，这些都是受到他心目中的英雄——莫扎特和海顿——的影响而作出的。

自此一直到1802年，是贝多芬的早期创作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就了一些重要的、杰出的、优美的钢琴作品。不同于他晚期的那些作品，这一阶段的作品没有那么强烈的革新感。而此时他的耳聋问题也越加突出，不容忽视。他几近绝望，也许是自认为表演生涯到此将要结束，于是把重心放到了编曲上。

1824年的一天，当贝多芬躲在维也纳康顿剧院的后台偷偷观察他的《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表演时，独奏者在演奏结束后指向观众，向他示意观众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看到这一幕无声的褒奖，贝多芬流下了热泪。此刻的他已经完全失聪，再也听不到观众的欢呼与赞叹。

1796年开始，贝多芬就意识到了他的听力问题。那时候，他经常耳鸣，以至于不能听清声音、欣赏音乐或是正常会话。到了1802年，这一状况无疑已严重恶化。而听力有问题对于一名作曲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自从了解到严重程度后，他的心情更加阴郁。在他刚刚去世后，人们找到了他写于1802年夏天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在信中他写道：

啊，世人！你们说我为人粗暴、固执、厌世，这对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们不了解隐藏在外表下的原因……六年来我处在何等绝望的境地。庸医的治疗使我的病情更为恶化，我年复一年怀着好转的希望，但都落了空，最后不得不看出这是一种旷日持久的病症，治好它需要许多年，也许它就是一种不治之症。

据他所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还要追求艺术：“在没有完成我觉得有责任要完成的作品之前，我未曾想过逃离这个世界。”

虽然贝多芬听不到他所作的曲目，但是不断下降的听力却让他的作曲天分日益显现。他的中期作品以奋斗和英雄主义为主题，而在他耳聋后的第三阶段，即其晚期的作品中则表现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人生感悟。

1817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在此之后，他只能通过书写的方式和朋友交流。他留下的那些笔记本都是极具意义的历史资料，上面记录了他关于自己的音乐的想法、意见，以及正确的诠释方式。在他的配乐本上也存有相关笔记。

贝多芬的验尸报告显示，他的“内耳明显膨胀”，这也是他逐渐失聪的原因。后来，各种各样的解释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他感染了梅毒或是伤寒、小时候父亲的毒打给他造成了身体伤害，以及他为了保持清醒而把头浸入凉水中。

经过对他的头发的检测，人们发现其中的铅含量严重超标，这无疑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也许还解释了他为何情绪不稳定。贝多芬失聪的真正原因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他同命运作斗争，并建造出流芳百世的音乐世界，他是真英雄。

定居维也纳之后，贝多芬创作了一系列的经典之作。1803年，他所创作的《第三交响曲》本是用来歌颂拿破仑·波拿巴的，那时他的革命热情在贝多芬心中塑造了一个英雄形象。然而就在1804年5月，拿破仑宣布称帝，贝多芬大失所望，愤而取消了题词。但是这部激动人心而充满力量的交响曲却成为了贝多芬音乐道路上的一个路标。1806年发行时，它被改名为“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在创作中期写就了大量曲目，其中包括钢琴奏鸣曲《华德斯坦》《热情》《第四钢琴协奏曲》《祖莫夫斯基四重奏》《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歌剧《费德里奥》。他的第四、第五交响曲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尤其是《第五交响曲》，其主题世界闻名，是音乐创新性进程中的一个标志。同样具有创新意义的是他的《第六交响曲》，即《田园交响曲》，在这部交响曲中，贝多芬利用木管乐器模仿了当地乡下的鸟鸣声。第七、第八交响曲的问世，则标志着充斥着管弦乐名作的时代的终结。

而后，贝多芬的作品相对较少。因为受到耳聋的影响，1815年以后，他的晚期作品更多地是给人超凡的宁静和精神的升华。他最后所作的钢琴奏鸣曲的109、110和111章都是经典之作，他将复杂度和抒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了曲子中。另一方面，他于1824年作的《第九交响曲》则同《欢乐颂》结合在了一起。而在《欢乐颂》表演中，他让一整个唱诗班和独奏者相配合。他利用高亢、令人振奋而又有些奇怪的欢乐气氛激起了欧盟政府机构的热情。1826年，贝多芬完成了最后一部弦乐四重奏，而就在此时，他的监护对象，即他的侄子自杀未遂；他的肺炎、肝硬化病症也有所恶化。1827年3月，贝多芬与世长辞。

因为长期心情抑郁、情绪不稳定，贝多芬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他一生未娶——然而在他去世后，人们却发现了一封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信，因而很多人推测他有一个秘密的、已婚的情人。贝多芬的葬礼盛况空前，这与他作为闻名于欧洲的作曲家的身份相符——他是当时，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年

如同莎士比亚曾做的那样，她拣出人性的渣滓，然后以点石成金的文字，将之炼成真金。但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在众多贵族文学的追逐者中，怕是无一人如此超凡脱俗、不慕名利、毫不自负，一如简·奥斯汀。

——乔治·巴尼特·史密斯，

《绅士杂志》第258期，1895年

她是牧师的女儿，一个一生仅有六部著作的作者。简·奥斯汀从一个隐姓埋名的文人成为最受欢迎的英国女作家，其作品轻松诙谐而暗含讽刺，耐人寻味。这些关于爱情、礼节和婚姻的故事令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奥斯汀的小说观察细致、目光敏锐，诚为大师之作。她的讽刺中有一针见血的洞察力，以《傲慢与偏见》（1813年）那著名的开篇最为典型：“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诺丁汉的社交聚会，与其他地方的社交聚会一样，是年轻人和游兴之人的圣地，他们来这里看或是被看；在这当中不乏年纪轻轻就嫁了好人的。现在她们满足于坐下来，不饮酒，玩上一把惠斯特桥牌或是夸德里尔牌戏。”这便是她记录的时代——1814年的英格兰，上流社会和贵族们在无休止的娱乐中打发时光，目的只有一个：给后代撮合上一段好姻缘。

正如女权主义作家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言，女孩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被推到公众面前，只为“把一个适婚女子带入市场，她们被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彼此之间被频繁而细致地相互比较”。选择什么样的市场至关重要。一个谨慎的牧师会告诫他异父（母）的姐妹不要到牛津郡，因为那里“对年轻女子无动于衷”。对于有抱负的年轻女子或是那些父母有抱负的，伦敦才是她们的目的地。

在那个年代，人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等级。一个牧师的女儿，如简·奥斯汀，没有殷实的家境，没有广博的人脉，就不可能遇到，更不用说嫁给一个贵族公子。而那些有丰厚嫁妆的精英阶层的小姐们，则被不遗余力地保护起来，远离那些潜入伦敦上流舞会，想要勾搭上富有女继承人的下层人。

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明白，在终身大事的选择中，财产因素同个人喜恶同等重要。一个贵妇在1801年如此提醒自己的女儿：“若贫困来敲门，爱就会夺窗而逃。”在那个年代，成为一个绅士的底线是每年至少有280英镑的收入。然而这只够过一种生活——如当时的一位新娘所默默接受的那样：“远离社交的小家庭生活”。

即便是年收入有450英镑的绅士，也不得不苦苦挣扎以达到所在阶级的门槛：一幢在郊外的房子、在伦敦的寓所、不时地观看戏剧与歌剧、参加各种舞会与游园会。有一位身无分文的求婚者向他的爱人抱怨：“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都竭力将孩子嫁给富人而毫不考虑感情……令尊无疑要将你嫁给一个拿得出大笔聘礼、有马车和侍从、能让你过上高贵生活的人。”选择中，谨慎与爱情同等重要。害怕成为老处女的想法驱使女子们追求富足的婚姻，哪怕这段婚姻除金钱以外一无所有。

奥斯汀那愉快中带着保守的写作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情结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认为其构思巧妙的风俗喜剧已臻完美。

奥斯汀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第七个，一生都在这个人丁兴旺、充满友爱的大家庭中度过，或在汉普郡，或在巴思。乔治·巴尼特·史密斯在1895年写道：“她的一生并无波澜，如蜿蜒流过英格兰草场的清流。”她写平凡的时光，写乡间的人生与轶事，写凡人的困境与挣扎。畅销书《艾凡赫》的作者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为数不多的欣赏奥斯汀的同一时代的作家，他曾写道：“她有神来之笔，能将司空见惯之事与人变得妙趣横生。”奥斯汀也曾拼凑出当年流行的哥特式情节剧《诺桑觉寺》，以此突破文学必然关乎大人物、大事件、宏大情境的传统。她证明了小人物的对话也能有相同的魅力。她那对上流社会社交舞会的风趣描述隐藏着对社会的评价，而这评价的背后，是对社会需要、人的动机的敏锐观察和独到见解。

奥斯汀的笔下生活着最令人难忘的文学人物，一如《傲慢与偏见》中孤傲冷漠的达西先生、谄媚逢迎的柯林斯先生、沉不住气的班纳特太太和她那长期备受折磨的先生。班纳特太太那活泼好动、直来直去的女儿伊丽莎白可谓文学史上最迷人的女主角之一。《爱玛》（1816年）中不甚完美却心地善良的爱玛·伍德豪斯紧随其后。而最终，她也找到了能与自己互补的人生伴侣——理智而可敬的奈特利先生。

奥斯汀的小说也许有着大团圆的结局，但她也从不忘揭示那个时代妇女地位的真相：女人的命运由婚姻决定。正如夏洛特·卢卡斯与可笑的柯林斯先生的婚姻所揭示的那样：哪怕是嫁给一个差劲的丈夫，也好过做一个老处女。伊丽莎白·班纳特对这一传统的挑战则被定义为大胆而可敬的行为。一方面，我们看到伊丽莎白的智慧与魅力将会为她赢来一位丈夫（和稳固的贵族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伊丽莎白之外又会有几十个夏洛特，她们没有这般好运气，只得妥协。奥斯汀阐述了在看似平静的社会中可能发生在妇女身上的种种偏见、丑闻、不幸与误解，而因此丧失名誉与婚姻的妇女们又没有财产，只能依靠他人的施舍过活。奥斯汀还揭示了人们通过婚姻进入上流社会的本质，是这个僵化而势利的阶级对新成员的需要。

这位因其对爱情与婚姻的描写闻名的作家，现实中却终身未婚。事实上，她是个富有活力与魅力的女子。现存唯一的她的画像是她姐姐卡珊德拉所作。她曾有过至少两段颇为认真的感情。26岁时她曾与小自己5岁的遗产继承人哈里斯·比格-威瑟斯订婚。可威瑟斯[1]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不幸，思及要同这个男人共度余生，奥斯汀无法忍受，仅仅一天之后就取消了婚约。相传奥斯汀此后还有另外一段感情，这个男子是她的真爱。她那同样终身未婚的姐姐卡珊德拉在奥斯汀死后销毁了她的多数信件，真相也随之化成了灰烬。

奥斯汀放弃了婚姻，却做了她的主人公们从未考虑过的一个选择：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奥斯汀童年时即开始写作故事、趣闻、短文以娱乐家人。离开她深爱的老宅后的那段日子里，她一度停止写作，直到与母亲和妹妹重返汉普郡，她才重新捡起十年前中断的作品。于是《埃莉诺与玛丽安》成了《理智与情感》（1811年），《最初的印象》成了《傲慢与偏见》。在她那善于协商的哥哥的帮助下，她的作品以“一位女士”（a lady）的名义发表。她死后，《诺桑觉寺》与《劝导》也于1818年问世。奥斯汀的内向是出了名的，无论媒体和家人如何鼓励，她都拒绝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便如此，这位引人入胜的作家依然有无数的追捧者，当中还包括了当时的摄政王。她死后不久（推测死因为爱迪生氏病），其身份才被公之于众。

在这位卓越作家简短而平静的一生里，她的创作较之当年，于今日社会反而产生了更多共鸣。奥斯汀的崇拜者仍在不断增加，他们尝试挖掘更多关于这位难以捉摸的作者生前的细节，好莱坞也根据仅存的资料拍成了电影，试图重现那些失传的浪漫故事。不过大多数人都承认，有其小说足矣。这些充满谨慎、讽刺、风趣与同情的文字早已是衡量女性的标尺。

[1]　Withers，意为衰弱、枯萎。

夏卡

SHAKA

1787—1828年

夏卡的命令下达给了我们，他要处死一个站在我们旁边的人，而且我们无法获知其所犯何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天中最常发生的事。

——一位于1824年拜访夏卡的外科医生

夏卡是非洲南部祖鲁王国和祖鲁民族的创建者，也是一位残暴、偏执、记仇以及自取灭亡的独裁者。

夏卡从小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恐惧的不安定的环境中被坚强、称职却又饱受委屈的母亲抚养长大。他的父亲辛赞格科纳是祖鲁部族的酋长，却出人意料地娶了来自相邻部族——兰格尼（eLangeni）的一位低等级的女性。这段婚姻在夏卡6岁那年结束了，夏卡被母亲带回了兰格尼；然而，夏卡的母亲却因为不幸的婚姻而受到了自己部族的排斥。这位未来的领袖不仅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度过了青年时代，还不得不面对给他母亲带来耻辱的这段婚姻的羞辱。由于无力面对这样的处境，母子二人被迫流亡他乡，最终于1802年在姆蒂特瓦部族安了家。

23岁时，夏卡已经成为一个高大、强壮、能力突出的年轻人，他被姆蒂特瓦部族的酋长丁吉瓦斯约征为姆蒂特瓦军队的一员。从此，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作为一个战士，夏卡很快因为其才华和勇敢赢得了声誉，并且帮助姆蒂特瓦统治了很多小的部族，包括祖鲁。夏卡亲眼见证了丁吉瓦斯约对军队组织和纪律的改革，这些都令他终身受益。

1816年，有消息说夏卡的父亲去世了。丁吉瓦斯约免除了夏卡的军队服役，这样夏卡就可以回去要求祖鲁酋长之位的继承权。尽管在那时祖鲁只是南非东海岸的一个小部族，但夏卡对它有宏远的计划。

当夏卡回到祖鲁，他即刻镇压了内部的反对力量，然后着手将祖鲁人打造成战斗的部族。他重组了军队，并重新装备它，使之以运用有尖角的“水牛编阵”为特征。在部署时，这种队形有统一的作战目标：消灭敌军部队。

那时，大多数战斗属于小规模冲突，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指挥。夏卡纪律严明而几近残酷的方式，改变了部落战争。他的军队很快就让人闻风丧胆，他开始利用他的军队重画南非版图。

夏卡的愤怒首先波及那些与祖鲁相邻的、非洲东海岸的部落，包括兰格尼。夏卡对那些曾经在他还是孩童时期给他母亲造成痛苦的人展开了可怕的报复。他将那些部族的酋长钉在了从他们自己的防护篱上劈下来的木桩上。

胜利接踵而来，每一场胜利之后，夏卡都会吸收被征服部族的人进入他的军队。一年内，在他的指挥下，军队规模达到了最初的四倍。1817年，当时仍是夏卡名义上的君主的丁吉瓦斯约被其对手恩万德维（Ndwandwe）部族的酋长兹温德杀害。其后，夏卡不受限制的扩张之路日渐清晰起来。

从那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部族被征服，土地被蹂躏，那些阻挡夏卡征服道路的人都面临残酷的抉择：屈从、逃走或是死亡。这个地区的主要部族（包括恩万德维）与许多祖鲁部族南部的小部落都被彻底击溃。到1823年时，夏卡已摧毁了非洲东南部的大部分部族。

受到波及的不只是与夏卡的部队正面交锋的部族。几千人因惊恐于夏卡部队的劫掠而奔逃非洲内陆，这实质上撕裂了非洲内部既定的部落结构和社会框架。在其后的“姆菲卡尼”[1]中，大约200万人因这一内部“瓜分非洲”的争端而丧命。

最糟糕的还在后面。1827年，夏卡的母亲去世，这位战争领袖的行为完全失控。他不再关注于建立一个庞大的祖鲁王国，而是寻求将母亲死亡带给自己的痛苦尽可能地发泄在他人身上。在第一阶段的举国哀悼的过程中，大约7000名祖鲁人被杀。怀孕的妇女连同她们的丈夫一起被杀害，甚至家畜都被愤怒的夏卡派人屠宰。

死亡与毁灭变成了唯一能给予夏卡生活意义的事情，他放纵军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发动战争与屠杀。1828年，夏卡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刺杀，宣告了这场暴力的结束。曾经被给予希望的人生就这样在耻辱中终结了：这位一度伟大的领袖在被长矛刺死之后，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掩埋于深坑之中。

夏卡生前管理着超过25万人口，并且能够召集5万人规模的军队。他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但普通非洲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夏卡无限的野心。在他死之前，夏卡与英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并没有与南非白人（布尔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丁冈继承了他的王位，并在纳塔尔（Natal）引发了与布尔人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在初次获胜后，一支上千人规模的祖鲁部队在1838年12月的血河战役中被一小批布尔人的部队击败，这一事件引发了祖鲁内部丁冈与姆潘德（夏卡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内战。姆潘德组成了与布尔人的军事联盟，并成功推翻了丁冈。在之后的十几年中，布尔人控制了祖鲁王国大部分地区，但1843年英国正式吞并纳塔尔后，把这些土地归还给了祖鲁。

之后，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对祖鲁王国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实际上，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防止祖鲁王国因布尔人的扩张而分裂。然而1879年1月，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两年前，布尔人吞并了德兰士瓦，为了安抚南非白人，英国挑起了祖鲁战争。他们命令祖鲁的国王塞奇瓦约（姆潘德之子）在30天内遣散军队；当他拒绝合作时，战争就开始了。

到1879年9月时，塞奇瓦约已经被俘，其领土也被英国控制（此前不久，英国军队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中遭受失败，同时被围困在罗克渡口——此役因在1964年被拍成电影《祖鲁》而被世人铭记）。接下来几年局势仍动荡不安，形成一个独立的祖鲁国家已几乎无望。1887年，祖鲁被正式纳入英国版图，这代表着祖鲁王国的一去不返。

[1]　姆菲卡尼（Mfecane），19世纪初期，非洲南部的部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水源出现的持续战乱。

拜伦

BYRON

1788—1824年

其才能无限，其施展才能之欲亦无限。不可压抑的灵感与冲动，天才亦不可及。

——托马斯·摩尔在《拜伦勋爵的一生》中如此描述

拜伦勋爵，时髦而沉思的诗人，浪漫主义英雄的典范。女人们竭力维护他，社会既着迷又愤怒地看着这位贵族圈外人颠覆传统。看似生活堕落而为人诟病，却因脆弱、傲慢、风趣、耀眼和勇敢而具有令人无可抗拒的魅力，拜伦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雄形象。而其炽热的、洋溢的诗才成就了他的不朽。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正如他在未完成的杰作《唐璜》中所写的那样，是“诗歌王国的拿破仑”。这个能在饱餐一顿后速成60—80节长诗的写手像龙卷风一般横扫了英国文学界。1812年，《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篇一经发行即告售罄。这个20岁的诗人写道：“一觉醒来，已成名矣。”

拜伦是浪漫主义的领军者。《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悲伤的失意、《唐璜》中无情的嘲弄，是对社会虚假之讥讽，是郁郁不得志的感伤。

我非自我，

而为周遭一隅；

高山是情，

呜呜低鸣，

是尘世之劫。

人们猜，拜伦就是《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迷茫失意的主人公，不安地游荡于世间。现实中，拜伦的一生亦足够浪漫。他是放荡不羁、魅力非凡的“疯狂的杰克”——约翰·拜伦船长——之子。他在亚伯丁长大，和寡妇母亲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那富有的叔祖父的死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没教养、跛足的10岁男孩被带回英格兰，继承了“纽斯特德寺院”（Newstead Abbey）的华丽宅邸以及拜伦勋爵之位。

坐在角落，闷闷不乐地凝视天空，纤瘦、苍白而俊秀的拜伦吸引了上流社会的女性。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安娜说：“他是女人们聊天的唯一主题，男人们嫉妒的对象。”拜伦情史丰富，俘获一众芳心。卡罗琳·兰姆女士疯狂地爱他，会在街上等他参加完一个她没被邀请的聚会；另一位爱人，半老徐娘牛津女士（Lady Oxford），则是他激进主义的源泉。

“疯狂、危险、劣迹斑斑”是卡罗琳·兰姆对他的著名评价。拜伦让社会为之震惊，他本人对此却无丝毫不安。有人批评他的《唐璜》是“罪恶的赞歌”，他毫不在意：“社会总是时不时地堕落一番，我毫无办法。”拜伦（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活在“声色之欲的深渊”。他堕落、腐败，常常穿成修道士的模样与朋友在“纽斯特德寺院”豪饮，因而声名狼藉。战争英雄威灵顿公爵对此评价道：“无谓至极。”

专横的母亲与童年时照顾他的梅·葛莉对他的性侵犯造成了他的交往障碍。他总在渴望新的刺激、新的情人，不论男女。他爱得快，失望得也快。奥古斯塔·李是拜伦一生的挚爱，她的女儿很可能就是与他所生，但同时她又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对其他女人，拜伦可谓无情至极。他与挚友雪莱的嫂子有过一段痛苦的关系，他让她怀孕，又拒绝了她。这段风流韵事给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他极爱这个孩子，把她安置在一座意大利修道院，但她5岁时死在了那里。拜伦与不苟言笑的安娜贝尔·米尔班克的婚姻是一场灾难——不出一年就因拜伦婚后暴力、乱伦通奸和双性恋而破裂。关于他双性恋的传闻尽人皆知，以至于在1816年，拜伦在人们的逼迫下远走他乡，离开了他尚年幼的女儿奥古斯塔·艾达，从此不得相见。

在威尼斯，拜伦夜晚沿着大运河游泳回家，推着一块上面放有蜡烛的木板照明。这个曾在剑桥的居室中养过熊的男人住在一座华丽的宫殿里，却把它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动物园。雪莱曾给这里的“家庭成员”列过一个清单：“十匹马、八只大狗、三只猴子、五只猫、一只鹰、一头奶牛、一只隼……刚刚在主楼梯上遇到了五只孔雀，两只珍珠鸡以及一只埃及苍鹭。”

前来拜访拜伦的人络绎不绝。一些人发现他胖了、老了，但与一位激进的意大利女伯爵的火热关系让他恢复了活力。他又一次闲不住了，投入到了新的事业中——为希腊争取独立，为此他倾注了金钱与他的灵魂。在希腊的迈索隆吉，放荡不羁的生活终于耗尽了他的生命，一次发热带走了他的灵魂。这位让欧洲为之愤怒和倾倒的诗人，在36岁的英年走到了生命尽头。

巴尔扎克

BALZAC

1799—1850年

人谓我深沉，却想只用五分钟来了解我，实在是无礼。独与卿言，我非深沉，然甚宽广，若想了解我需颇费点时间。

——巴尔扎克（致玛菲女伯爵的一封信，1837年）

巴尔扎克是最多产的文学巨匠之一。其巨作《人间喜剧》由近100部作品组成，包含超过2000个人物，这一组合便是从首都巴黎到偏远乡村的法国现实的再现。巴尔扎克将小说变成了一种伟大的艺术，使它能展现世间万物的所有色彩和细节。若无巴尔扎克，则无普鲁斯特、左拉等作家的名作。巴尔扎克，这位体态圆胖的、和蔼的、醉心于写作的天才，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可称得上是现代小说之父。

一个平凡的孩子，有着一个貌美却令人讨厌的母亲及一个自我放纵的父亲，年幼时的巴尔扎克身上毫无成为伟人的特征。从学校毕业后，巴尔扎克成为了一名法律书记员，这显然不能使这个富有雄心却不得志的青年人感到满足。19岁时，他决心成为一名作家。他来到巴黎，打算像作家一般生活。他的几次营生均告失败，这加深了他对城市的认知。他债台高筑，躲避债主、濒临破产是家常便饭。

他的生活唯独缺少这么一样：成功。巴尔扎克的第一部作品《克伦威尔》——一部描写英格兰共和国（1649—1660年）的领袖的悲剧长诗——惨遭失败，这让巴尔扎克一家陷入了绝境。到1822年时，他已完成了几部作品，同样无人问津。整个19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基本上尽是些粗制滥造的无病呻吟与哗众取宠，或是沃尔特·司各特风格的历史小说，当中一些是以笔名发表，其他的则根本没有署名。没有人能看得出巴尔扎克会成为文学巨擘。

但在1830年左右，一种新的变革性的小说概念在他的脑海里成型了。一些作家曾尝试让同样的角色延续至多部作品，唯独巴尔扎克将这个概念用于他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力作。这个理念让他欣喜若狂，他觉得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横跨他所有小说的独立世界。据说，他突发此奇想时，一口气跑到了姐姐洛尔在塞纳河右岸的家，一路高喊：“看好了！我将成为一名天才！”

经过不懈的努力，巴尔扎克很快就开始发表有意义的作品。他精力过人，每天能连续写作18小时，靠50杯咖啡保持精神亢奋。他自称是“笔墨的囚犯”，他人则说他是文学界的“拿破仑”。写作14000字的《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他仅用了一个晚上。他还是出版商眼中疯狂的修稿者，每部作品都要改上六七次。

他以超凡的叙述能力写下了《人间喜剧》中的各个故事。他极富幽默感，醉心于对角色、情景和地点的描写。《高老头》（1835年）讲述了一个贫穷乡下男孩与一个将一切都献给了女儿的老头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让巴黎活了过来：

拉斯蒂涅独自一人，几步踱到了墓地的高处。眼下，巴黎沿着蜿蜒的塞纳河延伸开去。城里的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来了。他近乎贪婪地凝视着旺多姆广场的圆柱与荣军院之间的那片地方。那是他梦想要征服的壮美世界。

巴尔扎克的过人想象及极富张力的描写奠定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基调。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巴尔扎克“不是复制生活，而是创造了生活”。《人间喜剧》中的世界从巴黎延伸到法国乡村，人物丰富，不仅有像拉斯蒂涅这样在巴黎追逐着成功的乡村青年，亦有官员、警察、妓女、老处女、贵族、农民、演员以及旅馆老板，用巴尔扎克的话说，有“私生活、巴黎人的生活、政治生活，还有军队生活”。他还创造了最令人难忘的反派人物，如伏脱冷——一个成了警察局长的双性恋与犯罪高手，改编自现实原型维克多。正是巴尔扎克表达了“在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有一道深重罪孽”。《人间喜剧》囊括众多故事，《欧也妮·葛朗台》（1833年）、《高老头》、《幻灭》（1837年）、《贝姨》（1846年），以及《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年）均是当中的名篇。

23岁时，巴尔扎克爱上了他辅导的几个孩子的45岁的母亲。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理想中的女性。最终他找到了，她便是波兰伯爵夫人埃维莉娜·韩斯卡。在与她保持了15年浪漫的通信后，他们结婚了。然而，1850年3月他们结婚时，巴尔扎克只剩不到五个月的生命了。8月，积劳成疾的巴尔扎克撒手人寰。在其葬礼上，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纪念道：“他是祖国最灿烂的一颗明星。”此番颂词，颇为贴切。

普希金

PUSHKIN

1799—1837年

一个诗人死了：

一个荣誉的奴隶，

被诽谤的谣言击倒，

胸口留有一颗子弹以及对复仇的渴望，

他骄傲的头颅现在低垂下来了，

诗人的精神不能够忍受，

一点点的诽谤所带来的羞辱……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

致普希金的敬辞

亚历山大·普希金是浪漫主义诗人眼中英雄般的偶像。他是感情丰富、才华横溢、聪明尖刻、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他是女人多情的情人，是忠于自己艺术的暴政牺牲者。他是官僚铁腕下创新精神胜利的象征。现代俄罗斯的创建——俄罗斯的文化、语言和形象，他功不可没。同时，他亦书写历史和创作短篇小说。

普遍认为，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的俄语造诣高深，融古典与现代、方言与正统于一炉，适时地发明新词汇，任何翻译均不能将之完全体现。其语言简洁而意味深长，改变了俄国人——无论作家还是普通民众——对语言的运用。

作为一个旧贵族家庭矜贵的儿子，普希金14岁即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名声大噪。六年后，他的浪漫主义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横空出世，打破了当时一切文学旧习，大获成功。俄国保守诗派领袖瓦西里·茹科夫斯基曾赠予普希金一幅自己的画像，上面写道：“致青出于蓝者。”在十几岁时，刚刚走出青春期的普希金已是公认的杰出诗人。

凭着惊人的精力与干劲，普希金成为了俄国文学的改革者，以非凡的文字劈开了宗教和审查制度的枷锁，奠定了现代俄国文学的根基。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5—1832年）被许多人认为是最优秀的俄国小说。以俄国为背景、以俄国人民为主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走出了摆脱寓言传统、迈向现实主义的决定性一步，此后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所延续。这是一个关于乡下来的美丽姑娘塔蒂科娜赫与愤世嫉俗的纨绔子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奥涅金的爱情故事。他与她调情；她坠入了爱河；他拒绝了她，并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她姐姐的未婚夫（这预言了普希金本人之死）。多年后，奥涅金再度与她相遇，她已是圣彼得堡大公夫人、社交名媛、嫁入豪门的贵妇。他意识到，他爱着她。她却回答：“我爱你，奈何已为人妻。”奥涅金的心碎了，他“就像被天火灼烧，痛心疾首，忍受着如同暴风雨一般的思念”。这两个人物角色已然成为经典，然而更为永恒的是两人悲剧般的爱情——真爱不死，却不得相许。

这位诗歌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英雄的典范。他富有同情心，善于社交，是“十二月党人”的智囊。这是一个由贵族组成，密谋反抗沙皇暴政的组织。组织成员因自由主义的观点闻名，同样有名的还有他们酗酒、赌博以及沉迷女色。

普希金的作品给俄国人对历史、戏剧，特别是对作家的认识带来了变革。普希金从不低看自己的成就，他是第一批给自己编文集的俄国作家之一。在他死后一年，一位评论家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必须有一套普希金全集，否则他无权被称作受过教育或是俄国人。”

俄国的独裁者企图将激进主义扼杀掉。普希金，正如他自己所言，“连着受了六年的压迫，承受被开除公职之耻，因一封被截获的信里的两行文字而被流放异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敖德萨、摩尔达维亚、高加索异域的浪漫情调激发了他的灵感。同时他也艳遇不断，用诗歌、手稿，甚至名单记录下自己的情史，其中包括新任俄国总督米西尔·沃隆佐夫公爵的夫人李斯·沃隆佐娃，以及凯瑟琳女王（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波将金的侄孙女——据说他们诞下一个孩子，他还为这个孩子写了首名为“塔里斯曼”的诗。

美景与美人并没有使普希金忘记审查制度和当局监视，以及它们将会变得愈发严苛的事实。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失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这一代人自由的梦想毁于铁面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之手。当沙皇许诺改革时，被审查与流放压制了十年的普希金相信了，做了沙皇的私人审查官。

打压没有摧毁普希金，宠幸却真正击倒了他。在沙皇严厉的个人审查下，普希金几乎失去了所有话语权。这个富有激情的激进诗人越发觉得自己失宠了，多次请求隐退而不能如愿。只有把他留在宫廷，才能真正控制住他。此外，半个宫廷，包括沙皇本人都痴迷于普希金的娇妻娜塔莉娅。普希金越发感到痛苦不堪，终日饮酒赌博。

普希金浪漫的死亡将他从一个英雄变为了一个传奇。1837年的2月，粗鄙的马屁精乔治追求娜塔莉娅遭到断然拒绝，这个气急败坏的法国人公开侮辱了她并且要求同她丈夫决斗。郁闷了数月的普希金求之不得，欣然接受。在随后的决斗中，普希金受了致命伤，于两天后死去，终年38岁。

为了自由而战，为了爱情而死，这位富有激情、魅力非凡的激进诗人在俄国受到了神明般的敬仰。他的雕像被树立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甚至在严冬也被鲜花装饰。他曾在诗歌《纪念碑》中写道：“我的名声将传遍俄国大地／我将不朽……”大概，他也是个预言家吧。

大仲马和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PÈRE＆FILS

1802—1870年和1824—1895年

仲马之功绩……响彻寰宇。仲马之名不仅属于法国，更属于欧洲；不仅属于欧洲，更属于宇宙……亚历山大·仲马是文明的播种者。

——维克多·雨果

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天马行空的想象令世人着迷。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同他笔下的角色一样富有生气。他鄙视文学虚假，始终不折不挠，昂首阔步地过完了如同他的小说般富有戏剧性的一生。

翻开大仲马热情洋溢的历史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浪漫、冒险、勇气与无畏。滑稽与尖刻可能在一瞬间共存，又在下一瞬被神秘与恐惧吞没，它们能激发每一种情感，除了乏味。大仲马创作了最激动人心的情节：《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铁面人》，比比皆是。他将真实与虚构融于一炉，用从旧书中收集的零散的资料来渲染不朽的人物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他丰富的想象力使达达尼昂、埃德蒙·丹特斯的名字和路易十四、黎塞留一样被人熟知。

大仲马的父亲是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克里奥尔将军（一位侯爵的私生子），母亲是一个旅馆老板的女儿。考虑到其家境，大仲马小说中特有的浪漫、大胆、叛逆和阴谋就不足为奇了。4岁丧父的大仲马成长在法国小山村维勒科特莱，他父亲“黑伯爵”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将军，因耿直而被罢黜，且英年早逝。

托马斯·亚历山大·达维·德·拉·佩耶特里是一个诺曼侯爵与黑奴女孩生的儿子。1762年，托马斯出生在法属圣多米尼克（今海地）。12岁时，母亲去世，他由母族抚养成人。18岁时，托马斯被父亲带到法国接受贵族教育。但1786年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入伍时，他使用了他母亲的姓——仲马，以侮辱父族的名声。

当法国等级森严的旧制度在大革命中分崩离析时，托马斯在军中加官晋爵。在法国旺代、意大利以及埃及战场上智勇双全的指挥让他在31岁时就获得了将军军衔。然而当1802年宫廷命他去圣多米尼克镇压奴隶起义时，他拒绝了，为此拿破仑的君威降临在了他身上。

失宠后，托马斯退隐回乡，回到了妻子身边。1789年，他随军住宿在维勒-科特莱一个小旅馆时认识了老板的女儿，这个女子嫁给了他。1806年，这位被贫穷和病痛折磨着的人杰死了，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一对年幼的儿女，终年44岁。

“黑伯爵”的遗孀独自在贫穷中抚养着两个孩子。当大仲马最终来到巴黎时，人们嘲笑这个混血的粗野乡下人的卷曲棕发和过时打扮。父亲从前的朋友推脱他资助的恳求。仅有的运气使他得以留在巴黎：优美的笔迹让他谋得了奥尔良公爵——后来的路易·菲利普国王（1830—1848年）——办公室书记员的差事。这份工作给了他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写作，他相信这能使他赚大钱。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1829年，《亨利三世及其宫廷》让他一夜成名。

自称“罗曼史之王”的大仲马给读者带来奇妙的空想主义。他拥护浪漫主义，认为戏剧“首先是想象”。他拒绝传统法国戏剧死板的叙述和哲理性的独白。他的人物在舞台上热情地战斗、哭泣、做爱以及死去，胜利的高潮使观众们兴奋得发狂。当大仲马开始写小说，他的想象迷倒了整个巴黎。《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同时出现，每日一集的情节和剧情马上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焦点。两部小说不仅情节跌宕，当中的角色也充满活力——火枪手阿多斯、波尔托斯、阿拉密斯和达达尼昂，真诚美丽的米拉蒂以及基督山伯爵，今日看来仍栩栩如生。

《三个火枪手》中的达达尼昂是个来自加斯科尼乡下自大而又迷人的剑客，他加入了国王的部队，与黎塞留大主教等一干敌人作斗争。《基督山伯爵》中，清白的丹特斯被打入了孤岛上的伊夫堡监狱，在那里，一位老囚犯助他越狱——“逃离了基督山岛上的死亡”——并得到了埋藏的宝藏以及神秘的头衔。在这个经典的复仇故事中，成为了基督山伯爵的丹特斯，返回社会，寻求公正。

最成功的时候，大仲马是巴黎文学的巨星。他的肖像被印在大奖章和木刻画上。他的工作室摆满了鲜花，挤满了访客。穿着奢华的斗篷，挥舞着精致的手杖，养着多如动物园般的奇特宠物以及一个接一个迷人的情妇，大仲马是讽刺画最完美的主题。这些漫画常常过于尖刻，有时甚至带着种族歧视。但他的慷慨、如孩童般的敏感以及夸张的天真，让他在受到诸多嘲笑的同时也深受爱戴。

批评者嘲笑他受欢迎是因为其作品平民化，数量虽多却粗制滥造。他从未在法国艺术的圣殿——法兰西学院——学习过。报纸和文章批判他是“小说工厂”的工头，因为他有合作者。他的助手的确做了一些调研和拟稿的工作，但他才是文字的炼金术士。他疯狂地写着，这些潦草的文字充满浪漫、悬念以及幽默——这些是其作品独有的魔力。大仲马从不作修改。他写作是为了予人欢乐、使人着迷，消遣这平凡无趣的生活。他做到了。另一位文学巨匠雨果写道：“它丰富了灵魂、思想、智慧。”大仲马“创造了人们对阅读的渴望”。

大仲马对来自那些没他成功的人的诽谤毫不在意。他放弃了那个对他来说可有可无的贵族头衔，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头衔。他有自己的格言——“吾爱爱吾之人”，这句话被刻在了“基督山”——一座他为了纪念自己的成功而修建的豪华城堡——巨大的石刻上。

他从未尝试稳定的生活。高筑的债台使他不得不卖掉“基督山”。弥留之际，他不无自嘲地说：“我带着24法郎来到巴黎，离去时剩下的钱跟那时一样多。”随着文学风格的变迁，他那充满打斗、斗篷与宝剑的罗曼史不再那么受欢迎了，但他并没有因命运的无常而泄气。压迫不能让他噤声，厄运不能将他打倒，他继续写作，创办了杂志，并且开始授课。他甚至参与了加里波第统一意大利的征战。

当大仲马死在他那孝顺的儿子位于普伊山的家中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如此写道：“仿佛我们所有人都失去了一位朋友。”这个“满怀深情、受人爱戴的灵魂”“伟大的魔术师”创造了“书写未知世界”的杰作。

大仲马的儿子同样在文学界青史留名。1822年，20岁的大仲马前往巴黎打拼并且很快就有了第一个情妇：玛丽·凯瑟琳·拉贝，一个住在他对门的裁缝。小仲马正是这段风流韵事的产物。在他6岁时，父亲正式承认了他，在一场艰难的官司中赢得了他的抚养权。（父亲和儿子都叫亚历山大，都是作家，因而以“大”“小”区分。）父亲深爱着儿子，让他接受最昂贵的教育（尽管他并不能阻止他儿子因为血统不纯而受到同学的嘲笑）。对于母亲的失子之痛，日后小仲马将会在其作品中不断谈及。

小仲马对父亲甚为仰慕，然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父亲不同。小仲马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善于写作道德小说和戏剧，这让他颇得法国文坛的喜爱。他年轻时与妓女玛丽亚·普莱西斯的情事催生了名作《茶花女》（1848年），一个年轻人爱上一个美丽妓女的故事。这段爱情被年轻人的父亲阻止，她最终死于肺结核。威尔第将之改编为歌剧《茶花女》（1853年），并由莎拉·伯恩哈特、葛丽泰·嘉宝、伊莎贝拉·于佩尔分别演绎了八个不同的电影版本。

仲马父子均创作了伟大的作品，但是父亲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显然更胜一筹——广为流传且广受欢迎，至今仍是畅销书籍和无数电影的主题。2002年，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主持了大仲马遗体的迁墓仪式，共和国卫队穿着火枪手的服装，缓缓将大仲马的遗骸移入先贤祠。“与你同在，”总统说，“我们是达达尼昂与基督山伯爵！”

迪斯雷利

DISRAELI

1804—1881年

迪斯雷利先生……对我总是非常友好，有着作为一个国家首相面对君主应有的一切风度……他富有诗意，浪漫，具有骑士精神。当他跪下，用双手捧起我的手并亲吻时，他会说：“出于爱的忠诚与信念。”

——维多利亚女王

给女儿普鲁士王储维多利亚公主的信

（1868年3月4日）

在众多英国领导人中，有一位堪称翘楚。他是最精通文学与最机智的一位，他就是本杰明·迪斯雷利，人们和妻子口中的“迪兹”，一个由冒险家成长起来的英雄政治家、杰出议员与雄辩的演讲家。在其领导下，保守党发展出了此后被沿用超过一个世纪的指导思想：坚定地支持君主政体、支持君权、支持英国教会，但承诺通过社会改革来维护国家统一。尽管在1817年受洗成为基督徒，迪斯雷利仍是英国仅有的犹太人首相，为此他很引以为傲。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我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间那空白的一页。”面对议会中反犹分子的嘲讽，他骄傲地回应：“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然而当诸位阁下的祖先们在一个未知的岛上像野蛮人一般活着时，我的祖先已经是所罗门圣殿里的拉比。”

迪斯雷利是个大器晚成的政治家，他的大多数政治成就都是颇晚才实现的。作为作家伊萨克·迪斯雷利的儿子，他在早年以一个潇洒的文学家、一个拥有拜伦式腔调的人和一个金融投机者为人所熟知。（事实上，他和温斯顿·丘吉尔是不列颠领导人当中为数不多的杰出文学家。）他曾说：“当我想读一本书时，我就会写一本。”他的作品包括了浪漫主义小说和政治小说，当中最著名的是《康宁斯比》。写作让他获利颇丰。他曾到奥斯曼土耳其旅行并参观耶路撒冷。在那里，他重新发现并塑造了其犹太托利党人的形象。他曾因奢华的着装和自负而出名，这让他树敌与交友一样多。他的经济状况不稳定，感情生活也乱作一团，一度生活在三角关系中：与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勋爵共享情妇——已婚的汉丽埃塔·赛克斯夫人。这与他的主要对手——W.E．格莱斯顿（W.E. Gladstone）节制严肃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个与迪斯雷利有着激烈斗争关系的自由党领袖晚婚，虽没有孩子，但婚姻幸福。

1837年，迪斯雷利进入议会。他的第一次议会演讲是场灾难：这个穿着绿色天鹅绒服装的男人被淹没在嘘声中。“你们都将会听我的。”他边坐下边说道。不久之后，他就成为了众人眼中卓越的演说家及圆滑的政治家。1846年，他无视党派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的指示，反对废除谷物法，这极大地加速了保守党的分裂。1852年，保守党组建少数党政府时，德比伯爵任命迪斯雷利为财政大臣。但他的第一份预算就遭议会否决，德比内阁组建后仅十个月就集体辞职了。迪斯雷利后来又在德比手下做了两任财政大臣，任期分别是1858—1859年和1866—1868年。

1867年，60多岁“高龄”的迪斯雷利才为后代做了第一个伟大贡献：与德比联手推动了“1867改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使拥有投票权的人几乎增加了一倍（尽管该法案没有赋予妇女投票权），并奠定了英国两党制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保守党与自由党互相对抗的局面。1868年，当德比因病辞去首相职位时，迪斯雷利顺理成章地被选为保守党及政府领袖。然而他的首相生涯颇为短暂——当年年末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就卷土重来，重掌大权。

在又一个六年的反对党生涯后，迪斯雷利重回首相职位（1874—1880年）。他说道：“我已经攀登到了最高点。”这一次保守党在议会取得了多数席位，女王陛下也对迪斯雷利颇为宠爱——这与她厌恶格莱斯顿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开玩笑道，与王室相处有必要“用泥刀涂抹恭维”。在女王面前，他总以“我们这些作家，陛下”自谦。1867年，迪斯雷利为女王赢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随后受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对于自己在上议院的席位，他无不戏谑地将之形容为“像死了一样，但也是在极乐之地”。在外交领域，他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英国确实很伟大”的印象。他买下了苏伊士运河最大的股权，由此保护了英国通往印度的航运利益。在欧洲政坛，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成为“欧洲病夫”后，他巧妙地牵制了野心勃勃的俄国。

迪斯雷利最富影响的成就之一是为建立英国殖民帝国立了大功。他大力推广殖民扩张政策。他深信英国在世界政治中有着独特和卓越的地位。这一信念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一定程度地得到了体现：在那里，他巧妙地主导了俄-土问题以及巴尔干地区民族起义问题的解决，既维护了和平又扼制了俄国的扩张野心。他还将塞浦路斯收入英国旗下。连德国的宰相俾斯麦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老犹太人是个人物。”“老巫师”迪斯雷利在会后回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迪斯雷利与格莱斯顿的长期不和贯穿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称后者为“没有原则的疯子……嫉妒、恶毒、虚伪和迷信的完美结合”。对于后者来说，前者亦是如此。格莱斯顿将迪斯雷利1880年的失败比喻为“意大利罗曼史中雄伟城堡的崩塌”。尽管格莱斯顿比迪斯雷利活得更久且四任首相（最后一任在1892—1894年），但无论魅力、视野还是风格，他都无法与之媲美。

加里波第

GARIBALDI

1807—1882年

想要同侵略者继续抗争的，随我来。我无法给你们荣誉和报酬，只有饥饿、干渴、强行军、战斗和死亡。爱国者们，随我来。

——加里波第在逃离罗马时告诉他的追随者

（引自朱塞佩·圭尔佐尼，《加里波第》第一卷，1882年）

一位特立独行的非正规军队的领导者、一位永不低头的人民的解放者，加里波第传奇般的一生在战斗和冒险中度过。他有着同样英伟的事业与功勋：将长期受压迫、分裂的意大利诸邦从腐败的暴君和陈腐的封建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段时间被称为“复兴时代”。在加里波第领导下，“红衫军”高歌猛进，对掌控着大片意大利国土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加里波第出生在尼斯。尼斯在1814—1860年之间归属于意大利撒丁王国。为了躲避神学院式的教育，他离家出走，随后在一次海岸贸易会中与父亲相聚。加里波第20出头就当了船长。约25岁时，受到共和拥护者朱塞佩·马志尼的影响，他参加了意大利青年运动，密谋策划了1834年的热那亚起义。然而计划泄露，加里波第被迫出逃。受到其他国家解放事业的吸引，他流亡到了南美洲。

在那里，他为争取从巴西独立的南里奥格兰德州而战，过着艰苦而危险的生活。在一场战斗中，他遇见了一生的挚爱，克里奥尔人安娜·玛丽亚·里贝罗·达·席尔瓦（安妮塔），她后来为他生下三个孩子。当他指挥意大利军团为乌拉圭抗击阿根廷时，她追随了他。领导着这第一支“红衫军”，加里波第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游击战大师。

1848年的欧洲，革命如烈火燎原。加里波第回到了意大利，投身于抗击奥地利霸权统治的斗争。遭到皮埃蒙特冷落后（加里波第在意大利仍是一名通缉犯），他加入了在罗马建立共和政体的势力。这场起义迫使教皇庇护九世逃离罗马。1849年，他组建了一支勇猛的军队抵抗法国与那不勒斯的联军。加里波第的军队浴血奋战，但终究寡不敌众，眼看着教皇在法-那联军的护卫下重返罗马。

加里波第及数千追随者经意大利中部撤退，一路逃避法国和奥地利军队的追击，但仍蒙受了巨大损失，这期间他失去了深爱的安妮塔。加里波第独身一人去了托斯卡纳海岸，成了一名辗转于纽约和秘鲁之间的商船船长，开始了五年的流亡生涯。

1854年，加里波第终于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在那里他与撒丁王国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和他强势的首相加富尔计划创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也支持这个计划。1859年，时任皮埃蒙特少将的加里波第领导阿尔卑斯猎兵团在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军队作战，占领了瓦雷泽和科摩。此后，奥地利割让伦巴第给撒丁王国。

在19世纪60年代初，撒丁王国国王将尼斯和萨瓦归还给法国，作为回报得到了意大利中部的领土，此举让加里波第大为愤怒。他把眼光投向了南方的两西西里王国（也称那不勒斯王国），那里此前是被波旁王朝统治的落后地区。得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和加富尔的默许后，加里波第带领区区1146名“红衫军”，在1860年5月于西西里马尔萨拉登陆，随即占领巴勒莫。加里波第迫使两万那不勒斯士兵投降，并宣称自己是深得民心的统帅。随后，他横跨墨西拿海峡，一路凯歌进入那不勒斯，迫使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出逃。加里波第将他的战利品献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承认他意大利国王的地位。他几乎就要实现统一意大利的愿景了；尚未征服的仅余法国控制的数个教皇国和奥地利统治的威尼西亚。

1862年和1867年加里波第两度“私自”（实则由国王支持）进攻教皇国，但均一无所获。第一次进军时，他在阿斯普曼特之战（Battle of Aspromante）中负伤。讽刺的是，射伤他的正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派去阻拦他的军队（相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秘密支持了加里波第1867年的第二次进军）。在北部，战果则丰硕得多：加里波第率领意大利军队与普鲁士联手在贝泽卡抗击奥地利军队（1866年7月21日）。经过复杂的协商谈判，威尼西亚被割让给了年轻的意大利王国。

1871年9月，教皇国终于向意大利王国投降，意大利的版图终于完整，但是加里波第没有参与其中。他的最后一次出征是在1870—1871年间联合法国抗击普鲁士。隐退后的加里波第平静地生活在他于19世纪50年代获得的卡普雷拉岛上。当这位政治家、传记作家、小说家与传奇人物于1882年6月去世时，举国哀悼。

朱塞佩·马志尼富有智慧，加富尔拥有战略，维托里奥占有王位，但却是加里波第——这位英明神武的爱国者，创立了这个国家。

拿破仑三世

NAPOLEON III

1808—1873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对拿破仑三世的评价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是在灾难中结束的。但有这么20年，他的成就是巨大的。他恢复了法国的秩序，之后又恢复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联合英国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打败奥地利，帮助意大利统一，重建巴黎。俾斯麦称他为一个“没有谜语的斯芬克斯”，雨果说他是能与拿破仑一世比肩的“小拿破仑”。他确实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政治人物，与其劲敌俾斯麦共同开创了现代政治和选举——一场寻求中产阶级及中间派支持的斗争。

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事业建立在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名气之上。他是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和王后奥坦丝·博阿尔内的儿子，其父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弟弟，其母是约瑟芬王后的女儿。1821年，拿破仑一世去世，其子罗马国王继承了皇位，波拿巴党人称其为“拿破仑二世”，其他人则称其为“赖希施塔特公爵”。然而他英年早逝，且从未以国王身份施行统治。在19世纪20年代，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佯装是波拿巴主义的支持者。这个浪漫多情、富有激情的人在情妇们的资助与冒险分子的支持下数度企图夺权，皆以荒唐惨败收场。或许正是此番闹剧救了他的性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免除严刑，暂押于哈姆要塞，随后即上演了那起著名的逃亡。早在其从政生涯之初，他就已具备百折不挠的勇气与气魄。

1848年以前，他的前途一片渺茫，直到那年撼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在枪炮声中下台了。很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变幻莫测但浪漫且拥有传奇姓氏的人成为了街谈巷议的焦点。总统选举开始后，此前尚默默无闻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凭着精明与计谋成了人们心中的救世主，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但他仍不满足，他称自己为“王统”（prince-president）。在1851年12月的一场政变中，他以铁腕夺取权力，逮捕政敌，枪毙了反对者，成为了真正的独裁者。一年后，在向国民许诺将给帝国带来和平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加冕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

在掌权的第一个十年间，拿破仑三世实行了夸张的独裁统治。他不断铲除异己，但也成功恢复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保证了帝国的安稳。他利用耶路撒冷圣地的紧张局势诱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求助法国以与沙皇尼古拉一世竞争，借此增强法国的影响力。当沙皇派军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拿破仑三世又联合英国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虽大大暴露了法、英军事力量的不足，法-英联军仍取得了胜利。此后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宴请拿破仑三世，对其法国皇帝的地位予以承认，还称其颇具魅力。

拿破仑三世娶了西班牙贵族小姐欧仁妮·德·蒙特霍，她为他诞下了一个合法的子嗣——帝国的皇太子。他支持意大利独立与统一，在苏法利诺战争中击败奥地利，由此将哈布斯堡王朝逐出意大利。19世纪60年代间，他改变了国内政策，在帝国内扩大自由，建立了一个允许议会充分辩论的、更符合宪法精神的君主国家。法国资本市场由此开始大繁荣，掀起一场新消费主义与奢侈消费的浪潮，拿破仑三世又趁势命令奥斯曼男爵重建一个繁华的新巴黎。

巴黎城内，富豪林立、名妓斗艳，然而飞涨的物价、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失控的腐败引起了城市贫民的不满。但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包括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的繁荣与泡沫、消费主义、社会名流、竞选活动、产业大亨，均始于拿破仑三世的时代。

拿破仑因寻花问柳而声名狼藉，他早年的事业即由一个名叫哈里特·霍华德的英国妓女资助。他热衷于包养情妇，曾被一个乘火车旅行的内阁成员瞥见虚掩着的门后的香艳一幕。相传他与意大利解放运动领导人加富尔的表妹，美艳性感的间谍兼冒险家卡斯蒂伯爵夫人（Contessa di Castaglione）的暧昧关系正是他欣然接受意大利解放的原因。显然，他已经迷上了意大利的自由——伯爵夫人有名的透视裙下的魔鬼身材。虽声名在外，人们对拿破仑三世的真实状况却知之甚少。留着上了蜡的大胡子、天生双腿短小的他看起来丝毫没有英雄气概。对权力的追求使他精疲力尽，糟糕的健康状况逐渐影响了他的决策能力。1869年，拿破仑三世判断失误，受俾斯麦摆布而向普鲁士宣战，法国因此蒙难。

体衰的皇帝已经难当军事领袖甚至是指挥官的大任了。色当战役的惨败迫使他退位，被流放至英国——法兰西最后的君王落得了客死他乡的下场。其子亦在英军与祖鲁的战事中战死。

拿破仑三世那光彩夺目的、歌舞升平的现代化帝国在战败与“巴黎公社”运动中崩塌了。左拉在他的小说《娜娜》中将帝国比作一个死在了酒店房间的肤浅、贪婪、淫荡的妓女。美丽的身体被蠕虫蚕食，一如昙花一现的政权被民众推翻。马克思曾讲述了历史如何在拿破仑家族重复上演：拿破仑一世是一出“悲剧”，拿破仑三世则是一出“笑剧”。

林肯

LINCOLN

1809—1865年

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葛底斯堡演说

（于葛底斯堡国家墓园，1863年11月19日）

“诚实的艾比”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拯救了联邦，解放了奴隶，时至今日，他仍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这位瘦削、简朴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好人、伟人。从肯塔基州山区到华盛顿，他以谦逊之风领导国家，这使他备受爱戴与尊敬。

林肯几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只“断断续续地上过几天学”。但他自学成才，能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引经据典，终成英语语言大师。从肯塔基州小木屋到华盛顿的白宫，亚伯拉罕·林肯的一生就是一幅美国梦的图示。他的父亲和他挚爱的继母都是文盲。这个曾经卑微的伐木工自学了法律，开创了伊利诺伊州的繁荣，为自己不去教堂辩护，随后进入了政界。起初，他是一名辉格党人，然后参与创建了共和党。1860年，林肯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

林肯的领导也许维护了各州的统一，但他的当选却是分裂的原因之一。1858年，林肯在他著名的演讲中说道：“分裂之家无可存。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在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下长存。”众所周知，林肯是自由的坚定的维护者，但在他于1861年就职前，七个南方州宣布独立，组建南部邦联。出于对宪法的尊重，林肯无法对其宣战。南方邦联在萨姆特堡打响了第一枪，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林肯拒绝容忍南方各州永久脱离联邦，他认为联邦不容许分裂。

林肯希望拯救联邦，不仅为维护国家利益，更为保存美国民主自治政府的理想——他将之视作整个世界的典范。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将这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的国家与早在1776年确立的民主与平等原则结合在了一起，他讲道：“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重申了这个国家延续至今的愿景。

若无林肯的战时领导，联邦的胜利将无法实现。战争让非常手段成为必要。林肯运用总统战时的紧急权力，暂停人身权益法的实施，封锁所有南方港口，将数以千计涉嫌支持南方邦联的人关进监狱。政敌——包括游说和平政策且对南方抱有同情的人士——猛烈地抨击他。但考虑到时间和环境，林肯的做法已颇为人道。他与生俱来的宽容体现在对待战败的南方将士的态度上——他命令北方的将军们：“别为难他们。”

作为联邦军队总司令，这位前律师展现了非凡的战略直觉，这弥补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不足。在开始的几个失误后，他发现尤利西斯·格兰特是一个能本能地理解自己的战争理念的指挥官。“不能罢免这个男人，”林肯这样回应对格兰特的批评，“他能打仗。”

当格兰特大胆谋划、接连大胜时，林肯周游全国鼓舞参战者和追随者。在葛底斯堡，他将演说的口才及人格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号召民众不要辜负阵亡的将士。

林肯年轻时便是“天生的奴隶制的反对者”，奴隶制也是促使他在1854年离开法律界投身政治的原因。内战使林肯彻底成为了废奴主义者。1862年，他利用战时权力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解放所有叛乱州内的奴隶。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同样合理的决定。北方得到了黑人的支持，黑人为联邦参战。对林肯而言此为一大胜利，他说：“我一生中从未如此确信己之所为是正确的，再不会有比签署这份宣言更正确的事。”出于对自己的紧急法令会在和平时期遭废除的担忧，林肯在1865年力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确保“人人平等”在法理上不可侵犯的地位。

1856年4月14日，林肯在同妻子玛丽观戏时被南方激进分子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开枪击中后脑而身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内被刺杀的总统。林肯奄奄一息时，时任战争部长的约翰·斯坦顿的话留下了一些疑团。但毫无疑问地，林肯“属于天堂”，“属于这个时代”。

开膛手杰克

JACK THE RIPPER

出现在1888—1891年

更多离奇恐怖的谋杀降临在了白教堂区。连报纸都变得血迹斑斑。

——内阁大臣克兰布鲁克（1888年10月2日）

开膛手杰克徘徊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伦敦最肮脏的地区，捕杀那些社会中最脆弱、最受排斥的成员——妓女。在疯狂嗜血欲望的驱使下，他于1888年8月到11月间至少杀害了五名女性。又称“白教堂杀人犯”或“皮围裙”的“开膛手杰克”至今仍是最声名狼藉的杀人犯，他从未被抓捕归案，也是第一个国际知名的连环杀手。“这个国家蔓延着恐惧，”当时的一则报道中写道，“男人们谈及他不住屏息，女人们读到那些恐怖的细节后唇色惨白，瑟瑟发抖。”

开膛手杰克的每一起犯案均在伦敦东部贫穷、混乱的白教堂区，对象都是街上的妓女。她们无一遭到强暴，但几乎每一个受害者都被割喉，且均以某种方式裸露下体，一副准备为凶手提供性服务的样子，子宫也都被移除。凶手处理身体之精确让警方认为这位杀手至少拥有一定的解剖知识。

1888年8月7日，玛莎·塔布莲被发现身中39刀，陈尸于白教堂区一栋公寓的楼梯井中，下体裸露。开膛手杰克是否是此案元凶尚存争论，但他毫无疑问是杀害玛丽·安·尼古拉斯的凶手，后者的尸体于8月31日在白教堂区一条鹅卵石后街被发现，系遭勒颈而死，且颈部、胃部、外生殖器被重复穿刺。警督弗雷德里克·乔治·艾柏瑞、亨利·摩尔和沃尔特·安德鲁斯奉命前来协助办案（伦敦警方随后亦参与了调查），警方分别调查了两起案件，审问了数名疑犯，但均无果。9月8日，安妮·查普曼的尸体在斯皮塔佛德被发现，被害人遭割喉且部分器官被取出。人们开始怀疑是连环凶手所为。

显然，凶手制造的恐慌让其更加恣意妄为。9月30日，于国际工人俱乐部外杀死了下一个受害者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之后，他大胆地向东步行至阿尔德盖特，兴许还与每15分钟巡逻一次的巡警擦肩而过。在那里的一个仓库门前，他上前与凯瑟琳·埃多斯搭话。刚刚因酗酒被警方拘留过的凯瑟琳不久后即被发现横尸地上，被割喉、开腹，器官也被取走。开膛手杰克的最后一位受害者是另一位本地的妓女玛丽·简·凯莉，11月9日在斯皮塔佛德的寓所中被杀害且碎尸。

9月27日，连环谋杀进行到一半时，中央新闻社收到了一封用红墨水书写的字迹潦草的认罪信，落款为“开膛手杰克”。这也许是一个恶作剧。但10月16日，新成立的负责彻夜监视本地区的当地委员会收到了一个邮包，里面有疑似半个肾脏。显然，这半个肾脏来自受害者之一。随着各大报刊刊载连环杀手出没街头的消息，恐慌越发不可控制，伦敦警察局长查尔斯·沃伦爵士被迫辞职。

开膛手杰克到底是谁？越来越多人称其有着某种政治动机。他也许是一个社会改革者，或许是托马斯·巴纳多，渴望引起社会对白教堂区这样环境肮脏的地区的关注？他也许是人格扭曲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可能是他们的议会领导人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他熟知白教堂区的道路，在被排除嫌疑前，还曾被警方跟踪过。作家萧伯纳似乎也赞成这一观点，他于1888年9月写道：“我们这些墨守成规的社会民主党人还在浪费时间的时候……一些党外我行我素的人已经开始解决问题了……通过给四个女人开膛破肚。”

最有争议的嫌疑人是克拉伦斯公爵，威尔士亲王的长子。公爵参与了谋杀，而政府和皇室为了避免丑闻，掩盖了其罪行。这种说法特别迎合了阴谋论者的思维。虽然公爵的生活方式颇受争议，但大量的证据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有一段时间，怀疑落到了伦敦东区的犹太人社区头上，对犹太人传统的偏见在连环杀人案期间水涨船高，伴随而来的还有宗教谋杀的流言。开膛手杰克在9月30日的两起谋杀案后留下了一些尸体的碎块，并在楼梯井上用粉笔写下“犹太人（Juwes）不会无故遭到冤枉”。1891年被关押于精神病院的波兰理发师阿伦·科辛斯基被认为是主要疑犯。尽管未对其提起任何指控，刑事调查局局长罗伯特·安德森和本案临时负责人唐纳德·斯文森总督察均认定他是最大嫌疑人。另有其他人认为墙上的留言表明凶手系共济会成员。“Juwes”一词代表共济会三个叛徒朱比拉、朱比罗与朱比伦。三人因谋杀共济会始祖海勒姆·阿比夫在仪式上被处决。

麦克那登（Macnaghten）同样提出了另外三名嫌犯：蒙塔古·杜利德，律师兼教师，对外科手术有兴趣，疑似患有精神病，随后被发现已经死亡；迈克尔·奥斯卓，出生在俄国的小偷兼诈骗犯，数度被捕；弗朗西斯·塔布莱特，外科医生，因被怀疑为凯莉谋杀案的凶手而逃往国外。其他的嫌疑犯包括雅各布·伊森施密德，一个精神失常的瑞典猪肉贩；谢伟林·科洛沃斯基，波兰外科医生，曾三次入狱。犯罪小说家帕特丽夏·康薇尔认为，嫌疑最大的是德国艺术家沃尔特·理查德·西克特，因其画作中有大量厌恶女性的暴力侵犯女性的画面。然而犯罪学家此前已将西克特排除在外。

开膛手杰克为何突然停止了犯罪？他是否因为被送入精神病院因此不能继续犯案？抑或他已死于梅毒或是已经自杀？也许是因为已经达到了怪行的极致，于是想重新退回到黑暗中？他会不会因伦敦出现了太多的警察而搬到了别处？也许他没有停止杀人，仅是改变了犯案模式，在1888年4月3日到1891年2月13日间总共犯下11起谋杀而非5起？无人能给出准确说法，但是谋杀戛然而止，正如其突如其来。

有人曾根据少数声称是目击证人的人的描述，描绘出开膛手杰克的形象：男性，身材高大，身穿围裙，拎着一个装满手术刀的黑色医用包。然而当时《星报》的报道突出描写了其犯罪的可怕程度及其引发的恐惧。该报写道：“一个无名的魔鬼——一半为人、一半为兽，正逍遥法外。他极度丑恶，极端狡猾，拥有永不满足的嗜血欲——留下了此前疯狂谋杀的印记。一个食尸鬼般的生物，如印第安波尼人般偷偷接近受害者，以血作酒，不醉不休。”

达尔文

DARWIN

1809—1882年

当一个人了解他越多，就越发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的理想体现。

——赫胥黎，《在自然界中》，1882年

与哥白尼、牛顿和爱因斯坦一道，达尔文是为数不多的给我们的思考方式带来革命的科学家。在他之前，“上帝造物说”被奉为真理；在他之后，对宗教的质疑层出不穷，关于宇宙及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学说层出不穷。人类思考自我的方式因为他而极大地改变了。

孩提时代的达尔文安静而谦逊，着迷于收集矿石、硬币和鸟蛋。经历了平淡的学校生活后，他被送往爱丁堡学习药学。他颇排斥尸体解剖，没拿到学位就退学了。但他萌生了对自然历史和地质学的兴趣，并将之带到了剑桥大学。

1831年，达尔文毕业后，他的植物学教授推荐他作为英国海军“小猎犬”号上的义务自然学家，参与为期五年的全球科考航行。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环绕南美海岸，穿越太平洋至大洋洲，然后到达南非，最后返回英国。这次经历让他领略到了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

在航行中，达尔文阅读了查尔斯·莱尔的革命性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 of Geology）。该书认为地质构造是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均变论”与当时正统的“灾变说”格格不入。后者认为地质构造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瞬间发生的猛烈的大变动的结果，这种说法符合教会主张，即如《创世纪》所述，地球是不久前被创造的。科考中的达尔文收集到了更多支持莱尔理论的证据，包括埋藏在12000英尺（约3700米）的高山岩层中的化石。

当达尔文到达位于南美西海岸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时，一种对自然界的新认识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型。他注意到美洲鸵，这种生活在南美大草原上没有飞行能力的大型鸟类与非洲鸵鸟十分相似，尽管二者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收集到了来自不同岛屿的雀类样本，它们彼此颇为相似却仍有细微不同。回到家中，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不同岛屿上的雀类确实属于不同种类。达尔文认识到它们一定有着共同的祖先，但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虽未被广泛接受，但进化理论并非新观点。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就持有该种观点，法国科学家让-巴普蒂斯特·拉马克（1744—1829年）亦持此观点，即物种通过遗传已习得的特质，在漫长的时间里实现进化。达尔文逐渐认识到，动物和植物为了生存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适应栖息地的改变，若地理差异存在的时间足够长，那么这些适应性改变就会变得明显，一如南美鸵就逐渐变成了与其近亲非洲鸵鸟完全不同的种类。

1838年，在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后，达尔文取得了重大突破。《人口原理》主张人口增长会受到食物供给、疾病或战争的限制。达尔文认识到，他在动物身上所看到的变异或适应性改变均为“生存的斗争”的结果，拥有或遗传了更加适应生存环境特性的个体更容易繁殖，从而将该特性遗传给下一代。他将这一过程称为“自然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但却有很强的说服力。从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达尔文一直在收集证据，不愿将其理论公之于众，因其意识到这一理论将会给宗教信仰以及以道德和目的论为主导的世界观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达尔文焦虑不已，困扰其一生的身心疾病让他越发痛苦。1858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年轻的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信。华莱士已经独立地形成了自然选择的观点。1859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奈学会发表了联名论文。同年11月，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

这无疑对长期以来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观点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任何凭理智思考的人都发现这一理论几乎无法反驳，无论是论据本身的可信度还是论据的数量，均无可置疑。英国教会竭尽全力回击这一观点，但收效甚微。丁尼生所预见的“腥牙血爪的自然”代替了“万物皆光明美好，大小皆为神之造物”的自然。

达尔文的观点显然暗含了人和猿共祖的命题。他于1871年在其备受期待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明示了这一点。人类从此不再是接受上帝旨意、高于万物的地球管理者，而只是万物中的一种。达尔文留给我们一个惨淡的世界观，但同时它更加理智、诚实，并向我们展现了在达尔文式的宇宙中尚存更多奇妙与奥秘。

狄更斯

DICKENS

1812—1870年

我对文学问题的分界线是：你是否喜欢狄更斯？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很遗憾，我们无法谈论这个问题。

——斯坦利·鲍德温

查尔斯·狄更斯，在那个时代无出其右者。他的小说在喧闹、感人、悲情以及喜剧的风格中不停转换，以空前绝后的方式俘获了大众的想象力。他将己之所见化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全景与百科全书。他的作品构建了一个世界，即使未读过他作品的人，也能理解“狄更斯”这三个字的意义。

这位叙事大师创作了大批经典，结合了光明与黑暗、浪漫与戏剧性、恐惧与温柔；上一刻还是恐怖与古怪，下一刻就让人笑出眼泪。从《小杜丽》（1855—1857年）中的欠债人监狱到《雾都孤儿》（1837—1838年）中的感化院和贼窝，再到《荒凉山庄》（1852—1853年）中法院的奸计，狄更斯创造了一个鲜活的伦敦，至今仍主导了我们对这座维多利亚时期大都会的印象。1836年，狄更斯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开始连载，印刷量从400册猛增至40000册。从那时起，他便被认为是最了解英国的作家。

15岁时，曾是海军书记员的父亲欠债入狱，狄更斯不得不辍学。这个从小就梦想成为演员、在同学眼中充满朝气的男孩成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法律文书。1833年春，已经成为记者（对他来说是一份更有激情的工作，却也颇不稳定）的狄更斯得到了在考文特剧院试演的机会，却因病不能赴约。也许正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从那年夏天开始写作。此后几年，笔名为“伯茨”（Boz）的狄更斯取得了以前渴望在舞台上取得的名气。对戏剧的喜爱毫无疑问影响了他的创作。之后，他将一些经典作品如《圣诞颂歌》（1843年）改编成了舞台剧，却从未再度尝试演戏。

对狄更斯而言，角色多彩的名字无比重要。没确定角色名字前他无法开始新书的写作。他有一个长长的名单，然后又写下各种姓名的变体。马丁·朱淑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差一点就成了马丁·斯威奇尔瓦格（Martin Sweezlewag）。随着年龄增长，他的作品愈发黑暗、严肃，但从不乏喜剧色彩。狄更斯总能很快发现事情荒谬的一面，在最不适当的时刻歇斯底里地狂笑。

狄更斯做了很仔细的研究，因而其很多角色均基于现实，如《雾都孤儿》中的费根。1849年，Punch杂志的创始人，即记者亨利·梅休开始在《晨报》上连载文章。这些文章最终将形成四卷本的巨著《伦敦劳动者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文章对伦敦贫民窟的现实毫不妥协的揭露震惊了中产阶级读者，深刻影响了激进分子、改革者和作家们，这当中就包括了查尔斯·狄更斯。

梅休暴露了这个城市的黑暗面，一个充斥着犯罪、肮脏、堕落的世界。他采访扫烟囱的人、卖花女孩、乞丐、街头艺人、扒手和妓女，描述了一个如作家萨克雷所言的“充满恐惧与奇迹”的世界。梅休向读者介绍了搜集狗粪卖给制革工人的“寻粪者”和被称为“泥雀”的孩子们，后者徘徊在下水道密布且充斥着霍乱病毒的泰晤士河边，寻找硬币、碎木和煤块。

梅休让他的调查对象用自己的话语说话，并以人道主义的视角将其报道出来。他讲起伦敦西区的扫路工杰克，“一个有着温和大眼睛的英俊小伙子”；说到他的朋友甘德，一个靠“连续打滚”的特技赚外快的人；他描述他们居住的房间：尽可能地干净整洁，一个老太太尽其所能地照顾他们；他述说酗酒妓女“中国爱玛”的故事，这个“皱缩着的饥肠辘辘的”女人躺在“一个洞中……与其说是一个躺在自己家中的人，倒不如说是一头在洞穴中的野兽”。

这正是《雾都孤儿》里费根所生活的世界。伦敦最臭名昭著的典当商和销赃人之一艾奇·所罗门因从纽盖特监狱戏剧性地逃脱而出名。1827年，在他因偷窃和销赃被捕后，载着他去监狱的马车居然是他的继父驾驶的。当马车抄近道驶过衬裙巷时，所罗门的一群朋友制服了警卫，放走了他。

所罗门逃到了纽约，伦敦当局抓不到他，就将他的妻儿遣送到塔斯马尼亚岛。“决定为了妻子和孩子勇敢地面对一切”的所罗门乘船与他们团聚。一年后，塔斯马尼亚岛官方才取得拘捕令将之逮捕并遣返回英国。

所罗门在“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接受的审讯轰动一时。但与费根不同，所罗门没有被绞死。他被判犯有两起偷窃案，获14年监禁，随即被送回了塔斯马尼亚岛。所罗门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这个一度被认为坐拥3万英镑的男人死在了花甲之年，与家人分离，只留下了70英镑的财产。

狄更斯不仅从他人的生活中取得灵感，更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一个人能以多快的速度走向堕落。在奥利弗第一次面对充斥着黑暗的世界那么大的年纪，狄更斯已经成为了一名童工。因父亲破产，他在黑工厂短暂地生活过。数月后，家中情况好转，他又回到了学校。父母虽对此事绝口不提，但这段记忆从未消失，成为他隐藏最深的秘密。他说，他希望“从同情的视角让富人认识穷人”。对贫穷的恐惧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工作。

富人和穷人都为狄更斯而疯狂。他连载的作品在城市的穷人前被大声朗读出来，穷人们甚至募集资金到流动图书馆去租借最新一期的连载。狄更斯让人们欢笑，又让他们落泪。他们在他的角色中看到了自己。在纽约港口，人群围住上岸的旅客，只为询问《老古玩店》中小耐儿的命运。她的死亡让公众几乎伤心欲绝。据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丹尼尔·奥康奈尔读到该处时大为愤恨，将书从火车窗户扔了出去。

“我相信穷人，”在1844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狄更斯写道，“我不会停止，我希望，直到我死去，都要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快乐，尽可能地明智。”这个激进的同情者用奇妙的夸张手法展现贫苦大众面对的不幸与失望。对一些读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让其他人明白生活可以有多么不幸。一个美国书评家认为狄更斯的作品是一股改革的力量，是比任何“激进主义者、宪章主义者的公开批评”都要强大、有效的力量。

狄更斯因其幽默风趣的语言和杰出的模仿才华而闻名。他出色地发展了写作这一副业，让公众得以阅读他的作品。在英美，在他巡回签售的每一个城市，他的书均会售罄。他培养自己的后代组成了业余剧团，自己也常常出演主角。后来，他遇见了年轻女演员埃伦·特南（Ellen Ternan）——他晚年的挚爱。

狄更斯出了名地古怪。他沉迷于光，他那以鲜艳颜色粉刷过的房间中摆满了镜子。孩提时，父亲曾指着一座房子告诉他，那是男人一生成就的象征。成年后的狄更斯在1856年把那座房子——位于肯特郡海厄姆的盖德·希尔宅邸买了下来。他还是一个苛刻的父亲，也曾冷酷地与结婚20多年的妻子凯瑟琳断绝关系。

狄更斯的代表作是《双城记》（1859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西德尼·卡尔顿之死为终结。卡尔顿从一个流氓变为救世主，最终为了一个更优秀的人献出了生命。死前，他说：“一生所为，此时最美；平生所知，莫过于归。”

俾斯麦

BISMARCK

1815—1898年

任何曾在战场上凝视过濒死士兵呆滞双眼的人在开战前都会三思。

——奥托·冯·俾斯麦

一个容克地主的儿子，一个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一生中赢过三场战争的军事家，一个专制与民主相结合的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一个主导欧洲事务长达约30年之久的外交家，这就是奥托·冯·俾斯麦。他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是极端保守的军事家，又是支持福利国家与普选权的政治家；既是一个用德意志宪法确保国王和军队拥有实权的现代化的推进者，又是铁腕无情、报复心极强的政客；一个神经质的忧郁症患者，一个无法停止进食的失眠症患者，一位信仰方式完全背离道德的基督教徒。无论内政外交，他以民主胁迫王侯将相服从他的意志，并由此创建了欧洲最富活力的强国；但他的创造有着严重缺陷且不切实际，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设计它时围绕了自己作为宰相这一前提。

他曾是个富有野心的古怪学生，曾向两个英国女孩求爱，之后却爱上了优雅迷人且刚刚与他的一个朋友结婚的玛莉·冯·萨顿。在她的影响下，俾斯麦皈依了路德教，虽然如此，宗教从未约束他的政治手段。最终，他与一个面色苍白、一本正经的教徒乔安娜·冯·普特卡默结婚，他们的婚姻很成功，有了许多子女，却毫无激情可言。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俾斯麦对起义的自由派感到不满，并且计划带领他的乡民去柏林拱卫国王。他为自己塑造了顽固的专制主义者的形象，在多次公开演讲中歌颂天赋王权，以引起国王的注意。在给摄政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的例行简报中，他表明了想成为首相的意愿，也提出了完全掌控外交事务的权力诉求。威廉没有答应，只任命他为驻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联邦议会大使，之后改命其为驻俄国大使，最后是驻法国大使。在担任大使期间及访问英国的过程中，俾斯麦遇到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包括拿破仑三世、本杰明·迪斯雷利。他向迪斯雷利展示了自己的深谋远虑，向其描绘自己将如何操纵德意志的亲王们、法国、奥地利，以及威胁利用战争和民主化使德意志再次统一。不出数年，他就实现了自己的构想。

1862年，深陷普鲁士军事预算危机的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席大臣（minister-president）及普鲁士外交部长。俾斯麦一上任就差点把事情办砸了：他不合时宜地做了一番臭名昭著的演讲来宣扬铁血政策，称只有通过战争普鲁士才能在欧洲找到一席之地。凭着与战争部长罗恩、总参谋长冯·毛奇的伙伴关系，俾斯麦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普鲁士统一德意志诸国的最大障碍是奥地利-匈牙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其统治者。俾斯麦首先利用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归属问题打败了倒霉的丹麦国王，随后便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事务之外。

1866年，他诱使奥地利参战。奥地利在萨多瓦战役中战败，由此结束了奥地利在德意志所有名义上的影响。此后，普鲁士吞并了包括汉诺威在内的数个德意志邦国。

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俾斯麦不属于任何党派，国王是他唯一的权力来源，而国王也离不开俾斯麦。每当危机来临，俾斯麦或痛哭流涕，或忧郁不语，或威胁辞职，国王不得不留下他。但国王为了获得王室的支持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奥古斯塔王后、弗雷德里克王子及王妃（英女王的自由派女儿维姬）都憎恨俾斯麦。威廉一世不得不感叹：“做俾斯麦的国王实非易事！”

1869年，当西班牙将王位让给威廉一世的亲戚霍亨索伦王子时，拿破仑三世坚决反对，因为如此一来普鲁士的势力将延伸至法国两侧。自大的法国被俾斯麦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篡改了法国的电报，让威廉一世受到了侮辱。国王震怒。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大败于色当战役。拿破仑三世被俘，成为了阶下囚。

俾斯麦的胜利使他得以统一德意志，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让威廉一世成为皇帝，他自己成为宰相与亲王。他在德意志帝国实行表面上的普选、民主议会制，发展现代工业经济，实则秘密地实行由皇帝、容克贵族军官及俾斯麦本人统治的军事独裁。皇帝仍然掌控实权，但唯有俾斯麦独一无二的威望与政治才华才能真正管理德意志帝国复杂的统治体系。

俾斯麦统领德意志帝国20余载，通过文化运动排斥天主教会势力，有时联合社会主义者，其他时候则推行保守政策，建立福利国家，与奥地利和俄国结盟，保持欧洲的均势。

随着他的老去及其庇护人威廉一世在1888年去世，俾斯麦的权力变得摇摇欲坠。威廉的继位者皇太子弗雷德里克罹患癌症，命不久矣。不久，皇位落到了年轻鲁莽的威廉二世手上。1890年，威廉二世要求俾斯麦辞职。俾斯麦时年75岁，仍忿于自己的下台。他创建了统一的德国与一个新的欧洲，但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却毫无掌控这一切的才能。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年

看见她经过是多么地慰藉人心。她会同人说话、点头，对每一个人微笑……一起躺在那里的有一百多人，但是我们都能亲吻她的影子，她会走向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头放在重新填充的枕头上。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个无名士兵

“提灯女神”克服了障碍与冷漠去改变英国军队中的医疗护理状况，开创了接受专业培训并受人尊重的女性护理事业。千百万人的生活因她而改善。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名字来自其意大利出生地。她在英国长大，自幼便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其教育远超那个时代女性所能接受的水平。聪明好学的南丁格尔到了青年时，意识到专注于婚姻和社交生活的传统女性生活对自己毫无吸引力。

16岁时，她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给予她一项使命。南丁格尔决定离开家庭的庇护，开始自己的人生。过了几年，父母才同意她从事护士这个当时不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此后，她成了公众卫生和医院的专家。30岁时，她说服父母允许自己前往德国，到一个专业机构去接受职业护士培训——这种类型的机构在当时还很少见。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报纸开始刊登图片，报道英国负伤士兵的糟糕处境。这时，已是伦敦“女士疾病护理中心”主管的南丁格尔是几位最先对此做出反应的热心人之一。恰逢她的旧友、国防大臣西德尼·赫伯特请求她带领一队护士前往奥斯曼土耳其的战地医院提供协助，并主管护理工作。于是，1854年11月，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团队抵达了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斯库台的战地医院。

南丁格尔与简陋的条件、长期的物资短缺斗争，还要面对经常喝醉、不听指挥的护士与歧视女性的医生，但她依然改变了这座战地医院。她几乎亲自照顾过每一个病人，在夜间查房时给予他们安慰和忠告。在她刚刚抵达时，负伤士兵的死亡率是50％；当她离开时，这一数字为2％。

南丁格尔从未停止给自己设定更远大的新目标。在伦敦从事第一份工作未满一年时，她就渴望逃离“这座小小的鼹鼠丘”。在奥斯曼土耳其从事了一段时间护理伤员的工作后，她又将改善英军的福利作为新目标，并为之奉献了余生。她大力推动主管该事项的皇室委员会的成立，同时写了大量报告，这些报告为军队医疗学院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她开始将眼光投向英国驻印度军人的健康时，她已是该领域的权威，继任的总督们在就职之前都会来寻求她的建议。

“她身上散发出真理的光芒。”当时有人如此写道，并敬佩她“完全不畏惧说出它”的勇气。顽强斗争的南丁格尔战胜了那些当初拒绝让护士进入病房的斯库台的医生、那个说她的权威在克里米亚毫无用处的医院总管，还有那些对卫生事业与士兵福祉无动于衷的政府官员。

这位国外战地医院的女护士主管将护士变成了受人尊重的职业。回国后，她又大力推进助产士及济贫院护士的培训。1860年，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在她的主持下创立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

南丁格尔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她拒绝被视为杰出女性，拒绝官方将其送回国的提议，回绝了所有公职邀请。回到英国后，她过起了隐居生活，甚少离开居所。人们怀疑这位世界上最知名的护士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然而，拜访她的人络绎不绝，这也使她能够不知疲倦地投入到更广泛的事业中去。

她的专注让她有时展现出不讲情面的一面。受到神圣任务的驱使，南丁格尔对那些她认为缺少必要热心的人毫无耐心。当赫伯特晚年不得不减少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时，她断绝了与他的往来。但正是这种固执让她能够为护士这个职业带来如此巨变。1910年，90岁高龄、已失明十年的南丁格尔在伦敦去世。

巴斯德

PASTEUR

1822—1895年

从来没有两种科学，只有科学与科学之应用。此两者相互联结，一如树木与果实。

——路易·巴斯德

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多样的创新研究为抵抗人类与动物疾病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免疫学领域做了众多开创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制出第一支狂犬疫苗。他对造成食物腐坏的微生物的研究对法国、英国两国工业具有重要意义，他发明的巴氏杀菌法至今仍在食物保存和疾病防治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巴斯德出生在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儿童时期的巴斯德是个狂热的艺术迷，但他的老师们都清楚地知道他有着卓越的学术能力。1843年，他被名校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录取。仅两年，他就取得了硕士文凭。又两年，他发表了一篇结晶学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凭借着优异的学术背景及在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领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巴斯德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学院教授。在那里，他结识了教务长的女儿玛丽·劳伦，两人于1849年结婚。他们共生下五个孩子，但只有两个活了下来。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工作六年后，巴斯德迁居里尔。他坚信科学的理论与应用应该结合起来，因此他开始为里尔的年轻工人开设夜校，并带他的学生参观附近的工厂。同时，他开始研究发酵的过程。1857年，巴斯德取得了一项早期研究成果，发现酵母在缺少氧气的情况下仍能够繁殖。这项发现后来被称作“巴斯德效应”。

1857年，巴斯德回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继续对发酵的研究。他通过与众不同的严谨实验证明该过程是由微生物引起的。1867年，皇帝拿破仑三世免除了巴斯德的任课职责，并赐给他一个实验室作研究用。有了研究上的自由，巴斯德开始解决当时最大的科学争论——细菌和微生物是否凭空产生。通过研究，他发现细菌实际上是通过空气传播，而食物则因暴露于空气中而发生腐烂。

1862年，巴斯德第一次尝试通过加热牛奶等液体以达到杀菌的效果，这便是后来的“巴氏杀菌法”。这个过程日后为食物的准备、储存和贩售带来了革命，无数人因此免受感染。巴斯德还将其理论应用于法国的制醋业与葡萄酒工业，以及英国的啤酒工业，使得相关产业能够生产不会快速腐烂的商品。在听取了巴斯德的建议后，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1827—1912年）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手术中采取抗菌措施。

1865年，巴斯德辨认出并根除了导致蚕死亡的寄生虫，拯救了法国的制丝工业。到1881年，他开发出防止绵羊得炭疽和防止鸡得霍乱的措施。他发现，将弱活细菌接种于动物体内能使之产生有效抗体。这极大地发展了詹纳的种痘免疫法。

狂犬疫苗是巴斯德最重要的发明。他从患了狂犬病的兔子身上取出神经系统（脊髓），使其干燥，在其上获得了活性减弱的狂犬病毒。此后，他将之接种于狗体内，成功使狗产生抗体。1885年，巴斯德采用这种仅在11条狗身上试验过的方法拯救了一个被疯狗咬伤的9岁男孩。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巴斯德因其在医药领域的建树被视为英雄。1895年他因数度中风去世，葬于巴黎圣母院，后被改葬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地下室。

巴斯特是上演医学奇迹、为减轻人类病痛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之一。爱德华·詹纳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在1796年治愈了一名患天花的儿童。从19世纪60年代起，约瑟夫·李斯特开始在外科手术中开创性地采用无菌措施，将碳酸作为抗菌药物以降低患者感染的风险。此前，外科医生约翰·斯诺（1813—1858年）开始使用麻醉药以实现无痛手术。斯诺还发现受污染的水源是霍乱的病源，从而减少了霍乱病例。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1845—1923年）发现了X射线，为内伤治疗手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注意到脏的实验盘中的霉菌能够抑制细菌生长，由此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20世纪50年代，法国免疫学家让·多塞（生于1916年）的研究促进了我们对人体免疫系统的认识。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2004年）和詹姆斯·沃森（生于1928年）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这些医学界的英雄应被世人铭记。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和伊莱扎·林奇

FRANCISCO LÓPEZ＆ELIZA LYNCH

1827—1870年和1835—1886年

无比凶残的猛兽。

——英国工程师乔治·汤普森

（曾作为军官服役于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的军队）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巴拉圭独裁者。他声称要为国家赢得荣誉与声望，实际上却让国家几乎毁于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手。弗朗西斯科同时是一个轻信的花花公子、无能的变态狂与狂妄自大的屠夫，成天做着自己会变成南美拿破仑的美梦。

弗朗西斯科是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总统的长子。卡洛斯是个冷酷的暴君，从1844年开始统治巴拉圭，直到1862年去世。年轻的弗朗西斯科从小便被培养成父亲的继承人，18岁时就被授予准将军衔。他越发自傲与荒谬：喜欢坐在马背上或穿着军装让人给自己画像，热衷在军装上挂大量的丝带和徽章，用浓密的黑胡子遮盖住有些肥胖的脸。从青年时期开始，他风流成性，对女人花言巧语，若是遭到拒绝，他就要来硬的，非逼人就范不可。

1853年，年轻的弗朗西斯科代表父亲出访法国。在巴黎，拿破仑三世宏大的政治排场、繁复的帝国礼仪和华丽的仪仗队让他大开眼界，从此念念不忘。他学习了拿破仑一世的战例，并深信他自己也有那般雄韬伟略。在巴黎时，他还遇到了美丽的爱尔兰女孩伊莱扎·林奇。伊莱扎随弗朗西斯科回到巴拉圭，作为他的情妇伴其终老。

时至今日，巴拉圭人仍对伊莱扎·林奇褒贬不一。那些认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是巴拉圭历史上一位伟大统治者的人，将他的爱尔兰情妇比作巴拉圭的贝隆夫人——迷人而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家革新者。另一方面，为数众多的人认为弗朗西斯科的统治是一场由他的残忍和狂妄带来的灾难，这些人还认为林奇是美丽的、双手沾满鲜血的狐狸精，拥有拉丁-凯尔特血统的耶洗别[1]，她激起他的自负，鼓励他穷兵黩武，让他和自己的家人反目，并将他们一一手刃。

伊莱扎·林奇1835年6月30日生于爱尔兰科克郡，是新教徒医生约翰·林奇的女儿。1847年，他们举家迁往巴黎。三年后，年仅15岁的伊莱扎嫁给了一位法国军医。

这场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1853年被介绍给弗朗西斯科时，伊莱扎已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对于体格粗壮、满脸横肉的洛佩斯来说，身材高挑、丰满性感，有着一头红色长发、蓝眼睛及瓷器一般光滑肌肤的林奇看起来不仅倾国倾城，且极具异域风情。他们一拍即合。当弗朗西斯科不得不返回巴拉圭时，她已身怀六甲。弗朗西斯科放不下她，给她金钱让她追随自己到南美。1855年11月，在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后，她生下了他们的长子。

在亚松森的华丽宫殿中安顿下来不久，伊莱扎的美貌、巴黎式的搔首弄姿与孩童般的俏皮就让巴拉圭上流社会震惊之余又万分喜爱——遑论她带来的法国烹饪、音乐、香水、时尚和艺术。

1862年，老洛佩斯去世，弗朗西斯科继承了他的权力。他把潜在对手悉数收监，不出意外地当选为总统。据说老洛佩斯临终前曾警告弗朗西斯科注意防范外来侵略。然而生长在巴拉圭政治中心的弗朗西斯科丝毫没有意识到当地权力微妙的平衡，一心要成为南美的拿破仑三世。1863年，上任仅一年，他就愚蠢地让巴拉圭卷入了邻国乌拉圭的内战中，而南美洲最强大的国家巴西和阿根廷都参与了这场战争。

自信心极度膨胀的弗朗西斯科相信他能够通过扮演仲裁者成为南美洲的主导者。1864年11月，他对巴西宣战，巴拉圭军队越过国界作战。到12月，巴拉圭军队已占领有名的钻石产地马托格罗索省。然而弗朗西斯科非但没有巩固其地位，反而要求阿根廷允许他驻军科连特斯——这对他打击巴西的计划有着重要战略意义。1865年4月，在遭到阿根廷拒绝后，弗朗西斯科开始进攻阿根廷。

5月1日，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选择搁置争议，联手对付巴拉圭，此时巴拉圭的军力已被弗朗西斯科入侵乌拉圭的愚蠢计划大大地分散了。次年5月，联军在图尤蒂（Tuyuti）大败巴拉圭军队。1867年7月，弗朗西斯科不得不下令全面撤退，在联军的一路追击下逃回巴拉圭。

随着巴拉圭的国运在与三国同盟的战争中急转直下，弗朗西斯科将愤怒转向了他的同胞。1868年，他认为自己的家庭正密谋推翻他，于是下令处决了自己的兄弟和妹夫，甚至将母亲和妹妹处以鞭刑。在史称“圣费尔南多大屠杀”的惨案中，弗朗西斯科对许多男性及其家庭施以酷刑和屠杀。数以千计的人，包括大臣、法官、高级政府官员，甚至外国使节均遭毒手。他们均被当作逃兵和背叛者，未经审判即受到处决。

凡此种种表明弗朗西斯科已然陷入了绝望之境。敌军兵临城下，弗朗西斯科和他残存的军队被迫北上到达巴拉圭和巴西的边界。1870年3月1日，企图下河游泳逃跑的弗朗西斯科被巴西军队杀死。

战争期间，弗朗西斯科赐给他的情妇大片土地、收入丰厚的庄园和超过20处房产，使其成为了巴拉圭最大的地主。但她的财产与他的命运相连。弗朗西斯科死后数日，她被剥夺了全部土地。她带着仅存的价值上千英磅的首饰和现金逃回巴黎。不久，她又回到巴拉圭索要自己的土地，随即被遣返。1886年，她死在巴黎。

[1]　耶洗别（Jezebel），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提尔和西顿的国王兼祭司谒巴力之女。耶洗别劝亚哈把对提尔神巴力的崇拜引进以色列，因而阻挠了希伯来人对雅赫维一神的崇拜。《列王纪》第一章记载了先知以利亚如何反抗她。亚哈死后，耶洗别的儿子约兰继位，但先知以利亚拥戴将军耶户起而叛乱，结果约兰被杀，耶洗别被丢出窗外摔死。她的尸体后来被狗群吃掉大半，应验了以利亚的预言。在历史和文学上，耶洗别是邪恶女人的原型。

托尔斯泰

TOLSTOY

1828—1910年

文学中有托尔斯泰，当作家便轻松愉快；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会感到害怕，因为托尔斯泰为所有的人写作。他的作品证明了那些寄托在文学上的憧憬与希望并非空中楼阁。

——安东尼·契诃夫

列夫·托尔斯泰是许多人眼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两部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无疑能跻身最优秀小说之列。他还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家和散文家、权威的历史学家和超凡的哲学家，其关于人性与道德改善的基督教思想虽未被广泛接受但影响深远。

托尔斯泰之伟大在于其对人类行为与动机的准确把握，他又将此与其叙事天赋和丰富的阅历结合了起来。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常常因达不到自己的标准而备受折磨；同时他又有着文学史上最尖锐、最富创造力的思维。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生于居住在莫斯科以南约100英里（约161公里）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的显赫贵族家庭。父母早亡给他的童年蒙上了阴影，但在回忆中，他的童年有着田园牧歌式的闲适与恬静。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人们很快发现他无心向学，他爱饮酒，赌博，沉溺于女人和社交。1847年，托尔斯泰离开喀山大学，没有取得学位。

他回到了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带着自学以及教育他的众多农奴的想法，但这一想法很快就动摇了。1851年，他前往高加索当兵，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不少故事，包括他最杰出的短篇《哈泽·穆拉特》。这是关于高尚品格、勇气与背叛的故事：一个车臣勇士在“三十年战争”中打败传奇的车臣-达吉斯坦伊玛目沙米勒，并征服了北高加索地区。托尔斯泰还参与抵抗了英、法、意三国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俄军海军基地的围攻。这场一边倒、血流成河的战争持续了整整11个月。最终，俄军在1856年被迫凿沉战舰、炸掉营房，而后撤离了该地。这段经历成为了托尔斯泰三部文学小品的基础，他在其中对思想和情感的分析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他写道：“我故事中的主角是真实的……我深爱他们。”1862年，托尔斯泰娶了索非亚·安德烈耶芙娜，并再次回到了他的庄园。这次，他定下计划，要教育单纯的农村孩子们，也要向他们学习。

1863—1877年是托尔斯泰最高产的时期。1865年，他开始写作《战争与和平》，成书于1869年。这是一部关于俄国政治军事与社会生活的巨著，主要有三部分内容：1805—1812年间俄国与法国、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的艰苦斗争，特别是法国的入侵及撤退；两个俄国贵族，罗斯托夫和保尔康斯基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故事；长篇历史散文。显然，那个充满好奇与怀疑，与众不同却善良、耿直、富有道德感的皮埃尔·别竺豪夫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托尔斯泰对他描述的战争有着独到的观点。在他的笔下，拿破仑是无能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是油嘴滑舌、沉迷于自己遗产的男人，俄国指挥官米尔伊哈·库图佐夫则是一位诡计多端的老兵。托尔斯泰描绘的战争是混乱的灾难，缺乏宏观联系和深层结构。所有角色看待生活的方式如出一辙，且只会在对家庭的奉献与日常生活的考验中寻求救赎，这正是托尔斯泰后期的哲学观点。

《战争与和平》凭着对个体动机和行为的敏锐洞察，重新定义了小说。但托尔斯泰的下一部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前者。该书写于1875—1877年间，《战争与和平》中的原则在这部书中被带入了家庭生活。“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托尔斯泰写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故事的主线是安娜与沃伦斯基伯爵悲剧的爱情。托尔斯泰生动描绘了在社会的伪善压力下，安娜的精神扭曲以及她内心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所做的（无谓的）挣扎。

如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承载了托尔斯泰的道德信念。从1877年开始，他越来越沉迷于精神生活，屡次陷入信仰危机。1901年，他被驱逐出东正教会，理由是他试图重新解读基督信仰，强调以和平对抗邪恶、爱自己的敌人、极端禁欲主义、避免愤怒和欲望。尽管如此，在世界各地他的追随者很快变得越来越多。

托尔斯泰继续写作，利用他第三部小说《复活》（1899年）的收益资助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移居加拿大。

苦于婚姻不幸和信徒间的分歧，因病身体每况愈下的托尔斯泰带着一个女儿和一名医生离家出走，在1910年的冬天死在了一个火车站里，至死都不愿再见他的妻子。人们在他家族的庄园中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尽管托尔斯泰为人有点古怪，但其伦理道德和精神理念后来影响广泛，其中甘地就深受其非暴力抵抗主义的影响。然而，他对文学的贡献胜过其他一切。

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II

1835—1909年

被枪杀者众，有被割耳者，其余则五花大绑，悉数运走。

——罗杰·凯斯蒙特给英国外交大臣

关于利奥波德刚果自由邦对待当地人措施的报告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累累尸骨之上建立了幅员辽阔、回报丰厚的中非刚果殖民地。他缔造了一个庞大帝国，为积累财富，压榨和屠杀千百万人，把非洲的中心真正变成了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笔下的“黑暗的中心”。

1865年，利奥波德二世继承父亲利奥波德一世成为国王。深感比利时国微言轻，他极力避免比利时卷入1870年的普法战争。但是在欧洲保持中立并不是他的目标，他的野心早已超出欧洲大陆。1876年，他就在伦敦向他的大使吐露：“若有良机，朕亦欲在非洲分一杯羹。”

利奥波德二世看中了埋藏在雨林茂密的刚果河盆地下未开采的自然资源，这片土地几乎是比利时的80倍大。1876年，他组建国际非洲协会以促进对非洲的掠夺与殖民。两年后，他委任英裔美籍探险家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an Stanley）开发刚果地区。史丹利以低价收买当地部落，诱骗他们签订条约，将土地交给欧洲殖民者管理，为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征得大片地产。此后，利奥波德二世建立刚果自由邦，并在1884年5月的柏林会议上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刚果自由邦的“自由”只存在于名义上，其实质上就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甚至可以说是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资产。他掠夺当地资源，尤其是橡胶和象牙，从中牟取暴利。他本人从未踏足刚果，而是通过一系列代理人管理，这些代理人也费尽心机从中牟利。

刚果自由邦依靠“公共部队”（Force Publique）维持秩序。公共部队是一支臭名昭著、由欧洲人担任军官、由低价招募的非洲士兵组成的佣兵部队。公共部队负责征收橡胶税——一项建立在强迫劳动之上的捐税。每到征税的时候，利奥波德二世的士兵会将村里的女人、小孩抓起来，男人们到雨林里采来规定量的橡胶，其家人才能获释。

为了防止士兵在打猎上浪费弹药，公共部队规定每使用一发弹药，就要带回死者的右手。于是士兵们砍掉成千上万当地村民的右手，完全不顾他们是死是活。许多村子遭焚毁，村民被拷打，甚至有报告称公共部队有人食人肉。公共部队的司令官是野蛮的比利时军人利奥·罗姆，其坐镇的司令部被数百颗被砍下的头颅团团围住。

刚果自由邦的暴行造成约1000万人死于虐杀、饥饿或贫穷，相当于其总人口的一半。然而利奥波德二世在欧洲却标榜自己是人文主义者，把刚果人民从阿拉伯奴隶贸易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向他们传播欧洲文明。一些深入刚果内部的传教士所作的描述却截然不同。慢慢地，刚果殖民地内的暴行逐渐传回了欧洲。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部落起义此起彼伏，却悉数遭到血腥镇压，但这些起义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刚果自由邦内的真实状况。1900年，英国商人埃德蒙·迪恩·莫瑞尔发起了反对刚果殖民地内残暴统治的运动。1903年，英国外交部委任外交官罗杰·凯斯蒙特前往调查。凯斯蒙特的报告激起了国际公愤。许多作家，如阿瑟·柯南·道尔、约瑟夫·康拉德和马克·吐温都加入了莫瑞尔的运动。1908年，比利时议会投票决定从国王手中接管刚果，利奥波德二世统治刚果的时代由此落幕。

直到1960年，刚果才获得独立，但利奥波德二世时代留下的阴影仍萦绕着这个国家，内战不断，死者以百万计。1909年12月17日，利奥波德逝世。这个遭万人唾骂与不齿的罪人至死仍在为自己开脱。马克·吐温称，这个年迈的国王是个“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老色狼”。在阿瑟·柯南·道尔笔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掠夺是“历史上最恶劣的罪行”。

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1840—1893年

若无音乐，我将陷入疯狂。

——柴可夫斯基

在西方传统中，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是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其交响乐及协奏曲被录制的次数远超世上其他作曲家，他的芭蕾舞曲同样富有盛名。

尽管命运多舛，生活艰难，柴可夫斯基依然反对同时代其他俄国作曲人追捧的民族乐派，坚持激动人心、催人泪下、令人心碎的悲伤浪漫主义曲风。这与瓦格纳的忧郁和勃拉姆斯的克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到《天鹅湖》，再到《1812序曲》和伟大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从始至终都广受喜爱。

同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柴可夫斯基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赋。他5岁开始弹琴，为他的兄弟姐妹们作曲，还能用法语和德语阅读和写作。柴可夫斯基的父亲是个矿业工程师，家庭小康却不富有。年轻的柴可夫斯基被要求以律师为职业方向，于是12岁开始在圣彼得堡皇家法律学校就读，19岁毕业后直接到法律部门担任公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音乐才华愈加突出。1862年，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继而于次年辞去工作）。他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当1865年离开学院时，他已是一个合格的音乐家。一年后，他搬到了莫斯科，在俄国音乐协会教授音乐理论。

1870年，柴可夫斯基完成了人生中第一部伟大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在莫斯科首演时，这首曲子并未引起轰动，但到1872年，它的改编版本在圣彼得堡取得了成功。此曲虽为抽象的管弦乐，但讲述了一个与柴可夫斯基悲观和热情并存的气质完美契合的故事。1854年，他深爱的妈妈死于霍乱，他的人生从此再未走出悲伤。他后来写道：“我曾试图用爱表达痛苦与极乐。”

爱让柴可夫斯基痛苦。自19世纪60年代末，他疯狂地爱上一些年轻的男学生。1873年，他最爱的学生爱德华·扎克自杀，柴可夫斯基久久不能释怀。数年后，或许是为了摆脱同性恋的倾向，又或是为了避免八卦和丑闻，他娶了自己曾教过的迷人的女学生安东妮娅·米柳科娃。此前，她曾疯狂地给他写信，以死相逼要他回应她的感情。尽管两人明显不适合，柴可夫斯基还是在1877年向她求婚。两人于7月成婚，但到了9月，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尽管感情生活一波三折，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始终颇为顺利。1875—1876年间，他创作出芭蕾舞曲《天鹅湖》；1877—1888年，他又写出了出色的《第四交响乐》和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对普希金著名诗体故事的音乐解读。起初，《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未大受欢迎，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它逐渐被认为是绝无仅有的杰作。当其钢琴乐谱出版时，一时洛阳纸贵。柴可夫斯基一生深爱法国。他的音乐呈现出法国式的简洁、明快，而非日耳曼式的阴郁、悲伤。

第一段婚姻结束后，柴可夫斯基迎来了人生又一个重要阶段：与富有的慈善家娜杰日达·冯·梅克发展友情。两人几乎素未谋面，但梅克每年给他6000卢布来资助其事业。这份丰厚的资助使他能够辞职在家，专注创作。梅克从1876年开始资助柴可夫斯基，直到1890年后者突然断绝了联系。这期间，柴可夫斯基创作出了数部最负盛名的作品。1880年，他创作出《1812序曲》，在夸张的序曲结尾采用了16声炮响与教堂钟鸣。两年后，该剧在莫斯科首演，柴可夫斯基由此开始迈向名利的巅峰。1883年，宫廷委任他为亚历山大三世创作《加冕进行曲》，请他出任指挥的邀请函更是从整个欧洲纷至沓来。

1888年，他完成《第五交响曲》，随后又写成两部芭蕾舞曲，《睡美人》（1889年）与《胡桃夹子》（1892年）。他还创作了一部歌剧《黑桃皇后》，并在1990年于莫斯科首演。这些作品的产生得益于这一时期他稳定的情绪、环境和丰厚的经济资助以及严格的工作安排。此时他的名声已传至美国，美国人邀请他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音乐会上指挥《加冕进行曲》的演奏。

和他母亲一样，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极有可能是1893年10月在圣彼得堡一处餐馆就餐时饮用了不净的水，从而染上了霍乱。他死于其最杰出的悲剧之作《第六交响曲（悲怆）》首演的数日后。举国哀悼，安魂曲与赞歌响彻俄国大地。他留下了一个激越、情绪饱满的音乐世界，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听众。

克莱蒙梭

CLEMENCEAU

1841—1929年

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全面开战。

——乔治·克莱蒙梭

乔治·克莱蒙梭是“一战”时法兰西最伟大的战时领袖，因其固执、坚韧与在巴黎和会上坚持对德惩罚性条款的主张而得名“老虎”。

1841年，克莱蒙梭生于法国西部旺代的一个村庄。他在农民中成长。父亲给了他政治上的教育，塑造了他的共和观念。克莱蒙梭20岁时前往巴黎学医，在那里写起了政治评论，抨击拿破仑三世政府，为此上了警察的“黑名单”。

1870—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克莱蒙梭参加了推翻拿破仑三世的运动，并获选进入临时政府任职。他竭力反对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没有成功，法国向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1871年5月，克莱蒙梭尝试在政府与巴黎公社之间进行调解，同样无果。

1880—1890年的十年间，克莱蒙梭继续从事政治和新闻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一项便是1894年持续至1906年间的“德莱弗斯冤案”。犹太青年军官德莱弗斯是政府内反犹主义的受害者，1894年被误判间谍罪罪名成立。在克莱蒙梭等人的支持下，德莱弗斯于12年后获得平反。克莱蒙梭也在报纸上揭露了该案中存在的腐败与不公。克莱蒙梭的威望因此案大大提高，于1902年当选为参议员。

1906—1909年间，克莱蒙梭担任总理一职。眼看大战不可避免，他大力倡导重整军备以对抗德国。战争爆发后，他又猛烈抨击当局与军方高层的无能失职、失败主义以及秘密和平主义。

1917年11月，76岁高龄的克莱蒙梭应邀再次担任总理，他以好战之心与铁腕手段贯彻“战斗到底”的理念，同时对他眼中的叛乱分子与失败论者严惩不贷。他坚持由福煦将军领导的联合指挥是唯一的取胜之道。1918年11月，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一心要报普法战争之仇的克莱蒙梭在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谈判时坚持解除德国武装、让德国承认“战争罪”并支付巨额赔款。在他的坚持下，条约最后于凡尔赛宫镜厅（Hall of Mirrors）签订——这里曾是1871年威廉一世加冕并羞辱法兰西的地方。克莱蒙梭的刚强性格与刚正作风使他成为正义斗士和卓越的战争领袖，但也导致了他在和会上错误的报复性主张。

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克莱蒙梭宣布退出政坛。九年后，在于逝世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他预言与德国将有另一场大战，时间会在1940年左右。

莎拉·伯恩哈特

SARAH BERNHARDT

1844—1923年

女演员有五种：坏的、平淡无奇的、好的、伟大的和莎拉·伯恩哈特。

——马克·吐温

莎拉·伯恩哈特生于法国巴黎。蜚声世界的“女神莎拉”在戏里戏外的人生同样跌宕起伏。她无比坚强——作为一个荷兰妓女的女儿，她也许有着并不安稳的童年生活。伯恩哈特早年在法国已是成功的演员，1876年在伦敦首次登台即引起轰动，即使晚年丧失右腿也未过多影响她精湛的演技。从截肢手术恢复后，她即刻动身前往“一战”前线鼓舞士气，坐在一张小椅子上来往于战场之间。她从未想过退出舞台，只是确保此后的角色都能坐着演绎。

莎拉是犹太人，但从小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年轻时曾打算成为一名修女。但莎拉母亲那位高权重的爱人莫尔尼公爵查尔斯（1811—1865年）并不认同。查尔斯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虽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并不代表他应该被忘记。他出身显赫，是荷兰王后奥坦丝之子、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哥哥，同时还是塔列朗亲王的孙子。他是金融家、赛马主、唯美主义者，还是一个狂热的恋人，娶了一个俄国公主为妻。他是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政权的幕后军师，是立法议会的议长。然而他的英年早逝葬送了第二帝国。这个法兰西权势、世俗与时尚的象征人物培养（一说是作为生父养育）出了法国前电影时代最有名的演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查尔斯把伯恩哈特送进巴黎公立音乐学院深造，随后又为她在法兰西喜剧院谋得一份差事。1862年，就是在此地，此前已数度获学生奖的伯恩哈特首度登台。第一次站在台上的伯恩哈特由于紧张，看起来更像是个妓女而不是演员。此后六年，她埋头苦学，终获突破，被选中出演法语版《李尔王》中的考狄丽娅、弗朗索瓦·戈贝的诗剧《行人》中的吟游诗人赞涅托（Zanetto）。她在《行人》中的表演大获成功，以至于拿破仑三世钦点她表演。

观众争相前来，情绪失控、涕泪纵横，只为观赏伯恩哈特别具一格的表演。很多人甚至不相信，《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费德尔》与《阿德里安娜·莱科芙露尔》中的主角——伯恩哈特最著名的角色——能够被其他人成功演绎。

维克多·雨果在看过她演绎自己的悲剧后，对她的“金色嗓音”入了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惊讶于“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令人着魔的每一寸肌肤”。然而宗教界谴责她，不仅因为她“伤风败俗”的表演，还因为她情人众多与毫不掩饰的性开放。她特立独行，不遵守任何准则，自诩为“这个时代最好的爱人之一”。她混乱的男女关系也是出了名的：当她向利涅亲王（Prince de Ligne）透露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时，后者回答：“亲爱的，一个人坐在玫瑰丛中刺伤了自己，总不能怪罪玫瑰的刺。”她的情人还包括雨果和古斯塔夫·多雷。伯恩哈特中年时与年轻演员雅克·达拉马结婚，后来达拉马债台高筑，抛弃她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也许唯一从未让她失望的男人只有她的儿子莫里斯。

19世纪80年代初，伯恩哈特离开巴黎，启程前往欧美巡回演出。此行，除古典、现代各种类型剧作中的女性主角外，她还尝试演绎男性角色。例如，纤细的身材就让她把哈姆雷特演得惟妙惟肖。此外，伯恩哈特还极擅长自我推销，她的表演与推销相辅相成，巴黎为她倾倒，世界为她折腰。而后，正如亨利·詹姆斯挖苦她的那样：“她太美国了，又怎可能不在美国大获成功？”伯恩哈特是电影时代来临前的第一个国际巨星。1912年起，她又出演了几部早期默片，《伊丽莎白女王》和《茶花女》就是当中的名作。

多才多艺的伯恩哈特还是富有天赋的作家、雕刻家以及戏剧编辑和翻译。她同时兼任演员和经纪人，自己组织多次巡回演出，获利颇丰。当她的演艺风格不再流行后，她于1898年租下法国国家剧院（后改名“莎拉·伯恩哈特剧院”），经营起了自己的戏剧公司。

伯恩哈特喜欢把一切神秘化，比如对父亲的真实身份，她就从未停止改换说法。同时，她也许还是世上最健康的肺痨病人（至少有一次，她咳出的血液来自藏在身上的血包）。然而她一生忠诚。当听闻她那落跑的丈夫染上毒瘾、生活潦倒时，她亲自把他找了回来，并出钱护理他。终其一生，她始终是热忱的爱国者。同样终其一生的，还有观众对她的喜爱。

莫泊桑

MAUPASSANT

1850—1893年

莫泊桑先生……有法国作家三大品格：清晰、清晰与清晰。他向世人展示平衡与秩序之精神，这恰是我国人之标志。

——阿纳托尔·法朗士，《文艺生活》，1888年

法国作家莫泊桑几乎凭一己之力让短篇故事成为了艺术。这个远近闻名的享乐主义者和运动员用“不道德”的文学震惊了世人，他承认感官诱惑与人面对诱惑时内心矛盾的存在。正是这种细腻、敏感，加上清晰、准确的言辞，造就了一代伟大作家。

1880年，埃米尔·左拉决定出版一部取材于普法战争的故事集。当中有一则短篇《羊脂球》，短小精悍，颇有大师之风，作者莫泊桑因此一夜成名。《羊脂球》是莫泊桑的代表作，无论其风格还是构思均别具一格，讲述了战争中一个妓女被虚伪的中产阶级玩弄与背叛的故事。在许多人眼中，这般短文只能用来填充报纸角落的空白，但这一体裁在莫泊桑手中发扬光大，为后世作家，诸如乔伊斯、海明威、契诃夫、毛姆等效仿。

莫泊桑生于没落的诺曼贵族之家，早年放弃报酬微薄的公务员职位，投身写作。莫泊桑的天才在于仅凭简单的叙事即能揭示最本质的人性真相，同时其手法之精巧不逊于甚至超越了最出色的小说家。接下来的十年间，莫泊桑又陆续发表了300余篇短篇，他对短篇的创作已炉火纯青，其写作之精巧与对人性把握之准确便是例证。

莫泊桑试图呈现的不是“一个陈腐的生活画面，而是比生活本身更加完整、更扣人心弦的对生活的探寻”。他把这一观点归功于大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年）的指导。福楼拜是莫泊桑母亲的朋友，普法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巴黎，将莫泊桑收为弟子。

福楼拜这样将莫泊桑介绍给当时的名作家们：“他是我的弟子，也如同我的儿子。”而对自幼父母离异、父亲遥不可及的莫泊桑而言，福楼拜就是父亲的替代（也有人说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在福楼拜的指导下，莫泊桑的写作技艺愈加完善，连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都为之动容，称赞其敏锐的洞察力与工整优美的语言是天才的标志。

与此同时，莫泊桑的不道德也引得托尔斯泰大加谴责。他思维反常却不乏机敏，曾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饥饿的绅士受困于一列发生故障的火车，酷热难当，饥渴难耐，最后从一个正在哺乳的农妇身上寻得了甘霖。又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一天倚窗观望，被一位年轻俊俏的少年误认作应召女郎。一番云雨后，淑女心生愧疚，用收到的嫖资给丈夫买了一件礼物来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莫泊桑的故事常常以妓院和女人的闺房为场景，但他同时也为战争着迷，同样让他着迷的还有家乡诺曼底精明的农民、金融与新闻业，以及命运的无常。莫泊桑对性的关注（一位批评家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色情狂”）是他放浪形骸的写照。短篇《苍蝇》的灵感即来自于他与巴黎女孩们数次放纵的游船旅行。文学上的成功也被他用来包养了好几个情妇。此外，莫泊桑最畅销的小说《漂亮朋友》也是一部绝无仅有的杰作，可能是对当代新闻业与政治的最佳描写。他自己的游艇便是以此书命名。

莫泊桑认为艺术家的责任是避免成为道德的仲裁者，而要将社会真实地呈现，让人们自己去判断。他宣称：“对于作家，没有中途停留的客栈：他要么诉说真相，要么撒谎。”莫泊桑敏锐而深刻的描写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突显外表与现实的差异，揭示虚荣与傲慢如何导致自欺与欺骗。莫泊桑写背叛与色诱，写不义之人得好报，写建筑于集体伪善之上的社会，写人的疯狂。他的思想毫不避讳隐藏于我们内心深处那模棱两可的人性，他的文字足以揭开社会的一切谜题。

莫泊桑本身就是人性模棱两可的例子。一方面，他是个实干家，一个激情洋溢、一口气能划50英里（约80公里）的划桨手，是落水的英国诗人斯温伯恩的救命恩人，军旅生涯的影响与对大海的热爱见之于他的诸多作品；另一方面，他又时常陷入焦虑与病态的想法中不能自拔，遗传自母亲的抑郁也在他身上愈发严重。

莫泊桑20多岁时发现自己染上了梅毒却拒绝接受治疗。梅毒让他的精神越发不稳定，“忙乱”的生活又进一步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892年，同样身患梅毒的哥哥发疯去世，莫泊桑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随后他被送进了疗养院，一年后死在了那里，终年仅43岁。

在仅仅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莫泊桑写下了三百余部短篇、六部小说、三本游记和一本诗集。他疯狂的人生与他的作品如此契合。尽管他英年早逝，其作品却流芳百世。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1854—1900年

从一开始，王尔德就在演绎他的生命，后来命运从他手中夺走了剧本，他仍没有停止。

——W.H．奥登，《纽约客》，1963年3月9日

奥斯卡·王尔德有众多身份：诗人、剧作家、格言家、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唯美主义者、偏见与伪善的受害者、漫不经心而妙语连珠的辩才。他以对待艺术之心对待生活。他是生活的主人公，因此值得我们细细欣赏。他是悖论的爱好者、荒谬的鉴赏家，不费吹灰之力刺破那个时代的一切虚伪、偏见与伪善。社会吹捧他，随后又毁了他，而这恰是他所探索的主题充满悲剧色彩的回响。

王尔德的剧作，诸如《无足轻重的女人》《认真的重要性》是舞台上的常青树。他耀眼的才智常化作连篇妙语，令人拍案叫绝。《认真的重要性》中，关多琳对西西丽说：“我没有一次旅行不带着日记。一个人搭火车啊总该看点儿够刺激的东西。”王尔德讽喻之犀利，令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浮夸轰然倒塌，这一点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悲剧的伏笔，他的众多作品都徘徊于黑暗的边沿。发表于1889年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就以腐朽、残忍与禁忌之爱的主题挑战了他本人声望的极限，以至于其妻康斯坦斯抱怨：“自从奥斯卡写了这本书，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发出邀请了。”尽管如此，本书将永远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死亡及衰老的那份敏感的恐惧。即便是他的童话《快乐王子》与《自私的巨人》，亦毫不避讳公开逃脱处罚的暴行与未获报偿的正义之举。

王尔德生于都柏林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人之家。对舞台的渴望将他带到了伦敦求学。在这里，他渐渐学会了惹眼的打扮与机智的谈吐，成为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先锋。此时尚未有一部名著的他已是社交界的名流。他说：“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只有不被人议论。”才20出头，这个身材高大、慢条斯理、穿着天鹅绒套装与皇家样式短裤的牛津毕业生已然名声在外，连威尔士亲王也要结识他：“不认识王尔德先生等于默默无闻。”名声给王尔德带来事业的起点：这个宣称艺术才是最高级行为的花花公子的漫画开始出现在伦敦的各大剧院。这时，一个准备前往美国巡演的制作人邀请王尔德同行，到美国去做唯美主义的巡回演讲。美国之行让他的名字在大西洋彼岸妇孺皆知。据说刚抵达美国海关时，王尔德曾讲了这么一句：“我无任何要申报之物，除了我的天才。”此后，他成了一个作家，实现了多年的梦想，然而此时距离他身败名裂只有区区五年。

王尔德的同性恋几乎和他的作品一样有名。他就像一只撞在车轮上的蝴蝶，被碾得粉碎。长期以来，王尔德挑逗性的女性般的行为已使谣言四起，但他已婚，且育有子女，故此秘密一直未被公开。直到30多岁时，婚姻遭遇危机，他开始频繁同男性交往。正如其名言“摆脱诱惑的唯一方式是臣服于诱惑”，王尔德把自己的性冒险形容为“与豹子一同用餐”。终于，王尔德陷入了自己那虚荣的祸水恋人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少爷与其父，偏执而教条的昆斯伯里侯爵的个人恩怨中，成了幼稚的报复行为的对象。昆斯伯里侯爵给王尔德寄去植物的雄蕊扎成的花束，王尔德选择了容忍。然而1895年2月昆斯伯里侯爵在王尔德的俱乐部留下的纸条让王尔德终于忍无可忍。在“波西”（阿尔弗莱德的别称）的怂恿下，王尔德以诽谤罪起诉昆斯伯里侯爵。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接受质询的王尔德依然如同往常一样目中无人、言辞犀利，对站满法庭旁听席的听众高谈阔论。但证据击败了他的雄辩。王尔德败诉，当庭受审并被判处两年劳役。“羞耻”的叫喊声充斥着整个旁听席。昆斯伯里侯爵叫来法警没收了王尔德的房产代替诉讼费用。王尔德的儿子不得不逃往欧洲大陆躲避起诉，远远地感叹所受的折磨。

王尔德在雷丁监狱服刑期间，有一位被控犯杀妻罪的狱友特鲁伯·查尔斯·托马斯·伍尔德里奇被处以绞刑。他将自己于1897年在法国流放期间所作的《雷丁监狱之歌》献给了“C.T.W.”，这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由于已名声扫地，这部诗不得不以他在狱中的编号“C.3.3”的名义发表。诗歌中融合了光明与黑暗的意象，表达了绝望中的王尔德对清白、美好与赎罪的渴望，对宽恕与理解的呼唤。

我从来没看见一个人

带着这样渴望的眼神

把囚犯称为天空的幕布

审视得那样心无旁骛

眼见每片飘过的浮云

展现出银帆般的丰韵。

作为结论，王尔德写道：

可谁都在把所爱的杀死，

你不妨听听每个人的方式：

有人使用恶毒的瞪视，

有人使用阿谀的巧言，

懦夫使用轻轻的一吻，

勇汉使用尖利的刀刃！

在狱中，王尔德写了五千言的长信《自深深处》，这是一份他的挚爱将他毁灭的证词。在身体和心理上，王尔德再也没能从监禁的经历中恢复。他晚年流浪于欧洲大陆，饱受排斥，苦苦思念爱子而不得相见。唯一陪伴他到死的只有他的才智：“我将迈向死亡，正如我还活着时一样，这也非我所能决定。”死前那一刻，躺在巴黎一处死气沉沉的房间里，据说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是那墙纸走，就是我走。”

威廉二世

WILHELM Ⅱ

1859—1941年

冷酷与无能将导致最可怕的战争，目的是要使德国灭亡。毫无疑问，英、法、俄已经合谋要对我们发动灭绝战争。

威廉二世是德意志帝国的末代君王。在英国人的眼中，他是“恺撒”，是那个反复无常、信口开河、毫无分寸、荒谬可笑，或许还有些精神错乱的独裁者，是那个修改宪法以统领军队、控制外交却无才无德、难堪大任的昏君。然而，整整20年，雷厉风行的威廉二世统治着欧洲最现代化、最强盛的国家，主导着国际事务。他是崛起中的德国军国主义扩张的象征，但他的冲动、鲁莽又导致这个国家缺乏安全感，带给了它自卑情结与政治缺陷。毫无疑问，欧洲动荡与德英军备竞赛皆因他而起，“一战”中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与德军官僚精英也难辞其咎——即使将全部罪责归咎于他并不恰当。

威廉二世是开明派皇储腓特烈和其妻子英国公主维姬之子、英女王维多利亚的外孙。威廉二世出生时左臂受伤落下残疾，长度不及右臂，常常因此介怀。他从小便崇拜普鲁士军人的气概与纪律，模仿普鲁士军官时髦的装束，甚至其打蜡的胡须。但实际上他看起来与真正的军人大相径庭：残疾的左臂、弱不禁风的身体、女人般的白皙皮肤、夸张的穿着品位，这让一切装扮上的努力看起来只是一厢情愿。

威廉二世早年曾颇仰慕权术高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但他更崇拜祖父威廉一世——新德意志帝国的君主，朴实无华、为国尽忠的容克军官之典范。相对地，他厌恶他那亲英派、自由主义的父母。他的性格融合了古朴与新潮，一方面相信自己是天定的君王，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新科技，把自己看作中世纪骑士与现代技术官僚的结合体。他早期的政见亦颇为古怪：既反犹，又支持新兴资产阶级；既支持军国主义，又偏爱建筑与艺术；既专制集权，又假意支持工人阶级、放宽劳动法的限制。

1888年，其祖父驾崩，父亲继位。不幸的是，此时腓特烈三世罹患喉癌，命不久矣，宰相俾斯麦实际上总揽大权。数月后，腓特烈三世去世，皇冠落到了威廉二世的头上。此时俾斯麦焦头烂额，忙着收买威廉二世为数众多的情妇，回收新皇当年写的情书。此外，他不得不为常在公文里大放厥词的威廉善后。但时隔不久，这个时而放话要残杀中国人、时而又要枪毙罢工者的皇帝已经让普鲁士贵族大为难堪了。

到了1890年，威廉二世决定摆脱俾斯麦这个老古董，以亲劳工政策迫使老相辞职。俾斯麦的继任者是知名军官卡普里维将军，随后又换成了另一个老古董霍恩洛厄亲王，但众人皆知威廉二世已下定决心要亲掌大权。前宰相俾斯麦制定了混合的宪法体系，表面上似乎保障了民主，实际上皇权主宰一切：这符合俾斯麦的需求，因其权力取决于皇帝恩宠。如今俾斯麦已去，皇帝决定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此后几年，威廉多少展现了一些政治才能，通过军事内阁控制军队，任命自己的宰相和大臣来控制国家政策。

威廉二世稍见成效的新政的背后是他的顾问兼好友菲利普·冯·奥伊伦贝尔格亲王。亲王曾是驻奥地利大使，同时还是美学家、音乐家与作家，更重要的是，他笃信君权神授、社会保守主义、德意志帝国主义，还有通灵降神。借助他的谋略，威廉找到了新宰相的人选：伯恩哈特·冯·比洛。1900年，威廉二世正式任命这个唯命是从的奴才为宰相，从此彻底掌控了朝政。与此同时，威廉二世创建帝国海军，和英国展开军备竞赛。然而这个尚不成熟的皇帝时不时就要爆发一下，先是支持与英国开战的布尔人；出访摩纳哥又激怒了法国人；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更是冒犯了所有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国，在欧洲搅动了一摊浑水。

如今威廉二世在国内的统治已稳固，但一系列政治丑闻暴露了其人格缺陷，让他在国际上蒙羞。有传闻说他周围有一个同性恋圈子，他的挚友奥伊伦贝尔格长期过着双性恋的生活。一次，一位老将军，同时也是威廉二世军事内阁的主席死于心脏病，而死前他正穿着芭蕾舞裙给皇帝跳舞。此后，威廉二世不再与奥伊伦贝尔格交谈，但面对层出不穷的丑闻，他束手无策，只得眼看自己的威望受损。与此同时，他对德国政治的干预反复无常且考虑不周，他的外交政策非但毫无建树，反而使得外交关系日益紧张。

1914年，奥地利大公斐迪南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威廉二世大惊，随即鼓励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明显的火上浇油之举。他违反许给俄国沙皇的和平承诺，支持进攻法国的计划，同时热切地渴望向俄国宣战，不顾德国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

战争一爆发，威廉二世再次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联盟，同时支持潜艇战（此举最终导致了美国参战）与殖民俄国。绰号“德皇比尔”（Kaiser Bill）的他是协约国士兵眼中的终极敌人。虽然他一生都在为成为一个日耳曼军事强人作准备，但当战争真正爆发时，他却陷入了倦怠与抑郁，时而又兴奋过度，胡乱指挥。事实证明，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战略方面，还是治国理政方面，他都难当大任。满朝文武对他颇为不满，陆军元帅兴登堡和陆军将领鲁登道夫使他畏惧。当战败于1918年来临时，威廉二世被指责是导致德国战败的军国主义与宫廷腐败的罪魁祸首。失落与无奈中，威廉退位并流亡荷兰，在那里把自己的暴脾气转移到犹太人和自由派身上去了。1941年，这位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病逝于荷兰多伦。

劳合·乔治

LLOYD GEORGE

1863—1945年

我该如何公正地呈现给读者这个我们时代的风云人物的形象。他是迷惑人的海妖、贪恋女色的吟游诗人，是从满是巫婆的凯尔特深山老林里走出的怪物。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引自罗伊·福布斯·哈罗德，《凯恩斯传》，1951年）

戴维·劳合·乔治是当代英国社会架构的主要缔造者。他因雄辩而得名“威尔士巫师”，又因其风流而被称作“山羊”。他出身平凡，是激进政策的倡导者。他是缔造了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大臣，也是那个在“一战”中领导英国走向胜利的首相。

19世纪90年代，初出茅庐的乔治曾以争取威尔士人的自由为己任，因而一段时间内都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然而，他的雄辩使他在自由党内青云直上。1899年，他开始猛烈抨击第二次盎格鲁-布尔战争。

1905年，乔治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进入内阁班子。三年后，他又被提拔为首相阿斯奎斯手下的财政大臣。乔治是大胆的改革派，有着强烈的社会道德感，一上任就大力推进养老金法案。

1909年，他提出“人民预算案”，要“向贫困宣战”。该法案要求开征土地税、提高高收入者税金以支付养老金、支持公共建设与发展海军以应对德国威胁。该法案在议会上议院遭到强大阻力，引发了宪法危机，并最终导致1911年通过了《议会法》（Parliament Act），上议院对财政法的否决权从此被剥夺。同年，乔治又建议推行《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为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与医疗保健服务。法案虽一开始遭到部分反对，但随后大受欢迎，乔治因此被很多人视为英雄。

“一战”爆发后，活跃的乔治开始与沉闷保守的首相阿斯奎斯格格不入。先后任军需部长与国防大臣的乔治几乎动员了所有国民投入战争：男人们拿起枪奔赴前线，女人们进入工厂代替男人开展生产。此番动员与一些其他措施一道，使得英国国民生产力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乔治也越来越不满阿斯奎斯的战争政策。1916年，他联合保守党与自由党的部分成员取而代之，成为了首相，但自由党也因此分裂。

乔治以他极大的魄力领导着战争中的英国，却无法克服军中将领的刻板、愚蠢，无法减少堑壕战中大量的人员伤亡。但他与法国总理克莱蒙梭达成一致，认为必须建立联军联合指挥部，该项决定于1918年4月得到落实。到1918年时，德军在春、夏两季的最后攻势中耗尽了力量，协约国赢得了战争。在随后的巴黎和会上，乔治极力促使愿意和解的美国人和一心复仇的法国人达成妥协。

战后，长期以来支持妇女解放的乔治，让妇女得到了选举权。随后，他又开始着手结束1919年1月爆发的爱尔兰独立战争。1921年，他与爱尔兰方面达成协议，英国允许南爱尔兰的26个郡脱离英国建立“爱尔兰自由邦”，北部6郡仍属英国，称为“北爱尔兰”。暴力冲突又持续了八年。

尽管有如此成就，乔治还是陷入了政治困境。出售贵族爵位的丑闻坏了他的名声，扩大政府支出以提供住房和社会服务的计划也遭到联合政府内保守党的反对。1922年，乔治被迫辞职。此后他与自由党主要成员达成了和解，并于1926年重任自由党领袖，但此时的自由党已是强弩之末，逃脱不了被日渐崛起的工党取而代之的命运。

1922年以后，虚荣和愚蠢逐渐削弱了乔治的地位。他和希特勒的会见给了纳粹党人大肆宣传的口实。乔治随后表示反对绥靖政策并呼吁重整军备，但为时已晚。1931年，乔治因健康问题辞去自由党领袖一职，但仍继续担任议员。“二战”时，他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丘吉尔邀请他进入内阁的提议。乔治与玛格丽特·欧文结婚多年，有过情妇无数。当中他最爱秘书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他在1943年娶了她。也是在这一年，乔治投下了他在议会的最后一票：对贝弗里奇报告表示支持。该报告提出了英国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制度——乔治费尽心血的产物。一个恰当的政治告别方式大抵如此。1945年初，乔治受封贵族，然而在坐进上议院之前便与世长辞。

图卢兹-罗特列克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年

他没有为寻找真理而推翻现实，那样将一无所获。他满足于观察。他不像我们只看到外表，而能抓住本质。然后，他下笔如神，将我们的本质展现在我们眼前。

——摘自《巴黎日报》图卢兹-罗特列克的讣告

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子爵，巴黎夜生活最出色的记录者，用富有韵律感的线条呈现人生百态。他的名气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创作的海报。他作为画家和肖像师的才能往往被其出色的海报所掩盖，但却是在前两者中，他将自己的敏锐发挥到了极致，生动刻画了醉生梦死的女性。一言以蔽之，他是夜间的伦勃朗。

巴黎艺术家的世界在图卢兹-罗特列克的画作中熠熠生辉，合唱团的女孩、街头艺人、餐馆和咖啡馆里表演者的形象定格其中，成为永恒。这样的艺术一度被认为离经叛道，甚至引来愤怒的不满。然而罗特列克并非为了哗众取宠，只是想“记录现实而非理想中的世界”罢了。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赋予人物以人性的光辉，给予他们社会拒绝给予的高尚。

罗特列克的创作风格体现在简明的线条、明亮的颜色与富有讽刺意味的生动再现，其启示性不逊于画中人物本身。早年决定从事艺术创作后，罗特列克的家庭安排他师从家族的朋友，一个上流社会的画家。然而罗特列克的风格几乎与他所受的训练南辕北辙。他渴望取悦老师，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准确地临摹。一位友人回忆：“他做了最大的努力，却总是夸大某些细节，甚至整个特征。他的画总是扭曲的，尽管他从未尝试如此，也不想如此。”随后的一名老师又觉得他的风格堪称“粗劣”。19岁时，家人给他一笔钱来成立工作室，于是他前往蒙马特，开始为朋友们作画。

很快，罗特列克就因其出色的海报出了名。他设计的海报大胆、鲜明，优雅的风格似乎预示着艺术革新的到来。人们发现艺术并非只能是画布上的油画，广告也因此成为艺术。罗特列克发迹了。他在1891年自豪地宣布：“巴黎的墙上如今已满是我的海报。”歌星、舞者、马戏团名角都是罗特列克海报的主角，当中尤以红磨坊为最：《走进红磨坊的贪食者》与《走出红磨坊的简·艾薇儿》占据了世界各地的墙壁。罗特列克的画中闪烁着人文主义：快乐的花花公子路易·帕斯卡是其也能出色描绘男性人物的力证；《体检》则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在外科诊室排队候诊的妓女们的惆怅。在他最优美的画作中不乏以休闲中的女性为主题的，如《放弃》《两个朋友》和动人的《洗澡的红发女郎》。画中人，不论是女明星还是普通女子，皆是其友人或爱人。

同他的家人一样，罗特列克酷爱运动。可十三四岁时他相继摔断了左、右大腿骨，漫长的康复期与无数治疗还是没能让他的大腿再长起来。结果便是，他生着成年男子的身躯，却有一双矮人的腿。大概是因为遗传性骨骼疾病，他一生都未长到5英尺（约1.52米）高。

罗特列克萎缩的身材与其作品中展现的肉体活力构成了极大的讽刺。他从未接受自己的残疾，也常常在画作中刻意省略主人公的腿部。他的身边尽是身材异常高大的友人，一个熟悉他的人称：“他常常提起身材矮小者，似乎想表达‘我也并非如此矮小’。”然而这个“戴着夹鼻眼镜的矮小铁匠”倒是从不对自己抱有幻想，“我一直都会是那头拴在破车上的良驹”——这不过是他无休止的自贬里的一条罢了。

即便在灯红酒绿的蒙马特，罗特列克的饮酒量也称得上惊人。鸡尾酒便是由他开始风靡的。“地震”——四份苦艾酒、两份红酒，再添上几滴干邑——是他的最爱。染上梅毒后，他的身体与精神都大大衰退了。1899年，他深爱的母亲突然离开巴黎，罗特列克本已每况愈下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被送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创作出了自己最伟大的系列作品《在马戏团》。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巴黎。

此时，罗特列克成了一个满身酒气的酒鬼，他的酒单也从“地震”变成了“生鸡蛋加朗姆”。迁居家族城堡后，他已无法正常行走，只能靠双手爬行。罗特列克36岁即英年早逝，死时近乎瘫痪，双耳也几乎失聪。

罗特列克死后，其父曾写道：“他若为一个健全人，本会爱上优雅而富有活力的生活。”然而，生活没有给予罗特列克的活力，他却在艺术中找到了——“世纪末”的巴黎在他的画作中呈现了无与伦比的活力。

拉斯普京

RASPUTIN

1869—1916年

当钟响三下，我已命丧黄泉。若我被平民所杀，汝与汝子汝孙将继续统治俄国数百年；若我为你族所杀，俄国人民将不会放过汝族人！祈祷吧，沙皇。祈祷吧。

——拉斯普京

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诺维赫，人称“拉斯普京”“堕落之人”和“疯僧”（Mad Monk）。

一个不识字的流民，竟能左右俄国贵族统治者，这便是拉斯普京。在那个俄国贵族痴迷于神秘主义与超自然现象的年代，拉斯普京用他那奇特的占卜和巫术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以一名异能者的身份成名。拉斯普京的主张应是源自俄罗斯正教会鞭身派（Khlysty），他篡改该派教义，宣扬极端纵欲为接近上帝的最可靠方式。

拉斯普京1905年被引荐给皇室，一进宫便缓解了皇太子阿列克谢的血友病症状。很快，他就成了亚历山德拉皇后的私人顾问与知己密友。1915年，随着“一战”爆发，沙皇大部分时间亲临前线，据说是拉斯普京实际操控了整个国家。皇后对他言听计从，大臣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沙皇与皇后仍是最终决定者，拉斯普京建议俄国不要参战的谏言便被断然拒绝。

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均是顽固保守的反革命派，手段残暴。尼古拉二世曾在1895年发表过一篇演讲，谴责革命派要求民主的主张是“愚蠢的白日梦”。1905年革命失败后，沙皇还资助了血腥的“黑色百人团”运动。至此，无能的沙皇与皇后成为了众矢之的，而拉斯普京则成了他们的替罪羊。

谣言在宫廷内风传，称“疯僧”与皇后有染，不久拉斯普京的地位成了全国性的丑闻。随后，新谣言又起，这一次皇后成了女同性恋者，沙皇则变成了性无能者，拉斯普京进一步成了沙皇腐败统治的象征。最终，1916年12月，孤注一掷决心保住王国的贵族们密谋要取拉斯普京的性命。他先后被下毒、枪击（两次）、毒打，最后溺死在涅瓦河。讽刺的是，拉斯普京对毒药和子弹的抵抗力惊人，其“神力”可见一斑。

甘地

GANDHI

1869—1948年

在本时代或近代，有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证明精神能够战胜物质者再无另一人。

——英国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在英联邦首相会议上的演讲（1948年10月1日）

印度国父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政治独立，启发了几代政治领袖反抗压迫的实践。甘地是人性的化身，人们尊称他为“马哈特马”（Mahatma），意为“圣雄（伟大的灵魂）”。

甘地从未在印度政治中有过明确的身份，但印度得以独立，甘地的功绩不亚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诸多政治家。甘地在印度人心中树立起民族认同感，其倡导的抵制与不合作的抗议方式被所有人采用。从抵制英国纺织品到250英里（约400公里）大游行，甘地式的政治参与超越了年龄、性别、种姓和宗教。

因为甘地，政治作为不再是精英分子的专属。受这个弱不禁风、穿着自家纺布做的衣服的小个子的启发，和平抗议有了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并随着1942年的英国“退出印度”运动达到高潮。英国当局虽逮捕数百抗议者，但毫无疑问，其统治已无法继续。有人批评甘地式的做法过于“消极”，无法取得任何成效。然而他们错了，印度在1947年取得独立，无数民权运动获得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

甘地柔弱的外表下是铁一般的意志。他出身优渥，父亲曾是数个王国的首相。从小，甘地就展现出全面的才能。青年时期，甘地前往南非，以律师为职业，其政治生涯正是在此地开始。在这里，甘地亲身体验了被歧视的滋味：在火车上，一名白人乘客抱怨车厢里有一个印度人，于是甘地被扔下了车。此后甘地开始为争取印度人的权利而奋斗，与此同时发展出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哲学，这一哲学又反过来成为了他的标志。“撒特亚格拉哈”（Satyagraha，“精神的力量”）是非暴力不合作中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参与者进行严格的自控以获得强大的内心力量。甘地将此原则运用到了生活的每一方面：他婚姻幸福美满但奉行禁欲主义。他与长相出众的弟子裸身睡在一起以考验自己的自控力。从在伦敦学习法律时起，甘地便是一个严格的素食者。他也曾长时间绝食，并以此作为政治武器。甘地自己建造修行的处所，与妻子和追随者一起搬了进去。他放弃所有财产，并只穿自家纺制的腰布。到他死时，一台纺织机便是他为数不多的遗产中的一样。

甘地曾组织过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反歧视与反不公运动，无畏地向社会、宗教与政治常规发起挑战，为广大受压迫的群体谋取公正——不论他们是妇女、农民，还是国家。1931年，甘地前往伦敦参加修宪会议，在此期间他只与来自东区的穷人共处。甘地虽为虔诚的印度教徒，仍坚定呼吁改革种姓制度、结束阶级特权。于他而言，“宗教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其宗教信仰虽根深蒂固，但并未妨碍他看到其他宗教的价值——他认为自己不只是印度教徒，还是“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与犹太教徒”。他对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宗教冲突、派别残杀忧心忡忡；1947年印巴战争期间的绝食也成为他生前最后的抗议运动之一。

甘地无时无刻不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他数度遭英国人囚禁，多次不惜以死换取印度的未来。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险些葬送印度时，甘地在未携带武器且没有保卫人员的情况下，以朝圣的方式穿越暴乱的中心孟加拉，以此平息冲突。1948年，一名反对其印巴和解立场的印度教极端分子将甘地刺杀，印度举国震动，冲突随之平息，秩序得以恢复：甘地去了，但是作为一位烈士与和平使者去的。其身虽死，其言仍将留存于世：“我服务于我的人民。这是我所信奉并以此追求灵魂解放的原则之一……我的救赎之路即是对同胞和人类无尽的、不畏苦难的服务。”

特鲁希略

TRUJILLO

1869—1961年

即使违背人民的意愿，我仍自愿拒绝再次竞选要职。

——拉斐尔·特鲁希略

拉斐尔·特鲁希略曾是多米尼加的独裁者，靠着恐怖活动与个人崇拜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31年。他成了军事强人与军阀，统治南美政坛（直到近年，智利、阿根廷与巴西等民主国家兴起才有所改变）的象征人物。

特鲁希略早年在军中发迹，后推翻总统，于1930—1938年与1942—1952年两度执掌大权，直至让位于其弟埃克托尔。

作为军中最高领导人时，这名“统帅”（别称“山羊”）是绝对的暴君，秘密警察机构“军情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是其倚重的爪牙。他给自己颁发的勋章足以盖满军装（故得名“瓶盖狂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国家首都和最高山峰。其反对者遭酷刑与杀害者数以千计，他还占有赃款达数百万之巨。1937年，特鲁希略下令军队屠杀所有黑皮肤的“海地人”，两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史称“香菜大屠杀”（不能说出西班牙语“香菜”一词的人即被杀害）。

特鲁希略崇拜希特勒，但在“二战”中保持中立并接纳犹太难民。然而他对异己的迫害从未停止，还给自己冠以“国家伟大的恩人”与“新领土之父”两大尊称。到20世纪50年代，多米尼加人民与美国均已对特鲁希略深感厌恶。一个企图推翻他的计划泄漏后，参与者米拉瓦尔三姐妹被当局施以酷刑并最终遭残杀。三姐妹的事迹于2001年被拍成电影《烈焰飞蝶》（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y），观众无一不感惊愕。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特鲁希略于1961年在其座驾中被刺身亡，此事被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改写为《山羊的盛宴》（2000年）一书。特鲁希略死后，这位独裁者的儿子、花花公子朗费斯·特鲁希略掌权，他将刺杀一事的密谋者折磨至死，直到他的两个叔叔埃克托尔·特鲁希略与何塞·特鲁希略返回方才交出权力。最终，美国插手结束了施行暴政的特鲁希略家族的统治，1961年11月，特鲁希略家族成员悉数流亡。

罗曼·冯·恩琴

UNGERN VON STERNBERG

1886—1921年

死神之善良亦多于男爵。

——逃离恩琴统治的蒙古难民

罗曼·冯·恩琴男爵是个不折不扣的施虐狂，一个疯狂迷恋成吉思汗、佛教与反犹太主义的神秘俄国军阀。1920年，受一些外蒙古王公邀请，罗曼·冯·恩琴带领一支军容不整的白俄骑兵进入外蒙古，外蒙古由此进入了当代最为荒诞的“血腥男爵”统治时代。他是苏俄内战时大屠杀的象征，丧命者数以百万计。

恩琴生于奥地利格拉茨，为日耳曼人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名贵族，成长于曾经的俄国领土——爱沙尼亚首府塔林。他早年参加俄国陆军，参与了日俄战争，因犯下暴行遭到贬职，上流社会的关系多次拯救了他。在远东服役时，他迷上了佛教，特别喜欢一些佛教仪式。

恩琴在“一战”中被提拔为骑兵将领。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加入远东白俄势力，在得到日本人支持的变态狂、哥萨克武装首领谢苗诺夫手下作战。在谢苗诺夫自立的“蒙古-布里亚特共和国”内，恩琴被委任为“亚洲骑兵师”的指挥官。虽同为顽固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恩琴与谢苗诺夫却一直与其他白军势力不和，甚至违抗白军最高指挥官高尔察克的命令，擅自行动。

恩琴管理着小镇道里亚（Dauria），手下尽是嗜血如命的施虐分子，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见一个杀一个。不久，恩琴与谢苗诺夫决裂，仿照中世纪军队的组织形式建起一支由布里亚特人、鞑靼人、哥萨克人及沙俄军官组成的私人军队。恩琴是苏俄内战中大屠杀的代表人物。大大小小的屠杀中，有1000万至2000万人死于白军、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哥萨克人与反犹太分子的屠刀下和饥荒中。

恩琴疯狂地执着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俄国重建由尼古拉斯二世之弟，即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事实上已在十月革命后死亡）统治的王国；在蒙古“重新树立成吉思汗的威名”。在一场行径野蛮的战役中，他击退了中国北洋政府的军队，攻占了外蒙古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立哲布尊丹巴为大汗，自己掌握实权。

他的统治是一场暴君、施虐者与谋杀者的狂欢。不计其数的不幸受害者，不论是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或仅是单纯的富人，均遭受毒打（“你知道人在骨肉分离后仍能行走吗？”）、斩首、活焚、肢解、开膛、裸身贴于冰块或是被猛兽活活撕成碎片等暴行。有的被勾住鼻子用车牵着跑；有的被哥萨克人当作猎物狩猎；有的被扒光衣服赶上树，直到掉下来被射死；有的被绑在被掰弯的树干上，绳索一松即被撕成两半。

恩琴长期以来信奉一种伪宗教神秘主义，其追随者亦不在少数，他们认为随着“十月革命”与内战，世界走向新的千禧年，末世将会降临，社会将会崩塌，最后将产生“新的秩序”。恩琴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转世”。他野蛮对待犹太人，声称“世上无保护犹太人之法律，男女及其种皆应灭绝”。犹太人被赶尽杀绝，妇孺亦无幸免。

1921年6月，恩琴军败于苏俄红军。恩琴身负重伤，试图逃跑。但其部下哗变，欲杀之，未遂，于8月将其移交给布尔什维克政府。“血腥男爵”在牢笼里被运回苏俄，并在新西伯利亚公开受审。1921年9月15日，他死于行刑队的枪口之下。

普鲁斯特

PROUST

1871—1922年

回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是玛德琳蛋糕的味道。

——马塞尔·普鲁斯特，《去斯万家那边》，1913年

人们常说马塞尔·普鲁斯特前半生在精彩地生活，后半生则在写他的生活，结果就是《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也许是对一个逝去的世界最完美的重现，一部关于时间、自我、记忆、爱情、性、社会和经验的思考。《追忆似水年华》的书名也曾被译为“追忆逝去的事物”（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引用自莎士比亚），1992年出版的版本改名为“追忆逝去的时光”（In Search of Lost Time），更为准确。

1909年，已经38岁的犹太富人之子马塞尔·普鲁斯特吃了一块沾着茶水的玛德琳蛋糕（一种小块海绵蛋糕），随即瞬间穿越回到了祖父在乡间的老房子——他那已不复存在的童年曾存在的地方。那时的景致就在眼前，那时的气味就在鼻尖，回忆竟如此之完整。虽然普鲁斯特早年即涉足写作，但此刻他找到了写作的意义。于是，38岁那年，他抬手落笔，“追忆似水年华”去了。

在普鲁斯特启程“穿越”回到那早已不复存在的“过去”时，他彻底退出了“现在”的世界。年轻时，他曾以自己的哮喘病为借口逃避任何职业，社交是他唯一愿做的事。开始写作后，他远离了社交场，成天把自己锁在软木贴面的房间里，足不出户。渐渐地，他变成了一个偏执的病人，忧郁症更是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要求每天早上的晨报要先用消毒剂蒸熏后再拿给他。他不吃不喝，只服用鸦片制剂和用于镇静的巴比妥类药。

普鲁斯特的写作方式令一些人感到无比困惑：一个出版商退回了他的第一卷书稿，称没有必要用30页的篇幅讲如何在床上翻身然后再入睡。事实上，普鲁斯特摒弃了传统的情节推进式的写作方式，而用近乎意识流的方法带领读者走进他的一生。偶尔，他会离开主题讨论哲学、历史，或是艺术，一谈就是好几页。他思路清晰，才华横溢，优美的语言中带着悲剧的诗意；有时他又换了一种语言风格，风趣、激烈，带着几分轻佻。一切平凡的琐事，如喝一杯茶、醒一整夜，同样具有戏剧性。普鲁斯特催眠了读者，使他们沉浸在一个与他们自己的世界同等真实的时空。

随着书稿不断积累，神经衰弱、愈加反常的普鲁斯特开始昼伏夜出，以至于他的仆人们在他白天就寝时不得不保持绝对安静。他会在深夜造访朋友，或者让他们一大早陪自己去巴黎圣母院，他也常常只在睡衣外披一件毛皮大衣就出门。

普鲁斯特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为此几乎歇斯底里。年幼时，体弱多病是他获取母亲注意力的一种方式；成年后，退隐又让他从好友处获得了同等的关心。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母亲夜里离家后孩子近乎绝望的心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普鲁斯特对母亲近乎恋母情结的依恋。他也曾试图用金钱买来爱情，将他的男性爱人聘为仆人，然而他近乎偏执的关注又使他们一一离开。

他是一个天才对话者与模仿者，却不带丝毫恶意。他的铺张浪费也是出了名的，曾包下整层旅馆，只为安静。他那些常年饱受折磨的仆人领着优厚的薪水。遇上外貌英俊的侍者，他会给出可观的小费。即使后来家财散尽，他仍给“一战”中被派驻前线的士兵寄去食物。

青年时的普鲁斯特曾是个势利的人。然而，这个犹太同性恋者对融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渴望，并未阻止他反对巴黎贵族们的反犹太风气。“德莱弗斯事件”期间，他冒着被社会孤立的危险，高调支持被错误裁定犯有叛国罪的犹太军官。他终生害怕因其性取向而遭到社会排斥，却敢于在写作中谈论此事，称自己要正确地对待一切，从夏吕斯男爵的性侵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红鞋，皆应如此。

普鲁斯特做到了。他栩栩如生的描写完整得令人震惊。他追求不断改变的知觉的本质，造就了前无古人的细腻描述。超过2000个存在于“追忆”中的人物，每一个都带有栩栩如生的多面性。用于描写他们的语言亦极其优美，800万个词语中每一个都像是精心挑选的。

直到去世前几小时，普鲁斯特仍在修改手稿。一个友人如此评价他的离世：生时超脱尘世，死时“心不在焉”。而在作家让·科克托看来，那本倾注了其记忆、健康与灵魂的笔记似乎“有了生命，就像一只戴在阵亡士兵的手腕上、指针仍在跳动的腕表”。

沙克尔顿，斯科特和阿蒙森

SHACKLETON，SCOTT＆AMUNSDEN

1874—1922年，1868—1912年和1872—1928年

毕竟，困难只是需要克服的事情。

——沙克尔顿

在南极探险日志中写道（1908年12月11日）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罗伯特·斯科特和罗纳德·阿蒙森是20世纪初最鼓舞人心的三位北极探险家。

沙克尔顿的父母是定居在英格兰的爱尔兰人，他16岁那年就加入了商船队，足迹随之踏遍世界各个角落，直到1901年被指派到“发现”号上服役。“发现”号是为冰上作业特制的汽船，正是这艘船载着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船长抵达了南极洲。斯科特选中沙克尔顿陪他和爱德华·威尔逊踏上了由狗与人拉雪橇的南极远征。

途中，温度一度降到零下80摄氏度以下，三人无一例外地感染上坏血病，而沙克尔顿的病情尤为严重，一度咳血。尽管因病退出、回家并短暂地参与政治，沙克尔顿从未放弃再度踏足南极的梦想。1907年，他重返南极洲，不同的是，这次他是作为领队。他购买船只、募集资金、招募船员和科学家。他的这次旅程开辟了新天地，一拨人到达了南磁极，另一拨人首次登上埃里伯斯活火山。1908年末，沙克尔顿再次开启英勇的雪橇之旅，向南极进发。尽管条件恶劣，1909年1月，他们成功到达距离目的地仅100英里（约161公里）的地方——虽然未能完全到达极点，但这是人类最靠近南极点的一次。沙克尔顿一返回英国便被奉为英雄，并被国王授予爵士头衔。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在1908—1909年去往南极的大胆尝试，比他的前队友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和挪威探险家罗纳德·阿蒙森之间的竞争（这一竞赛也将成为探险史上最著名的竞争之一）要稍早一些。

1880年，年仅12岁的斯科特加入皇家海军。1897年，他已是一名中尉。他指挥了1901—1904年的南极洲任务，并被公认为敬业的科研者和航海家。返回英格兰后，他被提升为上校。

1910年，眼看沙克尔顿在南极探险中超越自己，已是全国名人的斯科特筹资组建了一个私人科学和地理探险队，终极目标是到达南极。

与此同时，阿蒙森开始声名远播，因为他指挥的舰船首次顺利通过了令人向往、横跨北美洲顶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北航道，并试图抵达北极。1909年，听说已有人攻克北极后，他转战南极。

在北极的日子里，阿蒙森从当地人那里学会如何在严寒中生存，并成为驾驶狗拉雪橇的专家。有了这些技能，加上精心的规划，当他的团队在1911年向南极进发时，恶劣的环境和无人踏足的新航道已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他们于12月14日到达目的地。阿蒙森留下了一顶帐篷和一个便条，以便斯科特确认他曾到过那里。阿蒙森是一个杰出的规划者和北极生活的学者，同时也展现出英雄般的忍耐力。他应与斯科特一样被歌颂。

斯科特的团队在极地旅行方面经验稍浅，他们在阿蒙森之后一个月到达南极。尽管他们都很坚忍，斯科特一行的返程之旅还是障碍重重。他们遭遇了史上最恶劣的南极天气，不断有队员受伤，食物补给也搞错了地方。

1912年3月中旬，一个事实已显而易见：斯科特的团队注定失败。一名成员已死于感染。随后，3月17日，第二名成员奥兹上校离开帐篷，只留下一句话：“我只是到外面看看，可能要花点时间。”——典型的轻描淡写。他钻进暴风雪中，希望自己的必死无疑能够增加同伴存活的几率。

但奥兹的牺牲于事无补，他们被暴风雪困在帐篷中，在距离下一个食物补给站仅11英里（约18公里）的地方冻死了。其间，斯科特一直记着日志。“如果我活下来，我将给人们讲讲我的同伴的故事，他们的刚毅、耐力和勇气足以触动任何一个英国人，”日记的最后一条写道，“这些粗略的笔记和我们的尸体将诉说这些故事。”

1914年，沙克尔顿率领“英国皇家横穿南极探险队”出发，目标是穿越南极洲，从威德尔海经南极点到达麦克默多海峡。然而，“坚忍”号的旅程充满不幸：威德尔海巨大的浮冰团将其包围。在随着浮冰漂流了十个月后，“坚忍”号被压碎，而此时他们尚未到达海岸上的出发点。船上所有人员被迫登上周围的冰川，随着冰川向北方漂移，露宿了五个月之久。1916年4月，他们终于抵达冰川的北端，登上三艘小船，六天后到达南设得兰群岛（Shetlands）中的象岛。

在那里，沙克尔顿和几个同事决定向800英里（约1300公里）外的南乔治亚岛进发。他们乘小船穿越多风暴的南冰洋，经历重重危险，仅用17天即到达南乔治亚岛的南岸。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翻越岛中央的未知山脉才能到达北岸的一个挪威捕鲸站。沙克尔顿和他的两个同伴一鼓作气，仅用两天就成功抵达。沙克尔顿就在那里组织救援仍在象岛上的同伴，终于在第四次尝试时成功地联系上了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当沙克尔顿回到英国，虽然他主动报名参加“一战”，但由于他年龄偏大，无法入伍。他试图拉拢智利和阿根廷加入协约国作战的外交任务失败了，在挪威领土上建立英国基地的秘密任务也失败了。1919年，沙克尔顿回到英国开设讲座并着手写作。1921年，他踏上环南极洲的旅程。1922年，沙克尔顿在南乔治亚岛因心脏病死在他的舰船“探索”号上。

极地历史学家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写道：“论科学和地理的统筹规划，非斯科特莫属……心无旁骛、一心抵达极点的是阿蒙森。当我想要逃离绝境时，请给我沙克尔顿。”

丘吉尔

CHURCHILL

1874—1965年

他用演讲激活了英文语言，并将之派遣上战场。

——约翰·肯尼迪总统

授予温斯顿·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时的讲话

（1963年4月9日）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是英国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英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当欧洲处于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这个伟大的领袖将英国人团结起来，鼓舞并组织英国人参战，排除万难，直至战争胜利。20世纪上半叶，他短暂从事过各种职业，是自封的冒险者，是年轻自负的政客、成熟的部长，是唯一预见到纳粹危害的人，在几乎所有主要政府职位任过职，从被孤立到终被证明的杰出军事家，同时也是作家、历史学家和演说家。他的成就甚至超越了纳尔逊，被视为英国国家英雄。

在丘吉尔还是一个学童时，他的父亲曾责备他在哈罗公学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虚度光阴，警告他即将成为“社会的废渣，无数公学的失败者之一”。他其实无须如此担忧。无论是在苏丹作为年轻士兵，还是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在南非任战地记者，丘吉尔总是虚张声势地冲锋，然后逃走，致力于新闻工作和自我宣传。同时，他大量阅读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如麦考利和吉本，并吸纳他们优雅的、有时自大的风格为己所用。

年轻时，丘吉尔参与了英国军队最后一次骑兵冲锋。那是1898年恩图曼战役中第21枪骑兵团与苏丹起义军的一次交手，战后三人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该兵团也获英国皇家花押[2]。

1881年，自称是马赫迪（“蒙真主引导的伊斯兰救世主”）的穆罕默德·阿迈德[3]率领苏丹民众反抗，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马赫迪和他的继任哈里发及其领导的德尔维希（托钵僧）一次又一次地击退英国军队。英国派出维多利亚时期坚定的基督徒查理·戈登将军。他在1885年马赫迪占领喀土穆[4]时战死。这几乎使格莱斯顿政府瓦解。1898年，索尔兹伯里勋爵派遣有才华但性格古怪的赫伯特·基奇纳将军率领军队为戈登复仇，戈登也是基奇纳的偶像。基奇纳通阿拉伯语，曾因扮成贝都因人深入沙漠执行间谍行动而闻名，是一个极其严厉的将领和筹谋高手，绰号“苏丹机器”。他还是个室内装修的行家和狂热的瓷器收藏家。

丘吉尔对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和著名的骑兵冲锋做了生动的描述：

号角嘹亮，马蹄声声，人声鼎沸。16支部队火速集结，围成一条飞驰的战线，第21枪骑兵团开始战役中的首次冲锋。

速度飞快，距离迅速拉近。然而，不到半程，事态急转。就在原先看来很平坦的平原上，地面出现一个深深的“褶皱”：一条干涸的水道。骤然，伴随一声高喊，从水道中冲出一大群白衣人，战线长度与我们不相上下，排数却是我们的12倍……

德尔维希很男人地奋战。他们砍向马蹄，用步枪扫射，枪口直插敌人的身体。他们斩断缰绳和马镫革，灵活地投掷长矛。他们使用一切冷静的、坚决的人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将骑兵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挥舞着锋利的剑，深深地刺向敌人……紧接着，枪骑兵团再度控制住了马匹，加快速度，撤出与对手的交锋。仅仅两分钟，所有人都见识到德尔维希的战斗力。

丘吉尔的下一次冒险是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被布尔人俘获。他的成功逃脱因他本人的描述而被人津津乐道。

从政后，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议员，但在1904年倒戈投向自由党，使保守党陷入尴尬。同年，他与克莱门泰因结婚。在他的一生中，妻子对他的支持不曾有丝毫动摇，并且她会在必要的时候提出坦率的批评。1910年，丘吉尔成为内政大臣，次年出任海军大臣。“一战”中，丘吉尔确保战舰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却依然要为加里波利战役失利承担责任（4.6万名协约国士兵死于该战役）。他辞职到西线服役，1917年重返政坛，在劳合·乔治政府担任军需大臣。

1919—1921年，丘吉尔担任国务大臣，主管战争和环境，其后又重回保守党，并于1924—1929年出任财政大臣。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再次下台，几乎是遭政治流放。成为后座议员的丘吉尔预见到了希特勒及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威胁，但他的警告被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大多数媒体忽视。直到“二战”爆发，他才重获青睐，加入战时内阁，于1939年再次出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回来了！”海军部这样通知各舰队。

1940年5月，当纳粹德国入侵西欧时，张伯伦辞职，英国政界普遍主张与希特勒求和，但丘吉尔坚持作战。他的拒绝最好地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他的坚持不仅拯救了一个国家，而且拯救了一种生活方式。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实为众望所归。他一上台，即对国会发表演讲：

正如我曾对参加本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议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德国侵略英国本土已成定局，丘吉尔对下议院发表讲话：“不管是在陆地上，在原野中，在大街上，甚至在群山之中，我们都要和敌人奋战到底，决不投降！”两周后，在宣布法国沦陷时，他再次对下议院发表讲话：“让我们勇敢地承担义务，这样，如果大英帝国和她的联邦可以留存千年的话，人们仍然会这么说：‘这是我们最光辉的时刻。’”

当英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挫败德国空军，使纳粹德国入侵英国本土变得不可能时，丘吉尔保持了冷静。在内阁作战室，丘吉尔指挥战争，随机应变。无论是到国外视察军队或与外国领导人会晤，还是从清晨起床开会、跟精疲力竭的官员们奋战至凌晨三四点钟，丘吉尔始终保持精力充沛。在工作中他总是喝下大量香槟和白兰地。丘吉尔努力与罗斯福总统发展良好的关系。尽管内心很不喜欢共产主义，他还是积极地与斯大林建立友好关系。在一系列会议上，他与两位领导人不仅就针对希特勒的战略，还就战后世界格局达成一致。

击败纳粹德国后，在1945年7月的选举中，丘吉尔和他所在的保守党失利。翌年，他不无先见地指出，欧洲将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下。1951—1955年，他再次出任首相。他拒绝了公爵的爵位，但这个“在世的最伟大的英国人”始终是一个爱德华时代的浪漫的帝国主义者，带着奥古斯都式的风格和远见，尽管他从未失去他那顽皮的智慧。一次，他的孙子问他，他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回答：“是的！现在你可以滚开啦！”当有人指责他饮酒过量时，他反驳道：“我从酒里得到的远比酒从我这里得到的多得多。”他的文笔优美，丝毫不输于他的领导才能，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领导人。1965年1月，丘吉尔逝世，英国为其举行国葬，那是除皇室外很少有人能享受的荣誉。

[1]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铜质勋章，授予有杰出功勋的英国军人。

[2]　花押（cipher），一种皇家印记。

[3]　穆罕默德·阿迈德（Mahammad Ahmed，1844—1885年），英-埃苏丹穆斯林领袖，为苏丹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被苏丹人民尊为“独立之父”。

[4]　喀土穆（Khartoum），苏丹首府。

伊本·沙特

IBN SAUD

1876—1953年

他这个人志向远大，但又小心谨慎。面对对手，他是一个无情的人；但在胜利的时刻，他又是史上最人道的阿拉伯人。至于他的统治制度……他对至亲的人也要保密。本质上，他实行的是专制统治。

——埃尔登·鲁特

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即西方熟知的伊本·沙特，是一个自封的国王、精明的政客、外交能手、部落政治家、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信奉者和强壮的沙漠斗士。他身高超6英尺4英寸（约1.93米），以强悍的能力而著称。他缔造的新的沙特阿拉拍王国，在21世纪仍保持着中世纪的王朝专制统治。至今，沙特仍然是中东的主要力量，更是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

伊本·沙特的成就不是使他的王朝首次兴盛，而是第三次。18世纪，一个名为穆罕默德·瓦哈卜的伊斯兰学者主张以《古兰经》、圣训立教，反对具有多神崇拜倾向的行为和言论，提倡简朴生活，号召谨守教规。瓦哈卜和阿拉伯半岛内志地区[1]利雅得附近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酋长结盟，并通过家族间的政治联姻巩固政治和宗教联盟。事实证明，瓦哈比教派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沙特家族的实力迅速增强。当时，阿拉伯半岛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危机四伏，为控制中心地带苦苦支撑，根本无法顾及阿拉伯半岛的偏远地区。沙特和瓦哈卜利用这一点，在1744年左右建立了沙特王国，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攻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伊拉克，并最终征服了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多次派军队攻打沙特王国未果，直到19世纪初期，伊斯坦布尔要求半独立的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恢复秩序。1818年，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成功地打败沙特，沙特酋长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斩首，苏丹重新掌权。几年后，沙特在内志重建了一个小国，但直到伊本·沙特掌权才完全恢复家族权势。在此期间，阿拉伯半岛正由将沙特家族驱逐出去的拉希德家族统治，麦加的行政长官则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传统的哈希姆家族中指定。

伊本·沙特小时候曾被迫乘夜逃离利雅得的祖宅，以躲避得胜的拉希德家族，和他在科威特流亡的父亲一起生活。但年轻的沙特立志改变家族命运。在年长的盟友穆巴拉克·萨巴赫及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的支持下，1902年，他带领一小队贝都因人和部落成员，发动了一场浩大的政变，一举夺下利雅得。

伊本·沙特从此开始了充满军事冒险和外交谋略的一生。他赢得了对拉希德家族和其他对手的战争，但这些战争的规模都很小，每次参与战斗的人数仅一千多一点。但这位年轻的王子成功地利用了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巩固封建统治，建立了一个宗教军事组织——伊赫万（“一神论兄弟会”），这成为他的沙漠军旅的核心力量。他与英国人建立起关系，“一战”中，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英国争相争取他的支持时，他使他们鹬蚌相争。但在承诺方面，他不像谢里夫·侯赛因（统治麦加的哈希姆家族的埃米尔）那样野心勃勃。侯赛因向英国提出，要发动从阿拉伯半岛到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参加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暴动。侯赛因是沙特的死对头，二人夺取整个阿拉伯半岛统治权的斗争愈演愈烈。谢里夫·侯赛因在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的支持下自立为王。他得到英国的大量财力支持，发起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攻击，但他们的行动并未形成大规模的阿拉伯人暴动，即使在麦加附近，也很少战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与此同时，伊本·沙特一直静观其变。1918年，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时，哈希姆家族已不是他和他的伊赫万的对手。在一系列冲突中，侯赛因最有野心的大儿子阿卜杜拉王子（后来的约旦国王）被沙特军队打败。英国在盟友的崩溃中变得警觉。沙特自己也不是没有问题：伊赫万很难控制，他们开始进攻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对那里的什叶派人尤为痛恨，视他们为异教徒。作为回应，英国陆军和空军对伊赫万发起袭击。最终，1924年，伊本·沙特成功地控制了权力过大的伊赫万首领，后又打败了侯赛因王的儿子——汉志的阿里国王，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和麦加、麦地那，直至最终在战场上战胜伊赫万。这是他最后一次亲征。伊本·沙特自称汉志国王，并于1932年成为沙特国王。（哈希姆家族继续在阿拉伯半岛外建立王权，但他们的王位很不稳定：费萨尔是叙利亚首任国王，后又成为伊拉克国王，其家族统治在伊拉克一直持续到1958年；1999年，阿卜杜拉的曾孙阿卜杜拉二世成为约旦国王。）

伊本·沙特早年有过多次政治联姻，他有约70名子女，其中40个是儿子。

伊本·沙特创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王国，他既是国王，也是瓦哈比派的教长。自1933年起，石油的发现为王国带来巨大的财富，使其日益强大。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王位由他软弱无能、行为反复无常的长子沙特继承，但长子在1958年被众王子罢权。沙特保持称号，但权力被移交给费萨尔亲王，费萨尔在沙特死后继任为国王。费萨尔成熟老练，精明能干，但在1975年被暗杀。伊本·沙特的儿子哈利德和法赫德先后继任为国王。进入21世纪后，沙特阿拉伯仍由伊本·沙特八九十岁的儿子统治，但权力渐渐传向下一代。

[1]　内志（Najd），为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地区。

比利亚和萨帕塔

VILLA＆ZAPATA

1878—1923年和1879—1919年

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埃米利阿诺·萨帕塔

潘乔·比利亚和埃米利阿诺·萨帕塔是墨西哥最有名望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们让敌人不寒而栗，是墨西哥的英雄，他们都是有才华的、极具个人魅力的，同时又坚强不屈，有着革命抱负。他们也都为革命而献身。

潘乔·比利亚1878年生于杜兰戈州滨河圣胡安附近一个农民家庭，本名多罗特奥·阿朗戈。儿童时代的晚期，他曾当过佃户，16岁时搬到奇瓦瓦市，希望能够发家致富。但当他的妹妹遭村里一个地主性侵后，他火速返回家乡，愤怒地杀死了那个地主。然后，他逃往马德雷山中，开始了绿林生涯。

当时，墨西哥处于腐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统治之下。墨西哥大多数土地遭到富裕的大庄园主的无情剥夺，广大人民在政治压迫和赤贫中备受煎熬。1910年，在位多年的迪亚斯在总统竞选中再次获胜。然而，“民主的使徒”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在被称为“反连任者”的志愿者支持下，集结了大批反对者。当迪亚斯的胜选已不可避免时，马德罗宣布了“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声称选举是一场骗局，号召人民武装起义，墨西哥革命拉开帷幕。比利亚积极投身这场革命，为马德罗的人夺取了奇瓦瓦和华雷斯两座城镇。他声称这是一次政治“觉醒”，事实证明，这场革命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到1911年时，迪亚斯已失去权力，被迫流亡。然而，随着1913年马德罗总统被迪亚斯政权的效忠者暗杀，在墨西哥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墨西哥军队将领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在一次血腥的政变中夺取了权力。韦尔塔和比利亚在马德罗的革命事业中原是盟友，后来成了死敌，韦尔塔甚至曾密谋将比利亚以盗窃和以下犯上罪判处死刑，因马德罗本人亲自干预才未能执行。

不出意外，比利亚转而支持反对韦尔塔的首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军队，并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在华雷斯、迪瑞布兰卡、奇瓦瓦、奥希纳加、托雷翁、萨尔提略及萨卡特卡斯击溃韦尔塔的军队。这些胜利为1914年7月韦尔塔的最终倒台发挥了主要作用，比利亚也成了革命英雄。然而，胜利是有代价的。萨卡特卡斯一役，7000人丧生，5000人受伤，其中很多是平民。比利亚坚持自己的军队自己领导，不愿意接受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命令。

到1915年，革命形势突变，比利亚起兵反对曾经的盟友卡兰萨，并与埃米利阿诺·萨帕塔率领的部队结为空前密切的同盟。埃米利阿诺·萨帕塔是反抗迪亚斯总统的一个主要人物。然而，在与卡兰萨的大将军阿尔瓦罗·奥布雷贡的斗争中，比利亚遇到了他军事上的敌手。1915年，在塞拉亚的两次战役中，比利亚均战败，奥布雷贡更现代化的战术和武器起了决定性作用。

比利亚退回奇瓦瓦，在那里建立革命政府，颁布法令，壮大革命队伍。面临日益发酵的经济问题，他将不法富翁的财产充公，设立银行，发行货币。对危险的反革命分子，革命政府就地处决。

由于被政府军围困，且越发被他所见的美国干预激怒（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选择支持卡兰萨政府，认为那是最有可能在墨西哥建立稳定政局的方式），比利亚将焦点转向美国。1916年1月，在奇瓦瓦州圣伊萨贝尔（Santa Isabel）附近，比利亚的支持者袭击了墨西哥西北铁路上的一列火车，杀死18名美国人。3月，比利亚的支持者又突袭了新墨西哥州的哥伦布市，杀死美国的10名士兵和8名平民。

作为回应，威尔逊总统向墨西哥派遣了6000名士兵，由“黑杰克”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但这个搜捕潘乔·比利亚的惩罚性行动未能成功。

尽管和比利亚共同经历了很多战役，萨帕塔在迪亚斯被推翻后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马德罗政权对萨帕塔来说过于保守，他拒绝解散他曾组建起来对抗迪亚斯的游击部队，而是在1911年宣布“阿亚拉计划”（Plan de Ayala），承诺继续革命。该计划呼吁在墨西哥进行土地改革，以改善普通农民的命运。萨帕塔希望通过将土地归还给墨西哥赤贫的当地人民打破土地垄断。他的计划的本质即其口号所述：“土地和自由”，这将萨帕塔和他的支持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当马德罗被韦尔塔推翻后，萨帕塔加入反抗韦尔塔反革命统治的斗争。而当韦尔塔被推翻、立宪派领袖卡兰萨取而代之时，历史惊人地重演。萨帕塔再次成为当局的反对者，仍坚信他希望的土地革命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实现。

卡兰萨开出巨额赏金，悬赏革命者的领袖，当比利亚被打败，萨帕塔变得更加孤立。1919年4月，萨帕塔被暗杀，但他在墨西哥依然广有声望。比利亚一直在与政府军对抗，直到1920年他与卡兰萨的继任者韦尔塔总统最终达成协议，宣布放弃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随后三年，他在他位于奇瓦瓦的庄园过着半退休式的生活，直到1923年被暗杀。

据称，在临死前，他告诉暗杀他的人：“不要让事情就这么结束，告诉他们我说了点什么。”

爱因斯坦

EINSTEIN

1879—1955年

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也标志着真正的科学进步。

——爱因斯坦论科学创造力的精髓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成为天才的代名词绝非偶然。他是20世纪——有人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他的发现基于并替代了牛顿的经典力学，标志着一个范式的转变。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著名、最有成效的科学发现之一，但爱因斯坦本人却不只是一个科学家。他一生致力于社会问题与和平主义，反对暴政和迫害，对制造原子弹表示失望。在他去世50年后，他的头像仍能让人一眼认出。他已成为智慧与幽默的化身。

爱因斯坦生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在德国长大。小时候，他的智力发展缓慢（还因此被嘲笑为“笨蛋”），但5岁时得到的一个磁罗盘和12岁时收到的一本几何学书激起了他的求知欲——这是刻板的德国学校教育做不到的。在被送往慕尼黑的寄宿学校后，这个15岁的男孩逃离了学校，也逃脱了即将到来的兵役，投奔搬到意大利找工作的父母。

爱因斯坦夫妇对任性的、逃兵役的儿子的到来并不惊讶，而当阿尔伯特被苏黎世的一所大学录取时，他们甚是欣慰。在苏黎世的大学里，爱因斯坦度过了最快乐的几年。在这里，他遇到了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玛利奇，她是塞尔维亚人，也是一个物理学家，他们1903年结婚。同年，在找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后，他被指派到伯尔尼的一家专利局工作。

分析专利的工作要求不高，这使爱因斯坦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数学和科学问题。他对牛顿运动定律和描述光线的麦克斯韦方程明显不兼容的问题尤为着迷。190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科学论文，讨论光、水和分子的运动和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狭义相对论。该学说被认为是20世纪最顶尖的智力成果，颠覆了人类对统治宇宙的规律的理解。根据这一理论，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而光速在宇宙中是恒定的。其著名方程式E=mc2解释了物体的能量与其质量成正比，物体的能量等于其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狭义相对论摒除了绝对时间的概念。相反，根据这一理论，时间是相对的，时间的衡量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空间和时间都是同一个时空连续体的一部分。

狭义相对论未能解释的是时空下引力的作用。1915年，在哥廷根大学的一系列讲座上，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这个理论，大质量的物体能使时空弯曲。大质量的物体，如行星或恒星，就像放在蹦床中心的一个保龄球，会使时空中的物体向其所在的方向移动。因此，举例来说，地球不是被“拉”向太阳，而是沿着太阳在时空中引起的弯曲的轨道运转，并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防止滑向太阳。

爱因斯坦预测，靠近太阳重力场的星球发出的光将被折射，使其在天空中的视位发生改变，这一预测在1919年一次日食中被观察者证实。爱因斯坦预测、后被观察者证实的另一个奇特效应是“时间膨胀”：时间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会在接近光速时减缓。时间膨胀的一个结果就是离奇的孪生佯谬，即双胞胎中的一人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到一个遥远的星球旅行回来，将比待在地球上的另一人年轻。

相对论以多种方式，不断冲击我们看待和理解周围世界的常识性视角。然而，今天，相对论已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理论平台。

爱因斯坦的革命性理论起初并未引起注意，直到德国科学家、量子论之父马克斯·普朗克帮助将其出版。到1913年时，爱因斯坦已在学术界声名鹊起，成为柏林大学物理研究所主任。

这一时期，爱因斯坦的名望与日俱增，但他的个人生活却一团糟。1919年，在长期分居后，他终于和米列娃离婚，并很快和表妹埃尔莎·洛温塔尔结婚。此时爱因斯坦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与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会面、通信，其中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印度神秘主义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及查理·卓别林。“人们为我鼓掌，”卓别林曾对爱因斯坦说，“因为每个人都懂我所说的。他们为你鼓掌，因为没有人理解你所说的。”

尽管他不是一位宗教信徒，他的理论似乎也对宗教表示怀疑，爱因斯坦却总是相信某种形式的、更高层次的原则或精神。“科学家执着于普遍的因果关系，”他写道，“他的‘宗教情怀’表现在对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欣喜若狂上，自然规律揭示出一个如此卓越的发现，与此相比，人类所有的系统思维与行动都只是无关紧要的投射而已。”他维持一个他称之为“老人”的信仰。

1931年，日益猖狂的纳粹攻击了爱因斯坦和他的“犹太人物理学”。第二年，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爱因斯坦离开了德国，再也没有回去。他到美国定居，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和平主义——曾促使他公开反对“一战”——在纳粹的暴行之下渐渐湮没无闻。他支持为反对希特勒而重整军备，1939年，他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了一封联名信件，指出纳粹发展核武器的危险，推动了盟军在为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进行合作。

1945年，随着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二战”结束了，爱因斯坦的态度急剧转变，开始公开反对进一步的核开发，并支持国际核限制。他甚至因为和平主义观点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1952年，他曾有机会获得以色列总统一职，尽管他是一名终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还是委婉地拒绝了。直到1955年去世时，爱因斯坦也没能实现自己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找到一种大一统理论，这种理论能够全面地解释统治世界的基本力量并因此（如他曾打比方的那样）洞悉上帝的想法。爱因斯坦后的几代科学家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他们的工作都因爱因斯坦——一个科学巨人，同时也是最具人性的人——彻底改变。

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勒：三大帕夏

ENVER，TALAT＆JEMAL：THE THREE PASHAS

1881—1922年，1881—1922年和1872—1922年

你到底想要什么？答案是：再没有一个亚美尼亚人。

——塔拉特帕夏

答德国大使关于亚美尼亚人之问（1918年）

三大帕夏是狂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们发迹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运动，1913年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掌权人，并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带入一场灾难性战争，在“一战”中下令屠杀了100万亚美尼亚人。

三人均出生于马其顿，因此均认为有必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土耳其人，以弥补他们出身微末之地的事实。伊斯梅尔·恩维尔是国防部长、政府领导人、民族主义军官，自视为“土耳其的拿破仑”：年轻勇敢，同时又虚荣、轻信、鲁莽。他在利比亚对抗意大利及在巴尔干对抗保加利亚的战役中成名，但作为一名将军，他是无能的、业余的。恩维尔31岁时便娶了奥斯曼土耳其皇室成员，住进宫殿，受封为副总司令，获得了权力。他的同事，艾哈迈德·杰马勒是三大帕夏中最浮夸的：他身材瘦小但精力充沛，善于作秀，是个养尊处优的军官，擅长在伊斯坦布尔从事肮脏的勾当并组织杀害对手。但同时，他机敏、富有个人魅力，有很多漂亮的犹太情妇和外国友人。他成为海军大臣和帝国在阿拉伯的实权总督。第三位帕夏是塔拉特，他在因青年土耳其党（官方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身份被解雇前是一名邮局公务员，后来成为土耳其内政部长。

三人均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拥护其早期自由思想，曾为实现1908年革命和恢复议会而奋斗。

1913年7月，土耳其总理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被暗杀，其后国防部长被（恩维尔本人）枪杀，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于是成为“三大帕夏”，执掌军政大权。在恩维尔亲手枪杀了国防部长后，他们使土耳其卷入“一战”的漩涡。随着他们的民族主义逐渐变得狂热，早期的自由思想很快被抛诸脑后。他们愈发相信只有战争和暴力才能重振土耳其帝国，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们对待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的方式。

19世纪初，基督教徒占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仍然被认为是对帝国忠诚的团体。然而，俄国向高加索的扩张刺激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1878年柏林会议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徒少之又少，亚美尼亚人的平等、自治等要求未被落实，他们的商业财富也让人眼红，其崛起越来越被视为是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

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及其他人就已经默许了一系列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1895—1896年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被杀害，1909年阿达纳大屠杀则夺去了约3万亚美尼亚人的生命。

1914和1915年，恩维尔在高加索地区指挥对俄国的进攻。本来这一努力即将以彻底失败告终，但俄国武装了亚美尼亚起义者。1915年5月中旬，俄军、亚美尼亚起义军占领凡城并建立了一个亚美尼亚小国，三大帕夏立刻将责任归咎于其认为不忠诚的亚美尼亚人。塔拉特开始准备复仇。

1915年4月24日，安全部队在伊斯坦布尔逮捕了超过25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社区领袖，将他们向东驱逐并杀害。在4月的首批驱逐后，驱逐计划很快扩大到整个亚美尼亚社区。男人、妇女、儿童，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被迫行进至叙利亚各省和美索不达米亚。5月27日，三大帕夏提出了《特西尔法》，并获得议会通过。据说，一支准军事安全力量“特别组织”（The Special Organization）被建立，由恩维尔和塔拉特直接领导，以执行驱逐和屠杀行动。

在驱逐中，亚美尼亚男性按常规被分开处决，妇女和儿童被迫迁移，时而遭受毒打或屠杀。在迁移中幸存的人被赶进集中营，那里的情形很骇人。很多被关押者遭到折磨，沦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医学实验的试验品，或是遭到屠杀，更多人死于饥渴。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亨利·摩根索记载了集中营中最恶劣的部分行为，记录了看守如何用烧红的烙铁烫亚美尼亚人的乳房，用火红的钳子撕扯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将滚烫的黄油倒入伤口中。有时，施刑者会将他们的手脚钉在木头上，显然是模仿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受刑者无比痛苦地挣扎时，他们却在一旁大叫道：“让你们的基督来救你们啊！”

据报道，塔拉特帕夏曾在1915年告诉一位德国大使馆官员，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正“利用战争彻底清除内部敌人、原住民的基督教徒……不受外国干涉”。无论这是一次正式下令的种族屠杀或是无序的系列屠杀，近250万亚美尼亚人中有100万至150万死于这一时期。

同时，杰马勒在中东面临英国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因此他在大马士革、贝鲁特和耶路撒冷实施了针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统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意外地取得了一些胜利，消灭了在伊拉克库特的一支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击溃了英国军队。然而，杰马勒未能占领埃及，英军很快向耶路撒冷进发，而俄国也在向高加索推进。

塔拉特于是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每况愈下的军事形势。1917年，他被任命为土耳其总理，但他未能力挽狂澜，军队仍节节败退。他于1918年10月辞职，逃离土耳其，登上一艘德国潜艇。三大帕夏中的其余两位也逃跑了。1919年，世界首次针对战争罪的审判在国际联合支持下进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者被认为有罪，塔拉特作为大屠杀的策划者被判处死刑。土耳其人向德国要求引渡塔拉特，但在实现引渡前，塔拉特就于1921年3月在柏林被谋杀。暗杀者是一名亚美尼亚大屠杀幸存者，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姐妹被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强暴并杀害。杰马勒也被暗杀了，而恩维尔在中亚一次对苏俄红军的冲锋中丧命。

塔拉特首创的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在19世纪后期为其他人提供了借口。在考虑屠杀犹太人时，希特勒曾说：“现在还有谁会说起亚美尼亚人的灭绝？”时至今日，历届土耳其政府均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称死亡数字被夸大了，在土耳其提及“亚美尼亚大屠杀”仍被视为犯了“冒犯土耳其”罪，会受到监禁的处罚。

阿塔图尔克

ATATÜRK

1881—1938年

我们应当努力使我们的国家文化超越现代文明。因此，我们不应用上个世纪昏昏欲睡的状态思考问题，而要用且持续用我们所处的世纪的速度和行动的理念来思考问题。

——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

（1933年10月29日）

“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1934年采用的名字）的意思是“土耳其国父”。他是一个极具远见的领导者，倡导并推进世俗化，领导土耳其走出濒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化的共和国。他是“一战”的战争英雄，随后率领土耳其人击败入侵的希腊军队。他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在1938年去世前一直领导这个国家，是迄今为止“一战”到“二战”期间最伟大的铁腕人物。

阿塔图尔克出生在现属希腊的塞萨洛尼基市。他在学业上很突出，12岁便开始上军校。刚被任命为陆军军官，他便加入了对奥斯曼土耳其政权不满、渴望改革和进步的青年土耳其党。该组织的有些领导人既是杰出的政客，同时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者，阿塔图尔克就是其中之一。“一战”中，他是加利波利战役的胜利者，在那里击溃了协约国的攻击。他还曾在高加索、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服役。他对获得部队的死忠很有一套。“我不是命令你们去袭击，”他对他们说，“我是命令你们去牺牲。”

战争结束了，阿塔图尔克是战败的一方。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统治过的阿拉伯领土被获胜的协约国瓜分，他开始了一场全民运动，在消亡的帝国的土耳其中心地带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及其他协约国信任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希腊帝国，将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大部分领土划归希腊，并鼓励其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入侵土耳其，由此发动了一场鲁莽的、不必要的战争。阿塔图尔克坚决地、机智地予以抵抗，最终在1922年杜姆卢珀纳尔战役中大获全胜，并在攻占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报复。土耳其最终通过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获得独立。

随着军事斗争的结束，另一大挑战开始显现：实现世俗化的土耳其国家的现代化。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阿塔图尔克任总统。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一个首要目标是清除外国势力的影响，而作为改革论者，他的下一个首要任务是将伊斯兰教从政体中分离。

最后一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在1922年被废黜，1924年阿塔图尔克废除了哈里发制度（曾有一个接一个的苏丹通过这个制度获得权力，成为宗教领袖）。阿塔图尔克至少在理论上拥护民主原则和基于西方模式的法律准则，以取代专制的神权政体。尽管整个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事实上一直是一党制国家，但阿塔图尔克试图实施“开明的独裁”统治——没有反对党，但推动进步、改革。

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在经济上落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阿塔图尔克建立起国有工厂和工业，修建了大量的、高效的铁路，创立了国有银行以资助发展。1929年后，面对“大萧条”带来的灾难，土耳其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

阿塔图尔克宣布土耳其“应该且将成为一个文明的、进步的国家”，主要动力是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他强力推进土耳其的世俗化，使妇女得到解放——他的养女成为世界上第一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西服在土耳其受到大力推崇，且常常成为正式着装。传统土耳其毡帽（费兹帽）被法律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巴拿马草帽和欧洲帽。城乡地区的教育均得以改革，新的土耳其字母表（罗马字母表的变体）被引入，国民受教育率从20％提高到90％。

阿塔图尔克鼓励研究与土耳其历史传承有关的早期文明，艺术、雕刻、音乐、现代建筑、歌剧和芭蕾均进入繁荣时期。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生活的每个领域推进他的现代化国家使命，新文化开始盛行。

长相颇为英俊的阿塔图尔克是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颇有女人缘，喜欢饮酒。工作繁重，加上生活缺少节制，他的身体很快垮了。1938年，年仅57岁的阿塔图尔克死于肝硬化，举国哀悼。他的个人魅力、能力和个人风格使他备受人民爱戴。他一直受尊敬，他的肖像和雕塑在土耳其至今随处可见，侮辱他这位有远见的国父仍然是一种犯罪。但土耳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宗教与世俗、现代与保守的交锋与碰撞似乎有日趋激烈的趋势。

毕加索

PICASSO

1881—1973年

绘画不是用来装饰房间的，它是一个可攻可守的武器。

——毕加索在一次信中说（1945年）

如果没有西班牙天才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今天的艺术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在将近80年的职业生涯中，毕加索始终充满活力，充满生活情趣，向世人证明了他不仅是20世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才多艺、最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不仅是绘画高手，在拼贴、布景设计、陶艺及雕塑等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的才能不仅限于美学，他最著名的画作《格尔尼卡》在捕捉了战争的恐怖的同时，用寥寥数笔的和平鸽指明了通向更幸福的未来的道路。

毕加索生于马拉加一个充满艺术氛围但又传统的家庭。受到父亲的熏陶，他很小就展现出非凡的绘画天赋，14岁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举办过公开展览，并受到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不到20岁就已经在巴黎与欧洲的先锋派们打成一片。

1901年，毕加索开始了著名的“蓝色时期”。这一时期，他的绘画虽仍然相对写实，但主要基调是蓝色阴影。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主要是忧郁、孤独的画像，通常描绘的是赤贫。毕加索的很多负面情绪是由于受到挚友嘉沙杰马斯（Casagemas）自杀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一幅杰出但忧郁的自画像上，毕加索看上去憔悴而紧张，比20余岁的他老很多。但毕加索很快重新振作，进入了“玫瑰时期”。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通常是马戏团成员或杂技演员，主要以粉色为背景。

1907年，受塞尚和非洲面具的影响，毕加索开始大胆地在新方向上尝试，创作了现代派的第一件杰作《亚维农的少女》。这幅画用显著的笔触，棱角分明地、扭曲地描绘了五个极其性感的妓女。由此，毕加索和追求个人原创的乔治·布拉克一起创立了立体派——在画布上捕捉物体精髓的一种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视角，追求多重视角，仿佛同时从很多不同角度观察物体。这是一种革命性的看事物的方式。毕加索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

继“立体主义时期”后，毕加索转向“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一时期，他以地中海为背景创作了很多里程碑式的人物，部分是受安格尔和雷诺阿的影响。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跟超现实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实践人脸和人物的扭曲画法，探索对性的描绘，凭想象力创作出很多奇特的画作。

尽管曾短暂地尝试超现实主义画作，毕加索一直与周围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支持共和党，他的画作《格尔尼卡》就表达了对法西斯暴力的愤慨。《格尔尼卡》是毕加索最著名的作品，创作于1937年佛朗哥邀请德军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进行骇人轰炸后。巨大的画布上展现了大片扭曲的深色身体、尖叫的脑袋和受惊吓的动物——一幅战时的末日景象。在当时和现在，这幅杰作既是对残酷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中遇害的无助的人们的纪念，也是对战争带来的更广的恐惧的警示。

毕加索一直对佛朗哥政权极为愤怒，因此他拒绝在这个独裁者仍在世时让这幅画作被带到西班牙。这幅画作最终于1981年到达马德里，并一直保存在那里，尽管巴斯克人要求将其移至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但这幅画已极为脆弱，无法转移。

1944年，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他写道：“艺术家应该是怎样的呢？画家就是一个只有眼睛的笨蛋吗？音乐家只有耳朵吗？诗人只在内心最深处有着韵律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存在。”他对受压迫阶级始终饱含同情，1949年，他将著名的和平鸽设计献给了在波兰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毕加索继续用各种媒介创作了大量作品，常常是对过去的伟大艺术品进行探索和再创作，如贝拉斯克斯的《宫女》或德拉克罗瓦的《阿尔及尔的女人》。那时，他已是在世的最著名的艺术家，美术馆和富有的私人收藏家都花大价钱购买他的画作。有时，他在纸巾上画上寥寥数笔就能抵掉餐厅的天价账单。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毕加索对生活和生活中的各种乐趣充满热情。多年来，他的妻子和情妇一个接一个，有时同时有几个。在晚期的作品中，他常常把自己描绘成某个萨提尔或奥林匹斯神祇，在他钟爱的地中海旁，享受美酒、美人和欢乐人生。他仿佛会一直活下去，但最终在91岁时辞世。

罗斯福

ROOSEVELT

1882—1945年

他的生命必须……被视为一个决定人类命运的事件。

——温斯顿·丘吉尔（在罗斯福去世后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四度出任美国总统，无人能及。其间，他将美国带出了“大萧条”的泥潭，指挥了美国军方在“二战”中的行动，留下了一个庞大、富有的美国。他富有魅力，精明而又神秘，同时有着宽容、自由的信念，巨大的个人勇气和无情的政治手腕。他在国内国外实现民主的决心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是在1932年，当时美国正处于可怕的经济萧条中，3000万人失业。他一上台，便着手实行对美国人民承诺的“新政”，使美国重新走上经济繁荣的道路。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对农业、贸易和工业高度干预，使得资本主义从华尔街大崩溃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罗斯福对人民福利的高度责任心是前所未有的。在面对自由市场派的尖锐反对时，他引进了“社会安全”的概念，捍卫了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规定了工时和工资。同时，20世纪30年代，他见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重建了美国人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心，使美国有能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的考验。

罗斯福希望美国成为世界的“友好邻邦”，寻求美国作为“全球自由守护人”的角色。他早早地意识到纳粹德国的野蛮本性，认识到在“二战”中中立从长远来说将危及美国的利益，但不主战的感情极为强烈。为赢得1940年总统选举，他承诺使美国远离战争。

同时，罗斯福尽一切努力帮助同盟国，签署了《租借法案》，为同盟国提供战争物资，帮助英国在法国沦陷后独立对抗纳粹德国。1941年1月，他宣布了美国将为之斗争的“四个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1941年8月，他会见了丘吉尔，二人共同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宣称民族自决和安全的普遍权利，其制定的原则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无法再置身事外。对罗斯福来说，击败德国和日本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失败了，战场上的胜利是没有用的，”他宣称，“除非胜利能持续，否则仅赢得一场战争是无用的。”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他的政治手腕中的多变和精明都可以用他自己的话作最好的概括：“你知道，我是一个变戏法的，我从不让自己的右手知道我的左手在做什么。我可能对欧洲有一种政策，而对南、北美洲持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政策，我可能完全前后矛盾。此外，如果能帮助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十分愿意去误导公众和说谎。”

在“二战”中，罗斯福不仅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还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一起成为战后世界的设计师。他以迷住斯大林为荣，并与这个苏联领导人建立起个人关系，而这常常是通过逗弄他的亲密盟友丘吉尔实现的。

他曾被批评在一些会谈中在东欧问题上对斯大林作出过多让步，但苏联军队已然控制了那里，而且不可能为此发动另一场战争。

在还是儿童时，罗斯福就被树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应当防止弱者受到富有的强者的掠夺。尽管他在美国东海岸的贵族社会长大，享受各种特权，但一个有感召力的校长成功地培养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后来因他和远房表妹埃莉诺的婚姻而增强。作为一个有着进步的社会理想的女才子，埃莉诺不屈不挠地为弱势群体的权利奋斗，直到1962年去世。

罗斯福的天赋体现在与人相处上。对那些在广播里听他用叔伯般的“炉边谈话”阐述自己的政策的数百万美国人来说，他似乎是在亲自保障他们的福祉。“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没什么可恐惧的。”他反复使他们确信。罗斯福和他在最黑暗的战争年代的盟友丘吉尔的关系是真的很亲密——他曾在一个冗长的、严肃的电报结尾这样告诉这个英国首相：“跟你处于同一个年代，很有趣。”

1945年2月，“三巨头”在雅尔塔会面后，罗斯福坐着轮椅出现在媒体面前，为“不寻常的姿势”道歉，但他说，这比“在脚踝绑上十磅钢铁”走路“容易多了”。他39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后通过戴脚环和其他方式与之斗争并隐瞒病情，这是他首次公开承认小儿麻痹症给自己带来麻痹后果，既是对认为他软弱的公众认知的回击，也是一个真英雄的个人决心——绝不让令人衰弱的疾病阻挠履行总统职责的决心。

1945年4月，就在联合国首次大会召开前，罗斯福因严重脑溢血猝死，世界为之震惊。

墨索里尼

MUSSOLINI

1883—1945年

法西斯对国家的概念包罗万象，在此之外，没有人或精神价值能够存在，更不用说价值了。

——墨索里尼，《法西斯教义》，1932年

贝尼托·墨索里尼，1922—1943年意大利独裁者，是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这个专制独裁者的极权统治为纳粹夺取德国政权铺平了道路。他也是一个带有罗马帝国幻想的贪婪的殖民主义者，无情地镇压国内任何形式的异见。他应该为导致3万埃塞俄比亚人丧生的、臭名昭著的“阿尔比尼亚行动”和与盟友阿道夫·希特勒同谋致纳粹德国犯下的暴行直接负责。

1883年7月29日，贝尼托·阿米喀拉·安德里亚·墨索里尼生于意大利中北部的普雷达皮奥，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是一名教师。他本人也曾短暂担任过教师，但很快便放弃了。1902年，在瑞士找工作一年未果后（其间曾因流浪而入狱），墨索里尼被驱逐并遣返至意大利参军。

20多岁时，他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坚定的社会党人，主编《阶级斗争》报，后于1910年成为弗利当地社会党的书记，并为该党主编《前进》报。他还写过一部不成功的小说《主教的情人》。因煽动骚乱，墨索里尼渐渐为当局所知。1911年，在意大利对土耳其宣战后，墨索里尼因宣传和平论而入狱。不出意外的是，起初他反对意大利卷入“一战”；但可能是相信大冲突会加剧推翻资本主义，他改变了想法，这一决定使他被驱逐出社会党。他很快迷上了军国主义，创办新报纸《意大利人民》和主战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尽管他本人在1917年的一次训练中因手雷爆炸受伤后迅速结束了兵役。

墨索里尼此时已成为一个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坚信只有极权政府才能克服战后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暴力的街头帮派（包括他自己领导的）正为霸权而上演斗争。为了描述他那根深蒂固的、人格驱动的政治思想，他创造了一个术语：法西斯主义（Fascismo）。这个术语源自意为团结的意大利语“法西斯”（fascio）和拉丁语“束棒”（fasces）——古罗马的标识，用束棒绑在斧头周围，意为团结就是力量。1919年3月，欧洲第一场法西斯运动在他的带领下成形并成立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组织。他那些身着黑衬衫的支持者，与当时正垂死挣扎的自由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破坏了工业大罢工，驱散了大街上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在1919年的大选中落败，他于1921年和其他34名法西斯主义者一起当选国会议员，并于当年晚些时候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National Fascist Party）。1922年10月，当左翼和右翼组织的斗争几乎升级为无政府状态时，墨索里尼和他数以千计的“黑衫党”成员发起了所谓的“向罗马进军”，宣扬自己是唯一能恢复秩序的人。绝望之下，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只好认命，请他组建政府。

新政权建立在恐怖之上。1924年6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领军人物吉亚科莫·马泰奥蒂在批评当年的选举后，被墨索里尼的支持者绑架并谋杀；而那次选举中，法西斯党获得了64％的选票。到1926年，墨索里尼（自称“领袖”——起初得到自由党人的支持）已废除议会民主，并将个人权威凌驾于政府的方方面面之上，引进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傀儡宣传机器，其中报纸主编都是他本人亲自挑选的。两年后，他将行政权交于法西斯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意大利此时已成为一个一党制的极权国家。

为实现统治地中海、建立北非帝国的梦想，墨索里尼希望占领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动用空中力量和化学武器（芥子气）进行了一场持续七个月之久的野蛮战争，系统地谋杀战俘（要么当众处以绞刑，要么在飞行途中从飞机上扔下）。这次行动导致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被吞并入意属东非。

墨索里尼的确有着帝国梦，但这次行动也是为了洗刷意大利军队1896年3月在阿杜瓦败于阿比西尼亚的耻辱。1935年，意大利以“边界冲突”这样含糊其辞的借口实施入侵，用坦克、大炮和飞机对阵海尔·塞拉西皇帝装备落后、疏于训练的军队。

随着向阿比西尼亚首都稳步推进，意大利人抢劫了古老的纪念碑——阿克苏姆方尖碑，并用燃烧弹轰炸了哈勒尔市，最终于1936年5月5日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迫使海尔·塞拉西逃离阿比西尼亚。此次战斗中的指挥官巴多格里奥元帅竟荒唐地被任命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沿途，意大利人公然违背1925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投掷了300—500吨芥子气，甚至还曾向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投掷毒气。

同时，出于罗马的安全考虑，墨索里尼下令“处死所有反抗的犯人”，指示军队“系统地实施恐怖政治，灭绝反叛者及其同谋”。1936年2月，在反抗者暗杀殖民地统治者失败后，意大利军队对反抗者的暴力镇压持续了整整三天。

墨索里尼知道，以意大利的军事力量，挑战英、法在非洲和中东的地位可能会激起英国加入战争，从而“使意大利回到巴尔干半岛水平”；但内维尔·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和法国那时正实行绥靖政策，墨索里尼准确地预估到，他们不会当机立断，而这激励了希特勒。然而，意大利的阿比西尼亚帝国很短命，1941年阿比西尼亚即被英国解放。海尔·塞拉西在阿比西尼亚的统治持续到1974年，而正是巴多格里奥于1943年取代墨索里尼与同盟国寻求和解的。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的暴行使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制裁，越发受到孤立的墨索里尼脱离了国际联盟，于1937年与希特勒结盟（同年他为残忍的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安特·帕韦利奇提供政治避难和支持），效仿希特勒推行大量反犹法律。然而，事情很快变得清晰，墨索里尼不过是这段关系中无足轻重的合作伙伴——几乎所有的军事决定中，希特勒从不问他的意见。

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公约》带来的和平希望被打碎，墨索里尼下令入侵邻国阿尔巴尼亚。在那里，他的军队击败索格一世弱小的军队。5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宣布《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宣誓在战争中互相支持，这一举动将整个欧洲笼罩在恐惧下。

意大利直到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才加入“二战”，那时德国看起来将很快赢得战争。但意大利的参战（10月进攻希腊出师不利，后溃败于北非，颜面尽失）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对他政权里那些膨胀的军国主义者来说，在巴尔干和非洲损失了大量兵力的墨索里尼军队根本就没有做好加入这么大规模的战争的准备。随着1943年6月英、美两国军队登陆西西里海岸，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追随者背弃并逮捕了他，他后被德国突击队从监禁中救出，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听命于希特勒的傀儡政权。1945年4月27日，在同盟国的包围下，伪装成德国士兵的墨索里尼在科莫湖附近一个叫东戈（Dongo）的村子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翌日和他的情妇一起被枪决。他们的尸体被带到米兰，倒挂在洛雷托广场的挂肉钩上。

东条英机

TOJO

1884—1948年

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

——东条英机（1945年9月自杀未遂后宣称）

东条英机，绰号“剃刀”，在“二战”期间的大多数时候任日本首相，策划了日本帝国的侵略和大屠杀政策，导致数百万人丧命，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的毁灭。但将日本的暴行和侵略归咎于一人于事无补：东条英机仅仅是在日本贵族、官僚和军方中普遍存在并受到广大民众狂热支持的军国主义思想和行为的代表。新的研究显示，很多命令由裕仁天皇本人下达，直接导致无数人遇害。

东条英机为将门之后，小小年纪便开始军旅生涯，曾任步兵军官、武官和军事参谋学院教员。1933年晋升为少将前，东条英机便已是极右的军国主义集团成员，宣扬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然而，在1936年2月26日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发动的政变中，东条英机仍效忠裕仁天皇，并协助镇压了此次政变。

东条英机的忠心获得了回报。1937年，他被任命为关东军总参谋长，这使他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军方不但无视人类尊严，也无视战争法，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这场延续八年的战争导致了3000多万人伤亡。非战争人员——男人、女人，儿童——遭到蓄意攻击，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等惨案，仅1937年12月—1938年3月，日本军队就屠杀了25万至35万中国平民。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继续，日本军部加强了对日本的控制，东条英机也更加醉心于政治。1938年5月，他被任命为近卫文麿政府的陆军次官，这使他更积极地倡议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达成协议，并推动了对苏联的武装挑衅。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陆相，促成了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盟约，成为轴心国。1941年7月，东条英机已成功说服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本占领“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的几个关键基地，这一行动为美国对日本实施制裁埋下伏笔，也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张。1941年10月，近卫文麿最终被迫下台，陆相东条英机接任首相，他立刻宣布致力于创建“亚洲新秩序”。起初，他支持日本外交家们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来实现这一承诺，但当与美国达成理想的协议显然不太现实时，他授权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引发太平洋战争。

日本一度在战场上取胜，侵占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部分领土、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大片海域，并试图通过缅甸攻入印度，但美国海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击溃日本舰队，此后又一步步夺回对太平洋的控制权。东条英机一度几乎独揽大权，但在1944年7月美国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后被迫下台。

东条英机应为日本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负责，这些罪行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罪行同样野蛮。而日本档案显示，裕仁天皇不是军国主义的傀儡，而是狂热的支持者和主导者，东条英机为日本战争罪行承担的部分责任须由他来承担。比如，在1942年2月至3月的“肃清大屠杀”中，多达5万华裔人士在新加坡被日本军队有计划地杀害。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受命在中国实施“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以达到“清洗”的目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另一个例子是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在菲律宾巴丹半岛苦战三个月后，约75000名守军（由大约64000名美国官兵和11000名菲律宾官兵组成）于1942年4月9日正式向日本军队投降。此后，他们被迫开始向60英里（约97公里）外的一处战俘营行军。途中，无数人被处决，未经允许停止前进即被视为不服从命令而立刻遭受处罚，更多人死于恶劣的环境。以下是一名叫莱斯特·坦尼（Lester Tenney）的战俘的证词，他在死亡行军中得以幸存：

1942年4月10日早晨6点，日本士兵到达我们的区域，开始几分钟他们大声喊叫着寻找香烟，随后便将我们赶到一起，强迫我们走到巴丹的主路上。我们只有随身物品，很多人连水壶和头巾都没有带。所以，前四天我们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行进……从日出走到日落。没有午餐时间，没有晚餐，睡觉是挤在一个大仓库里。大仓库容纳500人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却挤了1200人，每人只能有小得可怜的地方，勉强躺下。需要方便时，我们被迫只能在睡觉的地板上解决……我亲眼看见一个战俘被刺刀刺入后背而死，因为他在一个免费的自流井前停留，想要一杯水。仅仅因为想要喝杯水就被杀了。而那些菲律宾每条路上都有的、动物大热天就坐在里面的水坑又如何呢？这些水坑里的水散发着恶臭，充斥着动物的粪便等。但是当你连续数天没有喝水，极度饥渴时，对水的渴望让人不顾一切，你从行军队伍中跳出来，推开水上的动物，就为了喝上一口所谓的“水”。痢疾是最终的结果，死亡旋即降临。

即便在东条英机下台后，他曾参与创立的草菅人命的野蛮规则仍在执行，并导致了像1945年2月的“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仅“马尼拉大屠杀”中，就有10万名菲律宾平民死亡。

除了屠杀，日本还利用战俘和被占区的平民进行可怕的医学实验。那些被选中的受害者成为了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试验品，有些人在没有被麻醉的情况下被执行手术或是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被暴露在化学物品中，以观测人体的反应。处理战俘的国际惯例被无视，战俘被迫在骇人的环境中工作，没有食物和药品，被肆无忌惮地折磨和处决。

日本用残忍和自杀式的决心拒绝失败。当美军逼近日本本土、苏联军队战胜日本关东军、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时，日本才最终投降。

直到今天，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性质和规模仍令人费解。日本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后，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而是在1946年4月以发动战争罪、侵犯别国、反人道罪等罪行遭到审判。他被判有罪，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美国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起诉、不逮捕天皇。裕仁天皇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很幸运，没有跟东条英机一样被处决。

本-古里安

BEN‐GURION

1886—1973年

在以色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必须相信奇迹。

——戴维·本-古里安（1956年）

戴维·本-古里安是新生的以色列的设计师和保卫者，也是首位总理。本-古里安既有远见又很实际，他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版图，确立了两千年来第一块犹太人领土。他不仅成功地建立并保卫了这个不稳定的家园，使之走出了生存危机，还让以色列成为整个中东地区唯一实行自由民主制的国家，至今依然如此。本-古里安的活力体现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不仅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还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为读柏拉图自学了古希腊语，为读塞万提斯自学了西班牙语。

1906年从波兰抵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时，戴维·古里安还是一个赤贫的20多岁的青年，但已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很快采用了他的希伯来语名字：本-古里安。这个克己的、有政治抱负的、世俗的理想主义者用这个名字，从一个挑战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家，成长为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犹太复国运动的巨头。最终，他于1948年5月15日宣布以色列独立，成为这个新生犹太国家的总理，并在接下来的15年内一直担任这个职务，除了20世纪50年代有两年去职。岁月无情，但他始终热情不减，在1973年去世前三年，还在议会任职。

本-古里安将长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随着“二战”在欧洲爆发，世界各国都不愿接收犹太难民，但他成功的策划使他们逃生到巴勒斯坦。当英国试图阻挠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时，他下令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英军协助其与纳粹德国战斗，引发国际社会对犹太复国事业的同情。

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期间，本-古里安协助建立了很多机制——工会、农业合作组织、军队，这些都成为了独立后的以色列的支柱。他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建立起高效的影子犹太国，为英国的撤离和犹太国的建立做准备。如果这些建构不到位，很难想象以色列能够抵挡其宣布独立后几小时内五个阿拉伯国家同时发起的进攻。

独立后数年的领导显示了本-古里安高超的政治技巧。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本-古里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天生独断的人——仍拒绝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民主的紧急措施。他首倡定居纳格夫，这个原先荒无人烟之地现在是以色列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初到巴勒斯坦时当过农场工人的本-古里安一直坚信，犹太复国事业必须靠犹太劳动力征服土地。在他退休后，他又回到了年轻时曾参与拓荒的集体农场。

本-古里安机智、勇敢，坚持犹太复国主义和民主信念毫不动摇。他的决定——尤其是宣布以色列独立——总是看起来遥不可及或无视国际压力。他是一个政治温和派，但为了民族复兴愿意变得无情。1956年，他与英、法两国达成秘密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入侵西奈，为英、法控制苏伊士运河提供借口，这个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本-古里安为这次行动的正当性辩护，并为以色列赢来又一个长达11年的和平时期。

本-古里安的远见并未使他忽略政治现实，他对复国的专注同样也不会影响他对以色列所面临危机的理解。他是最早意识到阿拉伯会反对犹太复国的有效性的人之一，因此他坚持不懈地尝试与阿拉伯人搞好关系，而不顾以色列在朝与在野的政治势力均指控他叛国和投机，“六日战争”后，他明智地建议以色列放弃大片占领地，除了统一的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

本-古里安试图建立一个“模范”国家——尽管政治和安全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他从未放弃遵守最高道德标准的初衷。这个固执的、极为乐观的、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建立和保卫犹太人民的家园上起的作用不容小觑，以色列的存在及其民主证明了他的顽强。

然而，他也要对以色列的瑕疵负责——本-古里安支持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意味着以色列的命运掌握在一小部分犹太极端主义党派手中，以色列政府要获得和平安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特勒

HITLER

1889—1945年

如果有一天德意志民族不再足够强大或随时能够为自身存在而牺牲，那么就让她消亡并被其他更强大的力量消灭……

——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11月27日）

阿道夫·希特勒是历史上魔头的集中体现，是邪恶和最重大的大屠杀罪行的化身。他要为一次导致逾7000万人丧生（其中600万人死于大屠杀）的世界大战负责。没有任何其他名字像他这样臭名昭著，也没有谁能将人性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在历史上所有的骇人事件中，这个纳粹党魁犯下的罪行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一席之地。

希特勒生于奥地利的因河畔布劳瑙，16岁即辍学，学无所成。当两次申请就读维也纳艺术学院均被拒时，他非常失望。他靠卖画在维也纳勉强生存，不断接触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

1913年，希特勒搬到慕尼黑，1914年8月加入德国军队，后在西方战线战斗，成为一名下士。1918年11月，德国政府同意休战，希特勒（和很多其他德国国家主义者一样）认为这是在未被击败的德军“背后捅了一刀”。他对《凡尔赛条约》大为震惊，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和大部分武装力量。

战后，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为其融合国家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吸引。很快，他就以能煽动民众的演说家身份而远近闻名。1921年，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领导人，渐渐崇尚权力崇拜、暴力清洗、草菅人命、种族优越、优生学和残酷统治。他建立了一个准军事化的冲锋队（Storm Division），由恩斯特·罗姆领导。

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启发，希特勒决心夺权，并于1923年11月在慕尼黑发动了一次针对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的叛乱，但失败了。希特勒遭到逮捕并被判入狱五年——但仅服刑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下自传《我的奋斗》，书中充斥着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反共产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还试图改变战术，决定通过选举获得权力，再用独裁取代民主。

经济大萧条时，希特勒终于等到了机会。在随后的选举中，由于经济恶化，纳粹党的支持率上升，于1932年7月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11月的选举巩固了这一地位。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宣誓就任总理。

1933年2月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采取措施限制公民自由，使议会通过了特别授权法，实现了独裁统治。反对派遭到镇压，希特勒甚至镇压党内人士：1934年6月“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党卫队（Protection Squacl）谋杀了罗姆和冲锋队其他领导人。两个月后，在赫尔曼·戈林及约瑟夫·戈培尔等心腹的支持下，希特勒成为“元首”和国家总理，获得了绝对的民事和军事权力。

纳粹开始实行经济复苏政策，降低失业率，大胆引入新机制，如建立崭新的高速公路网络。很多希特勒昔日的对手都已然准备为他过往的行为开脱了，但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力重整军备推动的，而这违背了《凡尔赛条约》。这些只是希特勒更大野心的第一阶段——他蓄意要在整个欧洲发动一场野蛮的种族战争。

1936年3月，希特勒开进莱茵兰的非军事区。他密切关注着国际社会的反应——没有任何反应，这让他更加放肆。1938年3月，他吞并了奥地利；9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说德语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又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每一次，欧洲其他国家都几乎未作抗议。他已实现他的核心誓言：《凡尔赛条约》已成为一纸空文。

希特勒与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划定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1939年9月，希特勒占领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宣战。1940年春天，德军转向西面，火速占领挪威、丹麦、低地国家和法国。1941年，南斯拉夫和希腊也沦陷了，只剩英国独立支撑。希特勒统治着他野蛮的大陆帝国，似乎坚不可摧。

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实施突然袭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残忍的战争，仅苏联就有2600万人丧生。希特勒为就近指挥，搬到位于波兰东部的军事指挥部（“狼穴”）指挥这场战役。“巴巴罗萨行动”初期，德军取得了惊人的系列胜利，几乎占领了苏联首都莫斯科，600万苏军被俘。

同时，在德国占领的欧洲，一个更恐怖的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的奋斗》曾模糊地提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打算，1935—1936年通过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也预示着更可怕的事情即将到来。随着战争的阴霾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更多不祥的征兆显现：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整个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家庭和财产遭到大面积洗劫。

斯拉夫人遭到奴役或被饿死。犹太人被赶出德国土地，他们被拘禁在德占波兰的犹太区和集中营。起初希特勒对此表示满意，但后来又下令实行清除政策，用特别行动队射杀了100万犹太人。巴巴罗萨成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导火索和借口。希特勒命令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将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将他们大规模地杀死在毒气室。这次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夺去了600万犹太人和纳粹仇视的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以及同性恋者的生命。这一滔天罪行至今仍位列人类罪行之首。

1942—1943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1943年夏天，在库尔斯克取得胜利后，苏联红军正缓慢但不可阻挠地摧毁希特勒的帝国，一路向柏林进发。1944年6月，盟军发起诺曼底登陆，夺取法国北部，并直取德国本土，与那里的苏联红军会合。但陷入空前的妄想、愈发残忍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现实，下令德国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随着德军在东线被苏联红军、在西线被英军和美军击溃，1945年1月16日，希特勒及其支持者逃至柏林的元首地堡，爱娃·布劳恩和戈培尔一家后来也逃至此处。4月16日，苏联红军发动柏林战役，通过钳形进攻战法迅速攻入柏林。

希特勒下令不存在的军队发动不存在的进攻，谴责他可能的继承者戈林和希姆莱为叛国者，和他忠实的女秘书举办做作的茶会，以此度日。在地堡的其他地方，他的党卫军守卫和女工作人员也疯狂地饮酒狂欢。4月28日，听说希姆莱试图斡旋求和，希特勒一怒之下在总理府花园将党卫军军官赫尔曼·费格莱因（爱娃·布劳恩的妹夫、希姆莱眼中的“金童”）枪决。

4月29日，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在元首地堡举办民间仪式结婚。第二天，布劳恩和希特勒吞下氰化物胶囊——此前已在他的狗布隆迪身上试验过，希特勒还给了自己的右太阳穴一枪以求毙命。目击者声称，施密尔舒（SMERSH，苏联红军中央情报机构）官员在地堡附近发现了遗体，牙科记录确认是布劳恩和希特勒，这证实希特勒的尸体已被焚烧，打破了他已逃到南美的谣言。他的尸骨被埋在东德的马格德堡苏联空军基地，1970年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下令将其挖出并焚化。2000年，其部分颅骨由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在莫斯科展出。

尼赫鲁

NEHRU

1889—1964年

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时刻来临了，在我们越过旧时代跨入新时代之时，在一个年代结束之时，在一个心灵被长久压迫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常被尊称为“博学的尼赫鲁”，是印度首任总理，治理印度将近20年，是印度民主的创立者。但他也曾犯下一些错误。他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政策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他的集权倾向加剧了印巴分治的悲剧，他的外交政策给了苏联争取印度的机会。然而，他的遗产不仅仅是在印度成功实现民主，还创立了现代民主最成功的“政治王朝”（在东亚和中东，“王朝”即意味着权力）。尼赫鲁及其家族对印度政治的主导一直延续至21世纪。

尼赫鲁是东印度公司律师的后代，父亲莫逖拉尔·尼赫鲁是一个成功而富裕的律师。被英国化的莫逖拉尔·尼赫鲁老成世故，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出任党主席。尼赫鲁接受了最好的英语教育，先在哈罗公学读书（一直反对印度独立的温斯顿·丘吉尔就曾在那里就读），后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读。但尼赫鲁（在哈罗和剑桥读书时有时被称为“乔·尼赫鲁”）很早就和父亲及甘地一起参与独立运动，有时他与他的父亲会同时被捕。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与甘地有些矛盾，“二战”开始时尼赫鲁已凭自己的能力成为领导人之一。因为英国政府在是否让印度独立的问题上反复摇摆，尼赫鲁经常被投入英国监狱又被释放。传言尼赫鲁与甘地已决裂，但甘地在1941年将尼赫鲁视为门生和继承人。

“二战”结束前夕，英国同意印度独立的立场已经明朗：1946年，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指派内阁小组来决定如何推进印度独立。尼赫鲁的国大党代表了印度教徒以及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在和两大主要政党协商后，英国提议建立一个由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省份自治的地方分权的印度。作为新选举的立宪会议的多数党领袖，尼赫鲁成为临时政府的总理。艾德礼派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前往印度任最后一任总督，并命其在1948年前授予印度独立。但蒙巴顿本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在1947年加快了印度独立的进程。蒙巴顿遭到多方反对，印度精英派反对分裂印度，而穆斯林反对将印度统一交由印度精英派统治。在日益高涨的反对声中，蒙巴顿最终同意将英属印度分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个草率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导致了一场有100万人丧命的大屠杀和一次大的移民潮。蒙巴顿在真纳和穆斯林那里遭遇挫败，但跟尼赫鲁变得亲近起来；而尼赫鲁很可能与令人生畏的总督夫人埃德温娜·蒙巴顿有段风流韵事，或者至少有暧昧关系。

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用一篇著名的讲话宣布印度独立：

很久以前，我们和命运有个约定，现在，兑现我们诺言的时刻到来了。没有全部兑现，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兑现了。在午夜的钟声敲响之时，当全世界都在睡梦中时，印度将为获得生命和自由彻夜不眠。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时刻来临了，在我们越过旧时代跨入新时代之时，在一个年代结束之时，在一个心灵被长久压迫的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之时。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立誓为印度和印度人民无私奉献，为更广阔的人类事业作出贡献。

尼赫鲁赢得了首次全民选举和随后的民意调查，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的首位总理，在接下来的16年中一直在任。他使印度实现了民主与稳定，这的确是一项极大的成就，但他的很多其他政策却招致了反面的效果。

作为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他实行大规模国家计划，导致印度几十年经济瘫痪。外交政策上，他实行不结盟政策，宣布在美国、苏联之间保持中立，使印度与苏联走得太近——苏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是尼赫鲁及其所属国大党的主要出资人，苏联在德里的克格勃站是世界上最大的。

1962年，尼赫鲁在中国边界的“前进政策”导致了一场短暂但危险的战争：中印战争。他在任内去世，但除了民主，他的主要政治遗产是他的家族和政治机器——国大党。

从印度独立早期以来，他的幕僚长就由他那野心勃勃且作风硬朗的独女英迪拉担任。英迪拉1941年嫁给了费罗兹·甘地（跟“圣雄”甘地毫无关联）。到20世纪60年代，因怀疑英迪拉野心过大，老总理尼赫鲁和他那性情火暴的女儿之间变得紧张。

在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短暂担任总理后，被对手嘲笑为“愚蠢的玩偶”的英迪拉·甘地赢得1966年的选举，出任总理。1971年，当东巴基斯坦试图脱离巴基斯坦时，英迪拉·甘地支持叛军，与巴基斯坦短暂交战，促成了孟加拉国的独立。对巴基斯坦的胜利使她过于自信。她提出“消除贫困运动”，这帮助她赢得了1971年的选举。但当她被指控在参选中有腐败行为和挪用公款时，她无视随后的抗议，拒绝下台。在她那野心勃勃的小儿子，即她选中的继承人桑贾伊的支持下，她要求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动用警察和军队，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反对派的支持者。当她最终在1977年宣布举行选举时，她和她的儿子遭遇惨败，被新政府逮捕并审判。

然而，1980年，英迪拉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再次掌权，直至1984年被她自己的锡克教护卫刺杀身亡。她的另一个性情不同的儿子——温和的长子拉吉夫（一个飞行员。桑贾伊1980年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丧生）——继任总理一职。拉吉夫的执政一直持续到1989年，他在选举中落败。1991年，拉吉夫被帕米尔猛虎组织[1]暗杀，他的意大利籍遗孀索尼娅成为国大党领袖，并在2004年选举中获胜。索尼娅拒绝出任总理，而是委任曼莫汉·辛格为总理，她本人在幕后掌权。她的儿子拉胡尔·甘地成为国大党总书记：“王朝”权势日隆。

[1]　帕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被多国宣布为恐怖组织。

布尔加科夫

BULGAKOV

1891—1940年

一个作家不会陷入沉默，如果他陷入沉默，那意味着他从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是一个苏联作家，在其一生中，他有时备受推崇，但更多时候，他的作品是被禁止的。他留下了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大师与玛格丽特》。

《大师与玛格丽特》情节复杂，充满魔幻色彩，布尔加科夫花了十年多的时间构思创作。其中一个故事线索是，恶魔（沃兰德）和他的手下——包括一只巨大的、背着枪的猫——给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造成严重破坏。另一个层面以公元33年的耶路撒冷为背景，探索了本丢·彼拉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中起的作用。同时，一个害怕遭迫害的作家大师躲到了疯人院，一个似乎比外界还要清醒的避难所。作家大师的女友玛格丽特并没有绝望，而是选择与魔王共舞以拯救大师。

这部小说不仅探索了善与恶、勇气与懦弱、无辜与有罪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还捍卫了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里灵魂的自由。

1967年，《大师与玛格丽特》在布尔加科夫去世20余年后首次得以发表——在杂志上连载，立刻获得了成功。20世纪60年代滚石乐队的歌曲《对魔鬼的同情》就是米克·贾格尔根据他的书改编而成的。

布尔加科夫生于基辅，是一名教授之子，他于1916年获得医师资格，苏俄内战时期在白军中担任战地医生。行医是“观察”这门艺术最好的老师，很多作家，包括契诃夫、柯南·道尔、萨默塞特·毛姆等都曾行医，布尔加科夫也是其中之一。他的行医故事《乡村医生手记》收集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由于作品长期无法出版，他曾亲手将《大师与玛格丽特》早期的一版初稿烧毁。1930年，他致信苏联政府，请求允许他移民。他在1940年死于遗传性肾脏疾病。

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记者和剧作家，布尔加科夫在革命后的俄罗斯声名鹊起，由他杰出的内战小说《白卫军》改编而成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1926年首映时即造成轰动。《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取材于布尔加科夫本人在一个充满爱的中上层大家庭快乐成长的经历，是革命以来首部对“旧世界的美好”表达怀念的戏剧。布尔加科夫的改编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换掉了戏剧的剧名，并对结尾作了改变。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布尔加科夫的身体每况愈下，生活也愈加艰难。幸运的是，《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保留节目，布尔加科夫也获得助理导演的职务。布尔加科夫的第三任妻子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一直护卫着他的手稿，直到1970年她去世前手稿得以出版。

佛朗哥

FRANCO

1892—1975年

我只对上帝和历史负责。

——佛朗哥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939—1975年任西班牙总司令，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暴君：他的所作所为跟阿道夫·希特勒相比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但他的确是历史上的魔头之一。20世纪30年代，在他的盟友希特勒的协助下，这个法西斯军阀在一次野蛮的内战中以残忍和恐怖的手段赢得了权力。此后，他对西班牙人民实行恐怖统治长达25年之久。“二战”后，在西欧各国，民主渐渐繁荣发展，但这个残忍的军事独裁者继续镇压异见者，枪杀、折磨他眼中的敌人。

1892年，佛朗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军港城市费罗尔。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保守的中上层天主教徒，父亲是一个顽固而古怪的人，他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加入海军。然而，由于海军裁员，仅14岁的佛朗哥未能加入海军，而是加入了陆军。凭借出色的专业技能，他声名鹊起，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发愤图强的士兵，在1916年被提拔为上尉。1926年，年仅34岁的佛朗哥成为西班牙最年轻的将军。

佛朗哥坚定地支持君主制，但直到1931年西班牙国王退位、政权落入左翼的共和党之手，他才公开参与政治。两年后，当保守派夺回权力时，他们视佛朗哥为一个强大的潜在的盟友，提拔他为少将，指示他镇压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起义。1936年，左翼人民阵线赢得选举胜利，佛朗哥遭遇断崖式贬职并被派往加纳利群岛。但仅仅数月后，西班牙右翼民族主义集团号召军队加入他们的反叛行动，抗议政府未能稳定国家局势，西班牙内战由此爆发。

1936年7月，佛朗哥在加纳利群岛的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宣布即刻发动军事政变。整合摩洛哥和马德里的势力后，佛朗哥被宣布为叛军总司令，在接下来的三年战争中他成为民族主义集团的实际领导人。

佛朗哥因在战争期间残害大量无辜平民而声名狼藉，另一方面，他时不时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援助。在他造成的白色恐怖下，20万人被杀，最臭名昭著的暴行是在1937年指使德国秃鹰军团在市集日对巴斯克地区格尔尼卡镇进行轰炸。尽管这座小镇不是军事目标，也没有空中防御，德国空军还是对这座小镇进行了一整天的猛烈袭击。这座小镇被火球吞没时，他们就轰炸出镇的道路，残杀逃离的平民。据估计，1654人被残杀。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作为总司令在签署死亡名单时，会在要杀的人的名字前标“E”，表示处决；名字前标“C”则表示可以饶其性命；最可怕、最赤裸的是在那些名人的名字前标的“GARROTE Y PRENSA”，表示“当着媒体的面处以绞刑”。这个西班牙内战胜利者的可鄙罪行罄竹难书，使人们想起19世纪的一位西班牙将军，那个将军临死前在被问及是否原谅他的敌人时回答说：“我没有敌人，我把他们都枪决了。”

对左翼知识分子一代来说，西班牙共和军抵御佛朗哥国民军的斗争就是进步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之间斗争的缩影。苏联提供了331辆坦克、600架飞机以及大量飞行员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西班牙共和国则以黄金支付。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乔治·奥威尔、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等都涌向西班牙支持共和派。共有大约32000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国志愿者（国际纵队）参与了这场斗争，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为佛朗哥的军队投注了大量资金和兵力，并对共和军控制的地区的平民进行轰炸。

西班牙内战是双方你死我活的较量。1936年夏天，8000名疑似国民军的士兵在马德里被杀，另有8000名在加泰罗尼亚被杀——都是共和军控制的地区。富有的农民、实业家和那些与天主教有关联的人在共和派各派系手下遭到尤为残酷的对待，将近7000名神职人员，包括300名修女被杀，尽管他们并不是战斗人员。

一些共和派人士声称这样做是因为国民军做得更甚。其他人则试图置身事外。在评价自己支持的一方时，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费德丽卡·蒙特瑟尼说，那是战前“诚实的人无法想象的嗜血”。

事实上，被佛朗哥和国民军杀死的人要多得多：大约20万人死于佛朗哥战争期间的白色恐怖，战后还有50万人仍被关在他的酷刑室或集中营里。佛朗哥真是兑现了他对伙伴钦普将军（General Queipo）的誓言：“你每杀一人，我们就杀十人。”

胜利最终来临，但对佛朗哥来说还远远不够。“战争结束了，”1939年他宣布，“但敌人还没有死。”他在战争期间已制定了“红色名单”：需要逮捕的所谓共和派人。现在他已控制了整个国家，开始逮捕并清除他的敌人，成千上万的共和派人逃离西班牙。1939—1943年间，10万至20万非战争人员或投降官兵被系统地就地处决。

佛朗哥政权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压迫。他名义上重建君主制——不任命国王，却将所有行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民主被抛弃，批评被视为叛国，佛朗哥肆意监禁和虐待反对者，议会只是他的傀儡，反对党和罢工被禁止，天主教凌驾于社会政策和教育之上，媒体被禁言，创新才能被严格的审查制度扼杀，任何异见都会被他的秘密警察无情地镇压。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时，秘密警察仍在遍施酷刑和谋杀。佛朗哥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死前仍坚持亲自签署所有死亡执行令，而他的家族通过与贵族联姻积累了巨大财富。

能代表佛朗哥政权真实性质的一个印记，是他无耻地为安特·帕韦利奇提供庇护。帕韦利奇是“二战”中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独裁者，被认为应该为60万人的死负责。在“二战”期间，佛朗哥还派遣军队——尽管数目有限——协助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以回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内战中给予他的支持。但他拒绝了希特勒请他参战的要求，战后又摆出反共产主义姿态，由此得以幸免。

佛朗哥的阴影仍没有从西班牙政治中完全清除。在2004年，西班牙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补偿他的受害者及监管对万人冢的发掘。

伊萨克·巴别尔

ISAAC BABEL

1894—1940年

我是无辜的，我从没当过间谍，也从没从事过任何不利于苏维埃的活动。我对自己的指证是不实的……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伊萨克·巴别尔

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与法国的莫泊桑（事实上他写过一个故事，就叫“莫泊桑”）齐名，他们都是最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家，但巴别尔的命运更具悲剧性。他的短篇富有激情而又充满人性关怀，来源于现实却又充满感性，不乏暴力描写却又时时透着诙谐幽默，彰显了短篇这种体裁的美和力量。他的朋友，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他的作家天赋作了高度评价：“在成人的眼中很难得看到这样毫不掩饰的好奇心。”

巴别尔出生在乌克兰的世界级港口城市敖德萨的犹太人街区。他在那里观察到的社会底层的犹太黑帮、妓女等，在《敖德萨故事》中都有生动的描述。巴别尔的生活总是在反抗迫害。孩童时，他就曾目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搬到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和“叛徒、反叛者、哀诉者”一样被罪责的城市）学习文学时，不得不使用假名。

“一战”中，巴别尔曾短暂地在罗马尼亚前线服役，但后来因伤退伍。1920年，巴别尔曾在进军波兰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中担任战地记者，这一经历使他创作了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Red Cossaks）。小说对战争之残酷的描述使巴别尔（用他女儿的话说）“几乎一夜成名”。然而，有些指挥官因他小说中严酷的真实性而抨击他。

巴别尔在相对宽松的20世纪20年代最享盛名。但随着苏联“大清洗”的进行，他的作品相对减少了。“我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1934年，巴别尔告诉苏联作家联盟，“沉默的体裁。”20世纪20年代，他的妻子、女儿都搬到了法国，他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布鲁塞尔，但巴别尔选择留了下来。他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追求享乐的人。他对“大清洗”很关注，贸然而又有个性地开始创作一部关于秘密警察的小说。巴别尔和尼古拉·叶若夫的妻子交往频繁。叶若夫是“大清洗”高峰时的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被捕后，他的妻子自杀，巴别尔被牵连进这个案子并被处决。

1939年，巴别尔在佩里德尔基诺作家聚居区的小房子里被秘密警察逮捕。他被迫承认与托派有关系，参与反苏行动。巴别尔在监狱中受到审判，1940年1月被以间谍罪枪毙，而他的家人则被告知他死于一个西伯利亚战俘营。1954年，巴别尔被洗清所有罪名。从那以后，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为更多人所知。

朱可夫

ZHUKOV

1896—1974年

当我们到达布雷区时，我们的步兵就像进入无雷区那样发起进攻。

——格奥尔吉·朱可夫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说

苏联元帅格奥尔吉·朱可夫在西方的名气远远比不上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等将军，但他毫无疑问是“二战”中最伟大的指挥官。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与纳粹侵略者的战争中力挽狂澜，后又率领红军发动反攻，一路挺进柏林。没有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和2600万人的伤亡，“二战”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朱可夫是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赫赫战功使他成为了俄罗斯民族英雄。

军旅生涯占据了朱可夫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一战”时，这个农民的儿子应召入伍，表现英勇并获得提拔。后来，1918—1921年苏俄内战中，他加入红军，同国内外的敌人战斗。20世纪20年代，他又多次获得提拔，并因纪律严明和善于指挥而声名鹊起。

1939年，朱可夫指挥苏军在哈拉哈河迎战日军。他大胆地使用坦克，在短短三天内大败日军，消灭了8万侵略者中的6.1万人，这场胜利使得日军再不敢进犯苏联。朱可夫赢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并于1940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参谋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他是一个作战的将军。1941年6月，当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朱可夫的才能和专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7月，朱可夫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但他很快重获重用，先后指挥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他加强防守，最终守住了这座城市。当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接管了莫斯科的防守。1941年寒冬，以损失手下40万人中的四分之一为代价，朱可夫成功地阻止了德军，不仅保住了首都，还逼德军后退了200英里（约322公里），这是一场重要的胜利。

下一个任务是在最可怕的战场——斯大林格勒——组织苏军反击。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副统帅的朱可夫调动100万军队、超过1.3万门火炮、1400辆坦克和1115架飞机，指挥了对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包围。在这场漫长的战役中，一个苏军士兵的平均生命只有24小时多一点，双方共有约100万人丧生。但斯大林格勒会战改变了“二战”的形势。

1943年，晋升为元帅的朱可夫又率领红军在库尔斯克取得史上最大规模坦克战的胜利。红军一路向西进发，进入波兰境内，后又攻入德国，欧洲战场上最后一场伟大的战役在柏林街道打响。苏军两大指挥官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竞争谁率先攻入德国国会大厦。1945年5月1日清晨，朱可夫电告斯大林，希特勒已死。第二天，柏林守军投降。

“二战”结束后，朱可夫成为民族英雄和国际英雄。整个苏军尊崇他为“战神”，西方的将军们也对他赞不绝口。然而他遭到指控并被降级，不过没有遭到逮捕。

1953年，朱可夫出任国防部长，重返苏联的政治中心。他逮捕了克格勃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辅助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执政。但他比较独立，跟这个新领导人之间也总是有摩擦。1957年，他再次助赫鲁晓夫一臂之力，帮助他挫败了马林科夫集团，但随后他又一次遭到指控并被解职。

1974年，朱可夫去世。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任何人为欧洲战场的胜利所作的贡献都不及朱可夫”，他无疑是“二战”中最杰出的将军。他的同事季莫申科元帅说：“朱可夫是唯一一个不惧怕任何人的人。”他是俄罗斯本土军事天才无可争议的代表，如今，他骑在马背上的雕像就立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附近。

卡彭

CAPONE

1899—1947年

你带着一把枪和一张嘴远比你只带一张嘴要走得远。

——阿尔·卡彭

“疤面”阿尔·卡彭是美国禁酒令时期凶残的黑手党代表，干着非法的勾当，却免于惩罚。讽刺的是，尽管深度参与有组织的犯罪和谋杀，他唯一被定罪的罪名却是逃税。

阿方斯·阿尔·卡彭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亲是加布里埃莱·卡彭，一个意大利理发师，他和妻子特雷西娜于1894年来到美国。卡彭14岁时就离开学校，开始参加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投入匪徒头目、绰号“狐狸”的强尼·托里奥门下，后加入曼哈顿的“五点帮”（Five Points Gang）。这段时间，在一次酒吧斗殴中，他的脸被砍了一刀，从此脸上有了一个疤，因此被称为“疤面”。他还被怀疑参与了两起谋杀案，但目击者拒绝站出来作证，这些也从未得到证实。

卡彭的“导师”托里奥1909年离开纽约前往芝加哥经营妓院。十年后，他派人来召唤他的爱徒。1920年“大吉姆”科洛西莫的死很有可能与卡彭有关——科洛西莫是托里奥的老板，他们闹翻了。托里奥随后成为芝加哥无可争议的黑帮老大。

1920年，禁酒令的施行给了美国黑帮绝佳的机会。走私酒品成了大生意，随时都有酒私售的、非法经营的酒吧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性画面。但在非法经营的酒吧里放松的欢乐和匪徒的光环背后，是暴力、肆意的虐待和变态的残忍。

1923年，锐意改革的威廉·德弗（William E. Dever）当选为芝加哥市长，这给了他一个平台治理黑帮暴徒。于是，托里奥和卡彭选择将很多业务搬到卫星城西塞罗。翌年，西塞罗举行市政委员会选举前，卡彭决心用一切手段确保他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为达成这一目的，他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包括绑架、偷盗投票箱、恐吓大众，结果是他的兄弟弗兰克被杀，一位参选官员被谋杀。当一切结束时，卡彭在西塞罗赢得了胜利，制造了史上最不诚实的选举之一。

仅时隔几周，认为自己不可战胜的卡彭枪杀了一个叫乔·霍华德的小暴徒，因为其在酒吧侮辱他的朋友。这个罪行使卡彭成为“铁腕检察官”威廉·麦斯维根（William McSwiggen）的目标。尽管麦斯维根没能给卡彭定任何罪名，但他成功地将卡彭牢牢地置于公众视野中，使卡彭渐渐成为美国头号公敌。

1925年，托里奥在敌对帮派（迪恩·奥班宁、“臭虫”乔治·莫兰、“犹太人”厄尔·维斯经营的“北边帮”）刺杀他失败后退休。卡彭于是接替托里奥，成为芝加哥黑社会的领头人物。从那以后，他渐渐成为一个公众角色，大摇大摆地出席大型体育活动，如棒球赛，甚至是剧院演出，以一个诚实的成功商人自居，表现得非常平易近人。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卡彭财富的真正来源。

勒索保护费、非法赌博、贩卖违禁品、性交易——什么赚钱快，卡彭就经营什么。他在盯着利润的同时，还采用残忍的手法处理潜在对手，而在卡彭眼中，对他的霸权威胁最大的就是早前袭击强尼·托里奥的“北边帮”。

于是就有了1929年的“情人节大屠杀”。卡彭让手下扮成警察，将他们派往北克拉克街2122号莫兰的五金店。在那儿，他们让七名“北边帮”成员靠墙站成一排，冷血地用机枪扫射，有几个受害者还被猎枪爆头。头目莫兰成功逃脱，但由于他的主要副手都被杀死，他的势力严重受挫。卡彭成了毫无争议的芝加哥大佬。

但民众对杀戮的愤怒给当局施加了压力，当局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卡彭。因此，联邦调查局才展开了一个机智的行动：以逃税罪追捕卡彭。联邦政府清楚，卡彭可能永远也无法因任何其他更暴力的行为被定罪（一是由于他总是和具体行动保持距离；二是因惧怕报复，任何可能的目击证人都不敢作证），便指派了财政部特工艾略特·内斯（Eliot Ness）和一组精心挑选的特工（代号“不可触碰”）对卡彭实施抓捕。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非常成功。1931年6月，卡彭被正式起诉逃税，同年10月，卡彭被判有罪，并被判监禁11年。最初他被收监于亚特兰大重罪监狱，1934年被转到安全级别最高的恶魔岛（Alcatraz）监狱。1939年，因为身体原因，卡彭被提前释放，但他再也无法重掌他的犯罪帝国。他变得默默无闻，就像过去的自己的影子一般。1947年卡彭死于梅毒，死时早已被人遗忘。

海明威

HEMINGWAY

1899—1961年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你不能打败他。

——海明威，《老人与海》，1952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摒弃了他在自己家中和周围世界看到的19世纪古板的价值观，开辟了一种新的、刚劲有力的写作风格：用简洁而坚韧、阳刚的散文勾勒出战争的可怕和爱情的考验，提倡在一个充满痛苦和背叛的复杂世界中依据强大的道德准则行事。海明威或许令人难以捉摸、暴力、坏脾气、自负、荒唐且酗酒，但这在一个困惑但杰出的天才身上很常见。他被授予诺贝尔奖，因为他的作品及对文学的独特贡献。

海明威在芝加哥的一个郊区长大。他的父亲克拉伦斯·海明威医生激励他参加有男子气概的户外活动，如打猎、射击和钓鱼。他母亲格蕾丝的教导使他通晓文学。他常常说，他在婴儿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无所畏惧！无所畏惧！”这很可能是杜撰的，但却充分地体现了他那著名的男子气概。海明威年轻时曾在“一战”中前往意大利服役。1918年他被迫击炮打中，但是，尽管被弹片所伤，他仍成功地在机枪的扫射下将两名战友带到安全地带。

尽管后来这段经历被他夸大了，他杰出的英勇行为确实为他赢得了意大利政府授予的银质荣誉勋章。在恢复期间，海明威爱上了红十字会的护士安格妮·库洛斯基，但她拒绝了他的求婚，海明威对此耿耿于怀。

当他返回美国时，他的母亲斥责他“懒散懈怠、只顾享乐”，指责他“利用自己英俊的面孔”，“无视对上帝的责任”。海明威之前便一直蔑视母亲的写作风格、她的说教和她的宗教信仰，认为那些与人类幸福相悖，现在他开始鄙视她的一切，他和家人之间的分歧从未消失。1921年，海明威接受了《多伦多星报》驻外记者的工作，常驻巴黎。从此，他切断父母的束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在巴黎，他遇到了很多杰出的文坛人物，如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他的朋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当时美国文坛的其他天才。1924—1925年，海明威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6年出版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获得了成功，小说讲的是战后美国“迷惘的一代”中随波逐流的人们的生活，他们颓废、毫无目标地在欧洲四处漂泊。

海明威的第一部杰作是1929年出版的《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带有相当的自传性质，讲的是“一战”背景下的一个爱情故事。一位年轻的救护车驾驶员弗雷德里克·亨利爱上了一个照料他康复的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亨利擅离职守，带着凯瑟琳逃到了瑞士，但凯瑟琳死于难产，他们的孩子也死了，留下亨利孤零零的一个人。

西班牙在海明威的生活和作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932年，他写了一部关于斗牛的敏感作品《午后之死》。1936年，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参与了西班牙的共和事业，筹集资金协助对抗纳粹支持的佛朗哥国民军，这段经历是他第二部杰作——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的原型。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美国志愿游击队员罗伯特·乔丹的故事。为配合共和军的袭击，乔丹被派遣完成炸毁铁路线的任务。小说利用叙述的技巧讲述了乔丹对西班牙女孩玛利亚的爱，探索了西班牙人的性格和战争的残酷。

海明威以记者身份报道了“二战”，并多次随皇家空军执行任务，见证了诺曼底登陆日的行动，参与了巴黎的解放。战后大多数时间，他在古巴的家“瞭望山庄”工作。他创作生涯中最后一个时期的杰作是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一个老渔夫和他奋力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拖上岸的故事。这个中篇为海明威赢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酒精、年龄和各种严重的事故（包括两次飞机失事），让海明威饱受折磨。20世纪50年代，他陷入了抑郁，本性中更令人不喜的一面（包括讨人嫌、好争论及暴力倾向）都表现出来。1960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使他被迫离开古巴，到美国爱达荷州的凯彻姆定居。此时海明威意识到他的创作才能已经用尽，即使接受抗抑郁的电击治疗也无济于事。他在1961年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62岁。

海明威或许是一个困惑而令人厌烦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有巨大能力和活力的人，他不仅为现代文学，也为人类语言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希姆莱与海德里希

HIMMLER＆HEYDRICH

1900—1945年和1904—1942年

我还想提及一个难题，在你们面前完全公开地就此展开讨论。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在公众面前提及此事。我说的是移送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

——海因里希·希姆莱（1943年10月4日）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人类历史上首恶罪行的主要组织者，即利用行刑队和毒气室大规模地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并焚烧其遗体。希姆莱是纳粹德国仅次于他的上级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他是党卫军头目、秘密警察首脑和内政部长，大权在握。他不仅策划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策划了对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的大屠杀，以及对斯拉夫人和其他被视为“劣等人”的残酷奴役。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希姆莱在这些恶毒计划中的主要助手。他们都出身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与希特勒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希姆莱生于慕尼黑，父亲吉哈德·希姆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也是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私人教师，母亲是安娜·玛利亚。希姆莱的教父是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亲王，即巴伐利亚国王的叔叔。希姆莱身材瘦弱，喜欢象棋和集邮甚于运动，跟典型的雅利安人恰恰相反。在一个酒店大堂偶遇离异的玛格丽特·西格豪斯后，希姆莱结婚了，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古德仁。

“一战”后，他在右翼准军事化组织自由团中遇到了后来的纳粹分子。他从一开始就支持希特勒，并于1925年加入纳粹党，其绝对的忠诚、管理才能和极度的无情使他在1928年被任命为党卫军全国领袖，即党卫军头目。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希姆莱创建了便衣情报机构——党卫队保安局，翌年，他组织了“长刀之夜”行动，谋杀了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到1936年时，他已控制了便衣政治警察、令人闻风丧胆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以及所有着制服的警察。

1939年战争爆发，希姆莱被任命为“巩固德意志民族”特派员，负责清除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劣等人”。他开始扩张集中营，拘捕异己、斯拉夫人和犹太人。9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能干的门徒，党卫队保安局和盖世太保首领）下令将全国的犹太人强行驱逐到波兰的犹太社区。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处决、饿死或死于疾病。

海德里希又高又瘦，动作敏捷，蓝眼睛，金发，臀部宽大如女性一般。他是希姆莱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秘密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他擅长密谋，经营妓院以窃听有名的顾客，利用集中营中被注射毒物谋杀的犯人为希特勒入侵波兰提供借口。

海德里希1904年生于莱比锡附近的哈雷市，父母都是音乐家。他的父亲是瓦格纳歌剧演唱家，也是受人尊敬的哈雷音乐学院的校长。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对海德里希非常严格，经常殴打他。年轻的海德里希在同龄人中很不受欢迎，他们给他取绰号“摩西”，因为有传言说他有犹太血统（这是不真实的）。

海德里希对这些传言非常敏感，在十几岁时，他就渐渐相信“日耳曼人是高人一等的民族”的说法。他未曾涉足政治，直到因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被逐出海军。“一战”后，海德里希加入了海军。在那里，这个野心勃勃但敏感，还弹得一手好吉他的军官因为被认为有犹太血统而受到嘲弄。他刚跟丽娜·冯·奥斯腾订婚，后因为同时跟另一个女人有染而被海军开除。1931年，27岁的海德里希加入了党卫军。因为曾大量阅读美国侦探小说和警察工作程序方面的书籍，因而对秘密警察的技巧非常了解，这使得他在面试时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3年，他被提拔为准将，受命建立党卫队保安局、党卫军国家安全部。在那里，他发现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管理才能，艾希曼后来成为党卫军的“犹太问题专家”。

1939年，海德里希被任命为帝国安全总局局长，在德国入侵波兰后，成立了五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占领区冷血地谋杀政治敌人、异见者、贵族和犹太人，并将他们集体埋葬。

接下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一起，向希特勒提议了很多计划，包括通过“强行向东移送”（他们对灭绝犹太人的委婉说法）来清除欧洲的犹太人，即“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希特勒批准了。1941年6月，随着德国入侵苏联，希姆莱（被指派执行“特殊任务”）派遣他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屠杀了130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共产党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亲自巡视这些后方地区，鼓励、组织杀害更多男性，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毒手。希姆莱本人亲眼目睹了处决过程。1941年8月，当一个受害者的脑浆溅到他的党卫军制服上时，他下令集中营配备毒气室，作为一种更有效的、对处决者“更人性化”的杀戮方式。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召集15名主要纳粹官员，在风景如画的万湖（Wannsee）附近，柏林某富人区的一所大房子里开会，他们中很多人是律师，其中八人拥有博士学位。

特别行动队已屠杀了超过100万犹太人，但还被认为进展缓慢、士气低落。万湖会议的目的是传达元首关于“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指示，创造一个大规模屠杀的行政和法律框架。“欧洲将从东到西对犹太人进行梳理”，在场的人都要负责抓捕、流放和灭绝估计1100万欧洲犹太人。

“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取代了移民，那就是向东移送犹太人。”海德里希说。阿道夫·艾希曼的笔记中，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提及“灭绝”而是使用“移送”，“移送”被公认为“屠杀”的代名词。海德里希说得很清楚：

在正确的指导下，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犹太人将被分配到东部合适的劳动岗位上。身体强壮的犹太人，将根据性别被分组隔离，并被集中带到这些地区，进行修路方面的劳作。在此过程中，毫无疑问，一大部分人将因自然原因被淘汰。最终可能剩下的，毫无疑问是最抗打击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一旦释放，必将成为新犹太复兴的种子。

无数类似的集中营，包括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贝尔赛克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都迅速地建立了起来。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关押了6万犹太人，其中超过3.5万人死于饥饿、过度劳累、疾病和医学实验。1933年3月设立用来关押政治犯的达豪集中营成为一个劳改营，是恐怖的医学实验中心，那些身体太差不能干活的人被就地处决或送到附近的哈特海姆死亡中心。同时，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授意下，300万苏军战俘被故意饿死。

这些集中营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40年5月希姆莱设立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1942年，这个集中营又配备了7个毒气室。据估计，250万人在这里被谋杀，其中大约200万是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和苏联战俘，仅约20万人幸存，其余的人都被焚烧或埋入万人冢。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风格迥异：希姆莱认为自己是一个士兵，但他真正的才能是做官僚主义的阴谋家和希特勒的奉承者。他将大多数时间花在为党卫军制定迂腐而荒唐的新规则上，他短暂的休闲时光基本都是跟助手一起度过的，这个助手后来成为他的情人。海德里希有户外运动和音乐方面的天赋。他领受过很多任务，曾受训成为一名飞行员，在挪威和苏联执行危险的任务，其间经历过坠机、救援。他有很多的风流韵事。他令人恐惧却不陈腐，而希姆莱不仅令人恐惧，还迂腐、刻板。

尽管已身兼数职，1941年9月，海德里希还是被任命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原捷克的一部分）代理保护国总督。在那里，他实施镇压，被称为“刽子手”。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没带护卫，乘坐一辆绿色敞篷奔驰巡视时，遭到两名英国训练的捷克抵抗组织的战士伏击，后因伤重不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纳粹对此实施了疯狂的报复，杀光了捷克利迪策村（Lidice）的所有人。

1942年6月，希姆莱下令将10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法国，并批准了将3000万斯拉夫人从东欧移送到西伯利亚的计划。7月，他下令波兰总督府“全面清洗”犹太人——仅在华沙，一天之中就有6000人被送往死亡集中营。

1943年，希姆莱被任命为内政部长，翌年，希特勒解散了军方情报机构阿勃维尔（Abwer），使希姆莱的党卫队保安局成为纳粹德国唯一的情报机构。1944年，随着盟军从西面进攻，希姆莱指挥的维斯瓦河集团军溃败。

希姆莱意识到失败已在所难免，他不顾一切地试图毁灭死亡集中营的证据，后又试图向英国、美国求和。希特勒下令逮捕他，他化装逃跑，但在不莱梅（Bremen）被捕，随后吞下一枚氰化物胶囊。

希姆莱曾是一个胆小的、戴眼镜的鸡农，有精神疾病，和他的情人（前秘书，希姆莱称她为“小兔子”）组建了第二个家庭。他们家的阁楼里就藏着用他杀死的犹太人的骨头和皮制成的家具和书本。他是一个残忍的刽子手，组织严密地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欧洲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300万苏联人、3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75万斯拉夫人、50万吉普赛人、10万精神病患者、10万共济会会员、1.5万名同性恋者和5000名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如此大的屠杀规模已超越人类想象的极限。

奥威尔

ORWELL

1903—1950年

在缅甸，在巴黎，在伦敦，在通往威根码头的路上，在西班牙，在法西斯的枪林弹雨中最终受伤——鲜血、痛苦和苦役都汇成他的愤怒。

——托马斯·品钦

20世纪所有作家中，对普通人的思想和说话方式影响最大的要数乔治·奥威尔。他的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不仅明确地警告暴政和国家控制的危害，还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丰富了英语语言本身。他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他的散文总是新颖独到、入木三分，总能打动人心。奥威尔的政治主张一贯左倾，但对极权主义有原则的批评使他脱颖而出，成为所有政治阵营的偶像，英语语言中甚至有了“奥威尔式”一词。

乔治·奥威尔是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笔名。1903年，他生于一个驻孟加拉的英国家庭，他的父亲是那里的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鸦片部门的一名官员。尽管奥威尔很小的时候就搬回了英国，但这段在殖民地的生活经历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他很多作品中都能窥得蛛丝马迹。

1922年，奥威尔成为印度帝国警察并被派驻缅甸，他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成为其后众多作品的素材，包括其极具洞察力的散文《行刑》和《猎象记》，以及尖锐而扣人心弦的小说《缅甸岁月》（1934年）。1927年，强烈的良知促使他辞职，回到英国的奥威尔面对帝国强权的现实已不抱一丝幻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奥威尔开始转变为一个作家。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他在巴黎干了很多底层的苦活，常常是在旅馆厨房做洗碗工，后又返回伦敦，“入乡随俗”，在招待所和寄宿处过着流浪汉一般的生活。成群的老鼠、满身的泥垢、刷油锅的活计和下层阶级的人都浓缩进了他的第一部叙事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1932年）。小说揭露了欧洲贫困人群的疾苦，而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是奥威尔一生关注的焦点。

他的下一本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1937年）生动有力地描述了英格兰西北部城市中心地带矿工的日常生活状况，深刻地揭示了失业和住房条件恶劣的艰辛。该书还记叙了奥威尔本人向社会主义靠拢的个人经历。在这本书出版前，奥威尔就决定付诸行动，并于1936年前往西班牙加入了共和军，对抗佛朗哥的右翼国民军。加入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为他的“亲历回忆录”提供了原材料，即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年）。

在西班牙期间，奥威尔的脖子曾中过一枪，此后他返回了英国。“二战”中，他曾在远东从事英国广播公司的宣传工作，但很快放弃，并集中精力写作《动物庄园》（1945年）。这是一个嘲讽式的、反极权的故事，讲述了在某农场，猪取代人类并渐渐走上暴政和腐败之路。猪的口号——“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是20世纪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语句之一。

奥威尔对英语语言最大的贡献体现在他强有力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中。小说所警示的国家控制的危害令人不寒而栗。奥威尔在小说中还引入了很多影射的概念，包括“思想警察”“101号室”“老大哥”“政治套话”[1]和“群体思维”[2]。奥威尔在成年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饱受疾病摧残，这部小说刚刚完成，年仅47岁的他即死于肺结核。

在创作小说和其他著作的同时，奥威尔还不停地写作专栏文章、散文和书评，他的创作涉及各类话题。他最好的随笔之一《政治与英语》是一个将懒散地使用单词和政治迫害联系起来的妙论，但这些复杂的想法总是通过最优雅、最简洁的话语表述出来。他的任何一篇随笔，即使是在慷慨激昂和愤怒的状态中创作的，其措辞也总是很精妙，任何读者都能轻松读懂。

奥威尔留下了大量作品，在他去世后，他的书从未绝版。他小说中的很多思想至今仍像当时一样新潮。奥威尔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和远见，加上他能用一种所有人都明白的方式准确地表达挑战性的观点，这使他毫无争议地成为一个伟大的平民作家。

[1]　此处作者谬引为“doublespeak”，奥威尔的小说中未出现此词，而是后人根据小说中“doublethink”一词演化而来的词汇。

[2]　群体思维（groupthink），指因群体成员对一致性过度迷恋，而使共识规范凌驾于对各种方案的实际评估之上，并使不合常规、少数或不受欢迎的观点无法被充分表达的现象。

杜瓦利埃

DUVALIER

1907—1971年

我是海地的旗帜。我的敌人就是我祖国的敌人。

——“医生老爸”弗朗索瓦·杜瓦利埃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担任海地总统长达14年之久，是一个腐败、残酷的独裁者。他利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通顿马库特（Tonton Macoutes，意为“杀人恶魔“）——使一个自豪但不稳定的国家，第一个自由的黑人共和国臣服于自己。他和他残暴的党羽掠夺了海地这个国家，恐吓其政权的反对者。以广受欢迎的医生身份成名的杜瓦利埃转向腐败、掠夺式统治和伏都教化，声称自己是半神人物，即半基督化、半伏都化的英雄萨米迪男爵（Baron Samedi）。

1907年4月14日，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生于海地首都太子港，母亲在一家面包店工作，精神很不稳定，父亲是一个老师、记者兼治安官。1934年，杜瓦利埃在海地大学获得医生执业资格后，父母给他取绰号“医生老爸”（Papa Doc）。1939年，这位年轻且成功的执业医生娶了护士西蒙娜·奥维德·费纳。他们先后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1951年出生的儿子让-克洛德，这唯一的儿子在1971年成为父亲的接班人。杜瓦利埃曾在密歇根大学学习一年。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开展了针对雅司病、疟疾等夺去无数海地人生命的热带疾病的公共卫生工作，因此受到全国瞩目。

1938年，受人种论者和伏都学者洛里默·丹尼斯的影响，杜瓦利埃创建了一个黑人知识分子组织，旨在宣传黑人主义和推广伏都教。伏都教（Voodoo），源于“伏都”（vodun）一词，意思是“精神”，是一个古老的宗教，起源于西非，可能有一万年的历史。尽管曾受到压制，并被基督教殖民者宣布为“邪教”，现在全球仍有约3000万人信奉这一宗教。

1946年，“二战”后，杜瓦利埃加入迪马瑟·埃斯蒂梅总统的政府，任海地公共卫生部总干事，并在1948年出任公共卫生部部长。1950年，埃斯蒂梅政府被保罗·马格洛伊尔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马格洛伊尔将杜瓦利埃视为新政府的一个主要对手，迫使他自1954年起开始东躲西藏。

众所周知，海地极不稳定。1956年12月马格洛伊尔被迫下台后，杜瓦利埃东山再起。在接下里的九个月里，海地经历了六届政府，杜瓦利埃和他的追随者每次都参与其中。最终，1957年9月，杜瓦利埃本人当选总统，以平民的立场承诺结束穆拉托人（拉美和欧洲混血儿）的精英统治，宣称要成为一个伏都教祭司［他绰号中的“老爸”（Papa）一词就是人们常常用来称呼伏都教神父和女祭司的］。

尽管将军们曾帮助他操纵选举，但杜瓦利埃对军队并不信任。在首席助理克莱门特·巴伯特的帮助下，他裁减了军队的规模，并创立了与之并重的“杀人恶魔”——国家安全志愿军。这支很快便以“妖怪”之名而闻名的志愿军，是一个残暴的民兵组织，忠于总统，有9000—15000人。他们没有正式的工资，而是在政府授意下肆意通过强取、敲诈和犯罪获利——作为回报，他们绑架、恐吓或谋杀当局的反对者。在杜瓦利埃统治下，多达3万人被谋杀。志愿军着准军事化服装，戴深色眼镜，模仿伏都教中的恶魔，喜欢用大刀和短刀，而不是靠枪来杀害受害者，然后将受害者高悬以警告其他人。杜瓦利埃容不下任何竞争对手，他的助手巴伯特发现了这一点，并为此付出了代价：1959年杜瓦利埃突发心脏病后，巴伯特临时接管政府；杜瓦利埃一恢复，巴伯特立刻遭到监禁，释放后因阴谋反对杜瓦利埃于1963年被杀。其他被认为会造成威胁的人都被送往迪芒什基地（Fort Dimanche），在那里被折磨至死。

1959年8月，在破坏由古巴游击队协助的海地流放者的进攻计划后，杜瓦利埃很快重新掌权。1961年，通过操纵选举，他的总统任期被毫无异议地延长至1967年，这使海地更为孤立，因为潜在的盟友如美国（曾在1959帮助他破坏了海地流放者的进攻计划）开始排斥他的政权。然而，这种孤立给了杜瓦利埃更大空间将他的个人崇拜强加于政权之上，他操纵这个岛国的伏都教崇拜，诡称自己是国家至高无上的主宰。他通过效仿萨米迪男爵大搞迷信活动，萨米迪男爵是伏都教中的死神，常常被描绘成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戴黑色眼镜、脸如骷髅一般的形象。尽管在1964年因为骚扰天主教神职人员而被罗马教廷逐出教会，杜瓦利埃仍把自己和基督的形象密切联系在一起。曾有一张臭名昭著的宣传画描绘了耶稣把手放在杜瓦利埃的肩膀上，说“我选择了他”。

1964年，杜瓦利埃成为一个准君主制政权的终身总统，并修改宪法确保他的儿子让-克洛德在他死后继任总统。年仅19岁的小杜瓦利埃如期在1971年接管了这个国家，但他大肆炫耀财富的行为引发了赤贫中的国人的愤怒，当腐败的上层搜刮了国家仅剩的资产时，大多数国人还未受过教育。1986年，小杜瓦利埃的统治被军方推翻。

辛德勒

SCHINDLER

1908—1974年

我痛恨纳粹的残忍、暴虐和疯狂。我只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们被毁灭。我尽我所能，做我必须做的事，我的良知告诉我这么做，就是这样。真的，别无其他。

——奥斯卡·辛德勒

奥斯卡·辛德勒本是一个嗜酒的花花公子、战时的投机者，却成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义举。他从纳粹手中救下逾1000名犹太人的事迹被文学和电影作品永恒地记录了下来——这一个人的高贵之举体现了人性对邪恶的胜利。正如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的西德尼·卡尔顿有着罪人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一样，辛德勒的故事说明真正的英雄有时不是虔诚而传统的，而是那些世故的人、古怪的人和局外人。

辛德勒是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现捷克共和国东部地区）一个富有而和蔼的商人。他家境殷实，但他的很多产业毁于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洲的经济大萧条。作为一个擅长行贿和操纵市场的精明商人，辛德勒是率先从德占波兰清除犹太人行动中获利的人之一。1939年，他从一个犹太工业家手中接手了克拉科夫的一家工厂，并大量使用犹太劳工。

20世纪30年代后期，辛德勒曾见风使舵，为德国情报机构服务，导致他在本国短暂入狱。1938年，当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获释后的辛德勒加入了纳粹党。他能喝酒，人缘又好，这使他很快得到提拔。但当目睹了纳粹对毗邻他工厂的克拉科夫犹太区的突袭后，他决定利用自己重要的影响力与纳粹党的反犹太政策对抗，尽可能多地解救犹太人。

正是那些曾使辛德勒成为成功的投机者的品质帮助他成功地拯救了他工厂里的1000多名犹太人。辛德勒用精湛的演技和个人魅力，转移了他那些纳粹伙伴们的注意力，使他工厂里的犹太人免于被送往集中营。那些到他的工厂利用伪造的文件要求他交出工人的盖世太保们，往往在三小时后醉醺醺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人没抓到，文件也不知所踪。他曾两度因为帮犹太人获取黑市供应物品而被捕，但他凭行贿和潇洒的风度获得释放。“无论拯救一个生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去做，”他的律师后来说道，“他很擅长钻纳粹的空子。”

当300名犹太女工人因手续差错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辛德勒斥巨资行贿，使她们得以被送往自己的工厂。他禁止任何人，包括官员，在没有他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他的工厂。他每晚都待在办公室，随时准备在盖世太保到来时进行干预。当纳粹撤退，附近普拉绍夫集中营中多达25000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辛德勒动用一切关系将他的工厂和厂里的工人转移到摩拉维亚。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处于危险中，但仍坚持和他的犹太工人待在一起，直到1945年5月苏联红军到来——这时，他知道，他们安全了。

辛德勒很少提及自己的动机。在他童年时期，他最好的朋友是住在附近的一个犹太教士的儿子们。“他们是犹太人对我而言无关紧要，”后来当被问到为什么反对纳粹政策时他说道，“对我来说，他们都只是人。”当被要求解释为何明显转变态度时，他的回答简单得令人震惊：“我认为德国人的做法是不对的……当他们开始滥杀无辜时……我决定反对他们，尽我所能去救人。”“我认识这些为我工作的人，”他跟别人说，“当你认识别人时，你必须将他们当作人类对待。”

很多人依然不解，为什么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英雄会不惜一切去救这些人。但对辛德勒来说，这只是良心问题，他早在战局转变前就开始拯救犹太人。一个被他解救的人说：“尽管我跟他很熟，但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问过他，但从没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不在乎，重要的是他的确救了我们的命。”

辛德勒战后身无分文，他将他的巨额财产都用于了保护生命，甚至曾卖掉妻子的珠宝饰物。1959年，长期忍受他的妻子埃米莉终于忍无可忍，他们的婚姻破裂。“他把一切都给了他的犹太人，”她后来说，“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战后，他被德国社会摒弃，他的行动始终是对集体自欺的挑战，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他在战后的商业投资遭到挫败，他拯救的犹太人纷纷赶来支持他们曾经的恩人。一个犹太组织曾为他短命的阿根廷农场和德国水泥厂提供资金，他拯救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寄来资金。他于1974年死于肝功能衰竭，按照他的意愿葬在耶路撒冷：“因为我的孩子们在这儿。”

奥德特·桑塞姆

ODETTE SANSOM

1912—1995年

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性，有幸能够看到人类最好和最差的一面而已。

——奥德特·桑塞姆

奥德特·桑塞姆代表了“二战”中普通（而又杰出的）人们的勇气。尽管因“二战”中在敌后的工作被授予英国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奥德特却在《名人录》（Who's Who）中将自己的职业描述为“家庭主妇”。她被简称为“奥德特”，她从不认为自己在纳粹占领的法国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有多特别。

奥德特生于法国，原名奥德特·布拉依。1931年，她嫁给了一个英国旅馆老板罗伊·桑塞姆，后者曾在奥德特位于皮卡第的家里学习法语，二人于那时相遇。结婚后，二人定居英国并生了三个孩子。差不多十年后，这个在伦敦过着平静生活的家庭主妇响应了陆军部（War Office）的号召，即请所有法国移民提供关于他们祖国的照片。当奥德特递送了她的假日相册后，陆军部向她发出邀请，看她能否帮更多的忙。她被分派至急救护士队，在那里接受了基本的培训，但这只是一个掩护身份；事实上，她被招入特殊行动执行局——一个派送特工到欧洲被占区从事间谍和破坏工作的英国秘密机构。

尽管她因充满活力、机智和为法国1940年的投降雪耻的决心给招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特殊行动执行局的教官一开始很怀疑她是否具备成为特工的素质。但最终，他们注意到她不可动摇的决心，便选中她到纳粹占领的法国去工作。

1942年10月，她乘船在昂蒂布登陆，在那里她遇到了她的组长彼得·丘吉尔。奥德特本应加入勃艮第一个新的小组，但丘吉尔（她后来爱上并最终嫁给了他）获得批准将其留在了他的小组。一年多时间里，奥德特担任丘吉尔的通讯员，代号“利兹”，协助他传递了很多往来英、法两国之间的重要情报。

1943年4月，奥德特和丘吉尔被一个双面间谍出卖。奥德特在第一次见到声称要向同盟国投诚的德国军官“亨利上校”时，就对他产生了怀疑。从伦敦接受指令后跳伞返回的丘吉尔也同样对他持有怀疑，但为时已晚。一个不怎么谨慎的小组成员已向阿勃维尔（前德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布莱切中士泄密，奥德特和丘吉尔双双被捕。

在巴黎弗雷斯内监狱，奥德特经历了14次单独审讯，尽管她的脚趾甲被拔出，脊背被火红的烙铁烙上烙印，但她始终严守秘密，始终未泄露盖世太保立誓要抓获的另外两名特殊行动执行局官员的身份和下落。她坚持临时编造的嫁给了彼得·丘吉尔的说法，并坚持说小组组长是她自己，而不是丘吉尔。她成功地说服审讯者相信这一点，因为她坚持自己应被枪决，而不是丘吉尔。因此，丘吉尔只被审讯了两次，而奥德特被判死刑。

1944年，她被转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等待被处决，但她活了下来，部分原因是她和丘吉尔使盖世太保相信彼得·丘吉尔的叔叔就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然而，奥德特被单独监禁并遭到残酷虐待。当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时，她已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被关了三个月之久。在苏联红军逼近前，集中营司令官认定奥德特对英国人很重要，可以作为自己的谈判筹码，于是将她挟作人质向英美盟军投降。他们一到达英美盟军战线，奥德特便告发了他。

获救的奥德特极度憔悴，病得厉害，用医生报告中的话说，“因受虐待而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在此后的几年中，她拒绝沉浸在怨恨或责难中，而是投身于慈善事业，帮助人们治愈战争导致的身体和精神创伤。1994年，她怀着激动的情绪回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为死在那里的特别行动执行局同事揭匾。

奥德特被授予英国最高的非军人荣誉——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她被媒体塑造为偶像，她的英勇事迹也因1950年的电影《奥德特》而家喻户晓。但她仍然很谦虚，表示她是代表所有为“二战”战斗的人们接受乔治十字勋章的，只因为她幸运地活了下来，所以她获得了奖章，而不是因为什么特殊的英勇行为。

奥德特1947年嫁给了丘吉尔，但他们的婚姻并不成功。后来，她跟第三任丈夫，也曾是特别行动执行局成员的杰弗里·哈罗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她于1995年去世。

她与“二战”中其他为特别行动执行局工作的女英雄们齐名，这些女英雄包括：空降法国的维奥莉特·萨博，被捕并在遭受纳粹数周的折磨后被杀害；汉娜·西纳什，匈牙利裔犹太人、诗人、间谍，在匈牙利被捕，遭折磨后被杀害；南希·韦克，新西兰人，空降法国，亲手杀死纳粹德国士兵，在“二战”中幸存，德国情报机构称她为“白鼠”，是“二战”中最有名的女性之一。

约翰·肯尼迪

JFK

1917—1963年

民主政治是比较难实现的，需要最高的自制、克制，并愿意为公众利益作出承诺和牺牲……

——约翰·肯尼迪在都柏林的演讲

（1963年6月28日）

美国第35任总统是一个有才华的、极具个人魅力的人，是继泰迪·罗斯福之后最年轻的美国总统，也是唯一一位入主白宫的罗马天主教徒。在短短的三年总统任期内，他使美国和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和平繁荣的未来。他在1963年遭刺杀，让公众悲痛不已。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父亲乔·肯尼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头，他在禁酒时期靠威士忌发家，后又投身电影和房地产业。作为罗斯福总统派驻英国的大使，他因地支持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而名声扫地。但他的子女洗刷了这个家族污点，在美国获得了王室般的崇高地位。他的儿子约翰·肯尼迪（亦称杰克·肯尼迪）于1941年9月（就在美国加入“二战”不久前）加入美国海军，后在太平洋战区服役。他因在所罗门群岛拯救了遭日本驱逐舰撞击的巡逻鱼雷艇上的船员而被授予海军及陆战队勋章。

离开海军后不久，肯尼迪开始从政，1946—1952年在国会众议院任职，是一名民主党议员，1952年当选为参议员。1960年，他击败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当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他的搭档约翰逊（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共同参与竞选。肯尼迪击败了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部分得益于他超凡的演讲才能和他在电视上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形象。1961年就任总统时，他发表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演讲——“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他对他的美国同胞说，“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肯尼迪的总统任期非常耀眼，充满了年轻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在白宫招待了很多艺术家和文化名人。肯尼迪本人有强迫症，而且为人风流。他和玛丽莲·梦露、上流社会的女性，还有黑手党情妇均传出绯闻。他曾告诉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一天没有女人就头疼。这些在当时都不为人所知，也没有被披露。他和他优雅的第一夫人杰奎琳缔造了一个完美的美国“宫廷”，以至于其被称为“卡米洛特”[1]。政治上，肯尼迪的任期主要处于冷战时期，即以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争霸时期。1961年，肯尼迪授权中情局主导对古巴的“猪湾入侵”，这次古巴流亡分子试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事件以惨败告终。

1962年，随着古巴导弹危机事态升级，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陷入了核对抗，不仅使美国，也使世界面临毁灭的危机。

自1959年革命以来，古巴即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并在面临美国造成的巨大压力时向苏联求援。苏联为了扳回美国在意大利、土耳其部署导弹而形成的劣势，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弹头——美国向来视古巴为其“后院”。

1962年10月14日，一架美国U-2侦察机飞越古巴并航拍。在潜伏于苏军的中情局间谍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上校的帮助下，美国分析家辨认出位于距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约145公里）的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有中程弹道导弹。潘可夫斯基上校随后暴露，于1963年被枪决。

肯尼迪总统于10月16日收到简报。第二天，美国军队开始向东南移动。同时，另一架U-2侦察机在执行任务时发现更多施工现场，当时已有16—32枚导弹部署在古巴。10月18日，未提及美国已知晓古巴导弹一事，肯尼迪警告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如果苏联向古巴输入重大攻击性武器，“后果很严重”。

四天后，排除对导弹所在地进行空袭的可能后，肯尼迪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披露，已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除非导弹被撤。10月24日，美国舰队蓄势待发。尽管苏联宣布封锁违法，前往古巴的苏联货船寸步难行已成事实。

当晚，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互发电报，双方都不肯让步。美国军队在历史上唯一一次进入二级战备状态，高度备战，准备随时出击。

10月25日，联合国呼吁美、苏两国冷静下来，肯尼迪坚决拒绝。第二天，赫鲁晓夫提出撤回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

10月27日，赫鲁晓夫又提出，苏联从古巴撤回导弹，但美国须从苏联邻国土耳其撤回导弹。接着，大约午时，一架U-2侦察机在古巴领空被苏联导弹击落，飞行员死亡。在咨询过军事顾问后，肯尼迪同意暂缓直接的军事对抗，并就赫鲁晓夫的第一个提议提出条件，但对赫鲁晓夫此时接受该条件并未抱希望，肯尼迪同时警告美国的北约盟友准备第二天开战。

然而，第二天清晨，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从古巴撤回导弹。肯尼迪成功地与苏联达成协议，美国导弹被秘密地从土耳其撤出。尽管在莫斯科、华盛顿、古巴或土耳其很少有人对这个结果完全满意，但危机总算解除。

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解除了，但1963年德国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两大阵营在西德和东德对峙。东德刚建立起柏林墙，防止东德人进入西柏林，肯尼迪即在柏林做了现代最重要的演讲之一：“自由十分不容易，民主也不完美，但我们从未将人民用墙围起来。”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说出了那句名言“我是一个柏林人”，以此呼吁西方世界团结起来。

美国和苏联不仅在军事上对峙，还进行太空竞赛。1961年，肯尼迪说服国会投票通过一项提案，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前投入220亿美元将美国人送上月球。1969年，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踏上月球，证明了肯尼迪在太空探索上的远见。但肯尼迪在另一件事上就没有这么有远见了，那就是加大了对南越的军事支持，支持其对抗社会主义北越，这个政策使美国深陷长达十年的战争泥潭，最终不得不放弃。然而，有证据显示，肯尼迪计划在1964年选举后从越南撤军——如果他没有遭暗杀的话。

在国内，肯尼迪起初对民权运动并未全力支持。但1962年，他派3000名士兵到密西西比大学协助一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James Meredith）入学。到1963年时，他已全力支持民权运动，并进行激动人心的全国电视演讲。在他去世后，他的倡导使《1964年民权法案》得以通过。

1963年，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遭暗杀，这一瞬间，整个世界似乎停滞在前进的轨道上。他坐着敞篷车从市内经过时遭到枪击，枪手可能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奥斯瓦尔德几天后被一个可疑的夜总会经营商杰克·鲁比谋杀。肯尼迪的死引发了大量的猜测甚至阴谋论，这恰恰证明这个年轻的、极具个人魅力的总统给美国带来了充满希望的、积极的影响。

[1]　卡米洛特（Camelot），传说中亚瑟王宫所在地。

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

NASSER，SADAT，MUBARAK

1918—1970年，1918—1981年，1928年—

我当一个阴谋家太久了，以至于对谁都不信任。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20世纪中叶最有影响力的中东领导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领袖，并可能是继萨拉丁之后最受欢迎的阿拉伯领导人；但他的统治最终以挫败和失望告终，他倡导的世俗泛阿拉伯主义的失败为新的宗教激进主义敞开了大门。然而，对很多阿拉伯人来说，在这将近20年中，他就是总统，是领导人。

纳赛尔出生于开罗附近的一个村庄，是一名邮局员工的儿子。他跟祖母住在亚历山大，在那里接受教育，并于1937年参军。当时，埃及由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创建的阿里王朝统治。穆罕默德·阿里是奥斯曼军阀和帕夏，他在拿破仑·波拿巴入侵后控制了埃及，成为埃及首任总督，后任苏丹和国王。因此，埃及事实上由奥斯曼、阿尔巴尼亚和埃及的混血精英统治——即便如此，埃及仍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英国自1882年起即控制了埃及。纳赛尔阅读广泛，从《古兰经》到狄更斯的作品都有涉猎，因此他从小就有政治意识，痛恨英国对埃及的控制。

在军校学习的纳赛尔遇到了他的政治盟友阿卜杜勒·哈基姆·阿迈尔，一个友好而有点夸夸其谈的军官，他们曾一起在苏丹服役。纳赛尔和阿迈尔一起拉拢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军官，希望纳粹德国的胜利能够推翻英国在埃及的统治。面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和阿拉伯国的计划，纳赛尔选择加入阿拉伯阵营。当埃及那肥胖、无能、好色的法鲁克国王加入阿拉伯联盟、打击新生的以色列时，纳赛尔最终获得了机会。包括纳赛尔在内的埃及人迅速向内盖夫挺近，但这个年轻的军官目睹了国王和他的军官的无能，以及武器的匮乏和备战不足。

1948年8月，以色列军队将埃及军队包围在被称作“死胡同”的费卢杰，纳赛尔是这支埃及军队的副司令。这段经历促进了纳赛尔的成长：纳赛尔在这场战争中受辱，一回到埃及，他便和他的朋友阿迈尔等组建了自由军官组织（Association of Free Officers）。纳赛尔与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协商，但很快得出结论：他们的纲领与他自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冲突。自由军官组织选择了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为名誉负责人。

1952年5月，当纳赛尔听说法鲁克国王计划逮捕自由军官组织成员时，他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允许国王带着最高荣誉从亚历山大乘游艇离开。这些革命者不确定是应该建立一个民主政权还是军事政权。由于纳赛尔只是一个中校，所以纳吉布成为了新的埃及共和国的总统，但实权在由纳赛尔任副主席并实际掌控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手中。

1954年，纳赛尔推动了土地改革，要求已经警觉的英国交出苏伊士运河，这使他与更温和的纳吉布发生了冲突。但纳赛尔出任总理，夺取了实权，这坚定了他的信心。纳赛尔激情的、优雅的演讲术早已俘获埃及民众。10月，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对大批民众发表讲话，尽管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试图暗杀他，但纳赛尔毫不畏惧，勇敢地继续他的讲话：

我的同胞，我愿为你们和埃及抛洒热血。我愿为你们而活，为你们的自由和荣誉而死。让他们来杀我吧，只要我能将自豪、荣誉和自由灌输给你们，我便毫不在乎。如果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死了，你们每个人都将是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就在你们当中，从你们中来，他愿为埃及牺牲他的生命。

纳赛尔一回到开罗，纳吉布就被罢黜。纳赛尔成为地位稳固的总统，并在未来15年的动荡岁月中一直在位。他任命自己的密友阿迈尔为军队总司令，随后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他逮捕了2万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并处决了其领导者及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

从那以后，高大帅气、演讲艺术高超的纳赛尔获得了旺盛人气，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仅鼓舞了埃及人，也使刚刚脱离侵略者统治的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振奋。然而，他对埃及这个高效的一党制国家的执政离不开一个渐渐壮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和一个腐败的寡头政治的军政府的支持。尽管纳赛尔本人对物质享受丝毫不感兴趣，但其军政府成员却迅速地一个个地富了起来。

纳赛尔致力于不结盟运动，并渐渐和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印度的尼赫鲁一样成为不结盟领袖。1956年，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激怒了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正面临大英帝国衰落的艾登于是将纳赛尔视为新希特勒。作为回应，英国与法国及以色列达成秘密协议，意在打击和毁灭纳赛尔。其具体计划是，由以色列入侵西奈，英国、法国再进行“干预”。以色列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成功地夺取了西奈，但英国的干预是一场灾难并遭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谴责。以色列被迫撤军，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的影响终结。

纳赛尔的声望如日中天，他通过演说和无线电台宣传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承诺阿拉伯人最终将获得荣耀和光辉。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使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为之振奋，也鼓舞着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军官。约旦、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甚至沙特阿拉伯的政权都因纳赛尔主义的渗透而动摇。1958年，伊拉克受其影响的军官发动政变并处死了国王费萨尔二世及其家人，并按纳赛尔模式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在约旦，国王侯赛因几乎无法行使权力，因为军队被纳赛尔主义军官把持；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下令暗杀纳赛尔，但计划败露，他本人被废黜，由其弟弟费萨尔取代。

叙利亚和埃及组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纳赛尔任总统——尽管这个共和国很快便瓦解了。纳赛尔飞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引起美国警觉。在北也门，信奉纳赛尔主义的军官发动了一场政变，纳赛尔派出埃及军队，与沙特支持的当地保皇党势力斗争。

在埃及，纳赛尔几乎无所不能，逐渐变得孤僻，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政权已变得腐败和专制，充满富裕的军队精英和秘密警察。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陆军元帅阿迈尔，这个位高权重的享乐主义瘾君子，未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1967年，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冲突对纳赛尔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领导人是一次挑战，他必须兑现他的承诺。苏联警告，以色列计划袭击叙利亚——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则谣言。

纳赛尔大概是希望加剧紧张局势，不用真正对抗以色列就彰显埃及的力量。他将联合国维和人员从西奈驱逐出去并关闭了蒂朗海峡，信誓旦旦要赢得战争并屠杀以色列犹太人。同时，他授权阿迈尔将埃及军队部署到西奈备战，而他的军官已获得叙利亚和约旦军队的指挥权。在最后一刻，他恐慌了，下令阿迈尔停止行动，但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以色列陷入一种恐慌状态，并相信第二次大屠杀即将来临。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犹豫不决，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将军压力巨大。最后，艾希科尔任命摩西·达扬为国防部长。达扬曾是一名将军，现为一名政客，以独特的情报才能和标志性的黑色眼罩闻名。面对即将到来的埃及、叙利亚、约旦的联合攻击，达扬先发制人，在数分钟内清除埃及空军，击溃埃及地面部队。叙利亚和约旦军队袭击了以色列，但都反被击败——而埃及在纳赛尔和阿迈尔的领导下仍宣称已赢得胜利。事实上，纳赛尔不当的边缘政策和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霸凌，加上阿迈尔的无能，已导致了比法鲁克国王更惨重的失败。

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开罗大批民众坚持要求他继续担任总统。然而，他已心力交瘁。1970年，纳赛尔死于心肌梗死，由他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继任总统。

萨达特也是一个有活力、见解独到的军官，他决心扭转埃及的军事劣势，同时使埃及摆脱苏联的控制。他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并与叙利亚协商于1973年犹太人的赎罪日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对此次袭击毫无防备。尽管以色列军队最终击退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并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攻入埃及中心地带，但阿拉伯世界的军事自豪感得以重塑。

1977年，萨达特飞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和平条约，以色列归还西奈换取和平。但萨达特并未改善埃及人民的生活。国内怨声载道，萨达特逐步与西方结盟也让阿拉伯世界震惊和不满。1981年，萨达特在一次阅兵时被暗杀，副总统、空军将军胡斯尼·穆巴拉克继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保守而精明，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在外交上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修复、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坚决打击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同时不断改善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关系。但埃及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有着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腐败的军事寡头，选举作弊，媒体受到控制，其他不公平现象也司空见惯。

2011年，已80多岁的穆巴拉克正计划由其子继任总统，不料中东地区风云突变，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利比亚、突尼斯两国的政治强人纷纷落马，叙利亚局势日趋恶化。中东动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未来走向也引发人们的持续关注。

曼德拉

MANDELA

1918—2013年[1]

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能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

——纳尔逊·曼德拉

在瑞弗尼亚审判中为自己辩护（1964年）

在为自由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纳尔逊·曼德拉用他的勇气、坚忍和高尚的精神鼓舞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终结本可能会导致报复性的流血事件，正如印度独立时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一样，但是，多亏了一位政治家，这次革命本质上是宽容、和平、有序、不流血的，这是这位使南非走上民主和种族平等道路的领导人最高的成就。

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走出开普敦附近德瓦尔斯山谷的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大门，这是近27年来他首次获得自由，这个胜利的希望标志着自1948年起因种族隔离而支离破碎的南非将开启新的时代。1994年，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民主选举的总统。

曼德拉是腾布人酋长的儿子，享有很多特权，还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在特兰凯斯乡下长大，在寄读学校接受教育，很少接触到大多数南非黑人遭遇的歧视。在他为躲避包办婚姻而离家之前，他受到的最大压迫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因为觉得他的非洲名字太难念，管他叫“纳尔逊”。

但一到约翰内斯堡，这位年轻律师就像他的本名“罗利赫拉赫拉”那样，成为“麻烦制造者”。曼德拉成为首批为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斗争的自由斗士。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因参与非暴力抗议活动被逮捕和监禁，即使当非洲国民大会被宣布为不合法后，人称“黑花侠”（Black Pimpernel）的曼德拉仍继续为之奋斗，为之竭力争取海外援助和武装训练。1961年，他成为非洲国民大会武装组织“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的领导人，筹划针对军事、政府目标的武装行动。他将“武装斗争”视为最后一招，只有在和平方式已无望时才会使用。继1962年因“非法越境”被逮捕入狱后，1964年曼德拉被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讲话回荡在从开普敦到帕尔的广大区域。他的话给了一个被南非白人种族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了一切教育、进步和独立机会的民族以政治期许；白人种族政权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而曼德拉的话给了他们希望。

曼德拉绝对是个硬汉。被判在罗本岛的一个采石场做苦役的曼德拉将监狱变成“海岛大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他安排人教犯人们学习。他排演节目，分发书本。在27年的等待后，曼德拉延迟一天才离开监狱：“他们必须用我希望的方式释放我，”他解释道，“而不是他们希望的方式。”

随着曼德拉的名声传遍世界，彼得·威廉·波塔等强硬派领导下的南非政府试图解决他，因为他已动摇了他们政权的根基。他们提出只要他承认非洲国民大会非法就释放他，曼德拉拒绝了：“除非我的人民自由，否则我永远不会自由。”只有双方都有远见和勇气，和平才能实现。1989年，南非新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迈出了勇敢的一步。1990年，就在释放曼德拉的前几天，他解除了对非洲国民大会的禁令。刚获自由，曼德拉立刻宣布停止地下武装行动，立下他在狱中拒绝的承诺。

曼德拉不主张种族主义。在法庭上，他呼吁不分人种的自由；在获释后，他拒绝煽动种族紧张。作为总统（1994—1999年在任），他的多党政府中有不同种族的代表。他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马迪巴”（Madiba，南非人民对曼德拉在部落时的名字的尊称）和戴克拉克共享了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妻子温妮的强横霸道和不忠行为曾令他尴尬，他们离婚了。曼德拉后来娶了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的遗孀。曼德拉意识到，在他的任期内，他为防治艾滋病做得不够多，退休后，他采取一切措施纠正这个错误。

“我为斗争而生。”曼德拉说。

[1]　本书英文原版出版于2012年。曼德拉于2013年去世。

伊朗国王巴列维

THE SHAH OF IRAN

1919—1980年

我的顾问在我和我的人民之间建了一道墙，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我醒来时，我已失去了我的人民。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常被简称为“国王”，他统治伊朗（通常被认为是近东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埃及）将近40年。他是西方的盟友，利用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推动“白色革命”，推行西方化和世俗化。1979年，他被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的伊斯兰革命推翻。

他的家族几乎是从无名小卒登上了王位。穆罕默德是礼萨·汗（Reza Shah）的长子，礼萨·汗是一个出生低微的波斯军官，在俄国军官为波斯卡扎尔王朝培训的哥萨克骑兵团中升至将军之位。礼萨·汗身材高大，身姿挺拔，严厉而野心勃勃，但受教育程度低。后来，卡扎尔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国内充斥着宫廷阴谋、部落叛乱、经济混乱、军阀肆虐、种族冲突，民主革命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与分裂主义并存，还有外国干涉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两大帝国。1921年，礼萨·汗将军率领他的哥萨克骑兵进军德黑兰，发动政变，出任陆军大臣。1923年时，他已经掌握了国家实权。1925年，当最后的卡扎尔国王被流放后，礼萨·汗加冕，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并于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

作为阿塔图尔克的崇拜者，礼萨·汗加强中央集权，励精图治，推进伊朗现代化，处决任何反对者，团结分裂的省份，尽一切可能削弱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权力。王储被送往瑞士的萝实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文化，爱上了滑雪。但1941年，当试图在纳粹德国和同盟国英国和苏联的夹缝间寻求出路时，礼萨·汗灾难性地错估了自己面临的安全形势。同盟国不能冒险让伊朗及其石油落入纳粹德国之手，因此他们派军进入了这个国家，将礼萨·汗流放到南非。他在那里死去。然而，同盟国并不确定应该在伊朗建立什么政权，于是他们允许礼萨将王位让给他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统治持续了37年。

战争期间，年轻的国王迫于苏联和英国的压力，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从一开始，他就试图按自己的意愿管理政府。战后，盟军终于撤出伊朗，他开始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遭遇过西方因石油利益进行的干预、苏联的干涉以及宗教人士的反对。巴列维在偏执中成长，很少信任别人。总体来说，比起宗教人士，他更担心美国、英国和苏联。他数次面临各方势力发动的政变，他的总理和部长遭到暗杀，他本人多次躲过暗杀。

总的来说，尽管他的政治生涯以灾难告终，他的生存能力、不断扩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证明，他不仅有着坚持不懈的毅力，还具有政治谋略。但他是个奇怪的结合体，既胆怯害羞又自负狂妄，既能奋发图强，又有享乐主义情结。他对人性的判断常常是一场灾难，对腐败的裙带关系和臭名昭著的助手的袒护，他组织的秘密破坏活动以及他领导的秘密警察，最终都起到了反作用。他有很强的权力欲望，但在危急时刻，他通常很懦弱，优柔寡断，缺乏自信。

面对外国势力安插的强势总理，巴列维耐心地等待时机，以除掉这些势力过于强大的对手。他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罢免部长，控制军队。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面临新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挑战。摩萨台是一个年迈、富有的封建地主。他以奉行民族主义闻名遐迩，主张将西方石油利益收归伊朗国有。巴列维反对摩萨台，而摩萨台也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警觉。1952年，巴列维计划解除摩萨台的职务，任命法兹罗拉·萨赫迪将军为新总理。但这场由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尤其是中情局近东及非洲主管克米特·罗斯福亲自到德黑兰指挥的政变一开始就流产了。巴列维逃往伊拉克，后逃往意大利，在萨赫迪将军推翻摩萨台后立刻返回伊朗。

不久，巴列维又开始谋划摆脱萨赫迪。20世纪50年代后期，巴列维已完全掌控伊朗，他对伊朗的统治是一种开明的君主独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巴列维表示怀疑，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但渐渐地，美国领导人开始将他视为同盟。巴列维一直担忧美国和英国会给伊朗制造麻烦，总是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既视其为威胁又视其为保护伞。

他开始实施“白色革命”——一个现代化计划，包括发展高科技、推动土地改革、实行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选、削弱什叶派人士的影响、发展教育以及工业化等。当宗教人士在1961—1962年发动一系列游行抵制这个计划时，巴列维任命他最亲密的盟友阿萨多拉·阿拉姆为总理，授权他动用军队镇压。这场对宗教势力的胜利给巴列维和他的高级助手带来一个假象：他们已经战胜了宗教人士。

同时，为成为自封的海湾守卫者、近东军事强国，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起可怕的军事机器。在国内，他利用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打压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人士，但对人权的践踏和普遍存在的酷刑使其越发不得人心。更糟糕的是，石油价格上涨给巴列维带来无尽的收入，他将此用于实现一些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购买更多美国武器，甚至开始实施核项目。石油带来的财富导致大量腐败。巴列维本人掌管着伊朗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由他说了算，但王室因腐败而臭名远扬。

巴列维年轻时娶了埃及最后一位国王法鲁克的妹妹法丝亚公主，但这段婚姻以离婚告终。后来，巴列维娶了一个叫苏拉娅的年轻伊朗裔德国女孩，她或许是他一辈子的真爱，但她未能留下子嗣。巴列维的第三次婚姻是幸福地娶到了漂亮的伊朗学生法拉赫·狄巴，他们有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还有好几个女儿。但他的私密情史臭名远扬。他的内廷秘书阿拉姆（曾任总理）的日记披露，他认为追求性刺激对在巨大压力下保持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他总是有很多情妇，巴黎克劳德夫人手下漂亮的应召女郎定期飞往伊朗与他行乐。

但阿拉姆的日记同时披露，国际上的成功、国内的奉承以及石油带来的财富，使巴列维愈发沉溺于狂妄自大的妄想中。1971年，在一系列耗资1亿英镑的愚蠢活动中（其中充斥着帝国式的傲慢与法式昂贵餐饮），巴列维庆祝的不是波斯与伊斯兰的关系，而是居鲁士大帝创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这些波斯波利斯[1]式派对使他的名声更臭。

然而，处于权力和成功巅峰的巴列维正遭受癌症的侵袭，并对此秘而不宣。而且，正是这些改革（教育、经济和土地改革）的成功为他的毁灭播下了种子：中产阶级虽主张教育改革，但因石油需求下降而正变得贫困，他们怨恨国内权贵及其腐败；学生和自由人士被萨瓦克折磨；数以千计的农民搬到德黑兰希望享受新繁荣，却被遗忘在大片贫民窟中，并在那里被宗教人士组织起来；阿亚图拉·霍梅尼虽被流放国外，但他被很多伊朗人视为反对巴列维的精神领袖，并为革命设定进程。吉米·卡特对巴列维的关于伊朗人权的“善意提醒”进一步加重了巴列维的危机。

1978年晚些时候，当示威和抗议愈演愈烈时，巴列维已无精打采、心烦意乱。1979年初，局面已失控，巴列维逃离伊朗“去度假”，再也没有回来。伊朗新政权对他的追捕与美国人的背叛使他被迫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最后死于癌症。

[1]　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波斯古城，位于伊朗的西南部，今设拉子（Shiraz）东北。它是大流士一世和他的胜利者们举行庆典的首都。

恩圭马

NGUEMA

1924—1979年

非洲家庭手工业达豪集中营。

——罗伯特·克林特博格评恩圭马统治下的赤道几内亚

弗朗西斯科·马西埃·恩圭马，自称“独一无二的奇迹”，是西非赤道几内亚首任总统。他腐败堕落，精神错乱，杀人如麻，嗜好收集头颅。在一个长期忍受大批嗜血疯子们统治的大洲，马西埃·恩圭马堪称“疯狂之最”。

在弗朗西斯科·马西埃·恩圭马44岁前，赤道几内亚都还是西班牙殖民地。他连续三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失败，第四次西班牙人特意降低标准他才得以通过。从那以后，他步步高升，权力越来越大，最终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

1968年，西班牙同意赤道几内亚独立，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马西埃持左倾的民粹主义立场并赢得了选举。起初，恩圭马似乎是在促进一个自由的社会，但这个蜜月期只维持了145天。恩圭马对西班牙人极为痛恨（可能是早期依赖他们的反作用）；事实上，他厌恶所有外国人。西班牙居民成为反西班牙暴力运动的受害者。到1969年3月时，已有超过7000名西班牙裔居民逃离赤道几内亚，其中很多是技术工人。随着他们的离开，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崩溃了。

最初，政府里的一些人，如外交部长恩东戈·米扬等，试图控制这种过激行为，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米扬被召至恩圭马的总统府邸，遭殴打后被投入监狱并遭谋杀。其他敢于挑战恩圭马的人也有类似的遭遇：赤道几内亚独立后首届政府的12名部长中有10名被杀，恩圭马任命亲戚或他所在的艾桑基（Esangui）部落成员取代他们。他的一个侄子被任命为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另一个集财政部长、外贸部长、情报部长和安全部长于一身。令人恐惧的安全部门的全部人员都是他的傀儡，他命令他们在体育场内，伴着乐队演奏的《往日时光那样美好，我的朋友》，将受害者狂殴至死。

随着恩圭马加强对权力的控制（1972年他自封为终身总统），杀戮变得空前随意。有两次，他下令将他情人的前男友全部处死。范围更广的一次，国民议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和赤道几内亚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逮捕和处决，幸运一点儿的被迫流亡。1976年，114名高级官员（所有人都是恩圭马任命的，代替他之前处决的那批）向他请愿改变高压政策。随后，所有人无一幸免地遭到逮捕、折磨和谋杀。

同年，赤道几内亚央行被关闭，行长被处决，一切有意义的经济活动（除了给恩圭马本人带来利益的）都被停止。从那以后，所有进入赤道几内亚的外汇都被直接划到总统的账户囤积起来。当恩圭马缺乏资金时，他的军队负责绑架外国公民以索取赎金。

恩圭马决心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下令关闭所有图书馆和一切形式的媒体。唯一被允许的崇拜是对恩圭马本人的崇拜，人民被要求承认“只有恩圭马是真神”“感谢国父马西埃，上帝创造了赤道几内亚”。

久而久之，恩圭马显然已精神错乱，经常自言自语，时而狂躁，时而抑郁。因为吸食大麻的原因，他下令在巴塔（Bata）建造一座新的巨大的总统府邸，但后来又决定到他的家乡蒙戈莫（Mongomo）地区静养。在那里，他将整个国家的财富装入袋中，和很多人的头颅一起，使更多人相信他有超能力的可怕谣言。

1979年8月，在他的侄子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他的统治持续至今）领导的政变中，恩圭马终于倒台，但赤道几内亚的财富已大多被他挥霍一空。恩圭马试图逃跑，但被锁在了一个悬挂在电影院的笼子里，在那里，他因屠杀8万人而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本国军队惧怕他的“超能力”，不敢行刑，新政权不得不请摩洛哥雇佣军执行死刑。

在长达十年的恐怖统治中，恩圭马将赤道几内亚彻底拖垮。赤道几内亚超过30万人口中，约10万人被杀，12.5万人被迫流亡，恩圭马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他的侄子奥比昂已统治赤道几内亚约30年，而他正培养自己的儿子为总统候选人。

伊迪·阿明

IDI AMIN

1925—2003年

希特勒和德国人知道，以色列不是一个为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奋斗的民族，那就是他们用毒气将以色列人杀死的原因。

——伊迪·阿明

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电报（1972年）

伊迪·阿明堪称“独裁者之最”，他是文盲，多嘴又粗鲁，既令人恐惧又无比荒谬，嗜杀成性，绰号“乌干达屠夫”。这个自封的“苏格兰最后的国王”使曾经的“非洲之珠”乌干达变得赤贫。他是一个爱自吹自擂的残杀同胞的疯子，他杀死的同胞多到连维多利亚湖的鳄鱼都来不及消化他们的尸体。

阿明从小即被父亲抛弃，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1946年，他参军加入“英王非洲步枪团”，因枪法好和竞技能力强而崭露头角——他曾九次获得乌干达重量级拳击赛的冠军。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镇压肯尼亚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茅茅族人起义，虽被怀疑过于残忍，仍被提升为准尉，并于1961年成为第二个获得任命的乌干达人。

1962年乌干达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阿明成为总理米尔顿·奥博特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1964年出任军队副总指挥。这是一段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新的联邦宪法平衡了地区自治和全国政府中央集权。但这一切都被奥博特毁灭，他在1966年逮捕了好几名政府部长，中止议会和宪法。取而代之的，是奥博特自封为“权力无边”的行政总统；阿明成为军队总指挥，在镇压反对奥博特的政变中起了主导作用，导致数百人丧生。

1971年1月，阿明在英国的鼓励下，趁奥博特不在国内，夺取了政权。起初，很多对奥博特日渐独裁化不满的人对阿明表示欢迎，而他早期的和解行为进一步鼓励了这些支持者：政治犯被释放，紧急法案被解除，秘密警察被解散，阿明还承诺举行自由选举。

然而，杀戮很快便开始了。1972年，奥博特的支持者从坦桑尼亚发动的反击流产，促使阿明建立特别小分队追捕可疑的对手。他建立起权力无边的秘密警察机构——公共安全小组（Public Safety Unit），主要由努比亚人和南苏丹部落男子组成。渐渐地，随着他杀害的部长、律师和有声望的人越来越多，他建立了更专业的谋杀队伍，称“国家科研部队”（State Research Unit），由努比亚族的虐待狂法鲁克·米诺拉少校领导。大屠杀紧随其后——最初是针对奥博特的兰戈族人和相邻的阿乔利人，但任何可疑的持异见者都被认为是合法目标。受害者包括首席法官贝内迪克托·基瓦努卡、乌干达央行前行长约瑟夫·木比如、圣公会大主教贾纳尼·鲁温和阿明的两名内阁部长。谣言开始四处传播：阿明用受害者的尸体做血祭，甚至喜欢食人。很多尸体被抛入尼罗河、扔在大街上或被罩着头巾绑在树上，尸体被剖开，器官不知所踪，这些人显然是部落仪式的受害者。阿明本人经常要求独自一人待在太平间，和那些尸体待在一起。“我吃过人肉，”他吹嘘道，“比豹子肉咸点儿。”这种恐惧甚至蔓延到他的妻子身上：美丽的凯在一次流产中死去，阿明将她的尸体肢解后又缝合在一起。很少有被怀疑不忠的女性是被简简单单地杀死的。

渐渐地，阿明走上独裁的道路，大量资金被转用于支持乌干达军队；一旦出现资金短缺，阿明就下令央行发行更多货币。通货膨胀肆虐，经济生活水平下降，消费品变得短缺。

随着支持率暴跌，阿明开始寻找替罪羊，他锁定乌干达富裕的亚洲群体，因为他们控制着乌干达大多数的贸易和工业。1972年8月，他下令有英国国籍的亚洲人在三个月内离开乌干达，大约5万人逃离，其中很多是乌干达的高级技术劳动力，于是，经济随之开始崩溃。

当乌干达在他的蹂躏下不断遭殃时，阿明开始脱离现实，可能是由于三期梅毒导致的精神错乱。他给自己授予各种奖章，包括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还有各种头衔，如“万兽和海洋鱼类的主宰”“大英帝国在非洲尤其是乌干达的征服者”。他还坚持乘肩舆，由英国侨民（由他的首席心腹，英国人鲍勃·阿瑟尔斯组织）担任抬轿人。同样诡异的是，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通信。在1974年选举失利后，他提出给前英国首相、热心的业余音乐指挥家泰德·希思提供乐队指挥的工作；又有一次，他建议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把短裤掖起来”跑到美国。更邪恶的是，他大肆赞扬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分子。他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行为也相当崇拜。

1976年，伊迪·阿明邀请被巴勒斯坦和西德恐怖分子劫持的法航客机降落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飞机一降落，劫机者就释放了所有非犹太人乘客，并将其余人带到机场航站楼，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大约40名巴勒斯坦人，后又要求释放关押在肯尼亚、法国、瑞士和西德的13人。机长米歇尔·巴科（及其他机组成员）拒绝丢下其余乘客离开，一名法国修女提出代替一名人质，但被乌干达士兵胁迫离开。

劫机者表示，如果在7月1日前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开始处决83名犹太人质和其他20名人质。7月3日晚，在最后期限被延长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后因与巴勒斯坦和解遭暗杀）派遣了一个突击队执行突袭行动。突袭非常成功：任何人都没有料到，遥远的以色列会派人跨越半个非洲拯救自己的公民。尽管遭到乌干达的抵抗，但“雷霆行动”成功地救下了几乎所有乘客。3名人质和1名以色列士兵死亡，这名士兵叫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即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为了纪念他，这次行动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约纳坦行动”。所有7名恐怖分子和45名乌干达士兵被击毙，整个袭击持续仅30分钟。这次突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彰显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胆量。

其中一名人质，75岁高龄的多拉·布洛克未能得救，她在以色列突袭前被送往坎帕拉的一家医院，后被伊迪·阿明下令从床上拽起来，被两名乌干达陆军军官杀害。

1979年，随着乌干达经济和社会的崩溃，阿明在国内非常不得人心，他试图通过侵略坦桑尼亚转移国内视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作为回应，坦桑尼亚发起反侵略战争。阿明的军队溃败，他开始逃亡——最终逃至沙特阿拉伯，一直过着流亡生活，直至2003年静静地死在床上。

撒切尔

THATCHER

1925—2013年[1]

只要最终能达成我的目的，我就有足够的耐心。

——玛格丽特·撒切尔

玛格丽特·撒切尔1959年首次进入议会，一年后发表了首次演讲。1970年，时任教育大臣的撒切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女性领导保守党或女性成为首相还要等待很多年，我认为我这个时代不会发生。”仅九年后，她接替工党的詹姆斯·卡拉汉成为首相，并入主唐宁街10号长达11年209天。在此期间，她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她是150多年来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也是英国的首位女性首相。

撒切尔生于1925年，本名玛格丽特·罗伯茨，父亲是格兰瑟姆的一个店老板，也是卫理公会的非神职布道者和镇议员。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撒切尔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在获得牛津大学奖学金、短暂从事化学研究（其间，她协助研制了第一个软冰激凌）之后，她接受了律师培训。1959年选举中，在精明、富裕、坚定地支持她事业的商人丈夫丹尼斯的鼓励下，撒切尔获得了芬奇利（Finchley）的保守党议席。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面试她时这样批评道：“这个女人很顽固，很倔强，非常固执己见。”但正是这种被批评的品质帮助她在议会中迅速升迁。

1975年，撒切尔作为黑马挑战当时的党魁爱德华·希思，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起初，她比较温和，但渐渐地转向截然相反的激进自由市场政策，此时工党领导的英国已被以所谓的“不满之冬”为高潮的工业罢工浪潮席卷。这使得保守党赢得1979年大选，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首相。当时的英国已僵化衰弱，是欧洲的弱者，但她使英国重新恢复了活力。

由于工党被国有化、社团主义和混乱所困扰，撒切尔宣扬的非专断保守主义迎合了有抱负的工人阶级投票人，而且还将助她赢得两届选举。

“本人决不回头。”1980年10月，在保守党大会上，当周围所有人都劝她妥协时，撒切尔发表了这个著名宣言。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些自1945年以来便弥漫在英国的政治失败主义（撒切尔如此认定），并成功地为国民生计注入了新的丘吉尔式的自豪与活力。她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划为私有，减少政府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干预。她的论断“没有什么叫‘社会’的东西”经常被断章取义，但她坚信，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福利承担责任。

1982年，阿根廷军事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英国似乎不可能跨越8000英里（约1,3000公里）的海洋发动战争；但撒切尔下令成立一个特遣部队，赢得了马岛战争。

她的外国政治盟友是罗纳德·里根。里根于1981—1989年任美国总统，待人和蔼但不怎么聪明，曾是一个演员，尽管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却总遭到欧洲的嘲弄。讽刺的是，尽管身陷“伊朗门事件”，里根那清晰而远大的政治目标和温和的特性仍使他成为现代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里根于2004年去世，但他的日记证实了他和撒切尔的亲密同盟关系。撒切尔和里根一样高调反对苏联，并因此被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她很喜欢这个称号。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描述她有着“卡里古拉[2]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巴”，这种攻击性和女性魅力的独特结合常常成为讽刺漫画表现的主角。

1984—1985年，撒切尔计划关闭多家矿场，矿工发起罢工。她认为这次罢工意在颠覆她的政府，于是通过消耗矿工的力量、瓦解工会的控制、调动警察和军队控制暴力罢工者，最终平息了这场罢工。这是对她领导能力的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一意孤行的工会利用罢工进行勒索、意图绑架英国政府的最后一次尝试。

但是后来，她推行的新“社区劳务税”（又称“人头税”）导致了骚乱，在她的大臣辞职的情况下，她反对在欧共体内部建立更亲密的合作关系，这使她的声誉进一步受损。她的副首相杰弗里·豪辞职时发表的演说导致保守党在1990年重新选举党魁，她在一场内阁政变中被推翻，被几乎所有内阁成员抛弃，含泪离开唐宁街。因为她已故的丈夫获封为男爵，她以撒切尔男爵夫人的身份在上议院任职。

撒切尔赢得了一场看起来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将僵化的英国转变成一个健康的、恢复了活力的国家，使伦敦变成欧洲金融中心，限制了工会的力量，成为一个全球政治明星。她是无可比拟的。来自工党的首相托尼·布莱尔承认，他在很多方面是她的继承者。如果你在今天的英国生活，你所在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继丘吉尔之后最伟大的英国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杰作。

[1]　“2013年”为译者添加。

[2]　卡里古拉（Caligula），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

1929—1945年

我听到永无止境的雷鸣般的谴责声，那也会将我们毁灭，我能感受到千万人正经历着的苦难。然而，假如我仰望苍穹，我相信一切还会变好，相信这样的残酷终究会结束，相信和平和安宁一定会复返。

——安妮·弗兰克（1944年7月15日）

一个在“二战”中东躲西藏的犹太女孩的日记成为了大屠杀图腾般的象征，也是600万被杀死的犹太人的纪念碑和全世界受迫害者的护身符。但安妮·弗兰克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她是一个少女，在最黑暗的迫害面前，拒绝被恐惧和绝望打败，这是人性的胜利，是真正的英雄灵魂的标志。尽管年纪轻轻，她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观察并记录了那些黑暗岁月里的恐怖事件以及她的家庭为生存而作的斗争。她的日记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好的——一个不朽的经典。

1942年7月6日，安妮·弗兰克与她的父母奥图和艾迪斯，以及她的姐姐玛格特离开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梅尔韦德河畔的家。为避免引起怀疑，他们穿了好几层衣服，一个行李箱都没带，成功地来到奥图·弗兰克位于王子运河河畔的办公楼。楼梯的尽头有一扇门，被一个假的书架遮掩着。这扇门通向弗兰克日记中的“安妮之家”——弗兰克一家、范·佩尔斯一家和牙医弗里茨·普赛弗未来两年内藏身的四个房间。

十年前，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很多德籍犹太人移民到荷兰，包括弗兰克一家。安妮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在她13岁生日时收到一个红格的布面本，她在日记本上写下的第一句是“致凯蒂”。她对凯蒂写道：“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

当安妮开始记日记时，德国已占领荷兰两年了。到1942年，犹太人被宵禁，并须在衣服上佩戴黄星。他们被禁止乘坐电车、骑自行车或拍照。1942年7月5日，16岁的玛格特收到文件，被命令到一个劳动营报道。第二天7点半，弗兰克一家离开家。

弗兰克一家做好了长期藏身的准备，安妮的父母几个月来一直秘密计划前往藏身地。但他们能躲避多久呢？他们能否幸存取决于他们的“外援”。奥图·弗兰克的四个忠心的雇员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送来食物、衣服、书本和消息。白天他们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以免引起楼下的工人的怀疑。“我们必须安静得像小老鼠一样，”1942年10月，安妮在日记中写道，“三个月前谁会想到，一刻也闲不了的安妮居然也能一连好几个小时坐着不动——甚至更多，可以吗？”

安妮是一个有才华的作者，有趣，思维敏捷，有种批判的眼光。但她的日记也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的作品——欢快、冲动、情绪化、缺乏耐心。她挣扎在她希望成为的“好安妮”和常常自认为的“坏安妮”之间，她具有洞察力，无比诚实，且越发懂事。

“没有什么能打发时间。”1943年她写道，但她拒绝放弃希望。“我至今没有放弃所有的理想，这真是个奇迹，因为它们看上去有些荒唐，甚至根本无法实现，”1944年7月15日她写道，“但我要保留它们，因为无论如何我仍然相信人类的本性是美好的。”

三个星期后，德国警察突袭了“安妮之家”，究竟是谁背叛了他们至今无从得知。“安妮之家”的人被送往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后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0月，安妮和玛格特被转到贝尔根-贝尔森。1945年3月，她们在几天内先后死于伤寒，就在英国解放这座集中营的前几个星期。

奥图·弗兰克是“安妮之家”所有成员中唯一幸存的。战后，当他回到阿姆斯特丹，他们忠实的援助者之一梅普·吉斯将她发现散落在“安妮之家”地板上的日记给了他。后来，在被问及第一次读女儿日记的感想时，奥图回答说：“我从不知道我的小安妮有着这么深刻的思想。”

在躲藏时，安妮确信自己想要当一个作家。安妮不是大屠杀中唯一的犹太儿童日记作者，这样的人可能有很多。有天赋的捷克男孩彼得·金兹于1941—1942年间在布拉格记的日记充满童趣。“当我去上学时，”他写道，“我数了九次‘警长’（指犹太人被迫在衣服上佩戴黄星）。”他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于毒气。这些有才华的日记作者不是仅有的将地狱经历变成文学的人：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生于1928年）的《夜》（Night）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是这个欧洲黑暗年代的两大杰作。

在去世前一年，安妮·弗兰克写道：“（我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给周围的人带去喜悦，即使是不认识我的人。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埃尔维斯

ELVIS

1935—1977年

黑人兄弟很早就开始并一直在唱，在演奏，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比我知道的还早……他们在他们的小棚屋里演奏，在小舞厅里演奏，但没有人在意，直到我将他们的音乐发扬光大。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美国将他们最喜欢的音乐小子称为“猫王”，确保他的卓越性永远不被亵渎。他并没有发明摇滚，也没有写过很多歌曲，从未到国外巡演，总是湮没在任何对流行音乐领域的成功所作的统计数据中，但这都不重要，他声音的气质——无论是粗俗狂野还是天使般柔和，都很惊艳。他帅气的外表迷倒众生，表演风格独特、极具感染力，令数百万人为之疯狂。他是一个全球明星，用一种此前从未有人想象过的方式，将黑人的蓝调音乐和福音音乐带给了白人观众，他促成的融合式音乐至今仍是流行音乐的根基。

“猫王”埃尔维斯·亚伦·普雷斯利生于南方，出身贫寒。比起他那逃避责任的、小偷小摸的父亲，他跟他开朗而令人敬畏的母亲更亲近。他是一个害羞的青年，常常因为是“妈宝”而受欺负。离开学校时，他开始像父亲一样开卡车，但没多久他那不同寻常的嗓音就引起了唱片制作人山姆·菲力浦斯的注意。菲力浦斯正在寻找一个能唱黑人歌曲的白人，当他听了埃尔维斯1953年自己出资制作的送给母亲作生日礼物的单曲时，他知道自己找到这个人了。

1954年，埃尔维斯录制了一首蓝调歌曲《好极了》。田纳西的电台立刻争相播放这首歌曲，埃尔维斯也开始在南方各州巡演。虽然很多白人的偏见根深蒂固，他们反对黑人和白人混在一起或分享文化，但即使是这种历时甚久的种族隔离思想的遗毒也抵挡不住埃尔维斯的魅力，他开始受到更年轻的、无种族歧视思想的歌迷的顶礼膜拜。到1956年时，来自白人青少年的压力已迫使全国的电台播放埃尔维斯的热门单曲，如《伤心旅馆》（1956年）、《温柔地爱我》（1956年），以及电影《摇滚监狱》（1957年）的主题曲。而且，他始终坦诚面对自己的音乐的影响力。一方面，有些黑人批评家指责他偷了他们的音乐；另一方面，小理查德称埃尔维斯是一个“神赐”，称他“打开了”黑人音乐的“大门”。不可否认的是，他走红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埃尔维斯与“上校”汤姆·帕克签了经纪人协议，将自己的工作事务全权交给他打理。帕克为人阴险，但是个商业高手。他将埃尔维斯打造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品牌。在他的指导下，埃尔维斯发现自己能够吸引大批人群和观众，他的单曲和专辑销量多次打破纪录。他只要在电视上露脸，就能吸引美国80％的电视观众。年轻男性希望成为他，年轻女性希望得到他，而老一代则感到害怕和震惊。在英国利物浦市，约翰·列侬招募了保罗·麦卡特尼加入乐队，以埃尔维斯为目标，希望可以“比埃尔维斯更火”。

在国内，随着埃尔维斯的音乐和独特的舞台表演风格越来越火，保守的美国人愈发厌恶他，愈发担心美国的后代会无法挽回地被腐化。他的标志性动作，如抖腿、扭胯、猛扑到麦克风前等，以及穿紧身皮裤，都被认为是异常猥琐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埃尔维斯被征召入伍，后于1958年被派往德国，对众人而言是种解脱。1960年，当他返回美国时，他的个性变得柔和。整个20世纪60年代，随着流行音乐的迅速发展，他选择专注于死气沉沉的电影事业而不是重返乐坛。但在1968年，经过重新打造的“猫王”在乐坛复出，融入了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曲风，这两个乐队曾将他的音乐进行重新演绎并返销美国。

20世纪70年代，埃尔维斯的人气依然高涨。他在美国各地巡演的门票销售一空，尤其是在拉斯维加斯。尽管他换了风格，总是沉浸在性感的卡巴莱歌舞中，但他的单曲仍然杀进排行榜，如《常在我心中》（1973年）。但他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急速下降，令人担忧。他大量吃快餐，很快变得身形臃肿，他还对处方药上了瘾，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他的身形严重发福，声音却依然令人着迷。

1977年8月16日，“猫王”在他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家“雅园”中去世，死于心脏衰竭。他的葬礼很轰动，数百万人参加。他是和美国歌手弗兰克·辛纳特拉、鲍勃·迪伦、迈克尔·杰克逊，英国乐队披头士、滚石，法国歌手艾迪特·皮雅芙齐名的音乐巨人。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音乐界，成为本国公民公认的身份认同标志。

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

1937—2006年

萨达姆，我们所遭遇的挫败、羞愧和耻辱都是你的愚蠢、你的误判和你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的。

——1991年伊拉克军队中的什叶派指挥官在拉开

反对萨达姆的起义的帷幕时说（起义后遭萨达姆镇压）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立志做一个阿拉伯英雄和征服者，但在他长期的铁腕统治下，高压政策、政府腐败、不必要的战争、大规模屠杀和个人崇拜导致国内矛盾加剧，加之一系列政治误判和军事误判，最终导致其政权被推翻，他本人被送上绞刑台。

萨达姆生于提克里特镇附近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小村庄，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死去。他在继父家中长大，经常遭到殴打，童年时常常流浪街头。1947年起，他跟一个舅舅一起生活，10岁时在舅舅的安排下开始上学。

20世纪50年代初期，萨达姆跟随舅舅搬到巴格达。他曾想要上军校，但没通过考试。在舅舅的影响下，他对英国在伊拉克的影响极为痛恨，定期参加反政府示威，并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团队。后来，他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个将社会主义和反西方的泛阿拉伯主义结合起来的党派）吸引并参与了1958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准将领导的军事政变，这次政变推翻并杀死了国王费萨尔二世。很多人，尤其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对卡塞姆未能领导伊拉克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结为联盟感到失望。1959年，萨达姆参与暗杀卡塞姆失败，随后流亡至叙利亚和埃及。

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导的一次政变吸引萨达姆回到伊拉克，但新的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很快背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萨达姆遭受了几年牢狱之灾，直到1967年成功越狱。他逐渐成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袖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得力助手。1968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掌权后，他出任副总统，统领伊拉克安全部门，兼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成为伊拉克政权的实权人物。

在萨达姆的监管下，西方所属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被国有化，所得资金被用于改善国家福利（尤其是医疗体系）。他还大力推进扫盲行动，改善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伊拉克总体向现代化和工业化迈进。但同时，他竭力加强个人权力，将效忠于他的副官安排到关键职位，建立秘密警察机构，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1979年中期，年迈的贝克尔告老辞职，并宣布由萨达姆继任总统。一上任，萨达姆立即召集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并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和黑暗力量”参与了针对伊拉克的阴谋。接着，在所有人的惊恐中，他宣布阴谋参与者就在现场。在萨达姆抽着一根粗大的雪茄时，一个又一个名字被宣读，共66个人被一个接一个地逮捕。后来，其中22个被发现有罪，萨达姆命伊拉克高级领导人执行死刑宣判，他自己则亲自监督行刑。

萨达姆开始打压异见者，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他的秘密警察机构“穆卡巴拉”（Mukhabarat）和国内安全部门对全国实施严格的控制。他的儿子们，以准继承人乌代为首，争夺权力，生活奢侈，性格暴戾。萨达姆的两个女婿因害怕乌代曾一度逃到约旦，但被骗回国后即被乌代杀害。

萨达姆不满足于仅统治伊拉克，决心实现地区霸权。1980年，萨达姆入侵伊朗，由此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八年战争”。这场由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引发的战争最终以僵局告终，夺走了逾100万人的生命。萨达姆善于令强国互相争斗，也很快获得西方的大力支持，使后者将伊朗视为“更邪恶”的国家。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曾煽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发动叛乱反对萨达姆。萨达姆无情地予以镇压，对库尔德平民使用了芥子气和神经性毒气——1988年3月在哈拉布贾镇，仅一次袭击中就有5000名库尔德人丧生。2006年，萨达姆被指控镇压库尔德人，造成4000个库尔德村庄被毁，10万库尔德人丧生。

尽管伊拉克获得了大量石油收入，但两伊战争耗尽了伊拉克的国力。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并占领科威特。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误判。联合国授权美国主导大规模军事行动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并于1991年达成目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在联合国军事行动鼓励下）发动起义反对萨达姆的统治，但没有西方的军事支持，他们遭到镇压。

根据停火协议，伊拉克同意放弃核武器、生化武器，但萨达姆不但不配合联合国核武器视察员，1998年起还发展为彻底阻挠，并持续实行军事边缘战略和外交“猫鼠游戏”。

萨达姆的处境因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而彻底改变。乔治·布什总统（在击垮“基地”组织塔利班后信心倍增）以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组织”为由，提出推翻萨达姆政权。萨达姆并没有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害怕这个事实会向伊朗暴露他的政权的弱点。萨达姆再次误判，认为美国不敢入侵伊拉克。2003年3月，美英联军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的政权。萨达姆被美军抓捕，遭到审判，并于2006年被判处死刑。萨达姆“支持恐怖组织”的证据，美国始终未找到。

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1942—2016年[1]

我是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棒极了。我的脸上没有伤疤。我震惊了全世界。

——卡修斯·克莱（很快更名为“穆罕默德·阿里”）

1964年在击败索尼·利斯顿后说

穆罕默德·阿里不仅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拳击手，也是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作为一名拳击手，他显示出非凡卓越的天赋，但他的成就超越了体育界。他的坚定、直率、勇气、智慧、风格、毅力，这一切都使他成为活着的传奇。退役后，阿里成为一个偶像人物，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点燃火炬，并在“九一一事件”后发表公开声明说“伊斯兰不主张恐怖主义或戕害人命”。

阿里本名卡修斯·克莱，12岁时开始练拳击。他有着极为光辉的业余拳手生涯，胜134场，只输掉7场。1960年，他参加罗马奥运会，赢得轻量级比赛的金牌，他的速度和闪电般的快速反应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莱投入迈阿密拳击教练安吉洛·敦提门下，成为一名年轻的职业拳击手，但敦提也拿他挑衅和愚弄对手的比赛风格没办法。他总是保持较低的身体重心，利用速度在对手身边施展他的“蝴蝶舞步”。早年，阿里就自称为“最伟大的人”。当两次击败伟大的重量级选手索尼·利斯顿（第二次是在1965年5月后，他给了利斯顿重重的一击），他似乎正在逐步实现自己的预言。

比赛场外，克莱正经历一次变化，这将改变他的生活。他开始与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一个美国黑人穆斯林宗教组织——接触。因为他在美国南部成长过程中曾遭受过种族主义歧视，“伊斯兰民族组织”对他很有吸引力。很快，这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更名为“穆罕默德·阿里”。当与利斯顿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重量级拳手弗洛伊德·帕特森再次对阵时，阿里在赛场上展现出高超技艺与他在场外遭受的非议不相上下。

阿里挑衅对手的拳击风格、对白人的偏见，加上1966年拒绝加入美军的行为（“我不和越共争吵。”他当时解释道），很快使他成为美国白人的眼中钉。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反对者。1967年，他被剥夺世界冠军头衔，并在美国被禁赛三年，但这并未能使阿里退缩，他发表了超过200次反越战演讲，谴责美国在东亚的行动。

重返赛场后，阿里参加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比赛：“世纪之战”（1971年），输给了乔·弗雷泽；“丛林之战”（1974年），击败上届冠军乔治·福尔曼，再次问鼎重量级比赛冠军；“震撼马尼拉”（1975年）一战中，他战胜弗雷泽，一雪前耻。在扎伊尔（现刚果共和国）对阵福尔曼的“丛林之战”中，阿里使用了他的“倚绳战术”，前七个回合一直只守不攻，任由福尔曼大肆出击，待其体力消耗殆尽，在第八回合一举反击，将这个年轻的对手拿下。

“震撼马尼拉”一战可能是阿里最著名的比赛。在比赛的准备阶段，他肆意诋毁并写了很多诗嘲弄弗雷泽。两人大战14回合，不分胜负，双方均精疲力尽，但阿里竭力保持不罢休的气势，最终令弗雷泽心虚认输。后来，阿里说起自己的顽强时表示：“死亡的感觉大抵如此。”他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赌上了一切，而且历史已证明他对越战的立场是正确的——他在全世界的人们面前赢得了救赎。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力量明显衰退前，他一直在打比赛。尽管他的职业生涯结局并不完美，但他当之无愧地作为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为世人铭记，只有球王贝利等寥寥几位能够像他这样在自己的体育领域所向披靡。他在赛场上的技巧、战术以及他对对手心理的掌控，使他三次获得世界冠军，成为拳击界魅力和荣耀的典范。

但阿里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他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即使面对威胁，依然保持坚定的信仰。尽管他的一些种族言论广受批评，对对手也可能很残忍，但他的勇敢和魅力远远超越了这些瑕疵，征服了几乎所有的批评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里的帕金森症越发严重。1996年，他在亚特兰大用颤抖的手点燃奥林匹克火炬的一幕感动了世界，他从一个愤怒的年轻人转变为世界大团结的象征。1999年，阿里当选为“世纪体育风云人物”。尽管身体虚弱，他仍然周游世界，支持各种人道主义事业。

[1]　“2016年”为译者添加。本书出版时，阿里还在世，所以正文中才有“活着的传奇”这一说法。

埃斯科瓦尔

ESCOBAR

1949—1993年

我弟弟特别机敏。

——罗伯特·埃斯科瓦尔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20世纪最有权势、最富有、最残暴的罪犯，是哥伦比亚最大的毒枭，是国际可卡因走私的策划者和主要人物。他通过毒品走私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犯下了数百起绑架案和谋杀案。埃斯科瓦尔是一个“教父”般的人物，其犯下的罪行无人能及。他任意践踏法律，威胁着整个哥伦比亚。

埃斯科瓦尔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一位中学老师。他在麦德林的郊区长大，很小就参与犯罪活动，如偷车，据说还偷墓碑，将墓碑上的字用喷砂清除掉再当成新的卖出去。后来，他的罪行发展为轻度诈骗、贩卖走私香烟和假彩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大麻和可卡因的需求倍增，埃斯科瓦尔看到了毒品走私的暴利。

20世纪70年代前五年，埃斯科瓦尔在麦德林卡特尔[1]的地位渐渐显要起来。麦德林卡特尔旗下有很多犯罪辛迪加，这些辛迪加相互合作，控制着哥伦比亚大多数的毒品走私交易。1975年，麦德林一个主要犯罪头目法比奥·雷斯特雷波被暗杀，埃斯科瓦尔很快接管了他的“生意”。

1976年5月，埃斯科瓦尔被控向厄瓜多尔组织毒品交易，在试图贿赂主审案件的法官失败后，他谋杀了两名逮捕他的警察和主要目击证人，诉讼被迫终止。这成为固定路数之一，这个策略被称为“银或铅”（银器或铅弹——要么接受贿赂，要么等着被暗杀）。他杀死数千人，要么是他下令，要么他亲自动手，野蛮程度常常令人震惊。

埃斯科瓦尔精于政治运作，知道贿赂当地政客是必要的。在麦德林，他表现得像是一个罗宾逊式的平民的靠山，将个人财富中很小但于受害者而言很重要的一部分捐献给当地的建筑工程或难以为继的足球俱乐部，这使他在当地市民中挺受欢迎。他曾短暂经营自己的报纸，并于1982年以自由党议员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议会。

20世纪80年代初期，埃斯科瓦尔的卡特尔垄断了南美的毒品走私。据估计，他控制了运往美国、墨西哥、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可卡因和大麻中的约80％。他的走私包括在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糊，在遍布哥伦比亚的毒品工厂进行加工，随后每周通过陆、海、空渠道向美国走私数千吨毒品。

1989年，埃斯科瓦尔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中排名第17，资产估值为240亿美元。他拥有很多美丽的庄园、一个私人动物园、无数游艇和直升机、私人飞机群，甚至还有两艘潜艇。他还豢养了一支私人保镖队伍和杀手队伍。他对威胁到他财富和地位的人毫不手软，甚至是最细微的可能也绝不放过：一个仆人曾被抓到从他的一处宫殿般的庄园里盗窃银子，他将这个不幸的人绑起来扔进游泳池，任由他被淹死。

很快，埃斯科瓦尔就被美国盯上了。1979年，美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引渡条约，这只是更强硬地打击毒品走私的其中一步。埃斯科瓦尔痛恨这个条约，开始了一系列暗杀行动，目标是任何支持这个条约或呼吁对毒品卡特尔采取更强硬措施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是1985年左翼游击队突袭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导致11名法官丧生的幕后主使。四年后，埃斯科瓦尔下令谋杀3名总统候选人，摧毁一架飞机，导致107人罹难，并对波哥大的国家安全大楼实施炸弹袭击，杀死52人。同年，他的两名心腹在试图购买导弹时在迈阿密被捕。

1991年，随着搜捕他的网越收越紧，埃斯科瓦尔向哥伦比亚当局提出一个协议：为避免引渡，他愿意接受五年监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埃斯科瓦尔可以建造他自己的“监狱”。这座监狱自然被建成了又一座豪华宫殿。从这座宫殿里，他可以通过电话统治他的毒品帝国，可以偶尔外出观看足球比赛或参加晚会，还可以接待访客，包括妓女（越年轻越好）和商业伙伴，还有两个商业伙伴在他的地盘被谋杀——他喜欢亲自折磨受害者。

1992年7月22日，在被转往一所更森严的监狱时，埃斯科瓦尔成功越狱。在由美国、埃斯科瓦尔的仇家（包括被他迫害的人组成的组织），以及他的受害者和竞争对手卡利卡特尔成员组成的准军事组织的协助下，哥伦比亚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在这次为期16个月的搜捕中，数百人（包括警察和埃斯科瓦尔的心腹）被杀。最终，埃斯科瓦尔在麦德林一处安全屋暴露了行踪。当他试图大胆地从屋顶逃跑时，腿部、躯干和头部中枪，当场死亡。那天是1993年12月2日，就在他44岁生日的第二天。

埃斯科瓦尔的支持者将他视为“英雄”和“穷人的靠山”，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无比贪婪和残忍的不法分子。他象征性的慈善举动掩饰不了他草菅人命的事实。在他的卡特尔最具影响力时，他平均每月制造20起谋杀案。

[1]　卡特尔，文中指贩毒集团联合体。

奥萨马·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1957—2011年

异教徒的尸体碎片像尘土般在空中飞扬。如果你亲眼看到这一幕，你会非常欣慰，你的内心将充满欢乐。

——在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遭到自杀式袭击，17名美国士

兵丧生后，奥萨马·本·拉登在他儿子的婚礼上说道

（2000年12月12日）

奥萨马·本·拉登策划了残暴而骇人的“九一一事件”——利用飞机撞向世贸双子大厦和五角大楼，以所谓“圣战”的名义，杀死了数以千计无辜的人。本·拉登主张使用暴力手段，消灭美国和西方势力，消灭以色列，以重现昔日阿拉伯帝国的辉煌。他所做的，就是以“圣战”理论诱导边缘群体和青少年走火入魔，频繁发动恐怖袭击，滥杀无辜，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

本·拉登1957年生于利雅得，父亲是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在自己经营的建筑公司成为沙特皇家宗教建筑项目的“御用建筑商”后，阿瓦德·本·拉登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本·拉登的母亲哈米达·艾尔-阿塔斯是他父亲的第十任妻子，他们后来离婚了。拉登是他母亲和他父亲唯一的儿子，但他有无数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在他母亲改嫁给穆罕默德·艾尔-阿塔斯后，他成为一个逊尼派穆斯林，从小就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虔诚。他在一所精英学校读书，后来在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学习。1974年，他娶了第一任妻子纳伊瓦·加尼姆。他一共娶过五个老婆，与其中两个离了婚，有12—24个孩子。

1979年，本·拉登和数以千计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志愿者来到阿富汗抵抗苏联的侵略。他和同是激进分子的阿卜杜勒·阿扎姆（Abdullah Azzam）一起建立了“马克太布·阿尔-基达迈特”（Maktab al-Khadamat）——一个致力于他眼中的“圣战”的准军事化组织。是时，美国空前担心苏联的扩张，也对本·拉登给予支持和资助。1990年本·拉登返回沙特阿拉伯时，因抵御了苏联入侵而广受赞扬。然而，他已经开始制定计划，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进一步实现他将美国（“大撒旦”）赶出阿拉伯世界的目标，这就是后来被熟知的“基地”组织。

1991年海湾战争后，本·拉登谴责沙特皇室允许美军驻扎沙特。1992年，本·拉登因此遭沙特驱逐。他流亡苏丹，并在那里与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合作，策划了1992年12月29日对亚丁的袭击案，致两人被杀。1995年，在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失败后，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被驱逐出苏丹，迫使本·拉登回到阿富汗。在那里，他与塔利班结成联盟，资助训练营，培训了数千名“圣战”分子。

1997年11月17日，本·拉登发起了臭名昭著的卢克索大屠杀，杀死62名平民。翌年，“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起炸弹袭击，杀死近300人。2000年10月，形势更为险恶，还是在亚丁，美国海军“科尔”号军舰遭自杀式炸弹袭击，17人丧生。这种自杀式人体炸弹很快成为“基地”组织的首选武器。同年晚些时候，本·拉登和他的副手艾曼·扎瓦赫里医生（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中相识）共同宣布“穆斯林有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盟友的义务”。

随后，本·拉登和扎瓦赫里谋划了他们最有野心的计划。2001年9月11日清晨，两队“圣战”分子在华盛顿特区、波士顿和纽瓦克登上四架客机。当局很快获悉飞机被19名中东男子劫持。当地时间早上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撞向曼哈顿最大的建筑纽约世贸双子大厦的北楼。随后，就在各大电视台都聚焦这场正在发生的灾难时，联合航空公司175次航班在上午9点2分撞上了南楼。35分钟后，有消息传来，美国航空公司77次航班于早上10点3分撞上了弗吉尼亚的五角大楼。联合航空公司93次航班，原计划撞向白宫，但机上英勇的乘客在用机载电话从亲友那里得知其他航班的命运后设法使其在宾夕法尼亚坠毁。

灾难发生后，纽约的景象如同世界末日。双子大厦因飞机撞击和随后的大火而倒塌（南楼在上午9点59分，北楼在上午10点28分），数以千计被困在楼内的人遇难，大楼倒塌掀起的尘土吞没了曼哈顿南部。除劫机者外，将近3000人在当天遇难——飞机上246人，五角大楼125人，双子大厦2603人（包括341名英勇的消防员和2名医护人员）。

美国开始致力于反恐，发誓要捕获本·拉登，联邦调查局已将其列为头号通缉犯。盟军很快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曾在那里运作数年，但本·拉登躲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深山。2001年晚些时候，一次捕获他的机会被错失，因为节节挺进的部队没有搜捕托拉博拉山洞，而本·拉登就藏在那里。后来，当他们在2007年8月对山洞进行突袭时，他早已不知所踪。

“九一一事件”后，“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仍在继续。2002年10月12日，三枚炸弹在巴厘岛被引爆，202人死亡，另有209人受伤。2004年，马德里地铁遭连环炸弹袭击，191人死亡，1755人受伤。2005年7月7日，伦敦也遭到袭击，早高峰时间，3枚炸弹在一分钟内在伦敦地铁上相继爆炸。不到一小时后，另一枚炸弹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公共汽车上爆炸。除4名自杀式炸弹携带者外，52名乘客丧生，700人受伤。两周后，4枚人体炸弹因未能引爆，才避免了又一次杀戮。同年10月，巴厘岛再次遇袭，20人遇难，129人受伤。在伊拉克，“基地”组织通过无情的炸弹袭击，煽动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间的冲突，以挫败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计划。2011年5月2日，在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后，美国海豹突击队突袭了阿伯塔巴德镇（巴基斯坦军事学院所在地）的一座房屋，本·拉登被击毙，而后被海葬。

青年斯大林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徐展雄——译

YOUNG
STALIN
SIMON
SEBAG
MONTEFIORE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斯大林／（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著；徐展雄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139-1076-7

Ⅰ．①青…　Ⅱ．①西…②徐…　Ⅱ．①斯大林（Stalin，Joseph Vissarionovich 1879-1953）—传记　Ⅳ．①A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7612号

YOUNG STALIN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Copyright：©2007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ina Capel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7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9091

青年斯大林

QINGNIAN SIDALIN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徐展雄　译

出版人　　许久文

出品人　　陈垦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王颂

装帧设计　王瞻远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100102）

（010）59419778　59417747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398千

书　　号　ISBN 978-7-5139-1076-7

定　　价　78.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目录

INTRODUCTION 序

PROLOGUE 序曲 攻袭银行

PART ONE 第一部分

1 凯可的奇迹：索索

2 疯狂贝索

3 拳击、摔跤和唱诗

4 一场哥里的绞刑

5 诗人与神父

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

PART TWO 第二部分

11 囚犯

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

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

14 1905年：山地之王

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

16 1905年：山鹰——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

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19 斯大林在伦敦

20 卡莫疯了

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

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

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监狱游戏

24 “大河雄鸡”和贵妇

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

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

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

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

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

PART FOUR 第四部分

33 “亲爱的，我很绝望！”

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

35 猎人

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

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

PART FIVE 第五部分

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

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

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

41 1917年冬：倒计时

42 光辉的1917年10月

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

EPILOGUE 尾声

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

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 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

LIST OF CHARACTERS 人物表

NOTE 备注

ACKNOWLEDGEMENTS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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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序

“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斯大林说，“那么，为什么还要写……青年斯大林呢？”然而，他错了：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是如此与众不同。他的青春富有戏剧性，他是个爱冒险的、异于常人的年轻小伙。年迈时，他曾被请求忆叙年轻时那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可当时的他却改了主意。他谨慎地说：“将来，每个人都会了解那些秘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揭开了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讲述了他是如何最终成为新生的苏联政府中列宁的关键助手的。我想，他对自身秘密的判断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披露了。

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著作少之又少（相比之下，有关青年希特勒的则有很多），这是因为史料的缺乏。然而，这并非事实。最新公开的档案，特别是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格鲁吉亚的档案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斯大林：他不但是个革命家、诗人、见习牧师，还是个丈夫和多情的爱人，曾有过多段罗曼史。

青年斯大林的面目或许并不那么清晰，但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一样精彩，甚至比他们的更加跌宕起伏。正是那段岁月，使他成为了之后接手至高权力的斯大林，并得以应对权力所带来的辉煌和悲剧。那段岁月成就了他，也毁了他。

早在参加革命之前，斯大林便已颇有成就，并早已做出超出我们想象的事情。他曾参加过多种形式的武装剥夺、袭击行动。恰恰是这些事情吸引了列宁对他的瞩目，列宁着力把他往这个方向培养，而在苏联的政治丛林中，他的这些技能被证明具有极高的价值。然而，青年斯大林绝非仅是如此：他也是个杰出的政治组织者，他曾负责并执行过渗入沙皇特工系统的一系列行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大清洗”时的毁灭反而造就了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名声，可斯大林和他们不同，斯大林并不惧怕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不过，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列宁的左膀右臂，并不全然是因为他是个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他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充满活力的编辑和记者，他从来不惧怕冒犯列宁这位长辈。他的成功至少部分是因为他是个罕见的结合体：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神学院中），却又能执行街头武装行动；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冷酷的人。在1917年革命胶着之时，斯大林成为了列宁最得力的手下。这几乎是种必然。

为了完成此书，我花了将近10年时间走访了9个国家和23个城市或地区。其中包括圣彼得堡、巴库、沃洛格达、西伯利亚、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坦佩雷、赫尔辛基、克拉科夫、维也纳以及美国加州的斯坦福，但我把主要的精力花在了莫斯科、第比利斯和巴统新近公开的档案中。

《青年斯大林》是本自成一体的书。它所记叙的是成为权势人物之前的斯大林——1917年11月正式进入苏俄政府工作前的斯大林，而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则讲述了他的后半生，自他掌权为始，以他于1953年3月去世为终。这两本书想描写的不但是这个人、这位政治家，也包括他所身处的环境。斯大林是20世纪最神秘，也最令人着迷的伟人，我希望这两本书能展现这位终极政治家的成长历程和早熟，也希望读者能通过它们一窥其貌。残酷的成长环境是如何让斯大林成为了杰出的政治家？这个出生于1878年的皮鞋匠的儿子，这个在1898年心怀理想的神学院学生，这个在1907年执行剥夺行动的年轻人，这个1914年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到底是如何最终成为20世纪30年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1945年柏林的征服者的？

我的这两部作品并不奢望能涵盖斯大林生命中的所有方面——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国际关系的，以及私人的——早已有人出色地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斯大林：民族破坏者》（Stalin：Breaker of Nations）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康奎斯特是斯大林传记的奠基人。最近，罗伯特·瑟维斯又写了《斯大林传记》（Stalin：A Biography）。他们涉及的面要比我广泛得多，我也不可能超越他们。

我的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的是斯大林私密的政治与个人生活，兼顾到那个创造苏联并统治苏联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小团体。对此，我并没有遗憾。对于我们而言，同样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意识形态是团结或决裂的基础，但是，新公开的档案显示，在列宁和斯大林执政期间，寡头政治中的个人与同志关系恰恰是其政治的精髓。

从各方面来看，斯大林漫长的青年时期的确扑朔迷离。他在1917年前的人生鲜为人知，而他也刻意营造了这种神秘性。那时的他是地下革命“黑色工作”的执行者。究其本质而言，这些工作必然是隐秘的、暴力形式的、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是被当局禁止的。

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为了能继承列宁的位子，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法”的英雄形象。但他恰恰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因为他干尽他所谓的政治中的“脏活”：他无法向外人讲述那段过往，因为这对于一位伟大的国家首领而言匪气太重，或者因为这对于一位苏俄领袖而言显得过于像格鲁吉亚人。为此，他对自身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他创造了一个“斯大林”，掩盖了真相。反讽的是，这一自我重塑的运动太过于荒诞了，以至于引起了某些人——甚至是局外人——的抗议，从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反斯大林阴谋论。对于他的政治对手而言，也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接触过他在高加索地区的经历，而那里却正是斯大林成长的地方——而言，作出以下判断是极为容易的：他的形象是全然虚构的，他根本就是个无所作为的投机分子。个人崇拜会篡改史实，而全盘否定亦是如此，它正是建筑在这些阴谋论之上的。

在所有这些阴谋论中，以下这则分外别有用心：斯大林是沙皇秘密警察的双重间谍吗？这位独裁者曾有两名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尼古拉·叶若夫和拉夫连季·贝利亚。两人害怕斯大林会除掉他们——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也的确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曾在暗地里搜找过能证实此传言为真的证据。可惜的是，虽然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也无法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还有另一则更加深入人心的传言：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曾引用过托洛茨基和苏哈诺夫的话，前者曾说斯大林只是个“平庸的”乡下人，后者则说在1917年时，斯大林只不过是个“不显眼的愣头青”。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选择相信了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这个“平庸者”在1905年和1917年的关键时刻都缺乏表现，用罗伯特·斯鲁塞的话来说，他就是“错过革命的人”。

然而，如果斯大林真是个“平庸者”的话，他又怎么可能从列宁、布哈林以及托洛茨基这些杰出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夺取最高权力，并游刃有余地一手大搞工业化、镇压反抗的农民，一手又进行“大清洗”运动呢？如果斯大林真是个“愣头青”的话，他又怎么可能成为极具效率的世界领袖？不要忘了，这个人不但让整个苏联工业化了，而且其光芒甚至超越了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他组织了列宁格勒战役并战胜了希特勒。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一个在1917年前还如此平庸的人会成为改变20世纪历史的伟人呢？斯大林到底是如何成为斯大林的？

事实上，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斯大林。无论是他的政敌还是友人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从其童年时期开始便与众不同。托洛茨基的论断具有偏见，且毫无根据，而我们却以此作为结论。真实的斯大林根本不是如此。托洛茨基的话与其说描述了一个青年斯大林，还不如说显示了他本人的虚荣、势利和缺乏政治技巧。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便是还原斯大林掌权的真实历史过程，既不要受斯大林造神神话的影响，也不要受反斯大林阴谋论的干扰。

历史学家喜欢写历史伟人早期生涯的传记。温斯顿·丘吉尔回忆过他的青年时代，而有关方面的传记有很多。其他很多历史伟人也一样，比如说两位罗斯福总统。青年希特勒的传记甚至成了图书的一大类别，虽然它们中没有一本可以和伊恩·克肖的《希特勒（1889—1936）：傲慢》（Hitler：1889-1936 Hubris）的第一卷相提并论。

虽然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成千上万，可是，西方作者所著的涉及他1917年之前生涯的传记只有两本：其一是罗伯特·特克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Stalin as Revolutionary），它深度剖析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及其内心，但它写作于新档案公布之前；另一本是爱德华·伊利斯·史密斯的传记（1967年），这本书深受“冷战”影响，充斥着反斯大林阴谋论，并声称“斯大林是沙皇的特工”。在苏联，有关方面的著作则更多，但大多数停留在了八卦窥私的层面。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谁在斯大林背后》（Kto stoyal za spinoi Sta-lina）资料详尽，颇为出色。我的这本书受惠于上述三者。

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曾发起过许多令人费解的行动，比如说，他对农民阶级的强硬态度，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和妄想狂症，“大清洗”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将党的利益置于家庭和生命之上，由于希特勒1941年突袭成功而对苏联间谍的怀疑——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地下革命生涯，他所参加过的对秘密警察组织奥克瑞纳（Okhrana）的行动，以及他作为高加索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为人风格。当然，具有这些经历和价值观的并非仅有斯大林一人。

早在1917年，斯大林便已认识了日后成为苏联政治精英和其幕僚的大多数人。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高加索人——以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邵武勉为代表——以其对武装斗争的嗜好和宗族主义作出过特别的贡献，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犹太人，甚至俄国人。日后，这些人成为了“委员会”的核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心脏，而当斯大林试图清洗知识分子、犹太人、移民，以及聪慧过人、对斯大林形成威胁的托洛茨基时，他们团结在了斯大林的周围。他们对内战的残酷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和斯大林成长于同一个街头，经历了地下武装斗争、宗族冲突和种族灭绝的洗礼。他们信仰暴力斗争。不过，我并不想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解读斯大林，因为这种解读缺乏证据支持，且过于简化。我希望读者了解，斯大林的童年并不仅仅是悲惨的，而苏联也不仅仅建筑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不过，斯大林其人性格的成型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执政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更有甚者，列宁和斯大林日后打造的苏联体制，早在革命之前的那个小团体中便有了雏形。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在第比利斯小旅馆的密室中创建地下小团体时，还是在克里姆林宫执掌全世界最庞大的帝国时，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运用的，皆是同一种隐秘的政治手段。

历经“大清洗”的苏联社会分崩离析，缺少强大的市民组织。它仍被一小簇自我美化的小集团统治着，而他们的统治仍将延续下去。

在1917年，斯大林认识列宁已12年之久，他和其他很多关键性人物更是相识了长达20多年。所以，本书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传记，还是他们那帮人的编年史和苏联的史前史。我所描绘的是一只生活于地下的幼虫，且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静静地破茧，从而变成一只长着钢铁翅膀的蝴蝶的吧。

PROLOGUE

序曲

攻袭银行

1907年6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一个穿着皮靴和骑马裤、蓄着时髦八字须的骑兵队长来到了闷热的第比利斯中央广场。他挥舞着巨大的锡卡西昂军刀，在马背上和两位穿着考究、打着折叠遮阳伞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打情骂俏——而此时此刻，她们的裙子里藏着两把毛瑟枪。

广场的街角上有好几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青年小伙，他们穿着亮色的宽松衬衣和肥大的水手裤，他们的怀里都揣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广场上有家声名狼藉的酒吧，名为“迪利普丘利酒馆”。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革命者已经占领了这座酒馆的酒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邀请过客进来和他们共饮一杯。而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引爆第一个炸弹。那一年，约瑟夫29岁。之后，他将以“斯大林”之名为全世界所熟知。

除了这些革命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他们要于今日执行一个武装行动，从而引起“关注”，可斯大林业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有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人大致了解他们的行动。他是布尔什维克党[1]的领袖，当时却藏身于远在北方芬兰卡勒比的一幢别墅中。几天之前，列宁在柏林和伦敦私密会见了斯大林，同意执行这起武装行动。虽然就在不久之前，社会民主工党刚刚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剥夺”——这是他们对攻袭银行等革命武装行动的委婉说法。然而，斯大林总是小心谨慎地执行每次剥夺行动、抢劫和暗杀，这让他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中心的主要资助者”。

最终，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将登上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动摇第比利斯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让业已分化的社会民主工党陷入内斗的危机：那一天成就了斯大林，也几乎败毁了斯大林——那是他人生中的分水岭。

在埃里温广场，20个革命者——他们是斯大林所领导的“组织”的核心人物——已经各就各位。他们的哨兵正观望着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这条优美的主干道正位于总督宫殿恢宏的白色意大利式建筑之前。他们正等待着马车嘀嘀答答的马蹄声和随之而来的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的首领就是那个挥舞锡卡西昂军刀的年轻人。他勒马腾跃，而后跳了下来，开始在这条时尚的大马路上漫步。

这条大道的每个街角都有哥萨克士兵或警察：当权者已经听闻了风声。自从那年1月以来，流言便满天飞。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纳”的告密者、间谍以及他的宪骑兵都曾多次汇报，革命者和犯罪分子都在秘密策划行动。在这个地下活动的早期时代，我们很难分清匪徒和革命者，也很难辨别虚张声势和真实行动。可是，用今日情报专家的话来说，有关革命者试图引起“关注”的“谣言”已经流传长达几个月之久。

在那个闷热得令人发晕的早晨，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充满东方色彩的第比利斯（旧称为“第弗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与圣彼得堡——沙皇俄国的首都，在第比利斯1600公里之外——同属于一个国家。它建于姆他兹明达（Mtatsminda）圣山之畔，古旧的街道延伸至山坡的陡峭处，而在此之上的则是造型奇特的别墅，每家每户都有装点着生长多年的葡萄藤的阳台。那里的人们还未用上自来水和电。第比利斯还是个大农村，那里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

第比利斯的费雷林斯卡亚大道是上流阶级住宅区。它离中央广场仅一步之遥，紧挨着军队总部。斯大林的妻子正住在那里。这位名为卡托·斯瓦尼泽的漂亮格鲁吉亚女人是个裁缝，她刚刚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名为雅科夫的儿子。他们互相爱慕：虽然斯大林脾气暴躁，但他对卡托的爱毋庸置疑，而卡托也崇拜斯大林，愿与之分享他对革命的狂热。此时此刻，卡托正抱着儿子坐在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她不知道——正如第比利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即将为她带来巨大的震惊。

这座小城是高加索——黑海和里海之间荒芜的、遍布群山峻岭的沙皇领地——的首都。这里民风彪悍，时有动荡。相较之下，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简直就是农村里的香榭丽舍大街。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剧院、摩尔式风格的歌剧院、大饭店、格鲁吉亚王子的宫殿和亚美尼亚石油大亨的豪宅在这条街上一字排开，可是，一旦走过军队总部，埃里温广场则打开了另一扇门：那一头尽是亚洲风情的小房子。

穿着异域风格服饰的小摊贩叫卖着辛辣的格鲁吉亚豆子和一种名为“khachapuri”的芝士蛋糕。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集市里充斥着运水工、小摊贩、扒手和搬运工。这里的街巷更像是黎凡特的露天市场，而非属于一座欧洲城市。骆驼和驴子迈入旅店，它们满载着波斯和中亚的丝绸、香料以及从格鲁吉亚乡下运来的水果和葡萄酒囊。旅店年轻的服务生和跑堂为客人提供食宿，帮他们卸下货物，为骆驼卸下套具——有空的时候，他们会朝广场望上一眼。我们从现今公开的格鲁吉亚档案中了解到，斯大林和《雾都孤儿》里的费金一样，会发动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对革命充满向往的旅店服务生，让他们帮他作侦查和通风报信。与此同时，在其中一家旅店晦暗的密室里，组织者正在向革命者做动员工作，他们最后一次演练了计划的整个流程。那一天早晨，斯大林也在这个密室之中。

那两位手执折叠遮阳伞、身藏左轮手枪的漂亮女孩名为帕西亚·戈尔多瓦和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她们“有一头棕色的秀发，身材苗条，大大的黑眼睛很讨年轻人喜欢”。她们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广场，来到军队总部的门外。她们开始和俄国军官、身穿蓝色制服的宪骑兵以及罗圈腿的哥萨克人调情。

直至今日，第比利斯依然是一座悠闲的城市。那里有很多露天的酒馆，行人经常会停下脚步在酒馆喝上一杯。格鲁吉亚人爱炫耀、容易激动，很像意大利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穿着传统的乔卡——齐膝的长大衣，对襟开，上面装饰有子弹状的扣子——大声歌唱着，大摇大摆地走在街道上。戴着黑色头纱的格鲁吉亚女人和穿着欧洲时髦服饰的俄国军官的妻子走进普希金花园的大门，和波斯人、亚美尼亚人、车臣人、阿伯卡茨人，以及穿戴着异域风情帽子和服饰的山区犹太人一起购买冰糕和柠檬果子露。

小流氓们打量着人群，伺机下手。穿着白色法衣的见习牧师在大胡子、穿着大袍的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白色廊柱的神学院就在街道的对面。9年前，斯大林也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差点就取得了牧师的资格。这座城市鲜有斯拉夫或俄国色彩，东西方交融的高加索图景在这里野蛮地生长。而这片土地，便是孕育斯大林的地方。

安妮塔和帕西亚确定了一下时间，继而分头朝广场的两边走去。在宫殿大道上臭名昭著的迪利普丘利酒馆中，受骗的客人——王子们、皮条客们、告密者们和小偷们——早已喝起了格鲁吉亚葡萄酒和亚美尼亚白兰地。这里离萨姆巴托夫王子用金钱所堆积出来的宫殿并不远。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塞基拉什维利——他也是革命者，认识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人——来到离酒馆不远处的一家商店，造访商店的主人、他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的家伙在酒馆门口认出了他，兴高采烈地邀请他进来，立刻为他端上一把椅子，并根据格鲁吉亚的传统给了他一杯红酒。大卫喝完酒急着想走，可是巴楚亚却“极其礼貌地”邀请他再待一会儿，“品尝更多的小吃和美酒”。大卫意识到，“他们只让人进来，却不会让人出去。门口有持枪的人把守着”。

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特普科·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

“开始行动！”斯特普科低声说道。

紧接着，斯特普科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塞基拉什维利看到，酒馆里的那些人“一收到信号”便放下酒杯，拿出手枪，冲了出去，在广场上四散开来——这些穿着肥大裤子的年轻人身材消瘦，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吃过什么东西了。他们大都是穷苦人，有些人则是王子——在格鲁吉亚的省份里有很多住在破陋城堡中的贫困王子。要说他们目前的行为非常冒险，他们这么做却也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响应列宁、党以及他们在第比利斯的领袖斯大林的号召。

“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事先都早已分配完毕。”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说。她是参与行动的另一位女孩，是安妮塔的朋友。虽然她才19岁，但已经参加过好几次剥夺行动了。

革命者们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在还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回忆了她和两位枪手守卫一个街角的经历。

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

那位之前挥舞着军刀、在广场上闲庭信步的骑兵队长警告行人们赶快逃离，但没人听他的话。于是，他再次跳上那匹良驹。他当然不是什么军官，他是格鲁吉亚帅气剑客和非法之徒的完美化身，是骑士和匪徒的完美结合体。他叫卡莫，年仅25岁的他是“组织”的领导。正如斯大林所言，他是“异装的大师”，无论是富裕的王子，还是洗衣工，他都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行动有些僵硬，而他那只半瞎的眼睛则不断地眨巴和转动着——就在几个星期前，他自己制造的炸弹击中了他的脸部。他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卡莫被斯大林“完全征服”了，并由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共同成长于哥里——离第比利斯72公里远的小镇，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力。他是个抢过银行、越过狱，却也头脑简单、容易轻信的人，对武装斗争十分在行。他的面容“毫无光泽”，眼睛无神，却有一副平静得吓人的神情。他对斯大林忠心耿耿，时常对他说：“让我为你杀了他吧！”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也没有会让他害怕的事。

斯大林冷漠却有魅力。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这种特质会为他吸引很多敢于挑战沙皇统治的人。这位他自儿时便认识的卡莫和这些革命者便是最初的一群。“那些年轻人毫无私心地跟随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让他得以施行铁的纪律。”卡莫经常造访斯大林的家。他挥舞的那把军刀正是卡托父亲的，他说他“要扮演一个哥萨克军官”。即便是列宁——这位成长于贵族家庭，对人吹毛求疵的律师——也被蛮勇的卡莫吸引，称他为“高加索好汉”。晚年的斯大林曾回忆道：“卡莫真是个奇人。”

“队长”卡莫掉转马头，朝大道的另一头奔去。他和正朝他迎面而来的护卫队擦身而过，可他却全然不顾。在此之前，他吹嘘道，一旦枪战开始，整个行动“将在3分钟内结束”。

哥萨克骑兵队驱马来到埃里温广场。两骑骑兵打头阵，两骑殿后，还有一骑守在两辆马车边上。第一辆马车里坐着两个穿着礼服的人，他们是国家银行的出纳库尔久莫夫和会计戈洛夫尼亚。马车上还有两个手持来福枪的士兵。第二辆马车里则坐满了警察和士兵。马蹄声在广场上回响。他们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便能穿过广场，拐弯来到索罗拉基街。新建的国家银行正在那条街上，门口的狮子雕塑和神像象征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权威。[2]

巴楚亚把报纸往下放，给出了信号。接着，他扔掉报纸，拿出了枪。同伴们纷纷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苹果”——那是些强力手榴弹，是由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偷运进第比利斯的。在此之前，他们把手榴弹藏在了一个大沙发里。

枪手和女孩们拉掉引信，冲着马车扔出了4颗手榴弹。刹那间，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震耳欲聋，冲击力极强。马匹和马车里的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碎片和血浆一起四溅开来。革命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广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射击。后者毫无提防，不是被击中倒地，便是赶紧窜逃，寻找掩体。被引爆的手榴弹多达十几颗。目击者称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从屋顶扔下来的——据说，当时的第一颗炸弹是由斯大林本人从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扔下的。

银行的马车停了下来。行人们尖叫着四处逃散，寻找掩护。有些人以为发生了地震：难道是圣山将倾吗？“没有人能判断巨响是由大炮还是炸弹造成的，”在此之后，格鲁吉亚当地的《箭报》（Isari）报道称，“巨响造成了全面的恐慌……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开始逃亡。马车和货车急转掉头，赶紧离去……”大楼上的烟囱都倒了下来。从事发中心到总督宫殿的所有玻璃窗都被震碎了。

当时，卡托·斯瓦尼泽正在自家的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照料斯大林的孩子。“突然间，我们听到了爆炸声。”她的姐姐萨什克回忆道，“我们被吓坏了，赶紧躲进屋里。”她们看到窗外升起了黄色的烟雾，人群陷入了恐慌，到处都是被炸死的马匹和被炸伤的人。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拉着马车的一匹马抽搐了一下，又活了过来。正当革命者们冲向马车试图夺取装在后面的钱袋时，这匹马冲出混乱，朝着山下的士兵集市（Soldiers Bazaar）奔了过去。它带着的钱是斯大林答应列宁要夺来用以革命的。

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斯大林在此次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得到证实。不过，现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新近公开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整起事件的主谋，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开始招募行动的“内应”。格鲁吉亚的档案中有一份他妻子的姐姐萨什克·斯瓦尼泽留下的回忆录，据其记叙，斯大林曾公开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挥。[3]银行攻袭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真相终于被揭露了。

斯大林对“政治的脏活”颇为享受，他喜欢在革命的“阴谋剧”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在他成为苏联的领袖之后，他曾隐晦甚至感怀地提起过那些“哥萨克和匪徒”——Kazaki i razboyniki，俄语中的“警察与强盗”——的游戏，可他从来没谈起过细节，因为这将损害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

1907年的斯大林是个瘦小而又神秘的年轻人，有很多化名。他经常穿红缎子的衬衣、灰色的外套，戴着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有些时候，他会穿格鲁吉亚传统的乔卡，还会戴上白色的高加索头巾，让它花哨地垂在肩上。他总是在搬家和逃亡，所以他有很多沙皇贵族穿的制服。他会用它们乔装打扮。他甚至会为了逃跑乔装成女人。

他很受女性欢迎。他会唱格鲁吉亚的民谣，会大声朗读诗歌。虽然他颇有魅力且富有幽默感，但他依然是个阴郁的人，带着格鲁吉亚北方人奇怪的冷酷感。他那“灼人的”眼睛会在表示友好的时候变得迷人可爱，却也会在愤怒时变成黄色。他还没有蓄上后来在他执政时期标志性的胡须和向后梳起的头发——这时的他有时以一脸大胡子和长发示人，头发是褐色的，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成黑色。他满脸雀斑和痘子，走起路来很快却有点跛。他总是别扭地举着左臂，那是他在儿时受伤落下的病根。

他不知疲倦，满脑子的主意和想法。他很好学，同时也是天生的老师。他爱好小说和诗歌，但他对文学的喜爱却永远不及他对指挥和领导、消灭敌人和报复小人的欲望那么强烈。他很有耐心，冷静而又谦逊，可又会在突然之间变得自负、固执而又敏感，一不小心，他那根狠毒的雷管就会被点燃。

他从小浸淫在崇尚尊严和忠诚的格鲁吉亚文化中，他是个勇敢的现实主义者、爱挖苦人的犬儒主义者和冷酷无情的武装革命者：正是他一手策划了银行攻袭，正是他缔造了“组织”这一武装团体，而他则像黑手党首领一般在暗处指挥着“组织”。他故意让自己显得像农民一样粗俗，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也不会向任何恃才傲物的对手显露自己敏感的一面。

他幸福地娶了卡托，却无情地选择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超越常人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受爱的羁绊。可是，当他对他人的狂妄自大说三道四时，他却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毫无意识。他珍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当他敲响朋友家的大门而他的朋友问门外是谁时，他会用一种半带自嘲的狂妄口吻说：“穿灰衣服的人。”

他是历史上最早的职业革命家之一。“地下”是他天然的庇护所，他以猫一般的优雅，带着他的破坏性秘密地穿梭于其中。“穿灰衣服的人”是个天生的极端主义者和阴谋策划者，而他同样也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他自青年时期便是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起发生在高加索的街头武装行动是他暴力的狂欢，而他对暴力狂欢的喜好会渐渐膨胀，最终融入到苏联怪诞的政治文化中。

“斯大林开启了一个持械剥夺的时代。”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这次攻袭银行的主谋之一，斯大林家乡的伙伴——说道。我们曾经以为，斯大林会组织行动，却不会亲自参与。他或许没有亲身参与1907年的事件，然而，可以明确的是，经常带着毛瑟枪的他与其他几起剥夺事件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引起关注的机会。而他也知道，攻袭银行要想成功，“内应”不可或缺。具体到1907年的事件，他确实招募了两个“内应”。其一是个银行职员，斯大林富有耐心地感召了他。而后，他偶遇了一个同学，那人恰好为银行邮局工作。斯大林对其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说服，最终此人透露，有一笔巨资——可能多达100万卢布——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

在此之后，这位关键性的“内应”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协助这次影响巨大的剥夺事件，只是因为他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只有在格鲁吉亚这种地方，作为诗人的斯大林才能成就实施武装剥夺的斯大林。

马拖着马车和钱袋冲过广场。有些革命者慌了，可三位枪手立刻行动了起来。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一马当先冲向马匹。他不顾生命危险地把另一个“苹果”扔到马肚子下面。手榴弹瞬间爆炸，马的内脏横飞四溅，它的腿也被炸飞了。巴楚亚本人也被炸到天上，然后一头砸在马车上，晕了过去。

马车倾倒，终于停了下来。巴楚亚不能动弹了，但达提科·加布鲁阿什维利赶紧跳上马车，提起钱袋，摇摇摆摆地在浓雾中向韦利亚米诺夫街跑去。可是，他们早已陷入了混乱。达提科不可能提着那么多钞票跑那么远，他必须把钱袋交给别人——可是，他能交给谁呢？

烟雾渐渐消散开来。广场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型战役，尖叫声和枪声依然不绝于耳，马车倾倒在地，尸体散落在四周，血渐渐弥漫开来。没死的哥萨克人和士兵们跑了出来，捡起地上的武器。支援部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回忆道：“所有同志都出色地执行了任务——除了3个胆小的逃跑了。”然而，此时此刻，达提科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他停下了脚步，刹那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行动的成败命悬一线。

那么，斯大林真的在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上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吗？有另一种说法。P．A．甫连科是斯大林欣赏的作家，据他说，斯大林亲自袭击了马车，并被一块炸弹碎片所伤。不过，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斯大林习惯出于安全考虑和所有人“保持距离”，而他也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

据格鲁吉亚的档案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卡莫曾在一次醉酒后声称斯大林根本没有参与行动，而只是旁观过。这一说法被另一个源自于警察的消息所印证，虽然这一消息源本身是否可靠值得商榷。据此消息源说，斯大林是在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一幢宅邸的院子里，抽着烟观望了整场血腥杀戮”。而那幢“宅邸”的的确确是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那条大道上的牛奶吧[4]、酒馆、修鞋铺、理发店、裁缝店里全都是奥克瑞纳的告密者。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这位擅长突然遁匿的幕后指挥早在枪声响起前便已经离开了。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称，他那天早上便已在火车站现身。

他完全可以从容地在火车站里通过搬运工和乞丐遥控埃里温广场的情况。如果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无产者带来了坏消息，他可以立马跳上火车，消失不见。

就在行动危在旦夕之时，卡莫“队长”一手策马架着四轮马车，一手举着毛瑟枪冲入了广场。他对行动的失败倍感愤怒，“真像一个骑兵队长”一样咒骂着。他疯狂地驾着四轮马车转圈，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广场上的局势。然后，他策马向达提科冲了过去。他俯下身来，在一位女枪手的帮助下提起了钱袋，把它们扔进四轮马车里。他迅速掉转方向，沿着大道从总督宫殿前路过。而此时，总督宫殿前已经聚集了大量士兵，哥萨克骑兵们纷纷上马，增援的命令已经下达。

卡莫看到一辆警局的四轮马车正朝他冲过来。驾车的正是警局副局长A．G．巴拉甘斯基。“钱在我这儿。快去广场。”卡莫对他喊道。巴拉甘斯基毫不怀疑，径自向广场奔去。第二天，巴拉甘斯基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他自杀了。

卡莫来到维托拉亚·冈查纳亚大道，把马车驶入一栋房子后的工匠铺的院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是个名为芭芭拉·“贝比”·博乔里泽的老妇人。斯大林和贝比的儿子米哈相识，曾在这里留宿过好几个夜晚。他正是在这里策划了整起行动。当地警察对这个地址相当熟悉，可是，实施行动的同伴们至少贿赂了一个宪兵官。这位名为祖博夫的队长后来因受贿而被起诉——他甚至帮革命者把钱藏了起来。精疲力竭的卡莫把钱袋交了出来，脱下制服，赶紧往大汗淋漓的脑袋上浇了一桶水。

斯大林策划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伦敦《每日镜报》做了题为“炸毁一切：革命者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毁灭性袭击”的报道。报道称：“今天的袭击发生在城市中央人满为患的广场。他们至少接二连三地扔了10个炸弹。爆炸造成了很多伤亡……”《泰晤士报》报道的标题为“第比利斯炸弹袭击”。巴黎《时代报》的标题则更加简洁：“灾难！”。

第比利斯也陷入了骚乱。高加索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是个温和的人，这次却公开谴责“恐怖分子的厚颜无耻”。“政府和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箭报》称，“警察和巡逻队展开了全城搜查。很多人被捕……”与此同时，圣彼得堡也勃然大怒了。沙皇下令必须找到钱袋和“抢劫者”。一个特别侦探小组成立了，他们正前往第比利斯调查。道路被封锁，埃里温广场被包围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逮捕了嫌疑犯。每个告密者和双重间谍都被问话，他们也都把自己所了解的全盘托出，可没一个人知道真正的“抢劫者”到底是谁。

银行的马车里留下了2万卢布。有个幸存的马车夫抱着侥幸心理偷了9500卢布，后来被抓了起来。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对以斯大林和卡莫为首的“组织”一无所知。一个胡言乱语的女人自首了，她说自己就是银行抢劫犯，却被证明只是疯了而已。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行动——目击者称他们看到了差不多50个人从屋顶上，甚至从圣山上扔炸弹。没人目击卡莫带走钱袋。奥克瑞纳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国家监守自盗，有人说这是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干的，有人说是罗斯托夫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会抑或社会主义革命者。

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即便是库布里亚什维利也及时地清醒了过来，成功逃亡了。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中，行动者四散而逃，混入了人群。其中还有一位叫埃利索·洛米纳泽的。当时，他负责和亚历山德拉一起看守一处街角。事成之后，他溜进了一个教师协会，偷了一件教师制服，然后穿上制服大摇大摆地回到广场，好好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每个人都活了下来。”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在她1959年的回忆录中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她是这群注定悲剧的行动者中唯一还活着的人。

广场上的伤者多达50人。3个哥萨克骑兵、银行职员和一些无辜的路人被炸得粉碎。出于审查原因，报纸并没有如实报道死亡人数，可据奥克瑞纳统计，大约40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了。附近的商店里建起了急救站。24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路人们看到一辆如幽灵般的马车载着尸体和尸体碎片驶离果洛文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道。它像是一辆刚从屠宰场开出来的、运载内脏杂碎的车。

国家银行不确定到底损失了25万卢布还是34.1万卢布，准确的数字抑或在两者之间——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大数目，等同于今日的1700万英镑（或3400万美元），而它在当时的真实购买力则要更高。

博乔里泽和他的妻子马洛——另一位参与攻袭银行的女性——把钱缝进了床垫。苗条的帕西亚·戈尔多瓦用枪指挥搬运工和一些听从斯大林的乞丐把床垫运过库拉河，藏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些床垫被铺在了第比利斯气象台台长的睡椅上。斯大林在离开神学院之后曾在气象台工作过。这是他在加入地下革命运动前的最后一份工作，事实上也是他于1917年加入列宁的苏俄政府前的最后一份活儿。事后，台长承认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头底下竟然垫着那么多钱。

很多消息源皆称是斯大林本人把钱藏在了气象台。虽然这听上去又像是一个神话，却不是没有道理：斯大林经常亲自押送剥夺来的钱财，持着枪，骑着马，越过山头，把这些从银行或其他地方剥夺来的钱运到安全的地方。

着实令人称奇的是，那天晚上，斯大林安全地回到了家，他甚至向卡托和家人兴奋地说他的手下们成功了。那个时候，钱早已安全地躺在气象台台长的床垫里，并将于不久后到达列宁的手里。没人怀疑斯大林，甚至连卡莫也是安全的。他们的战利品将被偷运出国，其中的一些甚至会在里昂信贷银行洗白。俄国会联手其他十几个国家追查这些卢布和行动者，可他们从始至终一无所获。

据说，就在攻袭行动的几天之后，斯大林自觉安然无事，便在河岸的酒馆里优哉游哉地喝起了酒。平静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突然有一天，他告诉妻子，他们将举家迁往巴库——这座因石油而出名的城市位于高加索的另一边。

第比利斯《新时代报》（Novoye Vremya）说：“鬼才知道这起胆大包天的抢劫行动到底是怎么成功执行的。”斯大林策划了完美的行动。

然而，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远远称不上完美。参与行动的成员像是饮下了毒酒，只待毒性发作之日。在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在第比利斯或格鲁吉亚生活过。卡莫的命运则更加令人称奇。对钱币——它们中的有一些是有标记的——的追查无疾而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和此事再无瓜葛。事实上，行动的成功对他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成为了对手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力武器。

行动没有为执行者本人带来任何好处。列宁和他的同志竭力争取着这些剥夺来的钱财。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的对手组织了3次党内调查，希图把他摧毁。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的行动指挥官——因公然破坏党的纪律，执行流血袭击而被第比利斯委员会开除党籍。多年之后，当他想要继承列宁，成为苏联首领和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的代言人时，这段经历成为了最大的污点。它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在1918年，斯大林曾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掩饰行动。故事的真相被渐渐掩埋了。[5]虽然斯大林曾参与多种形式的剥夺行动的经历一直在俄国流传，并被国外的批评家津津乐道，但有关方面的真相直到21世纪才得以披露。

两天之后，斯大林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从第比利斯消失了——但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他的面前是一片未被征服的新世界——巴库，全世界最伟大的石油之城；圣彼得堡，俄国的首都；当然，还有广袤无垠的俄国。斯大林，这个成长于这座动荡城市的暴力街头的男孩，终于正式踏上了俄国的舞台。他再也没有回头过。

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也由此开启了。最终，这位极端的自我主义者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家。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和乌托邦梦想，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所有机会，克服所有困难，打倒所有拦路者。

[1]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分化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党。他们互相斗争，直至1912年孟什维克党被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2]　在这个与其称为城市不如说是乡村的地方，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神学院、斯大林的家、总督宫殿和银行距离攻袭银行的地点都仅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埃里温广场（之后被命名为“贝利亚广场”，后来则是“列宁广场”，目前是“自由广场”）仍保存着大多数当时的建筑，迪利普丘利酒馆（现今已没有王子或革命者光顾了）、神学院（如今是个博物馆）、市政厅、高加索军事总部、国家银行和总督宫殿（在此之后，斯大林的母亲曾在这里长期生活）都完好无损。不过，商队旅馆、普希金公园、阿德尔汉诺夫皮鞋批发商店（斯大林曾在这里工作过），以及集市都已经不见了。

[3]　斯大林不会对斯瓦尼泽家族的诚实感恩。他们做了30年的家人。萨什克——于1934年留下这段回忆录的人——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了，不然的话，她也会遭受和她姐姐玛丽科、哥哥阿廖沙及其妻子同样的悲剧。本书中的引言是出版界首次采用萨什克·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某些参与这次银行攻袭的人，比如卡莫、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都留下过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是没有出版就是没有完成。本书中的引言也是出版界首次使用他们的回忆录。

[4]　当时流行的咖啡馆。

[5]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还未成为领袖，却已费尽心机地掩饰他在剥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1923—1924年间，他的主要助手科捷·钦察泽——当时他已经走向了斯大林的对立面——在一家格鲁吉亚小型期刊中发表回忆录。1927年，该书再版，但书中涉及斯大林参与暗杀和剥夺行动的段落全被删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贝利亚的管制下，斯大林的洗白仍在继续。今日，这本书已经很难找到了。

PART ONE　第一部分

清晨

玫瑰花蕾已然绽放

触碰着紫罗兰花

百合花从梦中醒来

在微风中点头含笑

云雀在云中翱翔

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而欢乐的夜莺

则在低声吟唱——

“亲爱的土地，鲜花盛开吧

让格鲁吉亚的乡村充满欢乐

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努力学习吧

为你的祖国带来喜悦。”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1　凯可的奇迹：索索

1872年3月17日，一位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格鲁吉亚小伙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娶了一位满脸雀斑、长着红棕色头发的美丽姑娘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那一年，朱加什维利22岁，而格拉泽则是17岁的妙龄。他们结婚的地点是格鲁吉亚哥里小镇的乌斯宾斯基教堂。

一位媒人造访凯可的家，把鞋匠贝索介绍给她：他是巴拉莫夫小型作坊里受人尊敬的匠人，而且长得很英俊。在其新近才被发现的回忆录[1]里，凯可回忆道：“贝索在我的朋友中很受欢迎，她们都梦想嫁给他。我的朋友们嫉妒极了。贝索的确是个令人心仪的新郎，他是个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的胡须很漂亮，并且总是穿得很体面——他拥有城里人的教养。”而凯可也明白，自己和贝索完全是般配的一对：“在我的女伴中，我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的确，她“身材苗条，一头栗色长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着实是个美女”。

两人遵循传统，在日落之后举行婚礼。一位历史学家曾说，格鲁吉亚的社会生活“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充满仪式感”。这场婚礼让哥里这座狂野的小镇陷入了狂欢。据凯可回忆，婚礼“非常豪华”。男嘉宾们都是真正的格鲁吉亚骑士。他们穿着华丽的黑色乔卡，“背宽腰窄”，他们“很高兴，和女孩们打情骂俏，也很大方得体”。贝索有两个伴郎。其中主要的那位叫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摔跤冠军，也是富有的商人。用凯可的话来说，这个当地的英雄“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前往凯可家接新娘之前，新郎和他的朋友在他自个儿家中干了好几杯酒。他们接起凯可，让这两位花团锦簇的新人坐上彩色的婚庆马车。马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彩带随风飘扬，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唱诗班站在教堂的表演席上；男人和女人分别站在观众席的两边，笼罩在朦胧的烛光中。歌手们开始唱起了高昂而又优美的格鲁吉亚民谣，为他们伴奏的则是一把苏耐尔——格鲁吉亚的管乐器。

新娘在伴娘的伴随下步入现场。她们步伐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拖裙——那是厄运的兆头。亚美尼亚人哈哈诺夫神父主持了仪式，卡斯拉泽神父向他们颁发证书，他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唱起了歌。他的歌声动人，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大方地给了他十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仪式结束之后，贝索的朋友们载歌载舞地在大街上游行。他们吹着都都克——双簧风鸣长笛——来到萨普拉晚宴的地点。这种格鲁吉亚传统晚宴都会由一位塔玛拉主持，他们是风趣、机智的宴会主持人。

所有仪式和歌唱都运用了独特的格鲁吉亚语，而非俄语——格鲁吉亚于不久之前才并入罗曼诺夫沙皇帝国。在过去的千年里，这片土地一直被巴格拉季昂王族的子孙统治着。它被西方人称为“Georgia”，被俄国人称为“Gruzia”。这里盛产信仰基督教的、英勇的骑士，长期以来抵御着蒙古鞑靼人、帖木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对它的觊觎和侵蚀。12世纪的塔玛拉女王统治是其最辉煌的时期。鲁斯塔维里的史诗《虎皮武士》（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 Skin）记载了这段历史，千年不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王国分裂成了几个封建公国，它们之间争端不断。保罗沙皇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相继于1801年和1810年吞并这些公国。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之后，1859年，沙米尔伊玛和他车臣的战士向沙俄投降，俄国人终于征服高加索。1878年，阿扎尔——格鲁吉亚最后一片独立地区——也被吞并了。然而，吞并无法击毁格鲁吉亚人对独立的渴望。即便是那些在圣彼得堡和第比利斯总督宫殿为沙皇服务的格鲁吉亚贵族，也一心向往着独立。凯可一家遵循格鲁吉亚的婚姻传统，并以此为豪，也就不足为怪了。

凯可回忆说，贝索“看上去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他信仰上帝，经常去教堂”。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当地王子的农奴——而这些王子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被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贝索的祖父扎扎是吉里——位于哥里北部——的奥塞梯人[2]。和自己的祖孙斯大林一样，扎扎是个叛逆者：1804年，他加入了叶利兹巴尔·叶里斯塔维王子反抗俄国的起义军。在此之后，他和其他“受洗的奥塞梯人”在迪迪里洛——第比利斯15公里之外的小镇——安顿了下来，并成为了巴杜尔·马恰别利王子的农奴。扎扎的儿子瓦诺负责照料王子的葡萄园，并生了两个儿子：乔治被土匪杀害了，而贝索则成为了鞋匠。他最初是在第比利斯的G．G．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工作，后来，亚美尼亚人约瑟夫·巴拉莫夫点名让他回到哥里，为那些俄国军人做靴子。就是在那里，贝索遇到了那个“穿着整洁、一头栗色头发、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女孩”。

凯可一家也刚来哥里不久。她的父亲名为格卢哈·格拉泽，是当地望族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农奴。他最早先是个陶工，后来成了亚美尼亚富人扎哈尔·甘巴罗夫的园艺工。甘巴罗夫在哥里郊区拥有大片漂亮的花园。凯可的父亲死得早，她是由母亲带大的。她还记得自己搬到热闹的哥里时的激动：“整个旅程愉快极了！哥里人仿佛天天在过节，整座城市人山人海。阅兵队伍令我们眼花缭乱，音乐不绝于耳。萨扎多利（一种由4样打击乐器和管乐器组成的乐队）吹奏着都都克，每个人都在高声歌唱。”

她年轻的丈夫皮肤黝黑，长得高高瘦瘦，有一对黑色的眉毛和一簇胡子。他喜欢穿锡卡西昂大衣，皮带扣得很紧，帽子斜扣在脑袋上，宽大的裤子系束在高筒靴内。他“与众不同，有点古怪和阴郁”，但也“聪明而又自傲”。他会四国语言（格鲁吉亚语、俄语、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并能背诵《虎皮武士》。

朱加什维利一家生活富足。哥里的很多穷人都住在泥浆筑成的破屋子里，可贝索的制鞋技艺精湛，找他做鞋的络绎不绝，他的妻子大可不必担心生活困顿。凯可说：“我们家真是太幸福美满了。”

在朋友——特别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为贝索购买了“工具”——的资助下，贝索“离开巴拉莫夫，开了自己的作坊”。不久之后，凯可便怀孕了。“很多夫妻都羡慕我们。”的确，她嫁给了小镇明星贝索，她的同龄人怎能不嫉妒呢。“即便在我们结婚之后，也还有人对我们指手画脚。”有趣的是，凯可十分强调以下这则流言：据说，贝索本来是要娶别人的。此事是否为真无从确认，但“毒舌”之后还声称，他们刚结婚不久之后，伴郎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警官，以及很多名流和贵族都开始觉得这桩婚姻不妥。

结婚9个月之后，1875年2月14日，“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快乐。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叶格纳塔什维利成为了孩子的教父，“贝索为孩子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贝索高兴坏了”。但是，两个月之后，这个名为米哈伊尔的男婴去世了。“我们的快乐变成了悲伤。贝索痛苦不已，开始酗酒。”凯可于1876年12月24日诞下名为乔治的另一个男婴。叶格纳塔什维利依然是教父，可孩子依然因麻疹于1877年6月19日死于襁褓之中。

“我们的幸福彻底被粉碎了。”贝索绝望不已，责怪“吉里的天神”——他家乡神庙中所供奉的天神——对他不公。为了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曾向天神祈祷过。凯可的母亲梅兰妮娅开始造访算命的。贝索还在酗酒。圣乔治的神像被搬进了家里。他们登上耸立在小镇一边的哥里瓦里山，来到那片古老森林中的教堂，在那里祈祷。凯可第三次怀孕了。她许愿，如果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她一定会前往吉里还愿，感谢上帝让圣乔治显灵。1878年12月6日，她诞下了第三个男孩。[3]

“我们立马让他受洗，以免他还未受洗便夭折。”他们当时的农舍很局促，只有一层楼和两个房间，里面只有茶具、床、矮沙发、桌子和一盏煤油灯。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他们所有的物品。旋转楼梯通往阴暗的地窖，地窖被分成了三个空间，一个用以放置贝索的工具，一个放着凯可的针织工具，另一个则用来生火。凯可把婴儿床搁在了这个房间里。他们的食物很简单，具有典型的格鲁吉亚特色：豆子、茄子和面包。他们难得吃上肉。

12月17日，男孩受洗，取名为“约瑟夫”，昵称“索索”——他就是日后的斯大林。他母亲回忆说，索索“很虚弱、瘦小。如果身上有虱子，他一定会去抓它”。他左脚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是连在一起的。

贝索决定这一次不请他们家的资助人叶格纳塔什维利当教父。他说：“雅科夫的手气不好，总是带来霉运。”可是，即便叶格纳塔什维利没有参加受洗仪式，斯大林和他的母亲也总是叫他“雅科夫教父”。

凯可的母亲提醒贝索，如果孩子活了下来，他们应该前往吉里的教堂还愿。“只要孩子能活下来，”贝索回答，“我会背着他，双膝跪地爬到吉里去！”可他一直都没有这么做，直到索索得了风寒。他被吓坏了。他们前往吉里，“一路历经艰难，在教堂献祭了一只羔羊，并做了感恩祈祷”。然而，吉里的神父们正在做一场驱魔仪式，他们把一个小女孩悬在峭壁上，试图驱散她体内的邪灵。凯可的孩子“吓坏了，尖叫了起来”，即便是在回哥里的途中，他还在“梦中战栗和说梦话”——不过，无论如何，他活了下来，成为了母亲的心头肉。

“凯可的奶汁不够”，所以，她的孩子是由齐卡塔特里什维利（索索正式的教父）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的奶汁养育大的。“刚开始时，他不吃我母亲的奶。”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回忆，“但渐渐地，他习惯了，只要他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见我的母亲。”而据加丽娜·朱加什维利说，和叶格纳塔什维利家的孩子们分享同一个奶头的经历让“索索和他们成为了亲兄弟”。

索索很早就开始学说话。他喜欢鲜花和音乐。特别是当凯可的兄弟吉奥和桑德拉吹起都都克时，他都会手舞足蹈。格鲁吉亚人喜欢唱歌，而斯大林也特别喜欢唱那些摄人心魄的格鲁吉亚民谣。[4]成年后的他对童年的最初记忆便是听见“格鲁吉亚人在前往市场的路上大声歌唱”。

贝索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收了学徒，还有多达10人的雇工。学徒中有一位名为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喜欢索索，曾经照看过他。据达托回忆，贝索“住得比我们同一行业的任何人都好。他们家总是有黄油吃”。在此之后，家境富足却成为了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为人诟病的污点。“我不是工人的孩子，”他承认道，“我的父亲开了一家鞋匠作坊，他雇用学徒，是个剥削者。我的家境并不差。”正是在此期间，凯可结识了玛利亚·特尔—彼得罗相和阿尔沙克·特尔—彼得罗相。特尔—彼得罗相家是富裕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以贩卖军火为生。而他家的儿子西蒙正是日后那位著名的攻袭银行的卡莫。

凯可深爱这个孩子，“就算我已经老了，我仍记得他刚刚学步时的样子，那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内心”。她和她母亲利用他对鲜花的喜爱教他学步：凯可拿起一朵甘菊，索索便会跑过去接住它。有一次，她带着索索去参加婚礼。索索看到了新娘头饰上的鲜花，于是把它摘了下来。凯可命令他把花放下，可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则高兴地“亲吻了男孩，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就知道怎样偷新娘了，天知道你长大后会偷什么。’”。

索索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满怀感激。她回忆说：“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总是在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母亲让索索变得特别：据弗洛伊德说，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索塞罗”——这是母亲对他的昵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

可是，虽然贝索的生意顺风顺水，却也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他的顾客经常以葡萄酒抵账。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特产，人们经常用它来替代钱币。令他的酗酒倾向更加严重的是，他把鞋铺开在了一个酒馆旁，而作为朋友的酒馆老板经常热情地招呼他来喝一杯。贝索交了一个名为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被流放的政治犯，很有可能是和民意党（People's Will）有关联的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时，这个组织曾多次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因此，斯大林从小就受了革命的熏陶。“我儿子和他交上了朋友，”凯可回忆，“波卡还给他买了一只金丝雀。”可惜的是，这个俄国人是个衣不蔽体的大酒鬼。有一个冬天，他醉死在了下雪的街道上。

贝索“无法停止酗酒。一个好男人被毁了”，凯可说。酗酒也破坏了他的生意，“他的手无法自控地颤抖，他不能缝鞋子了。他的学徒只好接手”。

波卡的死并没有让贝索感到后怕，他又找了一个酒搭子：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格鲁吉亚有很多神父，但这些上帝的子民享受着世俗所能提供的愉悦。每当教堂仪式结束，这些神父都会来到哥里的酒馆，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斯大林老年时曾回忆道：“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一结束神职工作就会上门来找爸爸，两人会立马去酒馆。”[5]他们会一直喝到大醉，然后依靠着彼此，摇摇晃晃地“唱着走调的歌”回家。

“贝索，你真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鞋匠。”神父拖腔拉调地说。

“你是个神父，你真是个好神父，我爱你！”贝索喘着大气回答。两个醉汉会抱在一起。凯可曾请求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不要带贝索一起去喝酒。她和她母亲也恳求过贝索把酒给戒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也站在凯可这一边。可是，贝索依旧故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小镇里的流言蜚语。

或许，散布这些流言的和凯可提到的“毒舌”是同一帮人。据约瑟夫·达夫里舍维——哥里警察局长的儿子——回忆，有关索索“亲生父亲到底是谁的流言一直在坊间流传，有人说是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或者是我的父亲戴米安·达夫里舍维”。而贝索又是个“醋意十足”的人。这些流言无疑让贝索越陷越深，在酒精中不能自拔。

1883年，贝索渐渐变得“易怒而又冷漠”。他经常醉酒打架，甚至被人取了个“疯狂贝索”的绰号。

随着成年后的索索的权力和威望越来越大，有关他亲生父亲的谣言越来越不可靠。在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之后，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中亚的探险家尼科莱·普尔热瓦尔斯基——他长得和成年斯大林很像，也曾路过哥里。甚至还有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据传，亚历山大三世曾造访过第比利斯，而在当时，凯可正好在他所居住的行宫里做女佣。不过，只要我们稍稍考据便能看穿这些荒唐的流言：探险家本人是个同性恋，当凯可差不多怀上斯大林时，他也不在格鲁吉亚；而凯可和沙皇并不是同一时间出现在第比利斯的。

把这些荒唐说法搁置一边，那么，到底谁才是斯大林真正的父亲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照顾这家人，他也经常安慰凯可，并资助她的儿子读书。他有自己的家室，也有孩子。他很富裕，名下有好几家酒馆，是个成功的酒商——在这个酒满为患的国家，酒商的成功来之不易。他身材魁梧，蓄着八字胡，是这个崇尚打斗的小镇里的摔跤冠军。凯可自己曾说过，叶格纳塔什维利“在我们建立家庭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这句话不幸地给人留下了口实，她可能在隐晦地表达什么。难道这句话应该从其字面的意思理解？这不太可能。那么，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曾在凯可说服贝索戒酒时帮助过凯可。他是索索生父的另一“人选”。“就我所知，索索是达夫里舍维的亲生儿子，”小镇的市长、达夫里舍维的朋友侏罗利做证，“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和索索漂亮的母亲有过一段。”

斯大林本人曾说过，他的父亲其实是个神父。于是，第三个“人选”浮出水面：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达夫里舍维和恰尔克维阿尼都有自己的家室，可是，在格鲁吉亚男性至上的文化传统里，他们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好一样，对情人的存在习以为常。哥里的神父们就以好色、堕落出名。这三位在当地都是显赫人物，而他们也乐于在一位漂亮妻子陷入危机时伸出援助之手。

至于凯可本人，她在一生之中的变化很大。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戴着修女般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正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美女。她的虔诚毋庸置疑，但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她去享受肉体的欢愉。她当然以“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为傲，也有证据表明，她其实比她看上去更加世俗。年老时的凯可曾鼓励妮娜·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言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妻子——和情夫偷情，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向她传授经验：“我年轻时是个清洁工，当我在别人家里遇到帅气的小伙时，我从来都不浪费机会。”贝利亚一家为凯可的风流留下了佐证，不过，凯可本人的回忆录也并非绝口不提她本人对粗俗恶作剧的钟爱。她回忆道，当索索还在蹒跚学步时，曾有一次，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她母亲用鲜花吸引索索，正当索索向鲜花奔过去时，她愉快地扯开衣襟，袒露出她的乳房。结果，索索立刻忘记了鲜花，转头朝乳房跑了过来。当凯可发现酩酊大醉的俄国流放政治犯波卡正在偷看他们，她反而大声笑了出来，然后“扣上了衣服”。

斯大林并不避讳这些谣言，反而是以一种隐晦，甚至夸大其词的方式让它滋长。晚年时，他曾和格鲁吉亚的门徒姆格拉泽聊过自己的出身，而此次聊天给姆格拉泽留下了“他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私生子”，而非贝索亲生的印象。在1934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曾开诚布公地说“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贝索这个父亲角色的缺失，三位可能的生父都承担了抚养他长大的责任：他和恰尔克维阿尼的孩子共同成长，他受到达夫里舍维的庇护，他在哥里的一半时光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共同度过的——所以他对待他们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也不足为奇。有关“斯大林的亲生父亲是神父”的传言还有一个根据：教堂学校只接受神职人员的后代，所以他母亲谎称他是神父的儿子以使其顺利入学。

斯大林对“疯狂贝索”的态度很暧昧：他唾弃他，但又同情他，有时甚至以他为傲。两人也并非绝无幸福时光。贝索喜欢给索索讲格鲁吉亚英勇义士的故事，他们会“和富人斗争，偷王子的钱财散给农民们”。成为领袖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斗酒的场合向赫鲁晓夫以及其他巨头吹嘘，自己之所以千杯不醉，那完全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索索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贝索便用手指蘸酒喂给他喝。后来，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引起了他的妻子娜迪亚的不满。他曾写过一篇令人动容的故事，故事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鞋匠曾经拥有一个小作坊，却最终被资本主义无情摧毁了。他如此写道：“他的梦想之翼被折断了。”他也曾向别人吹嘘“我的父亲一天就能做两双鞋”，而在他成为领袖之后，他甚至以鞋匠自称。后来，他把“贝索什维利”——意为“贝索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在哥里的最亲昵的朋友则直接叫他“贝索”。

当把所有证据综合在一起来判断后，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结论依然是：虽然贝索这个醉汉声称索索是个“杂种”，但索索的确是贝索亲生的。已婚女子被要求遵守妇道，但是，年轻貌美的凯可婚姻破裂，成为一个半寡妇，她继而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的情人，这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叶格纳塔什维利在她的回忆录里出现的次数和她丈夫一样多，而她喜欢叶格纳塔什维利显然超过贝索。她说，他很体贴，总是帮助她，这使她有些“难堪”。叶格纳塔什维利家族中的有些人说斯大林和他们有“血缘关系”。不过，还是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的表述最恰如其分：“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是斯大林的父亲，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商人扮演了男孩的替代父亲的角色。”

这些有关“斯大林是私生子”的谣言，和强调“斯大林是奥塞梯人”的说法一样，都企图毁坏这位领袖的伟岸形象。他于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格鲁吉亚，并镇压了那里的反抗，在此之后便长期遭到格鲁吉亚人的憎恨。出身贫寒的伟人经常会被传言乃他人所生。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确是其登记在案的父亲所生。

“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他父亲。”索索的同学大卫·帕皮塔什维利曾做证说。亚历山大·齐卡塔特里什维利说，随着他渐渐成长，“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而当他蓄起胡子后，他们两人简直一模一样”。

索索5岁时，疯狂贝索便因酗酒患上了妄想症，还爱动粗。凯可说：“情况一天天地变差了。”

[1]　这份回忆录一直存放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70年来没人发现过它。它没有在斯大林的造神神话中被用到。斯大林貌似没有读过它，甚至不了解它的存在，否则，它就应该在斯大林设于莫斯科的档案库里。他不希望外界了解他母亲对他的看法。1935年，凯可接受了一家苏联媒体的采访，其影响犹如今日的Hello！杂志，结果，斯大林对政治局大发雷霆：“我请你们禁止任何混在我们新闻机构中的庸俗的乌合之众发表对我母亲的‘采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粗鲁的访谈。我请你们饶了我，让我免受这些恶棍不辨真假的造谣的玷污！”凯可一直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女人，她对自己儿子的权势也不屑一顾。她肯定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在1935年8月23日至27日之间——她临死之前——秘密记下了这些回忆。

[2]　奥塞梯人生活在格鲁吉亚北部边境山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信仰基督教。有些奥塞梯人业已被同化了，可大多数人仍保持独立：1991—1993年间，南部的奥塞梯人和格鲁吉亚打了一仗，且至今维持自治。当斯大林的父亲因行将就木而在医院登记时，他仍然被登记成了奥塞梯人。斯大林的对手，包括托洛茨基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都据此攻击过他。曼德尔施塔姆还专门写过一首诗，称斯大林为“奥塞梯”。在格鲁吉亚人看来，奥塞梯人野蛮而又粗俗，他们在19世纪早期并不信仰基督教。当然，“朱加什维利”这个姓氏带有奥塞梯色彩：用格鲁吉亚语来说，它的意思就是“朱加的儿子”。斯大林的母亲说，贝索曾告诉过她这个姓氏的由来：“Djuga”是格鲁吉亚语中“djogi”的变体，意为“牧群”，他们的祖先是牧人，是被奥塞梯的掠夺者赶出吉里的。这个姓氏的真实起源已经无法追溯，因为在斯大林出生的时候，“朱加什维利”业已完全格鲁吉亚化了。斯大林本人曾有过这么一段文字：“奥塞梯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格鲁吉亚非要侵略他们？”

[3]　斯大林后来篡改了他的人生：他公开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比真实生日晚了一年。年轻时的他对此并不遮掩，直到他在1920年被一家瑞典报纸采访。1925年，他让自己的秘书托夫图哈把1879年这一天正式记录在案。他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包括他重塑自我形象的欲望。最有可能的是，他想避免被征兵。他出生的那个小屋至今仍在哥里的斯大林大道上，它位于大教堂式的斯大林博物馆旁边。现如今，它的四周都是希腊式的神殿。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拉夫连季·贝利亚——斯大林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之后成为秘密警察头目——一手打造的。朱加什维利一家并没有在那里生活多久。

[4]　成为领袖之后的斯大林钟情于园艺。他喜欢种柠檬和西红柿，但他最喜欢的是玫瑰和含羞草。他最爱唱的格鲁吉亚民谣则是《黑燕子伴我高飞》和《苏丽珂》。

[5]　这些格鲁吉亚酒馆“装潢破烂，环境肮脏，只提供（加奶酪的）面包、茶、葡萄酒，至多还有鸡蛋和鸡肉”。德国旅游书出版人卡尔·巴伊德克说：“那些想在这里吃到肉的人只能买下整只羊（4～5卢布）或一只乳猪（2～3卢布）。”

2　疯狂贝索

面对醉酒的贝索，索索害怕极了。“我的索索是个敏感的孩子，”凯可回忆道，“每当他听到门外传来他父亲吧啦吧啦的歌声，他便会立刻跑到我怀里，问我他能否去邻居家待着，直至他父亲入睡。”

疯狂贝索甚至为了能喝上一口酒把自己的皮带给卖了——多年之后，斯大林曾解释说：“格鲁吉亚人只有在陷入绝境时才会卖皮带。”凯可越来越恨贝索，便也越来越溺爱索索：“我总是用羊毛围巾把他包起来，让他不至于受寒。他也很爱我。当他看到他那醉醺醺的父亲时，他的眼里总会满是泪水，他的嘴唇变成紫色，他紧紧搂住我，乞求我把他藏起来。”

贝索对凯可和索索都很粗暴。儿子是格鲁吉亚男人的骄傲，然而，当“索索是杂种”的谣言满天飞时，这个儿子却成了贝索最大的耻辱。有一次，贝索狠狠地把斯大林扔在了地上，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几天里，他的尿里都带着血。“这个男孩遭受了没有缘由的毒打，可正是这一遭遇让他变得和他父亲一样冷酷无情。”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在其回忆录中说。青年达夫里舍维也记得，凯可“用母爱保护他，不让他遭受任何苦难”，而贝索则“把他当作一条狗，毫无缘由地打他”。

当索索害怕地藏起来时，贝索会吼叫着四处找他。“凯可的小杂种在哪儿？藏在床底下吗？”凯可会竭尽全力阻止他。有一次，索索跑到了达夫里舍维家，他的脸上全是血，他哭着喊道：“救命啊！快来！他要杀了我妈妈！”这位警察赶紧跑到朱加什维利家，他发现贝索快要把凯可掐死了。

贝索的暴行无疑对4岁的索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凯可记得索索很早就已经学会顽强地抵抗他的父亲。他是在自己家中学会使用暴力的。有一次，为了保护凯可，他朝贝索扔出了一把刀。索索从小就好斗，爱闹事，他是如此难以控制，以至于即便是溺爱他的凯可也必须采用体罚的手段来管教他。

“那些没有朝她丈夫挥出去的拳头施加在了她儿子身上。”一个认识他们家的犹太女人说。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她经常抽他。”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回去看行将就木的凯可，他问她为什么要打他。“这对你没有害处。”她回答道。然而，真的如此吗？心理学家相信，暴力会伤害儿童，它当然不是表达怜爱的方式。很多儿童都有过被酗酒的父亲虐待的经历，在他们成年之后，他们会重复父亲的命运：酗酒，对孩子和妻子施以暴力。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人人都会成为残酷的人。[1]进而言之，施加在童年斯大林身上的家庭暴力或许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影响，但这不是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暴力。

他们家很快就变卖了斯大林出生的那所房子，变成了流浪者。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换了9个不同的住所，在压抑的出租房里聊以度日。斯大林的童年显然并不安稳。凯可带着孩子搬到了她兄弟家，但贝索答应她，自己会改变，并把她接回来。可是，贝索“无法戒酒”，而凯可则搬进了神父恰尔克维阿尼家。

凯可发现小索索正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我想把他送去学校，可贝索不答应。”贝索想让斯大林学做鞋。1884年，贝索刚想把手艺传给索索，索索却病倒了。

那一年，天花肆虐了整个哥里地区。凯可“听见每个家里都传来哭声”。她最敬爱的庇护者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三个珍爱的孩子。这个可怜的人儿悲痛欲绝，几近疯狂”。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了下来。现在，凯可和“雅科夫教父”又有了丧子之痛这一共通点。凯可精心照料着得了天花的索索。第三天的时候，索索发起了高烧。青年斯大林继承了他母亲的雀斑和红褐色的头发，现在，他的脸上和手上又留下了天花的印迹。因此，他得到了“乔普拉”（意为“长痘疮者”“疤面”）这一绰号，而这一绰号也是他后来在奥克瑞纳中的代号。但他终究还是活了下来。母亲欣喜若狂，可她的命运却就此急转直下——贝索离她而去了。

“照顾好孩子。”贝索留下一句话便不负责任地离开了。斯大林回忆说，贝索甚至要求凯可做洗衣工，并把赚来的钱给他。“有多少个夜晚，我都以泪洗面！”凯可回忆，“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哭，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他。‘斯大林’会抱住我，害怕地盯着我的脸说：‘妈妈，不要哭，不然我也要哭了。’所以，我控制住自己，笑着吻他。然后，他就会问我要书看。”

虽然凯可失去了经济来源，她还是决定把索索送去读书——索索是他父母两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读书人。凯可“总是希望他能成为主教，因为曾经有个主教造访过第比利斯”，她“当时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盼望能多看他几眼”。每当贝索酩酊大醉地回来找她时，他总会反对她的计划：“你想让索索读书，除非先把我给杀了！”他们开始吵架。凯可说：“只有孩子的哭声才能让我们停下来。”

贝索对酒精的依赖无疑让他更加病态地被嫉妒心折磨。可是，有关他妻子无视其作为格鲁吉亚男人的尊严并公然出轨的谣言无疑加速了他的崩溃。凯可的困境自然众人皆知：叶格纳塔什维利、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和达夫里舍维警长都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了她。即便是达托——贝索鞋匠作坊里的好心学徒——也曾照料过斯大林。“二战”时期，达托曾遇到过斯大林，并和他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俄国人辱骂瘦小的索索是“蝗虫”。达托打了那个俄国人，并因此被逮捕了。可法官一笑了之，而这个家的庇护者叶格纳塔什维利因此“请俄国人吃了一顿大餐”。

凯可的生活分崩离析。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差，即便是达托也不得不离开，成立了自己的作坊。[2]“我10岁的时候，”1938年斯大林回忆道，“我父亲失去了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总是说自己走了背运。”不过，他又开玩笑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于是，他的背运反而成了我的好运！不过，当我还是10岁的时候，我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达夫里舍维聘用凯可来作女佣。她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的洗衣工，她总是待在他们家里，索索也经常在他们家吃饭。据凯可回忆，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姆都很爱索索，玛利亚姆会给他们很多吃的。或许凯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则被坐实了。“我们家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凯可说，“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总是帮助我……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安。”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支持她让索索接受教育。恰尔克维阿尼年长的孩子们正在教幼子们学俄语，凯可请求神父让他们捎带上索索。她感觉到，索索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恰尔克维阿尼的小女儿无法回答她兄长提出的问题，可斯大林却回答出来了。日后，斯大林曾吹嘘说，自己学会读写的速度比那些年长于他的孩子还要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负责教那些比他大的孩子。“索索读书这事必须严格保密，”恰尔克维阿尼的儿子科捷回忆，“因为贝索叔叔一天比一天凶，他总是威胁我们说：‘不要毁了我的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他会扯着索索的耳朵，把他拉到鞋铺。可是，一旦父亲离去，索索便会跑回来加入我们，关上门学习起来。”同时，达夫里舍维也让索索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

凯可年轻貌美，贝索疯狂暴力，难怪所有人都想帮助凯可。她想让索索成为主教，所以索索得去读教会学校。可学校只接收神父的孩子，她必须蒙混过关。据说，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做证说索索的父亲是个助祭，这才让索索得以入学。但这条轶事不见于任何档案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学校领导耳边暗示过自己或其他有罪的神父才是索索的生父。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斯大林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神父呢？

索索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凯可“欣喜若狂”，可是，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贝索却“愤怒无比”。

疯狂的贝索砸碎了叶格纳塔什维利酒馆的窗户。凯可跑去向达夫里舍维求救，结果，贝索公然在大街上用鞋匠的工具攻击这位警长。反讽的是，对于侏罗利市长而言，这件事却成为了“警长是索索生父”的证据。然而，达夫里舍维并没有逮捕疯狂贝索。据他儿子说，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他的确和“十分漂亮的”凯可有暧昧关系，他总是“十分关爱索索”。达夫里舍维只是命令贝索离开哥里。于是，贝索在第比利斯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找到了一份活儿——那里正是他开始的地方。贝索会时常想念索索，他会寄钱给凯可，请求她原谅。凯可同意过几回，但两人再也无法和好如初。

斯大林的父亲因斯大林失去了作为一个格鲁吉亚骑士，甚至是作为男人的尊严。在崇尚荣耀的格鲁吉亚，这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他变成了半人半鬼。”凯可说。他也变得自暴自弃。他从凯可和索索的生命中消失了，却从来不曾远离。

库利亚娜夫姐妹刚在哥里开了一家妇女服装店，凯可在她们的工作室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17年。她开始自己赚钱养家，试图“确保孩子幼小的内心不被悲痛所伤”——“我会给他一切”。

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格鲁吉亚骑士，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她的梦想——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骑士。他曾给晚年时的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坚强的男子必须时刻无所畏惧。”他觉得自己更像凯可，而非贝索。斯大林“爱她”，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虽然她经常狠狠地打他，他依然爱她，喜欢讲关于她的事。父亲爱我，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母亲。”然而，他开始渐渐和凯可疏远了。

贝利亚的儿子声称，斯大林“不爱他母亲”，还有些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说他骂她是“妓女”。不过，这些都是企图把斯大林妖魔化的敌对谣言。心理学家说凯可“结合了圣女和妓女的特性”，这可能给斯大林造成了困惑，并让他在此后对性感女性产生疑心。

他对凯可世俗的那一面感到震惊吗？他接受那些保护凯可的男人吗？成年后的他的确变得过分谨慎多疑，但很多人成年后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虚伪的、尚武的文化环境——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在性事方面却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

据伊利马什维利——他和索索及凯可都相熟，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证人——说，索索“只愿为一个人献身，那就是他的母亲”。然而，他们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凯可无所不言，并且说起话来带有嘲讽色彩。贝利亚的儿子曾说起她“从不犹豫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以及她希图控制斯大林的欲望。她对他的爱，正如他对自己儿女和朋友的爱，是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儿子过于相像正是问题的根源。

不过，斯大林也以自己的方式体认了母亲灼热的爱。在“二战”期间，他曾和朱可夫元帅聊起过她。他笑着聊起凯可对自己的溺爱，说她直到他6岁之前，都不曾让他在眼前离开过半步。

1888年晚些时候，10岁的索索兴高采烈地入学哥里教会学校[3]。这所学校位于新建的火车站边上，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红砖建筑。虽然凯可的生活十分艰辛，她依然竭尽全力确保索索不被那些富裕的神父之子瞧不起。相反，在全校150位学生中，索索的穿着是最考究的。

因此，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那些学生们依然记得斯大林第一天入学时的样子。“在众多同学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男孩。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阿卡路奇（格鲁吉亚人的正式外套）和崭新的高筒靴，系着宽大、紧实的皮腰带，头戴尖顶帽，上了漆的帽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来成为索索朋友的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他又瘦又矮，穿着紧身裤和靴子，上身是一件打褶的衬衫和一条围巾。”他还背着一只“红色印花棉布书包”。瓦诺着实吃了一惊：“整个班里，甚至整个学校里都没人穿得像他那样。同学们都好奇地围在了他身边。”这个家境最贫寒的孩子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成为了哥里的小明星。那么，到底是谁为这身漂亮衣服买了单呢？神父、酒馆老板和警察肯定给了份子钱。

斯大林虽然穿得漂亮，但惨痛的童年让他显得格外强硬。“我们都害怕他，避免和他接触。”伊利马什维利说，“但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成年人的味道”，而他又总是“特别热情”。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孩子，当他高兴时，“他会以最古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会打响指，大声喧哗，单腿跳来跳去！”[4]无论是吹捧斯大林的文字，还是诋毁他的论述，所有涉及其童年的回忆录都一致同意，即便是在10岁的时候，斯大林已然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了。

就在这一时期，或许是当他刚刚开始读书时，他又险些丧命黄泉。“那天早上，我送他去上学时他还好好的，”凯可回忆道，“可是，那天下午，等他们把他送回家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在大街上被马车撞了个正着。男孩们喜欢玩“捉小鸡”，他们会在马车奔驰而过时一把抓住它的车轴。或许斯大林正是因此受的伤。可怜的母亲再次“害怕得快要疯掉了”，不过，医生免费治愈了他——或许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偷偷付了钱。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凯可甚至还请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此人在平日里是个理发师。

他已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了：他的脚趾相连，脸上有痘疮，还被传言是个杂种。而这次和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让他变得越发古怪，也越发多疑而又内向。事故对他的左臂造成了永久性的创伤，这意味着他再也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格鲁吉亚斗士了——据他自己说，他再也无法正常跳舞，不过，他依然可以打架。[5]另一方面，残疾也让他免于“一战”的征兵，他不会死在战壕里了。但凯可所担心的却是这位未来主教的前途。她问他：“儿子，当你成为主教后，你的手怎么能握住圣杯呢？”

“别担心，妈妈！”索索回答，“我的手臂在我成为神父前就会痊愈，到了那时候，我连整个教堂都举得起来！”

哥里完全是一片处于沙皇统治之外的法外之地，“捉小鸡”根本不是男孩在街头会遭遇的唯一危险。于是，优等生斯大林过上了双面人生——他是唱诗班的歌手，也是街头孩子王；他是穿着考究的、母亲的乖宝宝，也是淘气鬼。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儿子科捷回忆说：“每一天，不是有人把他给打了，让他哭着跑回了家，就是他把别人给打了。”哥里就是这样一座暴力之城。

[1]　斯大林不会对妻子或孩子动粗，但他依然是个“具有毁灭性”的丈夫和父亲。他的两任妻子都早逝，他至少得负部分责任。他没有与自己的非婚生孩子相认，不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长达15年，之后又恐吓他。他的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次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他过度提拔了瓦西里，结果反而导致他的毁灭。他有时会打瓦西里耳光，然而，其结果便是，他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不可控制的小独裁者。瓦西里成了无可救药的酗酒者，这或许是继承了贝索的基因。斯大林倒是很爱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但那也仅仅局限于斯维特兰娜小时候。他曾经打过她一巴掌，那是因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她和一个40岁的已婚男子偷情。如想了解斯大林的第二次婚姻及其后代的命运，请参见本人的《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50年之后，当斯大林于1940年让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后代邀请达托前来莫斯科团聚时，他依然是个鞋匠。参见本书尾声。

[3]　这个学校至今仍存在，并于2006年进行了翻修。在赫鲁晓夫于1956年去斯大林化之前，学校门口还树立着一块碑，其上铭文为“伟大的斯大林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在此教会学校学习”。

[4]　这是彼得·卡帕纳泽对斯大林的回忆。卡帕纳泽是他在这时期的密友，在此之后，两人也一直维持着朋友关系。20世纪30年代，卡帕纳泽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不过，上述这段回忆却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被删去了——笔者是在该书原稿中找到这段文字的。

[5]　关于左臂残疾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有很多说法：被雪橇撞了，先天残疾，童年时因病感染，和人摔跤受伤，在基亚拉因一个女人和别人起了争执，被马车撞伤，被父亲打残——所有这些（除了先天残疾）都缘于斯大林本人。残疾的缘由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是因为斯大林遭受过两次创伤：其一是目前所叙的这次，发生在斯大林刚入学时（据凯可的说法），或在斯大林6岁时（根据之后的健康报告），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没那么严重，但其影响直至斯大林成年后才显现；另一次则发生在不久之后，那次的伤比这次严重得多，斯大林不得不前往第比利斯接受治疗——事故造成了腿部残疾。凯可写回忆录时已80岁了，她貌似把两起事故混淆了。

3　拳击、摔跤和唱诗

现在，小斯大林终于得以逃离凯可的掌控，在哥里——这座充斥着酒精、祈祷和斗殴事件的自由、暴力之城——的大街上度过他的闲暇时光。

索索当然不想待在这个又黑又穷的家里。据他家的熟人、斯大林的唱歌教师西蒙·果戈兹利泽回忆，“凯可日复一日地坐在她那快要散架的缝纫机旁”，而他们家中除了“两把木质沙发、几把凳子、一盏台灯和一张放满了课本的桌子”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小小的家“总是很整洁”，但斯大林睡的仅仅是一张木板床。“随着他越长越高，他母亲便会再加一块木板让床变得更长”。现在，索索已经学会抗拒自己的母亲了。“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淘气而又令人骄傲！”她抱怨道。

他是个典型的哥里人。在格鲁吉亚，哥里人以自吹自擂和好斗尚武出名。当时的哥里仍保留着一种“别致而又野蛮的风俗”：当两个无赖在大街上起了冲突时，没有人应该去阻止他们，而他们的斗殴也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在这座城市里，酒精、祈祷和恶斗是水乳交融的，喝醉了酒的神父经常充当一场斗殴的裁判。哥里的酒吧简直就是暴力和犯罪的大熔炉。

这种野蛮风俗源自于中世纪。当时的格鲁吉亚深陷于战争，打架作为一种军事训练而被推崇。而现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当局则想禁止这种伤人伤己的运动。虽然俄国在这里安扎了士兵，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和他的手下却抱有不合作的态度：没人能够整治哥里这片无法无天之地。在这种环境下，年轻人会在打斗中被奔跑的马匹或马车撞到也不足为奇了。以心理分析为依据的历史学家会说斯大林的人格深受其酗酒的父亲的影响，而哥里的街头暴力文化也同样对他影响深远。

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造访过哥里。他如此写道：哥里“风光别致，民风古朴。那里的天气湿热难耐，湍急的库拉河咆哮而过，不远的山上有依山而建的建筑，远处的高加索山上，冰雪长年不化”。

哥里角塔状的黄砖城堡应该是由塔玛拉女王于12世纪建造的。后来，她的帝国分崩离析，哥里由此变成格鲁吉亚一个行省的首都。[1]它离中亚仅有一步之遥。前往第比利斯的骆驼商队会经过这里。可是，随着1871年通往黑海的火车通行，这座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没落了。它变得混乱不堪，死气沉沉，彪悍的民风长期无法根除。哥里只有一条大街（沙皇大道，现改名为“斯大林大道”）和一个广场。牛群在蜿蜒的小巷里漫步，明沟式的排水管让巷子长期被污水所淹没。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玩耍。它有7000人口，其中一半是像朱加什维利这样的格鲁吉亚人，另一半则是卡莫家那样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大多数为商人。这里只有18个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哥里被分成了两个街区，这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两支拳赛队伍：分别是俄人区队和城堡区队。

拳赛、摔跤锦标赛和校园学生群架是哥里的三大传统打斗项目。每当节日来临，比如说圣诞节或者是大斋节前的狂欢节，两支队伍都会组织盛大的游行。异装癖或演员们会坐在骆驼和驴子上扮演“狂欢节之王”，他们会在穿着花里胡哨的乐队和歌手的簇拥下，来到哥里的大街上。在庆祝1634年格鲁吉亚战胜波斯的基诺巴狂欢节上，一个演员会扮演格鲁吉亚沙皇，而另一个则会扮演波斯国王——人们会朝他扔水果，然后把他扔进水里。

每个家庭里的男人——从男孩到长者——都会参加游行。他们会喝酒、唱歌直至深夜，那个时候，狂欢节的高潮终于来临了。这是一项被称为“krivi”的“自由拳击”运动，是“有规则的大规模的一对一”：首先，年仅3岁的儿童会和他的同龄人摔跤，接着是比他们稍年长的男孩，然后是青少年，最后，成年人也加入了这场“不可思议的战斗”。整个城市完全失控了，其后续效应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在学校里，不同班级之间也打了起来。商店经常遭到打劫。

哥里人最喜爱的比赛是摔跤锦标赛。其选手争夺冠军的过程有点像《圣经》中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这项赛事的规则倒是挺公平的。锦标赛会在特制的拳击场里举行，比赛过程中还有一支唢呐乐队助兴。富有的王子——比如说地主阿米拉科瓦里王子——和商人，甚至是村民，都有自己的摔跤冠军。在当地，摔跤冠军很受尊重，人们都敬称他们为“帕拉瓦尼”（palavani）。斯大林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得过冠军。不过，帕拉瓦尼叶格纳塔什维利已经老了，而且成了富人，他养了自己的摔跤冠军。斯大林一直以其教父在摔跤场上的成就为傲。晚年时的他曾经吹嘘道：

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是名扬卡特里的摔跤手，不过，三人之中最强壮的还属雅科夫。

阿米拉科瓦里王子有个保镖，是个身材高大的车臣人。他参加了哥里摔跤比赛，并打败了所有人。于是，哥里人找到了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雅科夫说：“让他先和季卡打；如果他打赢了季卡，再让他和我哥哥西蒙打；如果他连西蒙都赢了，那就让我来对付他。”可是，车臣巨人连季卡这一关都没过。

有一次，正值哥里宗教节日时期，一帮匪徒戴着羊皮帽子、怀里揣着匕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这里。

他们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的酒馆，却又想吃霸王餐。斯大林回忆说，他们这些孩子着实吃惊地看着季卡·叶格纳塔什维利“一拳击倒了其中一个，又从另一个人身上拔出匕首，用它的刀柄击倒了那人。第三个匪徒只好乖乖买了单”。

学校的顽童经常在哥里大教堂大道上斗殴，教会学校的男孩们也会加入。学校对斗殴明文禁止，参与者会遭到监禁甚至开除的处罚，“但索索依然乐此不彼”。而他的数学和地理老师伊卢里泽则会在一边激动地观战，高喊着：“上啊！上啊！干得漂亮！”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被斗殴殃及，血溅街头，不过他全然不顾。

“小斯大林在拳击和摔跤方面颇有成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2]有一次，他的唱歌老师看到他组织摔跤比赛，却伤到了自己那条本已十分脆弱的手臂。“那本来是一场摔跤比赛，但渐渐变成了实打实的斗殴，”老师回忆道，“他们互不相让，互相伤害。”索索的手臂肿了起来，他无法再遵守规则了。

他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曾和他在操场上交过手。这次比赛被宣布为平局，但就当伊利马什维利转头离去时，索索突然冲了过去，把他扔进了草丛。索索不怕挑战比他更为强壮的对手。当他被那些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时，凯可总会跑去警长那里求救：“天哪，他们要把我儿子杀了。”无论斯大林的搏斗技巧如何，他无疑是当时哥里穿着最为整洁的街头拳击手。“有时，他母亲会给他戴上宽大的白领子，可是，一旦她转头离开，他便会把领子摘下来，藏进口袋里。”

一对一摔跤无法消耗男孩们所有的精力。他们把真正的精力投入到了团伙斗殴中。“我们家乡的孩子会据其所居住的街道或地区加入不同的团伙，这些团伙永远处于敌对状态。”不过，这些团伙也是大熔炉。“哥里的孩子们在街头接受不分宗教信仰、民族和家境的集体教育。”像斯大林这样的穷小子会和著名将军的儿子阿米拉科瓦里王子一起在街上玩耍，后者甚至想教斯大林游泳。孩子们全副武装，身上满是刀子、弓箭和弹弓。他们过着自由的，甚至是狂野的生活：在河里游泳，唱他们最爱的歌，在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果园里偷苹果，恶作剧地把农家洗劫一空。有一次，斯大林甚至在王子的果园里放了一把火。

“索索淘气极了，”比他年轻的朋友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道，“他总是在街上跑来跑去。他喜欢他的弹弓和自制的弓箭。有一次，一个牧人正在赶牛群回家，索索突然跳了出来，用弹弓击中了一头牛的额头。那头牛惊慌地奔走了，牧人想去追索索，却发现他已经消失了，影儿都没有。”[3]“他会像一条鲶鱼一样从我手里溜走，”他的另一个同学写道，“我根本没法抓住他。”有一次，索索竟然用炸弹引爆了一家商店。“他母亲经常听到有人骂他。”

索索喜欢带领他的团伙爬上哥里瓦里山——山上有座“高耸的黄墙城堡”——陡峭的山坡，在山上唱歌、打架、讨论宗教和欣赏风景。“他喜欢大自然。”优利斯特斯西岩城——洞穴之城——仅在10公里之外。这里的山坡陡峭，刚开始时，斯大林没能爬上山顶。可是，据伊利马什维利说，他锲而不舍，有一天终于登顶了。

他对其他团伙的孩子很残忍，却会保护自己的手下。在学会游泳之后（由于左臂残疾，他从来不是一个游泳健将），他曾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孩子推下库拉河。这个孩子差点溺水而亡，后来向斯大林提出抗议。“好吧，”斯大林回答说，“可是，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就必须学会游泳。”有一次，他的同伙被另一个团伙袭击了，他“用石头砸他们，直至他们撤退”。还有一次，索索看到一个朋友挨了打，他对朋友吼道：“为什么你只会像头呆驴一样站在那里？你应该反击！”然后，他击退了那个对手。

据年轻的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经常挑衅“比他年长，也比他壮的”男孩。他已经会争风吃醋了。他手脚不灵便，跳不好格鲁吉亚人的勒库里舞，所以他会把跳得最优雅的那位绊倒。

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索索有其所属的团伙，但他又经常背叛自己的团伙领袖，参加敌对的团伙。”其团伙领袖说斯大林“破坏了我的权威，并试图颠覆我的领导”。在伊利马什维利看来，这是因为“所有年长或更为强壮的人都喜欢掌控别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人总是怀有报复之心”。在他逃脱母亲的掌控之后，斯大林便决心要做一个领袖——即便那时他还小。

父亲对他的殴打和自责、母亲对他的溺爱，以及他本人的聪慧和傲慢——所有这些都使他深信，自己永远是对的，且必须被服从。而他的自信的确颇有感染力，为他赢得了拥趸。其中一位拥趸是他母亲亚美尼亚族朋友的儿子，此人名为西蒙·“申克”·特尔—彼得罗相，也就是之后的卡莫。卡莫家境富裕。他的父亲是个军火商，刚从亚历山大二世对希瓦和布哈拉汗国的战役中大发横财。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成了索索的跟屁虫时，他愤怒地问自己的女儿：“这个身无分文的、没出息的斯大林到底有啥好的？难道哥里就没有体面点的小伙了吗？”哥里貌似的确没啥体面的男孩。

“只要你听从他的指挥，他就会对你很友好。”伊利马什维利说。有一次，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偷吃圣餐面包被一个男孩举报了，斯大林对这个男孩采取了幼稚的报复行动——这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在未来所执行的“大清洗”。他“诅咒他，骂他是个叛徒、间谍，把他逐出团伙，然后又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索索真是个一心向着朋友的人”。

斯大林对大好山川抱有激情，也经常以此赋诗。可是，他对人类却缺乏同情。警长的儿子说，这“像极了他的母亲”。他总是冷静、谨慎，可是，“当他愤怒时，他会变得残忍，满口脏话，把事做绝”。他所顾忌的没有别人那么多，他所牵挂的也比别人来得少，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极端主义者。

学生的街头斗殴是合法的。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会参与每年一度的狂欢拳击赛，也不只是因为哥里人会就摔跤比赛下赌注，还因为这些男孩们是在扮演那些在附近山区中抵抗俄国人的格鲁吉亚绿林好汉。在哥里人看来，他们都是英雄。那时，沙俄帝国对他们的迫害已经蔓延到了学校。

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温和的人，他对格鲁吉亚的政策相当开明，可是，他被谋杀了。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则很冷血，他倒行逆施，治国理念更为保守。最终，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团结在一起，反抗沙俄。沙皇决定，所有格鲁吉亚孩子都得学习俄语[4]——这就是斯大林在恰尔克维阿尼家学俄语的原因。

当他于1890年9月入学时，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憎恨新沙皇的政策。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用格鲁吉亚语来对话。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由于都说不好俄语）我们只好在这个‘儿童监狱’里闭口不言。我们爱我们的祖国，也爱我们的母语……他们认为我们格鲁吉亚人低人一等，因此向我们强制灌输俄国文化。”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说格鲁吉亚语，他“会被罚站，举一整个上午木板，或者被关进漆黑一片的监禁室，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直到那天深夜”。

俄语教师是穿着俄国制服——系有金色纽扣的紧身上衣和尖顶帽——的学究，这些残酷无情的人[5]对格鲁吉亚语充满蔑视。不过，有一位教师倒是备受学生爱戴。唱歌老师西蒙·果戈兹利泽是个好心肠的花花公子，他总是穿戴着最时髦的服饰：鞋罩、尖角的领子和胸花。女学生们都暗恋他，甚至为他写歌。他最喜欢的唱诗班歌手就是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的关爱是全方位的。“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便学会了唱歌，并开始给指挥帮忙。我们唱的歌里有很多独唱的部分，而索索总是独唱的第一人选……”这位浪漫的老师记得，索索不但有“优美甜蜜的嗓音”，而且“表演出色”。人们经常请斯大林去婚礼上唱歌，“当他放声歌唱时，所有人都会静静地聆听。他们会说‘朱加什维利家这个孩子的嗓音实在太令人吃惊了’”。每当斯大林“穿着白长袍走上讲坛用他那优美的男高音歌唱时，所有人都会很开心”。

在其入学后的最初几年，虔诚的斯大林基本上没错过一次弥撒。“他不但参加了仪式，也总是提醒我们它们的重要性。”他的同学A．切利泽回忆。另一个同学苏利阿什维利记得，斯大林和另外两个男孩“穿着白长袍，双膝跪地，仰望天际，用天使般的嗓音歌唱晚祷，其他的男孩则仿佛已被歌声迷倒，陷入到了一种非现世的喜悦之中”。他是“教堂中读赞美诗最优美的一位。其余孩子只有在接受过索索的指导后才能朗读”。老师们对他颇为感激，因此送了他一本《诗篇》，上有题词“献给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为了你所取得的出色进步和良好行为，以及你优美的歌声和朗诵”。

索索在绘画和表演方面也颇具天赋。他对表演的爱好持之以恒。他曾参加过一次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滑稽戏表演。“索索的表情让场下的观众哄堂大笑！”那个时候的他也开始写诗了——他不是给他的朋友写信，而是写诗。[6]

与此同时，他也是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很聪明，”他的唱歌老师说，“我不曾记得他考过低于5S（相当于A）的分数。”索索“会在闲暇时间读书”。他“经常把书夹在腰带里面”，他也喜欢帮助差生学习。“他从来没逃过课，也没迟到过，他的目标永远是第一名。”他的同学彼得·阿丹什维利说。而斯大林对这位同学的建议则是：“天天向上，切忌懒惰，不然你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

即便是那些对格鲁吉亚抱有偏见的教师也对斯大林的表现刮目相看。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经常会提前结束社交生活回家备课，因为“如果他不好好准备（明日的课程）的话，那个叫朱加什维利的肯定会将他一军”。[7]斯大林对同学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每当他做值日生时，他会记下所有迟到或偷懒的人。于是，其他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宪兵”。

不过，这位备受老师喜爱的优等生绝非唯唯诺诺之辈。有一次，学校组织远游，有个学生竟然背着督察布特尔斯基淌过了溪流。斯大林嘲讽他道：“你难道是头驴吗？就算他是上帝，我也不会背他，何况他只是一个督察。”还有一次，敬爱的果戈兹利泽试图说服他唱一首他不喜欢的歌，结果他那一整天都没有出现过。

拉夫罗夫——此人是学生们最为憎恨的老师，他禁止一切和格鲁吉亚有关的事情——提拔斯大林做他的“助手”。但很快，拉夫罗夫便后悔了。拉夫罗夫逼迫“助手”斯大林向他告密到底谁还在说格鲁吉亚语，这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和几个18岁左右的胆大孩子联合起来，把这位教师骗到了一个没人的教室里，并威胁要杀了他。在此之后，拉夫罗夫就蔫了不少。

在四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觉得唱诗班应该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唱歌老师听到斯大林“分配任务——他让一个男孩集资，另一个男孩预约摄影师。等到万事就绪，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斯大林）捧着一大束鲜花到来，他命令男孩们把鲜花小心地插在纽扣眼上，以待摄影师拍照”。

然而，索索的学生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疯狂贝索酩酊大醉地出现了，把他带走，命令他学习做鞋子。凯可向她的庇护者们求救：“我向全世界求救，我的兄弟、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还有老师……”终于，贝索“把儿子还给了她”。但是，贝索依然经常“闯进学校，醉醺醺地把索索带走”。于是，索索只好穿上凯可兄弟的衣服，偷偷溜进学校。当贝索找上门来时，“所有人都会帮他躲起来，告诉愤怒的贝索，索索没有来上课”。

和政治家斯大林一样，学生斯大林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伊利马什维利总结道：“索索·朱加什维利是最优秀的学生，可也是最淘气的学生。”少年斯大林业已战胜了很多厄运。然而，就当他开始在校园里茁壮成长时，命运又扼住了他的喉咙，企图将他毁灭。

[1]　因此，哥里四周都是像马克兰斯基·巴格拉季昂王子和阿米拉科瓦里大公这样的贵族的庄园。格鲁吉亚有很多贵族——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6%——但他们都很穷，因此相互联系较为紧密，不像俄国贵族那样自主和独立。高加索总督米克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在附近的博尔若米有一幢哥特式的利卡尼宫，直至俄国革命之前，这些罗曼诺夫贵族都会在这里消暑。在斯大林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对回归故乡哥里鲜有兴趣。不过，在苏俄内战后的第一个假日，他和他当时年轻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回到过利卡尼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随着健康情况的恶化，他曾最后一次回到过格鲁吉亚。那一次，他也住在了利卡尼宫。这个宫殿的确相当漂亮，但是，对于斯大林而言，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它象征着一个当地穷孩子的成功。目前，利卡尼宫是格鲁吉亚总统的夏日别墅。

[2]　多年之后，即便斯大林已经老去，他依然对自己的摔跤水平颇为自豪。“二战”之后，他遇见了铁托元帅。当时的铁托又年轻又帅气，让斯大林自觉老弱。突然，他把铁托举了起来，夸口道：“我还有的是力气。”铁托着实吃了一惊，不明白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不过，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展现他在哥里学会的摔跤技巧。

[3]　这些故事是由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和他的侄子桑德罗忆叙的。在他们的回忆里，斯大林是个可怕的小混混，他不但打架闹事，还会干扰甚至破坏那些工人阶级的生活。我是在档案库里找到这些回忆录的，当然，它们没有被出版过，也没有在任何有关斯大林的传记中出现过。

[4]　这条明令让斯大林从小就对沙俄有抗拒之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却为他日后执政苏联奠定了基础。他的俄语虽然从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格鲁吉亚口音，但对于帝国首脑而言，已经及格了。

[5]　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便很典型。他身材矮胖，留着一簇红胡子，对学生们吹毛求疵。当他听到有人说格鲁吉亚语时，他会大喊：“别说那种语言！”

[6]　斯大林绝对是政治家中的出色演员。那些熟悉他的巨头经常觉得他是在演戏：赫鲁晓夫说他是“戴着假面的”人；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至少有四五副不同的面孔；米高扬和莫洛托夫都曾多次觉得斯大林是在做戏。他对绘画的兴趣则没有像对表演那样持久。在此之后，他经常会在开长会的时候在笔记本上画狼群。那是这一爱好得以保留的唯一迹象。

[7]　在他的一生里，斯大林对下属与对自身一样严厉。他要求他们时刻做好准备。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左右臂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曾说，每次他准备和斯大林开会时，就像一个准备功课的学生。笔者在档案里找到了一份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亲手写给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当时，他俩都是苏联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便条：“塞尔戈，明日召开有关银行改革的大会。你准备好了吗？你必须做好准备。”在“二战”期间，他会把任何没有准备好的人摧毁。

4　一场哥里的绞刑

1890年1月6日，主显节过后不久，在唱歌老师果戈兹利泽的带领下，唱诗班走出教堂，前去为驻扎哥里的俄国部队唱赞美诗。就在这个时候——果戈兹利泽回忆道——“没人看到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入了人群。其时，12岁的斯大林正在过马路。“马车撞在了他身上，一根杆子击中了他的面部，他倒在地上，（轮子）碾过了他的双腿。人群聚拢在他周围，他已经失去意识，我们赶紧把他抬走了。”马车夫被逮捕了，后来被判入狱一个月。凯可再一次看到她儿子血污满面地回到了家。他醒了过来，安慰绝望的母亲道：“不要担心，妈妈。我没事，我不会死的。”

可事实上，他受了重伤。他被送去首都第比利斯，并因此辍学长达几个月。他的腿由此落下了残疾。多年之后在神学院里，他曾抱怨过“隐隐作痛的双腿”。而即便双腿不再痛了，他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总是一瘸一拐的，这又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个绰号“长痘疮者”（“乔普拉”），现在，人们叫他“跛腿者”（“格扎”）。他比以前更渴望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对困难的克服令他信心倍增。

这起事故也带来了贝索的报复——凯可不得不通知他儿子受伤了，而鞋匠也来到第比利斯的医院看望索索。可是，贝索依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不听话的家庭之上。索索刚刚恢复，贝索便绑架了他，并给他在自己的单位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报了名，让他去做学徒。

“你想让我儿子成为主教？除非我死了，不然他就不可能接受教育！”贝索对凯可大吼，“我是个鞋匠，所以我儿子也会成为一个鞋匠。”

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有80个强壮的苦力工人。贝索和他的儿子与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却只能领到低廉的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被水淹了的地窖、悬在头顶上的晦暗的煤气灯，还有令人作呕的制革的味道。即便是沙俄当局，也为阿德尔汉诺夫鞋厂这座阴暗的四方形工厂里的童工担心。索索和父亲一起住在阿弗拉巴尔的工人阶级社区，从那里到工厂步行即可。每天，索索都会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座桥，米特凯城堡监狱就在附近。上班的时候，索索得把鞋子从工厂运到离埃里温广场不远的仓库。讽刺的是，虽然此后斯大林将其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但除却在他父亲位于哥里的作坊短期工作过外，在鞋厂的这段时间是他唯一的工人经历。如果贝索成功把儿子改造了的话，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斯大林，因为他将是一个文盲。斯大林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功，是因为他把街头暴力和古典教育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了一起。

“所有学生都想念索索，”唱歌老师说，“可是，最思念他的还是凯可。”这位可敬而又美丽的母亲再一次行动起来，找到了她的同盟。她和学校的老师、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以及叶格纳塔什维利一起赶到第比利斯，他们所有人都试图说服贝索放过索索。这件事情甚至传到了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耳朵里，主教愿意为索索提供一个第比利斯的教堂唱诗班职位。凯可的心意已决。贝索出离愤怒。他们问起索索本人的意见。他说，他想回哥里的教会学校学习。于是，神父们把孩子还给了凯可。贝索发誓不会再给这个家庭一分钱，并且再也不会理他们了。

凯可说：“时光荏苒，我再也没见到过贝索，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令我高兴的是，即便是没有他，我也把这个家养活了。”不过，贝索还会再次归来。他会最后一次试图毁坏斯大林的生命——直至彻底消失。

回到学校后的斯大林依然是（用他母亲骄傲的话来说）“优等生”。没有贝索的资助，凯可很难付清学费。她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工作，把身边认识的人的活儿都揽了下来，接着又去找新的。她开始为瓦西里·别利亚耶夫——为人正派的学校董事会主席——做清洁工和洗衣工，得到一个月10卢布的工资。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作出的贡献更多。在别利亚耶夫主席、凯可的庇护者，以及敬爱的唱歌老师的推动下，学校不但让索索重新入学，还给他颁发了3卢布30戈比的奖学金。

事故造成的创伤、贝索对他的绑架，以及工厂严酷的生存环境已经让索索身心俱疲。回到哥里后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肺炎。他的唱歌老师说，他母亲“又一次几乎要失去他，可他还是挺了过来”。这次，学校把奖学金翻了个倍，给了索索7卢布。总是以索索为傲的凯可回忆说，即便是在他因病发着烧的时候，他还会发着呓语：“妈妈，让我回学校，不然的话，伊卢里泽老师会给我低分的……”

那一整年里，斯大林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危难。终于，他恢复了，重新活力四射地回到了学校。不过，他也变得更加叛逆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受罚。”伊利马什维利——他俩是唱诗班三人组的成员——回忆说。索索组织了一场针对遭人憎恨的督察布特尔斯基的抗议行动，而此次行动几乎演变成一起暴动——“这是索索组织的第一场革命。”

由于经济拮据，索索的母亲不得不搬进苏贝尔纳亚街上的一个烂屋子。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这座房子“又老又旧，还很脏”，它的屋顶漏风漏雨。“房间里的灯光永远暗淡。屋里散发着霉味，混杂着雨水、潮湿衣物和厨房的味道，没人能逃脱。”不过，斯大林可以。他终于有更多理由和他的团伙一起在街头和哥里瓦里山上厮混了。

他依然是唱诗班里最优秀的歌手，但也开始关注穷人的困境并质疑自己的信仰。他和三位神父的孩子成为了密友。他们是拉多·克茨霍韦利和瓦诺·克茨霍韦利（两人会对他的未来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及和斯大林一样跛腿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1]。在此后不久，克茨霍韦利一家中的哥哥拉多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告诉索索，他曾在那里指导了一场起义，而他因此被开除了。这些新朋友和他们带来的书为斯大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不过，他依然梦想成为神父，帮助穷人。然而，他终于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在拉多·克茨霍韦利富有魅力的号召下，索索宣称要成为一个改变穷人境遇的本地官员。

他读了很多书。如果发现同学手里有他想读的书，他就会把它偷走带回家。13岁那年，拉多·克茨霍韦利把索索带到了哥里的一家小书店里。他花了5戈比办了一张借书卡，然后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被它吸引了，彻夜长读，忘记了睡觉。

“是时候睡觉了，”凯可说，“快睡——马上就要天亮了。”

“妈妈，我太爱这本书了，我必须把它读完……”随着斯大林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信仰渐渐动摇了。

有一天，索索和他的朋友们——包括格里沙·格鲁吉泽——躺在草坪上聊天。他们聊起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公平。索索突然说出了一段话，这让他的朋友们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他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都被骗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肯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索索！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格里沙惊呼道。

“我借你看本书，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种起源》递给了格里沙。

索索对谋求公正的渴望、对绿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欢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诗，并能背诵他的杰作《克黑苏的祖国》。“那首诗棒极了。”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学生们开始自己学写浪漫主义的诗歌。他们会围绕在斯大林的周围，热烈地讨论着各种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坠入了爱河。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孩而言，爱情的降临很正常，可是，他的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他爱上的是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女儿——他们家住的房子正是从恰尔克维阿尼神父那里租的。“他是在拉丁语初级班里爱上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的，”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说，“他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嘲笑自己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当她上俄语课时，“我经常假装路过，并加入到课堂中去。”50年后，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她回答不上问题，我帮助了她……”我们无从知晓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是否也爱斯大林，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他们儿时便已很亲密。据女孩的哥哥科捷说：“他和我妹妹争洋娃娃玩。他把她弄哭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和好了，像一对真正的朋友那样坐在一起看书……”

1892年2月13日是斯大林终生难忘的一天。在教会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前去参观“19世纪晚期哥里最引人注目的场合”。老师们希望这个恐怖的场景会让“男孩们心怀敬畏和恐惧”——这是一场绞刑。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山脚下的库拉河畔，三座绞刑架树立了起来。很多哥里人前来围观，其中穿着制服的教会学生格外显眼。然而，等到他们真的见证这一幕时，他们都被“吓坏了”。

被行刑者先前偷了一头牛，继而又在被追捕的过程中杀了一名警察。可是，男孩们了解到，三个死囚只是“被地主压榨的农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进了森林”，以小偷小盗为生。他们只会偷当地地主的东西，还会帮助其他农民。斯大林和彼得·卡帕纳泽都不明白，既然神父们都以十诫教诲他们“汝不能杀戮”，这些人又为何要惨遭绞刑。他们看到一个神父拿着巨大的十字架站在绞刑架边，他们更加错愕了。

男孩们都颇为吃惊。“索索·朱加什维利和我，以及其他四个学生爬上了一棵树，从那里远眺令人恐怖的场景。”格里高利·拉兹马泽回忆道。（不过，警长达夫里舍维禁止他儿子参加。）人群中还有另一个观众，此人将在之后成为斯大林的朋友并被斯大林提拔，那便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当时，高尔基还只是一个记者，之后却成为了苏俄最为著名的作家。

哥里人同情这三位勇敢的高加索好汉——他们中两人是奥塞梯人，另一个则是伊美利田人。沙俄当局为了展示自己对当地的统治而对他们处以极刑，可年轻的达夫里舍维则称他们为“神圣的烈士”。人群开始不安起来，两队俄国士兵把广场牢牢围住。鼓点敲响。“穿着制服的官员们在绞刑架周围滞留不去，”高尔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们神情严肃、阴沉，对人们充满敌意。”他们有理由感到紧张。

三个戴着脚镣的死囚走上绞刑架。其中一个和另外两位分开了——他被赦免了。神父为两位即将接受绞刑的死囚祈祷：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则拒绝接受。两人都想喝口水，抽上一支烟。桑德罗·库布卢里沉默不语，而塔托·亚奥什维利——英俊而又强壮的“匪帮领袖”——冲着观众大笑，甚至无畏地和他们开起了玩笑。高尔基写道，他靠在“绞刑架的栏杆上，和那些来看行刑的人们聊起了天”。人群向穿着一身红衣的蒙面绞刑吏丢石头，而后者则把死囚送上高脚凳，收紧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桑德罗捏了捏自己的胡子，自己调整了一下套索。时间终于到了。

绞刑吏踢掉了高脚凳。正如很多在沙皇当局镇压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对绞刑的执行颇为拙劣：桑德罗的绳索断掉了。围观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红衣绞刑吏再次把他送上高脚凳，把一条新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终于，他死了。对塔托的行刑也进行得颇不顺利。

村民和学生们四散而去。斯大林和他的同学讨论，这些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们的灵魂到底何去何从呢？他们会进地狱吗？斯大林安慰同学们道：“不会的。他们已经被处以极刑了，如果他们再遭惩罚，那将是不公平的。”男孩们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后世的传记作者经常描写这场绞刑，说它刺激了斯大林，让他日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可是，我们所能知的仅仅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男孩们同情这些格鲁吉亚法外之徒，也憎恨压迫他们的俄国人。如果一定要下结论的话，与其说目睹绞刑让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还不如说让他成为了一个叛逆者。

终于，索索是时候要离开哥里了——他很快就要从教会学校毕业。黎明时分，凯可经常会坐在他的床头，充满爱意地端详这个还在睡梦中的聪明的孩子。“我的索索长大了。”她说。但他们依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相处。“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他总是在我身边。即便当他生病时，他也会在我身边读书。他唯一会离开我的娱乐活动是沿着河去爬哥里瓦里山。”

然而，凯可意识到，如果想让索索实现她的梦想，必须放他离开。“我们俩相依为命，可是，他对知识的渴求要求他离开我。”的确，斯大林从始至终都是个好学的人。[2]在完成教会学校的学业后，他的目标便只剩下一个，那便是帝国南方的第比利斯神学院。1893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的所有老师——特别是西蒙·果戈兹利泽——都向神学院推荐了他，可他还是遭遇了一个难题。

“有一天，索索哭着回到了家”，找到了他母亲。

“儿子，你怎么了？”凯可问。

索索解释说，第比利斯神学院发生的抗议行动及其所导致的学院暂停招生——部分是由索索激进的朋友拉多·克茨霍韦利所引发的——意味着“那个夏天，学院不再招收非牧师之子的学生，而他则将因此虚度一年”。

“我安慰了他，”凯可说，“然后立刻穿好衣服出门。”凯可戴上了她最漂亮的头巾，前去请求索索的老师和庇护者们给予帮助。唱歌老师愿意收索索为徒，让他就读师范学校。可是，凯可一心想让索索读最好的学校，也执意让他成为神父，这便意味着索索非神学院不去了。

凯可带着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刚上路时，索索很兴奋。可是，当他们坐上火车，踏上前往第比利斯的72公里的旅程时，他却突然哭了。

“妈妈，”索索哭着说，“当我们到了那里后，如果爸爸找到了我，又逼我学做鞋呢？我想读书啊。让我做鞋匠还不如让我去死。”

“我吻了吻他，”凯可回忆道，“为他拭去了泪水。”

“没有人能阻止你去读书，”她安慰他说，“也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虽然母子两人都“害怕贝索出现”，索索还是被第比利斯这座“川流不息的大城市”给吸引了。“我们没有见到贝索。”凯可说。

无所畏惧的凯可租了一所房子，然后找到了她身居首都的亲戚——此人路子很广，而他的房东是个比他还要路子粗的神父，并且还有一位颇有人脉关系的妻子。

“求求你帮帮这个女人，”亲戚对神父的妻子说，“你能积累的善缘会比建造一座教堂还要多。”神父的妻子联系了其他能和神学院说得上话的教士。终于，斯大林得以参加入学考试。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的功劳，因为她知道“他会令她骄傲”。斯大林当然会令她“骄傲”，可是，神学院对非神父之子收取的学费却贵达1年140卢布——凯可根本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在凯可的动员下，达夫里舍维说服著名的贵族巴洛托夫公主资助索索读书。在凯可的多方奔走下，索索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并且作为半寄宿生被接受了。不过，他依然要付一笔可观的学费——每年40卢布，还要买一件法衣。凯可并不在意，这位“全世界最高兴的”母亲回到哥里，开始做缝纫工赚钱。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也承担了索索的部分学费。

“一个月之后，”凯可说，“我看到索索穿着神学院的学生制服，我高兴得哭了，也很悲伤……”1894年8月15日左右，索索正式入读神学院寄宿学校，在高加索首都，这座更加狂野的城市定居了下来。

这位男孩到底经历了多少才走到了这一天啊。他的脚趾相连，他受伤残疾，他得天花差点死去，他被父亲毒打并抛弃，他虽然被母亲爱护却也没少挨她的巴掌，他被人说成是杂种，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事故和疾病折磨……

这无疑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如果他没法就读神学院，如果他母亲不是那么执着，那么，这个鞋匠的儿子就不可能接受出色的古典教育（虽然这些教育也令其窒息），而他也无法为成为列宁的继任者而做好准备。

“他写信告诉我，很快，他就将让我脱离贫困。”那是她亲爱的儿子第一次给她写信，而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位尽孝道的儿子一直保持着给母亲写信的习惯。“当我收到他的信时，我会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和它们一起睡，亲吻它们。”

“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祝贺我，”凯可说，“只有西蒙·果戈兹利泽不高兴。‘学校看上去空荡荡的，’他说，‘现在谁来唱诗呢？’”[3]

[1]　曾帮助过斯大林的教师不只有唱歌老师一位。达维塔什维利的叔叔扎哈里是出色的俄国文学教师。多年之后，凯可曾写道：“我至今仍记得您对我的儿子索索有多关心。他老是对我说，正是您让他爱上了学习，也让他的俄语如此出色！”

[2]　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抑或是征服柏林的时候，斯大林仍然十分好学。“瞧瞧我，”他曾于1950年说，“我已经老了，可我依然在学习。”他的书里写满了笔记和旁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斯大林是个“粗暴的农民”，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当勤奋的自学者——而他的对手，比如说托洛茨基，却忽视了这一点。

[3]　斯大林从未忘记他的唱歌老师。在他被流放或者进行地下革命时，他写给母亲的信里总是会提到向西蒙·果戈兹利泽问好。凯可会替斯大林向果戈兹利泽问好，不过，她不让他读信中和他无关的那些部分。“你能看提到你的那部分，”她说，“但你不能看其余部分，也不能知道我儿子现在在哪里。”

5　诗人与神父

当这位16岁的哥里男孩来到神学院，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街头打架或爬哥里瓦里山了。相反，他几乎是被监禁了起来。这个他所就读的机构，与其说是所宗教学院，还不如说是所令人压抑的19世纪英国公立学校：集体宿舍、欺负人的男孩、愈演愈盛的鸡奸行为、假惺惺且残忍的教师以及监禁室——所有这些听上去都像是高加索版本的《汤姆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

斯大林是和其余几个哥里同学一起来到这里的，其中包括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和彼得·卡帕纳泽。这些乡下来的孩子虽然不像索索那么穷，却发现自己身处“傲慢的富家公子之中”。[1]伊利马什维利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因为神学院是“格鲁吉亚知识生活的源头，它历史悠久，又处在这个几近完美的文明的中心”。

索索和其他600位见习神父住在四层楼高的神学院里。那是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四周是恢宏的白色柱子。他住在顶楼，宿舍里有二三十张床。神学院另外三层则分别是教堂、教室和食堂。每一天，他们都按铃声行事。索索7点起床，穿上法衣后前去教堂做祷告。然后，他会喝上一杯茶，再去上课。值日生会诵读另一篇祷文。他们会上课，直至下午2点。他会在3点吃午饭，接着是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铃声会在5点再次响起，在那之后，他就不能再出校门了。在做完晚祷之后，他于晚上8点吃晚饭。他会学习、祷告，直至10点，接着便是熄灯时间。每当周末，祷告做起来没完没了，他们“会站在一个地方长达三四小时，腿都麻了也不能动，修道士们会不知疲倦地盯紧他们”。不过，下午3—5点之间，他们被允许出门。

这个帝国的神学院“以其野蛮的习俗、中世纪式的教育方式和武斗争胜而著名”。托洛茨基说，“所有被《圣经》禁止的恶行都会在这张神圣的温床上滋生”。而斯大林所入读的这家神学院更是臭名昭著，被人戏称为“石墙麻袋”。“这里毫无生气，”有个学生说，“死气沉沉——我们觉得被关进了监狱。”

当斯大林来到这里时，这儿的23位教师正接受着三位一体式的领导：院长塞拉菲姆、副院长吉尔摩根，还有最遭人憎恨的德米特里神父——三人中唯一的格鲁吉亚人，出身贵族，生来便继承了大卫·阿伯西兹王子的爵位。阿伯西兹王子不久之后便被提拔为督察。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位肥胖、黝黑的学究是“上帝虔诚的仆人、沙皇的侍从”。

修道士们决定让这些以格鲁吉亚身份为傲的男孩去格鲁吉亚化。学生们被禁止阅读格鲁吉亚文学作品，也不准阅读普希金之后的俄国作家，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两位督察“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孩子们，所有体罚和低分都会记录在案。很快，被开除——被戏称为“豺狼的票根”——成为了荣耀的象征。

阿伯西兹神父有一群学生中的告密者。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会在神学院里偷偷摸摸地观察或者对宿舍发起突然袭击。他会抓住那些看禁书、自渎和说脏话的学生。斯大林擅长给人取绰号。不久之后，他就给这位邪恶的神父取了一个：“污点”。不过，此人虽然貌似恐怖，却教条得有点滑稽可笑。

斯大林从他的精神导师拉多那里了解过神学院所有著名的叛乱事件。1885年，院长因说“格鲁吉亚语是狗才说的语言”而被一位学生暴打。第二年，这位院长被谋杀了，凶器则是一把格鲁吉亚长剑——即便是最为凶暴的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也不会遭到如此厄运。

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如果说神学院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便是为俄国培养了几个最坚决的革命者。同为神学院学生的斯大林的同志菲利普·马哈拉泽说：“没有一个世俗学校像第比利斯神学院这样产出了那么多无神论者。”这座“石墙麻袋”变成了革命家的寄宿学校。

据一位同学回忆，刚入学时的斯大林“冷静而又谨慎，谦卑而又腼腆”。另一位同学则说，这位曾经趾高气扬的哥里团伙领袖变得“阴郁而又避世，他不再喜欢儿时的那些游戏了”。沉默寡言的青年索索正观察着这个时代的剧变——也正在成为一位诗人——不过，他依然努力学习着。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级，成绩位列全年级第八名。在1894至1895学年，他在格鲁吉亚语及唱歌课上取得了5S（A），而他的经文课也同样是4分和5分这样的高分。他是个模范学生，在遵规守纪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5分”。

索索的境遇“可怜”，他不得不经常“乞求”院长在学费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2]。斯大林找了一份唱诗班的兼职以赚取更多的零花钱（他记得是5卢布）。他是“唱诗班方阵右边的首席男高音”，并经常参加歌剧院的演出。

凯可随索索来到第比利斯，待了几星期帮他安顿。她在神学院做缝纫工和餐厅服务员——这当然使斯大林很难堪，也许也造成了他刚入学时的沉默寡言。等到索索安稳下来后，凯可回到了哥里。从此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回过哥里。他母亲还会活40年。在这40年里，斯大林会定期给她写信（特别是当她缺衣少钱时）。然而，两人却越来越疏离了。斯大林继承了母亲的坚毅和伶牙俐齿，却最终发现难以承受她的爱。他再也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了。

一直潜伏在第比利斯的贝索找到了索索。他发现索索是个钱袋子，可以为他对酒精的依赖买单。他找到了神学院院长，要求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让他走吧，因为我需要他来照顾我！”斯大林虽然想减轻“贝索以及和他一样的人的苦难”，却依然对贝索“无动于衷”。最终，贝索放弃了索索。

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守夜人告诉我我父亲在门外等我。”斯大林跑到楼下，发现父亲就站在那里。“他连声招呼都没打，便径直说道：‘年轻人，你已经把你父亲完全忘了，是吗？好吧，我得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了。’”

“可我没有钱帮你。”斯大林回答说。

“闭嘴！”贝索大吼道，“你至少得给我3卢布。不要像你妈那样吝啬！”

“不要大吼大叫！”索索说，“这里是我的寄宿学校。如果你不离开，我会让守夜人请你离开。”

据斯大林回忆，他的“威胁起了作用”，“父亲咕哝着溜回到了大街上”。

每当假日来临，索索就会回哥里看望他亲爱的母亲。凯可回忆道：“虽然他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但依然像个5岁的孩子一般偎依在我身边。”不过，他的大多数假日时光都是在茨罗米度过的。那里有他富裕的跛脚朋友米哈·达维塔什维利。斯大林回到神学院，升入二年级。他的成绩变得更加“优异”了，名列全年级第五。他开始创作诗歌。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索索带着他写的诗来到了著名的《伊比利亚报》办公室。在那里，他得到了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的接见。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相信理想中的格鲁吉亚应该是个由开明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

王子颇为欣赏索索的诗作，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编辑。最终，斯大林发表了五首诗——相当不错的成绩。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称斯大林为“眼神灼人的年轻人”。早在他以革命者身份在格鲁吉亚出名之前，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在那片土地上传开了。

[1]　神学院学生主要是没落的贵族子弟和神父的儿子。他们不是最富有的人，但当然比斯大林的境遇好得多。哥里警长的儿子达夫里舍维以及其他家境好些的学生——比如斯大林未来的同志加米涅夫——入读了第比利斯大学预科男校。而有钱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则把他的儿子瓦索和萨沙送到了莫斯科的一家预科学校。在斯大林掌权的那些年，神学院门口有一块碑，其上题字为：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5月29日在这所前神学院生活及学习，并指导了第比利斯的地下工人运动。

[2]　斯大林曾写信给院长：“第比利斯神学院二年级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致尊敬的塞拉菲姆院长：尊敬的院长，您想必对我可怜的母亲有所了解。她以一己之力供我读书，而我的父亲则已经长达3年未向我们家提供一分一毫。这是他惩罚我违抗他意愿而继续读书的方式……这便是我第二次向尊敬的院长寻求帮助的原因。我乞求您帮助我，给予我全额奖学金的待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95年8月25日。”

6　“眼神灼人的年轻人”

在格鲁吉亚人自己看来，这片土地虽然长期遭到压迫，却盛产骑士和诗人。斯大林以“索塞罗”这一笔名发表在《伊比利亚报》上的诗歌被广泛地传阅，且成为了经典之作。它们被收录到了格鲁吉亚各种“最佳诗歌集”中。早在人们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前，“索塞罗”便已在格鲁吉亚声名鹊起。《母语》是一本于1912—1960年多次再版的儿童诗歌合集。其1916年的版本收录了斯大林最早期的诗歌《清晨》。在其接下来的版本中，这首诗得到了保留，有时被署名为“斯大林”，有时则不是，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才被拿下。

随着年岁增长，斯大林的男高音也几近专业歌手水平。在其一生中，从政并非唯一选择。事实上，斯大林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曾将斯大林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说：“我们会为斯大林从诗人转而成为革命家感到可惜，其理由并非纯粹是政治性的。”斯大林用浪漫主义笔触所描写的风景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意，但其诗歌真正的优美纯粹之处却在于它们的韵律感和语言本身的魅力。

《清晨》的韵律完美无缺，但真正让这首诗出类拔萃的是斯大林对波斯、拜占庭和格鲁吉亚意象的混搭式运用。他在这方面颇为敏感，且很早便显露出了天赋。雷菲尔德说：“也难怪格鲁吉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巨擘伊利亚·恰夫恰瓦泽会刊发这一首及其余四首诗了。”

索塞罗的第二首诗名为“致月亮”。这首癫狂的诗更将斯大林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描写了一个神圣的冰川世界，而其中暴力而又忧郁的主人公被悲剧性地放逐，于是，他被圣洁的月光吸引了。

在第三首诗中，斯大林“对比了人类的暴力和鸟儿、音乐及歌手的自然与温柔”。

第四首诗透露了斯大林的心声。它描写了一个不被祖国尊敬的先知，一个被人民放逐的诗人。年仅17岁的斯大林已经构想了一个“偏执狂般”的世界，在其中，“伟大的先知只会被阴谋暗杀”。雷菲尔德说：“如果说斯大林的诗中有‘暗藏信条’，那便是这首无疑了。”

斯大林发表的第五首诗和《清晨》一样是最受推崇的。他把这首诗献给了格鲁吉亚人钟爱的诗人[1]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王子。正是这首诗吸引了斯大林银行攻袭行动中的银行“内应”，让此人主动向他提供了内幕线索。这首优秀的诗被收录进1899年庆祝叶里斯塔维王子大寿的合集之中。诗中所描写的圣人是个一手执竖琴一手执镰刀的英雄。

他的最后一首诗发表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耕耘》（Kvali）上。斯大林令人动容地描绘了一个老去的英雄，他“做梦梦到向子孙讲述他的过往”。斯大林或许是在想象老年时的自己。在他的理想中，他会坐在黑海边的阳台上，和自己的子孙分享他过往的传奇经历。

斯大林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文学、权力的痴迷和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同时，我们还能从中读出他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诗人的崇敬和嫉妒。正如曼德尔施塔姆在其著名的讽刺斯大林的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农民屠戮者”对文学的影响是“负面”的，其“魔爪像蠕虫一样短悍滑腻”。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斯大林残酷的那一面，只以为他是个庸俗而没有教养的人；可事实上，斯大林受过系统的古典教育，且具有渊博的知识。斯大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诗歌的关心。曼德尔施塔姆至少说对了一点：“在俄国，诗的价值至高无上，人们甚至会为它而死。”

斯大林这位前浪漫主义诗人厌恶并摧毁了现代主义诗派，不过，他却大力支持他心目中的浪漫主义，即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能背诵涅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诗，他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甚至会朗诵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每当聊起他儿时的格鲁吉亚诗人时，他总是滔滔不绝。他甚至还帮忙把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翻译成俄文。在亲自翻译了几个小节后，他谦虚地问同僚：“我的翻译还过得去吗？”

斯大林尊敬艺术家。他清洗的那些文人大多阿谀奉承，而非真正的天才诗人。当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时，他下达的命令是“把他关起来，但不要伤害他”。他保住了大多数艺术天才的性命，比如说肖斯塔科维奇、布尔加科夫和爱森斯坦。他有时会给他们打电话，鼓励他们，有时也诋毁他们，让他们身陷囹圄。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突然打电话问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个天才，是吗？”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以悲剧收场，不仅是因为他自杀式地写了一首嘲笑斯大林的诗——这可是这位领袖年轻时最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向斯大林申明他的同事的的确确是个天才。曼德尔施塔姆没有被判死刑，却也没有被保护起来，斯大林让他在古拉格自生自灭。可是，斯大林的确保护了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去打扰这位与世无争的诗人。”

这位17岁时的神学院诗人从来没公开承认自己写过诗，但是，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道：“我对写诗失去了兴趣，因为它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很多耐心——那时的我就像瞬息万变的水银。”而现在，革命和密谋的水银已经朝第比利斯的年轻人倾泻而来，很快，它就涌入了神学院。

站在“石墙麻袋”的白色阶梯上，索索能看到埃里温广场附近忙碌而又危险的波斯集市和亚美尼亚集市。这是一片“由狭窄巷道构成的交错纵横的网络”，“开着铁匠和武器铺子；面包店里巨大的黏土烤箱里正烤着大块的面包……鞋匠展示着花哨的便鞋……酒铺里，商人们把酒装在羊皮袋或牛皮袋里”。[2]果洛文斯基大道会令人产生身处巴黎的错觉，可其他街道则更像是“利马或孟买”。

巴伊德克记叙道：

这里的街道又陡又窄，两辆马车无法并行通过；大多数房屋都有阳台，它们鳞次栉比地依山而建，远看仿佛是一个个阶梯。白天热闹非凡，街上满是各色牵着动物的人们……格鲁吉亚蔬果小贩头顶木质托盘，波斯人穿着长袖衫、戴着黑色皮毛帽，他们的头发和指甲常常被染成红色；鞑靼的毛拉戴着绿色和白色的头巾；山区人则穿着漂亮的乔卡、戴着皮毛帽子……伊斯兰女性戴着面纱……马匹驮着革制水袋和穿着盔甲的骑士。

这座城市以温泉（及浴场）出名。它依圣山而建，位于库拉河畔，圆形塔尖的格鲁吉亚教堂和梅特希监狱——被伊利马什维利戏称为“第比利斯的巴士底监狱”——阴郁的塔楼耸立在城市上空。如今，沿圣山的鹅卵石小巷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白色大理石的教堂（凯可正和诗人们、王子们一起在此安息）散发着夺目而又圣洁的光芒。

第比利斯有16万人口——其中30%是俄国人，30%是亚美尼亚人，26%是格鲁吉亚人，另外还有少许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该市有6份亚美尼亚语报纸，5份俄语报纸和4份格鲁吉亚语报纸。它的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小作坊里；亚美尼亚生意人、格鲁吉亚王子和俄国贵族与将军——以沙皇的总督为首——是富裕的上层阶级。城市里的搬水工来自于西部的拉夏（Racha），石匠是希腊人，裁缝是犹太人，浴场老板则是波斯人。它好似“不同种族和不同牲畜的大熔炉，羊皮帽和光头、毡帽和尖顶帽在此共存……马、骡子、骆驼和狗共生不悖……火热的空气中洋溢着叫喊声、敲打声、大笑声、咒骂声、推搡声和歌唱声……”

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早已在这座散布着剧院、酒馆、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国大都市生根发芽，并渐渐渗入到了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内。

索索和一个叫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的男孩“因身体状况差”搬出了集体宿舍，搬进了小房间。杰夫达里阿尼比索索年长，他早已是神学院一个地下小圈子的成员，他们会偷偷阅读被禁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我建议他加入，”杰夫达里阿尼说，“他很高兴，并同意了。”紧随其后，斯大林也邀请他在哥里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和达维塔什维利加入了这个圈子。

刚开始时，他们读的并非是具有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仅仅是被神学院禁止，其实却无关紧要的书。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廉价图书馆”的读书会，继而从一家书店借书看。而书店的老板曾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您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吗？”在此之后，书店老板伊梅达什维利曾写信给伟大的斯大林，“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思考和低语着讨论过多少问题吗？虽然当时的我们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正是在那里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中的革命牧师西穆尔登[3]成为了斯大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学院却禁止学生阅读雨果的著作。

晚间时分，“污点”总会在走廊里巡视，检查灯是否都熄灭了，学生们是否在偷偷读书或自渎。然而，一旦他离开，男孩们便会点燃蜡烛，挑灯夜读。索索读起书来更是没日没夜。他经常“看入了迷，连觉都顾不上睡，他看上去总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样”。于是，“当他开始咳嗽时”，伊利马什维利“赶紧夺过了他手里的书，把蜡烛给吹灭了”。

终于，吉尔摩根神父发现斯大林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监禁室里关一段时间，以示惩罚”。可是，斯大林屡教不改，另一个巡察的神父发现他还在读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维利加入了‘廉价图书馆’。今日，我没收了他读的雨果的《海上劳工》。我早就因他读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过他。签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

那个时候，激进的年轻人都读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斯大林受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怎么办？》的主人公，具有钢铁般意志却无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斯大林的革命偶像。斯大林开始将自己视为和拉赫梅托夫一样的“特殊人”。

不久，斯大林又被发现在“学校楼梯上”读禁书，神学院“受院长之令，对其处以长时间监禁和严厉惩戒”。他爱上了左拉，他最喜欢的法国小说是《萌芽》。他博览群书，其中不但有翻译过来的席勒、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还有希腊原文的柏拉图著作和俄国与法国历史书——他还毫不吝啬地和其他同学分享这些书。在俄国作家中，他喜欢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他熟读他们的著作，并能“默诵”。他也爱托尔斯泰，“但对他的虔诚颇感无奈”。在此之后，他甚至曾在托尔斯泰那些大段的关于救赎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写下“哈哈哈！”。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关于假以革命之名的阴谋和背叛的杰作——并在上面做了大量笔记。这些书都是被藏在神学院学生的法衣里偷运进学院的。后来，斯大林曾开玩笑说，他曾为了革命从书店里“征用”——其实是偷——过这些书。

雨果并非唯一一位改变了斯大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说家甚至改变了他的名字。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禁书《弑父》的主角是一个经典的高加索绿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则叫“科巴”。伊利马什维利说：“让我和索索着迷的是那些赞美格鲁吉亚自由战争的文学作品。”在《弑父》这部小说里，科巴抵抗俄国人，为他的妻子和祖国牺牲了一切，然后遭到了凶残的报复。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并赋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伊利马什维利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科巴。于是，他开始叫自己‘科巴’，并坚持让我们也这么叫他。当我们叫他‘科巴’时，他的脸上每每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是个极富含义的名字——高加索山区人民的复仇、绿林人物的残酷无情、对忠诚和背叛的迷恋、为更大的理想牺牲自我和家庭。特别是，他早先便已爱上这个名字：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简称。“科巴”成为了这位革命者最钟爱的绰号和代码。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多首诗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岁那一年的秋天，他开始对神学和诗歌丧失了兴趣。那一年，他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

已到熄灯时分。男孩们一边警觉地提防着可怕的“污点”，一边热烈地低声讨论着有关存在的大问题。70多岁时，斯大林曾笑着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在一年级时便已经是个无神论者了。而其他同学，比如说虔诚的西蒙·纳特罗什维利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辨之后，纳特罗什维利“找到了我，并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原以为纳特罗什维利接受了无神论，他很高兴，直到后者如此说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地狱也肯定存在了。地狱之火将永不熄灭。可是，是谁为这永远燃烧的地狱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须是燃烧不尽的，可世上哪有燃烧不尽的木材呀！”斯大林回忆道：“我大笑了起来。我本以为西蒙是通过哲学思辨得出了这个结论，可是，他之所以成为了无神论者，只是因为他觉得地狱里的木材不够！”

原本，索索只是同情下层阶级，可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进步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舅舅——凯可的哥哥桑德拉被警察杀死了。斯大林从来没提及过此事，但它应该对他的心态造成了影响。

“像瞬息万变的水银”的斯大林很快将目光从法国小说家转移到了马克思：男孩们花了5戈比借了两星期的《资本论》。为了能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他开始自学德语和英语。他还有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此之后，斯大林从未停止过学习外语，特别是德语和英语。[4]

不久之后，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便会趁夜色偷偷溜出神学院，参加铁路工人的集会。这些秘密集会是在圣山下的破烂小屋里举行的。终于，革命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而它再也没有熄灭过。

斯大林已经对杰夫达里阿尼的读书会失去了兴趣。虽然读书会上的讨论具有教育意义，但他更想付诸实践，让这个小圈子参与革命行动。杰夫达里阿尼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斯大林开始公开反对他，并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圈子。

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破裂。斯大林还在杰夫达里阿尼的家度过了1896年的圣诞节。纵观其一生，斯大林总是擅长于“糊弄人”，也从来不羞于利用别人对他的好意。他之所以没有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也许是为了能让自己在假日里有个地方住。他们在前往杰夫达里阿尼家的途中去了哥里。杰夫达里阿尼发现凯可住在“小屋”里，床上都是虱子。

“儿子，对不起，我们家没有佐餐酒，这是我的错。”吃晚饭时，凯可说。

“这也是我的错。”斯大林说。

“虱子让你没睡好吧？”凯可问杰夫达里阿尼。

“我根本没注意到虱子。”杰夫达里阿尼机智地回答。

“才怪呢，”斯大林对他可怜的母亲说，“他一整晚都在挠腿。”凯可发现索索“试图避开她，尽量闭口不说话”。

等到斯大林于1897年回到神学院后，他终于和杰夫达里阿尼决裂了。“那些重大的、伤害友情的矛盾……通常是由科巴引起的。”伊利马什维利站在了杰夫达里阿尼一边，“科巴觉得自己就是领袖，还不接受任何批评。我们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围绕在科巴周围，一个则反对他。”在斯大林接下来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将不断出现。他找到了一个更具革命思想的精神导师，那便是哥里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拉多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和基辅神学院分别开除，并被逮捕入狱。现在，他出狱了，并和斯大林再次接上了头。他成为了索索最崇拜的人。

索索的精神导师把这位年轻的朋友引荐给了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这位长着一双灼热黑眼睛的革命积极分子早已是个传奇人物，正是他在此之前殴打了神学院的院长。1892年，吉布拉泽和名为诺伊·佐达尼亚的优雅贵族联合其他人创办了一个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党“第三集团”（Mesame Dasi）。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第比利斯聚集了起来。他们掌控了《耕耘》报，并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知识。吉布拉泽把索索带到了瓦诺·斯图鲁阿的公寓。后者回忆道：“吉布拉泽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立功心切的斯大林在《耕耘》编辑部——这份报纸刚刚发表过他的诗——造访了这帮人的领袖诺伊·佐达尼亚。佐达尼亚刚流放回来。这个身材高大的人有一张“英俊、高贵的脸，蓄着一簇黑胡子……举手投足满是贵族味道”。可是，斯大林受挫了，佐达尼亚安慰他让他进一步学习。“让我再想想。”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回答道。现在，他又树了一个敌人。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佐达尼亚和《耕耘》报。当《耕耘》报拒绝发表这封信时，斯大林开始辱骂该报编辑部，说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一点像样的意见都没有！”。

与此同时，拉多也对佐达尼亚的温和态度倍感失望。他把斯大林引荐进了工人阶级小团体——这些团体刚开始在第比利斯的小作坊里滋生，主要由俄国人组成。他们会在日耳曼人墓地一家磨坊边上的小房子里秘密集会。那里离第比利斯兵工厂也不远。斯大林提议他们在圣山上租个房子。“我们每星期集会两次。我们会在晚餐前偷偷溜出去，然后在点名前回来。这所房子的租金是5卢布，是我们用父母给的零花钱租下的。”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记下会议的讨论事宜”，并带回神学院，向他的拥趸传播。

他已经完成了从叛逆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并首次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有一次，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一个老练的铁路工人，也是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遭到了逮捕。宪兵队长拉夫罗夫审问他：“你认识格鲁吉亚籍的神学院学生吗？”

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终于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这个信仰奉献了一生，且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还是让他自己来解释吧。在斯大林看来，马克思主义信仰意味着“历史决定了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解放全人类，为全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在人类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前，他们必须历经巨大的“磨难、苦痛和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之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指导劳动阶级解放，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则是个人自由的催化剂”。

据斯大林说，这一信仰“并非只是社会主义理论，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就像是被科学证明的宗教，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年轻革命者们相信它，实践它。托洛茨基则说：“我感觉自己只是巨大链条中小小的一环。”不过，和斯大林一样，托洛茨基也相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流血、死亡和冲突都是必要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如潮般涌动的血流”见证了“旨在结束压迫的斗争”。

但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一个不同之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从来都为格鲁吉亚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对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国际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被接受的。这些民族长期受到压迫，所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取得独立。因此，斯大林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结合体”。

现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养分的索索开始转变了。他对神父们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过，他还未像他的前辈或后辈那样公开反对他们。在此之后，他的官方传记总是夸大其词地描写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个站出来的。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个进步的学生。他刚刚把自己的脚趾伸入到了革命这股洪流之中。

[1]　斯大林钟爱格鲁吉亚的诗歌：他喜欢叶里斯塔维；他说恰夫恰瓦泽“不但是个伟大的作家，还在格鲁吉亚的独立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评价也极高：“我这一代人都能背诵采列捷利的诗……他的诗情感充沛，富有韵律，他不愧被人誉为格鲁吉亚的夜莺。”不过，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也经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这些诗歌和诗人。他说采列捷利写的诗“虽然很美，但其意识形态是幼稚而又狭隘的”。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位未来的诗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来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龄人也开始在他们位于敖德萨的学校里写诗了。托洛茨基的文笔远比斯大林好，但两人的诗却不相仲伯。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献过诗的人都会遭到惩罚。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生日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秘密组织了全苏联最好的诗歌翻译家——包括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把这些诗翻译成俄文。他们没有被告知诗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译者觉得“这些作品能得斯大林文学奖的第一名”。当然，他们或许早已猜到这些诗的作者。就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斯大林亲自下令，终止了他们的翻译工程。

[2]　巴伊德克说：“建议游客，特别是即将前往派对的贵妇，乘坐马车光顾这里，并且不要滞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独自旅行或随身携带太多现金（关于携带左轮手枪，参见前文）。强烈建议时刻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地人有小偷小盗的习惯。”巴伊德克甚至建议游人争取一封总督或当地王子的介绍信，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或许，还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轮手枪。

[3]　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从来没哭过……（他）为人冷漠，无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却也是个糟糕的人。对于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间并无折中之道。西穆尔登是个崇高的人……他衣不蔽体，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活得很纯粹，却也十分悲观”。

[4]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1897年早些时间，斯大林和“污点”之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据神学院的日志记载，他因读禁书被抓了多达13次，并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突然之间，阿伯西兹督察”开始突袭他们的床脚柜，甚至翻查他们的洗衣篮。“污点”阿伯西兹陷入了疯狂，他一定要把斯大林读禁书的证据找到。男孩们会在做祷告时假装读《圣经》。他们把《圣经》摊开在桌面上，其实是在读偷偷放在膝盖上的马克思或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会把禁书藏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中，他们甚至会坐在那里读书。阿伯西兹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然后突然窜出来逮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眼疾手快，及时把书扔进了柴火堆。“我们立刻被关进了监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我们没有吃的，但饥饿让我们变得更加叛逆。于是，我们开始大力地捶击监禁室的门，修道士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吃的送了过来。”

每当假日来临，斯大林就前往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比斯大林年轻，是一个神父的儿子——的家（而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神父请斯大林做兼职教师，教乔治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斯大林是个天生的老师，但他更希望把乔治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两人乘坐马车来到乔治的家乡，屁股底下全垫着禁书。他们会在乡野间玩耍，嘲笑当地的农民。据说，斯大林“模仿起农民来惟妙惟肖”。有一次，两人造访了一座古老的教堂。斯大林竟然怂恿他的学生推倒一座古旧的神像，把它砸碎，并在上面尿尿。

“不再怕上帝了吧？”斯大林问。“这是好事！”

斯大林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对斯大林很是愤怒。不过，乔治又考了一次，并终于通过了——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手下。

回到神学院之后的斯大林依然麻烦不断。学院日志记载，他对神父们很粗鲁，见面“不鞠躬”，因此“被关监禁5小时”。他拒绝剪头发，让它疯狂地生长。“污点”警告了他，但他一意孤行。他会在祷告时大笑和聊天，提前离开晚祷，在唱赞美诗时迟到，在做弥撒时突然离席。他肯定在监禁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1898年12月，他20岁了。他不能再住在寄宿学校，而且比同学们都要年长一岁（他因受伤休过学）。他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不积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在学校里越来越像个陌路人。神学院同学之间有固定的礼仪规范，见面时，他们得像兄弟一般亲吻彼此三次。可是，把杰夫达里阿尼当作假想敌并转信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却对这种假惺惺的举止产生了厌恶。“这种拥抱太虚伪了。我可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公然拒绝拥抱。对虚伪的叛离者的强烈敌意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当时，无神论者勒南的《基督的一生》（Life of Christ）颇为流行，斯大林也以拥有此书而自豪。学校对此书展开了疯狂的搜查，那位身为王子的督察不断翻找斯大林的床头柜，却一无所获。有一个男孩聪明地把书藏在了院长本人的枕头下。斯大林回忆，他们经常被集合在一起，等到他们回到宿舍时，发现床脚柜都被清查了一遍。

索索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仅仅排到了全班23位学生中的倒数第三，有些他本来得5S的课程，现在只得了3S。他给院长塞拉菲姆写信，说自己成绩下降是因为身体有恙，但他仍然得参加补考。

与此同时，“污点”“看得更紧了”，并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告密者。可斯大林越来越无所顾忌了。有一次，告密者向阿伯西兹举报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正在读一本手抄的打油诗集。阿伯西兹偷偷溜了进去，聆听了一会儿，突然冲了过去，把手抄本抢走了。斯大林试图把它抢回来。神父和年轻人陷入了混战。最终，“污点”赢了。他把斯大林等人押送回自己的公寓，“强迫这些被玷污的灵魂在他们反动的手抄本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最终，阿伯西兹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早上9点，督察发现一群学生在餐厅里聚拢在朱加什维利周围，而后者则在给他们读什么。督察赶到朱加什维利面前，而后者则企图把书藏起来。他抵抗了一阵，才把书交了出来。那是一些禁书。签名：D．阿伯西兹。”

斯大林的母亲听到“他变成了一个叛逆孩子的传闻”，她雷厉风行，立刻穿上最好的衣服，踏上火车赶往第比利斯。然而，人生中头一遭，斯大林对母亲生气了。“他大吼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孩子，你是我的独子，但恕我问一句——你怎么可能打败沙皇尼古拉二世呢？你难道不能让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去干这事吗？’”索索拥抱凯可，安慰她，告诉她他不是一个叛逆分子。“这是他撒的第一个谎。”凯可伤心地回忆道。

凯可并非唯一担惊受怕的家长。在此期间，斯大林很有可能瞒着她见过他那位悲惨的父亲。[1]斯大林在母亲的堂妹安娜·格拉泽的陪同下看望过贝索，而贝索喜欢送他可爱的手工缝纫靴。安娜回忆道：“值得一提的是，索索从小就喜欢穿靴子。”在此之后，长筒靴及军装成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形象，而他也通过此举默默地向他的父亲以及他亲手做的皮靴致以敬意。

或许，随着自身的成长，斯大林对贝索不再感到害怕了。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又令他对贝索多了份谅解。据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回忆：“当时正在一家缝纫店从事着卑微工作的贝索想要对他的儿子付出双倍的爱，无时无刻不聊着有关他的事。索索和我经常去看他。他不再骂索索。”不过，他的确犯过嘀咕：“我听说他想造反，好像他要颠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

“污点”和斯大林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学院日志记载，斯大林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参加祈祷，在课堂上公然喧哗，在吃茶点时迟到，还拒绝在修道士面前脱帽。他又受到了11次警告。

随着男孩们对督察的敬畏日渐淡薄，他们之间的对决也变得越来越荒诞。有一次，索索正和自己的朋友在埃里温广场上的普希金花园聊天，一个同学突然跑了过来，通知索索阿伯西兹神父又在突袭检查他的床脚柜。他们赶回神学院，正好撞上这位督察打开斯大林的柜子，发现了里面的禁书。阿伯西兹没收了书，带着战利品走上楼梯。这时候，斯大林的手下瓦索·凯尔巴克阿尼突然冲了过去，一头撞在了阿伯西兹身上，以至于他手里的书差点掉在了地上。可是，“污点”顽强地反抗着。男孩们都冲了上来，把书从他手里抢回来。斯大林本人也冲了上来，夺走了书，然后立刻溜之大吉。这一次，斯大林被禁不准出神学院一步，而凯尔巴克阿尼则被开除了。然而，反讽的是，索索的成绩提升了，他大多数科目得了代表着“优异”的4S，逻辑课则得了5。他从始至终都对历史课抱有兴趣。事实上，索索很喜欢历史课老师尼古拉·马哈塔泽，他是索索在神学院里唯一尊敬的教师。日后，斯大林也不惜代价拯救过马哈塔泽。[2]

与此同时，“污点”失去了对斯大林的控制，却依然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们的关系快要崩裂了。有一次，这位督察又发现斯大林在读禁书。他跳了出来，夺走了他的书。令其他同学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把书从“污点”手里夺了回来，并继续读了起来。阿伯西兹震惊了，他大吼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斯大林揉了揉眼睛，回答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污点’。”他终于越过了界。

“污点”肯定朝思暮想着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见习牧师除掉。当时又正值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4月7日，斯大林因没有问候一位教师而得到了最后一次处罚。两天之后，神学院开始放假了，而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去过。1899年5月，学院日志记载：“因没有出席考试……被开除。”但是，和斯大林一生中的大多数事件一样，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

“我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的。”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吹嘘道。但“污点”对他的调查和指控可不仅仅是在教堂里嬉闹，甚至也不是在城中召开秘密的马克思主义集会。

那些比斯大林有更多零花钱的男孩会在圣山上租房子，他们会在这里举行读书会。然而，这些格鲁吉亚年轻小伙也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所以，除了读书会外，他们还会在这里办派对，邀请女孩光临，并在一起喝酒。和英国公共学校的校长一样，神父们，特别是“污点”督察，对学生的管辖也不仅限于学校之内。他们会在大街上巡逻，把那些前去戏院、酒店和妓院的学生逮个正着。

休假时的斯大林是个喝酒和泡妞的高手。在休假时，他或许在哥里闯了什么更大的祸。他还爱恰尔克维阿尼家的那个女孩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甚至在年逾古稀时也曾聊起过她。不过，多年之后，他也曾记得哥里的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丽莎·阿科波娃。事实上，他曾于1926年寻找过她——这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一次，丽莎给他回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发誓，您对我们的关心让我无比开心……无论顺境逆境，我都是您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您没有忘记的话……您美丽的邻居丽莎会永远守护着您。”就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地位而言，丽莎敢给他这么写信实在胆大。不过，1938年，斯大林又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比丽莎这封更加离经叛道。

一个女人写信给斯大林，声称自己的侄女普拉斯科维亚·米哈伊洛夫斯卡娅——昵称“帕莎”——是斯大林于1899年生的女儿。“如果您还记得您的青年时期，您就不会忘记。您当然也不会忘记黑色小眼珠的帕莎。”信中还写道，斯大林的母亲试图寻找这个孩子，而后者也记得有凯可这位奶奶。帕莎的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致力于拯救国家，并因此被流放了”。帕莎长成了一个“高大而又苗条的格鲁吉亚美人”，她是个打字员，已经结婚，但她母亲和丈夫都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她是在1930年左右于莫斯科失踪的。

这封信或许是针对政治家的恐吓信，但以下事实同样不能被忽略：斯大林——他没有整理个人档案的习惯——要求属下把这封信归档了。信中提及他母亲的那一段或许是真事，因为格鲁吉亚青年的风流韵事时有发生，要是索索真的撞到了这种事，深爱他的凯可肯定会帮忙。进而言之，那时正值“大清洗”的高潮期，只有讲真话的人——或找死的疯子——才敢给斯大林写这样一封信。如果斯大林情史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对这封信置之不理。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都不缺女朋友。我们无从考据信里提及的帕莎是否真有其人，但就写信人对她的描述和写信的时间而言，这封信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阿伯西兹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或凯可害怕神学院会发现斯大林的风流韵事，那么，她在其退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能理解了。1899年的复活节期间，索索都是在哥里的家中度过的。据说，他得了慢性肺炎。或许，他是真的病了。“我把他从学校带了回来，”凯可坚称，“但他并不想离开。”可是，她肯定很失望。

索索想必夸大了他被开除的细节，为这件事披上了辉煌的色彩。他并不是因为革命被开除的，而在此之后，他依然和神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些传记作家说，他是因为缺席考试而被开除的，但如果他真生病了的话，缺席考试是可以被原谅的。事实上，教会不但通融让他做了寄宿生，还奖给了他5年共达480卢布的奖学金；他们甚至为他网开一面，允许他补考，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教职。

事实上，说斯大林因缺席考试而被开除仅仅是阿伯西兹神父干掉这个麻烦分子的温和手段。1910年，斯大林曾对拷问他的宪兵说：“我没有于1899年毕业是因为，我被出乎意料地告知，为了继续学业，我得再付25卢布……我没有付，所以被开除了。”“污点”狡猾地提高了学费，斯大林没有付，他离开了。阿韦尔·叶努基泽——差不多于同一时期认识了斯大林的前神学院学生——的表述最为准确：“他逃离了神学院。”不过，对斯大林的开除充满争议。

斯大林曾告诉自己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他是在被告发后才被开除的，他说这对他造成了“打击”。在他被开除之后，又有20位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索索的对头曾声称，索索背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把他们的名字告知了院长。据传，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在狱中坦白过，但他说那是为了让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者。的确，这帮人之后真的成了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当然擅长于诡辩和背叛，可是，如果这件事广为人知，他还有可能被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的地下革命组织吗？即便是托洛茨基，也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诞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对这一指责讥讽式的回答。不过，这条流言依然有发酵的那一天：斯大林曾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无论如何，每一年，神学院都会开除很多学生。

索索，这位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革命者，依然“征用”了从神学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书。1900年秋，神学院试图找到他，想罚他共计33卢布的逾期未还款，可那个时候，他已经转入了“地下”。神学院再也找不到他了。教会从来没有得到赔偿，而“污点”再也没有收回那些书。[3]

斯大林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父，但在寄宿学校的这几年给予了他很好的古典教育，并让他获益终生。反讽的是，“污点”不但逼迫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让他学会了控制他人的技巧——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内心、干扰他人情感”——而他将在此后执政苏联的过程中使用并升级这些技巧。

斯大林一生都痴迷于神父一职。后来，当遇见神学院的同学或神父之子时，他经常会小心地敲打他们：“神父的职责在于教育人们理解人性。”而他也总是会运用具有煽动性的宗教式的语言。1929年，当他终于成为领袖时，他写道：“我出生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养育了我，并让我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斯大林在神学院的经历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让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书记载，在1943年于德黑兰会议见面后，罗斯福彻底地被斯大林迷倒了，他“对于斯大林原本要成为神父这一点十分着迷”。

虽然斯大林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他却没有彻底遗忘上帝的教诲。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过反布尔什维克的演讲，而当两人于“二战”期间会晤时，他却原谅了丘吉尔：“那些都是往事了，而往事只属于上帝。”他对美国大使埃弗雷尔·哈里森说：“只有上帝才能原谅。”他曾经的伙伴，比如卡帕纳泽，成为了神父，可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常聚会，而他们会在大醉酩酊后唱起赞美诗。他曾半开玩笑地把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只有圣人才是完美的。上帝创造了穷人，他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无论他说得多么好听，他的行为却是更强有力的证明：他无情地压制教会，清洗和流放了很多神父——直到1943年，他才恢复了主教的职位，而那只是因为时值“二战”期间，他想以此举争取旧时爱国主义者的心。[4]

那么，他到底视上帝为何物呢？一封信或许道出了他的心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把一些鱼当礼物送给他的门徒阿列克谢·柯西金（此人是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总理），并附上了一份手写的信：“柯西金同志，这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而我则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J．斯大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的前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真的把自己视为了上帝的代言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数次聊到他对斯大林的困惑：“（在神学院求学的经历）让他有所改变吗？他的天性中依然有与我们共通的对普罗大众的怜悯，这莫非就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许，正是“神职”的这段经历教会了斯大林“一个信教绅士所具备的处事方式”。

现在，这位最反对基督教的绅士彻底抛弃了基督教。即便是像佐达尼亚这样温和而又高贵的社会主义者也觉得他和拉多太出格了。索索对这帮人提出了抱怨：“他们对工人进行了教育，却没有把他们培养成革命者。”他在朋友面前指责佐达尼亚，并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的革命者的作品。那个人叫“图灵”，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化名之一。日后，乌里扬诺夫将变成列宁。

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如果没有列宁，我将一辈子都待在神学院，唱一辈子的赞美诗。”可历史终究把两人联系在了一起。他总是和革命同道们聊起这位身处远方的革命人士。他说，他将把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宣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可是，在他和列宁见面之前，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亟需处理。凯可因他离开神学院“对他生气”，他只好在哥里外的金芭莱丽花园躲了几天。他的朋友会给他带吃的。他回到了第比利斯，但很快就和支持佐达尼亚的同宿舍好友们决裂了。他搬了出去。他已经和神学院的朋友闹翻了，现在又和同宿舍好友针锋相对。他树敌无数，现在又轮到了第比利斯比他年长的革命者。无论这位粗鲁而又傲慢的男孩身处何方，麻烦总是如影随形。

[1]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断定，1890年之后，斯大林基本没见过贝索。但是，很多档案资料以及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都显示，在此之后，他一直都和酗酒的父亲保持着联系。

[2]　1931年9月，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的历史老师给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苏联领袖——写了一封信。于是，斯大林给高加索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写信：“73岁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我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我认为他不可能对苏联政权造成什么伤害。我请你释放了这位老人，并将结果告知我。”

[3]　乔治·古尔德杰夫——《与伟人际会》的作者，这位通灵者具有极大争议，有人视他为骗子，有人则视他为精神导师——说，斯大林和他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斯大林甚至还住在他位于第比利斯的家。可是，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古尔德杰夫是个妄想狂：他出生于1866年，比斯大林年长12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书。斯大林当时是寄宿生，不太可能住在别人家。古尔德杰夫还说，他当时有个叫“尼杰拉泽王子”的朋友，而“尼杰拉泽”是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化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尔德杰夫的话是真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曾迫害过通灵者，尤其是“古尔德杰夫们”，他们经常遭到枪杀。

[4]　1943年9月4日，被流放的俄罗斯大牧首谢尔盖和两位大主教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并于当晚和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斯大林说，他想恢复大牧首制、教会和神学院。谢尔盖认为恢复神学院为时尚早。斯大林则回答道：“恢复神学院更好一些。”可是，他又假惺惺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教会骨干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谢尔盖富有策略地开玩笑道：“他们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他们的其中一位培养成了神父，但他却成为了苏联的领袖。”那一晚，斯大林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神学院生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午夜3点。“尊敬的大人，”他以这句话和主教道晚安，“目前来说，我只能为你做这些。”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索索需要一份活计和一个家。他成了气象员。虽然听上去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第比利斯气象站员工的身份是对他绝佳的掩护。在此之前，他在哥里的朋友、拉多的弟弟瓦诺·克茨霍韦利已经是气象站的员工了。1899年10月，斯大林住进了他位于观象台下方的宿舍。[1]当时他只是“实习气象员”。他一星期只上三天班。值日班的时候，他会在上午6点30分至晚上10点之间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和气压，而他的月薪则有20卢布。他的夜班则是晚上8点30分至早上8点30分。然后，他就开始放假了。他会把休息日都用在革命工作上。1899年晚些时候，在索索的热情支持下，拉多开始组织罢工运动。这是格鲁吉亚最初的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之一。

新年那一天，在拉多的指挥下，有轨电车——它们归当地的比利时人所有——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瘫痪。秘密警察正在暗中监视拉多和他那帮具有革命倾向的气象员。1900年伊始，警察便冲进了气象站，逮捕了斯大林，把他送往梅特希监狱。这是斯大林首次遭逮捕。逮捕他的官方理由是，贝索没有付清他在家乡迪迪里洛的税单——虽然这听上去更像是宪兵对斯大林的警告。

斯大林没有钱，不过，他那些富裕的朋友（以达维塔什维利为首）一起集资帮他付清了税单。这件事当然不会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不过，贝索的确去气象站看望过索索好几次。

当凯可听说贝索又开始和她的儿子接触，这位雷厉风行的母亲立刻赶到第比利斯，前去“拯救”她儿子。她坚持要住在索索的房里。

在被释放，而试图介入自己生活的母亲也回了老家之后，斯大林又展开了动员全城工人阶级的活动：这一次，他点燃的是铁路工人的热情。他一直都待在火车站的仓库里，“那是一栋长条形的石头建筑，上面有大大的格子窗，敲击声震耳欲聋，火车冒着烟轰鸣着进站”。最初，他的同志们让他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秘密团体——所谓的“小团体”。据斯大林回忆，当时的他“完全是个菜鸟，一个毫无经验的初学者”。

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的行头恰如其分，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来自于乡下的革命者，大抵就长成这样”：胡子、不修边幅的长发、黑色绸缎的俄式上衣，以及一条红色领带。他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很不整洁。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他永远都穿着那身脏兮兮的上衣和一双早已失去光泽的靴子”。

索索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所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他的问题直戳这一小帮工人的痛处，“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又怎样才能改变命运？”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工人们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很多革命者都是神学家和从虔诚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这并非是巧合。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给索索取了个外号，叫作“神父”。“这是一次神圣的斗争。”第比利斯的革命者米哈伊尔·加里宁说。而同一时期，正在另一城市做革命启蒙工作的托洛茨基则回忆说，很多工人都认为革命组织像“早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却被教育必须成为无神论者。

“时至今日，‘委员会’一词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可在当年，‘委员会’和‘党’这样的字眼……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像是美妙的音乐。”托洛茨基说，“那时候，18～30岁左右的年轻人风云际会。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和流放，可他们无所畏惧，并以抵抗为荣。”

现如今，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的索索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成功。

1900年5月1日，索索组织了一场地下集会。此次集会影响深远，而索索巨细无遗的安全防范颇具他日后的行事作风。5月1日是“社会主义的圣诞节”。当时，秘密警察正在追捕拉多，而后者则逃往了巴库——里海边的石油城市。拉多的缺席正好为斯大林提供了领导的机会。

集会前夜，与会者都收到了会议指导和行动暗号。当晚，500位工人和活动家来到了第比利斯城外的山区，挥舞着灯笼的放哨者进一步把新的暗号和路径告诉他们。他们在集会中唱起了《马赛曲》。和其他演讲者一样，索索站在了岩石上，发表了他的首次大型演讲，他鼓动工人们展开罢工运动，而佐达尼亚和“第三集团”则反对他的主张。

索索这一方取得了胜利。铁路工人以及贝索工作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展开了罢工。

“你为什么来这儿？”贝索看到索索，愤怒地问道。

“为了向这些同志致以敬意。”索索回答。

“为什么你就不能学门手艺呢？”这是父子之间记录在案的最后一次见面。贝索最终还是失业了，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社会的残渣，永远沉沦到了酗酒、贫苦和绝望之中。

秘密警察终于知道了“索索·朱加什维利”这个名字。他们的报告称，索索、比他年长好多且认识列宁本人的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以及业已成为传奇的殴打神学院院长的席尔瓦·吉布拉泽就是该次罢工的领导者。斯大林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虽然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第比利斯仍然宁静。这里的生活充满田园色彩，每当夜晚来临，马路边的咖啡馆总是热闹非凡。革命者们几乎过着一种学生时代的生活。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出色的电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曾在第比利斯火车站和斯大林携手工作——的女儿安娜回忆道：“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大声争吵，一起阅读，并不知疲倦地讨论，而在此期间，他们还会弹着吉他唱歌。”在第比利斯，消息总是会不胫而走，通过“阳台电报”，从这个葡萄藤缠绕的阳台传到另一个阳台。

虽然斯大林的革命事业才刚开始，他已经学会把他的同志们分成英雄、追随者和对手了。他先是找到了一位新导师。亚历山大·“萨沙”·楚卢基泽王子是拉多的朋友。这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总是穿着讲究的西装。拉多和楚卢基泽出身的社会阶层高于斯大林：拉多是神父的儿子；而“红色王子”的父亲则是格鲁吉亚最富有的贵族，他母亲奥林皮娅达·舍瓦什泽的家族则是阿布哈兹的统治者。[2]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赞扬过拉多和萨沙王子“令人称奇的杰出智慧”。当时的斯大林并不嫉妒他们，因为他们早已过世了。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才称得上是英雄，那便是他自己。在他蔑视众生而又极度自负的一生中，他自认为拉多、萨沙王子和列宁仅仅接近过他所取得的成就，却不能和他同日而语。他说，他是他们的“弟子”。

那些被神学院开除的进步学生成为了斯大林最初的追随者：1901年，神学院又开除了40名学生。其中包括在神像上撒尿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斯大林的前学生）和他的朋友亚历山大·“阿廖沙”·斯瓦尼泽。后者在索罗拉基大道上租了一间房，那里正处埃里温广场附近。斯大林会给这个小团体上课，并给他们开书单——其中的书多达300本。“他不仅仅是在读书，”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他是在把它们吃下去。”阿廖沙·斯瓦尼泽和贵族阶层关系不错，还有三个漂亮的妹妹。后来，斯大林成了他的妹夫，两人直到“大清洗”时期才分道扬镳。不过，此时的斯大林还未认识他的妹妹们。

斯大林的另一位追随者则是刚从哥里来到第比利斯的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这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是个疯狂的人，并将于不久之后以“卡莫”之名被人熟知。和斯大林一样，他也是在斗殴、偷果子和“最喜欢的运动——拳击”中度过童年的。“为了能学到些什么”，他住进了斯瓦尼泽的家，不过，当时的他还梦想成为一位军官。他那暴君般的父亲不同意他和斯大林在一起，说斯大林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可是，据特尔—彼得罗相回忆，他“父亲于1901年破产了”，并由此失去了对他的控制。他说：“斯大林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文学，还借我书看……我很喜欢左拉的《萌芽》！”斯大林“像磁石一般吸引他”。

但是，作为导师的斯大林却没有太多耐心。特尔—彼得罗相在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斯大林便命令他的另外一位追随者瓦尔登安去教他。“索索在一边躺着看书，我则在教卡莫俄文语法，”瓦尔登安回忆说，“但是卡莫不够聪明，他总是把‘卡姆’（‘对谁’的意思）说成‘卡莫’。”斯大林不耐烦了，愤怒地站起身来。他嘲笑卡莫道：“这个字读‘卡姆’，不是‘卡莫’！记住它吧，bicho（男孩）！”在此之后，乐于给手下取绰号的索索就给特尔—彼得罗相取了个“卡莫”的绰号，特尔—彼得罗相将之沿用了一生。虽然卡莫学习语言不在行，他对马克思主义却颇为痴迷，并被斯大林本人“迷住了”。“从现在开始，你得读更多的书！”斯大林教导他说，“你可能会成为一位军官，但是你最好还是放弃，从事另外的事情……”斯大林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般，一步步把卡莫塑造成了他的忠诚的手下。

“从一开始，索索就是个天才的地下活动家，是他教会了我们用地下活动达到目的。”瓦尔登安说，“我迷恋他谈吐的方式，迷恋他的笑声，迷恋他的行为举止。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模仿他，所以，我的朋友就叫我‘索索的留声机’。”

然而，索索从来不是个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小伙。即便在那个时候，“他已是个特别与众不同且神秘的人”。当时刚刚认识他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走在第比利斯的大街上，他身材消瘦，脸上全是痘疮，穿着相当随意，手里捧着一大包书”。

斯大林参加了一次由阿廖沙·斯瓦尼泽组织的疯狂派对。当客人们喝了很多用西瓜汁和白兰地调制的鸡尾酒而酩酊大醉时，索索却坐在阳台的沙发上读书，还做着笔记。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他在哪儿呢？”

“索索在读书呢。”阿廖沙·斯瓦尼泽说。

“你在看啥书呢？”朋友们嘲笑索索道。

“拿破仑·波拿巴的回忆录。”索索回答，“他犯下的错太奇怪了，我把它们记了下来！”早已大醉的贵族们哄笑了起来。他们给这个痴书入迷的鞋匠之子取了个绰号叫“昆库拉”（意为“走路蹒跚者”），因为他走起路来永远风尘仆仆且一瘸一拐。可是，像斯大林、拉多和萨沙王子这样志向远大的革命者们可没有闲暇时光来喝鸡尾酒。

格鲁吉亚正“孕育着革命的种子”。据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只有到了深夜，才会和朋友们一起回到家。他们在桌边坐下，有人打开了一本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他们读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列宁刚刚创办的《星火报》（Spark）。在其中，列宁憧憬了一个由少数军事精英领导的革命党。

这一全新的革命模式让斯大林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激动不已。之前，他们是被大批工人所拥戴的业余革命家，可现在，他们决心成为职业革命家，领导地下党派大步前进。那时的索索虽然只有22岁，但他已经对斗争乐此不疲——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他决定和佐达尼亚、吉布拉泽决裂，以个人意愿重塑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他的语言如刀剑般残忍。”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兹登·阿尔申尼泽说，“他讲起话来有股一意孤行的味道，却也活力四射。他经常语出讥讽，当他讽刺某人时，那人就好比挨了一鞭子一样。”当他“暴怒”的聆听者抗议时，他则会“道歉，解释说这便是无产阶级的语言”。据他说，无产阶级“说话粗鲁，但总是能道出真理”。

在秘密警察和工人的眼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可是，在工党中的温和派看来，他则是个“浑水摸鱼的年轻同志”，“对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层抱有强烈的敌意”。据达夫里舍维回忆，他们公开嘲笑索索“既傲慢又惹人厌”。吉布拉泽甚至抱怨道：“我们让他负责鼓动两个小团体，引导他们反对当局，没想到，他竟然鼓动他们来反对我们。”

斯大林、他的精神导师和追随者会在“库拉河畔芳香的相思树下”聚会，他们会喝“由小摊贩提供的廉价葡萄酒”。然而，斯大林领导的首次罢工的成功让秘密警察注意起他来。他们想要在1901年5月1日罢工再次爆发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宪兵部队曾针对革命“领导人”斯大林做过一份报告，他们一开始便注意到了他在组织地下活动方面的才华：斯大林是“一位领导铁路工人的知识分子。据观察，他行事相当小心谨慎，走路时总是会注意自己的身后”。他很难被抓捕。

1901年3月21日至22日凌晨，秘密警察奥克瑞纳逮捕了革命领袖库尔纳托夫斯基和马哈拉泽。[3]他们把气象站包围了起来，守株待兔般地等着斯大林。斯大林坐着有轨电车回到气象站。突然，他透过车窗看到气象站边上有好几个表情冷漠的便衣警察——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一样容易被辨识。他没有下车。等到秘密警察离开之后，他才回到了气象站，收拾东西赶紧离开。他再也不能住在那里了。

这次突袭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如果说在此之前，斯大林还有一丝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幻想，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幻想都灰飞烟灭了。他曾考虑做一位教师，靠课外辅导赚每小时10戈比的外快（虽然他通常只会把他的学生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从此之后，他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过活，并指望着他的朋友、资助者和党为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从那一刻起，他正式加入了托洛茨基所谓的“那个叫作‘地下革命活动’的危险游戏”——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地下世界，有着其特殊的习俗、严格的礼节规矩和无情的游戏规则。

索索进入了这个秘密世界，并随身带着他的劳动节罢工游行计划。

高加索总督戈利岑王子带着哥萨克士兵、骑兵、炮兵和步兵在第比利斯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广场。1901年4月22日，星期日早上，大约3000名工人和革命者在士兵集市的门外聚集了起来。哥萨克士兵注意到事态不妙，不过，索索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注意到参加示威的人“穿的都不是当季衣服，而是厚实的大衣和加索式的羊皮帽”。他问他们为何这么穿，一位同志回答道：“这是索索的命令。”

“为什么？”

“我们将会是第一批挨哥萨克士兵抽的人。”

的确，哥萨克士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每个角落里等待着。中午时分，“枪声终于响起”，示威者们沿着果洛文斯基大道来到埃里温广场。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们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高唱《马赛曲》和《华沙曲》。哥萨克士兵骑着马向他们冲了过来，挥舞着军刀和足以致命的粗鞭。警察们也拔出了刀向他们冲来。这场“绝望的冲突”一直延续了45分钟，哥萨克士兵没有放过大街上任何一个超过三人的人群。写有“终结独裁”的红色条幅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14名工人受了重伤，15人被逮捕了。第比利斯宣布进入戒严状态。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取得胜利。事后，温和的佐达尼亚遭到了逮捕，并入狱一年。他的《耕耘》报关门大吉。斯大林却逃往了哥里，在那里藏了几天。佐达尼亚对这位“年轻冒失者”的憎恨毋庸置疑，但是，斯大林才崭露头角呢。不久之后，他和他的同盟便开始主张“公开斗争”——即便付出“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讨论着怎样才能成功暗杀第比利斯宪兵队的副队长拉夫罗夫上尉。不过，真正的战争却在铁路仓库里爆发了。铁路主管韦杰涅夫强烈反对斯大林所组织的罢工行动。

与此同时，斯大林遇到了另一位关键性的同盟。斯捷潘·邵武勉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一个亚美尼亚商人的儿子。和高加索财阀相熟的邵武勉是本城石油大亨曼塔舍夫的孩子的教师。不久，他还娶了另一位石油富豪的女儿。

邵武勉“身材高大、结实，长着一张白皙的脸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十分英俊”。他为斯大林提供了解决韦杰涅夫的方案：当这位铁路主管坐在办公室里时，一支手枪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开火，直接击中了他的心脏。

没有人因此被逮捕。然而，这一枪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据当时广为流传的、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所有温柔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甚至是尊严，都必须……为唯一的对革命工作的激情让路”。这是一场被敌我双方都称为“秘密活动”的毫无道德标准——也许，“毫无规则可言”更恰如其分——的游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只有理解了“秘密活动”的本质，我们才能洞悉苏联本身：斯大林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秘密活动”成为了他治国之术的精髓，也牢牢地控制了他的脑海。

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总会在腰间携带一支手枪。在对沙俄帝国的争夺战中，革命者与秘密警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地下斗争。[4]

[1]　气象台至今仍在，只不过，它和格鲁吉亚其他所有机构一样破烂不堪。斯大林的房间得以保存，里面还有几件据说是他的东西和一块破旧的牌匾：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第比利斯气象站生活与工作，并领导了抗议沙皇当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

[2]　在俄国，从商的中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经常会同情革命者。但是，格鲁吉亚的中产阶级也能依靠当地人对本地的热爱之心，以及他们具有贵族身份的家族。舍瓦什泽家族是圣彼得堡的谄媚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阿布哈兹和革命者发生联系。乔治·舍瓦什泽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丹麦公主，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的大臣。俄国革命之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舍瓦什泽家族中那些留在苏联的后人都受到了内斯特·拉科巴（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斯大林的部下）的庇护。

[3]　当时，格鲁吉亚最炙手可热的俄国革命者是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身材高大，有点驼背，业已秃头。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列宁一起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甚至在苏黎世见过普列汉诺夫。很多最具声望的革命活动家并非高加索人，而是俄国人。在火车仓库里，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得到了为人和善、蓄着姜黄色胡子的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协助。加里宁的祖辈是农民，当时的他就是个铁路工人。而斯大林正是在此时和他相遇的：在此之后，加里宁一直担任他的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另一些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则是格鲁吉亚人。其中包括佐达尼亚、吉布拉泽、米哈·茨哈卡亚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他们都是1892年“第三集团”的创始人。

[4]　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也意味着斯大林免于1901年的征兵。当他于1913年被捕时，他告诉警察他是“因家庭原因免于1901年的征兵”。据达夫里舍维儿子的回忆录说，他的父亲、哥里的警长帮助斯大林伪造了档案，陈述了斯大林的家庭困境，并把他的年纪改到了1879年12月21日。直到1916年之前，斯大林再也未受征兵之苦。

9　斯大林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曾有一次，哥里神父之子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在第比利斯的巷子里和一个马路清洁工争吵了起来。突然之间，科捷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科捷，揍他。别害怕，他是宪兵养的狗杂种！”说这句话的正是索索。辨别叛贼或间谍仿佛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可没有工夫停下脚步和你斗嘴，秘密警察正在追捕他呢。

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狭长蜿蜒的街道里”……在这场迷雾重重、互为镜像和阴影密布的游戏中，对阴谋的直觉是玩家的必要素质。游戏的对手们令人窒息地互相拥抱，他们被锁在这种亲密无间、绝望丛生，而又毫无道德可言的拥抱中，根本不得脱身。间谍、双重间谍，甚至是三重间谍游走于其中。他们给予同盟者以承诺，紧接着又背叛他们；他们变成了对手的同盟，却又背叛了对手。

在19世纪70年代，造反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的民粹派。他们认为农民才是革命的力量、未来的希望。一部分民粹派变成了“土地与自由社”这一恐怖主义团体，之后又演变成了民意党。他们相信，只有干掉亚历山大二世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哲学家涅恰耶夫虽然才疏学浅，却成为了民意党的精神领袖。他那本离经叛道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启迪了列宁和斯大林。他提议“把全世界的匪徒组织成一股隐形的破坏力量”，“用最残忍的方式”消灭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也和涅恰耶夫殊路同归，幻想着“同彪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列宁从民意党那里学到了铁纪严规的组织结构、对上级的绝对忠诚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而斯大林简直就是这三个条件的完美结合体。

受到猫抓老鼠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威胁的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保卫机构，其复杂性完全可以和恐怖组织相提并论。他把他父亲的“第三处”（Third Section）改造成了一个秘密警察机关，这便是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简称“奥克瑞纳”。然而，就在改编的过程中，民意党便已在这个部门里安插了自己的间谍。警察们大肆追捕“恐怖分子”，但已为时过晚。1881年，民意党终于达到了目的，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

继任亚历山大二世的亚历山大三世创造了一个双重体制，斯大林对其知根知底。奥克瑞纳得以保留，而著名的、半军事化的宪兵队也成为了“沙皇的耳目”。这两支队伍都穿白边的紧身蓝色制服和靴子，佩带军刀，并独立运行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

奥克瑞纳的总部位于圣彼得堡莫伊卡宫边上的丰坦卡河16号。他们在其中巨细无遗地收集着“恐怖组织”的资料，以制作成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图表、用颜色区别的档案。这个黑暗的机构执行宁可错杀一个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在1882年之前，他们每年都要检查多达38万封的信件。[1]在当时的欧洲，奥克瑞纳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的邪恶帮凶。然而，就其运行能力而言，它根本达不到列宁的契卡（Cheka）的高度，更别提斯大林的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了。奥克瑞纳会根据“犯案者罪行严重程度”的不同执行三种刑罚。其一是绞刑，他们很少使用绞刑。如果有人胆敢暗杀罗曼诺夫王朝的王族或大臣，他便会遭此极刑。不过，他们倒是用绞刑杀害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这位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年轻人正是列宁的哥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列宁，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种刑罚则是劳改（katorga），也较少被使用。最为寻常的惩罚便是“行政流放”，时间可长达5年之久。阴谋的大脑、莫斯科奥克瑞纳的头目祖巴托夫发展了一套全新的监控体系。他们会聘用侦探，但真正的侦查工具则是“外部间谍”——用革命者的话来说是“幽灵”，他们会跟踪像斯大林这样的危险人物。奥克瑞纳最具效果的策略则是培养他们的“内部间谍”，让他们深入革命阵营。“秘密警察对待内部间谍必须像对待和自己有婚外关系的情妇一般，”祖巴托夫解释道，“像无上至宝一样照料她。你的错误便是对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个人是你的上司。忘记他的名字，记住他的代号。”这场赌局的筹码太高了：一边的间谍就是另一边的叛贼，如果被发现，只会被处以死刑。

为了取得巨额的报酬，这些双重间谍不但会打入“革命组织的内部”，有时甚至会直接引导它们的工作。奥克瑞纳甚至成立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团体和工会。他们的存在在革命者中引发了猜忌和恐慌，人人岌岌可危，心神不定。斯大林执政苏联时期的猜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见证了他们的成功。然而，阴谋对当权者和革命者而言有着同样的杀伤力。[2]

在这场针对“恐怖主义行动”的战争中，俄国的阴谋组织遍地丛生，开花结果：奥克瑞纳的对手中不但有社会民主工党、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达什纳克会、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还有俄国最致命的恐怖分子——被称为社会革命党（SR）的民粹社会主义者。奥克瑞纳曾策反过社会革命党武装队——他们以执行自杀式炸弹袭击而出名——的头目埃瓦诺·阿泽夫。在1902—1905年间，阿泽夫从奥克瑞纳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可是，在同一时期，他还暗杀过两位内务大臣和一个大公。双重间谍的危险性可见一斑。

虽然奥克瑞纳和宪兵队之间矛盾丛生，但他们也受官僚体制的约束，秘密警察对革命组织的压迫和渗透是异常小心而又成功的：他们是当时最优秀的情报人员。[3]事实上，列宁在创造契卡的过程中拷贝了奥克瑞纳的组织结构，他把“一小部分和秘密警察一样接受过严格训练并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组织起来，这些人具有“臻于完美的地下工作技巧”。

斯大林便是个中代表，这个“崩裂离析的世界”是他天然的栖息地。而在高加索，这个游戏的意义更加难以捉摸。他的成长环境是培养恐怖主义黑帮分子的理想温室。格鲁吉亚人对家庭和友人的忠诚、他们的搏击技巧、为人的慷慨和复仇的技艺——斯大林早在哥里的街巷上便已习得了这一切。高加索的秘密警察比圣彼得堡的更加凶残，却也更易腐败。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腐蚀他们、辨别他们的个中好手。

斯大林经常被奥克瑞纳的“幽灵”跟踪，而他也成为了愚弄他们的高手。有一次，当他再次于第比利斯的巷道里摆脱他们的追踪之后，他嘲笑道：“这些笨蛋，难道还需要我们来教他们怎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吗？”虽然他并没有因策划劳动节罢工而遭逮捕，但还是数次遇险。有一次，当他正在一家非法经营的书店大声唱着格鲁吉亚歌曲时，一帮警察包围了书店。结果，他径直和“愚蠢的警察”擦肩而过，走了出去。另一次，他们正在开革命会议，警察突袭会议地点，但是，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没有穿橡胶套鞋便跳到了窗外，在雨中大声笑着逃走了。

他经常改名——这一时期，他用的是“大卫”这一化名——并至少换过六次住所。当他住在他的朋友米哈·博乔里泽家时，警察曾突袭过这里（在此之后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卡莫便是把钱藏在了这里）。当时，斯大林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生病的租客，躺在床上用床单和绷带裹住了自己。警察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是，因为逮捕令里并没有描述过一个病人，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去请示自己的上司。而等到他们回去逮捕那个“病人”时，这位“病人”早已迅速“康复”并逃走了。

在逃亡和密会的间隙，斯大林写起了革命文章。他的文章充满宗教的浪漫主义色彩，像是一篇篇的启示录。那个时候，拉多和他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这位一头棕发、为人温和的前神学院学生是个花花公子——创办了进步的《斗争报》（Brdzola），并通过巴库的一家地下印刷厂印刷发行。

警察的间谍也不是没有追踪到过斯大林的足迹：1901年10月27日至28日，他们发现“知识分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开会”，而开会的地点则是梅拉尼酒馆。

11月11日，第比利斯召开了一次地下革命党人大会，有多达24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而斯大林则是该会的组织者之一。在会议上，革命党中的温和派指责他是个“造谣中伤者”。他们也都了解吉布拉泽对“惹人厌的”索索的指责，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索索是个活力充沛、能力极强的革命党人。斯大林业已跟随列宁的脚步，相信只有一小部分武装化的专业革命者才能带来最终的成功。于是，他提醒他的同僚，要警惕把普通工人阶级选进委员会的危险性，因为“选的很有可能就是警察安插的间谍”。最终，四个工人和四个知识分子构成了委员会。

他的很多反对者都要求革除他的党籍，之后甚至还要求把他赶出第比利斯。日后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的反对者赢得了这次斗争，但这纯属无稽之谈。幸运的是，那些消息更灵通的宪兵间谍所留下的报告为我们解密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索索不但没有落选，他还是委员会四位知识分子里的一位。然而，这或许是党内一石二鸟的妥协政策。虽然斯大林入选了委员会，首次获得了领导权，但是，随着秘密警察越追越紧，他被“营救”了（他的同志们把他从他那凶险的革命计划中解放了出来），并被派去执行“一个宣传任务”——他就这样被送出了第比利斯。

宪兵发现，刚刚入选了委员会、之前无所不在的斯大林并没有参加1901年11月25日的会议——就像T．S．艾略特笔下那只叫作麦卡维蒂的神秘的猫，他在刹那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而事实上，他正在前往巴统的火车上。这座动荡的城市是沙俄帝国的石油港湾，而斯大林即将在那里掀起革命风暴。

[1]　当内务大臣普列韦于1904年被暗杀之后，他的警察司司长洛普欣在这位逝者的保险箱里发现了40封他自己的私人信件——内务大臣对警察司司长也不是百分百地放心。

[2]　19世纪80年代，圣彼得堡奥克瑞纳的G．P．苏戴奇斯上校把一个名为杰加耶夫的年轻民意党人培养成了间谍，并通过他成为了“俄国革命的主脑”。但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为了保护这个双重间谍，他下令杀了好多人。1883年，杰加耶夫把上校骗去私会，结果把他给杀了。杰加耶夫就此消失不见。数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不知名大学的数学教授，并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而他的故事则被理查德·派普斯写成了《杰加耶夫事件》。这些间谍总是在玩死亡游戏。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情报机构培养了一批阿富汗圣战者，用以对抗苏联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他们支持西岸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是，这帮人却分别变成了基地组织和哈马斯。

[3]　奥克瑞纳无法忽视社会革命党暗杀者的足智多谋。飞机这一新兴交通工具的成功让暗杀者们意识到，它将是个不可多得的武器——从而也预示了在后来的我们的时代里，基地组织所策划的“九一一”事件。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策划过用装满炸弹的双翼飞机撞毁冬宫，因此，奥克瑞纳在1909年下令检查所有飞机、驾驶员和飞机俱乐部的成员。奥克瑞纳于1909年便预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21世纪都无法对付的恐怖行动，足见其在当时的出色。

10　“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

——巴统的纵火、屠杀和逮捕

索索同志带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来到了巴统。在他来到这座海滨城市3个月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炼油厂不明缘由地着火了。他领导了一场武装暴动，攻占了那座城市的监狱，哥萨克骑兵随后展开大屠杀。马克思主义宣传册在这座城市里漫天飞舞。告密者被谋杀，马匹被屠杀，工厂经理被暗杀。尽管身后有紧追不舍的秘密警察，索索依然没有放弃和老派格鲁吉亚革命者的斗争，并且和一个已婚女子产生了恋情。

一到巴统，索索便开始工作起来。他先是在土耳其集市的一个酒馆里会见了康斯坦丁·坎杰拉基——这位工人是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之后成为了斯大林在巴统的得力干将。他命令坎杰拉基组织一系列地下会议。据当地工人、会议参与者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他们“听到门外传来敲门的暗号，打开门来”，只见“一个消瘦而又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头发”。

“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多蒙特·瓦达奇科里亚曾在自家公寓中举行过一次会议，“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穿着黑衬衫、夏季长外套，戴着浅顶软呢帽的年轻人。”此时的斯大林已是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也对自己识别叛徒的能力相当自信。瓦达奇科里亚回忆：“他命令我邀请7个工人来参加会议，却又让我把请来的工人一一让他过目。他站在窗边，而我则带着请来的工人，一一走过他面前的走道。斯大林对我说，不要邀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是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对人性了如指掌。他只要望一眼，便能看穿他们。我告诉他，有个人想跟我们合作，那个人的名字叫卡尔斯亚。”

“此人是个‘幽灵’。”斯大林断定。而瓦达奇科里亚证实了斯大林的判断。“不久，哥萨克骑兵突袭我们的会议，我们看到那个人穿着警察制服。我们决定把他除掉，我们杀了他。”这是记载中斯大林首次因识别出某人是叛徒而开了杀戒，或许也是他第一次杀人。[1]无论如何，从此往后，斯大林都在“‘地下活动’这个危机四伏的游戏”中扮演着强硬角色。卡尔斯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他除掉的间谍。但即便是在最早期的时候，他也没有亲自动过手，而是把他所谓的“脏活”交给了手下。

斯大林在这几次会议期间宣布，他将为巴统的革命事业带来全新的战斗精神。他要求与会的所有人：“回去你们的工厂，再招募4个人，并把会议的精神通知他们。”索索同志在集市上一个名为“阿里”的波斯人酒馆建立了总部，并经常昼伏夜出，忙碌于召见同僚和演讲。他先是和一位名为西莫维奇的犹太钟表匠住在一起，然后搬到了西尔维斯特·隆泽哈里亚家。隆泽哈里亚曾落草为寇，现在成了石油工人，而他的弟弟波尔菲里则成为了斯大林的保镖。

有一天，斯大林早早地起床，没留下任何信息便消失不见了。坎杰拉基过来找他，发现他不见了，便焦急地等着他，直到他终于平安归来。

“你猜我今天早上起了个大早去干嘛了？”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我在罗斯柴尔德的炼油厂仓库找到了一份活儿。他们每天会付我6阿巴兹（abaz，6阿巴兹相当于1卢布20戈比）。”罗斯柴尔德这个法国犹太人的商业帝国——这个家族象征着国际资本主义的权力、浮华和世界主义——当然不会因为招了斯大林这么一个工人而欢欣雀跃，但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所雇用的正是未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斯大林大声笑了起来，几乎唱起了歌：“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

坎杰拉基开玩笑：“我希望从现在起，罗斯柴尔德家族会繁荣昌盛！”

斯大林没有回应他，但他们早已心有灵犀：他会不惜所有代价，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繁荣昌盛成为过去时。

新年当晚，索索把最得力的30个手下召集起来。他们在隆泽哈里亚家举行派对。他们吃着奶酪和肉肠，喝着红酒——但索索禁止他们酗酒。那一晚以索索令人热血沸腾的演讲告终。他极富感染力地高喊：“我们不惧怕死亡！太阳就要升起来了。让我们用生命迎接胜利的到来！”

“如果我们死在了床上，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这位致祝酒辞者高喊道。工人们全都鼓掌叫好，他们全都被斯大林的战斗精神感染了。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了斯大林。由当地医院经理卡尔洛·奇赫伊泽和教师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温和派便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他们为工人们成立了一个星期天业余学校，斯大林对这项事业爱恨交加。刚开始时，“合法者”资助了斯大林，可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会长存。马上，斯大林就要“在巴统掀起革命风暴”。

巴统地处亚热带，是帝国在黑海边上的边陲重镇。统治这座城市的是帝国的金融石油大亨诺贝尔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即便是在20年后，当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来到这里时，他仍然说巴统是“加州淘金城市的俄国版本”。

1878年，沙皇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中赢得了这座海盗横行的海滨城市。可是，随着巴库——位于高加索海峡的另一边——的石油开采日益繁荣，巴统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把“黑金”从巴库运到西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建造了一条输油管。他们在巴统炼油，然后把它们装上停靠在海港边的油轮。突然之间，不但出口石油，也出口锰矿、甘草和茶叶的巴统成为了“欧洲的门户”，格鲁吉亚“唯一的现代城市”。

等到斯大林来到巴统时，那里已经有多达16000名工人了。他们中有波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也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俄国人。大约有1000个工人在炼油厂工作。这家“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的老板便是爱德华·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人中的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房子离浓烟滚滚的炼油厂不远，街道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污水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死于伤寒。可是，巴统的百万富翁和外国公司总裁们——特别是英国人——却把这个原本闭塞的城市改造成了享乐之都。这里有一条海滨大道，旁边都是古巴风格的别墅。他们还开了好几家奢华的妓院、一座赌场、一个板球场和一个英国游艇俱乐部。

1902年1月4日，坎杰拉基“正在回家的路上，意外地目睹了一场火灾”。斯大林回到家后兴奋地对坎杰拉基说：“哥们儿，你的预言实现了！”聘用了斯大林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繁荣昌盛”了起来。“我的仓库着火啦！”[2]

人们看见一团黑色的蘑菇云从港口升腾起来。工人们赶紧救火，把火扑灭了，他们会因此得到一笔奖金。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法国经理弗朗索瓦·热恩召见了工人代表团。斯大林也位列其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欧洲的商人。然而，有证据表明，从此往后，斯大林便和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管理层私下接触了——他就此和石油大亨建立了隐秘关系，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罗斯柴尔德家族当然明白这起火灾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的，热恩拒绝给工人发奖金。而热恩的强硬态度刚好给了斯大林一个发动罢工的理由。

当权者试图阻止他；奥克瑞纳企图逮捕巴统新来的革命领袖；警察们骚扰罢工者；间谍监视着马克思主义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担心他们的石油是否还能顺利离港。可是，就在此时，斯大林离开了巴统，坐了11个小时的火车前往第比利斯。为了能让罢工事件扩大影响，他得找一台印刷机来制作传单。由于传单得用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两种语言，委员会帮他联系到了苏伦·斯潘达良——这位亚美尼亚人很是富有，虽然他已经有了家室且生了孩子，但依然是个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斯潘达良的父亲是个报纸编辑，斯大林就在那家报社印刷了他的亚美尼亚语传单。在此之后，斯潘达良成为了斯大林的密友。

当斯大林在卡莫的协助下带着印刷机回到巴统时，他发现巴统业已风起云涌。卡莫和坎杰拉基立刻让印刷机运作了起来。不久之后，这座石油之城的所有工人阶级都聆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

2月17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终于向工人们让步了。他们同意给工人涨30%的工资——无疑，年轻的革命者取得了胜利。虽然在第比利斯，拉夫罗夫上尉的宪兵队早已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突袭和逮捕，而在之前仍然平静如水的巴统，宪兵队上尉乔治·亚克力则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他承认，他对“突然爆发的不安情绪”感到忧虑。于是，他增派人手，用以监视那个谜一样的“索索同志”。

斯大林不得不搬出隆泽哈里亚的家。他换了好几次住所，最终在巴斯卡纳的工人阶级社区留了下来。他住进了一间小屋，房东是22岁的娜塔莎·科尔蒂娃。科尔蒂娃是个大美女，她是农民的女儿，也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同情者。她的丈夫失踪了。据巴统地区的民间轶闻、科尔蒂娃自己的回忆录和斯大林本人之后的求婚行为来判断，他很爱这个年轻女人——科尔蒂娃是和他发生恋情的第一个房东，此后，他还会“和很多女房东以及女同志发生恋情”。科尔蒂娃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很温柔”，对她“无微不至”。她的回忆甚至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带来了一丝爱情的亮色：“他看着我，轻轻把我的头发从额头撩开，他吻了吻我。”[3]

虽然斯大林取得了成功，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热恩和冯·斯泰恩决定对他展开报复。2月26日，他们开除了389名闹事的工人。这些工人继续罢工，并“派了个人去找索索同志”，可是，那个时候，他正好在第比利斯看望他的门徒斯瓦尼泽和卡莫。

第二天，索索赶回了巴统。他邀请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隆泽哈里亚家开会。“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提议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罢工，从而使整个石油终端陷入瘫痪。他的助手波尔菲里·科里泽差点认不出他来：他把胡子和胡须都剃掉了。除了阿里波斯酒馆之外，斯大林还有另一个更为隐秘的总部，那便是苏克萨克墓地。他们会在午夜时分在那里集会，开展选举活动。有一次，警察突袭墓地，他赶紧藏进了一位女同志的宽大的裙子里。还有一次，当哥萨克士兵突然来到时，他给自己套上了一件连衣裙，然后拖着裙摆逃离了。

工人们对这位“知识分子”相当崇拜。他们称其为“神父”。他还会给他们开书单。“有一次，他给我们留了一本书。”科里泽回忆道，“‘这是果戈理的书。’斯大林对我们说，还对我们讲起了果戈理其人其事。”

那个时候，索索同志已经拥有了其固定的形象。他经常穿花哨的锡卡西昂棉毛大衣，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宽檐软呢帽，肩上披着白色的高加索头巾。很快，他就有了一批和他一样强硬的追随者。这些人被称为“索索主义者”，是最早期的斯大林主义者。奇赫伊泽和星期天业余学校的“合法者”请他过来接受组织的批评，但他拒绝前往。“他们只是坐在摇椅里空谈的战略家，他们害怕真正的政治斗争。”要求绝对领导权的索索这样嘲笑他们。第比利斯宪兵队的拉夫罗夫上尉说，“朱加什维利的我行我素分裂了革命阵营”，造成了“年长社会主义者和年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隔阂。罢工运动扩大化了。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受到了威胁，他们的马被屠杀了。但是，秘密警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神父”索索。哥萨克骑兵正在聚集起来。

斯马金将军——巴统所在的库塔伊西省的省长——冲进巴统，指挥镇压罢工运动。他对工人大声警告道：“回去工作，要不就送你们去西伯利亚！”3月7日夜晚，斯马金逮捕了斯大林的保镖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和罢工运动的领袖。

第二天，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罢工者们在看押犯人的警署外示威抗议。他们的施压成功了。宪兵队紧张地把犯人送往一个临时监狱。省长答应接见罢工者。即便如此，索索还是不满意。当晚，他在指挥会议上提出突袭监狱的想法。瓦达奇科里亚却更倾向于妥协。“你根本不配做个革命者。”“神父”索索嘲笑他道。而索索主义者们则坚决地站在了索索这一边。第二天一早，斯大林亲自指挥了示威游行。接下来的一天，城里的大多数人都加入了游行队伍，他们向监狱进发。可是，一个叛徒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哥萨克骑兵全部各就各位。在强硬的安塔泽上尉的指挥下，士兵们挡住了通往临时监狱的道路。他们举起刺刀，对准前来的示威者。人群在路障前停下脚步，犹豫不前。

“不要逃跑，否则他们会开枪。”斯大林警告他们道。

“索索提议我们唱歌，我们不懂革命歌曲，所以唱起了《阿里总督之歌》！”波尔菲里·科里泽回忆道。

“士兵是不敢开枪的。”斯大林对人群大喊道，“不要害怕。打倒他们，解救我们的同志。”人群冲向了监狱。

索索被一群“索索主义者”保护着。他们以坎杰拉基为首，大多是古里亚的农民工。此后，斯大林曾吹嘘说：“古里亚人是勇敢无畏的地下活动者。他们试图阻止我上前线，但我还是冲了上去。于是，他们在我周围形成了7个保卫圈，即便是那些受了伤的也不曾离去，士兵根本无法突破他们。”

正当人群向守卫监狱的士兵冲击时，关在里面的罢工者也制服了守卫。波尔菲里·隆泽哈里亚听到了门外传来的暴动的声音：“我们试图冲出去，大门被撞坏了，有些人逃了出去。”哥萨克骑兵策马赶到，冲入人群，可他们的来福枪被抢走了。群众向骑兵开枪，还朝他们扔石头。士兵们用枪托回击他们，可不得不渐渐撤退。安塔泽上尉被石头击中，他的手铐被子弹打穿。士兵们依然企图抵抗，朝空中开枪，可还是不得不后退。但这一次，他们站稳了脚跟。“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高喊，他让我们千万别散开，把工人们救出来。”示威者之一英杰拉比安回忆。人群继续向监狱发起冲击。

“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安塔泽上尉下令“开火！”。枪声此起彼伏，人们倒在了地上，所有人都大声尖叫着四下逃散。“这里简直是个地狱，空旷的广场上躺满了尸体。”士兵们冷眼看着“奄奄一息、依然在痛苦呻吟的人”。他们叫着“水”或“救命！”。“这时候，我想起了索索，”坎杰拉基说，“我们被分开了。我害怕极了，开始寻找他的尸体。”然而，波尔菲里的姐姐维拉·隆泽哈里亚却看见斯大林走来走去，观察着现场情况。正当她寻找她弟弟的尸体时，她打倒了一个士兵，不过士兵对她说：“这都是安塔泽上尉命令我们干的。”

索索带着“一个伤者”上了马车。“他把他带到了我们的公寓。”伊拉里翁·达拉赫韦利泽回忆道。“索索帮伤者绑上了绷带。”坎杰拉基的回忆如出一辙。娜塔莎·科尔蒂娃和其他女人把受伤的同志们扶上马车，送他们前往医院。总共有13人死亡，54人受伤。那一夜，他们在达拉赫韦利泽家集会，大家“很是焦虑不安”，可索索却高兴极了。

“今天，我们一下子进步了好几年！”斯大林对哈奇克·卡扎林说，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虽然我们失去了几位同志，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和很多流血战役一样，在这里，以同志的牺牲换来革命目的的达成是值得的。“冲着我们挥来的皮鞭和刺刀反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加速了使无关的旁观者参加革命的过程。”年轻的托洛茨基也对发生在巴统的大屠杀印象深刻：“它让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起来。”

佐达尼亚和奇赫伊泽对“这个想要成为领袖的年轻人”十分不满，却又“缺乏对事态的准确认知……也不具备能被群众认同的粗俗语言”。他们相信，大屠杀其实是由当局一手策划的阴谋：那么，难道斯大林是个间谍？

在此之前，斯大林把印刷机藏在了一位名为德斯皮娜·萨巴托瓦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家中。现在，他立刻赶往那里。“谢谢养育了这些儿子的母亲们！”他在针对大屠杀的文章中写道。第二天，整个巴统都见到了这份传单。然而，一个告密者把印刷机的所在地告诉了警察，于是，他们前来突击检查。好在德斯皮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的孩子正在睡觉。”她冲着他们大吼。警察们一笑了之，他们既没有搜到印刷机，也没有抓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和当局斗争的方式也不只写文章这一种。据称，他下令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理冯·斯泰恩。“我们指派（一位同志）执行暗杀”，斯大林的一位手下回忆，“当冯·斯泰恩的马车靠近时”，杀手举起左轮手枪朝他开枪，但没有击中。“冯·斯泰恩赶紧掉转车头逃走了，那天晚上他坐船离开了。”

对斯大林的缉捕仍在继续。而斯大林则已经把他那价值连城的印刷机搬到了另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他认为保持神秘至关重要，”科里泽说，“他经常会坐着马车突然出现，然后变装之后迅疾离去。”他是易装假扮的个中好手，经常会在突然之间和其他同志换衣服穿，而“他的长发上总是披着头巾”。

那一晚，斯大林先是把印刷机带上马车，把它藏在了墓地里，然后，他又把它搬到了一个破屋中。那里是哈希米·斯莫尔巴——一个年老的阿布哈兹草寇——的家。这个破屋位于马赫穆迪亚，距巴统7公里，但又正好处在守备部队驻扎要塞炮火的下方（因此反而不会引起怀疑）。已经金盆洗手的草寇很高兴能把印刷机藏在他家里，因为他的朋友隆泽哈里亚告诉他，这个玩意儿能印假卢布。等到事成之后，斯莫尔巴还能参与分成。斯莫尔巴的儿子哈姆迪留下了一份回忆录，但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它。据他回忆，斯大林是在那天半夜到达的。他一来就把4个很重的箱子搬进了屋，运到了地窖，打开它们并组装了起来。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排字工人。他们都化装成了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子。斯大林夜以继日地工作，让建筑工在斯莫尔巴家边上又造了一栋房子，用以安放嗡嗡直响的印刷机。

“这是什么声音？”一个建筑工问道。

“有头牛，牛角里生了虫子，难受地叫呢。”斯莫尔巴回答道。

索索几乎已经搬到了斯莫尔巴家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屋主开始敲诈这位年轻的格鲁吉亚革命者。

“你的印刷机已经开工好几天了，”斯莫尔巴说，“你什么时候才会用印出来的钱？”

索索把一张传单递给了斯莫尔巴。

“这又是什么？”好奇的斯莫尔巴大叫道。

“我们要推翻沙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斯大林回答道。可斯莫尔巴根本就不懂。

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传单藏在农民的果篮里，然后让斯莫尔巴把果篮运上马车。两人会驱车来到巴统，和隆泽哈里亚接头，然后运着果篮在工厂四周逗留，到处分发传单。如果有人想买水果，斯莫尔巴就会故意报个难以接受的高价，或者谎称水果已经被其他人预订了。有一次，印刷机坏了。斯大林对坎杰拉基说：“我们去狩猎吧。”他们来到当地的印刷店，挑好了合适的零件，斯大林接着下令道：“熊已经被击倒了，我们开始剥皮吧。”然后他派手下把零件都偷了回来，帮他送到了总部——集市中的阿里波斯酒馆。有一次，小哈姆迪正在把印刷机零件送去斯大林在的地方，突然，一群哥萨克骑兵奔驰而过。他赶紧把袋子扔进了一户人家里，自己跳进了水沟。事后，斯大林亲自帮这个男孩擦干了身子，并表扬他勇气可嘉。

不久之后，斯莫尔巴的整个村子都对他家边上那幢新房子产生了好奇，他们经常看到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子在那里出入，可她们个个都长得很结实。于是，索索召集了12位信得过的农民，让他们把自己的任务传达给村民们。哈姆迪·斯莫尔巴回忆说：“从此之后，村民们都对这幢房子倍感敬意。”

“索索，你是个好人。”斯莫尔巴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说，“只可惜你不是个穆斯林。如果你变成穆斯林，你肯定能娶7个漂亮的处女。你难道不想成为穆斯林吗？”

“我当然想！”索索笑着说。[4]

他们于3月12日埋葬了在罢工运动中死去的工人。这又为斯大林提供了另一个抗议的机会。7000个壮汉受到了斯大林亲手写就并印刷的宣言的感召。游行队伍的四面都被哥萨克骑兵包围了。他们被禁止唱歌。索索同志沉默地指挥了整场葬礼。宪兵队禁止任何人发表演讲。正当人群离去时，哥萨克骑兵嘲讽地对他们唱起了《死亡征途》。

秘密警察已经了解到，斯大林正是巴统一系列罢工示威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在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于1901年秋天到来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亚克力上尉向库塔伊西宪兵队队长汇报道：“我确定在3月9日的‘暴乱’中看到过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所有证据都证明，他是‘暴乱’的主导者。”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斯大林抓住。

4月5日，德斯皮娜·萨巴托瓦警告斯大林，他已经被告发了。斯大林两次转移会议地点，并最终在达拉赫韦利泽家和同志们聚首。忽然，德斯皮娜冲了进来，通知斯大林宪兵队就在外面；或者，用当晚指挥行动的警官的话来说：“昨日午夜，有情报称有人在组织曼塔舍夫炼油厂的工人集会，于是，我下令包围了那里……”

“神父”索索向屋后的窗户跑了过去。可惜为时已晚。蓝色制服的宪兵已经把整座屋子都包围了起来。这一次，他终于逃不掉了。[5]

[1]　这些回忆录的日期相当重要。在写于1936年的回忆录中，瓦达奇科里亚暗示，是斯大林下令除掉了卡尔斯亚，这在当年只能显示瓦达奇科里亚的政治天真；要知道，一年之后，“大清洗”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果有人胆敢在那时或此后写这样的东西，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为了塑造斯大林的伟岸形象，他的官方传记中也有他怀疑警察密探并证明其无比正确的故事，但那仅仅是“怀疑”，而不是“除掉”。这个间谍被除掉的说法仅见于原始档案，本书的记述是对此事件的首次披露。

[2]　坎杰拉基的这段回忆写作于“大清洗”发生之前的1935年。他在其中强烈暗示是斯大林在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纵了火。那些斯大林传记作家引用了坎杰拉基的记叙，却删除了所有暗示伟大领袖曾纵火、下令暗杀、攻袭银行和到处留情的言语。本书的引用是坎杰拉基的原始记录首次被披露。历史学家经常会把他和另一位坎杰拉基搞错。后者名为大卫·坎杰拉基。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指派他作为秘密大使和希特勒谈判，那时离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还有3年之久。斯大林于1937年处死了大卫·坎杰拉基。他肯定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巴统的康斯坦丁·坎杰拉基（昵称“科沙”）。在此之后，康斯坦丁·坎杰拉基成为了孟什维克党人，并于1918—1921年间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财政大臣。

[3]　这段回忆无疑会让斯大林勃然大怒——20世纪30年代，那些更具政治敏锐性的回忆录作家都把此类个人化的细节删除了。娜塔莎·科尔蒂娃的回忆录分为两册，一册写于1934年，另一册写于1937年。毋庸置疑，这段关于接吻的细节只在第一册中出现过，因为那是在“大清洗”之前。

[4]　巴统的罢工示威事件和斯莫尔巴的故事成为了斯大林传奇的起点。当阿布哈兹的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最钟爱的追随者之一内斯特·拉科巴于1934年写作《斯大林与哈希米》时，他进一步加强了自从1929年便开始塑造的斯大林神话。斯大林的秘书伊万·托夫图哈觉得这本书有问题，于是给其时斯大林的副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写信说：“有关哈希米的文字已阅……需修改及重写……怎么办？要不要把它给扔了？”然而，他们没有扔了这本书。它得到了出版，拉科巴由此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贝利亚写了一本更夸大其词的书《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很快就把拉科巴那本给比了下去。据贝利亚的儿子说，斯大林本人修改了该书手稿，“划去了很多名字，并用自己的名字替代”。1937年，大部头的《巴统1902年罢工示威事件始末》得以出版。贝利亚立刻行动起来，摧毁自己的对手拉科巴。他先是给他下毒，接着杀了他。他还亲手折磨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若想了解完整的故事，读者可以参阅《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哈希米·斯莫尔巴于1916年搬出了他当时的那个屋子，并把印刷机埋在了花园里。他于1922年去世，享年81岁。斯大林70多岁的时候还笑着提起过他。他知道拉科巴的书被普遍认为是宣传工具。毕竟，书中声称斯大林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人，这样的人一两个世纪才会出现一个”。然而，斯大林却坚称说“这本书里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5]　1939年初，莫斯科艺术剧院委派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当时，这位天才作家正处于失业的状态——写一部有关巴统时期青年斯大林的浪漫主义戏剧，用以庆祝这位领袖于是年12月的60大寿。此次委派肯定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欣赏布尔加科夫——和契诃夫一样，这位作家之前从医——他尤其喜欢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白卫军》。由《白卫军》改编而成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戏剧，他看过多达15遍。然而，斯大林对待布尔加科夫的方式和他对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喜欢和这些文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一边亲自给布尔加科夫打电话，告诉他他接到了活儿，一边又再一次收紧对他的监控。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布尔加科夫对斯大林这位无所不知的迫害者颇感兴趣，他从1936年开始便已经在构想这出戏剧了，虽然他也知道“这对他来说很危险”。布尔加科夫根据《巴统1902年罢工示威事件始末》和对当事人的采访写了这部戏剧。他于1939年6月完成了第一稿，并将其命名为“神父”——即工人们对斯大林的昵称。然后，他又把它改名为“巴统事件”，最后简称为“巴统”。这部浪漫主义戏剧没有涉及斯大林的恋情，但依然暗示了斯大林和娜塔莎·科尔蒂娃的关系。在剧中，主人公的伴侣名为娜塔莎，这个角色显然是科尔蒂娃和隆泽哈里亚姐姐的结合体。掌管苏联文化的机构喜欢这部戏，并审查通过了它。那年8月，布尔加科夫说自己想采访当事人并想读读档案，于是和妻子艾琳娜一起踏上了前往巴统的火车。可是，斯大林不想让自己作为国家领袖的形象（当时，他刚要和希特勒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任何有可能在档案中被找到的资料毁坏（而本书则使用了其中的很多部分），于是，他拍电报让布尔加科夫赶紧回来：“无须再前往。回到莫斯科。”布尔加科夫病倒了。斯大林读了他写的剧本。他来到艺术剧院，告诉导演《巴统》是部好剧，但不应该被搬上舞台。（据传）他说：“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一部关于青年斯大林的戏剧呢？”对布尔加科夫而言，这部作品差强人意。而这位作家也在他于1940年去世前完成了反对斯大林的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

PART TWO　第二部分

致月亮

不知疲倦地攀爬吧

切勿低下你的头颅

拨开云雾

上帝是伟大的

对地球亮出温柔的笑容

它正在你脚下延展

对冰川唱起歌谣

它和天际相连

此事无须证明：一旦

被压迫者被击倒在地

他便会奋发登上山顶

希望之火永不熄灭

所以，可爱的月亮，用光辉

照亮云雾

让你的光芒

在蓝色天穹舞蹈

但我将脱掉马甲

对月亮亮出我的胸膛

我展开双臂，在地球

恭迎月光的降临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11　囚犯

斯大林被关进了巴统监狱。很快，心高气傲的他便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被囚禁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在此之后，他曾说：“监狱让我明白，孤独并没有那么可怕。”然而，事实上，被囚禁的他却很少有独处一室的时候。

和他一起被关起来的人——无论是在此后的流放中背叛了他的，还是那些在官方传记中赞美了他的——都一致同意，狱中的斯大林就像一座冷漠的斯芬克斯：“肮脏的脸上满是痘疮，胡子野蛮地生长着，长发向后梳起。”他们对“他绝对的冷静”最为吃惊。他“从来不会开口大笑，只会冷冷地面带笑意”，而他也“无法和任何人合作……他总是一个人。他永远很平静”。不过，刚开始时，他却犯了一个错。

1902年4月6日，宪兵队长亚克力对他展开了第一次审讯。他拒绝承认巴统大屠杀发生时他就在当地。他说，其时，他正在哥里和母亲在一起。两天后，他命令一个犯人往监狱院子里扔了两张纸条——囚犯的朋友和家属会在那里为他们送吃的和传口信。可是，守卫截获了斯大林亲手写的信件。第一张上写着：“通知教师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索索·朱加什维利已被捕，请他告知索索母亲，如果宪兵问她‘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请她务必回答‘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哥里，直到3月15日才离开’。”

另一张纸条则是命令他之前的学生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前往巴统领导他的组织。亚克力上尉早已和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通过气，后者告诉他斯大林肯定是第比利斯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现在，他又通知了哥里的同僚，后者向他汇报有两个人刚从巴统来到哥里，并和凯可、凯可的哥哥乔治·格拉泽（斯大林的舅舅），以及伊利马什维利取得了联系。他们所有人都被逮捕，并遭到审讯。对凯可而言，这显然是黑暗的一天。

从巴统来的人是来通知斯大林的母亲的，而斯大林扔纸条被截获把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也卷了进去。那个时候，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正和卡莫、斯瓦尼泽一起住在第比利斯。宪兵队先是逮捕了卡莫，后者犹犹豫豫地把他们带到了索罗拉吉浴室。他们在那里逮捕了一丝不挂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先是被带去见了“著名的拉夫罗夫上尉”，接着又被转交给了亚克力上尉。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被送入巴统监狱时，斯大林快步从他身边经过，对他低语道：“你不认识我。”

“我知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大家都向你问好。”

第二天，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接受了亚克力上尉的审讯。

“你认识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吗？”

“不认识。”

“胡说！他说他认识你！”

“他肯定疯了。”

“疯了？”上尉笑着说，“这么一个人才怎么会疯呢？之前，巴统也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惹事。可这个朱加什维利把巴统搞得翻天覆地。”

当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路过斯大林的囚室时，他透过栏杆望见“愤怒的索索正打骂着他的室友。第二天，他得知，他们在索索的囚室安插了一个密探”。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被释放了——然而，不久之后，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又回到巴统，代斯大林指挥那些“索索主义者”。

凯可也响应了斯大林的召唤。5月18日，她离开了哥里，直到6月16日才回来。她前去巴统监狱探了两次监。在从第比利斯转乘的路上，她又遇见了疯狂贝索。他依然酩酊大醉，脾气暴躁。

“停住脚步，不然我就杀了你！”贝索对凯可吼道。他依然对自己叛逆的儿子十分不满：“他想颠覆整个世界。如果你没有把他送去读书，他就会老老实实做个手艺人——可现在他被关在牢里。我要亲手杀了他——他简直是我的耻辱！”人群听见吵闹声便涌了上来。凯可借机逃走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叛逆的索索完全摧毁了凯可对他的期许。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凯可和贝索一样，对他们的孩子深感忧虑。她向当局申请把斯大林释放，也许也帮他的同志们传过口信。斯大林年逾古稀时依然自负，他曾聊起凯可所受的痛苦：“她开心吗？得了吧！她儿子都被抓了，她还开心个啥？[1]我们可没有时间好好对待我们的母亲。这就是做母亲的命！”

斯大林很快就成为了巴统监狱的头目。他控制自己的朋友，恐吓知识分子，收买了守卫，还和囚犯们成为了朋友。

沙俄帝国的监狱是个有其自身规矩的隐秘社会，但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无视那些让他觉得不适的礼节。托洛茨基说，监狱“和这个国家一样，融合了野蛮行径和家长制”。监狱对待犯人的态度也时有变化：有时，政治犯会被关进一个被戏称为“教堂”的大牢，而他们则会选举“长老”（Elders）。

革命者遵从骑士规矩。每当有同志到来或离开，整个监狱都会唱起《马赛曲》，还会有人挥舞红色的旗帜。革命者、自重的知识分子和自傲的改革者都不屑和犯罪分子交往。“但我更喜欢他们（犯罪分子），”斯大林说，“因为政治犯中有太多叛徒。”他也憎恨知识分子畏首畏尾地喋喋不休。他必须除掉“内鬼”。

当政治犯被关在独立的囚室中时，他们会通过低效却又简单的敲击声密码来交流——这被称为“监狱字母”。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他是通过火炉管道上的敲击声了解到斯大林的情况的：“坏消息！索索被逮捕了！”他们还有另一种简陋的、被称为“监狱电报”的交流方式：把包裹挂在绳子上，送到囚室窗外不断摇荡，让它挂在另一根坠有石头的绳子上。

当犯人们在院子里放风时，监狱对他们的管理是相当松懈的，所有小道消息都会在这里流转。索索总是知道谁快要被关进来了，也知道犯人们最近守不守规矩。就像是在监狱里远程操控的黑手党，他很快就改良了与外界的联络方式。“他一直在监狱里操控着外部的局势。”[2]

当局允许被看押的革命者在狱中学习，并因此铸下了大错，因为这些革命人士都是孜孜不倦的自学者。不过，没有人比斯大林更加用功。他的狱友回忆说：“他整天都在读书和写作……他在狱中的每一天都有严格的计划：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做完早操之后学习德语，阅读经济学书籍。他从来不休息，还喜欢给他的同志们推荐书看……”另一个狱友回忆说，斯大林把“监狱变成了大学”。他说，这是他的“第二学堂”。

监狱的守卫对他们很宽容，这可能是因为革命者是比他们社会阶层更高的“绅士”，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收了贿赂或对革命抱有同情。斯大林的一个朋友被关进了他旁边的囚室，并和他讨论起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看不到彼此，”斯大林回忆道，“但我对他大声朗读，他可以听见。有一次，我正在朗读的时候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停了下来。突然，我听见守卫说：‘请不要停下。同志，请继续。’”

有一篇文章肯定通过“监狱电报”得到了广泛的传阅：1902年3月，那个化名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在文中提出了坚定革命者的“先锋队”——这一想法立刻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分化。“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的组织，”列宁承诺道，“我们就会颠覆整个俄国。”[3]

亚克力上尉围捕了巴统的索索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年轻的女房东和女朋友娜塔莎·科尔蒂娃。当她刚被带到监狱的院子里时，一个陌生的犯人突然走上前来，对她说：“索索同志让你去看他。”

娜塔莎十分警惕，生怕此人是个奸细，于是回答道：“我不认识索索同志。”

然而，当她被关进牢里之后，斯大林在她的窗前现身了。“同志，你不觉得孤单吗？”他大声地问道。她意识到，无论是在狱中还是狱外，斗争仍都掌握在索索的手中。“犯人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会照顾他们。”他当然把娜塔莎给照顾好了。有一次，她去他的囚室里看望他，结果，一个狱警发现了情况，挥着刀柄把她赶了出去。斯大林要求开除这个狱警。他的勇气不但为他赢得了狱友的人心，还让他得到了当权者的尊重：他的要求竟然被满足了。崇拜他的不仅仅只有索索主义者，有一个狱友便承认道，虽然斯大林在此之后变成了“一头野兽”，但他曾经是个“令人愉悦而又勇气可嘉的狱友”。

第比利斯的检察官决定，指证斯大林为“巴统暴乱指挥者”的证据不足。这也许是因为目击者害怕出庭做证。斯大林躲过了一劫，却还是被关在大牢里，因为拉夫罗夫上尉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他在第比利斯革命党委员会中所扮演的角色。8月29日，宪兵队正式向斯大林和他所在委员会中的其他老同志提出起诉。不过，官僚体系运作得十分缓慢。

他生病了，说自己的胸口疼。这是他的陈年旧疾了。有时，他会说是自己的心脏有问题；有时，他则说自己的肺部有阴影。10月的时候，索索说服狱医让他和他的手下坎杰拉基去医院。他甚至不顾革命阵营的规矩，向总督戈利岑本人提出了三次请求：

我日渐严重的咳嗽和我那位可怜的老母亲（她的丈夫早在12年前便离开了她，而我是她唯一的支柱）的境遇令我不得不向您提出第二次申请。请允许我在警察的监控下出监一次。我请求您同意我的请愿并给我答复。

J．朱加什维利

1902年11月23日

他虽然病倒了，却依然是个“麻烦制造者”。1903年4月17日，当格鲁吉亚教会大主教前来看望他们这些“犯了罪的子民”时，这位前神学院学生领导了一场抗议来为大主教接风。结果，他被关进了监禁室。这虽然不是斯大林所组织的第一次抗议活动，但其结果便是斯大林被送去了格鲁吉亚西部的库塔伊西监狱，那里的管理更加严格。

两天后，正当犯人们被召集等待转移的时候，斯大林发现娜塔莎也在列。狱吏想要给他戴上手铐。

“我们又不是贼，为什么要戴手铐！”斯大林怒斥道。于是，狱吏乖乖地放下了手铐。这个故事显现了斯大林的权威在犯人和狱警身上都发生了作用——沙俄帝国的警察颇为温顺，这在之后斯大林所缔造的苏联秘密警察看来，是难以想象的。点过名后，犯人们徒步穿越巴统，前往火车站。可斯大林又得到了特殊待遇。娜塔莎引以为傲地回忆说，他要求用一辆马车来驮他的行李，并要求“为这个女人准备一辆四轮马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监狱这个小社会了如指掌的斯大林竟然又得逞了。[4]斯大林的女人得到了最优渥的待遇：娜塔莎是坐着四轮马车来到火车站的。

当他们的火车在库塔伊西附近停靠后，斯大林又拦住了所有人的去路。他说：“让娜塔莎走在最前面，让我们所有人都见识见识这个女人的勇气，她是不会怕这几条狗的！”

在库塔伊西监狱，狱吏们试图规范犯人的行为举止。政治犯们被分了开来，然而，没过多久，斯大林就找到了彼此联络的方式，并开始计划一场反击。当斯大林通过“监狱电报”了解到娜塔莎·科尔蒂娃被关进了监禁室并说“我崩溃了，我哭了起来”时，他给她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雌鹰啊，你又为何哭泣？难道监狱就把你打败了吗？”

斯大林在监狱的院子里认识了一个名为格里戈尔·乌拉塔泽的革命党温和派人士。乌拉塔泽憎恨斯大林，却欣赏他“平静如水的脾气”：“在半年里，我从来没见他哭过，或者生气、发怒——他永远如此沉稳、镇静，即便是笑的时候，他的笑仿佛经过精确的计算，和他那一刻的心情相符……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聊天。”但是，与众不同的是，斯大林“以一种奇怪的、短促的步伐走路……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么傲慢”，但他也“完全不为所动”。

斯大林对盲目自大的知识分子并无好感，他喜欢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因为这些人不会引起他的自卑情结。他在这些人面前充当着老师的角色——“神父”。索索“组织大家一起看报纸、图书和杂志，他还会给犯人们上课”。与此同时，他依然在挑衅比巴统更为恶劣的库塔伊西当局。这个地区的市长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7月28日，索索一声令下，犯人们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示威抗议。他们敲击着囚室的铁门，整个城市都听到了从监狱里传来的吵闹声。市长召集部队包围整个监狱，但他还是让步并同意了索索的要求——所有政治犯都被关进了一个大囚室。虽然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但市长对他实施了报复：他们被看押在了监狱中最阴森的一座地牢里。

当时，有些犯人即将被送往西伯利亚流放，斯大林提议大家一起拍张合影。斯大林很喜欢拍合影，掌权之后亦是如此。他会指导别人站位，并总是把自己安排在最钟爱的位置——顶排的中间：“我也是个革命小兵，所以我就站在中间吧。”这就是斯大林：长头发，大胡子，自命为领导者。

终于，他的同志们要开始流放之旅了，“索索同志站在院子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家唱起了《马赛曲》”。

秘密警察竟然忘记了斯大林还在他们的监狱里。第比利斯的宪兵和奥克瑞纳都以为“乔普拉早就被释放了”。拉夫罗夫上尉再次以为他又回到了巴统，“在特别监护下”指挥着工人运动。很明显，那些“幽灵”搞错人了。巴统的警察都紧张了起来，直到莎贝尔斯基中尉通知所有人，失踪了的疤面“朱加什维利已经关在牢里一整年了（目前在库塔伊西）”。

沙俄帝国的司法官僚体系终于运作了起来。斯大林的案子从当地市长手里转到了圣彼得堡的司法和内务部。斯大林被判流放到东西伯利亚3年。[5]1903年7月7日，司法大臣把他的量刑建议提交给了沙皇，而后者在上面盖下了皇家印章。尼古拉二世是个拘谨而又务实的独裁者，他十分勤奋，几乎会阅读放在他案头的每份文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位末代沙皇错过了扼杀未来“红色沙皇”的机会。

可是，警察们又找不到斯大林了。第比利斯总督以为他被关押在梅特希监狱，但监狱却回答说他们那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于是，第比利斯警长宣布：“朱加什维利身在何处目前成谜。”警察向宪兵队求助，后者则说斯大林已经被转移到了巴统监狱。警察们本以为总算可以安心了——可惜他们都说错了，斯大林还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呢。为了找到斯大林，警察们花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其间的混乱为那些阴谋论者的癫狂想象推波助澜。难道宪兵队或奥克瑞纳把他藏了起来，不让对方找到吗？他会不会真的是个双重间谍呢？我们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如果犯人失踪的情况只在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么，他或许的确可疑。可是，这种混乱情况时有发生。在频繁的地下活动和迟缓臃肿的官僚体系这两个互相交织的世界中，混乱和阴谋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

当斯大林还在监狱中等候发落时，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1903年8月17日，索索的英雄拉多·克茨霍韦利（在此之前，他于巴统被捕，并被关在了梅特希监狱）在囚室窗口大喊“独裁者下台！”，结果，一个守卫开了枪，子弹射穿了克茨霍韦利的心脏。这样的悲剧随时可能发生在斯大林自己身上。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拉多。

10月8日，斯大林终于了解到他将被流放。他的第一站是回到巴统。他又组织了一次合影。当他离开监狱时，他的同志们挥舞着旗帜唱起了《马赛曲》。

“我被流放了，”斯大林写信给刚刚被释放的娜塔莎·科尔蒂娃，“在监狱附近等我。”她筹集了10卢布和一点食物，想让他在这漫长寒冷的冬日之旅中能好受一些。斯大林离开的时候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格鲁吉亚乔卡和一双靴子，甚至没有戴手套。他在巴统港登上监狱的蒸汽船，即将前往他此行的第一站——新罗西斯克和罗斯托夫。他看到娜塔莎伫立在码头“和他告别”。

于是，这位被美酒和歌声养育大的格鲁吉亚人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那个遥远的地方被冰雪覆盖，人迹罕至。那里，就是西伯利亚。

[1]　“我开心？”1935年，凯可被问到作为斯大林的母亲是否开心时，她讽刺地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心呢？全世界都因为我儿子和我们的国家而感到开心。所以说，作为他的母亲，我应该怎么觉得呢？”

[2]　斯大林很快就改良了他和外界隐秘的通信方式。有一个可怜的巴统工人专为监狱送木材。有人找到他，告诉他有人会帮他运木材，而他则必须按指示行事。他把木材送到监狱，放在院子里。那天下午3点整，狱警把斯大林放了出来，后者给了木材工人一封急信，让他带回巴统。

[3]　如果说斯大林梦想自己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团体中的一员，那么，列宁则将这一梦想具体化了。他颇有见地指出：“我们的党不是哲学家的学校”，而是“一个斗争的党。到目前为止，它看上去还像是个其乐融融的家长制大家庭。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改造成一个堡垒——它的大门只为有价值的人打开”，其余的方式都是“最背道离经的亵渎”。

[4]　在成为苏联的领袖后，斯大林表示过对沙俄警察系统过于宽待犯人的不屑，并下定决心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监狱就像是养老院一样，”1937年“大清洗”正值最高潮时，他曾写道，“犯人们不但可以社交，给彼此写信，还能收到包裹！”

[5]　因为对恐怖分子和革命党人的逮捕往往秘密进行而又缺乏证据，沙俄帝国的当权者意识到，不能用陪审团或法官为他们判刑：当地的宪兵队长会把量刑提议交给当地的首长，首长又会把量刑提议交给特别委员会——由司法和内务部5位人员组成——定夺。内务大臣会确定量刑，最后由沙皇签署。对斯大林的量刑也遵循了这一流程。1881—1904年间，大概有11879人遭到了和斯大林同等的流放刑罚，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在差不多同样长的时段中，遭到流放的人数却多达2800万，其中的数百万人再也没有回来过。沙皇统治时期也会对犯人执行死刑，而西部省区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比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或格鲁吉亚人更容易遭受这一极刑。

12　冻坏了的格鲁吉亚人：西伯利亚放逐之旅

前往西伯利亚的旅途比流放这一刑罚更为致命。斯大林经历了其间的所有恐怖和危险境遇。他一站又一站地缓慢向东方前行，旅途中不断有其他犯人加入他的团队。据他本人说，在流放的过程中，他的脚上时常戴着铁球镣铐。他曾颇为感怀地回忆道：“再也没有比卸掉镣铐后伸一伸脚更加舒服的事情了。”

当他来到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时，身上早已没有钱了。于是，他给巴统的朋友拍了一份电报，问他们要钱。坎杰拉基把钱汇了过去。还没离开多远，他又犯起了牙疼，还因此去看了一位助理医师。“等我给你敷上药，你的牙就再也不会疼了！”医师对他说。“他亲自给我的蛀牙敷上了药。”斯大林回忆道，“这药里含有砷，但他根本没有告诉我应该把它拿出来。那颗蛀牙倒是不疼了，可是，另外好几颗牙齿却因此全掉了下来。他至少说对了一件事——那些牙齿再也不会疼了！”斯大林一生中被好几种痼疾长期折磨着，牙疼就是其中之一。

犯人们离文明越来越远。他们渐渐感受到了西伯利亚的极端环境以及当地的疾病和暴力。有一个犯人就在西伯利亚某地“快要因伤口糜烂而亡”了。70多岁时，斯大林曾回忆说：“可最近的医院都在1000公里之外。我们请来了一位助理医师，他说必须给这位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浇了一点酒，让众人把他按住，然后就开始了手术。我不敢看，于是躲进了营地。可是，那个人的腿是在没有被麻醉的情况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听不到他的吼叫声。直到今天，我依然对他的吼叫声记忆犹新！”他还在途中遇到了一帮古里亚农民工，他们正是因他在巴统所领导的示威行动而被逮捕和流放的。索索看着这些全身颤抖的格鲁吉亚人，不禁有些自责——要知道，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鲜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的时刻。可是，他们依然大方地原谅了他。

对于政治犯来说，刑事犯是真正的天敌。据斯大林的得力干将，也曾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虽然刑事犯们通常“尊敬政治犯所倡导的斗争”，但他们也会找政治犯的麻烦。斯大林曾对他的一个继子说：“在流放途中，我遇到了一个变态的保险箱窃贼。他十分高大，足足有两米高。我只是就我的烟袋和他交流了几句，一点恶意也没有……结果，他却和我打了起来。这个白痴把我打倒在地，还打碎了我的几根肋骨。没有人过来帮我。”斯大林被打晕了过去。但这次遭遇也给斯大林上了一节政治课。他总结道：“等我醒来时，我意识到，作为政治家，必须永远有联盟。”

斯大林先是来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省会城市伊尔库茨克，然后向西前往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巴拉宾斯克——离它最近的火车站也在80公里之外。从这里开始，他们只有依靠运货马车或徒步前进。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可斯大林穿得出奇地少：他还穿着那件白色的、带子弹纽扣的格鲁吉亚乔卡。在巴拉宾斯克，他遇到了7个流放犯。他住进了一个名为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犹太流放者的家，想要逃避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但他还是被遣送到了新乌达。当地警察记录：“11月26日，于7月9日受皇帝陛下之令被流放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已经抵达，并被警察监控。”

新乌达是斯大林流放的终点。那里离巴拉宾斯克75公里，最近的火车站在130公里之外，离莫斯科或第比利斯更是千万里之遥。这座小镇被分成了两部分：穷人们住在沼泽海岬的陋屋里；而相对好一些的街区则拥有几家商店、一个教堂，以及一座木制的堡垒——它用来恐吓当地信萨满教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新乌达的生活索然无味，人们除了读书、争执、酗酒、私通及继续酗酒之外，无事可做——无论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对于流放者而言，这些是他们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这个村子里竟然有5个酒馆。

索索就这样消磨着他的流放时光，但他日渐无法忍受和他一起遭到流放的那些人。新乌达还有3个流放者，他们都是犹太知识分子，不是工联派（犹太社会主义党的追随者）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在高加索时期，斯大林很少遇到犹太人。不过，在此之后，他身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为了反抗沙皇的迫害和歧视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选择住在新乌达的贫民区，他住进了“一幢只有两间房、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的农舍，它的主人叫玛莎·利特温采夫”。其中一间房是食物储藏室，而另一间则是由木屏风隔断的卧室，一家人都睡在火炉边上。斯大林则在屏风另一边的食物储藏室的板桌上睡觉，“他会在利特温采夫一家人都睡着之后点上油灯读书”。

流放西伯利亚被认为是沙皇独裁统治中最严厉的刑罚。被流放的过程无聊而又令人绝望。然而，一旦在那些被世人遗忘的村落安身下来后，流放者——通常是世袭贵族的知识分子——还是会受到优待。和古拉格集中营比起来，这种因触犯皇权而遭流放的处罚更像是一次沉闷的阅读旅行。流放者甚至会收到沙皇发给他们的零花钱——像列宁这样的贵族能拿到12卢布，莫洛托夫这样的学校毕业生能拿到10卢布，而斯大林这样的农民则是8卢布。他们会用这些钱买衣服、食物，付房租。不过，要是家里给他们寄来太多的钱，沙皇就会停止给他们发放补贴。

家境富裕的革命者能坐着火车一等座到流放地。列宁拥有私产，他在流放的过程中花的全是自己的钱。对于这位贵族而言，流放就像是度过了一次怪诞的风光之旅。托洛茨基也在流放的过程中得到了他那位富有的农场主父亲的资助。他曾夸大其词地说，西伯利亚是“对敏感神经的考验”，而流放者可以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样快乐地生活。列宁这样的有钱人和斯大林这样的穷人的流放经历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差别。[1]

流放者的行为是受严格约束的。每个流放地都会选举成立一个委员会，一旦有人违规就会受到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必须分享书籍。如果一个流放者去世了，剩下的人可以分了他的书。他们不得与犯罪分子打交道。在结束流放离开之前，他们可以接受其他流放者的礼物，也要给为他们提供住宿的房东留下纪念品。他们会分工干家务，轮流收信件。收到信时他们十分高兴。“在流放时，每当收到朋友写给我的信时，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叶努基泽掌权时回忆道。

然而，在荒凉的帝国东方，规矩是很难被一以贯之的，流放者经常对异性难以抗拒。“爱情就像迭戈·里维拉画作中的棕榈树一样，即便被巨石压迫，也要义无反顾地向太阳生长，”托洛茨基夸张地说，“流放过程中开始出现一对对情人。”当果尔达·戈布曼遭流放时，她和叶努基泽——这位格鲁吉亚人之后成为了斯大林的左右手之一——相好，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在此之后，她嫁给了斯大林的上尉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在这些人掌权并进入政治局后，他们依然会想起当初的这些情事。斯大林本人就对流放者列茨涅夫的丑闻印象深刻，后者睡了当地检察官的漂亮妻子，并因此被流放到了北极圈。莫洛托夫也曾回忆过两个流放者抢一个情妇的故事——最后，他们中的一个被杀死了，另一个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那女孩。

流放者得从当地农民那里租房。他们住进了拥挤而又吵闹的小房子，孩子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根本没有私人空间可言。之后和斯大林一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说：“（流放中）最糟糕的事就是没法和房东分开住。”但是，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又容易让流放者和房东彼此吸引。当地人和流放者发生恋情是被禁止的，但这一规矩根本无法得以执行：当地的女孩对这些外来的、受过教育且富有的流放者毫无抵抗力——更别提他们通常还睡在一个房间里了。

革命者通常脾气暴躁，但他们在流放期间的争斗也独具当时的特色。“男人们根本不会掩饰自己的龌龊，所谓‘得体’早已被抛在了九霄云外。”流放者过着放肆的生活，而斯大林不仅与女孩接触，还让她们怀上了自己的孩子，还会不断地找人麻烦，惹出各种是非争端来。在来到流放地不久后，他便开始坏规矩了。

他离开了那几个被流放的犹太人，但很快找到了新朋友：他结识了几个罪犯，和他们一起串起了酒吧。“他们中有好几个吃苦耐劳的好人，而政治犯中却有太多叛徒。”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说，“我大多数时间就和罪犯们待在一起。我们会在镇里的沙龙前停下脚步，看看我们中是否还有人有那么一两卢布。我们举起钱，朝窗里晃了晃，然后喝光每一个戈比。我们轮流做东，今天我请，明天别人请。”在势利的中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和罪犯交朋友完全是种侮辱。据斯大林回忆：“有一次，他们组织了一场内部审判，对我和罪犯饮酒的行为进行了判决。”而这仅仅是斯大林的同志们对这位不合群的革命者展开的其中一场审判而已。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失去和外界的联系，也没有在流放地长待。1903年12月，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列宁的信。“我是在1903年初识列宁的，”斯大林说，“我们俩并没有见面，而是通过信件取得了联系。他写给我的信并不长，但他在信中严厉而又无畏地批评了我们的党。”斯大林夸大其词了。列宁写给他的并非私人信件——当时，他还没听说过斯大林这个人——而只是一本小册子：“致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的信”。然而，这本册子对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封简洁的信增强了我对我党领袖列宁的信仰。”

在此之后，斯大林烧掉了这本册子。但是，很快，他就听闻了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与伦敦举行——传来的消息。列宁和马尔托夫打败了他们的对手犹太工联派——工联派要求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少数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在一起。可是，胜利的那一派很快又产生了分歧：列宁寻求小范围的职业革命家，而马尔托夫则想把革命推广到群众中去，让更多的工人参与革命。列宁分化了社会民主工党。他自称支持他的是党内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而支持马尔托夫的则是少数派（孟什维克）。[2]

据斯大林本人说，他立刻给他跛脚的哥里朋友达维塔什维利写了一封信。后者在莱比锡，并和列宁有联系。但这只不过是斯大林的谎言。事实上，在那一年里，他根本没有写过任何信。但退一步说，那时的他的确是个列宁主义者了。托洛茨基说，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一眼就能看出来。据伊利马什维利说，斯大林“一看就是个布尔什维克”。1904年，很多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些即将改变世界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革命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当尼古拉二世为了巩固其远东帝国而和日本展开了一场“必然取胜的小战役”时，他其实犯了个大错：突然之间，革命变得一触即发。斯大林再也无法安稳地待在新乌达了。

索索刚到新乌达没多久便开始策划逃离——很多革命者和被流放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逃跑并不难。每个人都想逃跑。”托洛茨基说，“流放体制本来就漏洞百出。”

想逃跑的人首先得花钱买“靴子”——假文件。一个完整的逃离行程包中包括“靴子”、食物、衣服、火车票和贿赂金——总共需花费100卢布。阴谋论者天真地怀疑斯大林是从哪里筹到这笔钱的：难道是奥克瑞纳给这个“间谍”的？但事实上，这笔钱更有可能来自于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在党内的同志们。那个时候，筹一笔钱逃跑这种事情司空见惯：1906—1909年间，在总数为32000名的流放者中，有多达18000名通过这一方式逃跑了。

在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中，他本人曾夸大过他被逮捕和逃亡的次数。然而，事实上，他被逮捕及逃亡的次数比他官方传记所提及的还要多。20世纪30年代，当他编辑传记《短途》时，他总共在8次逮捕、7次流放和6次逃亡上画了钩。而当他于1947年修订该传记时，他又用他那支蓝笔把次数减到了7次逮捕、6次流放和5次逃亡。他曾对人说：“我总共逃过5次。”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要么是故作谦虚要么就是已经忘了。事实上，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总共有9次被逮捕、4次短期拘留和8次逃亡。

对斯大林与秘密警察的关系颇有研究的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说：“只要我们对前革命时代的流放体制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对斯大林经常能成功逃亡这一事实感到吃惊。”

1903年12月，在被列宁的小册子点燃之后，索索展开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之旅。他的女房东和她的孩子们给了他一点面包，让他在路上充饥。他曾向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说：“刚开始时，我失败了，因为警长总是盯着我。严冬降临，我准备了御寒物品，终于踏上了旅程。我的脸快要被冻僵了！”斯大林经常对人讲述这段历史，而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这段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夸张。“我掉进了一条冰河，全身都湿透了，”他曾对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打手拉夫连季·贝利亚说，“寒冷彻骨。我敲了敲一家人的门，可没人开门。就在我觉得快要冻死的时候，几个穷人把我迎进了他们的棚屋。他们给我吃的，让我坐在火炉边上，还给我换了衣服，让我终于得以继续前行到下个村庄。”

他旅行了75公里，来到了巴拉宾斯克，住进了亚布拉姆·古辛斯基的家。

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温度有-30℃，我们突然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

“谁？”

“开门，亚布拉姆。是我，索索。”

全身被冰霜覆盖的索索走了进来。他竟然在西伯利亚的冬季还衣着单薄：一件披风、一顶呢帽和一条花哨的高加索头巾。我的妻子和女儿都特别喜欢他的白色头巾，于是，斯大林同志竟以其高加索人特有的大方把它脱了下来，送给了她们。

他已经取得了继续逃亡的“必要证件”，但他却无法前行了。

“他的鼻子和耳朵都被冻伤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说，“他哪里都去不了了，只好回新乌达。”毋庸置疑，他在新乌达的朋友用热滚滚的炖肉温暖了他。但他依然执意离去，并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

索索给凯可写了一封信。凯可“缝好了适合冬天穿的衣服，立马寄了过去。索索穿着它们逃跑了”。他搬进了米特罗凡·库古罗夫的家。1904年1月4日，库古罗夫赶着雪橇送斯大林出了新乌达。佩带着刺刀的斯大林欺骗库古罗夫说，他只是想去附近的扎尔科夫告警长的状。库古罗夫嗜酒成性，每到一个站头就问斯大林要伏特加。“那天的温度只有-40℃，”斯大林回忆道，“我用皮毛衣把自己给裹了起来。车夫却打开了他的衣襟，让寒风吹拂他几乎裸露的肚皮，貌似是酒精让他浑身发热。这些人真是好身板哪！”可是，当这个农民发现斯大林其实是想逃跑时，他停下了雪橇，拒绝继续前行。斯大林说：“就在这时候，我解开大衣，亮出了刺刀，命令他继续前进……农民叹了口气，只好让马再次奔跑了起来！”[3]

索索正式踏上逃亡之旅。由于东正教主显节即将到来，他希望这个节日会转移警察的视线。“流放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逃跑了！立刻采取措施将其重新逮捕！”当地警察发电报说。他成功抵达泰雷特站，可能还去过伊尔库茨克，然后才经跨西伯利亚火车沿线返回。

即便是在节日期间，西伯利亚的火车站中也充斥着穿制服的宪兵和奥克瑞纳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职业间谍，有些人则是专门告密逃亡者以赚取小费的业余间谍。但斯大林不仅伪造了很多流放者都有的“靴子”，还拿到了一张警察证。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正如高加索），你可以买到任何证件，不过，警察证就另当别论了。斯大林曾吹嘘道，他在一个火车站内发现自己被一个“幽灵”盯梢了，于是他找到一个宪兵，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接着又告诉后者说那个“幽灵”是个逃亡的流放者。警察抓住了“幽灵”，两人还在争执的时候，斯大林早已安然无恙地登上了前往高加索的火车。这个故事表现了青年斯大林生活的世界到底有多么晦暗不清。如果索索真是个间谍，他不太可能会向人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不过，也有可能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他编造的。无论如何，它显然增加了这位“王牌阴谋者”的神秘性（和可疑性）。

10天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第比利斯。当他冲进朋友的公寓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西伯利亚的流放让他消瘦了很多。

“你们这些胆小鬼，难道认不出我了吗！”他大笑着对他们说。他们拥抱他，还帮他租了一个房子。

斯大林回归的时间恰到好处。1904年1月，俄国陷入了战火。日本在远东的旅顺港袭击了俄国的舰队，沙皇和他的大臣们都认为尚未开化的日本“猴子”不可能击败文明的俄国人。然而，事实上，尼古拉二世的军队早已老化，他那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装备着差强人意的武器，而他的指挥官们则任人唯亲。

斯大林的同居好友曾回忆道：“我记得那时的他正在读《法国革命史》。”他知道，战争和革命犹如两匹末世的野马，通常一同飞奔。

格鲁吉亚沸腾了。“格鲁吉亚人是个热衷于政治的民族，”斯大林曾说，“在我的记忆里，每个活着的格鲁吉亚人都会加入某个政党。”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加入了达什纳克会，一些格鲁吉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更多的人则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正在策划一起针对沙皇及其大臣的恐怖暗杀行动。当沙俄帝国深陷于战争而不能自拔时，国内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为了压制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暴乱，奥克瑞纳开始逮捕革命党人。

好斗的索索回归了，并非每个同志都乐于见到他。他的政治对手开始设计如何把他铲除。斯大林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列宁打败了工联派，他所倡导的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沙俄帝国的每个阶层都能在这个政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便是佐达尼亚也会将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都包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之中。然而，年轻的斯大林却依然怀有他写诗时的那种浪漫主义情愫，他一厢情愿地幻想着一个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工党。于是，他的政治对手指出，他的政治目标具有工联派倾向，而根本不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斯大林开始将马克思的话改造，以适应其本人的政治目标。据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他“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引用马克思的理论。有一次，索索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抨击，可他却“毫不惊慌”，竟然说道：“马克思是个杂种。他应该照我说的那么写！”说完，他便冲了出去。

幸运的是，斯大林得到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米哈·茨哈卡亚的支持。茨哈卡亚是“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现如今已经加入了列宁的“强硬派”阵营。茨哈卡亚蓄着一簇灰白的山羊胡，讲起话来掷地有声。斯大林尊敬这位活力四射的老革命家。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过茨哈卡亚。在斯大林看来，所谓“感激，不过是狗的疾病”而已。

茨哈卡亚为斯大林请命，避免他被开除党籍，但他也建议斯大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不能这么相信你，”他教导斯大林道，“你还年轻，你还需要建立扎实的理念——不然的话，你会遇到问题。”

茨哈卡亚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名为达尼什·舍瓦尔丹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让后者教他“新文学”。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地回忆道：“茨哈卡亚开始上课了，他先是讲到星球的诞生、物种的起源、蛋白质和细胞等等，直到3个小时后，他才刚刚讲到了奴隶社会。我们困得要命，不禁打起了哈欠……”

然而，斯大林本人所讲述的这段轶事没有提及一桩令他感到羞辱的事：茨哈卡亚命令他写了一篇文章《信仰》，让他宣布放弃自己与众不合的观念。这位亚美尼亚人审读了这篇文章，在感到满意之后又印了70份，分发给同志们看。[4]斯大林被原谅了，但茨哈卡亚说，他必须“休整”以迎接下一次将功补过的任务。

索索对依赖自己的朋友为生不以为意。卡莫和斯瓦尼泽的朋友、前神学院学生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每当他造访某人的家时，他都会表现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如果他发现那家人有他喜欢的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便会非常自然地说：‘好吧，有人告诉我我被邀请前来品尝你们的葡萄酒和水果。’然后，他会打开橱柜，径自吃喝起来……”在他看来，他为革命吃了这么多苦，用不着感谢那些人为他的生活提供帮助。

他和他那位富有的朋友斯潘达良待在一起。通过后者的介绍，他进入了一个由列夫·罗森布鲁姆领导的小圈子。罗森布鲁姆便是后来的“加米涅夫”。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和他共同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但他还是死在了斯大林的手上。加米涅夫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工程师，巴统和巴库之间的火车便是他设计的。因此，他也资助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儿子。虽然加米涅夫的实际年龄要比斯大林小，但他看上去比斯大林成熟得多。他蓄着红胡子，有一双近视了的蓝眼睛，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校长。他对斯大林很友好，还经常给他钱——直到他发现为时已晚，自己竟然培养了一个政敌。虽然加米涅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属于其中的“温和派”，也因此经常和斯大林这样的“强硬派”产生冲突。

“我经常和那些知识分子吵架。”卡莫回忆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愿意去参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是加米涅夫和斯潘达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读了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华的学校。

当时，达夫里舍维正和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打得火热。他“很高兴在哥里一别后再次和索索相遇”。他们两人长得很像（甚至还被认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有聊不完的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可他也势利地说，斯大林“不认识第比利斯的任何人”。

达夫里舍维显然小看了斯大林。就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业已结识了很多要在将来和他一起执掌苏联大权——至少和他生死相伴——的年轻革命者。有一次，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从巴库带来了一台印刷机，把它送到了革命者最爱的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阿利卢耶夫写道：

我一回头，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走进了隔壁房间。

“他是我们的人。”贝比说。

“我是你们的人。”年轻人重复了贝比的话，把我请了进去。他坐在我边上，问道：“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虽然当时的索索比阿利卢耶夫年轻10岁，但这个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了指挥者的位置上，命令阿利卢耶夫转移印刷机。他们已然成为革命事业中的同伴了。可现在，阿利卢耶夫把他请进了家，让他认识了他那位美丽而又多情的妻子。在此之后，斯大林曾抱怨说，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人们“从来不会放过他”，总是“想和他上床”。

[1]　当列宁抵达他的流放地后，他先是批评了火车站站长占用了当地一位商人的图书馆，然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他的岳母叫了过来，让她们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甚至还请了一个女佣，让她打扫自己的房间。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一家会帮助“生活习惯相对整洁”的农民。列宁说，他的流放地简直就是“西伯利亚的意大利”，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克鲁普斯卡娅说：“大体而言，流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流放体制会优待贵族、东正教的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而对犹太人和波兰人就没有同等的善意了。列宁和他的朋友尤里·马尔托夫是于同一时间因同一项罪名而被流放的。可是，身为俄国贵族的列宁对他平静的读书假日颇为享受，而同为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犹太人马尔托夫却被流放到了图鲁汉斯克，在天寒地冻的北极圈里遭罪。

[2]　即便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位遥相呼应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便反对“让工人阶级参加革命运动”。他们所信仰的，其实是“一种以工人阶级之名领导国家的寡头政治”。斯大林坚信，把工人选举入党的委员会会让党内充斥太多业余的革命家，也会带来更多的警察间谍。列宁主义者也对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不抱有好感。大多数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人都认为必须让更多的工农参加革命，并把土地还给农民，所以他们变成了孟什维克。在佐达尼亚这样的政治鼓动者的领导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受民众欢迎；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比俄国的孟什维克更强调武装斗争。直到1907年之前，吉布拉泽、诺伊·拉米什维利和斯大林一样主张剥夺和征用。然而，最终，布尔什维克以其纪律性和反对武力剥夺赢得了斗争。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并不那么明晰。比如说，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像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派”，而孟什维克中也有“强硬派”。

[3]　1934年，曾经在斯大林逃亡途中给他面包的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给他们，并送了一台收音留声机。1947年，靠领抚恤金勉强过活的库古罗夫写信给斯大林说：“苏联的最高元帅J．V．斯大林同志，很抱歉打扰您。您曾于1903年在我家住过。1904年，我曾带您去过扎尔科夫。我们在泰雷特站遇到了警察，我为您撒了谎，并把您送到了巴拉宾斯克。而我却因替您撒谎被监禁入狱，还挨了十鞭子。我请求您的帮助。”库古罗夫撒谎的可能性极低，可读到信后的斯大林却说自己不记得了，要求库古罗夫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许斯大林的确不太记得他那次逃亡时的细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因为库古罗夫拒绝帮助他逃跑而在报复他。

[4]　《信仰》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它严重地损害了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形象，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在1918年缔造独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或1921—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内的“右倾分子”。1925年，想要继承列宁席位的斯大林开始寻找并企图销毁这篇文章的复本。1934年，他两次联系了舍瓦尔丹（第一次是通过后者在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第二次则是通过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时期的老相识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舍瓦尔丹把文件埋在了他的村子里。1937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命令米高扬和贝利亚前往埃里温，处决300位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米高扬唯独保住了其中一位，那就是舍瓦尔丹。不过，后者依然遭到了逮捕。他的家人销毁了文件。1941年10月24日，正值德军大举进攻之时，贝利亚枪决了舍瓦尔丹。但是，斯大林依然没有销毁所有的《信仰》复本。茨哈卡亚保留了一份。

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

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会跟随斯大林从监禁、死亡和阴谋的恐怖世界飞升至权力的巅峰，而后再次跌落到监禁、死亡和阴谋的地狱。这一切都是拜斯大林所赐。

谢尔盖“和他的吉普赛先人一样，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迷人男子。他经常和人斗殴。如果有人胆敢欺负工人，他肯定会揍他们”。他的妻子奥尔加的娘家姓氏为费多伦科。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是个真正的大美女”，也是个多情的人。据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说，奥尔加“经常坠入爱河”。

奥尔加的父母都是德国人，两人都很有事业心，对女儿也有很高的期望。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他们的租客。他的祖先是吉普赛人，世代为农奴。他从12岁便开始工作了。13岁那年，奥尔加原本是要嫁给当地的一位肉肠制作商的，可她却爱上了自家的租客。两人私奔了。她父亲拿着皮鞭把谢尔盖赶出家门，但为时已晚。谢尔盖和奥尔加参加了革命运动，还生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当时，阿利卢耶夫家的小女儿还是个幼儿，但他家的大女儿已经懂事了。她就是在这位多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他家总是会有年轻的革命者出没，而他们永远在变化之中——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深色皮肤又显得神秘的年轻人，奥尔加就好这一口。格鲁吉亚人便是她的菜。“她和波兰人发生关系，然后是一个匈牙利人，接着是个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土耳其人。”斯维特兰娜说，“她喜欢南部的男人，有时她还会嘲笑说‘俄国男人都是乡巴佬’。”

在众多情夫中，奥尔加·阿利卢耶娃最喜欢的是列宁忧郁的信使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可当时此人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和斯大林。据说，她儿子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曾说母亲“先是追了斯大林，然后才追了库尔纳托夫斯基”。据称，她的女儿娜迪亚也承认母亲和这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把话写得更加直白：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很温柔”，但“孩子们日渐习惯了两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有结束的一天，家庭生活得以继续”。[1]

斯大林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很有可能是真的，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司空见惯。

身处地下的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颇为拘谨，实则在性方面相当开放。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结婚了，却也会因为共同从事火热的革命事业而产生感情，发生关系。

没和阿利卢耶夫一家在一起时，斯大林便是在指导卡莫和他那群年轻的“索索主义者”工作。他会在下达紧急命令时这么说：“现在，我来吐口痰——你得在这口痰干了之前回来汇报！”

很快，卡莫便在党内脱颖而出。他擅长执行命令、设置印刷机和偷运传单。他从来没写过一篇文章或发表过一次演讲，但已经成了某些方面的专家，并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年轻人。在他粗鲁、冒失（且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里，卡莫大量记叙了他和斯大林当时的情况。他说，为了在分发宣传单时不被发现，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妓院，“因为那里没有‘幽灵’”。他身上总是缺钱，因此他甚至当起了牛郎。他先是和一个医生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她收留了他。“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女房东要如此悉心地照料我。然后，我就和她发生了关系。我恶心坏了——可是，我又没有其他隐秘的地方住，只好满足她的要求，还问她要钱。”

还有一个犹太护士也资助了他。卡莫和她也发生了关系。“在此之后，我就逃离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他不是唯一一个靠女人生活的革命党人。有个传记作家（虽然此人没有明说消息来源，但他所得的信息一般颇为可靠）说：斯大林也曾和一个叫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的女人发生过关系。这个女人是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她甚至还帮他从商人那边敲诈勒索过钱。

卡莫的铁哥们儿格里高利·奥尔忠尼启则昵称“塞尔戈”，是个虎落平阳的年轻贵族。塞尔戈本来是个男护士，生性好斗又多情，长得又相当英俊——这个格鲁吉亚人看上去更像是漫画中的角色，有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鼻梁很高，胡子十分浓密。

“来当我的助手吧！”卡莫催促塞尔戈道。

“那我到底是王子的助手还是洗衣女工的呢？”塞尔戈对卡莫开玩笑道。他这么说，是因为卡莫是易装方面的高手：他扮过头顶篮子的小商贩，也扮过穿着锡卡西昂棉毛交织呢制服的王子，甚至是穷学生。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则是扮演提着一篮子衣物的洗衣女工。塞尔戈也结识了斯大林，这让他最终迈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也最终毁了他。

很快，斯大林、卡莫和塞尔戈这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吸引了整个城市的注意。塞尔戈的堂妹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2]回忆，她曾在艺术协会剧院里见过三人，而当时剧院正在上演《哈姆雷特》。当哈姆雷特死去的父亲幽灵再现时，他们把成百上千的传单撒向了枝形吊灯，传单紧接着又被吹散到了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观众的膝上。然后，三人便溜之大吉。他们还来到国家剧院，把传单撒到了副总督的头上。

仍在争取党内同志原谅的索索回到了巴统。接待他的是孟什维克党人吉布拉泽和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可他们对斯大林却颇为冷漠。

娜塔莎·科尔蒂娃回忆，有一天她听到敲门声。“谁？”她问道。

“我！索索！”

“索索，我亲爱的！我给你往伊尔库茨克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逃了！”

她把她的情人迎进了家门。他穿着军队制服，那是他经常使用的装扮。当时，罗曼诺夫王朝的军服业已普鲁士化，不同军阶有着不同的样貌，而很多革命者都喜欢穿这些花哨的军服以掩饰身份。娜塔莎告诉她的同志们索索回来了，“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则很不痛快”。孟什维克党人拉米什维利便命令娜塔莎拒绝接待索索。

“把他踢出门外，”他怒吼道，“否则的话我们就开除你。”

斯大林不想为难娜塔莎，便径自离开了。可拉米什维利却开始恶意散布谣言。他说，斯大林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是个密探。穿着军装的斯大林前后搬了8次家。最终，他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了娜塔莎那里。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娜塔莎筹集了一点钱，送斯大林回了第比利斯。

“索索，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再次失败的话，我们又会怎样？”她问他。她记得斯大林抚摸着她的头发，吻了吻她，对她说：“不要害怕！”

一个铁路工人借了一身制服给他——据经常看到索索往来于第比利斯和巴统的火车售票员回忆，这身制服“包括一顶尖帽，还有铁路查票员穿的短上衣和手电筒”。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娜塔莎。在抵达第比利斯之后，他假借医生的身份给她发了份电报，邀请她前来。“娜塔莎妹妹，你当地的大夫太荒唐了。如果你病情恶化，请来这里，这里有更好的大夫。”

可她却说：“出于家庭原因，我不能前往。”难道是因为她的丈夫回来了？斯大林愤怒了。

当时，他正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一个较他年长的布尔什维克，“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忙于写稿和编辑一份地下的格鲁吉亚语报纸。这份名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报纸是在第比利斯的工人街区的地下印刷印制的。4月，他又回了巴统一趟，却依然没受到什么款待。

在一次劳动节的海边庆典上，斯大林遇到了几个孟什维克党人。双方都喝了一点酒，争执变成了斗殴。斯大林被打了一顿。

他遇到了娜塔莎·科尔蒂娃，后者业已拒绝和他同居。“我冲上去想要拥抱他，”她回忆道，“可愤怒的索索却对我吼道：‘滚开！’。”[3]

索索在巴统被人打，还遭到了拒绝，回到第比利斯又会被宪兵盯梢，于是，他只好回到了哥里。他躲进了舅舅乔治·格拉泽的家，还见了凯可。据达夫里舍维回忆，当时哥里出现的传单上有署名为“彼得罗夫”的文章，而那正是斯大林的又一个化名。

7月底，茨哈卡亚把斯大林派往了格鲁吉亚西部——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这两个地区，他想在那里成立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委员会。斯大林先是取道库塔伊西，这座格鲁吉亚的区域中心城市有3万个“马车夫、警察、酒馆老板，以及皮肤苍白的官僚和无所事事的小贵族”。茨哈卡亚派给斯大林的这个任务至关重要，因为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民——特别是古里亚的——比沙俄帝国其他区域的农民都要政治化。这片偏远的“山区，潮湿的山谷，种满玉米、葡萄和茶叶的山坡”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渐渐觉醒。斯大林得到了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一是红色贵族萨沙·楚卢基泽，其二则是他新认识的朋友，声音洪亮、能说会道的年轻演员布多·“枪管”·穆季瓦尼。此时，俄国迎来了一个最为诡异的时刻，而斯大林则在此时撞上了大运：日俄战争正在消耗帝国残余的生命。1904年7月，社会革命党把当局强硬派的内务大臣普列韦炸了个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经验的贵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王子。米尔斯基想要缓和一下国内的情绪，没有想到，抗议运动和暴动反而更加严重了。

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村已经被点燃。农民们揭竿而起，向贵族发起攻击，夺回了土地，并把沙皇的警察赶了出去。斯大林频繁地在高加索地区来往。他曾十多次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各地组织革命运动，还在库塔伊西集资，用这些钱来资助弗拉季高加索和新罗西斯克的运动。奥克瑞纳注意到斯大林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们于10月记录：“逃亡的流放犯朱加什维利已经成为格鲁吉亚工人党的首领。”宪兵企图在第比利斯伏击他，但他收到了线报并成功逃跑了。有一次，他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奥塔查拉监狱。可两人再次脱逃。警察向他们开枪，布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索索。

在格鲁吉亚西部执行任务时，斯大林会随身携带钓鱼竿和其他钓鱼装备。他被当地警察逮捕，却成功地说服后者，说自己只是个捕鱼人。9月和12月，他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了巴库——欣欣向荣的石油之城。12月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的传单的鼓动下，工人们组织了一场罢工。他们取得了胜利。

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渐行渐远。当布尔什维克集中精力发展革命先锋队时，孟什维克却精明地为造反的农民献上了他们真正想要的：土地。在库塔伊西的基地，狡猾的斯大林企图用诽谤、谎言和挑拨离间来攻击孟什维克。一个当地的孟什维克党人不得不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一览无遗地表现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和政治伎俩：

科巴同志（斯大林）告诉你，我们反对你，并想把你从委员会除名（孟什维克党人诺伊·科梅里克写道）。但我发誓，这纯属子虚乌有，科巴告诉你的一切都是恶意的谎言！是的，他污蔑了我们！我对此人的粗鲁感到担忧。我知道他是个小人，我也不期待他有此等“勇气”承认自己撒谎。然而，他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最终目的——即他的野心——是让自己成为全国仰慕的伟人。可是……上帝并没有赋予他如此高尚的品德。所以，他不得不使用挑拨离间、谎言和其他“伎俩”。他是个肮脏的人，他玷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

斯大林声称，他有权力除掉任何他想从委员会除掉的人，虽然他本人也知道，这并非事实。科梅里克叫他“唐吉诃德·科巴”——然而，斯大林的“粗鲁”却为他赢来了胜利。[4]

斯大林对列宁在党内取得的胜利颇感兴奋。1904年9月，他给他哥里时期的密友、身在莱比锡的达夫里舍维写了两封信，盛赞列宁是“山鹰”，并攻击孟什维克，声称他的“委员会犹豫不决”，但他“说服了他们”。他说，普列汉诺夫“不是傻了，就是被恨意和敌意冲昏了头脑”，而佐达尼亚则是个“蠢蛋”。这个格鲁吉亚人虽然还是无名小卒，但已胆敢向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巨擘叫板了。他的信达到了目的：列宁第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山鹰”表扬斯大林是他的“彪悍的科尔基斯人”[5]。

1904年新年的晚上，索索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的贵族俱乐部召集了一小簇铁路工人。当时，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正在组织一场所谓的“宴会运动”，企图游说沙皇立宪。可布尔什维克对这种折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甚满意。正当宴会的主席刚要发表演讲时，斯大林带着工人们冲了进来，并要求讲话。宴会运动派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斯大林大喊着“独裁下台”，并指挥工人们唱起了《马赛曲》和《华沙曲》。宴会被中断了。1月2日，沙皇在日俄战争中败下阵来，远东第一港旅顺港的军队向日军投降。1905年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1月9日，星期天，当斯大林身在巴库时，具有革命者和警察间谍双重身份的加蓬神父带领着15万名工人，唱着赞美诗向圣彼得堡的冬宫前行，想要向沙皇提交一份谦逊而忠诚的请愿书。哥萨克骑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朝天开了两枪以示警告，但工人们继续向前走去。士兵们对人群开枪，继而发生了暴乱。200名工人被杀，几百人受了伤。“再也没有上帝了，”加蓬神父低语道，“也再也没有沙皇。”

这个血腥的星期天震惊了整个帝国的人民。示威、种族屠杀、杀戮和革命运动如暴风雨席卷而来。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农民们烧毁了宫殿和他们主人的图书馆，多达3000幢庄园被毁。军队也陷入了混乱。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沙皇的陆军正在缩减，沙皇的海军正在毁灭，而旅顺港的军队竟然可耻地投降了——独裁统治行将就木。”可是，沙皇还幻想着奇迹的发生。他下令执行了海军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他让他那早已千疮百孔的波罗的海舰队几乎绕了地球一圈，绕道非洲、印度、新加坡，来到远东和日本战斗。如果尼古拉二世的这次赌博赢了的话，这次战役将成为千古美谈。只可惜，他失败了。

沙皇革除了背运的内务大臣。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向他指出，作出政治让步或许势在必行。“可是，那样做的话，人们或许会觉得我是害怕革命爆发。”沙皇回应道。

“尊敬的殿下，革命已然发生。”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将1905年的革命称为“带妆彩排”。当时，革命变得真切可触，如火如荼地席卷整个帝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加索地区的暴动。斯大林正是在这里习得了他将受用一生的革命手段。他终于可以在革命的风暴中大展拳脚了。

“高加索的工人们，报仇的时刻来临了！”他写道，“他们企望我们遗忘挥舞的皮鞭、呼啸而过的子弹和成百上千被杀戮的同志们，可是，这些英灵在我们耳边低语着：‘替我们报仇！’”

[1]　在斯大林娶了奥尔加的小女儿娜迪亚之后，他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又重新浮出水面。有传言说，斯大林其实是娜迪亚的父亲。两人都听闻过这一传闻，但事实上，当斯大林认识他们一家人时，娜迪亚已经3岁了。与此同时，在1904年，索索还在追求一个更为传统、家境优越的格鲁吉亚女孩。他向这位名为妮娜·古尔格尼泽的女孩求婚，可后者拒绝了他，并嫁给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律师。索索咒骂道：“你怎么可以嫁给那个邋遢的人！”1937年，这位律师被枪杀了。

[2]　米娜朵拉娘家姓氏为奥尔忠尼启则，她是一个孟什维克。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后者也和斯大林走得很近。1918年，当孟什维克党宣布格鲁吉亚独立时，米娜朵拉是唯一一个在声明上签字的女性。1921年，在斯大林和塞尔戈重新征服了格鲁吉亚后，她和托罗舍利泽——当时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住在一起。而后者珍藏了一份《信仰》的复本。1937年，两人遭到逮捕。“大清洗”期间，身为孟什维克的米娜朵拉被释放了，而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托罗舍利泽却被处以枪决——此次事件充分显示了“大清洗”的荒诞和随意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或许并非巧合：斯大林曾经喜欢过米娜朵拉。米娜朵拉写过回忆录，但没有发表。

[3]　在此之后，科尔蒂娃成为了一名党员，还成为了巴统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她的回忆录是用象形文字化的格鲁吉亚语写就的。虽然她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她却敢于写下她是如何拒绝斯大林的以及他是如何发火的。本文是她的回忆录首次被披露。

[4]　1918—1921年间，诺伊·科梅里克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的土地资源部部长。1924年，他领导了孟什维克党人的叛乱，并由此被逮捕及枪决。他的这封信被宪兵没收了，接着散落在了档案库里。鉴于这封信如此直接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政治伎俩和野心，它的消失不可思议。20世纪50年代晚期，贝利亚——当时，这位政治局的显贵正在负责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失势，害怕自己会被斯大林清洗。现今公开的资料显示，贝利亚从格鲁吉亚人那里听说了这封信的存在，想要收集对斯大林不利证据的他派了一个档案学家秘密寻找它。可是，贝利亚没有找到它。直到1989年之后，这封信才重新浮出水面。

[5]　科尔基斯——意为“金羊之地”——是格鲁吉亚的古称。因此，“科尔基斯人”就是“格鲁吉亚人”的意思。

14　1905年：山地之王

1905年以杀戮为始，也以杀戮为终。在这个革命的年份，青年斯大林初次尝到了指挥军队和权力的滋味，他投身到了武装斗争和剥夺行动之中。2月6日，正当他在巴库时，几个亚美尼亚人在市中心射杀了一个鞑靼人。阿塞拜疆鞑靼人展开了报复。这则新闻传播了开来。早已对亚美尼亚人的财富和成功眼红的当局并没有制止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鞑靼人，反而大开城门，让他们冲了进来。

这帮阿塞拜疆鞑靼人在五天内杀死了他们所见的每个亚美尼亚人。这种强烈的憎恨出自于双方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出自于对亚美尼亚人财富的嫉妒和领土争端。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席卷了整个帝国，巴库也陷入到了混乱中，种族屠杀、烧杀抢夺、抢劫、枪杀和割喉暗杀屡见不鲜。可巴库总督纳卡希泽王子和他的警长却无所作为，放任自流。哥萨克骑兵把信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交给了阿塞拜疆鞑靼人，还为后者提供了武器。一个亚美尼亚石油大亨在其豪华的府邸中被一个阿塞拜疆鞑靼人偷袭了。石油大亨用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抵抗，直到射光了所有子弹，最终被大卸八块。不过，最终，更加富裕、武装更加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反击，开始屠杀阿塞拜疆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要彼此屠杀。”市长说。“街上躺着成百上千的尸体，”巴库大屠杀的见证者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墓地里也躺满了尸体。尸体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女人们疯狂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而她们的丈夫则在搬运成堆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死亡。

斯大林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战斗小分队，成员主要是穆斯林。他命令他们尽可能把这两个种族分开，与此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窃取任何可以用的印刷设备，还通过收取保护费来为党提供资金支持。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巴库当地人艾萨德·贝伊[1]说，斯大林“找到（亚美尼亚人）家庭的头头，严肃地通知他，阿塞拜疆人很快就要杀到他们家来了”，“在亚美尼亚商人为布尔什维克捐赠了一笔资金后，斯大林把他们护送到了乡下”。

在此之后，索索赶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同样一触即发。整座城市已因罢工而瘫痪了。警察把革命党人抓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追逐着示威者。

斯大林协助组织了一次旨在防止屠杀爆发的示威游行。他还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传单，让卡莫到处散发。他提醒人们，沙皇正在利用“对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来“维系其早已被血玷污的王座，以掩饰他对诚实公民、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屠戮”。

2月13日，斯大林领导了一场号召“与在我们心中播种仇恨种子的恶魔作斗争”的示威游行。他自豪地报告，多达3000张传单被散发了，而“（人群）最前方有个旗手高举着旗帜，传达了强烈的信号”——这个旗手非他本人莫属。然而，此时此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已然变得无法弥合。

佐达尼亚，这个贵族出身的孟什维克领袖从流放中归来了。他的权威和他明智的支持农民的政策为他赢得了格鲁吉亚人的民心，让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变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在第比利斯委员会里，此前在巴统怀疑过斯大林逃亡真相的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公开指责斯大林是政府的间谍，虽然他无法提供证据。在佐达尼亚的支持下，孟什维克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委员会。很快，布尔什维克也效仿其法了。

4月，斯大林前往格鲁吉亚西部。在那里，武装革命者和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政府和司法机构，虽然有些农民认为“所谓委员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个“警察无法介入的共和国”内，纵火和暗杀事件已成为常态。斯大林疯狂地写作，在集会上大肆批评巴统和库塔伊西的孟什维克。在一场辩论会上，“科巴同志从晚上10点开始发表意见，他的讲话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然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黑灰色的衣服，易装躲进了树林，直到夜晚来临才逃出来。

斯大林的孟什维克对手是诺伊·拉米什维利。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口才绝佳，“25岁，高高瘦瘦，总是笑眯眯的，讲起话来充满活力”。孟什维克党人哈里顿·恰维奇维利见证了两人之间的对决，其场面犹如两个拳击手的冠军赛。拉米什维利首先到来，然后，“著名的索索，即科巴同志，到来了。他比拉米什维利矮，但和他一样清瘦。他看上去更冷静、深邃。他的脸更加粗糙，或许是因为那些痘疮。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格鲁吉亚式的，然而，他总是让人觉得很新鲜，难以捉摸。他既像一头狮子，又像一只猫。他是在掩饰什么吗？他有什么秘密吗”？恰维奇维利也对他的口才——或缺乏口才——印象颇深，“他不是个演讲家”，却是“掩饰的高手”。尽管拉米什维利是更优秀的演讲者，但他认为斯大林讲话时“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眼神坚毅……讲话简明扼要，且极具说服力”。即便是当“著名的索索”输给孟什维克党人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们还是会眼里含泪亲吻他”。

可是，索索的自鸣得意经常会遭到犹太孟什维克憎恨，他们会故意挑衅他。在一次辩论会上，他直接冲着孟什维克党人发火道：“上帝给列宁派了这些孟什维克的同志，列宁已经出离愤怒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马尔托夫、丹和阿克塞尔罗德都是被割了包皮的犹太人！你不能和他们吵架，更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

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时，附近奇阿图拉的矿工向他求助。这个矿山小镇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唯一占优势的地区。为了能保持优势，他开始在这里长住下来。奇阿图拉位于两座雪山之间，四周皆是峭壁，空中云朵低垂。它正在经历迅速的发展：这里有俄国最大的锰矿，产量占全世界的60%。在这里，3700个“皮肤黝黑的”工人长期在暗淡无光的矿井中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吸着粉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洗澡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家都没有，只好睡在矿井里。科捷·钦察泽——斯大林未来银行攻袭案中的枪手——说：“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

一个炎热的夏日，2000名黑不溜秋的矿工——他们全身被粉尘覆盖，就像是在上演一场白人扮演黑人的秀——聆听了孟什维克党人以及斯大林的演讲。恰维奇维利见证了这一幕。“战略大师”索索先让孟什维克党人讲话，让观众对他们产生厌倦。等轮到他演讲时，他却说他不想再让他们感到无聊，因此不想再演说了。“于是，工人们请他继续讲”，而他则花了15分钟，“极其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出奇地冷静……他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新鲜而又平和的对话……他貌似没有望向任何人，却注意到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赢得了这场辩论。相比孟什维克党人中那些口若悬河的演讲者，他平实的演讲技巧反而更得工人们的心。多年之后，当他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演说者辩论时，他运用了相同的技巧。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他对恰维奇维利解释说，孟什维克党人是“杰出的演讲者，可是，当你要射击近距离目标时，大炮是不管用的”。

恰维奇维利说，斯大林控制了奇阿图拉，后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堡垒”。索索“在那里很有声望。他身边的人比他年长一倍，文化程度也比他高一倍，可是，他在当地所受的欢迎和崇拜让他得以对他的起义军实施铁一般的纪律”。当地的人都叫他“著名的索索”或“科巴军士长”。他在漂亮的女学生帕西亚·戈尔多瓦——她便是在1907年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身藏左轮手枪的女孩——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印刷所。

著名的索索成为了武装起义军的领袖。他在格鲁吉亚创建了红色战队，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并掌握了指挥权。这支队伍中有一半是农民。“建立战斗分队至关重要。”斯大林写道。斯大林的确是个出色的军事和武装运动组织者——但是，从此之后，他不但获得了军权，还产生了他是个中天才的幻觉。

这时候，连孟什维克也武装了起来。他们指派斯大林的对手拉米什维利创立他们自己的军事技术委员会以及炸弹制造厂。到了1905年年中，这些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了格鲁吉亚农村的实际控制者——虽然哥萨克骑兵还是会时不时偷袭他们。有些时候，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会和孟什维克合作，有些时候则不会。

斯大林武装了奇阿图拉的矿工，并任命瓦诺·奇亚萨什维利为指挥官。“索索同志经常会来布置任务。我们一起建立了红色战队。”奇亚萨什维利说。他训练了分队队员，指挥他们偷运枪支和弹药。在奇阿图拉火车站，恰维奇维利看到斯大林给另一位红色战队首领钦察泽下达了命令。钦察泽是个红发的帅小伙，不仅英勇无畏，而且生性多情。他招募了很多女学生，而她们中的很多人都爱慕他。钦察泽和斯大林的分队挫败了俄国军队，偷袭了颇遭人恨的哥萨克骑兵，攻袭了银行，处决了间谍和警察，直到几乎整个省都落到了他们手里。钦察泽得意地说，奇阿图拉“成为了一个预备军基地”。

索索时常出入奇阿图拉，亲自指挥游击战。令人称奇的是，当他在奇阿图拉时，那些贵族的锰矿主竟然为他提供了庇护所，并保护了他。他先是藏身于巴托洛梅·克克利泽的庄园，接着又躲进了锰矿工业家协会副主席伊万·阿巴希泽王子的家。伊万·阿巴希泽和舍尔瓦什泽王子、亚米拉克瓦里和大卫王子——即神学院教师“污点”——都相识。（阿巴希泽王子还是现任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曾祖父。）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革命党人都至少部分地接受了大商人和中产阶级的资助。这些资助者对沙皇政权倍感失望，也对政权缺乏真正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俄国，像纺织业巨头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是布尔什维克最大的资助者，而对于律师、经理和财会人士而言，“向革命党提供资助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格鲁吉亚比俄国更有甚之。

但商人和中产阶级资助革命并非仅仅出于好心和慈善。斯大林很有可能从他那些狱友和他在巴库和巴统的经历中习得了收取保护费的技巧。现在，那些有钱人正向斯大林缴保护费以换取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他们不愿意给钱，他们的矿井就会被炸毁，他们的经理将会被处决；反之，斯大林就会保护他们。

他的两位战士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斯大林高超的谈判技巧：他总是谈判中有利的一方，并向对方展示了黑白通吃的能力。据G．瓦沙泽回忆，有一次，有些老板遭到了抢劫，而“负责搜寻‘罪犯’的并非当地的公民，而是J．V．斯大林”。据N．鲁哈泽回忆，有一次，“几个小偷从一个德国锰矿公司的经理那里偷了11000卢布，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把钱找到并还回去。我们照他的吩咐做了”。

这些富翁也想让斯大林来保护他们——毕竟，奇阿图拉的暗杀事件时有发生。钦察泽写道：“资本家胆小怕事，吓吓他们，他们就会把钱吐出来。”另一方面，“奇阿图拉的组织决定除掉”警察和间谍。处决警察和间谍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此时的斯大林已然风生水起。他的队伍在山林中有军火，他的印刷所散发着他本人写的文章，他在集会上的表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变成了“山地之王”。富有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律师毕本涅什维利写道：“科巴同志和萨沙·楚卢基泽成为了我们的大炮。”不过，这仅限于奇阿图拉，孟什维克还是在高加索的其余地区占有优势。

“我必须在高加索四处奔波，参加辩论，为同志们鼓劲。”索索对身在国外的列宁汇报道，“孟什维克四处游说，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没有人手（至少人手不够，孟什维克的人比我们多两三倍）……他们掌控了第比利斯的绝大多数地区，还有巴库和巴统的一半区域。但是，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半的巴库、一半的巴统、第比利斯的某些区域和包括奇阿图拉（这个锰矿区拥有9000～10000名工人）在内的库塔伊西地区。古里亚则归属于倾向于孟什维克的中间派。”

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一个对手写道，他“不知疲倦地工作，频繁地来往于古里亚、伊列梅季亚、奇阿图拉、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派别争端，竭尽全力把脏水往孟什维克身上泼”。[2]他不择手段地抵制孟什维克，他说：“为了反对他们，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1905年5月5日，新上任的自由主义的总督走出第比利斯火车站。迎接他的是“欢迎乐队，挥舞的带羽毛的帽子、佩戴金色肩章的官员和夸夸其谈的下属”。68岁的伊拉里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驯马师、石油产业投资人、伟大贵族家庭的后裔”。他娶了沃龙佐夫公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王子的侄女，并以此身份而为人所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沙皇的家庭密友，同时也是他的大臣。他是个开明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了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去当古里亚的区长。然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到任得太晚了，而他的政见也时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中国奉天（今沈阳）的战役中，由农民组成的沙皇军队非但伤亡惨重，还最终败给了日本。5月27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历经了荒唐的环绕地球之旅——他们在途中所获得的唯一一场胜利是在北海击沉了一艘英国渔船——后，极其耻辱地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日本舰队击溃，连海军司令都被俘虏了。这些灾难性的消息在俄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太人遭到了屠杀。6月14日，“波将金”号——黑海舰队的旗舰——的船员引发了兵变。

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刚上任没几天，他的地位便已危在旦夕：第比利斯的反抗者已经武装起来，火车站遭受武装革命者袭击，巴库发生了大屠杀事件。伯爵的自由主义姿态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碎。他的将军和哥萨克骑兵对第比利斯的革命者展开了突袭。很快，他就会变得焦头烂额：斗争已经公开化，武装革命行动四处发生，工人们已经行动了起来。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1905年，从算命先生到妓女，每个人都参与了罢工。”

6月9日，斯大林钟爱的红色王子萨沙·楚卢基泽因肺结核去世。他的葬礼在库塔伊西举行。多达五万人参加了葬礼游行，他们一路伴随萨沙的灵柩前往康尼墓地，一路高唱《马赛曲》。虽然此时的斯大林仍是警察追捕的对象，他还是在墓地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激情四射，以至于其中一位聆听者直到30年后依然能把它背出来。[3]

那个时候，著名的索索极其忙碌——向东前往第比利斯，向西前往巴统，又从巴统前往库塔伊西，四处指挥着他的多支战斗分队。“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毕本涅什维利男爵说。当时，几乎每个年轻革命者都会把玩炸弹、偷来的枪械，参与抢劫银行的行动。“几乎每一天都有一起‘政治暗杀’或袭击某个代表旧政权的人物的事件。”光天化日之下，地主、宪兵、官员、哥萨克骑兵、警察间谍和背叛者被频频谋杀。第比利斯的前总督戈利岑遭遇了亚美尼亚达什纳克会的袭击，他之所以逃过了一劫，是因为他穿了一身防弹衣。总督向沙皇汇报，在1905年2月至1906年间，总共有136位官员被暗杀，另有72位在袭击中受了伤。在整个俄国，共计3600位官员被谋杀或受了伤——这些官方数据很有可能比实际的数量要小得多。巴库的总督纳卡希泽王子被达什纳克会谋杀，而他的警长则被一个布尔什维克干掉了。

“各种党派费尽心思策划恐怖活动，他们之间甚至有竞争。”斯大林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索索命令他在库塔伊西的战斗分队从库塔伊西兵工厂窃取军火。他们租下了兵工厂附近的一所房子，在房子底下挖了一条通往兵工厂的地道——只可惜，地道最终坍塌了。

在历经了血腥星期天和一系列屠杀行动之后，第比利斯的哥萨克骑兵成了革命者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命令卡莫和他的战斗分队对他们发起攻击。仅在6月22日至25日之间，沙皇的骑兵们就遭到了5次炸弹袭击。

在第比利斯的冬宫里，年迈总督的幻梦已经被击碎，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而在总督无法染指的、混乱不堪的革命者的温床上，斯大林却通过不懈的努力，茁壮成长了起来。像卡莫这样目不识丁的莽夫总能在天翻地覆的时代赢得机遇，可斯大林与他们不同——他擅长策划行动，却也是辩论、写作和组织方面的高手。他是指挥、操控和制造混乱的天才。总督宣布执行戒严，并把权力交还给了他的将军们。

有一天，萨瓦镇——这个小镇位于奇阿图拉和杰鲁尔火车站之间——的一位年轻神父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我是哥里的科巴，”陌生人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想和你谈点私事。”说着，斯大林把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4]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他知道神父有几头驴，并请教他怎么从萨瓦镇翻山越岭前往奇阿图拉。他还说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个区域。”

神父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对他和他年幼的孩子十分了解。他还观察到当地红色战队的队员们站在集市之外。“当时，萨瓦镇已经没有警察了——红色战队完全控制了这个地方。”“哥里的科巴”显然是红色战队的首领。他礼貌地请求神父将驴子借他一用，并说，如果神父能带他去奇阿图拉，他将给他可观的50卢布作为报酬。神父一听到斯大林会给他钱，便平静了下来。

斯大林坚持要请神父去当地的酒馆里喝上一杯。

“我来之前他们会提前通知你的。”离开前，斯大林对神父说道，“神父，千万不要迟到。我要在一日之内来回。我们都是年轻人。”

不久之后，神父收到了消息。斯大林带着两个手下来了。手下们把鞍囊挂在驴子身上，那里面装着钱和印刷机，很有可能还有军火。斯大林知道通往奇阿图拉的火车经常遭到搜查，于是想利用这一最为安全的方式前往他的“布尔什维克堡垒”。

在旅途中，神父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聊了起来。他们在树荫下稍作休息，而斯大林则会靠在神父的膝上打一会儿盹儿。在斯大林成为领袖后，加切奇拉泽神父曾后悔自己没有在当时杀掉他——在当时，“每个人都喜欢他”。“即便是我也喜欢他——他为人沉稳，严肃得体。他甚至会为我朗诵诗歌，并告诉我那些都是他自己写的”。斯大林仍然为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我的有些诗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呢。”斯大林对他吹嘘道。他很少聊起政治，还撒谎说“警察之所以想抓他，是因为他有个奇阿图拉的朋友因一个女孩和人打架，他帮了他一把，但帮过了头”。他对神父秀了秀自己僵硬的手臂，说这是他在打架过程中所受的伤（这是关于他手臂残疾的又一种说法）。斯大林会在吃饭前祷告。“你瞧，我还记得怎么祈祷呢。”他笑着说。他会一路前行一路唱歌。“音乐有慰藉灵魂的作用。”他说。

一个农民请神父和斯大林去他家吃饭。斯大林喝得酩酊大醉，“用丝缎般温柔的嗓音”唱起了歌。结果，这个农民想“把女儿嫁给他”。

神父赞扬他道：“要是你矢志不渝的话，你肯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父。”

“我是个鞋匠的儿子，我要和那些贵族出身的孩子竞争，但我比他们都强。”斯大林回应道。

他们来到奇阿图拉。斯大林带着鞍囊离开，走进了集市。等他回来的时候，鞍囊已经空了。“现在，我至少可以在回程的路上靠在鞍囊上休息了。”他说。

这便是斯大林隐秘的1905年夏日——这个持枪的首领让驴子带着枪械和经费从炎热的山区穿梭而过，来到了奇阿图拉。

哥萨克骑兵和革命者在第比利斯展开了拉锯战。每一天，成百上千的群众都会聚集在埃里温广场的市政厅前。他们挡住市政厅的大门，要求当局作出更为彻底的变革。8月29日，正当一帮学生讨论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布雷金所提议的国会改革方案时，一帮哥萨克士兵冲了进来，并对他们开了枪。结果，60名学生被杀，200人受伤。

斯大林赶紧回到第比利斯，和自己的同盟邵武勉策划反击。他先是写了一份传单，赶往奇阿图拉，而后又赶紧返回第比利斯，并于9月25日展开了一次出色的反击行动。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一回来我们就给出了信号——圣山上点亮了一个红灯笼。当晚8点，同伴们在主要营地外开起枪来……当哥萨克士兵冲出来时，我们朝他们扔出了手榴弹。”斯大林的战斗分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9起袭击。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武装人员及宣传人员早已在街头联合了起来。10月13日，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孟什维克党人会面。双方同意展开政治协商，并就武装斗争展开合作。他们决定要给即将崩盘的独裁统治致命的一击。在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农民和士兵们联合起来成立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在圣彼得堡。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10月6日，莫斯科—卡赞铁路的罢工事件升级，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停摆。沙皇的独裁统治似乎终于要灭亡了。

索索如此写道：“暴风雪即将席卷整片俄国大地，洪水将把所有陈旧的和腐烂的冲刷而去。”

在圣彼得堡，即便是极度缺乏政治敏感的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统治行将就木。他想要向日本人求和，但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有悖于他对神圣统治的坚定信仰。他对他那些富有斡旋能力的大臣抱有嫉妒和憎恨之心，但他的母亲和舅舅逼迫他咨询聪慧的前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当时，维特正要前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在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的支持下与日本签署和平合约。临走之前，他极具说服力地告诉沙皇——虽然他讨厌这位皇帝——批准成立国会势在必行。尼古拉二世踌躇不定，然后，他把兵权交给了他好斗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随着罗曼诺夫王朝摇摇欲坠，斯大林出没于第比利斯的街巷之中，与之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1]　艾萨德·贝伊是列夫·尼森鲍姆的笔名之一。他是巴库一个犹太石油大亨的儿子，《斯大林：狂热者传奇》（Stalin：Career of Fanatic）的作者。他还以库尔班·赛义德这个笔名写过著名的爱情故事《阿里与妮诺》。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成谜，直到有关他的新传记——汤姆·瑞思的《东方主义者》——揭露了他传奇的一生。他曾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改信了伊斯兰教。尼森鲍姆经常会在传记中添油加醋，因此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并不全然可靠，他所提及的那些轶事缺乏根据，经常被认为是种迷思，但也时常被证明的确是可信的。尼森鲍姆肯定和第比利斯、巴库的流放者们相熟，他写下了他们的故事，但我们还是应该反复确认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2]　他还在印刷品中延续现实中的斗争。“我们的孟什维克党人实在太令人生厌了！”斯大林在某份传单中批评孟什维克只是虚情假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章中运用了古怪的措辞和比喻手法，读起来饶有趣味：“有一天，一头奶牛发现了一朵玫瑰，但这并不能证明这头奶牛是只夜莺”，孟什维克“让我们想起了贼喊捉贼的人”。但是，他总结道：“众所周知，嘴巴只会道出心中痛楚。”

[3]　1940年10月，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沙尔瓦·努楚比泽突然被释放，并被带去受斯大林接见。斯大林很喜欢他翻译的鲁斯塔维里的作品，甚至还参与编辑过，供过稿。两人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用了晚餐。席间，努楚比泽说自己还记得斯大林在葬礼上说的话，并开始背诵了起来。“天才自有天才的记忆。”斯大林高兴地说。他走到这位宾客身边，亲吻了他的额头。如想了解更为详细的故事，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4]　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的回忆录是在斯大林在世期间秘密写就的。在此之后，斯大林的孙子看到他在格鲁吉亚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谈到了他写的回忆录，于是联系到他，并买下了回忆录。该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用驴子越野的描述、他当时的行动和他说的话都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

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

1905年年末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哥里时期的朋友约瑟夫·达夫里舍维——现如今，他已经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派武装队的头目——突然听见第比利斯圣山山脚下的巷子里传来打架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发现斯大林的下属卡莫正举着枪威胁一个陌生的亚美尼亚人。

“你要是不把钞票都放回到你看管的保险箱，我就杀了你！”卡莫说，“想想吧！我数三下。一……二……朋友，想清楚了吗……三！”

达夫里舍维赶紧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卡莫的手。“你这个白痴，不能在这里开枪。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盘吗！”这片街区是由达夫里舍维的武装队控制的。可是，“过于兴奋的”卡莫挣脱开了，朝那个人开了三枪。

达夫里舍维回忆说：“在第三声枪声响起之后，我们两人都赶紧逃了。”那个亚美尼亚人躺倒在地，渐渐流血身亡。

“天哪，你为什么要插手管我们的事？”两人安全之后，卡莫问达夫里舍维道，“科巴知道后会生气的——你知道他可不是好惹的。”达夫里舍维同样很生气，说“他的地盘”很快就会被警察查封了。不过，这事还没有完。

斯大林让卡莫邀请达夫里舍维前来做客。两人见面之后，达夫里舍维“告诉他不要在他们维持治安的这片区域杀亚美尼亚人”。

“听着，”斯大林冷静地说，“别为我们担心。卡莫做了他该做的事，你也应该这样。我有个提议：不如你加入我们吧。不要再站在联邦派那一边了。我们是哥里的老相识了，我还记得我们干过的那些事，我很欣赏你的作风。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加入我们吧。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会怎样？”达夫里舍维反问道。

斯大林“没有回答，但他目露凶光，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正当整个俄国社会都分崩离析时，斯大林步入了除了阿利卢耶夫之外的另外一个家庭，而这个家族的命运也将随之而改变。他请自己的门徒斯瓦尼泽为自己找个地方住。[1]斯瓦尼泽，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聪明小伙当然知道最适合斯大林的藏身之处。菲林斯卡娅大街的3号住宅公寓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毗邻埃里温广场，军事基地就在它的前方。它有诸多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便是这里有很多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斯瓦尼泽一家的三个女孩亚历山德拉（萨什克）、玛利亚（玛丽科）和叶卡捷琳娜（卡托）在这里开了一家和法国女装设计师赫尔维尤夫人同名的女装店。这家店专门为女士们定制制服和礼服，生意兴隆。

女孩们是拉夏（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人，那里以盛产皮肤白皙的美女而著称。萨什克刚刚嫁给了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从神学院时代就认识斯大林。不过，玛丽科和卡托依然单身。三姐妹中最年轻的是卡托，她一头红发，身材凹凸有致，“美丽得令人心醉”。姐妹三人聘用了不少年轻女裁缝。这个地方成为了当地女性爱去的地方。

“有一天，斯瓦尼泽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想把索索·朱加什维利同志带到家里来住，并告诉我不要把此事告诉他的妹妹们。我同意了。”莫诺瑟利泽回忆说。

“于是，1905年的某一天，阿廖沙带着一个朋友住进了我们家，这个人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领袖。”莫诺瑟利泽的妻子萨什克说，“他穿得很差，十分消瘦，皮肤是橄榄色的，脸上有少许痘痂，身材比普通人矮小。这便是索索·朱加什维利。”

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家不会受到警察怀疑。当我的同志们在一个房间里秘密工作时，我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间为女士们试衣服。”女装店的等候室里总是充斥着伯爵、将军和警官——这样的环境反而是地下党首领理想的栖息地。的确，斯大林在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举行了很多次集会。他会把秘密文件藏在模特体内。

萨什克说：“索索会连续好几天不眠不休为《斗争》报和《新生活》报写文章，莫诺瑟利泽则是报纸的编辑。他会在晚上突然消失，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斯大林当时的总部是库拉河畔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他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藏了一台印刷机。据达夫里舍维说，由于当时斯大林随时可能遇到危险，所以他“总是带着枪”。不过，尽管斯大林身处危难，他依然有时间打情骂俏和搞恶作剧。

有一次，斯瓦尼泽的侄子、布尔什维克党人匹蒙来访。他无所事事，成天只知道睡觉。

“他就没有醒的时候吗？”斯大林一边摇晃着匹蒙一边发牢骚说。匹蒙醒了过来。“怎么？你是被吵醒了？”斯大林讽刺他道。

“没有，亲爱的索索。”匹蒙继而又睡了过去。“于是，斯大林走到他身边，卷了两根烟，夹在了匹蒙的脚趾之间。然后，他把烟点着了。匹蒙的脚趾被烧到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们哄堂大笑！”。[2]

据萨什克回忆：“斯大林会给我的姐妹们以及女裁缝朗读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要不然，他就会给我们讲笑话，或捉弄老是犯困的匹蒙。”有一天，女孩们的父母从库塔伊西过来看望她们。“斯大林动情地唱了一首浪漫的歌，所有人都着了迷，虽然她们也知道他是个强硬的人，并且是个为革命献身的人。”卡托的一个侄子回忆道。斯大林还热衷于玩淘气的权力游戏。有一天，女裁缝突然向斯瓦尼泽要求加工资。“我妻子和卡托都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因为这些女人的工作境遇都挺不错。不过，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是索索指使她们这么干的。我们都被逗乐了，索索自己也是……”

斯瓦尼泽家三个女儿中最年轻也最漂亮的卡托完全被斯大林迷住了。

此时，在离斯大林栖身的第比利斯女装店千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尼古拉大公正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与其让他接管兵权，还不如赐他一死。尼古拉二世手上的牌差不多快打完了。10月17日，他终于苦涩地被迫签署宣言，批准俄国历史上首部宪法，成立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并同意出版自由。可是，他很快就反悔了：他的宣言非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使整个帝国的癫狂混乱和血腥暴力继续恶化。

第二天，在里海边的巴库，在达什纳克会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对2月大屠杀的报复行动。他们冲进了巴库的农村，大肆屠杀阿塞拜疆人。很快，油田便燃烧了起来。而在俄国，多达30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则发生在敖德萨。

斯大林走上了第比利斯的大街。“大街上全是挥舞着进行革命、解放格鲁吉亚旗帜的示威者。一大群人聚集在了歌剧院门口。在泛着绿光的天际下，他们齐声唱起了自由之歌。”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说。另一个目击者说，人群是“如此激愤”，以至于“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子脱下了她的红色裙子……把它变成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伊利马什维利看到斯大林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他爬上了电车车顶，振臂高呼着对人们演讲。”但沙皇作出的让步让斯大林的武装革命暂时无法继续推进——如果再往前一步的话，业已腐朽的皇权肯定会被摧毁无疑了。

斯大林写道，杜马“违背了人民革命的意志”，“应该粉碎这个圈套，对这些貌似开明的人民公敌展开无所畏惧的斗争”。沙皇已经失去了俄国——为了能再次得到它，他必须重新开始，“再次征服无垠的俄国”。

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斯瓦尼泽、阿利卢耶夫都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督只对第比利斯的核心地带及其守卫军有掌控权。正如安娜·阿利卢耶娃所说，在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武装工人就像军队一样在街道上巡逻。他们在不断的扩充之中。从第比利斯边远地区骑着小种马而来的新朋友们加入了他们。人们总是会停下脚步欣赏这些出色的骑士。他们戴着斗篷，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和柔软的高筒皮靴……他们是从山上来的农民和牧羊人”。索索依然是这幕戏中最出彩的一位。“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他写道，“我们听到了勇敢者的呼喊……热血已经沸腾起来！”

街道上已经形成了两批武装人员：由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以及由斯大林、茨哈卡亚和布多·穆季瓦尼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两批武装人员依然处于联盟状态，各自控制着自己的区域。托洛茨基说：“武装工人已经控制了第比利斯的郊区。”第杜比区和那泽拉德维区仿佛已获得了解放，以至于被昵称为“瑞士”。然后，即便是在“《信仰》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整年后，斯大林依然没有放弃他所梦想的格鲁吉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他的观点也在工会委员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塞尔戈·卡夫塔拉泽——此人脾气暴躁，是斯大林在库塔伊西的勇猛手下——甚至称斯大林为“叛贼”。

“我不想因此事和你争吵。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斯大林冷静地回答道。接着，他点上一根烟，目不转睛地直视卡夫塔拉泽的双眼。在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很有可能打了一架。卡夫塔拉泽把一盏台灯砸在了斯大林身上。[3]

斯瓦尼泽姐妹组织了一场为革命者集资的募捐会，并在会上把斯大林引荐给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斯大林的演讲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志，”托罗舍利泽说，“你觉得我们能徒手推翻沙皇吗？不可能！我们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枪；第二，枪；第三，还是枪！”斯大林开始想尽办法收集枪支。“他的首次行动——也是他所执行的最大胆的行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第比利斯的三个兵工厂，”达夫里舍维说，“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携带着枪，根本不管枪有多贵！”

发生在巴库和敖德萨的大屠杀加剧了格鲁吉亚形势的恶化。斯大林往来于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而这两座城市的革命者则在策划袭击监狱。革命似乎即将大功告成。在圣彼得堡，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公开反抗沙皇的命令，成立了革命政府。[4]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进一步加强了对普雷斯那亚各个工厂的控制。但是，事态即将发生剧变：伺机报复的沙皇转而支持了反犹太民粹主义者“黑色百人团”，而后者则在全俄展开了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大屠杀。鹰派将领获得了权力，士兵们正在聚集起来。沙皇命令格鲁吉亚将军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镇压库里的古里亚的农民和香德利的矿工：哥萨克骑兵正在大举杀来。

10月22日，第比利斯预科学校的7名格鲁吉亚学生被“黑色百人团”杀害。紧随其后的屠杀造成了41人死亡，65人受伤。斯大林的手下多次和俄国哥萨克骑兵及“黑色百人团”展开斗争。

11月21日，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集市上发生冲突，25名穆斯林因此死亡。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他们的武装人员，试图把双方分开。他们认为这是奥克瑞纳的奸计。托洛茨基写道，第比利斯就像一个“沸腾的熔炉”，内战一触即发。陷入绝望的总督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他给了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500支来福枪，让他们前去调解冲突。孟什维克的战斗分队起到了让双方休战的作用，却不愿意把枪再交出来。

达夫里舍维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分队并没有参与此次行动，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不在，而卡莫不知道怎么办。“当冲突发生时，斯大林并不在第比利斯。”那么，他在哪里呢？

正当尼古拉二世聚集力量，准备再次征服这片动荡的帝国时，正当革命的激流涌向史无前例的最高点时，斯大林却来到了芬兰。他将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山鹰”——列宁。

[1]　斯大林并不是通过阿廖沙认识斯瓦尼泽一家人的。阿廖沙及他三个妹妹的父亲西蒙·斯瓦尼泽是库塔伊西的教师，他们的母亲斯波拉则是德瓦利贵族的一员。斯波拉的侄子是库塔伊西的警长，也是德瓦利贵族。斯瓦尼泽一家人和德瓦利警长都曾为斯大林提供过庇护——这再一次证明了，在格鲁吉亚，人际关系比对国家的忠诚重要得多。

[2]　由萨什克·斯瓦尼泽和她丈夫莫诺瑟利泽提供的回忆录价值连城。他们的回忆录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中期写就的。当时，斯大林已经是苏联的领袖，但两人的回忆都令人吃惊地诚实。萨什克的回忆录没有发表过；在斯大林推动个人崇拜时，莫诺瑟利泽的回忆录被部分地使用，但其中的大部分显然是被弃用了。在1905年至1906年间，斯大林会在医院接见从乡下前来汇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领袖——邵武勉、斯潘达良、阿韦尔·叶努基泽（也是拉夏人）和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都和索索的手下卡莫及钦察泽一样，是斯瓦尼泽家服装店的常客。

[3]　斯大林对此中伤的反应颇令人意外，但他从来没忘记过这件事。如想了解卡夫塔拉泽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会参加工会委员会。

[4]　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的“1905年是在枯燥的案头度过的。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的评论稿，可那些稿件却沉闷无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话。

16　1905年：山鹰

——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

“我很高兴能见到我们党的‘山鹰’。他是一个伟人，一个政治伟人，同样也是一个伟岸的人。”斯大林回忆道，“因为，早在和他见面之前，在我的想象中，他就是个庄严雄伟的巨人。”1905年11月26日，斯大林和其他两位同志被选举代表高加索地区参加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大约在12月3日左右，斯大林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踏上了前往帝国首都的旅程——他将在那里首次遇见列宁。

正当索索和其他代表坐着火车北行时，沙皇展开了他的反击：托洛茨基被捕了，苏维埃被取缔了。斯大林一到圣彼得堡便前往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社报到，却发现报社已经被查封。这几个格鲁吉亚人只好在大街上游荡，直到他们在涅夫斯基大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像斯大林这样的外地人竟然能在首都大街上闲逛并他乡遇故知，此事极具时代特色。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好几回。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没有闲暇再欣赏风景了。这位朋友收留了他们两天。紧接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给了他们一点钱、几个化名和前往芬兰坦默弗斯（今坦佩雷）的火车票。当时，芬兰是俄国的自治大公国，由沙皇兼任大公。在这里，1905年的自由气氛得以又延续了一年。

斯大林和其他40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勉强把自己化装成了教师，从圣彼得堡坐了一天的火车，于12月24日早上9点8分抵达了坦默弗斯。他们住进了火车站旁的鲍尔酒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很兴奋！”克鲁普斯卡娅说，“革命即将迎来高潮，而每个同志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它的到来。”

第二天是圣诞节。列宁在芬兰赤卫队——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队——总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1]斯大林焦急地等待着。他以为他的英雄肯定会迟到，让他的那些追随者翘首以盼——在他看来，一个领袖理应如此。然而，他错了。他吃惊地发现列宁“早就来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们聊着天”。那么，他真的是个巨人吗？“我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和老百姓并无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来以“列宁”为世人皆知——虽然其貌不扬，却具有极其迷人的个性。他的身材虽然矮小，却很结实。他过早地谢顶了，但突出的前额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他还有一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斜眼。他为人和蔼，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此，他倾尽了所有的智慧，主张武装起义的方针，维护远大的革命抱负。回到第比利斯之后，斯大林曾对达夫里舍维说，列宁之所以能从“那些喋喋不休的空想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把智慧和务实结合在了一起。

列宁的父母都是贵族，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和睦的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辛比尔斯克的学校视察员，而他的母亲则是医生的女儿。医生是个地主，并最终成为了议员。他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瑞典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他的斜眼便源自于这个血统）的血液，也拥有贵族所特有的傲慢与自负[2]：在年轻时，他甚至还因农民破坏他家的庄园告过农民一状。有件轶事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对旧俄国的蔑视——他最喜欢的骂人的话便是“俄国白痴”。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曾因自身的贵族身份而被批判过。就此，他回答道：“我又是谁呢？我是地主的子孙……我依然没有忘却那些在庄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那好吧，不如就杀了我吧！难道我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吗？”他靠自家庄园的收入为生，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愧疚过。

1887年，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被处决了——这件事改变了列宁的一生。家族庄园里的田园牧歌被迫终止了。列宁就读喀山大学法律系，他在那里读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的作品。他甚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吸收了俄国武装革命的思想。在被捕并遭到流放之后，他迁往了西欧，并在那里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列宁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他说话很小声，总是没法发清“r”这个音。“（但是）一会儿之后，”高尔基在初次见到列宁后写道，“我和其他所有人都被他吸引了……他以极其简洁的方式论述复杂的政治问题。”聆听过列宁演讲的斯大林说自己“被他不可辨驳的逻辑折服了。他说起话来虽然简明扼要，却能完全捕获他的听众，让他们渐渐为之振奋，并最终完全相信了他”。

然而，虽然斯大林颇为崇拜列宁，他也并不惧怕站在其对立面上。当时的斯大林仍未蜕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但他的傲慢和好斗无疑令他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刚认识“山鹰”，便给对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宁邀请他就高加索地区的情况做个汇报，可是，当他们就国家杜马的选举展开讨论时，两人出现了分歧。列宁支持参与选举，可年轻的斯大林却站起来言辞激烈地反对他。当时，会堂里一片寂静。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竟然让步了，并让斯大林起草一份决议书。

“在会议间歇期间，”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学习怎样射击毛瑟枪、布朗宁枪和温彻斯特枪。”事实上，斯大林携枪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一次讨论之后，他竟然冲出了会堂，愤怒地朝空中开了一枪——即便是在寒冷的芬兰，这个格鲁吉亚人依然头脑发热。可是，这个会议为时过晚：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工人遭到了伏击。与会代表们听说沙皇的谢缅诺夫斯基军团摧毁了工人最后的阵地普雷斯那亚，莫斯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地区的强硬派将军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和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正准备重新夺回这片区域并摧毁战斗分队。托洛茨基写道：“反动势力羽翼渐丰！”会议在混乱之中结束了。

在斯大林看来，他本人高于除了列宁之外的其他一切代表[3]。“在所有这些夸夸其谈者中，”他自我吹嘘道，“我是唯独一个已经拥有组织领导和战斗经验的人。”

索索回到第比利斯，加入了战斗。

将军们召集哥萨克骑兵，包围了工人阶级街区，严禁集会，下令对革命者格杀勿论。他们还禁止任何人穿戴高加索头巾和斗篷，因为有人可以在那种衣服里面藏枪。1906年1月18日，格里伊兹诺夫将军展开了攻击。佐达尼亚和拉米什维利下达命令，让他们的手下——以及卡莫和布尔什维克——保卫第比利斯的工人区。

4天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战斗仍然在持续。安娜·阿利卢耶娃透过窗户看到哥萨克骑兵“向前行进，朝夜空中开枪。天亮的时候，军队占领了第杜比。哥萨克骑兵骑着马从我们的窗前飞驰而过。街道上全是他们的人”。第比利斯被“不间断的枪声、轰鸣的炮火和街上的骑兵”摧毁。60个革命党人牺牲，250人受伤，280人被捕。安娜回忆说，葱郁的山上躺满了尸体。她看到“两个人被捕，其中一个脸上还有血痕”，她认出那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最无畏的年轻学生”，她大叫了起来。

“卡莫！”

正当格里伊兹诺夫征服第比利斯时，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将军开始镇压格鲁吉亚的西部。战斗分队试图切断通往库塔伊西的铁路，但哥萨克骑兵赶至，一路杀人放火，绞杀革命党人。他们夺回了库塔伊西。据钦察泽回忆，他们的“军队杀害任何他们认得出来的人，在城里放火，抢劫酒馆和商店”。革命党失去了阵地。斯大林来到西部，试图说服农民武装解散，不然的话他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是，农民们不听他的劝，“我无能为力了。”在镇压了西部之后，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又带着军队来到东部，收回了巴库这片本已混乱不堪、革命情绪高涨的失地，并重新掌控了沙皇的油田。

钦察泽和他美丽的女同志帕西亚·戈尔多瓦对党内的可疑叛徒展开了追杀，那些人还没来得及逃出第比利斯便被处决了。哥萨克骑兵在行省四处搜寻着枪手的踪迹，而后者则逃到了首都避难。无论如何，斯大林红色战队的好日子已经终结了。他们转入地下。斯大林把他们重组成一支秘密暗杀分队。事实上，他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项任务。

在哥萨克骑兵肆虐的第比利斯，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聚在了一起。他们要下达一个暗杀令。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将军——绰号“屎堆将军”，源自于他名字的谐音——是格鲁吉亚革命的死对头，是高加索革命党人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召来了他的第一猛将钦察泽。索索和孟什维克“联手”指派他们的另一员猛将阿尔辛·乔尔佳什维利——“斯大林团体中的一员”——在卡莫的协助下暗杀将军。不过，斯大林同时给钦察泽指派了任务：“准备好人手，如果乔尔佳什维利在一星期内办不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于是，他们分成了两批人马：一批直接执行暗杀行动，另一批——钦察泽和斯大林手下另外两个得力干将——则在暗中跟踪着格里伊兹诺夫将军。[4]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暗杀行动两次流产，这都是因为将军当时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与此同时，格里伊兹诺夫再一次在第比利斯展开了大屠杀。

2月16日，将军在一群哥萨克保镖的簇拥下骑马离开了军营。他没有注意到，在总督宫殿的对面，一群格鲁吉亚工人正在给亚历山大花园的栏杆涂颜料。正当他的马车经过时，这帮工人突然扔掉了手中的刷子，把“苹果”——他们自制的炸弹——朝他扔了出去。这位第比利斯的“屠夫”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哥萨克骑兵立刻对这些工人展开追捕，他们四散逃离。不过，受伤的乔尔佳什维利很快就被逮捕并杀害了。他立刻成为了第比利斯的英雄。

那么，这支暗杀行动小组中还有哪些人呢？在此之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孟什维克党人是此次行动的主谋。但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联合行动。钦察泽回忆说，当时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在同一组织内”一起工作。一个亚美尼亚人说是斯大林下达了必杀令。达夫里舍维指出卡莫参与了此次行动。20世纪20年代，两个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因参与谋杀格里伊兹诺夫而得到了一笔抚恤金，格鲁吉亚的档案库最近才公开了两人的进账。种种证据表明，斯大林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员都下达了命令。

一个工人曾回忆说，事发当时，他曾看到斯大林在附近观察。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因炸弹碎片或哥萨克骑兵的追击而受了伤。

萨什克回忆说，那一夜，斯大林没有回家。女孩们担心极了：难道他被捕了吗？在此之后，斯大林说他在被追捕的过程中试图跳上一辆电车，却又滑倒在地受了伤。茨哈卡亚送他去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然后又把他藏在了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里。接着，他又弄到了一个老朋友的护照，让斯大林用这个护照前往另一个安全地点。然而，在暗杀行动发生后，整座城市进入了戒严状态，到处都是检查站。士兵们突袭检查了一个公寓，发现一个叫作“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的人（其实，他就是斯大林）。此人躺在床上，头上绑着绷带，右眼上也缠着绷带，脸上全是伤痕和淤青。

这些俄国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没有接到过逮捕一个躺在床上、全身是绷带的人的命令。这个伤者看上去动都不能动，于是，他们离开了。在询问过上级之后，他们又赶着马车前来，想要把这个可疑的病人带去监狱。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病人早已消失在暗夜之中。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多次利用缠绷带的形象逃避了追捕。这只是其中一次。

一个同志在黑夜里把斯大林接上了马车。斯大林“头上和脸上都是伤，用头巾和一件大斗篷掩护着自己”。马车把他送往了另一个安全地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他把自己被警察追捕，从电车上摔下来的故事告诉了她们。女孩们——特别是卡托——松了一口气。萨什克和她丈夫感觉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渐渐地，”莫诺瑟利泽写道，“当索索在我们家待的日子越来越长，我妻子和我意识到索索和卡托相爱了……”

[1]　现如今，这里变成了列宁博物馆。这是西方世界仅存的几处纪念列宁的场所之一。

[2]　他的血统有“不可告人之处：他母亲是莫伊舍·布兰科的孙女。布兰科是个犹太商人，娶了一个瑞典人为妻。在之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犹太人过多一直被视为隐患。事实上，1932年，列宁的姐姐安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列宁的犹太血统。斯大林在其上批示：“千万不要再提这封信了！”这封信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公开。

[3]　在这些代表中，最为重要的是列昂尼德·克拉辛。此人是个杰出的工程师，颇受女性欢迎，他还是列宁在财政、武装行动和爆炸袭击方面的顾问。斯大林在巴库时便认识了他。在巴库的时候，克拉辛曾帮助那些大公司发明了石油的电力生产技术。与此同时，他还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1905年，他曾利用他和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的关系帮列宁集资。他还曾联系过女演员科米萨尔日芙斯卡娅——后者把她的票房收入捐献给了革命。不过，克拉辛更擅长于执行武装袭击、攻袭银行和制造炸弹等行动。斯大林还在坦默弗斯认识了雅麦利安·亚罗斯拉夫斯基，此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宣传一把手；和斯大林共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列宁的主要幕僚，后成为了苏俄名义上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成为了斯大林的外交部副部长，并在1952年的反犹运动中被斯大林处以极刑。洛佐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受害者。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4]　斯大林很擅长运用这种让手下互相竞争的管理模式。1945年，当他要征服柏林时，他曾派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共同执行任务，让两人竞争。

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斯大林团体的核心分子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在斯大林的主张和命令下”，一伙人聚集在了他的周围。“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购买军火，策动越狱，攻袭银行和兵工厂，以及处决叛贼。”斯大林指派钦察泽建立“技术小组，或曰‘布尔什维克剥夺者俱乐部’。很快，这个小组便以其另一个名称而著名了——那便是‘组织’（Druzhina）或曰‘团体’（Outft）”。

斯大林回忆说：“他们的首领是科捷·钦察泽以及卡莫。”卡莫，这位斯大林儿时的伙伴在第杜比被捕。他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折磨，鼻子差点被砍了下来。但卡莫没有招供，最后还是被放了出来。“他能忍受任何痛苦，”斯大林称赞说，“真是个令人称奇的人。”

为了给列宁解决经费问题，斯大林耗费了大量心力。他不断地往来于黑海边上的新罗西斯克和奥塞梯的弗拉季高加索。他下令从第比利斯的学校和神学院教师那里索取资金，而在另一边，他又秘密策划着让“组织”执行剥夺行动。

据很多人说，斯大林曾先寄了一封信给一个商人，信上画着“炸弹、碎尸和两把交叉的匕首”，而后，他会佩带毛瑟枪上门拜访商人，带着钱离开。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艾萨德·贝伊——他所描述的故事很多都不可靠，但他又有可靠的线人——说，“索索是从他的情妇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那里得到”有关富人的信息的。不过，攻袭银行依然是最快的获取经费的方式。

另一位著名的、来自于哥里的银行攻袭者达夫里舍维说：“是斯大林开了格鲁吉亚银行攻袭历史的头。”在1906年，“组织”执行了一系列冒险的银行攻袭行动，虽然据孟什维克党人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的“第比利斯正处在战乱之中，到处都有巡逻兵，整个城市都被路障包围了起来”。

钦察泽先是袭击了一家当铺。他们举着左轮手枪冲了进去，一进去就开枪，结果带着几千卢布溜之大吉。“有一天，斯大林的‘组织’在大白天攻袭了总督宫殿对面的格鲁吉亚农业银行，”达夫里舍维回忆道，“他们大叫着‘举起手来’，朝空中开枪，最终带走了好几袋钞票。卡莫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而杰出的组织家斯大林是幕后主使。”

不同的组织在攻袭银行时互有竞争，但他们之间依然存有同志之情。达夫里舍维自豪地说：“所有主要的银行攻袭者都是哥里人！”达夫里舍维暂时保持着最高纪录：他从多西第的银行抢了10万卢布，把它们献给了社会主义联邦派。为了赶上达夫里舍维，斯大林、钦察泽和卡莫越发大胆了起来。有一次，他们竟然在喀尔斯攻袭了一列火车，但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几个人被枪杀。然后，在1906年的11月，卡莫在博尔若米攻袭了一辆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展开了反击。在双方的枪战中，马拉着车厢连同钱袋一起跑了。

接着，他们又攻袭了一列奇阿图拉的运钞火车。火车上载着给矿工的工资。火车在遭攻袭时停靠了下来，他们和哥萨克骑兵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枪战。最终，他们击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宪兵，并带走了21000卢布。“我们把15000卢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芬兰的列宁），剩下的则由我们自己保管，用于未来的剥夺行动。”钦察泽回忆道。

在1906年年末，斯大林的人又在卡泽奥斯科攻袭了一辆马车，抢到了两万卢布。这些钱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斗争》报，而大多数则被藏在格鲁吉亚的红酒瓶里，秘密运往了列宁那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每个人都喜欢他们。他们为人和善，总是兴高采烈……随时随地都愿意帮助别人。”和这帮人相熟的塔蒂阿娜·武利希说。“组织”内部还有十个坚毅的女性，她们中的有一些还会玩枪，比如说帕西亚、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他们租了几套公寓，男人们住一个房间，女人们住一个房间。除了其中的两位女性之外，他们都不读书。由于开销巨大，“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不得不待在床上，因为他们得合穿一条裤子”。

斯大林和卡莫、钦察泽是朋友，但他通常都是通过一个保镖向“组织”发布指令。这个保镖被他称为“技术助理”[1]，而他的同志们则打趣地称他为“索索的参谋”。通过这个保镖，这位“总是和其他同志保持距离的领导者”便将自己和那些普通人隔离了。除却这些手下，斯大林还拥有专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和通信网络：塔曼舍夫旅社和印刷所的小男孩们会帮他干活，运送传单以及收集情报。

他们不会把抢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其他党派会把钱用在买衣服、买醉和女人身上，可斯大林对钱从来鲜有兴趣。他总是和他的同志们分享一切。“斯大林穿得很朴素，”佐达尼亚说，“他总是缺钱。从这个方面而言，他和那些过着优越生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比如邵武勉、马哈拉泽、穆季瓦尼和卡夫塔拉泽——不一样。”索索的团体和他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严于克己。他们的“‘圣经’是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他们即便违背党的意志也会跟随列宁”。武利希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搞到20万到30万卢布，然后把钱全部给列宁，并告诉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他们外在的魅力掩饰了内在的暴力性质。这毕竟是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任何剥夺行动都会导致死亡。据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曾命令卡莫处决一个被怀疑私吞了钱财的同志。他们夺得的钱越多，所受的诱惑就越大。在达夫里舍维在多西第抢了10万卢布之后，联邦派便陷入了内斗，为了分赃而互相杀戮。他们中的一位负责人私占了一笔钱，把它藏在了农民的花园里。事发之后，他声称是农民偷了钱。为了展示不同剥夺行动组织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位联邦派的盗取公款者邀请斯大林的手下埃利索·洛米纳泽来调查此事。洛米纳泽花了一整晚审讯农民们，结果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偷钱。“在此之后，他因对这些无辜的人动刑而感到后悔。”武利希说。于是，他杀了罪魁祸首，那个请他来调查此事的联邦派。如果他找到了那笔钱，他或许也会没收了它，转而把它献给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如何，这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联邦派的钱插翅而飞了：奥克瑞纳发现，联邦派的其他领导把剩余的钱财变成了蓝色海岸赌场中的赌资。

秘密警察想尽办法想要找到这些抢劫案的元凶：他们锁定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把大多数罪名都强加在他头上。可是，刚开始时，他们把他和斯大林混淆了，因为两个人都是哥里人，还都用“索索”这个小名——更有甚者，他们也分不清楚卡莫和钦察泽。“‘卡莫’就是钦察泽，”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写道，“他从巴统监狱逃了出来，然后来到第比利斯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此人化名应为‘索索’）合作。”

在这个筹集革命经费的剥夺行动与强盗般的抢劫仅一线之隔的世界，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套冷漠的人生观。“当听到有位同志在剥夺行动中牺牲的消息时，索索会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想要摘玫瑰，就得不怕刺。树叶会在秋天掉落，但又会在春天生长。’”

然而，索索攻袭银行并非是为了钱，他真正想要的是权力。这个曾在喧哗的酒会上阅读拿破仑传记的男孩半开玩笑地说，他“‘将用武装革命征服第比利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张地图”。他会在自己的藏身地点铺开地图，把锡制士兵人偶放在上面，演练战术。他其中一个房东的儿子曾跑过去对父亲说，“索索叔叔”在“玩士兵游戏”。房东难以置信，于是去斯大林的房间门口望了一眼。他发现斯大林正趴在地板上，在第比利斯的地图上把锡制小兵挪来挪去。斯大林发现房东正在看他，于是吹嘘道：“我已经受命担任我党武装军的指挥官，我正在部署战术。”据说，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演练他的银行攻袭计划的。

这些模拟的军事演练彰显了斯大林的野心。他吹嘘自己是战斗的指挥官，并认为自己是个“军事家”。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是个天生的指挥官。在未来，“索索叔叔”会指挥百万大军直取柏林，而现在，这些锡制小兵则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军事练习。

从银行夺来的一部分钱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报纸。这些报纸是在艾弗拉巴的地下印刷所印刷的，它们的成本很高。斯大林担任编辑，还以“贝索什维利”（贝索的儿子）和“科巴”之名为其供稿。

莫诺瑟利泽说：“我记得有一次，索索让马哈拉泽（他的联合编辑）写两篇文章，并在早上9点之前带到印刷所。可是，马哈拉泽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出现，并说他还没有写文章……索索过来后问我为什么报纸还没印，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叼着一根烟找到了马哈拉泽，把他大骂了一顿……接着，索索从兜里掏出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们把它们印了出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打算自己来写的。

在莫诺瑟利泽看来，斯大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总是显得很严肃，但很少发脾气。他经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有一天半夜，卡托开门让他进来。他带来了新鲜的蔬菜、黄瓜，煮熟了的羊头、猪头，还有两瓶红酒”。

“哥们儿，快来，”斯大林高兴地说，“让我们庆祝一下吧！党给我发了10卢布的工资！”

在女装店里，革命的风潮也影响了好心肠的卡托。有一次，她在埃里温广场看到哥萨克骑兵屠杀学生和工人。她的姐姐们得知后害怕她被杀害了，于是去找她，却发现她正在现场帮助受伤的人。

斯大林和卡托相爱了。即便是在逃亡时，斯大林也会时不时地偷偷溜回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和卡托幽会。在某一次幽会的过程中，宪兵上尉斯特罗耶夫带着两条德国巡逻犬来了。赫尔维尤夫人赶紧通知这对情人。索索立刻跳出了女装店的后窗——虽然宪兵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来订一件新制服。斯大林喜欢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他经常会在天黑之后前去看望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友人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以至于后者的婆婆开始抱怨她在外面的名声。

“我没办法啊，如果他们在白天看到我，就会把我抓起来。”斯大林笑着说。每当前来探访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时，他都会自称为“穿灰衣的人”。

4月15日，社会民主工党最宝贵的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遭人告密，被警察突袭了。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指责他是双重间谍，是他出卖了印刷所。后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沿袭了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一说法。可是，斯大林真的出卖了印刷所吗？

1906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党内会议。当时他穿着“一件大衣，清瘦的脸上——他全身都很瘦——留着胡子。他还戴着一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2]和一顶圆顶硬礼帽”。会议结束之后，孟什维克党人拉兹登·阿尔申尼泽声称斯大林曾被逮捕，却又不明所以地被释放了。阿尔申尼泽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从宪兵总部被释放。他根本没有去过梅特希监狱。据他自己说，他曾被关在那里，而在他出现时，其他犯人都鼓起掌来——这完全是个自吹自擂的谎言。坊间有关他是叛徒的传言特别多……”

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确在会后被逮捕了。但他有可能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另一座监狱，比如说奥塔查拉监狱。他很有可能用夺来的钱贿赂了宪兵，而对斯大林身份仍感迷惑的宪兵便就此把他释放了。他之所以会招致此类中伤是因为他是个粗鲁而又傲慢的人，而他也是险中求胜的高手。我们至今无法找到他是叛徒的确凿证据，而阿尔申尼泽的说法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据他说，斯大林是在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被突袭时遭到逮捕的，可事实上，在4月15日那一天，他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以外的瑞典。关于他的这次行踪，有完整的记录。

1906年4月4日前后，斯大林坐船前往斯德哥尔摩再次会见列宁。而在旅途中，他不但遭遇了海难，还和人打了一架。

他先是坐火车途经圣彼得堡来到芬兰的罕勾港，而后又登上了“沃伊霍纳”号前往斯德哥尔摩。这艘船上总共有百来号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克拉辛和一群马戏团小丑，以及马戏用马。势利的孟什维克党人把他们的资金花在了购买一等舱上，而更为穷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待在了三等舱。代表们都喝了很多酒，他们大打出手，小丑们是否有参加则不得而知。海风似乎助长了革命者的火爆脾气。

这次堪称“惊奇”的旅程在临近海港时达到了最高潮。“沃伊霍纳”号竟然遭遇了海难。救援艇“索利德”号前往救援，却已于事无补。穿着救生衣的斯大林在渐渐沉没的“沃伊霍纳”号上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登上“维拉莫”号。它把代表们送到了瑞典。

斯大林刚刚抵达斯德哥尔摩，就被遣送到了当地警察局接受审讯。审问他的是大胡子的瑞典犯罪调查部部长贝蒂尔·莫格伦——此人还经常担任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保镖。他写道：斯大林“身材瘦小，（留着）黑头发和胡子，脸上有痘疮，鼻子很大，穿着灰色的阿尔斯特宽大衣，戴着皮帽”。斯大林说自己是“被（俄国）警察追捕的记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他把父亲的名字“维萨里奥的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姓。他还骗莫格伦部长说自己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他的身上还有100卢布。他说他会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附近破烂的布里斯多酒店（现已不存在）待两个星期，然后前往柏林。

于4月10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比芬兰会议重要得多，因为它的156位与会者分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社会主义党和犹太联邦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是格鲁吉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与会代表中有16位格鲁吉亚人。其中，佐达尼亚、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和从库塔伊西监狱释放出来的乌拉塔泽等都是孟什维克，而只有斯大林一人是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很多将在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3]：他的同屋名为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此人做过钳工和邮差，是个时髦的工人阶级（喜欢穿翼形领衬衣和参加舞会）。在此之后，伏罗希洛夫将成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并在1937年斯大林针对军队的清洗运动中成为主要执行者。伏罗希洛夫一头金发，面颊绯红，有一双蓝眼睛。他也曾经参加过合唱团。很快，他就被“快乐而又热烈”的斯大林迷住了。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这位“永不知疲倦”的人会靠在床上默诵诗歌。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聆听了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的讲话。但他依然在两个议题上自傲地坚持己见。首先是关于农民土地的问题。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孟什维克则提出土地自治。斯大林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他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列宁被挫败了，这部分地缘于斯大林。

然后是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反对参加，可列宁却认为值得尝试，并和孟什维克一起投了赞成票。他们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则弃权了。与会代表们乐观地称此次大会为联合会议，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处于绝对劣势。大会通过了禁止武力剥夺行动的决议，而列宁和克拉辛——他俩支持斯大林通过剥夺行动筹集党的经费——并没有提出异议。斯大林写道，失败“让列宁释放了被压抑的能量，进一步启迪了他的追随者”。不过，列宁根本没有打算放弃武力剥夺行动——他仍然需要经费。

列宁和克拉辛肯定就武力剥夺行动和斯大林进行过商讨，因为就在此时，后者指派卡莫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列宁位于芬兰的别墅，收集藏在那里的枪支和炸弹。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话，那么，这便是列宁第一次发现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不但是个富有主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富有经验的地下行动策划者。

大会结束之后，索索转道柏林，见到了阿廖沙·斯瓦尼泽，他正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索索于6月回到了第比利斯。

萨什克回忆道：“索索一回来，我们都快要认不出他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的同志说服他买了一件西装、一顶礼帽和一支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个欧洲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穿得那么考究。”萨什克并非唯一被斯大林的全新样貌迷住的斯瓦尼泽家姑娘。

“索索和卡托向我们宣布了他们之间的恋情，”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

7月15日，索索在艾弗拉巴人民剧院主持秘密集会。哨兵冲了进来，通知他们警察包围了整个剧院。布尔什维克党人赶紧烧毁了他们的文件。他们想要逃跑，可为时已晚。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回忆：“当警察询问他们在干吗时，他们说他们正在‘排练一场戏剧’。”

“我很明白你们到底是怎样的演员！”警察说——可还是放了他们。

斯大林在剧院门外碰到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他把她以及他的守护神茨哈卡亚拉到一边。“卡托·斯瓦尼泽和我将于今晚举行婚礼，”他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今晚前来她们家参加派对。”

卡托“为人善良，十分美丽，她融化了我的心”。斯大林曾如此对女儿斯维特兰娜说道。他还曾向一位女友袒露他有多么爱她：“你不能想象她做的衣服有多好看！”

他曾在从斯德哥尔摩前往柏林的路上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卡托的尊敬溢于言表。“我这边没有好消息，”他写道，“但请不要在意。或许，我应该引导阿廖沙走向‘错误的道路’。不过，叶卡捷琳娜·谢姆约恩奥弗娜（卡托）不高兴的话，那就算了。你的朋友，索索。”

卡托崇拜斯大林，仿佛他是个“神灵”，但她也理解他。她“对斯大林感到着迷，并对他所奉行的主义感到痴迷。他的确魅力十足，而她则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她也明白，斯大林将献身于革命事业，而他的脾气总是那么暴躁。老年时的斯大林曾回忆说“她就是个拉夏人（Rachvelian）”，意思是卡托是个善良、美丽且顾家的女人。但卡托全然不仅如此。卡托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格鲁吉亚的标准而言，是个颇为开放的女人。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要比斯大林高。她曾为社会民主工党的集资者提供过帮助，还曾在哥萨克骑兵展开屠杀之后抢救过伤者。正如她姐姐的回忆录所记叙的那样，她对斯大林的武力剥夺行动了然于胸，包括他在埃里温广场的那次行动。

她想要在教堂举行婚礼——索索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依然答应了。可是，大多数牧师都拒绝为他们做主持。因为在当时，斯大林正在用“加利阿什维利”这个假名，也只能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最终，莫诺瑟利泽在附近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名为基塔·茨尼瓦雷利的牧师。斯大林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尽管如此，牧师也只同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为他们举行婚礼。

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个夜晚，亲朋好友们见证了卡托和索索的婚礼。浪漫的烛光在小教堂里闪烁，茨哈卡亚充当了伴郎。不修边幅的斯大林“穿得根本不像个新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整场仪式从头至尾我们都在开怀大笑，而索索同志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仪式结束之后，萨什克为众人准备了婚礼晚宴。卡莫和钦察泽都参加了——当时，他们已经和斯大林一起策划了埃里温广场的银行攻袭案。作为晚宴的主持人，茨哈卡亚讲了不少笑话。斯大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唱起了优美的歌曲”。卡莫开玩笑说：“那些白痴警察在哪儿呢？他们最想逮捕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嘛！”

这对新人爱慕着彼此。“索索对待工作和他的同志很严格，可对妻子却十分温柔，情深意切，我着实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然而，就在几星期后[4]，卡托便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嫁给了一个把革命当作妻子和情妇的男人，而做他的妻子又有多难。

不久之后，卡托便怀孕了。莫诺瑟利泽说：“只要他在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她……可是，一旦他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就把卡托忘得一干二净。”更加现实的凯可很高兴儿子终于结婚了，但她依然对安娜·格拉泽坦露道：“索索结婚了。她是个小女人。我不禁好奇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他们两人没有度蜜月。斯大林是个夜猫子，喜欢和危险共存共栖。沙皇的反动力量经常不经审讯便杀害嫌疑人。“小心行事，”索索对斯瓦尼泽写道，“活下去，静待事态变化。”

有一次清晨5点的时候，斯大林正和莫诺瑟利泽一起关地下印刷所的大门，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警察以为他们是小偷，想伸手去拔佩带的左轮手枪，可是，斯大林比他快了一步。他举起贝莱塔枪，喊道：“我要开枪了！”

[1]　“技术”一词是布尔什维克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无论是克拉辛还是孟什维克党人都把他们的炸弹制造实验室称为“技术部门”。

[2]　这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应该就是斯大林在数次秘密被捕后在警察局被拍的著名肖像照中所穿戴的那条。

[3]　斯大林在此结识了：波兰裔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此人将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缔造者，也将在列宁去世之后，与斯大林携手共挫政敌；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这位犹太奶农的儿子将在不久之后以“季诺维也夫”之名闻名，列宁去世之后，他成为党内三大掌权人之一，于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处决；阿列克谢·李可夫，列宁去世之后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的继任者，斯大林和他有过短暂的合作期，但仍于1938年将其杀害。斯大林还在代表大会上遇到了他在神学院时期的老朋友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通过阿利卢耶夫认识的加里宁——未来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以及他在第比利斯的同志斯捷潘·邵武勉。

[4]　笔者曾在第比利斯采访了卡托母亲的妹妹的孙女克捷万·格洛瓦尼。她说，索索对卡托很温柔，但他还是有暴怒的时候：“结婚不久之后，索索就因为生气用香烟把她的手烫伤了。但她爱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她也十分友善温存。”据芬兰人说，斯大林曾和卡托在卡累利阿度蜜月。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随他去过瑞典，而斯大林在瑞典的时候，两人也还没有结婚。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斯大林正要开枪，他的连襟却一把把枪握住了，他认识这个被吓坏了的警察。他早就接受了贿赂，并指令不要过问印刷所的事。索索的警惕可以理解：哥萨克骑兵正在镇压革命者，而随着他的“组织”在高加索地区剥夺了越来越多的钱财用于在欧洲购买军火，奥克瑞纳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斯大林离开了妻子，长达数星期一直在潜逃，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卡托也带来了真正的危险。

大约1906年9月9日左右，斯大林参加了佐达尼亚在第比利斯组织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会议从第比利斯转移到了巴库的一家旅店。沙皇的压迫和孟什维克的成功导致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衰落。而孟什维克业已公开宣布放弃剥夺行动，并将斯大林和他的“组织”视为令其颜面尽失的“土匪”。参加这次会议的总共有42位代表，其中，仅有6位是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邵武勉和茨哈卡亚。

虽然布尔什维克处于劣势，斯大林依然目中无人地嘲笑其他代表，甚至和他们开起了恶毒的玩笑。“整个会议期间，他都面带讽刺的微笑，”他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人杰夫达里阿尼说，“他仿佛在说：‘你们爱做什么决议就做什么决议吧，反正你们和革命无关。’”斯大林是如此“傲慢、粗鲁和阴郁”，以至于孟什维克党主席阿尔申尼泽批评他“不检点”，就像个妓女——一个连内裤都不穿的“站街女”。斯大林“得意扬扬地回应他可没有脱裤子”。紧接着，他“左边嘴角带着恶毒的”笑容，走出了会场。“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暗号哨声响起，通知我们警察来了。我们赶紧四散逃离。”阿尔申尼泽说，“但我们没有看见任何警察。这是科巴的恶作剧。”

然而，据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说，斯大林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资助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也是列宁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在参加完会议之后，斯大林很有可能向西来到了黑海边上的苏呼米。他在那里找到了剥夺行动的新方向：劫船。

9月20日，重达2200吨、长达87米的“格里戈尔太子”号蒸汽船正在从敖德萨驶往巴统的途中。这艘船上不但载有乘客，还有不少国库资金。它在沿途的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停靠，把资金运送下船。可船长没有想到，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靠岸时，二十几个布尔什维克已经登上了船，他们的皮毛大衣里藏着枪支和手榴弹。

凌晨1点15分，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驶过可多利角，而乘客们都在沉睡时，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25位革命者从大衣里拔出了毛瑟枪、贝莱塔枪和炸弹，控制了整艘船。据日后宪兵的报告称，领头是个“矮个的格鲁吉亚人，二十几岁，一头姜黄色的头发，脸上有雀斑”。此人控制了操控室，把毛瑟枪对准了辛克维奇船长。当值官员、舵工和全部船员都被控制，而其中4名水手很可能是内应。

据船员在此之后的报告称，领头人在整个劫船过程中表现得得十分冷静和有礼貌。“我们完完全全是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他说，“我们要为革命筹集资金，所以我们只要国库的钱。只要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我就不会伤害你们。可是，如果你们胆敢反抗，我们一定会杀了你们，并把整艘船炸了。”

“我投降了。”在此之后，辛克维奇船长在Tilflissky Listok的采访中承认道。船员和乘客被聚拢在一起，并被警告“不要偷看”。船长把钱交给了领头人。据警察公开报告称，“布尔什维克海盗”夺走了16000卢布。可事实上，真正的数目要比这大得多。

领头人命令辛克维奇船长放下救生船。他们把钱装在救生船上，并留下几位船员作人质。而后，他们命令水手把船开上岸。水手们言听计从，以至于领头人“被他们对他命令的绝对服从感动了，让手下给每个水手10卢布小费”。“格里戈尔太子”号被放行前往巴统。

7小时之后，哥萨克骑兵和宪兵收到了警报。他们在海岸搜寻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没有找到一个人或一分赃款。斯大林和两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躲进了斯捷潘·卡普巴的家，他是参与行动的人员之一，而他妹妹记下了这些人此后的行踪。据她说，斯大林等人而后又躲进了阿图姆家族的一个隐蔽藏匿点，并最终躲进了格瓦拉米亚的家。年老时的卡姆什希·格瓦拉米亚曾回忆过斯大林来到他家的情况。他的父亲“把脸上长痘疮的领头人藏了起来，正是他在可多利角攻袭了邮船，而在此之后，他成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格瓦拉米亚的父亲因此而骄傲。

斯大林和其他人向西穿越阿布哈兹，渡过英谷里河，来到古里亚。当地的老人告诉阿布哈兹地方史的编撰者法希尔·伊斯坎德尔说，斯大林除掉了7个不可靠的人（包括4名协助他们的水手），然后背着卡宾枪，骑着马，带着钱，翻山越岭前往库塔伊西。这段故事记载于伊斯坎德尔经典的《切格姆的桑德罗》。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把钱交给了手下，接着便坐火车返回第比利斯。

那么，斯大林果真是此次劫船行动的首领吗？警察的报告对领头人的描述符合斯大林的风格、外貌和说话方式。他本人坚称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但报告对此人的描述依然过于模糊。大多数回忆录都称斯大林是幕后的组织者，没有直接参与行动。[1]

根据斯瓦尼泽和达夫里舍维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斯大林随身带着枪，也不惧于开枪。孟什维克党人阿尔申尼泽的消息比较可靠。据他说，斯大林“没有参与”众人皆知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但仍然是“很多起剥夺行动”的主谋。他听说“斯大林甚至参与了”其中一起。斯大林在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有着不错的人脉关系，那里正是劫船者登船的地方——而他早在1905年便造访过这些地方。斯大林会把钱装进鞍囊，驱赶马群翻山越岭——前文所引述过的加切奇拉泽神父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并非斯大林参与的唯一一次劫船行动。在此之后，他又组织攻袭过一艘邮船，还在巴库策划过好几起类似事件。[2]阿布哈兹地方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拉克巴所记叙的历史事件通常经过了小心谨慎的考据，他曾对此传说追根溯源，并在两位当事人去世之前分别采访了他们。据他们二人说，斯大林的确指挥了整个事件。

有关时间的考据也为斯大林的实质性参与提供了佐证。当时，斯大林并不在家，而巴库代表大会则刚刚结束，我们找不到那几天斯大林到底在干什么的任何确切记述。邮船是在9月20日被袭的，几天后斯大林便回到了第比利斯。在斯德哥尔摩的列宁和克拉辛早已作出安排，卡莫和斯大林的另两位同志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欧洲购买军火。

当然，有关斯大林在劫船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确切的档案记载，但他参与了实质性行动的可能性极高——事件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貌似是有迹可循的，而卡莫也的确收到了经费。

在劫船事件5天后的9月25日，卡莫离开第比利斯，带着足够的钱来到欧洲购买军火。

还有两个革命者跟随卡莫一起前往欧洲，他们分别是贫嘴的前演员穆季瓦尼和曾经朝斯大林扔过台灯的卡夫塔拉泽。他们先是取道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得到了克拉辛的接见和指示。当时，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他们在芬兰的地下总部——的领导人。核心小组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是列宁，以及哲学家、革命组织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这三个人被称为“小三位一体”。

克拉辛在巴库和斯德哥尔摩时便认识了斯大林。此人总是戴着浆洗过的白领子，还喜欢留一簇精心修过的、查尔斯一世式的胡子。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一方面，他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好多百万富翁的朋友；另一方面，他还能制造炸弹，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组织提供了致命武器。[3]托洛茨基评价他道：“他的梦想是制造核桃那么大的炸弹。”不过，他至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主张武装斗争的克拉辛“几乎爱上了卡莫”，而他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克拉辛把卡莫介绍给了迈耶·瓦拉赫，后者是个世俗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戴着眼镜，留一头卷发。

卡莫和两位格鲁吉亚人在巴黎见到了瓦拉赫。很快，犹太“百事通”便和他们展开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共同前往比利时的列日、德国的柏林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他们四处购买军火，主要是毛瑟枪、曼利彻步枪和弹药。他们在黑海边上的瓦尔纳买了一艘名为“扎拉”的游艇，把军火都装在了游艇上，并委任“波将金”号的一位有革命倾向的水手做船长，还聘请了4名船员。卡莫主动请缨当厨师和安保，待在船上，寸步不离，以便万一被沙皇的间谍发现就把船炸掉。游艇在黑海上航行时遭遇了风暴，开始漏水。卡莫点燃了自杀式炸弹——但炸弹并没有爆炸。船长企图自杀，但未成功。被海水冻得够呛的船员和厨师被一艘刚刚经过的帆船拯救。斯大林用通过剥夺行动得来的钱买的军火全部随着“扎拉”号沉入海底。

卡莫只好回到第比利斯。这时候，斯大林又开始策划一起更大规模的银行攻袭。几个月前，他在第比利斯遇到了一个名为沃兹涅先斯基的人。此人是他在哥里教会学校及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沃兹涅先斯基告诉老同学，他现如今正在第比利斯银行邮政局工作，他能获取运钞马车的时间表。这一机密无疑价值连城。斯大林邀请他前去阿达米亚牛奶吧喝一杯，很快，沃兹涅先斯基就被说服帮助布尔什维克获得邮政局的钱。沃兹涅先斯基曾于1908年被工党秘密审讯，他承认自己“只是因为科巴”才肯帮这个忙，因为“科巴写了一首关于革命先驱叶里斯塔维之死的诗”——他被感动了。一个人竟然仅仅因为会写诗而获得了机密情报，这种事情只会在格鲁吉亚发生。

斯大林把沃兹涅先斯基介绍给了“组织”。他们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个月就见一次面。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06年年底。奥克瑞纳说，斯大林他们原本计划在1907年1月至2月期间执行攻袭，这不无道理——但这起事件终究没有发生。斯大林本人曾接受过孟什维克党人的交叉审问。他无比傲慢而又简洁地说，自己就是世界上两起最著名的银行攻袭案的幕后主谋。他有两个“内线”，其一便是“在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正是他把此人介绍给了“组织”。

斯大林的另一个“内线”是格里高利·“吉高”·卡斯拉泽。此人也是哥里人，他也接受过工党委员会的调查。早在攻袭银行几个月之前，他便和斯大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两个人都是斯大林私人的情报组织成员。

在“扎拉”号葬于海底之后，卡莫一筹莫展，手头没有执行行动所必需的武器。于是，斯大林让他去找克拉辛帮忙。科基·达季阿尼王子对革命深表同情，于是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让他得以从容地前往帝国首都。卡莫在芬兰见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是个无所畏惧的斗士，意志坚定，”克鲁普斯卡娅评价卡莫道，“但他也极为敏感，有时候甚至有点天真……”列宁称卡莫为“高加索好汉”。卡莫总是揣着两把枪，他还会让克鲁普斯卡娅的贵族母亲佩带它们。虽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身为贵族，他们对卡莫却颇为包容。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一样，他们都被秘密工作者的魅力（和实用性）所吸引。列宁曾这样写道，为了取得革命胜利，“我们必须和无所畏惧的秘密工作者联手，他们才是俄国真正的、仅存的革命家”。

列宁一家人都被卡莫的单纯迷住了。他们总是觉得异常平静的卡莫随时会做出什么吓人的事情来。有一次，卡莫前去列宁家吃饭，并带了一个礼物。他缓缓地把用纸巾包着的礼物放在桌上。“所有人都不吱声了，心想他带了一个炸弹，”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但其实，那只是一个西瓜。”卡莫带着一船的炸弹回到了第比利斯。

据斯大林的手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列宁命令斯大林集资，用以筹备即将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一直和卡莫，以及他在银行系统里的内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得时不时地回巴库，和邵武勉、斯潘达良创办并编辑俄语报纸《巴库工人报》。虽然他策划、参与了如此多反抗沙皇的活动，但警察依然找不到他。可是，就在他离家远行时，他的妻子却遭遇了厄运。

在一次针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清查行动中，奥克瑞纳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菲林斯卡娅大街3号，斯瓦尼泽裁缝店，找索索。”不久之后，卡莫便把一个“莫斯科犹太人同志”带到了斯瓦尼泽家，让他们掩护他两个星期。姐妹们欢迎此人的入住，可是，1906年11月13日，就在此人离开之后，宪兵冲进了裁缝店，要求逮捕索索和卡托。姐妹们这才意识到“莫斯科犹太人同志”是个叛徒。幸运的是，宪兵没有抓到索索，也没有发现他藏在时装模特里的文件。可是，卡托却被逮捕了——和她一起遭到逮捕的还有她的侄子斯皮里东·德瓦利，他是个炸弹制造专家，被裁定死刑。对于一个已经怀孕4个月的女孩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玩笑。

萨什克·斯瓦尼泽赶紧动用人脉解救斯大林的妻子。她找到了很多客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宪兵军官。“我前去向宪兵上校列奇茨基（我正在为他做衣服）的妻子求情，请求她减轻德瓦利的量刑，并释放无辜的卡托。”上校的妻子的确帮上了忙：德瓦利被减刑，怀有身孕的卡托被释放——她是在警局而非监狱中等待被释放的。当时，斯瓦尼泽的姐妹们还在帮警察署长的妻子做礼服，于是，警察署长的妻子立刻亲自把卡托送回了家，还一路照顾她。

当成天穿梭在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对发生在卡托身上的事极为震惊”。莫诺瑟利泽说：“他坚持要来看望卡托。”于是，萨什克又找到了警察署长的妻子，“告诉她有位乡下来的侄子要去看望卡托。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了。那天晚上，她们把索索带进了公寓，他们见上了一面。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认得出索索。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卡托每晚在家里待两小时。于是，索索和卡托每晚都相见”，直到卡托在两个月后被正式释放。

1907年3月18日，就在被释放后不久，卡托生下了一个儿子：雅科夫[4]。据卡托的侄女克捷万·格洛瓦尼说，雅科夫出生的时候，索索和他的母亲都在身边。凯可和“小女人”卡托相处得很好。初为人父的斯大林高兴坏了。“在孩子出生之后，”莫诺瑟利泽说，“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比之前还多了10倍。”他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Patsana”（小伙）。然而，经常日夜忙于写作的斯大林会“因孩子哭泣吵到他无法工作而愤怒。不过，只要母亲给他喂奶，孩子就会停止哭泣。他吻他，挠他的鼻子，抚摸他”。

索索有太多事要忙了。他的“组织”计划在1907年3月执行对库塔伊西运钞马车的攻袭，然而，就在此之前，他的左右手钦察泽被捕了。斯大林让卡莫替代钦察泽。对于卡莫而言，指挥战斗分队易如反掌。他们是同类人：心中怀有单纯的热情，又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任务。有一次，卡莫听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竟然和一个孟什维克党人理论，他如此说道：“你还和他争论什么啊？让我把他的喉咙给割了吧。”在钦察泽的女队员安妮塔、帕西亚和亚历山德拉的协助下，卡莫成功拦截了库塔伊西运钞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做了还击。卡莫和女队员们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就在危急时分，女孩们冲上前去，拿起了钱袋，并把它们藏在内衣里带回了第比利斯。“安妮塔和我把钱袋绑在了身上。”亚历山德拉回忆说。之后，卡莫把钱藏进了酒囊，送到了身在芬兰的列宁手中。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银行邮政局里的内线告诉他，有一大笔钱即将运达第比利斯——很有可能多达100万卢布，足够列宁用上好几年。于是，斯大林和卡莫开始筹划一起史无前例的剥夺行动。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斯大林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和“小伙”、卡托告别，离开第比利斯，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漫长旅程。他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辗转巴库、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最终抵达伦敦。

大约4月24日左右，他在丹麦坐上火车，前往柏林看望列宁。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斯大林到过柏林，而两人也的确在私下会过面。他们有一件要事需要探讨：即将执行的第比利斯剥夺行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列宁到过柏林，“那肯定不是为了探讨什么革命理论，毫无疑问，他们要讨论怎样执行剥夺行动并把钱运过来”。他们不但成为了奥克瑞纳的眼中钉，同时也变成了革命同志们的批判对象，因为被孟什维克主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已经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剥夺行为。

列宁和斯大林分手，各自前往伦敦。

[1]　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明文禁止武力剥夺行为，并下令将任何不服从纪律者开除。但劫船事件发生在1906年9月——早于伦敦代表大会。

[2]　当时的革命者经常攻袭船只：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社会联邦派的军事首领达夫里舍维在与“格里戈尔太子”号被袭差不多同一时间攻袭了另一艘载有国库资金的船。与此同时，在敖德萨，革命者们还攻袭了“索菲亚”号。当时，一帮富人们正在船上举行晚宴，革命者从他们那里夺得了5000英镑的金币。

[3]　就在这一时期，克拉辛把他制造的最先进的炸弹给了社会革命党多数派中的左翼分子。后者用炸弹炸毁了俄国改革派首相斯托雷平的家。很多人葬身火海，但斯托雷平活了下来。

[4]　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雅沙”。雅沙几个月后才受洗，几年之后才做了人口登记——因此，关于他的生日有好几种说法。斯大林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向他的庇护者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致敬。

19　斯大林在伦敦

在历经了枯燥的长途旅行之后，斯大林和他的伙伴茨哈卡亚与邵武勉于1907年4月27日（新格里历5月10日）抵达了英格兰的哈里奇。他们坐着火车抵达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1]刚下车，他们就看到了英国报纸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据说，伦敦迎来了好一些外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英国首都都因藏匿极端分子而臭名昭著。[2]

代表们一到伦敦就被各色人等围了起来。其中包括一帮争先恐后的英国记者和摄影师，12名特工侦探和两个奥克瑞纳，以及一帮当地的革命同情者——他们不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俄国的流放者。

“伦敦创造了历史！”《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宣称。令媒体最着迷的是那些革命党中的“对伟大目标抱有热情的女性”，以及她们在当时跨国旅行时竟然鲜有行李的事实。“他们中没人大过40岁，很多人只有20出头。”当时，斯大林29岁，列宁37岁（但斯大林回忆道：“我们总是叫他老头子。”）《每日镜报》总结道：“这群人简直是道风景。”

正如后来的苏联，据说每个与会代表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据《每日镜报》说，“著名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伦敦，可是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住在哪里”。事实上，当时高尔基正和他的情人一起住在拉塞尔广场的皇家酒店。很快，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前来造访。当两人抵达伦敦时，伦敦正值阴冷天气。于是，反客为主的列宁让人换掉了高尔基潮湿的被子，并命令服务员点上暖炉为他们晾内衣裤。

“我们可得和酒店好好理论理论。”在等待袜子晾干时，列宁对高尔基说。那些有个人收入的代表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小旅馆里，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住在肯辛顿广场。每天早上，列宁都会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前购买他最喜欢的鱼和薯条。然而，像斯大林这样贫穷的代表，他们的手头非常拮据。

据传，斯大林在伦敦的前几个晚上和刚刚认识的李维诺夫一起住在斯特谱尼区菲尔特盖特街的塔楼旅馆。小说家杰克·伦敦说，这个旅馆完全是个“野蛮的陋屋”：在这里住两星期只需花费6便士。旅馆是如此破烂，以至于斯大林带头抗议，并让所有代表都搬了出去。在此之后，他搬到了斯特谱尼区朱比利街77号的一楼。他从一个犹太裔俄国鞋匠那里租了一间狭小的房间，并和茨哈卡亚、邵武勉搬了进去。

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多雾而又潮湿的伦敦简直就是地狱。“我刚来到伦敦时，感觉这个城市快要把我吞噬，我快要窒息了。”另一位俄国共产党人伊万·麦斯基——后来斯大林任命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说，“那些被黑蒙蒙的雾气包裹的灰暗的小房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头海洋，我感觉自己迷失了，如此孤独。”

在伦敦这个异乡，白教堂区好歹让俄国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在这片伦敦东区的区域，俄语是通用语言。多达12万从俄国逃亡的犹太难民、黑帮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在这里生活。在斯大林斯位于特谱尼区的住所不远处，便是鲁道夫·拉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列宁经常造访该俱乐部，在那里吃犹太特色的鱼饼冻。斯大林很有可能也和列宁一样。索索不可能错过当地斯拉夫犹太裔黑帮之间的野蛮斗争。这些东区的黑帮全都来自俄国，控制着这片贫民区的“猎枪手”（偷金表的小偷）和“顺风手”（扒手）。最具权势的是三个帮派：比萨拉比亚老虎帮、敖德萨帮，以及由“黑鬼”（一个名为波加尔德的黑皮肤犹太人）控制的阿尔德盖特帮。

一经抵达，斯大林便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位于伦敦医院对面白教堂路口、福尔波恩街上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注册。[3]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受到了特工和记者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拿到了每天两先令的零花钱、通往代表大会的路径指示，以及为了防止奥克瑞纳渗入而设置的暗号。

俱乐部的楼上“经过了简单的布置，那里的家具属于一家社会主义者俱乐部。那里有几张桌椅，墙上还挂着外国人的签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那里召开了党内会议，选举形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和很多擅长开会的人一样，“他们研究了城市地图”。但《每日镜报》可没时间详细展开这些无聊的细节。“据说，与会的女性代表英勇无比，无所畏惧。”记者以充满崇敬的笔触写道，“她们每天都练习射击左轮手枪。她们经常对着镜子演练，直到对瞄准和开枪了然于胸……她们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其中有一个才19岁，一头靓丽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头。”

然而，与此同时，善于观察的《每日镜报》也注意到“福尔波恩街街角……站着一个眼神坚毅的壮汉。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貌似无所事事，其实一直关注着那里的情况……此人便是俄国秘密警察斯维夫先生。他的职责便是盯梢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着重提到，他们“几乎没带什么行李”。

紧接着，代表们便前往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来到伊斯林顿，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要在南门大街的兄弟教堂开会。“它位于一片灰暗而又肮脏的工人阶级社区，有十来栋楼，它们的外墙都被煤烟熏黑了，窗户又高又窄，倾斜的屋顶沾满污垢。”代表们走了进去，来到“一个简陋的、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房间”。高尔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这么一个教堂，“寒碜到了荒诞的地步”。教堂的主教是F．R．斯旺牧师。他的信众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旺是个反战主义者，崇拜威廉·莫里斯。

1907年4月30日（新格里历5月13日），在与会代表为业已牺牲的同志高唱完一首挽歌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正式宣布会议开始。斯大林看到，列宁经常和骨瘦如柴的高尔基站在一起——当时，高尔基已经是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名人了，这位布尔什维克资助者曾在哥里和斯大林见证过同一场绞刑。[4]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边而坐，每一次投票都显得“十分紧张”。

与会的302位人士代表着15万工人，但在经历了1905年的辉煌之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压迫下，社会民主工党业已不复昨日，且处于交迫之中。代表中共有92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继续1905年的武装斗争路线，并反对参加国家杜马。然而，85位孟什维克党人、54位犹太工联派、45位波兰—立陶宛工党人士和26位拉脱维亚工党人士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希望参与国家杜马的选举。列宁奉行“两条腿走路”，一边坚持武装斗争，一边参与选举投票——他的这一策略为当今的恐怖组织，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所沿用。于是，他先是利用了孟什维克达到了他的目的，而后又背叛了他们。

与之前相比，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严重缩水，但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在格鲁吉亚是如此弱势，以至于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都没有投票权，而只能出谋划策。

“这人是谁？”当一个陌生人站上演讲台时，斯大林问邵武勉道。

“你不认识他？”邵武勉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当时，真名列夫·布隆施泰因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伦敦的大明星，他刚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出来，据说还乘坐驯鹿雪橇在雪原上狂奔了640公里。这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第一次会面（两人可能还握了手）。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直到1913年才记起和这位宿命之敌的首次见面。

当斯大林在奇阿图拉指挥武装分队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了。他在写作方面极具天赋，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一口浓重的犹太口音，桀骜不驯。他爱穿花里胡哨的西装，一头如羽毛般的长发被精心地修饰。他具有成为国际政坛大明星的潜质，斯大林和他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虽然他自己也不过是偏远的赫尔松省的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依然目中无人，视格鲁吉亚人为“乡下来的”蠢蛋。

因为托洛茨基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列宁给他取了个绰号：“笔杆子”。而现在，即便是列宁也开始抱怨他的恃才傲物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隐忍内敛，而后者则企图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难怪初次见面斯大林便已经对他怀恨在心：在归途中，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是个“漂亮但毫无用处的”人。而托洛茨基则嘲笑斯大林“从来不讲话”。

托洛茨基说得没错。在整个会议期间，斯大林没有发表过一句言论。他知道，因为他的武装剥夺行动，他早已是孟什维克的眼中钉。他会成为后者禁止银行攻袭提案和挫败列宁的阴谋中的棋子。

当列宁提议投信任票时，在佐达尼亚的指挥下，俄国孟什维克党领袖马尔托夫立刻对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这三个没有投票权的代表提出了质疑。

“在不了解到底包括哪些人之前，我们不能投票。这几个人到底是谁？”马尔托夫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虽然列宁刚在柏林见过斯大林，他依然违心地回答道。马尔托夫无法继续挑衅列宁了。

“我们抗议！”佐达尼亚大喊道，但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在此事件之后，斯大林便和马尔托夫交恶。真名采捷尔包姆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一样，是个犹太人。

斯大林被犹太代表激怒了。他说，布尔什维克是“真正地代表了俄国”，而孟什维克仅“代表了犹太人”。在会议间歇期，他们肯定在酒吧里抱怨过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党人阿列克辛斯基“开玩笑”地对斯大林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应该在党内组织一次清洗运动。”考虑到就在当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在种族清洗中丧命，这个“玩笑”显然非常不合时宜。[5]对犹太知识分子的憎恨显露了斯大林的自卑感。然而，这件事也凸显出了斯大林作为俄国人的那一面（因为格鲁吉亚当地并没有反犹情绪，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两千年都没有遭受过任何种族清洗）。他已经对格鲁吉亚的党派斗争和孟什维克的强势感到疲倦了。此后，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巴库和俄国。而他也不再用格鲁吉亚语，而是开始用俄语写作。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推举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比孟什维克多，而他的秘密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也没有被取缔。斯大林回忆说：“列宁大获全胜。”

然而，孟什维克依然投票通过了一条会影响斯大林的决议：银行攻袭行动被严令禁止，再犯者将被开除党籍。大会委任孟什维克同性恋贵族格奥尔基·契切林（之后成为苏维埃第二任外交部长）调查自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来的所有剥夺事件。“在那次大会中，斯大林极为隐忍，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藏身于阴影之中。”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朋友杰夫达里阿尼说。此后，托洛茨基也意识到，在1907年5月，斯大林心中所想的完全是银行攻袭。“他又为何要来伦敦呢？他肯定有其他的任务。”

“（在教堂外）好奇的英国人聚集在一起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都是外来的珍稀动物！”历史上最早期的狗仔队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对着害羞的革命者们一通乱拍，而后者则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俄国革命者惧怕镜头！”——这便是《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照片一旦传出去，就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危险吗？”一个俄国代表对记者说。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再多的防范也已经不管用了。

来自于俄国的间谍早已潜伏在教堂内。俄国秘密警察对英国为这些俄国政治异见者提供庇护表示愤怒。“因为伦敦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无法指望当地警察配合。”奥克瑞纳国外分部——总部位于巴黎——的头目A．M．加尔丁说。两个间谍跟随革命者来到了英国。报纸记者兴奋地在街头发现了特工处的人和秘密警察。不过，奥克瑞纳并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他们的双面间谍雅科夫·日托米尔斯基（此人的月薪为2000法郎）早已混进了代表大会。而除他之外，大会中还有另一个叛徒。现如今，我们能在奥克瑞纳的档案中找到关于此次会议最枯燥乏味的记录。

列宁在伦敦春风得意。代表们在会议间歇期吃饭，可他们的资金越来越少。列宁担心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志吃不饱，于是让高尔基的情人为他们买啤酒和三明治。

会议结束之后，列宁和代表们一起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坪上，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聊天。他教他们英文发音，和他们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还帮他们出主意找便宜的旅店。他甚至把他们带到他最喜欢的酒吧。那便是芬斯伯里的“皇冠与羊毛”酒吧。当时，有个特工甚至还躲在橱柜后偷听他们，可是此人一句俄语都不懂。5月13日，斯大林有可能参加了一次在切尔西举行的晚宴——这是他在伦敦时唯一一次社交活动。在当时，邀请进步人士来做座上宾渐渐已成风潮。晚宴的主人是艺术家菲利克斯·莫谢莱斯，他邀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前来他位于老教堂街123号的住所。晚宴中皆是穿着晚礼服的上流阶层。拉姆齐·麦克唐纳向俄国革命者祝酒，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则向他敬酒。宴会中的英国主人们对客人竟然没有佩戴白领结感到惊奇。

斯大林并没有在切尔西待多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更为穷困的地区度过的。他的经历更像麦斯基所记叙的：“我在荒芜的大街上游荡。破败的煤气灯微弱地照亮着街道。我越过无人的大桥，望向底下阴暗的运河。我仿佛看到了伦敦的内心。我听到了妓女的叫声和业已醉酒的嫖客的放荡笑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关了门的商店的阶梯上，我差点就被他们绊倒。”在伦敦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差点在酒吧里被东区的码头工人暴打一顿。据说，是李维诺夫救了他。据李维诺夫的女儿回忆，她父亲曾开玩笑说，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杀了他，就是因为那一次经历。他说：“我可没忘记伦敦那时候的事。”

回到斯特谱尼区之后，穿着束腰夹克、宽松裤子和高筒靴的伊万诺维奇先生（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房间里读书。不过，与此同时，他还聘用了一个名为亚瑟·培根的小伙替他跑腿。“斯大林给大约一条街开外的某人写了一封信，”培根在“二战”之后接受采访时说，“他想亲手交给那个人。可是，他又不会写英文，于是，他让鞋匠的妻子在信封上写了地址。”通常来说，斯大林每让培根跑一次腿便会给他半个便士，但这一次，斯大林却给了他两个玻利维亚币。“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培根说。斯大林不是太大方就是太无知了，因为以当时的汇率标准，两个玻利维亚币等于24便士。“他最喜欢吃太妃糖，”培根后来说，“所以我每天都会给他带一些。”

住在东区贫民窟的斯大林几乎没见过伦敦的全貌。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如此专注于政治且具有文化偏见，以至于他们很少去欣赏那些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托洛茨基写道：“如想欣赏一座城市，你必须先打开内心。可我的内心却被另一件无可比拟的事占据，那便是革命。”索索也一样。他的身上几乎没有钱，他没法享乐。在“二战”期间，他曾对年轻的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后来成为了苏维埃的外交部长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说，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教堂里听布道——这是学习英语的最佳方式”。当葛罗米柯前往华盛顿出任大使时，斯大林还建议他向自己学习。

为了能让每个代表回家，代表大会曾承诺给他们每人65卢布。可现在，他们却发不出这笔钱了。他们必须行动起来。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俄国犹太社会主义者菲奥多·罗斯坦向《每日镜报》的左派记者H．N．布雷斯福德和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求救。于是，他们找到了财阀约瑟夫·菲尔斯——菲尔斯—纳普塔肥皂公司的美国老板。

这位肥皂业巨头回复道：“在我做决定前，我想先见一见这帮人。”于是，布雷斯福德和兰斯伯里把他带到了兄弟教堂旁观革命党人开会。“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专心致志！”这位费城富翁感叹道，并最终借给工党1700英镑。双方约定：“所有签过字的代表”必须在1908年1月前还清这笔钱。菲尔斯还坚持让每个代表都签字。后者则听话地一一在英文、俄文和格鲁吉亚文3份协定上签下了名字。列宁签的有可能是“弗拉基米尔”。据说，斯大林则签下了他最喜欢的化名：“巴库的瓦西里”。菲尔斯在列宁走上权力巅峰前便去世了。不过他的子孙于1917年收回了这笔钱。

1942年，丘吉尔[6]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初次会晤。刚开始时，两人都对彼此颇为冷漠，而渐渐地，随着夜越来越深，喝了酒的两人热络了起来。英国首相问起了斯大林当初在伦敦的经历。

“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和其他人都在。”斯大林回答道。

“那么，托洛茨基呢？”丘吉尔问起了斯大林的敌人——而后者已在两年前被斯大林谋害。

“是的，他也在。”斯大林说，“但托洛茨基最终失望而归，因为他不代表任何组织，比如说战斗分队……”即便是在30年后，即便是在除掉了他的宿敌之后，斯大林依然对此无比骄傲：是他领导了战斗分队，而那个著名的战争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则没有。

斯大林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为笔名在《巴库工人报》上写道：“伦敦大会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然而，斯大林没有立刻回家。茨哈卡亚病倒了，他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他。“我发起了高烧，体温高达39℃，或者更高，”茨哈卡亚回忆说，“于是斯大林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我，因为我们住在一起。”

据威尔士的共产党人说，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斯大林曾在照顾茨哈卡亚的间歇前去看望了峡谷区的矿工。毕竟，他在1905年的根据地就是奇阿图拉——一个矿区城市。“二战”期间，朗达镇中神奇地出现了很多“斯大林在威尔士”的参观景点。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到过威尔士。[7]进而言之，当时的他还没有发明“斯大林”这个名字呢。然而，还有人说他曾在利物浦码头出现过，还和在伦敦时一样，与码头工人大打出手。可悲的是，“斯大林在利物浦”和“斯大林在威尔士”一样都不过是种虚构，它们是都市传说、地区自抬身价的幻想和左派个人崇拜的产物。

在伦敦待了3个星期后，索索又在巴黎待了一周。然后，他拿到了一个刚去世的格鲁吉亚人的身份证，以此人之名——西蒙·杰夫拉亚——回到第比利斯。随着他的回归，令人震惊的银行攻袭事件正式拉开序幕。

[1]　他们原本的目的地并非伦敦，代表大会原计划在哥本哈根举行。于是，斯大林先是来到圣彼得堡，然后转道芬兰，来到瑞典的马尔默。代表们将在那里乘坐渡船前往哥本哈根。可是，丹麦把他们赶往了瑞典，瑞典又把他们送回丹麦，而丹麦再把他们送到埃斯比约，他们在那里乘坐蒸汽船前往伦敦。

[2]　那几星期中的其他重大新闻包括：有人阴谋暗算沙皇；3岁的沙皇皇储阿列克谢的肖像照《皇储首次穿上裤子》；沙皇侄子尼古拉大公和黑山公主的婚礼；嫁入西班牙皇室的英国公主诞下一男婴，新闻标题为“一个英国婴儿”。

[3]　现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具仓库、一个照相机商店和一个男士成衣店。

[4]　在此之后，高尔基成为了斯大林的朋友，他总是为斯大林辩护，而斯大林也赋予了他更大的名誉。可是，最终，斯大林可能也谋害了高尔基。详情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5]　在从伦敦代表大会打道回府之后，斯大林在《巴库工人报》上发表了记叙其经历的《一个代表的笔记》。他在文章中狡猾地就此事批评了格里高利·阿列克辛斯基。他指出：“大多数孟什维克是犹太人，其次是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而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大多数成员是俄国人，然后是犹太人（当然不算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犹太人的确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占据优势，但斯大林的说法也暗示了，格鲁吉亚人同样在党内具有力量。阿尔申尼泽说，斯大林对犹太人是“中立”的，他只关心政治上的实用性。斯大林也在很多文章中表达过他对犹太人的苦难的同情：“犹太人永远处于被迫害和被羞辱的境遇之中，俄国的其他民族还能享受到一些可怜的权利，而犹太人连这些仅有的权利都得不到。”与此同时，他还就孟什维克过于“知识分子化”而非“工人阶级化”展开过抨击，并对孟什维克反过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内包含太多知识分子表示震惊。“孟什维克对我们大肆叫嚣，但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句谚语：舌头总爱碰痛牙。”正如我们所见，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很多历史学家都写到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遭到质疑的事件，他们的目的在于彰显斯大林的微不足道。可是，他们从来不提受人尊敬的茨哈卡亚和邵武勉也同时遭到了质疑。列宁之所以不肯为斯大林背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他向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提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条件：如果佐达尼亚不干涉他在俄国的事情，那么，列宁许诺让他成为格鲁吉亚联合政党的头目。佐达尼亚根本没搭列宁这个茬儿。

[6]　斯大林造访伦敦时正值29岁，他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之名住在斯特谱尼区，而当时33岁的丘吉尔则住在芒特街一号的单身公寓里。当时，丘吉尔已经是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常务次官。他刚刚出版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传记。当然，他还是以他本人的自传而闻名于世。当斯大林在伦敦时，丘吉尔正在苏格兰做演讲，此事亦见诸报端。

[7]　现如今，这些“斯大林在威尔士”的景点依然存在。威尔士作家约翰·赛莫斯在20世纪70年代造访苏联的休斯索夫斯卡（即今天的顿涅茨克）——这座矿区城市是由一个威尔士人建造的——期间，曾“证实”过它们还存在。一个威尔士网站至今仍把斯大林列为“曾经造访过威尔士的危险人物”。这个清单还包括连环杀手弗雷德·韦斯特、魔术师阿雷斯特·克罗雷、纳粹党魁鲁道夫·赫斯，以及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斯大林曾在南威尔士短暂停留，为俄国革命寻找支持和赞助。”斯大林的协助者菲奥多·罗斯坦说。他是伦敦的布尔什维克调停者，后来成为了苏联驻伊朗大使，并在“大清洗”之前去世。他的儿子安德鲁·罗斯坦过着一种怪诞的双重生活，游走在英国建制和苏联精英之间：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大清洗”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工作，并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此之后，他回到伦敦，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对一帮英国议员说，他曾在伦敦的某次马克思主义会议上见过当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大林的回忆如此怪诞，不知其目的何在。他的确有可能在德国的某次社会主义者大会上见到过墨索里尼，但当他在伦敦时，未来的“领袖”肯定不在那里。斯大林在英国时的跑腿培根成为了贝肯汉姆议员的一个清洁工。1950年，在他56岁时，他接受了《每日镜报》的采访。“我不知道斯大林大元帅、俄国人的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个为他带太妃糖的、高高瘦瘦的男孩。”培根在采访结尾说道。斯大林曾经入住的朱比利街住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20　卡莫疯了

1907年5月10日，正当卡莫为克拉辛的炸弹安装导火索时，炸弹爆炸了。炸弹炸在了他的脸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不过，他立刻接受了秘密治疗，并赶在行动的前夕恢复到能够领导“组织”的程度。然而，其他伙伴却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领袖、被逮捕的钦察泽。在他们看来，卡莫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投机者。“卡莫很是自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总是向身居要职的同志自吹自擂。”

斯大林是6月4日回到第比利斯的。当时，尼古拉二世强硬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刚刚发动他的反动阴谋。他解散杜马，重新设置杜马选举权，以保证保守派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展开了对革命党人的追捕。很多人都被捕了。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坐上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火车”的运囚车，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戴上了被戏称为“斯托雷平领结”的套索。1905年，俄国共有86000位政治犯；到了190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7万。

卡莫的“组织”集结了格鲁吉亚最优秀的武装行动人员，其中包括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5位女性枪手。这些人集体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而卡莫本人却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中，“扮演一个王子”。奥克瑞纳相信总共有60人参加了最终的行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很有可能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中借来了人手——这些组织经常合作，最近克拉辛就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炸弹以炸毁斯托雷平的家。不过，如果社会革命党想要通过此次行动从夺来的银行款项里分得一杯羹，他们肯定要失望了。

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传达了列宁在柏林给他的指示：委员会同意展开行动。他肯定对行动即将造成的地区性动荡和国际性震惊有过预期：在列宁的指示下，卡莫和其他枪手都暂时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因此，就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不受伦敦代表大会所做决议的制约。斯大林和邵武勉计划在行动结束之后立刻迁往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已日薄西山，他们只有500位支持者。索索正在有意识地割裂他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关联，并将在一个能够施展其拳脚的地方重新开始。[1]

6月13日早些时间，卡莫向斯大林和邵武勉确认，他们将于那一天执行攻袭。队员们在迪利普丘利酒馆候命，据说斯大林那天清晨的时候也在那里。[2]大约上午10点左右，穿着军服、挥舞着锡卡西昂军刀的卡莫骑马来到了埃里温广场，而其他参与行动的男女队员也已各就各位。那是个炎热的夏天。

当炸弹被引爆时，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正在阳台上搂着斯大林3岁的孩子“小伙”。她的姐姐萨什克也在。“我们吓坏了，冲进了房内。”萨什克·斯瓦尼泽说。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伤者接受了紧急手术处理。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巡逻整座城市，搜查可疑的房屋，拉起警戒线，希望在银行款被盗运出第比利斯之前把它拦截下来。

萨什克回忆道：“那天晚上，索索回到家，告诉我们，卡莫和他的人成功了。他们为党夺取了25万卢布。”他肯定告诉了两姐妹卡莫是怎样乔装打扮的。在此之前，斯大林借了她们父亲的军刀，现在，她们终于明白那把刀是用来干什么的了。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显示，卡托完全明白自己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人：她知道斯大林过着双重生活，她知道他是高加索地区银行攻袭组织中的“教父”。然而，那个晚上，斯大林突然通知斯瓦尼泽一家人，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第一时间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巴库。斯瓦尼泽家不同意。他们肯定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依然胆敢就此事批评斯大林，说他竟然带着妻儿让他们在“如此炎热的夏天”坐13个小时的火车。但他们的反对没有用，“索索前往巴库，带上了卡托”。除了妻儿之外，他还带了15000卢布，用于他未来的计划。

事发之后，卡莫也躲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大方地给了斯大林的“内线”1万卢布，而沃兹涅先斯基则得体地接受了5000卢布。

可是，事态再次发生转变。警察宣称，有共计10万卢布（面额均为500）是有标记的。有些队员提议把这些500面额的烧毁，可卡莫却拒绝这么做。在夺来的钱款中，其他钱币都是小面额的。

所有队员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带着钱去见列宁。不过，卡莫的眼疾必须去国外治疗，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把钱送给列宁的人。他坐上火车，途径巴库，前往芬兰。科基·达季阿尼王子——他的家族曾经是明戈瑞利亚的统治者——又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于是，最喜欢乔装打扮的卡莫又多了一重身份。这位“王子”在和年轻的妻子（这位女孩是个地下革命者，但反讽的是，她同样也是一位警察的女儿，她的双重身份亦颇为有用）“完婚”一天之后便踏上了“蜜月之旅”。组织中的女孩们早已有过生死于一线的经历：她们把钱和炸弹藏在自己的衣服里。炸弹会散发刺鼻的恶臭，尤其是当它们和汗液接触时，这股味道就会越发浓重。于是，女孩们得往自己身上使劲喷香水。把钞票藏在衣服里相对容易点儿——这个假妻子是穿着新娘的衣服踏上旅程的。唯利是图的警察很有可能接受了行贿，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卡莫把约等于今日价值170万英镑（340万美元）的卢布交给了列宁，这笔巨资足够列宁花好一阵子了。那一整个夏天，卡莫都和这位他心目中的英雄待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筹备着一个“大计划”。然而，风声陡然紧张，列宁逃亡日内瓦。得知列宁来到了瑞士之后——克鲁普斯卡娅说——“瑞士的公民们都吓得要死……每个人都在谈论发生在俄国的抢劫事件。”“格鲁吉亚”成为了“黑帮匪徒”的代名词。当茨哈卡亚来到瑞士造访他们时，他们的女房东一看到这个穿着乔卡大衣的人，便被吓得快要晕厥，“害怕地尖叫着，赶紧关上了门”。

但是，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的效应远远没有终结：它让卡莫成为了传奇人物，[3]但它对社会民主工党最终的分裂造成了恶劣影响，而它对斯大林形象的损坏亦不可估量，其负面效应即便到了1918年依然存在。

成功夺取银行款后，他们因分配不均而争执了起来。警察公布了那10万卢布的连贯序列号，他们根本没法把钱花出去。不过，克拉辛技术小组的伪造师——昵称“胖芬尼”——篡改了一些序列号。列宁和克拉辛决定把钱花出去，特别是那些没有被标记的钱。这笔钱立刻被偷运到了国外，其中有一部分通过里昂信贷银行被洗白了。李维诺夫把钱散给他的手下，让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兑换成其他货币。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疯狂地搜寻着行动人员，可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在第比利斯的线人中有一位代号为“胖女人”的说，社会革命党的枪手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应得的那部分钱被抢走了。

他们首先怀疑的是另一个来自于哥里的行动人员达夫里舍维。据奥克瑞纳密报称，此人“正以卡莫之名躲在洛桑”。

奥克瑞纳得知，“卡莫把所有钱都给了克拉辛和列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革命阵营开始分裂了。列宁从卡莫那里至少得到了14万卢布。然而，就在1908年，他突然对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展开攻击[4]。此事虽然甚少人知，但无疑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再次分裂。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夺来的钱款里偷了4万卢布。李维诺夫指派“两个格鲁吉亚行动人员”前去警告两人，如果他们不迅速把钱还回来，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干掉”。

很快，列宁又捉襟见肘了。武装剥夺并非他唯一的经费来源。他指派两个布尔什维克去讨好一对相貌平庸的姐妹——她们刚刚从已去世的工业家施密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次行动很是成功，虽然列宁承认这种事情他自己根本干不出来。其中一位名为维克多·塔拉图塔的窃取了一大笔遗产，他先是用这笔钱让自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然后才把剩下的给了列宁。

现在，身在柏林的卡莫决定执行他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剥夺行动。他要夺取1500万卢布，这笔钱“足够支持党6年，但需要200个人手才能执行”。他需要更多的炸弹。于是，那年8月，他以保险员米尔斯基的身份前往柏林取炸弹。可是，列宁给他安排的柏林联络人却是日托米尔斯基博士——正是这位双重间谍把伦敦代表大会的情况泄露给了奥克瑞纳。日托米尔斯基出卖了卡莫。

1907年10月27日（新格里历11月9日），德国警察冲进了卡莫的旅店客房。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带有标记的钞票、200条导火索、12个水银炸弹和20块电池。奥克瑞纳无比兴奋，但他们依然不知道“米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0月31日（新格里历11月13日），沙皇情报机构国外分部的头头加尔丁宣布，“米尔斯基”正在策划一起“大劫案”，而他的身上有第比利斯“惨案”中的钱款，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掌握他参与行动的实质证据。奥克瑞纳仍然以为达夫里舍维才是“卡莫”。那么，这个“米尔斯基”到底是谁呢？

最终，运气眷顾了奥克瑞纳。1908年3月1日，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里的前布尔什维克阿申·卡斯泽向他们透露道，抢劫案的主使就是“卡莫”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而他就是现如今被关在柏林阿尔泰—莫阿比特监狱的“米尔斯基”。另一方面，有线报称达夫里舍维目前人在瑞士，他根本就不是卡莫。

沙皇政府希望引渡卡莫。如果回到俄国，卡莫必遭死刑。克拉辛赶紧前往柏林，动用手头资源，为卡莫聘请了左派律师奥斯卡·科恩。克拉辛还建议卡莫扮疯——对于卡莫而言，这易如反掌。

卡莫开始了他的装疯表演。他的表演令人难辨真假。而他竟然表演了整整两年。刚开始时，他不断咆哮、哭泣、撕扯衣服和殴打狱友。狱警把他关进了一个冰冷的囚室，他在那里赤裸裸地待了9天。他根本不睡觉，每晚都站着，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4个月。接着，他开始绝食，他们用进食管强迫他吃东西；他把自己的头发拔了下来；他试图自杀，却被救了；他还尝试过割腕，但依然被救活了。1908年5月，他被送到了柏林布克精神病院接受诊断。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其他病人的疯样，还用上了装疯卖傻者老掉牙的伎俩：他说自己是拿破仑。医生们对他的精神状态依然抱有怀疑态度，于是决定折磨他——其痛苦程度足以让任何人承认自己在假扮。他们用烧红的熨斗烫他，还用尖针刺他的手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终，德国人只好作出此人是真疯的结论。但他们不想让这个麻烦栽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还是把他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才不管卡莫是真疯还是假疯，把他送上了法庭，起诉他是第比利斯“惨案”的主谋，得为50人的死负责。在法庭上，胡言乱语的卡莫突然从袖口里放出一只金翅雀，开始和这只名为“皮特卡”的小鸟说话。

斯托雷平首相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总督无论如何都要把卡莫处以极刑。但是，卡莫的律师科恩组织了一场极为成功的欧洲宣传战以反对对一个“疯子”执行死刑，斯托雷平终于退了一步，说绞刑“会对俄国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

俄国医生对卡莫做了进一步检查。他们发现他的皮肤竟然没有痛感。他们继续往他的指甲里扎针，还对他用了电击。在此之后，卡莫曾回忆说：“我的身体像烧着了一样，疼痛无比。”那些医生最终也被说服了。

1910年9月，卡莫被宣布精神异常，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专为精神异常者准备的囚室。布尔什维克党宣称卡莫是个大英雄，但一个医生却说：“只有一个极度疯狂的病人才会干出那种事来。”历史学家安娜·戈伊夫曼说，卡莫是“激情和焦虑的结合体”，他“无法正常地生活……假装疯癫的他实际上已经疯了”。

与此同时，警察们开始追踪早已在全欧洲流散的有标记的钞票。在巴黎，李维诺夫一进酒店房间，就发现一个侦探正躲在床底下等着他。他被逮捕了，当时身上有12张有标记的纸币，而后他被遣送到了伦敦。克拉辛在芬兰被捕。其余想把这些钱换成其他货币的人分别在慕尼黑、苏黎世、巴黎、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被捕。

“孟什维克没有（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得到一分钱。”奥克瑞纳幸灾乐祸地汇报说。所以“他们决定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把这些‘抢劫犯’驱除出党”。

斯大林陷入了麻烦之中。

出离愤怒的孟什维克党人组织了三个委员会，历时两年，对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三个委员会一个在第比利斯，由佐达尼亚领导；一个在巴库，由吉布拉泽领导；第三个则在国外，由奇切林领导。造成大量伤亡的武装剥夺败坏了党的名声，但他们还要把斯大林和卡莫当作枪靶子以摧毁列宁。

孟什维克审讯了所有关键人员，包括斯大林。他是在巴库以“科巴同志”之名接受审讯的。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没有毁掉这些档案——它们是他参与行动的第一手证据。“内线”卡斯拉泽和沃兹涅先斯基交代了所有事情，把责任都推到了斯大林身上。列宁却向奇切林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行动是由“那些已经退党的人”执行的。据阿尔申尼泽和乌拉塔泽说，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都决议要把斯大林开除党籍。可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党有没有权力开除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收集了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用以对付列宁。双方于1908年8月在日内瓦见面。马尔托夫言辞激烈地攻击列宁。诺伊·拉米什维利报出一个个名字——包括众所周知的卡莫和钦察泽——并宣称“所有这些行动都受到了科巴同志的指挥”。

列宁十分愤怒，吼道：“不要报出最后这个人的姓氏。”

“我不会的，”拉米什维利笑着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著名的‘高加索的列宁’。”如果斯大林知道他们这么形容他，肯定会很自豪。

“你能担保这些人名不会落到警察的手里吗？”列宁强调道。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大林和列宁会过面，孟什维克能找到斯大林“犯罪”的证据，却无法证明列宁是其共谋。但此事能证明两人在1907—1908年期间的关系：列宁想要竭力保住斯大林。

斯大林貌似被开除了党籍。当然，作出这一决议的并非中央委员会，而是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如果这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他作为革命者的合法性便会受到严重的损坏。

随着深受列宁信任的斯大林取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之后，孟什维克旧事重提，想要破坏他们的权威。1918年，马尔托夫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斯大林所犯下的三起罪案——第比利斯抢劫案、谋杀巴库工人，以及在巴库劫持一艘名为‘尼古拉一世’的船”。更有甚者，马尔托夫也提到了，斯大林早在1907年就被开除党籍了。1918年的斯大林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需要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因此也预见了这篇文章的危险性。于是，他马上对马尔托夫展开攻击，把他送上了革命法庭。在法庭上，斯大林说马尔托夫的文章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失败者企图侮辱别人的行径”，并说开除党籍之事完全是“肮脏的诽谤”。

斯大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己在剥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依然坚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任何党组织审判过，也没有被开除过”。就字面意义而言，斯大林的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开除他的是由孟什维克领导的第比利斯和巴库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决议也是非正式的。革命法庭想把证人传唤来莫斯科问话，但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在内战中，此事殊为不易。最终，审判被取消了，马尔托夫被示以警告，而斯大林则达到了目的。

在此之后，马尔托夫被流放了。[5]“你这个可悲的人。”斯大林对他咆哮道。1921年，当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征服者的身份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嘘声，并被人破口大骂“匪徒”——他立刻离开了会场。在此之后，在他的任期内，再也没有人提及他曾经攻袭过银行以及有可能被党开除过。

最为重要的是，列宁没有把斯大林被当地委员会开除当回事：“这些开除几乎都基于错误的判断、未被核实的报告或误会……”当然，他所知的可比所说的多得多，但他也日渐意识到，斯大林这个秘密行动组织者正是“他想要的人”。

虽然世人皆对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银行攻袭口诛笔伐，但剥夺行动并不会就此终结。“武装人员和哥萨克”的游戏在巴库得以延续，而双方的筹码也越堆越高。对卡托而言，这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

[1]　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得人心很大程度上和颇得人心的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正是他发表了索索的诗歌——被刺杀有关。那是发生在1907年8月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攻击过恰夫恰瓦泽这位格鲁吉亚文化的代言人，而历史学家也广泛同意，正是他们杀了恰夫恰瓦泽。有证据表明，斯大林的朋友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组织并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当然，社会民主工党可能并没有下过谋杀恰夫恰瓦泽的命令。晚年的斯大林经常赞扬恰夫恰瓦泽的诗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和这起谋杀有关。但是，斯大林和塞尔戈走得很近，而他显然也能把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和必要的邪恶区分开来：在他眼里，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自述说，那天，他是在塔曼舍夫旅社看着钦察泽鼓动队员的。但事实上，当时的钦察泽已被捕入狱了。也许，斯大林是把这次银行攻袭行动和另一起发生在1912年的银行攻袭（参见第29章）混淆了。在1907年，鼓动队员的是卡莫。

[3]　其他人——实际参与的攻袭行动要比卡莫多得多——嫉妒卡莫所获得的名声。“我们的‘组织’被称为‘卡莫组织’，”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但这并非事实。我们是在‘组织’成立一年之后才把他吸收进来的。他参加了那次大行动，在此之后，所有功劳都归功于他……但是，科捷·钦察泽、因茨基尔韦利和埃利索·洛米纳泽等人的功劳都不在他之下，甚至比他更多。”

[4]　列宁发表了论战文章《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他在文中攻击了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相对论。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伤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5]　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列宁的合法继任者，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当时马尔托夫能证明斯大林的确被开除了党籍，那么，他或许就能改写俄国的历史。

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

来到巴库之后，斯大林安排卡托和他们的孩子“小伙”住进了一个石油工人的公寓。紧接着，他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获取情报、开展武装行动和发动群众。这是他一生中最晦暗的一段岁月。他很有可能又领上了罗斯柴尔德的工资。不久之后，他便安排卡托和“小伙”搬出了巴库城。他们住进了“巴伊洛夫半岛上一幢低屋檐的鞑靼人的别墅，是从一个土耳其人那里租来的”。这座别墅位于海边，伫立于一个洞穴上。

卡托天生是个家庭主妇。很快，她就把这个陋屋打扫干净，装上了木质的床和窗帘，并把她的小缝纫机搬到了一边。访客们注意到，这幢楼外墙的肮脏和内部的整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索索经常不在家。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家电厂的经理。他和奥尔加一家人住在一栋海边别墅里。正是在这里，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娜杰日达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有一次，身穿漂亮白裙的她不小心从他们家的阳台掉进了里海。斯大林跳进海里，把她救了上来。娜杰日达长大之后经常说起这个浪漫的故事。

总戴着标志性黑色软呢帽的斯大林一到巴库（1907年6月17日）便发表了一次演讲。紧接着，他便投入到两份布尔什维克党报的编辑工作中。这两份报纸分别是《巴库工人报》和《汽笛报》。很快，他便以武装斗争的政治策略和将之付诸行动成为了当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据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在俄国，反动势力大获全胜，所有自由毁于一旦，革命党派皆被摧毁”。可是，在沙皇总督、石油公司和腐败警察共同管制的巴库，情况却不一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变成了过街老鼠，但他在巴库却还能优哉游哉地逛街——直到几个月后，斯托雷平再次发起逮捕革命党人的行动。斯大林轻蔑地说，第比利斯只是一片狭隘的“沼泽”，而巴库却是“俄国革命的中心”，它的石油产业对沙皇和西方世界至关重要，它的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它的街头革命又是无序的。斯大林写道，巴库“将让我浴火重生”。

巴库是个“道德败坏、暴政肆虐、挥霍无度”的城市，是“枪火和愁云”的暮光之城。它的总督称其为“俄国最危险的地方”，而斯大林则称其为“石油帝国”。

巴库是由一个家族只手打造的。诺贝尔家族的先辈来自于瑞典，在俄国发家致富，并成为了国际公民。他们把一个矿区卖给了尼古拉一世，并由此捞到了第一桶金。1879年，当巴库发现第一个石油“喷泉”后，路德维希·诺贝尔和罗伯特·诺贝尔两兄弟在那里成立了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而在此之前，石油只被当地索罗亚斯德教的牧师用来点燃圣火。[1]开采业已拉开帷幕，石油喷薄而出。

诺贝尔家族开始在这座渐渐以“黑色之城”而闻名的城市中购买地产。他们的另一个兄弟阿尔弗雷德发明了炸弹，但路德维希的发明几乎和炸弹一样伟大——他发明了油轮。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跟随诺贝尔家族的脚步进入了巴库。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里海黑海石油公司成为了排名第二的石油生产商，而它的工人则住在被称为“白色之城”的工业小镇里。[2]到1901年，巴库的石油产量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而同样于那一年设立的诺贝尔奖便以其盈利作为基金。

和金伯利的钻石狂热与加州的淘金潮一样，石油潮让农民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巴库原来只是一个脏兮兮的、多风的波斯小镇，它背靠里海，以一座中世纪城堡为中心，镇中皆是高墙和曲折蜿蜒的小巷。而现在，它却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欧洲的报纸竞相报道着它“野蛮的奢华”，那里有一夜暴富者、为人尊敬的慈善家和堪称荒谬的粗俗。每个石油大亨都拥有一幢豪华邸宅，很多庞大得就像是一座城市。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建造了一个。诺贝尔家族的府邸名为“石油别墅”，它被葱郁的森林公园环抱。一个石油大亨坚持要用全金打造自己的府邸，但最终只在外层镀了一层金，因为金子会融化；另一个大亨把府邸造成了龙形，而它的入口则是龙的嘴巴；还有一个大亨颇具创意地把府邸造成了一盒纸牌的形状，其上有金子镶嵌的文字：“我，伊萨—贝·甘杰，住于此地。”一个流行歌手被奖励了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又发现了石油——他的新古典主义的邸宅现如今是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的总部。

巴库是可悲的赤贫和惊人的财富的大熔炉。据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它的街头全是“红胡子的穆斯林……被叫作‘安博斯’的搬运工肩上背着过重的货物……鞑靼人小贩叫卖着甜食，穿着丝绸的怪人凶恶的黑眼珠透过缝隙观望着周边的情况，还有街头的理发师……大街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穿着褶子大衣、佩带宝石匕首的部落人，穿着马甲、戴着呢帽的波斯人，戴着毛皮帽子的山区犹太人，以及穿着双排扣礼服的西方百万富翁和他们穿着法国最新时装的妻子。这里的工人有阿塞拜疆人、波斯人、俄国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斯大林称他们为“民族的万花筒”。当富人们在海滨大道散步时，他们的身边总是有载满持枪保镖的马车。

然而，所有这些财富的源泉——那些油井和炼油厂——依然败坏了这座城市，腐蚀了人心。“到处都渗着石油，”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树木无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长。”有时，石油会从海里冒出来，然后被点燃，形成火浪的奇观。

“黑色之城”“白色之城”，以及其他石油城镇变成了被污染的贫民窟。48000名工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境遇里，在街头挣扎、斗殴。街上“全是腐败的垃圾、内脏被掏空的狗的尸体、臭气冲天的坏肉和粪便”。他们的家更像是“史前建筑”。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油田上全是“非法之徒、犯罪组织和仇外者。暴力、强奸和群体斗殴是工人生活中的主旋律”。

斯大林说，巴库是“不可压抑的”，它无所归属的无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党理想的动员目标。它特别腐败，它的道德暧昧和尔虞我诈为斯大林开展反抗沙俄政府的地下革命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土壤。据说，这个城市里只有10个诚实的人（一个瑞典人——当然是诺贝尔先生，一个亚美尼亚人和8个鞑靼人）。

巴库是“道奇城、中世纪巴格达、彼得堡工业区和19世纪的巴黎”的结合体。它“对于欧洲人来说过于波斯化，对于波斯人而言却又过于欧洲化”。它的警察相当腐败；它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全都配有武装，凶恶无比；那里到处都是被称为“克奇斯”（kochis）的杀手，这些人不是成为了富人的保镖——为了3卢布便能杀一个人，就是成为了“毛瑟枪手”——挥舞着毛瑟枪的匪徒。艾萨德·贝伊说：“我们的城市就像狂野的西部，充斥着黑帮和强盗。”

巴库的斯大林强硬地对付着石油大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右派”，并最终成为革命家和这个石油帝国的首领。正是在巴库[3]，斯大林最终蜕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从“革命的学徒变成了革命的匠人”。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他变成了“第二个列宁”。

1907年8月，当可怜的卡托因巴库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而生病时，斯大林却来到了德国，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和正在莱比锡念书的阿廖沙·斯瓦尼泽见了一面。据莫诺瑟利泽说，索索和他的大舅子“去参观了当地景点，参加了在餐厅和咖啡馆中举行的工人会议”。

德国人“和羊一样古怪”，在此之后，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袖密洛凡·德热拉斯说（他对丘吉尔也聊起过此事）。“领头羊去哪里，他们就跟往哪里。”在去参加会议的途中，有几个德国共产党人不愿下火车，因为出口处没有工作人员回收火车票。斯大林说，他们是如此遵守纪律，以至于“他们错过了原本要参加的会议”。他开玩笑说，一个俄国同志为他们展示了“简单的解决方法：不交火车票就离开月台”。

索索一回到巴库，巴库便又爆发了一次种族冲突。9月19日，一个名为卡尼拉尔的阿塞拜疆工人被俄国民族主义者谋杀。工人们上街游行。斯大林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击败了孟什维克党，继而取得了领导权：巴库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城市。索索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莫诺瑟利泽说，“他工作起来就会忘记所有”——包括卡托。

“索索依然很爱她。”和他一起来到巴库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然而，只有在妻子、孩子和朋友不影响他工作的前提下，他才会关照他们。只有理解了索索本人，才能理解他的爱。”

对卡托而言，“巴库实在太热了”。“索索每天清晨离开，直到深夜才回家。卡托和她的婴儿独自待在家里，成天担心他被捕。”莫诺瑟利泽说，“她吃得很少，睡得很少，炎热和压力终于让她病倒了。她的身边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朋友。索索太忙了，把他的家人忘在了脑后！”

斯大林当然知道自己忽视了妻儿，但是和很多家庭关系最终破裂的男人一样，他没法改变自己。他曾就此事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谈过。“索索很后悔，他说自己不应该在这种环境下结婚，他对自己很生气。”

卡托祈祷“科巴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回归宁静的家庭生活”。可是，索索的理想必然让他不能担负一个正常顾家男子所应担负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妻子都和卡托一样。“难道我就是个牺牲品吗？”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她终于忍受不了，给斯潘达良戴了好多顶绿帽子——曾对斯大林的一个朋友如此说道。她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斯大林。“我竭尽全力过好我的一生。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但这是我的选择……他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他有他的理想要实现……我爱他，也会因为他的好心肠而原谅他的一切错误。”卡托知道，就和斯潘达良一样，斯大林“发誓要永远效忠于”马克思主义。[4]

卡托的姐姐萨什克说，在第比利斯的斯瓦尼泽家人听说卡托“十分消瘦”，便想让她回老家休养。

“我怎么可以离开索索呢？”卡托说。

不久之后，斯瓦尼泽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那里听说“她病了，他们写信给索索，想要把她带回来”。卡托请求索索不要把她送走。可是，她的病情日渐恶化，“而他却一直拖延时间，直到她病入膏肓，他突然意识到再不行动就晚了”。那年10月，斯大林赶紧把卡托送回到了第比利斯。然而，这段耗时13小时的旅程让卡托元气大伤，“天气太热了，她还在火车站喝了不干净的水”。把卡托送到她家人那里后，斯大林又赶紧回到了巴库。

在第比利斯，卡托的病情继续恶化。她早已不堪一击、营养匮乏了，然后又患上了伤寒，发起高烧，又开始拉肚子。她身上的红疹渐渐变成了不祥的黑色。之前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说卡托得的是肺结核，但肺结核不会影响她的其他内脏器官。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她的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录了解到，卡托得的是伤寒以及大肠出血，在痛苦无比的痢疾中大量出血。

斯大林赶紧又从巴库赶到了第比利斯。他发现“小伙”的母亲快要死了。他“绝望而又温存地照料她，他责怪他自己”，可一切为时已晚。据说，她去世前向一位神父做了忏悔，而斯大林则应允她给她安排东正教的葬礼。1907年11月22日，在回到第比利斯两星期后，22岁的卡托“在他的怀里去世了”。[5]斯大林伤心欲绝。

[1]　在波斯语中，“火”写作“azer”，因此，这个国度就叫做阿塞拜疆（Azerbaijan）。

[2]　很快，巴库又迎来了一个英国人：马库斯·塞缪尔爵士，即之后的子爵，壳牌公司的创始人。1912年，阿尔方索的儿子埃都阿德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库的大部分产业卖给了当时还由亨利·迪特金领导的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由此拥有了壳牌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这是一笔颇具罗斯柴尔德特色的交易。这个家族霸占俄国的石油投资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直到21世纪，当俄国石油再次勃发时，他们又发了一笔财。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住的地方现已变成了阿塞拜疆的司法部。

[3]　斯大林的格鲁吉亚门徒姆格拉泽说，斯大林“十分了解石油工业”。1942年，极度渴求石油的希特勒下令向巴库进军，夺取油田——这便是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而事实上，这是一场针对巴库的争夺战。当时，斯大林对他的石油部长尼古拉·拜巴科夫说：“希特勒想要高加索的石油。你必须保证没有一片油田落入他的手中，不然你人头难保……知道吗？希特勒说他如果没有石油就不可能赢得战争。”

[4]　托洛茨基也是个不顾家庭的人。他在西伯利亚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并说这是“命运”使然。在此之后，他对他的孩子也特别差。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他们的家人貌似无法兼容并存。

[5]　陪伴卡托走过人生最后旅程的家人说，她得的是胃病、大肠出血和伤寒。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卡托患有肠结核或腹膜结核（它们并不必然和肺结核有关），这会导致体重剧降、胃痛、痢疾和内脏出血。于20世纪20年代在斯大林家长大的勒万·邵武勉说，她死于结核和肺炎。斑疹伤寒（Typhus）通过腐坏的水和食物传播，伤寒（Typhoid）则通过床虱传播，抵抗力下降也是它的诱因之一——但两者都在贫苦的环境下滋生，营养匮乏也会促使它的恶化，而两者都会导致内出血和变黑的红疹。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才发明了针对伤寒的药物。在第比利斯接受笔者采访时，斯瓦尼泽家的近亲克捷万·格洛瓦尼说，卡托得的是“胃癌”，这或许能解释她的内出血。笔者曾于2005年10月31日采访了卡托的侄女玛利亚姆·斯瓦尼泽（109岁高龄），她依然记得卡托去世时的情况。“当时我才9岁。卡托和我爸爸在同一时间得了伤寒。那些传记说卡托是因结核而去世的，但我敢保证她得的是伤寒。”这位百岁老人神志清醒、身体康健，穿着一件碎花的长袍。她是在第比利斯养老院和我说起这段话的。“他们两人都发红疹。我们知道，如果红疹变成黑色，病人就会死去。我爸爸的红疹没有变黑，他活了下来。但我记得，卡托的变黑了。所有家人都知道她即将去世，而她也的确很快离开了人世。”

22　“黑色之城”的大佬：财阀、保护费和海盗

索索亲手把卡托的眼睛合上了。他和卡托的家人一起站在卡托的身边，拍了一张照，而后痛哭不已。“没人相信索索竟然如此心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记叙道，他因“没有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而哭泣。

索索是如此绝望，以至于他的朋友都不敢让他佩带毛瑟枪，怕他自杀。“我伤心欲绝，我的同志们把我的枪收走了。”之后，他曾对一位女朋友回忆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珍惜生命中的很多事物。当我的妻子还在世时，我经常夜不归宿。我离家之前会告诉她不要为我担心，但当我回到家时，她还坐在那里等我。她会彻夜不眠地等我回来。”[1]

《察罗》报（Tskaro）公布了卡托的死讯。[2]1907年11月25日上午9点，葬礼在库鲁班斯卡亚教堂举行。那里离斯瓦尼泽家——两人结婚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然后，亲属们穿越整座城市，把尸体埋葬在了库基亚的圣妮娜教堂。东正教的葬礼既催人泪下又像一出闹剧。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面色苍白、眼中带泪的斯大林“虽然十分悲伤，但依然像个老朋友一般”接待了他。索索把他拉到一边，指着棺材说：“这个人儿融化了我的铁石心肠。她去世了，我对人类最后的柔情也随之而逝。”他把手按在胸口，说：“我心孤独，如此孤独。”

在葬礼上，极具控制力的索索终于崩溃了。棺材下放到土里，他也跟着跳了进去，被人们拉拽了出来。卡托的遗体下葬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不祥的人影朝他们走来。索索注意到，那正是奥克瑞纳的间谍。他赶紧向墓地尽头跑去，他越过一个栅栏，从妻子的葬礼上消失了——如果说卡托是因为斯大林的疏忽而去世的话，这个结局无疑极具反讽意味。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斯大林从人间蒸发了。“索索沉浸在悲痛之中，”莫诺瑟利泽说，“他几乎不说话，别人也不敢和他说话。他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听我们的话，颐指气使地把卡托带到了炎热的巴库。”他或许感受到了斯瓦尼泽一家人对他的敌意，于是回到了哥里他母亲那里。当见到曾经的同学时，“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我的个人生活已粉碎，”斯大林哭着说，“现在，我的生命中只剩下社会主义了。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它！”在此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将遭受无数不可言状的悲剧，而他也一直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多年之后，老去的斯大林依然会想起卡托的温存。他用一个典型的举措来纪念这位前妻。在第一次发表文章时，他用的是“贝索什维利”这个向父亲致敬的名字，而现在，他又有了个新笔名：K．卡托（科巴·卡托）。

虽然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第比利斯，但他没有回到那片狭隘的“沼泽”。在那里，他已经是个政治犯了。所以，他和儿子分离了长达10年之久。

莫诺瑟利泽说：“卡托去世之后，他把才8个月大的‘小伙’留给了我们。”卡托的母亲斯波拉和莫诺瑟利泽一家人负责养育他，而斯大林很少来看望儿子。这或许是因为他会让斯大林想起卡托。

但这并非格鲁吉亚人的处事方式。虽然斯瓦尼泽一家对斯大林的残忍颇为恐惧，但他们依然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30年后，斯瓦尼泽家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都曾在斯大林掌权期间（虽然是在“大清洗”之前）写过回忆录。他们都富有勇气地责备他的不负责任，说正是他的疏忽导致了卡托的去世。

“在此之后，”莫诺瑟利泽着重总结道，“索索来到了巴库，我直到1912年才又一次见到他——在他流放期间，我们还收到过他的信，他问我们要酒和果酱。”

1907年年尾，当斯大林终于从悲痛里解脱出来后，他来到了巴库的一家饭店，参加堕落的斯潘达良举行的新年晚宴。他终于在这个帝国的革命暴风眼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们重聚了。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是斯大林的老相识：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日渐萎缩时，俄国和高加索的革命党人都来到了巴库，而他们也开始对斯大林的工作指手画脚。[3]这个派对或许精彩纷呈，因为斯潘达良是个“出了名的懒汉，且喜欢纵情声色，贪图钱财”。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并不反对他的放荡行为。她说苏伦从来没对她发誓要对她忠诚，他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花花公子显然让其他同志震惊了。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巴库所有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岁的，看上去全长得像斯潘达良！”

索索再次投身工作，把“组织”重新聚集在一起。他和斯潘达良立即着手推动更多的抗议行动，而他们得到了通常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支持。大多数知识分子过于势利而不愿接触这些文盲，可当索索开会时，会议上总会有很多穆斯林，他们会抱团为他投票。在此期间，他为党的革命工作作出了一项杰出贡献：他争取到了“希马特”（能量）——穆斯林布尔什维克党——中强硬派的支持和合作。当斯大林逃亡时，穆斯林总是会把他藏在清真寺内。有一次，他和孟什维克党闹翻了，他的一位穆斯林朋友竟然向杰夫达里阿尼挥起了匕首。

通过和穆斯林的关系，斯大林为伊朗革命提供了武装力量。他指派塞尔戈带着人马和军火去伊朗暗杀穆罕默德·阿里，企图推翻他的统治。斯大林甚至亲自穿越边境，来到伊朗组织行动。他到过雷什特——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并非他首次造访伊朗。

在沙皇的迫害下，邵武勉渐渐变了心。他和刚刚从流放地归来的叶努基泽变成了温和的“右派”，但他们无法改变斯大林的支配地位。邵武勉请求斯大林保持克制，而斯大林则嘲笑邵武勉过于优越的生活，并让他“最亲密的朋友、左右手斯潘达良”看住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坊间一直传说他和邵武勉之间有深仇大恨，但这种说法无疑夸大了事实。他们依然在一起合作——虽然对彼此抱有戒心。

回到巴库之后不久，斯大林便再次出国和列宁秘密会面。当时，列宁已经搬到了日内瓦。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在1908年见的面，而斯大林也的确去过瑞士。斯大林本人也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还见到了普列汉诺夫，后者“惹怒”了他。斯大林认为，“他不过是个世袭的贵族而已”。然而，据我们了解，真正让斯大林反对这位革命领袖的原因在于“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一副贵族腔调，穿着最时尚的服装以及高跟鞋”！斯大林至少已部分地转变成了“假惺惺的禁欲主义者”了。

斯大林和列宁就资金问题展开了讨论。列宁还在和孟什维克对着干。他还在寻找被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偷走的那笔第比利斯银行款，而与此同时，欧洲的警察也还在努力追踪这笔钱。武利希说，被列宁从内部分裂而又被斯托雷平从外部迫害的社会民主工党“急需用钱”。

当然没问题。斯大林在巴库的手下卡夫塔拉泽说：“我们再次决定为党去抢钱。”当“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的主要赞助人”听到“钱”这个字眼时，他拔出了毛瑟枪。

于同一时期出现在巴库的塞基拉什维利说：“科巴在巴库物色行动人员。他把这些人称为‘好汉’。在美国，这些人就是黑帮分子。”但斯大林认为他们是革命斗士。斯大林“建议成立布尔什维克战斗分队”。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和一些新人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自称为“毛瑟党人”。

在被煞有介事地命名为“自卫总部”的基地中，卡夫塔拉泽协助斯大林建立了武装力量。斯大林的另一个左右手是个红头发的律师。此人名叫安德烈·维辛斯基，生于敖德萨，是个家境富裕的巴库人，祖先还是波兰贵族。23岁的安德烈是个孟什维克党人，他放弃了做律师，投入到了地下革命中去，并在1905年成为行动人员。然而，斯大林或许洞见了这个青年匪徒的潜质，于是并没有因为他是孟什维克而拒之于门外。他指派维辛斯基前去获取枪支和炸弹。

“政治是一笔肮脏的生意，”斯大林曾说过，“我们都在为革命干着脏活。”斯大林成为了这个成员较少却极其管用的筹资组织的“教父”。

据他的毛瑟党人[4]伊万·博科夫说，斯大林的目标是“恐吓石油大亨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s，拥有武装的右翼俄国民粹主义者）”。他下令清除了很多黑色百人团成员。接着，他们计划攻袭巴库国家银行。卡夫塔拉泽说：“我们了解到，一笔总额为400万卢布的国库资金将通过巴库和里海，运往土耳其斯坦地区。因此，1908年年初，我们在巴库集结。”他们将要劫持船长——正如他们在“格里戈尔太子”号上所做的那样。

在巴库港，“尼古拉一世”号遭到了劫持。孟什维克就此调查斯大林，他再次触犯了党的条例。在1918年的诽谤案审判中，马尔托夫上交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是幕后主使，并想传唤证人。在此之后，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谢尔盖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前，维辛斯基曾鲁莽地调查过“斯大林深度介入”对“巴库港‘尼古拉一世’蒸汽船的劫持事件”。

在劫了船之后，“斯大林又想出了”攻袭巴库海军兵工厂的主意。据他的手下博科夫回忆，他故技重施，“先是找到了海军中的（内部）联络人，然后组织了一帮同志……偷袭了兵工厂”，并杀了几个守卫。与此同时，索索每天都从“工业家的贡献”中获取党的经费。

很多财阀和中产阶级都对布尔什维克党抱有同情。伯塔·努辛鲍——石油大亨的妻子、作家艾萨德·贝伊的母亲——便是这样一位贵妇。艾萨德·贝伊回忆：“我母亲用钻石来资助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地下报纸。”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石油大亨——他们是全欧洲最有钱的财阀——竟然会支持最终旨在摧毁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着实令人吃惊。阿利卢耶夫记得罗斯柴尔德作出过怎样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公司的经理大卫·兰多经常为布尔什维克提供活动资金，这个事实也同样被奥克瑞纳记录了下来。他们的间谍了解到，在斯大林掌控巴库工党的时候，石油公司里有个布尔什维克党派的职员，此人“并不参与行动，而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兰多为革命筹集储备金”。兰多很有可能和斯大林见过面。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另一位总裁费里克斯·索马里博士——这位银行家具有奥地利血统，之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说，他曾到巴库平息过一场抗议运动。他付钱给了斯大林，在此之后，抗议便停止了。

斯大林还经常和另一个高层商人见面。亚历山大·曼乔是史巴伟和比比艾巴特石油公司的经理。“我们经常能从曼乔那里拿到献给我们组织的钱。”斯大林的手下伊万·瓦采克说，“每当曼乔要给钱时，斯大林就让我去拿。斯大林同志也和他相熟。”如果曼乔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那么，就是斯大林勒索了他，因为每当斯大林伸手要钱时，曼乔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把钱掏出来。

斯大林的剥夺行动还包括收取保护费和绑架。很多财阀给他钱，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油田着火，或他们的家人发生“意外”。我们很难区分这些钱到底哪些属于捐赠哪些属于保护费，因为据塞基拉什维利——他对斯大林在巴库的情况十分了解——说，斯大林对这些富人实施的剥夺行动包括“抢劫、勒索，并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要求赎金”。“在当时，绑架小孩司空见惯。”艾萨德·贝伊说。他小时候从来不曾一个人出过门。他的身边总是有3个保镖以及“一个佣人，带着枪骑着马跟在身后”。

据巴库当地的民间传说，斯大林获利最丰的一次剥夺行动是针对穆萨·纳吉耶夫的。纳吉耶夫是当时排名第十的石油富豪。他之前只是一个农民，后来一夜暴富却无比吝啬。他特别喜欢威尼斯的蜗牛府，于是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更大的）蜗牛府宫殿——那便是宏伟的、威尼斯哥特风格的伊斯梅丽耶宫殿（现如今的科学学院）。纳吉耶夫其实被绑架过两回，但他本人对两次创伤性经历的回忆含混不清。这两起案件都没有最终被侦破，但布尔什维克党被怀疑是幕后主使。多年之后，纳吉耶夫的孙女吉拉尔—哈努姆说，斯大林曾开玩笑地送了一封感谢信给这位石油大亨，感谢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大方。[5]

据说，只要斯大林和纳吉耶夫这样的百万富翁“说上10分钟的话”，他们便会乖乖把钱交出来。这或许得归功于他所印刷的专门通知书。上面写道：

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

建议您的公司

支付_____卢布。

他们会把通知书提前寄到石油公司。然后，索索会委派他的技术助理——“一个十分高大的、据说是‘斯大林保镖’的人带着枪前去收钱。没人胆敢不付钱”。

斯大林这位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和当地的犯罪组织打上了交道。毛瑟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这与黑帮的运作方式有些相似。有个帮派控制了“黑色之城”的一片废地。斯大林“和这个帮派协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能通过那片土地，而孟什维克则不行。布尔什维克党人有特别的暗号”。在俄国这座最为狂野的城市，暴力是通行的法则：石油大亨也会聘请车臣流氓做油田的保安。最为富有的石油大亨之一穆尔特察·穆赫塔罗夫——他的家是巴库最大的宫殿，是一幢法国哥特式的城堡——向他的保镖下令谋杀斯大林。索索被车臣人狠狠打了一顿[6]，这或许就是出于穆赫塔罗夫的命令。斯大林极其小心谨慎，毛瑟党人博科夫说：“有时候，我们甚至半年都不知道他在何方！他没有固定的住所，而我们只知道他叫‘科巴’。如果他约了我们，他也从来不会准时出现，他不是提前一天就是推迟一天现身。他从来都不换衣服，因此看上去像是个无业游民。”索索的同志们注意到，他和那些热情如火的高加索人不一样。“他不会流露情感，”其中一位说，“无论他有多喜欢某个手下，一旦这个人损坏了党的利益，他就不会原谅他——他会活生生地把他的皮给剥了。”

于是，索索再次成功地为革命党获取了资金和枪械。但在此过程中，他也在失去某些人心。像阿列克辛斯基和泽姆利亚奇卡这样的老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十分憎恨这些抢劫行动”和杀戮行为。“有一次，一个党员激怒了斯大林，虽然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那个人还是被驱逐出了城市，接受了‘审判’，被枪决了。”

斯大林以“实用主义者”自居。他说自己并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是实用的强硬派，干“脏活”的专家。而事实上，他在这两方面都很擅长。不久之后，列宁便听说党内有很多对斯大林的怨言，可是，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了。武利希写道，斯大林“成为了高加索真正的大佬”，“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都认为他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得到那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力四射的人已然不可或缺”。

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索索具有“磁场效应”，而他也会保护他们。他在结交政治伙伴方面极具天赋，这也是他能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原因。他在瑞典时的室友伏罗希洛夫[7]——对革命充满向往的铁路工人，一头金发——来到巴库投靠他，却生了病。“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望我。”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聊着天，开着玩笑。他问我是否喜欢诗歌，然后就背诵了一整首涅克拉索夫的诗。然后，我们一起唱起了歌。他的嗓音十分优美，耳朵也很灵光。”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诗歌和音乐能让人开心！”阿利卢耶夫在被捕之后，害怕自己的家人也会惨遭厄运。于是，阿利卢耶夫一被释放便找到了索索。索索建议他离开巴库，并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到莫斯科。“把钱收下。你有孩子，你应该照顾他们。”

卡托的去世对斯大林是个打击，然而，早在1908年年初，这个以“科巴·卡托”为笔名的鳏夫便已经开始参加各种派对了。而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女伴。

[1]　1932年，当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自杀时，斯大林的反应也和这一次类似：自怨自艾，甚至扬言要自杀。

[2]　死讯全文为：“同志们，朋友们，家人们，我们悲伤地通知，叶卡捷琳娜·谢米诺娃·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去世，向她的丈夫约瑟夫，父母西蒙和斯波拉，兄弟姐妹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和玛丽科表示沉重哀悼。”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1936年，我把我的妻子萨什克埋在了卡托身边。”萨什克因癌症去世，但她或许因此而逃过了苦难。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瓦尼泽一家还与斯大林关系极为亲密。但他们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逆转而下，笔者将在本书的尾声中讲述这个故事。卡托和萨什克的墓地现今仍然在第比利斯，墓碑上有她们的照片。墓地的背面还有一个破旧的铁栅栏，斯大林有可能在逃避追捕时翻过这个栅栏。在盗墓者中流传着卡托死于伤寒的传说。第比利斯市政府最初想把她埋到“瘟疫墓地”，可是，她的家人领走了尸体，重新安葬。

[3]　和他再次会面的第比利斯老朋友有：塞尔戈、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阿利卢耶夫、钦察泽，以及“组织”的大部分人——还有身材高大、蓝眼珠的邵武勉。斯大林的新朋友伏罗希洛夫以及老朋友叶努基泽很快又迎来了列宁的特派员：人脉广但为人严肃的贵妇艾伦娜·斯坦索娃（“绝对真理”）、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阿列克辛斯基和一个名为路德米拉·斯特尔的女孩。然而，很多他过往便认识的孟什维克党人也来了，比如说杰夫达里阿尼。这个世界很小。

[4]　斯大林在巴库的经历晦暗不明，但毛瑟党人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它们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掌权时期消失不见了，大多数都没有出版过，但它们仍然被保存在档案库里。

[5]　当纳吉耶夫第一次被绑架后，赎金为1万个金卢布——不然的话，他就会被五马分尸。“我只能给你们950卢布，”纳吉耶夫说，“你们当然可以把我给分尸了，但这样一来你们就拿不到一分钱。”最终，他真的只付了950卢布。然后，1908年12月，他再次被一帮“以一个黑头发、脸上长有显眼痘疮的人为首”的人绑架。据说，这一次，纳吉耶夫付了10万卢布。纳吉耶夫第一次被绑架时，斯大林的确在巴库，可第二次时，他已经被关在巴库监狱里了。就算当时斯大林没有被囚禁起来，他也不可能直接参与行动。无论如何，他都是在监狱中遥控他的“组织”的——他完全可以是其中一次或两次绑架案的幕后主使。然而，这个故事不见于任何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回忆录。而在1909年，报纸宣称，执行第二起绑架的是当地的流氓警察，他们还与副总督楚宾斯基上校有关。无论事实怎样，纳吉耶夫很有可能也像其他石油大亨一样，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资金。他们都在之后的大革命中破产了。他于1919年去世。

[6]　这次经历是对他极大的侮辱，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他对车臣人的敌意。“二战”期间，他曾下令把所有车臣人驱逐出境，这次运动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另一方面，他也在战争期间驱逐并迫害了其他并没有伤害过他的种族，比如说波兰人和朝鲜人。而在穆赫塔罗夫这一边，当红军于1920年占领巴库时，他拒绝把自己的宫殿交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任何穿着军靴的‘野蛮人’进到我家！”他和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火并，并最终被打败。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他美丽的妻子丽莎•哈努姆——巴库城堡正是为她而建的——被囚禁在了地下室。在此之后，她逃亡土耳其，并一直活到了20世纪50年代。穆赫塔罗夫的城堡现如今是巴库婚礼宫殿。

[7]　多年之后，当伏罗希洛夫元帅最终失去斯大林的青睐时，他求情道：“可是，科巴，你还记得1907年我们在巴库的美好经历吗？”“我不记得了。”斯大林回答道。如想了解伏罗希洛夫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

23　跳蚤比赛、清除叛徒与逼疯

——监狱游戏

每当“组织”得来一笔钱，斯大林和斯潘达良便会花上一小笔举行一个疯狂派对。索索把这些派对称为“uklonenia”——意为“离经叛道”——他也在用这个词隐晦地讽刺党内没有尽头的政治分裂。

据A．D．萨克瓦列利泽——斯大林的伪币制造专家——说：“每当斯大林有闲钱时，我们都会在偏远的餐厅或私人公寓中举办‘离经叛道的’大会。那都是些高级餐厅，通常是贸易街上的斯维特餐厅。我们会大快朵颐，庆祝行动的成功。斯潘达良特别喜欢这些‘离经叛道的派对’。我们会肆无忌惮地聊天、吃饭，大声地唱歌。斯大林的歌声尤其响亮。”每当斯潘达良来到派对时，他总是带着女孩。

一个巴统的同志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介绍给了斯大林。她才18岁，自我坦白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对革命十分向往。“科巴——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用我哥在比比艾巴特油田的花店后屋作为基地。”她说。于是，斯大林吸收了塔拉克瓦泽，并给她取了一个代号“加号同志”，以表达她对革命的热情。这个代号显然荒诞无比，但女孩的回忆录显示，两人的关系绝非一般：“科巴启迪了我，他和我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赋予了我阶级意识，并让我相信胜利最终会到来。”“赋予阶级意识”和“相信胜利最终会到来”基本上是委婉的说法，因为，在1908年，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女朋友。

他在开展地下工作方面的天赋极高，有时甚至是可怕的。这位女朋友变得“相当擅长迷惑间谍，但科巴又教了她一些新技能”。有一天，他命令她把一些秘密文件运往巴拉卡纳油田，而这些文件则藏在一副棺材里。“你得扮演一个悲痛欲绝的姐姐，你马上就要亲手埋葬自己的弟弟了。”斯大林像一个编剧一样指导她，并把她送往墓地。“你得披头散发，紧紧抱住棺材，大声哭泣，说你从此往后无依无靠，还要自责是你自己害了弟弟。千万不要把棺材埋得太深。”他把铲子递给了她。斯大林在暗中观看着她的表现，并表扬了她。在此之后，她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时刻都在盯着我。”

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貌似并非斯大林唯一一个女性同志。他认识了路德米拉·斯特尔，“一个著名的女性活动家”，据说她“虽然丰满但很漂亮”。斯特尔是乌克兰南部一个钢厂主的女儿，她比斯大林大6岁，进过好几次监狱。不久之后，她便被驱逐，来到了巴黎。据说两人的关系断断续续，但她显然对更为年轻的斯大林造成了影响。此后，当斯大林前往国外造访列宁时，他很有可能又和她再续前缘——路德米拉和列宁走得很近。他们肯定在1917年见过面。不过，两人的关系终归无疾而终。然而，“斯大林”这个世人皆知的名字却源自于这段关系。

在斯大林离开第比利斯之后，秘密警察把斯大林跟丢了。现在，他们再一次发现了他的踪迹。斯大林的手下博科夫被捕了。“宪兵问我，斯大林到底是谁？他在（巴库兵工厂）攻袭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908年3月15日，宪兵突袭了正在人民会堂开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邵武勉和斯潘达良逃走了，但宪兵还是掌握了毛瑟党人的踪迹。正当钦察泽和“组织”着手策划攻袭国家银行和运金船只时，哥萨克骑兵和宪兵“伏击了他们的基地”。双方展开火并。几个哥萨克骑兵被杀死了，但“组织”失去了他们的神枪手、曾参与过第比利斯银行攻袭的因茨基尔韦利。他们赶紧取消了行动。卡夫塔拉泽离开了“组织”，前往圣彼得堡大学读书——但他从来没从斯大林的生命中消失过。

3月25日晚，巴库警长带队突袭“几个非法据点，逮捕了几个犯罪分子”，其中之一名为盖奥兹·贝索维奇·尼扎拉泽。警长在他身上发现了非法身份证件，因此把他交给了宪兵队”。被逮捕者的假护照显示他是贵族尼扎拉泽，可是，“贝索的儿子”这个教名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高加索地区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第二”。在历经长达4年的逮捕行动后，奥克瑞纳终于捉到了斯大林。

当身穿蓝色囚服、披着花哨高加索头巾的新犯人迈入巴库巴伊洛夫监狱时，其他政治犯交头接耳。“这是个机密。”他们说，“那人就是科巴！”他们提醒彼此要小心，他们对斯大林的害怕“甚于警察”。

这个可怕的人并没有让他们失望。他“能冷静地激怒别人，而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他会运用任何方式挑起事端，而他自己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在著名的巴伊洛夫监狱——位于油田之中——待了7个月，而在此期间，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主宰。他会读书，学习世界语——他认为这是未来的语言，还甄别了一系列叛徒，并把他们清除了。

索索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政治犯被一起关在3号囚室（而孟什维克党政治犯则被关在7号囚室）。巴伊洛夫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如此有纪律，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索索在监狱里和他的实用派手下塞尔戈以及孟什维克行动人员维辛斯基重逢。后者被推举为掌管食物的“长老”。这是个敏感的职位，因为维辛斯基经常能从他富裕的妻子和父母那里得到零食。他会和斯大林分享这些好吃的。他的大方或许是出于对斯大林的恐惧。在之后的“大清洗”中，维辛斯基幸免于难，或许和这有关。

“长老们”会把犯人的每一天分成闲暇时间、清洁时间和讨论时间三部分。他们负责分配谁和谁睡一张床（斯大林和一个名为伊利亚·纳季拉泽的哥里人睡同一张床）。他们还负责分配内务，其中包括洗碗和清洁厕所。而据萨克瓦列利泽说，“斯大林经常免于这些劳务”。

他的狱友中有一个名为西蒙·韦列夏克的孟什维克。他曾写过巴伊洛夫监狱时期的斯大林。他虽然憎恨斯大林的粗鲁和狡猾，但对他的极度自信、机智过人、过目不忘的记性和冷静着迷：“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怒他！”犯人会在监狱院落里被执行绞刑，狱中的人听到他们的哭喊声根本睡不着觉，可斯大林是唯一能安然入睡的人。

索索并不是发明对叛徒执行死刑的第一人。韦列夏克说：“在巴伊洛夫监狱，叛徒通常都会被处决。”但是在调查和审判之后，斯大林则通过代理人秘密执行死刑。首先，“希腊人米特卡处决了一个据说是警察间谍的年轻工人，是科巴下的命令”。然后，“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在看押政治犯的囚室走廊被暴打了一顿。只听见一声‘叛徒’的叫喊，所有人都围了上去，拿起什么东西就开始揍他，直到墙壁上溅满了血，狱警用担架抬走了这个全身是血的人。在此之后，有传言说是科巴下的令”。

政治犯经常在狱中讨论政治，而这些讨论通常都会不欢而散。斯大林最憎恨追随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总是下手比脑子转得快的塞尔戈和一些社会革命党人打起架来。“塞尔戈下手很重，那些社会革命党人没一个打得过他。”多年之后，斯大林写信对伏罗希洛夫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奥尔忠尼启则的颜面。在当时，他们三个人就是苏联的统治者。而事实上，社会革命党人把塞尔戈好好收拾了一顿。

每当遇到解不开的政治提议时，斯大林就会变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无法被挑战。他知道怎样用马克思的话恰如其分地解决任何问题”。然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却“令人不满，十分粗鲁，枯燥乏味”。[1]

斯大林喜欢流氓超过革命家。他的“身边总有杀手、敲诈勒索者、抢劫犯和枪手——毛瑟党人”。有些时候，狱中的刑事犯会来打扰政治犯，可是，在斯大林的组织下，那些格鲁吉亚刑事犯却变成了他的保镖。在他执掌苏联时期，他曾提拔过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罪犯，这令他的同志们瞠目结舌。然而，斯大林终其一生都擅长利用这些人。

政治犯和刑事犯都会发起监狱游戏，并下注赌输赢。这些游戏包括摔跤和跳蚤比赛。斯大林不喜欢下国际象棋，但“他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会通宵下双陆棋”。在其中最残酷的游戏叫“逼疯”：他们会把一个年轻犯人送进刑事犯的囚室，然后赌他能支撑多久。有些时候，受害者会真的疯掉。

监狱里全都是被斯托雷平逮捕的受害者，它原本只能容纳400人，现在却被放进了1500人。斯大林的肺出了点问题，他觉得自己无法在炎热的空气中呼吸。强壮的“枪管”·穆季瓦尼——他有段时间被看押在同一个囚室里——会把索索举起来，让他通过监狱的高窗呼吸外面的空气。其他狱友会大笑着为他呐喊：“往上，枪管，往上！”多年之后，当“枪管”在克里姆林宫见到斯大林时，他总是会如此问候：“往上，索索！”

斯大林向当局抗议监狱的恶劣环境，当局非常愤怒，派了一帮士兵把政治犯都打了一顿。“领头的科巴朝前走去，他的手里握着一本书，即便被来福枪杆暴打也绝不低头。”韦列夏克回忆道。作为还击，“他用装粪的水桶砸了囚室的门，完全不惧怕会被士兵刺杀”。

监狱里人满为患，“不可能不踩着别人”，但这也为恶作剧创造了条件。和斯大林分享同一张床的哥里人纳季拉泽让他的妻子陪凯可前来巴库。两个女人一个见了丈夫，一个见了儿子。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迎接母亲。凯可一见到宝贝儿子便哭了起来”，但他“安慰她说，革命者不可能不入狱……”。他们开心地聊了两个小时。纳季拉泽说。斯大林让他母亲给巴库的革命党人递送秘密纸条——而她差点因此被捕。

“组织”正在计划协助索索越狱。他们买通了一个狱吏，让他偷送了一把锯子给斯大林。有一天晚上，斯大林用它锯开了囚室的铁栏杆。按照原定计划，他将越过围墙，来到监狱外面。在那里，毛瑟党人为他准备的马车会等着他。可是，肯定有人背叛了他，因为就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没被收买的哥萨克骑兵出现在了守卫的位置。斯大林的越狱计划失败了。

官僚气息严重的沙皇政体再次犯下了办事迟缓的错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了斯大林的真实身份，并对他从宽处理了。最终，他竟然没有被流放到亚洲方向的西伯利亚，而是令人吃惊地被判决流放到欧洲方向的沃洛格达省两年。

就在他即将被流放之际，人满为患的巴伊洛夫监狱的混乱为斯大林再次提供了越狱的机会。他和另一个犯人换了身份[2]。越狱计划貌似即将成功：那个犯人假装自己是斯大林，而索索则一一吻别了狱友，被护送出了监狱。

[1]　斯大林还在狱中和很多毛瑟党人重逢（比如说他的狱友萨克瓦列利泽兄弟）。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结识于神学院时期的杰夫达里阿尼和巴统的诺伊·拉米什维利——也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不过，现在，双方被逼迫得只能再度合作，而孟什维克党人也不再提他的那些剥夺行动了。

[2]　1937年7月，正值“大清洗”高峰期，哥里人I．P．纳季拉泽——安排斯大林换身份的人——给他们当时的另一位狱友安德烈·维辛斯基写了一封信。当时，维辛斯基已经是斯大林手下的苏联总检察官了，他胆小怕事，却又十分危险。纳季拉泽在信中说，他曾因政治谋杀案而入狱，并曾协助过斯大林换身份越狱。维辛斯基说自己记得前者，但至于后一件事，这位邪恶的幸存者则说得模棱两可：“至于协助斯大林同志换身份这事……我不能做证，因为我不记得了。”当时，纳季拉泽显然正在被调查，不然的话，他是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危险的维辛斯基写这样一封信的。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在信中所言就不太可能全是胡编乱造。

24　“大河雄鸡”和贵妇

然而，互换身份这个计划依然被泄露了。就在斯大林即将离开巴伊洛夫监狱时，那个被安排和他交换身份的人被控制了起来（他们有可能是被泄露前次越狱计划的同一个警察间谍出卖了，或者是被未被收买的守卫阻止了）。斯大林只能被送往沃洛格达省。沃洛格达比西伯利亚近很多，但是斯大林的旅途长达3个小时。在途中，他还在莫斯科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待了几天。在多年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中，很多被清洗者都葬身于此。

索索没有冬天的衣服，于是，他给巴库的邵武勉写信，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甚至买不到一件二手的大衣，”邵武勉回忆道，“但我们给他送去了5卢布。”斯托雷平对巴库展开了整顿。警察们镇压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流失惨重，很多领导都被捕或被杀。“我们没有一分钱。”邵武勉说，“革命者又饥饿又虚弱。”

抵达沃洛格达监狱[1]之后，斯大林领导了一场抗议暴动。“他从来不服从于任何人，”一位狱友说，“他只有在他们动用武力时才撤退。”在从沃洛格达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要么真的得了伤寒，要么就是说服了一个医生。后者让他在维亚特卡医院舒舒服服地待了几天。最终，他乘坐雪橇穿越冰天雪地，于1909年2月来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约有450位流放者，斯大林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位叫塔蒂阿娜·苏霍娃的教师，据说她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

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短暂滞留期间，他在这群政治犯中赢得了两位女子的芳心。那是他身无分文而又低落的一段岁月，可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女孩。他任何时候都拥有至少一个情人，甚至更多。事实上，流放时期的斯大林放荡不羁。

莫洛托夫说，虽然斯大林脸上长满了痘疮和雀斑，对女人而言，他依然是个“帅哥”。“女孩们因他神魂颠倒，因为他很会与她们相处。他有双谜一样的眼睛，它们如此迷人。”叶妮亚·阿利卢耶娃——他未来的嫂子，很有可能也和他有过恋情——对她女儿说：“他比较消瘦，但强壮而又活力四射，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每个人都会提到斯大林那双“灼人的眼睛”。

即便是他身上那些惹人厌的特征，也有特别的魅力。他的讳莫如深、傲慢、残忍、警觉、对学习的痴迷和智慧也许只会让他更受女性的欢迎。他的古怪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冷漠反而会让女人更想占有他。而他貌似的生活无法自理——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孤独、消瘦和邋遢——则会让女人更想要照顾他。其中还有他的民族所起到的作用。

格鲁吉亚人以激情和浪漫而闻名。心情好的时候，斯大林就是个彬彬有礼的格鲁吉亚情人。他会对女孩们唱情歌，赞美她们的漂亮衣服，还会送她们丝质手帕和鲜花。而另一方面，他又在私生活方面极具攻击性。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就会给他的同志戴绿帽子——特别是在流放时期。作为示爱者、男友和丈夫的斯大林在有些时候甚至是温柔而幽默的。然而，如果爱上他的女士以为他就是个格鲁吉亚卡萨诺瓦，那么，等到更加了解他时，她们便会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他是如此怪诞而又缺乏同情心。他对自己的个性、身世和生理自卑讳莫如深。他那相连的脚趾令他如此敏感，以至于此后当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为他做检查时，他用毯子盖住了全身的其余部分——包括脸。在他成为最高领袖之后，每当要拍官方照片时，他总是会让保镖为他的脸抹上白粉，以掩饰痘疮。他不喜欢在俄国澡堂子里洗澡，羞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他对自己僵硬的手臂十分不安，手臂残疾令他无法和女士们跳舞：他承认他“无法搂住女人的腰”。正如卡托在他们婚姻期间所了解到的那样，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从不向人袒露心声。他的自大消耗着对方的元气，可他从来不给对方以情感滋润。他偶尔的温存根本无法弥补其长期的冷漠和阴郁的过度敏感。正如娜塔莎·科尔蒂娃所言，一旦被惹怒，他就会变成一头猛兽。

女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低。革命、自我实现、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与男性朋友拼酒——这些都比女人重要。他兼具狂野的男子气和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特色的拘谨。他当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很少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但他的确很多情——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终其一生他都对他同志的放荡行为有所宽容。巴库的斯潘达良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在此之后，作为苏联高层的叶努基泽和贝利亚也总是在女人身上过度消耗精力。只要下属努力工作且对他保持忠诚，斯大林就不会管他们的私生活。对其自身而言，他把性视作安全问题甚于道德问题。

一方面，他不喜欢像他母亲那样强壮而又聪明的女人、“有想法的”自命不凡的女人、像普列汉诺夫女儿那样“穿着高跟靴子”的花哨女子。他更喜欢年轻、具有可塑性的少女，或者丰满的村妇，这些女人会让他有自我优越感。而在另一方面，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身边还依然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解放的女革命者。这些女人在智识上完全和他平起平坐，有些甚至是贵妇，出身远比他好。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革命和他的独立自主永远要先于女人。

而那些和他相恋的女人（以及一不小心生下来的孩子）都必须理解：这位游侠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随时都会从她们身边消失不见。

当斯大林闯入塔蒂阿娜·苏霍娃的生活时，她正和其他几位流放者在自己家中，有人称“一群新来的犯人到了，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巴库的同志，他名为奥斯普·科巴，是个职业革命家，一个重要人物”。不久之后，奥斯普（俄语中“约瑟夫”的昵称）走进了她的家门。他“穿着高筒靴、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绸缎衬衫，戴着一顶羊皮帽，白色的头巾垂落在肩头，一看就是格鲁吉亚人”。

当时正值春天。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是个落后的偏远小镇，皮毛贸易是它的主业。它有700年的历史。镇中有个满是尘土的广场、一幢木质的贸易大楼、一家邮局和一座建于16世纪的漂亮的教堂。维切格达河从镇中奔流而过。10位流放者住在一幢公屋里——塔蒂阿娜·苏霍娃说：“这个地方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终于有事干了。它像是个大学，甚至还会有人上课。那些一个人住的流放者通常只能靠喝酒度日。”

这片区域的警长名为日维列夫，绰号“大河雄鸡”。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却是个做事较真到了滑稽程度的人，说起话来女声女气。他自居为“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上帝和沙皇”，严令禁止任何超过5位流放者的聚会，即便他们只是在排练话剧、滑冰、划船或摘蘑菇。一旦被他发现有人违反规定，他就会像只愤怒的公鸡一样，在河岸上追着他们跑——因此有了这个绰号。

据一位当地警察说，斯大林“对上级缺乏尊重，经常强词夺理”。有一次，他大声朗读革命著作，还参加了话剧排练[2]，“大河雄鸡”把他关了起来，罚了他25戈比。即便如此，流放者还是会举行秘密的狂野派对。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不可避免。“我们正唱着歌——我跳起舞来，”一位名为舒拉·多布龙拉沃夫的女孩回忆说，“科巴拍着手，突然，我听见他说：‘舒拉是生命的快乐之源！’我看到科巴正对我神秘地笑着。”接下来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

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划船。他们唱着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河雄鸡”跑到岸边，冲他们大吼：“停止歌唱！”不过，他没法惩罚他们所有人，于是他们逃过了一劫。

斯大林经常组织流放者秘密集会，但据亚历山大·杜布洛文回忆，他“会紧紧盯住每个与会成员，并要求他们向他汇报一举一动”。杜布洛文在回忆录中暗示，斯大林逮捕过叛徒，并下令把他们处决。“有个名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个叛徒。据一位同志说，他被扔进了维切格达河，溺水身亡了。”

“我经常去（斯大林）房间看望他，”塔蒂阿娜·苏霍娃——当时她22岁，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说，“他的生活很拮据。他睡在一个板条箱上，上面只铺了一层木板和一袋稻草。他盖法兰绒的毯子，垫着粉色的枕头。”他心情郁结——卡托才去世了几个月。“他经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里”。然而，书籍永远是他的慰藉和避风港，“因为他觉得很冷，所以他穿着大衣躺在床上，身边全都是书”。据她说，她让他渐渐开心了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会开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划船。渐渐地，朋友之情变成了爱情。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依然没有忘记苏霍娃。在此之后，他曾给她写过信。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联系她：“我违背了曾经的诺言——我曾多次许下过的诺言——我甚至连一张卡片都没送给你！我真不是个人，请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联系！”两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见面。

当年6月，当地警察报告称，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举行了一次大会。与会者中有个名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女孩。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迅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史黛芬妮娅是个23岁的教师。她的社会地位比斯大林高。她是敖德萨的贵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亲在敖德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读于精英大学预科学校，然后进入了大学。据警察报告称，“佩德罗夫斯卡娅贵妇”曾于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达两年。当她认识奥斯普·科巴时，她正好刚刚结束服刑。斯大林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两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热烈，因为在此之后，她竟然为了索索待在了被遗弃的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又跟着他回到了高加索。

流放者基本无从了解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寄来破旧的杂志期刊，他们能从中了解到党的最新情况：工党依然处于分裂之中。列宁依然敌视波格丹诺夫，这让斯大林十分不满。“你觉得波格丹诺夫的新书怎么样？”索索问他日内瓦的朋友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在我看来，它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列宁）的个人偏见，这极为重要。他同时指出，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不一样……而伊里奇却在掩饰这一点。”

斯大林尊敬列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列宁的理念全盘接受。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展了削弱列宁的影响力的工作，这显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而现在，在他看来，列宁的分裂主义完全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渐式微的俄国，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无法忍受这种颐指气使的行为。“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工党不复存在了。”季诺维也夫承认说。党内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清洗者”认为是时候为工党画上句号了。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与那些“调停者”达成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和孟什维克党合作，生死与共。

斯大林当然知道党需要他，因此，他无心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继续滞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体系就变得越发混乱。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间，俄国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没有超过18000人。索索给圣彼得堡的阿利卢耶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显，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开始为逃离筹资，从邮局得到了好几笔钱。流放者们假装举行了一次赌博，斯大林“赢下了700卢布”。

6月的晚些时候，在“大河雄鸡”完成早晨的检阅后，苏霍娃帮斯大林穿上了一身萨拉凡——俄国风格的无袖长裙。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剃了胡子，但乔装打扮的斯大林在苏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来到了当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临别时分，斯大林——全然不顾那身女装，亲吻着苏霍娃说：“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块丝缎手帕报答你的。”

随后，他坐上火车，前往有着“北方威尼斯”之称的圣彼得堡。

“有一天晚上，”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当时，他仍是多情的奥尔加的丈夫——回忆说，“我正在（圣彼得堡）里特尼大道散步，突然看到斯大林同志向我走来。”两位朋友拥抱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造访过阿利卢耶夫的家和工作地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不过，圣彼得堡的市中心很小。阿利卢耶夫请一位看门人把索索藏了起来。看门人大多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所以，他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同情者不会被怀疑，他们的居所是理想的藏身之处。

这位看门人把斯大林藏在了皇家骑兵军营的搬运工宿舍里。军营位于波将金街上，比邻陶里达宫——这里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同伙波将金将军的住所，现在则是国家杜马的会址。在军营里，“官员们会乘坐马车进进出出……而斯大林则会进城去看望朋友”。安娜·阿利卢耶娃说，他“冷静地走过守在军营门口的卫兵，手里拿着军团的点名册”。

很快，斯大林就接到了“创办一份报纸”的命令，他联络了一些人，赶紧回到了高加索。

1909年7月早些时间，他再次现身巴库。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亚美尼亚商人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然而，奥克瑞纳还是发现了他的行踪：“社会民主工党的西伯利亚逃犯业已抵达——他叫‘科巴’或‘索索’。”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两个间谍，一个名为菲库斯，一个名为米哈伊尔，两人经常把斯大林的情况通报给奥克瑞纳。这个时候，斯大林的代号“牛奶工”[3]渐渐出了名——因为他把一个巴库的牛奶吧当作了自己的基地。他一直在受监视，可秘密警察花了好几个月才确认了他的身份，而后对他展开逮捕。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迷思之中：这位后来的苏联领袖真是沙皇秘密警察的间谍吗？

[1]　沃洛格达监狱的典狱长名为谢罗夫。反讽的是，此人就是伊万·谢罗夫的父亲，而后者便是斯大林最为亲信的秘密警察。在此之后，他曾负责驱逐过成千上万的车臣人以及其他民族。他还是克格勃首位主席。

[2]　索索和一位邮局职员交上了朋友，此人还在监狱里当狱吏。斯大林是在去邮局领钱时认识他的。夏天的时候，索索喜欢独自到森林里打猎，而这位邮差兼狱吏会在森林里和他密会。索索会把小纸条递给他，让他转送给关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同时，当地的一位神父允许斯大林从他的图书馆里借书。

[3]　秘密警察会给他们的监视对象取有趣的代号：烤面包师叫作“包子”，银行职员叫作“钱袋”，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代号是“打字机”，而漂亮的女孩则用“大美人”或“迷人精”作代号。

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

重新回到巴库这个石油帝国的“牛奶工”，在斯潘达良、塞尔戈和布多·穆季瓦尼的协助下，试图重振被重创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再次集结了“组织”中剩余的人手，据毛瑟党人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开始策划攻袭一艘邮船”以筹集运营《巴库工人报》所需的资金。

然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的党生病了，”索索对茨哈卡亚抱怨道，“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写。我们失去了工人。”他进一步说，现在，他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和孟什维克党联手这一条路可以走。调停者是列宁的敌人，可是，严峻的情况让斯大林不得不成为一个调停者。俄国委员会中的强硬派（Komitetchiki）对列宁和那些斗嘴的流亡者越来越失望：“为什么要让这些该死的‘潮流’分裂我们……这都是毫无用处的争论——双方都该各挨50大板！”斯大林提议，社会民主工党应在国内建立俄国中央局以指导党的工作，并创办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而不是在国外发行的。斯大林在报纸上抱怨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

很快，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得到了索索有关社会民主工党未来的设想。1910年1月，出于对他的忠诚和组织天赋的肯定，他被委任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斯大林从一个高加索地下革命者正式蜕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然而，与此同时，身在巴库的他展开了与邵武勉的斗争。

“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把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儿——抱怨道。邵武勉意识到自己并非斯大林的对手。而另一方面，沙皇的迫害越发令人发指。于是，和当时很多的党员一样，邵武勉选择了一份正常工作，他甚至开始为对革命抱有同情的石油富豪舍巴耶夫打工，他不想再参与地下活动了。“所有人都有‘预见’，并找了一份私人工作。”索索对茨哈卡亚说，“除了我之外——我没有‘预见’。警察还在追捕我！”对革命抱有坚定信心的斯大林从不具备“预见”，也憎恨那些因此而放弃革命的人。比如说邵武勉——“他3个月前就放弃了我们的工作！”他试图说服邵武勉回到革命工作中。在卡托去世之后，他也对邵武勉的幸福家庭生活倍加嫉妒，[1]还责怪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她就像一头母牛，只顾着养育她老公，还对我充满敌意，因为我让她的斯捷潘参与秘密行动，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叶卡捷琳娜·邵武勉则说斯大林“暗算斯捷潘，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泼妇”。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做了次短暂的停留，为“财政事宜”——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作准备。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对此并不知情。贝索这个只能靠喝劣质酒度日的人终于因病危被送进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医疗报告称他最终死于结核、大肠炎和肺炎。他于8月12日去世，享年55岁。他在去世前并没有试图找过索索。没有亲戚看望他，他身上也没有钱，于是，他最终被埋在了无名墓穴中。对于那个把“贝索之子”作为笔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前早已去世了。[2]

回到里海之后，他在流放时期的女朋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很快就和他团聚了。奥克瑞纳盯上了她，说她是“当地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情人”。她肯定很爱斯大林，因为在她结束流放之后，她既没有去莫斯科也没有去敖德萨，而是径直来到巴库找到了斯大林。

而现在，他给予了她最大的回报：他弃用了“K．卡托”这个笔名，转而使用新笔名“K．斯蒂芬”——它由“史黛芬妮娅”转变而来，并距“斯大林”又近了一步。斯大林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他一再用爱人的名字作笔名是件奇怪的事。两人之间的通信没有得到保存，但“K．斯蒂芬”让史黛芬妮娅感受到了她的重要性。他们同居了。

紧接着，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情，其混乱程度足以证明由斯大林领导的当地布尔什维克党被沙皇的间谍搞得昏头转向。斯大林对党内的叛徒展开了一系列锄奸行动，而其结果则扩大化了——最终，连他本人都受到了怀疑。1909年9月，斯大林安插在秘密警察内部的内线告诉他，一个奥克瑞纳双重间谍泄露了他价值连城的印刷所，它很快就要被突袭了。此人通知斯大林赶紧转移印刷机，在新的隐秘地点重新组装。

“斯大林赶紧找到了我，”他的手下瓦采克回忆，“问我要钱。我给了他600卢布，那是曼乔的钱。”曼乔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石油大亨。可斯大林还需要更多的钱。不久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过来找我”——这位石油大亨又给了斯大林300卢布。

斯大林在巴库老城找了一个新的隐秘据点，在波斯城堡后巷的阴暗酒窖里把印刷机重新组装了起来。可是，他发现，他委托管理印刷机的那对夫妇竟然偷了他的钱。于是，他让毛瑟党人去追捕他们。丈夫成功逃走了。斯大林的手下抓到了那位妻子，可她后来也逃走了。

1909年10月，警察突袭了一个据点。他们原本想要逮捕斯大林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手下普罗科菲·“阿廖沙”·贾帕里泽，却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和塞尔戈正和他待在一起。突然之间无法做主的警察头头让一些手下看守现场，自己则回去请示上级。结果，斯大林和塞尔戈花了10卢布买通了那些警察。贾帕里泽留了下来，乖乖接受逮捕，而斯大林和塞尔戈被放行了。

斯大林接二连三地遭到背叛。他在巴库奥克瑞纳中的另一个内线告诉他，出卖他的是布尔什维克石油工会的秘书列昂季耶夫。斯大林判断，在党内应该有5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他决定清除列昂季耶夫，可后者故意把这事闹大，要求对此案进行党内审决。斯大林拒绝这一要求，因为这会暴露他安插在奥克瑞纳中的眼线。列昂季耶夫逃过一劫，而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成为了众人怀疑的重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说过：“别人以命相托，而你却背叛了他。这种人太可怕了，没有一个演员或作家能传达这种可怕——这种人死不足惜！”于是，斯大林在巴库展开了对叛徒的处决行动。被处决者中有些是真的间谍，有些则完全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两次运动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真的饱受间谍侵蚀之苦。

斯大林把5个叛徒的名字公之于众，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其中只有一位真的是间谍，其余4位都是无辜的。对间谍的清洗随之展开。其间，一位名为切尔诺马佐夫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前来巴库拜访斯大林，科巴同志鄙夷地盯着他看。“你是个叛徒！”他怒吼道。而就切尔诺马佐夫来说，斯大林是对的——此人的确是个叛徒。

这次党内锄奸被潜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真正的间谍汇报给了巴库的奥克瑞纳。奥克瑞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十分欣喜。但斯大林从来就没抓到过这两个代号为“菲库斯”和“米哈伊尔”的叛徒。

党已陷入了混局。索索喜欢用悄然无声的处决来终结混乱，可这一次，他的方法失灵了。他和另一位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是“幽灵”。事实上，孟什维克党人，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怀疑，只手掌握秘密警察内线的斯大林本人才是“党内最大的叛徒”。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把党出卖给秘密警察呢？以下是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

斯大林当然培养了沙皇当局中的线人，这些神秘的秘密警察间谍会时不时地向他通风报信。有一次，斯大林正和一位同志走在巴库的大街上，突然，一个奥克瑞纳警官走上前来。“我知道你是个革命党人，”他说，“这张纸条上是即将遭到逮捕的你的同志。”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来到党的秘密据点找斯大林，他刚想进门，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宪兵高级军官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就此事问斯大林，而斯大林则回答这个宪兵是帮助布尔什维克党的好人。

有一次，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对革命党人展开围捕，斯大林刚躲进一个秘密藏匿地，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名为阿尔乔姆·吉奥的孟什维克党人也躲在那里。“没想到你也在！”斯大林吃惊地说，“难道你没有被捕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安慰吉奥道，“他是我的同志。”而这个所谓的“同志”则是一个警察翻译官。后者向斯大林汇报了当天有哪些同志被逮捕——其中包括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并提醒斯大林警察当晚就要抓他。[3]

奥克瑞纳间谍“菲库斯”报告称，有个神秘的宪兵军官通知斯大林和穆季瓦尼宪兵队即将展开对印刷所的突袭。而正如我们上述，他们及时搬离了印刷所。

那么，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

“斯大林会把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同志的地址告诉宪兵，他想以此除掉他们。”阿尔申尼泽坚称，“他的同志决定让他接受党内调查审决……然而，就在审决的当口，宪兵冲了进来，逮捕了审决人员和科巴。”乌拉塔泽说，1909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党指控斯大林出卖了邵武勉”。佐达尼亚说：“邵武勉曾告诉过我：‘斯大林出卖了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处在哪里。’”虽然这三位的话都被作为事实广泛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接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都是被斯大林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

另一方面，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楚斯大林的身份。巴库宪兵队长马丁诺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发现“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维利——而那时候，斯大林逃离巴库已长达6个月了。难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层庇护着？

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怀疑是间谍；他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他总是能从流放地和监狱逃脱——都考虑进去后，斯大林是沙皇间谍的说法的确显得有理有据。难道，这位未来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无天、狂妄自大的叛徒？进一步说，如果斯大林是个叛徒的话，那么，在其执掌下苏联所进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个骗局了吗？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在“大清洗”时）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这种阴谋论很是诱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然而，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孟什维克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邵武勉，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紧张，但还没有严重到成为宿敌的地步：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间，邵武勉只被逮捕过一次。当他于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时，斯大林还身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而当他于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时，斯大林本人也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斯大林不太可能安排了这两次逮捕行动。

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有时也残忍无情。他自负自大，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和他作对的人都是和历史作对——因此，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背叛了某位同志或因此被党内审决的确凿记录。

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这事貌似十分可疑，实则符合情理。我们可以从奥克瑞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间谍“菲库斯”那里反讽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来到第比利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科巴（索索）——来自于巴库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建议下，会议决议要把党员安插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以向党提供情报。”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当时的斯大林主导了党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内部。

收买宪兵和奥克瑞纳军官，获取有关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报，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志逃亡——这是他的工作。只要仔细研究每一则有关他是间谍的传言，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那些对他最不利的证言中，他也只是在接收情报，而没有给出情报。这些和斯大林合作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一些——比如说警察翻译官——是革命党的同情者，而大多数只是贪图钱财。

情报世界永远是个市场。高加索地区的警察尤其腐败，他们就释放革命党人明码标价。只要给巴伊洛夫监狱的典狱长150卢布，他就会为被逮捕的革命党人找一个替罪羊。[4]巴库宪兵队的副队长费奥多·扎伊采夫上尉尤其腐败。“很快，所有同志都被释放了，”塞尔戈回忆道，“我们只是给扎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笔钱——他早就接受了贿赂。”为了让扎伊采夫释放邵武勉，巴库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卢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伊采夫便是私会斯大林的那个宪兵高级军官。1910年4月，沙皇当局终于发现了扎伊采夫的受贿行径，并把他解职了。

行贿金是双向流通的。几乎所有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会收钱，但斯大林却从来没有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头全是从银行夺来的钱，他也基本不会花在自己身上。他经常处于赤贫的状态，和那些真正的奥克瑞纳间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总是会以出卖情报的方式收取巨额酬金。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需保证其间谍的行动自由：只有那样，他们才能获取情报。然而，在1908—1917年间两次被捕期间，斯大林行动自由的时间只有一年半。而在1910年后，他只被释放了10个月。

沙皇的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斯大林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也是人们怀疑斯大林是间谍的主要原因之一，却也是最不堪一击的推论。斯大林的情况并非个例。秘密警察的确渗入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但我们需知，那是个电脑还未被发明的年代，没有一个组织能理清数以百万计的报告和花名册。事实上，奥克瑞纳已经十分成功了。即便是今日，财政充裕的美国特工在这个电脑和电子监控横行的时代所做的一切，也很难和奥克瑞纳相提并论。

至于斯大林总是能从流放地逃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还将数次成功逃亡），一个秘密警察曾说过一句颇具说服力的话：“那些没有逃走的，只是因为个人原因不想逃走而已。”斯大林擅长遁匿，他经验丰富，还经常有中间人协助，这让他变得尤其难以抓捕；而他的无情又会让那些目击者不敢告发他。

总之，我们还能从很多留存下来的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斯大林并非沙皇间谍的铁证——除非我们还能从仅存的奥克瑞纳档案中找到绝对不利于他的证据[5]，不然的话，斯大林是间谍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斯大林本人、他的秘密警察、他的很多敌人和大量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把它翻了个遍。想坐实这一捕风捉影的说法的那些人，花费了一整个世纪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当然，在当时毫无道德可言的情报战场上，斯大林绝对是个理想的间谍。他被逮捕过9次以上，而每一次都为秘密警察把他变成他们的双重间谍提供了机会。然而，与此同时，总是能洞悉人类弱点的斯大林反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探问那些骑墙或腐败的警察，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间谍。

当他真的在秘密警察内部安插了告密者后，到底是谁在玩弄谁呢？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出卖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会故意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的名字泄露给他，说他们是“叛徒”，以此来引起党内的恐慌——以及保护他们真正的间谍。这就能解释为何斯大林发现的大多数巴库“叛徒”都是无辜的，而真正的沙皇间谍“菲库斯”和“米哈伊尔”却从始至终没有受到怀疑。

然而，最终而言，斯大林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朋友或家人挡在他和他的理想之间。他自认为是工人阶级仍未扬名世界却极其卓越的领袖——用邵武勉的话来说，他是“圣杯骑士”。就我们所知，即便是在革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就此而言，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这个互相欺诈和窃取情报的混乱世界为之后在苏联发生的非常事件做了铺垫。苏联人民的惶恐不安，斯大林于1941年仍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苏联，还有“大清洗”——所有这些都能在那里找到源头。

奥克瑞纳无法阻止俄国革命的成功，但他们依然成功地毒害了那些革命者的头脑，以至于沙皇倒台30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在为了寻找莫须有的叛徒而互相残杀。

“牛奶工”如此擅长于遁匿，以至于秘密警察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们无法对其展开持续的监控，”1910年春天巴库宪兵司令马丁诺夫上校汇报道，“我们必须把他监禁起来。他看穿了所有间谍，即便是那些刚刚被委派的间谍也失败了。‘牛奶工’不但逃过了我们的监控，还把情报通知给了他的同志们，我们的行动被他摧毁。‘牛奶工’大多数时间都和他的情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住在一起。”

1910年3月23日，马丁诺夫上校逮捕了“牛奶工”和“赫尔松省的贵妇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当时，他正使用“扎哈尔·梅利基扬茨”这个假名。两人被关进了巴伊洛夫监狱，并分别接受审讯。“牛奶工”最初否认自己和史黛芬妮娅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此之后，他又请求她嫁给他。不久之后，斯大林便开始叫她“我的妻子”。

[1]　正如在他第二任妻子于1932年去世之后，他对下属的幸福婚姻抱有嫉妒之心一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声称贝索在1890年左右便去世了——他在酒吧里和人吵架，被人打死。可最新公开的档案证明这并非事实。在斯大林成为领袖之后，他的下属和历史学家都曾试图寻找过贝索的照片，并想让斯大林指认他——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有一大堆当地鞋匠的照片，他们中有可能就有贝索本人。其中有一张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有些旨在塑造斯大林伟大形象的博物馆把它作为了陈列品。但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指认过这张照片。当地的共产党还试图寻找过贝索的墓地，却没有结果。20世纪40年代，挺过了“大清洗”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给了斯大林一个闹钟，据说那是贝索的遗物。斯大林拒绝接受它，还暗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其他人——有可能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并不想知道贝索最终的下落，而更喜欢让自己的出身变成一个谜。

[3]　吉奥的回忆录能留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它完成于1925年的苏联时期——当时，列宁刚刚去世，而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也只有这段时期为吉奥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该书先是出现在列宁格勒，然后在季诺维也夫的势力范围中流行。据说，季诺维也夫故意让此书流传，他想以此来警告斯大林。当时，两人正在就苏联的领导权展开争夺。吉奥在书中说，格鲁吉亚警察的翻译官之所以背叛了沙皇政府，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吉奥还回忆说，斯大林曾给过他行动代号，让他联系另一个名为科尔涅夫的同志。后者的身份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个警察间谍。吉奥认为，这个科尔涅夫骗了斯大林，但一种可能性是斯大林想试一试吉奥或直接让他去送死，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他正在考验科尔涅夫。

[4]　在有些情况中，警察的价码实在太高了。“亲爱的，”一位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写道，“不幸的是，我没法帮到你了。那些军官说，如果想为雅科夫·米哈伊尔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争取取消出国流放（意为驱逐出国，而非流放西伯利亚）的话，就得给他们800卢布。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5]　在指证斯大林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说法中，有一个关键性证据，可它很有可能是伪造的。那便是所谓的“埃雷明之信”。这封信首度现身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并构成了I．D．列文和E．E．史密斯所著的阴谋论传记的理论支撑。的确，埃雷明上校自1908年2月始便是第比利斯奥克瑞纳的头目。写这封信的人显然对斯大林和奥克瑞纳都十分了解，但它还是出现了很多细节错误。信中赞扬了斯大林为奥克瑞纳所做的工作，但它也明确了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说他是个不称职的间谍，因为归根到底，他依然是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去世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于是，他的继任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中央政治局命令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对其进行核实。谢罗夫的调查报告最近公布于世，他的结论同样是此信为伪造物。至于“大清洗”是斯大林试图销毁他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证据的说法，罗曼·布拉克曼的《斯大林的秘密文件》（2001年出版）一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它。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当明亮的圆月

穿过苍穹

它的光芒

在蔚蓝的地平线闪耀

当夜莺唱起轻柔的歌

歌声在空中摇曳

排箫的低鸣

在山巅回荡

当山间的春色无法阻挡

席卷而来，喷涌而出

森林被微风唤醒

开始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当被敌人驱逐的人

再一次为他困难的祖国所用

不见天日的病人

再一次看到了太阳和月亮

那么，我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人

也将再次振臂高呼

我那阴郁的心灵

再次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被憧憬所裹挟，

我的灵魂在舞蹈，我的心脏在跳跃

可是，憧憬真将

在此时变成现实吗？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26　两位失落的未婚妻和一位怀孕的村妇

最开始时，斯大林否认他用过“托托米安茨”这个名字，并坚称自己并没有在1905年的革命期间犯下过任何罪行，因为那一年他在伦敦——他只承认自己曾从流放地逃跑过。当波多尔斯基中尉问起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时，时年30岁的索索说，他们相识于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但“从未同居”。我们无从判断他这样说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在危难时刻抛弃她，抑或想保全她的名声。三者都有可能。但是，史黛芬妮娅却没有否认他们之间的事情。早在4天之前，24岁的史黛芬妮娅便已经向波多尔斯基招供：“是的，我认识朱加什维利。我们住在一起。”

3个月后，宪兵队决定释放史黛芬妮娅，但是，“考虑到（斯大林）长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中身居要职，屡教不改，还两次从流放地逃亡，建议对他处以流放西伯利亚5年”。5年是最长的流放刑期。对于斯大林而言，不幸的是，当时腐败的扎伊采夫上尉已经被解职了，而新上任的军官则拒绝受贿。

索索的同志让他假装得了结核病，并贿赂了一位医生，让索索得以转移到监狱医院。在那里，索索写了一封请求信给巴库总督。他在信中提出了极为浪漫的要求：

考虑到我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我请求阁下……检查我的健康状况，放松对我的监禁，取消我的刑期。

我请求阁下允许我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莉安德罗夫娜·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

请愿者：朱加什维利

1910年6月29日

已经被释放的史黛芬妮娅肯定前去监狱看望过索索，并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就在第二天，索索又向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已称史黛芬妮娅为他的“妻子”了：“我妻子造访了宪兵队，并了解到，阁下认为有必要将我流放至雅库茨克。我不明白为何要对我处以如此严刑，我认为宪兵对我的案子并不足够了解并因此产生了误解……”

写这些请愿信有悖于革命者的原则，但斯大林的甜言蜜语并没有打动马丁诺夫上校——他仍坚持将斯大林流放5年。但是，开明的第比利斯总督办公处减轻了他的量刑。9月13日，斯大林被裁定前往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完成流放，并禁止在5年内踏入高加索一步。然而，他依然会再次回到巴库。可是，反讽的是，在他出现在高加索的边缘地带时，沙皇当局让他离开了，把他推向了俄国这个革命大舞台。

8月31日，副检察官写信给巴库总督：“犯人J．V．朱加什维利请求娶巴库居民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阁下是否对朱加什维利的请求有所异议？”也许是因为官僚系统的拖泥带水或失误，抑或是故意刁难斯大林，巴伊洛夫的典狱长直到9月23日才收到了回信：“许可犯人朱加什维利娶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为妻：请通知犯人本人。请在监狱教堂中，在典狱长的出席下举行婚礼。”

当狱吏把这个好消息带到斯大林的囚室时，他已经不见了。就在那一天，“1910年9月23日，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被遣送到沃洛格达省”。10月底，他回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不但没有成功迎娶这位未婚妻和非正式妻子，而且至死也没再见到过她。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1]的状况并没有在他不在的期间变得更好。这里的流放犯人变少了，而“大河雄鸡”的统治则越发顽固。流放者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无从得知斯大林是否还会想起他那位在巴库的未婚妻，但很快，百无聊赖的他又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两人差点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生活境遇如此之差，”22岁的流放者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她是彼尔姆省一个教师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警察的监视倒是可以忍受，但流放者并没有活着的感觉——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死去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彼此没有任何交流。这里连最基本的休闲方式都没有，流放者只好酗酒度日。”不过，她没有提到除了斗殴和酗酒之外另一种聊度时光的方法：男欢女爱。“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有一次和一位英国大使聊起一桩引发外交争端的性丑闻，他讳莫如深地说：“这种事情全是因为无聊所致。”

他一到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就住进了格里戈罗夫家。他就是在那里和年轻教师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相恋的。两人决定同居，于是搬进了一个年轻寡妇玛利亚·库扎科娃的家，住在一个单间里。

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靠男欢女爱聊以慰藉的人。他交上了一个名为列日涅夫的孟什维克党朋友。此人总是穿着白色西装，终日花里胡哨的。同为流放者的伊万·戈鲁别夫说：“列日涅夫从沃洛格达城流放到这片穷乡僻壤，是因为他勾引了检察官的妻子。他经常对我们讲起他在沃洛格达的冒险，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斯大林笑得喘不过气来！”

无论在库扎科娃家得到了怎样的温存，斯大林的心思依然不在这里。喜欢绿植的他开始种松树。他依旧嗜书如命，读了很多历史书和小说——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政治理念，但欣赏他的文学才华。然而，很快，他又一心想着要逃走了。他快要被闷死了，也很想了解列宁那边的最新消息。

12月10日，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布尔什维克党核心小组的信。在回信中，他说“请向列宁致以问候”，并说列宁是“唯一正确的”党的领袖，不同于“清算派的那些人渣”和“毫无原则的托洛茨基派……列宁十分敏锐，能洞悉真相”。然而，斯大林又在信中提出，“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俄国）中央党委以指导所有非法的、半合法的和合法的工作……它的称谓无关紧要，然而它就像面包之于生命一样不可或缺，只有它才能让党复兴”。至于他本人，他说：“我还要服6个月的刑。在此之后，我便能为你们服务……如果你们有紧急任务，我也能立即动身……”他已经做好逃亡准备了，但他还需要一笔钱。

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崩离析的窘境，列宁最后一次尝试和孟什维克党联手。作为列宁的追随者和调停人，斯大林同意了他的想法。在和解化为泡影后，列宁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着手一系列筹资行动。

“戴着海狸皮帽”的索索在一个鸽舍里主持了一次由7名流放者参加的秘密会议。“他通常都很雀跃，用他那迷人的山区民族的嗓音唱着歌，大笑着。”伊万·戈鲁别夫回忆说，“但他讨厌马屁精。”有一次，他道出了一句真理：“直到革命成功之前，我们都必须保持非法的状态，因为变成合法公民就意味着我们变成了‘普通人’。”在正常人的生活里，他的独一无二是无法为他人所忍受的，然而，在地下革命运动的世界里，他的独特却变成了“圣杯骑士”的美德。

“没有工作可做的我快要窒息了，真的快要窒息了。”1911年1月24日，他在一封写给莫斯科同志的信中如此说道。他是这样落款的：“给您写信的高加索的索索——请记住1904年巴库和第比利斯时的我。”百无聊赖的流放时光让他备受折磨。他经常说自己要逃。他不明白为何那些身在国外的流亡革命党人要把时间花在互相谩骂上。他瞧不起他们中的任何人，即便是列宁。“每个人都听说了国外那些人的小题大做：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首，另一派则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为首。就我所知，工人们倾向于第一派，但大体而言，他们对这些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好感……”

斯大林的满腹怨言很快就传到了流亡的列宁耳里，列宁生气了。当时，列宁正在巴黎附近的隆格瑞莫开办党校，并邀请了塞尔戈前来进修。塞尔戈聊起了他的同盟斯大林的近况。有一天，列宁和塞尔戈在街上散步。

“塞尔戈，你听说过‘小题大做’这个词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塞尔戈已经猜到列宁指的是斯大林的那封信，“科巴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我知道。”列宁说，“我也记得他。可革命仍未胜利，革命的利益要大过于个人的喜恶。你说科巴是我们的同志，好像你的意思是，因为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他就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是，难道你没看见他所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吗？这种虚无主义的玩笑……只能显示科巴是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冲着斯大林开火，不过，不久之后，他便原谅了“高加索的索索”。在那之后，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告诉列宁斯大林被驱逐出巴库的事情。“这些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列宁笑着说。乌拉塔泽以为推翻斯大林的机会到了，立刻对列宁聊起了斯大林在巴库违反党的决议的剥夺行为。可列宁却回答说：“这正是我需要的人。”

斯大林用以逃亡的70卢布在抵达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后很快就被偷了。这笔钱是汇给沃洛格达一位名为伊万尼亚尼的流放学生的。此乃当时通行的做法，因为如果直接把钱汇给流放犯，他们就会失去补助金。然而，这种做法又会冒钱财被盗的风险。

在1月底或2月初的某一天，斯大林假装生病，预约了沃洛格达的医生。他打算前往这座省会城市，从伊万尼亚尼那里拿到钱，然后直接搭火车前往圣彼得堡。但这位学生却别有用心。斯大林抵达沃洛格达后，伊万尼亚尼把他带到了名为阿列克谢·多雷尔的另一个流放者家里。斯大林本人说：“伊万尼亚尼没有把钱给我，而是给我看了汇款电报（其中的好多字已经被抹去了……）。他既无法解释为何钱‘丢了’，也无法解释为何电报少了那么多字。”

有些人称，资金短缺并没有阻挡索索的步伐，他依然乘坐火车来到了圣彼得堡。他精疲力竭地在城中游走，直到看到一家药房，店名是格鲁吉亚名字：洛尔德基帕尼泽。于是，他蹒跚而入，向药店老板承认自己是个逃犯。这位格鲁吉亚老板同情这位老乡，给他吃的，并把他藏了起来。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好几次被陌生的好心人搭救过。

然而，愤怒的斯大林依然回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从来没有原谅过伊万尼亚尼，并嘲讽这个“偷了钱的家伙”：“当我在俄国革命之后遇到这个无赖时，他根本没胆请求我的帮助。”如果伊万尼亚尼真的偷了斯大林的钱，他可真是胆大包天，同时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1937年，伊万尼亚尼仍然声称自己没有偷钱，但他还是被枪决了。[2]

“我也经常酗酒。”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毫不掩饰地说。或许，就是因为她和斯大林能一起借酒浇愁，才使得这段本没有未来的关系重获生机，并让斯大林决定把两人的关系正式化。2月23日前的某一天，斯大林和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登记为同居伴侣——这是一种市民婚礼（因为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只有宗教婚礼才被接受）。然而，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这段关系完全被忽略或故意省去了。

这对伴侣并没有享受多久的蜜月。“2月23日，沃洛格达省总督指令，将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遣送至尼克尔斯基继续服刑。”沙皇的独裁统治是如此专断多变，以至于她连和斯大林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她给他留下一封告别信便离开了。我们或许可以引用王尔德的名言来形容这段关系：新郎在结婚当天失去了未婚妻是种不幸，然而，结婚一周之后失去了“妻子”则貌似是种疏忽。朋友们肯定祝福了两位新人——这毕竟是场半正式化的婚礼。一位名为A．P．斯米尔诺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厚脸皮地打探道：“我听说您又结婚了？”

就在谢拉菲玛离开不久之后，他们的女房东玛利亚·库扎科娃便填补了她的空白。“他是个很有礼貌的房客，”她回忆道，“他不怎么说话，但很温柔。他总是戴着黑色软呢帽，穿着秋天的大衣。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和写作。晚上的时候，我能听见他在楼上踱步的声音，他经常彻夜工作。”有一天，她问起了他的年龄。

“你猜。”他说。

“40？”

“不，我29岁。”他大笑着说。库扎科娃的丈夫在日俄战争中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以及3个不省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屋里大吵大闹，以至于他只好笑着打开门，和他们一起唱歌。”我们很难相信索索竟然如此好脾气。但玛利亚显然爱上了他，还耐心地聆听他讲述当年在神学院发生的故事。

“大河雄鸡”或许感觉到斯大林马上就要逃跑了，于是，他加强了对他房间的搜查。这让库扎科娃极为愤怒。警察会在半夜敲开她家的门。孩子们哭着醒了过来，而斯大林却出奇地冷静。他们没收了几封谢拉菲玛写给他的信，其中包括那封告别信。但斯大林依然无所顾忌，他会在野炊或派对上和其他流放者聊起政治。这激怒了日维列夫，于是斯大林对他展开了报复行动。戈鲁别夫回忆道：“有一次，斯大林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羞辱了他一顿，以至于在此之后，他见到斯大林就害怕。斯大林开玩笑说，从此他就很少再看见他了。”的确，库扎科娃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警察这么害怕一个平民。”

两年的刑期即将结束。无论斯大林有多窒息，再策划逃亡已然多此一举。他无聊至极，于是去观看了当地剧团的演出，并因此被罚款。这一时期，玛利亚·库扎科娃抚慰了他的身心。就在他离开之前，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据她家人说，她告诉斯大林自己已经怀孕了。他说他不能娶她，但承诺会送钱过来——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5月25日，“大河雄鸡”发现斯大林和其他革命党人秘密集会，于是在当地监狱关了他3天监禁。不过，索索终于完成了他的刑期。6月26日，他被释放了，他甚至没有向怀上他孩子的女房东告别便离开了。“她回到家，发现她的房客以及他的行李都不见了，桌上的餐巾下盖着一笔租金。”这便是当地人不想和流放者发生关联的原因：他们会突然之间消失不见。[3]

1911年7月6日，索索乘坐蒸汽船转道科特拉斯，最终抵达沃洛格达。他被命令在那里停留两个月。他在沃洛格达换了很多地址，但奥克瑞纳的间谍寸步不离，一直监视着他。现在，警察间谍给了他一个新代号——“高加索人”。

他的浪漫史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就在奥克瑞纳间谍的眼皮子底下，“高加索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她本来是他一位同志的情人。在此之后，他竟然不但抢走了那位同志的情人，还借走了他的护照。

[1]　这片斯大林曾经的流放地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1940年，他下令在切列波维泽建造一个巨大的钢厂，这只是因为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流放期间便一直惦记着这事。可是，切列波维泽极不适宜建造钢厂：最近的铁矿距那里有1600公里之遥。可是，他的幕僚不敢对他说真话。“二战”让钢厂的建造延期，1949年之后，钢厂开始正式投入建造。这座极不便利的钢厂至今仍被称为“斯大林的大烟囱”。

[2]　20世纪20年代早期，伊万尼亚尼在莫斯科大街上遇到了斯大林，而他貌似也的确请求斯大林帮助他。1926年6月7日，已成为苏联主要领导者的斯大林收到了伊万尼亚尼——当时，他是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一位职员——的信。“就您咨询的事项，有以下几点须知……”斯大林以其标志性的分点论述方式回信道。而第六点便是：“在我到国外之后，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了解到，他们的确给我汇了70卢布……（而）这笔钱并没有在途中丢失，且被沃洛格达的某个人接收了。”伊万尼亚尼被开除了党籍，而后又在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调解下恢复了党员身份。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代言人和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对伊万尼亚尼展开了追捕。后者绝望地给斯大林写信求情：“我真的没有偷那70卢布……请帮助我证明清白。”反讽的是，他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然后转移到第比利斯执行了死刑。

[3]　斯大林与库扎科娃的儿子康斯坦丁在他离开之后出生。库扎科娃的回忆录写于斯大林掌权时期，因此并没有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各方面的事实来看，康斯坦丁的确是斯大林的儿子。康斯坦丁登记在册的出生日期与事实并不相符，正如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和斯大林本人的出生日期，这些记录经常被变更，不是提前了就是推后了。在那个年代，登记出生年月是件相当随意的事，特别是在离圣彼得堡千里之遥的小乡村里。索索并没有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这个男孩被带到了莫斯科，并在中央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且被保护了起来。他的一生极为有趣。考虑到库扎科娃坚称康斯坦丁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暗中关照着他的职业发展，以及斯大林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对本次恋情的承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斯大林认可康斯坦丁就是他的儿子。

27　中央委员会和“万人迷”女学生

“我已做好准备，只待您一声令下。”斯大林一到沃洛格达便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但他还是在信中申请去革命的风暴眼工作：“我想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只想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我已经重获自由了！”

斯大林总是会用极端的方式报复仇敌，也依然嘲笑列宁这些流亡者之间的争执。“科巴写信说他没兴趣谩骂清算派或前进派（由克拉辛和高尔基分别领导的两个派别，他们都反对列宁），因为他看不起那些只会谩骂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写信给巴黎的同志时如此说道。而列宁很有可能就是从此人这里听说了斯大林的“不成熟”。然而，5月底，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成立俄国组委会。他们委任塞尔戈为委员，斯大林为特别行动代表。奥克瑞纳很快就了解到，斯大林被提拔了。

塞尔戈回到俄国，通知业已千疮百孔的布尔什维克党新的任命。奥克瑞纳紧紧盯住了“高加索人”，但这位躲避盯梢的大师依然逃走了。8月初，他离开沃洛格达，乘坐飞机来到圣彼得堡和塞尔戈会面。“塞尔戈把列宁的指示告诉了他……列宁要求他前往国外讨论党的有关事宜。”斯大林在圣彼得堡又逃过了一劫，等到他回到沃洛格达时，那些间谍根本没发现他曾经离开过。

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相比，沃洛格达是个大城市。它共有38000位居民，城中有图书馆、剧院、一座建于16世纪80年代的教堂、一幢彼得大帝的行宫和总督的别墅。斯大林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边为出国集资，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曾17次造访当地的图书馆。“我以为你早就到了其他城市，”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流放同志伊万·戈鲁别夫嘲讽地写道，“但我……发现你根本寸步不离，简直和在流放时没两样。如果这是真的，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那么，你到底要干什么呢？等待？你会无聊到疯的！”

然而，此时的斯大林却在享受人生——对于这个苦行僧般的革命者而言，这段时光几乎是其唯一一段自我松懈的岁月。监视他的奥克瑞纳很快就发现了原因：他和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学生住在一起。而她是斯大林的流放同志彼得·奇日科夫的情人，16岁的佩拉格娅·奥努夫里娃是托季马预科学校的学生，她的母亲是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一个富农。奇日科夫在托季马流放时和她相识，然后她又跟随奇日科夫来到了沃洛格达，并在那里认识了“高加索人”。奇日科夫是在几年前的监狱里结识索索的。两人再次相遇后不久，奇日科夫便被索索所折服，开始替他跑腿，为他的逃离集资。而当他们变成一组三角恋的关系时，奇日科夫似乎也并不在意。

佩拉格娅只是个贪玩又叛逆的少女，奥克瑞纳的间谍还对她的华衣靓服印象深刻。他们给她取了一个代号“娜迪亚德娜娅”——意为“穿着考究的女人”或“万人迷”。连奥克瑞纳都对这个女孩刮目相看了，也难怪一心只顾着革命的斯大林情愿在她身边浪费一个月的时间。“我总是叫他约瑟夫。”她回忆说，“当时，在街头露天用餐是不被允许的。但城里有条绿荫遮蔽的大道。斯大林经常邀请我去那里……有一次，我们坐在椅子上，他把一只苹果递给了我：‘吃吧，没人看得见你。’”

他的朋友奇日科夫当时在殖民地商品店工作。每当他于早上9点离家之后，间谍就会看见斯大林在此出现，消失在门口。“我们在家时很开心。”“万人迷”回忆道，“我们会安静地读书。他知道我喜欢文学，我们会就此展开讨论。我们还会一起吃午饭，一起在城里散步，一起前往图书馆借书。我们经常开玩笑。当时的我傻极了，但真的很年轻。”充当导师角色的索索为她讲解了莎士比亚（包括对《暴风雨》的批评）和卢浮宫的画作（他在巴黎时肯定造访过那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她袒露心扉，讲起了卡托：他曾如此深爱她，她去世之后他曾想过自杀，可他的朋友夺走了他的枪；卡托做的衣服漂亮极了；他还提到了他的儿子雅科夫。“斯大林有很多朋友。他颇有审美品位——虽然他是个男人。”“万人迷”打趣说，“他会聊起南方美丽的风景、迷人的花园，以及雅致的建筑。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南方。你应该去那里看看……我会像家人一样接待你！’”

“万人迷”放肆而又聪明。斯大林喜欢女强人，但他更爱臣服于他的家庭妇女或少女。毋庸置疑，他喜欢青年女子和少女，而这会让他在此之后惹上麻烦。当时沙皇对个人私生活的关心比现在要松得多，尤其是在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斯大林对少女的喜好并不是一种迷恋——他的有些女朋友比他年纪大——但至少展现了他的控制欲和统治欲。

佩拉格娅好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高加索人”。没人胆敢嘲讽斯大林的古怪个性，只有她敢；而他也对她敞开了心扉。这个好面子而又敏感的人竟然享受着“万人迷”对他开的玩笑。他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波丽娅”，而她则回击性地称他为“古怪的奥斯普”。

“那是个漫长的炎夏。”她回忆道。当斯大林终究要离开时，她感觉“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她了解到，他每到一处就有一个情人。他告诉“万人迷”他在圣彼得堡有另一个女孩，并在之后写信对她说：“你知道，我去圣彼得堡是为了和她结婚，但我却锒铛入狱了。”如果古怪的奥斯普真有另一个心上人，那么，本来就处在三角恋关系中心的“万人迷”波丽娅并没有权利反对他。而这个据说在圣彼得堡的女人到底是谁呢？

“万人迷”早就知道他终将离去。“我想和他告别，但他不准我那么做。他说自己被盯上了”。可是，“就在他要离开的那个早晨”，他又前来找她，温柔地和她说再见。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他把一本书递给了她，“你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你会对它感兴趣的。”

“当然。”“万人迷”说。

“给我点什么吧，让我能记住你。”古怪的奥斯普说。

她把挂在胸前的十字架送给他，可他不肯接受。他把十字架的链子拆了下来，“把它挂在表上”。她想要一张他的照片，可是，即将重新开展地下工作的斯大林拒绝了她：“没有人拍过我的照片，除了那些在监狱里被逼拍的。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照片送给你的，但现在，我的照片只会给你惹上麻烦。”

自学成才、嗜书如命的斯大林送给她的书是科根的《西方文学研究》。其上的题字为：

献给聪明而又火热的波丽娅

古怪的奥斯普[1]

他们此生再未相见，但他经常给她写信。佩拉格娅说，他的信“总是如此机智——即便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他也知道怎样从容幽默地应对”。然而，当他于1913年再次遭到流放后，佩拉格娅“永远地和他失去了联系”。

无论“万人迷”给他带来了怎样的身心愉悦，古怪的奥斯普知道他不能再滞留了。1911年9月6日下午3点45分，奥克瑞纳间谍报告称，在奇日科夫的陪伴下，“‘高加索人’带着两件行李——一件是大衣箱，一件是包裹，里面大概都是衣物——来到了火车站。他登上前往圣彼得堡的火车”。间谍注意到斯大林两次检查了所有车厢，假装他已经摆脱了间谍的盯梢。

“朱加什维利登上了3号列车，伊里奇科夫探员正在盯梢，”沃洛格达的奥克瑞纳发电报给圣彼得堡称，“你们得继续盯紧他。波佩尔上尉。”然而，索索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当他于晚上8点40分抵达圣彼得堡时，他已经摆脱了所有间谍。

势利的托洛茨基说：“乡下人终于抵达帝都了。”斯大林先是去找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但他不在家。于是，斯大林就在涅夫斯基大街来回踱步，直到巧遇席尔瓦·托德里亚——负责帮他印刷的格鲁吉亚人。

就在斯大林抵达之前，俄国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被人暗杀。当时，沙皇就坐在隔壁的一个包厢里。刺杀者竟然是秘密警察的密探，这本身便足以说明阴谋的危险性。而这起刺杀事件的受害者则是沙俄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目前风声鹤唳，”托德里亚警告斯大林，“斯托雷平死后，到处都是警察。礼宾会检查所有人的身份证件。”

“我们就在附近找个招待所吧。”索索建议道。而那家名为“俄国”的招待所认可了奇日科夫的护照。

阿利卢耶夫家的门铃响了起来。“我很高兴见到我们的朋友席尔瓦·托德里亚。”安娜写道，“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在他身后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他说他叫‘索索’。他穿着一身黑色大衣，戴着一顶软呢帽。”他们问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否在家，但他还没回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他。索索看起了报纸。当阿利卢耶夫到家后，他们望向了窗外：在斯大林等行李期间，间谍再次盯上了他。现在，他们跟着他来到了阿利卢耶夫家，站在街头观察情况。

阿利卢耶夫嘱咐两个女儿安娜和娜迪亚：“去院子里看看是否有两个戴着圆顶帽的‘幽灵’。”兴奋的女孩们在院落里发现了一个，又在街角发现了另外三个。

当晚，斯大林回到了“俄国”招待所。9月9日早上7点50分，他的门外传来敲门声。

“让我再睡一会儿！”习惯昼伏夜出的索索喊道。可是，警察冲了进来。他们不仅逮捕了他，还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地图、照片、信件、一本德语常用语手册（说明他希望前往布拉格参加列宁即将举办的代表大会），以及奇日科夫的护照——这个人不但把女朋友借给了斯大林，还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他。

奥克瑞纳把斯大林关进了圣彼得堡拘留所，让他等候发落。他们把他关了三个星期，既没有通知当地的警察，也没有通知宪兵队。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又在动脑筋想把他感召成双重间谍。不过，10月2日，他们终于通知了圣彼得堡宪兵队，而后者的索贝列夫上校则建议将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5年”。

内务大臣A．A．马卡洛夫把量刑减低到了3年。斯大林申请把流放地改为沃洛格达，并想独自前往，而非和一大帮流放犯一起——没有想到，当局竟然同意了。他的卷宗对他的生理描述模糊不清，似乎这个卷宗根本不属于他。难道沙皇当局又开始蹚浑水了吗？抑或是丰坦卡16号或内务部接受了贿赂？难道奥克瑞纳指望他会无知地把他们引向他的同志的住所？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就在他拿到前往沃洛格达的通行证后，他立马就摆脱了奥克瑞纳间谍的盯梢。他在圣彼得堡消失了，接下来的10天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记录。他再次成功逃脱。

斯大林见到了朋友塞尔戈和斯潘达良。“1911年12月，斯大林正藏身于茨马科夫的家中，”斯潘达良的主要情人之一维拉·施韦策说，“我们去看望了他。他就住在院子里的一个木质墙壁、玻璃顶房子里，里面十分寒冷。”斯大林热烈地欢迎了他们。维拉·施韦策回忆：“他跑了过来，拉住我们的手，大笑着把我们拽到了屋里。我们也大笑了起来。”

“把这里当作你们自己的家吧！”他说。

“好，让我们一起跳舞庆祝你被释放！”斯潘达良说。

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很快就要前往列宁召集的布拉格大会了。这次大会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成立，以及和孟什维克党的正式决裂。斯大林被邀请前往，但是，他刚刚被判了刑，无法前往。塞尔戈和斯潘达良把他的消息带给了列宁。“他们在我家召开了一个小会。”施韦策的家中迎来了三个高加索人。塞尔戈给了斯大林50卢布。在逃亡的过程中，“斯大林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他于圣诞节抵达沃洛格达，依然穿着黑色大衣、戴着软呢帽的他在大街上寻找住所。这一次，他的新房东是个退休的宪兵。此人“不喜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斯大林把他们的家庭搞得一团糟。这位老宪兵和他的妻子有个已离婚的女儿——玛利亚·博戈斯洛夫斯卡娅，还带着三个孩子。他们家还有一个名为索菲亚·克留科娃的16岁女佣。索索住在厨房炉子后面的一张小床上，中间只有一层帘子隔断。有证据表明，他很快便和离婚的玛利亚打得火热。女佣索菲亚的回忆录写于1936年，那时，她不可能有胆量提及苏联领袖的私生活。但是，她依然暗示这位流放者和离婚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和玛利亚经常吵架，而她会哭起来。他们对彼此嘶声大吼，几乎快要动手把对方给掐死。他们吵架时总是会提及其他的女人。”

斯大林根本不顾及宪兵女儿的嫉妒，还和女佣调情。“有一次，在节假日后，”女佣索菲亚回忆说，“我看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正在帘子后偷看我。当时，我有一头黑黝黝的长发，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长裙上是日本的碎花图案。”

“这身衣服真适合你，”斯大林说，“在我的家乡格鲁吉亚，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都这样穿。”1936年的索菲亚明白她不能写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明显有段时间待在一起，因为她带着他去见了她父亲，而她那位酗酒的父亲则让她感到难堪。

“别担心，”斯大林安慰她说，“我父亲也是个醉汉，我是被我母亲带大的。”他显然乐于炫耀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外语。他会为她朗读《明星报》（布尔什维克的党报）以及其他外文报纸，他会直接把报刊文章翻译成俄文。这让索菲亚印象深刻。“这总是会让我大笑起来。”

斯大林经常很晚才回家。只有一个又高又黑的人造访过他。此人也许是斯潘达良，抑或是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一个正在崛起的布尔什维克党年轻党员。他再一次见到了被他抢了女友的奇日科夫。他们的三角恋关系没有继续，因为“万人迷”已经重回校园了。但斯大林依然想念着她。他一到沃洛格达便给这位身在托季马的年轻女神寄了一张颇具示爱意味的爱神明信片，上面写道：“我的热烈的波丽娅，我身在沃洛格达，刚刚才拥抱了你那位‘亲爱的’‘好心肠的’帕坚卡（奇日科夫）。我们为你那位著名的‘古怪的奥斯普’的身体健康而举杯共饮。”[2]

斯大林一边和房东的女儿及女佣保持暧昧，一边等待着布拉格的消息。布拉格代表大会仅有18位代表参加，这显示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严重缩水。然而，本次大会首次选举产生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入选了，但会上真正的明星是个口才极佳的工人阶级代表：罗曼·马林诺夫斯基。列宁对这位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才华着实吃了一惊。“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兴奋地说，“革命后辈大有人在！”马林诺夫斯基长得也颇具明星潜质：“高大威猛，穿着时尚”，“有一头浓密的红头发，一双黄色的眼睛”。他脸上的痘疮给人一种“凶恶的印象，仿佛他已然历经炼狱，浴火重生”。然而，他却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他曾在早些时间被逮捕过，并被以强奸和盗窃定罪。他被奥克瑞纳招募了，代号为“裁缝”。他是奥克瑞纳最高薪的间谍。

在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大会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提议与斯大林展开合作。[3]他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经验让列宁发现了他的新价值。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民族策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想赢得沙俄帝国中那些少数民族的人心，但又不想许诺他们独立。马林诺夫斯基负责任地向他的奥克瑞纳老板汇报道，斯大林、斯潘达良和塞尔戈“被选举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每月收入50卢布”。斯大林比奥克瑞纳晚一步得知布拉格大会的消息，他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表示想要了解更多。“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伊万诺维奇（斯大林在党内的代号）的信，”克鲁普斯卡娅对塞尔戈说，“很明显，他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不能前来参加会议实在太可惜了。”斯大林还给施韦策写了一封密码信，请求她把布拉格大会的消息带给他。

斯大林很快就要和同志们团聚了。塞尔戈业已踏上了前往沃洛格达的旅程。

1912年2月18日，沃洛格达的警察间谍报告称，“高加索人”接见了一个“陌生人”——此人肯定就是塞尔戈。后者向斯大林宣布，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党内最高机构——委员。从那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过。塞尔戈还把他的工资、秘密据点的地址和代号交给了他。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以及主要密码制定者——约定了，他们会使用高尔基的诗歌《奥尔特尼亚传奇》（Oltenian Legand）作为密码本。他曾手抄过这首诗，其拷贝留存至今。

与此同时，回到巴黎的列宁因为没有收到斯大林的消息而倍感焦虑：“没有听到一丝关于伊万诺维奇的消息。他到底怎么了？他在哪里？他怎样了？”最终，塞尔戈向列宁汇报自己已经见过索索了：“我和他达成了共识。他很满意。”

是时候再度消失了。每当索索要从沃洛格达逃走时，他都会向当地警察行贿5个金卢布。而据维拉·施韦策说，他做了5次尝试。

他的女房东加夫里洛娃看到他在整理行李：“你是要走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是的。”

她说她得把这事通知警察。

“你能明天再通知他们吗？”他请求道。她同意了。

2月29日凌晨2点，他的盯梢汇报道，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不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他的学生女友的信。他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一对热吻的男女雕塑。他向“万人迷”回复道：

亲爱的PG，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不要再向这个地址写信，因为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彼得说你让他替你吻我一下，我还欠你一个吻。现在，就让我把这个吻还给你。我可不是随意亲了你一下，而是热烈地激吻你（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我对你的爱）。

约瑟夫

于是，就在2月底的那一晚，斯大林偷偷踏上了火车。他途经莫斯科，最终抵达圣彼得堡。列宁新上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在归途中。

[1]　1944年，秘密警察没收了这本书以及斯大林送给她的明信片。

[2]　当时，斯大林还有一个联络人。此人其貌不扬，戴着一副眼镜，总是显得很淡漠。他才22岁，早于斯大林被流放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他叫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之后以“莫洛托夫”之名闻名于世，成为了斯大林长期的政治助手。莫洛托夫了解到，斯大林被称为“高加索的列宁”。莫洛托夫有音乐天赋，会拉小提琴和弹曼陀林。他在当地的餐厅和新电影院里为那些富有的商人和他们的情人弹曼陀林，以此赚取每天1卢布的工资。在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靠卖艺为生无疑自降身段。在此之后，他曾奚落莫洛托夫说：“你为那些醉醺醺的商人表演，他们朝你的脸上扔芥末！”斯克里亚宾直到1914年才用上了“莫洛托夫”这个“颇具工业色彩的名字”。当时，他有很多化名：里亚宾、扎诺夫、米哈伊洛夫以及V．M．。不过，奥克瑞纳则给他取了个“赛跑者”的代号，因为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3]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和库巴的老熟人加里宁、邵武勉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委员被逮捕时，他们便可替代之。艾伦娜·斯坦索娃成为了俄国中央局的秘书长。

28　“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

“那是圣彼得堡寒冷而又阴郁的一个冬日，我正在学习，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卡夫塔拉泽——当时，他正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平时还为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上数学课——说，“斯大林突然走了进来。我知道他被流放了。他和往日一样友好和快乐。虽然天气很冷，他却只穿着一件薄外套……他没有把外套脱下来。”“我只待一会儿……只是想休息一下。我刚刚从莫斯科过来，我在那里发现被跟踪了。我下火车时看到那个‘幽灵’还跟着我……现在，他就在你家门外！”

“这事很严重。”卡夫塔拉泽说。两个格鲁吉亚人一直在屋里待到天黑。卡夫塔拉泽觉得只有一种逃跑的方式：让斯大林男扮女装。卡夫塔拉泽拿出了几条裙子，让斯大林试穿——但斯大林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别扭。“我是有女人的衣服，”卡夫塔拉泽说，“但斯大林怎么都不像个女人。”

斯大林说：“那个‘幽灵’并不想逮捕我——他只是想盯着我。我还是睡觉吧。”

“好吧，那就睡觉吧——或许他觉得太冷了就会自己离开，就像拿破仑的军队。”卡夫塔拉泽开玩笑说。

“他肯定会的。”斯大林回答道，然后睡了一整天。可是，当他们走出房门时，那个间谍还在那里守候着。“我们去走一走。”索索说。

他很饿，于是他们在费多罗夫餐厅用了餐，可是，间谍再次现身。“妈的！”斯大林咒骂道，“他这是从哪里出来的！”

一辆马车正朝他们驶过来。他赶紧挥手让它停下来，跳了上去，可“幽灵”也立刻登上了一辆马车。两辆马车追逐到了里特尼桥。这时候，斯大林意识到此地离他的秘密据点太近了，于是，他跳下马车，滚落在了雪堆里。积雪立刻把他覆盖了起来。间谍的马车飞驰而过，继续追踪着前面那辆早已空无一人的马车。[1]

斯大林穿上“军医大学的制服，走了出去”。那一年，身在圣彼得堡的他经常穿这身制服。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他的最新任务是把布尔什维克的周报《明星报》改版成日报《真理报》。

斯大林被带到了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的公寓。32岁的塔蒂阿娜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她是个孤儿，自学成才，还在音乐学院上过课，并由此成为了歌唱家夏里亚宾的崇拜者。列宁的秘密特工艾伦娜·斯坦索娃培养她编制密码。她嫁给了一个名为鲁莱的犹太革命者，有两个孩子。塔蒂阿娜为很多逃亡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提供过庇护，而其中一个“带来了代号为‘瓦西里’的高加索人”，他和他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她不怎么喜欢瓦西里——这是斯大林最新的化名。“刚开始时，他看上去很严肃、很自闭，也很害羞，他不想打扰我们。我们让他睡在舒服的大房间里，但他很难入睡。不过，我总是在出去工作前让女佣[2]给他和孩子们做饭。他在我们家住了一星期，我替他送了一些口信。”在参加国家杜马的选举时，斯大林任命她为自己的秘书。斯拉瓦京斯卡娅属于最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在各方面都颇为开放。斯大林开始和这位“亲爱的塔蒂阿娜”交往，这段情史为斯大林执掌苏联时期的各位重要人物所知。

有些时候，斯大林会住在阿利卢耶夫家。当时的“北方威尼斯”“冰雪覆盖，到处都是冰冻的雪橇道”。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街上全是装饰有缎带和铃铛的低矮的芬兰雪橇”。“矮胖的小马”拉着雪橇，上面“坐满了哄笑的乘客”。安娜和她的妹妹娜迪亚总会盯着窗外看，她们希望自己也能去坐雪橇——而就在这个时候，索索出现了：“谁想坐雪橇？好吧，快去穿衣服，我们这就去！”女孩们高兴坏了。“我们都兴奋地大叫着跳了起来，”安娜说，“我们终于被邀请了。”而邀请她们的竟然还是“索索本人”，在此之前，她们都是他的忠实读者。现在，女孩们得以进一步了解他：“虽然他不经常说话，但他还是会像个男孩一样开玩笑和开怀大笑。他会给我们讲各种有趣的故事，他总是能发现某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他惟妙惟肖的模仿令我们所有人不禁大笑。”不过，现在，他正在着急地催着她们。

“快！费德亚（她们的哥哥费奥多），娜迪亚！把衣服穿好！”他转身命令他们家的佣人费尼娅道，“给他们穿上皮毛大衣！”

他们来到街上。索索对雪橇夫大喊道：“拉我们一程如何？”

斯大林很是兴奋。“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让我们大笑起来。我们一路谈笑风生，雪橇飞驰在萨姆普索涅夫斯基大道上，开过火车站，‘小小的蒸汽火车’和我们擦身而过。突然间，索索从雪橇上跳了下来，恢复了地下工作者的真实身份：‘停一下，我就在这里下，你们继续坐着回家。’”说完这句话，他便消失在了火车站里。他到底是在和女孩们开玩笑，还是真的发现了一个“幽灵”，于是想摆脱他？

索索再次消失了。警察间谍跟丢了他，但他们猜对了他再次现身的地点：高加索。

1912年3月16日，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菲库斯”报告，斯大林又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住进了一个音乐教师的家中。此人在教师协会学校工作，而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便是严厉的艾伦娜·斯坦索娃[3]。他的女房东被警告“不要过问房客的名字”，但或许出于思乡之情，斯大林对她唱起了格鲁吉亚的民歌。

索索和他的伙伴、中央委员会委员斯潘达良以及斯坦索娃会面。他还去看望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斯瓦尼泽一家“把他当作自己家的孩子”拉扯大。对于斯大林与雅科夫的长期分离，莫诺瑟利泽夫妇仍然感到震惊。“在他母亲去世之后，我的外甥已然是个孤儿了。”萨什克抱怨说。索索没有在第比利斯长待。他先是赶回到了巴统，而后又回到了巴库。

在巴库，他发现孟什维克又在对党内的叛徒展开追查，而这一次，轮到他的朋友斯潘达良了。孟什维克想要证明斯潘达良要么伪造了一个党务用章，要么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斯大林想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可是，孟什维克拒绝他参加调查听证会。他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去聆听斯大林的证词。此人便是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这位孟什维克党人后来流亡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地下革命的记叙。尼古拉耶夫斯基先是访问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阿韦尔·叶努基泽——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蔼的教父、斯瓦尼泽一家的朋友。他很了解斯大林，但斯大林最终毁灭了他。

“你听说过‘科巴’这个名字吗？”叶努基泽在巴库的一个咖啡馆里问尼古拉耶夫斯基。

“没有。”尼古拉耶夫斯基回答道。

叶努基泽解释说：“科巴是个危险人物，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不一样，我们是个报复心极重的民族。”

尼古拉耶夫斯基笑着模仿着高加索口音说：“难道他会用匕首割断我的喉咙？”

“不要笑。”叶努基泽严肃地说，“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肯定会割了你的脖子。这里可不是大俄国——这里是老亚洲。不要忘记那个名字，敬畏它！”叶努基泽显然说多了，那位“危险的”同志会让他付出代价。

“斯大林正在等我，他坐在阴影中，可以随意观察我。”敬畏他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回忆道。斯大林向他澄清了斯潘达良的问题。但尼古拉耶夫斯基还要对斯大林本人展开调查。在巴库时，斯大林派他的毛瑟党人去处决一个“波将金”号的前水兵，据说此人是奥克瑞纳间谍。“他被枪击了，”尼古拉耶夫斯基说，“但还是活了过来，正在恢复中。”

孟什维克党委任尼古拉耶夫斯基——现在，他已经对“老科巴干的事情十分感兴趣”——调查这起事件。不过，尼古拉耶夫斯基被捕了。斯大林再次消失。

“我们得立即安排伊万诺维奇（即斯大林）前往圣彼得堡。”克鲁普斯卡娅在基辅对塞尔戈说。此时，斯大林和塞尔戈这两位强硬的格鲁吉亚人——此后他们将联手执掌苏联——正充分利用他们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斯坦索娃抱怨说：“塞尔戈和伊万诺维奇只会发号施令，却不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几天之后，斯潘达良被捕。

斯大林赶紧逃往北方。他先是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做了短暂停留，在火车站餐厅里见了斯潘达良的女朋友维拉·施韦策。然后，他来到莫斯科和塞尔戈会合。[4]两人找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却被后者出卖了。当两位格鲁吉亚人离开莫斯科时，他们发现已经被奥克瑞纳盯上了。间谍看着他们跳上火车，但斯大林又从另一边的门跳了下去。本以为斯大林会抵达圣彼得堡的奥克瑞纳直到6天之后才意识到斯大林根本没有上火车。

突然之间，一起血腥的屠杀为革命推波助澜。4月4日，沙皇的士兵朝勒拿河畔西伯利亚的金矿工人开枪，杀死了150人。“勒拿河惨案打破了沉默，”斯大林在《明星报》上宣布，“民众对当权者的憎恨再次加剧。破冰之旅即将启航，革命即将爆发！”抗议运动在俄国此起彼伏。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在国家杜马中受到质疑，而他却傲慢地回应道：“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

“我们会活下来的！”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呐喊道，“我们猩红色的血液中流淌着燃烧不尽的力量！”列宁则宣布“革命复兴了”。

来到圣彼得堡之后，斯大林住进了N．G．波列塔耶夫的家。波列塔耶夫是位无产阶级诗人，并且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他的家受到国会的庇护而不会遭到搜查。斯大林还召见了自己的秘书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波列塔耶夫不受侵扰的家中”，斯大林“开始运作周报《明星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激情洋溢的文章。托洛茨基说这些文章类似于“第比利斯神学院的说教”。然而，事实上，这些文章令人心驰神往，未来那些充斥着意识形态术语的枯燥政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会大声朗读它们。她们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个戴着镣铐的国家已经倒在了奴役者的脚上。”“热血沸腾”的索索写了一篇劳动节感言，在其中，他出人意料地再次向他所钟爱的大自然唱起了赞歌——这是他最后一次显露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华：“自然正从冬眠中觉醒。树林和群山已经披上绿装。草原上开满了鲜花。阳光普照大地。空气中洋溢着新生活的愉悦，整个世界开始快乐地跳起舞来。”[5]

斯大林回忆道：“1912年4月，我们就《真理报》的平台达成了共识，并展开了第一期的编辑工作。”《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日报，它创建于3个小房间内。刚开始时，它是一份合法报纸——虽然主编斯大林是当局的法外之徒，得秘密操控它的运营。《真理报》的资金来自于维克多·季霍米尔诺夫。他的父亲是个喀山富豪，留下了30万卢布的遗产。他还是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即莫洛托夫——的儿时玩伴。莫洛托夫同样也是《真理报》的创始人之一，季霍米尔诺夫通过他把成千上万的卢布注入到了这份报纸的运营之中。

斯大林认为是时候见见这位年轻人了。莫洛托夫被告知在印刷所附近一个牙医家的院落里等待。突然间，斯大林从一堆柴火后现身了。索索喜欢给人留下神秘的印象：他这种猫一般的魅力当然迷倒了沉闷而又更为年轻的莫洛托夫——斯大林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没看清他到底是怎样现身的，但他穿着一身精神病科见习医师的制服。我们彼此自我介绍。”莫洛托夫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痘疮和格鲁吉亚口音。“他只和我讨论至关重要的事，根本没有一句废话。他给了我一些《真理报》的样稿，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紧接着，他就像来时那样消失不见了。他跳出了栅栏，动作轻快而又优雅。”

第二天，几乎被斯大林迷得五体投地的莫洛托夫对他的朋友说：“他是个奇人。他自内而外散发着革命党人的魅力。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是个智慧的、机智的反叛者……”当两人再度见面时，他们不眠不休地彻夜聊起天来。两人就此展开了合作，而这段合作关系一直延续了41年。

索索的警觉显然异于常人，他几乎是当时唯一还未被逮捕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塞尔戈和斯潘达良已经被抓起来了。1912年4月22日，《真理报》第一期正式面世。斯大林走出受到议会庇护的波列塔耶夫的家，奥克瑞纳将其逮捕。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到了那年6月，只剩下一个还有自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此人的工作已无法展开。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再次毁于一旦。斯坦索娃赶往第比利斯，想要动员力量解救他们，没有想到，她自己也遭到了逮捕。

7月2日，斯大林被判流放西伯利亚3年。在此之后，他的臣子讨好地给他取了个绰号：“逃亡大师”。此次流放是他一生中最短的一次。

[1]　卡夫塔拉泽于第二天被宪兵逮捕。宪兵向他出示了一张斯大林的照片，他不禁大笑起来，因为照片里的斯大林“蓬头垢面”。“你认识这个人吗？”宪兵问他。“不认识，这人看上去疯了。”“你认识朱加什维利吗？”“是的，我认识索索·朱加什维利，我刚见过他。”“你知道他是个很危险的逃犯吗？”“嗯，你知道，我们格鲁吉亚人都认识彼此……”卡夫塔拉泽被释放了。

[2]　这个女佣是个爱沙尼亚人。在此之后，她嫁给了加里宁，成为了苏联第一夫人。然后，在“大清洗”时期，她被逮捕了，即便当时她的丈夫是苏联元首。

[3]　斯坦索娃已以“兹玛同志”之名闻名遐迩。她的祖父是个建筑师，曾为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服务过。而她的父亲则是个在国会工作的贵族律师，还担任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仪式的传令官。因此，她更像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她自巴库时期便认识斯大林。当时，她已经是党内秘密工作的专家，经常看管党的活动资金。斯坦索娃无趣而又拘谨、刻板，斯大林经常嘲笑她。在此之后，她成为了列宁的秘书之一。列宁去世之后，克鲁普斯卡娅曾反对过斯大林，当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他会指认斯坦索娃为列宁的遗孀。列宁去世之后，斯坦索娃并没有继续对权力展开追逐，她几乎隐退了，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存活下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元老。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她再次现身，并作为政坛的老前辈而为人尊敬。她一直活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于1966年去世。

[4]　一个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9岁的儿子还记得：当时，一个高加索人造访了他们家。他的父亲不在家，于是，这个高加索人亲切地和男孩聊起了天。就在他离去的时候，高加索人突然扇了男孩一巴掌，对他说道：“别哭，孩子。记住今天，斯大林（无论当时他用的是哪个化名）曾和你说过话！”男孩把高加索人打他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他们既愤怒又困惑，直到听说格鲁吉亚山区民族的风俗——当王子造访农舍时，农民会扇自己儿子一巴掌，并告诉他：“记住今天，王子曾造访过我们家。”

[5]　斯大林还攻击了“末代皇帝尼古拉”的当局。皇帝和皇后竟然在这个危难关头信任了一位名为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西伯利亚医疗师和放荡的神秘主义导师。拉斯普京和皇族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而导致丑闻百出，君主立宪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越发疏远沙皇。极少人知道皇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日渐相信，只有拉斯普京才能止住血，减轻皇子的痛苦。结果，各怀鬼胎的内务大臣们和奥克瑞纳头目开始让自己的间谍盯梢拉斯普京，他们记录下了他的淫乱事件，想要在沙皇面前告他一状。可是，皇后却站在了拉斯普京一边。在斯大林的文章中，他说沙皇和他的臣子是“自由的毁灭者、绞刑架和火枪队的崇拜者、骗人的舵手、宰人的警察、杀人的秘密间谍和淫乱的拉斯普京！……别忘了，还有：射杀勒拿河畔金矿工人的残忍屠夫”。

29　“逃亡大师”：卡莫的最终一跃和最后的银行攻袭

在前往托木斯克的路上，斯大林在沃洛格达附近遇到了孟什维克党的调查官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索索没有向他透露任何信息，反而借走了尼古拉耶夫斯基珍爱的蓝色茶杯——他当时刚好没有茶杯用。

1912年7月18日，斯大林抵达托木斯克，并登上一艘蒸汽船，沿着鄂毕河来到科尔帕舍沃。他在这座城市待了一星期，还遇见了他在巴伊洛夫监狱里的孟什维克狱友西蒙·韦列夏克。斯大林和韦列夏克以及西蒙·苏林——孟什维克党人，又是奥克瑞纳的间谍——用了一顿餐，然后登上另一艘蒸汽船沿河而上，抵达他的目的地纳雷姆。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迎接了他。

纳雷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座小镇有1000人口，150栋居民楼。它正好位于农业带。四周的森林葱郁茂盛，但夏天的气温很高，此地又多有沼泽，因此蚊子特别多。镇里有很多流放者。这些人不但开着自己的咖啡馆、肉店和殖民地商品店，还有——对斯大林更为重要的——两个逃亡筹划局。

“他来到我家时，”他的女房东叶夫罗西娜·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说，“穿着俄国式的刺绣开口白衬衫，胸膛袒露在外。”她不想收留他，因为她家的空余房间里早已住进了两个流放者，但“他走进流放者的房间，看了看，和他的同志聊了会儿天，然后便搬了进来”，和斯维尔德洛夫住在了一起。

27岁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是下诺夫哥罗德一个富裕犹太印刷厂主的儿子。他戴着圆框眼镜，“一头黝黑浓密的头发”。但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虽然他看上去“十分温顺”，讲起话来却“如雷声大作——鬼知道这个矮小的人是怎么发出野兽般的声音的”。莫洛托夫笑着说他“简直像架战斗机”。斯维尔德洛夫貌似是斯大林厌恶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他其实是个冷血的实干家。两个俄国最举足轻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住在了一起，很快就彼此对立了。

斯大林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能偷懒就偷懒，从来不做家务活。结果，巨细无遗的斯维尔德洛夫只好把家务活全都揽了下来。“每当轮到斯维尔德洛夫负责打扫卫生时，我便会溜出去。”此后，斯大林曾笑着对斯维尔德洛夫以及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儿说，“无论斯维尔德洛夫愿意与否，他都得打扫我们的房间——清扫壁炉、整理……我到底骗了你多少次让你独自一人干活呢？每当轮到我打扫时，我总是会假装睡着。”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斯维尔德洛夫回应道，“我早就看穿你了。”当地的格鲁吉亚人首领“王子”听说索索是个“好人”，于是为他准备了一场格鲁吉亚的盛宴。宾客们唱着俄语歌和格鲁吉亚歌谣，跳起了列兹金卡舞。在舞会上，一个名为卢克里亚·蒂霍米洛娃的27岁当地家庭主妇认识了“穿双排扣黑色大衣的格鲁吉亚人”，他说自己叫朱加什维利。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和蒂霍米洛娃纠缠，只是抱着她两岁大的小侄子，甚至一口酒都没有喝。

“你这么年轻就抽烟斗了呀？”她主动对索索说。可索索没有接茬儿。这位中央委员会委员心事重重：《真理报》、杜马选举，还有一次大型银行攻袭。他并不打算在纳雷姆待很久。

已经从巴黎搬到克拉科夫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策动索索和斯维尔德洛夫逃亡。斯维尔德洛夫先动身，但又被逮了回来。接着，就轮到索索了。

“我的儿子们开着船把他送到了河港。”女房东阿列克谢耶娃说。

“把我的书留给我的同志们。”索索对她说。他只是在包里放了“几个苹果、一点糖块和两瓶上好的伏特加”。然后，他便和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阿加丰·阿列克谢耶夫登上了船。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回忆，在一个“漆黑一片、没有月光的夜晚”，他们划着船把他送到了码头。他问索索何时回来。

“我想回来时你自然会见到我。”索索回答道。9月1日，他坐上蒸汽船前往托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赶了上来，两人携手继续逃亡。自私而又喜欢发号施令的斯大林在火车上扮演了一个富人。他买了一张一等座的票，还恶作剧地让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藏在脏衣服的篮子里。一个宪兵走了过来，他觉得篮子可疑，于是用刺刀去戳它。斯维尔德洛夫大叫道：“有人在里面！”斯大林一脸坏笑，及时地贿赂了宪兵。他们终于抵达圣彼得堡。[1]这位已数次成功逃亡的大师仅仅在纳雷姆待了38天。

9月12日，斯大林“留着大胡子，戴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穿着一双破鞋子和一件黑衬衫、破夹克”，再次出现在了涅夫斯基大道上。这条街上满是穿着考究、时尚的花花公子和女士，这让斯大林显得很可疑，看起来就像是个逃犯。就在这时，他遇见了卡夫塔拉泽。

“我从纳雷姆逃出来了。”斯大林说，“我安全抵达，但我没在我们的安全据点找到任何人……至少我碰到了你。”卡夫塔拉泽立刻把他拉到了一边——“他的样子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太惹眼了”——然后立即把他领到了一个新据点。那栋房子属于“某个海军少将的遗孀”。此人很有可能就是玛利亚·史塔克尔伯格男爵夫人——凯瑟琳女皇某位侍臣的后代，她会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格鲁吉亚学生。而后，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利卢耶夫家。

斯大林来到斯坦索娃之前住的公寓。在被捕之前，斯坦索娃把中央委员会的资金留给了她的弟弟。斯大林把这笔钱收了回来。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往日的女朋友。

“我正走在涅夫斯基大道上去上课，”塔蒂阿娜·苏霍娃回忆说，“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被吓了一跳，但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不要害怕，塔蒂阿娜同志，是我！’我发现奥斯普·科巴同志正站在我身边。”两人相约在“工人大会”见，他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咖啡馆，科巴同志摘了一朵红色康乃馨送给了我。”

几天之后，他来到第比利斯。他属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聚齐。卡莫被放出来了。

斯大林从没有遗忘过他那位无所畏惧的行动队队长卡莫。在第比利斯，布多·穆季瓦尼和钦察泽正准备把这个犯人从梅特希监狱的精神病监狱中救出来。当时的医生记录下了卡莫一系列的古怪行为：“他说他的房间里有老鼠，但那幢楼里根本就没有。他产生了幻觉，听到古怪的声音，以为有人和他说话。”看守他的狱吏注意到“特尔—彼得罗相梦游，双手在空中乱抓，他还钻到桌子底下，想要找什么……他说有人向他扔石子”，问他是谁，他说是“魔鬼的兄弟”。而事实上，卡莫是在计划逃跑。

负责看守卡莫的狱吏是个名为布拉金的呆瓜。他渐渐被策反，成为了卡莫和外界的联络人。穆季瓦尼和卡莫的姐妹把用来越狱的道具、锯子和绳索交给他，他又偷偷带进监狱，给了假装发疯的卡莫。卡莫把栏杆锯断，又拿用面包捏成的面团伪装。他又花了5天时间锯断了脚镣，然后用线把它们连在一起。

1912年8月15日，穆季瓦尼和钦察泽的毛瑟党人在监狱对面的街头挥舞了三次手绢。收到信号后，卡莫打开脚镣和栏杆，顺着绳子从墙上爬了下来。绳索断裂了，卡莫掉进库拉河。但这对这个视疼痛为无物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他从河里爬了出来，把脚镣扔进河里，转身就走进附近的一条街道。他登上一辆电车（为了迷惑那些警犬），而后才和毛瑟党人聚首。

萨什克·斯瓦尼泽说：“警察在全城追捕卡莫，而报纸也已做了大量报道。有一天晚上，布多·穆季瓦尼来到我们家，告诉米沙（她的丈夫莫诺瑟利泽），他们于前夜把卡莫从精神病监狱救了出来……他们把卡莫带了过来，想让他在我们家待一个月。”萨什克、斯大林的儿子和她本人的孩子被安排前往乡下。不过，那一个月，卡莫反而照顾了莫诺瑟利泽，给他做可口的菜。紧接着，乔装打扮的卡莫途径巴统和伊斯坦布尔到了国外。

“卡莫来到巴黎找我们，”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当他了解到伊里奇（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克拉辛[2]分裂时，他很是痛苦。”他觉得自己出生入死攻袭银行就是为了这三位大英雄，而他们怎么就分道扬镳了呢？卡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而列宁则“抱着怜悯之心聆听着这个无比勇敢而又天真、灼热的男人”。和斯大林一样，列宁知道关心和照料追随者的健康会让他们更加忠心耿耿，于是，他提议由他出钱，为卡莫那只坏掉的眼睛动手术。在布鲁塞尔动完手术之后，卡莫干起了老本行：把军火偷运进俄国。他在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被捕，但两次都成功逃脱。回到第比利斯之后，他再次成为了“组织”的领袖。有消息称，一辆载有巨资的邮政马车即将抵达该城。9月22日前后，负责俄国党内筹集经费事务的斯大林也抵达了第比利斯。

也许，就是这一次——斯大林在“二战”后记起——钦察泽在埃里温广场的旅舍发表了动员演说。然后，他们前往卡忠斯科公路执行攻袭任务。

9月24日，卡莫、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带着18名行动队员，在第比利斯城外3公里处伏击了邮政马车。他们朝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扔炸弹，三个警察和一个马夫身亡。第四个警察受了伤，但还是给予了还击。双方交战激烈。行动队员无法夺取钱财，哥萨克骑兵聚集了起来。最终，行动队员只好撤退，哥萨克骑兵紧追不舍。钦察泽和库布里亚什维利掩护他们撤退，并在卡忠斯科公路上开枪打死了7名哥萨克骑兵。

这是“组织”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卡莫在他们的据点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18个人。他被判处死刑。

“我被判处死刑，”卡莫写信给钦察泽，“我很平静。在我的墓地上，杂草早已有6尺高了。人总有一死。但是，我会再尝试一次。也许，幸运女神会再次光顾我。总有一天，我们还能嘲笑我们的敌人……”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了。[3]

索索没有在第比利斯逗留。

[1]　斯大林是在1943年前往参加德黑兰会议的途中把这个故事告诉莫洛托夫和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的。当时，纳雷姆的警察于第二天发现斯大林不见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只是等待看他是否还会从托木斯克回来。当警察把他逃跑的事情通知托木斯克总督，而后者发布通缉令时，已经是11月3日了。斯大林早就在几个星期前来到了圣彼得堡。

[2]　最终，克拉辛退出了政治舞台。不过，在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邀请他重回布尔什维克党，还让他担任了苏联贸易工业和交通人民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成为了驻英国大使。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曾为工程师的克拉辛曾主导过对列宁遗体的冰冻、保存和瞻仰工作。他本人于1926年去世。

[3]　卡莫再次躲过一劫。1913年，为了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年的统治，尼古拉二世大赦天下。卡莫在监狱里待了5年，并再次见到了斯大林。在革命胜利之后，他最后一次做出了疯狂的行动。详情参见本书尾声。女队员中的安妮塔和帕西亚死于结核病，其他很多人也因此去世。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行动队员中只剩下亚历山德拉·达拉赫韦利泽和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活了下来。两人都留下了回忆录。

30　和神秘的瓦伦蒂娜一起旅行

攻袭行动失败后，斯大林回到了圣彼得堡。他继续编辑《真理报》，并和莫洛托夫、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住在了一起。他写了大量文章，[1]起草宣言，还负责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国家杜马代表的提名。10月中旬，他监督完成了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的杜马代表选举工作，而后又赶到莫斯科，参与那边的工作，并让马林诺夫斯基得到了提名。

逃亡中的索索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为了躲避奥克瑞纳，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条街逃到另一条街，穿梭在后巷之中”。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如果他路过一个工人街区的咖啡馆”，他会“点上一杯茶，坐到凌晨两点”。如果他注意到有宪兵，“他会假装喝醉，冲进去，和那些马夫一起坐在被廉价烟草臭味笼罩的咖啡馆里，直到清晨离开，然后，他会前往朋友家睡觉”。他经常去的就是阿利卢耶夫家，那里有性感的奥尔加和她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女儿。斯大林通常都会“悄悄进来”，在餐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看上去很疲惫”。

女孩们总是很高兴见到他，她们的母亲奥尔加会照料他。“索索，如果你想休息，”奥尔加说，“你可以去床上躺着。在沙发上可睡不安稳……”我们可以从安娜回忆录的字里行间看出来，索索和奥尔加的关系还没断。两人至少拥有同样的信念。当他要离开她们家时，他会对奥尔加说：“跟我一起走。”奥尔加“不会问任何问题。她穿上大衣，和斯大林一起出去。他们坐上一辆马车，告诉车夫去哪里。在途中，斯大林会让马车停下来，让奥尔加下车。他肯定是在摆脱警察的盯梢。而后，斯大林会独自前往目的地”。

有一次，斯大林邀请奥尔加一起去马林斯基剧院：“快点，奥尔加，我们这就去剧院吧——我们还赶得上开场表演。”可是，就在表演即将开始时，斯大林突然说：“我真的很想看这出戏，但我不能。”说着，他便离开了。奥尔加只好独自一人前往，因为她要替他把一封信送到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个包厢里。

1912年10月25日，6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六位孟什维克党员被推举为国家杜马代表——这个结果并不坏。卡尔洛·奇赫伊泽——斯大林于1901年在巴统得罪过的孟什维克党人——成为了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主席，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成为了他的副手。“布尔什维克六人组”中竟有两人是奥克瑞纳的间谍，阴谋者的成功可见一斑。由此，奥克瑞纳进入了列宁的核心小团体。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倡导和孟什维克党和解。布尔什维克党本打算在杜马会址外策动一次示威，但孟什维克党想说服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这引起了列宁的警觉，他写了好多文章抨击斯大林的调解策略。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压下了列宁的47篇文章，没让它们发表。在克拉科夫的列宁召唤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六人组”前来。“六人组”成员之一回忆：“斯大林同志立即命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前往国外和列宁见面。”

10月28日，密探发现斯大林造访了他的朋友卡夫塔拉泽。两人前往革命党人最喜欢的餐厅费多罗夫餐厅用餐，密探继续跟随。可是，在晚餐结束后，他们发现索索已经消失了。他们对他展开搜捕，可再也没有找到过他。

列宁命令另一个思想解放而又有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瓦伦蒂娜·洛波娃陪同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她又委派列宁的“外事专员”、秘密调停人亚历山大·舒特曼“以最快的速度和绝对的保密”将斯大林带往克拉科夫，“这是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在瓦伦蒂娜的陪同下抵达圣彼得堡”。舒特曼婉转地说，“他以伊朗公民身份住进了一个宾馆，他的口袋里有合法的伊朗护照”。

舒特曼向两人介绍了前往克拉科夫的路径——如果取道向南途经图尔库，沿路会风险连连，如果徒步穿越哈帕兰达的瑞典边境，虽然旅途更加漫长，却更为安全。斯大林选择了图尔库。紧接着，斯大林便和瓦伦蒂娜·洛波娃动身了。他们藏身在一辆马车内，被偷送出了圣彼得堡。然后，他们在勒瓦索沃火车站用俄国护照登上了火车，前往芬兰。在抵达芬兰之后，艾诺·拉吉亚——此人之后成为列宁的保镖——把芬兰护照交给了他们，并护送他们在图尔库登上蒸汽船。“两个警察检查了他们的护照……虽然斯大林同志一点都不像芬兰人，但他们依然顺利无碍地登上了船。”斯大林和瓦伦蒂娜乘坐轮船穿越波罗的海，来到德国。

索索和瓦伦蒂娜的关系到底如何，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代号“维拉同志”的瓦伦蒂娜是个大美人，她嫁给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此人却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充斥着大量叛徒，根本理不清楚。我们无从确定她是否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双重间谍，但列宁给予她完全的信任。舒特曼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索索（持有伊朗护照，名字不确定）和瓦伦蒂娜共同旅行了一段时间。他们先是到了赫尔辛基，一起住进了一个旅舍。那时正值“夏末”，有可能是9月份，当时斯大林刚刚从纳雷姆逃出来。舒特曼暗示两人在一起了。1912年9月，当两人踏上横跨千里的征程时，他们显然已是一对情侣。这种事情在共同执行危险任务的同志之间时有发生。在此之后，瓦伦蒂娜的丈夫被发现是叛徒，并被处决了，此事肯定加剧了斯大林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妻子的不信任。[2]

这对人儿乘坐火车抵达加利西亚省的克拉科夫。当时的加利西亚被两位君王联合统治着，一边是哈布斯堡皇帝，一边则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列宁喜欢克拉科夫。加利西亚的省会是个古老的波兰城市，皇家城堡里陈列着波兰皇族的石棺，雅盖隆大学正是于1364年在此建立的。

当时，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她的母亲住在卢博米尔斯基道49号。同屋的还有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他的妻子、儿子斯捷潘。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外事部，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秘书一职。克拉科夫政派斗争严重，这让列宁想到了家乡。“不像巴黎或瑞士，”克鲁普斯卡娅说，“这座城市和俄国的联系很紧密。”在该城15万居民中，有4000名来自俄国的流放者，其中大多数是波兰人。“伊里奇（列宁）特别喜欢克拉科夫。它几乎是座俄国城市。”

列宁喜欢滑冰，而克鲁普斯卡娅则会去价格更为低廉的古老的犹太街区买东西。“伊里奇喜欢喝波兰酸奶和玉米威士忌。”列宁还喜欢和季诺维也夫的儿子玩躲迷藏。“别捣乱，我们正在玩游戏呢。”他会对打断他们的人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热烈期盼着斯大林和六人组的到来。

11月的第一个星期，斯大林来到了列宁家。他住了进去，在厨房的沙发上睡觉。列宁严厉呵斥了斯大林、马林诺夫斯基和另一个杜马代表穆拉诺夫。列宁拒绝任何和孟什维克党和解或重组的计划：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党。

列宁虽然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但他的感染力和铁一般的意志让他得以指挥手下那些负责行动的硬汉。他欢迎斯大林前来，并很快让他感到宾至如归：美食让两人走得更近。克鲁普斯卡娅为斯大林准备了多肉的“德国”美食。刚开始两天，斯大林都吃不惯。不过，此后，他便爱上了它们。他会对列宁大叫：“我饿了，我想吃烤肉串！”列宁回应说：“我也快要饿疯了，但我又怕麻烦娜迪亚。你身上有钱吗？得了吧，要不我们出去吃……”虽然两人在美食方面达成了一致，但在党的政策方面依然有分歧。在两人的合作史上，列宁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斯大林强硬得多。这便是其中一次。斯大林抱怨道：“伊里奇向六人组强调了强硬的策略，这会导致主要反对派（孟什维克）的敌视，但伊里奇根本不管……”

在克拉科夫待了10天后，斯大林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在途中使用的有可能是一张允许多次出入境的通行证。他以为回到圣彼得堡后列宁就没法控制他了，于是又固执己见地做起了调停工作。列宁知道后，想把他从《真理报》主编的位置上撤下来。在新成立的国家杜马大会上，马林诺夫斯基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宣言——很有可能是由斯大林起草的，其中表达了对孟什维克的善意。斯大林甚至还背着列宁见了两个与之交恶已久的孟什维克政敌，佐达尼亚和吉布拉泽。[3]

列宁勃然大怒，要求斯大林再次前来克拉科夫商讨民族问题以及《真理报》的问题。刚开始时，克鲁普斯卡娅以拯救斯大林免遭逮捕为由诱他前来克拉科夫：“让瓦西列夫（斯大林）赶紧走，不然的话，我们就救不了他了。我们需要他，而他也已经完成了主要工作。”斯大林推脱说自己的健康出了状况，无法前往。

“致亲爱的朋友K．St．，”克鲁普斯卡娅在12月9日至22日间给斯大林写信——这是她第一次使用他的新名字“科巴·斯大林”的缩写——说，“貌似你并不打算来这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对你的决定表示抗议……我们坚持你必须前来……无论你的健康状况如何。我们要求你立即动身。你没有权力违抗我们的命令。”斯大林只好启程，他依然有洛波娃在身边陪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很高兴：“我们期待瓦西亚（斯大林）、维拉（瓦伦蒂娜）和孩子们（布尔什维克党杜马六人组）于不久之后到来。”

12月15日，杜马因圣诞节休会。斯大林和瓦伦蒂娜前往克拉科夫，他们很有可能选择了最直接，也最危险的一条路径。[4]在西行的火车上，斯大林听到两个乘客正在大声朗读一份民族主义的报纸。“你们干吗读这些垃圾！”他对那两个人吼道。他和瓦伦蒂娜在俄国和奥地利边境的一个波兰小镇下车，然后徒步前往克拉科夫——就像当时的偷渡者一样。

这是斯大林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程。他将在这个“一战”的前夜，穿越东西方文明，来到维也纳。

[1]　他的文章表现了他对外交的独特看法（他阐释了塔列朗的外交思想）以及他对“官话”（早在王尔德对这个词下定义前）的钟爱：“当资产阶级外交家主张宣战时，他们嘴里喊的却是‘和平’。一个外交官的话和他做的事肯定是相悖的，不然他还做什么外交官？那些甜言蜜语只是用来掩饰他的阴险行径。诚实的外交官就像一杯淡而无味的白水，或者说是锈铁一块。”

[2]　她的丈夫、记者亚历山大·洛波夫于1918年被作为奥克瑞纳间谍枪决。她未遭波及，但于1924年因结核病去世。舒特曼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和列宁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于1939年被斯大林处决。

[3]　在苏联时期，斯大林曾极力掩饰过这段和异己分子会面的历史。

[4]　斯大林去过克拉科夫两次，而两次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众说纷纭。他本人就说过关于穿越边境线的好几个故事（他是在年逾古稀时把过境、列宁和美食的故事告诉他最喜欢的年轻小伙尤里·日丹诺夫的）。那么，他是在说谎吗？当我们研究他本人对个人轶事的讲述时，我们会发现，他不会生编硬造，而只是会夸大其词。当故事涉及这次著名的旅行时，更是如此。如果他想说谎，那他从来都不会亲口说，而是会让他的宣传者替他开口。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他至少有一次涉足了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径。舒特曼说他安排了第一次旅途，而还有些说法混淆了两次旅程。因此，笔者认为，舒特曼的确安排了第一次旅途，因为当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而斯大林和瓦伦蒂娜第二次前往克拉科夫则没有充裕的时间，于是选择了一条偷渡者的路径，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边境。

31　1913年的维也纳：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奥地利艺术家和老朽的帝王

斯大林不认识边陲小镇里的任何人，但他是个和陌生人搭讪的专家。他在镇里走来走去，直到一个波兰鞋匠问他：“你是外地人吗？”

“我父亲是格鲁吉亚的鞋匠。”斯大林回答道——他知道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受到了俄国人的压迫。“我想过境。”波兰人答应把他带出去，并且分文不收。他是在革命之后讲述这个故事的。当时，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凝望往昔”，然后说道：“我想知道这个人在哪里，现在过得怎么样。真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再也找不到他了。”和很多曾在斯大林年轻时帮助过他的人一样，这位鞋匠很有可能后悔自己没有亲手把这个格鲁吉亚人扼杀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树林中。而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从来没向外界提起过，当时，他还有一个同伴：瓦伦蒂娜·洛波娃。

他们穿越边境，来到加利西亚。斯大林想要第一时间去找列宁，可他“饿坏了”，于是，他走进了切比尼亚火车站的一家餐厅，很快就出了丑。他用俄语召唤波兰服务生。“服务生举着食物走来走去”，但就是不理斯大林。结果，他发火了：“这算什么态度！你们招呼所有人，就是不待见我！”波兰服务生没有给他上汤，斯大林只好自己去取。“我生气地把盘子砸在地上，朝服务生扔了一卢布，然后就冲了出去！”他径直来到列宁家，那时还在生气。

我们还没问候彼此，我就大喊道：

“列宁，快给我点吃的。我快要饿死了。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

“你没有在切比尼亚吃饭？那里有个不错的餐厅。”

“但那些波兰人根本不给我上吃的。”斯大林说。

“斯大林，你真是个大笨蛋！”列宁笑着说，“你难道不知道波兰人把俄语看作压迫他们的语言吗？”

列宁肯定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所谓的“民族问题专家”竟然会如此盲目地采用一种“大俄国沙文主义”态度。但是，在此之后，当波兰宣称要独立时，斯大林从始至终对他们抱有一种俄国式的敌意。[1]

两个人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亲密。“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晚年时的斯大林回忆道，“他（列宁）不让我去任何地方，说服我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我的早、中、晚三餐都是在他家吃的——除了有两次，我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想出去吃晚饭，顺便去看看克拉科夫的老城区，那里有很多咖啡馆。”斯大林最喜欢的餐厅叫“哈韦尔卡”，这家餐厅目前仍在中央市场广场上。当斯大林外出用餐时，列宁就会担心他。

“听着，伙计，你已经出门吃过两次饭了——我们招待不周吗？”

“不，同志，你们对我无微不至，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过意不去。”

“可你是我们的客人，”列宁说，“你在餐厅里吃得怎样？”

“吃得还行。那里的啤酒棒极了。”

“啊，我明白了。”列宁回答，“你是想念啤酒了呀。从现在开始，你在家里也能喝到啤酒。”此后，“他让岳母每天给他准备两到三瓶啤酒”。斯大林对列宁的热情好客感激不尽。

“伊里奇对《真理报》颇为在意。”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对于斯大林在上面发表的关于和孟什维克党和解的社论，列宁持反对意见。“斯大林也颇为在意，两人商议如何作调整。”为了重新夺取对《真理报》的控制权，列宁采取了两个举措：第一，把民族政策提到新的高度；第二，提拔他钟爱的这位手下。列宁需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培养一个民族问题专家，而此人不能是俄国人，更不能是犹太人。3年前他就认为斯大林比佐达尼亚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这一次，他使出一石二鸟之计，一次性解决了问题。

列宁向斯大林提议，暂时不要回圣彼得堡，而是留下来写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新民族政策的文章。斯大林同意了。

1912年12月28日，列宁、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迎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另外两位杜马代表、斯大林的女伴瓦伦蒂娜·波洛娃和一对富裕的维也纳布尔什维克党人。那对夫妇是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和夫人埃琳娜，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及拉脱维亚裔保姆。“科巴说起话来很小声，”19岁的保姆奥尔加·韦朗回忆道，“有些时候，他会走到其他房间，这样他既能听到别人讲话，又能边听边来回踱步。”

斯大林依然不同意列宁的某些政见，而列宁则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坚定支持——显然，马林诺夫斯基有自己的算盘。列宁和这位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不同意社会民主工党的两大派别再次联手。秘密警察命令马林诺夫斯基推行这一强硬策略，而斯大林仍相信他能说服某些孟什维克党人。他希望列宁能看到“目前双方合作才是上佳的策略，最好能把强硬策略推迟一会儿”；另一方面，杜马六人组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毋庸置疑，那便是他本人。

“这里的氛围简直令人窒息，”斯大林在写给圣彼得堡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每个人都忙疯了，他妈的太忙了，（但）我的处境并不坏。”然后，他给老朋友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措辞简直像是情人：“请允许我给你一个爱斯基摩之吻。我太想你了——我对天发誓！我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真的。难道你就不能来克拉科夫吗？”

然而，斯大林还是在克拉科夫交上了一个新朋友：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强奸犯和奥克瑞纳的间谍比斯大林大两岁。奥克瑞纳给他的年薪高达8000卢布，而当时皇家警察首长的年薪才7000卢布。

“他活力四射，知识渊博，还长得英俊，”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看上去还有点像铁托。”从此以后，斯大林就经常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还会随带问候“斯特凡尼娅和孩子们”。马林诺夫斯基狡猾地指认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间谍，由此把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但双重生活的巨大压力渐渐让他濒临崩溃。

1912年新年夜，他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斯大林终于向列宁屈服了。“所有决议都被一致通过，”列宁兴奋地告诉加米涅夫，“这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斯大林的退败只是迂回之计。马林诺夫斯基向奥克瑞纳汇报道，会议决定重组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机构：一个外事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担任秘书的克鲁普斯卡娅组成）和一个俄国局——领导是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时任《真理报》主编）和担任秘书的瓦伦蒂娜·波洛娃。[2]斯大林虽然从《真理报》的主编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就此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元老级人物（月薪60卢布），而且负责一个关键政策的理论创建。在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开始写作关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文章。他把第一稿发往了圣彼得堡。

会议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共同前往剧院庆祝新年。“可那出戏一点儿都不好看。”韦朗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妻子走了出去。”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党员是在一个餐厅的私人包间里迎接1913年的到来的。多年之后，业已是个老妇人的韦朗承认斯大林曾挑逗她。“列宁看上去很高兴，大笑着开玩笑。他唱起了歌，甚至和我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不久后，斯大林来到了特罗扬诺夫斯基位于维也纳的家。当时的维也纳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列宁说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是好人……他们有的是钱”。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个英俊的年轻贵族，他还是个军官，是日俄战争让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是《启蒙》杂志的编辑和资助者。这份杂志很快就会发表索索的文章。他会讲德语和英语。他美丽的妻子埃琳娜·罗兹米罗维奇也是个贵族。两人一起住在美泉宫街30号的一个宽敞公寓[3]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每天都会经过这条大道，从他在美泉宫的宫殿前往霍夫堡的办公地点。

年逾古稀、蓄着胡须的哈布斯堡皇帝自1848年便统治了这片土地。他总是坐镀金的马车出行。八匹白马拉着马车，马夫们穿着黑白相间的制服，戴着白色的假发。马车的周围有匈牙利骑兵守卫，他们的肩上披着黄黑色的豹皮。斯大林肯定见识了这一自鸣得意却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恢弘场面——而他也不是唯一见证过这个场景的未来大人物。1913年1月，身处维也纳的未来政治巨头们足以凑足一部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4]当时，在布里吉特瑙区的梅尔德曼街——和斯大林居住的奢华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廉价旅舍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奥利地人。此人想成为艺术家，却失败了。他便是2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可以确定的是，索索和希特勒见证过维也纳的同一个场景。据后者的好友库比切克回忆：“我们经常看到老皇帝坐着马车从美泉宫前往霍夫堡。”不过，两位后来的独裁者都对此情此景颇为不屑，甚至感到厌恶——斯大林从来没有提过一句，而“阿道夫并不以为然，因为他感兴趣的并非这个皇帝，而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

身处维也纳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他们对种族的兴趣。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啤酒屋和宫殿里充斥着被时代遗忘的国王侍臣以及犹太知识分子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虽然只有8.6%的人口是犹太人，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弗洛伊德、马勒、维特根斯坦、布伯和施尼兹勒。此时的希特勒正在构思其反犹的种族优劣论，他将在成为元首之后在欧洲大地推行这一政策；而正在写作民族政策文章的斯大林则构想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它将在表面上赋予各民族以自治权，但实质却是集权主义的——这便是后来苏联的雏形。30年之后，两人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建构产生的巨大冲突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犹太人都被排斥在了两人的构想之外。希特勒对犹太人很是反感，而斯大林则对犹太人感到愤怒和迷惑——他曾质疑过他们的“神秘”天性。对希特勒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过于强大；而对于斯大林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却过于渺小。

不过，两位后来的元首以同一种方式度过在维也纳的闲暇时光：他们都喜欢在环绕着弗朗茨—约瑟夫美泉宫的公园里散步，那里离斯大林的住所很近。1939年，当苏德两国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两位国家元首也没有见面。同时在美泉宫公园漫步或许是两人从始至终最为接近的距离。

“斯大林同志和我们待了几星期，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保姆奥尔加·韦朗说，“他邀请他身边所有的人和他一起探讨。有人分析奥托·鲍尔，也有人分析卡尔·考茨基。”虽然斯大林曾断断续续地学过德语，但他依然无法阅读德文。于是，保姆为他提供了帮助，还有另一位他刚刚认识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尼古拉·布哈林——机灵的知识分子，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一簇山羊胡。“布哈林每天都来我们家，”奥尔加·韦朗说，“而斯大林也住在我们这里。”虽然斯大林喜欢这位保姆，但她还是更喜欢聪明而又爱恶作剧的布哈林。可是，这位保姆不得不负责清洗斯大林的衬衫和内衣。她曾在他去世之后抱怨说，这绝对是个富有挑战性的活儿。

斯大林和布哈林处得不错。此后，斯大林在流放时给他写过信。这是两人携手的开端，他们将一直合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然而，索索对布哈林的情感是复杂的：他既爱慕他，又嫉妒他。这段始于维也纳的友谊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颗射向布哈林脑袋的子弹告终。

“在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首都中……我正在斯科别列夫的公寓里坐着喝茶，”其时也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回忆道，“突然，我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消瘦……灰棕色的皮肤上满是痘疮……他的眼里没有一丝好意。”斯大林走了进来，坐在茶炊边上，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正如他默默地来。“他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也让我感到压抑。或许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其上蒙了一层阴影。”

当时的斯大林已对托洛茨基十分厌恶，说他是一个“假惺惺而又爱嚷嚷的人，就像个虚张声势的拳击手，但身上的肌肉都是假的”。他从未改变过对托洛茨基的印象。而托洛茨基则从斯大林黄褐色的眼珠里感受到了寒意。他说，它们散发着“恶意的光芒”。

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开阔了斯大林的眼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欧洲文明。他住的房间面向街道，他“终日在其中工作”。他会在黄昏时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去美泉宫公园散步。有些时候，他会在晚餐时聊起自己的过去。他会想念拉多·克茨霍韦利，说起他在监狱中被枪毙的往事。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并不是很开心。“你好，我的朋友，”他给已回到圣彼得堡的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道，“我还住在维也纳，写着那些无用的垃圾文章。期待和你再见。”但他渐渐适应了起来。“刚开始时，他很拘谨，喜欢独处，”奥尔加·韦朗说，“但渐渐地，他放松下来，和我们开起了玩笑。”对于特罗扬诺夫斯基上流阶级的做派，他并不感到厌恶。事实上，终其一生他都很喜欢特罗扬诺夫斯基。

他们家的女儿加丽娜·特罗扬诺夫斯卡娅和斯大林相处得甚好。“她喜欢和成年人待在一起”，斯大林陪她玩耍，答应她给她带“像山一样高的高加索绿色巧克力”。当她不相信他的话时，他总会“开怀大笑”。不过，她也经常开他玩笑——“你怎么老说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她抱怨道。斯大林会从美泉宫公园给她买糖果吃。有一次，斯大林和埃琳娜打赌，如果两人同时叫加丽娜，她肯定先去找他要糖果。他们付诸实践。结果，加丽娜真的跑向了斯大林——这恰好证明了斯大林对人性的洞悉。[5]

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要回了文章的第一稿。他说他要修改它，继而询问道：“《真理报》怎么样了？你的派系怎么样了？组织有何新情况？……你的瓦西里。”在他离开维也纳之前，他重写了那篇文章。[6]

列宁正在克拉科夫等他。叛徒正在圣彼得堡潜伏。

[1]　194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洛·科特。

[2]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朋友加里宁没有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因为他当时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布尔什维克党一边被处在核心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出卖，一边怀疑一个完全无辜的同志。

[3]　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为“美泉宫招待所”的旅舍。令人称奇的是，这幢楼前自1949年以来便保留着一块蓝色纪念牌匾。上面写着：J．V．斯大林于1913年1月留宿于此。他在这里写了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4]　约瑟普·布罗兹，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也在维也纳，那时的他是一名机械师。

[5]　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生活不稳定，埃琳娜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也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然后埃琳娜和叛徒马林诺夫斯基相好（据马林诺夫斯基自己说）。接着，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权势人物尼古拉·克雷连科。克雷连科是列宁第一届政府的要员，之后成为红军元帅，接着任职联邦检察长，并最终成为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不过，他依然在“大清洗”中遭到枪杀。幸运的是，克雷连科于20世纪20年代末离开了埃琳娜，这反而让埃琳娜在“大清洗”期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埃琳娜长期默默地在档案馆工作，直到1953年自然死亡。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女儿加丽娜同样也嫁给了一位布尔什维克巨头。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此人不但酗酒，还生性放荡，经常虐待加丽娜。斯大林曾说，如果他知道古比雪夫是这样一个好喝花酒的人，他肯定会介入他们的家庭生活。古比雪夫于1935年因酗酒过度去世，这正合斯大林的心意。保姆奥尔加·韦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她很早就退休了，并活到了晚年。特罗扬诺夫斯基本人的命运（虽然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则与众不同。详情参见尾声。

[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最著名的文章，斯大林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修改它。当时，奥利地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被列宁称作“党内的奥利地联邦”的理论，而这篇文章便是对此理论的反驳。列宁总是更加讲求实用主义而又具有远见，当然，也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他担心鼓吹文化自治甚至民族分裂的犹太联邦派或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会造成党乃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乱局。他需要一种民族理论，它既应诺各民族自治，亦赋予其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种表象，二者皆不会实现。列宁和斯大林一致认为，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犹太问题上，斯大林问道：“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他们被攻击，是因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他攻击“奥匈马克思主义”和支持民族自治的人，却又说接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自治”。文章赋予各民族以（理论上的）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这篇文章的辞藻并不华丽，但它构思精巧，乃至于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建构苏联的理论基石。这篇文章至今仍富有意义，因为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成为了独立共和国，但它们并非是像车臣那样的自治共和国。

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

“我回到克拉科夫，把文章给列宁看，”斯大林回忆道，“两天后，列宁请我去他家，我注意到文章的手稿正摊开在桌子上。他请我坐到他身边。”

列宁颇为惊讶。“这篇文章真的是你写的吗？”他有点高人一等地问斯大林。

“是的，列宁同志，是我写的。难道我写错了什么？”

“不，恰恰相反，这篇文章棒极了！”

列宁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党的政策来发表。“这篇文章太好了！”他对加米涅夫说，“它斗志昂扬，我们不会对那些联邦派的垃圾退让一步！”在一封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称斯大林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

1913年3月，索索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K．Stalin”——这是他第二次使用这个笔名。自1910年以来，他的笔名一直在演变之中，从最初的“K．St．”变成后来的“K．Safin”和“K．Solin”。

从事隐秘地下工作的革命党人会拥有好多化名，而这些化名通常都是随意取的。“列宁”（Lenin）之名的灵感或许源自于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列宁用过的笔名多达160个。他之所以会沿用“列宁”，是因为它恰好是他在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所用的笔名。出于同样的道理，索索因以“斯大林”之名发表了这篇关乎民族问题的著名文章，便使这个名字得以沿用。如果不是个那么自恋的人，他很有可能将以“瓦西列夫”或“伊万诺维奇”之名而被世人所知。

斯大林沿用这个笔名的其他原因还包括“Stalin”和“Lenin”有相似之处，而他也喜欢把他那些女友的名字当作化名。据说，他的女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Ludmilla Stal）启迪了“斯大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一点。“这个名字是我的同志们给我取的，”他曾对一个采访者自鸣得意地说，“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和我匹配。”莫洛托夫知道他完全是在胡说：“那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不过，这个冷冰冰的“具有工业感的名字”——意为“钢铁之人”——倒的确和他挺匹配。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应该拥有钢铁般的意志。[1]

虽然他依然没有忘却自己是高加索人，但这个俄语名字把格鲁吉亚语的“科巴”和斯拉夫语的“斯大林”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朋友还叫他索索）。因此，在此之后，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所言，他成为了“双重民族者”。1917年后，他甚至成为了一个四重民族者：他生为格鲁吉亚人，忠于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就国籍而言又是个苏联人。

这个笔名最终变成了一个帝国和信仰的象征。在他当权时，他不争气的儿子瓦西里曾滥用过这个名字，而他则冲着瓦西里大吼道：“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苏联才是斯大林！”

1913年2月中旬，带着“科巴·斯大林”这个崭新的名字，他回到了圣彼得堡。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而陷入了绝境。

“警方对我们展开了大肆的逮捕、搜查和突袭。”斯大林在写给特罗扬诺夫斯基的信——这封信被奥克瑞纳截获了——中写道。他还没忘记自己对6岁的加丽娜的承诺：“我会送巧克力给加洛奇卡。”

被列宁委以重任的斯大林被奥克瑞纳紧追不舍，而他甚至放弃了躲藏。他住在市中心夏帕勒尔纳亚街上杜马代表巴达耶夫和萨莫伊洛夫的家里，并在同为杜马代表的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会议。斯大林在另一封信中叹息道：“我们连能干事的人手都不够，我几乎无法推进任何事项。”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布尔什维克党在议会中的明星马林诺夫斯基辩护——有一篇文章指出后者就是奥克瑞纳的间谍。这篇文章署名“Ts”，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始作俑者是孟什维克党人马尔托夫或他的连襟费奥多·丹。“布尔什维克党人瓦西列夫（斯大林）来到我的公寓[他的代号是‘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即乔·波克西）]，试图给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画上一个句号。”费奥多·丹说。乔·波克西威胁丹的妻子莉迪亚说，如果孟什维克党人还敢继续中伤马林诺夫斯基，他肯定会让她感到后悔。

然而，恰恰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斯大林的一举一动都被皇家警察的主管本人监视着。2月10日，斯维尔德洛夫被马林诺夫斯基出卖，并因此遭到逮捕。斯大林决定任命他在巴库的同志邵武勉为《真理报》编辑。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服列宁，这个亚美尼亚人和斯大林一样对孟什维克党抱有妥协倾向。列宁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提议，想提拔切尔诺马佐夫——而此人正如斯大林在巴库时所洞悉的那样，也是一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

1913年2月，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出卖了俄国所有的中央委员，除了斯大林和不堪重用的彼得洛夫斯基。奥克瑞纳决定阻止社会民主工党两大派系再次联手：逮捕调停者斯大林成为了当务之急。

2月23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情者们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举行了一场募资音乐会和化装舞会。斯大林本来是不会去这样的地方的。可是，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特别想去，于是，斯大林和她们的数学老师卡夫塔拉泽商讨是否一同前往。

当天下午，斯大林造访了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双重间谍要求斯大林必须参加舞会。斯大林曾对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说，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他没有心情，也没有适合这种场合的衣服，但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他必须出席”，甚至向他保证那里很安全。这位衣冠楚楚的叛徒打开他新潮的衣橱，从里面拿出一个硬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丝质领结，在斯大林的脖子上试了试。

就在两人见面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刚刚才和奥克瑞纳的幕后主使、皇家警察的主管别列茨基见过面。他或许已向对方承诺，会把斯大林送上门来。

“瓦西里（斯大林）和我一同出席派对，”他的情人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道，“派对本身很不错。”戴着漂亮领结的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杜马代表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很惊讶地看到……我们亲爱的格鲁吉亚男孩出现在这么一个人满为患的派对上。”达米安·别德内——无产阶级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此后向列宁汇报道，“这实在太鲁莽了——他难道是中了邪，抑或是哪个傻瓜邀请了他？我告诉他：‘你跑不掉了。’”别德内向他暗示他们中有一个是叛徒。

午夜时分，在宪兵的支持下，便衣奥克瑞纳包围了整个会堂。“当时，斯大林正好在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聊天，”塔蒂阿娜说，“他发现他被跟踪了。”

几个警探走上前来，问他叫什么。他否认自己叫朱加什维利。同志们聚拢在他身边，试图掩护他让他跑到舞台后面。“他跑进了化妆间，”斯拉瓦京斯卡娅说，“并让他们来找我。”斯大林故技重施，男扮女装，但他还有时间告诉塔蒂阿娜他“在派对前造访过马林诺夫斯基，并从那时就被跟踪了”。斯大林化了一点妆，穿着长裙便逃了出去。就当他走出化妆间时，一个秘密警察发现了他的大尺寸鞋子（当然，还有他的胡须），警察“大叫一声，把他逮住了”。

“朱加什维利，我们可算是抓住你了！”

“我不是朱加什维利，我叫伊万诺夫。”斯大林说。

“见鬼去吧！”

一切都结束了。

“两个便衣警察让他跟他们走。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舞会仍然在继续。”马林诺夫斯基冲着“逮捕斯大林同志的警察‘大声抗议’，并说他会动用资源把他救出来”。

仍未了解此事的列宁给叛徒写信“讨论怎样才能避免更多的同志被逮捕”。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焦虑地说“瓦西里”必须被“好生保护”。然而，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没有瓦西里的消息？他怎么了？我们很担心。”

对于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来说，对斯大林的逮捕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他将此事上报给了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1913年6月7日，马克拉科夫同意了特别委员会对斯大林的量刑：将J．V．朱加什维利流放到图鲁汉斯克4年。那是被文明遗忘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边境。

[1]　“Solin”和“Safin”这两个“Stalin”的早期变体有可能是由印刷错误造成的，因为在俄语中，“sol”的意思是“盐”。“盐之人”显然不具备“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光泽。据维拉•施韦策说，1912年4月，当《真理报》正在排版时，“编辑部曾随意修改过文章的署名。第二天，J．V．斯大林打开《真理报》发现他的笔名变成了‘Solin’，他笑着说：‘我不喜欢这个没意义的笔名。’”他用回了“K．St．”这个名字，直到1913年1月。“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具有工业色彩的名字”。罗森菲尔德变成了“加米涅夫”——意为“石头之人”（虽然作为一个笔名，它还是显得有点无聊）；斯克里亚宾变成了“莫洛托夫”——意为“铁锤之人”。党员们还喜欢把他们狱吏的名字当作笔名：布隆施泰因的名字“托洛茨基”便是这样来的。很多西方传记作家都误以为“斯大林”是朱加什维利的俄语写法，但他们错了：“朱加”（Djuga）无论是在格鲁吉亚语还是在奥塞梯语中都没有“铁”或“钢”的意思。

PART FOUR　第四部分

他像一个幽灵，在这片土地上

挨家挨户地游荡；

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琴

弹奏出优美的乐章；

他那如梦如幻的旋律，

就像一束阳光，

你能从中感受到真理

和神圣的爱。

如枯石的人心

因它而跳动；

坠入黑暗的心灵

因它而感受阳光。

然而，每当琴声响起，

暴徒便来到流浪者身前，

他们并不歌颂他，

而是递上有毒的容器……

他们对他说：“喝下去，被诅咒者，

这就是你的命运！

我们不需要你的真理

更不需要你那天籁之音！”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33　“亲爱的，我很绝望！”

1913年6月中旬，一艘蒸汽船载着斯大林缓慢地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来到无比荒芜的西伯利亚。它的目的地图鲁汉斯克面积比英国、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大，却只有12000人。

叶尼塞河缓缓地流过高耸的山谷，终于来到一片开阔地。他举目四望，满眼皆是闪光的冰原，没有一片土壤。西伯利亚针叶林中长满了落叶松，它们在雪原的山脊上倔强地生长。这里的夏天是葱郁的，可是，一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却酷寒无比，最低气温达到-60℃。这一大片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几个居住着农民和流放者的村落，而在村落之间的广袤荒原上只有萨满教的通古斯人和奥斯蒂亚克游牧民族的帐篷及驯鹿。

再也不可能玩那个逃跑、被捕、再次逃跑的游戏了。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言，这是“与世隔绝的魔鬼之岛”。斯大林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独裁当局是来真的了。他花了一星期从圣彼得堡来到地区省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然后又向北行进，抵达图鲁汉斯克。他会在这里待上整整4年，但这片土地将令他魂牵梦绕。

8月10日，在“旅行”了26天之后，他抵达了图鲁汉斯克的“省会”莫纳斯特尔斯克。[1]“我已抵达图鲁汉斯克，”斯大林对身在克拉科夫的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写信道，“你们收到我之前的那封信了吗？我生病了，我需要恢复。给我送点钱。”他一抵达就开始策划逃跑：“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告诉我，我立刻赶来。”

列宁当然需要他的帮助。7月27日，他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并提出协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他们给两人各自寄去了60卢布，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再次出卖了他们。他把他们的逃跑计划通知了奥克瑞纳，后者给图鲁汉斯克警长伊万·季比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斯大林是个逃跑惯犯。这些地方的警察很多本来就是流放犯，奥塞梯人季比洛夫本来是巴库警察，结果不知何故被发配到了图鲁汉斯克。或许是因为两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奥赛梯人的血，他站在了斯大林这一边。

索索被指派住在米罗伊迪卡——一个南部的村庄。他的名字在当地很快就广为人知了。一个名为因诺肯季·杜布罗夫斯基的流放者在那年夏天溺水而亡，留下了一大批书。根据流放者的习俗，活着的人可以分享死者的藏书，可斯大林却“征用”了这些书，拒绝和其他人分享，并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流放者们本就依靠吵架斗嘴来打发时光，而斯大林恰好又是个中高手。其他流放者都愤怒了，他们骂他，扬言要杀死他。布尔什维克党人菲利普·扎哈罗夫上门和他理论，结果，斯大林对待这位鲁莽的闯入者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沙皇的将军看到一个没有得到命令便放肆出现在他眼前的大兵”。早在斯大林正式成为俄国的领袖之前，他便已经学会领袖做派了——事实上，他从小便是如此。

在米罗伊迪卡待了两星期之后，斯大林（毋庸置疑，带着他的新书）搬到了一个叫作“科斯蒂诺”的村庄。他在那里结识了四位流放者，并开始教两个格鲁吉亚罪犯识字。不久，他了解到，他曾经的室友斯维尔德洛夫正在附近的塞利瓦尼卡。

9月20日，斯大林前去找斯维尔德洛夫，后者正住在一个农民的澡堂里。两人竟然在公共澡堂里幻想起逃跑来。“我刚刚和瓦斯卡（斯大林）告别，他在我这里待了一星期，”斯维尔德洛夫告诉马林诺夫斯基——俄国境内唯一还没有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说，“如果你那里还有钱可以给我和瓦斯卡（他们或许已经给他筹了一点），那就汇过来吧……上星期，我们写信说想要点报纸和杂志看，你能帮我们这个忙吗？”

10月1日，针对斯大林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所提的请求，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再次决定帮助他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并决定给他们汇去100卢布。19天后，斯大林“收到圣彼得堡一位同志汇来的钱，并被告知准备动身逃往首都”。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立刻着手准备，花光了所有钱，透支了所有信用。当地一家名为“雷福龙”的加拿大皮草贸易公司有个经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为他们提供了面粉、糖、茶叶和烟草；一个当地医生送了点药给他们；还有一些人替他们伪造了护照。

“逃亡大师”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可是，严冬降临在了这片雪原上。作为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从未经历过如此恶劣的天气。很快，他就跌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图鲁汉斯克的日常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折磨。如果说对于大多数流放者而言，流放就是一种休假的话，那么，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便意味着接受缓慢死亡：很多流放者因极端天气而去世了。11月上旬，气温降到了-33℃，并直奔-50℃。唾液在嘴唇上被冻住，呼一口气出来就会变成冰珠。而严寒又让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斯大林写信给女朋友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要钱。他的惊慌失措溢于言表：

塔蒂阿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你写这封信我自感羞愧，但我没有任何选择了——我急需钱！我的身上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之前是有一点钱，但我用它买了保暖的衣服、鞋子和食物，这些东西都很贵……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否还能活下去。你能帮我问朋友们要30卢布吗？越多越好。这是笔救命钱。你能快点把钱汇过来吗？因为很快就要到最冷的时候了（昨天的气温是-33℃）……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我的亲爱的，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然的话，“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的高加索人”就要死了……

塔蒂阿娜不但给他寄去了他以前的旧衣服，还给他寄了冬天穿的保暖内衣。当这些物资抵达时，斯大林兴奋无比地回信说：“最最亲爱的塔蒂阿娜，我收到你的包裹了。我不需要新衣服，旧衣服就够我穿了，但你还给我买了新的。亲爱的，我自觉羞愧，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也缺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可是，对于斯大林来说，新衣服也是不够的。他依然问塔蒂阿娜要钱：“亲爱的，随着时间流逝，我越发需要一笔钱了。我很绝望，最重要的是，我病了，一直在咳嗽。我需要牛奶和钱。可我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如果你能借到钱，请立即汇给我。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

他肯定给他的所有朋友都写信借钱了，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这位亲手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叛徒：

你好，我的朋友：

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很不安，但事态紧急。我从来没这么糟过。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咳嗽得很厉害，而这里日渐降低的气温（现在已经达到-37℃）只能让我每况愈下。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包，没有糖，没有肉，没有煤油。我把所有钱都花在了日常开支和衣服、鞋子上……我需要牛奶，需要柴火，可是……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的朋友。不知道我是否能度过这个冬天……我的家人和朋友皆不富裕，我没人可以求助，所以只好向你请求……

斯大林暗示马林诺夫斯基可以问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要钱，而他却曾在巴统时折磨过奇赫伊泽——他让马林诺夫斯基“不要仅仅作为同僚，还要以杜马代表主席的身份（请奇赫伊泽出钱）”。“我可不想一封信都还来不及写就死在了这里。事态紧急，因为等待就意味着挨饿，而我已经十分虚弱，而且生病了。”他从瑞士伯尔尼“拿到了44卢布”——却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钱了。他开始动别的脑筋。季诺维也夫说他们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印成了小册子：

那么，我希望（我也有权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在这片天杀的土地上，钱就意味着生命，这里除了鱼什么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帮我争取到这笔钱……让我拥抱你，我真的太可怜了……难道我真的得在这里慢慢等死吗？

约瑟夫

马林诺夫斯基以密码信——虽然其“密码”形同虚设——回复他道：“亲爱的兄弟，我会把马卖了，按100卢布的价格。”

可是，当这100卢布逃亡金抵达时，斯大林发现这是汇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斯大林愤懑无比：难道他们想救斯维尔德洛夫却不想救我？终于，事情渐有好转。季诺维也夫回信说他们正在出版斯大林的小册子。他从杜马代表巴达耶夫那里收到了25卢布，但这笔钱显然不够。他肯定也给格鲁吉亚的母亲和斯瓦尼泽家写了信，因为他收到了一个来自于第比利斯的包裹。他还向阿利卢耶夫求助。

斯大林问季诺维也夫要的书和钱都没有抵达。他再次陷入绝望：“你写信说你会一小笔一小笔地‘还清债务’。无论有多小笔，请尽快汇过来。我太需要钱了。如果我没生病的话，那还好，但我现在需要钱治病……我在等待中。”

斯大林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文化—民族自治》（Cultural-National Autonomy）。他通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把该文发给了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启蒙》杂志。但他依然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的回信。他越发生气，于是在1914年1月11日以第三人称写信给他：“我的朋友，为何你一直杳无音讯？我已经3个月没收到过你的信了。斯大林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只有拿到这笔钱，他才不再需要问别人要钱。我认为他有权利得到这笔钱。”斯大林从未忘记季诺维也夫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他对这个夸夸其谈的、高傲的犹太流亡者恨之入骨。

1914年1月，在经过6个月的挣扎和焦虑后，钱终于一笔笔地抵达了。警察季比洛夫向上级汇报道：斯大林从圣彼得堡收到了50卢布，从第比利斯的萨什克·莫诺瑟利泽那里得到了10卢布，从巴达耶夫那里得到了25卢布，加上之前从圣彼得堡汇来的55卢布——这笔钱基本足够逃犯买“靴子”了。

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了解到（很可能是通过马林诺夫斯基），有人即将逃跑。他给图鲁汉斯克发了一份电报，称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各自收到了50卢布“用以逃跑”。当地的奥克瑞纳间谍证实，“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正在策划逃跑……他们想登上今年夏天叶尼塞河的第一艘蒸汽船”。别列茨基下令道：“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他们！”奥克瑞纳决定“把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送往北部的一个村庄，那里没有其他流放者，再指派两个督察专门看管他们”。

这是令人绝望的消息。“朱加什维利和我被遣送到了往北190公里的一个地方，这里已经进入北极圈90公里了。”心灰意冷的斯维尔德洛夫对妹妹莎拉说，“仅这里的邮局就已足以让我们绝望。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次，事实上一年才来八九次……这个地方叫库列伊卡。”

于是，斯大林来到了北极圈附近。[2]

[1]　这一地区的商贸中心有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修士们会说服当地的部落信教受洗。修道院的主持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正是在“二战”之后被斯大林宠信的苏联要员同名同姓的祖父。孙子米哈伊尔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成为了苏联的实际操控者。

[2]　斯维尔德洛夫搞错了一件事：有两个叫库列伊卡的地方，他们去的那个是在北极圈之外。

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

和库列伊卡比起来，被斯大林称为“天杀的”的科斯蒂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库列伊卡就是冰冻的地狱。在这里，人类会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遗忘，甚至会发疯。这里的人必须学会和绝望、孤独相处，学会自制——斯大林自此之后始终没忘记这两点。1914年3月，他和斯维尔德洛夫被一辆马车运往北方。随行的还有两位武装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

抵达之后，他们发现库列伊卡连村舍都称不上，这里的所有居民几乎都是亲戚。这里总共有67个人，38个男人，29个女人。他们所有人合住在8间破陋的农舍中，那都算不上是房子，顶多只是棚屋。大多数居民都属于3个业已互相通婚的家族：塔拉索夫家族、萨尔特科夫家族，还有佩里普雷金家的7个孤儿。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烧开水，”安菲萨·塔拉索夫说，[1]“我看到一个长着浓密的黑胡子和头发的男人拿着小行李箱及一些捆扎的寝具走了进来。‘你好，柯兹亚卡（主妇），我住你家。’他说罢便放下行李箱，仿佛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他和孩子们玩了起来……当男人们进屋时，他对他们说：‘我从圣彼得堡来，我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列克谢和安菲萨·塔拉索夫的家。刚开始时，双方相处得很好。两位流放者和塔拉索夫一家很融洽，而后者也答应帮他们去取汇过来的钱。当时的天气还很冷，但冰已经开始融化了。库列伊卡的生活完全受制于天气，当叶尼塞河结冰时，当地人会让驯鹿或狗拉着雪橇通过冰河前往外地。可是，当“坏路况季节”来临时，这里的马路变得十分泥泞而无法通行。从5月开始，叶尼塞河上就会出现来往的蒸汽船，当地人会让狗群把小船拉下岸，在河里划船嬉戏——直到冬季再度来临。

只有驯鹿、雪狐和通古斯部落的人才能在严冬中正常生活。每个人都得穿上鹿皮大衣。13岁的莉迪亚·佩里普雷金——这个家族的孤儿之一——看到斯大林仅仅穿着一件薄大衣。不久，他终于用鹿皮把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从靴子到帽子。

“这是个新地方，这里的生活很艰难，”斯维尔德洛夫在3月22日写道，“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刚开始时，两个同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待彼此都很友善：“我的老朋友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多年前的流放时期便认识了。他是个好人，但是（写这封信时，两人才刚刚住在一起10天，可已经有个‘但是’了），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实在太个人主义了。”

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塔拉索夫家的孩子很吵闹。“我们的房间和房东的连在一起，”斯维尔德洛夫在一封信中抱怨道，“我们出去就会经过他们的房间。他们家的孩子成天在屋里吵闹，烦死我们了。”另一方面，斯维尔德洛夫也不喜欢造访流放者的沉默的通古斯部落人。全身穿着鹿皮的通古斯人将在日后成为斯大林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强壮的游牧者以捕鱼和放牧为生。他们来自东方，和他们的驯鹿和谐相处，信仰是原始的东正教和古老神秘主义的结合体，并通过萨满和上天交流——事实上，“萨满”一词便源自通古斯语。

“通古斯人坐了下来，半个小时都没有话说，然后便站了起来，说道：‘再见，我们得走了。’可他们经常晚上才来，那时候是我们学习的最佳时间。”斯维尔德洛夫抱怨道。不过，斯大林却能和通古斯人交朋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善言辞吧。

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在于吵闹的孩子和家务分配不均。敏感而又报复心强的斯大林一直对那笔汇给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他——的钱耿耿于怀。在他抵达库列伊卡之后，他既没有收到马林诺夫斯基答应给他的100卢布，也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应承的稿费和书。季诺维也夫是在算计他吗？难道是斯维尔德洛夫出卖了他？

这两位现如今被困在离欧洲好几个时区之遥、只有8幢农舍的村落里的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两大领袖——很快就开始厌恶彼此了。在他们那个狭小、幽暗的房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一角写信抱怨着同屋的自私，而在另一个角落，斯大林则在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继续询问那100卢布的下落：

5个月前，一位圣彼得堡的同志邀请我前来，并说会帮我筹集旅费。我于4个月前作出了答复，但没有收到回信。你能向我解释其中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吗？接着，3个月前，我从科斯蒂亚那里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答应我“把马卖了……100卢布”）。我不明白为何我至今仍未收到100卢布。好吧，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安德烈同志（斯维尔德洛夫的化名）收到了他的钱……但我认为这只是给他本人的钱。我在此之后就没有收到过来自科斯蒂亚的信。我也4个月没有收到过我的姐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斯大林总结道，他们“选择了救另一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我说得对吗，兄弟？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我喜欢把话说明白，我希望你也一样。”

可是，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他们一位是斗争大师，一位则是伪装大师——两人怎么可能把话说明白呢？当前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备受失望的煎熬时，后者的世界则正在分崩离析。可能的情况是，马林诺夫斯基既没有把“马”给卖了，也没有回斯大林的信。那时候，斯大林这位“亲爱的朋友罗曼”已经不堪身为双重间谍的重压，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酗酒者——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最终，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和警察主管解雇了马林诺夫斯基。他于1914年5月8日从杜马离职。马林诺夫斯基的案子被曝光了，声讨政府和警察的舆论声讨随之而来。

马林诺夫斯基在党内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肯定知道了这件事。”此后，马林诺夫斯基说。可是，他错了。列宁根本不相信这就是事实。在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帮他赢得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中的席位，还帮他打败了（或协助逮捕了）那些反对他的调停者（包括斯大林）。因此，列宁总结道：“如果他真是个间谍，那么，秘密警察从他那里获得的肯定要比我党获得的少。”[2]

以猜疑心重著称的斯大林竟然没有发现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叛徒。他的案子一经曝光，便让斯大林以及他的同志们陷入了变本加厉的猜疑中。马林诺夫斯基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正如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班柯的幽灵，马林诺夫斯基阴魂不散地侵扰着苏联的历史。从此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中，再也没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叛徒，那么，苏联元帅、整个情报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乃至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就不可以是叛徒吗？斯大林不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所有人以间谍之罪而枪决吗？

在北极圈附近，斯大林仍在就100卢布和他的室友闹矛盾。“（库列伊卡）有个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曾说，“我们彼此相熟。然而可悲的是，流放让此人显露出了本质，他是个锱铢必较的人。他让这些‘锱铢’影响了我俩的关系。不管我如何好心相待，他都不领情。”

随着冰雪融化，奥克瑞纳于1914年4月27日再次警告道，布尔什维克党“将协助两个著名党员斯维尔德洛夫、朱加什维利逃跑”。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经常会借费奥多·塔拉索夫家的船。现在，宪兵们禁止他们去河里划船。5月到来，当蒸汽船再次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库列伊卡从一片冰原变成了蚊子肆虐的瘟疫之地。

“不久，斯大林再也不和我说话了。”斯维尔德洛夫写道，“他告诉我，我得搬出去住。”两人都搬了出来。斯大林暂时住进了菲利普·萨尔特科夫家。换了一户人家住并没有消解斯大林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怒气。“你知道吗？我在库列伊卡活得有多累，”斯维尔德洛夫向他的妻子克拉夫蒂娅——她也被流放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方——说，“我的同伴是如此自我，以至于我们不会聊天，甚至不会见面。”斯维尔德洛夫在信中描写了这场无望的流放中的压抑、抑郁（以及寡淡无味的饮食）。

我吃了鱼。我的女房东给我做了派。我吃了鲟鱼、白鲑鱼、土豆泥以及鱼子酱，还有腌制的鲟鱼。有些时候，我生吃它们。如果觉得没有味道，我就会加点儿醋。我的生活没有规律。我的三餐也不规律。我读不进书。我总是在白天打瞌睡。有些时候，我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只能出去走走。有些时候，我要到早上10点才睡。

斯大林的境遇肯定和他一样，他无法在西伯利亚的夜晚入睡。

这个只有8户人家的小世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很快，两人之间的矛盾便不胫而走了。“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斯维尔德洛夫悔恨地说。不过，除了上述的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讳莫如深的“但是”造成了两人的嫌隙：一个女孩。

就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塔拉索夫家住下不久后，格鲁吉亚人便注意到了佩里普雷金家最年轻的一个孤儿。佩里普雷金家有5个男孩和2个女孩：娜塔莉亚和莉迪亚。我们无从考据斯大林和莉迪亚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就在1914年年初，其时30多岁的斯大林和13岁的莉迪亚相恋了。

我们了解到，斯大林经常和莉迪亚一起去参加酒宴，因为莉迪亚的回忆录作了详细的描述：“在闲暇时，斯大林喜欢参加晚上的舞会，乐在其中。他喜欢唱歌、跳舞。他最喜欢唱‘我保护着金矿，金矿……我把金矿埋了，把金矿埋了，纯洁的金发少女啊，猜猜我把它埋在哪里了’……我经常参加村民的生日晚宴。”这位时年13岁的斯大林的女友是在20年后写下这些回忆的，当时斯大林正如日中天，而她则依然是个西伯利亚的农妇。那些记录下她回忆的官员不敢详细描述双方是怎样彼此走进的，但她的回忆肯定不假。“他也喜欢造访某些人，”莉迪亚说的“某些人”指的是她自己，“他还喜欢喝酒。”他就是这样走近她的？抑或是她主动？像库列伊卡这样地方的女孩总是很早熟，而莉迪亚看上去也不像是个胆小鬼。

斯维尔德洛夫肯定反对斯大林走近这位年仅13岁的女孩——而其实，这位30岁左右的格鲁吉亚人已经有过好几位未成年女友了。斯大林之所以把他赶出去，也许是因为想要更多的私人空间。不过，这段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彼此犹如陌路人，但负责看管他俩的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依然紧紧盯着他们。拉列京和波波夫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两人不逃走。在这种贴身盯防的情况下，宪兵不是成为流放者的朋友——甚至是私人佣人，就会成为他们的死敌。很快，红胡子、暴脾气的伊万·拉列京便和斯大林杠上了。

有一次，斯大林背着来福枪出门打猎，被宪兵拦住了。他可以在提前请示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拿着来福枪去打猎，但这一次，他拒绝把来福枪交给这位宪兵。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宪兵拉列京给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下，并试图把枪夺过来”。两人打了起来。宪兵“拔出军刀，砍在了斯大林的手上”。斯大林将此事告诉了季比洛夫上尉，告了拉列京一状。

到了那年夏初，无论斯大林和莉迪亚用怎样隐蔽的方式幽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了解到了两人的关系。挥舞着军刀的宪兵看到了向傲慢的格鲁吉亚人报复的机会。

费奥多·塔拉索夫——唯一胆敢记录下这段故事的村民——说：“有一天，斯大林正在家里工作，没有出过家门。宪兵觉得这很可疑，打算检查一下。他没有敲门便冲了进去。”

塔拉索夫谨慎地说斯大林是在“工作”，可宪兵却觉得十分“可疑”。斯大林对宪兵的不请自来十分愤怒。不同源头的回忆录皆一直强调宪兵搜查房间时斯大林的冷静，那么，房间里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吗？毕竟，这位宪兵是故意“没有敲门”打算吓吓他的。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像是宪兵撞到了斯大林和莉迪亚正在幽会。

斯大林向宪兵冲了过去，宪兵拔出了军刀。在接下来的打斗中，斯大林的脖子被砍伤了。他怒发冲冠，“把无赖踢出房门”。

“我们见证了整个过程。”塔拉索夫说，“宪兵朝着叶尼塞河的方向逃跑，疯狂地挥舞着军刀，而斯大林同志则紧追不舍，他极度激动和愤怒，拳头攥得紧紧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虽然当地人不鼓励姑娘和流放者相爱，可是，她们注定会被这些外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吸引。虽说就当时的法律而言，和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属于强奸，但就事实而言，这根本称不上强奸，不过是一种流传千年的男欢女爱。据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之后的调查：“J．V．斯大林和她住在了一起。”可能是她住进了他的房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宪兵会撞到他们俩。1956年，谢罗夫将军就此事向尼基塔·赫鲁晓夫及政治局做了汇报——其档案直到21世纪才被公开。在其中，谢罗夫暗示两人同居和彼此勾引一样的惊世骇俗。[3]

斯大林搬进了佩里普雷金家。这幢屋里有两个房间以及一个在冬天才会启用的牛棚。七兄妹住在其中一个闷热而又泛着牛粪味的房间里；斯大林租下了另外一间房，这个房间同样肮脏，并且只能通过牛棚才能到达他们家的那间屋子。房间里有“一张铺着报纸的桌子，一张木架床，以及捕鱼用的鱼钩、渔网和绳索，这些都是斯大林自己做的”。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烟囱，房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黑色的煤烟覆盖着。

这个房间的玻璃窗也是破的，斯大林用旧报纸把它封了起来。在北极圈附近，即便是白天，大多数时间也漆黑一片。斯大林只能依靠煤油灯，可他又经常煤油短缺。他们家的厕所在户外。佩里普雷金一家极为穷困，“一天吃白菜汤，第二天只吃精神（也就是什么都不吃），但他们家有一头牛”。

据斯大林首本传记的作者艾萨德·贝伊——他肯定从那些流放者那里了解过——说，莉迪亚会在晚上溜进斯大林的房间。她根本不羞于告诉别人斯大林喜欢穿哪种内衣。“他穿白内裤和蓝白条的水手背心”，她在1952年对采访者透露道——而此时，斯大林几乎像神一样被人们崇敬着。

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对这段情事不满。他们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而莉迪亚的回忆录也有这方面的暗示：斯大林并不在佩里普雷金家吃饭，他还是会去老房东家吃饭和拿面包。莉迪亚说这是因为她们家的女孩还太小，不会烧饭，可是，作为孤儿，她们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给哥哥们做饭了。更说得通的解释是，斯大林和他的小女友被禁止在家里用餐。

两人的关系暂且得到了各方的容忍，然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了：莉迪亚怀上了斯大林的孩子。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极为愤怒，虽说在北极圈那些偏远小村落中，先婚后育的法律基本无法得以执行——女孩们经常在未成年时便怀孕了。据谢罗夫将军的报告称，在此之前被暴怒的斯大林追赶的宪兵拉列京“教唆他们起诉斯大林和未成年少女同居——J．V．斯大林答应宪兵，他会在她成年后与之结婚”。于是，斯大林再一次地订了婚——无论莉迪亚的家人是欣喜还是不满，他们好歹接受了两人的关系。[4]作为交换，斯大林“把自己捕的鱼拿来和他们分享”，以示是一家人。事实上，他对待莉迪亚的方式就像她本就是自己的小妻子。当年长的朋友伊丽莎维塔·塔拉索夫前来拜访时，斯大林命令莉迪亚：“莉迪亚，莉迪亚，奶奶来喝茶啦！快给她倒茶。”

宪兵拉列京对两人的干预让斯大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再次向季比洛夫上尉告状，而后者又一次站在格鲁吉亚老乡这一边。所有村民都见证了这位倒霉的宪兵拔刀对付斯大林却又被追赶到河岸的一幕。考虑到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了孕，还敢在这个时候告宪兵一状，斯大林胆子绝对不小。而和他很多出于个人泄愤需要的报复行动一样，这一次，斯大林又成功了。

1914年夏，6月前后，季比洛夫同意把拉列京调离。他对自己的副官说：“好吧，我们把梅尔兹利亚科夫派到库列伊卡去吧。朱加什维利很想把他的督察换掉，我们就不要再让他俩惹起事端了。”宪兵拉列京仿佛是和斯大林调换了一个位置，害怕起这个犯人来——而他也有理由害怕。不久后，拉列京的替换者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来了。斯大林立刻在他面前扮演起了标准贵族式的主人模样，而在他接下来的刑期中，梅尔兹利亚科夫变成了他的佣人、勤务兵和保镖。

斯大林一边继续研究着民族问题，一边学习英语和德语。“亲爱的朋友，”5月20日，变得开心的斯大林向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我正在等你送来的书……我还想请你寄点英文杂志给我，新旧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用它们提高我的阅读能力。这里什么英文书都没有。我怕再不练习就会丢掉之前已经学会的英文技巧……”

对索索而言，和莉迪亚的这段情事以及两人的婚约只不过是暂时解解闷。一旦他回归到革命之中，莉迪亚注定形单影只。怀孕似乎让两人的关系趋于恶化了。然而，当地人称莉迪亚很爱斯大林。她为了他不止一次怀孕。

那年夏末，斯维尔德洛夫离开库列伊卡，转移到了塞利瓦尼卡。当时，斯大林最要好的朋友苏伦·斯潘达良正在附近的莫纳斯特尔斯克。

1914年8月底，斯大林坐着船沿河而下，和斯潘达良重聚。就在当时，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哈布斯堡王朝的继任者——在萨拉热窝遇刺。这起事件将把俄国和其他大国拖入到“一战”之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们正在把这个世界变成血腥的屠宰场，”斯大林写道，“大屠杀、毁灭、饥荒和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于是，那一小撮戴着皇冠或没有戴皇冠的强盗得以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和数不尽的钱财倾入怀中。”

当全欧洲都陷入战火之中时，斯大林绝望地发现自己被遗忘了。他只是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孕了，还被迫和她订了婚。他不是任何事物的中心——除了一起发生在北极圈的情事。1914年不是他的幸运年。当世界大国投身于战场时，白雪吞噬了太阳，也隔绝了外界的消息。斯大林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冬天里。

[1]　1942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此人因在“大清洗”中诽谤他人甚至执行枪决而被提拔——委派著名历史学家M．A．莫斯卡廖夫前往采访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认识的人，以编纂为斯大林献礼的《西伯利亚流放期的斯大林》。契尔年科把书稿印了出来，并发往莫斯科等候出版许可。毕竟，政治局委员、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就是靠为斯大林书写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传记并将其美化、夸大而获得宠信的。可是，这一次，契尔年科没有贝利亚那么好运。斯大林对这本书极为愤怒，但这本书对我们现今的历史学家而言却是一笔财富。当时，斯大林正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而他也知道，他在库列伊卡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甚至恰恰相反。虽然他好大喜功，喜欢树立个人的伟岸形象，但他又矛盾地厌恶那些崇拜他的人，加上莫斯卡廖夫是个犹太人——当时的斯大林越来越不信任这个民族。他给契尔年科打了个电话，冲他大吼。这本书的出版就此夭折了。在斯大林于战后展开的反犹运动中，莫斯卡廖夫被逮捕，但他活了下来，并成为了苏联史方面的专家，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契尔年科的政治生涯也就此止步不前。不过，最后还是有人接受了他，他变成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幕僚、政治局委员，并在1984年最终成为苏联历史上倒数第二位领导人。他的任期很短，且乏善可陈，象征着苏联的后继无人。契尔年科于198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正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　和阿泽夫一案一样，杜马宣布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一事引起了巨大的政治波动，并动摇了奥克瑞纳、杜马，乃至沙皇和帝国的可信度及统治力。最早指认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是斯大林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埃琳娜·特罗扬诺夫斯基（她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情人）。当时，她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秘书。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却说这是她的造谣中伤。当马林诺夫斯基在战争中被德国人逮捕之后，斯大林曾给他送过衣服。可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有关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铁证越来越多，斯大林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下流胚子，把他枪决都算便宜了他。”马林诺夫斯基一案于1918年11月开审。讽刺的是，起诉他的正是埃琳娜当时的丈夫尼古拉·克雷连科，而法官则是埃琳娜本人。马林诺夫斯基被处以枪决。

[3]　几十年来，一直有斯大林接触了一个图鲁汉斯克女孩并诞下一子的传言。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艾萨德·贝伊于1935年出版的传记中。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说她姑妈曾告诉过她，斯大林在流放地有个孩子。此后，这个故事不断被各种传记和耸人听闻的报刊文章引用。可是，这个故事依然经不起推敲，很有可能是有人想要反对斯大林而故意捏造的。不过，1956年7月18日，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给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及政治局的备忘录却证实了这一点。谢罗夫之前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然而，在当时，他直觉自己必须和贝利亚保持距离，并向赫鲁晓夫靠拢。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协助赫鲁晓夫逮捕了贝利亚并对处以枪决。他成为了克格勃——秘密警察的新版本——的第一任主席。他的备忘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闭门朗读，然后由斯大林曾经的所有部下签署，被送入到最高机密的“特殊档案”中。

[4]　在当时的俄国及其所掌管的欧洲部分，14岁是合法的婚龄，但是，斯大林身处的却是西伯利亚。同时，沙皇的法律对强奸罪没有明确的定义：对警察而言，这更多地是“冒犯女性尊严”并因而触及其父家产的罪名。如果有人犯了此罪，只要他答应娶该女子并彼此发下婚誓，就能避免锒铛入狱。

35　猎人

现在，冰天雪地、终日昏暗的库列伊卡只剩下斯大林一个流放者了。他与通古斯和奥斯蒂亚克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了。在这种极端环境里，生存本身便是一场考验：村落四周的雪原上，狼群正在嗷叫。当斯大林要前往户外上厕所时，他总是会用来福枪朝天开一枪，这样才能防止狼群前来。当他外出时，雪橇“在狼群此起彼伏的嗷叫声中穿行”。这些他于西伯利亚所遭遇的敌人成为了他潜意识的一部分。在他成为苏联元首之后，他经常会在开会时在笔记本上画下它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当他组织最后一次“大清洗”运动——“反犹太医生案”——时，狼群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告诉前来慰问他的人，在他最后一次流放时，“农民们会射杀疯掉的狼”。

然而，斯大林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竟然爱上了库列伊卡。在其阴郁而又孤独的一生中，这段时光竟然成了最快乐的回忆。他有三个伴侣：其一，一条名为“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昵称“季什卡”——的小狗，这是当地人送给他的礼物；其二，一个名为马丁·佩特林的通古斯渔夫；其三，便是他的警察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莉迪亚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西伯利亚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因为他开始频繁地收到汇来的钱：在1915—1916年间，他总共收到了10笔钱，总数超过100卢布——他用这些钱买吃的和衣物，还能在必要时进行贿赂。[1]

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猎人。这个形象当然和他的自我想象很是匹配：他仿佛是孤身执行神圣任务的勇士，手执来福枪潜入风雪之中。他心怀伟大信念，早已抛弃了任何资产阶级式的伤感，即便悲剧即将发生，他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容。在他的余生中，他经常会向阿利卢耶夫一家或政治局的手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经历。即便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他依然是个孤独的猎手。

“奥斯普”——或者他们给他取的名字“长痘疮的奥斯卡”——从头到脚由鹿皮武装着，成为了一名富有经验的猎手，并和部落人成为了朋友。拉列京不准许他持有来福枪，但他有对策。据一个当地人回忆：“我们会把来福枪带到林子里，放在事先约定的地方，让他来取。”他会踏上漫长的狩猎之旅，捕猎北极狐、鹧鸪和野鸭。

村民们逐渐崇拜起这位咬着烟斗、喜欢看书的“长痘疮的奥斯卡”。“当地人喜欢他，”梅尔兹利亚科夫说，“他们会去看望他，并整晚和他聊天。他也会去看望他们，参加他们的派对。”他们会给他带来鱼和鹿肉，他则会付给他们钱。虽然他们天性沉默寡言，但他十分适应。虽然在名义上信仰东正教，他们也尊敬萨满，相信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栖息着各种神灵。斯大林对此感到好奇。最为重要的是，他向他们学习了捕鱼和狩猎的技巧。

鱼和驯鹿是他们的主食。能够在冰原上生存的驯鹿被部落人视作圣灵。它们为他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拉雪橇）、衣物（皮毛）、资产（最富有的族长拥有10000头驯鹿），以及食物（煮熟的鹿肉）。佩特林——他可能是奥斯蒂亚克族中的克里奥尔人——把在叶尼塞河上捕鱼的技巧教给了斯大林。据梅尔兹利亚科夫回忆，斯大林自己制作钓鱼线，自己在冰河上挖洞。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回忆录写作于1936年，是斯大林库列伊卡时期的最佳记录。斯大林本人对此也有过回忆，但他的说法更加神秘。据他说，他是如此擅长从冰洞里钓鱼，以至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震惊地对他低语道：“你简直是被神灵附体了。”斯大林喜欢吃鱼：“我们倒是能捕到很多鱼，但这里的盐像黄金一样珍贵，所以，我们会把鱼扔在户外，-20℃的天气会让它们冻得像木头一样硬。然后，我们把鱼身上的雪花撇开，塞进嘴里，让它们在嘴里慢慢融化。”他能捕到巨大的鲟鱼了。

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一阵暴风雪把我刮进了河里。我以为我要完蛋了，但还是爬上了岸。”还有一次，正当他和几位奥斯蒂亚克族友人满载着鲟鱼和鲑鱼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走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雪。库列伊卡还很遥远，但他不能就此把鱼丢在身后，因为那是他接下来几个星期的食物。于是，他顶着风蹒跚前行，直到看到他的那帮朋友。他大声喊他们，可他们再次消失了：朋友们以为这个全身覆盖着冰雪的人是个恶魔，于是赶紧逃跑。当他终于抵达一个农舍并冲了进去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惊呼：“难道那人是你，奥斯普？”

“当然是我，我可不是什么树木精灵！”他说完这句话便倒头睡了过去，他睡了整整18个小时。

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危难之中被抛弃，但这些部落人早已对在捕鱼、狩猎中失去同伴习以为常。“我记得，有一个春天，他们30个人去一条深水河里捕鱼。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少了一个人。”斯大林回忆道。部落人漫不经心地向他解释他们的同伴“留在那里了”。斯大林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意思，直到其中一个解释说：“他溺水死了。”他们的冷漠令斯大林十分困惑，但他们继而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报以同情呢？我们总是能生养更多的人。人还不如马值钱呢，生匹马比生个人难多了！”斯大林曾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生命的价值。然而，事实上，这个故事让他意识到了人命的廉价。

“有一个冬天，我外出打猎。”“二战”之后，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他的重要手下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说，“我拿着枪，坐着雪橇，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13公里。我看到树上有一群鹧鸪。我只有12发子弹，但鹧鸪却有24只。我射杀了12只，可剩下的那12只竟然没有飞走，还待在那里。于是，我想，要不我先回去再拿12发子弹来吧。等我回来的时候，它们仍然在那里。”

“仍然在那里？”赫鲁晓夫吃惊地问。贝利亚怂恿斯大林继续讲下去。

“是的。”斯大林吹嘘道，“于是，我把剩下那12只全杀了。我把它们绑在腰带上，拖回了家。”后来，他还把这个故事告诉过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这一次，他的讲述更为夸张了。他说他杀了30只鹧鸪，当时的气温为-40℃，而他还遇到了暴风雪，差点把鹧鸪和枪，乃至活下来的希望，全都抛弃。不过，幸运的是，女人们（有可能是莉迪亚）发现了他倒在风雪中的身影，把他救了回来——那一次，他睡了36个小时。[2]

斯大林从各方收集药物，变成了库列伊卡的江湖郎中。“J．V．会给人开药方，帮人用碘酒擦伤口，还会给他们配药。他教会了部落人洗澡。”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记得有一次，他用肥皂帮他们中的一个洗身子。”他患上了风湿，靠在澡堂子里泡热水澡来缓解疼痛。风湿病伴随了他一生。晚年的时候，如果要参加为时较长的会议，他就必须依靠在克里姆林宫的炉子上。他喜欢和通古斯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唱歌、嬉闹，还会给他们讲自己悲惨的童年。小达莎·塔拉索夫“经常骑在他的背上，拽着他浓密的黑发叫嚷道：‘叔叔，快学马叫！’”。有一次，费奥多·塔拉索夫的奶牛得了疝气快要死去了，斯大林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像一个屠夫一样宰了那头牛，把它大卸八块”。这是他小时候在格鲁吉亚学会的。

斯大林依然喜欢参加派对。“在塔拉索夫家的派对里，年轻人围成一圈跳舞——斯大林站在人群的中央，唱起了歌，”达丽娅·波诺马里耶娃——当时造访库列伊卡的外地人——说，“他唱着：‘我把金矿埋了，我把金矿埋了。’”这首歌显然是他的最爱。“他的舞跳得很好。”安菲萨·塔拉索夫说，“他还会教年轻人跳舞。”

有些时候，这位来自高加索葱郁山区的格鲁吉亚人会透过农舍的窗户往外望。“这片被诅咒的土地根本没有自然风光可言——夏天的河流、冬天的雪就是这里所有的风景，”1915年11月25日，他给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写了一封心酸的信，“我是多么渴望看到壮丽的山河啊……”

他经常彻夜写作。“我的小狗季什卡是唯一陪伴我的。”他回忆道，“在冬天的夜晚，如果我还有煤油灯可以用，我就会写作和阅读，这时它就会窜到房间里，趴在我的脚边低吟，仿佛是在和我说话。我俯下身子摸着它的头，对它说：‘季什卡，你觉得冷吗？赶紧暖和暖和吧！’”他曾开玩笑说他“喜欢和小狗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聊国际政治”——季什卡显然是全世界最博学的宠物。对于斯大林而言，宠物比人类更可靠：它们的爱不求回报，它们对主人言听计从，不会背叛主人（更不会怀上主人的孩子）。更为重要的是，当主人抛弃它们时，主人并不会觉得罪过。

斯大林与外部风起云涌的政治世界隔绝了。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足够的书和杂志可以读，这让他十分沮丧，特别是当他想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难道他们已经忘了自己吗？刚刚写的文章发表了吗？为什么没有收到稿费？1915年冬天，斯大林写信语带讥讽地询问道：“我怎么样了？我还好吗？我不好。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手边连本正经的书都没有，我又能做什么？……我被流放过那么多次，可这一次是最痛苦的。”

虽然他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自信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那时的他肯定怀疑过自己是否回得去。即便是列宁，也对革命产生过怀疑，他曾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但斯大林从来没有对革命失去过信心。“俄国革命就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不可避免。”这是他在1905年写的话。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谁能阻止太阳升起？”

当他终于收到报纸后，这位未来的苏联元首便和梅尔兹利亚科夫热烈地探讨起了“战争的滥觞”。在“二战”期间，他有时会引用他曾在库列伊卡时期对“一战”战役的分析来做指导。[3]当沙皇输掉一场又一场战役时，斯大林肯定盼望着“一战”能像1904年一样导致革命的爆发。他曾给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洛夫斯基写过一封信：“有些人散布谣言说我肯定会逃走，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发誓我肯定不会逃。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刑期结束（1917年）。我有时的确动过逃走的念头，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它。”——信中所言或许是真话，而非想要误导奥克瑞纳的谎言。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感觉到斯大林的疲倦：如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肯帮助他，那么，他也不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1914年12月前后，莉迪亚诞下了一个孩子。

[1]　这些钱的来源遭到了怀疑。但是，如果这是奥克瑞纳给他的工资，那也实在太少了。事实上，这笔钱中包括他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正如前文所述，斯维尔德洛夫拿到的钱更多。然而，1938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即“有毒的侏儒”尼古拉·叶若夫——此人曾经是斯大林最信任的手下，负责清洗了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斯大林放弃。（当时，叶若夫不堪屠戮和施虐的重压，只能在酒精和女人身上不断沉溺。）为了自保，他开始收集一系列证据，企图勒索斯大林和对抗政治对手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收集了斯大林这10笔钱的汇款单，把它们保存在了私人保险箱中。然而，叶若夫不过是在捕风捉影。在这10笔钱中，有3笔来自哥里，应该是斯大林的母亲或叶格纳塔什维利汇给他的；其余7笔来自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它们共有100卢布，几乎都是按每笔10卢布来汇的——其中有两笔是25卢布。这个证据当然无法挽救叶若夫的性命。他于1938年末被解职，于1940年被枪决。有趣的是，斯大林并没有销毁这些汇款单，而是把它们和叶若夫的档案归档在了一起。阿奇·盖蒂教授找到了这份档案，他大方地和笔者分享了这一史料。

[2]　就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的手下之前，年老的斯大林刚刚闯了祸，类似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于2006年犯的错：他正在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射击技术，突然间，他的枪走火了，差点打中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伤及两个保镖。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厌恶和看不起这位渐渐老去的人。于是，当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狩猎故事告诉他们时，他们并不相信。“用完晚餐之后，”赫鲁晓夫写道，“我和贝利亚便在卫生间里交头接耳。‘斯大林说他在冬天滑了13公里的雪橇，击落了12只鹧鸪，然后又滑了13公里回去，再拿了12发子弹回来，又杀了12只鹧鸪，最后还是滑了13公里回到家——他总共滑了52公里呢！’‘你说，’贝利亚惊叹道，‘这个高加索人从来都没滑过雪橇，怎么可能一下子滑那么多路？他在说大话呢。’我表示同意：‘当然，他肯定是在自吹自擂！我亲眼见过他开枪，他根本就不会射击！’”而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斯大林经常会在度假时去打猎，虽然他将打猎视为浪费生命。

[3]　在输掉了哈尔科夫战役之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训斥了一顿。他说：“在‘一战’时，有支军队在东普鲁士被包围了。可是，临近的援兵指挥官却在此时逃走了。结果，此人被处以了绞刑。”

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

莉迪亚的孩子诞下不久之后便去世了。斯大林从来没有谈及过此事，但当时，他肯定在库列伊卡，而所有的村民肯定也知道此事。我们无从知晓莉迪亚的哥哥们是否原谅了这位生事的房客，但斯大林和莉迪亚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终结。

负责看守斯大林的新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让他的日子好过了不少。此人根本不监视他，也不跟踪或搜查他。他允许斯大林见朋友、打猎，甚至斯大林消失几个星期他也不在意。“夏天的时候，我们让狗把船拉下水，然后又划着船回来。冬天的时候，我们就骑着马出行。”身穿皮毛大衣、叼着烟斗的斯大林会让梅尔兹利亚科夫在家等他，独自前去取信件。20年后，斯大林依然对梅尔兹利亚科夫心怀感激——有可能还救了他的命。[1]

1915年2月，“在那永远黑暗，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的月份里”，斯潘达良和他的情人维拉·施韦策前来看望斯大林。他们乘坐着狗拉雪橇，冒着被狼群攻击的危险，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200公里。终于，他们看见了远方的小村落。索索从他那个被冰雪覆盖的农舍里走了出来，笑着迎接他们。大多数村民和督察也出门迎接。

“我们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家待了两天。”维拉注意到索索得了关节炎，他“穿着一身夹克，但只有一条手臂套在袖子里”。“之后，我了解到，他习惯这么穿衣服，因为他想把右臂露在外面。”斯大林见到他们很高兴，出门去河边走了一遭，扛回了一条巨大的鲟鱼：“我的冰窟窿里就没有小鱼。”他骄傲地说。

斯潘达良和施韦策是来和他商讨对布尔什维克5位杜马党代表和《真理报》编辑加米涅夫的庭审。列宁宣称，他希望德国打败俄国，由此来促发革命和“欧洲内战”。孟什维克党支持俄国在“防御”的前提下进行外战。1914年11月，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代表因叛国罪被捕。在庭审期间，加米涅夫拒绝支持列宁“具有卖国倾向的失败主义”。他被判有罪，流放西伯利亚。

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极其厌恶加米涅夫的行为。“这个人不可信任，”斯大林说，“他会背叛革命。”在此之后，全身穿着驯鹿皮毛、内裹防水帆布的斯大林在通古斯部落人的引导下，和斯潘达良、施韦策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北极光。“忽然，斯大林唱起歌来，”施韦策回忆说，“苏伦也唱了起来。这些著名歌曲的旋律，让人如痴如醉。”他们在北极光的笼罩中，在冰原上行驶了两天。

斯潘达良和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身为猎手的斯大林不再在信中抱怨没有收到稿费和书了。他展现了强硬的军人作风，而在执政之后他仍沿袭了这一风格：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也请你转达我对季诺维也夫及娜杰日达的问候！不知你身体是否无恙？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啃着面包，熬过了一半的刑期。的确很无聊——但我又能怎样呢？你怎么样了？想必过得不错吧……我在《言论报》上看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小文章——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老妇人！对了！……还有那些清算派的（杜马）党代表……真的没人惩罚他们吗？他们真的会逃过一劫吗？如果有人把他们打一顿，你一定要告诉我，也让我高兴高兴！

列宁还记得这位被流放的“凶恶的科尔基斯人”。“科巴没事。”他告诉同志们。然而，几个月后，他却问道：“帮我个忙——搞清楚科巴的姓到底是什么（约瑟夫·Dj……？我忘记了）。这很重要。”

在短暂出游后，斯大林又回到了库列伊卡度过漫长的冬季。冬去春又来，叶尼塞河上的冰再次融化。1915年5月，几个朋友乘坐着蒸汽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到来了。加米涅夫和杜马党代表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和斯潘达良就住在附近。1915年7月，斯大林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参加在加米涅夫和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的会议。

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夏日。他们甚至拍了几张合影。[2]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即便是户外野炊也少不了谈论政治议题，互相指责和审判仍是席间的主题。斯大林和斯潘达良站在列宁的这一边，决定让加米涅夫在莫纳斯特尔斯克受审。

加米涅夫送给了斯大林一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并不是一份明智的礼物，因为斯大林早已受了马基雅维利的潜移默化。晚餐时，酒过三巡，加米涅夫问在场的人什么事让他们觉得最开心。有些人回答是女人，另外一些人则认真地说是见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式的发展，直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可是，斯大林却如此说道：“对我而言，世上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识别敌人，巨细无遗地做好复仇计划，然后完美无瑕地执行，最后倒头大睡一觉。”[3]

在对加米涅夫的“审判”中，斯大林手握着决定性的一票。可是，斯大林依然狡猾多端且喜欢寻找新的同盟。他先是对加米涅夫展开了攻击，然而，就在他们要对加米涅夫是否有罪做出最终投票时，他却离开，前往库列伊卡了。于是，他救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意气相投，但后者打心底地瞧不起这位政治家：“这个夏天，我是和格拉多夫（加米涅夫）一起度过的。”他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说，“他们所有人都像是母鸡，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猎鹰’？！”

斯大林回到库列伊卡，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11月初大雪纷飞的时候，他被允许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看医生。他乘坐由四条狗拉的雪橇，穿着皮毛大衣来到斯潘达良的家，一见面，他便狠狠地亲吻了这位朋友的面颊——他还两次亲了维拉的嘴。

“科巴呀！”维拉显然很高兴见到他，“科巴呀！”

当时的斯潘达良身心疲惫，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有时是如此敏感，以至于一只虫子咬了他一口都会使他疯得把衣服撕碎。苏伦很压抑”，但“斯大林很开心”。同为流放者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一来，斯潘达良就精神起来了。”

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季诺维也夫的信。他语带讥讽地回复道：

亲爱的朋友：

我终于收到了你的信。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这个上帝的奴隶给忘了，结果，你并没有……我手头一本正经书都没有，所以我还能干什么呢？……我有很多问题和话想写出来，但苦于没有参考资料。我很想写些什么，可我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对象……你问起我的经济情况。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你身上可能有点钱——难道你不觉得应该分一点给我吗？如果你也是如此觉得，那就快点行动起来吧！我发誓我总能看到它到我手里的那一天！

你的　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一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便挑起事端——他总是乐此不彼，这些事端不仅是他聊度时光的方式，也是他党同伐异的途径。那年冬天，由斯潘达良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流放者们发现他们缺少糖和皮毛，于是，他们从当地的雷福龙贸易公司抢夺了珍贵的货物。警察就此展开调查，而一个名为佩图霍夫的流放者出卖了他们。这群被孤立在西伯利亚并患上了妄想症的流放者很快就分裂了：他们不是站在斯潘达良一边，便是站在告密者那一边。斯潘达良想要惩罚佩图霍夫，对其进行党内审判。而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正在教当地警察德语，并和他们走得很近。斯潘达良和他的同盟指责斯维尔德洛夫是个“有道德污点的”奥克瑞纳间谍。

尽管斯维尔德洛夫抵制对佩图霍夫的制裁，但审判依然进行了。斯潘达良、维拉和另外五位党员投了赞成票。斯大林——他本人也曾遭遇过类似被开除党籍的庭审事件——则坐在陪审席上，拒绝就开除佩图霍夫党籍投赞成票。他解释说：“他们应该把佩图霍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开除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斯维尔德洛夫的人还遭到了毒打。

“流放会把人性之恶放到最大，”斯维尔德洛夫写道，“毫无同胞之情或同志之情可言。孤独和距离将置人于死地，把人杀死。”现在，斯潘达良“病倒了……他开始咳血”。

“我们在村里子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的看守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不知道他见了什么人。J．V．（斯大林）自己回到警察局，告诉我我们可以回去了。”

回到库列伊卡后，斯大林在被煤烟染黑的佩里普雷金家的小房间里度过了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他还继续着和莉迪亚的关系。这时，他收到了奥尔加·阿利卢耶娃从圣彼得堡寄来的包裹。他不禁伤感起来：

尊敬的奥尔加，感激你送给我的东西以及诚挚的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照顾。我盼望着结束流放的那一天。我会亲自前来圣彼得堡感谢你和谢尔盖。我的刑期只剩下两年了。我收到了包裹。谢谢！我只想请求一件事——不要再给我汇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钱。不过，你可以给我寄风光明信片……

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后者当时已经14岁了——也给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寄了一件新外套。她们还在口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

维拉回忆，1916年3月，当雪橇再次可以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斯大林又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一方面看望斯潘达良，一方面去“寄信”。2月25日，他向一位同志写信抱怨道：“你能告诉我K．斯大林写的那篇《文化—民族自治》怎么样了吗？它有被发表吗？抑或早已被丢弃了？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咨询过这篇文章的下落，可没人告诉过我答案……我怎么样了？我当然没有浪费生命！你的约瑟夫。”这篇文章通过阿利卢耶夫递到了列宁手上，却又不知为何永远地消失了。

斯大林发现，斯潘达良患上了肺结核和心脏病：这个亚美尼亚人情愿前往图鲁汉斯克。斯大林担心他，于是请愿共同前往。几天后，他回到了库列伊卡。维拉·施韦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苏伦·斯潘达良。”[4]

那年夏天，这位格鲁吉亚房客再次让莉迪亚怀孕了——然后，他再次消失了。当地的流放者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从库列伊卡消失了——他逃走了。”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踪影。他到底在哪儿呢？连梅尔兹利亚科夫都搞不清楚。他允许“JV”去叶尼塞河下游的波洛文卡岛捕鱼。他“整个夏天都在那里……我只是听闻他并没有逃走”。警察的确怀疑斯大林在那个偏远的岛上干些什么。“波洛文卡岛空旷无人，上面只有沙子。他到底在哪里捕鱼？那里根本没有人。”然而，斯大林的的确确在“空旷的波洛文卡岛”待了一阵子。

只有少数当地人会去那个偏远小岛捕鱼，那里的鱼挺多的。斯捷潘妮达·杜比科娃说“奥斯普”在那里待了大半个夏天。“我们用树干帮他搭了个一人住的棚屋。”斯捷潘妮达和她的家人是波洛文卡岛上唯一的狩猎者，他们自己也搭棚屋住。“‘奥斯普’经常来看我们，我会给他烤他最喜欢吃的鲟鱼。”但在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完全一个人待在屋内，或者独自捕鱼。他貌似很享受这种绝对的孤独。不过，他有时也会离开小岛。

“斯大林来看我们了。”身在叶尼塞斯克的杜马党代表巴达耶夫说，“我们见了面……虽然他的行动很隐秘，但所有听说斯大林同志来了的流放者都前来看望他。”他肯定也去过科斯蒂诺，因为他在归途中到过米罗伊迪卡。他在那里参加过一个名为内斯特·鲁哈泽的格鲁吉亚人的派对。内斯特会“拉手风琴和弹三角琴”。“穿着齐身大衣和红套鞋，戴着耳罩帽子”的斯大林和当地的年轻人“彻夜交谈、唱歌和跳舞”。

梅尔兹利亚科夫并没有向上级季比洛夫上尉汇报斯大林在夏天消失的事情，但斯大林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可季比洛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许是因为季比洛夫收受了贿赂，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被斯大林的人格魅力折服——很多警察都钦佩斯大林，季比洛夫只不过是距他最近的一位。直到有一天，季比洛夫的上级听闻格鲁吉亚人失踪了，他才因此逮捕了费奥多·塔拉索夫，因为他把自己的船借给了逃犯。塔拉索夫被判入狱一年半，而斯大林本人却没有受到惩罚。[5]

对于沙皇而言，战争并不顺利。他离开了圣彼得堡（为了让这座城市听上去不那么日耳曼化，他把城市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来到前线指挥战事。他把政权交给了他那位愚蠢、神经质而又笨手笨脚的皇后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和一帮江湖骗子及战争投机者的怂恿下，她解雇了一大帮腐败且碌碌无为的大臣，却又找来了一批更加无能的顶替者。没有人知道，执政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

[1]　1930年，梅尔兹利亚科夫被指控为“富农”，他向斯大林求情道：“我想您不会忘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斯大林回信道：“我是在库列伊卡流放时期认识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的。他是我1914—1916年间的守卫，他只有一个任务——照看我（当时，我是库列伊卡唯一的流放犯）。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和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是‘朋友’。但是，虽然我们不是朋友，我依然得做证，他对我并不像其他守卫对犯人那样差。在我看来，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热衷于完成他作为警察的任务，他不监视我，也不迫害我……我长时间离开，他也不管我。他还经常责怪他的上级交给他‘枯燥的’任务……我觉得，在1914—1916年间，梅尔兹利亚科夫证明了自己和其他警察不一样。我有义务为他做证。”

[2]　在照片中，斯大林依然戴着他那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一脸不羁的样子。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后排中央，两边分别是斯潘达良和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也站在后排。而前排中央有个坐在地上的小孩，那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幼子安德烈——后来，安德烈成为了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追随者之一。

[3]　斯大林还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说过类似的话。在20世纪20年代被斯大林打败之后，加米涅夫将其称为“斯大林的甜蜜复仇理论”。可惜的是，加米涅夫一直没有把这一理论或斯大林本人当回事。

[4]　8月，斯潘达良被允许转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但为时已晚。斯大林曾写信问候，但这封信丢失了。

[5]　费奥多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斯大林消失而被惩罚的人。笔者收到过诺福克郡唐汉姆市场一位名叫伊娃·普林斯的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称，自己的祖母、一位名为杰菲尼亚·纳戈尔诺夫的流放者也曾因“协助藏匿斯大林”被关进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如果此事是真的，那肯定就发生在斯大林在库列伊卡这一时期。

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

1916年10月，斯大林这位手臂残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流放同胞们一起被征兵了。长达10年以来，他一直未服过兵役。把流放犯征招入伍的举措显示了罗曼诺夫王朝业已急缺士兵。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当地的军官，都知道他的手臂根本通不过入伍体检。图鲁汉斯克当地人说，是斯大林本人说服季比洛夫把他的名字加入征兵名单中去的，他还给了后者一张“假身份证”。这或许是他在夏日消失期间想出来的恶作剧。那么，他主动请缨参军是为了逃避婚姻责任和他在库列伊卡最后几个月的流放期吗？

维拉·施韦策回忆：“警长季比洛夫先是把9名流放者送去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大林离开了库列伊卡。他静静地和众人道别，还向一位曾经照顾他的女士赠送了“一张签了名的照片和两件大衣”。然后，他“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般和梅尔兹利亚科夫一起离开了，来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

在他离开之后，大约在1917年4月前后，莉迪亚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男孩取名为“亚历山大”。她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孩子的父亲，而斯大林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然而，他肯定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他曾告诉过阿利卢耶夫家的姐妹，他在最后一次被流放时有过一个儿子。但他自始至终未认领这个儿子。

图鲁汉斯克让他变得更加像个俄罗斯人，这或许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风雪改造了他，冰冻了他体内的格鲁吉亚血液。现在，他已经是个自制、警觉、冷若冰霜和孤僻的西伯利亚猎手了。之后成功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斯大林大元帅曾在1947年给他曾经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动容地说道：“我没有忘记你和我在图鲁汉斯克的朋友。我永远不会把你们忘记。”莫洛托夫的话一针见血：“在他的余生中，西伯利亚永远留在了他心里。”[1]

1916年12月12日前后，季比洛夫把两批，共计20人的流放犯送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说：“斯大林就在这帮同志中。”斯维尔德洛夫无法前往东边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战场光荣地送死，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这是罗曼诺夫王朝反犹政策中少数几项事实上对这一民族有利的政策。有些同志试图说服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和解，至少和他握手告别。可是斯大林拒绝了。

这帮被征入伍者挥动着曼陀林和三弦琴，乘坐鹿拉雪橇离开。彩旗在雪橇上随风舞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件西伯利亚皮大衣、一双鹿皮靴子以及鹿皮手套和帽子”。同样被征入伍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雪橇一字排开，循序前进，每个雪橇上只坐一个人。”警察骑着马一路跟随他们，沿叶尼塞河而下。他们经过了25个聚集地，当地的村民们被命令为他们提供“床、绒毛枕头、牛奶、肉和鱼。他们在有些地方住了好几天”。

斯大林指挥众人道：“我们不需要赶路。我们都累了，为什么还要赶着去参军呢？”一位同行的流放者记录下了他的话。“德国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把我们碾成肉饼。”他说。

在旅途中，流放者们“每隔两三个晚上就会欢聚一次”。斯大林总是领着大家唱歌。警察们纷纷抱怨，向季比洛夫发电报告状，季比洛夫恐吓流放者们说会派哥萨克骑兵来。“而我们则回了他一个电报——‘尽管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斯大林起草了电报。”斯大林把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旅程变成了一场派对。这帮狂欢的流放犯们在旅途中庆祝了新年的到来：1917年终于来临了。

最终，2月9日左右，雪橇队伍抵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承诺先让他们休息几天，然后再让他们向总部报道。斯大林搬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伊万·萨莫伊洛夫的家，把维拉·施韦策从阿钦斯克叫了过来。后者告诉他，斯潘达良去世了。

斯大林向军医报到，军医发现他手臂有残疾，“不适合参军”。对这位自视为政治家和军人的未来最高元首而言，这无疑是令他感到难堪的事实。“二战”之后，安娜·阿利卢耶娃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不适宜参军”，斯大林因此从来没有原谅过她。

2月16日，他向叶尼塞斯克总督申请，说想在阿钦斯克——“一个大约有6000个居民的大村庄，其中有两个教堂和一排一层楼高的农舍”——完成他最后4个月的流放。这个村落位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西边，维拉·施韦策和加米涅夫就住在那里。

2月21日，斯大林搬进了维拉·施韦策位于阿钦斯克的公寓——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帝国西部，亚历山德拉皇后正在失去她对彼得格勒的控制。23日，斯大林搬进了阿钦斯克的一个农舍，而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爆发了动乱。“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女房东的女儿回忆道，“就穿着一件黑大衣，戴着一顶灰色的羊皮帽，吃完中饭就会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不过，一个“丰满的、长着鹰钩鼻、穿着黄色夹克的女人”经常来看望他，“他们一直待在一起，他会亲自送她出门。”这个女人正是维拉·施韦策。在那10天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和他住在了一起”。回忆录暗示两人同居了，但两人是否超出室友关系却无从得知——虽然我们知道施韦策总是会以亲吻的方式迎接他：“科巴呀！科巴呀！”

2月26日，星期天，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冲突中，哥萨克骑兵杀了50人。血腥屠杀引起了民众的激愤，士兵们开始背叛沙皇。第二天，民众冲进兵工厂，夺走了15万支枪，烧毁了警局总部，并打死了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被人从四楼的窗户扔了下来，坠地之后又被人用棍子和枪柄殴打，直至变成一团血浆。

此时的阿钦斯克却一片祥和。加米涅夫和他的妻子奥尔加——托洛茨基的妹妹——举办了一个沙龙。“我到晚上就会去加米涅夫家。”阿纳托利·拜卡洛夫——这位流放者是个金矿主的儿子——说，“朱加什维利——我们叫他‘奥斯普’——也经常造访。”“口才出众、善于言辞的”加米涅夫的光芒完全盖过了“沉闷而寡言的斯大林。他缺乏个人魅力，也不会说俏皮话”。当他真的开口说些什么时，“加米涅夫自信地，甚至轻蔑地反驳他”。于是，“无话可说而又闷闷不乐的”斯大林只好抽起了烟斗，可“难闻的烟味让加米涅夫漂亮却又情绪多变的妻子不高兴了”，她“咳嗽着请求斯大林不要再抽了。但他根本不理会她”。

沙皇失去了对彼得格勒的控制。3月1日，新上任的总理格奥尔基·李沃夫在陶里达宫成立了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工兵苏维埃也在陶里达宫内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两个机构联合起来取代了沙皇政权。被孤立的沙皇收到消息想要赶回彼得格勒，可为时已晚。他所乘坐的皇家火车在普斯科夫停靠，他失去了将领们的支持。

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他相信他生来不幸，也为俄国带来了不幸”。他签署了退位声明，却没有把皇位传给得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者成为了米哈伊尔二世。但这个政权已名存实亡。

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发电报到阿钦斯克，命令释放被流放的杜马党代表：“人民夺取了政权。犯人被释放了，大臣被逮捕了，皇后被我们的民众看押着。”当天晚上，阿钦斯克当地人了解到革命终于到来了——“但每个人都只是窃窃私语”。

“我们收到电报的那一天刚好是集市日，我觉得前往集市的当地农民有权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再也没有沙皇了。”斯大林的同屋、布尔什维克党图书馆员亚历山德拉·波梅兰采娃说，“在途中，我遇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好奇地看着兴奋无比的我。”

“你跑去哪里呢？”他问。

“我要去集市通知农民们，革命胜利了。”

斯大林“同意了”。她继续奔向集市。

3月3日，由于政权无法保障米哈伊尔二世的个人安全，他宣布退位。14日，阿钦斯克市长召开市政会议。加米涅夫提议发电报给新政权，让他们保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公民权。他将为这个“不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举动付出代价。斯大林（当时他并不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第二天早上，加米涅夫同志跑过来告诉我他干了一件愚蠢的事。”加米涅夫否认自己曾签署过这条电报，还说斯大林是在撒谎。

斯大林给身在彼得格勒的阿利卢耶夫家发了一份电报，说他打算回来了。他和施韦策度过了最后一个阿钦斯克之夜。3月7日，加米涅夫、施韦策和斯大林坐着马车来到火车站，他们愉快地离开了。火车行驶了整整4天。每到一个站头，布尔什维克党人都要和当地的演说家们争着对群众讲话。加米涅夫发表了演讲，斯大林冷眼旁观。他打心底看不起这些演说家，之后还模仿过他们过于天真的乐观情绪：“神圣的革命，期盼已久的革命，亲爱的革命，终于到来啦！”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依然穿着他于1913年7月在派对上被逮捕时的外套，脚踏俄式毡靴，提着一个小柳条行李箱和一台打字机，回到了彼得格勒。

[1]　斯大林和他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一直保持着联系：V．G．所罗门曾写信向他求助，在信中回忆他曾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捕到的大鲟鱼。“所罗门同志，”斯大林于1947年3月5日回复道，“我从我（作为苏联元首）的工资里拿出了6000卢布汇给你。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希望能帮到你。J．斯大林。”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直到晚年还一直吃冻鱼块，就像他当年在图鲁汉斯克时那样。1934年，斯大林曾住过的佩里普雷金家农舍被改造成了斯大林博物馆。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大寿，这个博物馆又被扩建成一个亭台，农舍本身用玻璃罩罩了起来。博物馆前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斯大林把叶尼塞河上游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和熔炉加工厂改造成了古拉格监狱。1949年，他亲自负责在北极圈内打造一条铁路和一个港口，20万名犯人被送往那里，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很多人都死去了，而这条“死亡铁路”却永远没有建成。1961年，在“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博物馆被拆毁了，雕像被扔进了冰窟窿，农舍亦被烧毁。现如今，这片荒芜之地上已经建起了一座水电厂，为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供电——这座产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型企业的老板是俄罗斯的政治寡头之一。如想了解莉迪亚和亚历山大的命运，请参见尾声。

PART FIVE　第五部分

致拉斐尔·叶里斯塔维

当劳苦农民的恸哭

让你留下同情的泪水，

吟游的诗人啊，你向上天哭诉，

让上天聆听人们的心声；

当人们的福祉

让你欢欣雀跃时，

你弹奏出了优美的音乐，

就像上天派来的使者；

当你对祖国唱起赞歌，

表达你对她的深爱，

你的竖琴为她弹奏出

令人心神荡漾的旋律……

那么，吟游的诗人啊，一个格鲁吉亚人

将会聆听你所传达的天意，

过往的苦难和悲痛

成就了现今的你，

你的歌唱在他的内心

生根发芽；

满头灰发的圣人啊，

你在年轻人内心播下了种子；

把人们的真心呼唤当作镰刀吧：

“万岁拉斐尔！愿祖国

还有很多如你这般的儿子！！”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

“空中下起了小雪。”维拉·施韦策说，“我们一下车就感觉到了首都的政治和革命风暴。”中央委员斯大林回来了，他一生的梦想也实现了。可是，在尼古拉火车站，没有人迎接他们。索索和维拉顺着群情激昂的人流来到大街上：“我们和市民们一起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

斯大林在大道上漫步，他再也不用害怕被逮捕了，也不用联系旧相识先把他藏起来了。“二月革命”的枪战、动荡和最终胜利完全改变了这座都城，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最自由的城市。豪华轿车——包括从大公那里没收的劳斯莱斯——和装甲车在街上鸣叫着横冲直撞，上面坐满了工人、衣不蔽体的女孩，还有士兵，他们挥舞着旗帜和枪支。每个党派都加紧印刷发表其政治观点的报纸。黄色宣传单不胫而走——它们详细描绘了倒台皇后的淫乱同性行为以及她与拉斯普京的苟且之事。为人所恨的警察——“法老”——消失了。双头雄鹰被砸毁了，但阶级斗争还未真正开始。那些大工厂的工人们组织成了武装队，声明要摧毁资产阶级。尽管后者胆战心惊，但日常生活依然在延续：剧院仍然营业——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正在上演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上流餐厅也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

“到处都在集会[1]和发表演讲，”莫洛托夫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即便是妓女和小偷也在组织集会选举苏维埃。所有事物皆被颠倒：士兵把帽子倒扣在头上，穿着花里胡哨的制服；女人们却借来了军帽和枪。这是一场狂欢，所有人都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里放纵起来。奥兰多·费吉斯回忆：“在狂喜的大街上，人们公开地接吻、抚摸，乃至做爱。”

斯大林和维拉径直奔向权力中心。“我们边走边聊，斯大林同志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到了陶里达宫。”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艾伦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莫洛托夫、维拉·施韦策、斯坦索娃和俄国局的其他同志讨论了当时的形势。没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俄罗斯曾经是个帝国”，但“她接下来将成为什么呢”？杜马代表瓦西里·舒尔钦说，当时正在陶里达宫运作的那个政治体制“既不是共和国制，也不是君主制——是个无从命名的政体”。温和派的李沃夫总理的内阁集结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倾向的“Kadets”——宪政民主党；而苏维埃——由奇赫伊泽领导，包括孟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则和政府分庭抗礼。很快，克伦斯基胜过了宪政派和苏维埃：“只有克伦斯基知道怎样在革命的沼泽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实并不知道——没人知道。

沙皇逊位时，社会民主工党的巨头们都身在国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纽约，列宁和马尔托夫则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群龙无首。于是，33岁的工人阶级年轻党员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和27岁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挥权。[2]在整个俄国境内，只有不到250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其中仅有1000名仍然活跃的老党员。

就在革命发生前的几天，列宁曾预言说：“革命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不会发生。”当听说俄国真的爆发了革命时，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震惊，她说：“或许这又是一场骗局。”“它真的来到了。”列宁欢呼道，“真令人吃惊！”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亚普尼科夫传达指令：停止战争，反对临时政府。可是，与此同时，在俄国局的会议上，38岁的斯大林和34岁的加米涅夫却想违抗列宁的指令：他们提议暂时支持临时政府——只要战争是自卫性质的，而临时政府也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

党内发生了“分歧”。俄国局完全反对加米涅夫，还逼他为其背叛行为作出解释。他们仅同意斯大林“作为参谋……鉴于其人的某些个人特质”。他的自私、粗野（或许还有他的好色）已众人皆知。

当时，安娜·阿利卢耶娃已经搬到了郊区。她乘坐郊区火车回到家，听到屋里传来了一些同志的说话声（叶努基泽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没有认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条纹长围巾”。

“谁来了？”她问。

“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了，”一个同志说，“他刚刚到！”她跑过去问候他——“我们都期盼着你！”他正在来回踱步。安娜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衣服没有变过，仍是黑大衣和蓝衬衫”，但“他的脸变了，他看上去疲惫消瘦，面颊陷了下去，苍老了很多。只有他那双眼睛和充满嘲讽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

“瞧，我还是找到你了！”斯大林说，“我下了火车，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还好吗？奥尔加、谢尔盖、帕维尔、费德亚好吗？娜迪亚在哪儿？”当时，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奥尔加是个护士，帕维尔正在前线参军，费德亚在读书，而娜迪亚则在学音乐。

“你饿吗？”说着，安娜点燃了茶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回家了。两个男人“激动地”聊起了近期的新闻。没过多久，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娜迪亚也回来了。斯大林再次见到了这位生气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约瑟夫来了。”这家人和斯大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斯大林发现，自己已是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英雄，而他却对这种契诃夫笔下的舒适生活如此陌生。

“斯大林模仿他在归途月台上遇到的乡下演说家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安娜和娜迪亚正在上菜，而斯大林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在流放时的历险记。他同意在那里过夜，他们在餐厅里谢尔盖的床边为他铺了个床。

“我们明天几点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报。”

“我们起得很早，”奥尔加说，“我们会叫你的。”奥尔加和她的女儿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睡下，可她们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娜迪亚，她还在兴奋地复述着索索讲的那些演讲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实在太好笑了，我们不禁笑出了声，”安娜说，“我们竭尽全力不发出声，却又无法自控，越笑越大声。”

“年轻人，快闭嘴！”她们的父亲喊道。

“谢尔盖，随她们去吧。”斯大林劝道，“她们还年轻，让她们纵声大笑吧！”

第二天早晨，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市中心。他们告诉索索他们看中了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个新公寓。下车前，斯大林对他们说：“那太好了，请为我留一个房间……”

虽然斯大林并未在陶里达宫获得领导权，但他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正式上位了。现如今，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沙皇情妇”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3]曾犯下累累恶行的一处豪华邸宅。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座位于冬宫对面、用马刺和钻石装点的奢华兽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离彼得保罗要塞以及维堡工厂区都很近。

在芭蕾舞娘的闺房和练功房里，斯大林再次战胜了傲慢的莫洛托夫和俄国局，夺回了领导权。3月15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重新掌控了《真理报》，并成为了俄国局的常务委员。“我被排除在外，”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故意有策略地排挤我，因为他们手握大权，而且比我长10岁，所以我没有反抗。”斯大林被委任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他来到陶里达宫，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与著名演说家伊拉克利·采列捷利欢迎他的到来。斯大林对全新的政治局欣喜若狂。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每个人都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子，斯大林依然摩尼教式地把生命视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说：“俄国革命的马车正以光速前进”，但“回望四周，你依然会发现黑暗的势力在不止不休地滋生”。他沉默而又机警。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尼古拉·苏哈诺夫说：“斯大林在苏维埃的工作中仅给我留下了……模糊的印象。”

此时，在遥远的瑞士，列宁还在徒劳地攻击临时政府，并要求立刻与德国和谈。可是，在彼得格勒，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却保守地支持温和的调解策略，希望把强硬派的、国际主义倾向的孟什维克党人吸收入党——考虑到他们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4]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主意。然而，正如什利亚普尼科夫所抱怨的那样，他们“在党内造成了混乱和敌对情绪”。莫洛托夫反对“他们的自卫政策，这是个大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托洛茨基嘲笑道，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已经把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施压的幕后议会团体”。

然而，斯大林的批评者夸大了他的错误。在那10天里，他的确过于谨慎而毫无建树，但他提出的政策依然是明智的、现实可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斯大林“表达了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孟什维克党员的“信仰”。即便是克鲁普斯卡娅，也在听说了列宁咄咄逼人的主张后抱怨说：“伊里奇貌似已经疯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可能推翻临时政府——列宁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更有甚者，列宁本人也没有坚决地把强硬的政见贯彻始终：他很快就妥协了，直到那年年底又转而变得强硬。

身在瑞士的列宁读到了奇赫伊泽和布尔什维克党和解的文章。列宁勃然大怒。“这文章简直是坨屎！”他咆哮道。

“弗拉基米尔，注意你的语言！”克鲁普斯卡娅回应。

“我再说一遍：一坨屎！”

列宁开始写作《远方来信》，他将在此文中纠正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犯下的错误。当时，斯大林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

3月18日开始，斯大林突然一个星期不写文章了。他或许是在重新掂量自己的策略：列宁要来了。

[1]　在每一个街角，各种集会没日没夜地进行着，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俄语词汇（俄语本就是种适时而变的语言）：“miningovat”，意为“召开会议”，以此来形容自由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怪诞之事。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又发明了一个新词：“khappening”，意为“事件”。

[2]　2月26日，什利亚普尼科夫声称：“革命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可是，当革命的确发生之后，他和莫洛托夫重建了《真理报》。在莫洛托夫加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后，他如此写道：“我只能反对克伦斯基。列宁在国外，我们得自己作决定。”

[3]　她是一个体态轻盈的波兰芭蕾舞者，并成为了尼古拉二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情妇。两人在他还是皇储时便走到了一起。他曾经爱过她，当他爱上阿历克丝郡主——之后的亚历山德拉皇后——后，他依然暗中支持克舍辛斯卡娅成为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家。此后，她陷入到一场皇家三角恋之中：罗曼诺夫王朝的谢尔盖大公和安德烈大公分别和她坠入爱河。沙皇和他的大公们分享着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利用皇家的支持成为了大明星。由此，她收集了很多钻石和别墅，并最终打造了一座府邸。这是一座现代主义的建筑，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水晶灯，墙壁上则有巨大的镜子。府邸的白色前厅有大理石廊柱和带铜制扶手的沙发，墙上则垂挂着绸缎，窗帘是丝绒的。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会客厅，墙上垂挂着黄绸缎。还有一个浴室，铺着白色大理石地板、蓝色和银色相间的马赛克瓷砖，装着一个下陷式浴缸，“就像个希腊澡堂子”。正如当时民谣所讽刺的那样，她“连腿都没有劈开，就跨步跳进了宫殿”。今日，这座建筑成为了现代俄罗斯历史博物馆。

[4]　3月17日，在斯大林发表的《战争》一文中，他只是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使其宣布停战。而在当时，列宁早就要求“推翻”这个政府了。斯大林并没有攻击孟什维克党，而是想和那些支持他自卫性质战争策略的孟什维克党人联手。他希望苏维埃能掌控临时政府，也竭力呼吁尽快召开制宪议会。虽然他在一方面仅仅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但在另一方面，当孟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召开旨在声讨临时政府的联合大会时，他却指责临时政府是“精英集团”的工具，不过是“一个沙皇替代了另一个沙皇”。即便如此，是年3月底，斯大林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陶里达宫的党内会议上说自己是个调停者。

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

1917年3月27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资助者茨哈卡亚登上了著名的“密封列车”。“二月革命”一个月后，列宁终于找到了回到故乡的办法。在此期间，他曾设想过假装聋哑的瑞士人坐火车或者坐破旧的双翼飞机穿越中欧。“我们得回家了。”他说，“可是怎么回呢？”幸运的是，德皇认为列宁和他的那些“革命分子细菌”会让俄国感染上消极应战的病毒，并因此而战败。

正如他将在日后领导俄国一样，列宁成为了这辆列车的列车长。要是在今天，列宁肯定是禁烟令的有力支持者：他要求所有乘客必须全程遵守他定下的吸烟规则——布尔什维克党人卡尔·拉德克开玩笑说，列宁是在为“成为革命政府领袖”而作准备。吸烟者只能在列车的卫生间内抽烟，而非吸烟者则获得了“一等座”的卫生间通行证，他们有优先使用权。

4月3日，被克鲁普斯卡娅夸张地称为“破烂、狭窄的三等车厢”在芬兰和俄国边境的别洛斯特罗夫站停靠。斯大林的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带着一群女性代表前来欢迎克鲁普斯卡娅。加米涅夫欢快地登上火车去迎接列宁，却被列宁吓了一跳。

“你到底在写什么？”列宁冲他大声说，“我们看了几期《真理报》，我们所有人都把你骂了个遍。”

火车停靠在了彼得格勒的芬兰站。斯大林登上车厢迎接“老头子”——当时，列宁才46岁。那一天，列宁戴着洪堡软毡帽，穿一身粗花呢套装，还绅士地提着一把雨伞。对于俄国——无论是过去的俄国还是当时的俄国——而言，这个谢顶的小个子只是一个陌生人。然而，和10年前被流放时的他相比，那一刻的他对革命形势更感焦虑，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列宁和斯大林来自于全然不同的世界——列宁是贵族的儿子，而斯大林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的心理有很多共同点，也会采用相同的处事方式。

我们不知道列宁在火车上对斯大林说了什么，[1]但就在他们见面后不久，斯大林便抛弃了“肥胖的”加米涅夫，和“老头子”团结在一起了。

据同样在场的莫洛托夫回忆，午夜时分，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下车厢”。著名而又神秘的列宁同志踏上芬兰站的月台，发现这里正上演着一场革命的狂欢。军乐队正演奏着《马赛曲》，欢乐的民众挥舞着手电筒。列宁检阅了由喀琅施塔得基地2000名革命水兵、基洛夫工厂2000名工人、一群挥舞红旗的民众和一个阵列的装甲车组成的仪仗队。

赤卫队——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方阵护送列宁来到火车站的皇家候车室，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欢迎他的到来。可是，列宁跳上了装甲车，告诉民众（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阿利卢耶夫）：“临时政府只是在用他们的甜言蜜语和空口承诺欺骗你们，正如他们欺骗了所有俄国人民。”据一位见证者回忆，他的演讲“像大地惊雷一般……震惊了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夺取政权，结束“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将权力交还给苏维埃。

很多人都认为“老头子”疯了，他根本不了解俄国的局势。“列宁已经是过去时了。”孟什维克党人斯科别列夫对李沃夫王公说。可是，即便是列宁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所展现的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苏哈诺夫说：“列宁展现了令人称奇的力量，他仿佛是个能摧毁一切的超人。”

列宁坐着装甲车，在喧闹的乐队、工人和民众的夹道欢迎中来到了克舍辛斯卡娅曾经的府邸。在这位芭蕾舞者有白色廊柱的会客厅里，他对业已对他失去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表了长篇演讲。第二天，他又在陶里达宫的13号房中再次教诲他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莫洛托夫说。刚开始时，只有亚历山德拉·科隆泰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像没有为‘二月革命’做好准备一样，对列宁也毫无准备”。

列宁的雄辩征服了斯大林。他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民渴望和平和土地，可是，别有用心的政府依然遵循着沙皇和德国斗争到底的指令，且愚蠢地搁置土地问题，想要拖到几个月后的制宪议会选举再解决。只有列宁看到了这个间歇期的机会。他知道，他有望夺取俄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月6日，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就《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展开合作。

4月18日，外交部长米留科夫愚蠢地知会英国和法国，俄国将要吞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尽管沙皇逊位，但这依然是场帝国主义战争。米留科夫反而帮了列宁一个大忙。苏维埃仅在自卫战争的前提下支持临时政府，现在，战争显然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革命运动再次爆发，打倒了本已脆弱的当局政府。李沃夫王公赶紧组阁新的联合政府，让克伦斯基出任陆军和海军部长。

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组织武装起义。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全面开火的列宁此时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起义“就目前而言……是不正确的”。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举行会议，列宁“像个督察走进课堂一般”走了进来。路德米拉·斯特尔说，直到列宁到来之前，“所有同志都在暗夜中迷茫”。斯大林显然不在这些同志之列。当加米涅夫反驳列宁时，斯大林竟然嘲讽这位曾经的同盟。他再次转身变为列宁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所有事情达成了一致。[2]

斯大林就民族问题作了汇报。他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可是，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曾是高加索武装行动人员的经历才最具利用价值，而斯大林也需要列宁的支持。“我们已经和科巴同志相识多年了，”列宁说，“他曾为克拉科夫局作出杰出贡献。他在高加索的工作十分重要。他能被委以大任。”莫洛托夫记得列宁曾向他解释过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是个领袖人物——你能让斯大林负责任何工作。”

4月29日，在中央委员会总共97张选票中，斯大林的得票数为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第三位，这显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苏维埃工作，编辑《真理报》，或和列宁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央委员会首次投票产生了一个新的决策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这便是之后具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雏形。

5月4日，托洛茨基终于从美国回到了俄国。很快，他就赢得了彼得格勒的心。他几乎每晚都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中演讲，被民众“簇拥着抬上舞台”。苏哈诺夫说，托洛茨基“沉醉在他的声望之中”。

列宁意识到托洛茨基的价值，想要拉拢他。在托洛茨基归国一星期后，列宁邀请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说，两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野心”。斯大林肯定对这位革命明星的回归倍感焦虑。斯大林在1917年写了60多篇文章，而托洛茨基却嘲讽他的文章“对精彩绝伦的事件作出了沉闷乏味的评论”。列宁指派一个代表团和托洛茨基谈判，斯大林被排除在外了。

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1917年显山露水。他本人如此说道：“在革命之前，我们的党是个地下组织，一个秘密党派。而现在，情况改变了。”他并不适应新的形势，他是在黑暗中成长的。

1917年的斯大林参与了公开的民主议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对于在高加索的地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来说，民主显然不是理想的生存环境。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小，他的格鲁吉亚口音很滑稽。“我听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位见证人说，“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斯大林说的所有话都是简洁明了的陈述。”一个曾聆听过他演讲的工人说：“他说的话没有错，简洁而容易理解，但我却不太记得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避免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不过，平实的说话方式竟然为他赢得了不少人心，在那些人看来，斯大林比爱显摆的知识分子更令人信服。

当列宁夺取政权却又危机四伏，只能像之前运作地下党派一样控制他的政府时，斯大林又有了用武之地。

6月3日，斯大林参加了在瓦西里岛军校举行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年轻的安娜和娜迪亚前来看望她们心目中的英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开幕仪式——他们和列宁一起最先出场。我看到他们三人走进空荡荡的会堂，”当时已在党内工作的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见过斯大林了，他在我们家的房间一直是空的。”

“我们得和他说。”还是女学生的娜迪亚对姐姐低语道，“或许他已经改变主意，不想和我们一起住了。”第二天，她们见证了代表大会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没有一个俄国政党胆敢说‘把政权交给我们吧’。”孟什维克党人采列捷利发难说。

列宁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回应：“的确有这样一个党！”

韦列夏克，斯大林在巴伊洛夫时的狱友说：“我注意到，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的演讲者，而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则无声地指挥着布尔什维克阵营——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人的重要性。”

斯大林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托洛茨基的话也解释了他为何会在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输给斯大林。“斯大林是个幕后操控者，”他写道，“他有诀窍说服那些平庸的领导人，特别是乡下人。”“他并没有被视作党的正式领袖，”塞基拉什维利——这位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整个1917年都待在彼得格勒——说，“但每个人都会听他说的话，包括列宁——他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替他们表达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流亡者而言，这显然是个陌生的盲区。索索是高加索地区“无可置疑的领袖”。塞基拉什维利说，列宁“看到他的背后站着无数来自于乡下的领导人”。[3]当托洛茨基在现代马戏团剧院的舞台上蹿下跳时，斯大林却在寻找他新的同盟，比如说被他本人无情地踢出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莫洛托夫。

斯大林搬进了莫洛托夫的家。那是位于彼得格勒区希罗卡亚街上的一个大公寓，正对着涅瓦河。屋里还住着其他3位同志。“我的家就像个公社。”莫洛托夫说。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向莫洛托夫道歉了。在莫洛托夫看来，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是“斯大林的大错误”。“4月的时候，你是最接近列宁的小圈子的成员之一。”斯大林承认。两人成为了朋友。莫洛托夫没有在4月时成为中央委员，而现在，他需要一个同盟。两人截然相反：莫洛托夫身材健硕，说话结巴，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很呆板，也更像是个资产阶级。但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喜欢喝酒，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崇尚人民武装起义，且都因为自卑情结而极具报复心——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都相信斯大林的执政能力。

此时的斯大林经常换地方住。他总是在晚上工作，然后随便挑个朋友的家睡一会儿。他经常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过夜。当时，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那里上班，是中央委员会的助理秘书，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的指导下工作。路德米拉·斯特尔是《女工》杂志的编辑，并负责处理与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关系，她与斯大林肯定经常见面。据说，斯大林和斯特尔的恋情再度升温。不过，即便如此，斯特尔并不是斯大林唯一仍在相处的女性。

斯大林并不仅仅利用了莫洛托夫的忠诚和住所。“他抢了我的女孩玛鲁夏。”莫洛托夫笑着说。玛鲁夏并不是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而牺牲的最后一个女人。

一天晚上，安娜和娜迪亚来到《真理报》编辑部看望斯大林。“办公室里全是人，香烟弥散不去。一个助理告诉我们‘斯大林在忙’，所以我们让他递个口信，告诉他我们想要见他。他走了出来。”

“你们好，”索索笑着说，“很高兴你们能来看我。你们家怎么样了？”

“你的房间还在等你来住呢。”女孩们说。

“你们太客气了，但我实在太忙，”他说，“不过，记得把房间给我留好。”

接着，“有人过来叫他，斯大林匆匆和我们握手告别”，赶紧回去工作了。

用列宁的话来说，1917年经历的是一场进两步又倒退一步的游戏。6月，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号称已经拥有6万士兵——中的激进派号召进行一场武装示威，并将日期定在了7月10日。在党内会议上，列宁站在了激进派一边。“过于激进是错误的，但让机会流失同样错误。”斯大林说。他协助示威运动的准备工作，并起草了运动宣言《武装工人一出现，资产阶级皆吓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他们。

在6月9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党人大声宣读了斯大林的宣言，采列捷利指责“布尔什维克党阴谋篡权”。列宁需要苏维埃的支持——他想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可是苏维埃禁止采取示威行动。在几个小时的激辩之后，列宁同意放弃行动：“我们走错一步就会毁了全局。”现在，他变得和3月时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样小心谨慎。11日，斯大林批评这一“无法容忍的举棋不定”，并威胁要辞职。

6月18日，苏维埃挑衅似的展开了它所组织的示威行动，但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用《真理报》的舆论效应揽下了此次行动的功劳。斯大林在第二天报告称：“这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参加示威的民众望不到头。从早到晚，示威人群纷纷来到战神广场，他们挥舞着旗帜，就像一片森林……他们整齐地喊着口号……《马赛曲》和《国际歌》被《你是牺牲品》替代。”民众高喊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工厂或兵团拉出“相信临时政府！”之类的条幅。与此同时，在与德国的战争中，陆军和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宣布发起攻击，他想以此举为现任政府赢得人心。可最终，这场俄国最后的战役被证明完全是场灾难。

列宁精疲力竭，他的偏头痛日益严重，只好转移到芬兰一个阳光充裕的湖区，在一栋别墅里休整。然后，临时政府再次犯下致命错误：芬兰和乌克兰正在谋划独立，克伦斯基的侵略战争不得不中止。宪政民主党的部长们威胁要递交辞呈。

虽然列宁不在俄国，他的武装力量[4]仍决定夺取政权。塞基拉什维利写道：“北极光点亮了夜空，人们甚至能在户外看报纸。人们无心睡眠，莫名的力量把他们拽到了大街上。他们抬起头，仰望着奇观。这是黑暗与光明的大决战。”

7月3日，大批手持机关枪，胸前装满了弹药袋的陆军士兵、水兵、工人来到了陶里达宫，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机关枪纵队充当先锋。来往的车辆被拦下来，并被征用。装甲车满载着士兵横行街头，有些士兵胡乱地向涅夫斯基大街上的购物者开火。枪战爆发了。在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布尔什维克党的水兵起义，消灭了120名军官——包括海军司令。然后，他们要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准许他们占领整个首都。他们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给其时正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斯大林打了个电话。当时，斯大林正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诗人达米安·别德内在一起。水兵们向他请示道：“我们能带枪游行吗？”

“来福枪吗？”斯大林回答道，“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对于我们这些写字的人来说，我们到哪里都带着枪，那就是我们的笔，（但是）至于你们怎么处置你们的枪，你们自己看着办！”这虽然是一场半自发的起义，但斯大林在暗中鼓励了他们。他如此自问道：“难道党能袖手旁观？”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是7月那场起义的幕后组织者之一，他显然没有错：“无论哪里爆发动荡，无论是在第比利斯的广场、巴库的监狱，还是彼得格勒的大街，他总会致力于让动荡发挥最大效应。”

举着枪的人群包围了陶里达宫，他们想要实现列宁的名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而正在陶里达宫内讨论新政府成立事宜的奇赫伊泽及苏维埃却不想接收政权。他们害怕夺取政权。对于苏维埃的犹豫不决，示威者十分愤怒。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暧昧回复起到了作用：他们正在前来的路上。

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惊慌失措，他们赶紧让列宁终止休整，立刻回来。“我们能夺取政权，”斯大林说，“但前线的战士、省份和苏维埃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斯大林立刻前往陶里达宫向奇赫伊泽及苏维埃保证他们不会这么干——但是，堤坝已经溃垮，革命的洪流已经势不可当。

当列宁还在前来彼得格勒的列车上时，斯大林听说，司法部长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拿出了列宁收受德国资金的证据，并指控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为“叛徒”。帕维尔·佩列韦尔泽夫的指控有的放矢，并不完全是胡编乱造。斯大林赶紧来到陶里达宫，试图说服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把这件事压下去。奇赫伊泽同意了，但为时已晚。

7月4日凌晨，列宁冲进了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他对党内的鲁莽分子大吼道。

在这个阴沉的早上，40万工人和士兵占领了彼得格勒空荡荡的大街。很快，载着2万名武装海军的舰队也抵达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在乐队的伴奏下，这些趾高气扬的水兵带着他们的女朋友在大道上耀武扬威，恐吓行人。“到处都是水兵和衣着暴露、穿着高跟鞋的女士，”斯大林回忆说，“街上一片欢腾。”水兵们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前聚集，他们要求领袖出来说话。列宁在哪儿呢？列宁在府邸里，最后他对水兵们发表了演讲，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2万名基洛夫工人的怂恿下，这些水兵又来到陶里达宫，想要把那些令他们失望的苏维埃成员找出来。场面十分不堪。[5]不过，下午5点的时候，老天开眼了：大雨冲散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人群四下散去。忠诚的伊兹梅尔近卫团释放了被围困的苏维埃代表，但苏维埃放弃接收政权并支持临时政府的事实已众人皆知。列宁和沮丧的布尔什维克党只好退守。“七月事件”就此告终。

克伦斯基渐渐赢得了人心，他稳住了临时政府，并想把布尔什维克党一网打尽。虽然斯大林竭尽全力游说，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依然亮出了列宁收受德国资金的证据。很多士兵听说列宁“叛国”，都动摇了。

7月5日拂晓，政府军冲进了《真理报》编辑部。就在几分钟前，斯大林掩护列宁离开了。当天晚上，炮兵和8辆装甲车包围了克舍辛斯卡娅府邸，但布尔什维克党并不准备直面冲突。斯大林赶回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个据点彼得保罗要塞，“说服水兵们不要挑起战事”；他又回到克舍辛斯卡娅府邸，进进出出，试图说服双方克制，不要导致屠杀发生；他来到陶里达宫，向奇赫伊泽和采列捷利求情：只要布尔什维克党主动交出官邸和要塞，政府军就不必开枪杀人。采列捷利同意了：“斯大林迷惑地看了我一眼，离开了。”7月6日，克舍辛斯卡娅府邸中的5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撤离。紧接着，斯大林又回到彼得保罗要塞，敦促那里的党员撤离。

斯大林不知疲倦地解决了困境，这让列宁颇为欣赏。“（然而，）由于他们灾难性的失败，”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社会主义记者约翰·里德写道，“他们失去了民心。缺乏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退到了维堡区，而政府展开了对他们的大追捕。”

35岁的克伦斯基——当时唯一能够团结左派和右派的人——再次手握总理大权。反讽的是，克伦斯基是列宁就读的辛比尔斯克学校校长的儿子。他是个“言语灼烈”的演讲者，“会突然挥舞拳头，嘴唇抽搐，就像一个被附体了的梦游者”。克伦斯基的司法部长下令逮捕列宁。[6]

布尔什维克党再次面临分崩离析。列宁正在逃亡。斯大林负责他的个人安全。

[1]　在此之前，迷人的布尔什维克女党员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刚刚把列宁用词激烈的《远方来信》交给不听话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即便得知列宁正在归途的消息，斯大林也依然拒绝发表这篇文章，或想要删减它。他说这篇文章“差强人意……脱离实际”。在文中，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夺取政权，却又没有阐释他为何认为俄国可以跳过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第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二个阶段——“向社会主义转变”。

[2]　列宁不再坚持极端激进主义，这让他和斯大林——尽管后者的策略经常受到指责——走得更近了。在斯大林看来，列宁对“欧洲内战”的主张过火，他对“独裁”的猛烈攻击并不明智，而他对“土地国有化”的坚持没有顾及到农民。列宁日渐了解俄国政治的真正需求，并逐渐改变了之前的政见。

[3]　这些强硬的“乡下人”委员厌恶托洛茨基，并在此后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斯大林在高加索时期便结识的朋友。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实用主义者当然意识到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们和斯大林的共同之处比和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的共同之处多得多。这些人包括脾气暴躁的塞尔戈、英俊的邵武勉、金发的花花公子叶努基泽、为人谦和的前男仆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不过，依然有很多格鲁吉亚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党人——厌恶斯大林。也不是所有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在4月的会议上，马哈拉泽和贾帕里泽——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和巴库时的老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高加索民族政策。同样对他发起攻击的还有波兰人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和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后来创立了“契卡”——闹翻，这或许是因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都自视为被俄国殖民的民族。两人都在神学院学习过，都写过诗，也从始至终对忠诚和背叛着迷。两人均擅长运用秘密警察。甚至他们的童年也相似：他们的母亲都很强势，他们的父亲都缺席了。两人都是不成功的父亲。他们都很疯狂，却又十分孤独。很难想象两个如此相像的人会结成同盟。

[4]　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无视了列宁谨慎的指示，这说明，在当时布尔什维克还远不是统一指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党内有很多派系，且并不完全听令于领袖。此时的布尔什维克还不像后来那样被斯大林一手掌控。

[5]　有些水兵冲进了陶里达宫。当时，苏维埃代表们正被围困，拒绝接收政权。羸弱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被暴徒抓了起来，施以暴打，直到机智的托洛茨基跳上一辆轿车，对水兵们慷慨陈词，才解救了这位被吓坏了的政治家。

[6]　当时，斯大林在巴库时期曾利用过的孟什维克党行动人员维辛斯基是莫斯科阿尔巴特区的区长。在克伦斯基的命令下，他签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高层人物的逮捕令，其中包括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曾经听命于克伦斯基的这段历史成了斯大林控制他的把柄，但他对斯大林的绝对服从也保住了他的性命。

40　1917年秋：索索和娜迪亚

克伦斯基展开了对列宁的搜捕。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老头子”在3天内换了5个住所。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捕，但被斯大林保护着的列宁却安全地转移到了地下。警察突袭了列宁妹妹的家。克鲁普斯卡娅赶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位于希罗卡亚街的公寓，她想知道列宁到底在哪里。

7月6日晚，斯大林把列宁送往第五个据点，那便是阿利卢耶夫位于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的新公寓。他们家还配备了一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和一个女佣。

“把所有入口和出口都告诉我。”列宁一到便检查了整个屋子，包括阁楼。“我们把斯大林的房间给了他。”奥尔加说。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的心情很好。尽管外面局势紧张，他还是在那里住了四天。安娜·阿利卢耶娃一回到家，发现家里全是神情紧张的陌生人。“他们首先引荐我认识一个人，我立刻认出了他是谁。”列宁坐在沙发上，穿着“马甲、浅色衬衣，戴着领带，衬衣袖子挽了起来”。在这个“热得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列宁仔细地上下打量她。他问道：“你在街上都听说什么流言了？”

“他们说你逃到了喀琅施塔得，说你藏在一艘舰艇里。”

“哈哈哈！”列宁“极具感染力”地大笑起来。他问斯大林和其他同志：“同志们，你们觉得呢？”

列宁终日写作。斯大林每天都来看望他。斯大林依然观察着陶里达宫中的情况，而他正好遇到了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都担心“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内要员都认为列宁不应该躲起来，而应该现身（接受庭审）”。塞尔戈写道：“我们一起去见了列宁。”政府要求列宁自首。在阿利卢耶夫家里，列宁、斯大林、塞尔戈、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聚首讨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开始时，列宁本人倾向于自首。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认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只有在个人安全得到保证之后才能自首。可是，他从陶里达宫了解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容克[1]想逮捕你，”他警告道，“但他们会在把你送往监狱的途中就杀了你。”斯塔索娃前来汇报，称有关列宁“叛国”的更多证据被公开了。列宁的脸猛烈地抽搐了一下，他毅然决定自首，好在庭审中为自己澄清。

“说再见吧，”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有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

斯大林和塞尔戈回到陶里达宫，试图寻求“伊里奇不会被容克处死的保障”。斯大林回来报告称，孟什维克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敢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斯大林和塞尔戈认为，如果列宁自首，他肯定会被谋杀。“斯大林和其他人试图劝服伊里奇不要现身……”克鲁普斯卡娅说，“斯大林说服了他……救了他的命。”斯大林是对的：前杜马代表V．N．普罗夫迪夫遇到了负责追捕列宁的军官。“我应该怎么把这位绅士送过来呢？”这位军官问，“是送个全尸还是分尸呢？”

他们对列宁到底应不应该自首依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突然间，塞尔戈做了一个动作，仿佛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匕首。他像好斗的格鲁吉亚人一样喊道：“谁想让伊里奇被捕，我就把他割成碎片！”

塞尔戈的这句话似乎为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列宁必须秘密撤离彼得格勒，斯大林“负责安排列宁离开”。一个叫叶梅利亚诺夫[2]的工人同意把列宁藏在他位于彼得格勒北部拉兹里夫湖湖畔的棚屋里。

奥尔加和安娜·阿利卢耶娃穿梭在这些客人之间，为他们提供食物，确保列宁和斯大林吃得不错。

“你们给斯大林吃了些什么？”列宁问，“奥尔加，你可得照顾好他，他看上去瘦了不少。”

斯大林也关心列宁的饮食情况：“伙食如何？伊里奇吃得多吗？竭尽全力照顾好他吧。”有些时候，斯大林会带东西给列宁吃。

列宁和斯大林巨细无遗地研究了撤离计划。7月11日，“是时候离开了。斯大林前来，每个人都在列宁的房里，帮他出主意化装。”奥尔加尝试给列宁的头缠上绷带，但那不管用。没人建议男扮女装。

“如果我把胡子剃了会不会好一些？”列宁提议道。“几分钟之后，列宁满脸泡沫”地坐在斯大林卧室的圆镜子前，镜子的一边则是托尔斯泰的肖像画。索索“充当理发师”，把列宁的胡须和髭须都刮了。

“看上去挺不错。”列宁欣赏着镜中的自己，“我看上去就像是个芬兰农民，几乎没人认得出我来了。”

12日，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护送列宁前往普利莫尔斯基站：他会先前往拉兹里夫躲一阵子，然后前往芬兰的一个谷仓。斯大林频繁地来往于两地，成为了列宁和彼得格勒之间的主要联系渠道。“我的一个儿子曾开船带着斯大林前往（列宁藏身的）棚屋。”叶梅利亚诺夫回忆说。

斯大林写文章攻击克伦斯基的“新德雷福斯事件”，“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展开的恶毒中伤”，以及“那些唯利是图的捉刀人”。他特别看不起孟什维克党中那些唯唯诺诺的“瞎了眼的傻子”。他说，克伦斯基会像“用牛奶淹没苍蝇”一般把他们弄死。

在一篇具有斯大林特色的讽刺檄文中，斯大林惟妙惟肖地模仿孟什维克对克伦斯基俯首帖耳的口吻。把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交出来？“遵命，秘密情报阁下。”放弃武装革命？“乐于为您效劳，地主和资本家阁下。”

斯大林的一言一行完全像是个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他也搬了家，这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门外没有人，”有一天，当斯大林到来时，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向他保证道，“你最好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那样你就能休息得好一点。”

斯大林搬出了莫洛托夫的公寓，住进了阿利卢耶夫家。他们的房间又大又舒适，厨房、卫生间，甚至浴室都是现代化风格的，住在小房间里的女佣负责做饭。斯大林住进了费奥多的房间（在此之前，列宁就住在这里），里面有一张舒适的床、一张带有一面圆镜子的梳妆台、一张考究的桌子和一幅拜伦爵士的肖像画。第二天早餐时，他对这家人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

索索经常和奥尔加独处。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娜迪亚正在莫斯科过暑假，安娜负责党务工作。奥尔加照看他，还给他买了新外套。他请她在衣服上缝些保暖垫、两片竖立的丝绒衣领，并在领口安上纽扣，这是因为他患有咽炎，衣领和领带太紧的话就会让他觉得不舒服。[3]

索索的生活依然一团糟，他会在回家的路上买吃的——经常是街头小摊上的面包、鱼块或肉肠。他孜孜不倦地参与《真理报》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他的手指因和钢笔的镀金笔杆摩擦长出了老茧。他有时会回家过夜，有时不会。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嘴里叼着烟斗就睡着了，差点把整个房间都烧了。

7月底，他再次消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了防止警察追捕，会议在萨普逊涅夫斯基大道的一个修道院里举行。作为执行领导的斯大林作了主要汇报，他鼓励300位代表向前看：“我们必须为任何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在对“政治形势”作出分析之后，他坚称是俄国自身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并对“只有欧洲才能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表示了怀疑——他日后著名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此时已形成雏形。斯大林的第二份汇报有可能是列宁写的，或至少是由列宁起草的。不过，在当时党的重建工作中，他真正的盟友是斯维尔德洛夫——两人最终还是和解了。

“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点明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斯维尔德洛夫说，“我谨就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再谈几句。”

斯大林被选举为党报的主编和制宪议会代表，然而，当选举产生中央委员时，他的名字被排在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后面。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处于低潮期，但斯大林说，临时政府的“和平时期结束了。动荡即将发生，一个危机紧接着一个危机”。

他回到了阿利卢耶夫家。娜迪亚的暑假结束了。她回到家，准备去上学。

那个夏天，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家的两个姐妹走得越来越近，而正是在这个公寓里，他成为了党的灵魂人物。“有些时候，索索几天都不回家。”安娜·阿利卢耶娃写道。然后，他会在半夜突然回来。虽然女孩们都已经睡了，他还是会冲进她们的房间。他们的房间紧挨着：斯大林的卧室和娜迪亚的仅仅隔着一道门。他可以坐在自己的桌边或躺在床上看到她房里的梳妆台。

“什么？你们这么早就睡了？”他把女孩们叫醒了，“快起来，瞌睡虫们！我给你们带了鱼和面包！”女孩们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溜进索索的卧室。“卧室马上变得欢乐而又吵闹起来。斯大林给我们讲笑话，模仿他那天见到过的所有人，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恶意满满”。

这位嗜书如命的前神学院学生有时和这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讨论文学。每当她们有朋友来访时，他对他们也十分友善，会和他们开玩笑。他总是会和她们聊起流放时的故事，还有那条叫季什卡的狗。他会给她们朗读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普希金、高尔基和契诃夫的著作，特别是契诃夫的《变色龙》和《套中人》，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达申卡》——他“能把它背下来”。他经常会这样形容只为男人而活着的笨女人：“她真是个‘达申卡’呀。”他会开他们乡下来的女佣潘娅的玩笑，还给她们所有人取绰号。安娜说：“当他心情特别好时，他会叫我们叶皮凡尼—米特罗法尼（这是他流放时期一个房东名字的谐音）。”“叶皮凡尼，有啥新闻吗？”他问女孩们。“啊，你真是个米特罗法尼啊，你真是！”有时，他则叫她们“季什卡”。

他会与谢尔盖和女孩们聊政治，毕竟，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家庭。娜迪亚因自己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员而感到骄傲，但她在学校里遭到了嘲讽。她的教父叶努基泽、加里宁、塞尔戈和斯大林就像她的叔叔一样，列宁也曾在他们家藏身。

安娜回忆道：“（9月的时候）斯大林带来了一个高加索的同志……此人身材魁梧，有一头油亮的黑发，面色苍白……他害羞地和我们握手，大眼睛里藏着笑意。”“他就是卡莫，”斯大林说，“你们应该和他聊聊——他的故事可多了！”女孩们兴奋地大叫：“他就是卡莫。”而卡莫也把“他精彩绝伦的一生”讲给她们听。九死一生的卡莫在哈尔科夫监狱待了5年，直到革命之后才被释放。他曾想过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假死，让人把他装在棺材里运出去。但是，他发现，狱吏们会用锤子砸碎每个运出监狱的尸体的头颅——以防囚犯用这招逃跑。“卡莫会聊起和斯大林的往事，每当聊起斯大林时，他那本来沉稳平和的嗓音就会变得雀跃起来。”卡莫来到彼得格勒，想要参与新的行动，然而，他和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关系让他最终走向了悲剧。

娜迪亚一回来就开始收拾房间。当时，斯大林正在自己房里写文章，他被椅子的挪动声吵到，于是冲了出去。“到底怎么了？”索索问，“怎么这么吵？啊，原来是你啊！你真是个做家庭主妇的料！”

“怎么？难道这样不好吗？”敏感的娜迪亚反驳道。

“当然不，”索索饶有兴味地说，“这是好事！把它们都整利索吧，快啊……把剩下的活干完！”

据娜迪亚的姐姐安娜回忆，当时还是女学生的娜迪亚“十分活泼开朗，总是欢欣雀跃”。然而，她出生在一个波西米亚式的家庭，她的家里经常会出现陌生人，而她母亲又是一个多情多欲的人，因此她自幼严谨克己，渴望秩序和安全感。

“爸爸和妈妈还在一如既往地瞎闹腾。”娜迪亚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她鄙视母亲对风流韵事的痴迷。她如此写道：“我们这些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能独立思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她（奥尔加）完全是个缺乏主见的女人，虽然她依然健康、年轻。所以，我得负责做家务。”或许，她把母亲视作契诃夫故事的主人翁“达申卡”了。

在这个漫长而又多事的夏天，斯大林和娜迪亚走得越来越近。此前，她便把他视为她家的格鲁吉亚好友和布尔什维克党英雄。“他们在同一个公寓里度过了1917年的整个夏天。有些时候，公寓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娜迪亚的侄女基拉·阿利卢耶娃说，“娜迪亚把约瑟夫当作浪漫革命的象征。我母亲说他长得很英俊。当然，娜迪亚爱上了他。”他给她取了个昵称“塔特卡”，而她叫他“索索”或“约瑟夫”。

作为被单身母亲带大的独生子，斯大林肯定渴望充满笑声、欢乐和爱意的家庭生活。他曾在流放期享受过这种生活，但此时离他和卡托·斯瓦尼泽结婚已有10年了。他总是喜欢像卡托以及他母亲那样可以为他烧饭、打扫卫生和照顾他的女人。事实上，斯瓦尼泽家曾说，斯大林之所以爱上娜迪亚，是因为她让他想起了卡托。

“斯大林渐渐爱上了她，”基拉·阿利卢耶娃说，“两人情真意切。”索索的年纪完全够得上做娜迪亚的父亲——而他的敌人也会声称他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娜迪亚的出生日期和斯大林与奥尔加相好的日期并不吻合，但娜迪亚肯定知道索索曾和她多情的母亲有过不一般的关系。母亲和女儿为这位格鲁吉亚住客展开过争夺吗？

“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心存温柔，”娜迪亚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但是，奥尔加“不同意”娜迪亚和斯大林相爱，“竭尽全力说服她死了这条心，并说她是‘傻瓜’。她永远无法接受两人的结合”。这是因为她了解索索的为人，还是因为她自己舍不得索索——抑或两者皆有？然而，“傻瓜”娜迪亚已坠入爱河不可自拔。几个月后，她骄傲地对一位闺中密友说：“我减了太多体重，以至于别人说我快要因爱而亡了。”

后来，斯大林曾亲口解释过他为什么选择了娜迪亚而非她的姐姐：“安娜讲起话来喋喋不休，还很迂腐”，而娜迪亚“很早熟，脚踏实地。她更理解他”。他对安娜的判断很正确。终其一生，安娜都令他无比愤怒。但他对娜迪亚的判断却并不准确。

这个少女和他一样神经质、充满破坏欲且黑暗，甚至更为黑暗。斯大林喜欢娜迪亚的克制，但在此之后，她的天性将和他的随意与自大发生剧烈的冲突。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她所展现的真诚、灼热的那一面其实掩饰了流淌在她家族血液里的不稳定因素。她其实是个双相障碍症患者，这让她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平和的家庭主妇。“但他见识了她令人难以容忍的那一面，”基拉·阿利卢耶娃说，“她给予还击，甚至还会骂他。”她是一个漂亮的、热情的女学生，拥有一双吉普赛人似的闪亮的眼睛。当这样一个女孩公然挑衅斯大林时，当时的斯大林或许反而会被她吸引。然而，最终，两人的结合被证明是一场致命的悲剧。

我们无从确切地知晓他们是从何时开始爱上彼此的，但10个月之后，两人便以情侣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了。笔者推测，两人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了交往。

出人意料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快要恢复活力了。造就这一新形势的并非列宁或斯大林，而是一个即将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右翼分子。克伦斯基提拔了新陆军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一个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光头，有一双鞑靼人的斜眼和两撇向上翘起的胡须。这个“骑白马的人”被委以重任，他想要把布尔什维克党从彼得格勒清除出去并重建社会秩序。可是，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一样没用。他养着一帮穿红色盔甲、佩带军刀的土库曼保镖，但他们十分愚蠢。据说，他拥有“狮子的心脏、绵羊的脑子”。不过，在当时，科尔尼洛夫是俄国政坛的大红人。他狂妄地读起了拿破仑的传记——对于政界红人而言，这永远不是个好兆头。

克伦斯基想要重新掌控国内局势，于是，他在远离动乱首都的莫斯科召集了多党会议。斯大林用宗教比喻的说法写道：“彼得格勒过于危险，他们逃窜了出去……就像逃离圣水的恶魔。”他说得没错：在莫斯科，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风头盖过了克伦斯基。不过，两人就科尔尼洛夫将带前线士兵前往彼得格勒重建秩序达成了一致。然而，同样幻想着成为俄国拿破仑的克伦斯基疑心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兵变。一个俄国容不下两个拿破仑。于是，就在科尔尼洛夫驱兵前往彼得格勒前，克伦斯基解除了他的兵权。

首都民众都在焦虑中等候着。自任司令的克伦斯基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获得军队的支持，于是，他只好转而向苏维埃示好，而后者则重新调动了布尔什维克赤卫军。科尔尼洛夫将军遭到逮捕，内阁依然分崩离析。不久之后，克伦斯基组建五人执政局，并自任主席。他从这场政变中活了下来，但是，就像1991年8月苏联解体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废人。他依然占据着冬宫里亚历山大三世的套房，靠可卡因和吗啡聊以度日；他仍然是这个国度名义上的统治者，却已失去了权力。

“终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五人政府，”斯大林在9月3日嘲讽地写道，“这五人由克伦斯基挑选，由克伦斯基任命，并对克伦斯基负责。”一时间，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工厂、军队和喀琅施塔得海军中大增。托洛茨基写道：“那些起义反抗科尔尼洛夫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预备军。”

在这段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短暂时期内，他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渐渐为人熟知。中央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军事组织。斯大林粗暴地征用了他们的资金，并“毫无原则地，用违背党内民主最基本原则的方式”夺取了他们的《士兵报》。军事组织向中央委员会告状。他们批评斯大林“以其极为古怪的脾气迫害及压制他人”——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早期描述之一。斯大林把军事组织送上了党内法庭。[4]他的同盟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帮他善后。不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也纷纷出狱或再次现身。9月4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参加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并加入了《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再一次失去了光彩。镁光灯属于托洛茨基。

斯大林经常会在斯莫尔尼宫遇到他在孟什维克党内的老相识大卫·塞基拉什维利。[5]塞基拉什维利指责斯大林在《真理报》上造谣中伤孟什维克党。斯大林“貌似善良地笑了笑”，以一种将被后世命名为“奥威尔式”的格言解释说：“谎言永远比真理有效。重要的是掌控他人的观念。”正如斯大林在此后对莫洛托夫所说的：“真理被谎言大军保护。”

最终，列宁掌控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但布尔什维克党仍对下一步的工作莫衷一是。列宁以一己之力将他们推向了“十月革命”：有时，个人真的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然而，想改变历史的个人并非只有一个。加米涅夫便希望把历史引向另一个方向——以他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9月14日，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举行的民主联邦大会上，他开始寻求与孟什维克党及社会革命党的合作。

当时身在赫尔辛基的“老头子”十分震惊，对加米涅夫很是失望。9月15日，他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敦促他们以布尔什维克党一党的名义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

“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不会原谅我们！”列宁写道。可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害怕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历史仿佛又倒退到了4月：他们认为列宁指导错了方向，而党内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大有人在。“我们被吓坏了！”布哈林承认。在接下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以及从高加索赶来的邵武勉——上，斯大林表示自己站在列宁这一边，并提议把列宁的信秘密地转给党内的核心成员看。中央委员们就斯大林的提议投票。结果，6票反对，4票赞成，斯大林的提议没有被通过。当时离“十月革命”仅有一个月时间，而加米涅夫派依然占据着上风，这无疑令人吃惊。不过，党内的两位极端激进分子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站在列宁这一边，认为根本不需要和孟什维克党联合。在9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要求抵制议会，而加米涅夫则依然希望继续加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落败。列宁怒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可恨的叛徒！”。

9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拿下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历经了长达13年的逮捕、流放和流亡之后，托洛茨基成为了苏维埃主席，并掌握了苏维埃的军事领导权。他和他的“区联派”不久前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列宁仍在东躲西藏时，托洛茨基则每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发表激情演讲。

列宁写了大量文章和秘密信件批评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党。他说，克伦斯基已经着手展开对党员的再次追捕了，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将在彼得格勒举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立刻夺取政权——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和别的政党联合执政，这会让“他们永远蒙羞，并让党毁于一旦”。

列宁秘密搬往芬兰，住进了玛格丽塔·福法诺娃位于维堡的家。在这个舒适的公寓里，列宁继续发表着他激进的政见。“俄国，乃至世界革命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两三天内的斗争，”他害怕加米涅夫的观点会占上风，于是宣称，“与其向敌人让步，不如壮烈牺牲！”当中央委员会退缩时，列宁递交了辞呈。布哈林写道：“这些信措辞严厉，以各种方式威胁要惩罚我们。”暴怒的列宁听上去更像是要疯了。然而，作为党报《工人之路》的编辑，斯大林拿下了列宁不被理解的、强烈呼吁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用早先一篇更为温和的文章取而代之。

终于有一天，焦虑的列宁再也待不住了。“‘十月革命’发生前的一天早上，”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家门外响起了门铃声。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站在门廊上，他穿着黑色大衣，戴着芬兰帽。”

“斯大林在家吗？”他礼貌地问。

“天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看上去就像个芬兰人。”安娜对列宁惊呼道。“斯大林和他做了简短的交谈后，两人离去了……”

这两位化了装的男人走上了彼得格勒的大街，谁都认不出他俩。谁都想不到，就在几天之后，这两个外表邋遢、身材矮小的人会夺取俄国的政权。他们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终其一生都身居权力之巅峰，他们将相继执掌这个国家长达37年之久。

[1]　正如他们叫警察为“法老”一样，军官被称为“容克”——普鲁士的庄园主。

[2]　叶梅利亚诺夫于“大清洗”时被捕。据传，克鲁普斯卡娅曾介入此事为他求情。叶梅利亚诺夫和他一家人一直被关在牢里，直到斯大林去世。

[3]　由此，斯大林设计了他的第一套半军装式外套。这个款式的灵感可能来自于克伦斯基。当时，后者已经自视为俄国的拿破仑了。这位妄自尊大的总理虽然毫无参军的经历，却设计了自己的军装、军靴和大衣。从此往后，斯大林都会穿这样的外套，外加一顶工人帽。此时的列宁已经不戴洪堡帽了，转而戴上了工人戴的宽边帽。俄国内战时期，这种所谓的“党装”、皮帽、大衣、靴子和毛瑟枪一起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标准制服，并象征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人传统。

[4]　那年夏天党内的另一件大事，是加米涅夫被指控是奥克瑞纳的间谍。中央委员会请斯大林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此作出报告。斯大林对此案做了调查。8月30日，加米涅夫被宣布无罪。

[5]　在“七月事件”中被羞辱后，苏维埃搬出了陶里达宫，搬进了旁边一幢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斯莫尔尼宫。斯莫尔尼宫是凯瑟琳女皇下令建造的，原本是个贵族女子学校。后来，俄国的所有党派——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都在里面设了办公室。季诺维也夫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时的办公室也在这里。在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失势之后，斯大林的年轻门徒谢尔盖·基洛夫代替了他的位置。1934年，基洛夫于斯莫尔尼宫遇刺。史学家对这起事件是否由斯大林策划仍有争议，但该事件成为了“大清洗”的借口。斯莫尔尼宫同样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总部。今天，它是圣彼得堡市市长的办公室。

41　1917年冬：倒计时

1917年10月的彼得格勒看上去十分平静。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表象。这座城市正迷醉在最后的享乐之中。“赌场疯狂地日夜运作着，”约翰·里德说，“赌徒们喝着香槟，赌注有时高达2万卢布。每当夜幕降临，戴着珠宝、穿着名贵皮毛大衣的妓女游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或充斥在咖啡馆里……抢劫事件与日俱增，以至于人们不敢上街。”伊利亚·爱伦堡——此后，他成为了斯大林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写道：“俄国仿佛是一辆冲入月台的火车，等候着守卫吹响哨音。”贵族们在街头变卖珠宝，食物供给短缺越发恶化，乞食的队伍越来越长，而富人依然在城里最高端的多农餐厅和康斯坦丁餐厅用餐，资产阶级争夺着夏里亚宾演唱会的门票。

“排队领取面包和牛奶的妇女们浑身颤抖，四周的神秘人物在她们身边低声说犹太人切断了食物供给……保皇党的阴谋、德国间谍、走私贩的密谋，”里德说，“在阴冷的雨中，在灰暗的天空下，这座跳动的城市越跑越快……但它在冲向何方？”在现代马戏团剧院里，托洛茨基依然在向群情激昂的观众发表演讲。他的话回答了里德的问题：“言语已然多余，是时候让革命和反革命大决战了！”在恢弘而又寂寥的冬宫里，克伦斯基也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已是强弩之末，用残存的权力换取吗啡和可卡因的慰藉。

1917年10月10日晚上10点，这是个漆黑、下雨的夜晚。列宁终于说服了中央委员会：11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一离开斯莫尔尼宫，来到彼得格勒区卡尔波夫卡河堤道32号的一层公寓。这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布尔什维克党人，她的丈夫正是孟什维克党文人苏哈诺夫——的家产。“历史女神真是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苏哈诺夫说，“革命至关重要的决定竟然是在我家作出的……而我竟然不知情。”

11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有几位化了装：列宁剃了胡须，光头上戴着卷毛假发，这顶不合尺寸的假发一直往下滑落。克鲁普斯卡娅说他“怎么看都像是个路德教的牧师”。他们用毛毯遮住了窗户，屋里很热。列宁开始对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讲话。与此同时，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则为他们提供腊肠、奶酪和黑面包，她还在走廊里煮着茶。不过，没人顾得上吃上一口。

“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成熟，是时候夺取政权了。”列宁宣布。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与会者依然反对他。没人记下这场会议的记录，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支持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蓄着胡子，披散着头发——依然没有被说服。他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托洛茨基写道，没人能挑战列宁的“思想、意志、信心和勇气”。渐渐地，列宁说服了那些“摇摆不定和充满疑虑的人”，他们开始心怀“力量和决心”。他们来到公寓不久后，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克伦斯基的警察吗？来者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的哥哥尤里，他为他们送上腊肠，给他们一一倒茶。“那一晚，我们没有得出起义的具体——哪怕是试探性的——方案。”托洛茨基说。11人中有9人支持列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依然反对，他们“深信此时进行武装起义无疑是场赌博，不仅赌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途，也赌上了俄国与世界革命的命运”。

支持列宁的党员取得了胜利。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一边大口吃着腊肠，一边取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5天之后的10月16日，在彼得格勒北部郊区的列斯诺伊区杜马议会上，列宁又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苏维埃出席）的支持下，对怀疑者展开了批评。“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列宁一边整理他的假发，一边大声疾呼。

“我们没有权利冒险并一次性赌上一切。”季诺维也夫反驳。

斯大林帮列宁说话：“我们必须选好日子。”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前神学院学生说，中央委员会必须拥有“更多的信心……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革命胜利……一条是不相信革命，反对革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会给反革命阵营以组织反抗的机会”。斯大林警告道：“如果不相信革命，我们会不断地撤退，革命将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列宁获得了9票赞成，2票反对。中央委员会推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另两位同志为军事革命中心成员，并让他们和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RC）“融合”。将在不久之后夺取政权的决策层依然没有完全形成。戴着假发的列宁又暂时躲避了起来。克伦斯基感觉到了暴雨将至，加强了警戒：德军已近在咫尺，彼得格勒危在旦夕。他把效忠于他的前线军团召回首都。暴乱一触即发。

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具有毁灭性的”起义。反讽的是，就在1917年，当时的列宁一以贯之的激进，而那时的加米涅夫却站在他这一边。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加米涅夫“情感充沛”，是唯一始终如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叛了中央委员会！”列宁勃然大怒，“我要把这两个罢工调停者开除。”然而，季诺维也夫没有放弃反对姿态，他在一封密信中继续展开讨论。作为《工人之路》的主编，斯大林发表了这封信。[1]

10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公开指责斯大林不应该发表这封密信。斯大林愤怒地提出辞职，他被挽留了。这是两位布尔什维克党要员的首次冲突。托洛茨基号召开除“罢工调停者”；斯大林则提议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依然保留党籍”。加米涅夫试图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仅仅退出了决策层。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准备起义的民众：“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号召：做好准备！”[2]

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做自身方面的准备。在斯莫尔尼宫三楼的办公室内，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召开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组织会议：这其实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内小组，却以苏维埃的名义运行。它——而非斯大林的军事革命中心——将成为革命的总部，而斯大林并非其成员。[3]

10月21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称接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作为党内核心成员，斯大林起草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议案。他提议自己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讲，而列宁负责发表主题为“土地战争和权力”的演讲，托洛茨基分析“当前形势”。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占领彼得保罗要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便是近视眼的莫洛托夫也开始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内练习开枪。那一天，斯大林报告称：“由工农组成的新政府必须替代由地主和资本家构成的当前政府……如果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没人胆敢挑战人民的意志。”

10月24日（星期二）早上，克伦斯基下令突袭斯大林位于图鲁德印刷所的报纸。斯大林眼睁睁看着士兵撕碎报纸，没收机器，控制整个办公室。他已经让这些布尔什维克党报运作了起来：正如在后世的政变中，夺取电视台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1917年，没有报纸支持的革命也是无法想象的。斯大林一边下令把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出去，一边呼叫赤卫军增援。沃里尼亚军团派来了支援部队。中午的时候，斯大林重新夺回了印刷所。当天晚些时间，他宣布报纸“再次运作”。但他却因此错过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导层为革命暴动分配了任务。斯大林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务名单上，托洛茨基指责他“退出游戏”：

布勃诺夫：铁路

捷尔任斯基：邮局及电报局

米柳京：粮食供给

波德沃伊斯基（后更换为斯维尔德洛夫）：监控临时政府

加米涅夫和文特：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谈判

洛莫夫和诺金：联系莫斯科

这份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并非党内高层人员，因此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列宁依然藏身于他处，托洛茨基本人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倒是“罢工调停者”加米涅夫的名字赫然在列。历史学家们听信了托洛茨基对该事件的描述（托洛茨基的文章才华横溢却充满偏见），都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但这根本经不起推敲。他的确不是革命那天闪亮的明星，但他之所以没有被分配任务，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正忙于处理被突袭的报纸印刷厂。即便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我们主要通过斯大林和列宁联系。”这份工作很难说是无关紧要的。（托洛茨基又落井下石：“这是因为他是最不受警察关注的人。”）

如果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那他也仅仅错过了24日白天的几个小时，而整场革命暴动延续了两天时间。那天早上，他身在报纸编辑部。然后，他被列宁传唤：据玛格丽塔·福法诺娃回忆，斯大林原本打算在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然而，突然，“他收到了来自于V．I．的消息”。列宁正在福法诺娃的公寓里大发脾气。如果当时斯大林在场的话，他就会听到列宁的吼声：“政府快要倒台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给它致命一击……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会因此失去所有！”

斯大林赶往斯莫尔尼宫。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已经抵达。他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声称革命并非有策划的起义，而是政府压制布尔什维克党所引发的暴动。[4]“我们在前线占据了主动，”斯大林解释说，“临时政府正在摇摆。（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下令对桥梁开火——无论如何，我们会夺下那些桥。容克和军队中发生了分裂。《工人之路》再次投入运作。我们还没拿下电话局。我们已经拿下了邮局……”赤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

“我在革命之夜在斯莫尔尼宫遇到了斯大林。”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是如此兴奋，以至于“和他平日的严肃与机警不同，他宣称大局已定”。那天晚上，光辉的“十月革命”的夜晚，斯大林回到了阿利卢耶夫家。“是的，万事俱备，”他对女孩们说，“明天我们就会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区域。我们将要夺取政权。”

斯大林和列宁保持着联系。“老头子”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向军事革命委员会递纸条。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列宁继续鼓舞着士气。代表大会拟于第二天举行，但列宁希望能提前。“他们又害怕什么呢？”他在其中一张纸条上写道，“问问他们有没有100个值得信任的士兵或配有来福枪的赤卫队员。那就足够了！”

列宁倍感失望，而他有理由失望。“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在此之后，它被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神化，被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爱森斯坦的伟大杰作《十月》中被歌颂，也被斯大林虚荣地夸张至几近荒诞。

被困在福法诺娃公寓里的列宁不知道为何革命暴动还未发生。“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那天晚上，他如此写道，“今晚必须决定所有事宜。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他来回踱步。福法诺娃害怕他会遭到逮捕，请求他不要出门。可是，当晚10点50分，列宁再也按捺不住了，夺门而出。

[1]　斯大林此举无疑是明智的：他利用加米涅夫维持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平衡，也缓和了他和其他党内要员的关系。在列宁去世之后的权力争夺战中，这些人对他的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这篇发表于10月20日的文章有个极具宗教意味的题目：“巴珊的公牛困住了我！”这篇文章很少被引用，但斯大林在其中阐明了他和党对待新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态度。马克西姆·高尔基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长期资助者和创始人之一，但他当时却对革命持保留态度，并声称他“不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嘲讽说这种“被吓坏了的神经质……实在是‘巴珊的公牛困住了我’似的哭喊。对于此，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斯大林警告道：“迷惑的知识分子们就像青蛙一样呱呱叫个不停。革命可不会对名人卑躬屈膝。他们要不为我们服务，要不——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就完全消失。”

[3]　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0月9日。他喜欢重用自己所招募的新人而非布尔什维克党员，比如说安东诺夫-奥西哥。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是该组织成员。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不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在8月时与军事组织的冲突或他好斗的性格让斯维尔德洛夫产生了犹豫，因此没有邀请他。但更有可能的是，斯大林正忙于负责党的报纸并和列宁保持联系，这两项工作同样极为重要。斯大林作为成员的军事革命中心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虽然后来斯大林的宣传家声称它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4]　“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两种声音，”斯大林说，“第一种说我们应该立刻组织起义，第二种说我们应该增强武装。中央委员会支持第二种观点。”

42　光辉的1917年10月

“我去了你不想让我去的地方。”列宁给福法诺娃留下了一封潦草的信。“伊里奇让我去把斯大林叫过来，”列宁的保镖拉西亚说，“然而，他意识到这会浪费时间。”他赶紧把卷毛假发粘在头上，戴着一顶工人帽，在脸上绑上绷带，还戴上了一副夸张的眼镜。接着，他和拉西亚消失在了暗夜中。

列宁跳上一辆电车。他是如此紧张，以至于一上车就搜了检票员的身，还教育了她一顿，向她阐述了革命策略。我们无从得知这位检票员是否意识到这个戴着假发、眼镜和绷带的行为古怪的人就是列宁。那天晚上，彼得格勒可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列宁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斯莫尔尼宫附近，却被一个高大的政府巡逻兵拦了下来。不过，巡逻兵以为他是个无关紧要的醉汉，把他释放了。他很清醒，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午夜时分，列宁抵达“伟大的斯莫尔尼宫”，里德说，斯莫尔尼宫“灯火辉煌”，“像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赤卫队——“一群穿着工装的男孩，背着带刺刀的枪，神情紧张地交头接耳”——在篝火边暖着手。装甲车和摩托车开进开出，可没人认得出列宁。他的身上没有证件，所以赤卫队不让他进门。

“简直一团糟！”拉西亚喊道，“我是（代表大会）代表，可他们却不让我进去。”人群支持他们，两人被推了进去。“列宁终于笑着走了进来！”[1]可是，当他脱下帽子时，他的假发却一同掉了下来。

斯莫尔尼宫变成了野炊营地。苏维埃代表们在恢弘的宴会厅里集合，地板上到处是报纸、香烟头和被褥。士兵们在走廊上打着盹儿。楼下的餐厅里，烟味、汗臭味、尿味与炖白菜的香味融合在了一起。列宁匆忙地走过走廊，还竭尽全力地用手按着假发，他不希望被人认出来。然而，孟什维克党人丹发现了他。

“我被无赖们发现了。”列宁低语道。

10月25日，星期三凌晨，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的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在斯莫尔尼宫36号房间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受到了邀请。列宁坚持要加速革命。苏维埃大会代表也在同一幢楼内集合开会。

列宁开始起草有关土地与和平的关键性政令——他依然保持着乔装打扮，托洛茨基饶有兴味地说这是个“古怪的场面”。革命在进行时中。布尔什维克党助理莎拉·拉维奇回忆，中央委员会在“狭小的房间里，一张昏暗的桌边”连续开了两天的会，“大衣都扔在了地上”。“不断有人来敲门，通知他们起义最新的胜利情况。在场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信使抵达；10号房间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36号房间的列宁与中央委员会发出命令；两个组织“极速运转着，吐纳着喘着大气的信使，将生杀予夺的权力交给离开的人民委员，电报声此起彼伏”。

“斯大林往来于两个房间，”同样在斯莫尔尼宫的塞基拉什维利回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从来没有如此紧张而又疯狂地工作过。”首都的空中不断传来枪声，却没有战争的迹象。发电厂、邮局和尼古拉火车站被先后拿下。除了冬宫尼古拉大桥，其余所有大桥都被占领。早上6点，占领国家银行。7点，占领中央电话局。8点，占领华沙火车站。[2]不过，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水兵迟到了。那一天，政府仍在运作——至少没有倒台。

与此同时，在冬宫的总部里，坏消息接踵而至。上午9点，克伦斯基终于意识到只有把前线的军队调回彼得格勒才能挽回局势，也只有他自己有能力召集他们。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连一辆出行的车都没有。终于，他的手下从美国大使馆调来了一辆雷诺和一辆笨重的皮尔斯箭头老爷车。克伦斯基赶紧离开冬宫的紧急作战指挥部，开进了城区。

在斯莫尔尼宫，苏维埃代表们已经做好准备——可是冬宫依然没有被攻陷，甚至还没有被包围。那里仍是政府所在地，由400位年轻的候补军官、一个女兵营和几个哥萨克营守卫着。一个摄影师说服其中几位女兵，在她们的路障前拍照。“整个场面就像是一出喜剧歌剧。”见证了那一天的美国记者路易斯·布莱恩特说。在他们的营地之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开始聚集，虽然他们的速度出奇地慢。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说，被困在冬宫内的部长们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像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之中”。

在一场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后，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叶努基泽、年轻的莫洛托夫，以及其他党内要员开始讨论新政府的构成。他们首先得决定它的名称。列宁希望规避“内阁”这个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词——“愚蠢的、过时的字眼”。他提议用“委员”。

“我们已经有太多‘委员’了，”托洛茨基说，“要不叫‘人民委员’？以主席——而非总理——为首的‘人民委员会’？”[3]

“太棒了！”列宁喊道，“这听上去革命气息浓极了！”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领袖依然在策略性地作出谦让——这始终是该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列宁提议托洛茨基担任总理。可是，一个犹太人是无法成为俄国总理的——托洛茨基拒绝了，坚称列宁才是理想的人选。斯大林被推选为民族问题人民委员，作此提议的很有可能是列宁。据叶努基泽日后告诉塞基拉什维利的，斯大林也谦虚地推托了，他说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也很忙，他甚至说他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党员。列宁大笑着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有可能就是说给斯大林听的：“难道你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列宁坚持让斯大林担任民族问题人民委员，而斯大林终于接受了——这是他于17年前做第比利斯气象站气象员之后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不过，那个时候，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在有些中央委员看来，人民委员的任命“似乎有点轻率”。

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门打开了，“混杂着香烟味道的陈腐空气席卷而来”。约翰·里德“瞥见蓬头垢面的男人们在一盏电灯下俯身研究着一张地图”。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未攻克冬宫。

列宁极为兴奋。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彼得保罗要塞朝涅瓦河对岸的冬宫开火，可他们发现只有6门高射炮。而这6门高射炮中有5门已经几个月没有清洁了，只有一个还能用。要塞军官通知布尔什维克党这些高射炮都坏了。委员们不懂高射炮只要经过清理就能再使用，于是命令水兵们扛去了3门小型3英寸高射炮。然而，他们又发现没有匹配的炮弹，而这种炮也缺乏准头。直到那天傍晚，他们才明白只要把原先的高射炮清理干净就行。

在斯莫尔尼宫内，列宁又发起了脾气。这幢建筑“巨大的外墙被灯火点亮……一辆巨大的灰色装甲车拉着震耳欲聋的警报从炮塔里开了出来，上面插着两面红旗……灯光昏暗的长走廊上到处都是来往的人群，呼唤着，叫喊着”。士兵们穿着“土色的外套”，武装工人们穿着“黑色上衣”。人们经常看到像加米涅夫这样的领导人跑下楼梯。

克伦斯基的内阁仍然控制着冬宫，但列宁急于出席他的首次苏维埃大会。午夜3点，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代表介绍了列宁。列宁获得了领导权。当他回到36号房间时，冬宫还没有被攻克。

列宁在小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就像牢笼里的狮子”。“V．I．（列宁）大发雷霆。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冬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说，“他甚至要开枪打死我们！”几个政府军军官遭到逮捕，“斯莫尔尼宫的有些同志”——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列宁——想把他们枪决，以杀鸡儆猴。

晚上6点，身在冬宫内的见习军官决定放弃舰艇出去吃饭，他们已经一整天没有进食了。一些哥萨克骑兵忍受不了冬宫内的“犹太人和乡下人”，也离开了。女兵营里也有些人离开了。

这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起义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他们决定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旗端亮起红灯笼作为向冬宫发起进攻的信号。可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彼得保罗要塞上根本没有亮起红灯笼，因为找不到红灯笼。一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不得不出门寻找这种稀有物品。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灯笼，可它不是红色的。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此人在黑夜中迷了路，还掉进了一个池塘。当终于回到要塞时，他竟然不知道怎么升起这个灯笼——无论它是不是红色。进攻信号根本没有发出。

最终，25日晚6点半，布尔什维克党命令“阿芙乐尔”号和“阿穆尔”号沿河而上。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政府及军队须无条件投降。最后通牒于7点10分过期，之后我们会立即开火。”设定的时限过去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断下令，有人依然螳臂当车，想要阻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向冬宫的进军被拖延了。

白胡子的彼得格勒市长格里高利·施耐德正在市政厅讨论如何让冬宫免遭炮火摧毁。突然，他提出只身前往冬宫。市政议员支持他。于是，这位市长、两位市政议员和粮食部长普罗科波维奇——这四位资产阶级的穿着十分考究，带丝绒领子的披风、齐身大衣和怀表——像四只游行的企鹅一般并列着出发了。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每人的手里都攥着一把雨伞、一只灯笼和一根肉肠——这是给冬宫里的人的晚餐。他们先是来到斯莫尔尼宫，受到了加米涅夫的接待。加米涅夫指派莫洛托夫护送他们去冬宫。于是，在沉闷的莫洛托夫的陪伴下，四个手执肉肠和雨伞的人高唱着《马赛曲》走向了涅夫斯基大道。他们在卡赞火车站外的关卡被赤卫队拦了下来。

市长要求赤卫队让路，要不就把他们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杀了。约翰·里德记录下了他们的对话。

“不，我们不杀没有武装的俄国人民。”关卡的指挥官说。

“我们要向前进！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普罗科波维奇和施耐德说，“你们又能干什么呢？”

“我们不能让你通过，”士兵说，“我们会有行动的。”

突然间，一个水兵大笑了起来。“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他的大笑声打破了这几位通关者所营造的悲壮氛围。“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市长的行动以哄笑而告终，但冬宫依然没有被攻克，虽然这个时候守兵已经喝上了沙皇酒窖里的上好葡萄酒，他们都有点醉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并没有停摆：车辆在桥上穿行，电车在街道上奔驰，那天晚上，夏里亚宾还在那罗丁圆顶剧院表演《唐·卡洛》。“全世界都仿佛在涅夫斯基大道上闲庭信步。”妓女就像船上的老鼠或煤矿中的金丝雀，她们是对危险最敏感的人群。可目前，她们依然在街上招揽着客人。塞基拉什维利说：“街上全是乌合之众。”

最终，当晚9点40分，“阿芙乐尔”号发射了空弹头：这是进攻的信号。在冬宫里，女兵营内发生了混乱，很多女兵被空弹头吓坏了，不得不待在密室里恢复镇静。冬宫外，布尔什维克指挥官波德沃伊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西哥——在此之前，列宁还想因其无能而对其处以枪决——召集了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

彼得保罗要塞的士兵向冬宫发射了36枚6英寸炮弹。只有两枚击中了冬宫，但这足以对守兵形成威慑。装甲车上的机关枪对冬宫外墙进行扫射，一小群水兵和赤卫队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冬宫非但没人守卫，而且连大门都没关上。安东诺夫—奥西哥承认：“进攻混乱不堪。”凌晨2点，他们进入了冬宫，一一搜查房间。

斯莫尔尼宫吊满水晶灯的大厅里弥漫着“蓝色的香烟”和“令人窒息的异味”。“野蛮……黑皮肤的乡下布尔什维克党人”（苏哈诺夫之语）不想再推迟苏维埃大会了。可是，克伦斯基依然是冬宫名义上的统治者，所以列宁还不能现身。于是，托洛茨基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站出来讲话了。当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党人指责列宁的“疯狂和犯罪行径”时，托洛茨基——“他消瘦嶙峋的面孔令人联想到居心叵测的魔鬼”——说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摧毁性的解雇通知：“你们这些可悲的破产者！打道回府吧！回去历史的垃圾箱！”

“好，我们走。”马尔托夫回嘴道。孟什维克党人愚蠢地走出了大厅——走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过权力的殿堂。塞基拉什维利——这位孟什维克党人“不同意抵制”——沮丧地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来回游走，直到“斯大林非常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用格鲁吉亚语和他讲话”。斯大林想让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塞基拉什维利拒绝了，但仍有很多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孟什维克党人接受了邀请。此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为了斯大林最忠实的属下。[4]

在冬宫附近的街道和桥梁上，炮火的轰鸣声终于驱散了好奇的观望者。塞基拉什维利说：“妓女曾像鸟儿一般站满涅夫斯基大道，而现在，连她们都不见了。”

冬宫中悬挂着猩红色的锦缎，金色和孔雀羽毛般绿色交相辉映的房间里——1905年之前，这是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用餐的地方——克伦斯基的大臣们依然在商讨让谁担任“独裁者”。突然之间，他们决定放弃，准备投降。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打开了。

[1]　早些时间，约翰·里德见证了托洛茨基被禁止入内的那一幕。

“你认识我。我叫托洛茨基。”

“你不能进去。名字对我来说没意义！”

“可我是苏维埃的主席！”

“如果你那么重要，你至少得有张证件吧！”守卫驳斥道。他叫来了另一个同样迷惑不解的军官。

此人说：“托洛茨基！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想放他进去应该没问题吧……”

[2]　党内的年轻领导人，比如说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被派往前线：莫洛托夫带领一帮赤卫队员逮捕了一份社会革命党报纸的编辑，然后又逮捕了一帮在圣议会（Holy Synod）集会的孟什维克党反革命分子。

[3]　苏联变成了一个到处是首字母缩写的国家：人民委员被称为“Narkoms”；人民委员会被称为“Sovnarkom”；其主席（具有实权的总理，前后分别为列宁、李可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被称为“Predsovnarkom”。这些缩写一直被沿用，直到斯大林于“二战”结束时再次引入部长制。

[4]　塞基拉什维利并不是唯一一个斯大林想要招募的孟什维克党人。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在维也纳曾招待过斯大林的贵族军官——当时已从布尔什维克党转投孟什维克党。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走着，突然，一双手蒙住了他的眼睛。“你是加入我们还是反对我们？”斯大林问道。

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

“一个矮个子走了进来，就像一片被海浪冲刷上岸的碎石，他身后的人群簇拥着他上前……他有一头铁锈色的长发，戴着一副眼镜，蓄着修剪过的泛红的髭须，留着一小簇胡子。”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回忆说，“他的衣领、衬衫、袖口和手全都脏兮兮的。”

“这里是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科诺瓦洛夫说，“请问有何贵干？”

“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所有人……被逮捕了。”安东诺夫—奥西哥回答。

那时大约是10月26日凌晨1点50分。冬宫的新主人开始“把地毯、窗帘、床单、瓷器和碗碟都拿了出来”。一个士兵把一根鸵鸟毛插在了军帽上，而那些仍穿着蓝色、红色和金色制服的冬宫旧主则试图阻止他们。冬宫里并没有发生杀戮，爱森斯坦电影里所展现的伤亡比真实情况多得多。塞基拉什维利说：“涅瓦河把克伦斯基政府冲走了。”

正当部长们被囚禁着运往彼得保罗要塞时，安东诺夫—奥西哥完全失去了对冬宫的控制，女兵营里有人被强奸了。“酒窖的归属权变得至关重要。”他说。尼古拉二世的酒窖里有凯瑟琳女皇时期的托卡伊灰皮诺干白和这位沙皇最钟爱的滴金酒庄1847年的甜白葡萄酒。然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兵团……完全醉倒了。我们革命的靠山帕夫洛夫斯基也无法抵抗美酒。我们派去的其他兵团的守卫队——也都彻底醉倒。我们继续增派人手，从兵团委员会调派守卫——可他们也对美酒毫无抵抗力。我们命令装甲车驱散人群，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又可疑地回来了。当夜幕降临时，一场酒神的狂欢拉开了帷幕。

愤怒的安东诺夫—奥西哥召来了彼得格勒消防队。“我们试图用水冲酒窖，可这些消防员……也都醉倒了。”委员们把酒瓶子砸在冬宫广场上，但“群众俯身在阴沟边上喝了起来。酗酒的狂欢感染了整座城市”。

最终，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指派了一个冬宫特别委员，并赋予了他至高的权力。可是，安东诺夫—奥西哥冷冷地说：“此人也并非完全可靠。”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终于激动地宣布：冬宫被攻克了。就在这个时候，列宁脱下了假发，去掉了化装，以俄国新领袖的形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与此同时，渴望亲眼见证大会开幕的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走到了斯莫尔尼宫，溜进了会议大厅：“礼堂里群情激昂，欢呼雀跃，我们猜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我们看到斯大林从人群中向我们走来，对我们招了招手。”

“啊，是你们！真高兴你们能来。你们听说了吗？冬宫被攻克了，我们的人占领了那里！”

布尔什维克党人快要因疲劳而晕倒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安娜和娜迪亚的哥哥，索索的新助理——说：“在10月（起义）时，斯大林同志整整5天没有睡觉。”他们吃饭不定时，只能忙里偷闲时在地板上小寐一会儿。

“这座城市平静了下来，可能有史以来，它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约翰·里德说。当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成功占领彼得格勒的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后，列宁终于放松了。他开始开起（加米涅夫的）玩笑，并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报纸躺了下来。“走廊上全是匆匆忙忙跑来跑去的人，他们双眼凹陷，全身邋遢”，但在委员会办公室里，“人们在地板上躺了下来，身边都放着枪”。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都坐着睡着了，或者直接躺在了斯莫尔尼宫办公室的地板上。“无比疲倦的斯大林仍在起草着告民众书，直到他最终在桌边的椅子上睡着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回忆说，“狂喜的卢那察尔斯基（文化人民委员会委员）踮着脚走到他身边，亲吻他的额头。斯大林同志醒了过来，愉快地嘲笑了A．V．卢那察尔斯基好一阵。”

列宁和托洛茨基并排在报纸上躺了下来。“你知道么，”列宁对托洛茨基叹了口气，“这么快从被迫害和流亡变成夺取政权，这简直让人晕头转向！”

10月26日清晨6点，“微弱、苍白的晨光在寂静的大街上弥散了开来，营火渐渐黯淡，这个可怕的清晨为俄国披上了一层阴影”，“白天到来了，城市陷入了疯狂和混乱”。街道恢复如昨。什利亚普尼科夫说，“资产阶级们，从守卫军官到妓女”，在街道上再次现身。苏维埃代表大会定于下午1点召开，代表们开始聚集起来，可直到晚上7点，列宁还没有出现。

最终，晚上8点40分，他在一片掌声中抵达了——“他矮小、壮实，肩上顶着个大脑袋，谢顶，脑门突出，小眼睛，鹰钩鼻，大嘴巴，真是个外貌古怪的领袖，”里德记叙道，“他是完全靠智慧赢得民心的领袖，一个看似平淡的领袖——毫无幽默感，不妥协，冷静，客观。”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建构社会主义秩序！”列宁简洁地宣布。当他发表演讲时，他习惯性地一只脚腾在空中。“我看到他的鞋底有个洞。”莫洛托夫说。

凌晨2点30分，加米涅夫[1]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舞台上宣布新政府成立。索索以“J．V．朱加什维利—斯大林”之名出现在了名单上。他还未为民众所知，也不被那些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赏识。然而，事实上，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党高层早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那些日子里，”费奥多·阿利卢耶夫——他的回忆录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从来没有出版过——说，“斯大林同志只被那些和他有过来往的小圈子认识……这些人参加过地下活动，或对革命作出过真实的贡献并真正信仰革命，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而又令人厌烦的自夸者。”

现在，整个苏维埃政府都在一个房间的一张桌边夜以继日地工作。“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搬进了斯莫尔尼宫，”费奥多·阿利卢耶夫说，“刚开始3天，我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莫洛托夫说：“我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坐在一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坐在对面。我们试图把新生活的图景描绘出来。”斯大林曾回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决定取消军队中的枪决，列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无稽之谈！”列宁吼道，“没有枪决，哪儿来的革命？”列宁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政权出人意料地触手可及，但稳定政权的生死大战才刚刚展开。列宁不想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分享政权，但加米涅夫却试图说服他和他们谈判。当加米涅夫的提议遭到拒绝时，他递交了辞呈。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将彼得格勒外普尔科沃高地的一帮哥萨克骑兵与孟什维克党领导的罢工铁路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塞尔戈及捷尔任斯基一起组织彼得格勒保卫军。

在接管政权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形成了一个互不可缺的三人小组。当时的列宁腹背受敌，党内充斥着不少妥协分子、糊涂虫和自吹自擂者。于是，他把他的要员分成两大派：“行动者”和“喝茶者”。党内的“喝茶者”实在太多了。如果新政权业已迈入平稳期，那么，由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代表的“喝茶者”或许真能派上用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列宁需要最强硬的助手，而他也的确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政权移交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列宁曾下发过一条指令。虽然这条指令没有具体日期，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特殊地位：

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守卫处的指令：

如无特殊邀请，任何人不得入内，除了：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这个名单还包括列宁的个人助理。然而，就在助理的名字之上，出现了两个手写的——很有可能是列宁亲自写的——名字：

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

“列宁没有一天缺得了斯大林。”斯塔尼斯劳·帕斯特科夫斯基——这位波兰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成为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的第一秘书。有时，列宁会让斯大林联署他在人民委员会下达的命令。“列宁统领着斯莫尔尼宫办公室。他每天会叫斯大林无数次，有时会直接来我们的办公室把他叫走。”有一次，帕斯特科夫斯基看到两人在楼梯上一起研究地图。

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两个干将卡莫和钦察泽也来到了彼得格勒。“我发现斯大林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钦察泽说，“我们很高兴再次相见。”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列宁走了进来。

“这位是科捷·钦察泽，”斯大林对列宁说（列宁早已认识卡莫），“他就是我在高加索攻袭银行的老队员。”

然而，和其他滔滔不绝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员不同，斯大林只会“咕哝着”和他的助理帕斯特科夫斯基交流。在后者看来，斯大林喜怒无常，沉默寡言，就更别提他和和谁唠叨闲聊了。[2]

1917年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权力核心小组——“四人局”（Chetverka）。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苏俄最具权势的人，有权力“决定所有紧急问题”。不过，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国家元首（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在四人组中扮演着党秘书的职责。因此，托洛茨基说：“‘四驾马车’变成了‘三位一体’。”

列宁继续推行他的革命政策：“和平，土地，面包！”他和德皇威廉二世展开了和谈。当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他汇报进展时，列宁回答：“我得先咨询一下斯大林，然后再给你答复。”10月27日，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媒体都被禁声了。11月4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赋予自己独立于苏维埃管辖的权力。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初是列宁的命令执行者，可是，在11月7日，他创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缩写“契卡”，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契卡——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KGB）和今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前身——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列宁对一位熟人如此说道：“我们正在执行灭绝行动。你难道不记得皮萨列夫是怎么说的吗？‘粉碎，粉碎所有一切，打击，摧毁！所有被毁灭的都是垃圾，它们没有权利生存！活下来的才是好的。’”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列宁手写的指令。他下令开枪、处决、对“吸血鬼……蝙蝠……蚂蟥”处以绞刑。他问道：“连火枪队都没有还革什么命？如果我们连白卫军的破坏分子都对付不了，还革什么命？如果那样的话，一切不过是一场清谈和一碗玉米糊！”他要求“找到更为强硬的人”。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已经足够强硬了。托洛茨基说：“我们必须将天主教友会那些关于人命神圣论的胡言乱语一网打尽。”斯大林对“大清洗”有着相似的旨趣。

“他开始更加自信起来。”托洛茨基写道，“不久之后，我发现列宁正在‘提拔’斯大林。在列宁看来，斯大林的坚决、固执以及其智慧和勇气是革命不可或缺的特质。”[3]憎恨托洛茨基的莫洛托夫说：“列宁从一大堆人中选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作为领袖，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确是最聪明的人。”不久之后，连苏哈诺夫也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革命和国家的命运”。托洛茨基说，这个格鲁吉亚人“业已习惯了手握大权”。

斯大林的崛起是必然的。富有智慧和政治手腕、自信、善于思辨、对暴力有信仰和经验、敏感、报复心重、富有魅力、残酷无情，还有独一无二的古怪个性——他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舞台。1917年，他终于得到了施展拳脚的舞台。

如果身在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期，斯大林都不可能最终爬上权力巅峰：他成就了他自己，可历史同样造就了他。在此之前，一个格鲁吉亚人统治俄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下，这变成了可能。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苏联的被孤立、布尔什维克党对铁血男子气概的推崇、“一战”所残留的肃杀氛围，以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如果不是新政府初期列宁打败了加米涅夫的温和派，并由此采取了如此集权的领导方式，斯大林亦是不可能掌权的。这是一个完全为斯大林准备的舞台。现在，斯大林即将正式蜕变为“斯大林”。

他生长于宗族冲突此起彼伏的高加索；他在地下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成年礼，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暴力、狂热和忠诚是生存的法则；他经过一次次斗争的洗礼，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他是个稀有的政治人物——融合了暴力和理想，既是经验丰富的武装斗争者，又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统治方法是解救这一深陷危难的国度的唯一方式，也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路径。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新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上便拉开了帷幕。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个人的性格缺陷和政治野心与圣洁的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会议——用布尔什维克党的缩写来说，即Sovnarkom——在列宁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举行。它看上去像个草台班子，一点儿也不专业，以致列宁和他的新帝国之间唯一的联系仅仅是一块没有上漆的木屏风后的“小房间，里面坐着他的接线员和打字员”。无须惊奇，最先到来的是列宁最信赖的两个手下。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和我最先抵达。”

两人一进门就听见木屏风后面传来窃窃私语的情话，“十分温存的对话”。“德边科（海军人民委员）正用他那低沉的男低音说着话，他是个黑胡子水兵，年仅29岁，是个欢天喜地而又自信的巨人”，而他“正和亚历山德拉·科隆泰走得很近。科隆泰是个贵妇，快要46岁了”。就在这个即将决定历史走向的时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偷听到了科隆泰最新的桃色丑闻——“党内已传得沸沸扬扬”。

犹太人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他们都极为傲慢，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领袖，也都是深邃的思考者、残酷的行动执行者和超越等级军衔制约的局外人——互望了一眼。斯大林被逗乐了，而托洛茨基却十分震惊。“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扬扬得意，他朝屏风的方向耸了耸肩，得意地笑着说：‘他和科隆泰在一起，科隆泰！’”[4]可托洛茨基没有被逗乐：“在我看来，他的举动和笑声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在那种场合、那个地方，他的粗鲁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那是他们的私事！”托洛茨基呵斥道。而“斯大林感觉到他说错了话”。

紧接着，令人着实称奇而又难以想象的一幕发生了：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这个即将迈上苏联政坛之巅的大人物——瞬间感觉到托洛茨基是他的天敌。

托洛茨基说，斯大林“再也没有和我说过一句带有个人色彩的话。斯大林的脸变了，他黄色的眼珠闪烁着敌意”。

[1]　列宁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加米涅夫担任布尔什维克党首位国家元首，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的任职仅有几天时间。很快，斯维尔德洛夫取代了他。

[2]　帕斯特科夫斯基的回忆录第一次出版是在1922年。那个版本里还保留着对斯大林的咕哝和阴晴不定的描述。当该回忆录于1930年再版时，这些描述便不见踪影了。

[3]　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扭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内，列宁和斯大林形影不离。事实上，在接下来的5年内，列宁不断地提拔斯大林。理查德·派普斯的《不为人知的列宁》公开了这方面的档案。列宁完全知道提拔斯大林的后果，他说“那位厨师会烧出一手麻辣的菜来”。

[4]　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对待斯大林总是彬彬有礼。后来，她被斯大林任命为苏联驻瑞典大使，并自然死亡；而德边科则在“大清洗”时被枪决了。

EPILOGUE　尾声

老去的尼尼卡

我们的尼尼卡老去了，

他伟岸的肩膀不再挺拔……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真的曾经拥有钢铁一般的力量？

啊，母亲啊！到底有多少次

他挥舞着“土狼”镰刀，

袒胸露背，在麦田的尽头

突然大声地咆哮。

他肯定搬移过大山

把它们并排而列，

他那滴汗的脸上

喷射着火焰和浓烟。

可他现在连膝盖都动不了，

岁月割去了它们。

他只能躺下，或者做梦，或者告诉

他子孙的子孙

他曾经的过往。

他偶尔会听见

附近麦田传来的歌声，

他那曾经坚硬的心

开始愉悦地跳动。

他颤抖地走出了门。

他拄着拐杖往前走了几步。

当他看到年轻的小伙，

他安慰地笑了起来。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老去的“暴君”——回忆往事

黑海岸边加格拉市郁郁葱葱的山间，一个格鲁吉亚老人正坐在山顶宅邸的阳台上。他身材矮小，微胖，挺着大肚子，稀疏的白发和胡须随风飘扬。他穿着灰色的外衣、宽松的裤子。这是一座经过修缮加固的城堡，从阳台往下望，风景一览无遗。老人正在和他那些同样老去的宾客回忆他们的童年……

桌上放着烤肉串和格鲁吉亚人宴请宾客的香辣蔬菜拼盘，还有当地的葡萄酒。老人们用格鲁吉亚语讲述着他们在哥里和第比利斯的童年、他们在神学院的学生时代，以及他们年少鲁莽的行为。他们曾经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位主人“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同学和神学院同窗”。

斯大林业已风烛残年。他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他是大元帅，是苏联政府的总理，是苏共总书记。他曾攻克柏林，他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而现在，索索已经老去。他历经了50多年的风云，治理苏联政府长达30多年，参加了4年的世界大战。他已精疲力竭。在他去世前的好几个月里，他不时地回到家乡，住在他最钟爱的亚热带黑海的海边别墅。他种花养草，密谋布局，阅读书籍——还会在温暖的夜晚聊起往事。

他有时会邀请他的重要下属莫洛托夫或伏罗希洛夫，有时则邀请更为年轻的格鲁吉亚负责人和追随者，但通常，“斯大林邀请他在小时候就认识的格鲁吉亚邻居”。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其名字会令斯大林想起他儿时的庇护者，哥里的科捷·恰尔克维阿尼神父——说：“如果有时间，斯大林会和他的同学保持联系。斯大林经常会聊起他的童年故事，他一想起那些曾经的伙伴就会想把他们找过来。于是我们就安排他们在加格拉见面。”斯大林喜欢举行晚宴：“我们邀请彼得·卡帕纳泽和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吧……申拉泽怎么样了？他是个著名摔跤手……最好能邀请到他，还有……”

于是，卡帕纳泽、叶格纳塔什维利和其他老人会聚在一起。他们开车从第比利斯来到黑海，爬上陡峭的山坡，通过钢铁大门和守卫保安，来到斯大林秘密的、重兵把守的宅邸“寒溪”。

守卫会带着他们去见斯大林。通常，斯大林都在剪玫瑰花或为他的柠檬树除草，要不就是在阳台上读书或在修建于悬崖之上的凉亭里写作。他还会打台球。系着围裙的女佣送上晚餐，她们几乎是隐形人，干完活就消失。斯大林打开格鲁吉亚美酒。晚宴通常是自助餐形式，所有人想吃什么就拿什么。

“宾客们都很开心。”恰尔克维阿尼说。斯大林十分友好，也很念旧，但他偶然也会发火。“有一次晚宴上，斯大林看到一包格鲁吉亚香烟盒子上绘着一个风骚的女人。”突然，他爆发了：“体面的女人会做这样的动作吗？这完全不可接受！”

恰尔克维阿尼和其他党员承诺会重新设计香烟盒子，斯大林怒火平息。在大多数时间里，索索和他的老朋友“会聊戏剧、艺术和文学，比较少涉及政治”。他会心酸地回忆起他的两任妻子卡托和娜迪亚；他会聊起孩子们的问题——每当他聊起去世的儿子雅科夫，彼得·卡帕纳泽总会绕过桌子，在他耳边低语着安慰他。斯大林悲伤地点着头：“失去孩子的不是只有我一家。”然后，他会回忆他那酗酒的父亲、哥里的摔跤比赛、他在1905年的冒险以及古怪的卡莫、钦察泽和他的行动队员们，还有他在流放时的英勇行为。

“斯大林会想起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元老，他会讲起他们的轶事。”当他提起他们的名字时，宾客们不禁微微发抖，因为这些正是斯大林亲手处死的人。有时，他会说他杀错了人——给错了命令。“我很吃惊，”恰尔克维阿尼说，“当他说起那些被他无辜清洗的人时，他的口气就像是个事不关己的历史学家，他既不悲伤，也不愤怒——你根本听不出他对他们有多仇恨，甚至能感受到一丝幽默……”在很早之前，斯大林曾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解释过他的这一态度：“有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我活着享受紫罗兰；我死了，墓地的蠕虫欢天喜地。’”

当这位老人回忆他神秘的一生时，他如此说道：“历史学家不但会发现那些埋藏于地下的事实，也会发现那些沉入海底的秘密——他们会把秘密公之于世。”他问道——几乎是自问：“你能保守秘密吗？”

他想起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相识。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却都是他统治下的这个巨大悲剧的缩影。他回望过去，犹在镜中。

“他是个自大的坏小孩，他也是个自大的坏父亲、坏丈夫。”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其他的东西，献给了政治和斗争。于是，对他而言，那些本不和他亲近的人反而比他的亲人更为重要。”然而，更为糟糕的是，他允许——甚至怂恿——以深爱的人为代价来达到政治目的。

1918年的时候，阿利卢耶夫家的大多数孩子都在为索索工作了。当斯大林于1918年的内战中被派往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时，他把女朋友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和她的哥哥费奥多带上了装甲车。两人成为了他的助理。他们回来之后，娜迪亚成为了他事实上的妻子。她搬进了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并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瓦西里[1]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内战结束之后，娜迪亚做过一阵子列宁的秘书。

安娜·阿利卢耶娃于内战期间结了婚。她跟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调查佩姆的沦陷，当时，她爱上了捷尔任斯基的波兰助理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此后，后者成为了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高官之一，也是斯大林的心腹之一。她们的哥哥帕维尔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还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中任军事人民委员。在斯大林的庇护下，这家人飞黄腾达。然而，也正是斯大林导致了这家人的灭亡。

第一个发生悲剧的是聪明却脆弱的费奥多。内战期间，他加入了由卡莫率领的特别部队。九死一生的卡莫认为只有子弹才能检验忠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扮白军将自己的士兵逮捕。“他会在晚上把同志们拉出去假装执行枪决。如果有人求饶，变成叛徒，他就会真的开枪打死他们……卡莫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完全确定他们不会背叛。’”一旦有人求饶，他就会将其就地处罚。然后，费奥多迎来了终极挑战：卡莫切开被处决者的胸口，把心脏掏了出来。他对费奥多说：“这是你上司的心脏！”

费奥多发疯了。“他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年，一句话都没说过。”他的侄女斯维特兰娜回忆，“渐渐地，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他再也没有参加过工作，但他活得比斯大林久。

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婚姻刚开始时很幸福。阿利卢耶夫的家人不是搬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就是搬进了他的乡下别墅“祖巴洛沃”——这里曾是巴库的一位石油大亨的家。刚开始时，娜迪亚满足于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但不久之后，她开始觉得不满足，想要参加工作。最终，她崩溃了。导致崩溃的原因有很多：斯大林压抑的性格、对集体农庄政策的不满、抚养两个孩子同时进修的压力，以及她对斯大林拈花惹草的疯狂嫉妒。她于1932年11月因抑郁而自杀身亡。

即便是当斯大林开始摧毁阿利卢耶夫一家时，他的岳父、岳母谢尔盖和奥尔加也还住在克里姆林宫或乡下别墅中。娜迪亚去世后，心碎的斯大林又和帕维尔的妻子叶妮亚·阿利卢耶娃走得很近。两人之间很可能发生过什么。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当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两人应该已断绝了关系。

虽然安娜向斯大林求情，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斯·雷登斯依然被他枪决了。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很可疑。“二战”之后，安娜和叶妮亚介入斯大林的家庭事宜和政治事端，还和一些正在接受调查的犹太人走得很近。这让斯大林十分愤怒。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安娜写了她的回忆录，但她一如既往地不明智，在回忆录中说了很多斯大林不爱听的话，特别是关于他残疾的手臂。他下令把这两个女人逮捕。他去世之后，两人被释放，可她们都认为是斯大林原谅了她们，而不肯相信正是斯大林造成了她们的苦难。安娜在狱中疯了，但她一直活到了1964年。

斯大林的另一群家人斯瓦尼泽家与阿利卢耶夫家一样悲剧。他的儿子雅科夫直到1921年才再次见到父亲。雅科夫的舅舅阿廖沙·斯瓦尼泽和卡莫的姐姐带着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他搬进了斯大林和娜迪亚的家，但他磕磕绊绊的格鲁吉亚语让他的父亲十分愤懑。雅科夫曾自杀未遂——这是他呼喊救命的一种方式，可斯大林却嘲笑道：“他甚至连枪都打不准。”

阿廖沙·斯瓦尼泽娶了一个漂亮的犹太女高音歌唱家。他和斯大林一直很亲密。他说他和索索“像亲兄弟”。他在国外任职，然后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回到苏联，担任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娜迪亚自杀后，斯瓦尼泽一家——包括卡托的姐妹——和斯大林走得更近了：玛丽科在莫斯科担任阿韦尔·叶努基泽的秘书，而萨什克·斯瓦尼泽·莫诺瑟利泽则经常和斯大林待在一起。

阿廖沙的妻子玛利亚和他姐姐萨什克与阿利卢耶夫家的安娜和叶妮亚展开了对斯大林的争夺。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些女人基本上都和斯大林住在一起，但她们之间的争吵让他很是心烦。

1935年，萨什克的丈夫莫诺瑟利泽问斯大林借钱。他回信道：

我给了萨莎（萨什克）5000卢布。就目前而言，这笔钱对你们两人来说足够了。我自己也没有钱，不然会给你们更多。这是我通过演讲和发表文章赚来的酬劳……但此事必须保密（仅限你、我和萨莎知道）。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不然的话，我的其他亲戚和朋友都会向我借钱。切记。

米沙，祝你百年！请代我问候我们的朋友！

你的　索索

1935年2月19日

另，如果你遇到我母亲，请代我问候她。

萨什克于1936年因癌症去世。她的妹妹玛丽科在叶努基泽一案中遭到逮捕。第二年，斯大林下令逮捕了阿廖沙·斯瓦尼泽和他的妻子。他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逼迫阿廖沙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以换取性命。阿廖沙拒绝认罪。“这个高傲的贵族。”斯大林说。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战争时，阿廖沙、他的妻子玛利亚和他的妹妹玛丽科都被处决了。在“大清洗”时期，当其他领导人的家人被逮捕时，斯大林总是会说出以下借口：“我无能为力。我自己的家人也关在大牢里呢！”

斯大林和卡托的儿子雅科夫在20世纪30年代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名为加丽娜的女人至今还活着。在“二战”期间，雅科夫被德军逮捕了。斯大林认为儿子背叛了自己，于是把他的妻子抓了起来。事实上，雅科夫什么都没交代，他自杀了。在此之后，斯大林后悔地说自己的儿子是个“真汉子”。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交往过很多女人。她们的命运鲜为人知，但总体而言，她们并没有因为他变成了苏联领袖而得到什么好处。

“万人迷”佩拉格娅·奥努夫里娃成为了一名教师，不过，她在1917年辞职了，嫁给了一位名为福米的机械师。在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展开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她的兄弟和父亲被认为是富农阶级，于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37年，她的丈夫被以“工贼”之名逮捕，她的儿子因此失去了前往列宁格勒大学读书的奖学金。于是，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她的儿子最后收到了奖学金。然而，她的丈夫于1947年再次遭到逮捕，并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入狱10年。

1944年，佩拉格娅曾在接受采访时聊起过斯大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秘密警察找到她，要求她把斯大林寄给她的所有明信片和书都交出来。“可我的一生悲苦而且动荡，”她反驳说，“我家的人很多，我也不可能保留所有东西。我只保留了他送给我的书。我不能把它给你，因为这是我仅存的记忆。这不是我对斯大林的回忆，而是我对那个叫作约瑟夫的男人的回忆。我就是这么叫他的，我们曾经是朋友。这些书对我来说很珍贵，你可以在我死后把它拿走。”然而，这个秘密警察还是搜走了那些书。

路德米拉·斯特尔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她是斯大林著作的编辑，也负责斯大林文集的装帧。她于“二战”前夕去世。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部门中身居要职，并成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可是，1937年，她的女婿——一个将军——被枪决了，她的女儿和儿子被逮捕并被处以为期8年的流放。她和她的孙子、孙女被赶出了堤岸大楼——很多精英居住的地方。她的孙子、作家尤里·特里福诺夫写过一篇小说《堤岸大楼》，其中记叙了他们家当时的遭遇。

就我们所知，斯大林只和众多女友中的一位见过面。[2]他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女友塔蒂阿娜·苏霍娃回忆：“1925年，我来到莫斯科。我十分想见斯大林同志，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天晚上，当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吃了一惊。”第二天，苏霍娃在斯大林位于老广场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我们聊了我的工作、我们共同的朋友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情况。”

1929年，斯大林前往南方的马采斯塔度假。当时是名教师的苏霍娃又联系了他。“两个穿着白西装的年轻人把我接走了。”她被带到了他的别墅。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的欢迎。他们共进晚餐，一起回忆往事。娜迪亚问她流放时的斯大林是怎样的。“我描述了他当时的样子，并说斯大林同志永远都披着白斗篷。”娜迪亚笑了起来，说：“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个这么花哨的人。”晚餐后，斯大林把她带到花园，向她展示他引以为傲的西红柿，而后又把她带到别墅边的一个射击场。他在那里用来福枪射中了一头牛的眼睛。他请她用一把“英国蒙特克里斯托小手枪”练习，但她没有击中。“你怎么自卫？”斯大林问道。她告诉他她在休养院里被人欺负，他咕哝说：“他们必须得到惩罚。”

可是，第二年，苏霍娃因拉姆津一案及其他案件受到了牵连。她向斯大林求情，他救了她。“这是你第一次陷入困境吗？”他问道，然后继续说，“我自己也总是遭遇危险。”他给她的学院打了电话，为她澄清。“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靠你自己了。”从此往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除了与第一、第二任妻子的孩子外，斯大林至少还有两个孩子。两人从来都没有受到过斯大林直接的关照。

康斯坦丁·库扎科夫——斯大林和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期的房东玛利亚·库扎科娃的儿子——的人生比较有趣。当库扎科娃于1917年得知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后，她给他写了一封请求信。她没有收到回信。于是，她竟然径直去了列宁的办公室，而那里也是娜迪亚的办公地。娜迪亚先是没有告诉斯大林，偷偷帮库扎科娃涨了工资，不过，她最终还是把此事告诉了斯大林。

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后来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斯大林应该从中帮了他一把。1932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逼迫他签署了一份声明，让他承诺不和任何人聊他的“身世”。

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先是在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教哲学，然后被安德烈·日丹诺夫——斯大林最亲信的属下——提拔为莫斯科中央委员会要员。康斯坦丁之后曾说日丹诺夫知道他的“身世”。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会面，但他说：“有一次，斯大林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我感觉他像要对我说些什么。我想要奔向他，却止步不前。他挥了挥他的烟斗，继续往前走去”。“二战”期间，康斯坦丁成为了一位上校，而他的母亲则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被活活饿死了。

1947年夏天，库扎科夫被日丹诺夫叫到了办公室。他发现恐怖而又俗气的秘密警察头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正等着他。他们指控库扎科夫的副官是美国间谍，他因此受牵连。下令将他逮捕的应该不是斯大林本人，但库扎科夫依然被“荣誉法庭”裁决开除党籍。他有3个孩子，可他后来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哪怕只是做个门卫。

斯大林去世及贝利亚被逮捕之后，库扎科夫又重获党籍。他长期担任隶属于文化部的苏联电视台台长，并于1996年去世。

当斯大林离开莉迪亚·佩里普雷金时，她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名为亚历山大的孩子大约出生于1917年初。后来，莉迪亚嫁给了一个名为雅科夫·达维多夫的渔民，后者把亚历山大养育成人。莉迪亚成为了伊加尔卡的一名理发师，此后还生了8个孩子。“斯大林从来没有帮助过她。”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说。亚历山大的儿子尤里说，亚历山大的母亲“莉迪亚在和斯大林分离很多年之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他们“保守秘密，只有库列伊卡的极少数当地人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谁”。

亚历山大成为了一名邮递员和共青团指导员。1935年，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带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被逼签署一份和库扎科夫的相似的声明，保证他对自己的出身守口如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暗示他可以去莫斯科找份工作，但他拒绝了，“总是害怕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亚历山大·达维多夫参加了“二战”，他受了3次伤，并在战后被提拔为少校。在此之后，他在矿业城市新库兹涅茨克开了一家餐馆。他在那里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他本人于1987年去世。“我父亲告诉我说我是斯大林的孙子。”尤里说。现如今，尤里和他的家人在新西伯利亚生活。

在斯大林于1921年重新征服格鲁吉亚[3]之前，他的母亲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度。此后，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看望凯可。可他发现自己并不受当地人欢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个“血腥的征服者和强盗”。

斯大林经常给凯可写信，但两人保持着距离。“充满活力而又多话”的凯可是斯大林身边唯一敢说真话的人。她曾如此问道：“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和托洛茨基分享权力？”斯大林不会允许有人胆敢挑战他。

凯可曾短暂地造访过莫斯科，并见到了娜迪亚。“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斯大林警告道，“请别给她惹麻烦。”凯可更喜欢住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总督府邸里，她在那里拥有一个两间房的公寓。娜迪亚会给她写信，为她带去家里的消息和孩子的照片。当斯大林正在登往权力的巅峰时，他的信很短：

我的妈妈，祝您长命百岁！

亲吻您的　索索

1923年1月1日

凯可抱怨斯大林不关心她。他回信道：“妈妈，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但我又能怎样呢？我很忙，没有时间写信。我日夜不间断地工作着。亲吻您的索索。1925年1月25日。”于是，她把他忘了，自己管自己的生活。而他又写信说：“妈妈，最近好吗？您已经很久不给我写信了。或许您还在生我的气，但我真的没有法子，我太忙了。我给您汇了150卢布，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如果您需要更多，请告诉我你要多少。您的索索。”

在娜迪亚自杀之后，两人更加生疏：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我收到了果酱、姜糖和奇客奇丽（一种格鲁吉亚的糖果）。孩子们很开心，让我感谢您。我很好，别为我担心。我会好好地活下去。我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钱。我给您汇了500卢布，以防万一。我还给您寄了我和孩子们的照片……

妈妈，祝您身体健康，生龙活虎。吻您。

您的儿子　索索

1934年3月24日

另，孩子们向您鞠躬。娜迪亚去世之后，我的个人生活很糟糕，但作为一个男人，我会坚强起来。

斯大林于1936年最后一次看望凯可。那一次，凯可说她依然希望儿子当时成为一位牧师。这可把斯大林逗乐了。他为她送去了药物和衣服。当她的病情加重时，他鼓励她。“我很高兴您恢复了健康，”他在1937年写信说，“很明显，我们家的人都很强壮！”然而，不久之后，她于“大清洗”时期去世了。斯大林没有参加凯可的葬礼，但他送给她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亲爱的母亲。她的儿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她被安葬在圣山的教堂里，葬礼盛况空前。

斯大林一直和哥里及第比利斯的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有时，他会给他们写一封短信，或莫名其妙地给他们汇钱。如果他们向他求情，他总是会帮助他们。1933年，他给卡帕纳泽写信道：

佩塔，你好，诚如你所见……我给你汇了2000卢布。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这些钱是我的稿费，我的稿费并不多，但你的请求对我来说很重要……除了这笔钱，你还可以借3000卢布贷款。我已经把此事告诉了贝利亚……

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贝索

在“二战”期间，曾做过神父的卡帕纳泽、格鲁吉泽，以及斯大林的摔跤朋友申拉泽还因此大发了一笔横财。1944年5月9日，斯大林发现他的保险箱里的钱已经多得放不下了（这是他的工资。他当时有5份工资：党中央总书记、总理、大元帅、国防部人民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根本花不了这些钱，于是他写了张纸条，把这些钱给分了：

1.给我的朋友彼得·卡帕纳泽——4万卢布；

2.3万卢布给格里沙·格鲁吉泽；

3.3万卢布给米哈伊尔·申拉泽。

他给格鲁吉泽的信是这么写的：“格里沙，请接受这份小礼物。你的索索。”他总是慷慨地对待那些没有涉足政治的朋友，可是，同样是哥里和第比利斯时期的老友，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伊利马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便没有那么好运了。[4]

在斯大林于1921年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伊利马什维利参加了战死者的葬礼。他在葬礼上遇到了凯可·朱加什维利。“凯可，这就是你儿子干的好事。”自哥里时期便认识凯可的伊利马什维利说，“请你写封信给莫斯科，告诉他我再也不是他的朋友了！”当年晚些时间，斯大林造访第比利斯，他把伊利马什维利抓了起来。但他姐姐向斯大林求情，后者向她展现了好意：“真可惜！我为他感到伤心。希望（伊利马什维利）能再次回到我身边。”斯大林下令释放伊利马什维利，并邀请他会面。可伊利马什维利拒绝了。于是，他再次被捕，并被钦察泽——当时是秘密警察高官——控制了。斯大林把他驱逐出国。他来到德国，迷恋上了法西斯主义，还写了对斯大林相当不利的回忆录。

经历丰富多彩的达夫里舍维——哥里警长的儿子、斯大林的银行攻袭行动参与者——逃到了巴黎。他取了一个叫“让·沃伊拉”的假名，并在“一战”中成为著名飞行员。此后，他成为法国间谍。有传言说他和臭名昭著的交际花玛塔·哈里——她于1917年以间谍罪被处决——有一腿，但有证可考的他利用色相窃取情报的经历毫不逊色于这一传言。法国情报部门怀疑一个名为玛尔特·理查德的年轻美貌的冒险家兼飞行员是德国间谍，于是派他们的王牌飞行员达夫里舍维前往调查。她爱上了“佐佐”·达夫里舍维，两人坠入爱河。他是如此深爱她，以至于威胁说如果她被捕，他就会自杀。最终，他证明了她的无辜；她加入了法国情报部门，并被派往马德里。她在那里策反了一个70多岁的德国情报主管人员。

1936年，斯大林联系达夫里舍维让他回国。聪明的达夫里舍维选择继续留在巴黎。斯大林去世之后，达夫里舍维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是斯大林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本人于1975年去世，他的讣告说他的一生“令人称奇——他是个革命家、飞行员、间谍和作家”。他的回忆录煞是精彩，并在1979年以法语在小范围内出版。

虽然卡莫对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他依然是个布尔什维克英雄，但这个头脑简单的危险人物根本无法适应和平时期的工作。他加入了契卡，可即便对于契卡来说，他的行为也过于疯狂。1922年，他回到第比利斯，在海关找了份工作。当列宁想要前往高加索度假时，卡莫坚持要陪伴他左右，可列宁从来没有出现过。第比利斯的民间传闻说，卡莫经常酗酒，他会在醉酒后聊起斯大林在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在当时是个禁忌话题。[5]在他动笔写作回忆录后，有一次，他正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之间，一辆卡车撞倒了他。据说，下令杀死他的正是斯大林。当地人笑称，第比利斯唯一一辆自行车被唯一一辆卡车撞了，这显然不是巧合。

卡莫被埋在了埃里温广场迪利普丘利酒馆外的普希金花园。那里正是他当年执行攻袭行动的地点。他的雕像树立在普希金的一边。后来，斯大林下令把雕像移除。卡莫的遗体被迁往了另外的地方。

叶格纳塔什维利——索索的庇护者和可能的亲生父亲——把他剩下的两个儿子萨沙和瓦索送到了莫斯科的私立学校。他们家开的餐馆很快就扩展到了哥里之外。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儿子在巴库开了分店，而瓦索则从哈尔科夫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历史教师。

老叶格纳塔什维利于1929年去世，“至死仍然和斯大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929年，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在第比利斯拥有5家餐馆。20世纪30年代初，两兄弟都被抓了起来。萨沙联系了叶努基泽，后者释放了他，并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在那里和斯大林见了面。瓦索也被立即释放了。斯大林让萨沙加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并让他负责看管政治局在克里米亚的一栋别墅。在此之后，斯大林又提拔萨沙，让他加入了自己的贴身保卫部门。作为一个开过餐馆的前资本家，萨沙成为了斯大林餐饮部门——被称为“基地”——的主管。对于这个对别人下毒并担心自己也被下毒的人而言，只有他信得过的人才能担任这个职位。叶格纳塔什维利会为斯大林试餐，因此，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绰号为“兔子”。私底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即便是最了解斯大林本人的弗拉西克将军——称他为“斯大林的亲戚”或“兄弟”。（萨沙有一个厨子手下，此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控下历经了堪称传奇的厨师生涯。他曾在小时候为拉斯普京烧过菜，然后服务过列宁和斯大林——这位见证了世界历史变迁的厨师便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爷爷。）

瓦索——曾是个社会联邦党人，连孟什维克党都不是——被提拔为第比利斯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的秘书，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安插的耳目。

“兔子”萨沙住在斯大林的主要住所孔策沃别墅附近，两人经常一起用餐。当瓦索造访莫斯科时，他总是住在斯大林家。两人都和凯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曾在凯可1934年生日时写过一封信。此信彰显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亲爱的教母，昨天，我去看望了索索，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胖了……在过去4年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健康过。他比你想象的帅多了。他总是和我开玩笑。谁说他老了？他比4年前年轻了很多——没人能猜到他不止47岁了！”

1940年，斯大林突然记起了他父亲早年间的学徒达托·加斯塔什维利。他记得此人在他小时候对他很好。“达托还活着吗？”他突然问萨沙，“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于是，叶格纳塔什维利把达托找了过来，带到了莫斯科。当时，达托依然是个哥里的鞋匠。

有一天，斯大林、他的首席保镖弗拉西克和贝利亚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家，共同享用格鲁吉亚盛宴——斯大林和达托重聚了。斯大林取笑达托，而老鞋匠则无惧地回答道：“你难道认为我会像别人那样害怕斯大林吗？对我来说，你依然是那个被我抱在怀里的小孩子。如果你还敢开我玩笑，我会扯下你的裤子，打你的屁股，直到你的屁股比你那红旗还要红！”斯大林大笑了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萨沙的妻子——这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兔子”娶了一个德裔女人，她是一个亚美尼亚籍犹太生意人的前妻，他们的女儿在美国。两人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萨沙的选择也是危险的。

“你老婆看上去不高兴，”斯大林说，“我冒犯她了吗？”

萨沙解释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她担心自己和她在美国的女儿的前途。

据萨沙的孙子古拉姆·拉迪什维利说，斯大林向她保证道：“我们和德国有一纸和约，但它根本没有意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和英国会成为我们的联盟。”

当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妻子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她突然消失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萨沙的孙子说，“但萨沙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提过此事。”叶格纳塔什维利知道替斯大林做事的原则。

“二战”期间，被提拔为将军的叶格纳塔什维利跟随斯大林来到德黑兰和雅尔塔。“一个只负责上酒和烤肉串的格鲁吉亚厨子竟然成了将军！”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嘲讽道，“每当我从前线回来时，我就会注意到他的胸前又多了一两枚奖章！我还记得斯大林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大声呵斥了这个主管饮食的将军，他甚至在斯大林和我们面前喝醉了。”斯大林当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十分敏感——他还从贝利亚那里听说萨沙贪了很多财[6]。于是，他把叶格纳塔什维利调去了克里米亚的别墅，让他负责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饮食。可是，在此之后，叶格纳塔什维利就被丢在了那里。

“兔子”因糖尿病于1948年去世。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长期和斯大林保持着亲密关系，他会去参加那些哥里老友的聚会。可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贝利亚炒掉了瓦索，并把他关了起来。贝利亚倒台之后，瓦索被释放，并于1956年去世。

且不论苏联人民，斯大林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同志也难逃厄运。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于1936年被枪决。布哈林于1938年被枪决。托洛茨基死于1940年，凶器是把冰锥——是斯大林下的令。1937—1938年间，大约有150万人被枪决。斯大林亲手签署过多达39000份处决令，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在权势日隆的斯大林宠臣贝利亚的治下，格鲁吉亚的惨状尤为严重：10%的共产党人被清洗；参加第十届格鲁吉亚党代会的644位代表中，有425位被枪决。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斯大林的老友布多·“枪管”·穆季瓦尼——他曾在斯大林年轻时好几次救过他的命。可是，穆季瓦尼于1921年转而反对斯大林。这位富有口才的前演员大不敬地开玩笑说，贝利亚应该派守卫保护凯可的家——并不是为了保护她，而是为了提防她再生下一个斯大林。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和布多又和好过一阵。当他造访莫斯科时，他通常都住在斯大林家。斯大林也经常去格鲁吉亚看望穆季瓦尼一家子——穆季瓦尼甚至是他家孩子的教父。可斯大林从来没有忘却穆季瓦尼的忤逆。1937年，他因密谋暗杀斯大林的罪名被逮捕，很快被枪决，他的大多数家人也一同被枪决。

和索索最亲近的3个格鲁吉亚人命运各不相同。阳光、随和、享乐而又中庸的阿韦尔·叶努基泽——娜迪亚·斯大林的教父——好几次成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克里姆林宫、党产别墅和波休瓦芭蕾舞团的管理者。他把波休瓦芭蕾舞团当成了自己的后宫，以把年轻的芭蕾舞者（以及她们的母亲）占为己有而臭名昭著。

阿韦尔叔叔和斯大林的确是密友，但他对斯大林有所保留。他的回忆录中曾写到在巴库印刷所时的经历，但他拒绝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科巴希望让我表扬他是个天才，可我不会那么做。”他抱怨说。对于斯大林愈演愈烈的压迫政策，叶努基泽持保留态度，他还为受迫害的格鲁吉亚同志们提供了庇护。他以此为傲。不过，他依然经常和斯大林一起度假，两人还经常通信，表达对彼此的喜爱。可是，1936年，叶努基泽成为了斯大林第一个想要除掉的亲信，尽管叶努基泽从来不属于任何斯大林的反对阵营。他于1937年被逮捕并遭枪决。

和叶努基泽截然不同的是，卡夫塔拉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加入各种反对斯大林的阵营。他不但曾经冲着斯大林扔过灯笼，而且在此之后支持过穆季瓦尼，甚至托洛茨基派。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会救他，帮助他，甚至提拔他。

1937年，卡夫塔拉泽（再次）遭到逮捕，理由为他是穆季瓦尼谋杀斯大林“阴谋”的一分子，并被判死刑。参与这个“阴谋”的其他所有人都被处决了，可斯大林偏偏在处决令上卡夫塔拉泽的名字旁画了一个叉。卡夫塔拉泽逃过一劫。1940年，斯大林突然想念卡夫塔拉泽，于是，他把卡夫塔拉泽放了出来，邀请他共进晚宴。两人聊得很开心，虽然斯大林嘲讽他说：“你竟然想杀了我。”几天之后，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来到卡夫塔拉泽的公寓，三人共进晚餐。后来，卡夫塔拉泽成为了国家出版局的头头，接着又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他活得比斯大林久，于1961年去世。

到20世纪30年代，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唯一一位具有足够声望可以挑战斯大林的人。作为斯大林的下属，他于1920—1921年间征服了高加索，在20世纪20年代平息了当地的反对武装，还在“五年计划”中负责重工业的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他和斯大林形影不离。两人住在同一幢楼里，经常传递表达彼此赞赏的信件，还一起度假。可是，两人于1937年闹掰了。塞尔戈在克里姆林宫自杀。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早期的党员活了下来。[7]加里宁从1919年至他去世的1946年间长期担任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成为了国防人民委员。他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却在苏德战争中战绩平平。伏罗希洛夫被指控为“英国间谍”，斯大林对其展开折磨。然而，他活得比斯大林久，之后还担任了苏联国家元首，直至1960年。

原名迈耶·瓦拉赫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外交人民委员，并于此后担任了苏联驻美国大使。他敢于直言批评斯大林，而后者故意制造了一场车祸。李维诺夫并没有在车祸中死去，这或许是因为斯大林还记得他曾在伦敦的码头救过自己一命，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李维诺夫享有国际声誉。斯大林提拔了他在维也纳时期的房东特罗扬诺夫斯基，让他成为了首位苏联驻美国大使。虽然斯大林和李维诺夫经常在私底下批评特罗扬诺夫斯基，斯大林还是没有要他的命。

当维辛斯基于1918年和斯大林再次见面时，他聪明地既没有掩饰自己不可靠的政治生涯，也没有试图去提示斯大林他曾在巴伊洛夫监狱中帮过他的忙，他只是正式而又礼貌地说自己愿意为斯大林效劳。维辛斯基既冷酷、狠毒，又是个胆小怕死的懦夫。他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苏联总检察长，将很多人判处死刑。1949年，他成为斯大林执政期间最后一位外交部长。他于1954年去世。

莫洛托夫于1930—1941年间担任总理，于1939—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刚开始时，斯大林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却在1952年放弃了这个老搭档。斯大林原本要清洗莫洛托夫[8]，后因为斯大林去世，他逃过一劫。可是，即便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莫洛托夫依然表示效忠于斯大林。他再一次成为外交部长，并想推翻赫鲁晓夫。但他于1957年失败了。他被贬为苏联驻蒙古大使，一直活到了1985年。他经常会梦到斯大林。

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斯大林也从来未停止美化他的过去并掩饰他曾经犯过的错误。个人崇拜不但彰显了他的虚荣，也为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可他依然喜欢在他的同僚面前扮演谦虚的角色。他肯定明白，那些对他少年时期经历的美化简直荒谬透顶，他也并不打心底里欣赏这些阿谀奉承。他曾看过加姆萨胡尔季阿写的《青年领袖》，他如此下令道：“我请你们禁止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书以俄文出版。J．斯大林。”

他对费多罗夫的《卡累利阿的新人》（1940年出版）更是勃然大怒。他在书上用绿色铅笔批注道：“波斯别洛夫同志竟然在没有得到我允许和让我知晓的情况下，让费多罗夫的这本书得以出版，他真是个愚蠢的白痴。费多罗夫的书必须被粉碎，波斯别洛夫必须得到处罚。斯大林。”

当萨莫伊洛娃——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元老从巴库时期就认识斯大林——询问是否可以在她的博物馆里陈列斯大林早年的书籍和文章的手稿时，斯大林亲笔回信道：“我从来想不到年老的你竟然如此愚蠢！如果那本书的发行量上百万，你还需要什么手稿？我已经把所有手稿烧毁了！”有人编纂了一本回忆录合集，收集了很多人自1905年以来对斯大林的回忆，而索索则回了4个字：“不要出版！斯大林。”

在他的海边别墅中，老年斯大林向他的旧相识们回忆着他曾经的那些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因病去世，但更多的人则死在了他的大牢里，他们的脑袋都被子弹击穿了。

老人们并不仅仅是聆听。莫洛托夫说：“他们抱怨随处可见的贿赂和腐败现象。”据赫鲁晓夫回忆，另一个“特别招斯大林喜欢”的格鲁吉亚老人“告诉斯大林，格鲁吉亚的年轻人境遇很差”。斯大林被激怒了，再次“清洗”了他的家乡。

这些老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穿着白袍和少年索索一起在哥里或神学院的合唱团中合唱过——唱起了歌。“晚上，格鲁吉亚的民谣伴随着海风从寒溪别墅飘荡过来，有时，我们能听见主人的歌唱声——他的嗓音依然甜美动人……”

索索老了，他患有脑溢血，逐渐变得健忘。他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享年74岁。这位曾经的合唱团男歌手至死依然是举世无双的政治家。虽然他应该对2000万至2500万名受害者负责，但在他自己看来，斯大林就是政治天才、军事天才、科学天才以及文学天才。他是“人民的贵族”，他是“红色的沙皇”。

或许，真正评价了斯大林的正是青年斯大林本人。1905年8月，27岁的索索为《无产阶级斗争报》写了一篇极少被人提及却又极具自我预言性质的文章。他在文中嘲笑了一个被迷惑了的狂妄自大者。他写道：“在你们面前出现的，是果戈里故事中的人物，他错乱地以为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他继而总结道：“这便是所有妄自尊大者的宿命。”

[1]　“瓦西里”曾是斯大林在党内使用的化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儿子。

[2]　苏霍娃写的回忆录至今仍未公布。娜塔莎·科尔蒂娃和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成为了巴统的党干部，并且活到晚年——她们依然会想起和斯大林一起的往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斯大林在巴库的未婚妻——一直是党员，并在1932—1933年的斯列普科夫一案中被牵连。斯列普科夫本人在1932年逃过了一劫，但依然在1937年被枪决，而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命运则无从知晓。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时期的女友——活到了20世纪30年代，还写了回忆录，但她的命运也无从知晓。

[3]　格鲁吉亚引发了斯大林和列宁的裂痕。孟什维克党控制的格鲁吉亚于1918年宣布独立。“老头子”满足于格鲁吉亚的现状。然而，1921年，斯大林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成功地在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哗众取宠的塞尔戈骑着白马冲进第比利斯，但不久后，他便因镇压行为得了“斯大林的马屁精”这一绰号。就格鲁吉亚进行决策时，斯大林坚持它必须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由好大喜功的穆季瓦尼和理论家马哈拉泽领导，两人都和斯大林有着几十年的渊源——却希望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斯大林主义者和所谓的分裂派产生了激烈冲突，塞尔戈还打了对方的人。这令列宁勃然大怒，他反对斯大林和塞尔戈，支持格鲁吉亚独立。被激怒的斯大林转而攻击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写了份遗嘱，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一职上撤下来。但列宁晚了一步，他的中风复发。斯大林逃过一劫。

[4]　孟什维克党经历了古怪的跌宕起伏：卡尔洛·奇赫伊泽在1917年的革命中成了最具权势的人，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而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同胞伊拉克利·采列捷利也在1917年成为了位高权重的苏联部长。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之后，奇赫伊泽、佐达尼亚、采列捷利和诺伊·拉米什维利成为了独立格鲁吉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时，他们逃到了国外。奇赫伊泽于1926年自杀，拉米什维利于1930年在巴黎被谋杀。佐达尼亚、乌拉塔泽、阿尔申尼泽、塞基拉什维利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全都流亡并活了下来，事后还写了回忆录。把斯大林称为“灰色污点”的苏哈诺夫于“大清洗”期间被枪决。

[5]　钦察泽于1921年加入格鲁吉亚契卡。他和卡莫于同一时期写了回忆录，但他比卡莫更懂得谨言慎行。他加入了格鲁吉亚“分裂派”，反对斯大林将格鲁吉亚并入苏联，因此而被开除。在此之后，他以“托洛茨基派”之名被逮捕，并于1930年因结核死于狱中。

[6]　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从1918年在巴库时便结识了贝利亚。当时，贝利亚是布尔什维克党打入阿塞拜疆穆萨维党的间谍——或相反。贝利亚生病了，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照看这位格鲁吉亚同胞。当贝利亚成为泛高加索共产党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之后，他想要在高加索一手遮天，施行独裁。然而，叶格纳塔什维利兄弟却不受他的管辖。令贝利亚更为头痛的是，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所在的斯大林安保部门头目弗拉西克将军也不受他的管制。贝利亚一直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二战”之后，贝利亚向斯大林告状，说弗拉西克把原本为“基地”准备的大量食物私吞卖掉了。弗拉西克反咬一口，说贝利亚贪污。弗拉西克没有受到牵连，但负责“基地”日常伙食的叶格纳塔什维利却被害了。贝利亚和弗拉西克这两个死对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依然争权夺力。本书首次披露了叶格纳塔什维利将军和他妻子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和很多人一样。在妻子娜迪亚自杀之后，斯大林开始不信任他那些手下的亲戚。他的“内阁掌厨”亚历山大·波舍克雷比雪夫及库利克元帅的漂亮妻子们都被枪决了；国家元首加里宁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们则被逮捕了。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人依然毫无怨言地效忠于他。

[7]　灰胡子的米哈·茨哈卡亚在早年间被斯大林提拔并得到其庇护。但在此之后，茨哈卡亚因反对列宁而被流放日内瓦。他于1950年自然死亡，是个受人尊敬的布尔什维克党元老。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马哈拉泽并没有在“大清洗”时被处死。斯捷潘·邵武勉——斯大林在伦敦时的同屋，以及第比利斯和巴库银行攻袭行动中的年轻帮手——在1918年成为了巴库公社的领导人。他镇压了大约15000名阿塞拜疆反革命分子。他被白军和英军杀害，是著名的“巴库二十六委员”之一。在此之后，斯大林收养了邵武勉的儿子勒万，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了。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室友、苏联国家元首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因流感去世。

[8]　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波丽娜同样对斯大林十分忠诚，且成为了一位副人民委员。不过，她的女性主义让斯大林十分不满，而她和娜迪亚的友情也让他相当不安。斯大林差点在1939年杀了她，他原本策划了一场车祸。不过，最终，他于1949年逼莫洛托夫向她的逮捕令投了赞成票。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STALIN’S NAMES，NICKNAMES，BYLINES AND ALIASES

斯大林的曾用名、昵称、笔名和化名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Jose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

索索

（Soso）

索塞罗

（Soselo）

贝索

（Beso）

科巴

（Koba）

彼得罗夫

（Petrov）

伊万诺维奇

（Ivanovich）

科巴·伊万诺维奇

（Koba Ivanovich）

贝索什维利

（Besoshvili）

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

（Ivan Ivanovich Vissarionovich）

吉拉什维利

（Galiashvili）

西蒙·杰夫拉亚

（Simon Jvelaya）

K．卡托

（K．Kato）

盖奥兹·贝索维奇·尼扎拉泽

（Gaios Besovich Nizheradze）

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

（Organez Totomiants）

扎哈尔·梅利基扬茨

（Zakhar Melikiants）

彼得·奇日科夫

（Peter Chizhikov）

瓦西里，瓦西列夫，瓦西亚，瓦西卡

（Vasily，Vasiliev，Vasya，Vaska）

古怪的奥斯普

（Oddball Osip）

奥斯普·科巴

（Osip Koba）

伊万诺夫

（Ivanov）

长痘疮的奥斯卡

（Pockmarked Oska）

高加索人

（The Caucasian）

牛奶工

（The Milkman）

长痘疮者

（The Pockmarked One）

跛腿者（格扎）

［The Loper（Geza）］

走路蹒跚者（昆库拉）

［The Staggerer（Kunkula）］

疤面（乔普拉）

［Pockmarked（Chopura）］

大卫

（David）

神父

（The Priest）

科巴神父

（Father Koba）

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

（Giorgi Berdzenoshvili）

K．斯蒂芬

（K．Stefin）

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乔·波克西）

［Ioska Koriavyi（Joe Pox）］

K．St．

K．Safin

K．Solin

科巴·斯大林

（Koba Stalin）

J．朱加什维利-斯大林

（J．Djugashvili-Stalin）

J．V．斯大林

（J．V．Stalin）

LIST OF CHARACTERS

人物表

家人

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

（Vissarion ‘Beso’ Djugashvili）鞋匠，斯大林的父亲

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朱加什维利

（Ekaterina ‘Keke’ Geladze Djugashvili）斯大林的母亲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STALIN，Jose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Soso’，‘Koba’）“索索”，“科巴”

哥里时期

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Yakov ‘Koba’ Egnatashvili）

哥里摔跤冠军，商人，可能是斯大林的亲生父亲

伊万·“瓦索”·叶格纳塔什维利（Ivan ‘Vaso’ Egnatashvili）

雅科夫的儿子，斯大林终生的朋友

亚历山大·“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Alexander ‘Sasha’ Egnatashvili）

雅科夫的儿子，斯大林的手下，“兔子”

戴米安·达夫里舍维（Damian Davrichewy）

哥里的警察，可能是斯大林的亲生父亲

约瑟夫·达夫里舍维（Josef Davrichewy）

戴米安的儿子，斯大林童年时期的伙伴，银行攻袭行动参与者，后身居法国，成为飞行员、间谍和回忆录作家

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Josef Iremashvili）

斯大林在哥里的童年时期与在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

克里斯多夫·恰尔克维阿尼神父（Father Christopher Charkviani）

哥里的牧师，斯大林的庇护者，可能是斯大林的亲生父亲。他的儿子是科捷·恰尔克维阿尼（Kote Charkviani）

彼得·“佩塔”·卡帕纳泽（Peter ‘Peta’ Kapanadze）

斯大林哥里时期与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朋友，牧师，终生伙伴

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Giorgi Elisabedashvili）

斯大林在哥里时期的朋友，布尔什维克党人

达托·加斯塔什维利（Dato Gasitashvili）

贝索的鞋匠学徒

教师

西蒙·果戈兹利泽（Simon Gogchilidze）

斯大林哥里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师与资助人

大卫·阿伯西兹王子（Prince David Abashidze）

德米特里神父，“污点”，第比利斯神学院教师，斯大林憎恨的迫害者

女友

娜塔莉·“娜塔莎”·科尔蒂娃（Natalia ‘Natasha’ Kirtava）

斯大林在巴统的房东和女朋友

阿尔瓦希·塔拉克瓦泽（Alvasi Talakvadze）

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崇拜者和女朋友

路德米拉·斯特尔（Ludmilla Stal）

巴库和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和斯大林的女友

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Stefania Petrovskaya）

敖德萨的贵妇和被流放者，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和巴库时的女友和未婚妻

佩拉格娅·“波丽娅”·奥努夫里娃（Pelageya ‘Polia’ Onufrieva）

“万人迷”，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时的学生妹女友

谢拉菲玛·克拉舍宁娃（Serafima Khoroshenina）

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的女友和伴侣

玛利亚·库扎科娃（Maria Kuzakova）

斯大林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时的房东和女友，康斯坦丁的母亲

塔蒂阿娜·“塔尼亚”·斯拉瓦京斯卡娅（Tatiana ‘Tania’ Slavatinskaya）

已婚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情人

瓦伦蒂娜·洛波娃（Valentina Lobova）

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政治调停人，有可能是斯大林的女友

莉迪亚·佩里普雷金（Lidia Pereprygina）

13岁时与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相识并订婚的孤儿，为他生了两个孩子

同志、敌人和对手

第比利斯和巴库时期

拉多·克茨霍韦利（Lado Ketskhoveli）

哥里牧师的儿子，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启蒙人及崇拜对象

亚历山大·“萨沙”·楚卢基泽王子（Prince Alexander ‘Sasha’ Tsulukidze）

富裕的贵族，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启蒙人及崇拜对象

米哈·茨哈卡亚（Mikha Tskhakaya）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斯大林的资助者

菲利普·马哈拉泽（Philip Makharadze）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斯大林某段时期的同盟

布多·“枪管”·穆季瓦尼（Budu ‘the Barrel’ Mdivani）

演员，布尔什维克行动队员，斯大林的同盟

阿韦尔·叶努基泽（Abel Yenukidze）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斯瓦尼泽和斯大林的朋友

斯里毕斯特洛·“席尔瓦”·吉布拉泽（Silibistro ‘Silva’ Jibladze）

前神学院学生，孟什维克的政治煽动者

列夫·罗森布鲁姆，“加米涅夫”（Lev Rosenblum，‘Kamenev’）

第比利斯工程师的儿子，家境优越，温和的布尔什维克

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Misha’ Kalinin）

农民，第比利斯早期布尔什维克

苏伦·斯潘达良（Suren Spandarian）

亚美尼亚新闻编辑的儿子，家境优越，布尔什维克，好色之徒，斯大林最好的朋友

斯捷潘·邵武勉（Stepan Shaumian）

亚美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境优越，斯大林的同盟和对手

格里高利·“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Grigory ‘Sergo’ Ordzhonikidze）

虎落平阳的贵族，护士，布尔什维克中的强硬者，斯大林长期的同盟

塞尔戈·卡夫塔拉泽（Sergo Kavtaradze）

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巴库和圣彼得堡时期的忠实手下

妻子及女方亲戚

亚历山大·“阿廖沙”·斯瓦尼泽（Alexander ‘Alyosha’ Svanidze）

神学院学生，斯大林的朋友，早期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后成为斯大林的大舅子

亚历山德拉·“萨什克”·斯瓦尼泽（Alexandra ‘Sashiko’ Svanidze）

阿廖沙的妹妹，斯大林的朋友

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Mikheil Monoselidze）

萨什克的丈夫，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同盟

玛利亚·“玛丽科”·斯瓦尼泽（Maria ‘Mariko’ Svanidze）

阿廖沙和萨什克的妹妹

叶卡捷琳娜·“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

（Ekaterina ‘Kato’ Svanidze Djugashvili）斯瓦尼泽家最小的孩子，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

雅科夫·“雅沙”（或“小伙”）·朱加什维利

（Yakov ‘Yasha’［Laddie］Djugashvili）叶卡捷琳娜与斯大林的儿子

谢尔盖·阿利卢耶夫（Sergei Alliluyev）

铁路和电厂经理，早期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巴库和圣彼得堡时期的同盟

奥尔加·阿利卢耶娃（Olga Alliluyeva）

谢尔盖的妻子，斯大林早年间的朋友，有可能是斯大林的情人，之后成为他的岳母

帕维尔·阿利卢耶夫（Pavel Alliluyev）

奥尔加的儿子

安娜·阿利卢耶娃（Anna Alliluyeva）

奥尔加的女儿

费奥多·“费德亚”·阿利卢耶夫（Fyodor ‘Fedya’ Alliluyev）

奥尔加的儿子

娜杰日达·“娜迪亚”·阿利卢耶娃（Nadezhda ‘Nadya’ Alliluyeva）

谢尔盖和奥尔加的女儿，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

武装行动、幕后策划及调停者

卡莫，西蒙·“申克”·特尔—彼得罗相

（Kamo，Simon ‘Senko’ Ter-Petrossian）斯大林的朋友和追随者，之后成为银行攻袭者和行动队员

科捷·钦察泽（Kote Tsintsadze）

斯大林在西格鲁吉亚的行动队员，之后成为银行攻袭行动的指挥

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

列宁手下制造炸弹、洗钱、执行银行攻袭和联络的大师，之后和列宁分道扬镳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

原名迈耶·瓦拉赫（Meyer Wallach），布尔什维克“洗钱人”

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

敖德萨药剂师的儿子，家境优越，成长于巴库，斯大林的行动执行者，之后成为孟什维克

马克思主义巨擘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lich Ulyanov）

被友人称为“列宁”或“伊里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创始人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

列宁的妻子和助理

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Grigory Radomyslsky）

“季诺维也夫”，犹太奶农的儿子，列宁在克拉科夫的助手，之后成为加米涅夫的同盟

罗曼·马林诺夫斯基（Roman Malinovsky）

曾因盗窃、强奸被捕，奥克瑞纳的间谍，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杜马中的领袖

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

犹太人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在流放时期的室友

列夫·布隆施泰因（Lev Bronstein）

“托洛茨基”，领袖，演讲家，作家，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成为圣彼得堡苏维埃孟什维克主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

波兰贵族，经验丰富的革命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艾伦娜·斯坦索娃（Elena Stasova）

“绝对真理”，“兹玛”，贵妇，布尔什维克活动家

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i Voroshilov）

卢甘斯克的铁路巡道工，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朋友及其在斯德哥尔摩时的室友

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Vyacheslav Scriabin）

“莫洛托夫”，布尔什维克党人，与斯大林共同创立《真理报》

孟什维克党人

尤里·采捷尔包姆（Yuli Tsederbaum）

“马尔托夫”，列宁的朋友，之后与列宁交恶，孟什维克党创始人

诺伊·佐达尼亚（Noe Jordania）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领袖

尼古拉·“卡尔洛”·奇赫伊泽（Nikolai ‘Karlo’ Chkheidze）

巴统及之后圣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温和派

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Isidore Ramishvili）

孟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敌人

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Said Devdariani）

斯大林神学院时期的朋友，之后成为孟什维克党人、斯大林的敌人

诺伊·拉米什维利（Noe Ramishvili）

孟什维克强硬派，斯大林的敌人

米娜朵拉·奥尔忠尼启则·托罗舍利泽

（Minadora Ordzhonikidze Toroshelidze）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朋友，其同盟布尔什维克党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Malakia Toroshelidze）的妻子

大卫·塞基拉什维利（David Sagirashvili）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回忆录作家

格里戈尔·乌拉塔泽（Grigol Uratadze）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回忆录作家

拉兹登·阿尔申尼泽（Razhden Arsenidze）

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人，回忆录作家

哈里顿·恰维奇维利（Khariton Chavichvili）

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

NOTE

备注

斯大林

斯大林从1912年开始使用他这个著名的名字，直到1917年10月之后，“斯大林”才正式成为他的名字。他的真名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即便是在1917年之后，他的母亲、朋友和同志都还叫他“索索”。他曾用笔名“索塞罗”发表过诗歌。他经常自称为“科巴”。在他神秘的一生中，他曾用过很多名字。

为了让指代更为清晰，本书通用了“斯大林”和“索索”。

姓名及其翻译

本书人名的翻译原则和我的其他著作相同。我尽可能把格鲁吉亚人名和俄国人名翻译成最为人所熟知和最简单的英文版本。当然，这会导致很多偏差——比如说，我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领袖翻译成Noe Jordania，而非Zhordania；我把Djibladze拼成了Jibladze。然而，斯大林的名字却依然维持Djugashvili，因为这个拼写早已为人熟知。我用了Davrichewy和Chavichvili这两种法语拼写（而非Davr-ishashvili和Shavishvili），因为当这两位作者出版回忆录时，他们用的正是法语名。如果有语言学家对此感到迷惑，我在此先行道歉。

日期

我所运用的是当时俄国使用的老儒略历，它比西方使用的新格里历晚13天。当我记叙西方的事件时，我会注明两种日期。苏联政府是在儒略历1918年1月31日午夜开始执行公历的，于是第二天变成了公历的2月14日。

钱币

在20世纪早期，10卢布等于1英镑。如果今日的读者想进行换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乘以5得到英镑数，乘以10得到美元数。比如说：青年斯大林在巴统罗斯柴尔德炼油厂工作时，他的工资是每天1.7卢布，1年约620卢布（约等于现在每年6000美元或3000英镑）。沙皇尼古拉二世给自己发的年薪为25万卢布，而萨利维奇·阿列克谢的保镖的年薪则是120卢布（约等于今天的1200美元或600英镑）。可是，这些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与真实的购买力和价值鲜有勾连。比如说，尼古拉二世显然是俄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可是，当他的所有私人财产（土地、珠宝、宫殿、艺术收藏品和矿藏）于1917年被清算时，人们得出的价格是1400万卢布，约等于今日的1.4亿美元或0.7亿英镑——显然，这是个与实际价值不相称的小数目。

称号

并不是每个沙皇帝制中的称号和头衔都有英文的对应名号，但我尽可能使用最接近的。我用“沙皇”或“皇帝”称谓那些俄国的独裁者。早在1721年，彼得大帝便自称为“皇帝”。高加索统治者们的头衔则各有不同。米克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的儿子和兄弟——是总督（viceroy）。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戈利岑王子——斯大林神学院时期的执政者——则只是总督（governor-general）。而他的继任者伊拉里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在1905年至1916年执政时则又变成了总督（viceroy）。

度量衡

10俄里（10 versts）=6.63英里

1普特（1 pud）=36磅

ACKNOWLEDGEMENTS

致谢

在写作有关斯大林的著作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和城市的人们都向我提供了帮助，其中包括我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尤其是我拜访的当地人。他们都毫不吝啬地把他们所知的告诉我，对我十分慷慨。毋庸置疑，本书中若出现任何错误，一概由我个人承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俄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导师们。他们审阅了我的作品，给予我指导意见，并悉心教我怎样才能写得更加精彩：伊萨贝尔·德马达里亚加是我的第一位历史导师，她曾指导我关于凯瑟琳女皇和波将金王子的处女作。她对我很严厉，但教导有方。我希望本书依然能展现她对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很荣幸得到了两位苏联历史权威的帮助。罗伯特·康奎斯特和罗伯特·瑟维斯教授审阅了本书，并指出了错误。我还要感谢曼荷莲学院（Mt Holyoke College）俄国和欧亚研究院的斯蒂芬·琼斯教授，他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权威。他与我分享了研究所得，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不知疲倦地订正了我的文稿。阿伯丁大学北极人类学的高级讲师大卫·安德森博士慷慨而又耐心地检阅了本书中关于西伯利亚的篇章。剑桥大学史考特极地研究中心人类学和俄国北部研究系主任皮尔斯·维帖布斯基博士将他有关西伯利亚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传授于我，并允许我使用他的一张照片。我还必须感谢唐纳德·雷菲尔德教授，他不但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在俄国文学、格鲁吉亚文化和布尔什维克政治史方面的知识，还为我介绍了格鲁吉亚的联络人，并允许我完整地引用他所翻译的斯大林诗作。

我特别感谢乔治·休伊特教授，他为我翻译了很多高加索的当地语言，还介绍了至关重要的阿布哈兹联络人。我衷心感谢巴黎的克莱尔·穆拉迪安博士。虽然我们从未谋面，可她不但无私地向我分享了她对高加索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了解，并向我提供了很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流亡家族的联系方式。她还为我采访了很多曾经的见证人，并向我提供新的线索。

本书所使用的很多新素材都来自于高加索。我必须首先感谢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和第一夫人桑德拉·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子女学院（GF IML）的档案馆业已年久失修，只有在获得了总统本人签署的通行令之后，我才得以阅读这些档案——它们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娜塔莉亚·坎切利——总统的高级幕僚和得力助手——帮助我争取到了通行令，我对她无比感激。杰拉·恰尔克维阿尼——他是我的老相识，是格鲁吉亚政坛的风云人物，也是斯大林亲信的儿子——在我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高加索做战地记者时便向我提供过帮助。他还向我展示了他父亲留下的回忆录，并竭尽全力帮我寻找格鲁吉亚的联络人。他的侄女内斯坦·恰尔克维阿尼——她本人就是斯大林主义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帮助我整理档案，寻找新线索和回忆录，以及采访新的人证；她还帮我审阅了书稿，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我还要感谢尼诺·克列谢利泽，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勤奋的研究员和出色的格鲁吉亚语翻译。同样要感谢的还有GF IML的首席档案员瓦扎·艾巴诺伊泽。

我还要感谢格鲁吉亚的其他很多人：彼得·马姆拉泽——他也是我的老朋友，经历了最近的政治动荡——帮我找了新的见证人，还向我分享了很多格鲁吉亚当地有关斯大林的传说。我的朋友扎克罗·梅格里利什维利教授一再帮助我，使我得以阅读未公开的卡夫塔拉泽的手记以及他继父的回忆录，他还协助我研究了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我也要感谢努格扎尔·苏尔古拉泽教授。我还要感激另一位朋友乔治·塔尔汗—穆拉维，他纯粹出于友情和好奇帮助了我，为我介绍了联络人，并分享了他丰富的知识和他家族的轶闻。瓦唐·古鲁利教授与我分享了他独一无二的档案研究所得。吉亚·苏尔卡尼什维利向我提供了大大小小的帮助，我也同样感激他。尼克·塔巴塔泽——格鲁吉亚电视台拉斯塔维第二频道的主管——鼓励并帮助了我，他的电视节目对我的报道帮助我找到了更多的人证和线索。我要感谢塔玛拉·梅格里利什维利，她允许我在她的普洛斯佩罗书店——这无疑是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之间最好的书店——张贴启事，帮我找到了见证人和线索。还有乐卡·巴西列娅，以及哥里斯大林博物馆的馆长盖奥兹·马赫阿什维利。

我在阿扎尔巴统档案库研究时，梅梅德·季哈什维利帮我找到了很多新线索和照片，对本书的写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既是外高加索地区的优秀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因为他是斯大林时期阿布哈兹的领导人内斯特·拉科巴的侄子。

我要感谢阿布哈兹的斯拉瓦·拉科巴。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阿布哈兹和高加索方面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线索。乔治·休伊特、唐纳德·雷菲尔德和蕾切尔·克罗格博士帮我联系了他。

我要感谢阿塞拜疆巴库的福阿德·阿洪多夫，他是我的老朋友，是研究石油产业发展史和石油大亨方面的专家；感谢阿塞拜疆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GIA AR和GA AR）的馆长菲克列特·阿利耶夫和副馆长齐马·巴巴耶娃；再次感谢梅梅德·季哈什维利。

我要感谢荣格·巴比罗夫斯基教授在柏林和巴库为我提供的帮助，他是巴库和高加索地区暴力文化方面的大专家，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的研究所得；还有亚历山大·弗雷斯，他帮我翻译了德语资料。

我要感谢维也纳的尊敬的卡雷尔·施瓦曾伯格王子、彼得·摩根和里拉·摩根以及格奥尔·哈曼。丽莎·特雷恩造访了斯大林曾经住过的公寓，帮我拍了漂亮的照片。在芬兰，我要感谢我的编辑阿列克西·莱蒂宁协助我做有关坦佩雷的研究。在瑞典，我要感谢Norstedts/Pris-ma出版社的皮尔·福斯蒂诺和我所有的编辑，《每日新闻》的马丁·斯图加特，研究员简尼·郎歇尔，还有凯伦·阿尔登伯格和皮尔·莫格伦。在荷兰，我要感谢两位优秀的斯大林研究专家埃里克·范·雷和马克·简森，他们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所得。在波兰克拉科夫，我要感谢伦敦的电影导演旺达·科斯夏和她的朋友玛尔塔·科斯特凯维奇。

我的两本有关斯大林的作品能够在俄罗斯出版，多亏了以下这些师友的帮助、鼓励和认可：斯大林研究方面的权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GARF）的高级研究员奥列格·库列努克，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大学人文学院俄罗斯近现代史教授亚历山大·卡缅斯基。我的两本俄罗斯研究作品的档案大部分都来自于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总统档案馆（RGASPI），所以我要万分感谢馆长基里尔·M．安德森博士、副馆长奥列格·V．瑙莫夫博士，以及斯大林作品及亲笔文书方面的专家拉丽莎·A．罗格瓦娅。不过，我最要感谢的是莫斯科大学18世纪历史的杰出讲师加丽娜·巴布科娃博士，她曾帮助过很多写作有关斯大林传记的作者，而她对我的帮助也是莫大的。

在俄罗斯，我还要感谢以下这些人：出版家及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夫，安纳托利·车里克马索夫和佐伊亚·贝尔亚科娃，德米特里·亚库申金，爱德华·拉德辛斯基，罗伊·梅德韦杰夫和若列斯·梅德韦杰夫，鲍里斯·伊利扎罗夫，艾尔卡迪·瓦克斯伯格，拉里萨·瓦西列娃，玛莎·斯洛宁，德米特里·汉金，阿纳斯塔西亚·韦伯斯特，汤姆·威尔逊，大卫·坎贝尔，马克·博隆斯基和蕾切尔·博隆斯基，以及鲁巴·维诺格拉多娃博士。我要感谢斯莫尔尼学院博物馆的馆长和彼得堡阿利卢耶夫博物馆的斯维特兰娜·奥斯波娃。在阿钦斯克，我要感谢阿钦斯克地区博物馆的馆长。在沃洛格达，我要感谢沃洛格达现代史档案馆（VOANPI）的馆长和沃洛格达国家档案馆（GAVO）的馆长。

在美国，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阿奇·盖蒂教授与我分享叶若夫的档案；感谢罗恩·萨尼教授；感谢乔治城大学的查尔斯·金博士；感谢罗曼·布拉克曼慷慨地向我提供他找到的线索。我同样要感谢大卫·恰夫恰瓦泽王子和玛鲁夏·恰夫恰瓦泽公主，雷杰皮·佐达尼亚和尼克尔·佐达尼亚，穆萨·特雷恩·克列布尼科夫以及她已去世的、令人怀念，也曾给予我很多鼓励的丈夫保罗·克列布尼科夫，康斯坦丁王子和公主，以及安妮·希达莫—艾利斯托夫。

在加州斯坦福，我要感谢卡罗尔·A．莱德纳姆和艾丽娜·扎伊采娃，她们帮助我研究了奥克瑞纳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的档案。感谢以色列的艾利克斯·多兰和鲍里斯·奥洛夫博士、巴黎的乔治·马姆里亚博士。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最让我兴奋的是109岁的玛丽亚姆·斯瓦尼泽。她是斯大林妻子的亲戚，至今仍记得1907年卡托去世时的情况。我要感谢以下当事人的后代接受采访、提供回忆录和家族轶事：桑德拉·勒洛夫斯·萨卡什维利（她的书讲述了她丈夫的家族是如何庇护斯大林的）；叶特利·奥尔忠尼启则（塞尔戈的女儿）；阿尔特姆·谢尔盖耶夫将军（斯大林的养子）；加丽娜·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孙女）；斯大林的侄子和侄女里奥尼德·雷登斯、基拉·阿利卢耶娃和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雷登斯）；斯捷潘·米高扬将军（阿纳斯塔斯的儿子）和他的女儿阿什肯·米高扬；斯大林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安德烈的儿子）；伊索尔达·穆季瓦尼（布多的儿子的遗孀）；苏珊娜·托罗舍利泽（马拉基亚和米娜朵拉的女儿）；扎克罗·梅格里利什维利（沙尔瓦·努楚比泽的继子）；玛莎·佩什科娃（贝利亚的儿媳，高尔基的曾孙女）；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谢尔盖·卡夫塔拉泽的女儿）；业已逝世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亚历山大的儿子）；克捷万·格洛瓦尼（斯瓦尼泽的侄子）；梅梅德·季哈什维利（内斯特·拉科巴的侄子）；雷杰皮·佐达尼亚（诺伊的儿子）；塔尼亚·李维诺娃（马克西姆的女儿）；古拉姆·拉蒂什维利（萨沙·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孙子）；基亚·塔尔汗—穆拉维；蒂娜·叶格纳塔什维利；瓦亚·奥库亚娃；萨尔瓦·加切奇拉泽（卡西安神父的孙子）；谢尔盖·恰维迪安（沙维迪安）；塔马兹·纳斯吉达泽维利；伊拉克利·德·达夫里舍维，亚历山大·德·达夫里舍维和安妮克·达夫里恰维利（约瑟夫·“索索”·达夫里舍维的两个孙子和另一个孙子的妻子）；朱利安·Z．斯塔洛斯戴克。

在英国，我要感谢约翰·卡洛博士，他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www.marx-memorial-library.org）的馆长，也是伦敦时期列宁研究的绝对权威。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1907年的事，并指导了我关于斯大林在威尔士的研究。同样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的还有新共产党的总书记安迪·布鲁克斯、社会主义历史协会的弗朗西斯·金、托尼·阿蒂恩扎、《西部邮报》（Western Mail）的保罗·巴拉特和邓肯·希捷特。

在英国和法国，伊芙琳·德·罗斯柴尔德女爵准许我随意翻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案；梅兰妮·埃斯普雷帮我调查了斯大林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我要感谢她们两位。

我要感谢以下诸位为我提供的大大小小的帮助：安德鲁·罗伯斯；罗纳德·海伍德；《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约翰·威特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图片编辑雷·威尔斯；米克洛斯·昆；伦恩·巴拉瓦尼克；克莱尔和雷蒙德（子爵）阿斯奎斯；约翰和维多利亚·海曼；大卫·金；帮我调查英国特工的安德鲁·库克；雷亚和塔蒂尼亚·西蒙亚；乔弗雷·艾略特；丹·海勒博士，他是沙皇—斯大林时期俄国性与犯罪方面的专家；罗萨蒙德·理查森；加米涅夫专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博士；马克·弗兰切特；谢尔盖·德哥塔雷夫—福斯特；纳塔·伽罗格雷；乔恩·哈利戴；因嘉波嘉·戴普库纳伊特；劳伦斯·凯利；亚历山德拉·哥顿—莱诺克斯夫人；大卫·斯图加特—希维特；布鲁斯·登达斯勋爵；奥尔加·伯利兹；安东尼·毕沃尔；英国驻格鲁吉亚第一任大使斯蒂芬·纳什；安德鲁·梅耶；英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唐纳德·麦克拉伦和他的妻子梅达；我在www.bodyarchitecture.co.uk的训练师斯图加特·泰勒，感谢他让我保持头脑清醒。感谢查尔斯和帕蒂·帕尔玛·汤姆金森的支持和鼓励。

特别感谢我的俄语老师加丽娜·奥莱克西克。

我要感谢我的英国编辑，Weidenfeld＆Nicolson出版社的伊昂·特雷文，他耐心地编辑了我所有的历史作品；感谢助理编辑安娜·海维和贝亚·海明斯，出版总监艾伦·萨姆森，卓越的文字编辑彼得·詹姆斯，编纂索引的道格拉斯·马修和编辑地图的大卫·贺胥黎。同样感谢我的平装书编辑，Phoenix出版社的苏珊·莱姆。我要感谢我的美国编辑，纽约Alfred A．Knopf出版社的无与伦比的桑尼·马塔和他的同事乔纳森·西格尔。

我的经纪人、Capel＆Land的乔治娜·卡贝尔永远充满活力，效率奇高。我还要感谢魏登费尔德勋爵及其夫人，还有安东尼·奇塔姆，感谢你们长期向我提供支持、分享智慧、给予友谊。

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斯蒂芬·蒙蒂菲奥里博士和艾普丽尔·蒙蒂菲奥里。我首先要感谢他们对斯大林所做的精妙的医学和心理学分析；其次要感谢他们非凡（且严苛）的编辑技巧；最后感谢他们献给我的爱，他们是最棒的朋友和最温柔的父母。

本书献给我的儿子萨沙，但我还要提及我生命中另一盏明灯，那就是我的女儿丽丽。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他们都在爱上《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前就能认出斯大林的肖像。还有悉心照顾我孩子的保姆简尼·罗伊，是她让在家工作变成了一种享受。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桑塔。在我们家浪漫的四人世界里，我们曾在我写作关于凯瑟琳女皇和波将金王子的爱情故事时度过非常愉悦的时光，也曾因冷酷的斯大林的“在场”而有过争执。终于，现在，我们家就快要“去斯大林化”了，在此之际，我得感谢桑塔热情的鼓励、宁静的魅力和她珍贵的创造力、笑声与爱。